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永恒的价值

人生中永恒的价值（精选4篇）

人生中永恒的价值 篇1

摘要：本文以坎坷人生命运中女性的永恒魅力为主题,从《简·爱》与《倾城之恋》中的女性意识角度来探讨相关问题,主要从女权主义、女性意识及中英两国在文学表现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简·爱,女性意识

伴随时代发展,人们会采用现代的眼光对经典文本进行一些更为自由的批判性解读,书与作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谈论作家之书也应该考虑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因而为了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或给予新的个人理解与解释,就需要将其中的人物形象与作家本人一起参照着读,对应的去诠释。

一、概述

夏洛蒂 · 勃朗特(1816-1855)是19世纪英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 是20世纪中国作家。需要解析两位作家笔下的经典作品,首先需要对当时的时代精神及环境有所了解。当时的英国处于文学“自然主义”,虽然给女性人物赋予了诸多自由的因素,但是对于女性的“自我意识”与“性格发展”并未给予更多重视,大多女性人物是自由、奔放的,都是人性的化身,但又是抽象的普遍性质的表达,夏洛蒂所塑造的人物简 · 爱是以自身的经历及体验为蓝本进行的创作,表达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萌发;英国虽然工业非常发达,然而在真正意义上思想却从来没有欧洲大陆那样深刻, 然而它所培养出来的人物对于世界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全面的。

从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来看,正处于中国“救亡图存”的思潮的继续发挥作用的时期,四十年代的《倾城之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当时的社会所发生的巨变以及不同人物身上所进行的反思。白流苏是一个从现实角度切入去理解自己生存的人,它是通过外围进入内在,简 · 爱是通过内在而突向外围。两个人物都是女性,都带有强烈的“自我”,然而在现实与命运,婚姻与爱情,经历与体验,以及所做出的选择等都有所不同,但两个人物在人生的发展阶段,更加坚定的去面对命运的重压以及生存斗争中的困境,从痛苦中体查了自我,检验了自己,从现实中考量了生存,在现实中也找到了最终的依归。但其中的差异更多,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思想背景等都形成了两者的女性意识各有千秋。

二、对两本著作中的女性意识比较

首先,在探讨女权主义、女性意识此类主题时,笔者希望各位读者或研究者可以保持持平之论,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违背人性的解放与自由。

其次,人格的形成,或者说的人的性格的形成,它需要一定发展过程,它是一种力量,可以对人格主体及周围的非自我的他者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如果其达到了伟大的程度,那么就会引领更多的人投入其怀抱,成为它的模本或者为它而服务。因此在性格的分析方面应该注重事件对其影响,而不应该仅仅将其放置在环境中去考验它,因为法国大多数理论家在探讨“环境理论”时,谈论更多的还是“人挪得了环境,却改变不了自己”,因此应该摒弃那种对于作品或者作者思想“上岗上线”的生搬硬套,而采取“以文本为主, 以体验为辅助手段”的观察方法。这样也许更切近于对作者所塑造的人物的理解与解释。

第三,简 · 爱处于一种“受非正常待遇”情况下的自我感知的发展状态之中,反思更多的是对于社会的反抗,她的自我不能坚定内在信念,反而渴求通过改变自身的生存处境,从对理想的平等的追求与传达来解决这一切“被凌辱的” 过去。“你以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矮小,我就没有灵魂,也就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 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十九世纪初已不新鲜, 却是人类在当时追求某种理想解放意志之体现。然而,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不会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当时的简 · 爱正经受着新“女性的觉醒”与“女性的自我表现” 的一种教条与理想之中。

第四,白流苏不同,它的女性意识是通过体验人间冷暖, 而不是从内心的自卑来理解社会、情感、生活等。不是反击, 更多的是从现实需求去考虑,从人的需求角度去考虑,不论这个人物伟大与渺小——活生生的人性在其身上体现着。与简 · 爱这个人物相比较,虽然白流苏“没读两本书,又不能去当教师”,然而她更为健康,是一个处于当时生存状态困境中的一个现实人物的表现,不仅仅是小说,它在一步步的思索“女性的自由”与“女性的边界”。如今,当欧美一些国家叫嚷着需要“女权”的时候,古老的波斯帝国的子孙们, 依旧在对“女性”进行着非正常的禁锢与限制。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民族风格,相对而言,从整个的意义角度来阐述,中国女性在那个时代,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作品中的人物的时候,她已经体会到了“生的自由”与“自我的生存边界”,她牢牢地扎根于现实之中,她的精神也是建立在现实人性之上的,因引她更好地传达了具有人性光辉的“女性意识”。

结束语:

总之,用现代的眼光去解读经典文本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去解释,应该从中挖掘出更为深层次的心理方面的内在意蕴与对人性底蕴的思索。因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与研究“人” 的学问与自然科学不同,它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体验、考验以及反观来进行解剖分析,所以在解读时,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发挥其才智,对其中隐藏着的“人性魅力”加以阐述。

人生中永恒的价值 篇2

世间什么会永恒?时间?一闪即逝;记忆?终会遗忘;宇宙?分秒各异。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永恒的?

十五个春秋，始终不舍手中的本本好书，为什么?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虽不是每一本书都可以让人有所感悟，也不是每一本书都能影响人的一生，但读书是一中快乐，一中不知不觉的快乐。

好书是一杯美味的咖啡，苦可以是它的特色，而甘可以是它的哲理。它告诉你，人生或许从一开始就是苦涩的，但它的.结尾是甘甜的。正如，坏到最后，只能转好一样，苦乐交织才是人生的书名，一帆风顺只是一场梦。

当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后，你会发现：即使生活枯燥无味，你也可以像读书一样，从中读出快乐，读出希望;即使人生路上正下着倾盆大雨，你也能听出雨水滴答的美妙。

我喜欢在星空下，咖啡旁边静静地读书。当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宁静的时候，我的心才能真正融人书中，书才能牵动心弦，收获更多。

人生中永恒的价值 篇3

艺术教育既是美育的重要手段, 又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的成功无不得益于青少年时代所练就的“童子功”, 重视对孩子从小进行艺术教育已经为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所认同。但如今的艺术教育为什么得不到孩子们的主动接纳呢?究其原因是艺术教育浓重的功利价值取向脱离了孩子发展的实际, 致使艺术教育走进了重重误区而难以自拔, 主要表现为:

误区之一:艺术教育投资盲目跟从。因材施教是教育原则, 但有些家长却忽视了这一基本原则, 在教育投资上根本不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天赋, 而是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 盲目投资, 似乎在众多的特长项目中惟有这些可以选择, 结果却事与愿违, 没能得到理想的投资效果。

误区之二:教学过程简单粗糙。艺术教育的过程不单单是技术传授的过程, 更是开发智力、提高艺术素质的过程, 对孩子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在当前的艺术教育中, 许多教师、家长只重视对孩子进行技术的传授和提高, 而忽视了对其基本艺术素质的培养和艺术情操的熏陶。不懂得创造, 模仿成了艺术学习的唯一方式, 结果学生天生的灵性被磨灭, 对学习艺术产生了严重的逆反与对抗心理。

误区之三:片面追求艺术考级。考级原是为检验学生学习进度而设立的一种考试制度, 其意义在于更好、更科学地规范艺术教学活动。但有些家长和教师在一种攀比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刻意追求高级别。为了考上高级别, 不遵循艺术教育的规律和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 打破了正常的教学进度与计划, 专门练习考试曲目, 揠苗助长, 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二、充分开发艺术教育在创造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研究中碰到了数理推理上的困难, 长时间苦思冥想不得其解。一天, 他坐下来弹钢琴, 突然觉得黑暗中闪出了光亮, 奇妙的答案应运而生, 五个星期后他关于相对论的论文问世。

无独有偶, 日本发明大王中村义郎进行发明创造时有一个习惯, 就是以欣赏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的乐曲来启迪想象、触发灵感。每当紧张思索几小时后, 他便去聆听一会儿音乐或欣赏一会儿山水画, 在艺术享受中往往产生奇思妙想, 闪现出发明创造的火花。他获得的发明专利超过爱迪生, 56岁时便拥有了2360项发明专利权。

无数事实表明, 艺术和审美活动是诱发灵感和顿悟的最有效的方式, 灵感和顿悟常常在听音乐、读小说、吟诗、作画、练书法、欣赏自然景物时突然降临。这一切充分证明, 艺术教育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有着独特而且重要的作用。

现代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理的角度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脑科学研究有了左右脑分工的学说。人们认识到左脑分管抽象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系, 而在教育中重视对语言、文字和数学的训练, 加之大多数人习惯使用右肢, 往往使左脑的功能得到强化。然而, 对于右脑分管的形象思维, 特别是潜意识经常诱发的灵感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长期鲜为人知, 因而右脑在教育和劳动中很少得到训练与开发。右脑功能的弱化是影响人的创造能力的关键因素, 而开发右脑, 促进两半球的平衡发展也就成为培养人的创造能力的一条捷径。脑科学研究的这些成果告诉我们, 左右两半球如能协调发展, 构成一个功能互补并具有转移机能的统一的控制系统, 创造能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充分提高, 创造潜能就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开发。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博士说:“学习音乐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充分调动了大脑的两个半球。”可见, 艺术教育恰恰最善于调动艺术型脑半球的积极性, 又能够充分补偿科学型脑半球的机能, 并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使人脑左右半球得到平衡协调发展。

反思当前遍地开花的艺术教育, 如果能够以现代脑科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 以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作为价值追求, 多一些理性, 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创造, 少一些机械;多让孩子体验一些成功的快乐, 少让他们背上沉重的包袱, 那么艺术教育就能走出目前的误区, 走上一条培养创造能力的阳光之路。

三、让艺术教育的光辉激活孩子的创造潜能

1. 树立“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观。

我国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曾很坦率地说, 现在学音乐的孩子, 95%以上以后不会专职从事音乐, 成为音乐家的更是寥寥无几。他认为, 现在的父母让孩子学音乐没有站在培养的角度, 更多的是一种功利心理在作怪。树立“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观就是要彻底摒弃艺术教育中的功利主义, 从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激发孩子的创造潜能的角度来引导孩子学习艺术;要尊重孩子个性的和谐发展, 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先天禀赋来选择艺术学习的内容, 遵循他们身心发展的规律来选择艺术学习的内容,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他们, 切实保护和发展学生的主动性;要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 脱离简单的模仿和机械训练, 让孩子多体验、多创造, 使艺术教育的过程能够不断积淀并生成他们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2. 掌握艺术教育培养孩子创造潜能的心理学。

心理学研究认为, 艺术是有力量的, 孩子通过学习艺术, 可以发展多种智能。比如艺术教育可以发展一个人的语言智能:通过不同类型的音乐故事、戏剧表演培养人对语言的理解能力, 通过歌曲和表演唱培养人的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歌谣、律动自然获得语言韵律等。艺术教育还可以发展一个人的数理逻辑智能:通过乐器学习提高人的空间智能, 在大脑中形成图画和想象, 能够将大脑中想象的内容制作成形;通过绘画和音乐结合的活动培养人的视觉记忆力、联想能力;通过戏剧、歌舞等舞台演出活动提高人的空间分配技能等。艺术教育还可以发展一个人的人际交往智能:通过音乐表演或欣赏活动, 培养人基本的社交能力;通过音乐游戏、戏剧表演等活动, 培养人的直觉能力;通过歌唱、音乐游戏、体态律动、戏剧表演等集体活动, 培养理解他人的能力和合作精神, 等等。此外, 艺术教育还可以发展人的身体运动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自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等。

由此可以看出, 智能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天赋, 也不是终生不变的, 人为的努力等可以促进智商的发展。尤其是重视艺术的学习, 可以很好地促进孩子多种智能的发展, 从而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3. 构建生态式艺术教育体系。

传统艺术教育的分科教学过于强调本艺术种类形式的特征, 重视艺术技艺的学习和传承, 往往忽视了艺术教育最本质的共性对儿童的影响, 这样的艺术教育对孩子创造潜能的激发是有限的。因此, 由单一的艺术教育向综合性的现代艺术教育转变是艺术教育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 生态式艺术教育便应运而生。生态式艺术教育是仅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设计等多种艺术学科为载体的综合艺术教育, 它将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设计等看成是整个艺术教育领域不可缺少的“物种”, 通过这些“物种”的孕育培养孩子的多元智能, 激发孩子的创造潜能。这样的艺术教育可促进教师、儿童艺术的持续发展, 是能够创生智慧的, 因而对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艺术教育实践中, 如果能够从生态的角度来对孩子进行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性艺术教育, 对开发孩子的创造潜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且这样做还可以使孩子饶有兴趣地走进多彩绚丽的艺术“大观园”, 激发孩子对艺术学习的强烈欲望。

人生中永恒的价值 篇4

相较于西方文化从其文化源头——希腊神话便初显端倪的“利己”特色, 中国文化显然将“利他”二字置于更高的位置 :无论是孔融让梨, 还是卧冰求鲤, “抑己利他”, 作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价值观, 早已贯穿于从古至今无数中华儿女的思想与行为当中, 成为“中国文化社群的集体无意识”。

而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中, 女性, 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 她们是“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母亲, 含辛茹苦, 抚育后代 ;一方面她们是“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的妻子, 情比金坚, 照顾丈夫 ;她们还是沦落风尘却侠骨丹心的妓女, 用温柔拯救落魄书生 ;她们甚至是开天辟地的女神, 虽补天治水, 终究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拥有不同女性身份的她们却拥有着相同的生存准则——“抑己利他”;奉献, 成为她们生命中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与评判标准。

然而, 若仔细推敲,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准则与标准似乎并不存在二元互逆的关系。女性以母亲、妻子、妓女、女神等“奉献型”的角色出现, 却并未获得男性同样“抑己利他”的对待。于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可以看到张生在博得莺莺纯洁爱情后的负心薄幸, 看到元稹在韦丛病重时分的花丛流连……女性, 作为男权社会里生活于底层和边缘的“他者”, 她们在“抑己利他”的男权思想塑造下成为这一原点价值观的践行者, 却从未成为适用者。

而这样的一脉相承投射于文学, 出现的, 便是一大批新贤妻良母式的文学形象。无论是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 还是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这样一些现代女性, 为知识与职业所武装, 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当代文坛。然而, 她们秉承的无一不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抑己利他”的奉献型思想 ;评判她们的标准, 无一不是奉献与否的“抑己利他”中国文化原点价值观念。

当代著名作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蜚声文坛, 其成名作《人生》发表于1982年, 讲述了男主人公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 再离开土地, 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两位女性的感情纠葛构成了小说主要矛盾。通过两位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塑造, 路遥分别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利他”与“利己”两个角度诠释了“抑己利他”的中国文化原点价值观以及在此之上的女性评判标准。笔者试以这两位女性为例, 从她们的爱情观出发, 探讨路遥小说《人生》中女性角色所表现出的“抑己利他”的中国文化原点价值观, 并以女性主义的观点, 探讨这样的价值观对于女性命运的重大影响。

一、刘巧珍:奉献的女神

漂亮, 是刘巧珍的首要关键词。“刘巧珍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 装束既不俗气, 也不土气。草绿的确良裤子, 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 水红的确良衬衣的大领翻在外面, 使得一张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作为村里“二能人”刘立本的女儿, 巧珍是虽然没有上过学, 但勤劳能干、淳朴自然。这样的姑娘就像李春波在《小芳》中所唱的那样, 是一代男性心中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但是, 这样的姑娘却不足以走进高加林的心。在此时的高家林看来, 大字不识一个的巧珍不过是一个“长得像花朵一样”的“文盲”。上过高中、做过民办教师的他“感情上对这个不识字的俊女子很讨厌”。

然而巧珍并不知道高加林的心思, 面对村里这个唯一的知识分子, 她早早便将芳心暗许。他困惑痛苦时递上她甜瓜安慰, 他拉不开脸买馒头时她毅然拔刀相助……甚至, 她摒弃了传统女性的矜持羞涩, 大胆向高加林示爱 :“加林哥! 如果你不嫌弃我, 咱们俩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待着, 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不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 即使在现代“男女平等”的观念之下, 这样的爱情宣言也算是惊世骇俗。作为女性, 巧珍甘心为了爱情担起本该由男性或者是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

由此, 我们可以在巧珍的爱情观中看到明显的“抑己利他”的身影 :在爱情中, 她将高加林看作了自己的宗教, 而她是他绝对的信徒。这样的爱情观, 让巧珍成为波伏娃笔下典型的“恋爱的女人”:以爱情为生命, 以男性为上帝, 全身心投入, 甚至不求回报。

而高加林呢?在和巧珍确定关系的第一天, 他便感到了后悔。他向往知识分子的生活, 生怕被这样一个农村女孩拴住命运。然而, 情欲的冲动让他忘不掉“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 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他在疏远 - 亲密的更替中玩着感情的游戏, 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巧珍作为一个未出嫁的姑娘的名誉和名声。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巧珍和高加林面对爱情迥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巧珍, 爱情是利他的, 自己是附属, 是他者, 是绝对“虚化”, 而他是爱情中绝对的主体。而高加林则不然。面对爱情, 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巧珍对他而言不过是情欲的寄托物, 他是绝对“主体”, 而她是绝对虚化的。

对比这样的爱情观, 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出现了 :在女性的爱情里, 女性是他者, 男性是主体 ;而在男性的爱情里, 女性同样是他者, 男性同样是主体。他者与主体, 奉献与索取, 在爱情中形成了女性与男性之间“不可逆”的“单线思维”。抑己利他, 成为两性间由男性规定游戏规则却由女性单方面演出的独角戏。

如此不平等的爱情当然不会有结局。面对城市女孩黄亚萍的大胆表白, 高加林将自己的爱情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 他“决定和巧珍断绝关系, 跟亚萍远走高飞了!”

在巧珍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路遥着力塑造的完全符合男性理想的完美女性形象 :落魄时的拔刀相助、失意时的温柔安慰、发达时的自动隐退、落寞时的不离不弃……然而, 如此符合传统期待的“女神”却并未在爱情中大获全胜, 究其原因, 正是她基于“抑己利他”原点价值观形成的以“奉献”为宗旨的爱情观让她完全失去自我, 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以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爱情动物。她的爱情, 在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局。

二、黄亚萍:现实的女人

如果说巧珍是路遥有意塑造的传统乡土世界里符合传统男性理想的农村姑娘形象, 那么黄亚萍则带着鲜明的现代色彩走入我们视野。

黄亚萍是个典型的城市姑娘。她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 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优越。作为高加林的高中同学, 黄亚萍在高中时期就对漂亮儒雅, 写得一手好文章, 打得一手好篮球的高加林颇具好感。

然而这样的同窗之爱并未修成正果。高考之后, 高加林回到农村, 黄亚萍则到县广播站成为一名播音员。地域、城乡的差距让二人慢慢失去了联系。

与高加林相似, 在黄亚萍的爱情观里, 自己是一位的。一开始, 她不愿和高加林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 她没有希望再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 ;她想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

面对爱情与生活, 黄亚萍的态度是清醒而坚定的 :爱情可以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元素, 但绝不是全部 ;她可以为了生活放弃爱情, 但绝不会为了爱情改变生活。

工作之后, 黄亚萍和高中同学张克南谈起了恋爱。而这段感情更多出于务实的需要。在高中, 她对张克南并没有交往的欲望。是工作后, 单位上人生地疏”和心里的孤独让她接受了张克南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于此, 黄亚萍的爱情观再次得到了体现 :在她看来, 爱情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决定性因素 ;在一起, 可以是一种依赖, 甚至一种需要。与此同时, 不同于巧珍的无条件付出, 在这段感情中, 黄亚萍始终处于被照顾的地位。她的坏脾气, 她的小姐范, 她始终是“利己”的, 她是一个爱情的所求者而非付出者。

在高加林回城做记者后, 黄亚萍的心中又开始泛起了涟漪。对高加林的“爱情”战胜了对张克南的“需要”, 作为一名接受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城市女性, 她毅然决然向高加林表白。城市女孩的优越感让她对高加林势在必得。而面对张克南, 她一封信便了结了关系, “这并不是爱情……你恨我吧!”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在爱情中, 黄亚萍的爱情观简直是高加林的再现 :出于务实, 她放弃高加林选择张克南 ;而时过境迁, 为了爱情, 她抛弃张克南重新追求高加林。前后对比, 我们不难看出黄亚萍爱情观中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及极端的“利己”观念。她是现实的, 她是自私的, 更是自我的。

然而, 颇有意味的是, 正是这样的“利己”观念, 却让黄亚萍实现了爱情中“抑己利他”的单线逆转 :在爱情中, 她绝对实化而男性绝对虚化了。她在爱情里占据了绝对主体的位置。而这无疑让我们深思 :符合传统“抑己利他”期待的巧珍因为在爱情中失去自我而失去爱情, 而与传统相悖的黄亚萍却因为自我的存在而获得爱情。这样的价值观与女性命运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三、女神遭遇女人

面对刘巧珍和黄亚萍这两位价值观、爱情观迥异的女性角色, 路遥报以的态度是不同的 :对巧珍, 作者借顺德爷爷之口, 给出了“金子一样”的评价 ;而对黄亚萍, 路遥通则过描写其爱情中的反复矫情反映出对黄亚萍的不赞同态度。这实际反映出作者对以刘巧珍为代表的“抑己利他”这一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新时期以来进入中国的“利己” 价值观的批判。

当刘巧珍遭遇黄亚萍, 当男性笔下奉献的女神遭遇时代浪潮中现实的女人, 我们看到的是传统价值观下男性塑造和女性自我之间的矛盾 :“抑己利他”, 是男性理想中理想女性应有的理想理念, 女性依照这一信念塑造自我, 结果却在“利他”的过程里失去了女性自身 ;反之, 当女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女神, 女人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 由爱情中的他者成为了自我。

当然, 我们并非否定“抑己利他”这一中国文化原点价值观的存在合理性, 也并非鼓吹“利己主义”的必不可少。我们只是想强调“抑己利他”这一价值观中不可忽视的男性色彩, 强调女性在这一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评判标准中的自我迷失以及悲剧命运。

正如波伏娃所言, 平等友爱的两性关系才是男女之间的应有之义。女性, 只有“利他”并且“利己”, 才能在爱情中获得平等, 只有“我是我自己的”, 才能主宰命运, 只有在与传统彻底决裂之后, 才能最终找回自己, 走向自由, 走向解放。

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价值观, “抑己利他”早已渗透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然而, 作为男权社会生发并延续至今的产物, 对于女性, “抑己利他”不仅是行为准则与评判标准, 更是精神桎梏。本文拟从当代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出发, 以小说中刘巧珍、黄亚萍两位女性角色为例, 试分析她们在爱情中所表现出的“抑己利他”价值观以及这样的价值观给女性命运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主义,中国文化原点价值观,抑己利他,路遥,《人生》

参考文献

[1]王毅傅晓微.《中国文化“抑己利他”的价值观暨文化特色——从神话蕴含的文化解码说起》.文化天地, 200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