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共12篇）
环境史学 篇1
环境史学是一门近年来才逐渐被人们认识的学科, 在历史课程的教学中其能够发挥的指引作用非常重要。环境史学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 强调历史演进中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合理的利用环境史学将能够非常有效的为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
对于环境史学的研究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与维度展开, 其对于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指引也十分多样。以环境史学为基础首先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各方面影响, 这一点在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也体现的十分明显。人类的许多生产活动、思想的演变以及文明的演进等都一定程度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生产可以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将会让我们更好的展开相关课程的教学。历史课本中的许多知识点如果能够从环境史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这不仅能够化解教学中的许多难题, 也能够很好的让学生们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产以及生存的影响。这对于深化学生们对相关历史背景的理解将会很有帮助。
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影响的实例非常丰富, 教师要有意识的从环境史学的角度来引导学生们理解与分析这些史实, 这对于深化学生们对于相关教学知识点的认知将会很有帮助。例如, 在教学“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这一节内容时就很有必要让学生们了解古希腊的自然环境对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及人民心理特征的影响。由于希腊地少山多、三面环海、海岸曲折、岛屿密布、天然良港多, 所以航海和海外贸易的条件得天独厚。而缺少大河流域的沃野千里, 使得这里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 另外地中海气候利于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这样的地理基础, 便于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手工业、农业与市场联系紧密, 因而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从环境史学的角度很好的解释了这些实际问题, 也让学生们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当时古希腊的一些发展规律。教师要善于从环境史学的角度来引导学生们分析问题, 这不仅能够深刻揭示许多历史问题的成因, 也是对于学生思维的一种有效训练。
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环境不仅能够对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生存方式构成影响, 反过来, 人类的各种活动也能够直接的影响环境甚至改造环境。这一点在高中历史课本中也体现的非常明显, 这同样是环境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探究角度。随着人类历史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演进, 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不断丰富, 人类对于环境改造的能力越来越强, 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影响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许多历史的发展过程都能够清晰的洞见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剖析许多问题也能够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
最典型的一个例证便是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 以灌溉农业为基础, 发展出了苏美尔文明, 并不断向外扩展。但是人们只是一味地浇灌土地, 却不懂得土地中的盐分需要过滤、疏导、排泄出去。结果由于过度灌溉, 地下水位越来越高, 盐分越来越大, 导致土地盐碱化, 陷入了农业开发和土壤肥力下降的恶性循环中。最终该地区农业基础崩溃,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苏美尔文明的灭亡。在和学生们讲到“苏美尔文明的灭亡”时, 过往教师们大多习惯从文化的角度或者是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 教师们很少会从环境的层面来剖析问题, 但是, 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于苏美尔文明的灭亡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有些问题的剖析上教师要有意识的从环境史学的角度出发, 这样才能够更为全面的解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
环境史学不仅揭示了环境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这些都很好的向我们展现了“人———社会———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于这一整个复合生态系统有良好的认知, 将能够让学生们更客观而全面的理解相关历史问题。环境史学在历史教学中最重要的指引便是从“人———社会———环境”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分析与探究问题, 这将会是对课堂教学的一种很好的推动。
许多史实中都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一复合生态系统的循环与相互作用, 教师要善于挖掘相关素材, 让学生们更直观的体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例如,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过程中, 便结合了自然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工作。以往对于“罗斯福新政”的理解, 侧重于经济改革及社会改革, 在这些改革中, 也具有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工代赈政策, 是由政府出资兴建大量公共工程, 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劳动机会, 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成立全国性的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保护队在美国吸收失业、待业青年参加绿化造林、森林防火、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维修等多方面的劳动。这一系列的政策收获了很好的成效, 不仅让自然环境得到了挽救, 经济也随之复苏,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教学中教师应当让学生们对于这一点有更深刻的认知, 这对于引导学生们从更深入的角度看待问题将会很有帮助。
想要更好的让环境史学指引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 教师首先需要让学生们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各类影响, 同时, 也看到随着人类历史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演进, 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不断丰富, 人类对于环境的定向改造。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让学生们认识到“人———社会———环境”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对于历史课程教学的非常有效的推进。
摘要：想要更好的让环境史学指引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 教师首先需要让学生们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各类影响,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让学生们认识到“人——社会——环境”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环境史学,高中,历史教学,应用
环境史学 篇2
学史》期中试卷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名词解释：
1、春秋之“国史”
2、《春秋》
3、《左传》
4、《战国策》
5、《竹书纪年》
6、《吕氏春秋》
7、《汉书》
8、班昭
二、简答：
1、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任务是什么？ 2、20世纪初期“新史学”共同的特点？
3、简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三、论述题：
论述《史记》之特点。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10 —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院（系、部）历史学 专业 08 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期末考试试卷 A卷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三国志》
《华阳国志》
《史通》
《南史》
会 要
《续资治通鉴长编》
《日知录》
“史 德”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2、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唐修《晋书》的特点。
2、试述中国古代类书的代表作及其主要价值。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
《三国志》《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受到后人推崇。《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尊魏为正统。《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宋文帝时命裴松之为之做注。注文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裴松之的注文应当作正文来读，同时裴注也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华阳国志》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作者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华阳国志》成书于公元355年之前，记载了中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其时间则从上古直到东晋初年，即所谓“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史通》《史通》是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提出了史学应具有才、学、识。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史》唐朝李延寿撰，正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作者李延寿，其父李大师认为南北朝诸国史书既多重复，而又相互抵毁，他决心改写成一部通史，所撰末毕而死。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所未见，因子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唐太宗时，他参与纂修《晋书》和《隋书》十志，“因此遍得披寻”，亲自抄写八书，本纪依《史记》体裁，以次联贯。并从八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于显庆四年(659年)送呈。南北史和一般断代史不同，它接近于通史。篇目次序，大体按皇朝先后，在宗室传之后，继之以诸臣传，在文苑、儒林等类传中，把南方四朝的人物综合为一篇。另外，就家系方面说，南北史确是通史，诸臣传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以致从表面看来，诸臣传目大多是宋人，至陈为最少。
会要会要，记载历代各项经济、典章制度的史书，内容除法令制度以外，兼叙史实。创始于中国唐代苏冕所撰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会要》，后杨绍复等续撰德宗至宣宗事，宋王溥增补至唐末，合成《唐会要》。王溥还撰有《五代会要》，宋代有官修的本朝会要，原书已佚，今存《宋会要辑稿》。此外，又有后人补撰的前代会要，如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杨晨《三国会要》、孙楷《秦会要》、龙文彬《明会要》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作者李焘。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168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全书32卷，书中论述涉及到经义、政事、世风、科举、礼制等，内容非常广泛。此书资料丰富，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是一部包含其学术思想、政治见解等内容的重要著作，书中表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史 德”史德是指治史者的品德修养。治史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观念，对史学研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史学除受才、学、识的影响外，还受史德的影响。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还没有穷尽治史的道理，具有史识，还要求了解“史德”。“史德”的内容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因为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同，对道德的要求也不同一样。章学诚认为“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上，从皇朝并立到隋唐统一，门阀地主政治形成和发展。推动了皇朝史、地方史、谱学之书的撰述。
二、民族关系上，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发展。扩大了历史撰述的内容，促进了民族史的撰述。
三、思想上，“天下一家”的观念。促进了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
四、对外关系上，中外交流的发展，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
五、皇朝重视官书的撰述。官修史书成就卓著。
六、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丰富
2、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1、提出“六经皆史”说，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批评了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
2、在历史编纂学方面。
（1）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够，应增补“史德”，即所谓“著述者之心术”。
（2）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相当于论著；“记注”相当于史料。
（3）赞同编写通史，贬抑断代史。
3、在方志方面。致力于地方志的倡导和纂修，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主修过《永清县志》、《和州志》等。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与旧晋史相比，唐修《晋书》的优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它排除了旧史志中的一些杂乱项目。如王隐《晋书》有《瑞异志》，何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其后，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齐书》有《祥瑞志》，魏收《魏书》有《灵征志》都是记录帝皇的端应、荒诞之甚,这是和《五行志》记录若干天灾情况不相同的。新修晋书没有沿袭这种作法，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再不立符瑞篇了，这自然是一大进步。
第二，《晋书》有《食货志》，这是除《魏书》而外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史中仅有的。它除了记载晋代的重要经济情况而外，由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所以往往上溯东汉、三国史事以资补充。例如曹魏邓艾的屯田和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等都赖以保留至今。自《晋书》补写《食货志》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都设立了此志。
第三，《晋书》设载记三十卷，记录西晋灭亡前后，在华北和四方所立诸王国的历史，计前赵三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四卷，成汉、后燕、南燕各二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一卷，西秦与北燕合为一卷。此外，汉人张轨的前凉、李暠的西凉作为列传，不在载记之列。《史通》说它“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即是就载记而言。载记这一体裁，东汉人班固撰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即有此名，说明载记乃是承认各国独立地位的。《晋书》以前，不少旧晋书记北方诸王国史，文既简略，且多错误。《宋书》、《南齐书》所收《魏虏传》也是语焉不详。
2、试述中国古代类书的代表作及其主要价值。
中国古代的类书，一般认为始于三国魏文帝曹丕时(220～222)刘劭、王象等编撰的《皇览》(宋代已佚)。以后历代均有纂修。如南朝梁刘杳编撰的《寿光书苑》、刘孝标编撰的《类苑》、徐勉领修的《华林遍略》、北齐后主时纂修的 《修文殿御览》等类书大都仿效 《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随类相从”的体例。这些类书大都亡佚。
现存较早的类书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唐玄宗时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唐中期白居易编撰的《白氏六帖 》(南宋时将此书与南宋孔传编撰的《孔氏六帖》混合刻成一 书，题名《唐宋白孔六帖》，简称《白孔六帖》)等。其体例大都已越出以前类书的“类事”陈规,尤其是《艺文类聚》,开创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新体制。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宋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编撰的《册府元龟》、南宋王应麟编撰的《玉海》等,卷帙更趋浩富，体例日臻完备。明成祖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陈梦雷等主持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达到了古代类书编纂的高峰。
类书一般采用分类编排。先划分成若干大的部类。例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通常设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礼、乐等部；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一般设居处、服饰、器物、珍宝等部。在每个大部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每小类下先录书名，再录材料,并注明出处;材料按原书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也有的类书按韵编排。中国古代类书对于历史与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稽康集》。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近年来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的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资料。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年鉴学派的基本情况：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发展过程：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代: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 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第三代: 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第四代: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年鉴学派的意义: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10 —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院（系、部）历史学 专业 08 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期末考试试卷 B卷
姓名： 学号： 成绩：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七略》
《十六国春秋辑补》
《佛国记》
《颜氏家训》
《元和姓纂》
《南史》
《明儒学案》
史 德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2、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后汉书》的特点及不足之处。
2、与旧晋史相比，唐修晋史的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共8题，每题5分，共40分）
《七略》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汉代官府藏书目录。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等人校勘政府藏书，为每种书编撰叙录一篇，后将各书叙录汇辑成《别录》一书。刘向之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七略》。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所以《七略》实际上分为六大类。《七略》对其后的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原书唐末佚失，清代姚振宗等人有辑本。
《十六国春秋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 清汤球辑。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晋书·载记》和各种类书中所引之文补足。由于类书引文多有删节，汤氏为了化零为整，使之联缀成篇，往往将一些并无必然联系的文字渗入其中，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是书所辑大多注明出处，但个别有注错了的。总的说来，辑是书用力甚勤，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佛国记》《佛国记》：又称《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东晋僧法显记。本书是法显大师自记经西域至印度诸国求法的经过历程，为我国僧侣西行印度求法记传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同为中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有关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对子孙进行告诫的古书，分为七卷，二十篇。颜之推原籍琅邪临沂，先祖在东晋时渡江，定居在建康。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的《颜氏家训》是在隋灭陈，即公元589年之后完成的。颜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礼法影响，也信仰佛教。他博学多才，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书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书中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元和姓纂》《元和姓纂》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元和七年（812）成书。作者林宝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曾与崔郾等共同审定《格后敕》，并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段。原书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分系姓氏。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重新分为18卷，此为《四库》辑本。清孙星衍、洪莹及近人罗振玉都做过校补。此后岑仲勉又重行校勘，写成《元和姓纂四校记》。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南史》唐朝李延寿撰，正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作者李延寿，其父李大师认为南北朝诸国史书既多重复，而又相互抵毁，他决心改写成一部通史，所撰末毕而死。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所未见，因子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唐太宗时，他参与纂修《晋书》和《隋书》十志，“因此遍得 披寻”，亲自抄写八书，本纪依《史记》体裁，以次联贯。并从八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于显庆四年(659年)送呈。南北史和一般断代史不同，它接近于通史。篇目次序，大体按皇朝先后，在宗室传之后，继之以诸臣传，在文苑、儒林等类传中，把南方四朝的人物综合为一篇。另外，就家系方面说，南北史确是通史，诸臣传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以致从表面看来，诸臣传目大多是宋人，至陈为最少。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代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料专著。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成立了19个学案。大致分三时期：初期叙程朱之学和陆学，中期重点叙王学；末期立“东林”、“蕺山”两学案；另有“诸儒学案”，叙不属任何学派的方孝孺等43人。其编次的顺序是：每一学案前，附有小序一篇。简述这一学派的源流和宗旨。接着是学者的评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及学术传授，作扼要述评。评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语录选辑。黄宗羲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善的学术史，更重要的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史体，即学案体。
史德史德是指治史者的品德修养。治史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观念，对史学研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史学除受才、学、识的影响外，还受史德的影响。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还没有穷尽治史的道理，具有史识，还要求了解“史德”。“史德”的内容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因为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同，对道德的要求也不同一样。章学诚认为“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1、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时代的特点与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一、政治上，从皇朝并立到隋唐统一，门阀地主政治形成和发展。推动了皇朝史、地方史、谱学之书的撰述。
二、民族关系上，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发展。扩大了历史撰述的内容，促进了民族史的撰述。
三、思想上，“天下一家”的观念。促进了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
四、对外关系上，中外交流的发展，佛教的传播。推动了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
五、皇朝重视官书的撰述。官修史书成就卓著。
六、史书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丰富
2、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要点是什么？
1、提出“六经皆史”说，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批评了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
2、在历史编纂学方面。
（1）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够，应增补“史德”，即所谓“著述者之心术”。
（2）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相当于论著；“记注”相当于史料。
（3）赞同编写通史，贬抑断代史。
3、在方志方面。致力于地方志的倡导和纂修，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主修过《永清县志》、《和州志》等。
三、问答题：（三题任选二题，每题20分，共40分）
1、试述《后汉书》的特点及不足之处。
第一，论赞占重要地位。范晔是统治阶级一员，编史是为当时政治服务，他说：“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之得失。”他在论述写《后汉书》的体裁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所谓“事”，就是历史事实，“义”，就是政治观点，用纪传体写历史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思想充分流露在《后汉书》论、赞、序之中。对人物、事件，提出他的看法。
第二，注重文艺。《狱中与诸甥侄书》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又说：“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氏写《后汉书》，主要以《东观汉纪》和华峤《汉后书》为蓝本，并采用其他《后汉书》的内容。范自称：“天下之奇作”，后人对范氏《后汉书》多加赞扬。刘知几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又说：“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后人以范氏《后汉书》代替了《东观汉纪》的地位，列为“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之一。这些赞扬主要是从文字上衡量，从内容看。也适合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后汉书》得到史家的赞扬。但从史籍方面去考察，有些记载颇嫌简陋。
第三，体例有所创新。以前的“正史”，只有后纪的本纪，而一般妇女没有地位，范氏受刘向《列女传》的影响，特立《列女传》，才行高秀者，给立传。如记有班昭的事迹。也有赵援姜(盛道妻)的事迹，为掩护丈夫而自己却不惜牺牲。还有蔡文姬事迹。范氏又创立《文苑列传》。在封建社会，重“德”，轻文，《史记》、《汉书》为个别文学家作传，还不敢把“文学”和“儒林”并列。自汉以后，文学有了很大发展，范晔把握这种趋势，故创《文苑列传》。范氏还创立《宦者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党锢列传》、《逸民列传》。这样写法，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方术列传》，比较客观地叙述科学家的事迹。对《独行》、《逸民》列传，则歌颂了统治阶级中较为正直的人。王鸣盛称赞道：“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在这种“以类相从”的人物传记之中，有时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如王充、王符、仲长统等，都是东汉的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为一卷。《后汉书》还新增《舆服志》、《百官志》。《舆服志》以记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样式，《百官志》记载东汉分官设职情况。
第四，有进步观点。如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范氏不列入《文苑传》，而另立《张衡列传》。在文章里，既表扬了张衡在文学上的成就，又推祟了他的技艺，打破了前人重德轻艺的旧传统。又如在《逸民》列传中，记述汉阴老父，面对尚书郎张温，痛斥汉桓帝: “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又说：“天下乱而立天子耶?„„昔之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这都显示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权的形象。
《后汉书》也有一些缺点，如他虽不信有鬼神，主张无神论，但书中还不能完全去掉迷信的记载。同时，范氏把著名的医学家华佗、郭玉和方士阴阳占的人物并列，也是不妥当的。至于不立《食货志》，以致遗漏一代重大经济制度。又无《艺文志》，遗漏了重要的文化史资料。
2、与旧晋史相比，唐修晋史的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它排除了旧史志中的一些杂乱项目。如王隐《晋书》有《瑞异志》，何 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其后，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齐书》有《祥瑞志》，魏收《魏书》有《灵征志》都是记录帝皇的端应、荒诞之甚,这是和《五行志》记录若干天灾情况不相同的。新修晋书没有沿袭这种作法，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再不立符瑞篇了，这自然是一大进步。
第二，《晋书》有《食货志》，这是除《魏书》而外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史中仅有的。它除了记载晋代的重要经济情况而外，由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所以往往上溯东汉、三国史事以资补充。例如曹魏邓艾的屯田和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等都赖以保留至今。自《晋书》补写《食货志》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都设立了此志。
第三，《晋书》设载记三十卷，记录西晋灭亡前后，在华北和四方所立诸王国的历史，计前赵三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四卷，成汉、后燕、南燕各二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一卷，西秦与北燕合为一卷。此外，汉人张轨的前凉、李暠的西凉作为列传，不在载记之列。《史通》说它“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即是就载记而言。载记这一体裁，东汉人班固撰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即有此名，说明载记乃是承认各国独立地位的。《晋书》以前，不少旧晋书记北方诸王国史，文既简略，且多错误。《宋书》、《南齐书》所收《魏虏传》也是语焉不详。
3、试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及其意义
年鉴学派的基本情况：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发展过程：第一代，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代: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又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德军枪杀，但这一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第三代: 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象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第四代: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 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评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篇3
我们今日所知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追溯至大约6000年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灌濯的苏美尔城邦、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王国、发祥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国，等等。这些地区和民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就历史学的成就而言，唯有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为世界史学的最大遗产，已是不争之论。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与西方都拥有相当长的文明历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各自发展着各自的文明历史，通过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商人、僧侣进行经济贸易上的往来，文化上的交流沟通非常贫乏，于是中西史学也各自独立发展了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不得不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
19世纪末，中西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但是由于当时之势，西方作为文化上优越的一方，西方史学界对他们陌生的中国史学有不少武断的偏见。影响了世界史学发展、坚持撰写世界史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就曾以“中国有冗长的编年历史，但充其量只是一部自然历史，而非真历史”为由，将中国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了。
兰克所代表的西方史学界摒弃中国史学，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不具有西方文化的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充满了考据、官方的修史制度影响了历史学的独立性、中国史学缺乏怀疑精神、中国史学缺乏对历史的解释等等。这些观点，也为后世一些西方史学家所接受。但随着西方史学家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不断深入了解和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也在努力摆脱以欧洲为历史中心的成见，不断修正这些偏见。但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整个西方史学界面临着动摇兰克史学根基的巨大危机，史学家们疲于应付，在对中西史学的认识上，没能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
不过，通过西方史学家及汉学家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在两种史学传统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史学的缺陷和不足。杜维运先生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列出了中国史学的四点缺陷：史官中曲笔逢迎者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官修正史中有质量较差者，中国史学极力推崇的纪传体难免使中国史学有见树不见林之弊，缺乏历史解释。同时，杜维运先生也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中国史学应学于西方史学的三点建议：学习西方因事命篇的章节体例，学习西方丰富的史学方法，学习西方史学理论即加强对历史的解释。
当然，杜维运先生一向主张的是中西史学的相互学习互相渗透。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认为历史不可能仅含有基本的無个人色彩的元素、兰克史学受到挑战这一现状，杜维运先生提出要以中国史学济西方史学之穷。他认为，西方史学家应向中国史学求教之，学习中国修史制度、记录历史的叙述艺术、包罗万象的体例传统、秉笔直书的历史态度，以及反对以世界史学欧洲为中心，应当学习中国史家开阔的眼界和胸襟。
此书成于杜维运先生82岁高龄之时，著作涉及到大量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基本都是零碎、不成体系的，唯有多年的积累才能将之灵活运用。本书也已极大的篇幅为中国史学正名，详细、中肯地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史学史，本书对中国史学史的系统介绍，使它不失为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史学的一扇窗口。
同时，《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以广博的胸怀和视野展望了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杜维运先生综合中西史学的长处，全书都在强调中西史学的相互认识、相互补充。中西史学各自发展、各有所长，在近一百年来终于碰撞，他们的互相补充将使得世界历史的艺术趋于完美，这也是杜维运先生作为一个有着广阔世界视野的历史学家所最想看到的景色。
或许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杜维运先生非常坚持历史应当求真的观点，极力反驳后现代史学，为陷入危机、“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寻找救命良方，对认为历史不可能摆脱人的因素而达到客观真实的后现代史学则不甚认同，既缺乏对他们观点的介绍，也抱有否认的敌视态度，称他们为“史学的大敌”。同时，本书中西史学对比的观点，截止至上个世纪西方史学家探索中国史学的第一步，并未介绍新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界观念的变化，但实际上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动，无论是中国探索世界，亦或是世界了解中国，都应该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点空缺还待后学继续探索。
环境史学 篇4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环境史学 篇5
2. 2 文史不分家。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学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为了很好的说明问题，会想方设法的运用各种艺术性的修辞，达到让读者乐于接受的目的，因此就不可避免的渗进了作者的主观构想。伊格尔斯说过: “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 世纪都是不会被颠覆的。”
2. 3 从公众史学到微观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家将其目光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的情感世界，在内容上，微观史学家着重研究个人或小群体范围内的文化生活。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微观史学写作存在这样的.特点，传统史学偏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而微观史学偏重于人的思想和心态。“微观史学并不是否定先前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史学家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随着微观史的兴起和发展，反应这方面的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视野中。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等，它们从另一个侧面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挖掘来反映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2. 4 对传统阐释学的颠覆。传统西方阐释学认为文本是作者表达原意、阐释历史的表现形式，读者通过阅读文本，从而达到了解和领会作者意图，每个读者在阅读之前脑子不是空白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理解和解读文本的信息，因此，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位置就被颠倒过来了，原来作者占有主体地位，读者必须对作者尊敬; 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者在完成其著述后就消失了，史家研究历史就是为了还历史一个真实，而这个过程是要通过史家不断去认知的。
3 反思
再造东亚史学 篇6
白永瑞（以下简称白）：我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对二十世纪东亚历史学的反省，感到东亚历史学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彻底变革或叫作“重大革命”的时候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次建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但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史学体系有着很浓厚的殖民性色彩。一方面，东亚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深受西方历史学影响，无论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除了本国史之外，世界史都是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中心的，这显然是当时欧美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映。另一方面，东亚近代史学最早在日本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京帝国大学首先建立了日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分科制，而主要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的东洋史，就是以日本向大陆侵略的志向为背景的。一九一○年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史学的这种三分科体系又被移植到韩国的大学之中，使韩国学院体系的近代史学建立伊始便具有了殖民性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也有与韩国相近的情况。
李：除了分科体系之外，东亚诸国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如中国本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成熟的史学学术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编撰体例、词语概念、书写方法，甚至官方与民间的史学流派等等。但二十世纪初近代新史学建立，主要是以西方，包括从日本间接而来的学术体系取代了原来的史学体系，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主要特征，以进步史观为主导，以源自西方并多由日本转来的编撰体例和词语概念等所构成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
白：是这样的。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东亚近代历史学与国民国家的关系。我们知道，近代化就是国民国家的形成确立过程，近代的历史学是使国民国家正当化的一种理念工具，为了将民众统合成国民，民族的集团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产而受到重视，对它进行生产、加工正是历史学的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列强压迫下急迫地寻求富强、走上现代化的东亚，则更加强调史学的这种功能。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仅仅只是延续这种为完成国民国家的取向已经不能适应已然变化了的当今世界格局，而是应当同时考虑国民国家的完成和克服这两个方面。因此，我提出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来作为克服国民国家历史观的一种路向。这也就是我说的“史学革命”的意思。
李：这是在前人已提出的“地域东亚”和“文明东亚”两个概念之外，你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与前两个已有的东亚概念具有实体感不同，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更强调是一种思考方式。通俗一点说，就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想像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以知识理性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又以非实体的实验或建构为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还把这种知识建构视为非固定的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状态，更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流动性。给知识建构赋予了更广阔多样的功能，让它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东亚问题，这也是你建构你的新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白：是的，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在东亚创造复合性国家结构的可能性，把东亚作为国民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中介物来看待，将东亚视为本地区各种主体的相互竞争、妥协、联络的场所，特别应注意在中国与日本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主体的作用等等，而这些都是以往在国民国家历史观中所看不到的。这种以东亚为一个单位，从完成和克服国民国家的两面来思考东亚问题，简单而言就是本地区的各主体要省察自我中的东亚与东亚中的自我。这也可以说是我所指的“史学革命”的主要内涵。
李：你的这一思考强调把东亚视为一体，强调“东亚中的自我”，但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则会感到把这种东亚意识强调为一种新历史观的核心理念，又似乎有些强调得过分。你曾批评过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意识”，缺少对亚洲的横向思考，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亚洲”，亚洲就是中国，东方就是中国，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而缺少对周边国家的关心和连带感。这些批评颇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反省，但我想问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何以有这样不同的视角？我想，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地缘关系的不同。韩国及整个朝鲜半岛是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东亚内环地区，作为韩国人，如果以韩国为中心而向外环顾世界的话，首先挡在面前的就是西面的中国大陆和东面的日本，如果不通过中国和日本，韩国无法直接与世界连接。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形。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世界联系以后，韩国和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东亚意识和连带感就是很自然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四面八方周边有约二十个邻国，因而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产生有单一向度、边界清晰的核心地域连带感。此外，中国和韩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关系也不相同，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也长期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作为殖民经营的主要目标，因而东亚关系一直是韩、日两国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则长期面对列强诸国的环伺和纷争，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列强诸国。如果说近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之义是民族独立的话，韩国的民族独立是通过在东亚地域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而取得的，而中国的民族独立则要通过反抗世界——列强诸国的斗争才会取得。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必须直接面对世界的性格，相比之下，与只属一翼的东亚地域的连带感自然会显得淡薄一些。这是与韩国视角的不同之处。当然，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东亚邻国有更多的互动联系，你所提出的批评也使我们警醒，应当强化东亚及亚洲的地域意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的实际地域连带关系已经大大增强。
白：是的。东亚地域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在急速发展，如中、韩、日已经互相成为主要的经济伙伴，东亚共同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但在东亚一体化的潮流中，还应注意各国各自的主体性意识并未消解。举个有趣的例子，韩国人过年也像中国人一样，在大年初一家长会带领全家人给祖宗牌位上供。近年来由于许多种蔬菜都由中国进口，韩国人用由中国进口的蔬菜做成给祖宗上供的菜肴，于是只好在祭拜仪式时向祖宗说明：对不起，今天用来上供的菜是从中国进口的，没有用韩国本地的菜，请原谅。这当然是现在流行的玩笑话，但是这个例子说明了东亚联系中韩国人的本土主体意识。所以我说的“知性实验的东亚”，把东亚看成一个单位，既意味着东亚各主体——包括像韩国这种边缘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融，也意味着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妥协、交错和互动。
李：我在学习日本文化史时，也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东亚诸国如果说在地域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彼此的疆界比较清晰，有时也会有大小、强弱差别的话，在文化上则可以说共同感和并立感更强一些。中国先秦唐宋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曾经是日本和韩国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些文化种子在韩国和日本落地开花以后，形成了各自的分流，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分流各行其路，但这些分流与元文化之间又有着难以分割，甚至难以理清的连带关系。例如我曾对中国和日本前近代的民间学问观做过考察，发现日本幕府时期的民间学问观有着深深的儒学烙印，他们以儒学的“六艺”和“小学”与“大学”的一套学说来定义学问范畴，从而将算学、商卖、武艺等实用“艺术”，与儒学典籍义理之“学问”并列为人们应当自幼循序习之的学问，形成了实用之“艺”与义理之“学”二元并立的学问观体系。这与同时期清朝的中国民间学问观只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核心的一元学问观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两国在随后西学东来之时，对于偏重实用技术的西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近代文化特性。特别是近代以来各地区发展出各不相同的近代化模式，形成各不相同又各具价值的文化形态，东亚各地可以说是东亚文化变迁不同的实验室。这些既有关联又是多元的文化资产，对于我们今天省察自身及东亚问题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它们都应属于东亚诸国的共同文化资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构想，我以为用这一方法来重新清理东亚文化资产，用以考察现时人们所关注的诸如“东亚价值”一类的问题，可能是很有效的。只是你将这一观点作为“史学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作为史学新辟的一个路向，当然，以知性建构的“东亚共同体”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与原有史学领域并行但又很独特的新研究领域。
白：我所提出的新史学，不只是有“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理念，还包括对史学学术体系的反省和超越，最主要的问题是要超越近代以来所沿袭的仿自西方的分科化和专业化的史学学术体制。二十世纪东亚诸国的分科式史学学术体系，都是以国民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本国史、亚洲史及世界国别史为分科界限的。我认为这已经不适应今天认识世界的需要，在各国联系日益增强、国民国家的界限日益弱化的今天，以往的这种分科化的史学体系应当解体，而代之以综合化的史学体系。
在韩国这已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少史学家有这样的认识，因此，韩国教育部近年修订了大学改革方针，要求各大学进行一项统合性整合方案。现在已经有数所大学在学科设置上取消了旧式的史学分科，甚至取消了文学、史学和哲学的分科，而将人文学部内统合，从而使史学和其他各学科成为更宽泛和更具综合性的学问。我任职的延世大学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 虽然这一系列改革也会带来学校内部的反弹, 但是, 包括经济和社会各界都共同认为，过分强调学科内部的分科特性, 不但无法适切反映出社会变化的要求, 更不能充分适应时代变化的脉动和趋势。我个人基本也同意以上的改革方向, 但不同的是, 我认为改革目标必须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各个不同的需求和目标。这种学科改革在短期内应当进行双轨并行的折中方法, 以此可减少不必要的反弹，再以人文社会科学诸科的统合为其中期目标，最终甚至大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合发展的长期目标。此一长期目标或可通往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提出的“否思社会科学（dethinking social science）”构思。
李：前几年我在日本访学时注意到日本的大学也有这样的倾向。如东京大学一方面在本部仍沿用文、史、哲及“国史学”、“东洋史学”、“西洋史学”的旧分科制，另一方面在教养学部学区研究生院则不是沿用这种旧分科制，而是以“综合文化学科”之名将各学科统合起来，历史学也被放入更具综合性和超国别的“地域文化”和“国际关系论”等科目之下，而不再被作为单独的分科名称。在神户大学，也将原来的国别史分科改而放入“国际文化”这样的学科名称之内，以增强史学的统合性。在这里我想请问，在这种强调综合性的新学术体制下，作为史学家如何在跨学科的综合中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色，确立本学科的独特价值呢？
白：我认为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使人形成历史意识，理想的史学家应当是深具历史意识的学者，他会以这种深厚的历史意识来提供观察世界和当今问题的独特视角。而以往的旧分科制，只是培养史学者掌握研究历史的技术，如考证、分析史料、叙述、撰写论文的程式等等，原来的大学分科体制传授的就是这种制度化的技术。当然这些基本技术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历史意识，这却是以往被忽略的。所以现在的大多数史学者只会技术，而几乎没有历史意识。我上学期开了一门课，叫“当代中国现实”，我的这门课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讲这样的课不同，我把当今中国现实的诸种问题，都贯穿了历史意识，力求使学生们了解，当今中国现实的每种现象，都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变化而来的，虽然也有现实的压迫，但仍有延续历史的空间，这些历史的因素有变了的，有不会变的，在现实存在的一定空间里创造着未来。我还曾给学生们留作业，让他们回家以后访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记述他们家庭的历史。学生们说，做了这个作业以后，不仅了解了自己家庭三代的历史，而且通过家庭史也对韩国的历史增加了了解，而现今的生活都有历史的影子。我想，这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也是历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李：历史意识的缺乏在中国史学者中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对于史学的生命力和适应时代的需要来说，我觉得中国史学界现在最缺乏也是最需要的是批判和创新意识，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浪潮中如何提高调适自身以回应时代的能力问题。虽然在中国学术界近年也不乏批判性的思考，但总是很难在史学学术体制之内形成规模性的影响，即使有所影响也往往很迟缓。相比之下，似乎韩国的同行在这方面更具有活力，而且批判创新的成果能够较快地进入体制之内，实现史学学术体制的创新，对此你有何考虑？
白：我曾对韩国二十世纪史学学术史做过考察，我注意到韩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体制之内的“学院型学问”与体制之外的“社（会）运（动）型学问”这两种学术流脉。在日据时期，“学院型学问”代表着日本移植来的殖民性学术体系，“社运型学问”则代表着民间的民族主义学术体系，后者对前者保持着很强的批判性和反叛性。解放以后直至现在，体制内外的这两种流脉还一直存在，只是二者的对立性减弱，呈现出并行及不断合流的状态。例如现在韩国一些年轻学者，就在正规体制之外，自行组织一些面向社会的学会、讲演、讨论会等，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市场。体制外的“社运型学问”以其批判性和创新性，为史学学术体系的创新提供着动力。但我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李：如果就史学专业体制内外的不同学术流脉来说，应当说中国自近代史学体制建立以来就有，直至今天也仍然存在。但据我观察，其情形与韩国有所不同，可能更为曲折复杂。首先，中国这两种流脉的产生，不是像韩国那样产生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对抗，而主要是产生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对抗，以及对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政治倾向的对抗。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史学体系高度政治化，专业体制内外的界限几近消失。只是近二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史学专业体制内外两种学术流脉并立的局面才渐次形成。专业体制内的学者，往往是史学科班出身，研究问题主要着眼于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关注的是“专业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专业之内及相关学术范围内交流。因此可以把这一派称为“专业史学”。而专业体制外的学者，他们不限于某个专业，主旨在于运用历史学的资源，回应当下社会所急需解决或公众所关注的问题，更强调批判性和创新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不被体制内的史学界所承认。我想可以把这一派称之为“公共史学”。“公共史学”一脉虽然从专业规范上有些“不入流”，但是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现实感、灵活的方法论，特别是其鲜明的批判性，却是保持和激发史学生命力的重要元素，而这点往往也是体制框架内的“专业史学”一脉所缺乏的。因此，史学业内人士不应轻视或忽视“公共史学”这一脉，而应当加强对话，不断从中汲取新鲜养分，甚至应有相当程度的接纳和融合，这样才能增强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生命力。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这两派的疆界过于坚硬，虽然现在有一定的并行空间，但彼此的不相容性更强一些，“公共史学”的学术元素要进入专业体制之内是相当困难的。不知韩国这两派的关系是如何调处的？
白：首先我想说你提到的“公共史学”，犹如美国的日本史学者把日语“作为运动的历史学”翻译成“public history”，其实和我的“社运型学问”一脉相通。在韩国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派互动性比较强，二者的关系主要已不是对立和分割，而更趋于并行和合流。比如我本人就是体制内外兼而有之的，我不仅在史学专业内活动，而且也有专业以外的广泛的学术交往。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体制外的元素进入体制内以后，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我想是保持了一些批判性，同时还得到了体制的资源，从而能够更快的发展，或许还能够较快地成为体制内的主流，进而能够促进史学学术体系的变革。这种合流还能够矫正体制内史学日益疏离现实社会和公众生活的趋向。我想，由这种合流所产生的新型史学者，应当是既具有历史意识、又运用公共词汇的新型史学者。你谈到中国的情况，我想还有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很重要，中国市民社会还不够发达成熟，学者们的活动空间因而受到一定限制，这应是制约体制内外学术互动的一个因素。
李：你以上从韩国学者的视角所谈的这些内容，特别是你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关于东亚地域意识和“知性实验”的想像力，以及新史学构想的创意，都促使我们反省自身。这也可以说是你的“史学革命”论对中国史学者的一种冲击吧。
白：我所讲的“史学革命”，既有这种史学学术体系的反省，同时也是鉴于今天东亚诸国都在谈论大学改革的时候，我想这正是东亚史学学术体制进行变革的一个生机。大学作为学术体制化的主要载体，如何在其中建构适应时代的新史学体制，是我们目前应当考虑的问题。我想今天正是我们对被体制内外所隔断的史学学术进行重新构想的合适时期。
“文化形态史学”论略 篇7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1]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 《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2],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3]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 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 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 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4]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 “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 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 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6]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 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 “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7]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 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 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 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 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 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9]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8]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文化形态史学没落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形态史观对人类社会危机产生的忧患环境正在消失,分析的历史哲学主流地位逐渐确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史学不再具有现代价值了。可以说,人类永远要面对各种困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则对自身境遇和社会历史的反思是永恒的。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形态史学的著作引起大众热捧的原因所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广泛地震撼了西方世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热潮,东方的日本比较文明研究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文化热”。甚至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抛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其实,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在思想本身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上,其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仍然是文化形态史学的亦步亦趋。但是,他们所思考的是“人类普遍史”的思辨历史哲学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迷惘心理的反映,体现着人类对更深层次意义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人类对于危机与困境的反思,思辨历史哲学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在现实和未来中存在着新的危机,就会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主题对人类社会本身仍然重要,它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摘要：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等,是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重要原因。文化形态史学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在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是超越了“科学主义”史学,赋予历史研究新的意义,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理论转型。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科学史学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回应[J].复旦学报,2004(1):201.
[2][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6).
[3][英]沃尔什.历史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72).
[4][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17.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9.
[6]张文杰主编.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9.
[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4.
[8][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4.
方志史学的价值 篇8
关键词：方志史学,史学微观化,推动经济,促进文化
方志起源较早, 有着悠久的历史。仅流传下来的方志就有几千余部, 数量众多, 记载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人文、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新中国成立以来, 方志史学的发展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本文试图探讨方志史学的价值, 以期对方志史学的发展能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方志史学是史学微观化的研究, 是建构宏观史学的支撑。
方志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经济建设、政治变革、风土人情、资源环境等资料,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微观的视角。在古代, 方志中的资料便受到重视。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从上千部方志中辑录了丰富的资料。近代以来, 日本学者在利用方志进行微观历史研究方面起步较早, 成绩显著。如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中就引用了二百余种方志作为考证的依据。此外, 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与《明代田庄考》等论文中也引用了大量中国地方志做考证。西方学者也开始注重方志中资料的运动。著名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中就大量引用了中国地方志中的资料。施坚雅主编的《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就引用了几百种中国地方志书。萧邦齐著《中国的名流和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中引用省志4种, 府县志30种, 乡镇志12种。“方志显然是国外汉学家研究工作中最普遍利用的重要工具。”
近几年来, 随着方志史学的发展, 国内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利用方志从微观角度研究史学。如魏珂、刘正刚著《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一文中, 利用清代台湾地区纂修的地方志分析清代台湾疫灾发生的原因并介绍了政府与民众的对策。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俊峰在《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于差异性分析》一文中, 以明清时期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为依据, 对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及差异性进行了探讨。王坤、王卫平在《清代苏州书院研究》中根据清代苏州地区的方志对书院的记载, 分析清代苏州书院的发展历程、书院建设的时空分布与官绅力量的配置、清代苏州书院发展的特点。曹刚华在《明代佛教寺院农业问题初探——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根据明代佛教方志对寺院田产的来源、耕作模式以及农作物等作了介绍, 并讲述了明代寺院田产与民间田产的纠纷。
由此可以看出, 方志史学为微观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给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方志中还有许多可深入开发的资源, 如对外交涉、慈善事业、教养工厂、边防、红十字会、实业、报馆、教会学校等。方志史学将对宋代以来至明清, 特别是民国历史的研究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方志史学推动地方经济建设
开发地方志资源, 振兴地方经济, 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方志中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方志中关于矿产、河流、森林、物种等的记载又为工业生产与建设提供资源。
《地方志工作条例》条例中明确指出:编纂地方志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 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 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 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
当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行顺利, 而开发利用地方志为经济建设服务却相对滞后。如何充分发掘方志中的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 学者们针对这一做过一些尝试。
邓富生在《21世纪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构想》中主张“调查研究, 制定规划, 提高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整体效益;实施地情系列产品工程, 有重点地深入开发方志资源”。
林衍经在《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及其利用》中阐述了地方志中不仅有大量旅游景观方面的资料, 也有旅游文学、烹饪饮食、姓氏谱牒、民间文艺和传统工艺美术、文物古迹和纪念场馆等方面的详明记述。
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将方志中的资源转化为价值, 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对地方志中低资源进行彻底的调查, 进而才能充分利用地方志中的资源。只有通过彻底调查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源, 进行分类, 组织专家分析适合本地区开发的资源, 因地制宜, 制定并落实相关的政策, 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生产, 才能真正将资源变为财富, 真正实现地方志的价值。
三、方志史学促进地方文化建设
城市的文化就是该城市的“名片”。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模式化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城市的文化品牌, 弱化了城市的特色, 势必影响城市的长远发展。为此, 应该充分挖掘方志中的文化资源, 为城市设计出独有的文化“名片”。方志是地方文化建设的载体, 依据方志追溯一个地区的历史, 对相关文物古迹予以保护, 挖掘地方老字号与地方品牌, 搜寻地方名人及旺族的事迹、地方文献的特点、地方古代传说、逸闻趣事等。
参考文献
[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 方志出版社, 2006年。
[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 学林出版社, 2004年。
浅谈历史学 篇9
一、我认为历史学是社会活动的向导, 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它可以使人了解过去的人类社会、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史可以“鉴往知来”,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使学生受到优良传统美德的教育,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道德修养;可以提高学生对社会问题和当前世界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二、我认为历史学是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
历史学习可以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加强人文教育, 提高人文素养, 弘扬人文精神, 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在我国各界有识之士中也呼声很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 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但年轻的一代仅仅关注物质生活的享乐, 必将会有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重视历史学科, 加强人文教育是当务之急。历史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熏陶, 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 成为人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中国古代《易经》中提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 以蓄其德”。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以培养自己的德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道德品质、个人修养方面的优秀思想, 无疑是净化我们的灵魂, 陶冶我们的情操的精神养料。中国古代的岳母刺字、孟母三迁、三顾茅庐等史实无不向我们昭示这样的道理。
三、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社会观念, 承载着培养高素质现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创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革命史的长征史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壮丽史诗, 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去开拓新的未来, 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筑就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只有铭记历史, 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 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目前以长征精神激励的新长征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 它已成为凝聚人心,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四、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在于为人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将来服务
历史学是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研究对象。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印证了这一道理。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的传唱, 我们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创造着辉煌的中国现代史。历史指导我们的人生, 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 而历史教育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生活”的, 能够用“有生命的”历史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从而做好自己, 有效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的发展, 服务人生。赵亚夫教授主编的历史丛书《历史教育要给国民自信力》中说:“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有自信心和自信力的历史教师, 并通过他们培养有自信心和自信力的国民。”的确如此, 有了自信心、自信力的国民, 必将会有一个兴旺的民族, 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个昌盛的国家。
明代武术理论史学概述 篇10
1 武学之精要—《武编》
明嘉靖年间, 唐顺之编著, 唐顺之, 字应德, 号荆川, 江苏武进人。年轻时通过会试被举为兵部主事, 后任翰林院编修, 一直到太付少卿。该书行文苍劲, 文章论述功底深厚, 尤其擅长律体。他不仅才华出众, 而且还晓通兵法。明朝中后期, 尤其是嘉靖年间, 倭寇不断骚扰我东南沿海边境, 他曾率领官兵大破倭寇, 屡建战功。根据战场经验, 同时借鉴古人遗留下来的武术精要加以研究, 创作出《武编》一书, 在前五卷记载有牌、铁、火器、射、弓、弩、甲、拳、枪、剑、刀、扒、攩、火、夷等十七篇武术理论精要, 此书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盛行的拳法门派及其技术内容, 关于当时的拳法门派, 书中记载:“温家长打七十二行着、二十四寻腿、三十六合锁、赵太祖长腿多用腿、山西刘短打用头肘六套、长短打六套用手和用低腿、吕短打六套。”另外, 还有“赵太祖长拳, 山东专习, 江南亦多习之。三家短打, 钺亦颇能。温家拳则钺所专习。各家均有谱, 今不能尽述也。”[2]
2武学诗风—《正气堂集》
本书著者俞大猷, 号虚江, 福建晋江人, 自幼读书习武, 擅长棍法, 明代抗倭名将, 其师李良钦曾评价:“此公必将天下公敌”, 从师学习“荆楚长剑”, 才华毕露。终成一代棍法高手。
为使当时执政者和后人从中汲取鉴戒, 俞大猷在世时就委托幕僚、挚友、泉州人李杜代为编纂成集, 挚友、进士出身的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广东揭阳人郑校阅作序, 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 刊刻出版。李杜以俞大猷一生身“浩然正气”, “每书正气堂以见其志”, 遂为之取名《正气堂集》。之后俞大猷屡有续作, 李杜又为之编纂《正气集近稿附议稿》、《正气堂续集》、《正气堂馀集》出版《正气堂集》诗文的体裁很多, 有策论、书信、揭帖、谕示、奏疏、碑铭、序文、祭文、专著、杂说、诗歌等类目, 共七百七十几篇, 约四十万字, 附表十几张、图近三十张。它卷帙浩繁, 原集、近稿、附议稿、续集、馀集共四大部分, 连同卷首, 共三十二卷。该书涉及范围广泛, 内容博大, 文采纵横。其文章记载的主要问题有:以易学推行兵法理论、少林武学、如何选将练兵、武术融合军事训练、战车制造训练、防倭抗倭以及北方边境防御等战略战术、俯政安民、处理与边境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选贤才尤其是军事将才、外贸与海禁、治河理政等。书中诗歌多是爱国咏武、托物言志、怀念挚友等内容。依据书中诗文的风格, 看出著者的为人, 老成持重, 质朴浑雄, 展示出一股忠君爱国、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3]另外, 《正气堂集》是明代福建第一部关于学人的综合性历史巨著, 具有较高的哲学理论、政治、军事、武术、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价值, 该著作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事武学著作相互辉映, 具有较深的武学研究价值, 值得当今时代的学习和整理研究。
3 军事武学之拳解—《江南经略》
明隆庆二年, 郑若曾著述, 字伯鲁, 号开阳。昆山玉山人。少年时从师于岳父魏校, 后从师于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江南经略》共8卷, 每卷又分两个子卷。第一卷上为兵务总要;第一卷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第二卷上至第六卷下记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山川险易、城池兵马, 各附以土寇、要害;第七卷上和下论战守事宜, 第八卷上和下杂论战具、战备, 而终以水利、积储与苏松之赋粮。第一卷下至第六卷下附有南畿全图、倭寇海洋来路之图、各府州全图、江河湖图、海防图、江防图、湖防图、备寇水陆路图、险要图等军事要害地形图。
《江南经略》内容记载的拳法门派:赵家拳有赵太祖神拳三十六势、芜湖下西川二十四势、抹陵关打、朝童掌拳六路;南拳有似风、似蔽、似进、似退共四路;北拳有看拳以下有四路;有西家拳六路、温家钩挂拳十二路、孙家披挂拳四路、张飞神拳四路、霸王拳七路、猴拳三十六路、童子拜观世音神拳五十三忝, 九滚十八跌打挝拿、眼张短打破法、九内红八下等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4]
4 军事拳学—《纪效新书》
本书由明代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编著, 依据当时军事战略时局而编写的一部关于改革军事训练、讲求实战的军事书籍。戚继光 (1528--1587) , 字元敬, 祖籍山东蓬莱, 又说是安徽定远, 《明史》记述了戚继光年少时诸多轶事, 并对其评价为“倜傥负奇气, 家贫而好学, 通经史晓大义。”戚继光在战斗中十分重视长兵和短兵的配合, 又采用了攻守兼备的作战方式, 最终能够克敌制胜, 在战争中革新战法, 创编了“鸳鸯阵”, 使用此战法曾多次击溃倭寇, 为最终战胜倭寇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期间, 战斗的重心是南方, 在北方只是加强防御。依据书中讲述, 戚继光对练兵和武艺重在战场上的实用, 排斥具有表演性而无实用性的虚假花套。《纪效新书》传到后世已被各个国家广泛刊用, 在朝鲜, 以此书为基础编写了《武艺图谱通志》;在日本, 除了平山行藏翻印的以外, 还改名为《武术早学》、《军法兵纪》和《兵法奥义书》等书在江户时代出版。
书中关于武学的讲述, 主要在《拳经·捷要篇》对当时中国拳派的见解以及拳法三十二势, 至今仍为重要的武学研究资料。书中对于拳法门派记载:“古今拳家, 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 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 各势各有所称, 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 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 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掌棍皆今之有名者。虽各有所取, 然传有上而无下, 有下而无上。”[5]此时期的武学精要已经发展到了强盛, 仅书中记载的拳经门派已然丰满林立, 各具特色, 各有优势。此书拳经中专门阐述拳术的实战技法和武学要领, 综合了民间拳法和战斗经验而统筹规划出的关于明代诸多优秀拳种的武学巨著。戚继光通过搜集了诸多家民间拳术, 总结优势最终编著了具有时代价值的32势拳法, 针对拳法的动作特点和技术要领全部绘成图谱, 加以简明扼要的对拳术要领进行提示, 运用在军事训练中, 便于士兵快速掌握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形象生动的图谱加注释的编写形式, 在我国武学发展史上产生较大功效, 便于后人掌握和整理武学史料, 这对于我国传统武学的继承和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5 民间武学—《五杂俎》
此书为明朝万历年间, 谢肇淛所著, 此书虽不是专门论述武学的书籍, 但是书中内容涉及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集中编写, 渗透其中有不少谈及到武术、武术界名人以及少林寺和尚等情况。在中国, 一般大多数少林寺拳法写成“少林拳”, 而此书则写成“少林寺拳法”。书中关于武术的部分有, “武艺十八般, 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扑, 无对者, 如小虎, 梁兴甫亦足以雄里閈矣, 但用之战场, 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 天下所无, 其僧游方者, 皆敌数十人。流贼乱时, 有建议以厚赏募之, 得精壮五百余人, 贼人听说了, 开始很害怕, 战斗中佯败, 但在夜间进行袭击, 把这五百人都歼灭了, 这就是用兵不得法。所以练兵必须先选将, 将才应具备高超的武艺, 方能统领天下奇兵。[6]此书内容记述的均是社会生活中的轶闻政史, 说明了民间武学流传甚广, 影响波及深远。
6 军事武学—《阵记》
本书著于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 著者何良臣, 字惟圣, 号际明, 浙江余姚人, 年轻时从军参加海战, 不就成为将军, 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创作此书, 此书后来被收入到《四库全书》, 此书共有四卷, 其中第二卷“技用篇”论述了射、弩、拳棍枪、筅、牌、刀剑、短兵、用技等, 记述了当时存在的各门派名称。关于学习武术, 《阵记》的“技用篇”记载道:“学艺先学拳, 次之学棍。拳棍法明, 则刀枪诸技特易易耳。所以, 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7]后世评价此书, 结合实际, 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 何良臣是明代兵家切实近理的人。
7 少林武学—《少林棍法阐宗》
著者程宗猷, 字冲斗, 安徽休宁人。少年时立志学武, 每当听说哪里有名师, 则不怕路远定要前去求教, 后到少林寺练武十余年, 拜洪转和尚为师学习棍法, 之后又拜学宗相和宗岳两师门下, 经过多年学习对武学有了一定的感悟, 他普遍征询各位师兄弟的意见, 纠正错误, 最终以图解的形式完成此书, 并被认为是传授少林寺棍法的著作。书中记述了小夜叉、大夜叉、阴手、破棍等棍法套路的棍谱和路线图等, 记述了棍法势五十五图、歌诀五十二首, 卷末有“问答篇”, 卷头有“纪略篇”、“总论”、“名棍源流”等, [8]还记载有传说的少林棍法创始人紧那罗王的像。后人读过此书进行评述, 少林不知枪法, 所以以棍当枪法去柔存刚, 缺少刚柔相济, 不至于用力气战胜别人, 此书所学柔性欠缺, 多为刚性。
后来程宗猷又著《长枪法选》, 内容是结合河南李克复的“梨花六合枪”;《单刀法选》, 被认为是日本刀法, 从浙江刘云峰那里学来的;《耕余剩技》著于明天启元年, 著书背景是明军在东北地区吃了败仗, 另有满族侵入朝鲜, 中国边境日益不稳, 创作此书寄希望于能够对保卫国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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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郑若曾.江南经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明·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8.
[6]明·何良臣.阵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宏观史学的微观研究 篇11
按照吴先生的观点，世界史就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开阔，要从全局看问题，要进行综合比较。如果世界史不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不对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吴先生宏观史学的突破口和着眼点，在十五、十六世纪。吴先生认为，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亚欧大陆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农耕世界；一个是游牧世界。它们以喀尔巴仟山、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阴山、燕山、兴安岭一线为界，南农北牧，彼此平行并列地存在着。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它们之间有和平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有相互征伐和掠夺。军事冲突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最为巨大的是游牧民族、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但入侵和移徒的结果，是更多的游牧民族融汇在农耕世界之中，世界那种相对分散隔绝、相对闭塞的状况仍然存在。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形势则为之一变。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一些地区，在静止的稳定的农本经济内部，已不同程度地生长着否定自身的力量，主要是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而农本经济受到侵蚀最深，震撼最剧烈，变化最大的是亚欧大陆西端一隅之地。在那里，农本转向重商，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这一率先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地域扩张，冲击着整个农耕体系，从莱茵河以东的欧洲到北非西亚，从中亚穆斯林到印度、中国、日本，到处都感觉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自此以后四百多年，正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冲击与反应，挑战与应战，引起经济变迁的波动与适应，文化交流的批判与吸收，新旧嬗递的隔绝与融汇，使相对孤立闭塞的世界联为一体，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语)。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到十五、十六世纪时，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世界史。因此，“研究这两个世纪变化的各个方面，是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的开端。”
《初学集》是这个开端的第一步，然而也是坚实的一步。从它收入的十六篇文章选题看，有探讨十五、十六世纪历史变迁大势的宏观之作，也有着眼于区域变动、具体事件和某一政策的微观研究，宏观综览全局，但不空泛；微观精于专题，但不狭隘。宏观微观相结合，它们重点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封建农本经济内部的变化；二是东西方海上的活动。文章认为，农本经济是一种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基本上属于地方性自足的经济，要使它转向商品经济，就必须突破两大闭塞，即突破狭隘的耕织自足的地方闭塞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闭塞。而这两大闭塞的突破，又有赖于农本经济内部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商业、市场的扩大及海上贸易的发展。所以文章研究的主题和中心，是从农本到重商、由闭塞到开放。
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涉及英国、中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十五、十六世纪时，英国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中国在明王朝统治之下，日本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政权的统治之下，三个国家发展水平大体均衡，英、日比它们各自相邻的大陆还有稍稍落后一些。但是，在这以后，农耕世界西端的英国，却率先起飞、迅速地由农本而重商，转入工业社会，而东方中国则始终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过程、造成东西方历史发展大相异趣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呢？有两点原因：
第一，在农耕时代，以农为本，是东西方一致的教条。但是，西方农本经济中产业结构不同于东方。西欧自始至终保留着重视畜牧的古老传统，它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农牧混合的产业结构；而东方中国则是越来越趋向单一的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给东西方农本经济内部商品经济的生长以不同影响。本来，从农本经济内部滋生成长的商品生产、商业和城市，开始都是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庸和补充，与封建制相适应、相协调的。但是，由于西方畜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相当比重，故它的毛织业特别发达，成为中世纪商业的基础和商品生产的先导。与东方种植业相比，它更容易产生出侵蚀农本经济的力量来。从十二、三世纪开始，到十五、六世纪完成的商业和城市——由农本经济的附庸到对立物——的转变，正是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第二，西方英国和东方中国、日本，虽然都是封建政权，但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却很不相同，由此影响到东西方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不一样。比如说，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开始采取保护毛织业的措施，到十六、十七世纪，又大力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而同期的中国，仍在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控制之下。英国政府鼓励有技术的外来工匠的移入，支持和参与海上亦商亦盗的扩张活动；而中国明朝，其时却在严申海禁，打击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对一些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稀疏萌芽，也是多方控制，无情扼杀。可以这样认为，东西方经济政策上的差异，是东西方历史均衡发展到不均衡发展，是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东方逐渐落伍，西方迅速领先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昂贵的历史学课堂 篇12
事实上,梁启超力劝孩子们在美国读好书再回国,并不是梁启超认为读书是第一等好事。梁思成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梁启超就给他寄去了最新版的《营造法式》。梁思永在美国读硕士期间,梁启超几次希望梁思永中断学业跟随在欧洲的中国考古队进行考古研究。梁思杰从西点军校毕业参加危险的战斗,梁启超给予充分的支持。梁启超的思想里面,实践和读书同等重要,而学习中的训练高度,是影响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梁启超不仅不遗余力地将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大学,为孩子们提供高人指点,让孩子们参加最具有前瞻性的团队,还给孩子们提供最新的科研和社会资讯。
最近五年,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待几个月,到梁氏子女学习过的学校去看看,尤其是梁思永、梁思成待过的地方,去发现和思考:历史学是否就不需要实验室了呢?确实,从表面上看,历史学学习只需要在图书馆就可以,去看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然而,历史上存在过只看历史书的历史大师吗?
如果说梁思永和梁思成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那么许倬云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了。2013年,我在匹兹堡见到老先生时,他回忆自己走向历史学研究的往事,并不是因为读了多少书,而是与当年他和台大李济、李宗侗、董作宾、傅斯年的忘年之交有很大关系。他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和韦伯学派的亲密接触,才奠定了历史学的厚重的经济政治学基础。
如果再查询我们熟知的王国维、陈寅恪、季羡林的史学成长经历,那么多年的留学经历是不可缺少的。一般认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哲学历史来重新看待中华历史,会有一个崭新的史学视角,会成就一个历史学家的。然而,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教授对我说,如果对土耳其的历史感兴趣,有机会可以去一下日本的博物馆,原因在于,日本的土耳其博物馆被土耳其人视为圣地。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在美国的匹兹堡、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这些盛产历史学家的圣地,都看到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非常令人咂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讲解员有的就是这个方面的泰斗级人物。原来,学习历史学的昂贵在于,除了读书之外,你还得见到原物,还得与泰斗们亲密接触,这个“实验室”是所有学科实验室中最昂贵的。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37岁,这个年龄就成为北京大学这个王牌专业的副主任是少见的。然而,昝涛北大博士毕业的时候,去应聘山东某所中学历史老师却被拒绝,他是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国际学术资助,在危险的中东游历、学习与科研。他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克曼人、伊朗人亲密接触,住在一起,才有了冷板凳之后的精彩。在书与路的灵魂旅行之后,昝涛已经不像一位一般的历史学教授了——他在新浪上发表连载,在经济和文化沙龙上谈论伊斯兰文化,做中亚旅游团的高端导游。我在想,昝涛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土耳其的一流专家,其信息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体验是深切的、其实验是昂贵的,因此,历史学在中外都是一门贵族的学问。
1985年,一位美国收藏家在加州一所住宅中发现了圆明园兽首。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才流失的文物(其实按照文物法,这不是文物),当年的价格在1500美金,到2007年被何鸿燊在拍卖会上买回时近7000万港元。我在想一个问题,买回兽首我们已经花费数亿,而中国这么大、这么富裕,何时买回几件希腊文物、罗马文物、西班牙文物、埃及文物?没有这些昂贵文物的西方史,就像没有网络设备的网络课程一样好笑。我们的历史学教育如何利用信息手段,将地域文明、爱国教育、人类文明生动地展示出来?这不仅需要历史学课堂,更需要历史学实验室、博物馆和野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