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科学化（精选11篇）
史学科学化 篇1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因此日本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颇有研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学者，在中国古代音乐、亚洲音乐和我国隋、唐音乐的研究方面，以及在我国的音乐史学、乐律学、音阶、宫调、乐器等研究领域中下了很多功夫，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材料，在我国音乐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一些学术观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其核心是一个学科科学化的过程。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著述给我国音乐学者不少有益的启发，他们的研究为中国音乐史学科学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加快了中国音乐史学科学化的步伐，值得我们关注。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评述。
1. 微观的研究方法（对文献的整理）
对古籍文献的充分搜罗和严格考证。日本学者尤其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有着较深厚的文献功底，特别是他们对于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所用史料涉及到了唐代音乐历史状况的各个方面，并且种类繁多，包括正史、文人笔记、游记、壁画、雕刻、碑文、画卷、考古资料、现存实物等，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文献如数家珍，对于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音乐史料和音乐理论也了如指掌。例如岸边成雄先生在写作《唐代音乐史之研究》时，曾大量查阅唐代文献，作者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就有100多种，并进行逐一查对、考证，以求史料运用的准确、可靠。正因为作者以大量的文献史料作基础进行综合比较对照，所以，使其研究能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唐代的乐制进行考察研究，从而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林谦三先生对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以中国音乐史料与日本、印度、朝鲜、缅甸等国的史料相互印证，对隋唐燕乐调的性质、调名由来、调之高度等问题作出了详细、全面的论述。不仅史料收集的范围广泛，对于史料的校勘、辨伪、考证也是极其仔细的。在这一点上，岸边成雄先生对唐代音乐史料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通过对照比较，理清史料源流，考证辨别史料真伪、判定史料价值、选取善本以保证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例如：在对《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进行比较之后，他认为“《通典》是唐代音乐史料之权舆，《旧唐书》是可以信凭的史料，《新唐书》的史料价值较低，《唐会要》虽然在有乾隆皇帝的篡改，比较原典有相当的变化，但是部分章节采用新的史料，所以是一本有用的书”1。对于史料的辨伪和考证，岸边成雄先生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通过对唐宋许多脱漏和假伪的音乐史料的整理与批判，发现了被历代学者所忽视的重要史料《唐会要》卷三三中所引《理道要诀》，并以此为据断定了俗乐二十八调成立的确凿年代，阐述了唐代新俗乐的成立过程。
重视实证的方法。日本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实证的方法。他们在对史料进行充分考证、慎重选择之后，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确凿。例如：林谦三在敦煌乐谱的研究中，将敦煌乐谱和日本现存的唐传雅乐琵琶谱《乐家录》及同时代的P3539敦煌琵琶二十谱子进行实证类比，发现三种乐谱谱字相同均为二十，而且形态十分相近，所以断定敦煌乐谱为琵琶谱。之后林谦三运用实证的方法从音位、定弦法、节奏等方面对敦煌乐谱进行了解译。他的研究不是凭借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那些只能作为佐证和旁证)，也不是从现存的某种音乐现象中去找依据，而是通过琵琶实物和乐谱本身的实证来获得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符合乐谱自身的规律，有较大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我国学者对林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认可的。对于古乐器的考证较多采用的也是实证的方法，例如对于铜钹这一乐器考证，通过对佛教经典《法显传》、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法华经》、《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六典》、《通典》、《字统》、《声考》、陈旸《乐书》、《律书乐图》、孙缅《唐韵》、《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图》等文献的详细分析与考证后得出结论：铜钹是西域系统的乐器，钹字借用外来语音，起初用拔、跋字，唐代创制钹字作为这一乐器的名称，后来由于大小、形制、用途的不同产生了种种异称2。因为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筛选、考证基础之上的，所以所得的结论科学可靠，正是由于史料考证中的细致、缜密，才能辨伪纠错，使人心服口服。
计量方法的运用：岸边成雄在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运用了数学中的计量方法，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演出规模、演出次数、乐器数量、乐工人数、乐曲种类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统计，使音乐史的研究更为真实、准确和客观，所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例如：对唐代乐工的统计，唐初乐工人数为一万一千余人，唐朝中叶达二、三万人，唐末减为五千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唐代宫廷音乐的兴衰过程，对于九、十部伎演出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到九、十部伎兴衰的真实情景。计量方法的运用使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和表述更加“精确化”，弥补了以往音乐史学研究中注意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的缺陷，大大丰富了音乐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使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岸边成雄对唐代乐工的研究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乐工的身份、地位、来源、构成、物质条件、生活状况、经济地位以及和乐工相关的政治、经济、法规等作了详细的考证，揭示了阶级社会中乐工的政治地位和受压迫的程度，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看清隐藏在音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增加了音乐研究中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2. 宏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的研究方法是针对比较音乐学而言的。比较音乐学是一种宏观的考察音乐史的方法，日本学者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采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把中国古代音乐纳入到东方音乐及至整个世界音乐的系统中，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将中国音乐与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音乐进行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大大增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田边尚雄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比较重视中国音乐与整个东方社会、文化的关系，他不就中国音乐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将中国音乐置于亚洲及世界的范围内来研究，并且注重文化对音乐的影响。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乐器都是固定的、大规模的，比如琴、瑟都是“坐而弹之”，编钟、编磬、建鼓等都是规模较大的乐器，“不能以一二人之力动之”，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之土地在东方黄河及扬子江流域，为一安定之平野，汉人种自古入此平野，作成安定的国家，故非移动的。”3另外，汉民族的音乐与苏美尔人的音乐基础完全一致，是因为汉民族之思想与苏美尔人之思想有共通点。在谈到中国音乐中占卜和迷信时他说“印度民族为冥想的，宗教的。苏美尔人及中国民族，为实际的，社会的。印度民族欣慕未来之世界，中国人执着现在之生活而乐生。因而中国人及苏美尔人之宗教，为实用的。以现在生活为愉快而加以思考，因而多富于迷信。例如保守天体之迷信，与数之迷信，而喜占卜，此等一切，皆现于彼等之音乐中。”4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也采用了多维度的观察，他认为唐代是音乐文化大融合大吸收的时代，唐代音乐的繁盛是各国各地区音乐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只有搞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分析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他的唐代音乐史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研究亚洲及欧洲各国音乐文化基础上的。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也是如此。他从纵向上考察了隋唐燕乐调的历史渊源，比较了隋唐燕乐调与印度、日本、朝鲜、缅甸等国乐调的异同，同时对印度古乐论，苏衹婆七调语源，以及日本所藏源自唐宋的乐曲、乐调、乐器等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亚洲、欧洲这些比中国更广大的范围来看中国音乐，这种跳出界外、从外看内、从小观大的观察是音乐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与亚洲、欧洲音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注重这种联系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原因。
回头来看当时国内的古代音乐史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忽视了中国音乐与亚洲及世界各国音乐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对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成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和继承。日本学者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态度值得我们很好的吸收和借鉴。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处处体现着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他们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史料的辨伪与考证细致而严谨，所得结论都出自对史料的全面分析，言必有据且证据充分，他们对于实证方法，计量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音乐学等方法的运用，使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此处所引是大意, 原文请参看岸边成雄秦序译.唐代音乐文献解说[J].交响:1987, (1) :69.
[2].[日]林谦三著, 郭沫若译.东亚乐器考[M].北京:音乐出版社, 1962:32.
[3].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41.
[4].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80.
史学科学化 篇2
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对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尤其是历史学科，学生长期形成了一种事事依赖教师的习惯，致使部分教师在新课程的实施中感到课堂难以操纵，教学流程不畅，效果不佳。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有必要认真探索学生的“学”，让学生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课改中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那么，应让学生怎样学习历史呢？下面本人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几个主要方面：
1、让学生学会阅读历史资料
学生现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教科书等文字资料。如何让学生快速有效地把握文字资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为此，必须把握好“读”这一关，提高学生读的能力和效率。教学中，注意让学生做到：拿到教科书时，先阅读目录和说明部分，了解本册书的主要内容，分清单元，宏观把握教材，建立粗略的知识框架。对于课文，则要求学生做到“三步走”：首先，全面浏览课文，搞清有几目内容，有哪些专栏，有哪些图片、史料和表格；其次，细读每段课文，概括出主要内容，找出基本的历史知识要点，并向全班介绍；再次，精读重要段落，结合小字、图片、史料、表格、注释，加深理解，解答疑问。经过一学期的培养，学生能比较迅速地统揽教材，把握到知识要点，从而为课堂节约了大量时间，使师生可以充分地进行其他的教学活动。
2、让学生学会记忆历史知识
历史新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知识与能力”。有些教师认为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学生去记忆历史知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新课程摒弃的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并不反对知识的记忆。试想，如果学生连新中国于何时成立都说不上来，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因此，教师必须让学生博闻强记，在脑海里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历史素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教会学生掌握记忆的方法和技巧，坚决避免死记硬背。每一个知识点都有其不同的记忆方法，发现并掌握其规律，合理加工处理知识信息，探究便捷的记忆技巧，有利于提高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效率。教师可以提供一些相关技巧，供学生借鉴，如我们熟知的谐音法、图表法、形象记忆法、理解记忆法、比较记忆法等。另外，注意借鉴语文、地理等学科的一些做法，如概括出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分段并概括段意、对一整段文字划分句群，对长句子先找关键词，然后用“造句法”将这些关键词连成通顺的一句话；让学生在地图上注明发生历史大事的地点、时间、人物等。这些做法都短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使学生不再为记忆而苦恼。
3、让学生学会系统地掌握历史知识
历史学科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不彼此孤立。教师要注意教会学生把零散的知识纳入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掌握：一是掌握“横”的线索，可寻找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不同方面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如学习唐朝，应注意把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各大专题，在大专题下又可分为若干个小专题，如经济专题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小专题下再进一步细分，如手工业下的纺织、陶瓷、冶铸等；二是掌握“纵”的历史线索，可寻找同一大专题或小专题下的各时期中外历史相关内容进行联系综合，分析其相互关系，比较其异同点，分析其异同的原因、影响，并尝试将各部分知识迁移重组，形成“纵”的专题线索，如一个朝代的兴亡（建立、巩固、发展、衰落、灭亡），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演变，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等。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应注意“纵”“横”交错。如果学生能像教师那样把教材分析透彻，既做到宏观把握，又做到微观细研，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大大提高。
4、让学生学会联系跨学科的知识
重视不同学科知识的渗透和跨学科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新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在教学中，应注意指导学生以正在学习的内容为立足点，联系政治、地理等其它学科中与之相关的知识，从多学科的角度，更为完整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并能综合运用知识解答相关问题。如学习甘肃敦煌莫高窟时，适时联系到当今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一时事热点问题，同时又联系了有关甘肃的地理知识，从而培养了学生多角度、多思维认识问题和综合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学有乐趣。
5、让学生尝试自我分析和评价学习效果
测试是目前评价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让学生自拟试题，同学之间交换答题，或由教师统一命题，让学生借助参考答案，进行相互批改、他人评价，或自己分析、自我评价。在此期间，教师要让学生注意以下方面：理解命题的基本思路，把握命题的一般规律，了解题目的类型，明确答题的基本要求，掌握答题的基本要领，认真发现自己在解答问题中存在的不足，并查找失误原因，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这样，学生在转换角色的自评互评中，就能不断提高自己分析和解答各类问题的能力。
6、让学生学会联系现实和“学以致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能够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建起一座桥梁，拉近二者的距离，学生的学习兴趣必然会大大得到激发，使学习效率大幅提升。为此，在教学中作了以下方面探索：备课初，先到网上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搜寻最新的考古发现、时事热点、历史评论、精美的图片等等，然后整理筛选，做成电子课件，在课堂上展示。如学习三星堆文化时，我就下载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最新图片和考古推测，学生学习时兴趣十足；学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注意联系了台湾的有关时事，让学生认识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处在大陆中央政权的管辖下，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台独论；对于电视台新上演的历史剧，则让学生根据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行评点；利用学校组织春游的机会，对参观地点进行历史知识的讲述等等。以上做法，充分拓展和利用了网络、古迹遗址、影视等课程资源，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去结合现实学习历史，教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7、让学生敢于质疑
随着历史学科研究的不断突破创新，一些历史观点和结论，已经明显的过时，甚至被证明是错误。因此，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历史事件、判断历史结论、评价历史人物，大胆地对教材的某些观点、有关参考资料、练习题、教师的结论提出质疑，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并有理有据地加以论证或驳斥，不能盲从“权威”。对教材中没有下结论或结论模糊的历史问题，则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结合史实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论证。同时，注意向学生介绍当前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等。通过这些做法，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发散思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总之，让学生掌握历史学科的学习方法，教师就应具备高水平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能力，并通过教与学的互动过程，把这些能力逐步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能力，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做到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大大提高课堂效益。
初中历史学习方法简介
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关键是要把握好三个环节：记忆、理解和运用。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首先，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过程、历史概念等知识的获取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这是学好历史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对历史知识的牢固记忆，理解和运用就无从谈起。这里所说的记忆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死记硬背而是多
角度、多层次、多情景的记忆。例如，初中历史第二册第十四课《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中提到：“从五代起，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对这句话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设问：一是何时我国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二是自五代起，我国南北方的农业发展水平发生了什么显著变化？三是我国经济重心是在何时南移的？这样就不仅可以掌握历史史实，而且可以举一反三，考试时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其次，要正确理解已经掌握的各种历史现象。正确理解史实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如果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出现偏差，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思维品质。这样也就不能正确的解决问题和得出新的结论。仍以《五代辽宋夏金的社会经济》为例，“繁华的城镇”的兴起和作用，是这节课同学们理解的难点。北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发展为城镇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产品的种类和产量的增加需要扩大产品交换的市场，于是城镇应运而生。可见，城镇是商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城镇中的主要商品种类大多数是日常生活和劳动工具，随着城镇的发展，无地或破产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手工业或经商，投入到工商业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行列中。城镇的兴起又促进了工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理解了老师对这段内容的分析，同学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城镇的兴起，而城镇的兴起又推动了工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要正确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解决历史问题。只学不练达不到巩固知识的目的。典型而精当的练习既能从多角度考察你的学习情况，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知识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从而使你在记忆、理解的基础上做到前后知识的融会贯通。例如：列举与北宋、南宋同时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做这道题目的思维结构是：首先分别弄清与北宋、南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有那些；然后再具体分析各政权的交替、传承和相互关系；最后得出正确答案：与两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大理、金、西辽、西州回鹘、黑汗王朝。这样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巩固了知识，又掌握了学法。
记忆、理解、运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历史不知不觉成为你的朋友，而历史成绩在扎实的基础上自然会得到提高。
第二篇初中历史学习方法
虽然我们常常说学习没有固定的方法，但是，一定要讲究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就是学习初中历史的一种方法，同学们不妨试一试。
第一步课前认真预习首先，通读两遍课文，对于那些不认识的字一定查字典，除了要注音，还要明白这些字在课文中的含义。
然后，根据课文内容，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提纲的格式可以模仿老师上课时的板书。但必须体现出历史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的名称、原因、经过、结果和影响。
另外，把自己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以及把自己要提的问题也写出来，以便在老师讲课时获得解答或者向老师提问。第二步上课认真听课、思考、笔记根据自己预习的情况，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注意自己的理解那些地方与老师的讲解不一样，自己还有那些地方没有预习到，自己预习时存在的问题老师是否讲了答案，如果讲到了要立刻记录下来。老师讲完后，自己要详细回忆一遍老师讲的所有内容，想一想，还发现了哪些新问题。如果有，还要在课后向老师提问，获得答案。
第三步课后复习、巩固首先，再读一遍课文，再看一遍预习提纲，根据课堂上教师的讲解，修改提纲。
然后，完成课后作业，做作业时，不要照书抄，要尽量根据自己的记忆写出答案，确实写不出来，再看看书，记一记，然后写出来。作业不能拖，要及时完成。还要书写工整、条理清晰。
最后，不要忘了，过三天，要把学过的内容再快速读一遍，以便及时巩固。
第四步阅读课外书籍或做课外练习，扩充知识面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与课文有关的课外书籍或做课外资料上的一些练习题，这不仅可以扩充知识面，而且所学的知识更不会忘记。
同学们，请记住，成功=充分利用时间+正确的方法；成功永远属于勤奋者
1、课前预习：在上新课前，要对即将学习的内容认真读一遍，在读的过程中把自己觉得不太理解或有疑问的句子圈画出来，自己有些什么想法或疑问也可写下来。
2、带着问题认真听课和做好笔记：上课时要认真专注地听老师讲解和同学发言，认真思考，积极回答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认真做好笔记，把上课的要点、线索记下来，并留出适当的位置，课后将其补充完整。这样通过动手、动眼、动耳和动脑等多方面的刺激，就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记忆。
3、认真做好练习：做练习的最好方法是先复习、后作业。做练习时要求认真思考，独立完成。还要求把做错的题目用红笔改过来，并弄清楚自己是哪个方面出错的，如看错题目，审错题意，知识点没有掌握好，或者抄错答案等，根据自己做错的原因采取相应的克服措施。
4、及时循环复习：很多同学对历史知识记的快，但忘的也快，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忘记忘记其实就是等于忘了再记”。这其实就是人类的遗忘规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方法：及时循环复习法。具体做法就是在当天上完新课后就抽几分钟复习下当天的功课，每周可抽十多分钟复习一次本周内学习的内容，月考、段考和期考再系统进行复习等，如此反复循环地进行复习，就能降低遗忘的程度，达到增强记忆的效果。另外，平时要注意对闲散时间的利用，记忆的东西不一定要花专门的时间来记忆。同学们有这样的想法，就剩下几分钟了，休息一下就算了。其实同学们有没有注意积少成多的道理，我们可以算一算每天有几个闲散的几分钟，每个闲散的几分钟去记一点东西的话，那么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们可以记多少东西，大家都来算一算，并且行动起来，你们将会有很大的收获。
最后，根据知识结构一点一点地看课本，把课本上讲的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弄清楚，跟前边的历史事件有联系的就联系起来，重点掌握其背景和影响，如复习甲午中日战争时，我们就可以与第一章的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联系，重点掌握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马关条约》的内容及其影响。
2、记忆历史的一些方法：
记忆历史是我们学好历史的前提条件。因此，学会和掌握一些历史记忆的方法和技巧是很必要的，下面我给同学们介绍记忆的方法。
1）图示记忆法：用各种图表、图形进行历史知识的记忆，这种记忆方法形象、直观，效果比较好。如学习到立宪派这一内容以后，我们已学了很多的派别，这样我们就把洋务派、顽固派、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出现的时间、代表人物和主张制成一个简表或知识树等图形，并留些空位给以后学到的新内容那就更好了。
2）数字归纳记忆法：①如数字本身的特征来记，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②间隔等差数字记忆，如1911年武昌起义，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护法运动……③一数多项联记，即同一年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如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衙门，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3）关键词语记忆法：对于一些知识点我们也可以利用句子中的关键词来帮助记忆。如辛亥革命的功绩：我们可以借助“推翻”、“建立”、“打击”、“深入”、“创造”、“推动”等关键词来提示我们。
4）利用关键词和谐音法记忆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首先挑选关键词依次为“割地、赔款、开口岸、协税”。其次，用谐音法记为“哥哥赔五（双）鞋”，解释：“哥哥”──谐“割”音，指割地；“赔”──赔款；“五”──五口通商；“（双）”──辅助记忆，无实义，下同；“鞋”──谐“协”音，指协定关税。又如：1860
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主要内容，首先，挑选关键词为“认天约、开天津、割九龙、准华工、增赔款”。可用谐音法记为“准（许）天天陪酒”，解释：“准”──准许华工出国；“天天”──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陪”──谐“赔”音，指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 800 万两白银；“酒”──谐“九”音，指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很多同学还问及材料题和问答题的做法，这些问题就希望在老师讲评时，大家认真听，这样就能提高这方面的能力了，同时我们也很希望大家与老师多交流。
虽然我们常常说学习没有固定的方法，但是，一定要讲究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就是学习初中历史的一种方法，同学们不妨试一试。
第一步课前认真预习首先，通读两遍课文，对于那些不认识的字一定查字典，除了要注音，还要明白这些字在课文中的含义。
然后，根据课文内容，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提纲的格式可以模仿老师上课时的板书。但必须体现出历史事件的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的名称、原因、经过、结果和影响。
另外，把自己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以及把自己要提的问题也写出来，以便在老师讲课时获得解答或者向老师提问。
第二步上课认真听课、思考、笔记根据自己预习的情况，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注意自己的理解那些地方与老师的讲解不一样，自己还有那些地方没有预习到，自己预习时存在的问题老师是否讲了答案，如果讲到了要立刻记录下来。老师讲完后，自己要详细回忆一遍老师讲的所有内容，想一想，还发现了哪些新问题。如果有，还要在课后向老师提问，获得答案。
第三步课后复习、巩固首先，再读一遍课文，再看一遍预习提纲，根据课堂上教师的讲解，修改提纲。
然后，完成课后作业，做作业时，不要照书抄，要尽量根据自己的记忆写出答案，确实写不出来，再看看书，记一记，然后写出来。作业不能拖，要及时完成。还要书写工整、条理清晰。
最后，不要忘了，过三天，要把学过的内容再快速读一遍，以便及时巩固。
第四步阅读课外书籍或做课外练习，扩充知识面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与课文有关的课外书籍或做课外资料上的一些练习题，这不仅可以扩充知识面，而且所学的知识更不会忘记。
历史学科学生课堂生成的几点思考 篇3
[关键词]课堂预设课堂生成学习场域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310085
纵观历史课堂，大多数教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所谓的教案不放，教学过程循规蹈矩，方寸不乱;要么置教案于不顾，教学过程松垮随意，散沙一盘。对于后一种做法，我们总是“腹诽”连连，而对于前一种做法似乎宽容了许多。但如果往深处去想，就会发现如果教学流程总是拘泥于课前的预设，课堂就会是铁板一块、死水一潭。只有预设的课堂只会是教师的课堂，只有生成的课堂才是学生的课堂，才能提高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那么，在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如何才能促使有预设的课堂走向生成的课堂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达成。
一、关注和把握学生的学习场域
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学生的每一个学习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历史课堂上，教师关注的不该是自己的“教”，而该时时关注学生的“学”。教师要随时理清学生的在场状态，时刻不放过学生每一个学习细节，仔细倾听学生的交流对话，认真揣摩学生的思维动向，从而及时做出对教学环节的调节变更，教学问题的机智更改，教学路径的巧妙变通。教师不再拘泥于预设的教案，而是根据具体的学生学习场域，灵活弹性地接纳、吸收、处理，激活课堂。这样的课堂，生成有了可能，精彩得以呈现。
二、给学生的“失败”留有空间
尝试是人的本能。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课堂中学生不愿尝试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主要是因为教师预设的课堂是让学生不断取得“正确”的课堂，在教学环节中基本没有给学生相应的“犯错误”的空间。其实，有“失败”的课堂才是学生能够真正学习的课堂。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应该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应该告诉、可以告诉学生的知识变成问题或问题情境，让学生自己经历历史知识发生、发展、应用的过程。换句话说，“聪明”的历史教师，往往教不出顶尖的学生，因为他们总是讲得太清楚，不给学生留有“失败”的余地。但其实“尝试成功”过程中的“失败”，恰恰是学生在自己学习过程中的生成。有助于成功、指向成功的生成过程，对于学生高层次的成功能力和成功心理形成是有益处的。讲不清楚、讲得太清楚的历史课堂都不是好课堂，有意讲不清楚，留给学生思维和生成的空间，才是智慧之举。教师应以此引导学生如何从错误走向成功，真正体会失败是成功之母。
三、注重历史思维的训练
要使学生在课堂上有新的生成，教师必须授之以“渔”，也就是要侧重对学生进行历史思维的训练。历史课堂上，教师应该注重开发学生的批判思维、分析思维和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强调要理解历史知识本身“是什么”，即知识的核心本质，并且可以有效地掌握历史知识，促进其在现实中的应用。分析思维突出强调要懂得历史知识的“为什么”，分析问题或者现象的原因，比如在分析某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时，不仅要横向分析，还要纵向分析，必要时还要比较分析，这样才能把历史事件的各种联系了解清楚。创新思维强调要明白历史知识能“怎么样”，即所学的历史知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将所学到的抽象内容或者理论知识举一反三。这三种历史思维能力在历史课堂学习中是必不可少的，对学生思维的训练远比对知识本身的死记硬背更有意义，因为它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生成。
四、侧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该具备的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与创新实践。知识教学要“够用”，但不能“过度”，因为知识教学过度就会导致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受阻。教育不应该填满学生生活的空间，而是要留有闲暇，因为学校教育绝不是给学生人生画上句号，只是给学生准备好必要的桨。所以，教师要思考历史学科本质是什么，历史教学究竟要把学生带向何方，如何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与历史学科教学之间架起桥梁。具体而言，教师应该注意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核心素养为指导，引领、辐射历史学科教学，彰显历史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使之自觉为人的终身发展服务。二是核心素养的达成也依赖于教师对历史学科独特育人功能的发挥和对学科本质魅力的挖掘。只有乘上富有活力的历史学科教学之筏，才能顺利抵达核心素养的彼岸。
总之，好的历史课堂教学，一定是有生成的历史课堂教学，有生成的课堂才能让学生的脑袋不成为教师思想的跑马场。
史学科学化 篇4
关键词：古史辨,报刊,史家,科学化
1923年顾颉刚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命题, 古史讨论遂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的主潮之一, 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1941年出版第七册, 享誉史坛的众多学者参与其中, 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 几乎伴随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发展, 其影响所及, 至今犹存。
一、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为古史辨提供了平台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被首次提出来, 该文发表于胡适所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在此之前, 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就以书信的形式讨论辨伪问题, 当胡适请顾颉刚编《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时, 顾颉刚就将与钱玄同的信节录一部分, 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同时给钱玄同去信, 希望他将辨伪的见解多在此刊上发表, 信中提到“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 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 “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 继续的讨论下去, 引起读者的注意, 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1]76这里顾颉刚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将古史辨伪的讨论继续下去, 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 而实现的形式就是将信件中讨论的内容公开发表。此后, 《读书杂志》从第九期开始至第十七期止, 连续发表了顾颉刚, 钱玄同, 刘掞藜, 胡堇人等人辩论文章 (信件) 九篇。古史讨论一时成为热点, “哄动一时”。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即古史辨的兴起除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及与传统学术的关联外, 报刊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报刊业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而来, 中国最早的报刊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 但数量较少, 1815年至1861年, 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 1900年据梁启超统计大约有124种。辛亥革命掀起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情, 全国报纸达500家, 期刊达700余种, 仅报纸的总销售当时就达4000万份。1927年, 中国大约已有报刊2000余种。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 可以这样认为, 至1920年代, 报刊业的发展已经为顾颉刚提出古史辨并成为热点提供了充足的环境。
顾颉刚认识到了报刊的功能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从顾颉刚早期的读书生涯中我们可以窥其一斑。此后, 无论是阅读还是亲自参与编辑, 顾颉刚的读书生涯中, 始终没有离开报刊, 报刊对他的思想及知识积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顾颉刚对报刊对学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这在1935年顾颉刚与谭其骧的信中有明晰的表达, “说到创办刊物, 你和我的胸怀太不相同了。我办这刊物, 固要使你成名, 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 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 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 但必应就力之所及, 提拔几个, 才无负于天之生才……难道我为了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使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吗?”[1]164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顾颉刚对报刊的传播作用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到实践活动当中。这可以说是顾颉刚因古史辨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总结。
二、史家的职业化为古史讨论提供了支撑
讨论史家的职业化, 必须要联系到近代学术和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稿酬的出现。学科体制的建立使得史家得以从传统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 完成了从依附于封建国家到融入近代的学术及教育机构的转变。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使得稿酬开始出现, 为史家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之新平台。中国史家的职业化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而逐步确立的过程。1905年, 清廷废除科举制, 这一举措的客观效果是彻底切断了读书人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迫使知识分子开始向近代转型。失去了科举入仕的追求, 知识分子为了谋求出路, 开始向社会各个行业流动。
在这一知识分子职业转型的过程中, 史家的职业化首先与清末民初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建制及其发展密切相关。在洋务运动时期业已出现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及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 但这些学堂“言艺之事多, 言政与教之事少”[4]19, 史学在其中并不作为教习的内容。戊戌维新之际设立了京师大学堂, 成为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堂, 戊戌之后, 先后兴办的大学堂有陕西的宏道大学堂、山西的晋省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河南大学堂、两湖大学堂、广东大学堂、江苏的南菁高等学堂等[5]77, 这些新式学堂一般都将史学纳入教学内容, 史家开始具有职业的性质。至民国初北京大学等一批新式大学的建立, 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建立起来。这些大学与学术机构有较强的独立性, 史学作为诸多学习科目中的一类, 教学与科研成为学者的本职工作, 亦是史家得以获得酬劳的最基本方式, 史家的职业化开始真正形成。
另外, 稿酬制度的出现也为史家的职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持。稿酬制度与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相伴而生, 随着报刊业的不断发展, 报刊从初创时期单一的宗教政治舆论宣传工具向产业性转化, 随之与出版报刊相关的职业性的工作人员如编辑、记者、经理人等亦大量开始出现, 同时写作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史学类学术性质的文章是否具有稿酬, 就早期的专业性史学期刊《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史地研究》等刊物来看, 都没有明确标明是否有稿酬, 但在1905年前后的上海报界, 写作“论说”文章是有稿酬的, 大概是每篇五元。如顾颉刚曾应郑振铎之邀, 作《〈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售与小说月报。另外就史学类图书的出版来看, 视出版销售数量的多寡也有数量不等的稿酬, 顾颉刚大学毕业不久, 曾经就因经济上的困难试图“拿著书来做主要职业, 拿版权来做主要收入”[1]63就《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的情况来看, 因为其销路很大, 连续出版十次, 由此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当然就整体来看, 史学类学术性文章支付稿酬的现象不是很普遍, 同时稿酬也只是作为史家经济来源的一种补充, 但其存在也是促成史家职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史家的职业化使得史家以学术性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不囿于传统政治的束缚, 史学进入真正的科学研究阶段, 也必然促进史学的极大的发展, 古史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产生的。我们从在古史辨兴起时, 参加讨论的主要人员的职业性可以得其大概。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容庚诸多参与到古史讨论的人, 大多依附于近代学术教育机构, 学习或就职于与史学相关的职业, 正是有这样一批职业性的史家的参与, 古史辨才得以兴起并延续下去。同时, 在这样一批具有职业性的史家面前, 科学理性批判的精神受到张扬, 宗教信仰的藩篱被打破, 史家的职业化意味着史学的科学化走向。
三、史家与报刊结合以古史辨的形式催生了近代史学的科学化取向
职业性的史家与报刊的结合意味着史学研究与现代传播机制结合的完成, 这样一种新型的学术机制, 必然对史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它突破了古代史家单独研究的局限, 能够将问题公之于众, 让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所研究的问题上来。报刊的发展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 “各种研究所, 各有其专门之杂志, 以发表其成绩。”[6]通过在报刊这样具有广泛传播效力的工具, 史家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更容易融入到当下学术研究与讨论中, 通过讨论及相互之间的启发驳诘, 使得对所研究问题更加深入,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这样坦言:“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 (掞藜) , 胡堇人 (治征) 诸先生, 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 逼得我愈进愈深, 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 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 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 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励寻求智识。”[2]3可以说正是史家通过报刊得以相互影响, 不断推进自身的研究, 古史辨是这一形式的明证。
另外, 就古史辨所讨论的内容来看, 他本身亦符合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需要。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首先必须对古史做出清理, 打破原有的一整套为帝王政权服务的古史系统, 顾颉刚就明确主张“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认为“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 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2]101传统的古史系统以为三代为理想社会, 其后历史的发展则是每况愈下, 这一古史系统存在于为整个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经学元典之中, 打破原有的古史系统就等于无形之中消解了对经学的崇拜, 原来的经学成为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整个传统社会所为之尊崇的价值观念也必然随之瓦解, 科学理性的精神受到尊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职业性的史家与报刊的结合, 以古史辨的形式催生出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与报刊的结合并不以古史辨为始,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 但并没有对中国古史作出具体的研究与讨论, 这说明在史学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缺少职业性的史学家的参与, 使得讨论及其转型难以完成, 因此梁启超更多的是提倡宣传之功。至古史辨的提出, 这一新型的学术机制才得以真正完成。没有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 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同样, 没有在现代学术机制下产生的职业史家,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亦将不会如此迅速。
参考文献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
[2]古史辨 (第一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A].饮冰室文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89.
史学科学化 篇5
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层面的同异研究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定的`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了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编史理论与方法上的同和异,认为二者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对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均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章梅芳 ZHANG Mei-fang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刊 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8 30(4) 分类号：C912.4 关键词：人类学 女性主义 科学技术史 编史学史学科学化 篇6
关键词：高中历史；自主探究；心理学
一、探讨学生的课堂注意分布规律，把握课堂自主学习中各环节所使用的时间
1.学生的注意分布规律。
在课堂45分钟内，根据高中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将学生的注意分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注意分散阶段。这时上课刚刚开始，前一节课上的某些内容在学生脑中还处于兴奋中心的位置，课间活动还影响学生学生的注意，学生的注意还没有完全集中到教学内容上来，所以学生的注意分散、思路紊乱，但经过教师的启发诱导，学生的注意力就会集中起来且注意程度越来越高，最后达到集中，这个阶段持续约5分钟。
第二阶段，注意集中阶段。这时学生的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学生对符合其需要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行积极的探讨，学习效率非常高，这是课堂45分钟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持续时间约25～30分钟。
第三个阶段，注意的疲劳阶段。由于积极紧张的学习，学生的头脑逐渐进入疲劳状态，这时学生的大脑疲劳，注意力下降，学习质量下降，该阶段约持续10～15分钟。
2.教师所采取的措施和所用的时间。
根据学生注意的分布特点，在课堂前5分钟的注意分散阶段内，我采取课前检测、启发诱导等手段，使学生的注意迅速集中到学习内容上来。
（1）课前检测
检测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给学生创造一个紧张的学习情境，并且要求学生的脑、眼、手等感官紧张活动，这时学生的注意就会迅速地集中到教学内容上来，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目的。
（2）启发诱导
启发诱导的方式是多样的，通过3分钟左右的灵活生动的启发强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使学生的注意迅速地集中到学习上来，这时教师巧妙地导出新课，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境进入新课的学习。
通过5分钟的检测诱导等方式，学生的注意进入高度集中的黄金时期，这时开始进入自主探究学习阶段。在探究学习中，通过学生的脑、耳、手、眼的共同活动，积极地探索知识，攻克学习中的重点、难点。根据学生的注意分布特点，自主探究学习时间应以25～30分钟为宜。
经过25～30分钟的自主探究学习，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衰退，在注意力衰退的情况下，教师应改变对学生的学习刺激方式，所采取的方法有教师引导学生归纳、利用歌诀、谐音、图示等记忆方法，所用时间为10～15分钟。
二、探讨自主探究学习规律，提高学习效果
自主探究学习是课堂教学中的重要一环，自主探究学习能力的提高是适应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目标。
1.信息的输入必须准确、科学。就这一点来说，自主探究学习比教师讲解的准确性、科学性都强。
2.信息的输入量必须适合学生的信息通道容量。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接收信息是以“组块”为单位的。学生每节课只能掌握4～20个组块，而每一节课又可以学习一个“产生式”，这就给我们规划出每节课的信息传输量：4～20个组块或一个产生式。一般说开始学习时，组块的含量较小，以后越来越多，产生式的难度也是开始低后来高。
三、探讨记忆规律，提高记忆效果
历史学科有许多内容需要记忆，探讨历史记忆规律就显得非常重要，历史有哪些记忆规律需要探讨呢？利用首、近、音效应和学生注意分布的特点，提高记忆效果。
1.利用首因效应提高记忆效果
学生的课前5分钟在教师的引导下处于由低到高的上升趋势，且速度很快。这时由于学生课间休息，大脑的活动受知识干扰少，所以这时是大脑对外界信息接收即记忆最好的时间之一，即心理学所讲的首因效应。所以我利用首因效应通过小测验、回忆等手段提高记忆效果。
2.利用记忆的最佳时期来提高记忆效果
学生上课从第5分钟到第35分钟这段时间内，注意进入集中阶段。在这30分钟内，从第5分钟到第15分钟，这10分钟的时间是注意的最佳期，这时学生的注意力特别好，抗外界干扰能力特别强，这段时间内正式自主探究学习开始，即第一遍自读阶段。第一遍阅读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学习目标的知识梳理部分，在注意的最佳时期内，学生阅读的注意力特别集中，读得特别仔细，信息传输效果好，所以在大脑形成的第一印象特别清晰准确，而第一印象对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要，所以利用注意的最佳期发挥其效益，要求学生在最佳期内进行记忆，提高知识记忆的效果。
在历史教学中，依据新课改的要求，教会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面对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任何方法都难以指导全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志军.自主学习模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
[2]张彩霞.构建历史课堂教学新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D].辽宁师范大学，2004.
史学科学化 篇7
关键词：初中历史,自主学习,学生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讲过“在人的心灵深处, 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初中学生正处于发现自我、从幼稚走向自觉的时期, 是独立性、自信心、自我监控和调节能力等心理品质的最佳养成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如果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就能养成用科学的方法主动探求知识、敢于质疑问难、个性充分发展的学习习惯。学生就不会成为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 而能成为学习的主人。为此, 针对学生学习历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尝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努力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一、初中学生历史学习存在的问题
1.学生常把历史课当成故事会, 认为精彩就听, 无味就不听。听过之后了解一些故事情节就自以为理解了历史, 极少有学生自主地、自愿地学习历史。课堂上主动发言的没有, 考试时强烈要求教师划重点, 而不愿自主复习。他们往往只了解每一个孤立事件的片鳞半爪, 历史发展的线索却不知所云。
2.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 单一、呆板的教学方法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 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得不够。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不高, 对原本充满智慧的历史学科产生了怀疑, 认为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学科, 会成为他们的又一个沉重的负担。兴趣虽非智力因素, 不属于人的认知系统, 但它们对认知活动却起指导、调解、强化作用, 使学习过程顺利进行的心理条件。
3.由于考试指挥棒的影响, 历史教师过分强调历史知识的教学, 不注重分析。虽然历史课程改革为教师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但是传统考试的“余威”仍在, 考试依旧是教学的指挥棒。
4.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 “教师讲, 学生听;教师写, 学生抄;教师考, 学生背;重知识, 轻能力;重分数, 轻素质”的现象严重制约着中学历史教学改革, 既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 又束缚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作为教师, 更应该反省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 是否符合了学生的需要。
二、针对初中历史学习存在的问题, 在初中历史教学的方法上作一些改革, 让学生喜欢历史, 然后进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1.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教学氛围和谐、融洽。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只有在宽松、民主、和谐、自主的环境中学习, 才能思路开阔, 思维敏捷, 才能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因而, 教师要想方设法地创设和谐、民主, 有利于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体会到自主学习的快乐, 体会到合作学习的乐趣, 体会到探究学习的喜悦。首先倡导民主平等,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尊重学生, 把学生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人来看待, 保护他们的童真、童心、童趣,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激励学生的参与精神, 激发学生潜能的释放, 促进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前提条件。其次创设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义是问号。”问题情景就是借助提问来创设情景。可以说, 课堂提问和情景的创设一旦巧妙结合, 往往能够使学生置身于一种境界之中, 打开思维之门, 张开想像的翅膀, 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 获得学习的成功感。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好的问题能诱发学生学习动机、启迪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对于历史教科书的内容, 学生基本能看懂, 如果照本宣科, 学生必然感到索然无味, 提不起兴趣。因此, 教师要通过设置疑问, 创设情景来集中学生的注意, 调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学习积极性, 诱发学生的兴趣, 激发学生的思维。
2.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激发学生兴趣、欲望。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成功教学所必需的不是强制, 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实验历史教科书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 教材内容的展开, 语言文字的表达, 插图、学习活动的安排, 都力求有利于初中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特别是有利于激发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宽松学习环境, 保证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只有宽松、和谐、民主、活泼的氛围才能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激情, 进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教师必须从学生学习知识的规律出发, 适应学生学习知识的需要, 为学生提供充分、适当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为每个学生提供最大限度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机会。
4、落实学生主体地位, 重视过程调控、指导。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深处, 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 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学生学习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学生自己去发现, 这种发现理解深, 也最容易形成能力。
5.促进学生主动探索, 尊重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美国心理学家威谱·詹姆斯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学生更希望得到老师的赏识, 教师要学会赏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和结果, 这是树立学生自信心和个性发展的重要保证。“失败教育只能使教育失败, 成功教育才能使教育成功”。
史学科学化 篇8
会议的主题为“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与会学者将围绕会议主题, 就科技的跨文化传播与比较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典籍研究、世界传统工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议题发表演讲并展开讨论。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廖育群研究员致开幕词, 国际科技史学会执行理事会秘书长Efthymios Nicolaidis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Roshdi Rashed教授致辞。
刘钝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三十年》的特邀报告, 回顾了学会30年的光荣历史, 分享了学会的成长历程。在过去的30年,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在加强学术交流, 打造品牌学术会议, 推动科学技术史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优化和拓展学会的服务方式, 推行学会事务公开, 提高学会的社会公信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期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在未来有更大发展, 呼吁学界同仁为推动中国科技史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的议题涉及中国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农学史和传统工艺等多个领域, 从历史、文化、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多个角度进行交流。大会共收到论文90篇。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清华大学承办,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葡萄牙科学历史中心联合资助。
史学科学化 篇9
全书以20世纪后的历史发展时序为线,探讨了古典历史主义与社会学在各个历史时间段内的进程、挑战、变化等,为读者提供了鸟瞰式的20世纪历史学变迁全貌,考查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19世纪职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如何改变历史学,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脉络清晰,即使在提供了多种学派的史学观的背景下,也没有将个人观点淹没其中,甚至从中脱颖而出。
最引人注意的是《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一章,声讨了史学界的“牛顿”——兰克,在“史料即史学”一观点种的谬误,尽管格奥尔格曾在《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史中的兰克形象》一文中就已经提出过这一观点,但力度远不及本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忽略兰克学派一直以来塑造的考据精赅、资料博洽的形象,冷静、深刻地分析了他们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且不论文章本身的历史学研究价值,格奥尔格先生敢于挑战权威,便是勇气可嘉。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站在“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高度上,意识到兰克研究史学的方法体系的落后与缺陷,对主要史学传统的基本设想提出质疑,为撰写历史的新方法铺平了道路。
本书的视角全面,如《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一章中着重提到了20世纪后出现的女性历史学家,这种细微的观察,不但使得史学界的目光投射到女性身上,当性别划分的依据逐渐从自然特征向文化特征转变时,因为作者的这种关注,使得史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再如《德国的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的滥觞》一章中提到了史莫勒学派将工人阶层整合到德国的民族国家中,这不仅为德国的经济社会史展开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同时也因此为更加“科学”、“客观”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而在繁复且极尽专业化的学术名词中以及枯燥冗长的句子中,还依然看得到格尔奥格那颗充满人文关怀的心脏。
俄国的自然派文学家一度追求照相式叙事,此事如同史学家摆脱个体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干扰“真实”叙写历史一样有挑战。历史本身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国家话语以及必然的政治话语,因此,各色史学家才在尽量的全面和辩证这条不归路上前仆后继。而格奥尔格并没有执拗于“客观”本身,他看到了历史的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史学家筋疲力尽的追求“零度叙事”,如同我党声嘶力竭的证明共产主义存在的必然性一样,历史之所以能不断前进也正是因为其本身的内部矛盾,“学术的专业化一方面要求严格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历史学家起到政治的文化的作用。”看似是一个悖论,实则是对历史叙事者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即将历史的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正是这种具体对象化的观点,使得本书无限接近于“客观”。
《法国:年鉴派》一章中,提到“年鉴派的研究路线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其在实践之中引发严重的矛盾”,年鉴派的著作也大多对近代和当代世界仍然保持着其特色的,乃是在文化和符号上,从而就是近代的论证传统得以为人所理解。这似乎是为了证明客观性本身的不可触及,在开辟了另一种史学研究思路的同时,而作者的犀利之处便在于,他把还没做好准备的年鉴派推上舞台,无情的扯下幕布,老学究们如同化好妆却裸身的演员。而该学派的例子也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学研究的复杂性。
辩证的历史观是一个史学家最难保持的,如同寡妇守节一般意义重大且苦难重重,格奥尔格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辩证史学家中的一个,他绝对有权利给自己立牌坊。他既没有沦为“拥护种种政治理想并且意识到需要有批判的语言研究方法”,也没有坚守着严谨的学术派们追求的专业化、客观性,在两者之间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作者在清醒的认识到历史学研究的内在矛盾后,在多处指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动,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以个体为中心。能够从经济史和社会史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中,准确把握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和脉络,除了史学家必备的“冷观”外,普通人的“热观”也会对格奥尔格的判断产生感性层面的影响,如果他不认可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情感,这种细微的变动不是仅仅靠丰富的研究经验就可以察觉的,他曾经强调说过:“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哲学家,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家。我对于史学史有兴趣,也就是对思想史架构下的史学史有兴趣。”历史是人的历史,史学家只有先认清自身的“人”身份,才有权利用学术工具在显微镜下解剖历史。
格奥尔格令人敬仰的研究态度在本书中《古典主义的危机》一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提到兰普雷希特尝试将社会史引入历史学研究范围以失败告终,这背后的原因是德国史学界严苛的人才选拔机制,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其能否成为正教授的命门。将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中心的新学派,由于其极端的研究方向,其缺陷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作者却始终秉着对历史真相追求的态度,对《德国史》一书受挫事件,没有夹杂任何情感偏移,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历史势力或“观念”在起作用。作者的这种极尽科学程度的冷观,是我阅读这本书的兴致所在。
不得不说,由于本书的学术性和专业化,导致我这种看热闹的外行人阅读起来十分吃力,如果这本书没有标明购买群体,如“中、青、壮、少年不宜”的字样,那么有购买能力的读者还是有权利阅读一本措辞简单,内容深刻的书籍的,所以,在本着对销量负责、对历史学传播负责、对论文质量负责的前提下,我认为把一本书写得有趣,是一个作者的基本操守(王小波语),本书的写作技巧属实乏善可陈。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毕竟它除了警戒了我对历史学的无知以外,还历练了我对阅读本身的耐性。格奥尔格写了这么一本好书,死也瞑目了,我们一定要奔走相告,散布流言,以讹传讹。
我曾经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我提供了不同于高中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而为之倾倒,现在看过《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后,才明白“非”的存在无法证明“是”的不合理。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说过:“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愈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匐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是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沉重现实苦难的不可奈何的强烈情绪。”我想,历史正如同神像,它时刻撕扯着现实的面具,又提醒着人类自身的渺小和脆弱。常言道的“以史为鉴”可真真贬低了历史的作用,其本身的驳杂和广袤,是渺小的人类在短暂的一生中无法触及的,而这伟大的历史,却又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想必格奥尔格一定明白人类的这份渺小,终究会化作伟大的历史,如同推石头的英雄西西弗,我为这轮回的执着而怆然涕下。
摘要：格奥尔格始终秉持着追求历史真相的态度,没有局限于“客观”本身,他看到了历史与生俱果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正是来源于人性的复杂,而这份复杂又召唤着我们去探索它,历史终究还是人史,因有了历史,孤单的人类才在宇宙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而人类的这份渺小,终究会化作伟大的历史。
关键词：历史学,客观性,复杂性,矛盾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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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兰.兰克史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2003.
史学科学化 篇10
一
这部著作的内容很丰富, 基本上涉及唐代史学的各个方面。在开篇三篇文章中, 把唐代史学分为盛唐, 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唐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盛唐时期的史学成果, 首先是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取得的收获, 包括五代史, 《晋书》, 《五代史志》, 《南史》《北史》的撰述, 八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和《史通》一书;此外“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 史书的注释方面, 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1]中唐时期, 在史学理论成就上明确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是杜佑的《通典》, 这时期的通史撰述“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的重大意义”。[2]晚唐史学的史学成就, 一是史学体裁更加丰富, 编年体史书撰述有新的进展;二是民族史撰述的增多;三是历史笔记的勃兴, 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在《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一文中, 作者指出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如八部正史、《隋书》、《帝王略论》的史论。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中介绍的主要谱牒著作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纂》、《皇唐玉牒》等。唐代谱学和政治关系紧密, 特别是宫修谱碟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和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关系服务的。
史学的修史原则和方法方面。作者在《唐代史学中的直笔和曲笔》一文中, 对直笔和曲笔做了全面的总结, 包括曲笔作史的原因、表现形式;直笔作史的原则标准和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原因, 以及对直笔曲笔对比中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 瞿教授指出,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 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 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 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 都有重要意义”。[3]
作者对唐代的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他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知几, 首先肯定了其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里程碑;作者还对刘知几的某些著名论点提出了质疑, 在《读史通札记》一文中提出了对其的三点看法。对杜佑, 作者主要探讨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和《通典》的方法、旨趣两个问题, 在《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中著者以事实证明, “杜佑实为中国经世致用史学的滥觞, 应重新评价中国经世致用之学发展的历史”。[4]此外还介绍了“韦述史学”, 就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乃至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做了研究。
二
这部《唐代史学论稿》不论在内容、史学意识还是在编纂结构方法上, 都有鲜明和独创的特点。
首先是内容丰富, 结构清晰。本书是作者10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成果, “举凡唐代史学各个发展阶段, 与唐代社会的关系, 唐代史家在历史理论、历史认识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 风格各异的治史特色, 直笔与曲笔的斗争等等, 均有论列”[5]。
其次是重视史学和政治、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书中写到, “史学在唐代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学之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6]在其文章中也处处得以体现, 例如《<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一文, 《帝王略论》就是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最高统治者为君之道出发的, 也是在最高统治集团诏命和关心下产生的, 对唐代的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 重视对史学家的历史思想研究, 且有独创深入的新见解。例如对杜佑的研究不仅限于《通典》的史学价值, 作者还看到他“征诸人事, 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 酌时宜可行”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 这是有创新性的见解;作者研究令狐德棻, 不但介绍了他主编的《周书》等, 还提到他是第一个向唐高祖提出修纂前朝诸史建议的史家, 其历史远见可见一斑。《论吴兢》一文中, 作者认为他生性耿直, 直书不讳, 被誉为“当今董狐”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 注意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法的联系。作者在自序中提到, “在研究方法上要作双向考察, 从历史来考察史学, 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 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7]对于史学史上的直笔和曲笔, 它们之间的对立, 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 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还强调了历史比较方法, 提出唐代史学家研究历史, 评论史事人物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 比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把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对比, 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评价晋武帝, 从“创业垂统, 其道则阙”, 到“平吴之后, 怠于政事”。
三
通过对《唐代史学论稿》书中内容总体的了解, 就会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以前通常对唐代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 八书二史上, 通过这部《唐代史学论稿》, 不但清晰地了解了各阶段的划分及特点, 还认识到作者对各位史学家的全面认识, 对史著独辟蹊径的见解。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先作了《唐代史学编年》, 不但掌握了唐代史学的脉络, 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这是很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初步了解了在《帝王略论》和《隋书》中运用得历史比较方法, 尤其是《帝王略论》, 作者从多角度分析了它的比较方法;还有运用考证方法研究问题, 《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考证性文章, 证明今本《顺宗实录》确系韩愈所撰写。
史学精神方面, 书中介绍了不少史学家, 如吴兢、令狐德棻等埋头苦读、俯首著述, 秉笔直书, 毕生贡献于史学的事迹, 在治学方面给人以启示。
摘要：唐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 而且在很多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通过对其内容的了解, 对唐代史学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关键词：唐代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内容特点
注释
1[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17页
2[2]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24页
3[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第87页
4[4]陈方.一部开拓性的断代史学研究论著一——评《唐代史学论稿》
5[5]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内容提要
6[6]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自序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篇11
关键词：史家体例 史文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二十世纪初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近当代史学就是传统史学结束后至今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进当代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问题，已有学人进行了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和当代史学发展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整体过程，以及当代史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笔者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它们划分为史家、体例、史文、史功等四部分，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的探讨。
一、史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史家在史学理论体系创建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体系中的史书体例、史文、史学功用等大都是由史家创造的，而在史家培养、生计、视域等方面，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传统史家的培养方式，从历史主流上来讲就是习经究史。先秦时期，史家多是世代传袭。司马迁、班固等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司马迁就讲“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史官，同时也承认自己“受易于杨何”。可见，在西汉时期中国史家的培养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完成的，以后中国古代史家几乎都是从小习经究史。这与儒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思想有关。
而近当代中国史家培养主要是分科筑基，全面学习。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在蔡元培主张废经之后，史家培养主流方式就是接受西方式分科教育。笔者以熊铁基先生（1933-）所受教育为例，来看当时的学校授课情况。熊先生是湖南常德人，并在当地接受初等教育。当时常德的初中课表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该表数据来自，叶荣开等编《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1993年，第625页。
从近代走过来的大多史家从小几乎都是如熊先生一样，接受过这种分科学习的教育。由此可知，传统史家培养与近当代史家成长是有知识结构之别的。传统史家培养主要是习经究史，近当代史家要求接受全面分科教育。两种史家培养类型导致他们主要目的也不一样。
传统史家培养主要目的是成为史官，大多入仕，不少成为权贵的谋士，大都是官史一体。中国史官产生很早，大约萌芽于氏族社会时期。史家身份在先秦时代主要是家族世袭，成为一国的世代史官。此时期比较出名的有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之后出现在史书记载中的史家连绵不绝，多是习经究史以致仕，如司马迁、陈寿、杜佑、司马光、王世贞、钱大昕等史学名家，做官亦为史家。不过也有王符、章学诚等依附权贵成为谋士，是史家成为“史官”的另种抉择。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但是有左右一域某些决策的能力。
近当代史家培养主要方向是职业化，为的是从事史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近当代史家培养还趋向专门化。一些初等、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史家主要工作场所。这时期著名的历史学者多是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陈寅恪、顾颉刚、李大钊等。他们教研历史，都是以大学为依托，把这作为自己谋生的一份职业。
由此可见，近当代史家培养与传统史家成长是有区别的。传统史官也可以看成一种谋生方式，但与近当代史家职业化明显不同。传统史家重在保存信史，为国家提供鉴戒；近当代史家主要是教书育人，研究历史和传承学术。
传统史家的视域与近当代史家的也不一样。传统史家需要关注的主要在国内，着眼于中国疆域内。他们主要记载国内历史人物的言行、典章制度、疆域沿革等，有的也附带描述与外国的交往情况，但记载重点在国内。我们翻开二十五史就知道，大篇幅记载是国内的事，极少涉及与国外的交往。此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传统史家身上。
近当代史家中大多数都是视域广阔的，具有全球视野，积极与世界各国史家联系，尤其是与欧美国家史家的联系。早期的魏源、王韬、黄遵宪及梁启超等，宣传国外历史，进行国际启蒙教育。之后留学教育更是蓬勃发展，许多史家接受外国教育，与外国史家密切联系，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胡适、陈寅恪、何炳松、傅斯年等。他们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与全球史学发展看齐，视域较传统史家更为开阔。
二、体例
史学编纂的体例就是体裁与义例。传统史学的主要体裁形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表现在历史分期上多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而近当代史学则有重大变化，表现在体裁上主要是章节体、论文体等，义例则是新式历史分期法。邹振环也认为：“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
传统史学体裁以编年、纪传为主，辅之以典志、纪事本末等体裁。刘知幾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体指班固等编撰《汉书》时所采用的纪传体，苟体指荀悦编写《汉纪》时所使用的编年体。这两种体裁长期流行于传统中国。编年体以《春秋》为典型代表，还有如《左传》《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传以《史记》为典型代表，还有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两种体裁代表了传统史学体裁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以杜佑《通典》为代表的典志体和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始创的纪事本末体。
近当代史学在体裁上主要运用了章节体。章节体史书编撰形式较早运用在历史教科书中，“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从最初译介近代西方和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著，到改编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书，再到自主采用章节体形式编撰中国历史的历程，”一直被沿用至今。我们如今出书或写论文等，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体裁形式。这是近当代史学体裁的主流，明显是接受了外国史学体裁。近当代史学论文体“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后来一般是有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英文摘要等主要部分构成，如今大小期刊的论文多是如此。我们比较熟悉此种论文体，就不再赘述。
在历史分期上，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有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等，但是这不是传统史学的主流，更多的是在义例上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这与近当代史学新式分期也不同。传统史学多以王朝兴衰为历史划分依据，以一朝一代为单位记载历史。这种记载手法可以详尽一朝一代重大事件，但这主要是反映一姓之天下的变迁。
近当代史学是新式历史分期法，主要体现在用“古”、“中”、“近”、“现”、“当”等词来划分历史及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这两种新式历史分期的义例是近当代史学的主流。西译书籍《万国通鉴》，“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而中国史家主要受到日本学者熏染，其中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樊炳清译桑原骘臧的《东洋史要》影响最大，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有很多著名史家如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等均受到日本学者四期说影响。还有就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等。这集中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上，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代表。他们支持或倡导五种社会形态说，只是在历史分期上看法不同。
三、史文
史文就是史学论著的内容。传统史文与近当代的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体现在史学论著的语言使用、引文及论文格式等方面。
传统史文的语言主体是文言文。这种语言的特征是传承悠久、简洁而优美。传统史家大多都以此种语言撰史，翻开传统史家的著作一看便知。
但这种语言是贵族式的，有其局限性，不利于普及到下层社会，尤其是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兴盛起来。吕思勉还出版了《白话本国史》，该书甚至作为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教材使用。以后史文多以白话文为主，并成为近当代史文用语的主流。两种语言表述的差异是传统史文与近当代史文区别的主要标志。文字的背后体现出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关注点的相异。传统史文多反映上层人们生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一言一行。而近当代史文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口味。
传统史家论著的引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删略改等处理，并成为自己文章的一部分。笔者就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例子作简要说明。梁氏是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本身就带有浓厚传统史学气息，在讲清儒致用对现代思想者有影响时，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朱维铮根据梁氏所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容进行校勘，认为“有未标节引号而删略者：‘唯恐其下，原文有‘祚命之不长也六字；‘而为之法原文‘而作‘以；‘非害天下也原文‘下后有‘者字；‘吾谓，原文作‘吾以谓”。在梁氏著作里，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近当代史家对论著引文是有严格要求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需要一致，不能对其进行删略改等。这明显受西方科学史学影响。西方近代史学标志之一就是对引文作精确说明。而中国学者在追寻史学科学化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史文论著的引文模式。当今学者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依然要对引文进行精确校勘，发现错误需要及时纠正，真正的做到自然科学式的高度精确化。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要求则明显与近当代史家引文追求不同。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追寻引文融入到撰文中，对引文是否吻合原文不作太高要求。近当代史家引文要求务必准确一致。
中国古代书籍往往前序后有跋。“序写成于成书时，篇幅较详，多置卷首，也有置于卷末的。跋有两种：一种是书成时附刻于卷末或再版时附刻上的，多直称为跋”。但近当代史家论著和一些学位论文往往有序无跋。他们把跋改成了后记或致谢等。
四、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与当代史学在功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史学的功能主要是鉴戒。史家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进行历史记录或研究，以达到劝诫的目的。而近当代史学功用主流是理性史学：一方面试图求得科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想要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两方面史学研究都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鉴戒史学。上面已经论证过传统史家主体是史官，他们多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时刻关注现实社会，把历史作为现在的过去，认为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尚书》就记载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可知在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主张历史具有鉴戒功能。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贯彻鉴戒思想。司马迁感叹秦王朝灭亡时讲“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刘勰认为“诸侯建帮，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论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司马光编史重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地方；章学诚坚持“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从以上记载可知我国传统史学主流一直秉承鉴戒思想。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得失。鉴戒是史学的生命，史学离了它，便缺乏活力。
近当代史学一改中国传统鉴戒史学为理性史学，想要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以便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史学潮流影响至今。西方兰克学派主张纯客观的研究历史。傅斯年接受这一主张，认为“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他们崇尚具体史料考证研究，直至如今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潮流。
史学界也有以实证史料为基础，来求得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这种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主体。他们以马克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史料的裒辑，探求中国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乃至人类发展的共相。李大钊认为“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项，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述，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坚持史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有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以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这在当今大陆史学界仍是主流思潮。近当代理性史学的源头来自西方，而中国理性史学是接受了西方理性史学。然而无论是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还是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与传统鉴戒史学相融合，成为我们当下史学发展的突破口。
五、小结
中国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体系，而忽略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无论是史家培养，还是史体、史文、史功等，都毫不例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种族，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吸收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先进史学理论，这是必须的；然而，中国传统史学，延绵几千年不绝，自有其独特价值，我们也应该继承它。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辉煌。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风格、学术水准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第一、要形成不同层次、分工合作的人才队伍。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通人，也迫切需要专家。这要求大学及其它研究机构的职业史家和民间史学爱好者能够互动。在今后的时间里，国家急需弥补史家“小学”知识结构的缺失。且如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史家中要有具备多种语言的学者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学人。在信息化时代，史家还需要学会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此外，也要培养史家具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
第二、近当代以西方为主体的论著写作模式，需要中国传统编撰体裁来补入。当下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使史学发展缺乏活力，需要加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在论文写作中，我们要鼓励不同写作模式的出现。
第三、改造当前枯燥、繁琐、乏味、空洞的学术语言。白寿彝先生早就提出要建构历史文学，总结出“准确、凝练、生动”六个字，但近当代一些史家论著的语言缺乏活力。历史著作多是用专业术语写给业内人士看的，给普通大众看的历史学读物较少。史学的繁荣既需要专业著作来体现，也需要有多数人读的通俗读物来衬托。历史学家不只是学术的传承者，还要是历史知识的传播者。面对不同的读者，我们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丰富的历史知识传播出去，让它们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