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学（精选11篇）
音乐史学 篇1
近年来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一直是音乐学界关注的问题, 自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以来, 音乐学家采用了诸多的研究方法对作曲家或作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如实证主义、风格批评、社会文化史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音乐学界对音乐学又提出了新的方向, 它强调“对音乐进一步研究的中心不应是音乐, 而是人, 是在某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活动着的音乐家。”1这个观点自提出以后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 要求二者相结合的呼声愈来愈高, 它动摇了传统西方音乐学的治学目的、方法及其研究领域,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学的发展。
民族音乐学主张各种音乐都具有平等的研究价值, 并采用踏实有效的田野式的工作方式, 对所研究的音乐进行实地考察, 注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 这些特点对于西方传统音乐只注重室内案头工作, 过多地依赖人类学家、旅行家提供材料的工作方式是个有力的冲击。笔者认为音乐史学应该向民族音乐学靠拢, 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 取长补短, 改变目前音乐学研究不平衡和片面的局面。实际上, 事实也证明了把二者相结合是可取的, 美国音乐学家率先走出了第一步, 蔡斯的《美国音乐——清教徒音乐至今》和希契科克的《美利坚的音乐》被认为是把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典范, 并在此后, 美国音乐出现了艺术音乐、流行音乐、民间音乐融为一体的活泼生动的研究局面, 为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天地。
一、关于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源自欧洲, 研究对象是除了西方古典音乐文化之外的各国的民族民间音乐, 如亚、非、拉美洲的音乐, 也包括欧洲各国的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学术界对于“民族音乐学”这个词的界定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和翻译, 并至今没有一个结果。有人称为民族音乐学, 还有人类音乐学、音乐文化学等称谓, 有人认为三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是不同的, 也有人认为三者是“名异而实同”。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的王光祈先生将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 (当时称为“比较音乐学”) 。1980年的“南京会议”标志着“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确立, 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将其译为“民族音乐学”, 并广为传开, 尽管当时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随着它的的不断发展, 现在人们对于他的界定已经不再那么重视了, 人们开始将研究重点更多的指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努力拓展研究的范围和方向, 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方面了。本人认为, 不管哪一种称谓, 它的研究对象都是除了对音乐本身研究之外还更关注音乐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对音乐本身的影响, 这是传统音乐史学家应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二、音乐史学应与民族音乐学的结合
在西方传统音乐史学研究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就是研究不平衡, 音乐史学局限于西方音乐尤其是对欧洲各国音乐的研究, 而对于民间音乐和其他民族的音乐几乎是置之度外。对此, 1963年哈里森就提出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的问题, 1985年, 克尔曼也提出了类似的“分工太明确”的问题。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家开始注重审美批评, 实证主义研究仍然占主导地位, 并过于强调音乐本体, 但对于音乐之外的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却很少有人去涉及, 而这恰恰是民族音乐学家关心的问题。从研究范围上看, 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除了西方古典音乐文化之外的各国的民族民间音乐, 如亚、非、拉美洲的音乐, 也包括欧洲各国的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 注重田野的工作方式, 对各民族的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注重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因此, 把二者相结合可以使音乐史学借鉴和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有效地解决音乐史学存在的现实问题。
音乐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主要根源来自于人类文化, 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民族音乐学主要研究除西方古典音乐之外的民族民间音乐, 它强调“音乐是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2, 主要是强调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梅里亚姆把它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 他说:“音乐的音响是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 这些过程由构成特定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形成。音乐音响只能由一些人为另一些人而产生, 虽然我们可以从概念上区分这两个方面 (音响方面和文化方面) , 但是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民族音乐学注重研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音乐, 音乐是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 也是社会的一个反映, 作曲家创作的作品都要跟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作曲家母语的语调、重音、舞蹈形式, 尤其是民间音乐的旋律, 都在吸收和创造的过程中起到跟音乐风格一样重要的作用, 这些因素也是他们努力表达自己, 然后表现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4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对许多作曲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如: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了奥地利的民间的因素, 巴托克、科普兰以及格林卡、德沃夏克等民族乐派的音乐家的创作, 要研究这些作曲家及其作品, 就必须深入到民间, 了解乡土民情, 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 分析更贴近作者的思想。
“音乐学家如果真想清楚地解释各历史时期的音乐现象, 就应当历史地研究音乐, 分析音乐的前后联系, 找出音乐以外的影响音乐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原因。”5研究民族音乐学的马英珺先生说:音乐是人类行为的产品, 而人类行为是由他们的社会和文化来决定的, 对音乐进行结构分析原本不失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分析, 但是, 如果这一分析脱离了产生音乐的社会环境, 也就失去了意义。6从这一点上, 传统音乐史学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 采纳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技术和成果, 把音乐放在文化历史中去理解和研究, 有利于我们清晰的把握音乐作品。
另外, 西方音乐史学仍存在研究片面、不平衡的问题: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研究太少, 大多集中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只注重艺术音乐而忽视其他民族音乐;只注重专业音乐而忽视广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知识;只注重大师很少研究个时期的其他作曲家及其创作等等。对此, 1963年哈里森提出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扩大, 他认为“人们既然可以研究中世纪的法国、意大利游吟诗人的音乐, 为何不研究当代的音乐厅和流行音乐?既然可以研究16世纪意大利业余早祷歌, 为何不研究19世纪礼拜堂的业余赞美诗?”7既然音乐学的最终目的是人, 就必须研究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也必须研究各时期的各种音乐。对此, 美国音乐学家蔡斯率先做出了初步的尝试, 他的《美国音乐——
在苦难中寻求生命的价值
——论路翎小说的悲剧意识
姬玉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路翎小说体现出独特的悲剧意识, 本文通过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建国前写的短篇小说和建国初期的志愿军题材小说来分析路翎小说的悲剧意识, 从而展现路翎对人生命的关怀和存在价值的探索。
【关键词】生命力;存在价值;悲剧意识
路翎的小说多体现出浓郁的悲观主义情调, 作者的悲剧意识没有离开对人和生命的关照。早期作者的悲剧意识是从主体人的角度出发关注苦难中人的生命价值, 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作者也从人内在冲突的悲剧中关照人的生存、存在的意义, 这是对人的尊重, 也是对现实的写照。而短篇小说中在保持对悲剧的书写时作者的悲剧意识出现变换, 小说中人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和寻求自我矛盾的解决办法没有了, 而是展露人性恶的和生命的不确定性。而建国初期的小说看似展现的是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 其实作者并没有丧失对生命的关怀, 这还是悲剧意识的体现。所谓悲剧意识, 一般意义上人们的理解是当人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 价值的空无感, 生命的无奈感。而路翎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是:对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进行思考, 引发人悲悯和同情之心的意识, 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怀。
一、命运与生命力的冲突生命力的赞美
路翎中长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多是爆发型的, 在一种苦难的环境中, 生命主体是一种抵抗的状态, 不管抵抗的是外在环境还是自身的困惑, 人物体现了一种不与一切妥协的态度。
面对恶劣和凶险的生存环境时, 人的应对法则无非是两个状态:忍受和反抗。默默的忍受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对待命运和外在环境的态度, 这是一种生命的坚强。但是路翎让他小说中的人物选择了另外一种存在状态, 一种生命力在重压下的反弹, 这是人对生存权利的追求, 对命运的反抗。这种状态更容清教徒音乐至今》被认为是美国音乐史学一部里程碑似的杰作。希契科克的《美利坚的音乐》也是一部采用二者方法相结合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展示了美国音乐的多样性, 其中除了“高雅音乐”之外还包括“地方音乐”, 所谓“地方音乐”也就是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 而“地方音乐”则是民族音乐学家关注的重点, 是传统的西方音乐史学家一直忽视的领域, 音乐史学家们只研究“上层”艺术音乐, 忽视“下层”民间音乐, 对于流行音乐更是采取排斥的态度, 这就使得音乐学研究的面太狭窄, 艺术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本是音乐社会的整体, 不能把它们“分工”太明确, 否则会导致眼界和思路狭隘。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今社会, 音乐史的研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 事实已证明把西方传统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想结合是可行的, 美国音乐学界已经摆脱了欧洲传统音乐史学的束缚,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为音乐史的学者们做出了楷模, 也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中国音乐学的一点思考
美国音乐学家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研究道路, 在中国是怎样的呢?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是否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音乐学起步较晚, 尚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 自20年代发展以来, 梁启超等人就去欧洲等地进行考察, 把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带入我国, 当西方音乐学方法在不断改进、创新之时, 中国也应该与时俱进, 根据我国音乐的发展特点,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史学发展道路。我国的音乐史学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传统音乐史学研究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 而民族音乐学研究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史学家研究的大多是古代帝王将相、贵族宫廷里的音乐, 或者是汉族的音乐, 对民间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音乐涉及较少, 而易加速生命的消耗, 呈现出生存境遇与主体生命力之间的冲撞导致的悲剧。
《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命运让她和鸦片鬼刘春寿走到了一起, 刘春寿不能满足郭素娥精神和肉体上的强烈的需求, 情欲驱使她出轨和反抗, 最后郭素娥遭到了刘春寿和同伙的折磨和杀害。作者为读者展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 但重点更是对郭素娥自然生命力爆发的认同和肯定。这种生命自然力的爆发, 是一种生命的直觉, 没有很大的复杂性, 但绝对是对原有存在状态的突破, 结局的悲剧并没有掩盖作者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赞颂。郭素娥释放了本能的力量, 以对生命的存在的争取体现了她自身的价值。
二、生命内在矛盾的激荡
(一) 、自我价值的追寻毁灭中的崇高:
追寻生命意义的价值感与目的是人类一个显著的特性。人在自我命运的道路上不断探寻, 由此带来的重重疑惑:生命的意义何在?疑惑导致人对自我不断质疑、否定、再认识, 这个对自我价值的追问过程就是对存在的意义的探索过程。整个过程渗透着心灵的挣扎和精神的折磨。路翎笔下的知识分子在探寻自我存在价值的意义时都在经历着一场精神磨练和心理的斗争。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是一个极端意欲的人物, 在动荡的国家战争年代, 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经历了离家, 参战, 逃亡, 回家, 又离家去乡场办学的过程, 最后病死。他离开相对安定和富足的家, 投身到社会中去直面战争的残酷, 死亡的威胁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 这种“分工”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对于古代音乐的研究大多依靠音乐文献和音乐考古来分析和研究, 注重实证, 当然这也是我们进行现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但这些文献和考古都是静止的, 缺少“活的”音乐。而民族音乐学注重深入民间, 注重音响资料, 注重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因此, 只有把二者相结合才会使我国的音乐学研究走向深入。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这是属于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研究中国音乐, 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 相信中国音乐学一定会走向辉煌。
摘要：近年来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一直是音乐学界关注的问题, 自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以来, 音乐学家采用了诸多的研究方法如实证主义、风格批评、社会文化史等来研究音乐。20世纪60年代以来音乐学界对音乐学又提出了新的方向, 即音乐史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方法。美国音乐学家率先做出榜样, 将艺术音乐和民间音乐融合为一体, 摆脱了欧洲传统音乐史学的束缚,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从而证明了综合传统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中国音乐的史学研究同样可以立足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历史,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创造出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发展方向。
关键词：传统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学
参考文献
[1].《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音乐学”“风格”条, 麦克米伦出版社, 1980年。
[2].《人的音乐性》, (英) 约翰·布莱金, 马英珺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年, 第26页。
[3].《挑战音乐学》, (美) 约瑟夫·克尔曼, 朱丹丹、汤亚汀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年, 第145页。
[4].《人的音乐性》, (英) 约翰·布莱金, 马英珺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年, 第15页。
[5].《西方音乐史学的反思和我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蔡良玉著, 《中央音乐学报》, 1990年第1期, 第43页。
[6].《人的音乐性》, (英) 约翰·布莱金, 马英珺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年, 第10页。
[7].《音乐学》, 哈里森、胡德、帕里斯卡合著, 普林斯特哈尔出版社, 1963年。
音乐史学 篇2
▶吉林大学
名词解释：
共和行政，唐初八史，好人政府，一条鞭法，时务学堂，巴比伦之囚，光荣革命，神曲，马歇尔计划
材料：
1、分封制
2、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
3、梭伦改革内容，失败原因，对雅典意义
4、关于经济大萧条的材料，提问经济危机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和罗斯福新政的相关问题
论述：
1、秦汉至明清中央中枢权利机构的变化
2、论述问题与主义之争
3、中世纪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统一的影响和意义
4、分析冷战起源
▶吉林大学古籍所
名词解释：
盐铁会议，集书省，甘露之变，崖山之战，续三通，竹书纪年，翻译句读：
1、董仲舒给汉武帝上书
2、文献学的翻译（每题三问）
简答：
1、简述西汉的刺史制度
2、略
3、简述宋代5大类书
4、魏晋玄学和门阀制度的发展演变
论述：
1、秦到魏晋南北朝的军制
2、论述清初考据学的发展
▶复旦大学
名词解释：
三省六部制，党锢之祸，澶渊之盟，《新青年》，新生活运动，癸卯学制，汉莫拉比法典，释迦牟尼，荷马史诗，权利法案
简答：
1、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联系与区别
2、两税法
3、梁启超新史学
4、晚清冗员问题
5、启蒙运动
6、日本明治维新
论述题（三选二）：
1、中国古代主要王朝都城迁移的过程与原因
2、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种类很多，有方志、报纸、档案、笔记等等。请选择两种你熟悉的史料，各举一两个例子，介绍史料的特点。3、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结合其中一史实谈谈战争的反思
▶四川大学
1、材料分析题，汉书一段话，评述儒墨异同
2、繁转简，解释词语
3、（1）近五年关于先秦到元的创造性著作
（2）新文化运动的最新研究成果及著作
4、论述：（1）清初人口激增的原因，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两方面
（2）清末民初的满汉关系
5、论文：教育近代化
▶兰州大学
名词解释:
金文，儒家，淮军，庐山会议，罗塞塔碑，布雷顿森林体系，类型学，四坝文化
论述:
1、介绍历代的土地政策的发展
2、汉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措施，经过，路线和作用
3、简明扼要描述刘知几和他的著作《史通》
4、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和在抗战中的贡献
5、论述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6、根据考古资料论述隋唐时期的对外文明交流
翻译题
李斯的一段话
▶中国人民大学
名词解释:
法经，给事中，国子监，多伦会盟，海塞防之争，整理党务案，乡村建设派
史料分析：
1、苏轼的一篇文章《人法并任》
问题：用现代汉语说明苏轼的问题；
解释两句话的含义：久留不易之格；封糊誊录；
说说自己对解决上述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2、《应诏统筹全局折》
问题：说明作者和本文的出处；
说明其内容和意义；
论述:
1、列举南北朝时期推动统一的事件，说明由北方统一的原因
2、明清时期黄河治理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3、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潮
4、抗日战争前10年南京国民政府取得的经济成就
古代汉语翻译
第二段：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第三段：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沘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东北师范大学
名词解释：
共和行政，淝水之战，十三经，田功农时，图腾崇拜
简答:
1.周公的历史业绩
2.汉武帝中朝内容及作用
3.明太祖集权实践活动
4.世界历史学科主要任务
论述:
1、清末湘淮势力崛起及其对于政局的影响
2、二战后垄断资本的特点
四、材料题:第一个是王安石变法，考了评价，青苗法内容，与守旧派矛盾所在。
第二个是前两年考过的原材料，完全没变。关于微科和一战后史学发展趋势。看下前两年真题就好，问题都没变。
▶厦门大学
名词解释：
二里头文化，王与马共天下，科学革命，芬兰化，律令制国家，大云经，均输平准
材料：
1、福建经济（文言文）
2、印度种姓（英文）
论述：
1、清朝历史地位
2、评述义和团
3、美国越南战争的政策
4、评述法国革命
▶四川师范大学
名词解释：
华阳国志，安史之乱，清末新政，西欧庄园制，德意志关税同盟，罗斯福新政
简答:
1、元代行省制的施行及历史意义
2、布雷顿森林体系及意义
论述:
1、结合乾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为中心论述清朝对西藏的管理2、19世纪英国三次议会改革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
名词解释：
侯景之乱，道光皇帝，黄埔军校，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五年计划，婆罗门教，加尔文，俄国1861年改革，甘地主义，《马斯特里赫条约》
材料题：
1、材料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论述古代刺史制度
2、材料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三段材料
论述
1、论述清代的民族政策
2、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3、罗马帝国晚期，日尔曼人入侵，论述其对罗马帝国及西欧社会的影响
4、举出世界各国三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并就其中一种从原因、过程、特点、影响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
名词解释：
初税亩，魏晋玄学，票拟，总理衙门，府院之争，爱琴文明，布匿战争
简答：
1、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2、宋代理学形成的原因
3、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4、希腊城邦制度有哪些特点
分析题：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1、标注标点
2、分析纪传体体裁的优缺点
论述题：
1、论述明代中后期社会结构的变化
2、论述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3、论述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过程
▶华中师范大学
名词解释：
《盐铁论》，庆历新政，科玄之争，三反五反运动
翻译：
（原文）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1、轮台诏的政策转折及意义
2、明朝党争
3、洋务运动内容及历史作用
简答：
1、略
2、明朝经济格局、重心南移 3、1927-1937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论述：
1、略
2、清季民初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
▶中山大学
名词解释：
金沙文化遗址，三长制，长子西征，奕訢，建国方略，中苏论战，铁列平改革，黄金诏书，班田收授法，彼得大帝，水门事件
材料：
1、市舶司政策在熙宁元丰间的变化，通过《文献通考》《宋会要》陈瑾《先君述传》，还有司马光的一段评论（文言繁体没句读）。
（1）解释中书门下、安抚使。（2）材料中关于史实有哪些记载矛盾之处，你认为哪段记载更为可信。（3）如何解释熙宁，元丰之间市舶政策的演变。
2、有人认为过去历史真相不可知，而且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历史资鉴功能不可信，请分别针对这两个方面做出回应。
3、关于《自由大宪章》的一段材料，问的是签署宪章的是谁，原因是什么，以及你如何看待大宪章。
论述：
1、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及其特点
2、梭伦改革的内容和意义3、1900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中央民族大学
名词解释：
盘庚迁殷，猛安谋克制，公车上书，1924北京政变，大乘佛教，丕平献土，戴高乐主义，柯立芝繁荣
简答：
1、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通过什么举措来***
2、三国鼎立的原因
3、西欧封建庄园经济的组成和特点
4、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结果
5、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运动高涨的原因
6、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的内容
7、宋代文学成就
8、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述评
论述：
1、唐代明代宦官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结果
2、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3、国共是怎样实现第一合作
4、英国的议会改革的原因，内容，影响
▶黑龙江大学
名词解释：
商鞅变法，楚汉之争，士族，行省，租庸调，澶渊之盟
简答：
1、明初加强君主专制措施
2、两税法内容意义
3、预备立宪失败原因
4、镇压反革命影响
材料：
1、北宋官制特点
2、马关条约
论述：
1、丝绸之路影响
2、从佛教传入看文明交流意义
3、对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所犯错误评价
▶首都师范大学
名词解释：
三家分晋，五德终始说，秘密立储，《讨粤匪檄》，西原借款，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苏美尔文明，阿拉伯帝国，重商主义，海地革命，国际联盟
材料分析：
1、繁体字句读
2、曹魏西晋士族的升降
3、腓力对马其顿的贡献
4、除腓力个人因素外，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崛起的其他原因
5、俄国革命的影响
6、谈谈你对俄国革命开辟的现代化道路的认识
论述：
1、论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2、论述中国近现代海疆问题
3、与希腊罗马时代相比，西欧中世纪（11-14世纪）盛期，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
4、评述学界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观点，并谈谈你的看法
▶浙江工商大学
名词解释：
二里头文化，三省六部制，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共同纲领，吕氏春秋，庆历和议，总理衙门
论述题：
1、宋代经济繁荣的具体体现
2、清朝乾嘉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贡献
3、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
▶上海大学
名词解释：
弭兵之会，党锢之祸，辛酉政变，联省自治，埃和那吞改革，万隆会议
简答：
1、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2、美苏冷战的起源
3、战国时期其他国家变法失败秦成功的原因
4、王莽改制内容及失败原因
论述：
1、论述“明亡清兴”
2、近代中国革命及改良思想的评述
▶辽宁大学
名词解释：
武丁，两税法，官督商办，靖康之难，人民公社，雅尔塔体系，大化改新，尽地力之教
简答：
1、西汉前期豪强的表现
2、景帝和武帝打击豪强的措施及作用
3、马略军事改革
材料分析：
1、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到南朝的变化
2、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及消极抵抗和义勇军的作用
3、《雅典的收入》色诺芬的材料，答雅典对待外族人的政策及写作背景
论述（4选3）：
1、清朝少数民族的管理政策
2、中体西用的内涵及意义
3、伊斯兰教的形成发展教义和对阿拉伯国家形成的作用
4、地理大发现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
▶清华大学
名词解释：
郭店楚简，十三经，新潮，刘秀，赣南闽西根据地，维也纳会议，亚历山大东征，布拉格之春，古巴导弹危机，凯末尔
古文断句，及其主要内容：略
论述题：（中国史必做一二题，三四题选一个做。世界史一二题选一个做，三四题必做）
（一）1、简述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历史变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2、关于唐宋变革论（1，2选一个做）
（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凡例“中日外交关系与欧美各国有不可分离之势”，举例，谈认识。
（三）宗教是反科学的。可为什么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研究科学的大都是神职人员或与基督教有关的人员。
音乐史学 篇3
从学科性质来看，音乐史研究属于史学的学科范畴，而史学学科又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因此，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史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发展变化又对音乐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标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最终引起音乐史研究在史学标准和史学方法上的深刻变化。在历史研究领域，新时期以来，新的史学理论层出不穷，特别是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学习，引起我国历史和历史学研究领域在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历史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新时期以来包括音乐史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特别是有关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发展历史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史学》是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的历史著作，“重写音乐史”的最早缘起是在中国20世纪的80年代末，不同的事项，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两者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新史学》对于“重写音乐史”仍然还会有借鉴意义吗？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关于“重写音乐史”
一、“重写音乐史”的缘起
这里的“重写音乐史”是指“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音乐史”的话题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按照陈聆群的说法，“重写音乐史”是搭上了“重写文学史”的便车。①戴鹏海则是我国音乐界第一个提出“重写音乐史”的音乐理论家。1988年，戴鹏海在一篇文章中②，有感于“重写文学史”在文学理论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作中在史实梳理、人物评价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严重性进行了论述，并阐述了我国音乐界“重写音乐史”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然而，这个被戴鹏海称为“更为紧迫，更为艰巨，更需要认真对待”③的“重写音乐史”话题，不知什么原因，在当时的音乐界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将早就呼之欲出的“重写音乐史”话题再次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2001年第1期的《音乐艺术》杂志发表的戴鹏海的文章《“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
二、“重写音乐史”话题涉及的主要领域及代表性观点
在随后不到的四年时间里，《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黄钟》、《人民音乐》等多家音乐专业报刊杂志分别刊登文章，针对“重写音乐史”话题展开讨论。冯文慈、戴鹏海、汪毓和、陈聆群、居其宏、梁茂春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均参与到这次讨论中。鉴于此部分内容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以对“重写音乐史”讨论涉及的问题，下文只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1．关于“重写音乐史”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摆脱在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思潮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不良影响，纠正以往研究成果中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误读，消除这种误读在青年学者中所产生的误导，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其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④、梁茂春⑤和冯长春⑥等学者在各自文章中的论述。
2．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对象
这次“重写音乐史”话题，从提出到争论的初期，其对象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这一研究领域成书最早、影响最大，最集中体现了在这一学科产生初期特定的学术观念、思想、方法和基本观点，所以自然就成为此次讨论的直接目标。代表性观点是戴鹏海⑦、居其宏⑧、黄旭东和刘靖之等学者在各自的文章中发表的见解。
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将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史学问题，对历史观问题、资料建设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等更加深层的和更加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有学者对“重写”的对象的扩展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如陈聆群发表在2002年音乐艺术杂志第4期上的文章《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和居其宏发表在2003年《中国音乐学》第4期上的文章《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等。
3．关于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观问题
就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若干史实的“重写”，并且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的回顾，对其在音乐界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及其成败得失等方面的争鸣和讨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进行认真的审理与彻底的反思，对他人的历史观进行拷问，对自己的历史观进行表白。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在他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和居其宏在他的《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两篇文章中所作的论述。
4．关于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史料问题
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改正不真实的历史记录和结论，努力接近历史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像。本次“重写音乐史”讨论的真正目的也正是基于此。欲达此目的，对近现代音乐史上一系列未为人知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对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中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整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讨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代表性观点有戴鹏海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黄旭东的《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陈聆群发表在2002年《黄钟》第3期的《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等文章所论述的观点。
关于《新史学》
《新史学》是由前美国Ｃｏｌｕｍｂｉａ大学的历史教授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ｖｅ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1863—1936）博士在1912年出版的一部历史著作。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在此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新史学理论，并与其同事和学生诸如比尔德、贝克、肖特威尔、巴恩斯和海斯等人一起成就了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新史学派，对美国乃至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史学》之新观点
之一：Ｒｏｂｉｎｓｏｎ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他反对兰克学派的政治史即历史，甚至不愿意从空间上给历史学限定一个范围，他举了大量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地质学对历史学的贡献，认为“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基于此，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他不主张历史学家只偏重某类历史事实，认为这样必会割断和肢解历史，而主张研究广义的制度，“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相应地，他用专章描述了“史学的新同盟军”，来扩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他举出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等等的科学，认为即使历史学家没有功夫去掌握这些科学的原理，也“必须利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这样，“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面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之二：他认为应当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历史，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把事实仅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并不如他的其他同辈或后辈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比如日本学者神川正彦在1959年第9期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近的历史哲学文献一览（下）》中曾总结说，现在的历史学不再是记叙性的，而更多是说明性的，不再过多涉及各种人物和事件，而更多涉及这些人物事件发生其间的“场”。
之三：即所谓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注意历史的连续性。他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在我们这里并不新鲜的论点，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达尔文学说并未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为他另一个“新”观点、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提供支撑点。也正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连续性，所以我们今天的任何制度、思想或事件都可以在历史上得到印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新观点大致如此。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识地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用，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
《新史学》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之处
通过上述对“重写音乐史”的争论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对《新史学》之新观点的分析，我们发现，《新史学》对于“重写音乐史”的实践工作，可以提供如下的借鉴之处。
一、扩大历史研究范畴，尽可能再现或者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是每个史家的责任义务和最高追求。
新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政治事件而脱离社会经济环境，过于偏重伟人而忽视普通人。因此Ｒｏｂｉｎｓｏｎ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或痕迹，大到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凡夫俗子的习惯和感情，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
这个问题实践到“重写音乐史”的实际操作上就有一个史实与史料的取舍问题。
客观真实是“信史”的基本精神和准则，真实地反映历史或客观地再现历史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不懈追求。然而，由于历史的研究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生生的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历史观产生影响，在共同的历史事实目前，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并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客观与真实的要求对历史研究来讲也只能是相对而言，绝对的客观真实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够轻易达到。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历史事实面前就可以随心所欲，事实终归是事实，历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改正不真实的历史记录和结论，努力接近历史真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像。本次“重写音乐史”讨论的真正目的也正是基于此。欲达此目的，对近现代音乐史上一系列未为人知而又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对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中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整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重写音乐史”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欣喜地从“重写音乐史”讨论中或之后出版的一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如余甲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出版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和夏滟洲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中看到一些改观。但笔者认为，在它们的基础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其研究范围还可以再扩大，比如，关于20世纪初及五四运动时期的有关音乐论辩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音乐论辩等。
1．20世纪初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批判
Ａ．章太炎的音乐民主思想；Ｂ．蔡锷之“武乐”思想；Ｃ．匪石对中国音乐的批判；Ｄ．曾志忞对中国音乐的批评。
2．对传统音乐的再认识
Ａ．康有为的音乐思想；Ｂ．曾志忞、李叔同和沈心工等人从“崇西”到眷顾中国文化。
3．关于学堂乐歌及音乐教育的争论
Ａ．对日本（欧美式）教育音乐的褒贬；Ｂ．蔡元培的教育政策及袁世凯倒行逆施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4．五四时期的中国音乐论辩
Ａ．萧友梅对封建音乐观的批判及对国乐发展的思考；Ｂ．美育思潮。
5．关于“音乐与抗战”的论争
Ａ．“新音乐”话语权的争夺；Ｂ．关于“战时音乐”的论辩。
6．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
Ａ．左翼音乐运动时期对学院派的批评；Ｂ．抗战时期有关学院派的论争；Ｃ．40年代后期新音乐权利话语对学院派的抨击与排斥。
7．对“黎派音乐”的批判和黎锦辉的申述等
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黎派音乐“的论争；Ｂ．黎锦辉的申诉。
以上内容都是笔者从2007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里摘录下来的。多好的史料、素材？为什么就没有著作去触及它们呢，难道它们不是历史、音乐史的组成部分？这看来也是和中国音乐界历来缺乏健康正常的辩论所造成的结果。
二、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注意历史的连续性。
这是笔者对上述《新史学》的新观点之二、之三的概括，并且特意把它们连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唯有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我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才能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反之，我们只有把体现了“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的所有历史事实都描述出来了，我们的历史才会具有连续性，而再现历史的连续性无疑也是每一个史家的责任和义务。当然，有时由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历史原因，时代环境的限制，才造成了历史的不连续性，这一点在对于中国现代音乐的描写显得尤为突出。就像上述笔者所列出的有关中国音乐论辩的内容，如果缺少了它们，无疑，我们的近现代音乐历史就是不连续的，我们的读者也就无法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了。
三、增强历史研究的用途
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走出象牙塔，钻出故纸堆，奔向生活，投身改革。这还要求他们注重当代，有意识地选择“与时代相关”的课题，强调“历历在目的过去”，以解释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达到改革的目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在其《新史学》中说的所谓“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愿的奴隶，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过去谋福利”就是这个意思。
在“重写音乐史”的论争中，大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该教材的写作背景及编著者在本教材中的错误和缺点，小到教材体例上的写作安排、材料的选择、结论的形成以及历史人物的评述等都是这次论争的重点。而且早在1990年代末期，就有学者曾经指出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本教材中的错误和缺点，其中比较尖锐的是黄旭东的批评，他在其文章《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列举了包括蔡元培、萧友梅、杨仲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十六位音乐家作为论据，指出汪著中，有许多“应该入史而被忽略或遗忘的人与事（曲）”。
所以，综上所述，说到底，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走出象牙塔，钻出故纸堆，奔向生活，在把历史史实搬上书本、教材之前尽可能地把它们弄清楚，也是每一个史家的责任和义务。
四、推动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结盟
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激动人心，社会科学家与社会实际的紧密联系也使历史学家羡慕不已。奔向社会科学就是奔向时代，借鉴社会科学就能打破传统史学的禁锢。时代进步有赖于知识，而知识进步有赖于“跨学科合作”。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应当成为史学的“新同盟军”。这一点，笔者以为当代的古代音乐史研究是做得不错的。历史研究发展的进程也要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这样去做，否则，就不会有“重写音乐史”的话题出现，也不会有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随着文化知识的多元化发展，越来越要求我们的历史研究包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内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的紧密联系。
余论
今天，“新史学”经过不断更新，早已面目全非。“重写音乐史”的热潮似乎也在逐渐冷却。但历史还在继续。一度指导历史学未来走向的《新史学》本身也早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重写音乐史”也将载入中国当代音乐史的史册，留待后人去评说。但是，就像历史本身就具有借鉴意义一样，《新史学》和“重写音乐史”依然会对之后的历史评说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历史或者音乐史依然在依循自己的轨迹发展，史家们依然在做着各式各样的、各种程度的历史或者音乐史的重写，也许依然会再一次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出《新史学》的借鉴意义来。基于此，我们重读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新史学》毕竟还是得到一些启示，特别对他的这样一段话颇有同感：“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这当然也是对“重写音乐史”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美）鲁滨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
[3]梁茂春．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Ｍ]．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
[4]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
[5]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夏滟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Ｍ]．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7]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Ｊ]．黄钟，2004(1）．
[8]陈聆群．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Ｊ]．黄钟，2002(3）．
[9]陈聆群．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Ｊ]．音乐艺术，2002(4）．
[10]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Ｊ]．音乐艺术，2001(1）．
[11]戴鹏海．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Ｊ]．人民音乐，1988(11）．
[12]梁茂春．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Ｊ]．黄钟，2002(3）．
[13]冯长春．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Ｊ]．中国音乐学，2004(1）．
[14]黄旭东．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8(3）．
[15]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Ｊ]．台北：台湾出版社，1998．
[16]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Ｊ]．中国音乐学，2003(4）．
[17]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Ｊ]．中国音乐学，2003(4）．
[18]（日）神川正彦著，明枫等译．最近的历史哲学文献一览（下）[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59(9）．
①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Ｊ]．黄钟，2004(1）
②戴鹏海．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Ｊ]．人民音乐，1988(11）
③戴鹏海．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Ｊ]．人民音乐，1988(11）
④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Ｊ]．音乐艺术，2001(1）．
⑤梁茂春．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Ｊ]．黄钟，2002(3）．
⑥冯长春．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Ｊ]．中国音乐学，2004(1）．
⑦戴鹏海．在他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Ｊ]．音乐艺术，2001(1）．
⑧居其宏．史观检视、范畴拓展与学科扩张——陈聆群、汪毓和两篇文章读后谈“重写音乐史”[Ｊ]．中国音乐学，2003(4）．
胡小东 福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现状与方法 篇4
一直以来, 我国在音乐史学上对于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用解释音乐发展进程、大量史实证明叙述为主, 在研究工作上侧重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类在审美情趣与心理活动上的变化。音乐作为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发展受到了各类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 在某一时期的音乐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此类变化, 而不是另外一种现象, 这一现象并不能够从仅有的音乐史料加以解答, 只有综合其他学科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才能找答案。
我国音乐经过了八千多年的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积累了丰富的音乐史料, 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可忽视的是, 就我国当前学术队伍来看, 很多学者仍然沿用前人的理论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反复加以解释, 这样一来严重制约了我国在音乐史学上的研究进程, 同时也不利于提高我国音乐研究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严重浪费了我国传统音乐文献资源。正因如此, 在未来的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当中, 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音乐史学家的专业素质水平, 从而科学、合理的对音乐史料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 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做好铺垫。
另外, 同音乐家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度相比, 我国音乐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逊色的多。在一定程度上, 音乐领域当中创作者和评论者掌握了音乐研究的主动权, 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在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当中不仅要注重音乐史料的研究, 同时也应该将目光投入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音乐创作与实践工作当中。此外, 在我国音乐史研究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 即如何正确的将音乐创作者与音乐作品准确定位。这一问题其实就对我国音乐史学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研究工作当中不能存在局限性, 要摒弃思念, 用尽可能公正、客观的工作态度予以解释。
二、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探析
(一) 音乐文献研究方法
音乐文献主要包括文章著作、图像乐谱及口传资料等, 我国音乐文献纷繁浩杂, 有专门记载音乐的史学著论如《音乐志》、《礼乐志》等, 而且又有大量的音乐史料加载在古代随笔杂记当中。从整体上看, 我国音乐文献在记载上并不受时空限制, 但是文献记载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价值不大
音乐在史前记载时大多数是用神话传说穿插而成的, 而传说仅仅是指史学现象中的一点反应, 并不能够作为有力的音乐史学资料, 并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
2. 错误较多
即使在进入信史时期之后, 其文献记载也不一定真实, 而且在这一时期内的音乐史学资料普遍存在着传抄、伪书及校订错误。
3. 阶级局限性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大多数都出自于史学家之手, 所涉及的音乐活动同上层社会联系紧密, 而仅研究这一点也就不能充分的准确的揭开我国音乐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纱。
4. 民族局限性
就现有音乐史料而言, 大多数都是记录汉族音乐活动, 提到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的文献少之又少, 存在极大的民族局限性。
5. 单一性
文献记载的单一性主要体现下乐器的描绘上, 同出土的文物资料具有较大差别。
(二) 音乐考古研究方法
同音乐文献相比, 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遗产显然更加真实、直观、具体。就我国音乐史发展而言, 在考古当中除了古人们所用到的音乐器具之外, 还存有大量冥器, 这些发掘的冥器能够补充文献没有记载或没有详细记载的历史资料, 对音乐文献加以补充, 因此考古资料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验证文献记载是否真实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 考古研究法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静态化
考古文献将动态的音乐静态化, 我们在对音乐史进行研究时并不能够了解其真实情况。
2. 无参照物
大部分考古材料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参照物, 由于没有文物间的共存关系, 使考古研究工作往往陷入孤立的境地。
3. 阶级局限性
考古文物一般在皇室贵族的墓葬中出土, 民间较少。因此, 采用考古研究法也仅仅只能够研究上层贵族生活中的音乐历史。
4. 民族局限性
在考古材料的研究上基本只有汉族群体, 少数名族音乐文物极度缺乏。
(三) 音乐民族学研究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音乐民族学研究法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逆向思维”的考察方法。众所周知, 文化是凝固了的物质化形态, 其中涵盖了人们长期以来在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民族情感、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模式等, 文化象征了某一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 因此在进行音乐史研究时必须要对民族性加以深刻把握。我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进程中, 较多的采用后进民族音乐材料作为参考, 并同音乐文献、考古文物进行对比参照, 得到了极大收获。但值得一提的是, 不论现有的民族音乐材料多么古老都不能同古代这一名词划上等号, 即再落后的民族也不会是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因为音乐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现阶段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上, 一直以文献研究、考古、民族学三个方面为主线, 而且在相关专题的研究上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注意。但在研究当中, 我国部分学者仍然热衷于中国音乐通史的编撰上, 这一问题也是我国音乐史研究当中村子的严重问题。总而言之, 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必须要在宏观研究工作的指导下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微观性的研究, 如我国少数名族音乐史,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音乐史等。同时在要注重音乐史料的真伪鉴别及整理工作, 从而为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修海林.欧洲音乐史上的人道主义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 (03) .
[2]艾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1 (04)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分析论文 篇5
李根蟠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与同行的交往，了解到在渝东从事本地区盐业史研究的刘卫国同志，未进大学校门学习历史学的专业，是一位长期从事本地区盐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但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探索，掌握了“由当今存在的历史遗存去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李教授对其研究成果充分肯定，赞扬他“取得了渝东盐业史研究的新突破”，本文即以此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阐发其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李教授的文章由具体而抽象，写得很有理论色彩，指出历史研究不仅要重视由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出发，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还应当重视依据历史遗存( 包括现存的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 去逆向认识历史的研究方法。文章中指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概括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考察处于较高形态发展阶段的事物即为考察处于较低形态事物的“钥匙”。本文依据这一理论思维逻辑向我们展现了: 刘卫国同志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观察，使他对“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凿盐井”的成说产生怀疑，经过执着的努力，终于揭开渝东盐业历史之真相。他对渝东地区400 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依次演进的系列，而前三者本质上都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人工井。他又深入分析影响盐井演进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何造成分布各地的盐井呈现各种类型，并论证推动演变的动力则是洪水。作者充分肯定刘卫国立足现实以考察历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他“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因此刘卫国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坛，有一批出色的学者，他们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运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努力探究有关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建树卓著，他们的理论成就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于发展新世纪史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宁可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著述丰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晚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尤其受到重视。刘玉峰教授是宁先生的高足，志在传承、发扬老师的学术，本人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学术佳作，并撰有《宁可先生访谈录》( 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 年第1期) 。这次他应本专栏约稿撰成此文，堪称是精心总结、提炼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难得之作。作者总结说，宁可先生晚年强调，“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围绕这个中心和根本问题，宁先生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构成及特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封建经济基础上国家政治体制的产生形成及其作用、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是逐层递进又系统深刻的。本文即以此作为大纲要目，阐述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及其开拓性意义。作者对于构成宁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体系的几个主要理论构件，又都有逻辑清晰的扼要论述。仅举两例。( 一) 关于作为“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的个体小农”，它具有: 集约化农业，精耕细作; 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 剩余产品率低，发展缓慢; 一个个小家庭是脆弱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它又是稳定的、可以不断地再生再现，从而形成中国封建社会牢固的、长期不变的基础; ……一共六项特点，全面讲出小农经济的实质。( 二) 宁先生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的理论，本文作者总结为三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前者为农村范围内产品自行消费、然后进行简单再生产，后者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 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对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显然，这三项对于认识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特点都有关键性意义。作者又着力发掘和阐发宁先生运用辩证分析的观点、动态发展的观点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得出的具有理论光辉的成果。如，分析在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基础上，必然要形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论述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和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其前期曾起到进步作用，但到了后期，成了没落的制度，其消极和反动的作用越来越增多。读着本文作者的论述，感到有理有据、切中肯綮。在当前，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刘教授这篇系统总结宁可先生学术“主旨”的文章，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稳固基石 篇6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已故史学史研究专家杨翼骧先生的代表作，在史学界获得超高的声誉。杨先生早在1942年前后即已意识到有编纂此书的必要，此后60年间，编著和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内容从先秦至明代，按年代顺序，将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甄择、校订，予以编排，详细展示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流程。每册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极大好评，被誉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中“首创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在杨先生去世十周年后，余下的第4册清代卷，由其高足乔治忠教授和朱洪斌博士补纂完成，因同时又对前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统一出版，遂定名曰《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下简称“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于2013年10月一并推出。至此，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科的系统资料编纂终于得成完璧，《资料编年》终于成为一套首尾完具的专业资料体系，对中国史学史学科来说，学术意义重大，关乎学科发展之长远未来。
资料宏富，加强了对中国史学史发展演进脉络的梳理
作为一部首尾完整、系统的资料编纂，此增订本对前三册予以订补，资料更为宏富，考订愈加准确，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均有较大提升。对前三册的订补工作，除校改原书的文字讹误外，更增补了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调整和修改了一些史学事项的系年，其中一些资料来自日本所藏的珍稀版本。据不完全统计，前两册补订事项各在40条以上，第3册因近年各种大型古籍资料出版较多而补订事项在百条以上，比原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而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在开卷第1条即有明显体现：原书第1册起始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年，这是中国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开始，编年体史籍从此年起始，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与严谨性，相信杨先生当初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中国史学史必须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至关重要，资料编纂被这种探源宗旨所引导，需要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故本册增订为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因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关涉中国史学起源的十分关键的促进因素。这比原书起于公元前841年不仅时间上延，而且显示出对中国史学起源问题的新认识。随后，书中又增列西周营洛问题，因为这项举措导致《尚书》一些重要篇章的形成，在先秦史学史上不可缺载。第2册1072年于“欧阳修卒”条目之后，新设条目，节录了欧阳修《正统论》的文字；第3册1402年增补方孝孺被杀条，除录其生平事迹资料外，全文录其《释统》之文。欧阳修和方以智两人的正统论长文，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中影响颇大，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明代卷内调整不少史学事项的系年，得益于近年史籍的大量出版，是学术事业与时俱进的体现。
新编第4册清代卷，最大特色是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首次做了系统的疏理。中国古代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如果不能充分重视官方史学，任何中国史学史的撰述都是不完整的。本册对清朝官方史学的资料做了系统梳理，择要取精，逐年融入其中，这使清代官方史学的线索相当明晰，特别是对清初官方修史活动的梳理比较周全，如1655年内5个条目资料都是官方史学活动。为了揭示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具体情节及运作机制，编者不仅从多种官私典籍搜讨资料，还特别利用了档案资料，例如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六年的档案资料表明，国史馆机构在进一步扩大并且得到巩固，其他如国史馆编写臣工列传需先纂辑资料“长编”，稿积若干年后“必须复行检辑，斟酌画一”机制等，也都只能从档案资料中才可窥知。这些资料的辑录，使人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和认识清朝官方史学的演进脉络与发展特色。
大量“今案”，凸显学术研究价值
作为资料汇编，自然要以选录原始资料为主，但因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传世的各种资料往往真伪杂陈、意义难明，如果仅是原文照录而不予以适当疏通辨明，难保读者不为所惑。为此，杨先生在引录资料原文之时，除加简要标题予以概括提示外，更在资料之后间或加有“案”语，考订史学活动和史籍成书的时间、旧说的真伪以及其他相关史实，有时提示深入研讨可资参阅的文献。增订本又根据学术的发展，新加许多“今案”，在以文字、版本、史实的考释为主要宗旨的同时，为使资料采录产生较好的学术效果，酌情加入了一些学术信息的提示和判断，列出多人的研究论著，以供读者进一步探讨时参考。如增订本第1册第1条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在引录金文和《逸周书》资料后，加有“今案”，探讨了武王克商之后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影响，叙述了西周克商年代问题的复杂状况，这使开篇第1条就进入了深层的学术研究状态。公元490年北魏定起居注制条，以“今案”点明此次定制的史学意义。1593年增补侯继高编纂《全浙兵制考》条目，有“今案”考订其人其书，指出中日各存版本，内容有别。在新编清代卷中，诸如此类的“今案”更多。如1657年谈迁卒条，所加“今案”对谈迁卒年、《国榷》成书时间及其版本等问题，清理已有研究成果，作出明确判定。1665年清廷征集明天启、崇祯两朝史料条，有“今案”提示此举与庄氏史狱之间的联系，很富学术启发性。1795年谢启昆幕府著成《西魏书》条，所加“今案”评述古代幕府修书的一般规则，点明不必否定谢启昆的署名著作权，而标题写有“幕府”二字，已有深意。1797年毕沅卒条，“今案”说明毕沅实际进行了《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而且不埋没幕僚的贡献，但这段“今案”中出现错字，“毕沅编纂此书非晚清假手他人”之中“晚清”应为“完全”，盖词语拼音输入时致误且失校。1821年茆泮林辑录《世本》成书条，加“今案”说明清代所辑录的多种《世本》，常常主观地揽入资料、随意编排，淆乱了《世本》的本来面目。凡此种种，大大有助于学术研究之参考。
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
专业、专门或专题性质的史料汇集，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顾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在忙于“五朵金花”之时，对史料汇编事业也予以高度重视，投入很大资源进行建设，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陆续出版，其学术价值至今依然享誉海内外，对历史研究起着巨大促进作用。可见好的系统性的资料汇编，往往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由于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历史资料工作渐渐被视为末端琐务，甚至不被计入学术研究成果。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杨先生与乔教授等仍以几十年、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编纂这部首尾完整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堪称做出了嘉惠后学、树立长远学术眼光的示范，正如作者在该书《感言》之末的律诗中咏怀曰：“借问书成何企盼？后来才彦更莘莘！”
音乐史学 篇7
卡尔·达尔豪斯“德国式的哲学思辨”为我们揭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下的问题, 但同时也将我们引入了一种理论的泥沼。他并没有为我们准备足够的摆脱困窘的工具。如何调解艺术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呢?怎样才能够实现音乐史写作中“即不贬低音乐作品的历史维度, 也不违背音乐作品的审美维度;即不丧失陈述的连贯性, 又不牺牲艺术的概念”这样的理想呢?通过整本书的阅读我发现了一个始终贯穿其中的幽灵——美学。事实上在本书的论述中, 艺术的审美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而存在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范畴, 才会形成与音乐的历史范畴的冲突,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范畴, 才会有了艺术和历史的联系。因为任何的美学观念、审美意识都来自两个方面因素的构成:历史的、艺术作品的。正如本文作者在其另一部著作《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序言中中提到的那样:“音乐美学并不能规定人们应该怎样思索, 而是揭示在历史的过程中思索是怎样进行的。审美判断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但是, 了解美学立场背后的前提观念, 也许并不是多余的无用之功。” (3) 也即是说对于一种美学观念来讲, 它一方面是针对着具体的音乐作品, 针对着具体的人的感性判断, 但是另一方面, 它又一定同一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没有任何一种音乐美学是孤立的, 超越历史的。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美学研究都是美学史的研究”。那么可不可以做这样一种认定, 任何一种艺术的美学发展历程, 都同这种艺术的历史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 艺术与历史之间最天然的切合点就应该是美学, 因为美学提供的原理既是现时的 (它一定对于当下的艺术欣赏和理解具有指导或批判性的作用) , 同时也一定是历时的 (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艺术结构内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 那么在音乐史的写作中如果能够从一个美学的视角去审视音乐历史的发展, 则似乎可以即不丧失陈述的连贯性, 又能够不牺牲艺术的概念。
在《音乐史学原理》中译本的代译后记《音乐史写作:艺术与历史的调解》中, 杨燕迪教授这样来表述卡尔·达尔豪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达尔豪斯尽管没有在理论上挑明, 但在他心目中, 就“历史”与“艺术”之间的调解而言, 较有希望的努力方向其实是——结构性的音乐历史。” (4) 何谓结构性的音乐历史, 在结构性的音乐历史叙述中, 不再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叙事主题”和“叙事角度”, “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被推倒后景, 突现出来的是各种复杂的、平行的、交错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和对抗的体系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5) 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出来, 作为结构性的音乐历史写作, 线性的平面的叙述方式被代之以网状的、多层次性的叙述结构,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原有的历史叙述中, 时间可以作为一个线索贯穿叙述的始终, 从而保证了叙述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那么作为一种结构性叙述, 时间因素显然已经不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在时间过程当中纵向的、并置的、平行的叙事共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叙事方式, 但是要保证这种叙事方式不会成为片断的、零散的、非系统的、点描式的事实堆砌, 就应该在横向的时间与纵向其他因素之间形成一个个的叙事节点, 有了这些叙事节点的存在, 才可能将纵向与横向的线索脉络编制成为网状的系统叙事结构。才可能保证历史叙事的逻辑性与整体性。因此可以有这样的结论, 在结构的音乐历史写作中, 寻找到可以连接音乐历史维度与艺术维度的结点, 是结构性的音乐历史写作是否能够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谁可以承担起这样的功能, 成为结构性音乐历史写作中的结点。我的观点是“美学”。作为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关于美学的所具有的历时性与现时性共存的品质, 使美学观念可以成为结构性历史写作中最佳的凝和时间维度与审美维度的结点。事实上在本书中卡尔·达尔豪斯, 那一段针对1 9世纪的欧洲音乐文化的思辨性结构的分析,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 尽管在文章中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关于结构性音乐历史写作的视角问题, 但是通过作者的行文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作者是在以1 9世纪主要的音乐美学的观念, 作为对1 9世纪的欧洲音乐历史观察的视角的。其中基本的概念都是美学概念。例如文中提到“比如1 9世纪的中欧音乐文化, 但不包括歌剧。我们可以随机选择出发点, 首先的原因是在该体系中, 任何具体点之间都距离不远;其次的原因在于, 对于联系和呼应的描述并不自动意味着亚因素排列的等级秩序。因此我们将审美自律论 (即艺术音乐应该以自足的权利供聆听欣赏, 而不是在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非音乐过程中服务与某种功能) 作为出发点, 这作为一个‘理念型’的前提观念不应该受到指责和批评。” (6) 尽管文中指出是在“随机”的选择出发点, 但是毋庸置疑这样的出发点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为在文中他已经指出了这种选择的理由:“首先的原因是在该体系中, 任何具体点之间都距离不远;其次的原因在于, 对于联系和呼应的描述并不自动意味着亚因素排列的等级秩序。”这正是结构性音乐史写作中能够作为结点存在的理论基础的必需的条件。对每个具体点都保持着相对平等的距离, 并且超越在每一种因素的排列秩序之外。这种绝对中立而超然的态度是作为结点的必备的特质, 那么具有这种特质的, 可以承担这样责任的前提观念, 除了一种具有哲学品格与高度的美学观念之外, 你还能够找到更适合的视角和立足点吗。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美学结点, 架构起了整个1 9世纪中欧音乐文化的历史结构。围绕一种美学的立场, 或者通过一种美学的视角, 将纵向的时间因素和共时的具体的艺术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美学结点的存在架构起了历史与艺术整体结构, 从而调节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还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 文章认为“音乐史所要完成的最终任务 (7) 基于这种观点的提出, 也可以看出其背后的美学信条——种自律性的作品中心论的美学观点。也就是说, 卡尔·达尔豪斯在进行音乐史学原理的思考的时候, 所确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基于一种美学理念。可以这样说, 对于艺术史的研究而言“美学”的介入是本质的, 不能够回避的问题。不可能有脱离美学视角的真正的艺术史的写作。
参考文献
[1]、《音乐史学原理》卡尔·达尔豪斯著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当出版社
音乐史学 篇8
一、中西音乐史学资料的记载及其各自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中国音乐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 关于文献的音乐历史学受到了长期重视, 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部分, 以文字记录音乐信息的文献历史也就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的史学记载, 不管是商代以甲骨文文体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 铸造镂刻的金石文字文献, 典籍简册之中的书写文字, 如《尚书》对上古音乐时期的记载, 还是春秋战国时期, 音乐历史记载出现在一般史书中, 如《吕氏春秋》中的《音初》与《古乐》是专述音乐史的篇章。到后来又出现音乐专史类书籍, 如北宋的《琴史》, 元代袁桷的《琴述》, 我们发现早期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形式, 大多数的音乐文献都是包含在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记载中的, 即使到现在中国音乐通史的著作, 其代表性著作也是音乐与相应的历史时代有密切关系, 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就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 叙述法与实证法是音乐历史记录与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我国非常重视对史料的记载, 每朝每代都会对历史进行整理记录, 而音乐形态的发展也存在于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当中, 对音乐的记录也就由这些史官随同历史一同记录在内, 因此对于音乐史的记载较为完整。而西方对音乐史料的记载很匮乏, 尤其是对西方早期的音乐史料留下来的大多都是残篇, 直到中世纪末为止欧洲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历史意识。这种现象与中世纪宗教的统治有必然联系, 基督教走向了禁欲主义的极端, 其音乐也以极端封闭方式, 一方面对古代的音乐遗产严格筛选, 一方面世俗音乐的歌曲、器乐严加限制, 其上帝创造了一切, 上帝创造了音乐的观点深入人心, 所以当时的人们被宗教束缚, 没有历史意识。西方音乐史的萌芽期是在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此后不管是在重工业还是在轻工业都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发展, 艺术行为也得到了释放, 绘画、雕塑、建筑、音乐都有了新发展。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都开辟了新领域新道路。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处欧洲开始出现了对过去时代的音乐自觉回顾的倾向。到了19世纪音乐史学的成熟期, 其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以史实去叙述和解释音乐发展的进程, 而且还希望能从人类审美和心理以及社会的变化去说明和分析各个时代和民族的音乐现象, 因此与音乐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综合地探讨历史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关于音乐风格的划分问题
我们发现西方音乐通史著作, 即使是以音乐社会学、音乐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的通史, 也都会附带上音乐风格史的研究方法, 都会对西方音乐进行风格分类, 例如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古典时期、浪漫时期的音乐风格, 每个时期的音乐形态不管是声乐、器乐、歌剧等都具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所显示出的共同格调和气派, 每个时期呈现出艺术作品的风格又是不同的。而看中国音乐形态也具有根据年代的变化其形态各异的现象, 但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像西方这一个时期,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有那样的共性。中国的各种音乐形式都有各自独立的风格发展, 西方作曲家大多迎合某一时期的潮流走向, 其风格像大众靠拢, 而中国音乐的发展则不一样, 形态各异, 种类繁多, 同一个作曲家在同一时期还会做出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因此中国的音乐史学史不会像西方一样进行整体风格上的划分。这也体现出中西方把握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从横向的宏观把握历史, 而西方善于纵线进行研究, 这样的现象同样体现在中西方音乐对旋律创作上。中国的曲调大多都是横向但旋律线条, 而西方都是纵向多旋律或伴奏旋律线条。
三、中西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西方在古代与我国相比在音乐史料上要贫乏的多, 只是到了定量记谱法发明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以乐谱为中心的音乐史学。而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出现很大差异。其中史学家们常用的并且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研究方法有: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音乐社会史等。风格史是以音乐风格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考察音乐历史发展进程的史学研究方法, 如阿德勒的《音乐史纲要》, 他把对音乐风格进行学术性分析原理、分类研究和对有关音乐风格的发展历史阶段作为音乐史的基础, 鲜明地确立了“风格史”的研究方法。音乐社会史可以说是一门研究音乐史的社会问题的学科, 它主要研究和分析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时代、社会、经济及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 代表作是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史:从中世纪到贝多芬》和《1815年以来的音乐于社会》。音乐文化史方法诞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 它强调探究音乐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因素、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安布罗斯的《音乐史》就是体现文化史观念的最早的一部音乐通史他把音乐之余文化整体之中进行全方位的历史考察, 首先采用了“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非常重视音乐与造型艺术之间的联系, 继而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是极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史著作。
中国音乐文化其功能并不是仅作为艺术, 而是有多重功能的意义。其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一样的用叙述法与实证法对音乐历史进行记录与研究, 且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较多样, 且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交流和相互渗透, 例如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音乐社会史最初是作为音乐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发展起来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音乐学内部, 而且还扩展到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 从而把音乐史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就是说把音乐史作为人的历史来对待, 于是便导致了它与一般史学、普通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交流。如音乐风格史, 西方“风格史”研究是从美术史研究开始的, 这种方法影响到音乐史学的研究, 成为音乐史学专门的研究方法。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很注重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联系。
音乐史学 篇9
1. 微观的研究方法（对文献的整理）
对古籍文献的充分搜罗和严格考证。日本学者尤其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有着较深厚的文献功底，特别是他们对于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所用史料涉及到了唐代音乐历史状况的各个方面，并且种类繁多，包括正史、文人笔记、游记、壁画、雕刻、碑文、画卷、考古资料、现存实物等，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文献如数家珍，对于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音乐史料和音乐理论也了如指掌。例如岸边成雄先生在写作《唐代音乐史之研究》时，曾大量查阅唐代文献，作者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就有100多种，并进行逐一查对、考证，以求史料运用的准确、可靠。正因为作者以大量的文献史料作基础进行综合比较对照，所以，使其研究能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唐代的乐制进行考察研究，从而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林谦三先生对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以中国音乐史料与日本、印度、朝鲜、缅甸等国的史料相互印证，对隋唐燕乐调的性质、调名由来、调之高度等问题作出了详细、全面的论述。不仅史料收集的范围广泛，对于史料的校勘、辨伪、考证也是极其仔细的。在这一点上，岸边成雄先生对唐代音乐史料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通过对照比较，理清史料源流，考证辨别史料真伪、判定史料价值、选取善本以保证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例如：在对《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进行比较之后，他认为“《通典》是唐代音乐史料之权舆，《旧唐书》是可以信凭的史料，《新唐书》的史料价值较低，《唐会要》虽然在有乾隆皇帝的篡改，比较原典有相当的变化，但是部分章节采用新的史料，所以是一本有用的书”1。对于史料的辨伪和考证，岸边成雄先生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通过对唐宋许多脱漏和假伪的音乐史料的整理与批判，发现了被历代学者所忽视的重要史料《唐会要》卷三三中所引《理道要诀》，并以此为据断定了俗乐二十八调成立的确凿年代，阐述了唐代新俗乐的成立过程。
重视实证的方法。日本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实证的方法。他们在对史料进行充分考证、慎重选择之后，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确凿。例如：林谦三在敦煌乐谱的研究中，将敦煌乐谱和日本现存的唐传雅乐琵琶谱《乐家录》及同时代的P3539敦煌琵琶二十谱子进行实证类比，发现三种乐谱谱字相同均为二十，而且形态十分相近，所以断定敦煌乐谱为琵琶谱。之后林谦三运用实证的方法从音位、定弦法、节奏等方面对敦煌乐谱进行了解译。他的研究不是凭借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那些只能作为佐证和旁证)，也不是从现存的某种音乐现象中去找依据，而是通过琵琶实物和乐谱本身的实证来获得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符合乐谱自身的规律，有较大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我国学者对林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认可的。对于古乐器的考证较多采用的也是实证的方法，例如对于铜钹这一乐器考证，通过对佛教经典《法显传》、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法华经》、《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六典》、《通典》、《字统》、《声考》、陈旸《乐书》、《律书乐图》、孙缅《唐韵》、《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图》等文献的详细分析与考证后得出结论：铜钹是西域系统的乐器，钹字借用外来语音，起初用拔、跋字，唐代创制钹字作为这一乐器的名称，后来由于大小、形制、用途的不同产生了种种异称2。因为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筛选、考证基础之上的，所以所得的结论科学可靠，正是由于史料考证中的细致、缜密，才能辨伪纠错，使人心服口服。
计量方法的运用：岸边成雄在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运用了数学中的计量方法，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演出规模、演出次数、乐器数量、乐工人数、乐曲种类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统计，使音乐史的研究更为真实、准确和客观，所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例如：对唐代乐工的统计，唐初乐工人数为一万一千余人，唐朝中叶达二、三万人，唐末减为五千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唐代宫廷音乐的兴衰过程，对于九、十部伎演出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到九、十部伎兴衰的真实情景。计量方法的运用使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和表述更加“精确化”，弥补了以往音乐史学研究中注意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的缺陷，大大丰富了音乐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使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岸边成雄对唐代乐工的研究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乐工的身份、地位、来源、构成、物质条件、生活状况、经济地位以及和乐工相关的政治、经济、法规等作了详细的考证，揭示了阶级社会中乐工的政治地位和受压迫的程度，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看清隐藏在音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增加了音乐研究中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2. 宏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的研究方法是针对比较音乐学而言的。比较音乐学是一种宏观的考察音乐史的方法，日本学者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采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把中国古代音乐纳入到东方音乐及至整个世界音乐的系统中，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将中国音乐与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音乐进行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大大增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田边尚雄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比较重视中国音乐与整个东方社会、文化的关系，他不就中国音乐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将中国音乐置于亚洲及世界的范围内来研究，并且注重文化对音乐的影响。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乐器都是固定的、大规模的，比如琴、瑟都是“坐而弹之”，编钟、编磬、建鼓等都是规模较大的乐器，“不能以一二人之力动之”，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之土地在东方黄河及扬子江流域，为一安定之平野，汉人种自古入此平野，作成安定的国家，故非移动的。”3另外，汉民族的音乐与苏美尔人的音乐基础完全一致，是因为汉民族之思想与苏美尔人之思想有共通点。在谈到中国音乐中占卜和迷信时他说“印度民族为冥想的，宗教的。苏美尔人及中国民族，为实际的，社会的。印度民族欣慕未来之世界，中国人执着现在之生活而乐生。因而中国人及苏美尔人之宗教，为实用的。以现在生活为愉快而加以思考，因而多富于迷信。例如保守天体之迷信，与数之迷信，而喜占卜，此等一切，皆现于彼等之音乐中。”4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也采用了多维度的观察，他认为唐代是音乐文化大融合大吸收的时代，唐代音乐的繁盛是各国各地区音乐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只有搞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分析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他的唐代音乐史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研究亚洲及欧洲各国音乐文化基础上的。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也是如此。他从纵向上考察了隋唐燕乐调的历史渊源，比较了隋唐燕乐调与印度、日本、朝鲜、缅甸等国乐调的异同，同时对印度古乐论，苏衹婆七调语源，以及日本所藏源自唐宋的乐曲、乐调、乐器等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亚洲、欧洲这些比中国更广大的范围来看中国音乐，这种跳出界外、从外看内、从小观大的观察是音乐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与亚洲、欧洲音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注重这种联系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原因。
回头来看当时国内的古代音乐史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忽视了中国音乐与亚洲及世界各国音乐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对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成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和继承。日本学者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态度值得我们很好的吸收和借鉴。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处处体现着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他们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史料的辨伪与考证细致而严谨，所得结论都出自对史料的全面分析，言必有据且证据充分，他们对于实证方法，计量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音乐学等方法的运用，使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此处所引是大意, 原文请参看岸边成雄秦序译.唐代音乐文献解说[J].交响:1987, (1) :69.
[2].[日]林谦三著, 郭沫若译.东亚乐器考[M].北京:音乐出版社, 1962:32.
[3].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41.
音乐史学 篇10
乐舞形态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代音乐形态。如果从考古和文献研究已经证实的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作为它的上限。在中国历史上以主流方式存在了至少二三千年以上。乐舞形态是一种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形式, 所谓“三位一体”, 是指这一类音乐作品表演时歌舞乐三者同时并举, 通俗点说, 则是又唱又跳又奏, 是音乐形态中较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其形成的原因, 最初在于三者各自尚未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相互之间有着很强的依赖关系, 三者同时表演则具有赏心悦目的审美效应。这种音乐形态一旦形成, 则又在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或则成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音乐的主流形态, 或则在封建社会作为祭祀乐舞的非主流形态而存在。
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是文献记载中周代集大成的“六代之乐”。而在内容上也由“颂神”逐渐的转换为“颂人”。原因则是因为社会性质的变化引发了乐舞内容的变化, 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庆幸的是, 《大武》的歌词和乐曲结构尚保留在有关古代文献之中。有的学者认为, 《诗经》的“周颂”中保留了《大武》的六段歌词, 即《我将》《武》《赉》《般》《酌》《桓》六篇。黄翔鹏先生在《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重要论断。他说:“我认为, 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 以歌舞伎乐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 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 就在于社会生活因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而发生的剧烈变革。”认为先秦时期的乐舞阶段应以“雅乐”为代表似更确切。“钟磬乐”只是一种器乐形态, 它作为音乐的载体, 既可以成为“雅乐”的一个有机部分, 也能用于“郑卫之音”的演奏,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孔子有一句名言:“礼云, 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 钟鼓云乎哉?”正是有感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状而发出的感叹。意思是说, 音乐啊, 音乐啊, 难道有钟有鼓就是音乐了吗?”
此后,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 便开始了由“郑卫之音”、“女乐”等歌舞伎乐之早期形式发起对雅乐”乐舞的冲击, 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音乐形态——即由乐舞形态向歌舞伎乐形态——的转型。
归其原因可分为五点:
1.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的时代, 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 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新旧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斗争。
2.新兴地主统治阶级对“郑卫之音”和“女乐”的推崇, 遭到当时没落贵族阶级的反对。
3.人们审美眼光的变化, 乐舞形态从原始社会的《葛天氏之乐》到周初的《大武》已经存在了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岁月, 是名副其实的“古乐”, 其表演形态则以男性和童子为主, 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之际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审美观念的需要。而被女性形象破天荒地登上历史舞台, 以其姣好迷人的面容、婀娜多姿的风采与绚丽夺目的表演的“郑卫之音”取代。
4.春秋时期器乐和声乐已经分别从乐舞形态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也为歌舞伎乐雏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5.春秋时期“郑卫之音”、“女乐”等“新乐”的盛行, 极大地促进了钟磬乐的迅猛发展。
到后来钟磬乐的没落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西域文化的传入, 人们的音乐审美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钟磬乐具有庄严凝重的音响特色, 适于为典雅肃穆的雅乐营造气氛, 是一种时代音乐特征的体现。笙、笛、琴、瑟、琵琶、筝等轻型丝竹乐器则更适宜于轻歌曼舞的歌舞伎乐之需要。
总而言之, 春秋、战国之际, 由于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 使得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雅乐”为代表的乐舞形态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具有歌舞伎乐形态特征的“新乐”则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普遍喜爱, 导致了新旧两种音乐形态在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交替过渡, 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演变, 包括文化伟人孔子在内。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音乐形态的转型, 迎来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开辟了中古时期歌舞伎乐空前繁荣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上)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2]刘再生, 《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3
[3]黄翔鹏, 《黄翔鹏文存上下卷》, 中国音乐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07
音乐史学 篇11
出现这种现象除却各种复杂的现实影响, 是否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当代学人思维方式之检讨———文化研究的前提性思考之一》 (3) (下文简称《检讨》) 一文从哲学和思维的高度给了我们答案。他认为, 当代中国学人在探讨任何问题之前, 已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或“先入之见”规约着他们的探讨方向, 这一结构由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构成。
意识层面的“先入之见”
1.关于“观念中心论”:《检讨》一文指出, 观念论乃是一种以观念、理想为中心和出发点来考察其他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
反观我们的音乐史学界, 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以前, 我们进行音乐史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本著作, 主要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 主要的指导方法是一元方法, 这样一来, 难免陷入简单、教条主义, 成为左倾政治的附庸。”[1] (p189) 这一时期出现的对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人物、作品、事件的狭隘甚至错误的评价就是由于当时人们观念中狭隘的“指导思想”。而对具体作品的研究多数也只对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阿炳的《二泉映月》等反复研究, 而对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则比较轻视。这种做法源自我们内心的“名作观念”, 即认为作家的全部成就只体现在他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中。
2.关于“泛逻辑论”:文中认为中国学人在研究任何问题时, “既不重视现实生活提供的新鲜经验, 也不重视前人或今人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
笔者所见很多文章常常重复既成事实, 无论文章中心是什么, 都会对既有的作家生平或作品背景进行一番介绍。另一种表现是对既成结论的无谓重复, 比如,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民族风格与西洋体裁相结合的典范、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是诗歌与音乐完美结合的典型等都是早已被人们认可的定论, 但很多相关文章还在津津乐道于这一问题。
作为学术研究, “学者从事学术的意义在于, 站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 推进学科知识的增长和学科体系的进步”。[2] (p72) 我们的研究中之所以出现重复、单一的现象, 就是因为研究者们执意坚持自己臆想的“逻辑”体系, 对他人已做且已澄清的问题进行再次探重复。
3.关于“道德至上论”是在“观念中心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道德伦理作为探讨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认为任何事情的合理性存在都必须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标准。
音乐艺术具有特殊的道德价值, 人们通过欣赏音乐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但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 道德和音乐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将音乐等同于道德、将“美”等同于“善”、将音乐形象等同于道德说教, 那就等于否定了音乐自身的独立性, 抹杀了音乐作为艺术的艺术性, 是“道德至上论”的真正体现。
在对中国近现代音乐作品的研究中, 大部分的研究还是能够合理地把握音乐的艺术性和其健康的思想教化功能的关系, 至少还没有大量出现以道德出发去衡量、评介音乐作品的现象。
意识层面上的这几种先入之见相互关联, 构成了我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虽然有时我们也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但却无法驾驭它们。
潜意识层面的“先入之见”
1.关于“意志主义”:《检讨》一文中认为“意志主义”的集中表现是指支配、改造他人或客观对象的一种权利意向或欲望。
在学术研究中, 当正当的个人“权力”被学术家族的其他成员认可时, 它便被奉为“权威”, 而当个人“权力”不断自行扩张、膨胀以至扭曲、变形时, 学术界的一切“学术争鸣变成了不加掩饰的争权夺利。来一次学术讨论就要整一批人。学术讨论的收场也往往是一部分人占山为王一部分人落荒而逃;一部分人大获全胜, 一部分人缴械投降。在许多人眼里, 学术讨论的实质已不是一个真假是非问题, 而是一个输赢得失问题”, [3] (p12) 这就是“意志主义”严重的负面表现。
在笔者所见研究中, 不注重理性思考、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感性推断出发去研究评介作品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任其继续膨胀,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该专题研究领域的言论自由将会被某些“权威”所限制。
2.关于“自然主义”:文中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自然经济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笔者所见文章中,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对音乐本体形态的探讨, 而对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价值关注不多、研究不够, 对诸如为什么《二泉映月》、《黄河大合唱》等作品会成为中国人耳里心中的经典的深层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等问题的探讨还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研究。
3.关于“实用主义”:《检讨》一文说, “当代中国学人中普遍存在着‘浮躁’心理, 这种心理正是由于对实用性的急切追求, 即对金钱、财富和权力的渴望引起的。”
从古代儒家学说中的“乐与政通”到近代的“音乐为政治服务”再到当代音乐理论界流行的“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服务于实践”等等, 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对音乐理论界也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今天笔者所见音乐作品研究中, 更是随处可见一些以“实用”为标准而产生的一些漏洞百出的应急之作。
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纯粹知识”[4] (p79) 存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给文学研究下定义时这样写道:“如果说文学研究仅仅是为了阅读艺术服务, 那就误解了这门系统性知识的宗旨。……文学研究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体系。”[5] (p6) 这段话否定了知识的唯一使命是为实践服务的观点, 提醒和告诫研究者们要对学术研究在学术家族和整个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独立地位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定位。
由此, 我们似乎可以对为什么在多元化史学业已形成的新时期, 对中国近现代音乐作品研究的“重复”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状况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虽然我们很难从制约研究者史学观念的“先入之见”和“先在意向”中摆脱出来, 但必要的分析和反思使我们的思想前提得到了澄清, 有了清醒的认识再去进行各种问题的探讨, 就会有意识地对可能发生的狭隘想法有所自检和控制, 从而产生各种有创造性的观点和见地。
参考文献
[1]冯效刚.新中国音乐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 (1949-1999) [J].黄钟, 2007, 1.
[2]杨燕迪.音乐学术与规范建制:回顾、思考与建议[J].音乐研究, 2003, 4.
[3]雷戈.论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J].宁夏大学学报, 1998, 2.
[4]杨燕迪.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J].黄钟, 199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