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共9篇）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1

从危机发生的领域看, 幼儿园危机主要分为经费危机、生源危机、资源危机、师资危机、安全危机、可持续发展危机等类型。[1]本文中所涉及的危机范围为安全危机, 即所有与在园幼儿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相关的危机事件。幼儿园危机管理是指幼儿园根据危机的状态在第一时间依据安全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而做出的种种管理行为的总称, 其目的在于预防、规避幼儿园突发事件成为安全事故, 降低甚至消除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一、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幼儿园危机的发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当社会环境处于有序的良性发展状态时, 整个社会领域就会出现和谐发展态势, 反之, 社会领域就会出现各种危机。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社会变迁过快, 伴随而生的则是社会冲突与混乱, 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社会关系日益复杂, 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 我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也在经历着巨大变化, 社会文化体系逐渐失衡, 如, 道德虚无主义心理蔓延、公共伦理道德失范、社会良知被遗弃、利己主义和坑蒙拐骗行为等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行为。[2]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 导致人们在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时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这些自变量的存在和发展将会影响到幼儿园的安全发展。

二、管理者的认识与信念

幼儿园管理者的认识与信念对于危机的发生、演变及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幼儿园危机管理者的危机管理理念影响着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工的危机预防与处置理念和行为。一般而言, 幼儿园危机管理者对危机的认识和信念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防胜于治”的危机管理常态化, 认为在危机管理中要坚持“防患于未然”, 将危机预防作为幼儿园管理的常态工作来抓。第二类是“水来土掩”式的被动应对, 认为幼儿园突发事件防不胜防, 危机在所难免, 在危机预防效果不佳的情况下, 将危机管理重点放在处置方面。第三类是“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性管理, 幼儿园管理者平时疏于对危机的防范, 当危机爆发后才采取措施加以艰难应对。

幼儿园务必要摒弃“水来土掩”式和“亡羊补牢”式的危机管理思维, 要坚持“防胜于治”的危机管理常态化思维, 在危机预防方面下功夫, 最大程度上保障在园幼儿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

三、危机信息的检测与处理

在危机预防阶段, 幼儿园如果能够及时掌握相关危机信息, 采取措施, 就能大大降低危机爆发的概率。因此, 有效的幼儿园危机管理需要掌握范围广泛、准确、及时的危机信息, 并及时对其进行科学解读和处理。危机信息检测是危机预防和预警的重要内容。幼儿园在危机信息情报的搜索和检测上越全面和详细, 越有助于认识危机的状态, 越有助于防控危机的爆发和降低危机的危害。从已有的幼儿园危机事件案例中可以发现, 大多数危机事件的爆发与危机信息检测工作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危机信息检测工作可以为危机预警提供准确情报, 危机信息情报对于危机决策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塑造作用, 可以警示人们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解危险源, 进而避免潜在危机发展成既定危机事实。如果幼儿园管理者对某些与危机有重要关联的危险源事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如果在发现危险源后没有及时科学处理, 则会在客观上为危机爆发提供了机会。

因此, 幼儿园危机管理者应当加强对危机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处理工作。幼儿园要在安全检查制度的要求下,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幼儿园进行全园安全检查, 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危机情报。对那些可能引发危机爆发的危险源信息进行及时处理, 将幼儿园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四、决策机制与程序

幼儿园危机在给人们带来危险和破坏的同时, 也给人们一些处理危机、转“危”为“机”的契机。因此, 在危机管理领域应高度重视危机决策系统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对幼儿园危机管理者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幼儿园危机管理决策机制主要涉及以下若干要素:决策者的认知水平与当机立断行为效果、决策者对危机信息的依赖程度、决策圈内的互动、管理者与负责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决策者对现存决策机制与程序的认知与依赖性等。这些自变量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危机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效果, 最终影响危机管理的效果。因此, 幼儿园危机管理者在面对危机进行决策时, 要坚决避免优柔寡断和固执武断, 而要根据事先掌握的危机信息按照决策机制当机立断进行正确决策, 为危机处置和抢险救灾争取“黄金时间”。

五、个人性格等特殊因素

个人性格作为非常规因素, 对幼儿园危机管理行为及效果也具有重大影响。一般而言, 个人性格等特殊因素包括幼儿园领导者及责任人的个性、心理压力、工作风格等。

据大量研究文献研究结果表明, 在危机管理中, 领导者的危机管理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透过领导者的个性表现出来。幼儿园危机管理者的个性影响着其危机管理的风格和思路, 影响着危机管理决策和危机处置行为。幼儿园危机责任人的个性影响着其执行危机管理者的管理意志效果, 也影响着具体的危机处理思路和行为。果断的危机处理责任人能够及时、准确、灵活地执行幼儿园危机管理者做出的危机决策, 而依赖性的危机处理责任人在处置危机事件时则显得危机处置思维僵化, 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

幼儿园危机事件往往会给幼儿园相关责任主体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些压力可能导致认知扭曲, 从而对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置效果产生消极影响。能够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做到临危不乱、忙中有序, 是幼儿园危机管理者和相关责任主体应该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

六、幼儿园危机舆论生态

幼儿园危机舆论生态是指当幼儿园危机事件爆发后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环境和舆论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状态。在新媒体时代,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达, 公众的表达平台不断增多, 带来了突发事件中舆论生态的活跃。

事实表明, 社会对幼儿园危机事件的各种舆论对幼儿园危机与危机管理行为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 我国幼儿园领域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 在这些突发事件发生之后, 都会产生许多社会舆论, 而社会舆论又会反过来影响事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 社会对幼儿园危机事件的舆论评价呈“一边倒”态势, 即当幼儿园危机事件爆发后, 社会舆论出现同质化现象, 一般都将幼儿园及相关责任人的失职和渎职作为批判内容, 将幼儿园再次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种情况下, 幼儿园在面对内部危机事件的同时, 将会面临社会舆论危机。幼儿园危机管理者在面对舆论危机时要做好危机善后工作, 在社会舆论监督下必须妥善处理危机善后事宜。同质化的舆论生态也一致指向幼儿园危机预防工作中的缺陷和漏洞, 这将促使幼儿园更新危机预防理念, 优化危机预防策略, 提升危机管理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刘兹恒, 潘梅.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J].图书与情报, 2007 (02) :33.

[2]冯宝安, 杨晓萍.幼儿园突发事件生成机理与预警实践途径研究[J].教育导刊 (幼儿教育版) , 2012 (08) :59.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篇2

相关关系注重基本概念的考查，主要是判断变量有无相关关系，这里一定要把它和函数关系区分开，并要学会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规律，作出正确判断.

例1 下列变量关系是相关关系的是（ ）

①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②老师的执教水平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③学生的身高与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关系；

④家庭的经济条件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解析 要判定两变量是否是相关关系就是要看两变量是否有影响，以及是否具有函数关系，从而可判定.①学生的学习态度会影响学习成绩，但不是函数关系，故两者之间是相关关系；②老师的执教水平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但不是函数关系，故两者之间是相关关系；③学生的身高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无直接关系，故两变量不是相关关系；④家庭的经济条件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无直接关系，故两变量不是相关关系.

答案 A

点拨 本题考查了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的定义，根据经验进行逐项验证，一定要和函数关系区别出来，属于基础题.

2. 相关关系注重数形结合，联系实际

在相关关系中由图观察判断结论的题目有很重要的地位，由图不仅能看出两个变量有无相关关系，也能看出是否是线性相关，判断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对相关关系的强弱，相关系数的判断也很有帮助，数形结合是高中数学的很重要的思想.

例2 设某大学的女生体重[y][（单位：kg）]与身高[x]（单位：cm）具有线性相关关系，根据一组样本数据[（xi，yi）（i=1，2，…，n）]，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0.85x-85.71]，则下列结论中不正确的是（ ）

A. [y与x]具有正的线性相关关系

B. 回归直线过样本点的中心[（x，y）]

C. 若该大学某女生身高增加1cm，则其体重约增加0.85kg

D. 若该大学某女生身高为170cm，则可断定其体重必为58.79kg

解析 根据回归方程为[y=0.85x-85.71]，而0.85>0，可知A，B，C项均正确，对于D项回归方程只能进行预测，但不可断定.对于A项，0.85>0，所以[y与x]具有正的

线性相关关系，故正确；对于B项，回归直线过样本点的中心[（x-，y-）]，故正确；对于C项，∵回归方程为[y=0.85x-85.71]，∴该大学某女生身高增加1cm，则其体重约增加0.85kg，故正确；对于D项，[x=170cm]时，[y=0.85×170-85.71=58.79]，但这是预测值，不可断定其体重为58.79kg不正确.

答案 D

点拨 本题考查线性回归方程，考查对线性回归方程的理解，属于中档题.

3. 回归分析紧密联系实际，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

回归直线方程的求法是最小二乘法，是数据中的点到它的距离的平方和最小，利用回归直线我们可以进行预测分析.

例3 设[（x1，y1）]，[（x2，y2），]…，[（xn，yn）]是变 量[x]和[y]的[n]次方个样本点，直线[l]是由这些样本点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线性回归直线（如图），以下结论正确的是（ ）

A.直线[l]过点[（x-，y-）]

B.[x]和[y]的相关系数为直线[l]的斜率

C.[x]和[y]的相关系数在0到1之间

D.当[n]为偶数时，分布在[l]两侧的样本点的个数一定相同

分析 回归直线一定过这组数据的样本中心点，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不是直线的斜率，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是小于1的，是在-1与1之间，所有的样本点集中在回归直线附近，没有特殊的限制.

解 回归直线一定过这组数据的样本中心点，故A项正确. 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不是直线的斜率，而是需要用公式做出，故B项错误. 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是小于1的，故C项错误. 所有的样本点集中在回归直线附近，不一定两侧一样多，故D项错误.

答案 A

点拨 本题考查线性回归方程，考查样本中心点的性质，考查相关系数的做法，考查样本点的分布特点，是一个基础题.

例4 已知[x与y]之间的几组数据如下表：

解析 由表格中的数据可得[n]，[x，y]，进而可得[i=1nx2i-nx2]，和[i=1nxiyi-nxy]，代入可得[b]，进而可得[a]，再由直线方程的求法可得[b′和a′]，比较可得答案.

由题意可知[n=6]，[x=72，y=136]，

故[i=1nx2i-nx2=352]，[i=1nxiyi-nxy]=-33，

故可得[b=-6635]，[a=y-bx=22930]，

而由直线方程的求解可得[b=2]，把（1，0）代入可得[a′=-2]，

比较可得[ba].

答案 C

1.下列变量中，具有相关关系的是（ ）

A.正方体的体积与边长

B.匀速行驶的车辆所行驶距离与行驶的时间

C.人的身高与视力

D.人的身高与体重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任何两个变量都具有相关关系

B.球的体积与该球的半径具有相关关系

C.农作物的产量与施化肥量之间是一种确定性关系

D.一个学生的数学成绩与物理成绩之间是一种非确定性的关系

3.已知[x与y]之间的一组数据如表，则[y与x]的线性回归方程[y=bx+a]必过（ ）

A.点（2，2） B.点（1.5，0）

C.点（1，2） D.点（1.5，4）

4.在下列各图中，每个图的两个变量具有相关关系的图是（ ）

[①] [②] [③] [④]

A.① B.② C.③ D.④

5.甲、乙、丙、丁四位同学各自对[A，B]两变量的线性相关性做试验，并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求得相关系数[r]与残差平方和[m]如下表.

[＼&甲＼&乙＼&丙＼&丁＼&[r]＼&0.82＼&0.78＼&0.69＼&0.85＼&[m]＼&106＼&115＼&124＼&103＼&]

则哪位同学的试验结果体现[A，B]两变量有更强的线性相关性（ ）

A.甲 B.乙 C.丙 D.丁

1～5 DDDBD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3

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具有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汇总统计金融行业的各种报表对M1和M2进行及时的测量,可以运用货币政策调整货币的供应量,达到货币供求平衡。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实现其特定经济目标的总称。货币政策包括工具变量、中介变量、目标变量。中央银行利用这三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作为媒介,直接控制工具变量,从而间接影响目标变量。1996年,央行将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使货币供应量中介变量正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一部分。因此,通过对货币政策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关系的研究,在中介变量和目标变量可测性、可控性的基础上,可以使央行更好地执行货币政策,从而实现稳定币值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 ( 见下图) 。

2 文献综述

何启志、何启粱通过对我国1995年到2012年GDP、M1、M2的年度数据做分析,得出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与GDP有很强的相关性。董青马、雷洪光、胡正运用VAR模型,研究了我国1978—2009年度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证明了M2适合做中介目标,而M1则更适合做中央银行的观测目标。而货币主义理论者提出持续的通货膨胀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的观点。

结合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发展执行情况,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线性相关程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并提出运用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建议。

3 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为一种金融中介变量,是短期经济变化和金融趋势的晴雨表。一国的经济金融条件和货币政策操作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最终的影响是选择货币中介目标的重要依据。此外,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还应满足如下三个标准: 一是相关性。即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指标的变动要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能对经济金融的变化发展产生影响。二是可控性。即作为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必须是中央银行能够应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金融指标。三是可测性。即中央银行能够迅速获取这些指标的准确数据并进行观察、分析和检测。

按相互间的关系分析,可以分为中介变量、工具变量和目标变量。其中目标变量是指能够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的变量指标;中介变量是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量指标,主要有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 包括M0、M1、M2) 等。反映币值稳定状况的目标变量指标是物价指数,可以选择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代替; 体现一国经济增长状况的目标变量指标是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来代替。可供选择的中介目标主要有贷款量、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其中贷款量跟货币供应量具有可替代性,因此,使用比较广泛的、具有典型性的中介变量是货币供应量 ( M0、M1、M2) 和利率 ( R) 。

从实现币值稳定来看,货币供应量M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传导,仅通过消费一个变量,并且货币供应量对消费的影响确实很大; 而中介变量利率R对目标变量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传导,则要经过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对储蓄和投资产生影响,进而传递到物价水平。与利率水平相比,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更直接、弹性力度更强。从实现经济增长来看,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传导仅通过投资一个变量,而利率对投资的传导要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两个方面,进而通过投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见,货币供应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变量的传导要比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传导直接得多。

从货币供应量的不同层次来看,主要是如何选择M0、M1、M2的问题。由于与M1、M2相比,M0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总量 ( M2) 的比重很小,一般只在11% ~6% ,并且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金融的深化,现金交易的份额将越来越小,所以M0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弱,从而使之独立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了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中介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目标变量,来研究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

4 目标变量与中介变量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1990年至2013年M1、M2、CPI、GDP的年度数据,如表1所示。来分析我国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1、M2与居民物价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变动关系的密切程度。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2014) 。

分别建立CPI和M1、M2以及GDP和M1、M2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使用双对数模型缩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量值之间的差距,运用OLS法估计出参数及模型( 如表2所示) 。

由表2的计量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均通过了t检验,变量系数符合经济意义,模型的拟合优度也很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说明目标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两个方面的推论。

第一,由相关性检验指标R2分析,M1 和M2这两个解释变量对消费物价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目标变量都具有很高的显著水平。就M1和M2的相关性显著水平而言,对于消费物价,前者略强于后者;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前者与后者接近。这就证明: 就总体而言,M1和M2与目标变量之间都确实存在明显的幂函数相关关系,只是在密切程度上有些微差异。第二,由弹性系数分析,就消费物价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M1每增长1% ,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0. 86% 、消费物 价上涨0. 39% ,说明M1的弹性较大; M2对两个变量的弹性要比M1的弱,基本上低将近0. 07和0. 08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相关性检验已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水平,仅表明M1和M2均基本具备了对目标变量传递的直接性这一作为中介变量的充分条件; 而弹性大小的比较,则更进一步证实了M1对目标变量的传导更直接、效率更高。或者说,尽管M2也基本满足传递的直接性要求,但与M1相比,其对目标变量的弹性要小一些,调控的效果就相对要弱一些。

由此可见,就综合而言,货币供应量M1、M2均具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但相比较可以看出,M1的条件更充分一些。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对于抵御经济波动、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合理有效的。

5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建议

第一,疏通传导渠道、减少货币供应量调整的阻碍。就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来说,要减少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疏通从央行到商业银行、企业到居民的传导渠道。第二,积极研究寻找有实质影响和相关关系的新的中介变量,不断完善货币中介变量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金融改革体系的深化,未来利率变动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将会加大,因此需要考虑将新的因素引入到货币政策变量中。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1990—2013年M1、M2、CPI、GDP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证明M1、M2作为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CPI、GDP之间是高度相关的。同时通过理论分析M1、M2的可测性、可控性,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货币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目标变量,相关性

参考文献

[1]王广谦.中央银行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张鑫鑫.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4.

[3]贾庆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上海:复旦大学,2005.

[4]侯军强.我国货币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甘肃金融,2011(4).

[5]吴俊成.我国货币政策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变量；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一、变量的选择及数据的搜集

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区间为1999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期间的40个季度样本数据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pbc.gov.cn/等。数据分析使用Eviews5，1软件。

本文选取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总量经济指标。选用上证综合指数代表股票价格信息。

二、数据处理

宏观经济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景气指数CB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上证综合指数SHANGDEX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那么首先对具有季节趋势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季节调整，并对变量取对数处理，以避免各变量出现异方差问题。通过变量的对数处理以及采用移动平均差分法对具有季节趋势的变量进行调整。

三、序列的平稳性

本文采用可消除残差自相关的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零假设为变量有单位根，如果检验概率值大于5％，则认为该变量不具有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ADF检验结果可以得知，时间序列LNCPI是平稳时间序列，即I(O)序列LNSHDEX、LNCBI、LNM2、I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l LNGDP、F是二阶单整序列，即I(2)序列。根据协整理论，不同单整阶数的时间序列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LN CPI与LNSHDEX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考察的时间段1999-2008年之间居民消费分类价格指数与股票价格没有长期协整关系。同样，LNGDP与LNSHDEX之间也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段内GDP值与股票价格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只有LNCBI、LNM2、I与LNSHDEX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下面我们接着考察LNCBI、LNM2、I与LNSHDEX之间的协整关系。

四、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确定协整关系的个数。具体步骤如下：虽然时间序列LNCBI、LNM2、I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其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前两个极大似然统计量的值均大于5％水平临界值，因而有两个原假设被拒绝，这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上证综合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利率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前人指出，系统中协整向量的个数越多(随机趋势越少)，系统越稳定。而检验结果表明4个变量之间存在2个协整向量，则说明这4个变量的动态特性主要由1个共同随机趋势(common stochastic trend)决定。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LNSHDEX=4.405843LNCBI-0.360367LNM2-0.100702I-23.14361

(5.08273)(0.79275)(0.22093)(17.3901)

对协整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其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小于临界值，残差是平稳序列。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以上长期协整方程可见，说明了企业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利率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个长期也只是指的是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内)。这表明了在1999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四季度这段时间内，上证综合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数之间长期为正相关关系，而与货币供应量、利率之间长期呈负相关关系。

五、结论

1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价长期存在负相关的协整关系，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不同，也不符合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时滞，商业银行还存在借贷的现象，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能立刻增加股市的现金流，也不能对企业的投资产生即时的扩张效应。

2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至今存在着联系，但相互影响的程度还不明显。

变量数目与种群规模的关系 篇5

遗传算法 (GA) 由美国Michigan大学的Holland教授于1975年首先提出, 后经De Jong、Gold Berg等人改进推广, 广泛应用于各类问题。它是一种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与机制的全局概率优化搜索方法。

在遗传算法的参数选择中, 种群规模 (PS)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如何选择合适的种群规模至今没有确定的指导思想。种群规模选择过大会增加计算负担, 收敛时间会显著增加, 过小则降低种群的个体多样性, 容易早熟, 可能难以搜索到全局最优解。因此, 我们希望找到种群规模与变量个数之间的对应关系, 能够根据所给出函数的变量个数来选取相对合适的种群规模, 使得算法的性能达到更好。

下面选择三个典型的测试函数, 利用不同的种群规模和不同的变量个数进行试验, 期望找到变量个数与种群规模之间的最佳关系。

一、测试函数

为了研究变量个数与种群规模对GA性能的影响, 我们选择了以下三个函数。试验时每个函数的变量个数从10依次增加到20分别进行试验。 (表1)

二、实验结果及分析

在以下试验中, 进化参数设置如下:对每个种群设置收敛精度为ε=0.01, 选择概率为PS=0.25, 交叉概率为PC=0.7, 变异概率为Pm=0.05, 进化代数为2000。种群规模从n依次增加到8n。每种规模的种群独立运行30次。取收敛时间 (CT) 和收敛代数 (EGN) 的平均值作为评价指标, 函数收敛性能指标利用收敛时间 (T) 、进化代数 (E) 、全局搜索能力 (P) 加权后的值PGA=ω1T+ω2E+ω3 (1-P) 作为评价指标。

1、函数f1的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图1)

图1表现了函数f1收敛时间与种群规模的关系, 函数的曲线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一致地呈现了几乎直线上升的状态, 说明种群规模对GA计算时间的影响十分明显。 (表3、表4)

从表4可以看出, 最小收敛代数有1次n, 2次4n, 2次5n, 3次6n, 1次7n, 1次8n。

2、函数f1的试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图2)

图2表现了函数f2收敛时间与种群规模的关系, 函数的曲线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一致的呈现了几乎直线上升的状态, 说明种群规模对GA计算时间的影响十分明显。 (表6、表7)

从表7可以看出, 最小收敛代数有1次3n, 1次4n, 3次5n, 5次6n, 1次7n。

3、函数f3的试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图3)

图3表现了函数f3收敛时间与种群规模的关系, 函数的曲线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一致的呈现了几乎直线上升的状态, 说明种群规模对GA计算时间的影响十分明显。 (表9、表10)

从表10可以看出, 最小收敛代数有4次4n, 5次5n, 1次6n, 1次7n。

从以上图表及分析可以看出, 种群规模的扩大对GA的搜索收敛时间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如果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最优解, 就不应该选取过大的种群规模。

对于三个测试函数来说, 在变量个数一定的情况下, 收敛代数最小的种群规模在4n到6n之间, 因此在确定遗传算法种群规模参数时, 可以选择在4n到6n之间。

三、结论

在确定遗传算法参数时, 种群规模的确定与决策变量个数n有着一定的关系, 比较合适的种群规模应该控制着4n到6n之间。而且, 推荐选用比较小的种群规模去进行计算, 这样会节约大量的计算时间。

参考文献

[1]李敏强, 寇纪淞, 林丹等.遗传算法的基本理论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2]王小平, 曹立明.遗传算法———理论、应用与软件实现[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3]蒲若昂, 李志华, 宋国新.一种新的改进遗传算法及其应用[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2007.24.10.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6

现代企业经营面临着市场风险和企业特有风险。人们把企业的特定风险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把无负债时的未来息税前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之为经营风险, 因企业资本结构不同而影响企业支付利息和股息及到期支付本金的能力的风险称之为财务风险。决定企业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杠杆作用, 经营杠杆能够反映经营风险的主要特征。通常把债务筹资带来的风险称之为财务风险, 财务杠杆能够反映财务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企业风险与营业固定费关系

(一) 企业风险与营业固定费关系的观点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企业的风险对于企业盈利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其根源在于企业的固定成本。如果将固定成本进一步分为经营性固定成本和财务性固定成本, 那么对盈利能力所起作用的风险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营业风险和财务风险, 因此企业的总风险可以视作“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之积” (李敏, 2006) 。国内多数财务学者认为“营业杠杆的实质是指企业固定成本比重对利润的影响” (荆新、王化成, 1993) , “营业杠杆利益, 是指利用企业固定成本而带来的营业利润” (周中惠等) , 实质是把营业杠杆定义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固定资产的利用, 但影响营业杠杆大小的主要因素不仅是固定成本, 产品价格、变动成本等会计变量都影响着其大小。笔者同意以下观点:“过去, 人们把‘假设’和‘结论’颠倒了, 不恰当地把假设仅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与企业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再次假设为线性一次函数视为营业杠杆的核心内容或结论, 从而产生只要企业存在固定成本, 不论数量大小, 就存在经营杠杆, 以及固定成本越大营业杠杆作用越大的偏颇认识” (罗福凯, 2004) 。

与市场不相关的营业风险, 可以通过分散投资进行消除, 与市场相关的营业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消除。因此, 笔者认为不能只考虑营业风险本身, 还必须研究与市场相关且通过分散投资不能消除的营业风险与营业杠杆之间的关系。

(二) 营业风险与营业杠杆关系推导

依据资本市场理论, 任意的风险证券i的市场风险, 通过其收益率Ri和市场的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协方差cov (Ri, RM) 的大小来表示。同样利用经营杠杆系数也可以测度企业的市场风险。

决定营业杠杆系数大小的变动因素主要有固定成本 (费用) 、销售量、单位贡献毛利以及单位变动费用等, 现代企业总的发展趋势是, 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企业固定成本的增加, 必然引起变动费用的相对减少, 在市价不变的情况下, 单位贡献毛利将会提高, 可见, 单位贡献毛利与固定成本成正比, 与单位变动成本成反比, 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决定和影响着经营杠杆系数的大小。由此, 经营杠杆与市场风险的关系问题, 就转化成了是否可以利用财务会计的成本费用结构数据及其变化来表示市场风险大小和变化的问题了。通过以上逻辑推理可知:市场风险决定于变动费和固定费用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最终集中体现在单位贡献毛利这一会计数据及其变化上, 由此, 从投资者决策有用的角度, 应对单位贡献毛利会计指标进行充分披露。

一个不存在债务性资本, 完全由自有资本构成的企业, 用F表示其固定资本, V表示变动成本, I表示自有资本, X表示销售量, 单位销售价格为p, 则企业i的市场风险指标, 通常有以下两种表示方法, 一是利用企业i的收益率Ri与市场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协方差COV (Ri, RM) 进行表示, 二是利用企业i的收益率Ri的标准差和企业i的收益率Ri与市场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相关系数的乘积来表示。

利用协方差COV (Ri, RM) 进行证明如下:

由式 (1) 可知, 固定成本增加前的市场风险指标, 可用单位贡献毛益与自有资本 (此时为企业的全部资本) 比例为系数, 同销售量X和市场有价证券M的收益率RM的协方差的乘积进行表示。

假设单位产品销售价格p不变, i企业的固定资本F增加△F, 则会由此引起变动成本V减少△V, 单位贡献毛益会增加△a, 假设此时的企业i的自有资本利润率为Ri', 期望值为E (Ri')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知:

其中, Rf代表无风险的证券的收益率;COV (Ri', RM) 代表有风险的证券的收益期望值;σ2为有风险的证券的收益的方差。

式 (2) 右边的COV (Ri', RM) , 比照 (1) 式的结果, 同理可以推算得到:

将 (3) 式的结果与 (1) 式对比可知, 在固定成本增加△F的情况下, 自有资本收益率与市场有价证券的协方差, 即企业i的自有资本收益率的市场风险的测定指标COV (Ri', RM) 的增加量与单位贡献毛利△a的变化成正比。COV (Ri', RM) 与销售量X存在共线, 即它与销售量和市场有价证券收益率的协方差的大小相关。

上述证明得到的结论是:企业市场风险的增减, 可以通过单位贡献毛益的变化进行把握和计量, 但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相互替代关系是引起单位贡献毛利变化的主因。

利用Rubinstein市场风险ρi Mσ (Ri) 进行证明如下:

在假设条件与第一种证明方式相同的情况下, 企业i的利润πi和自有资本收益率Ri的计算结果为:

ri=PX-VX-F=X (P-V) -F=a X-F (4)

把 (4) 、 (5) 式代入 (6) 式可得:

根据 (7) 式可知, 企业i的市场风险可以用单位贡献毛利a、企业销售量X与市场有价证券RM相关系数σXM、销售量X占自有资本比例的标准差的乘积来表示, 其各自的经济含义是:相关系数σXM说明销售量的变化受到市场整体情况的影响, 标准差σ (X/1) 表示销售效率的不确定性。另外, 还可以看出贡献毛利与市场风险直接相关。

利用Rubinstein市场风险表示方法和利用协方差COV (Ri, RM) 表示市场风险的方法进行证明, 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是:作为衡量市场风险的营业杠杆, 可以通过单位贡献毛利即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替代关系进行把握和计量。

二、企业风险与财务固定成本关系

(一) 企业风险与财务固定成本关系的观点

从西方的理财学到我国的财会界对财务杠杆的理解,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 将财务杠杆定义为“企业在制定资本结构决策时对债务筹资的利用”, 强调财务杠杆是对负债的一种利用。其二, 认为财务杠杆是指在筹资中适当举债, 调整资本结构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 强调通过负债经营而引起的结果。另外, 有些财务学者认为财务杠杆是指在企业的资本总额中, 由于使用利率固定的债务资本而对企业主权资本收益产生的重大影响, 也侧重于负债经营的结果, 但其将负债经营的客体局限于利率固定的债务资金, 定义的客体范围是狭隘的。事实上企业可以选择一部分利率可浮动的债务资金, 从而达到转移财务风险的目的。财务杠杆定义为对负债的利用, 而将其结果称为财务杠杆利益。这样定义对于财务风险、经营杠杆、经营风险乃至整个杠杆体系概念的定义, 起了系统化的作用, 便于下一步研究。

(二) 财务杠杆与市场风险关系推导

研究该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评价财务会计数据资料对市场风险的测定能力。财务杠杆大多是利用负债比率或总资本负债率等会计指标进行表示的, 也存在着是利用账面价值还是公允价值、是否扣除所得税、是否包含派息等分类和具体计算上的差异, 但基本上都是以负债比率来进行表示的。把财务杠杆以负债比率来把握, 研究财务杠杆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以股价总市值代表企业i的价值, 企业i股价的平均收益率E (Ri) 与市场风险直接相关, 利用最基本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8) 式中的λ是市场有价证券的平均收益率和无风险证券收益 (利率) 之差与市场有价证券的收益率方差之比, 可表示为:

将 (9) 式代入 (8) 式得:

任意风险证券i与整个市场风险的关系可用贝塔值βi来表示, 是任意风险证券收益与市场有价证券收益的协方差与市场有价证券收益方差之比, 表示任意风险证券i与整个市场风险的波动关系。

因此, (10) 式可以用βi表示为 (11) 的形式:

为研究表示财务杠杆的会计变量———债务比率与市场风险的关系, 假设同时存在一个全部资本由自有资本构成的企业U和一个利用负债经营的企业L。U企业的股价市值总额为ZU, 营业利润为YU, 投资收益率为RU;L企业的股价市值总额为ZL, 营业利润为YL, 企业发行的债券或借款为DL, 投资收益率RL, U企业股东投资收益率的期望值可表示为:

假设U企业与L企业的收益一致并遵从相同的概率分布, 那么, L企业股东的投资收益率的期望值, 应是企业平均收益额扣除同期的被视作债务性利息的支出, 即可以看作无风险债券的利息率与债务性资本的乘积, 可表示为:

将 (12) 和 (13) 式代入 (8) 式可得:

(14) 和 (15) 式的协方差可以分别进行如下表示:

可以得到两个协方差之间的关系为:

对 (18) 式两边同时除以市场有价证券的方差σ2 (RM) 得到 (19) 式如下:

根据MM理论, 上述两企业的企业价值是相等的, L企业由于支付债务利息, 因此, 其股票的市场总值ZL小于没有债务性资本的U企业的股票市场总值ZU, ZL/DL大于1, 可见 (18) 式说明, L企业投资收益率与市场有价证券收益率的协方差大于企业U, 表明L企业投资收益率的风险波动大于企业U。

(19) 式说明, 在一定假设条件下, 利用债务性资本的企业与资本全部由自有资本构成的企业的市场风险在资本构成上的差异在于两者股票市场价值总额的比率大小。

根据MM理论, 把 (19) 式中代表U企业总收益的ZU用L企业的价值 (ZL+DL) 进行代替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20) 式表明了作为财务杠杆的会计变量指标负债比率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 即可以利用负债比率DL/ZL来衡量财务杠杆与市场风险之间关系。

本文研究的结果进一步强化和证明了以下事实:依据资本市场理论, 财务会计数据信息有用性能够用来测量和反映市场风险。探讨了企业市场风险的主要因素与反映企业经营特征的杠杆之间的关系, 营业杠杆和财务杠杆从企业经营特征和资本结构的角度反映企业经营风险, 同时也反映了企业经营基本构造和经营战略。这可为进一步开展财务会计指标在反映企业风险方面的作用和表现等研究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傅元略主编:《财务管理》,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傅元略主编:《财务管理》,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7

当前, 我国的能源资源相对比较紧张, 节能、低碳是现代生活的主体, 为了降低成本和加快运行效率, 必须要在充分分析了水力计算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建立相应的设计平台, 避免因为复杂的管网和经验估算造成的不合理设计。

众所周知, 流体输配管网的水力计算目的主要是通过选择适当的管径, 并通过一定的计算方式计算整个系统的阻力, 对已建成的系统进行适当的扩建。在管网系统的流体计算中, 则主要是采用四个变量中的平均比摩阻计算方法, 假定送水水管水力, 并且采用静压复得法计算水流的均匀设计。但是在日常的工程计算中, 流体输配管网都有其相应的计算理论和方式。

一、水力计算的理论依据及公式

根据管网供水系统的计算原理, 即在不同的管径条件下, 不同流量的自来水在水力计算中具有不同的比摩阻, 通常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比摩阻制成相应的计算表, 进行快速便捷的水力计算。

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系统管网中比摩阻的计算方式和假定流速法的运行方式。一般来说, 可以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初步的拟定, 设定系统中的平均比摩阻, 通过设定的比摩阻计算压力损失, 和各段管径的其他参数。而假定流速法, 则是先假定其流速, 再根据速度和流量计算管径, 最后计算压力损失。

但是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围绕四个关键的变量比摩阻、流速、流量和管径四者之间的关系。以下几种公式是常用的水力计算公式:

莫迪公式:λ=0.055[1+ (2000kd+106Re) 13]

阿里特苏里公式:λ=0.11 (kd+68Re) 0.25

雷诺数Re:Re=dVr

圆管的流量、管径和流速之间的关系:Q= (pi*d^2/4) *v

上面各式中:

△P——计算管段的压力损失, Pa

Rm——单位长度上沿程阻力损失, 也称为比摩阻, Pa/m

l——计算管段的长度, m

λ——沿程阻力系数

ρ——流体的密度, kg/m3

K——管道内壁的当量粗糙高度, m

G——质量流量, kg/h

d——管道内径, m

Re——雷诺数

V——流体的平均流速, m/s

Q——流量, m3/s

注:表中水温度为34.5℃ ( (32℃+37℃) /2) , 密度994.3 kg/m3, 运动黏滞系数0.735×10 m-6/s2, 管壁绝对粗糙度0.5 mm.

而在实际的设计工程中, 根据不同的设计情况, 可以相互变换以上各种公式之间的变量关系, 通过已知量得出未知变量, 从而提高设计的科学性。

二、利用水力计算变量关系进行的严惩阻力损失

在管网供水系统的计算中, 管道内的流量和流速及管径之间的关系为:

v=4qm/3600ρπd2 (其中:qm—管段中的水质量流量, kg/h)

R=6.25×10-8 (λ/ρ) (q2m/d5)

在给定的参数一定的情况下, 利用=f (d, qm) 的函数式及相应的水力计算公司, 可以得出在不同流量和管径, 以及不同的流速下的比摩阻 (详情见表1) 。

三、水力计算中各变量的关系

在流体输配管网的计算中, 假定流体的密度、管道粗糙度等参数都已知, 只能考虑其四个基本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在程序中则需要根据一定的临界值和参数进行判断, 选定以上提出的公式进行计算, 最终算出未知的量, 并将误差减少到最小, 按照不同的计算公式, 得出的结果基本吻合就能证明在“流量、流速、管径和比摩阻四个量中任意知道两个量就可以得到另外的两个量”。

在计算的过程中, 通常都会将流量算作已知, 然后再假定一个量, 通过假定的量去计算未知的量。“如经济比摩阻的方法就是要先假设出一个经济的比摩阻, 假定流速法要假设出一个合适的流速。即已知条件是流量和经济比摩阻或流量和假定流速。对于同一系统而言, 无论是采用假定流速法还是经济比摩阻方法, 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

结语

综上, 可以得出在流体输配管网的计算中, 有流量、流速和管径、比摩阻四个基本变量。在设计工程中只要确定其中任意两个变量就能得出另外的变量。虽然计算方法各异, 但是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变, 具有较高的通用性和统一性, 能够在计算过程中互换。

摘要：流体输配管网中的水力计算方式各种各样, 特别是在管网供水的计算中, 水力计算尤其重要, 掌握好水力计算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有效地掌握官网供水的运行规律的基本前提。本文主要从水力计算中的四个基本变量进行分析, 流速、管径、流量和比摩阻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进行必要的实例验证。

关键词：流体输配管网,水力计算,流量

参考文献

[1]李兴友.流体输配管网水力计算软件的开发[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6

[2]屈睿瑰, 杨兰兰.C A I技术在《流体输配管网》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05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8

1 服务价值的内涵研究

Michael Porter认为服务价值取决于顾客的感知和认同,代表了前期研究中众多学者的观点。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量研究成果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但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差异性。本文主要从概念模型和服务系统两个视角进行分类评述。

1.1 概念模型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Kotler等提出了服务价值概念框架,对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潜在变量进行了归类,如金钱成本、私人间的联系、声誉、服务所得、与获得服务相关的努力等。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站在顾客的角度并结合企业价值构建起服务价值模型。Cengiz Haksever等[2]明确了服务价值的顾客属性,将时间要素加入服务价值模型之中,认为服务价值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服务的非经济价值。Hasksever等所构建的服务价值模型是目前学术界被广泛采用的概念模型之一。苏钰等[3]整合了顾客感知价值和企业价值两个视角,构建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通过降低价格和顾客购买成本的方式来提高感知服务质量以及增加企业价值,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良性循环。Vargo Stephen L等[4]将服务价值具体描述为顾客在服务传递的过程中,面对已经付出以及即将付出的各项成本,对自身既得利益公平性的感知。马玉波等[5]比较研究了各种价值内涵,将服务价值定义为企业创造并传送的服务功能和效用普遍被顾客感知、认可、接受的程度。因此,服务在企业与顾客之间传递,而服务价值对多数顾客均存在客观收益,并且服务的客观性能是顾客进行主观认定的基础,同时也是顾客主观认知的结果。此外,Basole R C等[6]认为虽然产品和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研究服务价值不应该将其与产品相分离,而应该将产品看作服务传递的工具,同时提出了服务价值网络的概念模型,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提供商、第一层推动者、第二层推动者以及辅助推动者等5种类型的参与者,其价值由B2B、B2C和C2C等组成的复杂营销关系组合共同创造,并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影响。Lin Chien Hsin[7]认为服务价值反映了顾客从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及其相应成本付出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利益和损失要素相互独立且互为因果,不可相互变换。这一观点强调了服务价值中各要素的密切关联,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支持,如Kristina Heinonen[8]认为服务价值包括技术、功能、时间和空间等4个维度,且每一个维度均通过各自的利益所得和成本所失进行衡量。David Martin Ruiz等[9]进一步细化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描述服务价值的焦点应在于各服务要素在塑造顾客感知价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服务价值的内涵也延伸至绿色服务供应链领域,Rania A M Shamah[10]通过构建绿色服务供应链的价值创造模型,更好地解释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专注创新对提升服务供应链价值和绩效的积极影响。

1.2 服务系统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服务系统视角下,以价值网运用最为广泛。服务价值网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对顾客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其主要特点在于企业、顾客及供应商等价值网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价值,注重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数字化运营,是突破价值链范畴的价值创造系统。国外部分学者利用该方法将服务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价值的产生过程和机理。如Holbrook运用价值构成的方法,即价值链和价值网,认为对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应从服务价值参数和服务价值分析方法两个方面进行。Paul P Maglio等[11]认为服务价值由服务系统及其环境适应能力共同决定。Alter S[12]认为顾客服务效益的获得可以来自于服务提供商,也可以来自于自动服务,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服务价值。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引入价值网理论,针对服务价值演化和共创模式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探索研究,如龙跃[13]基于专业化分工和价值网观点,归类综述并分析了制造服务价值的演化,认为制造服务跨界演化是服务演化的重要发展趋势;简兆权等[14]基于价值星座和服务价值网络等观点,构建了包括研发企业、科研院校、风险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在内的研发服务价值共创模式,阐释了其不同共创圈的形成机理和影响作用。

服务工程方法通过借鉴软件工程的建模思想,旨在设计面向客户需求的服务系统,是目前国内服务价值研究领域运用效果较为突出的系统理论之一。王忠杰等[15]运用该方法刻画了服务价值的分类,认为服务价值具有可分解性、组合性、可传递性、可转化性和依赖性等5方面基本性质。邵旭提出了支持价值知觉的服务工程与方法体系,并将服务价值定义为顾客或提供者期望某一方面状态改善及改善的程度,是服务供需双方追求的最终目标。

除上述两种主流认识倾向之外,国内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解读。如杜义飞等[16]从博弈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的重点在于需要各服务参与方共同创造,并且能够在各参与方中恰当分配。谢获宝等从财务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各项服务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未来净现金流入增加额的现值。李群从服务利润链和服务价值链整合的角度,将服务价值界定为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或者给顾客带来顾客收益,而为服务供应商带来的企业价值。扈玉婷引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界定了服务价值内涵,认为服务价值是凝结在服务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上的,并得到了社会表现的抽象劳动,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性共同决定。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和价值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内涵的切入点。目前,关于服务价值内涵的研究包括了概念认识、特点分析、构成要素及类别划分等主要方面,涉及到了管理科学、服务科学及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是与服务价值密切相关的近似概念,但是,服务的本质属性在于满足服务接收方的利益需求,价值强调了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意义,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均强调对服务效用的感知和判断。与这些概念相比较而言,服务价值并不被完全包含于服务质量概念之中,其内涵比服务质量更贴近服务接受方的服务需求;且服务价值虽然与顾客价值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顾客价值是个体性概念,而服务价值是群体性概念,服务价值在传送后被感知、认可和接受的部分可理解为顾客价值。因此,本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如下阐释:服务价值可作为服务接受方评判其所接受服务质量高低的标准,其根本问题应在于服务价值客体对服务价值主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服务价值主体需要意义的体现,且服务价值可以被衡量和评判。

2 服务价值与关系变量的影响研究

探究服务价值与其相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向,但是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稍显薄弱。本文将服务价值的关系变量归纳为前因变量、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等3类,以辨析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

2.1 前因变量

Alix T等[17]利用价值等式认为服务价值等于服务质量与服务成本之比,重点探讨了产品的附加服务,并从企业和顾客两个角度对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由此可得,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前因变量,其中,服务质量的构成要素同样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维度。如Hu Hui Hsin等[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利于顾客产生高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对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顾客购买意愿等均具有显著影响;王升研究表明即使存在文化背景差异,服务质量对感知服务价值仍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影响。

服务成本作为影响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可进一步细化为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金钱成本等,一般认为服务成本越高,服务价值越低。如Manoj Edward等[19]实证检验了服务转换成本对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和顾客保留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服务转换成本与感知服务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建议服务型企业采用独立或降低服务转换成本的方式提升服务价值和顾客满意度。

此外,国内部分学者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服务价值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如朱以彬以图书馆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需求是影响图书馆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王希全以内部审计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服务资源数量、服务价格和项目价值度是影响企业内部审计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由此表明,不同事物由于其属性和功能的不同,影响其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

2.2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介于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验证其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因果关系的探析。本文归纳的服务价值调节变量主要包括服务接触、服务体验、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和企业形象感知等。I-rene Gil等[20]研究表明,服务接触直接影响顾客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验证了员工工作满意度在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之间的调节作用。顾客的服务体验是服务接触过程的重要方。Anu Helkkula等[21]利用欧洲客户对i Phone服务体验的市场数据,实证分析了顾客服务体验对顾客感知服务价值的影响,表明顾客从服务体验中感知服务价值并不能称为一条价值链,而是包含了环境价值、经验价值动态相关性的复杂现象。Carmen M Sabiote等[22]分析了网络服务总体感知价值的差异和网络服务消费者的行为倾向,并检验了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在实现顾客满意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卞文良等[23]分析了B2C环境下顾客对物流服务的感知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实证检验了企业形象感知正向影响服务感知以及服务感知正向影响顾客满意。

同时,服务价值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Davood Feiz等[24]从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两个维度来测定服务质量,并指出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对感知服务价值及顾客满意具有显著影响,而感知服务价值对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在实现顾客满意方面具有调节作用。Asman Ismail等[25]研究表明,感知服务价值通过服务响应和服务保证并不显著影响服务满意度,而通过情感维度能够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感知服务价值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之间的协调作用。

2.3 结果变量

Masanobu Uda[26]指出服务价值最大化是实现服务满意的最佳标准。因此,服务满意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结果变量之一,对实现顾客忠诚和提高企业利润起着显著作用。此外,钱晓群实证检验了学生感知服务价值与网络教育学院竞争力之间的结构关系;王朝辉等将服务价值作为感知价值的测量维度之一,认为感知价值与其各维度之间存在多元线性关系,且在服务价值维度上均值较高。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感知价值可作为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并且对于不同的事件,服务价值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也不相同。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服务质量、服务成本、服务接触以及企业形象和员工的服务意识等;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主要包括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员工工作满意和企业竞争力等。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成果可知,国外学者已经从企业和客户层面就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而国内学者侧重从顾客感知的角度分析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背景细化服务价值影响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3 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

服务价值本身具有可被衡量和评价的性质,而且鉴于其更贴近服务的本质,与经济社会中不用领域的结合更有助于揭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服务价值评价研究归纳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和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等3类。

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生态环境是人类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之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全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目前,学术界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的文献资料占据最大比例。美国学者Costanza等人于1997年将其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Nature》杂志上,提出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迅速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们认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从为人类生活提供生态产品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生态功能两部分进行衡量,将其分为17个子生态系统分别进行测量并最终加总求和。根据Costanza R等人[27]的测度,全球生态系统每年可产出高达16~54万亿美元的总服务价值,平均为33万亿美元,是1997年全球GNP的1.8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引发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伴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研究热潮,逐渐将其评价研究深入到湿地、森林、土地利用及农业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且敏感性指数、遥感和意愿评估法等是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和指标,取得了诸多具有较强社会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刘兴元、张振明、王友生、赵忠宝、李坦等。

3.2 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西方拥有成熟的高等教育制度,部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针对高等教育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如Gaston Le Blanc和Nha Nguyen基于性别和学习水平等维度定量评价了大学生服务价值,论证了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其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并且指出针对不同性别和学习水平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在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Bo Enquist等[28]以公共服务领域中契约治理和绩效测度的关系为视角,从服务主动型和商品主导型两个方面对公共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Wan I Lee[29]运用MEC理论建立了医疗服务行业的顾客层级价值图模型,指出患者在价值层面的满意度与门诊服务的等待时间、管理程序、登记服务、服务范围、护士的态度和礼貌、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效果等要素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侧重点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除政府服务价值和医疗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以外,图书馆服务价值评价是国内学者另一个重点研究的方向。如游士兵等[30]定义了政府服务价值,选择人均GDP作为行为变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环境状况及社会发展水平作为考察其贡献度的4个因子,建立GM(1,N)模型对政府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王静等[31]在阐释医疗服务价值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绩效评估的角度,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法对公立医院的医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估测度;任贵华等[32]从经济、技术、功能、资源和社会等5个维度构建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定量测度与实证检验。

3.3 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呈现多样性,信息化和供应链均是此背景下国内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地位的有效手段。信息具有服务特性,史敏等研究指出可以通过享用科技信息服务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对科技信息服务价值进行测度。丁邡等[33]结合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IT投资的决策环境和首席信息官(CIO)的行为特征,建立了CIO评估IT顾问信息服务价值的数学模型,分析了IT风险资产价格、期望收益分布和信息服务费用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及对评估过程的内在影响机制。此外,资金被形象地描述为维持供应链共生系统生命力的血液,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其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可有效维持整个供应链的活力。王笃鹏等通过比较共生系统中有无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物流金融服务的情况,分析了各共生单元的决策和能量变化,评估了物流金融在供应链中所产生的服务价值,认为物流金融服务在扩大零售企业订货量的同时增加了各共生单元的能量。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结合不同领域和行业特点,运用成熟的理论方法展开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服务价值评价的主要研究思路。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诸多领域中尤以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评价准则和方法,而以顾客和市场为主体的典型服务领域的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甚为缺乏。该问题与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尚存在较大争议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但该问题又表明,系统深入研究服务价值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服务价值研究应当成为服务科学领域学者们探索和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4 服务价值的未来研究展望

服务价值具备管理科学、服务科学、生态科学以及工程理论等学科交叉性的重要特点。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就服务价值的内涵、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和服务价值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辨析,但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4.1 服务价值内涵的明确和细化

国内外学者多从顾客感知及系统共创的角度对服务价值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服务价值的构成要素分析集中于经验和信息、功能和技术及时间与空间等方面,并对服务价值的宏观性和创新性形成了共识,但由于服务价值的学科交叉性以及自身内涵的丰富性,目前对其内涵的理解还不够系统、深入。因此,应更加注重从管理和服务科学的角度,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服务价值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素等。

4.2 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关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系统性较强,但研究方法和角度略显单一,并且对于服务价值影响变量的选取集中于顾客层面,造成了一定的研究局限;而国内学者偏重于验证服务价值与其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针对其与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调节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在深度上尚显不足。因此,应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注重从组织和社会系统层面介入相关变量,逐步拓展和深化服务价值的影响因素,深入揭示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之间的本质关联。

4.3 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服务价值评价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服务质量等相关概念的评价模型为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服务价值的概念模型,从经济价值、功能价值和时间价值等维度构建了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然而,借鉴服务质量评价模型来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容易产生概念混淆,以至于评价指标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服务价值概念模型自身也有较强的局限性。因此,应基于服务价值的内涵,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结合不同应用领域的特点加以改进,增强其实践应用价值。

4.4 基于管理科学的视角深化服务价值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以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工程领域或生物科学领域对服务价值的研究工作较为深入,而在管理科学领域,服务价值的研究框架仍然比较模糊,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仍然比较浅显。这一点在国内研究进展中尤为突出。因此,立足管理科学领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使得服务价值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技术路线更加合理,将更有助于建立起规范的服务价值研究体系。

4.5 服务价值的建模与优化并加强在实业界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将数学和计算机方法运用于服务价值建模过程之中,构建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服务价值模型,然而,在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效果甚为不佳。因此,提炼更加贴合服务价值本质的影响因素,运用更为简便而高效的方法工具,强化服务价值建模理论支撑的同时探索服务价值优化和提升路径,并加强在医疗、教育、营销及交通运输等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成为未来服务价值研究的重要方向。

摘要：与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相比,服务价值对于提升顾客满意度和企业竞争力更具革新性和影响力。近年来,服务价值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从管理科学的视角进行文献精拣,深入剖析了服务价值的内涵,分析了服务价值与有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评析了不同领域服务价值评价的方法和指标,指出了现有研究不足,并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权变管理中的变量关系 篇9

迄今为止, 小型团队领导者仍然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无人否认在管理者队伍中存在着小型团队领导者这样一个群体, 但也没有人对小型团队领导者是指怎样的一个群体作明确的界定。为了明确研究对象, 本文将小型团队领导者界定为任务团队的负责人, 包括临时性任务团队负责人和日常性任务团队负责人。前者如项目经理、大型活动的组织者等, 后者如职能部门经理、车间负责人、门店管理人员等。小型团队领导者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1) 在管理层级中处于下层, 是基层管理者; (2) 是具体任务的直接管理者, 直接参与工作任务的计划、执行和监督控制; (3) 直接和间接管理的下属人数较少 (数十人以内) 。

工作绩效的界定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工作绩效是指谁的绩效?另一个问题是工作绩效是指结果还是指行为或者其它?就第一个问题而言, 组织是由许多小型团队 (或者说任务团队) 组成的, 小型团队内部又由数量不等的个体组成, 因而组织中的工作绩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组织绩效、团队绩效和个体绩效。在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的研究中, 工作绩效是指小型团队领导者的个体绩效, 但由于小型团队领导者的工作特性, 其个体绩效与其所领导的任务团队的团队绩效是一样的。就第二个问题而言, 工作绩效究属结果或其它, 仍是学术界争论不清的问题, 大体上有绩效结果观、绩效行为观、绩效素质论、绩效多元论四种观点[1]。本文将工作绩效界定为工作行为的结果, 个体工作绩效的前因变量应当是指工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特征 (或胜任力特征) 、态度 (或动机) 、环境因素等。对于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与其前因变量的关系, 可以沿着“诱因—动机—行为—结果”这一路径进行探索。这一研究思路无疑是符合逻辑的, 却遇到了一个实际困难, 那就是在现有关于工作绩效与其前因变量关系的研究中, 由于没有对个体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绩效等概念作严格的区分, 概念重叠的问题比较严重, 使得相关研究难以遵循这一逻辑。例如, 在现有研究中, 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这两个概念的界限是极为模糊的, 研究者经常会混淆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这两个变量, 以至于人们在研究工作绩效的前因变量时, 很少有人考虑工作态度对工作行为的影响。为避免概念重叠对研究工作的负面影响, 需要对胜任力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等概念进行修正。

为了将个体的胜任力特征与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区别开来, 本文将胜任力重新定义为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的持久、稳定的个体特征, 包括个人特质、知识水平和个人积累的社会性资源。个人特质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心智模式与行为模式。其中心智模式是指个体已经固化的思想观念及内心需要, 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愿望以及对外界的固定印象和看法等。行为模式是指个体在一般情况下经常重复出现的行为特征 (习惯) 。知识水平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社会知识、业务知识、所掌握的工具和方法、所积累的工作经验等。个人积累的社会性资源是指个体所建立的并且能在工作中利用的无形资产及社会关系, 例如个人树立起来个诚信形象、所积累的人脉关系等。这一定义强调胜任力特征是持久、稳定的, 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是可以重复显现的, 它有别于个体在一时一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一个员工可能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养成了某些对工作绩效有影响的行为习惯 (例如事先制定详细的计划) , 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都会如此行事, 这种行为习惯就是一项胜任力特征。当这一员工执行某一具体任务时, 可能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 仅仅制定了粗略的工作计划, 在这一具体任务上, 这一员工的工作行为与其行为习惯就有了差异。

工作态度也是一个需要斟酌的概念。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作态度首先可以区分为一贯的态度和特定场合特定工作下的态度, 前者属于个人特质, 属于胜任力范畴。后者则有两重含义, 一重反映工作的目的性, 即个体的工作动机, 例如对特定工作的重视 (效价) 、信心 (期望值) 、热爱 (情感) 等;另一重则反映工作的努力程度, 实际也反映了个体的行为特征或水平, 例如在特定工作上的责任心、主动性、创造性等。为了将工作态度与工作行为区别开来, 本文将工作态度定义为与特定工作相关的工作动机, 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其中内部动机是指由情感或兴趣所引起的工作动机, 不需要外界诱因的激发;外部动机是指由外界诱因激发的工作动机, 如个体因薪酬、升迁与工作绩效挂钩, 提升了特定工作的效价, 而产生的工作动机。与之对应, 工作行为可以定义为个体作为组织成员对组织有影响的, 在特定工作中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包括职责内工作行为和职责外工作行为。上述定义与现有的工作态度及相关概念 (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投入等) 的区别在于, 它不仅将工作态度界定为工作绩效的前因变量, 而且将工作态度直接界定为工作行为的前因变量。在这一定义下, 工作态度只包含动机, 不包含行为。工作态度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工作绩效, 而是通过影响工作行为间接地影响工作绩效。将工作态度界定为工作动机, 还意味着将工作态度与需要区分开来。工作态度是指由需要引发的工作动机而不是需要本身。个体的需要及其层次结构属于个人特质, 是胜任力的构成要素, 是工作态度的前因变量。至此, 胜任力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绩效被重新定义为一组相对独立的变量, 变量间的这种独立性是对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在现代生产方式下, 任务团队是企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小型团队领导者是管理者队伍中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 适合于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其工作绩效与前因变量的关系。这一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小型团队领导者胜任力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绩效测量模型的研究。为此需要分析小型团队领导者的工作特点,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识别其胜任力、态度、行为、绩效的显变量和潜变量, 编制相关的测量量表, 检测量表的信效度, 并探测量表的维度, 构建测量模型。此项研究不仅是后项研究的基础, 同时有望开发出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各种前因变量的测量工具, 对于企业培养、选拔、管理小型团队领导者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二是小型团队领导者胜任力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绩效关系模型的研究。为此需要利用结构方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或其它统计分析方法, 探测小型团队领导者胜任力、态度、行为和绩效等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方向和程度, 以获得与样本数据良好适配, 并且有理论依据的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模型。此项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投入产出的全过程, 可使工作绩效与其前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 对预测小型团队领导者的工作绩效, 改善其领导方式, 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利用统计分析技术, 对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的关系既可以作肯证式研究, 也可以作探索式研究。图1提供了基于SEM技术的一种探索式研究思路。

二、理论渊源

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研究的理论渊源首先可以追溯到领导效能理论。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 关于领导效能的研究风起云涌, 经久不衰, 至今已形成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三大流派。在特质理论中, 代表性的学说包括强调先天特质的传统特质理论及强调后天学习的现代特质理论等;在行为理论中, 代表性的学说包括二维构面理论、Lewin的三种领导方式理论、四分图理论、Likert的四种管理方式理论、管理方格理论、PM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等;在权变理论中, 代表性的学说包括领导行为连续统一体理论、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情境领导理论、通路-目标理论等[2,3,4]。无论那一种学说, 本质上都是在探讨领导效能 (或者说领导者的工作绩效) 与其前因变量的关系。在这些讨论中, 领导效能与其前因变量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四种情形 (见图2) 。

情形一是指领导者的工作绩效是由其个人特质决定的。特质理论的代表人物Stogdill (1948) 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具备十种特质;Gibb (1947) 认为天才的领导者具有七项特性。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管理胜任力研究使特质理论更为丰富, 美国管理协会组织的一项大型研究提出优秀管理者具有5项胜任力特征;Boyatzis (1982) 提出优秀管理人员具有6个方面的胜任力特征。情形二是指领导者的工作绩效是由其行为 (或领导风格、领导方式) 决定的。Fleishman (1948) 提出二维构面理论, 将领导者的行为划分为定规和关怀两个维度, 指出高定规和低关怀的领导方式效果最差。Blake与Mouton (1964) 提出管理方格理论, 将对工作和对人都极为关心的9.9 型方式作为理想的管理模式。三隅二不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PM理论, 从绩效和维持两个维度观察管理者的行为, 并据以划分出PM、Pm、Mp、pm四种领导类型, 认为PM型领导效果最好, pm型最差。Likert (1961) 将领导行为归纳为“专制-权威”、“开明-权威”、“协商”、“参与”四种领导方式, 发现采用参与领导方式的管理者, 一般是极有成就的领导者。Burns (1978) 、Bass (1985) 、Bass和Avolio (1993) 等人相继提出和发展了变革型领导理论, 提炼出理想影响力、鼓励性激励、智力激励、个性化关怀等变革型领导行为, 认为变革型领导比传统的交易型领导更为有效。第三种情形是指个人特质对领导者工作绩效的影响, 取决于一些调节变量。Fiedler (1962) 用LPC 量表测量管理者的人格特质, 并将其划分为以关系为动因的领导和以任务为动因的领导两种类型, 同时根据上下关系、职位权力、任务结构三个变量的水平划分出八种不同的情境, 研究不同情境下领导者的工作绩效, 发现任务取向的领导者在非常有利的情境和非常不利的情境下绩效更好, 关系取向的领导者则在中间状态下工作绩效更好。McClelland把人的高层次需要归纳为对成就、权力和亲和的需要, 研究了这些需要与管理者成功的关系, 发现高成就需要者作为小企业的经理人员和在企业中独立负责一个部门时, 往往会取得成功;而在大型企业或其它组织中却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第四种情形是指领导的工作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一些调节变量。情境领导理论的倡导者Paul Hersey和Blanchard (1969) 将领导方式分为命令式、说服式、参与式和授权式四种类型, 并将员工成熟度按工作成熟度和心理成熟度分为四种情境, 认为领导方式只有与员工成熟度相匹配方能有效。类似地, 通路-目标理论的创始人Howse (1971) 也提出了指令型、支持型、参与型、成就型四种领导方式, 主张要根据部下的能力、需求等人格特性和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工作群体等环境因素选择适当的领导方式。

激励理论是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研究的另一个源头。领导效能理论由于对领导者个人特质与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讨, 未能使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行为、领导效能三者关系的研究连结成一个整体。激励理论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几乎与领导效能理论同时, 各式各样的激励理论应运而生。其中较有代表性者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鲁姆的希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海德的归因理论、洛克和休斯的目标设定理论、劳勒和波特的综合激励理论。这些理论按其对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重视程度可分为行为主义激励理论、认知派激励理论和综合激励理论;按其是否强调动机的形成过程可分为内容型激励理论和过程型激励理论。激励理论的贡献在于:第一, 激励理论深入研究了需要、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作为个人的基本特质, 是激励理论关注的焦点, 众多激励理论探讨了需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指出需要及其满足状态会引发、增强、减弱甚至转变工作动机, 进而影响工作积极性。第二, 激励理论打开了工作动机及其形成过程的黑箱。弗鲁姆 (1964) 的期望理论揭示了工作动机由效价和期望构成;亚当斯 (1965) 阐述了公平感知影响动机的过程;洛克和休斯 (1967) 提出目标设定把需要转化为动机;斯金纳 (1956) 研究了行为的后果对行为动机的正强化和负强化作用;劳勒和波特 (1968) 利用综合激励模型系统地展示了从付出努力, 经取得绩效和感知报酬, 到形成新的工作动机 (效价和期望) 的过程。第三, 激励理论丰富了人们对工作绩效前因变量的认识。激励理论发掘并梳理了大量的影响工作行为和工作绩效的因素, 并揭示了各种因素的不同属性和不同作用。其中:马斯洛等人深入分析了人的需要, 总结出需要的五层次 (马斯洛, 1954) 、需要的三因素 (奥尔德弗, 1969) 、高层次需要的三要素 (麦克利兰, 1966) ;海德 (1958) 将影响行为的因素区分为内部因素 (如能力、努力程度等) 和外部因素 (如任务难度和机遇等) ;赫茨伯格 (1959) 将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区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 并指两种因素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劳勒和波特 (1968) 指出个人的工作绩效主要依赖于努力程度, 同时还依赖于个人能力及角色认知, 表明能力及角色对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激励理论虽然就目的而言是研究激励因素与管理对象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但本质上还是研究需要、动机、行为及绩效之间的关系, 上述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管理者, 可以用来解释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行为、领导效能之间的关系, 是领导效能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综合上述领导效能理论和激励理论, 可对领导效能与其前因变量的关系作进一步的修正 (见图3) , 图中的调节变量包括一系列的个人特质和环境因素。在领导效能与其前因变量的关系中, 不同个人特质或环境因素, 其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变量在工作动机与领导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有些变量则在领导行为和领导效能之间起调节作用。需要指出的是, 调节变量有多种类型, 图3中的调节变量既可能是同质调节变量, 也可能是半调节变量或纯调节变量[1]。

从工作绩效的累积过程来看, 个体工作绩效可以划分为最终绩效、过程绩效和周边绩效三个维度。最终绩效是指个体取得的符合服务对象要求的最终工作成果。个体在团体中的角色不一样, 其最终绩效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小型团队领导者自身的工作成果通常是无形的, 其个人的最终工作成果体现在团体的最终工作成果上。过程绩效是指个体取得的符合服务对象要求的阶段性工作成果, 或者体现为任务执行过程中的工作质量。小型团队领导者的过程绩效体现在任务管理行为 (对任务本身的管理, 指向“事”) 和团队管理行为 (对团队成员的管理, 指向“人”) 的工作质量上。周边绩效是指个体工作行为对团体工作环境产生的有利影响。团队成员普通成员的周边绩效多为职责外行为 (如组织公民行为) 的结果, 小型团队领导者的周边绩效则主要是由职责内的工作行为产生的附加值 (如导致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改善) 。根据工作绩效的累积过程, 小型团队领导者最终绩效、过程绩效和周边绩效之间具有图4所示的关系。

绩效是行为的结果, 没有实际的行动, 无论有多么优秀的能力素质, 有多么强烈的动机和意愿, 都不会产生结果。因此, 工作行为是工作绩效的直接原因。工作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行为的方向, 即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二是行为的强度, 即在一定方向上付出了多大程度的努力。在适宜的环境下, 如果行为的方向正确, 工作绩效与工作行为的强度应该是正相关的。综观各种领导效能理论, 大多将领导行为划分工作导向和关系导向这两个维度。前者以工作为中心, 主要体现在设立目标、建立标准、定义角色和责任、制定规章或工作程序、监督、控制、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奖励和惩罚等管理行为上;后者以人为中心, 主要体现在理想化影响、鼓舞性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等管理行为上。这样的划分同样适用于小型团队领导者, 只不过作为任务团队的负责人, 他们的工作行为指向更为具体的对象:任务和团队关系。因此小型团队领导者的工作行为可以划分为任务管理和团队管理这两个方面。任务管理主要是指围绕任务的完成而实施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行为;团队管理是指为了维持和改善团队关系而实施的变革型领导和团队建设行为。如前所述, 领导行为学派多认为:按照工作导向和关系导向两个维度划分出来的各种管理风格中, 两者均强的领导方式要比两者均弱的领导方式具有更高的领导效能。据此可以假定:对于小型团队领导者而言, 任务管理行为和团队管理行为对其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基于工作绩效的累积过程, 任务管理行为和团队管理行为应该首先影响过程绩效和周边绩效, 进而影响最终绩效。它们的关系如图5所示。

工作行为是由工作动机引起的。人的工作动机十分复杂, 难以用一种简单的模型反映二者的关系。但期望理论化繁为简, 将影响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归纳为效价和期望两个方面, 简单明了地描述了工作动机与工作行为的关系。根据期望理论, 效价和期望分别指人们对这种工作能满足其需要的程度及实现可能性大小的评价, 激发力量 = 效价×期望。换言之, 工作动机 (效价和期望) 对工作行为 (做什么以及努力程度) 具有正向影响。需要补充的是: (1) 期望理论中的效价和期望都是对特定工作的认知, 没有包含情感这一较为广泛的行为动机。但在组织承诺等有关工作态度的研究中, 多已证明情感因素对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Beeker, 1960;Meyer、Allen, 1993; Van Scotter, 2000;凌文辁, 2001;韩翼, 2007等) [5,6,7,8,9]。显然, 在讨论工作动机与工作行为的关系时应考虑情感因素。 (2) 工作动机的形成及其对工作行为的影响与个人特质有关。某些个人特质直接影响工作动机。例如个人的需要结构显然会影响人们对工作意义的评价, 挑战性的工作对成就欲或自我实现的需要比较强烈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效价, 对生存需要或安全需要比较强烈的人则未必如此;又如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影响人们对达成工作可能性的评价, 高度自信的人对很多工作都会有较高的期望值, 自卑者则相反。在工作动机与工作行为关系的研究中, 这些直接影响工作动机的个人特质可以用作工作动机的预测变量, 也可以用作解释工作动机与工作行为关系的半调节变量。为避免在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研究中变量间的间接影响路径过长, 本文将其用作半调节变量。某些个人特质虽不影响工作动机, 却对工作动机与工作行为的关系有影响。例如一个具有高度责任心人, 即使面对低效价和低期望的工作, 也可能会很努力地工作。在工作动机与工作行为关系的研究中, 这样的个人特质是典型的调节变量。 (3) 个人特质对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例如劳勒和波特 (1968) 的综合激励模型中, 实际上就包含个人能力及角色认知对“努力-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4) 如同个人特质, 外部环境因素对“工作动机-工作行为”、“工作行为-工作绩效”间的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例如弗雷德·菲德勒权变模式中提到的上下关系、职位权力、任务结构, 赫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理论中提到的员工成熟度, 豪斯的通路-目标理论中提到的群体关系, 还有其它相关研究中提到的组织公平、组织支持等, 都是“工作动机-工作行为”或“工作行为-工作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基于上述讨论, 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的完整模型如图6所示。图6中的调节变量包括对“工作动机-工作行为”或“工作行为-工作绩效”关系有影响的各项个人特质 (即小型团队领导者的胜任力特征) 和环境因素。

四、结束语

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的相关研究源远流长。领导效能理论、激励理论以及行为科学的“灌木丛”在领导者个人特质与领导效能的关系、领导行为与领导效能的关系、领导有效性的调节因素、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的识别与测量等方面的研究, 为进一步探索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依据这些理论, 小型团队领导者胜任力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可以按照诱因、动机、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梳理, 形成图6所示的概念模型。

这一模型包含如下要点: (1) 在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的量化分析中, 工作绩效及胜任力特征、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应该并且可以被界定为相互独立的变量。 (2) 从态度 (动机) 到行为以及从行为到绩效 (结果) 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在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的研究中不应割裂这两个阶段, 也不应混淆或颠倒这两个阶段。 (3) 应该对人们在特定工作上的态度/行为与一贯的态度/行为进行区分。前者属于工作态度/工作行为的范畴, 是“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绩效”关系链上的变量;后者属于个体特征 (或胜任力特征) , 是影响上述关系的调节变量。 (4) 图6所示的概念模型是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及其前因变量关系的简约描述。在对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维度进行识别的基础上, 这一简约模型可以扩展。

参考文献

[1]王宝荣, 靳继超.小型团队领导者工作绩效测量模型初探[J].商业研究, 2011 (11) :121-126.

[2]周三多.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谭力文, 李燕萍.管理学 (第三版)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4][美]里基.W.格里芬.管理学[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5]Becker.Notes on the Concept of Commitment[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0, 6 (1) :32-40.

[6]Meyer J P, Allen N J, Smith, C A.Commitment to Organizations and Occupations:Extension and Test of a Three-component Conceptualiz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3, 78 (4) :538-551.

[7]Van Scotter, J.R.Relationships of Task Per-formance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with Turn-over, Job Satisfaction, and Affective Commitment[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0, 10 (1) :79-95.

[8]凌文辁, 张治灿, 方俐洛.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2) :9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