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史学研究（精选12篇）

史学研究 篇1

一、终生研究“视觉语言符号学”

夏皮罗1904年9月23日生于立陶宛,3岁时全家移民到美国,1996年3月3日卒于纽约寓所,享年91岁。夏皮罗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在此任教,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长达六十余年的执教生涯。1975年,夏皮罗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最高荣誉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勋章。夏皮罗还曾在纽约大学(1932—1936年)和新社会研究学院(1936—1952年)教过学,他在这里的演讲对许多艺术家和作家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马瑟韦尔因夏皮罗的一席话,成就了《女人》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作品险些被他抛弃),得以被写进抽象表现主义美术史中。1974年,有12位艺术家联合创作了一批版画,印刷出售100套,用这笔收入在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与考古学系设立了以夏皮罗命名的教席。[1]

夏皮罗最早的学术研究对象是中世纪罗马式雕塑。在19世纪30年代,他成为现代艺术领域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和倡导者,他在早期基督教美术、中世纪美术、10世纪美术及现代艺术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卓有成就的贡献,特别探索了风格史、艺术与民间美术传统、艺术与社会学、艺术与人类学、艺术与精神分析学及其它学科的关系。夏皮罗的早期著名论文有《抽象艺术的本质》(1937年)、《论罗马式美术的审美态度》(1948年)和《达·芬奇和弗洛伊德》(1956年)等。重要的著作有关于梵高和塞尚的研究集以及四卷本论文集《罗马式美术》(1977年)、《现代美术:19世纪和20世纪》(1978-1979年)、《古典时代后期、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美术》(1979年)和《美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1994年)。[2]

可见夏皮罗著述颇丰。可是即便如此,对夏皮罗做个案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困难。第一,作为20世纪重要的美术史学家,夏皮罗涉足的研究领域广阔,极难进行全面的概括。对夏皮罗的综合研究,目前尚不具备可能性,原因在于,第一,他的著作还没有全部出版,他的不同研究重点需要进行具体的梳理。实际上对夏皮罗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仍处于资料的整理阶段,独立的研究专著还没有。第二,夏皮罗研究美术史应用了许多方法,如社会史方法、符号学方法、精神分析方法、形式风格方法以及美学方法等等,但是他没有提出一套明确的美术史研究理论观点,他的研究方法似乎显得不是那么明确。但读者不会因此而无所适从,相反,会感到他研究内容丰富,各种方法都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会觉得他对于不同的美术史问题应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三,夏皮罗的美术史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做的,他继承发扬了之前的美术史研究学术传统,并吸收、跟进了他那个时代的其它人文学科理论。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美术史学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的变化使得夏皮罗给人一种“过时”的感觉,[3]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成就和广泛影响所开创的美术史研究,大大地扩展了美术史研究领域,然而夏皮罗的研究成果反倒显得普通平淡,他的突出点被淹没了。第四,尽管夏皮罗是欧美学界熟知的美术史学家,但在我们的国内语境中,他的思想未必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我们研究夏皮罗,实际上是想确立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或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术命题。夏皮罗对中世纪研究用功最勤,他也是从中世纪美术研究入手来开始他一生的美术史研究生涯的。但是中世纪美术是一个时间跨度长、内容涉及广泛的领域,包含了复杂而丰富的议题。对于夏皮罗而言,这个“点”就是图与文的关系问题。对于中世纪美术,对于中世纪的图与文,夏皮罗既有研究专文,也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不同文章中阐述了其零碎的思考。西方美术史、思想史也始终关注图与文问题。图与文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方式,对它们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作为自主独立的、再现世界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不单纯是以图证史(文)或以史(文)证图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关系。夏皮罗后来用一个名称来归纳他对中世纪的美术史研究:“视觉语言符号学”。通观夏皮罗的美术史研究,可以发现他很少以一种明确的称谓来概括他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图与文的思考,他却明确地用“视觉语言符号学”来提示他对中世纪美术的研究主旨。夏皮罗用这样一个术语来指称他的研究,说明他对此有着更多的方法论总结。这个称谓内在地隐匿于他的美术史研究实践中,他通过自己对中世纪美术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命名的内在关系、反映了图与文的互动关系,以更大的角度说明“美术史学”与“视觉语言符号学”的关系,由此启示我们去重新思考“图”与“文”的关系在美术史乃至人类文明历史中的功能、地位和意义。

二、美术史学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最早的美术教育来自于欧洲传统。[4]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设立了艺术教职,基本上是建立在英国的传统上。通常,英国的美术史研究的传统特点是进行古物研究、鉴赏,以及采用日常词汇描述对艺术的反应,它与兴起于德国的美术史学传统有些不同。一般认为,现代美术史学或艺术史学[5]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史或体制史[6],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展开而开始的。20世纪尤其二战后,艺术及其历史的研究的重心从美术馆、图书馆、画室转向了学院,成为学院学术研究的一门学科。英国的传统注重实证主义,而欧洲大陆的美术史学倾向于抽象思辨、注重历史感的整体性。[7]在20世纪初叶,美国的美术史学得到了大发展,延聘了许多来自德语国家的美术史学家从事教学或研究,积极地促进了美国与欧洲大陆传统与英国传统的融合。受战争阴云的影响,当时有大量欧洲大陆学者移居美国或英国(如瓦尔堡学院整体搬到英国),这些学者以及一些受到德语美术史学家训练的学者直接采用德语著作作为他们的美术史学研究参考书,或者翻译出版来自欧洲大陆的英语选集,这对英美两国的美术史学都有影响,超出了原有的研究传统。[8]但是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研究继续沿用传统方法,对来自欧洲大陆的新学科态度并不积极。

美国的美术史学研究比英国更加积极,移居美国的学者更多,他们的到来加上美国国力的上升,各大学机构、博物馆非常重视美术史学的研究,这与美国将自己视为是欧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的认识有关。他们在欧洲大陆收购各个时代的文物、艺术作品,这些都使对美术史学的研究需求更为迫切,也由于德语国家的美术史学者的到来,使得美国成为二战后国际上美术史研究重镇。[9]欧洲大陆的研究方法融合到美国的美术史学研究中,甚至主导了美国的美术史学研究。[10]

在美国的美术史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本土优秀的美术史学家们脱颖而出。德国移居美国的著名美术史学家帕诺夫斯基就注意到美国培养了一代年轻的杰出学者,夏皮罗是其中之一。[11]夏皮罗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于1921年开始开设美术史课程,聘用美术教授教美术史。当时对是否开设这样的古典美术与考古课程,受偏见影响,反对意见一度很强烈。但是当时的哥大校长尼古拉·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坚持开展美术教育,延聘了许多各种美术史专业领域的学者。夏皮罗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与氛围中成长起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美术史学博士。夏皮罗的论文主题选择了中世纪美术,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与欧洲的在文化上的关系。他毕业后加入到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系的教学研究者行列。夏皮罗所代表的美术史学研究方法扎根于欧洲传统,同时又受到现代美术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12]

三、美术史学的“危机”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的三十多年,美术史学研究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13]传统美术史学的研究重点放在分期和风格上,注重对艺术品进行鉴别、分类、描述、解释和分析。[14]而今天所讨论的美术史“危机”不是指美术史的图像陷入危机,而是指传统美术史局限于以风格分析为主的形式主义中。[15]

传统的美术史学术用语,如风格、描述、发展、鉴定,在新的方法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介入下,不再成为美术史学的主要研究取向;美术史学研究大量吸纳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开拓了新领域,应该说对于丰富、发展美术史学大有裨益,但是同时这一状况又体现出它所具有的解构作用,动摇了传统形成的美术史学研究格局,整体美术史学有被消融到其他人文学科之中的危险。在19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介入美术史研究,同时转向符号学、精神分析和批判理论,到了80年代中期,这些角度不同、甚至彼此矛盾的观点被打包到一起,称作“新美术史”。[16]但是有人对它表示质疑,如阿德里安·利弗林(Adrian Riflin)认为“(新美术史)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开明策略,用新的包装来推销逐渐失色的产品。”[17]当时的争论充满了政治色彩,经过这些年之后,美术史学成为“材料、方法、计划、技术、体制、社会礼仪以及流通与保存系统的大杂烩。”[18]

诺曼·布列逊(Bryson Norman)是向传统美术史学研究提出挑战的年轻一代美术史学家之一。他认为他们那个时候的美术史研究落后于其他艺术的研究,“在文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瞩目而巨大的变化,而相对在艺术史学科中却是一潭死水的平静……几乎成为智力生活的闲适区域。”他呼吁超越贡布里希的知觉主义,而要把“绘画作为符号的艺术而非知觉的艺术来看待”,因为他“将观画者与绘画作品的关系非历史化了——历史是处在被悬置起来的状态中”,所以要进入到“现今艺术史学科尚未探索过的地带”,这就是要把艺术看作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再认的符码会不断地通过绘画循环”,“诠释会伴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艺术史不能声称它的客体知识是终极的和绝对的。”[19]对传统美术史学研究的质疑引起激烈争论,但还是在一大批美术史学家的努力下,美术史学的研究取向得到了扩大,它借鉴、吸取了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作为方法资源被吸收进来,各种不同而广泛的材料、艺术家被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中,甚至有人认为美术史学还包括视觉文化研究,电影和摄影也被纳入到研究范围内。但是这并不表明美术史学科已经解决了固有矛盾而实现了相互共处。关于美术史学的特点、它的学科或作为交叉学科的边界、研究程序、优先性以及技能,常常因为争论视觉文化而不断地被讨论。到了90年代,视觉研究介入人文学科,转向“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中,非洲、亚洲和拉美的美术越来越被关注。[20]美术史学与视觉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各有差异、相互对立还是你中有我、互为补充?视觉研究或视觉文化能否成为独立的新学科?这些问题困扰着学术界。有的人把视觉文化看作“新的混杂学科”或“交叉学科”,是跨越各学科边界进行汇流和对话的学科,也有学者主张视觉文化是“后学科学术建设”、一种“策略性、流动的阐释结构”,它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新的视觉媒介。[21]结果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美术史学,它的学科特点和功能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新发展导致新问题,扩大了的美术史学研究既需要其他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也需要在这种介入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还要坚守美术史的学科原有的内核,从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构架的学科“共同体”。传统是在发展中形成的,新的发展也将是未来的传统,反思和多学科介入正是这一学科的特征所在,如此才能保证美术史学科像有机体一样充满生命力。[22]

所谓的美术史学所面临的“危机”,是美术史学在整个20世纪发展变化的一个节点,这对于认识夏皮罗是有重要背景意义的。因为夏皮罗恰恰是活跃于整个20世纪的杰出美术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美术史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夏皮罗的美术史学著作出版不多,在美术史学一片“危机”声中,他被忽略。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对他所知更少。70年代后,他的著作陆续出版(虽然出版速度很慢,到1996年夏皮罗去世前才出版了他的四卷美术史研究文选和其他选集等),人们在阅读夏皮罗著作的同时,也把他的成果与“危机”声中产生的“新美术史”进行比较,这一活动本身也成了国际美术史学界研究讨论的一个课题。事实上,20世纪诞生了许多卓有贡献的美术史学家,如帕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他们使美术史学成为人文知识体系中重要的一门学科,也强化了美术史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夏皮罗也是这个杰出的美术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重新认识他们的贡献和学术价值正是美术史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然步骤。“危机”意识是为了清醒地认识美术史学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是为了促进美术史学的健康发展,这种意识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但也与美术史学研究传统有着密切联系。新的东西不可能无中生有,它一定与学科的发展历史有着血缘关系,在面对新美术史提出挑战的发展格局中去重新认识、研究夏皮罗,可以发现有益于美术史学思考的问题和课题。

四、美术史中的图与文问题

夏皮罗对美术史的研究,其实一直积极地吸收新的理论。譬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来分析美术史的社会历史作用、艺术家心理个性与美术的关系,可见他始终保持了对新理论的敏感。如果不是他保持了对现实的艺术的领悟和理论的敏感,三四十年代的抽象艺术就不会得到完满的理论阐释,美术史学者对抽象艺术的态度就可能会大大滞后于抽象艺术实践。但问题是夏皮罗并不总是明确提出完整的研究方法论理论,而是把这些新的学科理论融入到具体的研究中。

如对中世纪美术的研究,他就借用了符号学的理论方法。他以“视觉语言符号学”作为他的一部中世纪美术研究著作书名,但他并不系统地去阐释符号学的方法体系和概念,甚至在全书中也没有索绪尔或皮尔斯的名字。但他对这部分美术的研究又到处体现出符号学的视角。虽然没有文献能证明夏皮罗是“视觉语言符号学”这个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但他明确地通过概念来表明美术史研究的特殊性。

夏皮罗的视觉符号学就是通过中世纪的美术研究来确证文本与图像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说明美术不是单纯的形式或风格创作,而是一种与文本有密切关系的图像制作。文本在中世纪美术中指圣经文本,但是夏皮罗已经将这一圣经文本的概念“普遍化”为语言,是与图像再现并举的概念。研究图像学时,我们试图对图像进行阐释,但阐释的语言构成如何与图像发生关联,也是图像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夏皮罗提出视觉语言符号学时,他是试图确立一种“图”与“文”的关系,他将这种关系表述成“一种作为文本的视觉语言符号学”,即是力图用简洁的形式揭示出这种“图”与“文”的关系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特质之一。美国艺术哲学家丹托也用了这样一个短语来概括夏皮罗的《文字、手稿与图画——视觉语言符号学》一书的研究内容,认为是“与文本紧密相关的图像(text-bound image)”,它指向“作为文本的美术(即图像)”,即“图像的意义及其理解依赖于我们对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依赖于图画与表达了含义的文字的关系”。这样的阐述传达了视觉语言符号学的内在意图。[23]

夏皮罗通过自己对中世纪美术研究的实践来显示这一概念的含义,而没有进行理论的抽象演绎,但他的实践意义是明确的,也是他有意义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到夏皮罗对前沿理论的把握。

那么,来自中世纪美术研究中的这种图像与文本的关系问题是否具有美术史价值或学术理论价值呢?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当下,在出现美术史学研究的“危机”呼声的同时,“图”与“文”的相关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频繁讨论的话题,出版了相关的学术著作,[24]成立了相关的学术组织,[25]也举办相关的研讨会。如果进行文献检索,会找到数量庞大的论文、专著,文与图或图与文关系进入到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艺术史、社会学、政治等领域。这些既与深入的理论发展有关,也与当代的图像时代、图像转向、图像理论有着密切联系,人们对图像、文本都有了新的认识。

当代对图与文有所研究和思考的学者有海德格尔[26]、福柯[27]、利奥塔[28]、米切尔[29]、巴克森德尔[30]、布列逊[31]、米克·巴尔(Mieke Bal)[32]等等,其中既有哲学家,也有文学家、美术史学家。可以说,图与文成为涵盖人文学科的一个交叉地带,语言学转向还限于从语言角度去反思人类思想,而作为人类重要认识手段一翼的视觉图像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有“图像转向”一说。图像作为一种视觉性的对象,是否仅限于美术史领域才能被研究?这是当前视觉研究中争论的问题,各个领域的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在论争中深化了对图像与视觉性的研究,美术史学也因此扩展了它的研究领域。虽然有些学者认为领域的无限扩大对美术史学不一定是件好事,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的美术史学所涉及领域之广、研究内容之丰富,远甚于传统的美术史学,美术史学也许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学科建设与研究中才变得丰富、充满活力。至于说,美术史学有没有自己本体的研究对象(或代表了其本质的东西),也许大家都会承认绘画、雕塑乃至建筑等属于传统美术史学框架的东西应该是美术史学本体的东西。但落实到怎样认识、怎么研究的问题上,却无法不与当代的学术话语发生联系,无法不受当代学术理论的影响。

国内开始有学者借助理论的梳理来探讨视觉性和图像的功能。结合美术实践,借助美术史研究成果来研究图像,应该说发挥了美术史学的传统强项。图像学是美术史学研究在这一研究课题的最重要成就。对于当代的图像理论来说,它是开始,是源头,没有图像学在美术史研究中的发展,不会有当代的图像一视觉性论理出现。但是,当代的图像理论又不同于传统的美术史学中的图像学,它将研究视域从图像本身的构成、象征含义、图像来源、意义所指等发展到图像与语言的关系、图像对于人类认识功能的作用、图像的意识形态化、图像在图像时代中的作用、图像一视觉是否是一种叙事、图像与电影、图像的视觉性与语言的类比等跨学科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核心的论题是语言与图像的关系,或者说是言语与视觉性的关系。如何将这论题引入到美术史的研究上,就具有了现实的学术价值,古希腊的柏拉图就讨论过画家与诗人的关系,到了中世纪,社会与宗教非常重视图像的功能,说明了图像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具有和语言相仿的功能。夏皮罗的研究实践旨在强调美术与文本的密切关系和彼此的互动作用,这既是认识中世纪美术的一个契机,也对于认识后来的美术变化有所裨益。因此,作为文本的视觉语言符号学理论的提出,也是当代图像理论对视觉文化研究的结果。语言一图像的互文性、图像叙事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理论表述,也是力求构建新的美术史学的诸多努力的一部分。

经过近两百多年的美术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人类历史上的艺术及艺术品(一度以西方为主)构成美术史学的研究对象,而在美术史学的建构中,学科本身也成为被研究的客体对象,成为史学史,也即是关于美术史学科的历史的观念史。[33]美术史学科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面对的研究对象是物,也即构成视觉对象的“图”,即指视觉关照的建筑、雕塑、绘画(壁画、木板画、布面油画、蚀刻画、雕刻画、手抄本插图、木刻等)等人工品(artifacts)。“图(image)”是占有空间的物质对象,史称“视觉物(the visual things/the visibles)”,是因为它首先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被视为是感性的直接载体。在文中,“图”与“视觉物”可等同互用,都指人类创造的视觉产品。

但是作为视觉直觉的图,人的视觉只能产生图像印象,而不是一种观念的理解,由视觉的图进入到知觉的智力(intellect)理解,就必须经过语言的转化(verbal transformation),由此形成了语言观念[34]对图的描述和阐释。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图与文的互动关系。可以说,自从有了自觉的美术史研究以来,对作为“图”的艺术品的研究,就是一种语言的转化研究。作为视觉构成物的图与作为人类智力理解的语言,构成人类两类可传达具体意义的形式语言符号,即“图像”语言符号和“语言”语言符号。这两大功能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载体和工具,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这两种语言的形式和性质有质的差异和区别,但时时联系在一起,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互为引用,互为作用。在我国有书画同源之说。[35]甚至在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时,人类在选择、制作人工物与形成语言时,是把图像物作为表达交流的工具与表达意义的声音语言及“文字”同等看待的。[36]

夏皮罗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一直到70年代,陆续研究了图像与文本的流变和关系,这对于认识、研究西方的古代时期至18世纪的视觉艺术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这个图与文关系的研究,对西方艺术的认识、理解、欣赏都会失之偏颇或不中肯綮。夏皮罗在其美术史学研究中,始终有一个从多种角度阐释的课题,就是视觉语言符号学的问题。虽然这一理论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图像理论,但夏皮罗在“图像转向”[37]理论问题提出之前就能对图像作符号学研究,特别是力图通过美术史的研究而建构一种视觉阅读与阐释方式,仍有其开拓性的意义。

史学研究 篇2

1，《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 2，《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柯文 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导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导论，均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4，《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5，《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费孝通 6，《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王铭铭 7，《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大卫、刘志伟）《历史研究》2000，3.补充阅读：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8，《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私人关系》 阎云翔 9，《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斐力 10，《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

罗威廉 11，《上海罢工》

裴宜理 12，《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王笛 13，《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

萧邦奇 14，《空间 记忆 学术转型》（导论）杨念群 15，《中层理论：东西方汇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杨念群 16，《汪晖自选集》（导论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五四”启蒙运动）杨念群：《从“五四”到“后五四”》 17，《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卷）汪晖 18，《士与中国文化》中《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及《道统与政统之间》两篇，余英时。补充阅读：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9，《经学、宗族与政治：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艾尔曼 20，《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西方园林史学的研究视野 篇3

关键词：风景园林；园林史学；西方园林史；研究视野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6）06-0000-0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y of Italy garden， England Garden and France Garden， which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 will be analyzed as exampl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Garden History by using horizontal comparison. It also summarizes the new research visions of Garden history as well.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the History of Western Gardens；Western Garden History；Research Visions

引言

学术动态用雄辩的史料和智慧引导人们进入最新的学术前沿阵地；以一种震魂夺魄的力量，引导人们用全新的视野来进行重新思考；用最新的发现来激发灵感，在国际前沿学术的平台上大放光彩。整个西方园林史学的发展就像是一张灵敏的学术网络，任何新的发现，都会导致整个学术网络的颤动，直到调整到与最新的发现相适应时为止。

研究园林的历史，称为园林史；而研究园林史的学问，即研究园林史的发展与变革的学问，可以称为园林史学。概括来说园林史学即是对园林历史研究的研究，园林史学主要研究的是园林史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本文以相对熟悉且在园林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意大利园林史和英法园林史为例，窥一斑以见全豹，对近年来西方园林史学发展与变革的新视野加以探讨。

1 意大利、英国与法国园林史学研究

1.1意大利园林史研究及变革

意大利园林史 研究最早起源于对于个体别墅园林的研究，通过搜集地图、手绘资料及印有园林透视图或鸟瞰图等大量资料的方法来研究意大利园林史，基本上延用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研究方法。

就如园林史学家大卫·科芬（David R. Coffin）总结[1]，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园林史研究可以概括两类：一类是建筑学教授和研究员对历史园林场地基址的考察报告，另一类是类似于旅游指导丛书类的摄影作品。第一类研究把园林看作建筑的延伸空间，研究方法沿袭建筑学，其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种植设计和非建筑构筑物造园要素，如自然造型的喷泉、果园、公园、洞穴等。第二类研究很有创意地引用旅游丛书和游记等资料来书写园林史。

到1970年代以后，意大利园林史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开始出现雏形：建筑学影响下的图解研究（后发展成为园林史的形式分析[2]）；及采用艺术史中的图像研究法（iconography）研究园林（后发展成为园林史的情境分析[3]）。二者都在园林史研究方法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在1970年代末期出现以社会人类学视角的研究[4]，关注于园林功能和使用情况。

1980年代的意大利园林史研究成果集中于把园林研究置于别墅综合体中，而非仅是建筑的有限延伸来探讨，更多关注的是在别墅综合体内各元素如自然基址、建筑、别墅的农作等对园林的风格演变的影响[5]。此外，还发展了以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和政治视角的园林史研究。自1970年代至今的意大利园林研究中，意大利艺术史学家们组织的对意大利别墅庄园的统计调查研究从不间断，这一系列，第一本著作是《罗马别墅》（Villa di Rome，1975）。首先是用文字性的介绍记述每个地区的地理情况和社会角色，然后再通过出色的照片从重要的历史园林开始依次来展示和图解各别墅园林。在这一序列的研究中，每个地区的案例会逐年增加，从中也可以看到园林史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变革[6]。

1980年代中期，博物馆学（museology）和分类学（taxonomy）在欧洲学术界流行，意大利园林史学出现一个崭新的视角，即园林的概念被看作是古遗迹、稀有动植物、异国收藏品的博物馆。早期的意大利在艺术和文化历史方面的博物学研究，为“博物馆概念的意大利园林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基础和崭新的视角。在这类研究中，主要关注于古罗马时代园林基址的考察，并且通过分析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园林设计者的设计图纸及通过对园林的调查来研究历史园林。

而之后至今是意大利园林史学界全新发展与变革的时期。研究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最初的园林史研究是按照艺术史的标准来分析园林的各部分，此后是把园林作为动态发展的意大利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产物来研究。即园林史研究从一个离散的客观物质转变成为现代社会的大结构的一部分。园林史研究方法不再是单纯对资料背景的形式分析，而是整体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探讨下的情境分析[7]。

1.2英国园林史研究及变革

英国园林史研究在最近几十年内受到外界学科影响颇多。尤其是英国成熟的文化研究和艺术史学科对其影响颇深。从1980年代开始，英国的文学和艺术史学家就通过学术和专业的论坛来探讨英国园林史[8]。其次，学术界分支出以艺术和地理学方法研究英国园林的一派。再者，運用艺术史研究方法，从艺术史中延伸出在英国园林史中对园林传统和其意识形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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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的著作分别是赫西《英国园林和景观》（C. Hussey， English Gardens and Landscapes， 1700—1750， London，1967）；威利斯《查尔斯·布里奇曼与英国风景园》（P Willis， Charles Bridgeman and the English Landscape Garden， London，1977）；斯特朗《文艺复兴的英国园林》（R Strong， The Renaissance Garden in England， London， 1979）；亨特和威利斯《天才的领域：英国风景园林》（J. Dixon Hunt and P. Willis，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The English Landscape Garden，1620—1820 ，New York，1975）；和亨特的《花园和果园》（Hunt， Garden and Grove， Philadelphia，1996）。

1.3法国园林史研究及变革

法国的园林历史研究与英国类似，由于社会和文化历史、哲学理论研究土壤肥沃，近年来法国园林史研究一方面受到法国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 理论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当代思想家的影响[9]。如心理分析学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文化批评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影响。

前者是由于法国的学术体系鼓励跨专业，例如法国的建筑和设计学院有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授课。所以，法国的园林史研究受到很多跨学科的影响，关注于园林技术、施工和土地的利用方式等问题。后者由于法国历史上君主制的皇室意向和统一的疆土形式等潜在因素影响，法国园林被积极地看作是社会历史和历史精神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国后结构主义派以结构语义学建立起的一套语法，对叙事进行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划分，再基于二元对立的分类在叙事深层结构中建立起“行动元模式”与“语义方阵”，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阐释方式，此方法被用于法国园林史研究中。还有，法国学者以法式园林的视觉表征为研究视角，对法式园林视觉表征手法和内容产生影响及风景园林要素表现的意识形态进行探讨[10]。例如，法国园林史研究学者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运用后结构主义的阐述方式在Portrait of the King（英译本《国王的肖像》）一书中，探讨分析了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园林中视觉景观如何形成赞颂路易十四的景观序列，马林的研究为法国园林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书中结论“思想和风格的园林史研究已经被纳入更大的范围内，园林被看作是知识、权力和代表地位……园林的表达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社会话语标志”[11]。此外，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研究园林空间的社会学视角时，探讨了园林和建筑的空间质量问题。类似的，米歇尔·福柯（Foucault）也提出关于能量的空间化理论，对于研究法国传统园林的布局方式也很有启发[12]。

1.4 意大利、英国与法国园林史研究比较

意大利园林史研究与英法的研究发展是不一样的，即意大利园林史研究受到的是学科内部影响，而英法受到大量的外部学科的影响。

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把法国的园林史看作是透视社会发展和精神文化变迁历史的一部分，而英国的深厚和成熟的文化和传统及思想潮流的发展也深刻体现在英国园林形式的变迁上面，例如英国的自然风景式园林就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在形式和内涵上都表征了浪漫主义的审美[13]。而意大利园林不能像英国法国园林一样那么强烈地代表着其使用主体的精神文化追求。

2 西方园林史学研究成果与新的研究视野

2.1 园林史研究成果

通过对意大利英国法国园林史研究发展与变革的分析及发展方向的探讨，本文仅是“窥豹一斑”，只为“抛砖引玉”。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对园林史研究日益成熟，在艺术史、建筑史、环境史及景观史的影响下，通过借鉴相关研究方法，开辟出园林史研究新的视野[14]。一方面，欧美国家建立了专门研究园林史的研究机构，通过定期召开国际会议，探讨园林历史发展的新兴方向，给世界范围内园林史研究带来很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大量的园林史研究专著和教材出版及论文发表，不拘于传统的园林通史研究，从各类视角来研究园林史。所以，西方学者园林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颖的成果。

1）产生优秀的编年体通史研究。多部内容翔实的园林通史出版，为园林史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资料基础。同时，发展出对风景园林设计史和地域景观演变史[15]。

2）产生更有深度的研究。从概述式比较笼统的史学研究，转化为针对问题和强点探讨的史学研究，深度有所提升。

3）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园林史与物质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更新，有新的研究方法细分，兴起了“情境分析”研究 ，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3]。区别于过去论著比较全面而笼统的记叙方法，强调围绕某条主线及研究思路的阐述方法，强点集中，在广度上有所收缩，在深度上有所强化。另一方面，类型学和形态学的方法被引入园林的形式分析研究中，与现代建筑学的分析方法相互贯通，出现图解研究成果[16-17]。

4）产生新的园林观念。如意大利园林的第三自然、风景作为社会和文化认同的标志等研究成果。

5）产生了多样的专题。跨文化的园林研究，园林与制图表达，园林与城市，园林与现代主义风景园林设计等众多专题研究成果。

2.2园林史新的研究视野

2.2.1 始于问题而非风格的研究

园林研究开始转向纳入当代的研究方法，关注方法上的反思性讨论。园林史研究更深刻地结合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注重结合社会史中人居环境方面的側重，园林史从描述史学向解释史学演化，用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取代狭窄的史料注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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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跨越时空的研究。

时空概念一向是传统西方园林史研究的支柱，但新的园林史研究赋予时空概念更广泛的涵义。首先，园林历史不是事件史，其次，时间与空间具有相对性。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既有循时因地的一面，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所以，园林史研究，不再把时间概念列为历史风格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而是可以适当地跨越时间限度来研究问题。

2.2.3 比较视野的研究

当使用“比较”一词时，“比较”实际上就成为人类去蔽的原动力，一旦有比较，混沌的东西就开始变得清晰。比较研究包括：纵轴上的古今比较和横轴上的地域比较。纵轴比较是连接历史和今天的一座桥梁，而横轴比较一是比较各个地域的共同性，探讨历史在各地发展的共性和规律性。二是比较各地之间的差异性，探讨历史在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

园林历史的比较目的并非仅判明优劣，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探讨比较的本质和方法。尽管都认为比较只是一种方法，但它同样也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思想感情，一种探讨各种形态特征、社会价值、园林内在涵义的尺牍。

2.2.4 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

园林史研究需要大量的物质文化资料。虽然近年来园林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历史体系，但它与其他历史研究紧密关联，尤其是社会史和精神文化史（history of mentality）。园林史是一个受到不同方向拉力的言谈领域，所以，它归属于交叉学科的领域，即把园林史从单线平面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多学科共同研究的立体园林史学取而代之。

2.2.5 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共同关注

大文化指的是上层贵族的精英文化，小文化指的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大文化集中了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不能仅仅把它视为贵族文化而加以抛弃。小文化是一种流行于普通百姓生活中的集大成者。大文化与小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从只关注大文化转到关注大文化与小文化二者。例如，园林史研究不仅仅关注于皇家园林与贵族园林等被大文化强烈影响的园林类型，对地域普通的乡村庄园等在小文化影响下的地域园林和“平民园林”类型也开始研究。站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理和感情的角度上看待园林，关注园林活动与造园之间的相互影响。

2.2.6 从“活着的史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的西方园林史研究，不仅仅注重书面纸质史料的搜集、研究和引用，更是通过“现在还活着的史料”——世界当前实际上保留有许许多多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历史园林、历史别墅花园、古城、园林文化传统概念等方面。

2.2.7 人的活动方式和园林使用功能的关注

园林为人们的一种“消费对象”，在研究园林历史时，应该关注到使用者——人的行为和心理。在社会心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Lucien Febvre）所提倡的社会集体心理研究，推动了人们用文化背景解释社会思潮和人类心理。从社会文化背景中来探索时代风尚和社会心理，再从社会一般风尚中去看个人的行为。园林史研究也出现运用“原型”的方式进行研究的趋势[19-21]。

3总结

时间可以是相对的——有些钟点可以很短，有些分秒却能够很长。因为事物是有所进化的，因此园林史学家们就不会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来衡量古今风景园林的发展。园林历史的研究日新月异，时时刻刻都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发展与变革。新的研究视角是推动学科进步的动力。

世界变化很快，园林从私家、少数人使用，到现今的公园、大众游憩地，当代园林艺术更区别于古典主义、巴洛克，也更不是什么浪漫主义、折中主义或是后现代艺术风格所概括的。但在变化的同时，我们仍然延续着园林中的精华所在。园林仍然是人们游憩、休閑、忙碌之后的“诗意栖居” [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园林史一直处于延续和变化的过程中。在一个专业领域中，延续和变化的本质是专业本身独特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继承、积累、舍弃和更新。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学者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精华，另一方面还要开拓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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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悦文，金云峰. 唐宋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的诗性审美[J]. 住宅科技，2016（5）：18-21.

音乐史学研究将何去何从 篇4

民族音乐学主张各种音乐都具有平等的研究价值, 并采用踏实有效的田野式的工作方式, 对所研究的音乐进行实地考察, 注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 这些特点对于西方传统音乐只注重室内案头工作, 过多地依赖人类学家、旅行家提供材料的工作方式是个有力的冲击。笔者认为音乐史学应该向民族音乐学靠拢, 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 取长补短, 改变目前音乐学研究不平衡和片面的局面。实际上, 事实也证明了把二者相结合是可取的, 美国音乐学家率先走出了第一步, 蔡斯的《美国音乐——清教徒音乐至今》和希契科克的《美利坚的音乐》被认为是把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典范, 并在此后, 美国音乐出现了艺术音乐、流行音乐、民间音乐融为一体的活泼生动的研究局面, 为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天地。

一、关于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源自欧洲, 研究对象是除了西方古典音乐文化之外的各国的民族民间音乐, 如亚、非、拉美洲的音乐, 也包括欧洲各国的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学术界对于“民族音乐学”这个词的界定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和翻译, 并至今没有一个结果。有人称为民族音乐学, 还有人类音乐学、音乐文化学等称谓, 有人认为三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是不同的, 也有人认为三者是“名异而实同”。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的王光祈先生将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 (当时称为“比较音乐学”) 。1980年的“南京会议”标志着“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确立, 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将其译为“民族音乐学”, 并广为传开, 尽管当时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随着它的的不断发展, 现在人们对于他的界定已经不再那么重视了, 人们开始将研究重点更多的指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努力拓展研究的范围和方向, 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方面了。本人认为, 不管哪一种称谓, 它的研究对象都是除了对音乐本身研究之外还更关注音乐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对音乐本身的影响, 这是传统音乐史学家应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二、音乐史学应与民族音乐学的结合

在西方传统音乐史学研究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就是研究不平衡, 音乐史学局限于西方音乐尤其是对欧洲各国音乐的研究, 而对于民间音乐和其他民族的音乐几乎是置之度外。对此, 1963年哈里森就提出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的问题, 1985年, 克尔曼也提出了类似的“分工太明确”的问题。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家开始注重审美批评, 实证主义研究仍然占主导地位, 并过于强调音乐本体, 但对于音乐之外的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却很少有人去涉及, 而这恰恰是民族音乐学家关心的问题。从研究范围上看, 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除了西方古典音乐文化之外的各国的民族民间音乐, 如亚、非、拉美洲的音乐, 也包括欧洲各国的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 注重田野的工作方式, 对各民族的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注重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因此, 把二者相结合可以使音乐史学借鉴和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有效地解决音乐史学存在的现实问题。

音乐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主要根源来自于人类文化, 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民族音乐学主要研究除西方古典音乐之外的民族民间音乐, 它强调“音乐是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2, 主要是强调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梅里亚姆把它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 他说:“音乐的音响是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 这些过程由构成特定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形成。音乐音响只能由一些人为另一些人而产生, 虽然我们可以从概念上区分这两个方面 (音响方面和文化方面) , 但是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民族音乐学注重研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各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音乐, 音乐是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 也是社会的一个反映, 作曲家创作的作品都要跟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作曲家母语的语调、重音、舞蹈形式, 尤其是民间音乐的旋律, 都在吸收和创造的过程中起到跟音乐风格一样重要的作用, 这些因素也是他们努力表达自己, 然后表现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4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对许多作曲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如: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了奥地利的民间的因素, 巴托克、科普兰以及格林卡、德沃夏克等民族乐派的音乐家的创作, 要研究这些作曲家及其作品, 就必须深入到民间, 了解乡土民情, 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 分析更贴近作者的思想。

“音乐学家如果真想清楚地解释各历史时期的音乐现象, 就应当历史地研究音乐, 分析音乐的前后联系, 找出音乐以外的影响音乐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原因。”5研究民族音乐学的马英珺先生说:音乐是人类行为的产品, 而人类行为是由他们的社会和文化来决定的, 对音乐进行结构分析原本不失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分析, 但是, 如果这一分析脱离了产生音乐的社会环境, 也就失去了意义。6从这一点上, 传统音乐史学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 采纳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技术和成果, 把音乐放在文化历史中去理解和研究, 有利于我们清晰的把握音乐作品。

另外, 西方音乐史学仍存在研究片面、不平衡的问题: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研究太少, 大多集中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只注重艺术音乐而忽视其他民族音乐;只注重专业音乐而忽视广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知识;只注重大师很少研究个时期的其他作曲家及其创作等等。对此, 1963年哈里森提出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扩大, 他认为“人们既然可以研究中世纪的法国、意大利游吟诗人的音乐, 为何不研究当代的音乐厅和流行音乐?既然可以研究16世纪意大利业余早祷歌, 为何不研究19世纪礼拜堂的业余赞美诗?”7既然音乐学的最终目的是人, 就必须研究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也必须研究各时期的各种音乐。对此, 美国音乐学家蔡斯率先做出了初步的尝试, 他的《美国音乐——

在苦难中寻求生命的价值

——论路翎小说的悲剧意识

姬玉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路翎小说体现出独特的悲剧意识, 本文通过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建国前写的短篇小说和建国初期的志愿军题材小说来分析路翎小说的悲剧意识, 从而展现路翎对人生命的关怀和存在价值的探索。

【关键词】生命力;存在价值;悲剧意识

路翎的小说多体现出浓郁的悲观主义情调, 作者的悲剧意识没有离开对人和生命的关照。早期作者的悲剧意识是从主体人的角度出发关注苦难中人的生命价值, 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作者也从人内在冲突的悲剧中关照人的生存、存在的意义, 这是对人的尊重, 也是对现实的写照。而短篇小说中在保持对悲剧的书写时作者的悲剧意识出现变换, 小说中人对命运的积极抗争和寻求自我矛盾的解决办法没有了, 而是展露人性恶的和生命的不确定性。而建国初期的小说看似展现的是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 其实作者并没有丧失对生命的关怀, 这还是悲剧意识的体现。所谓悲剧意识, 一般意义上人们的理解是当人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 价值的空无感, 生命的无奈感。而路翎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是:对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进行思考, 引发人悲悯和同情之心的意识, 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怀。

一、命运与生命力的冲突生命力的赞美

路翎中长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多是爆发型的, 在一种苦难的环境中, 生命主体是一种抵抗的状态, 不管抵抗的是外在环境还是自身的困惑, 人物体现了一种不与一切妥协的态度。

面对恶劣和凶险的生存环境时, 人的应对法则无非是两个状态:忍受和反抗。默默的忍受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对待命运和外在环境的态度, 这是一种生命的坚强。但是路翎让他小说中的人物选择了另外一种存在状态, 一种生命力在重压下的反弹, 这是人对生存权利的追求, 对命运的反抗。这种状态更容清教徒音乐至今》被认为是美国音乐史学一部里程碑似的杰作。希契科克的《美利坚的音乐》也是一部采用二者方法相结合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展示了美国音乐的多样性, 其中除了“高雅音乐”之外还包括“地方音乐”, 所谓“地方音乐”也就是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 而“地方音乐”则是民族音乐学家关注的重点, 是传统的西方音乐史学家一直忽视的领域, 音乐史学家们只研究“上层”艺术音乐, 忽视“下层”民间音乐, 对于流行音乐更是采取排斥的态度, 这就使得音乐学研究的面太狭窄, 艺术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本是音乐社会的整体, 不能把它们“分工”太明确, 否则会导致眼界和思路狭隘。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今社会, 音乐史的研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 事实已证明把西方传统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想结合是可行的, 美国音乐学界已经摆脱了欧洲传统音乐史学的束缚,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为音乐史的学者们做出了楷模, 也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中国音乐学的一点思考

美国音乐学家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研究道路, 在中国是怎样的呢?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是否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音乐学研究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音乐学起步较晚, 尚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 自20年代发展以来, 梁启超等人就去欧洲等地进行考察, 把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带入我国, 当西方音乐学方法在不断改进、创新之时, 中国也应该与时俱进, 根据我国音乐的发展特点,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史学发展道路。我国的音乐史学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传统音乐史学研究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 而民族音乐学研究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史学家研究的大多是古代帝王将相、贵族宫廷里的音乐, 或者是汉族的音乐, 对民间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音乐涉及较少, 而易加速生命的消耗, 呈现出生存境遇与主体生命力之间的冲撞导致的悲剧。

《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命运让她和鸦片鬼刘春寿走到了一起, 刘春寿不能满足郭素娥精神和肉体上的强烈的需求, 情欲驱使她出轨和反抗, 最后郭素娥遭到了刘春寿和同伙的折磨和杀害。作者为读者展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 但重点更是对郭素娥自然生命力爆发的认同和肯定。这种生命自然力的爆发, 是一种生命的直觉, 没有很大的复杂性, 但绝对是对原有存在状态的突破, 结局的悲剧并没有掩盖作者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赞颂。郭素娥释放了本能的力量, 以对生命的存在的争取体现了她自身的价值。

二、生命内在矛盾的激荡

(一) 、自我价值的追寻毁灭中的崇高:

追寻生命意义的价值感与目的是人类一个显著的特性。人在自我命运的道路上不断探寻, 由此带来的重重疑惑:生命的意义何在?疑惑导致人对自我不断质疑、否定、再认识, 这个对自我价值的追问过程就是对存在的意义的探索过程。整个过程渗透着心灵的挣扎和精神的折磨。路翎笔下的知识分子在探寻自我存在价值的意义时都在经历着一场精神磨练和心理的斗争。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是一个极端意欲的人物, 在动荡的国家战争年代, 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经历了离家, 参战, 逃亡, 回家, 又离家去乡场办学的过程, 最后病死。他离开相对安定和富足的家, 投身到社会中去直面战争的残酷, 死亡的威胁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 这种“分工”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此外, 在研究方法上, 对于古代音乐的研究大多依靠音乐文献和音乐考古来分析和研究, 注重实证, 当然这也是我们进行现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但这些文献和考古都是静止的, 缺少“活的”音乐。而民族音乐学注重深入民间, 注重音响资料, 注重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因此, 只有把二者相结合才会使我国的音乐学研究走向深入。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这是属于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研究中国音乐, 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 相信中国音乐学一定会走向辉煌。

摘要：近年来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一直是音乐学界关注的问题, 自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以来, 音乐学家采用了诸多的研究方法如实证主义、风格批评、社会文化史等来研究音乐。20世纪60年代以来音乐学界对音乐学又提出了新的方向, 即音乐史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方法。美国音乐学家率先做出榜样, 将艺术音乐和民间音乐融合为一体, 摆脱了欧洲传统音乐史学的束缚,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从而证明了综合传统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中国音乐的史学研究同样可以立足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历史,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创造出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发展方向。

关键词：传统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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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1 篇5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摘要：所谓楚文化现代价值，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它是中国史学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但是，纪史不实与不确所带来的失误以及“以论代史”的史学歧路影响了学术健康发展，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破坏了科学的严肃性。此类状况，皆因区域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需要而导致的实用主义风气所造成。

充斥农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史学观，阻碍我们把区域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关键词：楚文化 历史学 考察 实用主义

所谓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即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专门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影响较大。它是中国史学的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

史学不是故纸之学，先贤历来重视它的镜鉴作用，并且，其意义随时代进步不断深化、拓展。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贞观政要》的：“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到顾炎武的《日之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梁启超的《新史学》，历代史家都把周代以来初步形成，唐宋以来逐渐明确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一步步推进到今天的境界，使其具有深刻意义。

关于楚文化现代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与阐发，典型如“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等等。恰逢中国现代化建设由封闭状态进入开放时期，这些区域的历史经验暗合时代节拍，故而引起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兴趣，从此“楚文化”一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影响很大，以至“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或许都知道楚人有‘凤图腾’一类的文化术语”。

比较先秦各区域文化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试图为当今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但是，其中不当之处也因正面特征彰显而负面地表现出来，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削弱了史学资鉴能力。为使先秦区域史的研究健康发展，促进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适时清理我们的学术，考察我们的学术方向并反思研究方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不揣浅陋，以楚文化研究的现代运用问题为中心，试提几点意见，望能入方家法眼。

一、鉴古致今须纪史以实

为现实服务须建立在牢固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建立在客观、真实、有据可查的史实上。对史料不能臆造或猜想，更不能随意改动，否则我们为启发现代人心智，把优秀传统导向今天的工作，一如筑塔沙上。试分析一例：

有学者认为，已知楚国最早一件兵器“楚公jia”戈（原文误为钟）的形制，是从中原引进的，但三角形援上“奇妙”的纹饰和内上梭形穿（系绳处），体现了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始则模仿，继则创造”的成功经验，由此可以发见楚人“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以独创一格”的精神。细检论者文章，其旨即以所谓先于蜀国，别于诸夏的“楚公jia”戈，证明楚人在文化上具“拿来主义”精神，并借鉴于今天。

根据考古发现，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商晚期或西周早期出现在中原，但使用时间不长。另外，今川西平原也有发现，其上限与中原同时，且有一个从商晚期至战国的完整演变过程，因此有人认为此戈为蜀国样式。据李学勤先生1982年统计，这种编号为Ⅱd型兵器，成都地区已出土42件。可知在中原和古蜀国，它是一种使用较广泛的长兵器。

“楚公jia”戈于1959年在长沙废旧品中拣出，关于它的真伪及有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术界曾展开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戈是真品，其上铭文与器同时铸造，年代在西周晚期 ；

2、戈与其上铭文均为伪造 ；

3、戈是真品，系蜀式戈，铭是后世伪刻，年代在西周末到战国早期 ；

4、戈的铸造在西周中、末期，铭文加刻不早于西周末叶 ；

由于“楚公jia”戈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上述观点都只停留在推测阶段，有很大商榷余地。

这场讨论后的四十多年中，学界就此没有新的突破，即使有所意见，也与上述四点大同小异。1995年出版的楚学文库之一种《楚系青铜器研究》，根据李学勤先生比较“曾侯养”戈铭与“楚公jia”戈铭的文例与结体相似的情况，赞同李氏“楚公jia”戈铭和器是同时铸造的观点。区别在于，李氏推定“楚公jia”戈的年代在两周之际，比第一种意见，即认为该器是原件，年代在西周末年的稍晚。至于“今鉴”论者所谓“与华夏有别”的梭形穿是否别于中原的同类戈，尚不得知，但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蜀国并非少见。1961年冯汉骥先生指出：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在川西一带发现颇多，“内上的穿有者作梭形”。至于“奇妙”的“蚕茧形”纹饰，冯氏说：“蜀戈上往往有此种装饰„„例如重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戈即是如此，最近发现的此类的戈，其上亦有圆斑的”。这一基本材料还见冯氏所撰《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一文里。可见，“楚公jia”戈与已知的蜀式戈实际无甚区别，并不“奇妙”。

需要指出，四十多年来，楚地再无发现抑或出土类似兵器，其上所谓“蚕茧形”纹饰，也不见装饰在楚国其他青铜器上，拣选的“楚公jia”戈，至今仍是一件与其他出土楚器在纹饰上没有任何联系的孤品。

以上是关于“楚公jia”戈大致的考古学背景及研究状况。假如“今鉴”论者的议论，仅仅涉及该兵器的真伪、年代，或者两地、三地同类兵器的比较，那么不论有无可靠根据，论证过程是否合理，“楚公jia”戈的器形与纹饰风格先于蜀国，别于华夏的观点，虽不允当，亦仍属学术的探讨。但是，把研究分析贸然推进到“今鉴”的层面，即将一件未必早于蜀国，也未必别于华夏，且存有诸多疑点的孤品，标榜为先秦时期中原及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内“超群绝伦之作”，继而推导出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的优良传统，总结出“值得当代的国人借鉴”的历史经验，是不严肃，不负责的。

诚然，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考证，史料考证本身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也不是历史学的主体，史学研究还应当重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克说：“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文革”后，中国史学界在回归历史主义，继而回归马克思主义路途上，也曾批评“回到乾嘉去”的现象，批评不求融会贯通而畸重史料，摒弃理论指导的史学观。

这是20世纪欧洲新史学及中国“文革”后历史学家的观念。但他们反对片面强调史料考证，是要求把过去看成一个整体，避免因局部、个别问题的过当考证而陷入比较狭窄、琐碎的境地，以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无论新史学家，或者“文革”后中国史学的主流，从来就没有否定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布洛克，为撰写《法国农村史》而发明“回归分析法”，在对过去的物质遗迹进行考古学分析的同时，还对20世纪初法国的田地类型、收获制度、耕作技术等加以详尽考察。可见，虽然新史学与实证的欧洲传统史学在史学观及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它们对史料的重视及考订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在中国，从“文革”前的翦伯赞，到“文革”后众多史学家，也都遵循了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同样，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列宁在批评以13至14世纪蒙古统治的事例来说明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政治欺骗行为时指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由“楚公jia”戈而提取的“今鉴”论，是否建立在一个如列宁所要求的“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所构成的基础上呢？即是否掌握了详细的，能够再现楚地Ⅱd型兵器演变的资料，以及与蜀地兵器之关系的客观比较呢？是否已揭示出先秦时期关于镀银的“蚕茧形”纹饰之工艺的缘起与流布过程，从而获得符合当下研究水平，并与自己论题有关的知识准备呢？看来没有，四十多年来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状况可以证明其失误。这种形为“以论代史”，实为臆说的历史学“方法”，除了与晚明王学末流的空虚学风有相似色彩，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各个史学流派里都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用今天历史学的世界眼光，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来衡量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了。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类似随意发挥的现象较为突出。有些学者往往在一件有待考证的出土文物或一类尚需探讨的问题上，轻率地总结出所谓现实意义，将一个宏大的，关于先秦民族气质或素养的结论，植根于一个十分纤细的，或者缺乏史料，或者缺乏研究的命题上，然后将其“意义”贴向现代。如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问题 ：有不知印度佛教史者，在没有充分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贸然将楚地出土的“羽人”雕像指称为印度的妙音鸟，武断地把楚地豆盘的莲花装饰当作佛教的金刚座，继而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导出佛教造像曾于战国中期传到楚国的结论，并作深具现代语义的发挥：“印度和楚国都有恢宏的开放气度，都对异域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都有取长补短、以有易无的热切愿望，都不是《庄子•秋水》所嘲讽的井蛙或河伯。楚人吸收异域文明的态度，寓变通于师法之中，即使对当代也还有启示意义”。这里，历史上的楚人不啻被描绘成当代改革开放的先锋。

这些文学性的描述，使我们意会到欧洲18至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史学中的一个理论特征：强调通过直觉和历史发生共鸣，否定理智的认识能力，用描绘具体历史情景和抒发作者的激情取代理性的分析。1848年后自然科学的成就即将浪漫主义史学定格为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陈迹，尽管它强调的历史主义以及将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历史学，对其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主观唯心的史学方法则被抛弃。

揭示先民的心灵，歌颂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富于感召力的。故而，有些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的文本，常常使我们梦幻般地感到我们与先民十分接近，接近得仿佛失却了历史的距离而与我们共时地存在。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能代替谨严的研究，因为，“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的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纪史以实是历史学的生命，也是史学工作者应该恪守的学术道德。只有掌握了客观、真实、完整的史实，我们才有可能复原历史的行程，获得“科学的确定性的”结论，历史研究才真正具有现代价值。

二、鉴古致今须戒实用主义倾向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显而易见，上节所举两例，均失误于史料“不具或不确”。而且，它所表现出的主观随意性与片面性，反映了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一件尚有争议的非科学发掘的楚国兵器，能否体现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已知考古材料事实上已有效传达了历史的暗示：近半个世纪的田野发掘材料，不能证明“楚公jia”戈的形制与纹饰先于蜀国、别于华夏。那么，所谓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只是一种现代的虚拟。但“今鉴”论者为什么不顾及较为明晰的学术背景而任意发挥呢？

一件战国羽人雕像，一件以莲花为装饰的豆盘，被指认为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造像传到楚国的证据。这一“重大发现”以及所具“现代价值”的阐释，为什么不尊重几乎是常识的，两件器物的造型特征在先秦考古学上的普遍性，以及佛教造像于大乘时期才在印度河流域产生的历史事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论者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为了某种非学术目的而彰显所谓学术的“重大发现”，臆说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文化。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不止如此，“楚文化是凤文化”之学术观点及其文化阐释，就是一个“以论代史”的，片面强调历史文化地方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者的宣传，今天，“凤文化”几乎成为某地大众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须知，它不适当地夸大了楚文化与先秦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别，忽视了长江黄河作为农耕文明共同体的同一性。

凤是先秦的灵物，是先民对禽鸟的通称。有楚文化研究者认为，楚人崇凤，中原崇龙，分别是南北文化的象征。实际上，先秦灵物崇拜并非如论者所述，有充分材料证明，其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灵物崇拜并不是单一的，即使在史前，地下遗物所反映的原始宗教状况已较为复杂，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内，不仅有龙的蚌壳摆塑，还有虎和鹿的形象。张光直先生认为，史前先民“绝地天通”有数种工具，即龙、虎、鹿三“蹻”，它是氏族部落向部族联盟进步的标志，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图腾相互认同的现象。进入东周，即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原始宗教经过整合，不同灵物已超越原有界限，开始大范围地华夏化了。这一背景下，若坚持一个民族一个灵物崇拜，抑或一个地区一个灵物崇拜，在历史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学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孙作云先生认为，楚人先民来自黄河下游崇拜凤鸟的民族，故楚人崇拜凤鸟。半个多世纪以来，后人延续了这个说法。如果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必然会成为文明早期这个民族的灵物崇拜，那么崇拜凤鸟的不仅仅是楚人。如商民族的先民与楚人同一个来源，是史前少昊氏中崇拜玄鸟的一支，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宋人和卫人是商朝的遗民，同样应该崇拜玄鸟；郯国是少昊氏后裔，且地望仍旧，当然崇拜凤鸟；凤鸟应该也是周人的崇拜对象之一，因为虽其始祖稷，受巨人足迹感孕而生，但姜原以为不祥，故将其弃于冰上，这时“飞鸟以其翼覆荐之”，遂以为神。显然，《史记》所载映现了图腾文化的孑遗。

不否认先秦时期某些民族宗教崇拜的牢固继承性，但同样也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变动性，不能不考虑先秦不同民族的宗教、艺术、习俗在迁徙、战争、贸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使民族灵物崇拜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一定数量上加以改变。把宗教与习俗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认识和说明，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是唯物主义史学的一个原则。因为，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若不拘泥于灵物与民族在历史中具体的对应关系，还应该看到，凤鸟崇拜实际是先秦十分广泛的现象。《龙凤文化源流》的作者根据考古资料，把新石器时代的凤鸟形象分为东西南北四系，其中东西南三系有共同特点。这与史前龙崇拜分布的广泛性是一致的，即使将其证之于三代考古材料，也大体如此。据上所述，崇拜凤鸟是不是楚文化独有的特色，答案不言而喻。有人会说，古代中国的四象安排，南方是朱雀，朱雀既有太阳的色彩，又有凤鸟的形象，楚人居南方，可证楚人崇拜凤鸟。但民族的灵物崇拜与天象四方的安排不是一回事，如果套用，则殊难圆通。

可知，楚人崇拜凤鸟，但不是唯一的。首先，先秦其他民族也有崇拜凤鸟的；其次，楚人除了崇拜凤鸟，还崇拜龙、虎、鹿等灵物。

为了有别所谓中原的“龙文化”，势必将“凤文化”确定为南方的历史的地方性标识，因为龙凤是先秦灵物崇拜的主体，是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的阴阳两极。有“凤文化”的品牌，似乎就有了中国文化史的半边天下。为使南北文化分明而争得半边天下，有论者解释楚国遗物中龙与虎造型以及龙、虎、凤同构现象，不是从平面构成的艺术角度分析图象结构，不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测先民的宗教信仰，而是不实际地掺入自己的敌忾，排斥龙、虎等宗教角色：“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他们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凤了。„„楚人对龙就又爱又恨了„„（故而在刺绣纹样中）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而“虎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比龙更低，以至我们可以说楚人是尊凤贬龙贱虎的”。在论者看来，楚国艺术中，龙是中原的代码，虎是巴人的象征，凤才是楚人伟岸的形象。古代一幅刺绣图案被论者如此随心所欲地阐释，既反映了其史学观的幼稚一面，同时给大众造成军事对垒是东周唯一主题的错觉，以至误导今人——在古代文化艺术领域，抑或织造艺术，包括漆木艺术上，都须象征性地显示这一军事的对抗性。历史研究的地方性表达，就这样通过作者弥漫着战争硝烟的阐释，卡通般地凸现出来。今天，楚人的凤文化、凤图腾、火凤凰等民俗学术语广泛流传，甚至凤凰涅槃的故事，在大众知识结构里也由印度神话一变为楚文化的典故。浮躁、简单、实用的学风造成大众的误读与误识，就像“文革”期间，由于“文革”论客占有舆论工具，革命群众都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镇压了革命力量一样，“凤文化”以及其他等等，经以学术的名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今天某地区认同地方历史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历史学存史的角度看，这些关于先秦灵物崇拜的地方性观点，歪曲了历史，它所虚拟的历史情境导致我们错误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创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如同政治、军事，也是格局分明地对峙着的。

地方史研究的先天缺陷，即某一历史时期，某类历史问题上，一个地区，或“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之缺陷，影响了学术趋势，它必然倾向于把楚国历史同先秦东亚大陆总的历史割裂开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此启示我们：“当我们把研究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时，民族国家„„都可以说是合理地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集中点”，但在艺术和文学以及思想和制度方面，“肯定会遇到一些从本质上说属于‘超民族’的活动„„即便这些活动也带有民族的生命，打上了极为明显的民族烙印”，例如封建主义、印象派、巴洛克建筑等等都是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显然，对楚文化孤立的解释和理解，以及体现在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地方性趋向，对还原中华文明早期历史，全面认识先秦中华文化整体结构十分有害。

从历史学教化的功能看，鉴古致今亦隐含民族形象塑造问题。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形象及精神的总合。歪曲历史，即歪曲了自己的形象，不符合事实地戏说历史，则亵渎了民族的精神。二战时德国、日本的历史，是侵略、奴役、杀戮、掠夺的历史，这是不容修改也不可能修改的。所以，20世纪上半叶，日耳曼与大和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侵略者的形象。至今这形象，尤其大和民族的形象，仍然象阴霾时常笼罩在我们心中。反省自身，“文革”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时期，十年历史所勾画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扭曲人性的。其中，“文革”史学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为批“周公”的政治需要，个别论客在历史里找出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并习而转述，几成定论。实际上《论语》和《左传》里找不到一点哪怕有关线索。所能提供的历史证据，只是名为荀子著作，实系其弟子杂录的《宥坐》篇。尚待探讨的，孔子后两个多世纪的未必确实的记载，对“文革”恶劣的政治气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先秦东亚大陆超越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互融、互渗，折射出经过整合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形象。“楚文化是凤文化”，抑或说“北龙南凤”的简单划分，虽有宣传的效用，但既不符合考古学所揭示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中华文化演变的实际状况。并且，提供给大众的这些错误知识，势必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造成隐性而持久的不良影响。

我国史学史上，曾记有实用主义的深刻教训。1963年9月，翦伯赞先生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信，他说：“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位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翦伯赞四十多年前的恳切话语，对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特别对“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之类超越历史的现代话语，仍然具有警醒的作用。

三、余 论

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检视基本概念，楚国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楚文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首先因它具备疆域辽阔，文化内涵丰富，与其他地区没有时代模式差别的基本条件。其次，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两个契机。一是考古学的发展。据20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楚墓约占70%。地下遗物为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材料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突破了以往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片面认识；一是20世纪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的途径，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向新领域的道路。

回顾近百年学术史，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考古学以及冶金、纺织、天文等其他专门史的突破，从一个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但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包括整体的和局部的以及相互关系，认识还远远不够，拨开历史的雾障，还须做出艰苦的努力。

然而，学术并非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塌实地前行，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重蹈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覆辙。

为纠正区域文化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以及实用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我们不妨参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教导：“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是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倘若如此，我们才能完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明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以及理解这个更加深刻的意义。

作者附注：该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双月刊,逢单月25日刊出）2006年第6期。但是，由于校对失误，特别“余论”部分错行、掉字甚多，影响了观点的准确表述，故在此全文发表，以为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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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史记•太史公序》 王纪潮：《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张正明：《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载《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论文集。崇文书局2005年版。张忠培：《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6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7 高至喜：《“楚公jia”戈》，《文物》1959年12期。8 于省吾、姚孝遂：《楚公jia戈辩伪》，《文物》1960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0 商承祚：《“楚公jia”戈真伪的我见》，《文物》1962年6期。11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12 李学勤：《曾侯戈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4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4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2期。15 《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17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至280页。参见拙文：《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东周楚国何来造像》，载《江汉论坛》2002年6期及《历史不是橡皮泥》，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正明等：《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载《江汉论坛》2001年8期。20 摘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语。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23 《说羽人》，载《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1期。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25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参见拙文：《虎座飞鸟是楚巫蹻与巴巫蹻的重组》，载《江汉考古》1997年2期。27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至178页。该图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29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30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

徐庆全：《关于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载《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2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33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

高中历史学案教学模式研究 篇6

【关键词】新课改；高中；历史；学案；创新

学案，为教学而备案。历史学案主要指的是历史教师根据教学进程、目标，以学生实际的认知水平和吸收能力为指导，为教授学生特定的历史学知识而制定的教学方案。

1.什么是历史学案

学案必须具备以下三点特征：实际性、前瞻性和大众性。实际性指的是教师的学案不能一味受制于课时的限制，应该基于学生现有的接收能力，切记不要犯“吃不透、嚼不烂”急功近利的错误。教师备案应该以更好地传授知识为准绳，不应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为目标。前瞻性指的是学生在不断汲取知识的过程中，理解能力和接收能力也会得到提升，教师在备案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适当地加大教学力度、丰富教学内容。否则不仅无法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还会让他们产生倦怠的消极心理。实际性和前瞻性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平衡好这两点是考验一个教师能力和眼光的重要方面。大众性指的是同一批次的学生中，吸收知识的能力会呈现参差不齐的现象，教师在备案过程中应该站在最多数学生的能力基础之上，选择最适中的程度。

2.学案教学模式

学案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教师单方面讲授知识，学生被动性接收知识的单一模式。采取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宏观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既把握住了大方向上的学习内容，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又能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欲，让他们变被动为主动，更加积极思考，这也符合培养自主创新型时代人才的要求。

3.学案教学对高中历史学科的进步意义

历史学科是高中的重点科目之一，它绝不仅仅是记忆点的单纯累积，而是通过对于历史事件的串联和总结，感悟出贯穿于历史长河中的历史规律。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培养出自己独立思考、学习、总结的能力，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基于现今探及未来。正是基于历史学科真正的教学目的，单纯背诵、抄写的教学模式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会“误人子弟”。学案教学模式此时对高中历史学科的作用尤为重要。

围绕学案展开教学，立体化了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更多参与到了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教师也能更加了解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点，从而制定更加合理而完善的教学学案。历史学科由于基于历史现实和现象，内容更加的丰富，教学模式可以更加多面，比如采取情景重演或者历史扮演等，更加促进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4.学案教学模式展开的必备因素

学案教学模式在高中历史中顺利开展离不开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教育大环境的改革；二是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水平；三是合理有效的学习小组的组织。

4.1改革教育环境

“成绩决定一切”，一直是在教育界延续的模式，分数和升学率成为考校一个教师教学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学校优劣的主要指标。这极大的偏离了“教书育人”四字真正的目标。在这种模式下，诞生了一批又一批“背多分”式的学生，却普遍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在时代的要求下，教育改革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但是往往都是“换汤不换药”、“雷声大雨点小”，学案教学模式只有真正将“素质教育”贯彻始终，避免重入“成绩唯一论”的误区，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4.2教学理念的改变

在升学率的压力之下，所有的素质教育都化为空谈。教师在升学率的压力之下，也把素质教育变为了幌子，依旧坚持过时的教育模式。只有教师能改变固有的教学思想，真正意识到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是适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才能让整个学案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顺利开展。同时，学案基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教师制定学案时应以教材为指导，构建更加多元、互动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3组织有效的学习小组

合作与探讨是学案教学模式的主要展开方式之一。这其中既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探讨，更多的是学生之间的合作与探讨。不再拘泥于书本的“正确答案”，而是以小组讨论的方式，组织出符合自身认知水平，展现自身独立思考能力的“正确答案”。学习小组的组织在这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组织出一个有凝聚力的学习小组，不仅不能通过互补拓宽个人的视野和思维角度，更会降低学习效率，影响小组每个成员的学习效果。

结语

高中历史是一门丰富有质感的学科，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起着积极的作用。新时代需求的人才是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生产的，是具备多角度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了实现这一人才的培养，素质教育必须坚决贯彻、全面推行。对教学模式、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多方面展开改革。学案教学模式正适应了教学模式改革，让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更好的互动。在实行过程中，需要在教育的大环境上改变以往存在的过时的教育思维模式，提升每个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黎海红.高中历史学案教学模式探讨[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4，（6）

[2]叶丽萍.新课改视野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个案分析[J].都市家教（下半月），2014，（5）

[3]林建华.高中历史“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探索[J].文理导航（中旬），2011，（7）

胡汉民白下诗的史学研究 篇7

本文即以1928年9月至1931年10月这三年为断限, 着重考察胡汉民在南京时期的诗词创作, 或可于正史记录以外发现一些不为人留意的重要线索。

一、白下诗内容略论

1928年8月, 国民政府酝酿改行五院制, 胡汉民被推举为立法院院长。随后, 胡汉民赴南京。自1928年10月起担任立法院院长, 至1931年2月28日被蒋介石扣押为止;1931年10月底, 胡汉民被开释, 离开南京。本文考察的诗歌就是胡汉民这一时期在南京创作的。

在这三年中, 胡汉民传世的诗歌共400首左右, 占其全部诗作的近一半。这批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其中, 友朋间的往来唱和诗分量最重, 约占一半以上;读古人诗词有感而作者约占三分之一, 此外就是感怀诗及为诗文集或画作的题诗。引人注目的是, 这批诗歌以1931年2月28日为界可分为明显两个阶段:在此之前, 胡汉民位居立法院院长, 虽政务极其繁忙, 但诗词唱和作为他的重要休闲和放松途径, 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 题材相对较为多样, 风格清俊, 多峭拔进取之气。在此之后, 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交往对象大大缩小, 同时有较多的时间翻阅传统诗文集, 诗词唱和成为其排解苦闷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 诗歌题材的丰富性虽未完全丧失, 但明显不似从前, 且时见思乡伤愁之句。下面, 笔者以论政、论战、论诗、论学四方面, 简要概括胡汉民这批诗歌的主要内容:

(一) 论政

胡汉民1928年9月入南京之前, 曾有不少朋友进行劝阻, 认为蒋介石不值得他帮助。但是胡汉民认为, 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志, 他愿意帮助蒋介石做凯末尔, 但如果蒋介石胆敢做袁世凯, 他将第一个起来反对 (2) 。因而, 在南京期间胡汉民论政十分积极, 对于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行为往往无所避讳。这些论政的内容虽较少直接入诗, 但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进取之心却大量表露于诗词之中。如“勒石燕然当有日, 买田阳羡或非时” (3) 一句最足见其当时的心态。“勒石燕然”是东汉窦宪大破匈奴之后, 班固在燕然山为其刻碑纪功, 代指建功立业;“买田阳羡”典出苏轼的诗:“买田阳羡吾将老, 从来只为溪山好。”代指辞官归隐。在这句诗中, 胡氏积极进取的心态跃然纸上。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关系在中原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就逐渐紧张, 后来随着约法之争越来越尖锐。到1931年2月中旬, 蒋介石对胡汉民已经恨之入骨, 决心除之而后快 (4) 。身为文官长的古应芬, 早已“不堪颐指, 便在是年 (按:指1930年) 冬间, 拂衣南还” (5) 。但胡汉民对此似乎一直浑然不觉, 不但自己处理政事依然如故, 还劝以病假为名退出南京政坛的古应芬再度返回南京 (6) 。

2月28日, 胡汉民被扣汤山后, 深感冤屈, 愤懑不已, 不但起初的设想及对蒋的期望完全落了空, 所谓“三年京国徒多事, 咫尺龙髯负所期” (7) ;自己还身背多种罪状 (8) , 陷于囹圄, 这种感受可想而知。此后幽居南京的八个月中, 胡对于时事及自身的遭遇的感慨往往付诸诗歌。例如:“毕生大节奚曾缺, 明月清光白尔心。叔季亡亲先下石, 缙绅从贼尚贪金。……忍使幽潜长不理, 百年平反史禁臣。” (9)

胡汉民向来不喜欢将愁苦的情绪入诗, 纵览1931年被禁前胡氏所作诗歌, 虽不乏愁字入诗之句, 但寥寥无几, 且大多系为他人之愁而愁, 很少怨艾之词 (10) 。但被禁之后的诗作, 渐多伤春思乡之词, 可谓难以自免。如“老成谋国尚如许, 年少有人同此忧。客去不闻三日宿, 诗成且遣一春愁” (11) 。

(二) 论“战”

“汤山事件”前, 胡汉民位居立法院院长, 他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 对于地方抗拒中央的行为, 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抨击。在中原大战前后, 胡汉民多次与谭延闿、王宠惠等五院院长联名通电, 对阎锡山、冯玉祥等进行批评和规劝。反映到诗作上, 这一时期他写下的《庙堂》组诗七首, 最能反映他的主张, 其中“古来藩镇常为祸, 乱世奸雄岂遇时”之句, 以及“公然盗弄朔方师, 诸将应怀杜老诗。孟德早知公路败, 伏波今笑子阳痴。人间狐火成何事, 天上攙枪落有时。苦劝临崖当勒马, 挂冠期是挂帆期。” (12) 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句。

(三) 论诗

就诗歌形式而言, 胡汉民主张诗歌不妨浅显易懂。陈融曾致函胡汉民, 自嫌所作之诗过于浅显露骨, 胡不以为然, 作了八首诗予以排解。在诗中, 他指出, “方矩规圆任匠师, 性情能到即工诗”, “岂嫌怀抱向人尽, 亦爱瑜瑕不掩时” (13) 。换言之, 只要言之有物, 能够传达作者的心意就是好诗, 过分地追求深刻高雅, 反而可能有损诗意。

就诗风和境界而言, 胡氏欣赏汉代诗, 认为唐诗和宋诗没有必要进行区分, 因为“南北有贤皆学汉, 宋唐何事强分时” (14) 。前文提到, 他对自己的诗也是:“得意每思秦汉上, 成诗只在宋明间。”

(四) 论学

胡汉民不是纯粹学者, 但是对于学问钻研很深, 有其独到之主张。如对儒学, 在学术界对儒学大张挞伐之际, 他却不随世俗之见, 明确表达其爱儒之主张:“世间方以儒为戏, 我辈难除爱与痴。” (15)

除以上所列, 胡汉民被誉称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在其诗中有多首专门讨论书法问题, 尤其是与另外一位书法大家谭延闿的唱和, 值得注意;至于臧否人物方面, 胡汉民对于时人向来直言不讳, 令人难以接受, 但对于古人却言语平和, 甚多持平之语, 却也多能刻画入木。此外, 还有不少游览风景所感, 以及为诗文集所做题跋诗之类, 限于篇幅, 这里都不再一一胪举。

二、白下唱和诗所涉主要人物

如前所述, 唱和诗在胡汉民白下诗中占了将近一半的分量。具体考察其唱和对象, 对于认识胡汉民在南京时期的交际圈子十分重要。笔者认为, 胡汉民这一时期的主要唱和对象有十余人, 最主要的是:谭延闿 (26首) 、陈融 (56首) 、易孺 (54首) 、冒广生 (35首) 、吴用威 (15首) 、邵元冲 (13首) 、张默君 (13首) 、古应芬 (8首) 、叶恭绰 (5首) 等。他们或为亲友, 或为同乡, 或为政治上的同道, 或多重身份兼而有之。其中, 陈融与古应芬数重身份兼具, 与胡汉民关系最深;其次是政治上的同道, 如谭延闿、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叶恭绰等;而后是纯粹的诗友, 如冒广生、易大厂、吴用威等。

陈融不仅是胡的广州同乡、留日同学、亲密挚友, 还是胡妻陈淑子的兄长。此外, 他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家。所以, 不仅在南京时期胡、陈的唱和诗数量最多, 内容最丰富, 即使胡汉民获释南下之后, 也是如此。陈红民先生认为胡、陈二人的关系是胡汉民人际圈子的“核心” (16) , 洵为不诬。

古应芬与胡汉民自幼就是同窗好友, 1904年一同赴日留学, 后成为同盟会的最早成员。此后直至古应芬去世, 二人相交数十年, 私交极深。同为国民党元老, 古应芬在民国时期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官长等要职, 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 (尤其在广东) , 是胡汉民步调一致的同志。1931年2月胡汉民遭蒋介石软禁, 古应芬获悉后立刻电告蒋介石表示不满 (17) , 随后在广州大力斡旋, 号召反蒋, 最终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迫使南京方面释放胡汉民 (18) 。同年10月28日, 古应芬病逝, 胡汉民曾有一诗表达内心的哀痛:“忽而家居去高栋, 岂徒吾党失良朋。渡河未暝宗留守, 忧国终伤杜少陵。拯我于危知最苦, 迹君行事概难能。结庐桐柏平生语, 泪湿江云痛不胜。” (19) 古应芬留下的诗作不多, 胡汉民的评断却足见其相知之深, “汉民交先生三十余年, 审其居平厚重寡言, 而是非疑难之际, 侃侃持议, 虽强辩者不能胜也。所为诗文不易示人, 取自娱而已。然至有根底, 殆如韩安阳之诗、司马涑水之文, 纵率意为之, 而意味深长, 有他人锻炼所不及者” (20) 。

至于谭延闿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等, 早在广州大本营时期就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身边密切的合作伙伴。在1929-1930年间国内诸多重大事件, 如中原大战、粤桂战争等, 他们都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 经常联名通电, 与蒋介石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可归为胡汉民政治的同道。其中谭延闿与胡汉民就“师期韵”往复唱和达百余首之多, 可惜谭于1930年9月中道而逝。邵元冲身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 是胡汉民多年的老友, 时常与胡汉民出游、唱和。“汤山事件”发生前几日, 他还邀请胡汉民同游焦山, 胡因故未同往, 他还与胡汉民就焦山之游诗词唱和 (21) 。事件发生时, 他毫无思想准备, 与戴季陶、刘芦隐、马超俊、李叔同等“研讨良久, 皆莫识事变之真因”, “归与默 (指邵妻张默君) 相对叹惋, 彻夕不寐” (22) 。事发后, 他连日奔波, 多次探望胡 (23) 。

除了前述具有突出政治身份的几位之外, 冒鹤亭、易大厂、吴用威等, 可以划作胡氏较为纯粹的诗友。冒广生是胡汉民的远房表亲 (24) , 吴用威则是冒广生的妹夫, 易大厂是胡汉民早年在广州的同学, 三人与胡的私人情谊很深, 但地位不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因而他们成为胡汉民被禁之后少数几个可与密切唱和、又能被蒋介石容许的人物。前节“论政”目下所引诗句, 基本上都是与这几位的唱和, 类似的诗作还有很多。应该说, 他们之间大量的唱和诗, 是在胡汉民政治落寞中的排解之作, 意义另有不同,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三、由“读韩诗”、“读王诗”试论胡汉民的心境

读古人诗集有感而作的诗词, 是胡汉民白下诗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数量在130首左右, 约占白下诗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 读韩愈诗集所作者共50首, 读王安石诗集所作者共70首, 依王安石诗韵而作者另有数首不计。这批诗词主要作于1931年2月被禁之后。如果说唱和诗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或人际交谊的话, 这批在相对集中时间段内所作的读书诗, 似更能充分反映胡汉民这一时期的思想境况。

1931年2月28日夜, 针对蒋介石罗列的种种罪状, 胡当面予以一一驳斥 (25) , 然而终难免于辞职、被禁。权力显赫的立法院院长, 转眼便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被禁之后, 胡汉民无事可做, 连报纸也没得看, 唯有看线装书 (26) 。《读韩二十首》、《读韩集咏三十首》 (27) 就是他被禁最初几天所作的 (28) 。奇妙的是, 如果抱着寻找胡氏不满情绪的先入之见来品读这五十首诗, 就只能失望, 这五十首诗基本上只是谈诗论古而已, 绝少借古论今、讽咏时事之作。笔者猜度, 胡氏在盛怒之下, 对于当时的个人境遇, 未必已经立刻、完全接受, 而暂时不谈个人遭际, 专心读韩写诗, 对于转移愤懑情绪的效果或者更佳。

然而, 这种情绪终究不能完全回避。一旦现实境况短时间难以改变, 这种愤懑与不满的情绪就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大。这在其随后所作的《读王荆文集六十首》和《读王荆文集补作十首》中表现得最明显 (29) 。正如陈三立所论:“ (胡) 读韩诗、王诗各数十首, 大抵就依故实而抒胸臆, 寓识解蕴藉俶傥, 别辟一境。于读王尤多索隐表微之论。” (30) 胡汉民的诗歌多用典故 (包括古典与今典) , 所谓“索隐表微之论”, 一方面指其将王安石诗的隐微之意揭示出来, 另一方面指其将个人感慨付诸于论古之诗, 貌似论古, 实有抒发个人感慨的微言大义。

胡汉民多次表示深爱王安石之诗, 甚至愿以之为师, “颇爱王荆文, 往往言有物。岂无衣钵缘, 独为雕镌咄” (31) 。而这绝不单是因为王安石的诗言之有物, 笔者认为其中实是大有因缘。

首先, 胡、王二人在政治际遇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 曾居丞相之职, 主持推行变法, 但因遭到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 曾两次去职。而胡汉民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担任大总统府秘书长;广州大本营时期, 担任总参议及“代帅”;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后任立法院院长, 主持立法。但他也曾因“廖案”被放逐苏俄, 如今又因“约法”之争被软禁南京。如此相似的身世, 难免有怀古感今之慨。如“今人未可非商鞅, 后世谁能事左车?尧舜致君宁有术, 不妨举国厌迂疏。”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对王安石主张的赞同, 即肯定商鞅宁愿背负骂名, 也要将改革推行成功的决心。又如“道人留听北山谣, 护法无能且自嘲。岂有长松甘受秽, 早知红鹤不堪招。” (32) 类似的诗句不少, 真可谓借为古人辩诬, 浇自家之块垒。

其次, 二人都是诗人。王安石虽在清代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但之前所受毁谤极多。胡汉民的“读王诗”中有大量替王安石抱不平的内容, 如“岂因相业累诗名, 洛蜀非公世尚凭。七八百年门户废, 今人不讳学金陵。”在该诗注释中, 胡特别指出:“荆文学术文章并为洛蜀党徒所疾视, 元遗山已有讳学金陵之叹, 而杨升庵、王渔洋辈犹恣情掊击, 一若不如是不足当斯文之正宗者。”又如“锄奸不虑藏身固, 除疾须严惬意余。公自寓言人造谤, 遂成囚垢说诗书。”极力为王安石辩诬 (33) 。

平情而论, 胡汉民的读韩诗、读王诗虽多系为前人抱不平之作, 但其中不乏气魄宏大的作品。如他据王安石《赠彭器资》所作的诗:“鄱水滔天竟东注, 立朝风节古来难。了知行义有归处, 始诩波澜堪纵观。” (34) 就表现出了心有依归、从容自若的潇洒气概。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之我见 篇8

第一, 音乐自身的特殊性, 使其区别于文学、哲学等领域。针对同在国内研究的西方文化而言, 西方文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由于语言上的障碍, 一般总是以民族国家为界限, 进行德国哲学、法国历史或英国 (英语) 文学专区研究。音乐由于它具有天然的跨民族和超国度的特性, 在西方这个文化体中所产生的艺术音乐往往会被看作是一个文化的整体。这就使得西方音乐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非常庞大且复杂, 无疑给国内研究者提出相当大的挑战。

第二, 西方音乐史的外来身份给国内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扰。西方音乐作为“他者”文化身份, 在国内音乐研究中的定位始终不明确。上世纪初, 一批留洋学者将外来音乐引进国内, 目的是“为我所用”, 用来丰富和发展民族音乐。然而, 在西方音乐逐渐蔓延的过程中, 却出现极端且不受控的奇怪现象。西方音乐从某一层面上讲, 像是夺取了中国音乐在国内的主体地位, 而成为众势所趋。但西方音乐的大肆普及并不等同于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根植, 这是国内音乐现象的一大窘态。这就意味着理论学科应该担负起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应对中国音乐生活中所存在的西方音乐的元素与成份的历史、性质以及西方音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进行深入透彻的说明和解释。

第三, 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障碍。音乐学术代表的音乐文化和历史意识本就较音乐本身有一定的滞后性, 更何况对西方音乐这一外来文化而言, 国内学者在进行研究过程中, 首先面临语言上的障碍, 其次是不同文化、宗教、信仰、思想等多种观念错位的阻碍。其中“原创性”这一问题已经让研究者头痛不已了。西方音乐史学协会会长杨燕迪教授曾在文章中引用在中国唐诗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著名文学史家Stephen Owen的一段话, “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 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工夫, 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 (中国) 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 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杨燕迪延伸道:“中国的西方音乐学者的‘原创性’可能最终也来自于我们作为东方学者的独特位置和视角”。

这就给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者又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寻求圈外学者的独特位置和视角?这是国内西方音乐史学会议上经常被提到的话题, 国内专家学者对此各抒己见, 甚至由此还引来了“孙叶论战”。如杨燕迪教授提出的“中国关怀”和叶松荣教授提出的“中国视野”, 他们都为西方音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生根开花进行过深入的学术探究。面对西方音乐史学在国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怪现象和障碍, 我们应予以重视, 坚决清除障碍, 为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方音乐学科建设的改革给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西方音乐学者不断探索新的视角, 多方位多角度地研究西方音乐。这一学科有着其独立的教学体系, 也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征, 研究者应把握西方音乐的内在独特性和规律性, 运用多种方法论进行研究并逐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如“阐释法”的引进为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于润洋教授首次将阐释法与传统的音乐学分析法相结合, 也是其他学科方法论运用至音乐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者的团队人数逐年增加, 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研究成果中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现象, 随着学科建设的深化, 对学术水平的要求逐渐提升, 青年学者应以严谨的学术作风、认真的学术态度, 共同营造出优良而纯粹的学术风气。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作为西方音乐的研究者有必要创造条件走进西方音乐生成地, 切身体会西方音乐的文化承载内涵。同时, 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特质, 体现出中国独特的东方视角。

要立足于东方民族的独特视角给西方音乐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是项艰巨而长久的工程, 这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 但笔者相信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道路虽曲折但依旧光明。

参考文献

[1]杨燕迪.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J].人民音乐, 1990 (2) .

[2]杨燕迪.现状思考与文学史的参照: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中国[J].人民音乐, 2005 (10) .

史学研究 篇9

如此看来, “中国美学史”则应包括形而下的“中国美学事史”与形而上的“中国美学心史”。若书写“中国美学事史”, 断不能离开“中国美学心史”, 否则就是无生气的史料堆砌, 没有生气与灵魂;若书写“中国美学心史”, 断不能离开“中国美学事史”, 否则就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空中楼阁。古人之事, 难以把握, 古人之心, 难以揣摩。如何把握古人之事, 如何揣摩古人之心, 也就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两大关键。中国美学史, 乃中国历史一分支, 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也理所应当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钱穆先生讲:“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 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 对其本国以往历史, 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序》) “写国史者, 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 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 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 (《引论》) 【1】钱穆先生所提及的六个关键词:“温情”、“敬意”、“环境”、“事业”、“精神”、“面相”。概括地讲就是:心怀敬意, 以情写史, 把握特殊之事史, 写出独特之心史。反观当下诸多中国美学史著作, 虽上下五千年, 融会贯通, 议论颇精, 但诸书貌合神亦合, 且形成一种书写惯性, 形成美学史的一种通行书写方式。但民族审美文化的“个性”, 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的体现程度, 仍有待提高。

治美学史者, 大凡有如此愿望:尽一己之力, 胸怀五千年, 以宏大叙述的方式, 以通史的格局, 囊括各朝各代, 事无巨细, 一概纳入, 以求精准把握美学历史的原貌。然中国美学“事史”, 乃是隐藏于历史事件、浩瀚典籍、精美文物、悠远民俗等等之中, 纷繁芜杂, 仅凭一己之力, 恐难为之, 亦难于精准把握中国美学心史之本来的精神与面相。书写中国美学史, 若以合适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式, 或许更能贴近中国美学心史本来精神与面相。一、宏大叙述:心怀温情与敬意, 精抓大事件, 揣摩大思想;二、精微叙述:探究某一具体的物象、具体艺术的渊源与流变, 用心体会民族审美的深韵, 从而达成对民族审美个性的把握, 从而在具体中把握抽象, 在微观中了解宏观, 以达贴近历史之本来“面相”。但无论哪种思路与方式, 均须心怀“温情”与“敬意”, 如此方能贴近历史, 贴近古人心。

我们再看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对春秋时期“心史”的分析。他敏锐把握到“人类对宇宙, 对人生, 有一个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 便是生和死的问题。……不仅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开始, 也将是其他一切问题之归宿。”【2】然后分别论及子产、叔孙豹、孔子三位思想家对生与死问题的思考。细究其研究理路, 正是抓住了大众普遍思考的问题, 以此问题去揣摩古人“心史”, 从而抓住其思想之要害和精髓。若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 亦能抓住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大众普遍思考的问题, 则能把握该时代、该区域美学思想的根本, 也就能贴近古人审美心史了。

虑及中国美学史研究,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美学知识” (美心) 而非停留于“美学资料” (美事) , 做学问, 贵在于发明, 而非简单的发现。我们需从古代丰富的“美事”中揣摩其内“美心”, 且须以探究“中国美学心史”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最终指向与归宿。也就是说对“中国美学事史”的把握是探究“中国美学心史”之前提, 探究“中国美学心史”则是研究“中国美学事史”的目的所在。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何种途径去描绘古人审美“事史”, 从而通过对“事史”的把握去揣摩古人审美“心史”。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讲:“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可分两途述说:一、史前遗物之发掘。二、传说神话之审订。”【3】然历史始终是属于过去时, 而非当下时, 即使是当下状态, 亦难以准确把握, 难于写其事, 更难于体其心, 往往流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审美, 心之审美, 把握古人之审美, 则先需把握古人之心, 方知其相, 但若幻想准确把握古人心相而无差错, 实为妄念。历史终究是过去之历史, 时光一去不复返, 昨日之逝不可追。

如此看来, 历史似乎不可知, 可若历史不可知, 不可知则为虚妄, 虚妄则为不存在, 可“事史”又确乎存在, 如此看来, 追问历史的过程, 只不过如同“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独自解释罢了。“事史”是客观的, “心史”是主观的, 以客观态度去把握事史, 以主观精神去揣摩心史。但主客观的关系, 主客观契合程度, 客观能否被主观正确感知, 主观能否如实反映客观, 如此等等, 关系复杂, 学力所限, 无力言说。

摘要：“史”乃过去的事实, 大体可分为“事史”与“心史”:“事史”乃“史”之本, 即事实历史, “心史”乃“史”之魂, 即思想历史。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分别从“事史”与“心史”两个层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其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史研究有重要启示。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 对“中国美学事史”的把握是探究“中国美学心史”的前提, 探究“中国美学心史”则是研究“中国美学事史”的目的所在。

关键词：钱穆,中国美学史,事史,心史,美史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序》、《国史大纲.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1.1—9.

[2]钱穆.《中国思想史》[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 1995.2

史学研究 篇10

一、中西音乐史学资料的记载及其各自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中国音乐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 关于文献的音乐历史学受到了长期重视, 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部分, 以文字记录音乐信息的文献历史也就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的史学记载, 不管是商代以甲骨文文体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 铸造镂刻的金石文字文献, 典籍简册之中的书写文字, 如《尚书》对上古音乐时期的记载, 还是春秋战国时期, 音乐历史记载出现在一般史书中, 如《吕氏春秋》中的《音初》与《古乐》是专述音乐史的篇章。到后来又出现音乐专史类书籍, 如北宋的《琴史》, 元代袁桷的《琴述》, 我们发现早期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形式, 大多数的音乐文献都是包含在对中国整体历史的记载中的, 即使到现在中国音乐通史的著作, 其代表性著作也是音乐与相应的历史时代有密切关系, 因此其研究方法也就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 叙述法与实证法是音乐历史记录与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我国非常重视对史料的记载, 每朝每代都会对历史进行整理记录, 而音乐形态的发展也存在于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当中, 对音乐的记录也就由这些史官随同历史一同记录在内, 因此对于音乐史的记载较为完整。而西方对音乐史料的记载很匮乏, 尤其是对西方早期的音乐史料留下来的大多都是残篇, 直到中世纪末为止欧洲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历史意识。这种现象与中世纪宗教的统治有必然联系, 基督教走向了禁欲主义的极端, 其音乐也以极端封闭方式, 一方面对古代的音乐遗产严格筛选, 一方面世俗音乐的歌曲、器乐严加限制, 其上帝创造了一切, 上帝创造了音乐的观点深入人心, 所以当时的人们被宗教束缚, 没有历史意识。西方音乐史的萌芽期是在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此后不管是在重工业还是在轻工业都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发展, 艺术行为也得到了释放, 绘画、雕塑、建筑、音乐都有了新发展。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都开辟了新领域新道路。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处欧洲开始出现了对过去时代的音乐自觉回顾的倾向。到了19世纪音乐史学的成熟期, 其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以史实去叙述和解释音乐发展的进程, 而且还希望能从人类审美和心理以及社会的变化去说明和分析各个时代和民族的音乐现象, 因此与音乐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综合地探讨历史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关于音乐风格的划分问题

我们发现西方音乐通史著作, 即使是以音乐社会学、音乐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的通史, 也都会附带上音乐风格史的研究方法, 都会对西方音乐进行风格分类, 例如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古典时期、浪漫时期的音乐风格, 每个时期的音乐形态不管是声乐、器乐、歌剧等都具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所显示出的共同格调和气派, 每个时期呈现出艺术作品的风格又是不同的。而看中国音乐形态也具有根据年代的变化其形态各异的现象, 但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像西方这一个时期,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有那样的共性。中国的各种音乐形式都有各自独立的风格发展, 西方作曲家大多迎合某一时期的潮流走向, 其风格像大众靠拢, 而中国音乐的发展则不一样, 形态各异, 种类繁多, 同一个作曲家在同一时期还会做出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因此中国的音乐史学史不会像西方一样进行整体风格上的划分。这也体现出中西方把握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从横向的宏观把握历史, 而西方善于纵线进行研究, 这样的现象同样体现在中西方音乐对旋律创作上。中国的曲调大多都是横向但旋律线条, 而西方都是纵向多旋律或伴奏旋律线条。

三、中西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西方在古代与我国相比在音乐史料上要贫乏的多, 只是到了定量记谱法发明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以乐谱为中心的音乐史学。而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出现很大差异。其中史学家们常用的并且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研究方法有: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音乐社会史等。风格史是以音乐风格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考察音乐历史发展进程的史学研究方法, 如阿德勒的《音乐史纲要》, 他把对音乐风格进行学术性分析原理、分类研究和对有关音乐风格的发展历史阶段作为音乐史的基础, 鲜明地确立了“风格史”的研究方法。音乐社会史可以说是一门研究音乐史的社会问题的学科, 它主要研究和分析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时代、社会、经济及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 代表作是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史:从中世纪到贝多芬》和《1815年以来的音乐于社会》。音乐文化史方法诞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 它强调探究音乐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因素、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安布罗斯的《音乐史》就是体现文化史观念的最早的一部音乐通史他把音乐之余文化整体之中进行全方位的历史考察, 首先采用了“精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非常重视音乐与造型艺术之间的联系, 继而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是极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史著作。

中国音乐文化其功能并不是仅作为艺术, 而是有多重功能的意义。其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一样的用叙述法与实证法对音乐历史进行记录与研究, 且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较多样, 且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交流和相互渗透, 例如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音乐社会史最初是作为音乐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发展起来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音乐学内部, 而且还扩展到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 从而把音乐史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就是说把音乐史作为人的历史来对待, 于是便导致了它与一般史学、普通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交流。如音乐风格史, 西方“风格史”研究是从美术史研究开始的, 这种方法影响到音乐史学的研究, 成为音乐史学专门的研究方法。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很注重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联系。

史学研究 篇11

关键词：口述历史；史料；抢救

口述历史被称为是“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口述历史内容或许松散，访谈素质亦参差不齐，有的口述之事因记忆亦模棱两可，但这些访谈口述资料在文献资料贫乏的地方史研究中，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区域历史研究的重要资讯，为地方史学术研究深入发展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一、口述历史对地方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

（一）口述历史成为正史资料的重要裨补

地方史学研究主要以地方文献为主要参考资料，而地方文献在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宝贵的、真实的原始史料往往在正史文献上没有记载或语焉不详，给区域史学研究者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历史发挥出其独特的功用。口述历史可以称做是一个地域“活的历史”，通过口述访谈，能够将这些在某个地域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地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的细节等显露出来，口述历史对于地方文献资料具有辑佚、补遗、缀合作用，可以校勘、考订、鉴别其真伪，考索其源流和特征，将文献资料与口述历史资料配合使用，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集中说明一个问题。这些资讯往往是揭开历史谜题的要素，也有助于剖析隐含在历史事件下的脉络意义，从而成为正史资料的重要裨补。

（二）口述历史为地方史学研究抢救资源

口述历史的目的是再现历史，是从民间挖掘史料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字只要被保存下来，过几百年甚至千年都可以阅读，文物的存世时间更长。口述历史则不然，因为许多当事人虽见证了近百年的历史，却也须面对生命的极限。一代人不存在了，他们心中的故事、所经历的一切就会成为永远的秘密。所以要趁着知情人还在的时候，深入实地调查访问，保留、整理他们的口述历史，挖掘文字资料上缺少的细节，弥补史料中的空白。 地方文献是对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记录，而地域文化是与当地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就存在着很多731细菌战的幸存者，对他们的采访就很大程度上属于依赖于口传心授的“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口述历史不仅是见证人类历史的宝贵口头资料，正是由于它瞬间即逝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我们应以抢救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工作。

二、地方史学研究中的口述历史实践

口述历史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增补既有的历史资料的不足甚至空白，通过访谈的方式取得资料来填补文字史料的空隙，所以应当收集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资料。在访谈过程中，有可能会改变或重新修正原先的计划目标，或是随着受访者的增加必须另辟新方向。这就需要口述历史访谈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注重访谈的严谨性和人性理念。

（一）采访前的准备

1.硬件设施的准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依赖科技手段的地方增多，所以在器材方面经常会随着新科技的发展而做适当的调整。以往采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器材一般选用带式、盘式、卡带式录音机，或采用录影机。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码科技的发展和普及，数码录音机和数码摄像机的出现使广泛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成为可能，并迅速成为口述历史工作者的首选器材。其他辅助设备还有计算机、照相机也是必不可少的器材，计算机的存在可以大大方便后期的制作，照相机可以纪录被采访者的直观形象和与口述历史有关的相关史料。

2.采访题目的确定

首先，访谈的选题要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访谈前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是设计选题，选题对取得访谈成功具有决定意义。可供选择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或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题材等。作为口述史学，尤其要选择那些题材重要、有学术意义但缺少文字资料的题目来作调查，这正是口述史学本来意义上的任务。其次，尽可能多方搜集并熟悉有关这个课题的文献档案材料，同时，寻访和联系与事件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历史见证人，以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第三，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以访谈的形式，当然是倾听者的姿态，努力挖掘受访者的深层“记忆”。访谈人不仅要关心受访者，而且要尊重受访者，要能够灵活地应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受访者比自己知道得更多的时候，访谈才能够进行。

3. 访谈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

每个口述历史计划都需要有一位项目的负责人或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整个计划的事前研究、制作执行、事后的编纂工作以及各种协调工作。在这基础上再建立访谈小组，访谈小组的数量由计划的大小决定。在访谈工作开始前，所有成员都必须对该计划的目标、范围、构架、内容有清楚的认识。要由资深的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工作小组的成员进行系统的口述历史工作技巧培训。在访谈工作过程中要召开项目检讨会，让成员有机会切磋经验和交流访谈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同时要鼓励成员相互阅读对方的口述历史抄本，以评估个人在团体里的工作状况。

（二）采访过程中的注意环节

1.注意采访节奏把握。大部分的受访者面对录音器材，特别是录影器材时都容易心神紧张，会影响表达、记忆，使口述历史的质量受到影响，因此舒缓他们心里的紧张，保持访谈过程始终在一种轻松，像话家常一样的气氛中是尤为重要的。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要起的作用是引导。而不是指導，在中间当桥梁，作好连接工作，通过一些基本的提示，使访谈能顺利进行下去。作为访谈者，我们要尽量演好伙伴的角色，保持中立的观点，努力让受访者感到舒适自在，认真聆听，当好最佳听众，尊重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作出坦诚的回应。

2.注意时间弹性。访谈次数、时间、行程要保持一定的弹性。访谈者和受访者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彼此之间的亲切感觉。一般都是在访谈开始后，我们才能分辨出受访者能做多大贡献，所以访谈时间要保持充分的弹性。正式访谈时我们发现有些受访者话比较多，见解较深、配合度高或具有较敏锐的记忆力，这样对访谈有实质奉献的人，就值得花较多的时间在他身上；另外会有一些人由于年龄、健康或不善言谈等原因，或有些人能说也爱说，但说来说去也不过是人人皆知的那一套，无法超出既有史料的范围，说出来的东西价值就少，时间就不用花太多。

（三）口述历史史料的整理

口述访谈最困难的是整理访谈纪录，因为受访人不会按照你所预设的方向一一陈述，可能会出现跳跃式的陈述，因此整理访谈纪录的人很重要。所以访谈时，一定要将受访人所处时代的制度或人、事、物弄清楚，多用心查证。

1.保持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是口述历史整理者应该具备的业务素质。常常有人质疑口述历史的可信度和研究价值，因为记忆会出现偏差，口述也带有主观性，但是有学者指出：人类历史并不如社会学家所冀盼般统一，歧义、谎言、沉默也是历史研究的珍贵材料，这些环节可能是历史洪流与个人体验之间的接合处，正好让研究者发掘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互动，找出主流论述中被忽略的声音，重新思考已盖棺的历史。

2.对口述历史文件进行专业的整理建档，这里包括对音像资料的转换，对采访时间、采访地点、访谈者、受访者、访问次数等信息的著录，对内容的标引，甚至还包括对涉及的人物、事件、地点的索引等。在口述历史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上，我们要严格按照受访者的意愿所签署的授权文件，将其口述历史资料进行管理和利用，保护好受访者的权利。

3.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存储口述历史史料。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利用也使口述历史充分利用成为可能。我们可以将口述历史资料数字化后建立数据库，通过网络技术把各个口述历史收藏馆的数据库连接起来，大家共建共享，就能形成一个无国界、资源丰富的口述历史数据库，这样口述历史资料的作用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三、结束语

口述历史以及口述史料在地方史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通过口述历史访谈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为地方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前口述历史方兴未艾，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才能使这项工作规模化、规范化，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加宽阔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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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相关研究与创新的方法 篇12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

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

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

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

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学潮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摘要：近代, 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 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 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做不破不立的对象。本文分析了历史学的涵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探讨了历史学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及方法。

关键词：中国历史学,界限模糊,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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