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哲学（共7篇）
现象学哲学 篇1
现象学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学院哲学提出了其问题, 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因此, 它在本世纪也形成了四种思潮, 分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和结构主义。”美国现象学史学家施皮格伯格对现象学哲学进一步论证, 把现象学哲学看作一种运动而非流派。他在《现象学运动》一书中提出:“使用‘运动’这种比喻的说法主要有以下理由: (1) 现象学不是一种静止的哲学。而是一种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它的发展取决于它能遇到的‘事物’, 它能遇到的领域的结构; (2) 它像一条河流, 它含有若干平行的支流, 这些支流有关系, 但绝不是同质的, 并且可以以不同的速度运动; (3) 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 但并不需要有确定的可预先指出的共同目标, 一个运动的各个成分向不同方向发展, 这一运动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 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 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 而且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胡塞尔的现象学旨在为人类生活重新确立一个坚实稳固的基础, 以便彻底化解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危机, 重新寻找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客观性, 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伽罗蒂在《人的远景》一书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两个危机阶段的连接点上产生的:一个是对许多最确定的真理发现怀疑的科学发展的危机阶段;一个是人类历史的危机阶段。这时人们被引起了对许多最确定的“价值的”怀疑, 而向自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 如人的生存有何意义和人正在经历的历史有何意义等问题。”在中国,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与社会体制, 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人们也付出了环境和精神上的沉重代价。如何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 进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 这是中国现象学运动的终极关怀和它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初动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1986年, 胡塞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现象学的观念》由倪梁康译出。从此之后, 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一系列与现象学有关的事件:第一届中国现象学研讨会1994年10月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 此后不久, 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1995年9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出版。2001年10月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成立, 随后相继成立的有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 等等。依笔者之见, 到目前为止, 中国也有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现象学运动。
现象学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体现在它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中。现象学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彻底破除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即颠覆自柏拉图以来传统哲学主客相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世界分为现象界与本体界, 以主客绝对分离为前提, 以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为基本范畴, 以认识为基本途径, 以求达到对实体或本体的洞见。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有多种概括, 如实体主义、本质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或永恒的在场理论, 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现象学哲学则与此不同, 在胡塞尔看来, 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 或悬置或加括号, 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 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 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 对象总是意识指向的对象, 意识总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位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则认为, 此在于世界首先是一种存在关系, 随后才衍生出被传统哲学当作第一性的主客关系, 对当下的超越不是跃进到抽象的理式世界, 而是超越到尚未出场的感性的、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与此相适应, 上手与在手、在场与非在场、呈现与遮蔽、中心与边缘等构成哲学的核心范畴。总之, 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从实体到关系的裂变, 这种裂变成为衡量哲学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现象学内部来看, 胡塞尔以意识的意向性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海德格尔拒绝胡塞尔先验唯心论的立场, 而以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在的存在作为基点来统一二者,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知觉放置在其哲学的首要位置, 把主客体统一在身体-主体的知觉之中。相对比较而言,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更为彻底, 真正代表了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 现象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一个标志, 就是不再把追求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精神作为哲学的终极目标, 而是从抽象的自在的自然世界和观念世界回返到与人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世界, 在两者的关系中来探究哲学所应关注的各种问题。
现象学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不仅表现在对主客二元的克服方面也表现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特定的对象需要特定的方法, 反之特定的方法也需要特定的对象。从研究对象来看, 现象学哲学关注的不再是脱离人的抽象的物质世界, 也不是脱离物质的抽象的精神世界, 相反, 生活世界成为其关注的理论核心。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早已经在哪儿了, 先于我们的存在, 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 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 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 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 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中国现象学哲学家倪梁康指出:“在胡塞尔那里, 在舍勒那里, 在海德格尔, 尤其是在早、中期的海德格尔那里, 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探讨方式上的相似性。他们都不是体系哲学家, 无力也无愿通过体系的折叠而将世界装入自己口袋之中。他们不做惊世骇俗的壮举, 不以救世主自居, 而是一步一步地进行踏实的‘工作哲学’的基础研究, 并且为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感到由衷的喜悦。”正如胡塞尔所讲, 现象学哲学不再需要大面额的钞票, 它需要的是小零钱, 诸如意向性理论: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所谓“意向性”是指所有意识, 即有所指向的意识的性质;中止判断论:也叫“悬置”或“存而不论”, 指认识时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原始的意识现象上而暂时撇开外在存在的事物;现象学还原:包括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前者指观察者回到使事物得到显现的原始的意识活动现象中去, 以获得对本质的直观的明证;后者指观察者站在先验自我的地位上, 对原始的意识活动做出反思的描述。还有交互主体论、生活世界理论等等, 都构成了现象学特有的哲学理论与方法论。胡塞尔说得好:“那些产生于遥远、含混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回到‘事实本身’上去。我们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见性”。“只有通过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 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 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 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 而后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凡此种种都是哲学现代性的典型标志, 也是现象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成果显现。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 2001.2.
[2]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长, 1995.36.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56.121.
[4]伽罗蒂.人的远景[M].北京:三联书店, 1965.22.
[5]布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6]倪梁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现象学哲学 篇2
现象学运动中的新科学哲学
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技术不仅被科学史所忽视,而且占主导的科学哲学以数学-逻辑的模式来解释科学,也忽视了科学中技术的作用.在现象学运动的背景下,逐渐产生了以实践-知觉模式来解释科学的新科学哲学.尽管不同的新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解释还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重视技术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作 者：韩连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刊 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年，卷(期)：200421(2)分类号：N031关键词：技术 范式 现象学 生活世界 知觉
媒介现象的哲学探微 篇3
从人类史前时期的原始媒介再到口语媒介，而后是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直到今天已经在人类交流中获得极广泛应用的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新媒介，媒介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与时俱进。
上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已进入电子文化时代。电视机的迅速普及，不仅引出了家庭文化生活的革命性变化，而且对传统的新闻媒介形成尖锐挑战，引致文化生活和媒介环境的急剧改观。之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互联网的建立与广泛使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信息的记录与传输、思想情感的表达和交流，一举迈进了数字化的新时代，人类的信息生产和传输能力达到空前规模。
扑面而来的新媒介时代，让人类不得不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是电子媒介的勃兴带来了巨量的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是巨量信息的汹涌波涛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媒介技术的急骤变革与演替，预示着人类要承受更大的信息压力。这样一种相互激荡的态势，使信息膨胀与媒介技术革新，如同汽车制造和高速公路建设竞长争高那样，双方都步入迅猛发展的境地。在信息浪潮中颠簸的人们疲于应付，难得片刻的停顿与宁静去面对那需要宁神静思才心有所得的问题。这一切给人类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带来了空前深刻的影响。这些时代性的新问题对人类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双重诘难与诉求：精神生活的情与理、信息处理的量和质，如何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应如何从哲学层面，对这样的诘难与诉求给予严肃的科学审视与学术回答？
《媒介认识论》力图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媒介文化环境的变迁，曾经在西方发生的大量文化冲突、文化变异现象在当今中国也相继出现，需要我们去正视和深思，需要有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由中国学者自己全面阐释的认识论回应；其二，在媒介及整个文化已成为环绕我们生活的现实的情况下，媒介构成的文化现实不仅成为左右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乃至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重要条件，而且它们本身也直接成为认识的对象，学者有必要对此加以深刻的研究和解释。
胡潇教授的《媒介认识论》学术专著（以下简称胡著），以人类社会交流媒介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为基本线索，对语言、文字直到当今的电子媒介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演替逻辑，逐一进行了认识论的分析和诠释，从认识论的视角揭示媒介发生、演变的社会文化机制，彰显媒介发展史中各具体媒介形态之技术方式的思想底蕴和能指、所指的认知与表达逻辑，深化了对媒介现象的哲学研究。一方面是对媒介的认识论研究，具体展示了媒介哲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又是认识论的媒介分析，具体陈述了认识活动的媒介依托、规制和机理，深化了认知的探索。
首先，胡著展开了对语符媒介现象之认识论思想的历史追溯和阐释；其次，胡著对语言发生史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全新的认识论阐释；再次，胡著依循语符的视、听感性形态之能指功能与主体语言行为的意识关系，对语言和文字的相互衍生现象进行了感知论、思维学的探析，并就内涵能指和外延能指、语义表达和语境言说的关系、机制进行了媒介认识论剖析，使语言、文字现象的发生学、演进论研究更深入一层，进到了对语言、文字衍生共进之文化机制的解释；最后，则是对媒介形态与主体认知位势关系的研究。
《媒介认识论》不仅将问题的研究之根深扎于东西文化哲学之思想沃土中，还自觉采借当代科学的崭新思想范式，用耗散结构、分型理论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书中随处可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视角、新概念、新范式，令人应接不暇，耳目一新：其一是深吸广纳；其二是坚持历史的一贯与逻辑的一致；其三是用哲学的理性之思度量媒介发展进程中的一切新现象和新元素；其四则是万变不离唯物史观之宗。
现象学哲学 篇4
借用现象学的思想资源和工作方法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性分析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内一股新兴的浪潮。在中国, 从2007年起, 由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等人组建的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集结了一批有志在该领域谋求新道路的学者, 到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该学术会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注目并参与进来, 星星之火已然有燎原之势。
此次会议有幸请到德高望重的现象学家张祥龙先生坐镇指导。与此同时,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胡新和教授也闻道而至且观阵点评, 山东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刘杰教授、南京大学的肖玲教授, 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邱慧副教授则再次参与, 并都作了精彩的评论。
此次会议的亮点有二:一为在分析哲学领域内作出卓越贡献的几位学者的到来, 初次实现了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对话;二为诸多与会代表突破了对经典文本注释的传统, 勇于尝试“我注六经”, 让我们看到了用现象学这架“钢琴”奏曲成响的希望。
继续沿承了前面三届的则是紧锣密鼓的会议进程, 会上热烈的讨论, 针锋相对的批评碰撞出的许多闪亮的思想火花。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吴彤教授发表了开幕词, 并用“我的思恋在天边, 天边有一片美丽的大草原”的激越歌声引出会议第一场:现象学序曲。浙江大学的盛晓明教授率先报告了其“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一文, 他洞察到自然科学其实是一种并不自然的、第三人称的、非透视性的科学, 而现代科学哲学正延续了这个方向或“态度”, 导致其反思能力的贫瘠和批判性的枯竭的现状。他通过对哲学史的鸟瞰与梳理, 倡导一种走向内部, 走向主体, 走向先验态度的科学哲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邓波教授的报告“关于大雁塔我们能说什么”, 通过佛塔存在方式在时间中不断构成, 隐而不显的境域分析, 奏出一曲佛塔的原始宗教意义从兴盛到衰落, 最终成为对象化的僵死的博物馆器物的挽歌。
第二场的议题是现象学与分析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力教授道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有着共同的反心理主义的起源, 却最终在研究命题意义和行动意义的向标下分道扬镳, 而以“作为行动指南的表征理论”为例的当前心灵哲学, 则担负着融合二者的使命。社科院哲学所的孟强报告题目为“梅洛-庞蒂、怀特海与当代科学论”, 他注意到梅洛-庞蒂晚期转向、当代科学论与怀特海过程实在论的不谋而合, 论证了其必然性, 并倡导形而上学的复兴。武汉大学的孙思教授分析了蒯因对分析-综合陈述区分拒斥的哲学意图并对此提出质疑。
在以现象学练习曲为议题的两场报告中, 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以古代中国山水画表现的自然观为例, 从现象学和科学实践哲学的综合视野考察了生活世界的意义境域在国画与西方画中的不同;清华大学的博士生苏丽以“门”为例进行了现象学实践演练, 并将门的地位推至现象学最基本结构;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则以牛顿第一定律为靶, 对其各项预设作了现象学分析, 特别是世界的齐一化、运动的非运动化、直线隐喻和力的隐喻;广西大学的蒙绍荣教授反思了科学的数学化, 对数学作了范畴意向性分析;河南师范大学的王海琴副教授则解读了海德格尔文本中的数学因素思想的含义。
现象学与现代科学是会议又一主题。其中, 华南理工学的吴国林教授从现象学视角对量子力学各种诠释进行了研究;浙江大学的李恒威副教授以光的隐喻来朝向意识结构之独特性, 指出意识的特性可由觉知及其反身性刻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徐献军则深入到实证科学内探讨现象学在神经科学中应用的可能性, 他的报告题目为“从间接现象学到前置现象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则对玻尔的现象与现象学的现象进行了比较, 并指出完形心理学对我们的启示。
在“海德格尔与现代技术”为主题的报告中, 南京大学的周剑文阐发了海德格尔认为的现代技术本质——集置作为时代命运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套在我们身上, 他认为只有通过消解私欲冲动才能解除这一紧箍咒;东北大学的张秋成则通过在场与缺席两个概念解读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并提出现代人的生存之根恰在于不在场的本真。
“现象学技术哲学”是当前技术哲学领域中尤为重要的一个论题。社科院的段伟文副研究员在其“技术作为人的本质与人作为人造物”的报告中, 透过技术反思了人类命运与人之本质;清华大学的高亮华教授的报告“论技术制品”, 梳理了技术现象学发展历程, 主要介绍了“后现象学”进路, 并对技术制品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武汉大学的周祝红以现象学的角度解读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并指出劳动应当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感性的生命活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练新颜评述了芒福德文献中现代艺术的特征——内省性源于镜子的发明这一思想。
在“现象学终曲”中, 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胡翌霖提出媒介存在论作为新的哲学纲领, 将海德格尔与麦克卢汉的思想统合起来, 提出一种用媒介来反思现象学的方法。山东大学的李章印教授在其“学者与工匠的结合意味着什么?”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科学和技术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已经失去其原有的本质, 而成为蜕变了的学者与工匠。
追星现象的哲学的探讨 篇5
“追星”这个词来自于小虎队。当年小虎队红遍大街小巷，粉丝疯狂追逐，于是就产生了“追星“这个词。追星现象通常是那些青春期，荷尔蒙旺盛的少男少女的行为。当然，也有其他年纪的人追星，不过他们追的就比较高大上了，追作家，追画家，追诗人。
“追星”，无非就是人对于美好，光鲜事物的热爱，这也无可厚非嘛。事实上，追星这件事从古至今都存在。唐代诗人罗隐（公元833---909年），才华横溢，《唐才子传》里说他“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他的讽刺散文成就很高，堪称古代小品文的奇葩。他的诗多用口语，清丽宜人，自成一体，许多精辟通俗、富含哲理的诗句广为流传，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当朝宰相郑数的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常常爱不释手，日夜诵读。她通过罗隐的美妙诗句，经常幻想象罗隐肯定是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书生。事有凑巧，一天罗隐应邀来到郑数家，宰相女儿闻言欣喜异常，连忙躲在帘子后面偷偷观看。这才发现罗隐与她想象中的外貌大相径庭，因而大失所望，从此发誓不再读罗隐的诗。那时虽然没有网络、网友，但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见光死”吧！
那种狂热的只追求明星的潇洒温婉、风流倜傥、八面玲珑的思想动机是不值得提倡的。狂热追星追到连歌星汽车溅到身上的泥点子和足星的臭袜子都十分欣赏和爱护，那就陷入了病态心理，属于偏执心理的表现。追星族应认识到偶像的利与弊，采取剔除糟粕，吸取菁华的态度，立足于人格的历练，而不是像东施效颦那样，只学其蹙眉掐腰的皮毛性动作，而忽视学习西施内在与外在相溶为一的气质美。如崇拜歌星，可以学习他们执着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不甘示弱的顽强的意志，以及他们不摆明星架子，平易近人的作风等。如果对心中偶像的所长，能有清醒的认识，做到多一点选择，少一点模仿；多一点理智，少一点痴情，那就会吸取其菁华，剔除其糟粕，对自己的人格成熟是大有补益的。
不过这些少男少女在追星的反复比较和检验中，会逐渐成熟起来，能够找出比较正确的人格定位的。事实证明，许多狂热的追星族，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的青春偶像会出现转换的。如有一个A女孩，在读初中时崇拜张国荣的长相出众，英俊帅气，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到读高中时则觉得有些作家、记者很有才华，每每见到这类人，都投注了羡慕的目光，有时甚至偷偷地像欣赏宝物那样，总想从中找寻出伟大的所在来。可是到上大学时，眼界开阔了，思想成熟了，对偶像不再崇拜，而是想自己建功立业，干出一番事业来。彻底摆脱了追星族的狂热心态。可见，这种追星族的心理是可以随着人格的成熟而逐渐降温，以至消退的。
现象学哲学 篇6
一、图片资源现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
相对于旧的哲学书，新哲学教材辅助材料显得更加丰富，尤其图片运用广泛，从封面、目录、正文、辅文、综合探究到封底，都有体现。笔者选取目前较新的2008年3月第3版的《生活与哲学》教材，经过统计，图片共出现89处。因封面、副封面和封底用的是同一张图片，所以该教材共出现了约87幅图片。从内容上，这些图片大概可以分为经济类、政治历史类、文化类、社会生活类、人物类、花鸟自然风景类及概念思维结构类。当然，从其他角度分还有漫画、油画等分类，在此不再祥述。
二、图片资源短板：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高中哲学教材必须以人为本，科学运用各种资源，尤其是图片资源，应该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但是结合教材中的图片呈现以及教学实践情况，笔者发现教材图片的呈现和运用问题颇多，集中体现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短板”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
1.漫画多，但是趣味索然，晦涩难懂，缺乏趣味性
漫画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生活与哲学》教材中有大量的漫画，经统计有15张，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妥当的。如课本第9页，名称为：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第一，该漫画处于课本的第一课，缺乏必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学生不喜欢。第二，对该漫画的理解，该猫头鹰又名“密涅瓦的猫头鹰”，即使加上专家点评，也是晦涩难懂，高中学生的知识层次达不到这种水平。第三，没有必要用一幅漫画论证哲学需要反思，因为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需要经过思考才能获得，所以该漫画的出现无疑是画蛇添足。
2.图片数量多，但是肤浅而缺乏哲学性
在古希腊文和英文中，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所以在选择图片时要考虑图片的哲学味。虽然在《生活与哲学》教材中图片运用广泛，但是图片缺失哲学味的现象较为普遍。如在教材17页讲到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时，运用了巴黎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的图片，生硬之感顿现，因为这完全是一张历史图片，是战争场面，说教味有余而哲学味不足。
3.图片素材多，但是较凌乱，安排缺少系统性
中外古今、花鸟风景，《生活与哲学》教材在素材的选择方面是丰富的。然而安排方面，则有不妥之处。如在每一单元前，都有一张图片，但是这些图片较凌乱，风格不统一，也没有系统性，不利于学生学习。
4.图片种类单一，辅助功能薄弱
按照表现的手法分，图片的种类除了图片外，还应该有思维图片、表格图等。但是在统计的87幅图片中，图片有82幅，思维图片有5幅，表格图为0。线索是教材各方面知识与主题的关系及各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表格或知识结构类图片能较好地体现线索，突出知识的体系性。单纯的照片式的人物，无法发挥该功能，这是《生活与哲学》教材的缺憾。
三、弥补“短板”：坚持原则，优化图片资源
高中政治教师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开发和利用相关课程资源、优化图片资源的能力。
1.严谨选择和利用图片，提高科学性
科学的图片最起码符合以下条件：符合图片本身作为素材的科学性以及符合教育主体——高中学生的身心学习发展规律。学生是教学活动、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学活动首先是学生的学习活动。如果学生没有兴趣或者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符合学生的认知层次水平、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则此种图片无疑是不应该选的。
2.关注学生生活相关图片，增强趣味性
增强思想政治课的生活性，既是教育规律自身的体现，也是思想政治课的生命力所在。可以亲自或者叫学生从社区获得相应资源，拍成相应的图片或DV形式，辅助哲学课堂教学。社区是一个广阔的资源中心，设施、文化活动都属于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学生也乐于参与，喜欢参与。
3.图片选择要坚持启发性原则，凸显哲学性
该原则是基于生活与哲学课程教学内容特点的。在教材的第一课，就指出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因此图片的选择必然要求带有启发性。趣味性图片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要有趣味性，立足当下，但是更要展望未来。教师要充分利用好网络中的百度、谷歌等搜索工具，寻找并整理该类图片。
4.做有心人，善于积累和创新图片
现象学哲学 篇7
1 现象学及其反主客二元思维方式
主客二元思维方式是起源于笛卡尔的西方近代哲学观念, 这种观点主张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进而来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审视能力。应该说这种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对于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高歌猛进的背后掩盖不了这种思维方式背后的根本性矛盾。
从哲学根基上讲, 这种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在本体论上表现为二元论, 在真理观上表现为符合论, 这本身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即如何证明主体对于客体认知的合法性。正如胡塞尔所说, 这种二元论和符合论的思维无论如何解决不了所谓的客观感觉材料和主观意识的沟通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 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 其实是它混淆了意识活动的对象。在胡塞尔看来, 意识活动的对象并不是那个超越与意识之外的所谓“客观实在对象”, 而是内在于意识的, 被实项和质料充盈着并且时刻被意向性意指的一种意向的对象, 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那个意向对象并非超越于意识的, 而是一种意向性活动之中, 由意向性描述所建构出的意向性本质结构的属性的集合。在这个认知模型中, 我们发现, 虽然有意向主体和意向对象, 但是他们共处于一个意向性活动的行为框架之中, 这实际上是跳出了主客二元思维方式的第一步, 即在认识过程中承认了一种“共在域”的存在。
而对于这种“共在域”, 海德格尔的论述就更加有说服力。首先, 对于人和事物的打交道, 海德格尔有一种“上手状态”理论, 即用具所具有的一种为人所操作的良性互动状态, 而这种“上手状态”对于人和用具之间的关系协调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1) 它意味着用具一定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严格地说, 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意向总是一个用具的整体。[1]80
2) 用具在和人进入操作场域的时候用具本身是不被意识到的。“切近之‘物’特有的自明的‘自在’是在那种使用着它们却不曾明确注意它们的操劳中来照面的。”[1]87
而海德格尔用一种“烦”的理论为这种用具在行为场中的一种不被注意做出了解释:即人要最大程度上减少对于自身行为在时间进程中的缺乏, 窘迫和不适应的状态, 换句话说, 就是减少一种“操心”的状态和生存的一种压力感。
综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象学的反主客二元思维主要体现在其对于人和外在世界的交互行为的考察上, 其关注于具体的意识, 目的, 和操作行为在一个具体行为场域中的发生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所谓原有观念中的主体意识和客观实在的东西都参与了这个结构的发生和延展,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近代哲学主客二元思维方式的限制。
2 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背后的现象学思维
麦克卢汉的媒介学和现象学不谋而合的地方则是它们对于传统西方的线性的, 逻辑的理性思维方式的批判。正如麦克卢汉所说“西方人头脑接受的训练是从A到Z, 而不是从Z到A。这个头脑正在逐渐退化, 越来越迷糊, 它完全靠视觉原理 (即逻辑) 工作;……到了电气时代……视觉和理性统治的时代从此终结”[2]这句话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说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由原理来推出方法的西方应用科学思维, 而是恰恰相反, 要回过头看来考察一切技术和艺术发生的本源性问题, 而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排除所有先入为主的意见, 彻头彻尾地对于眼前的现象进行考察。这实际上就和现象学的一种“先验还原”的思维不谋而合, 它要求我们要仅仅从当下的绝对被给予出发, 来解决事物的依据和基础问题。而另一方面麦克卢汉在此排除的是两种媒介研究倾向:即追求精确的经验主义和追求社会批判功能的欧陆哲学,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等。而之所以要悬置他们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这句话的第二层意思:对于媒介本质的把握不能像传统的理性主义那样或者通过精确的测量, 或者通过严密的逻辑, 而是通过直观。这其实就和现象学的另一种方法“本质直观”不谋而合, 它要求在无前提性的意识里面确切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所以我们发现, 麦克卢汉的媒介学有着深深的现象学烙印, 而最能体现出麦克卢汉的反主客二元思维的便是他的“媒介延伸论”。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媒介互动论。媒介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 其本身和人处于一种统合的状态。人们通过延伸自己的感官能力, 来使得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媒介的样态反过来会对人自身的行为和人类的社会组织产生一定变化。麦克卢汉以电力技术的发展为例:“在机械化时代, 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 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3]
2) 自我截除理论。自我截除在麦克卢汉眼里是人的任何延伸都必然造成的结果。“人体在无法探查或避免刺激的根源时, 就诉诸于自我截除的力量或策略。”[4]58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 自我截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因适应外在系统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体压力的手段。而人们对于截除的一部分是感到麻木的, 无意识的,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正是刺激的压力所造成的自我截除或延伸。作为一种抗自己的机制, 他的形象产生泛化, 难以觉察的麻木或震撼。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4]59
联系我们上节讲到的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我们发现, 自我截除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上手状态”而使得人自身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自我截除后的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由人和用具组成的大主体。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深受现象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而他们的基本的观点都是反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
3“人工智能威胁论”主客二元思维倾向
现阶段, 科学界会按照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问题, 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 所谓弱人工智能, 即是“发展研究人类和动物智能的理论, 并能通过建立工作模型来测试这些理论, ……他们并不认为机器本身能够思考、具有感情和意识。因此, 对于弱人工智能来说, 模型只是帮助理解思维的工具。”[5]所以很多人并不认为弱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多大的威胁。
但是问题出在强人工智能身上, 持强人工智能观点的科学家认为强人工智能应该和人类一样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并且具有创造力, 自我意识和自我进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在强人工智能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它会取代人类的主体地位, 进而将人类变成其自我发展和进化的工具。一些科学家甚至还认为, 人类根本无法遏制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 而且它将是现阶段所有弱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和人工智能最终的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
但是, 我们在看待这些观点是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弱人工智能还是强人工智能根本的目标都是建立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客观实在体, 都是实现“机器也可以像人一样思考”, 只是弱人工智能者认为机器能够部分做到这一点, 强人工智能则认为机器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 甚至很多行为主义科学家还不满足于机器仅仅是思考, 而是和人一样拥有社交, 协作甚至是共生等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独立。
所以, 基于这种思维, 所以很多科学家才会产生“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问题的争论, 即所谓谁才是主体的问题, 进而才会产生“人工智能威胁论”这样的将人工智能和人极端对立的命题。
4 对于人工智能概念理解与发展的新思路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论证, 即这种像科学家所想的完全由人的技术打造, 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人工智能存在的可能性问题, 笔者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学及其现象学基础的理论基础认为:人类试图通过纯粹技术打造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和行为而存在, 并具有自身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行为体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1) 现象学证明:基于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理论, 人类之所以将技术和人自身打造成一种整体, 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一种由于和完全独立和陌生的“他者”而产生的“烦心”和“操劳”, 即一种缺乏, 窘迫和不适应的状态, 换句话说, 就是减少一种“操心”的状态和生存的一种压力感。而如果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的, 具有自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工智能行为体的出现, 不但没有减少这种压力感, 反而增加了人的这种打交道的压力感, 所以人和这种人工智能行为体的打交道必然会有不适感, 所以这种技术的市场化一定会遭到抵制。
2) 麦克卢汉媒介学证明:根据自我截除理论, 人和工具的最佳关系就是人不会意识到工具的存在, 进而避免一种因强刺激所引起的压力, 但是一种独立于人的人工智能的出现, 虽然会导致人们在应对自然和机械问题的压力会减少, 但是同时, 人和人工智能, 任何人的社交信息的压力会增加, 所以此消彼长, 人的根本压力综合并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其次, 根据自我截除理论, 人的进化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的进化不是依靠对自己身体的加强, 而是通过延伸身体, 避免强制身体而使得身体受到压力进而获得一种大脑的轻松的环境, 进而使得信息在脑中进行复合, 产生创造。而根据这种推论, 人工智能目前首要的任务, 还是要替人类做很多机械的工作, 比如大量重复和复杂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 人工智能史不可能自己通过自我解除来减少压力, 激发自身内部的创造性的。
所以, 基于以上论证, 那种试图通过纯粹技术打造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和行为而存在, 并具有自身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行为体的做法, 无论是在和人的关系的角度还是其自身的发展创造力的角度都是不可行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笔者认为, 人工智能是一个整体, 它的终极发展不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客观实体, 而是一种集合人脑智能, 工具和技术智能, 社会智能等多种交互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行为和操作状态。它的本质是在于通过对于人身体的延伸, 连接和杂糅, 使得个人的能力能够在庞大的延伸和连接交互网络中能够:
1) 最有效的进行任何的操作。
2) 最大化提升人的操作体验感。
3) 最大化减轻人们通过外感官应对强刺激的压力, 让人们更加专注于创造。
5 结论
所以, 根据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和其现象学的哲学基础,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谈及人工智能时, 不能将人本身作为重要的一部分排除在外, 因为, 经过论证, 科学家设想的那种独立于人的意识, 不依赖于人的, 具有独立思考判断和社交能力的人工智能在根本上不适用于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环境, 而人工智能也不应该被当作一个实体而应该是一种人和技术交互而形成的一种行为状态。所以这个维度上, 人工智能和人的对立就不复存在, 进而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产生威胁就变成了一个伪问题, 因为人本身就是人工智能的组成部分。
摘要：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媒介是人的延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媒介的态度, 即不再以“人——媒介”这种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媒介, 而这种思维转变对于我们审视当下的“人工智能威胁论”,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于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的现象学哲学基础的分析, 为解决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观念。
关键词：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现象学,主客二元思维,人工智能。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王庆节,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梅蒂·莫利纳罗, 等.麦克卢汉书简[M].何道宽, 仲冬,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550.
[3]梅琼林.透明的媒介:论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J].人文杂志, 2008.
[4]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译林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