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精选12篇）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1

摘要：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纽带。从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结构和总量对农业技术推广现状进行分析, 运用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分析农业技术扩散效应过程, 并通过协整分析法、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关系。研究表明, 长期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战略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并对此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现状,农业经济,影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到, 农业的增长关键在于采用新技术。从历史角度来看, 农业生产中的科技进步与创新造就了农业的发展, 如农用机械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由人畜力向机械力的提升; 杂交优势理论和遗传育种技术推动了农作物增产技术的发展。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农业科研成果问世, 但这些科技成果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 ~ 40% , 与发达国家70%~ 80% 的转化率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1］。农业技术推广是把农业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并称为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 农业技术推广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技术推广投入资金的数量和方式, 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本文将从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结构和总量对农业技术推广现状进行分析, 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此研究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有助于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1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现状分析

1. 1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以政府投资为主

由于大多数农业科技成果具有社会公益性质, 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点, 所以其成本不是作为农业科技市场的需求方———农民及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单位所能独立承担的; 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 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 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 缺乏大型的农业企业主体, 私人企业投资农业科技意愿低, 也使得农业技术推广不得不主要依赖政府的投入。目前,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资金供给主要来源于财政投入［2］56。

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财政支出包括一般性农业技术推广事业费支出和专项技术推广项目经费。国家和省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均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 其经费完全可以得到保障;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 含县乡两级) 根据经费来源分三类: 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或自收自支单位。据统计, 2005 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财政全额拨款的仅占53. 3%［2］57, 到“十一五”期间已经有82. 5%的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被列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3］。从微观角度来说, 农技推广投资中的事业费支出可划分为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 ( 或活动费用) , 这两部分占农业技术推广事业费总支出的比重大致是4∶ 1。农技推广中的专项推广经费一般是专款专用, 如2009—2011 年期间中央财政共安排专项资金23. 7亿元, 覆盖800 个农业大县, 每年支持每个示范县农技推广工作经费100 万元, 主要用于深化改革、推广品种和技术、培训基层农技人员等［4］。

1. 2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总量不断增长, 但农技推广的财政投资强度较低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 1981 年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额为3. 85 亿元, 1991 年投资额为20. 51 亿元, 2001 年达到85. 02 亿元, 2005 年达到183. 90 亿元［2］57，［5］10。我国政府财政农技推广投资总体趋势是递增的, “六五”期间平均每年投资46 641万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7. 3%; “七五”期间平均每年投资为141 279 万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11. 3%; “八五”期间平均每年投资为310 680 万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15. 4%; “九五”期间平均每年投资为631 340 万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10. 1%; “十五”期间平均每年投资为1 275 800 万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21. 3% 。

农业推广投资与农业GDP的比例是衡量农业推广投资强度的重要指标, 1981 年我国农业推广投资强度为0. 25, 1986 年农业推广投资强度为0. 41, 1990 年达到0. 43, 1999 年为0. 49, 20 世纪90 年代我国政府农技推广投资的增长比例是缓慢的。21世纪以来, 国家日益重视“三农”问题, 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 2000 年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达到0. 51, 2003 年达到0. 61, 2005 年突破到0. 81［2］57。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相比, 我国财政用于支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经费普遍偏低。据统计资料显示, 113 个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 年代初, 平均农业技术推广财政投资强度为0. 96［2］56, 而我国农技推广的财政投资强度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大致是0. 2 ~ 0. 3; 20 世纪90 年代农技推广的投资强度平均水平为0. 40 左右。2000 年至今,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增加的幅度较大, 农技推广的财政投资强度也逐年递增, 现在保持在0. 8%左右, 仍没有达到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平均水平。

从财政支农资金占比角度来说, 国家财政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额较低, 财政支农资金中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占比常年维持在10% 左右, 在国家财政支农的各项支出中居于后位, 其比值也低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2 农业技术推广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分析

一项新技术通过推广, 使得新技术得以普及, 会改善劳动者素质, 提高资本和土地利用效率, 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高农业生产率,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其过程可以结合农业技术S型扩散曲线 ( 图1) 与农业踏板理论中经济学分析 ( 图2 和图3) 来说明农业技术推广扩散效应。

农业技术S型扩散曲线是以时间为横坐标, 以新技术采用率为纵坐标绘成的曲线。在一项新技术刚开始推广时, 由于多数人不愿承担风险, 只有少数农户对其产生兴趣, 并进行试验, 这就产生了技术领先使用者; 当通过试验示范, 看到试验的效果, 采用的人数就会逐渐增加, 技术跟进使用者增加, 扩散曲线的斜率逐渐增大; 由于新技术被多数人采用, 扩散曲线的斜率逐渐变小, 曲线也就变得逐渐平缓, 这样便形成了S型曲线。

伴随新技术被率先使用者所使用及其随后的技术扩散过程, 越来越多的农户采用新技术, 这种过程累积到一定水平, 就必然导致产量增加, 农业经济增长。可以具体表述为: 部分农户釆用新技术 ( 技术领先使用者) →农产品产出增加→产生超额收益→大量农户跟进技术 ( 技术跟进采用者) →农产品产出进一步增加→产品价格下降—没有使用的农户开始使用 ( 技术被动采用者) →对技术的新需求产生［6］。技术扩散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 推动农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可以用图2 和图3 简单说明这个过程。

假设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产品价格和市场均衡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如图3 所示, 在初始均衡点E1, 农产品市场供给曲线为S1, 市场需求曲线为D, 市场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为Q1和P1。图2 中的AC1是农户采用新技术前的平均成本线, MC1是农户的边际成本线。通过农业技术的推广, 技术领先使用者采用新技术后, 导致农户边际成本线和平均成本线发生变化, 其中, 边际成本线由MC1下移到MC2; 平均成本曲线由AC1向下平移到AC2。技术领先使用者符合“经济人”假定,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其产品产量会从q2增加至q3, 此时, 技术率先采用者获得超额利润。在利润的驱动下, 技术跟进采用者会相继采用新技术, 随着采用新技术的农户数量增加, 农产品市场供给总量增加, 图3 中, 市场供给曲线右移, 由S1移动至S2, 市场均衡点由E1 ( Q1, P1) 移动到E2 ( Q2, P2) , 均衡数量由Q1增加至Q2。市场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引起农产品供给增加, 推动农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3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可以加速农业技术扩散的速度, 提高农业生产率, 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下面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法研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3. 1 模型设计与变量的选取

本文分析农业技术推广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 INVi表示农业技术推广投资, AGRi表示农业总产值, ε 为随机扰动项。研究期间为1980—2011 年。为使模型估计结果更优, 减轻乃至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性, 同时使回归系数更具经济含义, 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变换后不改变原序列的协整关系。

本文中农业技术推广投资主要是国家财政投资农业技术推广总额, 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经济增长水平。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数据来源于陈世军 ( 1998) 、张利痒等 ( 2007) 相关资料［2］57，［5］10以及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与科技部、农业部网站, 个别年份数据不全的用灰色GM ( 1, 1) 法补全; 农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1981—2012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运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和零售商品物价指数 ( 1980= 100 ) 分别对农业总产值和农业技术推广投资额进行平减。

3. 2 协整分析

对数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数据 ( INV) 和农业总产值数据 ( AGR) 必须考虑时间序列的稳定性, 从而排除“伪回归”问题。运用Eviews6 软件对其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表明: ln INV和lnAGR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 而原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 即: ln AGR和ln INV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为了验证变量ln AGR和ln INV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 可利用EG两步法, 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 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若残差变量是平稳的, 则说明这两个向量具有协整关系。

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估计回归模型为: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高, t值与F值在5% 水平下通过检验, 说明方程回归结果显著。为了进一步验证是否有协整关系, 还需对残差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通过对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 其结果表明残差序列e不包含单位根, 说明农业技术推广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长期来看,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额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弹性是0. 654, 即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每增长1% , 农业总产值将增长0. 654% 。

3. 3 误差修正模型 ( ECM模型) 分析

在确定农业技术推广投资与农业总产值具有协整关系后, 运用误差修正模型 ( ECM模型) 进行估计, 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短期协调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E ( - 1) 表示误差修正项, 其系数反映了短期对长期均衡的调整情况。从上述估计结果可知, 方程误差修正项系数为- 0. 149, 小于零, 符合负反馈修正机制, 但是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幅度很小, 仅为14. 9% , 表示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以14. 9% 的调整力度从非均衡拉回到均衡状态。从 ( 2) 式还可以看出,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短期影响弹性为0. 169。

结合 ( 1) 和 ( 2) 可以看出, 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都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 但是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短期弹性小于长期弹性, 表明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的短期效应较小, 但从长期来看, 则有较大的正效应。这是因为, 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步, 每项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都需要一定时间, 新技术只有在广泛运用生产中才能显现效果, 农业经济才会增长。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 表明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的长远战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

3. 4 脉冲响应分析

为具体研究不同阶段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VAR ( 2) 和渐进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描述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冲击效应［7］。

从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脉冲响应图 ( 图4) 可以看到, 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两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 在前3 期中处于一个小幅波动状态, 4 ~ 8 期开始大幅上升, 第9 期后, 农业总产值开始形成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持续稳定的正向响应, 表明短期内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的脉冲响应处于波动微调的时期, 长期来看,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正向拉动农业经济的时限更长, 也更稳定。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协整的实证结果, 也说明了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长效政策, 更有利于促进农业产出增加和农业经济增长。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现状和效应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总量不断增长, 但农技推广的财政投资强度较低, 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总量不足。通过协整分析法、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关系, 其结果为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弹性是0. 654, 短期影响弹性是0. 169, 表明长期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战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 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增加农业技术推广资金投入。建立政府财政投入农业技术推广的长效机制, 切实贯彻2012 年修改的《农业技术推广法》, 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保障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 并按规定使该资金逐年增长, 提高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各级政府要切实保证农业技术推广经费的落实, 确保专款专用, 并进行绩效评价,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增加总量的同时, 不断改善农业技术推广费用投入的结构, 调整事业费和项目费的比重, 及事业费中人员费和业务活动费用的比例, 确保推广工作顺利开展。

2 建立多元、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机制。改变“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运行旧模式, 形成立足市场、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自下而上”的推广模式。逐步形成以国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为主, 以农业科研院所和农民自我服务的各类合作社、协会为辅, 多层次、上下贯通、内外结合的科技推广运行模式。在各高等农业院校与科研部门分别设立农业技术推广部, 专门从事新技术推广工作。鼓励涉农企业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给予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注重发挥农业合作社的作用, 促进农业科技有效传播。合理利用民间资本, 鼓励企业投资, 加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对农业技术推广提供贷款, 建立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投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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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2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4.赵丙奇.论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11

论文关键词：农业公共品投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启示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3

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已取得丰硕的成果。2010年我国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65亿美元。农业对外投资取得了一定的发展，2010年累计实现农业对外直接投资26.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6%。

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领域各有优势，中亚五国农业资源极为丰富，尤其在小麦、棉花、葡萄的种质资源、病虫害的生物和机械防治技术、优质品种的培育、机械播种与收获等方面颇具优势。然而，中亚五国普遍存在鲜活农产品供应不足、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不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等问题。与此相比，中国在这些领域已有长足发展。通过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发挥各自农业优势，将会取得“双赢”。

一、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的影响因素选择

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国家直接投资理论，具体到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的情况，着重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一是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包括中亚五国农业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资源和农业技术资源。其一，由于各个国家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不同国家在某种资源上具有各自的优势，再加上资源的稀缺性，所以能够吸引不同程度的直接投资。其二，劳动力资源禀赋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各个国家分工的不断细化，产业间分工逐步被垂直专业分工所替代，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吸引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吸引了高科技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直接投资。其三，中亚五国各产业中掌握不同层次的技术水平也会吸引技术获取型外商进行投资。

二是市场因素。市场因素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因素，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可以看出，市场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诱因。一般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人均收入越高，市场规模越大，就越容易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吸引的直接投资就越多。另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新兴市场吸引了源源不断的FDI也证实了这一点。

三是双边贸易联系。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和直接投资有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减少对相关国家的出口，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者从这个理论出发，阻碍进口增加的办法就是贸易壁垒，早期采用的工具是关税等直接壁垒，随着关贸总协定和WTO有关协定的实施，关税得到了较大的限制，很多国家转向了非关税等隐蔽性的壁垒。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避免出口所面临的贸易壁垒。

四是汇率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还会受到两国汇率水平的影响。Aliber和 Dunning认为，由于强势货币的升值和购买力的增加，国际投资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相对弱势国家。近年来在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下，人民币不断升值，成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优势，这是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五是中亚五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Flores和Aguilera研究发现，地理距离的增大，会导致语言文化差异，增加运输成本和投资管理成本，投资风险增加。所以，距离是制约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是吸引外资政策因素。东道国设立吸引外资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外来投资者而言，该政策无疑会提高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政策因素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自身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因素、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另外，由于政治及外交的需要，许多对外投资多以援助项目形式出现，并非以经济利益或经济效率为导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尤其是对中亚五国农业直接投资，多是出于政治需要。

二、各因素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的影响程度分析

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数据，采用混合GLS方法定量分析影响效果的大小，得出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是农业资源导向性的，中亚各国中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农业劳动力禀赋越高或者农业科技水平越高的国家，中国会显著性的投资于以上国家。中亚各国市场规模以及双边贸易量对中国在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吸引外资政策以及距离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第一，中亚各国耕地面积、从事农业劳动力人口以及中亚五国农业机械数量每提高1%，将使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平均增长0.036%、0.087%、0.018%。中亚五国的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人口以及农业科技水平对中国对中亚国家农业投资有显著影响，表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农业投资具有农业资源导向性。农业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亚各国具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和廉价的农业劳动力，同时中国具有较高的农业技术水平，比如棉花栽培，节水灌溉等技术，这将会促进中国对其进行农业投资。

第二，中亚五国GDP每增长1%，将使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平均增长0.323%，这说明经济规模的增长可以促进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这与以往一些学者的结论相一致，如cheng、程慧芳等。在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GDP总量最大，中国对其的农业投资也最大。近几年土库曼斯坦的GDP增速最快，中国对其的农业投资增速在中亚各国中也是最大的。

第三，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贸易量每增长1%，将使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平均增长0.236%，这是因为双边贸易的增加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这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从商品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过程，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增加，从事外贸的企业或个体掌握的中亚各国的信息不断增加，比较容易从出口商品、建立销售子公司转变到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第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汇率每提高1%，将使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平均增长0.009%，但该值并不显著。可能因为近几年中亚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汇率相对稳定使然。

第五，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距离对中国对中亚各国农业投资的影响呈负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中国对中亚各国农业投资作为一种援助形式出现，是政治需要。中亚各国设立吸引外来农业投资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可能是样本选择的问题。endprint

三、结论

促进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充分发挥双方在农业领域的优势，可以着手从以下几方面内容考虑：

（一）利用中亚各国农业资源优势，发挥中国农业技术优势

中亚各国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优良的农作物品种，但其农业生产资金缺乏，生产资料紧缺，设备老化、农业机械严重不足。在农业节水技术和农产品加工领域中，中亚各国多属于灌溉农业，而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尤其水利设施落后，现有耕地灌溉能力不足。中亚国家农产品加工能力普遍都很弱，国内对于蔬菜和水果罐头、肉罐头、鱼罐头以及炼乳和调味品以及其他一些加工食品的需求都要靠进口产品来满足，农产品加工业成为了中亚各国吸引投资的重点行业，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和丰富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因此，中国应积极抓住中亚国家缺资金、技术管理和支持外国企业投资加工业的有利时机，走进中亚。

（二）关注中亚GDP增速较快的国家

中亚各国中GDP增速最快的是土库曼斯坦，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然后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GDP的快速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规模的扩大，基建水平的提高，这为当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便利。因此，投资于增速快的国家，可以分享他们快速发展的成果。

（三）依托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投资

近几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额逐步增高，农产品交易双方获得信息和经验越来越多，为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奠定基础，可以考虑从农产品交易向设立子公司或在东道国直接建厂等形式转变，降低贸易管理成本，进行直接农业投资。

（四）建立对中亚五国风险的防范机制，确保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的安全

在中亚五国中，不稳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个别国家社会政局动荡，构成了中国对其农业投资的直接威胁。为保证投资安全，需要在投资前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对中国企业来说，为了获取必要的原材料，避开东道国所保护的农业产业，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利益，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应该建立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定期进行评估。借鉴已有经验，一方面，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实现风险的转移和分担；另一方面，通过WTO等有关国际组织协定的保护，或者签订双边多边协定，形成完备的风险防范和保障体系。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4

在人类社会生产中,农业是对自然资源与环境依赖最大的产业部门,其可持续发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农业要发展,投入是关键,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式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研究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资源投入的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作为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农业大省,云南省总面积39.4 万平方公里,全省人口4 596.6 万人,耕地面积4 200多万亩,人均占有耕地1 亩左右,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地上地下资源丰富,农业发展空间大。因此选取云南省作为研究区域,研究农业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的关系,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农业优势、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提供参考。

一、理论方法、模型设置、数据来源

(一)理论方法

国内外对农业机械化贡献率测算方法有很多种研究[1],本文主要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推广形式来测算农业机械化的贡献率[2],其模型为:

式中Y—产值;A0— 基年的技术水平;r — 技术进步系数;xi— 各投入要素量(i=1,2,…,n);βi—投入要素xi的产出弹性系数(i=1,2,…,n)。对(1)式两边取对数,使之线性化,即得ln Y=ln A0+rt+β1ln x1+β2ln x2+…+βnlnxn(2)。令C=ln A0+rt,则ln Y=C+β1ln x1+β2ln x2+…+βnln xn(3)

通过最小二乘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法就可以确定参数。若设x1为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则 β1lnx1就代表农业机械化在农业产出增长中所起的作业,β1为农业机械化弹性,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业机械化要素投入量相对变化1%时(假设其他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产值的变化幅度。

(二)模型设置

为了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模型选取云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亿元)代表农业经济作为因变量,影响农业经济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土地、资金和科技等,因此,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X1(万千瓦)、农村投资额X2(亿元)作为因变量,根据以上因变量和自变量建立下面生产函数模型:ln Y=C+β1ln X1+β2ln X2+μi,其中C、β1、β2为待估参数,μi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为了增大样本容量,得到更为准确估计结果,根据全面性、简洁性、可操作性原则,查阅云南省各年统计年鉴,选取1985—2010 年的产业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投资额三类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观察数据特征

利用Eviews7.0 得到ln Y,ln X1,ln X2的走势图,在样本空间内,三者走势基本一致,基本保持同增。

(二)参数的估计及检验

本文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7.0 作为分析工具,对云南省1985—2010 年的农业经济与各解释变量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EViews中建立回归方程,参数估计值及结果(见下页表1):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ln Y=-1.17+ 1.42ln X1+1.17ln X2。参数估计的t值分别为-4.83、7.52、2.23,对应的P值为0.0001、0、0.0354,说明线性方程显著成立;R2值为0.983,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达到了98.3%;F检验的P值为0,说明显著度接近100%。然而,该模型的D-W值偏低,只有0.524,说明模型存在自相关问题。

同时,从残差图可以看出,残差波动较大,说明该模型还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修订。

(三)模型修正

通过以上分析,存在序列相关问题与异方差问题,使得建立的回归方程不够显著。针对这种情况,采用解决办法是加权最小二乘法。设加权W1=1/resid2(resid为残差),修订后的模型是:ln(y/w1)= C+β1ln(X1/W1)+β2ln(X2/W1)。在Eviews中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重新建立回归方程。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

由此得出的修订后模型为ln Y=-1.169+1.45ln X1+0.155ln X2。说明云南省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机械化、农业资金投入之间存在较强的对数线性关系。

(四)模型的评价和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ln Y=-1.169+ 1.45ln X1+0.155ln X2。参数估计的t值分别为-4.83、7.52、2.23,对应的P值为0.0001、0、0.0354,说明该模型显著成立;R2值为0.999,说明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高,达到了99.9%;F检验的P值为0,说明显著度接近100%。然而,修订后的模型D-W值为1.62,说明修订后的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

三、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一)机械化投入

β1=1.45,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业机械化要素投入量相对变化1%时(假设其他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农业经济增加1.45%。模型结果表明,云南省机械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系数为正说明农业机械投入的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系数与和资金要素相比,农业机械投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二)资金投入

β2=0.155,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金要素投入量相对变化1%时(假设其他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农业经济增加0.155%。模型结果表明,云南省农业产出对资金投入敏感程度低于机械动力,系数为正说明资金投入的增加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系数比较小说明其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单纯依靠资金投入来促进农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

四、政策建议

(一)因地制宜,推广农业机械化发展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由于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机械化的推广具有一定难度,但是从模型结果来看,机械动力的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应立足现实条件,大力发展机械化运作,提高农业发展效率,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开展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在农业调整的基础上,开展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农机科研院校、大型农机企业的作用,并结合云南地理环境,研究与开发农机新技术,力争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生产环节取得突破,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

摘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推广模型,采用EViews7.0计量软件对1985—2010年云南省农业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投资额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农业机械化弹性为1.45,农村投资额弹性为0.155。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5

内容摘要 ： 由于资源不足、政治权利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严重贫困，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所以，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由于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不同，使得投资个人和地方政府投资乏力，对此，本文认为，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

关 键 词：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央政府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

WangYingMe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LA,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shortage ofresource andpolitical righ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to cause the shortage of human capital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Increasing the input of the human capital is the key to help the country area overcome the question.But ,because the investment subjects are different ,the remarkable different will exist in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the human capital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country area and individuals lack the motivation and capability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article thin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become the main subject of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Key words:Country femaleHuman capital investmentThe central government

一、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的恶性循环

不同的资源供给，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支持，也可以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发展资源普遍相对不足的今天，资源拥有状况将形成一个群体发展的约束与支持。从两性间的资源配置来看，尽管农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中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但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发展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因而，同农村男性相比，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化。

1、政治权利贫困。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表现和反映，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即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据考察，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政治、教育、健康、名誉、休闲、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缺 1

乏性别意识保障，无法满足为贫困女性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尤其是处于更弱势的女童要求。因而，权利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女性陷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贫困。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农村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它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 [1]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通达的社会，谋求建立有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获取发展机会的主要捷径之一，关系网络也因此转化为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并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所以，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性别弱势缺乏有效社会关系资本支持与保护的农村女性便会容易陷入贫困或者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3、心理素质贫困。在调查中发现，女性农民大多缺乏主体意识，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出门在外谋取没有保障的生活，很少有满足感和快乐感。所以，大多数农村妇女对外就业缺乏动力和信心。

4、能力贫困。目前农村女性人力资源数量丰富,但大多没有技术专长，素质不高。“小学以下文化占52 % ,初中文化占36 % ,高中文化占10 % ,大专以上文化占2.0 %。妇女文盲半文盲占文盲总数的61.2 %。在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占60 %以上,妇女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8 年。”[2]并且农村女婴的死亡率高于城市、患生殖病农村成年女性较多，很多农村女性还存在衣食不足、营养不良等问题,甚至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整体素质严重不足。

总之,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根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心理和人文素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如下的贫困恶性循环:“权力贫困、社会资本贫困、主体动力不足→文教落后、医疗条件差→人口素质低下→能力不足→从而陷入“贫困陷阱”。此循环中的人口素质低下即是人力资本贫困。从其所处循环位置上看，也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处于核心地位。

二、人力资本投资是我国农村女性“脱贫致富”的关键

在上述 “贫困恶性循环”图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循环最为核心的因素。因此，在当前我国“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好环境下，在相对政治权力和传统性别观念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若要使农村女性尽快摆脱贫困,除了要继续加大物质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0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建立。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以及个人和家庭根据工作机会变化而发生的迁移等。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描述为“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活动”,他认为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同时他利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源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 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比率高达33 %，这充分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针对一些经济学家将传统农业落后状况归咎于农民缺乏理性的生产、投资和市场的观点,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缺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以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是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人力资本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会产生“杠杆”的作用, 即用较小的人力资本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效果, 这种杠杆原理可以通过资本投资原理中的杠杆系数来表现人力资本的收效或损失：

收益变动率(P1-P)/P

人力资本杠杆系数=收益变动率

投资量变动率

(P1P)/P

(I1I)I

P/P

I/I =即DHL =

其中, DHL—Degree of Human Lever为人力资本杠杆系数;P1、P 分别为报告期收益和基期收益;I1、I分别为报告期投资额和基期投资额。可见, 人力资本投资即个体的人力资源增加, 将提高人力资源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 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妇女占整个妇女人口的70 %以上,随着农村劳动方式的变化,妇女已占农业生产劳动力的60 %以上, 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已引起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根据鹿立的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3]，“农村妇女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村妇女收入和弥补以往农村妇女教育投入不足的作用是巨大和深远的，其后发效应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凸现，农村妇女技术培训目前在山东经过几年努力己深入基层，形成制度，见到实效，如泰安郊区，自1995年泰安市妇联实施每年组织万名农村妇女科普培训的‘万名工程’, 以农函大为依托,“九五”期间共培养5 万名农村妇女函大生, 46200 名妇女获得农广校、农函大毕(结)业证书, 2 万名妇女获绿色证书, 8000 名妇女获农民技术员职称, 80% 以上妇女劳力掌握两项以上实用技术。截至1999 年末全地区各乡镇共成立‘三八’科技致富协会88 个, 专业技术研究会121 个, 建立各类‘妇’字号基地90 个, 科技示范基地60 个。目前全村550 户农户, 已建大棚180 个, 这些大棚80% 以上以妇女为主进行管理, 年棚产值平均1万元以上。技术培训带来的增收实效和‘全新’的劳作方式(‘全新’是对十分闭塞的农村妇女而言),还深刻触动了千百年来忽视农村女性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传统社会规范, 尤其是深刻改变了农村女性自身学技术学文化的自我意识。”

根据苏群、刘华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4] “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边际分析得知，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和具有小学文化的人相比，受过初中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的外出概率有明显提高，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外出就业的机会相应增加17.84个百分点，高中及高中以上 则多出15.42个百分点，两者外出就业机会相应增加额度均大于15个百分点。”“同时说明对农村而言，加大九年基础教育事业的实施力度，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将更加有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

笔者根据多年的调查进一步得知，沿海农村女性和内陆农村女性在经济收入、家庭地位、外在气质和生育孩子等生活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效应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也就是人力资本储备和增量不同。

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我国农村女性生活水平、远离贫困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女性贫困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以下效应:加强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出生率下降并新生儿素质相对较高、融入城市率相对提高→收入增加→社会生活丰富、人文素养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各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分为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三种投资形式。虽然目前理论界更倾向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中个人投入的份额, 因为，对于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个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都相当大，个人理所当然应当负担一部分成本，这一观点和“市场机制”的内容基本相同，其核心乃是“谁受益谁付款”这一原则。但对于我国农村女性,其偏弱的经济和社会现况决定了当前个人和地方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投资乏力,加大中央政府在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是当前提高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方面。

1、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理论上讲,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投资方式。但在现实中, 农村地区相对贫穷,广大农民投资子女的资金有限，低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现代化科学技术得不到应用与推广，教育投入能为个人带来追加收入的经济现象在农村地区还没有充分体现；还有，妇女有照顾家庭和小孩的特殊责任，大部分妇女只能就近从事非农业劳动，即使外出打工也一般选择离家较近的区域。而且多数妇女的打工经历发生在结婚之前，婚后，她们一般不能自由地外出打工。并且女性农民大多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缺乏外出打工的动力，因此，孕育下一代的生理特点、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太大也阻碍了农民个人对其本人的投资力度。同时,我国目前仍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制”、“男女村民二元分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层,使得农村地区转移出去的女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女市民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教育小孩、生育保障等方面仍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些现实都降低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广大农民个人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使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因此,无论从经济能力上还是从动因上,目前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具备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条件。

2、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地方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由于作为一级政府组织既有一定的财力权力同时又财力权力有限，再加上其视野及其关注问题角度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乏力问题。可以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从短期来看,若地方政府专设款项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影响了对男性劳动力的投入，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有所提高,那么这部分劳动力为了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往往很可能会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这样,对于作为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从短期来看,在损失了稀缺的人力资本的同时,并没有获得投入成本的补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劳动力转移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从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转移出去的女性劳动力从

长期上看会为地方政府带来“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效应。因为虽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女性更有机会和能力迁移到外地打工，但又由于她们天生就负有抚育小孩的责任和照顾父母的义务，且怀旧心结较重，她们进城打工大多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如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就会回家（如到结婚年龄）。所以，女性外出打工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回流, 既包括物质资本回流, 即大量汇款流入农村, 也包括人力资本回流,即在外流动的女性民工形成回乡创业群体。尽管回乡投资并不是回流的主体, 但回乡创业者的女性总数也不容忽视。许多女性打工者返回农村, 把打工的积蓄、熟练技能和市场阅历用于经营特色农业、创办乡镇企业和商业, 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村外出女性劳动力通过资本回流效应和流动示范效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效应,也必然促进农村女性对自身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这样，循环往复。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毕竟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是否回流（如在城里结婚定居）以及回流率是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其效果具有迟滞性和间接性,且不易测定和考核，加上干部任期制的缺陷 ,往往会促使权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注重短期收益,而对见效相对较慢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不予关注。因此，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往往会得出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的结论,同时更由于受有限财政实力的约束,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乏力。

3、中央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既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又是收益主体,不存在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的不对称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农民阶层性别平衡流动、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问题，并且女性人力资本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并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溢出效应。从长远看, 众所周知，女性人口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全民族素质的优劣。因为女性肩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哺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是个体接触社会的起点，在农村尤其如此。因为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住房较差，可供利用的传媒较少，接触的环境有限，母亲和子女在时间和空间是最接近的人，也是最亲近的人，所以母亲的知识素养、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的知识构成，性情品性的培育、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加大农村女性群体人力资本投入，对提升我国人口整体素质，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整合社会资源都会起到极大的作用。还有，从本质上说，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农村女性就业成本，并非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毕竟怀孕也好，分娩、哺乳也罢，都是人类自我繁衍、延续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础。换言之，是女性以她们的身体承担、维系着最主要的人类存续责任。显然，女性为这种责任而付出的代价，不能由她们独自“埋单”，社会、政府都有义务给予分担、补偿。而且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关键是在知识、信息、科技上的差距，本质根源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因此，作为我国劳动者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女性劳动者，如果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等于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社会的向前会起到加速度的作用。而且从现实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在降低农村女性就业成本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同发达国家比较，在很多方面确实还差距很大。因此，责无旁贷，我国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并成为其主要的投资主体。

四、简要结语

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使农村女性和农村地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但由于个人和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中投资主体和收益的不对称,使得农村女性处于极为边缘化的发展地位。为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中央政府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调控，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关于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性别意识的农村女性教育保障体系。农村女性教育经费应有财政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被随意截留、挪用,同时把实现义务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并纳入法制轨道,减少直至消灭新的文盲、半文盲。罗尔斯在著名的《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所有的社会需求都应该实行平均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分配“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5]二是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女性保健投资力度。国家应为完善农村女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建立针对农村女性卫生保健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健全生育的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启动对育有女婴家庭给予一定补助工程。三是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女性心理疏理工作，强化农村女性主体意识。四是要加大农村女性迁移资本投资力度。要成立引导和吸引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专门机构。为她们提供各种信息、技术培训，社会保障、住房供给、子女上学、法律保护等等服务，使农村女性人才市场层次化、网络化，从而形成农村女性人才的对流。因为只有当女性农民工稳定下来之后，她们的家庭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和市民，才能使社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注释：

[1]莫格哈登，《贫困女性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2000，P32－33。

[2] 何新芳，《论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4期，第43页。

[3]鹿立：《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5期，第42－43页。

[4]苏群、刘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42页。

[5]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M].译林出版社。参考文献：

1．(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贝克尔： 《人力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6

按照要素划分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理论认为，政治上讲国家之间的一切行为的基础都是国家利益，事实上，国际贸易同样如此，各国之所以进行国际贸易是由于根据按照要素划分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理论来说，各个国家在生产要素上的禀赋是不同的，而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各国对于国际贸易的追捧，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纠纷，如果将国际贸易比作是一辆汽车的话，那么这种国家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正是这辆汽车的发动机，差异越大，汽车性能越佳。基于这种理论，资本雄厚的发达国家出口资本、科技，而劳动力充足的国家出口的是劳动力或者说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同亚非拉地区进行贸易的情况。但这一理论也受到了巨大冲击，经过研究界的调查研究，美国具体来说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现象的发现极大的冲击了旧有理论，这对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也就催生了基于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的诞生。同时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一个贸易怪相：当前各国间的贸易方式主要是产业内贸易为主，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美国同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能够被完美解释，但这种贸易关系并不被主流贸易体认可。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从微观层面对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

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立足于公司的成本及效益分析

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公司生产一件产品会面临三种途径：第一种，在本国生产然后卖到国外；第二种，本国生产，本国销售，自产自销；第三种，在海外开设工厂，直接在国外当地生产销售（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委托外国公司直接在当地生产销售（特许权交易）。在先进国际贸易中前两者所占比例较大。第一种，出口贸易，会必然的面临高额关税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度提升，这会加大固定成本，而相反的第二种，在海外生产销售则可以省略掉这些成本，看上去很有优势。但是同样的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公司在海外直接办厂需要大笔的工厂开销指出，这可能比国内开办一家工厂成本增加许多。因此，具体战略的制定还需要认真分析。

事实上，一个公司是选择产品直接出口还是到海外投资建厂，直接决定因素是利润的大小。关税和运输成本较低是决定产品在本国生产然后出口到海外进行贸易成为最优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关税的高额，并且由于产品笨重或者价格低廉的话造成运输成本的上升，那么在海外投资建厂，在当地自产自销就会更为有利。另外在海外投资建厂的固定成本的高低也是是否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的重要因素，因为一个工厂作为外来者进入海外市场必然会面临本地的挤压，那么成本资金上的优势将是公司战略的重要因素。

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立足于市场结构的分析

抛开公司运行成本的考量，来看一下市场结构的影响。首先进行市场结构的解构：产品差异度、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这些因素是决定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动因来进行分析，这也正是产业经济学的特性。

在小国经济中，企业出口的刺激性因素很大程度上应当属于规模化经营，应为国内市场的狭小，工厂规模的限制，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只有对外出口才能够最大程度上获取利润。

近年来产业经济学中经常性研究的问题是把规模经济同产业差别化结合起来研究国际经贸和直接投资。传统的经济理论习惯性的将国家生产要素的差异当作是决定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中的国际贸易却并非如此，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出口的确实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因此便完全否定这种理论是不客观的，实际上，这种理论的问题所在在于理论的片面性。将规模经济的理论同这种理论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弥补旧有经济理论的缺陷，这就好像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

规模经济同产业差别化结合起来之后就能够很好的解决之前所遇到的问题，也就是产业内贸易现象。理论上，产品的差异化有利于商品的多样化生产。而鼓励单个国家生产多样化产品的规模化经营理论能够促进不同国家在生产贸易上的互补合作。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两种理论并不认同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为，而是鼓励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促进国际贸易流的加速流动。

贸易和投资的决定：交易成本的问题

产业经济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那就是交易成本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际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事实上这是一种基础性的理论。这一理论范畴主要涉及着跨国公司跨越国界的垂直一体化、特许权贸易等影响着贸易成本的贸易活动。

特许权贸易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一种常见而特殊的贸易形式，它的鲜明优势在于使得公司在海外具有竞争权利，也就是俗称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特许权的获得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极大的增加了企业交易成本，并且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

跨国界的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主要是为了应对跨国公司所面临着的国际贸易纠纷，在纠纷中往往当地企业占据优势，这一理论就是应对这一现象产生的。

总结：事实上，在WTO的长效机制下，上述的国际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它能够从微观的角度为国贸提出建议。事实证明，将资源投入到高效的技术与产品开发中能够获得更高的贸易盈余。最后，国际贸易及直接投资的决策时，务必统筹考略，立足于一个点，那就是能否给企业、国家带来利润。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风险投资与农业经济的结合 篇7

关键词：风险投资,农业经济

风险投资一直以来在科技转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它在扶植中小企业,推动经济体转型方面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国的农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得农村经济也开始需要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从最初的贷款,到现在的吸引国内外的风险投资。本文通过美国的经验,介绍风险投资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总结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繁荣的四大动因,并提出相关的促进风险投资与农业结合的相关建议。

一、风险投资的定义

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的定义,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性资本,这种权益性资本通常由风险投资家运营并投入到新兴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企业中。根据我果著名的风险投资专家成思危先生的观点,风险投资是一种把资金投向风险较高的高新技术领域,以期获得成功并取得高额回报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很显然,中外关于风险投资的理解都强调被投资企业的新兴性和成长性。因此风险投资通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投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日本的风险投资机构多倾向于对传统企业和行业的投资;而我国也有类似的倾向。即使是已经进入中国的国外风险投资机构,近年来也多将资金投入制造业、消费品业、餐饮业等传统行业。而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在中国境内的国内外风险资本与农业的结合。这种结合所鼓励的农业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同时为农业企业提供了引进国内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平台。

二、美国经验:风险投资与农业的结合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很多风险投资的著名案例自然发上在美国。我们比较熟悉的IBM、微软、Google公司都受到过风险资本的支持。但是,这些公司大都是高科技企业,而我们很少关注美国风险投资与美国农业经济的结合问题。

事实上,美国最大的农业公司之一EHSY集团的发展就印证了风险投资与农业的密切关系。1943年,EHSY公司在美国成立,之后吸引了美国本土投资银行的风险资本。在投资期间,风险资本对该公司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公司业绩的增长。风险资本的进入改变了EHSY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这种结构显然优于单个法人持股的结构,规范了企业的架构和内控机制。

其次,它促进了公司的科技进步。农业企业利用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资金进行农业科技的研发,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进入,消除了农业企业的资金瓶颈以及对风险的担忧,分散了投资组合,保证了未来的较高的回报。

第三,它促进了美国农业从小农经济、农场经济向农业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机构进入以后,一般会要求新的经济实体以公司的形式进行运作。于是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内外审计机构相继建立,这样就规范了企业的管理。此外,风险投资机构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资源,对农业企业进行扶助,将其从一个靠天吃饭的实体,改造成一个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经济组织。

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与农业结合的如此之好,是与其本地风险投资市场的繁荣分不开的。

三、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繁荣的四大动因

(一)大量独立的资金来源

大量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除了资金规模,资金来源的独立性也同样影响风险投资市场的表现。基于与主要投资者的关系,投资者希望风险投资家能针对不同投资项目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资金来源的独立性使得风险投资家免受母公司的影响,进而可以专注于发现和培育新兴公司,并使投资得到最大的利润回报。

(二)流动性

退出机制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运作至关重要。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有多种的退出机制可以选择。其中最常见的退出方式就是上市或所持目标企业股权被其他公司并购。根据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协议安排的性质,上市的可行性对于风险投资市场的成功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企业家重视对企业的控制,而如果企业成功上市,那么风险投资家就有机会将企业的控制权归还给企业家,而如果风险投资家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另外一家公司的话,那么显然无法让企业家产生动力。

(三)激励机制

美国的风险投资实践确立了三个激励制度。资金提供着必须有提供资金的动力;风险投资家投资目标企业必须有一定的动力和激励;企业家也需要受到激励,以促进公司发展成功并接受丧失部分控制权。在美国,这种激励机制在制度上和合同上都有所规定。

(四)劳动力的灵活性

虽然风险投资家会在企业声誉以及管理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替代企业管理层自身的开拓、运营和管理能力。在一个活跃的风险投资市场,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人才的流动使得很多新兴企业获得了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美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研究人员离开公司自己创业的现象非常普遍。

四、我国风险投资与农业的结合

我国的风险投资与农业总体结合水平不高,结合对美国经验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下列措施来促进我国风险资本与农业的结合。

(一)建立独立的农业风险投资基金

这种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应该是由政府、企业、福利基金、金融机构以及风险投资家共同参与的基金。要最大限度保证这种基金的独立性,政府的角色仅仅在于监管,而福利基金和养老基金的作用在于提供实质的风险资本,至于金融机构以及风险投资家则负责农业风险资本的运作和经营。因为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容之一,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以忽略。但是如果政府的过度参与则会影响资本的独立性,影响风险投资家对于项目的判断和操作,因此如何把握政府参与的“度”是一个重要问题。

(二)农业项目证券化增强流动性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资产的流动性是风险投资的关键。对于农业项目,其特点就是流动性比较差。鉴于此,我们提出农业项目证券化的建议,该建议的重点在于,如何加强对入池资产的合法性、合规性审查;要求项目人加强对资产池的信息披露;加强对项目人的有效监督等。

(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这种激励机制应该包括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激励、对于农业项目中管理层的激励以及核心员工的激励。除了在分红、薪酬等物质方面激励以外,还应当包括某些精神激励。因为农村生活较为封闭的特点决定了这种精神激励是必要的。此外,科学的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项目人员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四)促进农业人才的流动性

农业风险投资项目的运作不能限制其他从业人员创业的热情。农业虽然属于传统行业,但是不能没有技术性。事实上,现在的农业生产已经不能与技术相脱离了。将掌握农业技术的人才束缚在某个农业项目中,不利于其个人实现自身价值,更不利于这类人才创造出其他的农业项目以供风险投资的进入。

五、结语

农业虽然是传统行业,但是不等于农业可以脱离科技而发展,也不等于任何农业项目都没有成长性。农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风险投资有与其结合的可能。然而在农业方面风险投资的繁荣是需要条件的。美国的经验给予了我们某些启示,本文正是基于这些启示提出了相关的促进风险投资与农业结合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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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思危:《风险投资在中国》[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3]Kiyonori Sakakibara & D.Eleanor Westney,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ining, Careers,and Organization of Engineers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20 Hitotsubashi J.Com. & Mgmt.1,5(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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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onald J.Gilson & Bernard S. Black,Venture Capital and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Markets:Banks Versus Stock Markets (July 14,1996)

[7]郭建鸾:“创业投资基金委托代理机制研究”[D],南开大学,2004年。

我国农业投资不足的博弈分析 篇8

农业投资是指中央及地方政府、农村合作组织、农户等经济主体以预期收益为目的,用于农业生产建设的投资,包括农业利用的国际、国内的投资总和。本文采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农业投资不足的成因。

一、模型的建立

对农业与非农行业投资的博弈,其投资主体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当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时,是指投资主体在不考虑其他投资主体的选择前提下,针对不同的投资环境做出的投资博弈的决策,亦即投资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就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而言,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理性的投资主体投资于非农行业而不是农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环境优劣的不均衡。该博弈相对比较简单,且比较理想化,这里不做详细的分析。

目前,我国农业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农村合作组织以及农户。每个投资主体在投资之前都有两种策略选择:投资于农业或非农行业,并且每个投资主体的不同投资决策对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获益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本文建立了有三个参与人的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为:

其中,xij分别代表在第i个投资主体选择投资于第j个行业这种投资方式下第i个投资主体的得益(x=a,b,c,d,e,f,g,h分别代表8种投资方式组合;i=1,2,3分别代表投资主体为政府、农村集体、农户;j=1,2分别代表农业和非农行业)。

二、模型的求解

就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而言,我们认为e12>a11,f12>b11,g12>c11,h12>d11,即对于政府而言,投资于非农行业的收益要大于投资于农业的收益;同理有,b22>a21,d22>c21,f22>e21,h22>g21(对于农村集体而言,投资于非农行业的收益要大于投资于农业的收益);c32>a31,d32>b31,g32>e31,h32>f31(对于农户而言,投资于非农行业的收益要大于投资于农业的收益)。基于此,得益矩阵中的(h12,h22,h32)构成本博弈的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这是因为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农村集体和农户选择投资于农业还是非农行业,政府的最优决策都是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对农村集体和农户也有类似的结论。即对每一个投资主体而言,无论其他投资主体选择什么策略,自己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都是其最佳策略。

这个博弈可以重复进行下去,即构成以本博弈为阶段博弈的重复博弈。由于本博弈有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由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定理可知,只要博弈的重复次数是有限的,重复本身并不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在每个阶段上,每个投资主体都会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总是投资于非农行业”是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三、模型结果分析

本博弈中各个投资者的最优决策所构成的投资均衡并不是社会的最优均衡,对社会而言,这种投资均衡并不一定构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此时还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状态,在该状态上,还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改变可以使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增加。事实上,当下列情况之一

发生时,纳什均衡(h12,h22,h32)并不是可能实现的社会最大利润的稳定状态。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一组具体的数字进行分析。假定得益矩阵如下:

正如上面的分析,得益矩阵中的(6,3,3),即三个投资主体都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构成本博弈的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此时整个社会的投资得益为。但对社会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投资决策,因为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如果政府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农村集体选择投资于农业,而农户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时,则整个社会的投资得益为,这显然要高于三个投资主体都选择投资于非农行业时整个社会的投资得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投资主体博弈的结果是将绝大部分资金都投资于非农行业,造成农业投资不足。而农业投资不足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滞后与农业投资环境的劣势局面,形成了恶性循环。改善农业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农业发展落后、投资环境差且效益偏低仍未得到改善的现实,国家应从制度安排或政策扶持方面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断增加农业投资总量,加大农业投资力度,改善农业投资结构,重新构建投资的激励信号机制,改善农业投资的效益,并将其落到实处,是目前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其清.湖北省省级财政支农现状与调整策略[J].统计与决策,2007,(9):105-106.

[2]盛海燕,张士云,吴连翠.安徽农业投资问题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06,(9):82-86.

[3]薛和斌,卓建伟.我国农业投资现状经济学分析与对策建议[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5435-5437.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9

《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 (CAS5) 对生物资产会计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为农业投资项目生物资产的经济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据此对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有关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问题谈些看法。

一、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生物资产处理存在的问题

1. 尚未将生物资产准确地进行区分。

农业投资项目涉及的生物资产既包括类似果树、奶牛、种畜等可供多年使用的资产, 又包括大田作物、生猪等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时销售的资产, 还包括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林等。CAS5第三条规定: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 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 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公益性生物资产, 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可见, CAS5对于不同类型生物资产的概念和处理方法都有明确的规范。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处理方法类似于流动资产的处理方法, 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处理方法类似于固定资产的处理方法。但是目前在农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中, 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区分及其处理均不规范:

一种情况是, 将消耗性生物资产当作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固定资产处理, 列入建设投资, 采取与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相同的方法来进行确认、计价和核算, 按类似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计提折旧。例如, 在绿化苗木培育项目中, 一些本应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苗木, 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栽培才能达到出售条件, 但将其作为投资项目, 因其生长时间较长而被当作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理。在这种处理方式下,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被计入投资额, 导致投资额增加。而按照固定资产逐年计提折旧的方法处理, 又会影响成本效益的估算。

另一种情况则是, 将生产性生物资产当作流动资产处理, 如将购进种畜的费用等计入经营期间的成本, 这种费用化的处理, 既减少了投资额, 又增加了当期成本。

上述两种情况都违背了CAS5关于生物资产的会计核算原则, 导致投资项目现金流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发生变动, 影响投资项目决策指标计算的准确性。

2. 缺乏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估算。

自制生物资产是指农业生产者自行栽培、营造、繁殖或养殖的生物资产。目前在农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中, 为减少工作量, 多数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不做明细测算, 而是直接用同类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来代替。在自制生物资产种类较多的情况下, 为避免在不同生物资产之间分摊期间费用的繁琐, 一些项目评估报告直接将自制生物资产的生产成本计入项目的总成本, 完全省去了对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估算。例如, 在蔬菜种植与加工项目中, 对于作为加工环节原材料的蔬菜直接按市场价值估价, 省略了对蔬菜种植成本的估算;或将蔬菜生产所投入的物质资料和人工费等直接纳入项目的总成本集中测算。这种一揽子测算出来的成本显然是不准确的, 不利于项目方案的设计和比较选择, 如在上述蔬菜种植与加工项目中, 投资者可以选择“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收购农户种植的蔬菜, 也可以自建生产基地解决原料问题, 而成本高低是对两者作出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

没有自制生物资产成本的正确估算, 也就无法与外购生物资产成本进行比较, 这样, 对于投资项目是否应当建立生产基地、应该采取何种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等问题, 都难以解决, 从而影响到投资项目方案的设计和选择。

3. 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计算过于简单。

生物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一个显著不同特点就是它有生命, 而生产性生物资产更具有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生命周期特点, 其价值转化机理也不一样, 一般资产计提折旧的方法对于生产性生物资产并不完全适合。

目前, 在农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中, 对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一般都采用年限平均法, 然而不同生物资产折旧残值率和折旧年限是不相同的, 对它们采用统一的残值率和年限不利于保证投资项目评价的准确性和项目之间的可比性。例如奶牛, 从实际情况来看, 其折旧年限3~8年不等, 残值率5%~30%不等。这种差异本身是出于对不同品种奶牛生产性能的考虑, 但客观上也给评价者提供了广阔的操作空间, 使其能够对投资项目各年的折旧额随意调整。

普遍使用年限平均法, 虽然操作简便, 但其计提的折旧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价值变动并不完全一致。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价值与其生产能力密切相关, 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产能力具有寿命期内中间高、两头低的规律, 也就是说, 生产性生物资产寿命中期价值损耗快, 寿命初期和晚期损耗慢。在年限平均法下, 各期计提的折旧金额相等, 价值损耗自始至终保持相同的速率, 这并不能反映生产性生物资产价值变动的实际情况, 导致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产生差异。同时, 不恰当的折旧金额也会通过影响成本进而影响所得税的金额, 最终作用于项目的现金流量, 导致现金流量发生改变。

二、改进生物资产处理方法建议

生物资产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对农业投资项目的准确评价意义重大。为了科学地评价农业投资项目中生物资产的价值, 本文对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 准确区分生物资产的类型。

生物资产类型能否准确地区分, 对于估算农业投资项目投资额及经营成本等指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区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 应根据CAS5的相关规定, 以该资产在项目中的使用方式和项目本身的经营目的作为判断标准。

(1) 根据生物资产在项目中是否可以反复使用区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只有一个生产周期, 农产品收获之后就不复存在。而生产性生物资产能够在生产经营中长期、反复产生价值, 不断产出农产品或者是长期役用, 且其本身并不因使用而消失。

消耗性生物资产通常是一次性消耗并终止其服务能力或不再产生未来经济利益,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存货的特征, 属于劳动对象。生产性生物资产具备自我生长性, 能够在持续的基础上予以消耗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服务能力或继续产生未来经济利益, 属于劳动手段。例如肉畜、蔬菜、大田作物、用材林等, 它们一旦收获或出售, 都不能在项目中继续存在, 因而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而种畜、果树等, 在其提供产品的过程中本身长期存在, 可以在多个生产周期内保持生产能力, 不断提供产品, 因而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2) 根据项目本身的经营目的区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例如果树、种畜, 在专门销售果树种苗、种畜的项目中, 它们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但在生产水果、育肥畜的项目中, 它们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另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些生物资产可能同时具有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特征。例如, 中药材厚朴一般需要15年左右方能采伐取皮, 而在达到采伐条件之前, 其树叶和种子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这样, 相对于树叶和种子, 厚朴树是生产性生物资产, 而相对于厚朴皮, 厚朴树则是消耗性生物资产。考虑到厚朴种植以取皮为目的, 笔者认为将之按消耗性生物资产处理较为适宜。

2. 加强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估算。

CAS5第二章对自行栽培、营造、繁殖或养殖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和自行营造或繁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作出了规定, 对这类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 可以结合项目方案设计, 依照CAS5的相关规定对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进行估算, 与外购生物资产的成本进行比较分析, 以作为投资项目的决策依据。

3. 合理确定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方法。

CAS5规定,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产量法等。年限平均法直接按照生物资产的使用年限平均计算折旧;工作量法一般按照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所能提供的工作量平均计算折旧额;产量法则按照生物资产提供的农产品产量或新的生物资产的数量来提取折旧。

由于农业投资项目涉及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各年的产量水平通常都能从技术专家处得到资料, 因而可以根据生物资产提供的农产品产量或新的生物资产的数量来提取折旧, 相对于年限平均法和工作量法而言, 产量更能体现生物资产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一般来看, 生物资产成熟期提供的产量多, 其提取的折旧相应较多, 这也符合成本收益配比原则。可见产量法更适合用于生物资产计提折旧。但对于某些生物资产使用寿命较长的项目, 例如果树栽培, 通常进入盛果期后各年产量相对稳定, 而果树寿命期又远大于项目经济评价的计算期, 所以在评价中使用年限平均法也是可行的。

三、结束语

生物资产的多样性和再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生物资产不能与一般资产完全一致, 准确地分类、估算成本以及计算折旧, 对于保证项目经济评价的准确性意义重大。因此, 项目评价人员学习和借鉴CAS5的有关规定, 对于提高项目经济评价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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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郁仲平.生产性生物资产初始计量的探讨.中国农业会计, 2010;3

高职院校过度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10

近年来,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与迅速发展, 为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特别是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壮大, 一些内部和外部的问题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其一便是在我国现阶段的高职发展投资中, 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 忽视了对高职院校投资收益的评估, 致使高职教育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现状。

从职业教育的历史来看,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践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呈现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 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内部发展动力, 同时适应经济高速发展对高层次技能性应用人才的迫切要求, 大力满足求学者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中央决定在部分省市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在2000年以后, 又在20多个省市推广。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 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迅速, 据2007年5月教育部《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11所。其中, 普通高等学校1867所, 成人高等学校444所, 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720所, 高职 (专科) 院校1147所, 可见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中已占半壁江山。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高职院校发展呈现“高职院校短缺———加大高职院校建设———高职院校富余”的螺旋式上升的局面, 这一局面给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以1999年为例, 在国家作出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决定后, 高等教育招生市场出现了需求高速增长的局面, 一改以往高等教育招生市场适度增长的局面, 出现了更多教育需求、学子渴望上学的情况。2000年高校招生市场出现了更大的教育需求, 尽管国家扩大了招生规模, 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广大求学者的需求, 高校短缺仍然相当严重。对此, 一些实业家看到高等教育市场这块“蛋糕”的巨大经济利润, 纷纷投资高等职业教育事业, 于是一大批高职院校便应运而生。随着这些院校加入招生市场, 极大地改变了高校的招生市场的格局, 冲击了高校招生市场, 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近两年, 由于普通高校的大学城建设, 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加之生源的减少, 致使一些高校出现了生源不足的局面, 这一局面对高职院校影响更大, 许多高职院校呈现了招生困难、招生不足的状况, 这一切均表明我国高职院校富余的局面已经出现、高职教育过度投资的状况已经凸显。

追求投资收益、经济利润是每一高职投资者热衷于投资高职教育的根本原因, 但任何一个理性个人都明白, 如此多的高职院校建设将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笔者借用经济学中收益、博弈论的观点, 从新建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静态博弈两个方面入手, 分析驱使投资者以如此大的热情投资建设高职院校, 以至造成我国高职院校建设过度投资的成因。

二、高职院校投资的收益分析

假设某地区适龄青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除了普通高校招生之外还剩余Q'人, 若每所高职院校每年招生为q'人, 这些生源仅够N'所高职院校招生, 才不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状, 则Q'=q'N'。设新建N所高职院校以满足求学者的需求, 且新建高职院校每所的招生人数为q人, 则Q'=qN, 若每所高职每年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为C (含校舍、仪器每年的折旧) , 各高职院校学生的学费F是固定不变的, 生均成本为V, P是每所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 即利润。

如上所述, 若每所高职院校每年招生为q', 这些生源仅够N'所高职院校招生, 才不会出现过度投资的现状, 则盈亏的临界函数为:

令P=0, 即q'=C/ (F-V)

从这个函数, 可知, 不同的招生人数对应的高职院校的利润有所不同:

1. 当N=0 (无新建高职院校) , 则P=0;

2. 当N=N' (新建高职院校等于所需高职院校的缺口) , 由于剩余生源总Q'不变, 即q'N'=qN, 则q=q', P=0;

3.当Nq', P>0, 这表明各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大于临界点的招生人数, 所以在此情况下, 投资者得到更多的投资收益;

4.当N>N' (新建高职院校大于所需高职院校的缺口) , 由于剩余生源总Q'不变, 即q'N'=qN, 则q

可知, 当每所高职招生1000人时, 有50所高职院校参与招生, 才不会出现投资过度的状况, 这也就是说新建的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每年都不能少于1000人的规模, 一旦少于1000人, 势必给该所学校带来亏损, 因此, 各投资者要取得收益就应该使实际的招生人数大于1000人, 同时新建高职院校要少于临界值50所, 这样才不会引起高职过度投资。那么从个体理性出发, 如果某一高职院校不满足当前现状而扩大规模时, 其他高职院校没有根据最佳反应函数主动降低招生人数时, 此刻其他高职院校就面临着一种“囚徒困境”局面, 即要么降低招生人数, 要么就是扩大招生规模加入争夺生源的博弈中。但无论何种选择, 博弈的结果是达不到最佳纳什均衡点的, 博弈方中有些院校因基础设施好、建设早、美誉度高, 招到更多的生源, 收益将提高;有些院校就可能招到少量的学生, 出现收益减少或亏损, 最终造成高职过度投资的状况。

然而现实许多的高职投资者正在纷纷投资高职院校建设, 完全不顾生源不足, 报到率低的风险。在这一情形下, 各高职院校从个体最优的角度从发, 为了吸引生源, 抢占先机, 必定会扩大招生规模, 就会致使一部分高校生源严重不足, 校舍闲置, 出现过度投资的状况。

三、高职院校投资的博弈分析

从上述高职院校投资收益分析可知, 当新建高职院校超过盈亏的临界点、平均每所高职院校招生人数少于盈亏人数时, 将出现投资收益为负、过度投资的现象。在信息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理性的投资者将不会选择进入市场。但由于目前我国的高职院校投资者看到是巨大的生源市场、超额的经济利润, 没有意识到近年来新建高职院校的规模和普通高校的大学城建设对生源的大量吸收, 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结果将导致高职院校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就是否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展开博弈。

为分析方便, 这里用两个高职院校投资者的具体例子进行阐述。设某地区每年有5万高中毕业生, 这些毕业生除了被普通高校招生之外, 每年还有2万高中毕业生供高职院校录取, 建设一所高职院校需要100万元, 假设有A、B两个投资者有意愿投资建设高职院校, 招生高职学生。在高职院校学生的学费F固定时, 若A、B两个投资者仅有一个投资建设高职院校, 则投资者盈利400万元;若A、B两个投资者都投资建设高职院校, 则收益各位-100万元。这样A、B两个投资者就陷入了一个静态博弈状况, 面临一种囚徒困境局面。A、B两个投资者的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在该模型下, 共有4种组合方式:A、B同时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并进行招生, 收益各为-100万元;A投资建设、B不投资建设, A收益400万元, B收益为0;B投资建设、A不投资建设, B收益400万元, A收益为0;A、B均不投资建设, 收益均为0。

这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理性状态下, (0, 400) 、 (400, 0) 为纳什均衡解, 即若A投资建设高职院校, 则B不投资建设高职院校;或B投资建设高职院校, 则A不投资建设高职院校。博弈的结果是市场供需平衡,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现实这种情况可能很少, 更多是两个、甚至是多个投资者同时博弈的情形, 即投资者看到高职教育的丰厚利润, 纷纷建设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建设通常带有群体模仿性的特点, 为争夺高等教育市场的丰厚收益, 投资者群体性兴建高职院校, 这造成了投资者与投资者、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之间信息的不完全, 也就是说究竟有多少新建高职院校不明确, 导致招生市场份额无法确定。但由于博弈开始时生源有太多剩余, 新建高职院校易于抢得更多的资源优势, 因此越先建成的高职院校被关停的可能性越小。为抢占先机, 投资者积极进行高职投资决策, 并与其他高职院校博弈, 博弈的一个最终可能的结果是:高职院校纷纷建立, 致使高职院校的数量呈现富余现象, 在这一状况下, 只能驱使各高职院校投入到生源的争夺战中, 各高职院校的收益很快会因竞争而消失, 最终导致各高职院校陷入过度投资陷阱, 处于亏损状态。与此同时, 巨大的投资和大量的耕地等不可再生资源却被完全浪费掉了, 高职院校还可能因此负债累累, 甚至出现倒闭、停办的危险。

四、结语

高职院校迅速发展、高职录取报到率低是影响高职过度投资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知:

1.在院校短缺、求学者对教育的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新建高职院校可以解决一部分求学者上学需求, 在适度的院校规模下, 高职院校能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 或是投资收益。然而, 如果有大量的非理性资本涌入, 大规模地建设高职院校, 将会使部分院校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致使其投资收益降低, 最终引起大规模的高职院校倒闭, 或负债经营的状况。

2.教育主管部门不及时公开生源数量、招生院校方面的信息, 由于信息不完全, 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间博弈的结果将驱使投资者投资建设高职院校的热情, 易于引起高职院校的过度投资。

3.教育主管部门未能核定最佳的参与招生高职院校招生的数量, 因超额经济利益吸引多个投资者投资兴建高职院校, 参与招生的状况, 引起的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间的博弈, 致使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减少, 甚至出现高职院校过度投资的状况。

因此, 从根本而言,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需求的旺盛, 是造成当前高职院校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从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 一方面应该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引导投资者对高职教育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增强投资者风险投资意识, 避免造成投资过度。

注:Q, 是除了普通高校招生数量之外还剩余高中毕业生人数;q’即每所高职院校每年招生的人数;N, 即剩余生源仅够高职院校招生的院校所数;N新建高职院校所数;q为新建每所高职院校的招生人数;C为每所高职每年的固定资产的投资 (含校舍、仪器每年的折旧) ;F是生均学费;V为生均成本;P是每所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 即利润。

摘要：近些年来, 我国高职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 高职院校的规模已经占据了我国高校的半壁江山, 但是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壮大, 一些内部和外部的问题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在我国现阶段的高职发展投资中, 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 忽视了对高职院校投资收益的评估, 致使高职教育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现状。文章利用经济学中收益、博弈论的观点, 对高职院校过度投资现象进行分析, 以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投资意识, 提高其投资收益。

关键词：高职院校,过度投资,收益,博弈论

参考文献

[1].牛征.高职院校资源配置的新探索[J].教育与经济, 2007 (3) :54

[2].李杨威.高职院校毕业生毕业初期高失业率的原因分析[J].教育与职业, 2008 (9) :151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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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70-02

摘 要 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对我国农业经济不断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就是总量与结构都不断变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农业经济结构；要素转移；结构优化；关联

1 我国农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途徑

1.1 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农业要素转移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要素转移效应。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长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现在，种植业占农业结构比重超过5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三者加起来不到一半。在农业的四个部门中，种植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畜牧业和渔业较高，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结构比重则持续上升，伴随着这一过程，农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由种植业不断向林牧渔业转移，不但农业产出的量不断增长，而且农业产出的质也在不断提高。

1.2 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产业关联是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经济结构形式。在社会化生产中，农业产业一方面依赖其他产业的投入以形成并发挥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其他产业的需求关联，销售本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联系构成产业关联的物质基础。产业关联的方式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以及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类型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单向练习与多向联系；顺向联系与逆向联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是产业结构与产出增长在“量”上的联系。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虑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农业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产业关联对总量增长的影响。由于结构关联水平主要是说明农业各部门之间以何种生产技术发生联系，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形成不同水平的结构关联，此时，某一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从各部门投入的中间产品投入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用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来反映结构关联水平及其变动。

结构关联以一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也受部门关联程度的影响。这种关联程度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观反映就是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交易规模。规模越大，说明产业之间联系程度越高。随着部门之间交易范围扩大、环节增多及交易额增大，产业结构关联程度开始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

1.3 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优化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农业经济结构优化是指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合理化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调整不协调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间协调发展；高度化主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制，促进产出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的内容主要是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四部门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四部门协调平衡发展，产业的结构效应能够充分发挥。

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发展，沿着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顺向递进演进；顺着劳动密集型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阶段发展。

农业产业优化能够有利于发挥产业的结构效应，深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促进关联效应。尤其有利于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即主导农业部门“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的影响，分为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还存在其它的效应，如结构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开放效应等。

1.4 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区域布局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经济结构具有层次性，农业区域结构是指地区层次的农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是指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划分的经济区域内，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适宜技术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比较优势，使得各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不同。如两湖的粮食主产区，东北的粮食主产区，山东的花生，以及华北平原的玉米、小麦主产区等。

合理与协调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经济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反映了内涵的技术水平，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联系密切，相互制约，经济增长引起结构演进。农业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被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过程所证明。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各种农产品的生长条件也不尽相同。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候迥异，尤其是南北方、东西部的自然气候条件截然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行政区的农业结构却高度同质化。1978年，17个省市自治区的种植业占农业80%以上，占59%，22个省的粮食占种植业80%以上。据统计，各省同质化程度超过90%。东北三省的农业结构同质程度高达99%，而且东三省与长江流域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相似程度也接近98%。农业结构没有反映地域差别，也没有反映产品差别。随着农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上述地区的同质化迅速降低，各区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主导产业，全国范围内形成大米、小麦、花生、玉米等主产区，既发挥了规模优势，也发挥了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农业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还大大加速了农业生产专业化，促进农业技术的变革。因此，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的区域布局效应，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效应。

2 总结

农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篇12

一个人教育投资的起点———投资倾向

一般来讲, 个人或家庭在某个时间和空间节点上会有多种投资方向, 而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的产生意味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 个人首先产生接受教育的需要, 这是产生动机的根本原因, 它会使个人产生欲望和内驱动力, 而这种内驱动力就成为个人投资行为最终发生的诱导动机。因此, 教育投资行为的产生基于个人或家庭对于教育的需要和投资动机的推动。

首先, 教育收益的预期产生教育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源动力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这也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的典型模型, 张学高等人通过引入贴现值的概念对个人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做出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相对于收益来说, 个人增加教育投入是比较划算的, 而且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所得收益要高于进行高中教育投资所得收益。”[2]其次, 教育需要触发教育投资动机。据马斯洛的个人教育需要理论, 个人和家庭在某个特殊阶段产生的对于接受教育的迫切需要是个人或家庭产生教育投资动机的必要条件, 这种需要使个人或家庭朝着特定的目标活动 (教育投资) , 并转化为维持这种活动的一种内驱力, 这时候教育投资需要触发转化为教育投资动机, 因此, 投资动机是投资需要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投资动机会对后续的可能投资活动进行维持和加强, 保证最终投资行为的产生。最后, 教育投资动机演变为教育投资倾向, 最终产生教育投资行为。个人或家庭之所以形成投资决策是基于对这种投资的未来理性预期, 最终演变为教育投资的心理动机, 即投资倾向, 投资倾向的产生会使个人或家庭对那些与决策相关的不确定变量进行预测, 一旦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 投资倾向便会演变为投资行为。

当然, 教育投资需要的萌发到投资行为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方面基于面对未来的收益预期, 另一方面, 教育投资的动机也与个人或家庭对该项投资的认识水平、社会观念、家庭态度与传统等多种非经济因素有关, 因此, 教育投资动机的产生一定是多元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的干扰———投资收益的断裂与错位

(一) 教育投资收益的断裂

资本投资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教育投资也不例外。但是随着教育与就业不确定性, 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在提高, 教育投资也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在开始投资教育的时候, 收益值会很高, 越到后来, 收益值就越少。这些年我国教育改革的特点已经印证了这一规律。譬如高等教育学费的快速增长, 现在的学费相比起20世纪90年代翻了近20倍, 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说投资教育的成本增长远远超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直接的结果是, 家庭的学费负担越来越重, 加上教育投资风险的客观存在, 无疑是打破了原有投资收益的确定性链条, 严重抑制了个人或家庭的教育投资动机 (如图1) 。

图中, SE为没有政府介入的教育投资需求曲线。由于政府承担了部分教育成本, 增加了教育供给量, 使教育投资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为SE1。这意味着, 在相同的教育价格水平OP1下, 教育投资需求增加了A1A2, 但是如果学费价格上涨过快, 那么教育投资曲线会右移SE0, 教育投资需求减少了A0A2。

(二) 教育投资收益的错位

影响个人教育投资需求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教育投资收益的结构性失衡, 即投资与收益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收益主体的错位

投资收益主体的错位是指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不一致。一方面体现在教育收益的正向外部性。即“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 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 与此同时, 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周围人的生产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 但他并不因此而获得额外报酬。[3]”由于教育的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属性, 很难做到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要相等或相近, 教育收益的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意味着个人教育投资积极性不高存在先天缺陷;另一方面体现在教育投资收益主体的不对称。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但是从根本上教育投资的两大主体主要是个人和政府, 企业缺乏教育投资的动机。当然这主要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的存在, 因为企业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到所需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 其间只是需要支付较低的招聘成本甚至是无成本招聘, 企业自然就会缺少投资教育的意愿和动机, 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个人或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2投资收益时间的错位

投资收益时间的错位是指投资时间与收益时间的不一致性, 一般来讲, 个人或家庭投资教育后的直接收益要在收益主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后才开始产生, 教育投资的收益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个人或者家庭在任何时间点上的投资都是一个选择集, 因为每个家庭用于选择的资本 (家庭可能用于教育投资的资本) 具有有限性的特征, 教育投资决策的做出必然会挤占家庭的其他可能投资, 也可能让家庭背负沉重的债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诸如“弃学”、“因教致贫”等教育怪圈的行为逻辑。

三改善和引导个人教育投资需求

(一) 改善投资结构

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收益主体与投资主体的不对称, 我国现行的教育投资结构中主要是政府与个人 (家庭) 来承担绝大部分费用, 企业在教育投资中承担份额与收益份额严重不对称, 也就是说企业在教育投资中存在缺位性失衡, 却又是教育收益的刚性依赖者, 受益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企业参与教育成本分担。

企业在参与教育投资方面也是有章可循的, 很多国家在企业参与教育投资方面有很多可以参考的经验。如, 美国的企业主要通过直接参与研究与开发 (R&G) 或者校企合作。在美国的R&G开发体系的经费投入中, 企业工业界稳居首位, 而且所投入的资金额数远远大于其他投资主体。每年除了固定的资金注入, 企业还创建有自己的研究所以及与高校合作开展R&G工作, 形成了美国独有的企业大学, 截止2000年, 美国现有的企业大学高达2400多所[4]。印度则是专门向接受高等学校毕业生的部门和企业征税, 这项税收起征的依据是所雇佣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技术熟练程度、专业归属等来征收“大学生毕业税”[5], 这样使得企业也成为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二) 破解就业困境

就业市场是教育过程从投资向收益环节的过渡, 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人能力与社会经济活动配备布置的过程, 如果这个过程和谐顺畅, 显然会增强教育与就业的关联性和确定性, 降低个人或家庭投资教育的风险。就业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不尽, 另一方面大学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可推卸。因此要破解大学生就业的困境, 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加速第二产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升级。另外一方面从大学生的角度也要对就业有合理的预期, 要逐渐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摒弃不切实际的虚荣心和依赖想法, 理性地看待就业现状, 改变一次性就业的观念, 要树立多次选择的思想, 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保证教育投资收益链条的不断裂, 激发个人或家庭投资教育的动机。

(三) 提高投资质量

提高投资质量指的促进教育投资更加合理与有效。首先, 学校要准确定位, 要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 关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连接。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多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经济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相适应, 只有这样, 高校培养的人才才能适应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 顺利实现与市场的衔接, 实现预期就业。其次, 要充分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作用, 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明确政府与学校之间的产权关系, 明确学校的权利与责任, 以期提高学校对于资源合理利用的关注, 对于人才培养有效性的关注。这种示范性效用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也会引发社会的关注, 更会左右和影响个人或家庭教育投资的基本判断。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129.

[2]张学高, 扶涛, 薛勇军.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实证分析[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3) :69-73.

[3]R.E.Jr E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of Monetary.Economics, 1988, 22:783-792.

[4]Judy C.Nixon, Marilyn M.Helms.Corporate university V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DB/OL].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ing, ABVINFORM Global, V24, N4, 2002:144

[5]杜连雄.印度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现状及其模式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 2010 (2)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