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效益

空间效益（共5篇）

空间效益 篇1

摘要：高效、灵活和可持续发展是医院建设的主题。医院运营效率与医院建筑空间构成有着必然关联, 对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的研究将有助于运营效率的提升。本文列举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的衍变, 分析在不同医院规模及医疗诊治模式下, 各类框架体系的优劣势与发展方向, 以及对医院运营效益的影响。

关键词：医疗资源,运营效益,空间框架体系

近二十年, 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健康理念的变化使医院的建设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医院建设能否应对社会环境及医疗技术不断变化的功能需求, 保持长远稳定的适用性, 以提高医院建筑的生命周期, 成为现代医院建设方关注的焦点。

现代医院表现出高效、兼容、安全、人性等特征, 医院的功能亦从疾病诊疗逐步向健康保障的方向发展。医院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为病患服务的概念, 其服务对象已扩展到涵盖健康人群在内的全人群。所提供的服务也从病患者的诊断、治疗、护理逐步延伸到健康养生、医学美容等提高民众生活品质的领域。

高效、灵活和可持续发展是医院建设的主题。人性化的建筑环境为患者的健康恢复、医务人员工作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合理的建设成本和高效的运营成本是医院建设投资方最为关切的内容。医院运营效率与医院建筑空间构成必然关联, 对于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的研究将有助于提升医院的运营效率。

一、医疗资源和运营效率

不论在当今中国, 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人们日益提高的健康意识, 医疗资源似乎始终处于稀缺的尴尬境地,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不断更新, 对医疗资源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而目前有限的医疗资源所凸显的最大问题是尚处于利用率不足、与需求不相匹配的状态。

在现行医疗运作模式下, 我们所认识的医疗资源包括以下三方面:医护人员及相关人员的配备 (包括执业人数、专业技术优势等) ;医疗设备设施与医疗技术软硬件的配置 (包括现有医院建筑和土地资源) ;病患人群人口构成 (应含对医疗服务有需求的健康人群) , 疾病病谱, 以及医疗服务半径。

医院运营管理的目标是发挥上述医疗资源的最大价值, 而运营的核心在于效率的提升——即提升资源利用率。

在有限的医疗资源条件下, 医院运营应避免大材小用、优材劣用, 以适用原则充分发挥每一份资源的作用;避免短视行为, 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延长资源利用的生命周期;同时提升资源的共享性和便利性;另外, 控制风险和规避意外损失也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原则。医疗建筑设施作为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 其构成和运用的合理性、适用性会给医院的运营效率带来巨大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不论政府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抑或中外合资医院, 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医院缺乏竞争力的最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运营效率低下、成本过高。影响医院运营效率最关键的因素是就诊人数, 就诊人数的多少又取决于患者满意度、医技人员的数量及技术水平综合素质、医疗流程、HI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1) 、专家负荷等因素。医院要吸引更多的就诊患者数, 必须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增加医技人员数量、改善医院流程合理度及拓展HIS应用性。其中, 患者满意度和医疗流程是属于医院建筑可影响的范畴。

二、医院建筑的空间框架体系

医院建筑的空间形式与医院运营效率有着密切关联。医疗功能的区分引发医院建筑空间的划分。最初时诊断与治疗是分离的, 随着大型医技设备的出现, 医技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功能区域。当诊断、医技、住院治疗三大核心医疗功能开始分离时, 就出现门急诊、医技、病房三种类型的建筑模块。通过长期的医院运营实践经验的积累, 三者之间的组合方法和设计理念也逐步发展, 形成各种相对固定的组合模式, 即医院建筑不同的空间框架体系。

最初医院建筑的空间框架体系是自然形成的, 医院的发展从最初的无序状态 (由教堂或成药铺发展而成) 到形成固定的空间模式 (框架体系) , 医疗技术发展和医院运营管理起了决定性作用。医院建筑的空间框架是医疗功能的载体, 其发展是与医疗作业方式以及医院运营管理模式相匹配的。

中国的医院建设也经历了从无体系到各种形式纷杂的局面, 近些年逐步形成以下文所述几大体系为核心的稳定格局。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的形成主要围绕着“以医技为中心”的传统诊疗模式和“以疾病系统为中心”的新型诊疗模式展开, 应对两种诊疗模式分别形成不同的医院规模。

三、“以医技为中心”诊疗模式下的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及其运营效率

随着大型医技设备的出现, 医技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功能区域。医技作为门急诊与病房共同使用的单元往往被布置在医院的核心部位, 从而形成了“以医技为中心”模式的若干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 王字形框架体系

“王字形”是最初形成的框架体系, 也是最典型的模式, 后期形成的各类框架体系基本上都是从王字形衍生变异而来的。王字形模式以医技为中心, 兼顾门急诊和病房的使用, 主要适用于中小型医院 (200～400床) (图1) 。

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逐渐稀缺, 平展的建筑形制无法大规模兴建, 王字形模式开始垂直伸展形成王字形框架体系的衍生模式 (图2) 。但当医院规模进一步发展时 (如床位数超过400～500) , 王字形的核心部位就会成为人流和物流的交叉点, 给医院感染控制和医疗流程组织带来困难。

2. 环环形形框框架架体体系系

环形框架体系力图避免王字形框架体系的缺陷, 以环路串联各医疗功能模块, 避免王字形模式人和物的流线交叉 (图3) 。但随着医院规模更进一步发展 (如600床位以上) , 环线会变得越来越长, 人们的诊治路线也随之拉长。

3. 网格形 (织网形) 框架体系

综观王字形和环形体系的缺陷, 网格形框架体系在王字形的基础上, 将医患、人、物混合功能流线分离成限制路线 (污物和医生工作路线) 和开放路线 (患者就诊路线) , 二者互不交叉, 避免了患者、探视者或陪同者与医疗工作流程的交叉而导致引发感染事故或干扰医疗作业的现象。目前, 网格形框架体系已成为中国新建的大中型医院 (500～1000床) 建筑空间组织主流体系 (图4) 。

综上所述, 无论环形还是网格形的空间框架体系, 都是在王字形空间框架体系基础上的延伸或改良, 建筑布局要点都是以医技空间为中心。在这种诊疗模式下的空间框架体系对医院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医技的服务半径和能力。一般在中小型医院中, 医技的服务覆盖能力足可以匹配。但当医院床位数规模较小时, 医技的设备利用率很难提高;而床位数规模偏大的医院, 患者的就医距离、等候时间以及防疫安全等方面会出现问题。

根据我们的设计经验, 规模在300床位的医院, 其医技的利用率和患者就医环境及方便程度相对令人满意。于是在中等规模的医院里, 我们把门诊医技与住院医技合并使用, 布置在医院医疗区的核心位置, 采取医技兼用模式。但对于较大规模的医院, 医技的服务覆盖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为避免患者就诊路线过长, 多数会采取门诊医技与住院医技分设的形式。

医技的服务覆盖能力取决于医技的服务半径、医技空间环境、等候时间、医技的防疫控制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患者从诊室或病区到达医技的路径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距离内。病种单一的专科医院, 医技治疗环境、效率和防疫能力均优于综合性医院。传统的以医技为中心的医疗诊治模式, 在医院规模日趋扩大和医疗解决手段日渐丰富的现实条件下, 已逐渐显现其弊端, 难以应付现代医疗服务的新需求。

四、“以疾病系统为中心”诊疗模式下的医院建筑空间框架体系及其运营效率

床位数规模超过1 000床的医院被称为超大型医院, 因其在资源整合上的巨大优势, 目前深受中国各地各级政府的支持, 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它直接导致区域性医疗资源的掠夺, 其次因规模超大导致患者就诊路线变长、环境人流混杂、功能复杂、管理难度增加、医疗资源不易调配等问题。于是“以疾病系统为中心”的新型诊疗模式应运而生。

这种模式遵循系统医学思想, 确定了以某一疾病系统专科为诊治单元的医疗中心模式。专病专科减少了非相关病种人流的接触, 相应降低了交叉感染的几率;同时, 医疗中心内针对性的医技设备的配置也减少了患者在检查和诊断间往返的距离, 大大提高了医院管理效率。因此, 超大型医院建筑多以医疗诊治中心模式布局。

1. 王字形组合框架体系

将超大型综合医院分解成几个专科化的医疗单元, 每个王字形为一个专病医疗诊治中心, 横向并列组合, 并共享大型医技设备, 一般患者活动流线是纵向的 (沿王字形方向) (图5) 。

2. 组团式框架体系

类似于城市中居住小区与中心商业区的概念。每个医疗诊治中心均有各自常用的诊治体系, 同时各医疗中心围绕医技中心布置, 共享大型医技服务, 以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图6) 。

3. 卫星城式框架体系 (网格形+医疗中心)

一些大型综合医院规模进一步扩张时, 会将一些优势专业科室独立成疾病医疗中心, 既保证原有医疗体系框架的完整, 又形成了医疗专业优势。这与城市发展卫星城的模式类似, 故本文称之为卫星城式框架体系。卫星城式的发展模式逐步成为中国中心城市三甲老医院发展的主要形式。

在“以疾病系统为中心”诊疗模式的空间框架体系中, 往往采用模块化设计, 即以相同空间形式组成建筑单元来承载医疗功能。模块化建筑空间具备三大特点:一是规则柱网, 尺度统一的建筑空间梁柱形式和设备管线走向均相对统一, 大大降低了建设成本和运营维护成本;二是模块空间相对独立, 利于封闭改造, 当某建筑模块单元需要功能置换时, 可进行封闭改造而不影响全局, 同时对防疫控制也十分有利;三是空间利用灵活, 由于采用标准单元模块, 各医疗功能单元可根据需要选取模块的数量, 并依据变化增减, 调整成置换模块空间, 为应对医疗需要的变化提供便利。

当医院的医疗需求发生转变时, 可以对医院功能模块进行调整, 运用“抽屉原理”, 灵活调整医院功能模块, 不仅对整个医院的运营影响降至最低, 同时也为医疗功能模块空间置换创造便利。事实上, 整个医院的运营机制也正是通过这一类的升级调整来实现, 更新换代地满足新的医疗需要, 进而延长医院建筑的“产品生命周期”。

作为医院功能组织中枢的“医疗街”, 每条“街”上有若干个模块, 由各科室与辅助科室组成, 患者可在某一模块中, 将挂号、候诊、诊疗、影像检查等环节一并完成, 大大缩减就医时间, “医疗街”是一种注重效率的医疗功能的组织方式。

以医疗街串联所有的功能模块是大型医院交通组织惯用的方式, 事实上医疗街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组织空间, 还是一个开放式的患者活动、服务空间, 所以在医疗街及其相关区域内必须设有交通 (水平、垂直交通流线) 、服务、问询、饮水、通讯、医疗服务窗口及陪同人员的滞留空间等, 清晰的标识系统以及医技医疗区域的一次候诊空间。医院的内部设施与环境应能确保提供优质护理, 为患者提供私密性空间以及缓解其精神压力, 同时为员工提供提高工作效率和满意度的工作场所。

结语

近年来中国医院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建设理念和需求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医院建筑的空间框架体系是支撑医疗流程的骨骼, 稳定的框架体系才能确保在医院功能转换过程中医疗流程的完整和合理。稳定的空间框架确定了医院的性质, 灵活的模块决定了医院的性能, 高效的组织方式体现了医院的品质。我们可以在医院建筑稳定的空间框架体系上, 通过模块的更替提高医院的性能, 通过组织方式的更新适应新的需求, 从而延伸医院建筑的生命周期, 这才是医院建筑发展的正确路径。■

空间效益 篇2

[摘 要]海洋资源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资源及其开发效益关系到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是海洋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运用均方差权重法，探讨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时间演变趋势。结果表明，区域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结合局部自相关分析法研究沿海地区2013年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积聚特征，将区域划分为H-H型、L-L型、H-L型和L-L型四大类型区，针对不同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海洋资源开发策略。

[关键词]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局部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关联

[中图分类号]P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45-07

被誉为“蓝色国土”的海洋，是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海洋资源是指与海底、水域以及海面直接相关的，在现在和未来，可被人类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物质、能量和空间的统称[1]2。海洋资源是海洋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资源的开发程度及其利用效益直接关系到海洋产业的现实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我国海洋资源丰富，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沿海空间资源和海洋新能源资源等多种类型，与陆域资源有着较好的互补性[2]，为海洋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3]。进入21世纪，我国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贡献日益显著。

但与此同时，盲目投资、过度开发、围填海活动、海上溢油事故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海洋污染，以及频繁的海洋自然灾害[4]对沿海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都带来了巨大威胁，降低了海洋资源的开发效率，阻碍了我国海洋开发进程。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53个沿海城市中，有近90%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当前我国滨海湿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丧失了57%，海洋经济动物资源面临着严峻形势，近海渔业资源整体处于衰退状态[5]。

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海洋强国”国家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重点指出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是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资源开发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含义及分类研究[6]、资源调查与评价[7]、价值评估研究[8]、资源开发负外部性与影响评价[9]、资源开发利用现状[10-11]、综合实力评价[12]和法制管理等[13]，但海洋资源开发效益评价定量研究不够深入，缺乏针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演化研究及地域差异比较分析。为此，本文将以我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全面分析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及其时间变化特征，并利用局部自相关系数深入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积极探索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提升策略，从而达到合理配置海洋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促使海洋产业高效发展的目标。

一、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

根据海洋资源与环境系统所具备的多样性、脆弱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以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利用为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能够综合反映开发效益的28个指标，包括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四个方面[14]，构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运用均方差权重法和局部自相关分析法，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和《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的统计指标，提取各指标数据样本，从时空角度对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进行定量研究 。

二、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时序分析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受到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和区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所产生的效益存在差异。先根据公式（1）-（6）计算得出结果（见表2），再对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综合效益进行时间演化特征分析。

（一）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从2002年的0.2927上升到2013年的0.4163，年均增长率达到3.25%。各区域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从增长速度来看，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增长速度较快，充分表明该区域发挥经济、政策与区位优势，有效利用海洋资源，科学发展海洋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河北、广西、浙江、海南和福建的综合效益发展趋势相对平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开发有序发展，但是发展速度和开发力度有待提高。福建综合效益年均增长速度为1.3%，在沿海地区最低，在沿海地区的排名由第2下降到第9，反映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较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深，开发水平有待提高，亟须相关发展政策的支持，规范沿海海洋产业开发行为，减轻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促进区域海洋资源综合效益的提升。从沿海各区域综合效益数值来看，2002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处于[0.2584，0.3286]，其中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13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上升为[0.3440，0.4844]，其中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并且山东、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在沿海地区的排名有所提升，浙江、福建、海南在沿海地区的排名有所下降，河北、广东、广西在沿海地区的排名保持不变。

（二）海洋资源开发的分类效益

1.资源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具有不平稳发展特征，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资源效益从2002年的0.0653上升到2013年的0.0977，年均增长率为3.73%。从区域发展速度来看，各区域海洋资源资源效益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年均增长速率高于沿海平均水平，广东、浙江、福建、广西、海南海洋资源效益平稳增长。从各区域发展水平来看，2002年沿海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资源效益数值位于[0.0242，0.1023]，其中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海洋资源开发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13年数值上升为[0.0512，0.1415]，其中浙江、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2002—2013年浙江海洋资源优势显著，其海洋资源效益水平最高，持续排名第1；天津海洋资源效益一直位于最低水平，表明天津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海洋资源开发基础薄弱，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有待提高；河北持续位于第8，海洋资源开发缓慢而稳定；山东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水平从第7上升到第2，广东从第5上升到第3，辽宁从第6上升到第4，福建从第3下降到第6，广西从第2下降到第5，海南从第4下降到第7，上海、江苏分别在第9、第10交替。

2.经济效益

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值在四大类效益中得分最低，说明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有待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经济价值仍需深入挖掘。从时间范围来看，沿海各区域经济效益均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7.83%，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的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产业经济效益逐年增长，开发进程加快，在未来的海洋产业发展格局中将会占据重要地位。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增长速率相对较低，表明区域海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增强海洋产业竞争力，提升海洋经济效益。从各区域经济效益数值来看，2002年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位于[0.0175，0.0742]，其中福建、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排名前6，并高于沿海地区经济效益平均水平，2013年上海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最大，达到0.1944，广西经济效益最小，为0.0451，排名前6的其他地区有天津、河北、江苏、广东、辽宁。

3.社会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从2002年的0.0697增加到2013年的0.0945，呈现逐年增长发展趋势，总体上以2.8%的年均增长率不断发展。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为广西，年均增长率达到5.54%，其次为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大力开发海洋资源为区域社会的就业、教育、海洋科研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贡献。社会效益数值方面，2013年上海海洋社会效益持续第1，广西始终排名最后，其他排名前6的地区有江苏、河北、山东、天津、广东。

4.环境效益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效益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8425%。广西、山东、广东、辽宁、河北、浙江、福建的环境效益增长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增长率，表明区域海洋经济开发的同时更加注重海洋环境保护投资，从而提高污染处理水平和综合利用效率。天津、海南的海洋环境效益也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增长速度较慢，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意识有待增强。上海、江苏海洋资源开发环境效益呈现负增长态势，表面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使区域呈现降低趋势，应加强海域管理，加大海洋资源保护力度。环境效益数值方面，2013年河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排名前6，表明区域海洋环境得到治理或保护，而上海因在有限的海域空间高强度开发，福建因沿海海洋灾害，导致两省海洋环境效益保持在较低水平，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灾害监测预警机制有待加强。

三、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特征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较高，空间差异显著。综合效益排名前6的地区包括山东、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综合效益值均大于0.4257，均高于沿海地区综合效益平均水平，表明区域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程度较高，产生的综合效益较大。河北、辽宁、福建、广西、海南综合利用效益均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海洋资源开发效益有待提升，亟须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完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为进一步分析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空间积聚相关特征，这里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将2013年海洋资源综合效益的得分值作为基础数据代入公式（7）（8），计算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局部自相关指数，并将其划分为四个区间（见表3）。

（一）H-H型高值积聚区

即LMIi>0，且Zi>0，主要包括上海、江苏、浙江，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表明3个省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效应高于周边区域，并且被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区域所包围。另外该区域内部的省份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可视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效益的核心发展区域。

上海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高，但是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较低。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区位集聚效应、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16]，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快速提升。2013年上海海洋及其相关产业总产值和海洋产业贡献率在沿海地区排名靠前，分别为第3和第2，但是区域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优势并不突出。浙江的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较高，综合效益得分值排名第5。浙江的海岸线长度在沿海地区排名第1，海洋资源丰富，特别是海岛资源、渔业资源在我国均处于优势地位，海洋资源效益排名第1，但海洋产业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程度不高。江苏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较高，综合效益得分值排名第6，海洋资源具有开发潜力，海洋经济效益及其经济地位有待提升。

总体上来看，区域内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同时更应加强海洋资源优化配置，以环境保护为前提，保护沿海自然保护区以及河口、湿地、海湾和海岛生态环境，限制近海捕捞强度，合理规划和开发沿海和海岛旅游资源，严格控制海域围垦以及海域环境污染行为，建立健全海域预警机制，进一步提高海岸防灾、抗灾能力，从而推动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提高；加强区域合作，促使区域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条件、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人才队伍等资源共享，贯彻落实区域海洋发展规划和海洋发展战略，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升海洋产业集群效益。

（二）L-L型低值积聚区

即LMIi>0，且Zi<0，仅辽宁省位于该区域。表明辽宁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程度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正相关，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辽宁的各项效益得分值处于中等水平，综合效益在沿海地区排名第6。辽宁具备优越的资源、气候和区位条件[17]，再加上“海上辽宁，科技兴海”战略的贯彻实施，辽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加大，产生了显著的资源效益，在区域排名第4，增强了辽宁的海洋综合竞争力。辽宁省应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强海洋经济实力，深化区域合作。

（三）H-L型高值离散区

即LMIi<0，且Zi>0，包括天津、广东、山东。表明区域发展较好，海洋综合效益值高于周边区域，但其周边区域数值较低，相邻区域的空间负相关性较高，呈现离散型发展模式。天津海洋产业地位日益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高，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对较低。2013年，天津海洋产业贡献率在沿海地区排首位，达到31.69%，应积极推进滨海新区建设，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潜力，不断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广东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实力一直在我国沿海地区居于优势地位，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排名第3，资源效益和经济效益较高，但是由于其海洋产业贡献率处于中等水平，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待提升，应发挥资源优势、经济基础条件和科技实力，加快建设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增强海洋产业对周边区域的带动效应。

山东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3，海洋资源种类多样，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优势显著，排名第1。特别是“海上山东”战略的实施以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山东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沿海地区排名靠前。但其邻省河北、江苏的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相对较低，使得山东海洋资源开发未能形成集聚效应。

本区域应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统筹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在区域各项海洋规划以及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加强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积极发展滨海旅游和海岛旅游，加快海洋产业和科学实验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区域海洋资源的经济效益，同时严格规范海岸围填海工程，促进沿海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和环境效益的和谐快速发展。

（四）L-H型低值离散区

即LMIi<0，且Zi<0，包括河北、福建、广西、海南。表明区域的综合值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离散型空间格局。河北海洋经济总量较小，海洋产业层次不高，海洋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处于劣势，应积极创新海洋产品，提升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福建是我国海洋资源大省，海洋经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存在海洋灾害频发、海域污染严重等问题，阻碍了海洋经济效益的增长，应实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积极发挥海洋产业集群效应，提升福建海洋经济效益。广西和海南的海洋经济实力并不突出，但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加大资金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实施海洋发展规划与国家发展战略，如《广西海洋产业发展规划》《海南岛国际旅游岛建设》等，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速度，增强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

总体而言，本区域应以海洋资源开发为重点，树立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科技和人才资本投入，规范开发秩序，增进区域间合作，综合利用海洋矿产资源、旅游资源、渔业资源及生物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积极创新新兴海洋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加强海岛、红树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高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进一步增强区域海洋经济竞争优势。

四、结论

1.构建了由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四个方面28个指标组成的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评价模型。运用均方差方法，从时间维度分析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演变趋势；结合局部自相关系数，从空间角度探讨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效益的区域空间积聚程度和相关机理。对于其他地区的海洋资源时空评价具有借鉴意义，并为区域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2.我国海洋资源综合效益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总体来看，各区域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各区域的综合效益排名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2002—2013年，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年均增长率达到3.25%，其中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苏、辽宁增长速度较快，增长率均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沿海各区域综合效益数值方面，2002年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数值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广东、海南4省，2013年则为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6省，表明我国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综合效益总体得到提升。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年均增长率为3.73%，其中浙江、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海洋资源开发的资源效益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7.83%，2013年海洋资源开发经济效益排名前6的地区有上海、天津、河北、江苏、广东、辽宁。社会效益方面，年均增长率为2.8%，2013年排名前6的有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天津、广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效益增长最慢，年均增长率为0.8425%，河北、广西、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排名前6。

3.根据局部自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分析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空间分布特征，并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个类型区。1.H-H型高值积聚区，即LMIi>0，且Zi>0，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区域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效应高于周边区域，并且被具有较高综合效益的区域所包围；2.L-L型低值积聚区，即LMIi>0，且Zi<0，仅包括辽宁省，其综合效益值在空间上的积聚程度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正相关，呈现积聚型空间格局；3.H-L型高值离散区， 即LMIi<0，且Zi>0，包括天津、广东、山东，其海洋综合效益值高于周边区域，但周边区域数值较低，相邻区域的空间负相关性较高，呈现离散型发展模式；4.L-H型低值离散区，即LMIi<0，且Zi<0，包括河北、福建、广西、海南，其综合值低于周边区域，相邻区域具有较高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离散型空间格局。

总之，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经济基础、产业背景和政策保障，但各区域海洋资源开发存在区域差异。我国应针对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树立海洋资源保护意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水平，规范海洋资源开发秩序，从而提升我国海洋资源的综合竞争力，推进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朱晓东，李杨帆，吴小根，等.海洋资源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楼东，谷树忠，钟赛香.中国海洋资源现状及海洋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资源科学，2005，27（5）：21-22.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3-9.

国家海洋局.2010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R].2011：4.

李永祺.中国区域海洋学：海洋环境生态学[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孙悦民，宁凌.海洋资源分类体系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26（5）：42-45.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河北省海洋资源调查与评价综合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492-500.

王静.海洋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填海造地宗海估价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17-19.

吴珊珊，刘容子.渤海海洋资源价值量核算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2）：70-75.

于定勇，王昌海，刘洪超.基于PSR模型的围填海对海洋资源影响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1，41（7/8）：170-175.

殷克东，黄娜，王冰.我国海洋资源综合实力评价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9）：29-33.

张润秋.辽宁省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及应用[J].海洋湖沼通报，2010（4）：23-33.

李亚楠，张燕.辽东湾顶部区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机理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3（03）：19-21.

李佳璐，胡昊，贾大山.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构建及实证研究：以上海为例[J].海洋环境科学，2015（6）：942-948.

方叶林，黄震方，王坤，涂玮.基于PCA-ESDA的中国省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2，32（8）：149-154.

徐长乐，向云波，张艺钟，等.上海海洋经济发展战略[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18（6）：501-507.

张耀光，韩增林，刘锴，刘桂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5）：785-794.

空间效益 篇3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 首先是功能上, 以居住为主要功能, 并包含至少两种以上如娱乐、商业、休闲、交通等不同功能;另外, 在形态上, 形成地下空间、裙房部分 (即高台) 以及裙房之上的居住塔楼部分, 且裙房屋顶往往用于居住区域使用者的公共活动空间。

这种以居住功能体系为主的综合体, 保持建筑面积密度的同时具有极高的节地性, 其超高的体量造就了超低的建筑密度, 强化了住区和城市功能空间的联系, 为住户提供广阔的户外空间和幽美环境, 有效地克服和弥补高空生活起居远离传统地面生活形态的缺陷;同时注重构建体现新城市主义精神的“复合社区”, 将是高效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必然趋势。

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越来越多的“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建筑出现在城市中心区, 其在功能组织、空间形态、与城市空间的连接等方面有了极大的研究和发展, 但现实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 如何解决停车难、如何在紧张密集的城市土地中提高住区公共空间及其环境品质等成为设计难题。如何化解这些矛盾, 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空间使用效益影响因素

“《雅典宪章》将城市的基本功能分为‘居住、休闲、工作、交通’四大类……这四大功能总是在‘分’‘合’之间摇摆, 并一直伴随着城市生命体的进化。”因此, 研究“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空间使用效益的主要因素, 指出各影响因素引起空间使用效益的差异, 将为“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设计与发展提供依据。

1.1 使用人群的影响

随着综合体内使用人群的多样化, 行为模式也呈现多样化。使用者以及其使用目的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建筑空间形态。如:办公人群与居住人群的比例不同直接影响综合体停车库的数量;居住人群的年龄阶层的不同成为直接影响“高台”以上公共空间环境设计的关键因素等。根据现阶段特征以及调研情况, 将使用人群分为以下三类 (见表1) :

1) 居住人群。

其居住功能主要面对的群体是没有孩子的年轻家庭或未婚白领等年轻人群, 也是综合体内商业功能的消费主力。对居住功能的市场分析中还须注意特殊人群的作用。笔者通过对深圳案例实地调研, 归纳总结获得居住人群的特点, 具体如表1所示。

2) 办公人群。

城市综合体的复合功能组织在一起, 充分发挥建筑空间的协同作用, 办公部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高度集中各项城市机能的做法, 对调整城市住宅综合体的空间结构, 减少城市交通负荷, 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质量都有积极的作用。

3) 消费人群。

居住人群、办公人群和周边市场都为综合体带来相应的消费人群, 这种共生、互利的前提下, 实现多种功能组合, 互为补充, 相互提供发展, 从而使建筑获得良性循环, 在城市生活需求发生变化时进行自我调整以及优越的经济效益。

1.2 复合功能的影响

各功能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则是“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的一大特色。零售功能在作为场所营造的主要元素时, 占据了“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中的主要公共空间, 是建筑与城市联系的节点, 定义了大部分场所的特性;另一方面, 也是“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功能空间营造的难点和重点。例如深圳御景东方裙房部分有天虹商场, 京基·百纳广场, 以及肯德基等多种商业零售功能, 周边还有城中村内的底层商铺, 新老建筑功能的结合形成良好的协同关系。

城市住宅综合体的“高台”环境和底层广场等公共空间环境的建设, 在容积率的提高下, 不仅能使其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同时, 对城市绿化率、空地率的提高, 使居住环境得到优化, 绿化率及广场等大大提高, 更好的满足居住人群的休闲, 交往等需求, 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交通因素

由于“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往往建设在城市中心区, 交通组织体系也呈现了更加城市化、立体化、人性化以及集群化发展的趋势。其地下空间与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系统紧密结合;地面建筑入口与城市街道衔接的界面逐渐弱化, 形成良好的步行系统;住宅综合体的中庭转换空间又将空中、地面、地下的步行系统有机联系起来, 其立体化的交通组织, 不仅有效的提高了“高台”部分的商业价值, 并为居住区域的使用者提供了便利性:能够大大节省综合体内的交通利用者的出行时间及经济成本, 提高整个社会的工作效率, 而且能够减少城市道路交通的拥挤程度。

1.4 多样性与安全性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著作中提到城市多样化的一个要点是“密度之需要”, 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 人流的密度必须达到足够程度。这是保证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 应充分考虑周边环境的住宅密度, 过低的密度不利于多样性的支持。“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处于城市区内地段优越、交通网络系统较完善、生活、教育和医疗配套齐全的区域。这成为住宅综合体极大的区位优势。生活配套和市政设施齐全为住宅综合体内的居民造就了极大的生活便利, 减少了开发商的开发成本的同时, 也为居民减少了生活成本。既有密度, 又有足够的多样性, 可以增加“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的人流密度, 使城市与建筑的相互联系得到加强, 有利于缓解现代都市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 同时大大减少了城市犯罪率。

1.5 城市节点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在创造城市环境的同时, 也需要其周边环境为其提供支持。

其周边城市环境主要来自四个市场:

1) 基地市场。

项目中居住、办公、酒店等功能的适用人群。

2) 周边市场。

能够方便到达项目的周边居民、上班族以及消费者等。

3) 地域性市场。

在城市中30 min~45 min能够到达的居民、上班族或者访客等等。

4) 经过性市场。

自发性开车或步行去其目的地的客源。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消费市场分析见图1。

作为城市节点, 其特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对城市功能、空间、资源、交通等要素的整合, 进一步促使建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相互融合, 承载了城市化空间的大量内容, 使得城市的功能组织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使其与城市一体化, 成为有机融入城市大环境的节点。此外, “城市—区域”一体化、城市空间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增加了各个城市或区域中心对综合体建筑的市场需求, 如东莞第一国际, 不仅作为东莞CBD的财富中心, 成为东莞城市的象征, 而且作为华南地区“世界加工厂”的城市定位, 成为区域经济的标签。

2 提高空间使用效益的重点

结合功能复合和形态上的特征,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建筑的地下车库、裙房以及裙房屋顶空间三个方面在其使用人群、来访者、停车供需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1)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停车空间设计。

由于“后小汽车时代”的来临, 以及“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的交通因素, 居民小汽车拥有量大幅增加, 许多“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的车库设计照搬规范, 使得停车场设计与使用脱节。“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建筑应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相结合、全时停车概念、地上停车库的运用、机械式停车库的运用等, 以解决停车空间使用上面临的问题。

2)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裙房空间设计。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裙房空间存在与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联结不够紧密、体量盲目扩张等方面的问题。因此,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的城市功能体系应形成自我调节机制, 同时组织好建筑空间形态, 并通过架空层的设计创造更多开放性空间, 增加与城市空间的渗透。

3)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裙房屋顶空间设计。

许多“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裙房屋顶空间缺乏人性化的环境设计, 应充分考虑儿童与老人活动空间、裙房屋顶的“灰空间”的利用、人口空间以及交通组织的设计、加强社区活动空间各功能的衔接等。

3 结语

“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的使用效益涉及到建筑、社会、经济、使用人群等多方面, 这些因素往往是相互联系的。通过对“高台型”城市住宅综合体空间使用的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研究, 针对停车空间、裙房空间、裙房屋顶空间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建议。

参考文献

[1]王桢栋.当代城市建筑综合体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2]聂兰生.21世纪大城市居住形态解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

[3]何川.空间·效益·舒适——深圳皇岗海悦华城设计[J].建筑学报, 2001 (10) :7.

[4]韩冬青, 唐斌.基于空间效益的城市三维网络模型初探[J].建筑师, 2004 (10) :95-97.

空间效益 篇4

公益林是指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满足人类社会生态、社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主体功能,主要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服务的森林。在当今全球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森林的公益效能越来越被充分地体现出来,公益林的建设也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已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其切入点和核心,并且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草)”、“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沙治沙”等工程。然而,如何对工程建设的效益(即公益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价,采用什么标准和指标,使用什么方法表示,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及GIS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对公益林生态效益进行GIS空间分析,通过空间分析的基本方法,提出其实现的基本算法。在此基础上,基于Arc GIS Engine技术探讨了GIS空间分析二次开发过程,设计并实现了实现公益林生态效益GIS空间分析的各种功能———空间查询、缓冲区分析、专题图制作等。

1 GIS空间分析技术

空间分析是GIS的核心和灵魂,是其区别于一般的信息系统、CAD或者电子地图系统的主要标志之一。利用空间信息分析技术,通过对原始数据模型的观察和试验,用户可以获得新的经验和知识,并以此作为空间行为的决策依据。空间信息分析的内涵极为丰富。作为GIS的核心部分之一,空间信息分析在地理数据的应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介绍缓冲区分析技术和空间统计分析技术。

1.1 缓冲区分析(Buffer Analysis)

缓冲区分析是针对点、线、面实体,自动建立其周围一定宽度范围以内的缓冲区多边形。缓冲区的产生有3种情况:一是基于点要素的缓冲区,通常以点为圆心、以一定距离为半径的圆;二是基于线要素的缓冲区,通常是以线为中心轴线,距中心轴线一定距离的平行条带多边形;三是基于面要素多边形边界的缓冲区,向外或向内扩展一定距离以生成新的多边形。缓冲区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重要的空间分析功能之一,它在交通、林业、资源管理、城市规划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湖泊和河流周围的保护区的定界、汽车服务区的选择、民宅区远离街道网络的缓冲区的建立等。

1.2 空间统计分析(Spatial Analysis)

空间统计分析可包括“空间数据的统计分析”及“数据的空间统计分析”,前者着重于空间物体和现象的非空间特性的统计分析,解决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以数学统计模型来描述和模拟空间现象和过程,即将地理模型转换成数学统计模型,以便于定量描述和计算机处理,着重采用常规的统计分析方法,尤其是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空间数据的处理,而空间数据所描述的事物的空间位置在这些分析中不起制约作用[3]。主要有常规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趋势分析和专家打分模型等。

2 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及模型

公益林是以完整健全的生态功能为主导,集生态、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森林群落,其主体功能是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满足人类的生态需求、社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公益林的主要目的不是生产木材和林副产品,而是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功能,以满足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对生态效益的需求。

2.1 公益林生态效益分析

公益林生态效益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及其影响所及范围内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全部效用。它包括在森林生态系统之中,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系统,即生命系统提供的效益,和与生命系统相适应的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效益,生命系统和与其相适应的环境系统在进行各种生态生理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高于或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的整体效益[3]。

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计量一般分为2类:一类是森林生态效益的物理量的计量,另一类是森林生态效益的货币量的计量。前者是可通过统计检验的,后者只可通过社会检验。前者是统计模型,后者是结构模型。从其定义可以将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划分为涵养水源效益、保持水土效益、抑制风沙效益、改善小气候效益、吸收二氧化碳效益、净化大气效益、减轻水旱灾效益、消除噪声效益、游憩资源效益、野生生物保护效益等10种[4]。

2.2 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评价方法

早期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计量都是定性化描述,20世纪80年代后,各国学者尝试性地把公益林生态效益从实物量统归到价值量计算。然而,由于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多样性,有关计量评价体系多种多样;更由于公益林生态效益在不同国情、林情下,评价的原则有所不同,各国学者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研究对象和条件来确定合理的计量评价方法。评价方法主要分为替代市场技术类评估方法、模拟市场技术类评估方法2种。

2.3 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调整系数

(1)有效面积系数。因为公益林生态效益的效能和它的效益是不完全统一的,为区分能产生和不能产生某种生态效益使用价值的林地,而定义公益林生态效益的“有效面积系数”[5]。有效面积系数定义为:在公益林生态效益的总体估量中,能产生具有使用价值的某种生态效益的林地面积(或蓄积)与总林地面积(或蓄积)之比。范围定在0

在上述的公益林生态效益中,公益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减轻水旱灾、野生生物保护的有效面积系数均为1。这说明这6种生态效益在所有的林地中均具有使用价值。而改善小气候是有防护林带造成的增产效益,所以它的有效面积系数与林带的比重有关;防风固沙具有浓厚的地方性;游憩效益应有一定比例,不是所有的林地都适宜发展森林旅游的;消除噪声主要是城市林地产生的效益,所以它的有效面积系数特别小。

(2)市场逼近系数。在公益林生态效益替代市场技术的支持下,虽然公益林生态效益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不存在有形市场和有形市场的商品价值,但可利用数学上的数值逼近方法,构造一个参数使该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货币计量向有形的市场逼近。通近的程度越高,该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货币价值量的科学性就越强。这就是公益林生态效益货币量的计量(包括检验)准则,称之为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市场逼近”理论。在用替代商品法进行公益林生态效益物理量向货币化转换过程中,由于替代商品功能与该生态效益功能上的差异和公益林生态效益本身的公共性,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构造一个系数,使得公益林生态效益的货币计量向“市场”逼近,该系数称为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市场”逼近系数。“市场逼近系数”∈(0,1)[4]。

2.4 公益林生态效益货币量构建模型

在公益林资源与环境空间数据库的支持下,在公益林生态效益的空间中,找出各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合适“替代商品”和它的合理单价。在公益林生态效益物理量科学的计量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有效面积系数”和“市场化系数”向市场化逼近,由此得到的社会所接受的货币量作为公益林生态效益的科学的经济计量。

由于公益林生态效益物理量和经济量是具有不同量纲,且属于性质截然不同的变量,所以公益林生态效益经济计量不能采用常规的统计模型,而只能采用通过参数构造的结构模型[6]。设某种生态效益货币量Ei的参数:有效面积系数Pj、市场逼近系数Rj、货币转换系数(或单价)Cj,由整体扩散模型获得生态效益物理量Wi,公益林资源属性数据库小班面积或蓄积Sj(t),小班数n,则该公益林生态效益货币计量模型为:

(j=1,2,…,n,n为小班数)

或

LZ为龄组。

式(1)用于公益林涵养水源效益、固土效益、减少土壤肥料损失效益、防风固沙效益、吸收二氧化碳效益、净化大气效益等效益的货币量计算;式(2)用于公益林的改善小气候效益、减轻水旱灾效益、游憩资源效益、野生动物保护效益、野生植物保护效益、消除噪声效益等效益货币量的计算。

3 公益林生态效益空间分析GIS系统设计

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分析,除了要计算出公益林生态效益的物理量和货币量之外,还涉及公益林资源和公益林生态效益的空间分布。除了要使公益林资源能进行空间分布外,还需要对其进行空间分析。因此,公益林生态效益空间分析系统所要求的功能处理常规的添加地图文档、图层管理、漫游、放大、缩小、全图、空间查询等功能之外,还需要有缓冲区分析功能。即要能对公益林的影响范围进行分析。此外,还要对公益林各种生态效益的物理量和货币量进行空间分析,因此还要实现专题图制作功能。

3.1 系统构架设计

公益林GIS系统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市级公益林GIS系统、县级公益林GIS系统和乡镇级公益林GIS系统。县级林业GIS系统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它可以进行公益林多种专题图的制作与分析。公益林生态效益空间分析系统架构图为图1所示。

3.2 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系统需要包含属性查询模块,缓冲区建立模块和专题图制作模块等。在系统中,基本图形要素均可进行空间查询,可以对基本图形要素进行缓冲区分析。同时,还可以使用DBase表中的任意字段作为对象,建立专题图。系统的功能结构如图2所示。

(1)空间查询。主要用于查询和定位空间对象,此模块中主要包括图与表的交叉查询、基于空间关系的查询等。

(2)缓冲区分析。主要是指对地图窗口中己加载的图层在设定的缓冲区距离内按照一定的显示方式、生成方式和处理方式在选定要素周围标示缓冲区域,以便用户分析所选要素在指定缓冲区内的相关要素信息。

(3)专题图制作。主要是以某一选定的对象或字段,划分等级之后,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不同的等级,以便于用户分析所选要素在不同区域的含量分布。

(4)图形管理。主要用于图层的加载,一般可以加载Shapefile、Coverage、SDE、image图像等。本研究所用数据为Shapefile格式文件。

系统中除了以上功能外,还有地图漫游、放大、缩小等功能。

3.3 关键技术实现

(1)空间查询。空间查询需要用到的接口主要包括IS-paital Filert等,空间查询过滤(Spatial Filter)组件继承于过滤查询(Query Filter)组件,是一个同时包含了空间约束和属性约束的查询过滤,可以用来同时使用空间约束和属性约束来从特征类中获取一组限定的特征。

ISpatial Filert接口用来定义一个几何标准的查询。用户必须设置3个属性:Geometry(几何)、Geomegtry Field(几何字段)和Spatial Rel(空间关系)。ISpaital Filert接口继承于IQuery Filter接口,在空间查询中,可以通过设置WhereClause语句来扩展查询,增加查询对特征属性的约定。Spatia IRel(空间关系)属性读入1个枚举变量,定义着查询几何和目标几何之间的空间关系。

在此功能中,可以用属性查图形,也可以用图形查属性。通过查询条件(ID、林班号、小班面积、小班号等)的设置,可以查询出任一属性数据所对应的小班的图形,同时还会将查询到的小班图形闪烁并放大显示。例如,以石林县公益林为例的空间属性查询结果如图3所示。

(2)缓冲区分析。在Arc GIS Engine中缓冲区分析对应着一个类Buffer,它在所有输入要素的周围创建一定距离的缓冲区,它的成员函数有dissolve_option、buffer_distance_or_field等,通过dissolve_option,可以设置所要进行缓冲的要素。

对公益林小班图形进行缓冲区分析,主要是为了了解公益林的影响范围。通过建立每一个小班的缓冲区,就可以知道每个小班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可以为公益林建设规划提供依据,在小班缓冲区范围之内,可以不用建设公益林区或者不必加强公益林区的建设,在缓冲区之外,则应该加强公益林区的建设与管理。缓冲区分析流程如图4所示。

公益林生态效益具有扩展性,如涵养水源效益、固定土壤效益、吸收二氧化碳效益等都具有扩展性,这些效益不仅会影响公益林本身所在的区域,而且还会影响到周边区域。如果了解了公益林生态效益的影响范围,则可以使其影响范围之内的有关个人和集体加入公益林管理与维护工作,使公益林能更好地发挥效益。

(3)专题图制作。Arc Objects给用户提供了多个着色对象用于专题图的生成,这个过程中即可以使用标准的着色方案,也可以定制自己的着色方案[7]。

这里采用Arc GIS Engine自带的分级着色方法,即Class Break Renderer着色法。分级着色法需要获取要素图层的要素类中某个数字字段的值,根据用户的要求将这些值分为几个级别,由于每个级别的Symbol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外观。

进行分类着色需要使用到Class Break Renderer对象,它的类实现了IClass Break Renderer接口。使用了Classify GEN对象和Histogram对象来获取数据,它们配合Class Break-Renderer着色对象使用,产生了分级着色的效果。例如,涵养水源效益货币量分布如图5所示。

4 结论

GIS在林业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森林资源管理、森林防火、退耕还林等。但是,将GIS引入公益林的研究尚不多见,将GIS引入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分析则更少。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利用空间分析技术对公益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价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分析还可以为公益林经济补偿提供决策依据。

摘要：阐述了GIS空间分析的基本方法,介绍了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及相关模型。在空间分析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GIS空间分析功能的实现,包括空间查询、缓冲区分析及专题图制作,并设计实现了一个基于GIS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评价分析系统。

关键词：GIS,空间分析,公益林,生态效益,系统设计,实现

参考文献

[1]戴前石.海南省森林资源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1999,18(4):42-44,57.

[2]李富海,刘建生.河南省森林资源GIS研建初探[J].河南林业科技,2002,22(3):13-16,30.

[3]宋彩平.基于GIS的森林生态效益空间分析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5.

[4]郎奎建.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核算的市场逼近理论和技术研究[J].林业科学,2003,39(6):8-14.

[5]郎璞玫.基于GIS的森林生态效益空间模型分析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01.

[6]郎璞玫.广义森林生态效益货币量的空间模型分析[J].生态学报,2003,23(7):1356-1362.

空间效益 篇5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现状

随着高校法定办学自主权的逐步落实, 高校对办学的经济效益越来越重视, 都希望用较少的人力资源投入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自1999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高校较大规模的扩招后, 人力资源投入明显不足, 出现了不少生师比超过20︰1的学校。这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因为存在社会供应量不足的问题, 师资数量的增长不可能与招生数量的增长同步,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学校主观上不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谋求师资数量的同步增长, 这也是造成人力资源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教育部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 对本科院校办学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投入做出了明确的定量要求, 界定了生师比参数的内涵和幅度, 第一次将学校聘任的兼职教师纳入学校投入的人力资源范围, 使得聘任兼职教师不再仅仅是民营高校的“专利”;同时, 第一次将生师比标准同办学质量联系在一起, 解决了自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后困扰高校多年的编制标准问题。这从国家政策层面限定了高校人力资源投入效益的最大值, 使高校追求办学的高经济效益有了合法的依据, 完全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通过多种用人方式将办学的经济效益提高到最大值, 对高校提高人力资源效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不少高校实际的人力资源效益距国家政策允许的最大效益还有相当的差距, 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笔者从教育部评估中心公布的参加评估的高校中, 从评估网站选取了8所高校与人力资源有关的评估数据, 同时按照评估政策允许的聘任兼职教师数量与实际聘任的兼职教师数量进行了比较, 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各高校实际聘任的兼职教师数与评估政策允许的最大聘任数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这一差距数就代表着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提升空间。

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的区别, 除了用人体制上的差别外, 最主要的就是表现为用人成本的差别。一般来说, 使用兼职教师的成本要远远低于专职教师的成本, 以河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岗位为例, 一个专职教师的年工资、津贴成本2007年是4.5万元, 而聘请的兼职教师完成两门专业课144课时的教学工作量, 课时费标准是60元/课时, 每年投入的成本是8640元不到一个专职教师成本的1/5。在美国, 学校对兼职教师不提供福利甚至不提供办公室, 只根据所授课程付酬, “近1/3的教师每门课程常低于3000美元, 而同样的工作量由专职教师完成, 学校需要支付1.5万美元”[1]。

如果说评估前个别学校为追求办学的经济效益而无节制地提升生师比是一种不正常现象的话, 那么在国家出台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后相当多的学校使用兼职教师数量反而达不到政策规定的上限同样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值得人力资源管理者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

二、影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因素

笔者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参与了教育部对学校评估的全过程, 思考目前高校人力资源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观念更新速度还不够快, 还存在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编制观念指导新形势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现象, 在具体管理工作中的表现就是对编制中包含的新含义和新功能解读不到位。

(一) 对编制含义和功能的新变化存在认识上不到位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高校编制概念, 是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需要配备的事业身份的人员数量, 与单位的进人数量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编制对应一名事业身份的人员。编制的功能也相对单一, 只具有管理功能, 即用编制来控制单位的人员数量, 有编制的单位可以进人, 没有编制的单位则不能进人。由于人员的调配和人员的工资均由国家负责, 所以高校在编制方面几乎没有发挥管理自主权的空间, 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管理模式。

随着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编制概念和功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编制不再与事业身份的人员数相对应, 转而成为完成一定工作任务量需要配置的最低人力资源数量, 即编制仅仅发挥一种标准作用, 而与单位的实际进人及人员的身份没有必然联系。相应地, 编制的功能也从原来单一的管理功能拓展出另外两种功能———评价功能和经济功能。

评价功能是指编制的标准属性决定编制必然具有评价功能, 当国家制定出高校人力资源投入的编制标准后, 就可以以此标准来评价学校的人力资源投入是否达标。教育部自2002年开始的对全国本科院校进行的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其中对人力资源投入情况的评估, 实际上就是发挥编制的评价功能。

经济功能是指编制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员数量, 但其实质则是经济成本, 因为所有的人力资源最终都是与经费投入联系在一起的。编制的经济功能使我们可以从实质上理解编制的内涵, 也使我们可以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用人成本。在投入的人力资源数量一定时, 不同的用人方式会体现出不同的成本。很明显的情况是, 在目前情况下, 一个纳入事业编制的人力成本要远远高于一个按工作量支付报酬的人力成本。目前不少学校兼职教师数量远远低于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规定的标准, 说明一些学校对编制经济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于一个比较狭隘的范围中。

现阶段高校在编制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编制的管理功能和经济功能开发不足, 只注重编制的评价功能, 把评估达标作为编制的全部功能和编制管理的终极目标, 这是一种非常不到位的认识, 是人力资源管理处于粗放型阶段的标志, 直接制约着高校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益。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评估方案中的生师比标准进行深度解读, 有效开发编制的全部功能。

(二) 编制管理功能在深度开发上存在纵向不到底现象

由于编制自身存在明显的层次性, 因此编制管理功能的深度开发, 理想情况下就是纵向到底的开发。

编制包含评估编制和进人控制编制两个层次。

评估编制是指包括兼职教师在内计算出来的生师比标准, 可以用于评估学校的人力资源投入是否符合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最低标准。它的含义有两点:一是说明高校教师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两部分组成, 二是说明兼职教师数量允许占到教师总编制数的1/4。

进人控制编制是指学校对专职教师数量的最低控制数, 即在保证国家强制标准 (最低控制标准) 的基础上,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源效益的编制数。它与评估编制是两个不同的数值, 以综合大学评估时生师比的A级标准16︰1为例, 如果将政策允许的兼职教师数量足额使用, 即兼职教师数占到教师总数的1/4, 则专职教师的生师比可以达到18.3︰1;如果再考虑到学校管理单位和教辅单位中具有教师职称且可以承担适当教学任务的人员, 专职教师的生师比甚至可以达到20︰1以上, 即学校在制定进人规划时应该以进人控制编制为依据, 而不应该以评估编制为依据。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 几乎所有参与评估的学校都将生师比控制到了教育部要求的比例, 但进人控制编制数则大大超过政策允许的最低控制数, 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从本文选取的8所学校的相关数据来看, 除了个别学校的个别学年能够达到这个比例数之外, 绝大部分学校的进人控制生师比均低于理论数。从编制的管理功能开发来说, 在纵向到底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 换言之, 用人效益的提高还有很大的余地。这种现象说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彻底摆脱身份管理体制下的人才单位所有的落后观念, 树立人才市场化新观念, 进一步加大通过市场配置人才的力度。

(三) 编制经济功能在广度开发上存在横向不到边现象

编制的经济功能体现在使用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用人成本比较上, 即属于横向层面上的比较功能。编制经济功能的广度开发, 理想情况下就是横向到边的开发。

提倡和鼓励高等学校聘任兼职教师, 这是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方案中有关生师比标准内涵最值得圈点的内容, 既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 又符合国内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实际。评估方案中规定, “聘请校外教师经折算后计入教师总数, 原则上聘请校外教师数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1/4”。把高校聘任的兼职教师作为师资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数量上可以占到专任教师总数的1/4, 是教育部自1985年出台《普通高等学校编制规程》以来在教师编制方面最有力度的改革。

如果高校已经将编制的经济功能横向开发到边, 就是将聘任的兼职教师数量提高到专任教师数量的1/4, 选取的8所学校就不会存在6953的差额。如果聘任一名兼职教师可以节约经费3万元, 那么8所学校3年就可以节约经费2亿多元, 这是编制经济功能横向开发不到边的最直观体现。

三、提升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现实可能性

(一) 国家政策层面的强力支持

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支持, 一是允许高校在一定范围内聘任兼职教师, 二是允许高校采用多种灵活的用人方式。

1. 提倡和鼓励高校聘任兼职教师。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体现的就是国家的政策。评估方案中规定的生师比标准, 明确提出专任教师数中包含外聘教师数, 而且外聘教师数量最高可以占到专任教师数量的1/4。这是关于生师比的最新也是最权威的标准, 与以前的标准相比, 无论是数量还是内涵, 其变化都是革命性的, 也是高校据此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重要政策依据。

2. 允许高校采用多种灵活的用人方式。

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聘用制度的全面实施, 为高校自主确定适合自身特点的用人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目前情况下高校可选择并实施的通过人才市场进行人员配置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聘任兼职教师。学校可以自主地按要求从社会上招聘兼职教师, 完成约定的工作量后 (主要是教学工作量) 获得约定的报酬。这是一种世界上通用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高校教师用工形式, 它以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为标的进行考核和经费结算, 不涉及当事人的人事关系。无论是办学的经济效益还是办学的社会效益, 都是值得提倡的用人形式。尤其适用公共基础课和实践性特别强的专业课, 前者可以聘请讲课效果特别好的教师, 充分发挥其讲课优势;后者可以聘请在专业岗位上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能进行理论总结的人员, 如法律专业聘请的律师, 公、检、法部门的专家讲授相应的专业课, 经济专业聘请金融领域的专家等。

二是人事代理。这是一种新兴的通过半官方中介方式获得人员使用权的用人方式, 其显著优点是:第一, 用人方式灵活, 数量可多可少, 人才标准可高可低, 完全由学校根据工作需要自主确定;第二, 社会保障体系健全, 不存在后顾之忧。目前的人事代理机构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人才交流中心或其认可的中介机构, 可以专业化办理人事代理者的各种社会保险, 一旦合同终止或履行完毕, 当事人无后顾之忧。

三是劳务委派。这是一种新型的人才租赁方式, 主要适合工勤岗位的用人, 如体育场地维护、实验动物饲养、实验田管理以及炊工等岗位, 都可以通过劳务委派的方式用工。由于委派人员的所有保险和福利全部由专业的公司负责办理, 学校只管用工, 所以是一种双方均可满意的用工方式。

资料来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ug31, 2001.

(二) 国外成熟经验的示范性

在世界上比较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 兼职教师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兼职教师已经成为高校教师群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从表2可以看出, 美国高校兼职教师的比例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点上相对稳定, 实际上不同层次的学校间在聘任的兼职教师的比例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根据美国教育部1997年的调查统计, “在4093所授予学位的高等院校雇佣的教师中, 四年制学院兼职教师的比例占32.6%, 两年制社区学院兼职教学人员的比例为64.6%”[2]。这说明随着学校学术层次的降低, 兼职教师的比例逐步提高。

(三) 兼职教师资源充分

由于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所在地多为地级以上城市, 是所在地区的教育文化中心, 科研院所、专业机构和大型经济体比较集中, 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比较多, 具有丰富的兼职教师资源。

一是大学退休教师, 这是兼职教师的主要来源之一。按照我国目前的退休政策, 教师到60岁时退休, 实际上这个年龄的教师尤其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学术的生命力还非常强, 大多数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工作到65岁左右, 这部分人是珍贵的兼职教师资源。世界上许多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高于我国的标准, 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60岁以后人员的工作能力。如美国教师的法定退休年龄1994年之前是65岁, 从1994年起取消了强制退休的做法, 大学教师从法律上可以一直工作到生命结束, 但实践中掌握的最高年龄为70岁;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比利时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 匈牙利为62岁, 挪威为67岁, 印度为65岁。

二是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科研院所尤其是其中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科研机构, 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数量众多, 是兼职教师重要的来源之一。同时, 由于教学对他们本身的科研工作能起到一种有力的推动作用, 所以科研人员对受聘兼职教师有着内在的积极性, 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三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指公、检、法部门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他们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聘任他们作为大学的兼职教师, 是一种非常符合学校和学生要求的选择, 可以大大提升课程的实践针对性。

四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生就业市场处于买方市场情况下, 几乎涉及所有专业需求的硕士学历以下人员, 都可以通过人才市场配置。这特别适合于一些专业要求不高的岗位, 如实验指导岗位、网络维护岗位、重点实验室或重点科研项目的短期助研岗位等。

摘要：高校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益, 集中体现在人力资源投入的数量标准上, 即生师比参数。这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自身都非常关注的重要指标之一, 因为它既涉及教育教学质量要求的最低人力资源投入标准, 又与办学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如何在满足前者要求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提升人力资源效益空间,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方案中规定了生师比参数的幅度和内涵, 以此为据, 探讨编制功能的充分开发, 从量的角度提升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效益的空间。

关键词：高校,人力资源,效益,生师比

参考文献

[1]李长华.美国高校教师管理的新变化及原因探究[J].比较教育研究, 2002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