问题史学（精选12篇）
问题史学 篇1
新史观的出现, 使新课程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也导致了新课程历史高考的深刻变化。我们只有紧扣课程标准, 准确理解新史观, 合理综合运用, 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理解历史、驾驭历史知识的能力, 更好地实现历史教育的三维目标。下面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 对史学理论教学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吃透课程标准, 准确把握四种史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 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观课程标准可以发现其突出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 (整体史观) 、社会生活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因此, 对课程标准的深刻领会, 对新史观的准确把握理解, 既是新课程教学的前提, 也是备战高考的基础。
全球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 因此, 世界历史绝不是所有国家、地区及民族和文化的总和。现代化史观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内容包括经济方面的市场化、工业化 (现代化核心) 、信息化, 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 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多元化, 社会城市化等。社会生活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事件的历史, 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历史, 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各时期的文明均是在物质、政治和精神三大领域的酝酿和体现, 且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 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交流、渗透和转化。对待文明应坚持平等和开放的态度, 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二、拓宽教学视野, 用新史观整合知识
高中新课改对学生历史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教师应用新史观对历史知识进行梳理整合, 让学生扎实掌握主干知识, 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用文明史观进行整合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文明进行纵向整合, 如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演进经历了从专制到民主, 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 可把相关史实加以整合, 形成一个发展脉络清晰的知识结构。二是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内部三种文明进行整合, 如春秋战国时期可整合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文明三个领域的相关史实。三是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文明的比较整合。用现代化史观进行整合有助于帮助学生加深对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理解, 构建更加清晰扎实的知识体系。如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按如下进行整合:产生—初步发展—短暂春天—较快发展—日益萎缩, 濒临崩溃—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史观在高考中运用的分量越来越重, 这就要求我们重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 如关注民生等。用全球史观 (整体史) 进行整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全球视野去研究世界历史。如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可整合为:雏形出现—拓展扩大—初步形成—最终形成—深化发展 (二战后至今) 。把相关史实整合在这一发展主线下, 既有利于对主干知识的识记, 也有利于对全球史观的准确认识。
三、注意科学方法, 正确处理相互关系
影响史学观点的因素主要与以下几个问题有关:研究者的立场不同, 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 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 时代的局限性等。因此, 我们绝不能简单把我国学者提出的新史观与西方相应的史观画等号。
四种史观都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是相互联系和包容的。文明史观着眼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 而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主要着眼于近现代史, 我们在运用新的史观时应注意要有针对性。如对近现代史的把握应更多体现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 而对中国古代史线索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把握则应着眼于文明史观。社会生活问题也是史学的研究对象, 如果说其他三种史观侧重于宏观, 社会生活史观则侧重于微观。把四种史观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 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同时, 新课程下我们强调转变史学观念, 摒弃以往那种僵化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坚定不移地恪守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不要把新的史观与历史唯物史观对立和割裂开来。
参考文献
[1]刘文义.例说新史观在新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10 (8) .
[2]胡玉娟.史学理论悄然入题——2010年新课程高考题例谈[J].历史学, 2010 (9) .
问题史学 篇2
希望整理的法史学论文：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基本问题能够给您带来一些灵感。
摘要：是职务犯罪中常见的、多发的一种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进行权钱交易的犯罪，其实质反映了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对价关系。当前，这种犯罪给我国反腐倡廉、严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成为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更对打击该犯罪起到较强的指导作用。
一、既遂与未遂界定的标准
是一种故意犯罪，与其他故意犯罪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同作用，完成犯罪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而出现了既遂、未遂等犯罪形态。刑法理论上，以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来区分行为的既遂和未遂，既遂犯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未遂犯是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阻力，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
按照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犯罪既遂是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别具体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是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唯一标准。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处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对于导致行为人未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仅指客观情况的意外变化，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有碍犯罪既遂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一般可以将“意志以外的原因”定位在与行为人实行和完成犯罪的意志相违背的界限上。
的一般构成要件可以分析为若干方面：首先，在客观上基本要求：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另外，对人而言，其所追逐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其次，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权钱交易的行为。最后，在主观上是故意实施的利用职务行为与收取贿赂交易的故意行为[1]695-696。
二、既遂与未遂标准的学理判断
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一般都认为，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但由于的客观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对于该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有若干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存在下列观点。
(一)承诺说
收受财物型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索取财物型行为人完成索取财物的行为，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在收赂的形式下，只要人作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时，即构成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其主要理由是：行为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实施向他人索取财物的行为，均侵犯了的客体，破坏国家的廉政制度。
(二)实际说[1]695-696
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或索取了他人财物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以人是否实际收赂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人收了人的财物，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均构成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收受人财物的，属于未遂。
(三)谋取利益说
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是区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只要人为他人谋取了私利，无论其是否已经索取到他人的财物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均构成的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构成的未遂。
上述观点主要是基于对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看法，这几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问题史学 篇3
一、中学历史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学习目的不明确。个别同学由于上进心不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们不管学习成绩好坏，只想混个毕业证书，致使课堂纪律涣散，经常惹是生非。
2.学习欲望不够强。虽然部分学生有很强的学习愿望，但学习的热情、自我表现的欲望被自我压抑和禁锢。他们属于“缄默”一族，金口难开，“回答问题与我无缘，畅所欲言我靠一边”，对老师组织的教学活动采取漠然的态度，没有把自己当作课堂的主人，不能积极、主动地学习。
3.学习方法不恰当。有些学生有这样的想法：历史课的学习就是考前背背，稳拿好成绩。结果呢，由于临时抱佛脚，脑子里装的东西很多，却像是一堆乱麻，理不出头绪。答题时卷子写得满满的，结果却是张冠李戴。
二、解决途径
1.加强思想教育，挖掘内在动力
(1)追本求源，矫正心态。初中生年龄小，思想不稳定，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强，容易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负面影响。如：有的学生认为读书无用。教师面对这些情况，不要急躁，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去指责、批评，而应该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做好心理辅导，让他们倾吐心声，宣泄、释放心理压力，解决心理困惑和矛盾，最终使他们在思想上走出误区，树立鸿鹄之志，成为有责任感、有信心、有恒心的有志之人。
(2)加强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教师要在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矫正的基础上，由浅入深地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使学生经过学习和探究，学会用历史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社会问题，学会思索人类的发展和人生的价值。首先，教师要利用教材这一有利的武器，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现实感和未来感。其次，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途径，开展表现中华民族美德的经典格言、诗词朗读活动。再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祭扫烈士墓，向仁人志士学习，培养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激发学习的热情。
2.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变被动为主动
(1)摸透心理，对症下药。这部分学生心理比较脆弱，承受能力较差，自信心不强。所以他们总想用逃避去掩饰弱点，用默默无闻把自己禁锢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可是他们的内心也有着想表现自己的强烈愿望。这样的愿望一经点燃，就像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2)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在摸透了学生心理的基础上，对学生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胆怯、不自信的学生，教师要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使其认清自己的优势，树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3)善于引导学生提问。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回答问题，只要他们跨出第一步，品尝到一个小小成功的快乐，他们参与的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教师也要把握好教材，控制难度，注意提问的艺术性和针对性，对没有积极性、主动性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提问，降低问题的难度，延长完成的时间，让学生作充分的准备。教师要宽容对待学生回答的错误，注意纠错的方法和技巧，避免一棒子打死，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学生表达遇到困难时，教师应及时给予适当的提示和启发，多给学生一些自我纠正的机会。良好的师生关系条件下，学生会体验到人际交往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减少孤独、无助与消极情绪，增加快乐与勇敢的积极心态。
3.运用“三步走”的学习方法
(1)做好课前预习。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到：预习时，首先可通读课文两遍。第一遍要粗读，对那些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注好音，明白它的含义。第二遍可精读，要逐字、逐句、逐段地慢慢地品读，思考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前后关系，弄清每一个知识点。其次，要打好腹稿。根据课文内容，可以列一个小提纲，列出历史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的名称、原因、经过、结果和影响。课文内容前后贯通，便于完整地回忆课本内容。第三，疑难问题做好记号。这样，上课老师讲授时，就会目的明确，注意力集中，把问题当堂解决。预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己阅读、思索、练习的开始。课前预习，就像战前“火力侦察”，可以发现在知识方面的薄弱环节，培养积极思维的习惯，提高分析、综合能力。
(2)上课要听、写结合，手、脑并用。一是要教育学生做到聚精会神地听讲。课堂是接受知识的主要阵地，教师要在平时注意培养学生认真听课的好习惯，一方面教师在讲课时要多设置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要教育学生上课头脑要静，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及外界干扰。老师讲课时，要特别强调什么是重点、难点、考点、热点，在哪里容易理解错误等，告诫学生对这些提示千万别掉以轻心，也许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可提供一些独特的学习思路和答题方法，让学生少走弯路。二是教育学生手要勤。手勤，就是上课要学会做好笔记，特别是对老师一再强调的知识点要记好、记全、记准；预习时遇到的疑难问题，一经得到解决时，把它记下来，不然的话，过一段时间，又会忘记了；对课堂经老师讲解仍不懂的问题，更要记下来，下课去请教老师，直到把这个问题弄懂。四是学与思相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和思考必须结合起来，才会使一个人既博学多才，又聪明睿智。学习历史的目的之一是为现实服务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探究历史问题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思考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3)课余学习充实自己。课本知识是有限的，要想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料，可以借鉴一些名人的学习方法——多读。通过博览群书，视野会更开阔，分析力、理解力都会提高；除了读书，还可以通过其它形式多方吸纳知识，如利用网络、电视等媒体收集到有关的历史资料，利用参观、访问、调查等形式获取历史知识，汲取里面的营养。
“课前，课上，课余”三结合学习法，会使学生条理清楚，思路明晰，在历史学习之路上越走越宽。
(作者单位：广东紫金县尔崧中学)
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述略 篇4
国外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大致有三条研究路径。一是艺术史的路径, 英国D·Watkin的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80年) [1]一书阐述了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兴起之时, 其基础理论前提来自于艺术理论, 其研究方法与艺术风格史方法基本相同。由于艺术史学的发展与美学同步, 因而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很早受到哲学 (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 思维的深刻影响, 建筑史的艺术、哲学研究向度成为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的话语中提出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问题逻辑, 英国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2] (2002 年) 一书选辑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相关专题论文, 藉此系统论述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 包括史学性质、建筑性质、建筑史性质以及建筑史编史理论、建筑史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建筑史研究方法等等。在这方面, 希腊建筑理论学者帕纳约蒂斯·图尼基沃蒂斯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3]表现得尤为明显。三是在建筑理论层面确立建筑观与历史观的关系, 从而形成建筑史学基础理论, 如英国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4] (2005 年) 系统思考了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现代建筑史学家大多从建筑理论层面构建了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 诸如布鲁诺·赛维的《建筑空间论》、吉迪恩的《空间·时间·建筑》等。在这方面, 尤以舒尔茨的系列研究最为典型。
2 国外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综述
1980 年英国学者D. Watkin的《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建筑史学史的发展情况[5], 从中可以看到, 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有一个历史演变的问题。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兴起之时, 其基础理论前提来自于艺术理论, 其研究方法与艺术风格史方法基本相同。《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一书对这类研究路径给予总结并批判道:
那些艺术史家们的兴趣是在形式、空间与体量的视觉感觉上, 他们的基础, 是从一种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出发的, 他们证实了一组有关建筑的社会的、伦理的和文化的解释。……他们的谱系学倾向于缺少功能的和结构的元素, 而这两个方面无疑正是现代建筑的基础。……自由平面、底层架空, 以及形式、功能、材料和结构技术之间那些最为重要的关系, 在他们的文本中普遍都是十分缺乏的, 或者是从某种审美的观点上加以处理的。[6]
这里深刻揭示了艺术史与建筑史在西方建筑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深刻学术差异。建筑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条件直接联系在一起, 为人类生存确定实际的空间场所;而艺术没有被要求严格按照功能或结构的方式来确定建筑空间问题[7]。
在现当代西方建筑史学发展过程中, 借助于西方文明中丰富卓越的文化理论 (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人类学、艺术理论、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等) 和博大精深的建筑理论成果开展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诸如上述英国学者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英国学者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等等。不过, 总体来看正如《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的作者所说:“建筑史学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撰写出来”, 指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建筑史学的历史亦即建筑史学史, 尚没有系统的成果。因为, 建筑史学的历史不仅是研究者与论著的汇编罗列, 而是建筑历史的研究过程所包含的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及演变。相应, 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也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建筑史观问题。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在其《建筑通史》一书第一章《建筑历史观》写道:“建筑历史不能只看作是一系列短暂的高潮时期, 那时‘风格’正处于最完美的形式。建筑历史是一系列转变。……旧历史书得以揭示诸风格表面上的循序渐进, 不仅是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强加于各个时期, 而且是用了摘其所要的方法, 并且有时简直是用隐瞒证据的方法。”“没有现代国家能声称其建筑历史完全是限于本身的。美国的建筑史从它本身是不能理解的, 它必须像研究美国一样地研究欧洲。英国建筑中有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东西。甚至意大利也不能声称它的建筑史全是自己的东西。”[8]这样的建筑史观不仅否定了建筑历史的单一艺术风格史, 否定了建筑历史发展在时间层面循序渐进的连续性与单一规律性, 而且强调了建筑历史发展在地域层面交流的错综复杂性, 强化了建筑历史发展长河中各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弗莱彻建筑史》一书所表现出的建筑史观问题也颇具代表性。该书第4 版至第16 版中把欧洲历史建筑风格成为“历史风格”, 而把东方历史建筑风格成为“非历史风格”, 并用“建筑之树”的图画来表现这种建筑史观。弗莱彻在该书第4 版《前言》还对东方建筑风格具体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东方艺术所呈现的特征, 在欧洲人看来常常是不习惯、不愉快, 甚至是很奇怪的面对着这么多对我们来说近乎怪诞的形式时, 我们应该理解到东西方的差异在东方建筑中由于宗教信仰与社会习惯而被强调了。”这些构成了通常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建筑史观。不过, 该书在第19版以后, 不仅增加并重写了东方国家地区的建筑内容, 而且删除了有关欧洲中心论的图片, 这类建筑史观很大程度在该书中得到纠正。
在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的研究方法上, 德国学者克鲁夫特的《西方建筑理论史》和英国学者卡彭的《建筑理论》颇具代表性, 它们分别体现了建筑理论史研究的不同方法。前者是建筑理论的历史方法, 即“由对相关文献的收集和研究, 对与这些文献之撰写的上下文有关的种种陈述, 以及能够对由这些陈述所构成的相对价值的产生而构成的。”后者是建筑理论的哲学方法, 即“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论证, 在一个特别的结构下来研究与探讨事物, 并建立起一套分层次的概念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 使主题可以被理解。”[9]《弗莱彻建筑史》一书最初即是以建筑风格史的综合比较方法而确立基本编史研究路径, 其早期原名即为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这种建筑史学研究方法曾经在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思潮中产生了巨大的学术与建筑教育影响力, 罗小未先生总结过:“自从18 世纪末……人们不再满足于‘已经系统化了的’古典主义, 而是热衷于寻根问底地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以地方风格细节为荣的各种复古主义与折中主义。《弗莱彻建筑史》……俨然是一本建筑风格的百科全书, 富于想象力的可以从中汲取灵感, 缺乏想象力的可以照抄不误, 以至风靡建筑界, 人手一册。这种热烈程度指导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随着现代建筑思潮逐渐取代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才逐渐降温。”[10]上引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建筑历史观》一文说:“在研究建筑历史中, 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站在此时此地, 并且回头看过去。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着眼点, 我们将以此作为我们研究计划的出发点。从我们的着眼点出发, 全部历史来到我们面前, 而从其它的着眼点看来, 建筑可能完全不同。”[11]这里明确强调了建筑史学研究主体的重要作用, 主体自身的思想前提能够得到明确的反思, 直接决定了建筑史学研究方法能否得到自觉的恰当的运用问题。该文对此的论述并未展开, 但很明显, 其中渗透了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诸多思维路径。该文还强调建筑史学虽然具有高度综合性, 但自身独有的特性及其解释方式并不能受其他学科所左右:“考古学与古代建筑史并不是一码事。由于混同两者, 曾造成一些错误。考古学提供资料, 但是依据建筑学, 并非总能提供正确的解释。”[12]。
西方建筑史学的发展, 具有丰厚的哲学、艺术、史学理论等思想资源, 因而从元理论层面展开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 也成为近年来西方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英国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02 年) 一书选辑相关专题论文并在各部分加入自己的研究, 系统论述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 包括史学性质、建筑性质、建筑史性质以及建筑史编史理论、建筑史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建筑史研究方法示例等等。尤其是积极主动汲取了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 对后现代史学的主体性质问题给予了讨论。这是西方建筑史学对后现代历史哲学诸如海登·怀特、塞尔托等学者的理论成果的直接回应——这些学者的核心理论命题得到建筑史学层面的批判吸收。但是, 这类批判吸收尚未明确反映到的建筑史学编撰实践中, 相关研究拭目以待 (国内的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研究, 需要对此给予有效的积极回应;同时, 对我们自身的史学传统也需要给予系统深刻的转化吸收) 。在该书序文的最后部分, 作者直接点明了自己的观点, 力求从实证主义中解放出来, 形成多元化的并具有批判反思性的建筑史学观。这一点, 对中国建筑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也是我们自觉反思和展开世界对话的有效出发点之一。英国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05 年) 则系统思考了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该书专辟一章讨论建筑历史的性质、建筑历史的编史理论、西方建筑史学史及其发展概况、理论与建筑史学、建筑历史话语, 以及建筑物、建筑师与建筑史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将这些内容归结为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建筑历史是什么、这个学科怎样发展、它如何被应用以及我们能怎样理解它”[13]。在“建筑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 作者十分重视历史理论对建筑历史性质的根本影响性, 而建筑学科本身对建筑历史性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提供资料论据的特殊性质及其相应评价的专业技能:
建筑历史和其他历史一样, 因为它理解并探寻关于过去的各类解释。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可获得证据的性质以及评价这些证据的先进技艺。任何历史研究在其初始阶段都要收集事实。为了理解这些事实, 它们必须被筛选、排序、评估、解释并置于语境中。……
历史致力于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理解过去, 既包括过去的消极意义也包括过去的积极意义。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 历史呈现我们眼前的现在, 它本身就是这一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并让我们以此理解过去。历史不是一副可拼装可拆解的拼图。我们不断地用新问题唤醒同一个主题, 历史解释总是为再解释敞开大门……研究过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怎样来到今天, 并使我们洞察建成环境的创作及使用。
历史学家要想理解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 就得使用证据。建筑历史中, 这类证据以建筑物自身或它们遗迹的实物形式出现, 也以诸如平面图、绘画、叙述、日志或账单之类的文献形式出现。我们关于任一历史时期建筑历史情境的把握[14], 源自于大量的资料信息, 诸如绘画作品、文学作品、契约、建筑物和其他幸存下来的人工制品。……它们是历史事实, 但仅仅是事实本身, 即使像金字塔这样的宏制事实, 也仅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些证据只有得到评价、置于语境中并得到阐释, 它们才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不同的历史学家对相同的事实可能给出不同的评价, 新证据的发展也可能修正或改变现有理论和解释。[15]
总体而言, 在西方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层面, 《弗莱彻建筑史》以及其他几部通史论著, 大多涉及建筑史学的对象理论问题, 而上述《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等少数论著则反映了西方建筑史学关于基础理论的重视,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将会对建筑史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以及对建筑史观、建筑观、建筑评论等方面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所分析的九位现代建筑史学家理论成就;舒尔茨对于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思考;科洪《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一书对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观点及其应用性反思;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等论著对各类建筑理论 (重点是现代建筑理论) 及其背后历史观的剖析等等, 既鲜明体现出西方建筑史学对于各类历史理论的反思与积极回应, 更表现出不同建筑理论所具有的学术批判力。
以科洪《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的序言《现代建筑与历史性》为例, 它通过梳理一般历史主要脉络来把握建筑理论的发展, 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又能够将此语境下的建筑理论与文化思想的关系给予准确的把握与论析, 从而揭示了建筑物以及建筑学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思想的反思力度与历史观的前提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非常明确地表明:建筑理论的历史语境也需要从其自身 (历史观) 的反思开始, 才能有效提供各类对象理论 (诸如建筑类型学、建筑符号学等等) 的对话基础。正因为如此, 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层面始终与文化前沿理论、时代建筑话语保持着平等同步的对话与交流, 从而在传统的批判继承与时代意义的批判反思之间形成稳定平衡与自由创新的学术活力。
关于建筑史学的意义问题, 西方建筑史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上引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在其《建筑通史》一书第一章《建筑历史观》谈及建筑史的研究意义:“我们关心建筑历史, 部分由于其本身的缘故;但主要的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作为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建筑的手段;作为一个正确判断和评价的基础;并且从而有助于设计。”[16]西方建筑史研究包含有将建筑理论、建筑历史与当代观念给予综合考察的学术传统, 诸如吉迪翁《空间、时间、建筑》在第一章即有“历史学家与当代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专题, 他在书中开篇就说:“历史学家, 特别是建筑史学家, 必须与当代的各种观念保持密切接触。”“他必须把自己这一时代的精神了解得融会贯通, 才能把先代不曾注意到的以往的各时代看得透彻。”[17]吉迪恩的论述结合建筑学与建筑史学, 对历史意义给予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里面涉及历史解释学与史学理论以及建筑理论的问题, 值得深入系统展开理解, 发掘其中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判断。赛维《建筑空间论》末章以“为争取有现代意义的建筑历史研究而努力”为题, 更是鲜明地指出:
如果说现代建筑有必要帮助建筑史拥有它的创造精神, 那么经过革新的建筑历史, 就更有必要对形成一个更高度的文明作出贡献。只要建筑历史还是突破不了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框框, 那就不但过去的建筑不能指望获得当前现实对之抱真诚的历史态度, 也就不能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和生动的感情[18]。
3. 舒尔茨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浅析
舒尔茨对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提供了独有的重要贡献。海德格尔对建筑本质的哲学反思, 深刻影响到建筑意义的理解方式。舒尔茨受海德格尔现象学及存在哲学的影响, 并结合符号学、解释学理论, 对建筑的意义问题, 建筑史的性质及其历史的性质问题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并在其西方建筑历史研究实践中得到落实——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西方建筑的意义》。在书中, 他对建筑史性质给出了这样的认识:
建筑的历史描绘了建筑符号体系发展和使用的过程。这样, 它形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 而文化史, 一般来说可以定义为有意义的或象征的形式的历史。这样, 建筑史又成为了存在之可能性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的历史。
存在两条平行的历史线索:关于房屋和使用的实物史, 以及关于可能存在的符号体系的观念史。前者体现了一个多变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视具体情况的不同, 可以选择“朴素的”或“精致的”解决办法;后者则阐明了知识和能力的一般性增长。只有在把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 单个的作品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一般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人类变得更幸福, 它无疑是意味着人类选择能力的扩大。所以, 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19]
这样的建筑史观包含有深层的历史理论与建筑理论内涵。
首先, 确定了建筑史学的基本性质:“建筑的历史描绘了建筑符号体系发展和使用的过程。”“建筑史又成为了存在之可能性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的历史。”其次, 明确了建筑史与文化史的关系:“它形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 而文化史, 一般来说可以定义为有意义的或象征的形式的历史。”第三, 建筑史学存在两条平行的历史脉络:一是关于房屋及其使用的实物史, 二是关于存在之可能性并以符号体系表现出来的观念史。这一洞见非常重要!建筑的物质实体性及其功能实用性一直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而建筑的环境和空间表达的符号性及其意义问题, 更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学的核心领域。在舒尔茨看来, 前者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变动不居且朴素或精致的解决具体问题过程, 而后者是知识与能力的增长过程。在后一过程中, 作为“存在之可能性的历史”, 其实就是舒尔茨建筑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存在空间”概念在历史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表现。
同样, 作为“存在之可能性的历史”这样的建筑史观及历史脉络之下, 也涵蕴着特定的历史理论, 他这样说:“只有在把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 单个的作品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一般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人类变得更幸福, 它无疑是意味着人类选择能力的扩大。所以, 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
基于如此的建筑理论和历史理论, 就形成了相应的建筑史基础研究方法:
其基础是一种将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 其核心在于所讨论的作品或作品群的空间属性, 其目的是要进行一种针对不同环境层次的结构分析, 指出其中场所、路径和领域的模式, 以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分析还必须包含对于形式表达性及其对于普遍特征的重要性的考察。这一考察旨在用某一组特定存在意义的具体化来解释建筑形式, 进而从文化、社会和物质的角度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 最后联系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对建筑进行评价。
基于上述方法的建筑史研究, 旨在对基本的符号体系提出一种精确的定义和理解, 并描述这些元素是如何互相关联, 形成一种高度抽象的建筑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包括一系列相关的母题 (motifs) , 还包含了空间组织的典型方式。[20]
舒尔茨提出的建筑史学研究基本方法, 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认同建筑历史特征把握方式及其解释活动的多元性;二是在体验历史环境或历史空间的存在可能性过程中, 突显研究主体自身的基础作用, 由此形成对他人理解活动的同情与尊重[21]。
舒尔茨对于西方建筑史学提出两类符号学研究方法, 颇具启发意义:一类是描述性符号系统, 一类是非描述性符号系统。两类的区分, 其实特指建筑史学研究中对于科学、哲学思想资源与艺术、宗教资源如何理解与使用的问题——这与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类似。这样的建筑史学方法论辨析, 对于强调研究主体自身的空间体验及其所处场所环境、对于作为把握“存在之可能性历史”的基础方法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技术环节或研究媒质;也是从真实把握自我与环境关系开始, 逐步走向他人、走向社会- 知识世界的必经之路[22]
有了以上这些建筑史学的确定前提和有效的研究路径, 建筑史学的研究目标就十分清晰明了:
……建筑的历史讲述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条件下找到“空间的立足点”, 这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培养对环境特征的敏感, 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3]
舒尔茨西方建筑史学研究的开创性成就, 主要在于建筑史学的历史解释理论层面, 而建筑史学的历史事实确定方法并不是其工作重点。它们深刻影响了西方建筑理论以及城市规划理论, 甚至影响到景观理论。
4. 《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述略
希腊学者帕纳约蒂斯·图尼基沃蒂斯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24]一书, 是以西方建筑史学家包括建筑理论家完成的现代建筑史学研究文本 (论著) 为研究对象, 从历史编纂与建筑理论角度给予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也给予了系统阐述。该书主要是针对有关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学理论问题展开的, 而且集中针对建筑史学家的重要历史文本本身展开分析, 这对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很有启发意义。
该书着力于探究现代建筑史学的编史理论, 对这一领域的诸多基础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诸如建筑史学的语言本质;历史文本及话语、目的、前提、解释;建筑史学之于建筑、之于历史, 建筑师之于历史、建筑的关系, 等等。这些分析涵盖了西方建筑史学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我们及时地提供了西方建筑史学的研究动态信息以及当代学术视域,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现代建筑经典史学文本的选择、比较与分析, 作者提出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恰恰是……探索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确定与阐述贡献何在, 更重要的是, 要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之中, 识别与确定其在意义上的转换。”[25]也就是说, 要明确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要明确指向传统的建筑历史与指向未来的建筑创作实践究竟能够发生什么样的联系。
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意义何在?如何获得这种意义关联?作者的思考是这样的:“探索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确定与阐述贡献何在, 更重要的是, 要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之中, 识别与确定其在意义上的转换。……寻求那些不是通过形式的和建造方法与模式的不同而发生的意义转换, 而是通过建筑所赖以为基础的话语性变化, 或是通过基于对表面形式与材料的把握的零散的实践性活动而产生的意义转变。”[26]作者还指出朝这一方向已经作出努力的研究先驱, 如巴纳姆 (Banham) 、科林斯 (Collins) 和塔夫里 (Tafuri) 等。[27]
对于建筑史学语言性质问题, 该书不同于一般从符号类型上划分为图式语言、图像语言、文献语言等方面的理解方式, 而是提出建筑史学的“历史话语” (吸收了福柯的话语理论) , 以此区分“建筑学的话语”, 这很好地解决了建筑史学与建筑学的差异问题。所谓“历史话语”, 作者说:“历史的话语 (historic discourse) 是从一个清晰定义的立场上被加以阐释的, 这一立场被包裹在某种学者式的风格之下, 并伴随有小心翼翼的资料引证, 从而确保其在历史学 (history) 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这是某种在一个更加广为被人接受的学科概念领域内对真实事件加以叙述的话语。”[28]这里面包括:建筑史学的历史资料运用, 必须具有严格性, 保证其具有史学学科方法所要的资料使用的权威性;历史话语是带有强烈学术研究的特性, 而非一般建筑评论或设计的权宜之计;因而它要求事件的真实性并给予相应的系统叙述。
作者所确定关于现代建筑历史的历史文本, 具有历史话语结构, 对此作者提出了三个方向进行研究:
一、历史的方向:以建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为基础的历史概念。
二、社会的方向:建筑形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在一起被表达的建筑与社会之变化的路径特征, 这是一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所能承诺之事物的事情。
三、建筑学的方向:关于建筑之本质所赖以立足的那些方法——无论它是否能够被投射到未来——被整合进了文本之中。在某种程度上, 另外两个方向多多少少都取决于这一方向。[29]
对于建筑历史事实的态度, 作者在该书《导言》结语中说:“对史实的确认也决定了我们是如何看待过去的。我们也应该与过去言归于好, 这是因为, 我们应该对过去变得更为熟悉, 并且要将其更为清晰地摆放在我们当前的建筑创作之中。这样一种路径, 其内在的本质是对当代建筑的兴趣所在”[30]。
该书第八章《现代建筑学与建筑历史的书写》是对全书的总结归纳, 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建筑史学观点:
历史和理论变成了某种单一的实体, 其中包括有: (1) 关于建筑本质的一种立场; (2) 一种历史概念 (哲学) , 透过这一概念 (或哲学) 而得到的有关一整个建筑历史的观点; (3) 一种范例性元素网格, 这些元素也同样编织出了一种历史解释的结构, 和一种有关即将到来之建筑所赖以产生的规则;以及 (4) 一种社会进程。这4 个方面的维度将会创造一种文本化的建筑计划, 这一计划的作用是成为建筑师们的一种理论指南。[31]
这里所概括的四个方面, 其实是该书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其中第一点即建筑本质的理解问题和第二点即历史本质的理解问题, 其实就是建筑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而第三点所谓“范例性元素网格”, 其实是由前两点具体化为建筑史学判断的标准、维度或要素, 它们构成思想意识价值语汇和建筑形态语汇, 据此可以判定不同建筑史学家展开建筑历史编史工作的特征。这些特征分为历史解释结构 (建筑A或网格A) 和建筑形态构成规则 (建筑B或网格B) 两大类。这两大类要素形成不同的网格图层, 对之叠合分析, 就能完成建筑史学文本的基本理解。第四点则是考察建筑史学文本“历史话语”面对时代意义问题的态度与策略, 正如前述内容所见, 这一直是西方建筑史学所直面的研究内容。综上所述, 这四个维度其实包含历史理论与建筑理论如何形成建筑史学自身基础理论的维度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4 个方面的维度将会创造一种文本化的建筑计划, 这一计划的作用是成为建筑师们的一种理论指南”。
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现代建筑运动研究必须具有历史视域或历史思维[32], 而且现代建筑的意义确立, 同样也需要历史的研究, 这是建筑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人们不可能将现代建筑与对于历史变化的一种认知区别开来, 或是将其与它所赖以作为基础的历史性区别开来, 从而为现代建筑和新建筑的存在确立起某种意义。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 属于那些对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存在, 以及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最早加以阐释的人物之列——同样的历史存在,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支配或影响了当代建筑的所有趋势。[33]
5. 结语
问题史学 篇5
【摘 要】口述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不仅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更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史学 发展 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说它“古老”是因为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历史上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不仅是口述史研究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人种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说它“年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学，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二、口述史学在国内外发展概况
口述史学的研究，美国走在了前头。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并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六十年代，全美相继建立了90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从60年代起，现代口述史研究逐渐越出国界，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家庭与劳动》，日本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日本的放浪艺人》，法国《骄傲的马》等。直至80年代，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才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目前，口述研究已成为这些国家史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口述史学对中国大陆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最近几年，一批冠以口述历史的书籍陆续出版，口述历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热门话题。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和推广，然而相比较口述历史在出版界的火热，口述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相对滞后，另外对口述史学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尚未明确、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等现实问题，也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底在扬州召开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11月在成都又召开的“口述历史研讨交流会”等学术会议。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口述史学在中国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口述史学对史学发展的作用
1.口述史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佐证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口述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
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3.口述史学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所说，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口述史学家毫不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其所表明的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4.口述史学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纵观传统的历史文献及档案，能被载入史册的不是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就是社会各界精英的所见所闻。可是在历史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今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们重视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城市史、社区史、社会生活史、艺术史、妇女史、普通民众史、少数民族史、灾难史等，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学者关注的是能够为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是少有位置的老百姓的声音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同样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事件留有位置。因此，来自于平民百姓的访谈资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历史的内涵，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正如英国口述学家P.汤普森所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参考文献：
[1]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4辑) .
[2]梁子民，毕文昌.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中国青年报，-05-11.
[3]杨雁冰.口述史学百年透视.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篇6
关键词：史家体例 史文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二十世纪初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近当代史学就是传统史学结束后至今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进当代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问题，已有学人进行了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和当代史学发展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整体过程，以及当代史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笔者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它们划分为史家、体例、史文、史功等四部分，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的探讨。
一、史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史家在史学理论体系创建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体系中的史书体例、史文、史学功用等大都是由史家创造的，而在史家培养、生计、视域等方面，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传统史家的培养方式，从历史主流上来讲就是习经究史。先秦时期，史家多是世代传袭。司马迁、班固等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司马迁就讲“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史官，同时也承认自己“受易于杨何”。可见，在西汉时期中国史家的培养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完成的，以后中国古代史家几乎都是从小习经究史。这与儒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思想有关。
而近当代中国史家培养主要是分科筑基，全面学习。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在蔡元培主张废经之后，史家培养主流方式就是接受西方式分科教育。笔者以熊铁基先生（1933-）所受教育为例，来看当时的学校授课情况。熊先生是湖南常德人，并在当地接受初等教育。当时常德的初中课表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该表数据来自，叶荣开等编《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1993年，第625页。
从近代走过来的大多史家从小几乎都是如熊先生一样，接受过这种分科学习的教育。由此可知，传统史家培养与近当代史家成长是有知识结构之别的。传统史家培养主要是习经究史，近当代史家要求接受全面分科教育。两种史家培养类型导致他们主要目的也不一样。
传统史家培养主要目的是成为史官，大多入仕，不少成为权贵的谋士，大都是官史一体。中国史官产生很早，大约萌芽于氏族社会时期。史家身份在先秦时代主要是家族世袭，成为一国的世代史官。此时期比较出名的有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之后出现在史书记载中的史家连绵不绝，多是习经究史以致仕，如司马迁、陈寿、杜佑、司马光、王世贞、钱大昕等史学名家，做官亦为史家。不过也有王符、章学诚等依附权贵成为谋士，是史家成为“史官”的另种抉择。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但是有左右一域某些决策的能力。
近当代史家培养主要方向是职业化，为的是从事史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近当代史家培养还趋向专门化。一些初等、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史家主要工作场所。这时期著名的历史学者多是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陈寅恪、顾颉刚、李大钊等。他们教研历史，都是以大学为依托，把这作为自己谋生的一份职业。
由此可见，近当代史家培养与传统史家成长是有区别的。传统史官也可以看成一种谋生方式，但与近当代史家职业化明显不同。传统史家重在保存信史，为国家提供鉴戒；近当代史家主要是教书育人，研究历史和传承学术。
传统史家的视域与近当代史家的也不一样。传统史家需要关注的主要在国内，着眼于中国疆域内。他们主要记载国内历史人物的言行、典章制度、疆域沿革等，有的也附带描述与外国的交往情况，但记载重点在国内。我们翻开二十五史就知道，大篇幅记载是国内的事，极少涉及与国外的交往。此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传统史家身上。
近当代史家中大多数都是视域广阔的，具有全球视野，积极与世界各国史家联系，尤其是与欧美国家史家的联系。早期的魏源、王韬、黄遵宪及梁启超等，宣传国外历史，进行国际启蒙教育。之后留学教育更是蓬勃发展，许多史家接受外国教育，与外国史家密切联系，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胡适、陈寅恪、何炳松、傅斯年等。他们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与全球史学发展看齐，视域较传统史家更为开阔。
二、体例
史学编纂的体例就是体裁与义例。传统史学的主要体裁形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表现在历史分期上多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而近当代史学则有重大变化，表现在体裁上主要是章节体、论文体等，义例则是新式历史分期法。邹振环也认为：“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
传统史学体裁以编年、纪传为主，辅之以典志、纪事本末等体裁。刘知幾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体指班固等编撰《汉书》时所采用的纪传体，苟体指荀悦编写《汉纪》时所使用的编年体。这两种体裁长期流行于传统中国。编年体以《春秋》为典型代表，还有如《左传》《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传以《史记》为典型代表，还有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两种体裁代表了传统史学体裁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以杜佑《通典》为代表的典志体和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始创的纪事本末体。
近当代史学在体裁上主要运用了章节体。章节体史书编撰形式较早运用在历史教科书中，“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从最初译介近代西方和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著，到改编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书，再到自主采用章节体形式编撰中国历史的历程，”一直被沿用至今。我们如今出书或写论文等，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体裁形式。这是近当代史学体裁的主流，明显是接受了外国史学体裁。近当代史学论文体“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后来一般是有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英文摘要等主要部分构成，如今大小期刊的论文多是如此。我们比较熟悉此种论文体，就不再赘述。
在历史分期上，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有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等，但是这不是传统史学的主流，更多的是在义例上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这与近当代史学新式分期也不同。传统史学多以王朝兴衰为历史划分依据，以一朝一代为单位记载历史。这种记载手法可以详尽一朝一代重大事件，但这主要是反映一姓之天下的变迁。
近当代史学是新式历史分期法，主要体现在用“古”、“中”、“近”、“现”、“当”等词来划分历史及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这两种新式历史分期的义例是近当代史学的主流。西译书籍《万国通鉴》，“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而中国史家主要受到日本学者熏染，其中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樊炳清译桑原骘臧的《东洋史要》影响最大，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有很多著名史家如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等均受到日本学者四期说影响。还有就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等。这集中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上，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代表。他们支持或倡导五种社会形态说，只是在历史分期上看法不同。
三、史文
史文就是史学论著的内容。传统史文与近当代的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体现在史学论著的语言使用、引文及论文格式等方面。
传统史文的语言主体是文言文。这种语言的特征是传承悠久、简洁而优美。传统史家大多都以此种语言撰史，翻开传统史家的著作一看便知。
但这种语言是贵族式的，有其局限性，不利于普及到下层社会，尤其是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兴盛起来。吕思勉还出版了《白话本国史》，该书甚至作为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教材使用。以后史文多以白话文为主，并成为近当代史文用语的主流。两种语言表述的差异是传统史文与近当代史文区别的主要标志。文字的背后体现出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关注点的相异。传统史文多反映上层人们生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一言一行。而近当代史文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口味。
传统史家论著的引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删略改等处理，并成为自己文章的一部分。笔者就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例子作简要说明。梁氏是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本身就带有浓厚传统史学气息，在讲清儒致用对现代思想者有影响时，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朱维铮根据梁氏所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容进行校勘，认为“有未标节引号而删略者：‘唯恐其下，原文有‘祚命之不长也六字；‘而为之法原文‘而作‘以；‘非害天下也原文‘下后有‘者字；‘吾谓，原文作‘吾以谓”。在梁氏著作里，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近当代史家对论著引文是有严格要求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需要一致，不能对其进行删略改等。这明显受西方科学史学影响。西方近代史学标志之一就是对引文作精确说明。而中国学者在追寻史学科学化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史文论著的引文模式。当今学者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依然要对引文进行精确校勘，发现错误需要及时纠正，真正的做到自然科学式的高度精确化。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要求则明显与近当代史家引文追求不同。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追寻引文融入到撰文中，对引文是否吻合原文不作太高要求。近当代史家引文要求务必准确一致。
中国古代书籍往往前序后有跋。“序写成于成书时，篇幅较详，多置卷首，也有置于卷末的。跋有两种：一种是书成时附刻于卷末或再版时附刻上的，多直称为跋”。但近当代史家论著和一些学位论文往往有序无跋。他们把跋改成了后记或致谢等。
四、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与当代史学在功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史学的功能主要是鉴戒。史家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进行历史记录或研究，以达到劝诫的目的。而近当代史学功用主流是理性史学：一方面试图求得科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想要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两方面史学研究都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鉴戒史学。上面已经论证过传统史家主体是史官，他们多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时刻关注现实社会，把历史作为现在的过去，认为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尚书》就记载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可知在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主张历史具有鉴戒功能。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贯彻鉴戒思想。司马迁感叹秦王朝灭亡时讲“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刘勰认为“诸侯建帮，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论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司马光编史重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地方；章学诚坚持“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从以上记载可知我国传统史学主流一直秉承鉴戒思想。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得失。鉴戒是史学的生命，史学离了它，便缺乏活力。
近当代史学一改中国传统鉴戒史学为理性史学，想要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以便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史学潮流影响至今。西方兰克学派主张纯客观的研究历史。傅斯年接受这一主张，认为“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他们崇尚具体史料考证研究，直至如今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潮流。
史学界也有以实证史料为基础，来求得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这种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主体。他们以马克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史料的裒辑，探求中国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乃至人类发展的共相。李大钊认为“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项，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述，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坚持史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有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以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这在当今大陆史学界仍是主流思潮。近当代理性史学的源头来自西方，而中国理性史学是接受了西方理性史学。然而无论是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还是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与传统鉴戒史学相融合，成为我们当下史学发展的突破口。
五、小结
中国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体系，而忽略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无论是史家培养，还是史体、史文、史功等，都毫不例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种族，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吸收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先进史学理论，这是必须的；然而，中国传统史学，延绵几千年不绝，自有其独特价值，我们也应该继承它。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辉煌。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风格、学术水准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第一、要形成不同层次、分工合作的人才队伍。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通人，也迫切需要专家。这要求大学及其它研究机构的职业史家和民间史学爱好者能够互动。在今后的时间里，国家急需弥补史家“小学”知识结构的缺失。且如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史家中要有具备多种语言的学者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学人。在信息化时代，史家还需要学会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此外，也要培养史家具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
第二、近当代以西方为主体的论著写作模式，需要中国传统编撰体裁来补入。当下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使史学发展缺乏活力，需要加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在论文写作中，我们要鼓励不同写作模式的出现。
第三、改造当前枯燥、繁琐、乏味、空洞的学术语言。白寿彝先生早就提出要建构历史文学，总结出“准确、凝练、生动”六个字，但近当代一些史家论著的语言缺乏活力。历史著作多是用专业术语写给业内人士看的，给普通大众看的历史学读物较少。史学的繁荣既需要专业著作来体现，也需要有多数人读的通俗读物来衬托。历史学家不只是学术的传承者，还要是历史知识的传播者。面对不同的读者，我们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丰富的历史知识传播出去，让它们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智慧。
问题史学 篇7
历史教材中经常会涉及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通常简单介绍背景知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事件的经过结果以及影响来完成对史实的讲解,教师通过这样的方式讲授历史事件太简单。高中生通过看书就可以知道这些信息,不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讲解。教师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体现不出来,而且运用这样的模式对学生学习历史以及理解历史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史学的理论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效果。例如教师讲解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时,其所涉及的背景、时间、人物以及事件过程等在历史教材中都有清楚的交代,此时教师就没有必要在课堂中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讲解。教师可以在学生阅读中让学生思考:“武昌起义为什么发生于1911年?”学生会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作出各种各样的回答,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与指导,同时适当补充历史材料,如说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之前的革命党人如何在新军当中开展宣传,列举革命党为起义所做的准备等,最后可以通过分析革命领导者逃跑之后,以熊秉坤为首的新军革命者当时的处境。通过这些基本史实的分析,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事件发生过程中充满了变数、偶然性,评价历史事件时会出现不同观点。例如武昌起义之所以在1911年爆发,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这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事件。学生学习这些历史事件时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与体会其中的道理。同时这对学生回答此类问题也有指导意义,比如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巴黎公社中的成与败、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等。
二、用不同的史学观点分析同一事件
当前高考历史试题经常会碰到对同一事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者是简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题型显得比较灵活。应对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中引入不同的史学观点,使得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能够自觉地学习与掌握分析问题的不同角度。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介绍的一些史学观点有革命史观、文明史观以及全球史观,可结合具体的历史问题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体验分析历史问题的不同视角。
比如关于新航路开辟的影响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认识。例如持革命史观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欧洲人开始对美洲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启侵略之路的开端,因为新航路开辟给这些地区的人们带来深重灾难。而持近代化史观的人却认为,新航路开辟在客观上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变,具有进步性。如果从文明史观角度分析,新航路开辟最重大的意义就是欧洲文明与美洲文明之间的碰撞,它有利于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从全球史观视角分析,新航路开辟使人类历史第一次具有全球化的意义,打破了世界孤立状态,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这样通过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事件能够得到不同的观点,有利于丰富学生认知历史的视角,提高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能力。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不同的史学观点对历史思考,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同的史学观点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要避免出现误用或者是滥用。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以符合历史教学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要求。
摘要：在看待历史问题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用不同的史学观点看待同一历史问题会得出不同的认识。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认识历史问题。
关键词：历史问题,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参考文献
[1]袁亚丽.地方师范院校历史专业师范生专业教学能力培养研究[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4(16).
[2]洪认清.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J].史学史研究,2015,9(15).
问题史学 篇8
历史课本的翻译有别于其他非文学翻译。历史课本读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翻译的特殊性。首先,从文化角度分析,历史课本文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增加了翻译难度。原文的目标读者是中学生,而译文要考虑到普通中国读者,因此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是存在差异的,主要反映在文化背景差异方面。原文读者即美国中学生对美国文化非常了解,而中国读者对美国文化背景知识掌握得较少,所以译者要考虑如何采用翻译技巧来克服这种差异。其次,语言上也有很多难点,包括专业词汇、英语名词化结构、被动语态、长难句以及语篇衔接等翻译问题。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前应大量阅读相关文本,掌握历史背景知识,灵活运用翻译方法,而不是照搬死译,译者应取合适的翻译方法才能使译文尽可能忠实、流畅。
一、专有名词的翻译
本篇历史课本文本所涉及到的专有名词特别多。词汇问题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最先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麻烦的问题。譬如说,译者已经将某个句子的语法结构特征分析清楚,却由于不理解某个专有名词,而无法准确理解整个句子的确切意思。下面译者具体列举有关专业词汇的句子进行分析。
例:While Drake was making his voyage,another gallant seaman,Sir Humphrey Gilbert,was given(by Queen Elizabeth)any new land he might discover in America.
翻译人名、地名沿用公认名词,例如本例中的Queen Elizabeth应该译为“伊丽莎白女王”。如果对这类已经有公认译名的词进行自译的话,读者会感到困惑不已。因此,在此次翻译实践中,译者也体会到译员在翻译人名、地名时,一定要借助相关词典和搜索引擎,和公认的译名保持一致。
例:Protected by the fame they had won for sorcery,and led by one Cabeza de Vaca,they now wandered westward to the Rio Grande[2](ree’-o grahn’-da)and on by Chihuahua(chee-wah’-wah)and Sonora to the Gulf of California,and by this to Culiacan,a town near the west coast of Mexico,which they reached in 1536.
人名、地名的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名的翻译往往使用音译的方法。如果选择意译来翻译,那么就会别扭。因此,笔者运用音译法将上文中大写地名分别译作“卡贝扎·德·瓦卡”、“奇瓦瓦镇”、“索诺拉镇”。
例:But many a year went by,and many a hardship had to be borne,and many an insult patiently endured in poverty and distress,before the Friday morning in August,1492,when his three caravels,the Santa Maria(sahn'-tah mah-ree'-ah),the Pinta(peen'-tah),and the Nina(neen'-yah),sailed from the port of Palos(pah'-los),in Spain.
译者可以确定the Santa Maria,the Pinta,the Ni?a这些是船名。专有名词翻译方法中音译法是翻译人名、地名最主要的一种方法。译者也通过上网查阅历史平行文本,并查阅多种专业词典,从而得知该组词汇可以译为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尼娜号。
例:[Footnote 4:For Drake read E.T.Payne’s Voyages of Elizabethan Seamen.]
译文:【脚注4:关于德雷克,请阅读E.T.佩恩的著作《伊丽莎白时代的航行》。】
“E.T.Payne”,因为我们只知道这种缩写形式,而不知道它的全称,因而不能音译为“伊·特·佩恩”,而应把它的缩略形式保留在中文译本中。因此,可以用零翻译的方法翻译为“E.T.佩恩”。
二、专业术语的翻译
专业术语是指特定领域对一些特定事物的统一的业内称谓。由于专业术语的复杂性,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专业术语作为某一专门概念的词语,如果译者在翻译时出现错译的话,读者理解上会出现误解,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谨慎处理。
例:He did this because six years before,in June,1494,Spain and Portugal made a treaty and agreed that a meridian should be drawn 370 leagues west of the Cape Verde Islands and be known as“The Line of Demarcation”All heathen lands discovered,no matter by whom,to the east of this line,were to belong to Portugal;all to the west of it were to be the property of Spain.
译文:他这样做是因为六年前,即1494年六月,西班牙和葡萄牙立约并约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译者注: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或3海里)处的经线为界,这条经线被称作“分界线”。不管是谁发现的,这条线以东的所有荒蛮之地都属于葡萄牙,以西则都是西班牙的。
本例中league一词有联盟、联合之意,但在本文本中译成联盟的话,原文达不到所要表达的意思,因而,导致译文读者理解上的错误。League这里是一个航海术语,是个长度单位,可译作里格,笔者采用译者注的形式向读者进行了解释,消除了阅读障碍。美国早期历史中涉及很多探险家的探险之旅,因而涉及很多地理术语和航海术语。本例中的meridian(经线)、Demarcation(分界线)都是术语,必须认真查阅相关专业词典,避免误译。
三、被动语态的翻译
与汉语表达习惯不同,英语中常常使用被动语态用来表述客观的事物或观点,John Bach Mc Master的美国历史课本也是如此,为追求准确严密,大量使用被动句。下面举例说明笔者的处理方法。
例:Magellan was killed by the natives of on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The captain of the ship which made the voyage was greatly honored.
译文: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杀害了麦哲伦。完成航行的那艘船的船长获得了极高荣誉。
英语中比较喜欢用被动语态,汉语中虽然也有“被”、“由”之类的词表示动作是被动的,但这种表达没有英语的被动语态那么常见,因此英语中的被动句式在汉译时往往习惯于用主动句式来表达。原文中was killed是一个典型的被动语态,若直译为汉语,会变成“麦哲伦被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杀害了”,虽勉强能理解,但汉语中较少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译者在此处使用转换译法,将原文的被动句转译成主动句。
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使译文准确表达原文意思,往往需要将英语中的被动语态译为汉语中的主动句或无主句。但有时根据需要仍译作被动态,必要时也可译作其他句子形式。
四、长难句的翻译
本次翻译实践选择的史学文本句式结构较复杂,多以长句为主。译成汉语时,过长的句子不符合汉语句式的典型特点。汉语结构较为自由,以短句居多,所以原文长句往往需要分成多个短句来翻译。该历史课本的句法特征是大量使用长句、复杂句式。而如何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笔者以德国功能学派目的论为指导,而连贯原则是目的论中第二大原则,根据此原则,针对长难句的翻译问题,结合此次实践中的例句,笔者采用了一些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如:顺译法、拆分法、增译法、解释说明法等。
例: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t the very time the men of Virginia thus planted fre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America,another institution was planted beside it,which,in the course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almost destroyed free government.
译文:有趣的是,在美国弗吉尼亚人建立了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的同时,另一中制度也在其旁边生根了。这个制度在二百五十年间几乎摧毁了自由政府。
虽然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在语序、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有些英语句子的表达基本是按照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的,有些句子的逻辑关系也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采用顺译法,根据英语原文的行文顺序,由前向后逐次翻译。在翻译长句时,有时候要在把握句子的中心意思的前提下根据汉语的行文习惯适当地断句,也就是运用所谓的“拆分法”来使之成为通顺可读的汉语句子。本例即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五、语篇衔接
翻译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篇材料代替另一种语言与其意义对等的语篇材料的过程。也就是说,翻译活动所处理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词句,而是由互相关联和制约的词语和句子为一定的交际目的、按一定格式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语篇。翻译的直接对象是原文语篇,翻译的最终产品是译文语篇。尤其在历史课本翻译中,对衔接手段和方法的使用和变换可以使译文和原文实现异曲同工之妙,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
例:The merchants of Genoa sent their ships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ports of the Black Sea,where the took on board the rich fabrics and spices which by boats and by caravans had come up the valley of the Euphrate and the Tigris from the Persian Gulf.
译文:热那亚商人派船到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港口,在那里把各种纺织品和香料装船。这些东西是船只和商队从波斯湾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而上送到这里的。
本例中原文是一个长句,译文被处理成两个短句,但译者运用了几个代词使前后两句语义上衔接起来,便于读者能够理解。这也符合目的论连贯原则中语内连贯原则。理解是翻译的前提,根据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来理解语篇的意义和交际意图,根据中西表达特点来进行翻译才能使语篇保持连贯性,才能成功地完成翻译工作。总之,我们只有把目光放在语篇上才可能实现整体的把握,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参考文献
[1]NIDA,E.A.&TABLER,Ch.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姚宗立.大洋彼岸的移民国家美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李长栓.非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问题史学 篇9
学案导学法要求课前的导学案的制定, 除了让同学自己去完成的最基础的知识点外, 那就是设置问题了, 这些问题可以是学生能够解决的, 也可以是学生不能解决的, 但学生可以思考。如果不能解决, 那么在课堂上, 在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有充分体现问题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我的总体思路是教师在课前尽量设计比较完备的导学案, 充分与课堂将要用到的问题教学法相联系, 做到课前准备充分, 课堂教学流畅, 课后效果明显。
一、导学案承载问题, 问题教学法解决问题
导学式教学, 它既是学习的路线图, 又是思考问题的路标, 把发现问题、研究和初步解决问题置于全过程, 把导学指向学生的自我建构。同时, 它是一种方案, 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服务, 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导学案的关键是编制:
1、备好学生、备好教材、备好课标、备好课堂流程
备好学生是目标、基础和关键;备好教材是吃透教材的重点、难点;备好课标是正确把握对学习的要求, 把握教学的深度广度的需要;备好课堂流程, 是对教学的一个初步设计设想。
2、知识问题化
知识以问题的形式呈现, 问题要精心设计, 最好是填空。使学生通过学案学会知识、掌握方法、提升能力。
3、问题层次化
导学案所涉及的课堂内容, 要分层探究, 有序引导, 体现知识的逐步生成过程, 要由低到高, 螺旋状上升。要做到依托学案并阅读教材, 就可以了解概念, 推演定理, 应用定理, 完成典型例题, 基本做好目标检测。
二、学案导学法是问题教学法的基础
要上好一节历史课, 首先就是编写导学案, 这个导学案的编写, 一定要打破常规教学的思路, 以教师质疑的方式分析教材, 为学生引路。在课堂上, 针对导学案上的重要问题, 则实施问题教学法, 采用提问法, 一个一个用问题引导学生学习, 问题的设计那也的十分讲究, 不能粗心大意, 比如如果直接提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学生可能很难回答, 但如果字导学案先设计以下四个问题: (1)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什么政策? (2) 结合书本四则材料指出蒋介石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3) 结合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及“一·二八”事变说明上述几个原因中, 哪些是十分荒谬的?哪个是根本原因? (4)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什么?首先, 学生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其次, 学生还可以感受到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快乐。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 那么学生便会比较容易地把握这一政策的实质。
设计这些问题, 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 在导学案中, 问题的设计要有科学性、可操作性。问题要有梯度, 其依据一是学习的内容, 要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 由局部到综合;二是学生的个体差异, 要有难有易, 力求让全体学生都有可操作的问题。同时, 所提问题要有一定的思考价值, 一定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引导学生作深入的分析, 再此基础上才能回答问题。这也就是马赫穆托夫所说的“问题性水平”。
其二, 在课堂上运用问题教学法, 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 教师一定要归纳把关, 既放又收, 对每个问题都要有比较深入、透彻的分析理解。这样对学生分析思考的深入程度才能起到定位和导向作用。切忌你一言他一语, 热闹一阵之后就草率收兵, 一定要有归纳小结的环节, 其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思维训练时的深入性和完整性。
三、问题教学法是对学案导学法的重要补充
导学案做的再好, 都不可能帮助学生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 针对学生在研究导学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最好的弥补措施就是在课堂的问题教学法。
不管是那种教学方法, 都要做到训练学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促进学生自主发现自主发展。
导学案的编写, 一定要揣摩学生的心里, 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 但是, 这难免还是有偏差, 历史是复杂的, 任何历史现象都可以说是一面多棱镜, 首先应该启发学生从哪些方面入手发现问题。在导学案的编写中, 难免跟着老的思路, 涉及问题没有注意到全方位, 对角度的看问题。例如: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中有关“通商口岸”的开辟时, 一般主要强调它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的, 通商口岸的开辟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便利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的明显标记, 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 有些东西看起来虽然残酷无情, 但恰恰是这些东西往往给历史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 甚至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 在课堂上突然闪现智慧的火花, 不妨进一步设问:“近代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主要分布在哪里?它对今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然后引导和启发学生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这些通商口岸是传统中国接触外部世界和面向文明的前沿地带, 成为中国现代化商业、工业、金融业、运输业及文化事业的中心, 对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和半现代化发挥了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问题史学 篇10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史学大会的山东映像 篇11
8月23日的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省委书记姜异康，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等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于1900年，每5年举办一届，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历史学盛会，被称为历史学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郭树清指出，公元前481年，孔子编纂的《春秋》成为中国最早的史学著作，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努力实现客观公正的治学传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成的《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对史学有巨大贡献。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郭树清说，“在应对今天的难题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方案。例如，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我们会反复研究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经验；在治理雾霾时，我们会不断重温伦敦、东京、洛杉矶的教训；在抑制腐败过程中，我们会阅读美国“进步运动”的史料和新加坡建设廉洁政府的实践；在解决城市积水和堵车问题时，我们常常想起巴黎宽阔的下水道和香港便捷的公共交通网。”
全球视野下的齐鲁与中国
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青岛、淄博、泰安、济宁、聊城举办6场卫星会议。
济南市卫星会议结合大会日程中“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和“史前叙事”分会场议题，以“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为题，从世界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龙山文化及中华文明起源相关为题。
齐鲁文化与儒家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来源及组成部分，在当今的山东大地上留下了丰厚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及载体有待进一步挖掘与保护。本次会议结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家认同与世界遗产”、“足球：全球化进程的一面镜子”、“伦理和历史”等议题，在淄博、济宁、泰安、聊城举办四场卫星会议，分别为“蹴鞠与齐文化”、“儒家文明与当代世界”、“全球视野下的泰山文化”和“大运河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凸显齐鲁文化对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的贡献。
此外，青岛将以“城市化与国际化”为主题，研究青岛近代城市化进程，探寻青岛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势。
以举办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作为卫星会议的主题，是本届大会的一大创新。其实，大运河、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泰山文化，随便哪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中国的范围，被世界广泛认可。就这一点而言，在山东召开史学大会，其历史文化资源是有目共睹的。
会议期间，8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了“促进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英文版）首发式暨座谈会”。
《中国历史学30年》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各个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是一部世界史学力作。该书初版于1987年，作者是卡尔·埃德曼，2004年经于尔根·科卡和沃尔夫冈·蒙森修订再版，凝聚了两代德国学者的心血。中文版依据该书2004年的英文版，由山东大学课题组组织翻译。
两本书的出版，再次将中国史学界和国际史学界联系到一起。
历史无处不在，遍布红尘，如马蹄回声
1900年，作为世界著名的世博会的一部分，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任大会主席博西尔说：“唯有以史为鉴，才能使各民族更加亲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预示了20世纪世界史学界的大致走向。两年后，远在东方的梁启超创办《新史学》，发出了中国人叩问世界的声音：“今日欧洲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100多年的国际史学大会历程，恰恰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吻合。从梁启超到傅斯年、胡适，再到季羡林等当代学人，100多年来，中国人对世界史学大会的关注和向往，构成了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缺少了中国的史学大会是不完整的”。在创作《鹰与龙》这本书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塞尔日·格鲁金斯基发现，“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就无法书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笔为艰。”史学大会来到中国、山东、济南，是世界拥抱中国的表现。
本届史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介绍大会形象标识时，朗诵了前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一首讲述历史的诗：
历史不只是战争、成就及发明，
亦是泥土与花朵盛开的芳香。
你或许认为他只是存于书本上的智慧，
其实他亦是唇上之吻、欢笑、美酒与歌唱。
他无处不在，遍布红尘，如马蹄回声。
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触摸历史？“二战”后70年来，许多历史共识被打破了，《文史哲》主编、著名学者王学典指出，“在2015年前后的世界，历史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学术界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是历史问题。”
职业史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媒体角色的问题，玛丽亚塔·希耶塔拉说：“我们时代的历史将由电影制片人、BBC或CNN来书写吗？电影、文件和互联网上的论坛可能比我们的论文、书籍和其他出版物更能影响历史的形象。经常有记者或媒体人分不清职业和非职业史学家。我们需要与非职业史学家进行更为有效地合作。”
这不仅是史学界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共性。打破门类界限的研究，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脚步，历史走向当代，也走向了未来，伴随人类向前的脚步，迸发出深刻而隽永、饱含悲悯与清新自然的光芒。历史，成为人类仰望星空的望远镜。
每个个体都是“史记”中的“王侯将相”
网络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就是各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
互联网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史学研究效率，电子化储存和搜索引擎，让青灯孤影、埋首书堆的史学研究多了一份轻松。来自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围绕“数字化历史：挑战和可能性”、“新工具、新叙事、新历史”等角度，探讨历史学在网络时代如何发展。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议题评议人汤马斯·杜布林表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现在那么多人已经变成了历史资料提供者，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发布各种的史学材料，他们可以参加在线的网络会谈，用这种方式，共享知识，跟更多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合作。”
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的谢尔根·诺伊莱特提出设想，“美国的数字图书馆，加上中国的数据库，以及其他国家的数据库，可以合作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图书馆。”
历史进入数字化时代，历史叙事不仅是专家学者们的专利，同时也是每个人的“武器”，个人著史已广泛展开。有时候，个人史反而超越正史，成为大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此之时，我们每个个体都成了“史记”中的“王侯将相”，拥有决定自己的历史的权利，同时，作为个体丰富并改变着大历史。
“文化形态史学”论略 篇12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1]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 《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2],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3]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 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 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4]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 “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 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 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6]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 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 “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7]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 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 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 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 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 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9]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8]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文化形态史学没落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对人类社会危机产生的忧患环境正在消失,分析的历史哲学主流地位逐渐确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史学不再具有现代价值了。可以说,人类永远要面对各种困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则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的反思是永恒的。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形态史学的著作引起大众热捧的原因所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广泛地震撼了西方世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热潮,东方的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文化热”。甚至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抛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其实,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在思想本身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上,其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文化形态史学的亦步亦趋。但是,他们所思考的是“人类普遍史”的思辨历史哲学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迷惘心理的反映,体现着人类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人类对于危机与困境的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在现实和未来中存在着新的危机,就会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主题对人类社会本身仍然重要,它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摘要：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等,是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原因。文化形态史学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是超越了“科学主义”史学,赋予历史研究新的意义,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型。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科学史学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J].复旦学报,2004(1):201.
[2][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6).
[3][英]沃尔什.历史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72).
[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7.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9.
[6]张文杰主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9.
[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4.
[8][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