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理论

史学研究理论（共12篇）

史学研究理论 篇1

史学理论对于高中阶段的历史课程教学能够起到很多积极的辅助功效。很多史学理论以及历史研究的观点与方法都是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重要指引, 能够让学生懂得如何更为全面而客观的来解读历史事件。教师在进行知识教学时可以结合相关教学内容有意识的给学生渗透一些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 这对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升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一、全球史观

首先值得学生了解与认识的便是全球史观, 这一理论对于学生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将会很有帮助。高中历史中学生接触的历史知识覆盖面非常广, 学生会对不同的文化主体、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这样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全球史观很有必要, 这是让学生能够更为客观且深入的看待不同国度的文明、文化、历史的基础, 这也能够帮助学生对于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与感触。历史课本中并不涉及全球史观的介绍, 教师可以结合相关的教学内容给学生引入一些好的观点, 这将会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与认识一些历史事件, 对于知识的吸收与掌握也会更为牢固。

全球史观对学生近代史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其主要表现为: (1) 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形成全球视野, 加深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自觉地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2) 有益于学生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中去体会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和光明进步的前途, 加深学生对于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理解与认识; (3) 有利于学生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掌握, 并能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全球史观的具备让学生懂得如何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来看待千百年来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发展与演进, 也让学生能够更客观与清醒的认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这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认知, 也有助于学生自身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与构建。

二、心理史学

历史课程的学习中对于很多核心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是教学中的一个主体, 想要让学生对于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教师可以适当地在知识教学中引入一些心理史学, 也可以透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史料为学生的知识学习提供辅助。课本中涉及的内容毕竟是有限的, 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阐述并不是特别全面, 对于人物性格的呈现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深入。在这样的前提下, 教师就要有意识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尤其是在讲到一些核心历史人物时, 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有参照性的史料,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物的内心, 进而理解他们之所以会有一些判断与决定的来由。这也是深化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理解与吸收的良好途径。

以“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的教学为例, 在讲到赫鲁晓夫改革时, 我是这样设计的:

门德罗夫谈到他在青年时期的感受时, 有伤感, 有震惊, 有喜悦, 有激情, 同样也有失望。记者在翻阅了门德罗夫当年的一些日记后, 作了如下摘录。

A. (1953年) “……早上电台传来噩耗, 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伤感啊!我真不敢相信, 以后怎么过啊?……坚决跟着赫鲁晓夫同志走!”

B. (1956年) “……震惊!二十大说斯大林同志是错误的, 要给予严厉批判!……”

透过这些史料的呈现, 学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 无论是他心里的一些情感, 还是情绪上的起伏, 学生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将会极大地丰富这个人物的性格, 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其心理特征, 对于相关历史事件的理解自然也会更为透彻。

三、社会史观

社会史观也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适当地给学生引入一些社会史观, 将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些历史事件。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 如果将事件脱离那个环境和背景, 很多内容理解起来可能会有很大的障碍。但如果能够结合特定的社会情状, 这不仅给学生的知识理解提供了铺垫, 也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探析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会产生的原因。这既是对于知识教学的有效辅助, 又是对于学生学习方法的一种构建, 将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教学内容。

如在讲授“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即其未能发动乡村下层民众时, 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结论相距甚远, 此时可以结合以下材料来加深理解:

乡村知识分子1913年的一则日记 (部分) :

大清宣统五年 正月初三

自变乱以来, 一切新党竟袭洋夷之皮毛, 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 改阴历为阳历, 即服色亦效洋式, 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 日甚一日。

这段史料的呈现, 让学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更清晰地认识了辛亥革命对于当时的影响, 对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自然也会有更深的认知。这不仅化解了学生在历史事件理解上的误区, 也很好地深化了学生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 对于学生的知识吸收无疑是很好的促进。

四、总结

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能够发挥很多好的推动作用。教师可以让学生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出发来更好地感受世界历史, 也可以透过心理史学让学生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核心人物有更好的理解与认知, 进而明白他们之所以会有一些判断与决定的来由。此外, 还可以让学生结合具体的社会情状来理解相关的史实, 这既是对于知识教学的有效辅助, 又是对于学生学习方法的一种构建, 将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教学内容。

史学研究理论 篇2

从历史学的视角辨析法家理论

法家理论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国家与法的.政治法律理论.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作为法家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国家的最终形成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家理论因此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而不是因为它不包含现代法治思想而倍受指责.

作 者：刘翠萍  作者单位：榆林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陕西,榆林,719000 刊 名：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LIN COLLEGE 年，卷(期)：2002 12(4) 分类号：B226.05 关键词：法家理论   国家与法的理论   君主专制理论  

宏观史学的微观研究 篇3

按照吴先生的观点，世界史就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开阔，要从全局看问题，要进行综合比较。如果世界史不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不对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吴先生宏观史学的突破口和着眼点，在十五、十六世纪。吴先生认为，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亚欧大陆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农耕世界；一个是游牧世界。它们以喀尔巴仟山、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阴山、燕山、兴安岭一线为界，南农北牧，彼此平行并列地存在着。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它们之间有和平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有相互征伐和掠夺。军事冲突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最为巨大的是游牧民族、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但入侵和移徒的结果，是更多的游牧民族融汇在农耕世界之中，世界那种相对分散隔绝、相对闭塞的状况仍然存在。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形势则为之一变。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一些地区，在静止的稳定的农本经济内部，已不同程度地生长着否定自身的力量，主要是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而农本经济受到侵蚀最深，震撼最剧烈，变化最大的是亚欧大陆西端一隅之地。在那里，农本转向重商，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这一率先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地域扩张，冲击着整个农耕体系，从莱茵河以东的欧洲到北非西亚，从中亚穆斯林到印度、中国、日本，到处都感觉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自此以后四百多年，正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冲击与反应，挑战与应战，引起经济变迁的波动与适应，文化交流的批判与吸收，新旧嬗递的隔绝与融汇，使相对孤立闭塞的世界联为一体，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语)。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到十五、十六世纪时，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世界史。因此，“研究这两个世纪变化的各个方面，是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的开端。”

《初学集》是这个开端的第一步，然而也是坚实的一步。从它收入的十六篇文章选题看，有探讨十五、十六世纪历史变迁大势的宏观之作，也有着眼于区域变动、具体事件和某一政策的微观研究，宏观综览全局，但不空泛；微观精于专题，但不狭隘。宏观微观相结合，它们重点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封建农本经济内部的变化；二是东西方海上的活动。文章认为，农本经济是一种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基本上属于地方性自足的经济，要使它转向商品经济，就必须突破两大闭塞，即突破狭隘的耕织自足的地方闭塞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闭塞。而这两大闭塞的突破，又有赖于农本经济内部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商业、市场的扩大及海上贸易的发展。所以文章研究的主题和中心，是从农本到重商、由闭塞到开放。

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涉及英国、中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十五、十六世纪时，英国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中国在明王朝统治之下，日本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政权的统治之下，三个国家发展水平大体均衡，英、日比它们各自相邻的大陆还有稍稍落后一些。但是，在这以后，农耕世界西端的英国，却率先起飞、迅速地由农本而重商，转入工业社会，而东方中国则始终没有完成这一转变过程、造成东西方历史发展大相异趣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呢？有两点原因：

第一，在农耕时代，以农为本，是东西方一致的教条。但是，西方农本经济中产业结构不同于东方。西欧自始至终保留着重视畜牧的古老传统，它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农牧混合的产业结构；而东方中国则是越来越趋向单一的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给东西方农本经济内部商品经济的生长以不同影响。本来，从农本经济内部滋生成长的商品生产、商业和城市，开始都是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庸和补充，与封建制相适应、相协调的。但是，由于西方畜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相当比重，故它的毛织业特别发达，成为中世纪商业的基础和商品生产的先导。与东方种植业相比，它更容易产生出侵蚀农本经济的力量来。从十二、三世纪开始，到十五、六世纪完成的商业和城市——由农本经济的附庸到对立物——的转变，正是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第二，西方英国和东方中国、日本，虽然都是封建政权，但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却很不相同，由此影响到东西方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不一样。比如说，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开始采取保护毛织业的措施，到十六、十七世纪，又大力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而同期的中国，仍在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控制之下。英国政府鼓励有技术的外来工匠的移入，支持和参与海上亦商亦盗的扩张活动；而中国明朝，其时却在严申海禁，打击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对一些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稀疏萌芽，也是多方控制，无情扼杀。可以这样认为，东西方经济政策上的差异，是东西方历史均衡发展到不均衡发展，是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东方逐渐落伍，西方迅速领先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明代武术理论史学概述 篇4

1 武学之精要—《武编》

明嘉靖年间, 唐顺之编著, 唐顺之, 字应德, 号荆川, 江苏武进人。年轻时通过会试被举为兵部主事, 后任翰林院编修, 一直到太付少卿。该书行文苍劲, 文章论述功底深厚, 尤其擅长律体。他不仅才华出众, 而且还晓通兵法。明朝中后期, 尤其是嘉靖年间, 倭寇不断骚扰我东南沿海边境, 他曾率领官兵大破倭寇, 屡建战功。根据战场经验, 同时借鉴古人遗留下来的武术精要加以研究, 创作出《武编》一书, 在前五卷记载有牌、铁、火器、射、弓、弩、甲、拳、枪、剑、刀、扒、攩、火、夷等十七篇武术理论精要, 此书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盛行的拳法门派及其技术内容, 关于当时的拳法门派, 书中记载:“温家长打七十二行着、二十四寻腿、三十六合锁、赵太祖长腿多用腿、山西刘短打用头肘六套、长短打六套用手和用低腿、吕短打六套。”另外, 还有“赵太祖长拳, 山东专习, 江南亦多习之。三家短打, 钺亦颇能。温家拳则钺所专习。各家均有谱, 今不能尽述也。”[2]

2武学诗风—《正气堂集》

本书著者俞大猷, 号虚江, 福建晋江人, 自幼读书习武, 擅长棍法, 明代抗倭名将, 其师李良钦曾评价:“此公必将天下公敌”, 从师学习“荆楚长剑”, 才华毕露。终成一代棍法高手。

为使当时执政者和后人从中汲取鉴戒, 俞大猷在世时就委托幕僚、挚友、泉州人李杜代为编纂成集, 挚友、进士出身的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广东揭阳人郑校阅作序, 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 刊刻出版。李杜以俞大猷一生身“浩然正气”, “每书正气堂以见其志”, 遂为之取名《正气堂集》。之后俞大猷屡有续作, 李杜又为之编纂《正气集近稿附议稿》、《正气堂续集》、《正气堂馀集》出版《正气堂集》诗文的体裁很多, 有策论、书信、揭帖、谕示、奏疏、碑铭、序文、祭文、专著、杂说、诗歌等类目, 共七百七十几篇, 约四十万字, 附表十几张、图近三十张。它卷帙浩繁, 原集、近稿、附议稿、续集、馀集共四大部分, 连同卷首, 共三十二卷。该书涉及范围广泛, 内容博大, 文采纵横。其文章记载的主要问题有:以易学推行兵法理论、少林武学、如何选将练兵、武术融合军事训练、战车制造训练、防倭抗倭以及北方边境防御等战略战术、俯政安民、处理与边境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选贤才尤其是军事将才、外贸与海禁、治河理政等。书中诗歌多是爱国咏武、托物言志、怀念挚友等内容。依据书中诗文的风格, 看出著者的为人, 老成持重, 质朴浑雄, 展示出一股忠君爱国、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3]另外, 《正气堂集》是明代福建第一部关于学人的综合性历史巨著, 具有较高的哲学理论、政治、军事、武术、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价值, 该著作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事武学著作相互辉映, 具有较深的武学研究价值, 值得当今时代的学习和整理研究。

3 军事武学之拳解—《江南经略》

明隆庆二年, 郑若曾著述, 字伯鲁, 号开阳。昆山玉山人。少年时从师于岳父魏校, 后从师于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江南经略》共8卷, 每卷又分两个子卷。第一卷上为兵务总要;第一卷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第二卷上至第六卷下记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山川险易、城池兵马, 各附以土寇、要害;第七卷上和下论战守事宜, 第八卷上和下杂论战具、战备, 而终以水利、积储与苏松之赋粮。第一卷下至第六卷下附有南畿全图、倭寇海洋来路之图、各府州全图、江河湖图、海防图、江防图、湖防图、备寇水陆路图、险要图等军事要害地形图。

《江南经略》内容记载的拳法门派:赵家拳有赵太祖神拳三十六势、芜湖下西川二十四势、抹陵关打、朝童掌拳六路;南拳有似风、似蔽、似进、似退共四路;北拳有看拳以下有四路;有西家拳六路、温家钩挂拳十二路、孙家披挂拳四路、张飞神拳四路、霸王拳七路、猴拳三十六路、童子拜观世音神拳五十三忝, 九滚十八跌打挝拿、眼张短打破法、九内红八下等破法、三十六拿法、三十六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4]

4 军事拳学—《纪效新书》

本书由明代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编著, 依据当时军事战略时局而编写的一部关于改革军事训练、讲求实战的军事书籍。戚继光 (1528--1587) , 字元敬, 祖籍山东蓬莱, 又说是安徽定远, 《明史》记述了戚继光年少时诸多轶事, 并对其评价为“倜傥负奇气, 家贫而好学, 通经史晓大义。”戚继光在战斗中十分重视长兵和短兵的配合, 又采用了攻守兼备的作战方式, 最终能够克敌制胜, 在战争中革新战法, 创编了“鸳鸯阵”, 使用此战法曾多次击溃倭寇, 为最终战胜倭寇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期间, 战斗的重心是南方, 在北方只是加强防御。依据书中讲述, 戚继光对练兵和武艺重在战场上的实用, 排斥具有表演性而无实用性的虚假花套。《纪效新书》传到后世已被各个国家广泛刊用, 在朝鲜, 以此书为基础编写了《武艺图谱通志》;在日本, 除了平山行藏翻印的以外, 还改名为《武术早学》、《军法兵纪》和《兵法奥义书》等书在江户时代出版。

书中关于武学的讲述, 主要在《拳经·捷要篇》对当时中国拳派的见解以及拳法三十二势, 至今仍为重要的武学研究资料。书中对于拳法门派记载:“古今拳家, 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 又有六步拳、猴拳、囮拳, 各势各有所称, 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 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 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掌棍皆今之有名者。虽各有所取, 然传有上而无下, 有下而无上。”[5]此时期的武学精要已经发展到了强盛, 仅书中记载的拳经门派已然丰满林立, 各具特色, 各有优势。此书拳经中专门阐述拳术的实战技法和武学要领, 综合了民间拳法和战斗经验而统筹规划出的关于明代诸多优秀拳种的武学巨著。戚继光通过搜集了诸多家民间拳术, 总结优势最终编著了具有时代价值的32势拳法, 针对拳法的动作特点和技术要领全部绘成图谱, 加以简明扼要的对拳术要领进行提示, 运用在军事训练中, 便于士兵快速掌握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形象生动的图谱加注释的编写形式, 在我国武学发展史上产生较大功效, 便于后人掌握和整理武学史料, 这对于我国传统武学的继承和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5 民间武学—《五杂俎》

此书为明朝万历年间, 谢肇淛所著, 此书虽不是专门论述武学的书籍, 但是书中内容涉及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集中编写, 渗透其中有不少谈及到武术、武术界名人以及少林寺和尚等情况。在中国, 一般大多数少林寺拳法写成“少林拳”, 而此书则写成“少林寺拳法”。书中关于武术的部分有, “武艺十八般, 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扑, 无对者, 如小虎, 梁兴甫亦足以雄里閈矣, 但用之战场, 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 天下所无, 其僧游方者, 皆敌数十人。流贼乱时, 有建议以厚赏募之, 得精壮五百余人, 贼人听说了, 开始很害怕, 战斗中佯败, 但在夜间进行袭击, 把这五百人都歼灭了, 这就是用兵不得法。所以练兵必须先选将, 将才应具备高超的武艺, 方能统领天下奇兵。[6]此书内容记述的均是社会生活中的轶闻政史, 说明了民间武学流传甚广, 影响波及深远。

6 军事武学—《阵记》

本书著于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 著者何良臣, 字惟圣, 号际明, 浙江余姚人, 年轻时从军参加海战, 不就成为将军, 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创作此书, 此书后来被收入到《四库全书》, 此书共有四卷, 其中第二卷“技用篇”论述了射、弩、拳棍枪、筅、牌、刀剑、短兵、用技等, 记述了当时存在的各门派名称。关于学习武术, 《阵记》的“技用篇”记载道:“学艺先学拳, 次之学棍。拳棍法明, 则刀枪诸技特易易耳。所以, 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7]后世评价此书, 结合实际, 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 何良臣是明代兵家切实近理的人。

7 少林武学—《少林棍法阐宗》

著者程宗猷, 字冲斗, 安徽休宁人。少年时立志学武, 每当听说哪里有名师, 则不怕路远定要前去求教, 后到少林寺练武十余年, 拜洪转和尚为师学习棍法, 之后又拜学宗相和宗岳两师门下, 经过多年学习对武学有了一定的感悟, 他普遍征询各位师兄弟的意见, 纠正错误, 最终以图解的形式完成此书, 并被认为是传授少林寺棍法的著作。书中记述了小夜叉、大夜叉、阴手、破棍等棍法套路的棍谱和路线图等, 记述了棍法势五十五图、歌诀五十二首, 卷末有“问答篇”, 卷头有“纪略篇”、“总论”、“名棍源流”等, [8]还记载有传说的少林棍法创始人紧那罗王的像。后人读过此书进行评述, 少林不知枪法, 所以以棍当枪法去柔存刚, 缺少刚柔相济, 不至于用力气战胜别人, 此书所学柔性欠缺, 多为刚性。

后来程宗猷又著《长枪法选》, 内容是结合河南李克复的“梨花六合枪”;《单刀法选》, 被认为是日本刀法, 从浙江刘云峰那里学来的;《耕余剩技》著于明天启元年, 著书背景是明军在东北地区吃了败仗, 另有满族侵入朝鲜, 中国边境日益不稳, 创作此书寄希望于能够对保卫国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张廷玉, 等.《明史》卷91《兵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2252.

[2] (日) 松田隆智.中国武术史略[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3]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5.

[4]明·郑若曾.江南经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明·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8.

[6]明·何良臣.阵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史学研究理论 篇5

合肥育英学校 朵蕾

摘 要:通过对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论的深入学习,指出了其在中学历史学教学中应用的重要和必要性,并结合作者本身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在中学历史学教学中实践应用“教学做合一”理论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 中学历史；陶行知；“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学理论的精髓，强调了“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作为教师“我们要在做上教”，“拿做来教，乃是真教”；作为学生要“在做上学”，“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因为“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因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他强调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的主体地位，“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即重视“学法指导”——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倡导的是教育与生活的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让学生不仅通过书本学习，更要从生活实践中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因此，实践性是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论的基本特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可见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与现代素质教育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历史科学的操作实践性较强，近年来，我校在中学历史学教学改革中，以陶行知教学理论为指导，大力倡导和实施“教学做合一”，在提高学生学科素质，培养学生“做”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在做中教 ：改变传统授课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

所谓“做”，陶先生强调“注重实践”。历史是学科知识类课程，以前很少有相应的实践活动。而新课标突出的创新就是重视教学活动，重视鲜活的课程资源的利用，重视历史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历史学科同样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通过实践获得历史知识是学生获得新知的最好途径，因此，教师也要“做”。教师可以根据本校的情况灵活组织活动：如观看历史影片。当然不可能让学生都去买影牒回家看，看电影也需要一种氛围，因此最好租片全年级集中观看，这样才能引发学生讨论和思考。再如，让学生设计历史板报。老师要指导科代表做选题计划，并注意板报成果的积累。还可以举办故事会、演讲会，可以与班会、语文学科的活动联合起来搞；组织学唱历史歌曲可与音乐教师合作。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可以有不同规模，可以集体也可以分小组。还可以布置访问，访问要特别注意方法的引导。还可以根据乡土历史教材与课标教材一起配合使用，尽量以实践活动的方式进行学习。比如设计若干活动主题：拜访祖先、历史巡踪（如汤山猿人洞）、考察历史遗迹（如南京明城墙）、纪念馆(碑)（如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雨花台烈士陵园）,选看有关书籍（如各地乡志）等等。也可以让学生分段来介绍乡土历史。

特别是老师亲自做一些历史课教具，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品等。老师当堂绘制各种历史示意图，发挥图文结合优势，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等，都需要教师在“做”上教。教师的“做”是示范。教师既讲又做，学生的学就有了根据，做起来也就不会感到太困难。例如，老师讲到隋朝大运河时，随手绘制运河示意图,指出隋朝运河有哪三个点，分哪四段，连接了哪五大水系，老师边讲边画图，把历史知识化繁为简，变抽象为形象，更好地掌握知识。再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史实。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分散在教材的各章节，学生较难掌握、理解和记忆，采用图示法，可使学生把学过的零散的知识上升为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历史概念。

总之，老师示范，坚持“在做上教”，通过多样的历史活动,有利于为学生创设新的学习环境,开拓新的学习途径,帮助学生走出课本、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知识天地。在实践考察中,训练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考察能力，使陶行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教育落到了实处，深化了素质教育。

要做到“在做中教”，教师应该做到“四变五注重”，即：变过去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吸收；变教师讲，学生听为教师导，学生学；变教师写，学生抄为教师导、学生找；变教师问学生答为教师启，学生思，进而达到学生问，学生答。注重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注重教师启发评析，学生归纳掌握；注重调动学生内在的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创新能力；注重课内外结合，进行创新性自主学习。这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二、在做中学：改变被动接受方式，在实践中主动探究和学习知识

学生在“做”上学，学生的“做”是学做、是模仿。陶行知先生在《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说：“‘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

（一）行动；

（二）思想；

（三）新价值之产生。”“一面行，一面想，必然产生新价值。”实践，就是行动，就是做。但仅仅是实践还不够，还必须思考、分析，才能够“产生新价值”，得出科学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历史教学与学生的历史资料收集紧密结合起来,我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校园网络提供的学习资源，引发学生的好奇心，请学生到上述学习资源中心一起查找资料信息，并启发学生在检索、浏览、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课前，我一般根据新课的内容设计好切入点、疑点、难点作为启发点，让学生查找资料，并带着新问题回到课堂。上新课时把学生查找到的不同视角、不同背景、不同来源，但又与新课程内容密切相关、与学生起点水平、兴趣相关的资料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既激活了课堂，又能让老师从“海选”的资料信息中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有的放矢；既照顾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关注问题，又满足了学生的表现欲望，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锻炼，活跃了课堂气氛。例如在讲到明长城时，课前将“秦汉明疆土扩展与巩固情况如何？”，“如果你是一名导游员，你将带我们去长城的哪些景点参观？”，“假如你是北京人，你将带来京的客人到哪去游玩?”，“谈谈长城的保护现状”，“说说你所知道的世界上著名的建筑”等等五个学习问题分别交给学生，让学生自由组合分头查找相关资料，学生们就会利用课余的时间分小组去找资料，甚至有些小组的学生还把所找到资料制作成课件在课堂上向其他同学展示。有些观点大同小异，有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在课堂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辩论。学生们通过自我发现，既拓宽了视野，又锻炼了能力，学习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明显增强，自学能力、收集资料能力、综合分析能力都得到较大提高，更增添了学生学习的责任感和愉悦感，促使学习更加积极主动有效。因为我知道历史知识不一定能影响每位学生的一生，但“动手能力，创新意识”一定会让学生“受益终生”。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生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推理、判断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完成实践操作的能力。并学会如何撰写小论文。通过合作探究，还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体验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

课堂教学本身就是学生生命整体体验和发展的过程。据专家总结，学习活动中如果有多种感官参与，便提高大脑的兴奋性，促进建立暂时联系。因此，在教学中，老师应该想方设法开辟多种渠道，让学生把课本中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环境都能通过创设形象意境联想展现出来，寻找真切的历史体验，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如在讲授人教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一课时，我采用一些影视资料自编历史剧，让学生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让学生把巴黎和会的历史情节再次重演，从而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并根据历史情节提出“为什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会失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在国内会引起怎样的反响”等问题，让学生们展开讨论。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到了提高，更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再如讲到宋元文化中的印刷术时，让学生利用橡皮泥进行雕刻，并在课下带领学生去参观学校的文印室，让学生了解我国印刷术的演变过程，让学生把心得体会写下来。整个教学过程，让学生动手操作、亲自实验、亲身经历，不仅对课文中的知识学透，还把课堂延伸到课外，使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写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三、教学做合一：教与学互动，在实践中实现知识的传承

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教学理论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学做紧密结合，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实践习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陶行知有一个经典的教学论就是“小先生制”。小先生制方法的原理是“为教而学”，可以把它简称为“教中学”，即“教也是一种做。我们知道，传统教育是教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讲台为教师所独有，把学生当作被动的“容器”，当作“鸭儿填”，教师与学生处在相互对立而又不能互相取代的主客体关系上。陶行知对此做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在方法上提出了“教学做合一”。“以教人者教己”的主张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教人者不但能教人，也应教己，而学人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能教人、觉人，也即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育者。因此，对教师来说，“既当先生，也当学生”，对学生来说，“既当学生，也当先生”。受这一教育思想的启发，某些内容比较简单的就交给学生备课、做课件、乃至上课，收到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又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我给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做“小先生”，并且请学生评价。内容较复杂的我采取学生提问的方式，提出你想要知道或要解决的问题，先由学生做“小先生”，教师再补充，或纠正，最后总结归纳。这是我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一贯坚持的做法。陶行知说：“得到真理的人便负有传播真理的义务。”要“即知即传，自觉觉人”，不仅自己知道了，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觉悟了，还要去觉悟他人。因此，把讲台让给学生，不仅仅是让学生讲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让学生把在课外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历史学知识拿到课堂上介绍给同学们听，以达到传播历史科学知识，拓宽知识视野，激发学习历史学兴趣的目的。“小先生”在台上讲解时，教师以学生的身份在台下认真听、认真记，而后给予中肯的评点，及时表扬，纠正错误，补充缺失，把学生带到更高的境界。这样，学生“既当学生，也当先生”，教师“即当先生，也当学生”，学中有教，教中有学，互学互教，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把讲台让给学生，让学生当“小先生”，还一改过去教师一讲到底的传统做法，不仅在形式上给学生以新奇之感，而且把过去教师一人的讲台变成了众多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陶行知语）“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陶行知《我们的信条》）今后，我们还将与学生一起“共生活、共甘苦”，继续创造，创造出更加美好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历史课程标准解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落实首都教育大会精神? 促进历史教学实践创新》，来源: 北京教育科研网2006-3-11

传媒时代的史学传播研究 篇6

关键词：史学；史学受众；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2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95-03

一、传媒时代的史学生存环境

（一）史学的通俗化与媚俗化

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影响，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类学科都在进行商品化改造，但受到的抵制十分强烈。纵观学界的几次论战，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从史学能不能通俗化到该不该通俗化再到该怎样通俗化，可以看得出来史学通俗化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史学的商品化不能等同于史学的通俗化，也不能等同于史学传播的大众化。通俗化是指将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以典籍为主）用白话文的形式向非专业读者进行传播，并在表述方面做出了易于当代人理解的改进；商品化是将历史运动过程中具有大众喜闻乐见性质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阶段进行改编，使其更加符合当代大众的观赏口味并广泛传播。通俗化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常识，商业化的目的在于获利，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带有娱乐化甚至媚俗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无可厚非，更何况谁也不能要求艺术作品完全符合史实。但它不应该为了取悦大众而进行低俗的臆造，甚至冒充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反对的其实并不是史学的通俗化，而是媚俗化。

（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

一门学科的存在，必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不与其他学科交叉而独立存在。新兴的人文社科类学科不断从史学中汲取养分，并动摇史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史学的专业研究却越来越精越来越细。“我们的史学著作大多是板着面孔，立论空洞干瘪、行文洁屈瞥牙、一副教师爷的姿态。文章引文过多过滥，很多人似乎以为引文越多越渊博，满篇引号、注释号，本来用自己的话也能说，非要引上一段，行文破碎、几乎无法通读。文不文，白不白，看或许还能明白，知道句中引了古人、别人的一句或几个字，听则不知所云。这样的史学怎么会有读者，会有市场？结果先是同行间你写我看、我写你看，后来就成了你写你看、我写我看，根本不去想史学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1}这段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学界的弊病。广泛地吸收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益之处，跳出史学界自娱自乐的小圈子进行研究，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史学功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史学传播的基础上，没有史学的传播，史学的任何功用都无从谈起。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传播学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其中最有启发的两个概念是受众和媒介。从受众角度看，是什么影响了受众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从媒介角度看，什么样的内容、表达方式和环境有助于吸引受众、保持受众的注意力。{2}研究受众的社会结构和传媒结构，对史学的大众化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传媒时代的史学受众定位

（一）传统的史学传播者与受众定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正统史学的传播者是史官，受众是政府官员和预备官员、士阶层。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市民来说，历史最多就是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演义”。这一时期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明确的。民国时期，传播者与受众的脱节现象初露端倪。史学家们察觉到了传统史学的不足之处，并进行了改造。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历史应当为谁而作”的问题，积极倡导“新史学”，顾颉刚、吕思勉等人进行了历史普及类读物的创作，吕思勉在《先秦史》、《秦汉史》中增加了大量的社会史内容，一改以往正史只关注政治史、军事史之风。现代史学的困境其本质是传统传者与现代受众的割裂。

（二）史学语境下的受众分析

受众的概念来源于传播学，但是史学语境下的受众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略有不同。大众传播学中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等传媒进行传播的，受众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与传播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其受传行为通常是个人行为，因此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轻松性。史学的受众有学术和通俗两大类：学术受众一般都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史学教育，受众与传播者间联系紧密；通俗受众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更为相似。因此在借鑒大众传播学中受众概念的时候，必须要重新审视其史学语境下的特殊性。

1.受众分类。受众的传受过程是视听传播信息的认识过程。在此过程中，总是有意识参与其中，表现于受传目的的确立、对受传对象的选择、对受传内容的反馈等方面。受众构成与受众心理都是复杂的：根据受传的自觉程度，可以将受众划分为有意受众与无意受众。有意受众是指自觉或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受传需要与传媒联系起来，有意识地参与传播过程的受众。有意受众在行动上表现为有意识、有目的地完成受传所需要的条件，在心理上表现为对受传内容的喜爱甚至是依赖，有受传的习惯。无意受众是指虽然有受传行为，但参与传播的自觉性较差、无意识进行传播过程的受众。无意受众在行动上表现为缺乏主动性、稳定性、目的性，在心理上表现为对受传内容不感兴趣，没有受传习惯。根据受传的主导动机不同，可以将受众分为主智受众和主情受众。主智受众是以满足认识上的需要为主导动机的受众，他们受传是为了获取知识，了解规律，进而以此作为行动的参考；主情受众是以满足情感上的需要为主导动机的受众，他们受传是为了消遣，很少会对受传内容进行严肃的理性思考。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将史学在大众层面的受众进行分类。第一种，有意受众中的主智受众，包括史学工作者和一小部分史学爱好者。史学工作者是指以史料、历史阶段、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群体，一般包括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历史系学生、教师、考古工作者等。史学工作者是传者与受众的结合，是最稳定的受众。第二种，有意受众中的主情受众。它包括大部分的史学爱好者。史学爱好者是指对历史学具有一定兴趣，并主动关注与史学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的群体，在教育系统中包括初高中学生等，在社会中包括所有对史学有兴趣的群体。史学爱好者是史学的有意受众，自觉性、稳定性较高。他们虽不具有专业的史学知识和史学素养，但却是最可能转化为史学工作者的群体。第三种，无意受众中的主情受众，可用“一般群众”代称。{3}“一般群众”泛指所有对史学不进行关注的群体。他们有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有的审美水平较低，关注点不在历史规律、历史事实，而在臆造出的帝王将相私生活上；有的由于知识结构构成偏差，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没有求知欲或是望而却步。总数而言，“一般群众”的人数要远大于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的人数。

2.受众的需要与期待。关于需要的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马斯洛认为，基本需要由低到高排列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感的需要-交往（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除此之外，马斯洛还提出了第二类需要层次：同样与生俱来的认知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认知的需要是指人对于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它表现为喜爱分析，把事物还原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喜欢做实验并看到实验结果，还愿意对问题做出解释。审美的需要是对诸如秩序、完美、对称、趋合等一类东西的需要。这在每一种文化中，即使在原始人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人类审美需要的证据。史学的借鉴功能能够帮助人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进而获得社会地位，满足“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在追寻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的过程中可以满足人“认识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史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可以满足人“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但是这一切都基于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状态，很难想象一个从未吃饱过的人会对史学有什么兴趣。可见，不同类型的受众对史学功能的需要层次明显不同。有意受众中的主智受众的需要集中在“认识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上，对于历史的运动过程和历史哲学最为在意，对历史本身的态度最为严肃，是需要层次最高的一批受众。他们会为了寻求历史真相而不辞辛苦，也会为了坚持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忍受物质上的贫乏。有意受众和无意受众中的主情受众的需要都集中体现在“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上，需求层次略低。稍有不同的是，有意受众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是有目的性的，他们会主动购买历史类书籍、主动收看历史类节目，并表现出对史学的喜爱；无意受众是为了参与到群体话题中而不得不看，或者是纯粹为消磨时间，对史学本身是不感兴趣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主智受众的审美需要与主情受众的审美需要有本质的不同。主智受众追求的是一种延迟性审美，他们的审美对象是严肃的，需要他们进行思考，往往能从审美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慰藉。主情受众追求的是即时性审美，即使审美对象带有一定程度的严肃性，他们也通常不会进行理性思考，而是刻意忽略严肃性和逻辑性，从轻松的、娱乐的部分获得瞬间的情感宣泄。严格意义上来说，主情受众的审美是反智的，只要有趣即可，故事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逻辑，都无关紧要。所以“很明显，有助于那些非历史学家精神生活的历史，必须具有专业性著作所不需要有的特点，反过来说，它也不需要具有人们在学术性专著中所要寻找的某些东西”。

三、传媒时代的史学传播媒介

史学传播的媒介与大众传播媒介相同，包括文本传播、视听传播和网络传播。二者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重点在报纸、网络等传播和更新速度都较快的媒介上，而史学的传播媒介仍然集中在书籍、期刊等传播速度和更新周期都较慢的媒介上。

（一）文本模式

文本模式包括专业性文本和普及性文本。书籍作为媒介是有天然门槛的，其中尤以专业书籍为甚。专业性文本以史学工作者为主要受众，包括文献、专著和学术期刊。传世文献多用文言文写成，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更是晦涩难懂，专著和论文中大量的引用和专业术语。专业性文本出版量少，销量窄，多用于学术界内部交流，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略显遥远。普及性文本以史学爱好者为主要受众，以有条件接触到普及性文本的一小部分一般群众为次要受众，包括各种历史类通俗读物、报纸、杂志。普及性文本语言或平实易懂，或风趣诙谐，讲帝王将相的勾心斗角的故事以迎合大众口味，较少触及历史规律和历史哲学层面的东西。近年来大批普及性文本出版发行，质量良莠不齐，很多书中存在着基本史实错误的硬伤，这也是通俗读物屡遭学界诟病的原因之一。早在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就在其史学专著《史通·杂述》中将除正史之外的诸多史体分为十类，并逐一辨析其价值。其中对“琐言”一条有“谐噱之书，略供史料，止助谈资”{4}的评价，“琐言”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野史”。古代正统史学家瞧不上“琐言”，正如现代史学工作者瞧不上通俗史学读物，痛批史学失“义”、媚俗。{5}但是，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从古至今，不读书的人总是要比读书人多的。因此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书写的再好，也影响不到不看书的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脍炙人口，可谓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的通俗史学读物。可能读到《万历十五年》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喜好读书的，在遍览群书的过程中偶然读到；另一种是喜好史学的，经由先学推荐而读到。对于普通大众，即使《万历十五年》写得再通俗易懂，他们也不会去读。因此，提倡通俗史学的学者们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对受众进行明确定位。

（二）视听模式

大众传媒时代，门槛颇高的书籍必然不会是大众中的主流传播媒介。电影（包括故事片和纪录片）、电视剧和历史知识普及类栏目（讲座）是绝大多数史学爱好者的入门读物，也是绝大多数无意受众打发时间的消遣物，其中尤以电视剧为甚。与书籍相比，纪录片更具有直观性；与故事片相比，纪录片更适合讲严谨的内容。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纪录片在国内数量不算太多，近两年央视播出的《大秦岭》、《问道武当》之类的纪录片收视率并不是特别高，内容也集中在地方旅游资源上，但毕竟是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算是开了个好头。相较之下，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历史科普类讲座可谓红极一时，但其内容和细节的不少纰漏也遭到史学家们的诟病。平心而论，《百家讲坛》对史学传播的好處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生出了对历史的兴趣，进而去读通俗化后的书籍，如看完《易中天品三国》之后去看《白话三国志》，个别史学爱好者甚至会去读文言文的《三国志》。可见，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史学传播重点应该从文本媒介转移到更便利、更易被受众接受的视听媒介上来。只要传播正确的内容，何必纠缠于所使用的媒介呢？

拍摄历史正剧向来被影视界公认的吃力不讨好，剧情、台词尚在其次，服装、场景、道具如果要进行考据还原，势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如果不进行严格的考据却称“正剧”，必然会被有功底的人看出纰漏。而这些细节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是最无关紧要的。服装、造型、道具都在业内颇有口碑的《贞观之治》，被美国国家电视台当作还原中国唐初的纪录片。这样的历史正剧当年甚至没能在CCTV播出，收视率只有惨淡的3%，过后更是无人问津。{6}而同是讲述贞观时期的《贞观长歌》却因为有演员和臆造的爱情故事而热播。{7}有这样的前车之鉴，编剧和导演更倾向于创作好卖的作品，来吸引投资人的目光。

本文无意去批判各种“戏说”，因为历史正剧的式微并不是因为这些“戏说”的存在才衰落的，也不是靠史学工作者们大声疾呼就能改变的，前期投资的庞大和受众范围的狭窄的矛盾才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一现状，既有赖于国民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国民审美水平和求知水平的提高。

（三）网络模式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它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更为突出。纸质书变成电子书，影院和电视机变成电脑屏幕，几乎所有传统媒介的受众都被网络吸纳。网络媒介的传播速度之快，传者与受众的交互程度之深，是任何传统媒介都做不到的。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越来越明显地在改变原有的传媒格局。话语权的消解带来的传者与受众界限的模糊，过去史学传播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现在有很多史学爱好者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传播。传者本身知识水平的欠缺会导致的大量讹误，没有史学专业知识的受众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无法或无意辨别真伪，直接进行二次传播，造成以讹传讹。更有甚者，受众强烈的逆反心理会对传统权威性说法抱有极大的怀疑，转而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眼里错漏百出的说法。

新的时代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史学家们不止要研究史学，还必须广泛涉猎其他学科，从中吸取营养——正如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对史学做的那样。要想充分发挥史学在现代社会的功用，就要让人多的人了解史学，对史学产生兴趣。了解受众，准确定位受众，才能将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才能谈到史学功用的发挥。

注 释：

{1}{3}{4}{6}尽管《贞观之治》中对太子李承乾的形象塑造值得商榷，且太子宠爱的伶人称心也由男变女，却不能否认这部剧在大方向和细节方面的用功之处。

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述略 篇7

国外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大致有三条研究路径。一是艺术史的路径, 英国D·Watkin的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80年) [1]一书阐述了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兴起之时, 其基础理论前提来自于艺术理论, 其研究方法与艺术风格史方法基本相同。由于艺术史学的发展与美学同步, 因而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很早受到哲学 (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 思维的深刻影响, 建筑史的艺术、哲学研究向度成为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的话语中提出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问题逻辑, 英国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2] (2002 年) 一书选辑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相关专题论文, 藉此系统论述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 包括史学性质、建筑性质、建筑史性质以及建筑史编史理论、建筑史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建筑史研究方法等等。在这方面, 希腊建筑理论学者帕纳约蒂斯·图尼基沃蒂斯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3]表现得尤为明显。三是在建筑理论层面确立建筑观与历史观的关系, 从而形成建筑史学基础理论, 如英国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4] (2005 年) 系统思考了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现代建筑史学家大多从建筑理论层面构建了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 诸如布鲁诺·赛维的《建筑空间论》、吉迪恩的《空间·时间·建筑》等。在这方面, 尤以舒尔茨的系列研究最为典型。

2 国外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综述

1980 年英国学者D. Watkin的《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建筑史学史的发展情况[5], 从中可以看到, 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有一个历史演变的问题。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兴起之时, 其基础理论前提来自于艺术理论, 其研究方法与艺术风格史方法基本相同。《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一书对这类研究路径给予总结并批判道:

那些艺术史家们的兴趣是在形式、空间与体量的视觉感觉上, 他们的基础, 是从一种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出发的, 他们证实了一组有关建筑的社会的、伦理的和文化的解释。……他们的谱系学倾向于缺少功能的和结构的元素, 而这两个方面无疑正是现代建筑的基础。……自由平面、底层架空, 以及形式、功能、材料和结构技术之间那些最为重要的关系, 在他们的文本中普遍都是十分缺乏的, 或者是从某种审美的观点上加以处理的。[6]

这里深刻揭示了艺术史与建筑史在西方建筑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深刻学术差异。建筑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条件直接联系在一起, 为人类生存确定实际的空间场所;而艺术没有被要求严格按照功能或结构的方式来确定建筑空间问题[7]。

在现当代西方建筑史学发展过程中, 借助于西方文明中丰富卓越的文化理论 (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人类学、艺术理论、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等) 和博大精深的建筑理论成果开展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诸如上述英国学者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英国学者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等等。不过, 总体来看正如《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的作者所说:“建筑史学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撰写出来”, 指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建筑史学的历史亦即建筑史学史, 尚没有系统的成果。因为, 建筑史学的历史不仅是研究者与论著的汇编罗列, 而是建筑历史的研究过程所包含的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及演变。相应, 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也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建筑史观问题。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在其《建筑通史》一书第一章《建筑历史观》写道:“建筑历史不能只看作是一系列短暂的高潮时期, 那时‘风格’正处于最完美的形式。建筑历史是一系列转变。……旧历史书得以揭示诸风格表面上的循序渐进, 不仅是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强加于各个时期, 而且是用了摘其所要的方法, 并且有时简直是用隐瞒证据的方法。”“没有现代国家能声称其建筑历史完全是限于本身的。美国的建筑史从它本身是不能理解的, 它必须像研究美国一样地研究欧洲。英国建筑中有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东西。甚至意大利也不能声称它的建筑史全是自己的东西。”[8]这样的建筑史观不仅否定了建筑历史的单一艺术风格史, 否定了建筑历史发展在时间层面循序渐进的连续性与单一规律性, 而且强调了建筑历史发展在地域层面交流的错综复杂性, 强化了建筑历史发展长河中各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弗莱彻建筑史》一书所表现出的建筑史观问题也颇具代表性。该书第4 版至第16 版中把欧洲历史建筑风格成为“历史风格”, 而把东方历史建筑风格成为“非历史风格”, 并用“建筑之树”的图画来表现这种建筑史观。弗莱彻在该书第4 版《前言》还对东方建筑风格具体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东方艺术所呈现的特征, 在欧洲人看来常常是不习惯、不愉快, 甚至是很奇怪的面对着这么多对我们来说近乎怪诞的形式时, 我们应该理解到东西方的差异在东方建筑中由于宗教信仰与社会习惯而被强调了。”这些构成了通常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建筑史观。不过, 该书在第19版以后, 不仅增加并重写了东方国家地区的建筑内容, 而且删除了有关欧洲中心论的图片, 这类建筑史观很大程度在该书中得到纠正。

在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的研究方法上, 德国学者克鲁夫特的《西方建筑理论史》和英国学者卡彭的《建筑理论》颇具代表性, 它们分别体现了建筑理论史研究的不同方法。前者是建筑理论的历史方法, 即“由对相关文献的收集和研究, 对与这些文献之撰写的上下文有关的种种陈述, 以及能够对由这些陈述所构成的相对价值的产生而构成的。”后者是建筑理论的哲学方法, 即“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论证, 在一个特别的结构下来研究与探讨事物, 并建立起一套分层次的概念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 使主题可以被理解。”[9]《弗莱彻建筑史》一书最初即是以建筑风格史的综合比较方法而确立基本编史研究路径, 其早期原名即为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这种建筑史学研究方法曾经在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思潮中产生了巨大的学术与建筑教育影响力, 罗小未先生总结过:“自从18 世纪末……人们不再满足于‘已经系统化了的’古典主义, 而是热衷于寻根问底地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以地方风格细节为荣的各种复古主义与折中主义。《弗莱彻建筑史》……俨然是一本建筑风格的百科全书, 富于想象力的可以从中汲取灵感, 缺乏想象力的可以照抄不误, 以至风靡建筑界, 人手一册。这种热烈程度指导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随着现代建筑思潮逐渐取代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才逐渐降温。”[10]上引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建筑历史观》一文说:“在研究建筑历史中, 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站在此时此地, 并且回头看过去。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着眼点, 我们将以此作为我们研究计划的出发点。从我们的着眼点出发, 全部历史来到我们面前, 而从其它的着眼点看来, 建筑可能完全不同。”[11]这里明确强调了建筑史学研究主体的重要作用, 主体自身的思想前提能够得到明确的反思, 直接决定了建筑史学研究方法能否得到自觉的恰当的运用问题。该文对此的论述并未展开, 但很明显, 其中渗透了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诸多思维路径。该文还强调建筑史学虽然具有高度综合性, 但自身独有的特性及其解释方式并不能受其他学科所左右:“考古学与古代建筑史并不是一码事。由于混同两者, 曾造成一些错误。考古学提供资料, 但是依据建筑学, 并非总能提供正确的解释。”[12]。

西方建筑史学的发展, 具有丰厚的哲学、艺术、史学理论等思想资源, 因而从元理论层面展开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 也成为近年来西方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英国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02 年) 一书选辑相关专题论文并在各部分加入自己的研究, 系统论述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 包括史学性质、建筑性质、建筑史性质以及建筑史编史理论、建筑史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建筑史研究方法示例等等。尤其是积极主动汲取了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 对后现代史学的主体性质问题给予了讨论。这是西方建筑史学对后现代历史哲学诸如海登·怀特、塞尔托等学者的理论成果的直接回应——这些学者的核心理论命题得到建筑史学层面的批判吸收。但是, 这类批判吸收尚未明确反映到的建筑史学编撰实践中, 相关研究拭目以待 (国内的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研究, 需要对此给予有效的积极回应;同时, 对我们自身的史学传统也需要给予系统深刻的转化吸收) 。在该书序文的最后部分, 作者直接点明了自己的观点, 力求从实证主义中解放出来, 形成多元化的并具有批判反思性的建筑史学观。这一点, 对中国建筑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也是我们自觉反思和展开世界对话的有效出发点之一。英国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05 年) 则系统思考了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该书专辟一章讨论建筑历史的性质、建筑历史的编史理论、西方建筑史学史及其发展概况、理论与建筑史学、建筑历史话语, 以及建筑物、建筑师与建筑史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将这些内容归结为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建筑历史是什么、这个学科怎样发展、它如何被应用以及我们能怎样理解它”[13]。在“建筑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 作者十分重视历史理论对建筑历史性质的根本影响性, 而建筑学科本身对建筑历史性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提供资料论据的特殊性质及其相应评价的专业技能:

建筑历史和其他历史一样, 因为它理解并探寻关于过去的各类解释。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可获得证据的性质以及评价这些证据的先进技艺。任何历史研究在其初始阶段都要收集事实。为了理解这些事实, 它们必须被筛选、排序、评估、解释并置于语境中。……

历史致力于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理解过去, 既包括过去的消极意义也包括过去的积极意义。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 历史呈现我们眼前的现在, 它本身就是这一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并让我们以此理解过去。历史不是一副可拼装可拆解的拼图。我们不断地用新问题唤醒同一个主题, 历史解释总是为再解释敞开大门……研究过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怎样来到今天, 并使我们洞察建成环境的创作及使用。

历史学家要想理解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 就得使用证据。建筑历史中, 这类证据以建筑物自身或它们遗迹的实物形式出现, 也以诸如平面图、绘画、叙述、日志或账单之类的文献形式出现。我们关于任一历史时期建筑历史情境的把握[14], 源自于大量的资料信息, 诸如绘画作品、文学作品、契约、建筑物和其他幸存下来的人工制品。……它们是历史事实, 但仅仅是事实本身, 即使像金字塔这样的宏制事实, 也仅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些证据只有得到评价、置于语境中并得到阐释, 它们才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不同的历史学家对相同的事实可能给出不同的评价, 新证据的发展也可能修正或改变现有理论和解释。[15]

总体而言, 在西方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层面, 《弗莱彻建筑史》以及其他几部通史论著, 大多涉及建筑史学的对象理论问题, 而上述《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等少数论著则反映了西方建筑史学关于基础理论的重视,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将会对建筑史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以及对建筑史观、建筑观、建筑评论等方面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所分析的九位现代建筑史学家理论成就;舒尔茨对于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思考;科洪《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一书对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观点及其应用性反思;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等论著对各类建筑理论 (重点是现代建筑理论) 及其背后历史观的剖析等等, 既鲜明体现出西方建筑史学对于各类历史理论的反思与积极回应, 更表现出不同建筑理论所具有的学术批判力。

以科洪《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的序言《现代建筑与历史性》为例, 它通过梳理一般历史主要脉络来把握建筑理论的发展, 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又能够将此语境下的建筑理论与文化思想的关系给予准确的把握与论析, 从而揭示了建筑物以及建筑学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思想的反思力度与历史观的前提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非常明确地表明:建筑理论的历史语境也需要从其自身 (历史观) 的反思开始, 才能有效提供各类对象理论 (诸如建筑类型学、建筑符号学等等) 的对话基础。正因为如此, 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层面始终与文化前沿理论、时代建筑话语保持着平等同步的对话与交流, 从而在传统的批判继承与时代意义的批判反思之间形成稳定平衡与自由创新的学术活力。

关于建筑史学的意义问题, 西方建筑史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上引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在其《建筑通史》一书第一章《建筑历史观》谈及建筑史的研究意义:“我们关心建筑历史, 部分由于其本身的缘故;但主要的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作为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建筑的手段;作为一个正确判断和评价的基础;并且从而有助于设计。”[16]西方建筑史研究包含有将建筑理论、建筑历史与当代观念给予综合考察的学术传统, 诸如吉迪翁《空间、时间、建筑》在第一章即有“历史学家与当代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专题, 他在书中开篇就说:“历史学家, 特别是建筑史学家, 必须与当代的各种观念保持密切接触。”“他必须把自己这一时代的精神了解得融会贯通, 才能把先代不曾注意到的以往的各时代看得透彻。”[17]吉迪恩的论述结合建筑学与建筑史学, 对历史意义给予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里面涉及历史解释学与史学理论以及建筑理论的问题, 值得深入系统展开理解, 发掘其中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判断。赛维《建筑空间论》末章以“为争取有现代意义的建筑历史研究而努力”为题, 更是鲜明地指出:

如果说现代建筑有必要帮助建筑史拥有它的创造精神, 那么经过革新的建筑历史, 就更有必要对形成一个更高度的文明作出贡献。只要建筑历史还是突破不了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框框, 那就不但过去的建筑不能指望获得当前现实对之抱真诚的历史态度, 也就不能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和生动的感情[18]。

3. 舒尔茨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浅析

舒尔茨对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提供了独有的重要贡献。海德格尔对建筑本质的哲学反思, 深刻影响到建筑意义的理解方式。舒尔茨受海德格尔现象学及存在哲学的影响, 并结合符号学、解释学理论, 对建筑的意义问题, 建筑史的性质及其历史的性质问题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并在其西方建筑历史研究实践中得到落实——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西方建筑的意义》。在书中, 他对建筑史性质给出了这样的认识:

建筑的历史描绘了建筑符号体系发展和使用的过程。这样, 它形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 而文化史, 一般来说可以定义为有意义的或象征的形式的历史。这样, 建筑史又成为了存在之可能性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的历史。

存在两条平行的历史线索:关于房屋和使用的实物史, 以及关于可能存在的符号体系的观念史。前者体现了一个多变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视具体情况的不同, 可以选择“朴素的”或“精致的”解决办法;后者则阐明了知识和能力的一般性增长。只有在把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 单个的作品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一般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人类变得更幸福, 它无疑是意味着人类选择能力的扩大。所以, 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19]

这样的建筑史观包含有深层的历史理论与建筑理论内涵。

首先, 确定了建筑史学的基本性质:“建筑的历史描绘了建筑符号体系发展和使用的过程。”“建筑史又成为了存在之可能性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的历史。”其次, 明确了建筑史与文化史的关系:“它形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 而文化史, 一般来说可以定义为有意义的或象征的形式的历史。”第三, 建筑史学存在两条平行的历史脉络:一是关于房屋及其使用的实物史, 二是关于存在之可能性并以符号体系表现出来的观念史。这一洞见非常重要!建筑的物质实体性及其功能实用性一直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而建筑的环境和空间表达的符号性及其意义问题, 更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学的核心领域。在舒尔茨看来, 前者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变动不居且朴素或精致的解决具体问题过程, 而后者是知识与能力的增长过程。在后一过程中, 作为“存在之可能性的历史”, 其实就是舒尔茨建筑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存在空间”概念在历史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表现。

同样, 作为“存在之可能性的历史”这样的建筑史观及历史脉络之下, 也涵蕴着特定的历史理论, 他这样说:“只有在把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 单个的作品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一般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人类变得更幸福, 它无疑是意味着人类选择能力的扩大。所以, 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

基于如此的建筑理论和历史理论, 就形成了相应的建筑史基础研究方法:

其基础是一种将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 其核心在于所讨论的作品或作品群的空间属性, 其目的是要进行一种针对不同环境层次的结构分析, 指出其中场所、路径和领域的模式, 以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分析还必须包含对于形式表达性及其对于普遍特征的重要性的考察。这一考察旨在用某一组特定存在意义的具体化来解释建筑形式, 进而从文化、社会和物质的角度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 最后联系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对建筑进行评价。

基于上述方法的建筑史研究, 旨在对基本的符号体系提出一种精确的定义和理解, 并描述这些元素是如何互相关联, 形成一种高度抽象的建筑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包括一系列相关的母题 (motifs) , 还包含了空间组织的典型方式。[20]

舒尔茨提出的建筑史学研究基本方法, 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认同建筑历史特征把握方式及其解释活动的多元性;二是在体验历史环境或历史空间的存在可能性过程中, 突显研究主体自身的基础作用, 由此形成对他人理解活动的同情与尊重[21]。

舒尔茨对于西方建筑史学提出两类符号学研究方法, 颇具启发意义:一类是描述性符号系统, 一类是非描述性符号系统。两类的区分, 其实特指建筑史学研究中对于科学、哲学思想资源与艺术、宗教资源如何理解与使用的问题——这与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类似。这样的建筑史学方法论辨析, 对于强调研究主体自身的空间体验及其所处场所环境、对于作为把握“存在之可能性历史”的基础方法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技术环节或研究媒质;也是从真实把握自我与环境关系开始, 逐步走向他人、走向社会- 知识世界的必经之路[22]

有了以上这些建筑史学的确定前提和有效的研究路径, 建筑史学的研究目标就十分清晰明了:

……建筑的历史讲述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条件下找到“空间的立足点”, 这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培养对环境特征的敏感, 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3]

舒尔茨西方建筑史学研究的开创性成就, 主要在于建筑史学的历史解释理论层面, 而建筑史学的历史事实确定方法并不是其工作重点。它们深刻影响了西方建筑理论以及城市规划理论, 甚至影响到景观理论。

4. 《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述略

希腊学者帕纳约蒂斯·图尼基沃蒂斯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24]一书, 是以西方建筑史学家包括建筑理论家完成的现代建筑史学研究文本 (论著) 为研究对象, 从历史编纂与建筑理论角度给予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也给予了系统阐述。该书主要是针对有关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学理论问题展开的, 而且集中针对建筑史学家的重要历史文本本身展开分析, 这对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很有启发意义。

该书着力于探究现代建筑史学的编史理论, 对这一领域的诸多基础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诸如建筑史学的语言本质;历史文本及话语、目的、前提、解释;建筑史学之于建筑、之于历史, 建筑师之于历史、建筑的关系, 等等。这些分析涵盖了西方建筑史学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我们及时地提供了西方建筑史学的研究动态信息以及当代学术视域,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现代建筑经典史学文本的选择、比较与分析, 作者提出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恰恰是……探索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确定与阐述贡献何在, 更重要的是, 要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之中, 识别与确定其在意义上的转换。”[25]也就是说, 要明确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要明确指向传统的建筑历史与指向未来的建筑创作实践究竟能够发生什么样的联系。

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意义何在?如何获得这种意义关联?作者的思考是这样的:“探索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确定与阐述贡献何在, 更重要的是, 要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之中, 识别与确定其在意义上的转换。……寻求那些不是通过形式的和建造方法与模式的不同而发生的意义转换, 而是通过建筑所赖以为基础的话语性变化, 或是通过基于对表面形式与材料的把握的零散的实践性活动而产生的意义转变。”[26]作者还指出朝这一方向已经作出努力的研究先驱, 如巴纳姆 (Banham) 、科林斯 (Collins) 和塔夫里 (Tafuri) 等。[27]

对于建筑史学语言性质问题, 该书不同于一般从符号类型上划分为图式语言、图像语言、文献语言等方面的理解方式, 而是提出建筑史学的“历史话语” (吸收了福柯的话语理论) , 以此区分“建筑学的话语”, 这很好地解决了建筑史学与建筑学的差异问题。所谓“历史话语”, 作者说:“历史的话语 (historic discourse) 是从一个清晰定义的立场上被加以阐释的, 这一立场被包裹在某种学者式的风格之下, 并伴随有小心翼翼的资料引证, 从而确保其在历史学 (history) 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这是某种在一个更加广为被人接受的学科概念领域内对真实事件加以叙述的话语。”[28]这里面包括:建筑史学的历史资料运用, 必须具有严格性, 保证其具有史学学科方法所要的资料使用的权威性;历史话语是带有强烈学术研究的特性, 而非一般建筑评论或设计的权宜之计;因而它要求事件的真实性并给予相应的系统叙述。

作者所确定关于现代建筑历史的历史文本, 具有历史话语结构, 对此作者提出了三个方向进行研究:

一、历史的方向:以建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为基础的历史概念。

二、社会的方向:建筑形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在一起被表达的建筑与社会之变化的路径特征, 这是一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所能承诺之事物的事情。

三、建筑学的方向:关于建筑之本质所赖以立足的那些方法——无论它是否能够被投射到未来——被整合进了文本之中。在某种程度上, 另外两个方向多多少少都取决于这一方向。[29]

对于建筑历史事实的态度, 作者在该书《导言》结语中说:“对史实的确认也决定了我们是如何看待过去的。我们也应该与过去言归于好, 这是因为, 我们应该对过去变得更为熟悉, 并且要将其更为清晰地摆放在我们当前的建筑创作之中。这样一种路径, 其内在的本质是对当代建筑的兴趣所在”[30]。

该书第八章《现代建筑学与建筑历史的书写》是对全书的总结归纳, 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建筑史学观点:

历史和理论变成了某种单一的实体, 其中包括有: (1) 关于建筑本质的一种立场; (2) 一种历史概念 (哲学) , 透过这一概念 (或哲学) 而得到的有关一整个建筑历史的观点; (3) 一种范例性元素网格, 这些元素也同样编织出了一种历史解释的结构, 和一种有关即将到来之建筑所赖以产生的规则;以及 (4) 一种社会进程。这4 个方面的维度将会创造一种文本化的建筑计划, 这一计划的作用是成为建筑师们的一种理论指南。[31]

这里所概括的四个方面, 其实是该书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其中第一点即建筑本质的理解问题和第二点即历史本质的理解问题, 其实就是建筑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而第三点所谓“范例性元素网格”, 其实是由前两点具体化为建筑史学判断的标准、维度或要素, 它们构成思想意识价值语汇和建筑形态语汇, 据此可以判定不同建筑史学家展开建筑历史编史工作的特征。这些特征分为历史解释结构 (建筑A或网格A) 和建筑形态构成规则 (建筑B或网格B) 两大类。这两大类要素形成不同的网格图层, 对之叠合分析, 就能完成建筑史学文本的基本理解。第四点则是考察建筑史学文本“历史话语”面对时代意义问题的态度与策略, 正如前述内容所见, 这一直是西方建筑史学所直面的研究内容。综上所述, 这四个维度其实包含历史理论与建筑理论如何形成建筑史学自身基础理论的维度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4 个方面的维度将会创造一种文本化的建筑计划, 这一计划的作用是成为建筑师们的一种理论指南”。

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现代建筑运动研究必须具有历史视域或历史思维[32], 而且现代建筑的意义确立, 同样也需要历史的研究, 这是建筑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人们不可能将现代建筑与对于历史变化的一种认知区别开来, 或是将其与它所赖以作为基础的历史性区别开来, 从而为现代建筑和新建筑的存在确立起某种意义。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 属于那些对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存在, 以及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最早加以阐释的人物之列——同样的历史存在,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支配或影响了当代建筑的所有趋势。[33]

5. 结语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逻辑关系 篇8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有一个表述事物辩证发展的经典公式:三段式。“简单地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或扬弃,得到的是肯定的结果,因而合题又成为新的‘三段式’的开端。如此循环往复,事物遂得以发展。”黑格尔的“三段式”被认为是对客观事物和人类认识发展辩证规律的“天才猜想”,杨天宏教授将这种理论运用到对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的研究上。而伯克在本书中对历史学与理论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也与事物呈“正-反-合”的变化轨迹大致吻合。

一、“聋子之间的对话”: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关系之“正题”

历史学家与社会理论的最初关系是对立的,即正题。正题是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它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因素。伯克在本书一开始就言明,历史学家一方面因“理论的贫困”而大声抱怨,比如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汤普森;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学家缺乏明确严格的运用概念和理论的精神。相对而言,由马克思史学家率先运用的概念,像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发明”等,在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伯克在文中以“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邻居”来比喻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系,从学术上来说,历史学与社会学都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但是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却都在不断的挑对方的缺点。历史学家“仍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这种争吵出现在18世纪以后,因为在此时间段以前,社会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此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是那么和谐了,历史学家不仅对社会理论敬而远之,而且也放弃了社会史。

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历史学与社会学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之间的对话,伯克借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来形容之,便是“聋子之间的对话”。但是,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关系发展处于对立面得时候,也存在着否定因素,比如马克思·韦伯,他既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在史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大师。他虽然很少将自己看成是社会学家,但是韦伯“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社会理论时,没有放弃对历史的研究。”此外,帕累托、涂尔干等人也是同时关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领军者。

二、“社会史的兴起”: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关系之“反题”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相互反思和吸收,即反题。反题是事物发展的中间环节,在这一阶段,原先处于潜伏状态的对立因素得以彰显,正题向对立面转化,并被反题所否定。

历史学方面,19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新兰克学派受到挑战。卡尔·兰普雷希特“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兰普雷希特以特有的大胆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一心理学”,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虽然兰普雷希特的研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研究得到发展,美国和法国振兴社会历史学的运动得到响应。与兰普雷希特持相似态度的还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詹姆斯·哈维·鲁滨逊、马克·布洛克、吕西安·费弗尔和费弗尔的继承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坚信,“历史学和社会学尤其应该相互接近,因为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努力或应该努力将人类经验视为一个整体。”社会学方面,巴西的杰尔伯托·弗雷雷与布罗代尔齐名,他既可以说是社会学家,也可以是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他是不但利用历史资料来写社会史,还把社会调查资料应用于历史研究。

无论是这些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所批判的、倡导的无疑不证明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正从对立走向联合。这正是事物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反题”模式。

三、“理论与历史学的汇聚”: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发展的“合题”

合题是事物发展的终结,是正题、反题的综合和对立因素的统一,它克服了正题、反题各自的片面性,在更高的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新事物的构成要素。就如上文说所,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关系愈来愈亲密起来,但是,太接近了有时不免有冲突。历史学对社会理论的吸收也应该是辩证的,社会学之于历史学也应如此。

“没有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现在”。历史学和理论的结合方式并不拘于一格,但是,不是所有的社会理论都适用于历史研究。伯克的研究发现,“有一些历史学家对理论感兴趣,但不受制于理论。他们只是利用理论来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而不是找答案。”伯克给出的例证是一些历史学家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尽管他们不能接受马尔萨斯的观点,但是却可以受到他的启发而去研究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伯克还表示,虽然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双方正在相互接近与借鉴,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表示关系的“会谈”,更没有表示出“完全一致”的意思。所以,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对立与接近两个阶段之后,向着更加理性与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伯克在书中并没有运用黑格尔的“三段式”,但是《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的第一章,详细的叙述了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对立一结合一辩证吸收的发展模式。合题阶段的出现,又是新一轮事物发展开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发展,又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正如伯克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处在一个界限模糊、学术前沿开放的时代,一个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令人困惑的时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一种共同话语的增加,恰与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科内,实际上也是在每一个学科内共同话语的减少同时发生。”学术领域的不断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表现之一,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在不断吸收与创新的同时,也要注意本学科内部的发展,不要像德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那样,面临着内部对立的危险。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甚至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都在不断的寻找着发展之道。

参考文献

[1][英]彼得·自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

[2]杨天宏.历史发展的“正-反-合”逻辑——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史学研究理论 篇9

一、运用全球史观进行教学设计, 提高课堂质量

历史教学中的全球史观即为以全球为视角而非国家与地区进行世界各国人类文明的产生以及发展的考察, 研究与考察的重点为对全人类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活动以及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从而反映局部对整体的对抗以及相互影响关系。全球史观研究与解释的主线为全球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散到整合的全过程, 并以此为依据解释全球的历史运动发展轨迹。新航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全球的快速融合与共同发展, 欧洲、亚洲、美洲的全球性交流快速的推动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 这也是人类由分散到融合的分界性标志。数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现代化交通与交流工具的发展和普及, 全球化发展更呈现突飞猛进的趋势。高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将全球史观的历史学习与思考方式教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以整体的角度研究和学习历史, 以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思考进行历史知识的整合, 加强其整合历史知识的自我管理能力, 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一与必修二的中国近代史专题分类的重要依据是全球史观与近代史观。全球史观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形成, 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独特的历史发展特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并且同时能够做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与精神营养, 明确不同的国家在不断地交流与影响中是如何对历史的进程发展起到作用的。促进学生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明确进步的意义与曲折的作用, 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中进行研究与分析, 认识到中国历史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全球史观的理论培养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历史分析能力, 避免由于思想存在片面性而导致的偏见与盲目, 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二、利用文明史观进行教学, 加强学生史论修养

新型的史观理论强调了文明史观在历史教学与学习中的重要性, 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合理的运用文明史观进行教学内容的变化与教学要求的进步。文明史观对于许多的具体历史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和说明, 例如在进行人教版中日本的明治维新教学时, 这一历史事件常常被置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加以认识和理解, 美国、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常常从国家的民主政治角度进行说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按照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文明史观角度的评价与认识。高中历史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 应当以文明史为依据构建历史体系进而体现历史的发展进程。教师在帮助学生进行知识整合与高三复习时, 应当根据高考考纲的具体要求, 以文明史观为划分依据, 进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知识重新整合, 构建体现文明史发展顺序与时间顺序的新型通史体系。

同时, 教师务必关注文明史观的学习对学生高考能力的指导作用。文明史观对于高考的指导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作用也较为明确。近年来的高考发展与研究性进步都使得这一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高考命题专家明确提出了以文明史观进行学科知识整合与学科体系构建的观点, 文明史观有利于整合新课程标准的历史专题, 而高考应当以这一体系进行知识的考察与命题的思路确定。文明史观已然成为高考中历史课目试题的设计依据与标准, 而以此进行高考重点与考点的原则教育部也有明文规定。高中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 还应当将中国历史文明置于世界文明中进行研究与考察探究。这样一来,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就可以以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为背景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与特点。以此同时,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以中国文明发展的角度进行世界文明发展的研究。此外, 在进行历史发展线索的探寻以及具体发展阶段的划分时, 还应当改变并且摒弃由低入高的方式和传统做法, 将中国文化文明的演变过程为主要线索, 以中国文明发展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时期为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准。

三、运用近代史观教学, 促进课堂品质提升

近代史观史观是新的历史理论范式中又一重要的观点, 其主要关注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与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与改变, 分析的主要形式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应用。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发生在16世纪开始, 新型的工业文明得到了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 即工业文明社会有着民主与法制化的社会政治, 其经济形态具有市场化与专业化的特点。此外, 工业文明的社会思想具备科学并且理性的特点, 而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 社会的城市化发展脚步不断的加快, 社会福利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每一个生活在社会集体中的个体都能够实现开放与平等参与的权利拥有。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近现代史的研究, 可以得出西方的国家在各个层面与领域中都实现了快速的现代化发展的结论。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发展得益于其国家现代化政治体制的推进与演变, 其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对外殖民扩张等行为都直接促进了工业化社会的产生。这些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观的引入与运用, 有利于学生进行历史的横向与纵向研究和剖析, 使高中历史教学开展与设计都能够梳理出清晰明确的发展时间轴。近代史观的运用与分析, 能够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国家发展的清晰脉络及各个领域, 如经济、政治、社会变迁与思想文明等。

例如, 在进行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的教学时, 教师可以明确地向学生指出西方国家近代民主化的发展过程得益于其资产阶级新制度的产生, 运用近代史观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使学生对此有充分地认识。又如, 在进行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的《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讲解时, 教师要明确运用近代史观进行知识的整合与模块的划分归类, 让学生能够明确地了解西方近代史发展的依据及其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同时, 教师可以将西方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发展历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对比, 充分地利用现代化分析理论明确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形态与现代化发展程度对其近代史演变的重要影响作用。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 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充分的认识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史学理论素养, 具备缜密的历史分析思维并掌握历史评价能力。

四、结 语

新型课程标准的改革与高考的要求使得当代的史学理论体系得到了快速的改革与进步, 将史学理论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有利于学生新型历史思维的养成。高中历史教师应当以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品味及质量为目标, 对现代史学理论进行科学的界定与其作用的明确, 综合运用多种史论观点进行教学策略的规划并付诸实践, 将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与近代史观应用在具体的教学活动过程之中。促进学生整合知识能力的提升, 强化学生的史论修养, 以科学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历史事件的评析与历史人物的评价, 充分地进行高三复习知识的整体整合, 提升历史学习能力, 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摘要：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培养已经成为了当代历史教学中的重点, 其中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等都是史学理论中的范式。高中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加强学生的史学理论培养, 进而提高课堂品质。本文旨在对史学理论观点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关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高中历史,史学理论,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

参考文献

[1]王劲松.现代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设计中的适度运用[J].中学教学参考.2012, (12) :55-56.

[2]周玲.高中历史教学设计中现代史学理论运用的思考[J].新课程学习, 2013, (8) :2.

[3]俞秀萍.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教学月刊 (中学版) , 2013, (12) :39-40.

[4]明心伟.新课程标准文明史观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指导[J].考试周刊, 2011, (11) :166.

史学研究理论 篇10

一、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配景理论

历史认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这是一个历来都非常重要且又争论不休的话题。西方史学界就这一问题形成了两大主要派别:历史客观主义与历史怀疑主义。前者主张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中得出结论的办法来研究历史学, 严重依赖史料, 主张历史要秉笔直书, 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把史料中不完善的部分考证出来;后者则认为历史知识总有一定的前提假设, 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给予高度重视, 从而否认史料中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 并质疑历史认识中的相关评价, 历史学的规则就是考证史实, 并寻找相关证据。

历史怀疑主义的代表便是笛卡尔, 科林伍德在思想上也接近历史怀疑主义。科林伍德在1936年的一段手稿被称为纯粹的怀疑主义:“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吉本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而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 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1]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历史怀疑主义认为历史认识的正确与否是无法确定的, 史家只能持一种一成不变的态度去看待历史, 对人类任何的历史认识都应该持怀疑态度。

历史客观主义的代表是兰克及其兰克学派。“对历史的把握不能依靠逻辑方法, 从观点出发来演绎历史, 而应耐心研究史实, 用全部科学手段, 再现历史真实。”“如实叙述历史, 历史才能独立。”“去其致用之念, 使科学成为无私的客观者, 历史才能致用。”“要从具体有限的历史中去体认普遍的无限, 体认上帝。”从以上兰克的名言中可以看出该学派对历史认识的唯心主义倾向, 并且过分地强调历史认识的真实性而忽略了对历史的分析与解读。

关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争论在我国也长达一个世纪之久。[2]著名学者何兆武就曾明确地提出历史史实与历史认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并由此质疑历史学的科学性。[3]此后庞卓桓也发表了看法, 他认为不应该否定历史认识是客观的, 因为历史史实是不可否定的, 而不同的史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并做出的评价并未影响到历史史实本身。[4]这两位学者是我国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研究很深入的学者, 可惜他们并未就此问题提出自己专门的理论。

针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威廉·沃尔什 (1913—1979) 提出了他的配景理论。配景理论要求把历史认识主体的思想当做景观配给客观史实, 其中客观史实是主要部分, 认识主体的思想是搭配, 从而形成一幅完整的图画。配景理论首先肯定了历史史实是独立于各种不同的史学观点、道德倾向之外的, 不论何种历史观点都不能否认的基本历史史实是客观存在的, 它不是由持相同历史观点的历史学家们“公约”出来的, 但在有共同历史观点的历史学家之间则可以达成一种共同的或客观的历史意识。虽然这种意识只是相对于这些史学家们所共同拥有的历史观点而言的, 也就是说历史认识并不是对任何观察者, 而是对持有同样基本观点的人来说才有客观性, 并且它只是相对的客观而不是绝对的客观。历史学家都是从他本人的立场、思想、情感出发去思考历史事实。因此他的作品中必然都是他的观点与证据, 由于不同的史学家都有不同的历史观念, 导致他们对同一个历史事实的论述各不相同。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是经过了历史学家的理解与加工及读者的理解, 最后在读者心目中所呈现的那幅图画, 它已经不是绝对客观的历史了。

二、配景理论的基本方法———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配景理论的精髓在于既不否定历史认识中的主观因素, 也不否定历史认识中的客观因素, 而是把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产生了所谓的自为客观性。它的定义是“把客观性定位于人的社会实践生活, 也就是从人的社会实践生活的角度来考察、揭示客观性的真实内涵”。[5]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 没有人的主观意识参与其中的历史认识是不可能的, 而正是有人的主观意识的参与才能让历史更加丰满, 才能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认识不可能有客观真理, 检验历史认识是否客观的标准就是实践。

例如对明朝万历皇帝的评价历来都是负面的。其原因在于他在位期间长期不理朝政, 再加上“万历三大征”和各种挥霍掏空了大明的国库, 期间并没有有力地遏制住东北的建州女真 (也就是后来建立清朝的满族) 兴起。因此主流观点认为他为大明王朝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故有明亡于万历之说。近年来有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这一派认为万历皇帝属于无为而治, 正顺应了老庄的学说, 而且明朝官员的腐败也不是万历皇帝一人所能扭转的, 因此不能过分地批评他。而万历皇帝最为人所推崇的是他力排众议, 出兵朝鲜半岛打败了日本的丰臣秀吉, 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功, 这一点也长期被史家忽略。

由以上可以看出, 对同一个人, 同一件事, 不同的史学家会做出不同的评价。只是有的史学家站在历史的角度, 有的史学家站在现实的角度而已。而万历皇帝的往事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 他的种种行为在历史上已经存在, 无法改变, 这一点是任何史学家都不会否定的。史学家们争论的是他的行为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是非功过, 而不是它们存在与否和其确切经历过的过程。对其评价属历史价值性认识, 这种认识最大特点是各持己见各有道理, 没有绝对的正误之分。

历史价值性认识的客观性在于能否研究出一套对其研究对象的标准方法。按照配景理论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政治史的解说, 将只对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效的, 自由主义的解说则只对自由主义者才是有效的, 如此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姿态来写历史。”[6]对具有不同道德的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史学家们可以有“不可公约”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说这一个观点在“客观上”优于另一个不同的观点。虽然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念、标准和立场,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能够达到符合事实的认识。肯定历史价值性认识存在的真实性, 客观性, 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是配景理论的一个精明之处。

除了历史价值性认识,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性认识, 那就是关于史事是否真实的判断。在史学家眼里, 历史事实性认识远比历史价值性认识更重要, 也更困难。有些史实会随着新史料的出现而浮出水面, 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也会随着新史料的出现而改变。所以并不是所有史料所记载的史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任何史学家也都不会说自己完全掌握了某一史事的一切真实情况。配景理论认为历史事实性认识始终离不开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主客双方互相影响。例如关于朝鲜战争中苏联参战的问题, 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苏联是否参战的争论。九十年代, 随着苏联的战争档案部分解密, 人们才能确信苏联空军的确曾秘密参战, 而且打着中国军队的旗号。当时战场双方的高层指挥对此都心知肚明, 但他们为了避免战争升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此事保密。这样一来关于苏联是否参战的争论结束, 而且某些学者做出的推论也就得到了证明。这充分说明了史家根据史料做出的推测有可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不管在推测时是否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推测。历史史实在本体论意义上始终具有客观性, 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那种相互交融的过程决定了历史认识主体不能脱离史料去杜撰历史。而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能对过去的史料有着坚定不移的认识, 从而得出一成不变的结论。

配景理论针对这个问题则提出了综合论, 历史事实性认识是主观、客观两种因素的共同产物。“历史学家的目的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7]为此, 历史学家是用寻求某些主导概念或指导的观念的方式来阐明他的事实, 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 然后对事实细节所讨论的那个时期各种事件构成的一种有意义的叙述。例如在对珍珠港疑云的评述中, 有人说珍珠港事件不仅是日本的阴谋, 也是美国高层统治集团的阴谋。他们指出罗斯福事前已经知道日军要偷袭珍珠港, 因为偷袭发生前一天美国的航空母舰都离开港口, 停在港内的都是些二流军舰, 并且在袭击发生前后美国高层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反常, 再加上日本驻美谈判大使由于电报延误未能及时递交宣战书, 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日本不宣而战的败笔, 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至今日、美双方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档案仍是绝密的。由此可以看出, 史学家对历史的考量需要考察大量的细节, 因为重大的线索很有可能就在细节之中, 史家要做的就是透过烟幕, 直达本质, 探索藏在种种现象背后的事实。

综上所述, 配景理论把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 即否定了历史认识的绝对客观又否定了历史认识的绝对主观, 提倡史学界的百家争鸣, 也提倡对以往的主流见解提出质疑。虽然历史学是讲究证据的学科, 但不能拘泥于证据而提不出新的见解。配景理论认为各种独立于认识之外的现实应该肯定, 历史史实中有着辩驳不倒的论证应该加以接受。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描述它们的特点, 配景理论认为绝对的历史真理是不存在的, 然而实现历史的绝对客观是一种传统且强烈的愿望, 尽管看起来的确不现实, 但无数史学家仍然要在探究客观历史的道路上走下去, 这就是历史学赋予史学家的使命。

三、配景理论的目的———相对客观

既然配景理论否定了历史认识的绝对客观, 那么它也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对客观。其含义上的历史认识客观性并非是主观与客观两者的完全吻合。而是“每一个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的人都必定会接受的。”[8]这样“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就只有在一种弱化了的或次要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9]

所谓相对客观, 就是相对于某参照物的客观, 就像物理学中的相对静止理论一样。把这一概念引入历史哲学领域, 就是把一些为人所认同的历史观念作为参照物, 历史认识参照这个历史观念是客观的, 但参照另一个不同的历史观念就不怎么客观了。这种方法虽然仍有缺陷, 但相对客观理论相比于以往简单地考证历史史实或绝对客观、绝对主观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国历史上有一句名言“此间乐, 不思蜀”。对这句话的评价使史学家们颇有争议, 其评价也反映了历史客观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刘禅在历史上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 似乎已成定论。虽然这句话成了千古笑柄, 但正是这句话使他躲过了灾难, 并让他与众多的昏君不同而十分有名。虽然主流观念认为他这句答话是愚人之言, 但更有人则认为这是智慧之语。正是这句话让司马昭消除了戒心, 使刘禅得以安度晚年。因此, 对这一句话的评论也上升到对刘禅本人的评价。其主流观念当然持否定态度, 因为谁都不能否定他是亡国之君。然而对刘禅持肯定态度的一派则认为刘禅执政后期基本不对外作战, 有力地达到了保境安民的效果, 至于蜀汉灭亡实在是国力不济所致, 非刘禅过错。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各有一部分认真研究的人支持。根据配景理论的相对客观理论, 双方的论断都是相对于各自的历史观念是客观的, 这无疑是一种化解矛盾的太极软功。但问题也就此产生:如果一个观点获得了一致的支持, 那它就是符合客观史实的吗?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势必会使问题回到原点。尽管如此, 相对客观理论也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提供了一条较为合理的出路。

综上所述, 沃尔什的配景理论所代表的历史客观主义观点战胜了历史怀疑主义的观点, 人类的历史认识是可以达到与客观的史实大体一致的水平, 虽然这种认识仍然带有局限性或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时间的流转、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而发生改变。

总之, 沃尔什提出的配景理论把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 提出了相对客观的原理, 并用这一套方法解释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这套理论和方法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它还是目前最为史学界认同的理论。而关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的争论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继续下去。

摘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学永恒的话题, 也是备受争议的话题。配景理论由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提出, 其解释历史学的方法就是把客观的历史史实与史家不同的思想结合起来, 否定历史学的绝对客观与历史学的绝对主观, 认为绝对客观的历史只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不存在于任何史学家的思想及其作品中;历史学的客观性会随着新方法、新材料的发展而发展, 对于不同史家的历史价值性和历史事实性的争议也要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来看待。

关键词：历史认识,客观性,配景理论,相对客观

参考文献

[1][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04月版, 第9页, 编者序.

[2]张耕华.从怀疑论、配景论说到历史学Ⅱ的普遍性问题[J].史学理论研究, 1999, (01) .

[3]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J].史学理论研究, 1996, (02) .

[4]庞卓桓.历史学是不是科学[J].史学理论研究, 1997, (03) .

[5]郑文先著.社会理解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226.

[6][英]WH.沃尔什著.何兆武, 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21.

[7][英]WH.沃尔什著.何兆武, 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58.

[8][英]WH.沃尔什著.何兆武, 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94.

史学研究理论 篇11

【关键词】电脑运用；计量史学；发展

一、电脑运用使得计量史学视阈拓宽

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新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对记录的历史资料的定性进行分析，而非传统的史学定性。在传统的历史定性分析当中，存在这样一个缺陷，即采取一种模糊的语言解释历史，造成很多“野史”的产生，让史学存在不严谨和错误认知的风险。在研究历史发展时，有很多涉及到精确计量的方式，比如某个时期建筑的规模、程度、比较、变化等因素，就算其中存在难以测量的因素，比如思想（孙子兵法、鬼谷子、论语等）、情绪（挥泪斩马骥）等抽象的概念，也能够将其数字化，然后采用精密的統计和数学公式进行运算、分析，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得到更为精确、科学的历史解释。在运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学时，历史学家需要具备的知识结构与专业的数学家无大的区别。虽工作性质不同，但是数学的计算都是进一步研究的优质工具。

随着电脑的发展与运用，计量史学变得更为简单精确，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历史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研究中华文明进程当中，历史的研究从英雄人物转向一般的社会公众，将历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方式也不断更新。比如在研究《清明上河图》时，历史学家将研究的对象从画作的特色转向京都普通民众的生活，采用计量化的方式推导出产生这一繁荣现象的原因及作者所要表述的情感变化。

二、计量史学的使用范围

计量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被引入不同历史领域进行研究，由各项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对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计量史学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方面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经济方面是指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量化的生活过程大多起源于经济的发展，比如在研究宋朝的发展当中，采用计量方式对南宋和北宋的制度、战争与货币等问题进行长期的研究，从而判定其民众生活水平、工、农、商业状况及主要的经济输出等。政治方面则是指朝代发展中，制度是否完善，社会的运行是否正常，经济是否能够发展。所以社会的政治现象属于极为复杂的研究项目，采用计量方式进行研究也存在相当的难度。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从社会的等级制度上确定研究的模式，比如“士、农、工、商、兵”，这可以确定商人与兵为古代最不愿意做的职业。又比如对《春秋》进行研究时，历史学家从文中摘选出属于军事问题的事件，然后将其按照军事布置、获取或者丢失的领土、战略方式等三个部分进行划分。这样零碎的系统的事实就被系统化了，会呈现出完整的军事事件。社会方面虽然没有统一的概念和研究的范围，但是计量史学研究在社会历史当中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基于电脑运用与计量史学的发展研究进程

通过以上的阐述分析可以得知，采用计量方式研究历史可以获得准确的历史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存在局限性。计量史学只是一种研究的方式，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如果历史学家在研究时对计量方式盲目迷信或者存在偏见都是不可取的。计量方式是建立在传统的描述方法上的，正因为存在缺陷性，所以将电脑运用到计量史学的发展研究当中是必要的。

首先，电脑能够极大地改良历史研究的方式。因为国内对历史的研究并不重视定量的分析，对历史研究的方向更侧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易中天品三国》，但是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极不重视。比如在2004年版的《二十四史》当中，半数以上是对人物传记的汇编，其余的记载并不详细甚至略过，对物质生活的生产很少采用数字进行统计和计量。这恰恰证明了国内历史研究与国外历史研究之间的差距，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持，这并不利于通过对历史研究丰富中华文化底蕴。

其次是能够有效提高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跟传统的描述性史学研究相比，基于电脑运用的计量史学在研究当中最大的优点在于其能够准确找到历史事件中的数字量。比如建筑的规模，建造的速度及波及的范围等方面。采用数字语言进行运算和描述，还能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和共通性的串联。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数字化更能为文字语言建立一个比较标准，比如在对比唐朝和宋朝的经济发达程度时，就可以采用普通民众每年添置新衣服的数量或者沾染荤食的次数进行对比。如果只采用文字说明，就无法确定两个朝代的繁荣程度，文字性的抽象概念无法在人们的脑中形成直观的感受。

史学研究理论 篇12

一、五个常用的现代史学理论

1. 历史解释学

“就是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 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中”。历史解释学认为, 历史理解的客观性既需要理解主体与历史文本之间的相互适应, 也需要许多人的观点的相互碰撞, 历史往往是关于历史遗迹的某种动态的共识。例如有教师在讲授高三复习课《洋务运动》一课中讨论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时, 设计呈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三册, 1978年1月编写的湖北省初中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 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三个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 这种设计体现了典型的历史解释学思想。上述设计的最后还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吴大猷、90年代刘宗绪和21世纪初马克垚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新观点。整个设计中, 通过三个不同时期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认识, 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特定史观, 同样也体现出现代中国史学界从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发展到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 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2. 现代化理论

大约从16世纪起, 人类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缔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即工业文明。现代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是民主化和法制化, 经济方面是工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 思想文化方面为科学化、理性化和经济主义, 社会方面表现为城市化、福利化和流动化, 个人方面则表现出开放、参与、独立和平等的特点。

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 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化等, 无一不在“现代化”这个主题下进行。欧美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成与发展, 构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历史进程 (人教版必修一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 ;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侵略和两次工业革命 (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 构成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人文精神和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和第四单元《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 , 则是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本内容。

3. 全球史观

这一观点最早来自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代史导论》等。书中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 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 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全球史观试图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去解释世界历史运动轨迹。1500年左右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 从此人类开始走向融合,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欧、亚、美大陆文明实现了全球性交汇, 开始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的出现, 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普及运用, 一体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大。

人教版必修一和必修二中近代史相关专题分类的基本依据就是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对学生近代史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其主要表现为:可以进一步帮助中学生形成全球视野, 加深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自觉地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交流、影响和碰撞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益于学生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 去体会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和光明进步的前途;有利于学生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掌握, 并能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说到底, 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避免思想的片面性和主观性, 增强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4. 心理史学

就是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心理史学认为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简单堆积, 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考察人的内心活动十分重要。心理史学包括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个人心理史学重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并认为历史研究首要的任务是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如果恰当地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 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神入历史, 从而有利于学生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历史主义地分析问题。例如笔者在讲授《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中研究了虚拟人物门德罗夫的心理状态, 通过笔记和照片的形式再现此人物二战后在苏联生活时的心理。在讲到赫鲁晓夫改革时, 笔者是这样设计的:

门德罗夫谈到他在青年时期的感受时, 有伤感, 有震惊, 有喜悦, 有激情, 同样也有失望。记者在翻阅了门德罗夫当年的一些日记后作了如下摘录。

A. (1953年) “……早上电台传来噩耗, 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伤感啊!我真不敢相信, 以后怎么过啊?……坚决跟着赫鲁晓夫同志走!”

B. (1956年) “……震惊!二十大说斯大林同志是错误的, 要给予严厉批判!……”

C. (1957年) “今天很高兴, 我爷爷的案子终于有了结果, 中央给平反了, 听说好多冤假错案被平反……”

D. (1958年) “……上面有政策了, 今年小麦和玉米等作物不用再义务上交了, 真的是多收了三五斗啊!……”

E. (1958年) “……今天上午, 我和二弟用前阵子买的拖拉机去开荒, 机子很好用, 开垦好以后, 响应国家政策种玉米……”

F. (1959年) “上午, 大哥请我和四弟吃饭, 他们企业不再受中央强制管理了, 生产的东西多了, 效益好工资涨了, 另外为四弟去西伯利亚垦荒饯行……”

从门德罗夫的上述日记材料中我们看到A、B和C交代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政治举措即批判斯大林和为冤假错案平反, 材料中的D、E和F说明了赫鲁晓夫改革的经济措施即种植玉米、鼓励垦荒和企业权力下放等。这样的教学让学生真实地体验和进一步理解了赫鲁晓夫改革的内容。

5. 社会史观

主要指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 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 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社会问题的核心往往就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及其相关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习俗史、家庭婚姻史、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史、社会保障史、社会政策史、人与环境关系史等。这种史观指引人们由过去“自上而下”地观察历史, 只注意“大人物”、“大事件”转向“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 注意历史上的“小人物”、“小事件”, 如辛亥革命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工业革命时城市化中人们的生活状况等。人教版必修二第五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便体现了这一理论。在讲授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即未能发动乡村下层民众, 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结论相距甚远, 此时可以结合以下材料 (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第16题) 来加深理解。

乡村知识分子1913年的一则日记 (部分) :

大清宣统五年正月初三

自变乱以来, 一切新党竟袭洋夷之皮毛, 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 改阴历为阳历, 即服色亦效洋式, 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 日甚一日。

……

来拜年者五十余人, 皆系便衣便帽, 无一顶戴之人, 间有洋帽之人, 较上年之情形迥然不同。

通过这段材料, 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辛亥革命影响的理解, 对认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帮助。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适度运用现代史学理论的五个环节

在运用现代史学理论之前, 必须要对以上所述的现代史学理论比较熟悉, 不可张冠李戴。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 对教科书、历史资料进行理解, 然后比照现代史学理论的有关知识, 确定如何运用。这个运用虽无定法, 但一般有以下五个环节。

一是熟悉和理解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决定了教师能否运用恰当的史学理论来上课, 具体来讲, 就是要确定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所用到的史学理论归根到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

二是选择值得借鉴的史学理论。教学设计中选择值得借鉴的史学理论, 一般要考虑三个方面:一个是教学内容和课型特点。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一般比较适合复习课, 跨度较大;社会史观则有利于讲解必修二的经济史。另一个是学生的接受程度。尽量减少理论性太强的理论。还有一个是教师对相关理论和资料的掌握情况。

三是温习相关史学理论, 寻找史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

四是搜集相关历史材料。史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确定后, 就要围绕这些结合点去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例如, 确定用心理史观和社会史观来设计《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一课, 就要搜集相关的图片、史料和视频等资料。

五是结合史学理论设计教学环节, 并与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