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话语

电视节目话语（共11篇）

电视节目话语 篇1

摘要：访谈类节目是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中较早兴起的一种节目形式。本文首先阐述访谈类节目的话语控制内涵, 接着指出影响访谈类节目话语控制的因素, 随后提出构建节目话语控制的模式, 这对于访谈类节目主持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访谈类:话语控制,主持人

在访谈类节目中, 主持人往往是通过设计问句的形式来控制受访对象, 受访对象根据主持人预设问题的生成方向进行回答, 这样对答语的内容与形式自然有所影响, 实际上是符合了主持人心理的某种期待。也就是说, 访谈类节目其实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话语控制过程, 主持人通过对受访对象的语言控制, 来达到自己交流的意图。

1 话语控制的内涵

在访谈类节目的交流过程中, 主持人会把自己的交流目的转换成具体的语言内容向受访对象传递, 这样的答案自然会在主持人的预设目标中形成, 最终扮演控制者的角色。受访对象与观众需要对主持人的语言进行解码, 正确理解其话语内容, 在这个程度上就将他们沦落成为了被控制者的角色。于是, 主持人、受访者和观众共同构成了言语交际的主体, 并且所有的都是以主动形式参与的。主持人作为言语交流的开启者, 自然承担起交流关系的建立与保持的责任, 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受访对象能够从主持人的语言中获得可以理解的信息,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问题的回答, 和主持人共同建构起一种交流关系。在整个过程中, 主持人若是想要保持自己的控制地位, 就要根据受访对象的年龄和职业来预测其话语内容, 最终和自己的交流目的相互契合。而现场观众则是主持人与受访对象的被控制者, 虽然只是听话者, 但也是主动参与的, 他们通过表情、动作等副语言的形式作用于这个交流场。而电视观众则是以是否收看节目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交流场话语信息的理解程度。

2 影响访谈类节目的话语控制因素

2.1 受访对象的认知

主持人进行话语控制时, 需要对受访对象的背景信息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确定自己的话语内容、方式是否合适, 也就是需要对话题展开的效果进行预测。节目主持人通过选择一定的语言内容与形式对整个话语进行控制。言语交流的主体双方自然会带着自身的背景信息, 双方都需要相互理解与尊重, 但若是只有受访对象单方面的理解, 就会导致话语进程中的意义被阻碍或是偏离。所以, 主持人在做节目之前需要了解受访对象各方面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避免出现没有问题可问、或是问得无关紧要等情况。

2.2 上下文语境

每一期的访谈节目都是随着主持人与受访对象之间一轮轮问答往前推进的, 问答的不停转换也就构成了节目中的对答结构。大部分都是节目主持人负责问题形式, 受访对象完成回答形式。通过众多的问答形式最终构成一个话题的有机整体, 通常主持人在完成问题形式时, 会对受访对象的回答形式有一定的预测, 如提问的内容和持续的时间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当然, 每一个具体的一问一答结构必然是承前启后的, 即受到上一轮的制约也预示着下一轮的生成方向, 主持人就是根据上一轮答案的信息内容在下一轮中可以追问具体的时间、地点等要素, 或者是事件的具体进展和人物心理活动的细小情节。

3 构建话语控制的模式

3.1 对答句话轮的控制

在访谈类节目中, 言语的推进是随着主持人一个个问题进行的, 受访对象的回答方向基本能够确定下来。这是由于在每一次的问答轮中, 语言的意义、功能都会产生亲密的联系, 最终形成一问一答在生成方向上的控制。当然, 这种属于比较理想的问答形式, 若是节目的整体结构或是过程中的过渡衔接都不加考虑的话, 这种问答的生成方向是可以进行控制的, 节目主持人只需要在问答形式中对受访对象回答语言的意义与功能进行预测性设计便可。但是在访谈类每一期的节目中会有很多组问答形式, 问题的回答方向可以对受访对象的答案进行方向生成, 此时的答案也会限制着气候问题的生成方向, 这些都需要主持人不断的进行调节与控制。所以, 访谈类节目中真正的言语交际过程其实就是由这些环环相扣的言语进程连接而成的。

3.2 电视语言方式

电视语言形式主主要是提供短片放映、资料照片回放、播放音乐等功能, 在整个访谈类节目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控制手段。电视节目中通过播放多媒体短片的形式, 可以对受访对象在各个阶段之间的经历进行再现, 便于主持人、受访对象、观众三者之间建构起一种话语的理解框架, 方便话题的转换和推进。同时, 电视画面语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对画面进行填补, 不断的丰富其信息内涵, 很好的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访谈类的节目是在节目主持人所营造的交流语境中进行有效的交流, 将受访对象的人生经历展示出来, 能够探寻到受访者内心的世界。在这种节目样式中, 主持人是代表个人自己的, 也是代表广大受众的, 通过交流谈话的形式将受访者内心隐秘的世界剖析出来。访谈原本是人际关系中一种最为常见的交流形式, 而在电视节目中对话语控制的研究, 可以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提供一种引导与促进, 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史文静.新闻访谈节目主持人之语言及控制分析[J].新闻传播, 2008 (4) .

[2]陈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会话语用研究[J].修辞学习, 2006 (6) .

电视节目话语 篇2

——以《非你莫属》、《职来职往》为例

摘要：近年来，《职来职往》，《非你莫属》等电视求职类节目热播，除了与社会上就业难、就业热的现象有关外，更是其节目形式的创新征服了受众，贴近受众，更好的为求职者服务是这一类大型职场秀的宗旨。然而，电视求职类节目的终极目的是否真的是服务受众，服务求职者？本文关于电视求职节目的权力话语分析研究能让更多的人解读到节目的运作机制。电视求职节目的权力话语研究，就是分析在电视求职节目中“谁能够说话”、“他能够说什么”、“谁的话更有权威性”等一系列问题，它是一种与话语者自身的身份、地位、知识等相关的话语权。

关键词：电视求职类节目，权力话语，福柯，话语霸权

正文：

1.电视求职节目的诞生（受众心理分析、节目议程设置）

1.1背景分析：

2003 年前后，我国一度掀起过创办电视求职类节目的热潮，《绝对挑战》、《勇往直前》、《赢在中国》和《创智赢家》等便应运而生，这些节目在一定程度上为求职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和平台。但是都未能形成有效地传播效果，不能真正的缓解就业压力，因此渐渐的淡出了观众的视野。近年，我国大学不断扩招，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大学生及其他社会群体就业形势严峻。因此，2010 年底，中国教育频道连同江苏卫视共同打造了电视求职节目——《职来职往》，其旨在利用电视手段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平台，缓解就业压力。它与真实的职场特征相结合，融入更多的娱乐和“秀”的元素，有一定的创新性，节目形式也较为新颖，赢得了可观的收视率，同时也使电视求职节目过渡到新的发展领域。随后，《非你莫属》、《步步为赢》、《天生我才》等节目也相继热播。

1.2原因分析：

1.2.1节目定位清晰，与目前就业难的社会形势相符，同时契合受众的心理。据教育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 2009 年中国各类高校总数达到2663 所，同年高校毕业生达 611 万人，当年就业率约为68%。”[1]这么多的应届毕业生，再加上往届还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还有社会人士，就业市场压力巨大，求职尤其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求职显得异常困难。电视求职节目的受众以大学毕业生为主，定位清晰明确。大学生可以通过电视求职节目汲取职场经验，有方向、有目标的做就业准备，这有助于大学生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节目关注求职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直击大学生就业难的严峻社会现实，引起受众的强烈反响和共鸣。如：《职来职往》将其节目性质定位为职场类娱乐真人秀，并将其受众明确定位为在校大学生和社会求职者，旨在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让就业者清晰地认识自己，选择正确的职场方向让观众从节目中获得更多的职场经验和人生经验。清晰的定位作为《职来职往》成功的基础使得《职来职往》在角色挑选和宣传推广等环节水到渠成。[2]

1.2.2电视娱乐化倾向，求职节目为了迎合受众，在形式上加入了更多的娱乐元素，节目的议程设置能满足受众的娱乐心态，使受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职场，学习求职知识，积累求职经验。在泛娱乐化时代里，各种娱乐节目层出不穷，日益严峻的求职形式，要求电视求职节目有更多的创新和娱乐性元素。电视求职类节目，就以电视真人秀的形式为依托，将求职现场公开在电视媒介中进行应聘和招聘活动。节目为追求更高的收视率开始刻意制造噱头以刺激收视，节目中充斥了大量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元素。如，传授职场求生策略、暴露 1

职场黑暗、揭人隐私等，在职场竞争中突出人性的阴暗面，善于煽情，这些做法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和窥私欲，有效地提升了节目的收视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这种做法也遭到了众多人的批判和质疑。电视求职节目也能让受众更好的汲取知识，受众在观看节目中应聘者的表现时，能反省自身，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电视节目收视率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之下，电视求职类节目虏获了众多受众的芳心，在社会上获得强烈反响，拥有可观的固定受众群。

2.电视求职类节目的性质

2.1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电视求职类节目

从第一个电视求职类节目《绝对挑战》诞生到今天的《职来职往》、《非你莫属》走红，电视求职类节目在节目创作意图和节目内容、环节设置上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除了娱乐元素的加入外，更多的是主持人和观察员占据了主导地位，用人单位根据主持人与求职者的问答，及求职者的短片介绍判定求职者的应变能力、学识水平、个人能力等关键要素；而在用人单位和企业做出最终判断之前，观察员的一席话让用人单位警醒，他们的话是借鉴、是参考、更是用人单位做出裁决的重要依据。但电视求职类节目的过度娱乐化，节目形式单一等不足，也是电视求职类节目今后发展中的绊脚石。

电视求职类节目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充分认识和均衡自身发展中的优缺点，坚定节目定位，充分利用和发挥电视这一媒介的独特优势，赋予节目独特的文化内涵，做到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均衡，不唯收视率论英雄。充分发挥电视求职节目的教育功能，承担其社会责任。麦克卢汉说过：“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3]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建立的新媒体，不只局限于做传统的、单一的内容产品，而应全面的考虑产品的性能及其功用。电视求职类节目亦是如此，需要均衡各方利益，在达到商业目的的同时注重教育和引导，打造品牌形象，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

2.2节目性质分析：求职、娱乐、选秀掺杂

电视求职节目作为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把真实的求职场景借助电视这一新媒介进行展示，是求职节目的一种形式，意在求职，为求职者服务。节目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求职者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在与主持人和行业达人的对话交流中，展现自身的社交能力及临场反应能力及其他相关能力。但其中掺杂了诸多的娱乐和选秀元素，制造新奇刺激的话题，暴露职场的黑暗，运用隐私来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和偷窥欲。同时，运用明星达人及多位行业达人间的互相吐槽和关于话题或选手的争议制造看点，吸引受众，大肆娱乐，更有选秀的嫌疑，更有甚者称其为职场版的《非诚勿扰》。

3.权力话语的运作模式剖析

3.1节目组、制片人、导演：

3.1.1参与整合节目的制作和剪辑，受众最终看到的电视节目不可能是其原型，而是经过剪辑和加工的后期成品，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制片人和导演以及电视台本身的意图。就多数电视传播而言，编辑（编导、导演、导播等）是一个重要的岗位。编辑的策划活动就是通过自身的脑力活动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决策和预先的策划，决定节目以何种内容，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确定谁能够顺利实现发言权和说话权。近年编辑策划理念的提出和流行，是与我国媒介话语传播活动相关的，是传播本位话语的体现。编辑策划意图的实现过程，就是主流话语地位得到强化、电视台和主流节目频道的市场占有率得到巩固的过程。

当前，电视编导、制片人在策划制作电视节目时，一般都试图把社会话语（各类新闻信息源、热点话题等）带入他的策划认知当中，确定话语的话题、体裁和表达方式。通过这些方法和手段，电视编导的策划传播意图被嵌入到电视节目的完整流程当中，让电视画面提供的事实信息不断影响受众的记忆内容和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认知模式。

在电视求职节目中，节目组（制片人、导演）直接决定了电视节目的设置流程和走向等。从前期的策划、直播及后期的制作和剪辑，是主流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在对主流话语进行传播的同时，对受众的知识结构、人生态度和认知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实现传播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

3.1.2节目组筛选求职者有一定的标准，并不是投递简历。报名参加的人都有资格参与进来，在电视节目中亮相的选手都是经过节目组精心选择的。《职来职往》开播三个月以后，随着收视率的不断提高，节目组收到的求职简历也越来越多。“每天都能收到七八十份求职简历。报名和上节目的比例大概是200：1，那些附上照片和写有详细介绍的求职者会优先考虑。”制片人马浚益透露。而从已播出的14期中看，几乎每期的5位求职者都各具特色，既有高学历的名牌高校在校生和拿着洋学历的海归，也有老实厚道的技术工人，有不愿接受父母安排而出门奋斗的“富二代”，也有住地下室吃馒头咸菜的“北漂”，甚至还有久未出门工作的家庭妇女和退居二线再就业的老阿姨。节目组在对求职者的选择中享有一定的权力。这些人各具特色，有故事，有可读性，符合节目娱乐的特性，才有机会参与进来。

3.2主持人：

我国电视求职节目参与人员众多，节目环节也相对丰富。主要表现为主持人把握现场节奏、职场分析师启发引导选手和嘉宾、节目嘉宾提供职位并点评。“一个好的节目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所谓 ‘好 ’就是要符合节目特色。”[4]主持人贯穿节目的始终，引导节目走向和现场嘉宾的参与互动，通过与求职者的对话和交流，让企业达人了解求职者的意愿以及专业知识才能和现场应变能力等，从而做出选择。这类节目一般都要求主持人反应迅速，富有幽默感，并且有较强的现场掌控能力。如《职来职往》的节目主持人李响，平易近人，让人有亲切感，谈吐活泼风趣；《非你莫属》主持人张绍刚，言语犀利，思维缜密。善于挖掘亮点。但他们始终都是权力的掌控者，把握着各个环节的设置和节目的整体走向，对现场嘉宾和求职者进行引导、交流和对话，这是电视节目设置的需要。

3.3求职者与用人单位：

求职者是权力的附庸者，鲜有话语权力的凸显。他们还处于一种“让你讲话你就讲，不让你说就沉默做空气”的劣势地位。在节目中多数时间沉默，能说话时多又因为恐惧、紧张等，不能够完全清晰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图。企业达人能够依据主持人和职场分析师的话语和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权力。对求职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力。

从《职来职往》节目的表面形态来看，是一场面试，求职者面对由 18 个职场达人组成的面试团的提问，结局或是过关或是被灭灯淘汰，只要赢得 9 位以上职场达人的认可，就有权选择自己喜欢企业所提供的职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一场精英文化对抗大众文化，一场精英分子对平民的审判，当职场达人每一轮对求职者以 “亮灯” 的形式来肯定或否定选手时，是一种权力的体现，职场达人有绝对话语权。“台上” 与 “台下”就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方式，当你在 “台下” 时，会不自觉把 “台上”的人认为是权威的，且他们话语也具有强说服力，总之，节目中 “台上” 与 “台下” 是一种权力划分的界限，也是话语权力的不同体现。求职节目所提供的媒介环境中容不下群体中产生不一样的声音，而更多的是精英群体对环境的评判和构建，而大众群体则呈现沉默的状态。

同时行业达人间也存在话语失衡的现象。通过《职来职往》的播出，随着“学历代表你的过去，财力代表现在的努力，学习能力代表将来的成就”等语录的蹿红，申晨、唐宁、杨石头等少数职场达人成为网络红人，而其他更多的职场达人相对越发沉默。那些活跃的职场达人的主观判断直接影响了选手的求职结果，但另一些没有发言的达人们的观点被淹没。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明星达人话语权的提高，意味着节目中其余行业达人的话语权缺失。每期节目都有近1/3 的行业达人少有发表言论的机会，18 位行业达人间出现了严重的话语权失

衡。节目发展需要多元价值和不同的声音来共同支撑，话语权的失衡对求职者及节目观众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导。3.4现场观察员：

给出意见和建议，但是这一意见和建议却因自身的地位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能会对用人单位最终的判断产生不可小窥的影响。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体积极寻求专家话语的“权威”象征意义，同时专家也在寻求媒体来传播其观点，两者的合作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中的“专家”景观。在当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知识的“壁垒”，专业知识成为了知识共同体和社会日常生活的主流话语。传统意义上人们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已经在专业时代丧失了意义。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来自于各个领域的“科学”和专业知识所主导。在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专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作为“权威”的象征符号，这一群体分布在各个领域，为人们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决策，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布道者”。

现在的求职类节目中也不例外，一般都设有职场分析师这一角色即所谓的职场专家，其主要作用是在选手感到迷茫或需要转变思想时给予启发或建议从而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同时能够影响企业达人的最终判断。如《职来职往》节目中的职场分析师雷明，时常在选手陷入迷茫与危机时“拔刀相助”，“敏锐地捕捉发现选手言谈中的细节，然后妙语连珠地给予求职者建议”[5]。

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当下的电视求职类节目中，节目组、主持人和职场分析师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用人单位相较求职者而言，享有相对话语权力。

4.剖析原因

4.1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理论：知识与权力结合产生新的权力，权力又作用于知识，产生了有关认识主体、认知对象和认识模式等新的认识。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视知识与权力为一个共生体。一方面，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另一方面，知识也作用于权力，它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散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一句话，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权力。

福柯认为，我们的话语都是“知识意志（或意愿）”（will to knowledge）和“权力意志（或意愿）”（will to power）交织而成的结果。各种不同话语的此消彼长，同一话语内的争执、争斗，都充分显示权力关系的介入与干预。任何一种权力关系的运作都离不开知识或真理体制的介入。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的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成。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辨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握权力的。

福柯认为权力施行的每一个点同时也是知识形成的所在。此外，每个施行点上的知识亦都有权力贯穿运作，真理体制是权力运作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一方面，这种真理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一种知识政治（politics ofknowledge）；另一方面，真理体制建立了一种人们可以接受权力运作的状态，这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一种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根据。求职节目所提供的媒介环境中容不下群体中产生不一样的声音，而更多的是精英群体（职业达人和职场分析师）对环境的评判和构建，而大众群体则呈现沉默的状态。福柯指出了权力/知识互为表里的运作，权力与真理是一体两面，如福柯所言：现代人文主义将知识与权力之间划清界限是错的。知识与权力是统筹的整体，权力在运作时不可能不运用知识，而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因此，在电视求职节目中拥有知识的大众精英群体——行业达

人和职场分析师在电视求职节目的节目现场拥有更多的权力话语，他们能说更多的话，话语能更多的被倾听和关注，更具权威性。

4.2节目的运作模式和节目的议程设置决定了主持人的主导地位。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因此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也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更是反映社会内在要求、引领社会变化发展的利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一个社会中具有一种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者就是大众传播话语权的掌握者。在电视求职节目中，节目组（制片人、导演等）作为幕后制作团队，对节目的流程和节目设置拥有自主权，节目能够按照节目组的意愿进行节目下去。

5.电视求职节目权力话语的社会机制反思

传媒产业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原则,对信息进行吸纳、筛选、处理、加工、传播的“机器”系统。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信息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权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个机制和管理不是很健康的机构中,在落后的观念环境中，会对信息(文化知识、价值观念)的传播处理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其非合理性价值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具体说来，传媒产业的内部的信息话语权力问题，至少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①传播什么信息(生产什么传媒产品,推出什么样的视听节目)；②用什么样的人来传播(按什么样标准,通过样手段或者方式配置人力资源)；③按照什么样的程序,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加工、生产(管理机制)；④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贯之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原则(产品品牌和形象)。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普遍存在的管理机制来看，以上任何的一个环节，都有会涉及到与传媒产业相关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利益分配和转换问题。而从信息传播的规律来看，利益的分配和转换实质上是信息话语权力的分配和转换。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体制过程中，信息的传播流通是一项复杂的过程，传媒产业运作中的许多工作必须是创造性的，它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具有信息签别、批判、筛选、加工能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具有文化批判理性，他们担任信息传播组织的把关人工作，在传媒运作过程中具有相对独立相对自由的话语权力，这样，他们就能够提高传播工作水平和文化产品质量，从而增强传媒业开拓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信息话语传播的技术与方式多元化的今天，传媒产业管理机制应该凸现传播本位。传播本位话语权力的运作规则就是要在传媒产业的管理运行中，以民主、科学的态度，以文化信息传播的效果为目的，以利用高科技和科技创新为手段，尊重客观实际，按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规律办事。

从理论上讲，在大众传媒中，知识分子介入的程度，反映着信息传播的文化含量。官本位话语与传播本位话语之间权力转换，必然会改变目前传媒业界仍存在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状态，丰富传播组织的知识结构。知识分子的大量介入，对改变当前电视节目的庸俗化倾向，改变传媒产业竞争的无序状态；对提高新闻舆论监督的质量，增强舆论监督的力度，必然会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电视节目话语 篇3

【关键词】新媒体 传播模式 电视话语

一、话语理论与电视研究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媒体场是一个由权力场、资本场、文化场等多个场域相互交错而成的复杂集中的关系，这无疑是给“话语”理论和电视研究提供了范本。法国著名思想家、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观点。他认为话语通过传播构建着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又通过生产真理话语，来维护权力的权威。

20世纪电子媒介繁荣，大众传媒通过制造和传播话语，生产和传播意义，创造新的现实，产生新的权力机制。数字化技术所引发的传播领域的革命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相对单调的传播把关模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媒介的传受关系、运营法则、市场边界和介质壁垒，“人人皆可成为传媒”的梦想已成为现实，使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表达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也因此传播技术革命在带给人们更加丰富资讯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过载”的压力和困扰，①话语的众说纷纭正消解着传统的权威。在新媒体平台上各种逻辑混乱、良莠不齐的内容代替了传统媒体“精心制作”的逻辑清晰、规格严整的内容。

二、电视形式的重构

新媒体时代我们淡化了电视的本意，电视原本是远程的传播视频，是单向的、广泛传播的视频节目。而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下产生的手机电视、网络电视、IPTV更恰当的说应该称之为视频，它们不仅是远程、广泛的传播，更是双向的、点对点的、互动的视频节目，既能按时间线性传播，也打破时间的限制，使受众随时获取传播视频的内容。

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数量增至3.25亿，年增长率达到14.6%，在网民中的使用率由上年底的62.1%提升至63.4%。②各种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使得传播载体从电视扩大到了电脑、手机以及其它终端；传播渠道也从无线网、有线网扩大到了卫星、互联网，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电视的传播方式；电视传统业务也拓展到电子政务、交通旅游、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就业指导、电视购物、生活资讯、股市行情、电子邮件、短信彩信等各种资讯服务领域。

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具有个性化和定制化。在未来的媒介竞争中，媒体不仅要满足人们对于主流资讯的信息获取，还要能够满足人们表达独特的社会诉求，才有立足之地。

三、电视传播模式的重构

拉斯韦尔的“5W”模式堪称传播模式中的经典模式，但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流动不再是从传播者到受传者的单向线性传播，传播过程中的要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编辑角色的转型

传统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不同平台播出的内容要求不同。内容的提供离不开编辑的把关，电视编辑的工作平台由此拓展。电视编辑将无序、纷繁的信息以体系化、条理化的方式呈现给受众，这种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也是电视编辑对话语进行选择和整合的过程。话语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在整合的过程中,电视编辑不仅拥有内容与形式选择权，而且可以将自身的理解和观点融入到编辑客体之中，对话语进行重新构建，产生新的意义。

现代的电视编辑，不再是单纯的节目制作者，而是在整个电视传播链条中充当着全能型角色，其角色转变的原动力就来自它所处的全媒体语境。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合中，越来越多的信息传播手段使我们得到获取新闻、资讯的新体验，新媒体自身的内容可发展为传统媒体编辑功能的扩展，增加新的内容。如网络上的新闻评论、网络调查、博客等这些新媒体上的内容经编辑改造后成为传统电视使用的新内容。而新媒体电视对内容的选取有很大部分并不是来自于专业传媒人的制作，而是来自于用户制作。例如很多娱乐新闻来源就是电视编辑对明星们的微博的引用。

2、能动的传受关系

新媒体时代，个人的话语生产力和传播力得到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③

在新媒体时代电视的传播模式中，传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电视有明显不同。由于网络电视和其它新媒体电视传播的互动性和非线性传播，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自主选择接受的内容，也可以发布内容。受众由单纯的“接受者”转变成“传播者+接受者”的双重身份，传者与受者角色随时转换。一方面，信息互动实现了受众从被动到主动。另一方面，在新媒体上，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并同时扮演着传者和受者。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地位得以提高，巅覆了受众的固有模式，扩大了受众权利。媒介则成为中介，带动了社会与个人的互动。这种互动涵盖了以社会喉舌为责任的下行的传播，也包括了上行的民意反馈，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媒介议程不再由媒体设置，热点完全由大众选择的结果，从而削弱了社会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权的中心化状态。

3、传播内容

在新媒体时代，用户制作的内容渗透到各种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媒体的内容。在新媒体上发布新闻不需要规范的文本，不要求划清新闻、娱乐、言论、广告的界线，事实、个人主见、猜测、谎言甚至恶搞纷纷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媒介民主”，却也消解着传统大众媒体长期构建的正统舆论形态。博客、播客及各大视频网站的兴起等无不显示着从“受众中心”到“用户中心”的转向，显示着传播对象的概念内涵在主动化、个性化和体验上的扩张趋势。互联网上的传播主体较之传统媒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传播者和接收者在话语权上享有平等的地位。

4、传播渠道

新媒体裹挟着新技术带来新信源、新语态，这是传统大众传媒必需直面的生存环境。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融合，给电视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新业务陆续出现并进入市场。数字有线电视、网络电视、互动电视、IPTV、手机电视、车载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媒体电视不断涌现，形成了多形态的电视媒体竞争，也颠覆传统电视的封闭模式。竞争不再是传统业内的竞争，而是多元化的多媒体竞争。笔者认为，渠道（媒体版面和时段）已不再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会取得电视行业的主导权，谁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最大化利益取决于传播市场的终端“客户资源”，也就是说受众、广告商等已成为现在传媒业经营关键的制胜点。

5、传播效果

电视媒介并非孤立的系统，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1）政治因素对电视媒介的影响。新媒体给民众充分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得多元对话成为可能。新媒体成为政治决策和民意表达相互沟通的直接平台，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2）经济因素对电视媒介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电视媒体被卷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开始自负盈亏。收视率和广告收入成为电视台主要经济来源。电视媒介通过提供声像信息，力图争夺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以赢得广告收入。但是传统电视受众不仅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而且留守的受众也在整体上呈现老龄化趋势，并且也在大大缩减他们对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长。因此在传统电视上投放广告的效果也越来越差。各商家纷纷转移阵地，投向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

（3）新媒体技术下的文化效应。目前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念已然被接受，各级电视台都在寻找着自身的“生态位”，形成了兼顾“分众”文化属性和地域覆盖范围的多元传播格局。后现代文化和大众文化亮相于时代的前台，文化生态与以前已大不相同。新媒体传播打破了精英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传播语境的垄断，体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满足受众个性化、实时化、以及自由表达的需求。

网络的零门槛使以往垄断性的信息传播权回归至广泛的社会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互联网资源共享及信息的互动体现了文化上的平等，削弱了精英文化的话语权，使草根话语权得以提高。这也正暗示着电视话语权的某种转移：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移。

（4）技术因素对电视媒介的影响。基于计算机、网络、无线通讯技术出现的新形态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不仅可以进行一对多的传播，也可以进行一对一和多对多的传播。这些新形态媒体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媒体和手机媒体上。新媒体合并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从技术、语态和信源等方面影响当代传播的行业生态。

网络、手机上各种信息及时发布，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没有严格的审核和烦琐的制作流程，提升了受众对信息的主导；新媒体的传输技术和终端设备技术的长足进步导致其价格大幅度下降，降低了信息成本。话语权不再单归媒体所有，而是转移到每一个信息终端的拥有者手里，对于依靠严格的管理制度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来说，媒体技术的革命无疑是一个威胁。□

【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与电视频道约会的解构与重构——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模式探究》阶级性成果，项目号：CXZZ11-

0960】

参考文献

①喻国明：《传媒变革力——传媒转型的行动路线图》，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2

②CNNIC，《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1

③李淮芝、蔡元，《新媒体的数字化生存与发展》，测绘出版社，2011：63

（作者：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电视节目话语 篇4

1 道德语境与电视道德类节目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从道德的层面上去考量,事故中那么多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消防战士至今仍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传递出的道德正能量让我们为之振奋;但从另一面来说,是什么人竟然利欲熏心,置公共安全于不顾,在闹市区安置这么大一颗“炸弹”;又是哪些人、哪些部门无视职业道德、玩忽职守批准在闹市区建立危险品仓库的呢?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常以善与恶、正义与和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信与虚伪等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呈现出新旧交替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人们在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利益的同时尚未认同个人与社会利益的联系,道德意识、公民意识仍十分匾乏;法制建设明显滞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道德的支持力度不强,影响了社会道德的进步。再加上国外的道德观念正不断涌入,道德的多元化,以及道德的“碎片化”,使我国的道德语境并不是十分乐观。建构一个向善的道德语境,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美德显得十分重要。电视类道德节目正是构建道德语境的最好选择。

电视道德类节目之所以能构建一个向善的道德语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电视节目有着严谨的框架,它能对节目的内容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方式进行筛选。将生活中的道德片段规整为一个完整的经验和准则,从而构建一个具有倾向性的道德语境。另一个原因就是,各个电视台的电视道德类节目,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的文本群,这样的群体在传播内容上大都具有相似性,以及重复性,可以持续性地对人们造成影响,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构建一个向善的道德语境。以鹤壁市广播电视台《道德视窗》栏目为例,近两年该栏目先后采制播出了全国公安系统爱民模范张慧;几十年如一日绿化太行的全国拥军模范靳月英;在离家万里的玉米地里度过50个春节的全国著名育种专家程相文;35年救出16条鲜活生命的“中国好人”韩海江;在宜昌舍命救人的鹤壁籍武警战士吕俊峰;在开封三入黄河勇救3人的鹤壁籍大学生邢二朋……如今,在这个只有160万人口的豫北小城鹤壁市,先后有1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26人获得国家级表彰、78人荣获省级以上道德模范称号。

2 电视道德节目的话语特点

电视道德类节目主要形式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访谈形式,一种是专题形式,还有一种是话题讨论式。电视道德类节目作为一种公共话语权,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特点就是主题大多集中在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等方面,通过直击种种道德事件,一方面对可歌可泣的高尚行为进行讴歌,在感动中激发每个人心中向善的力量;另一方面对种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揭露和鞭挞,在震撼中让每个人用思考完成心灵的净化。如最近几年我国中央电视台每年播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江西卫视《社会传真》以及湖南卫视的《平民英雄》等,通过一些社会热点、人物事迹向电视观众传达人间真情。第二个特点是以生活化、平民化的手法,将镜头对准普通人,以普通人的生活向我们展现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以及丑恶。抛弃了空洞的、宏大的话语风格,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活,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如201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最美乡村教师朱敏才、孙丽娜。朱敏才原来是个外交官,妻子孙丽娜是一名高级教师,他们退休后没有留在北京过安逸的生活,而是来到贵州偏远的山区进行支教。他们将大爱洒向了山间,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

3 道德类节目的社会效应

3.1 营造良好的道德评价环境

近几年来,在我国道德失范事件频繁发生,“彭宇案”“许云鹤案”等道德失范对人们的道德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事件通过媒体的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摔倒在地的老人,都选择袖手旁观,免得做了好事没有得到表扬,反而受到讹诈。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事件。在深圳,一个老人摔倒在自己的小区,不管是小区住户还是保安都没有人去搀扶,等到这个老人的儿子发现,这个老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还有发生在福建的一个老人摔倒在马路上事件,围观者不少,但就是无人搀扶。最终这个老人也离开了人世。或许有人会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怎会如此糟糕,连一个老人跌倒都没人去帮助。实际上这类事件只是偶然事件,经过媒体的传播,才引起了人们对道德的思考。道德底线缺失、道德滑坡成为现在人们对社会道德的看法。道德焦虑充斥着整个社会。道德评价是一种价值的判断,是人们依据道德准则衡量一件事情的丑恶。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认知程度。正如学者罗国杰所说,有力的道德评价可以让不道德的行为受到强大的压力,让其无地自容;让道德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尊敬,让人们感到光荣。电视媒体作为一种公众媒体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评价准则。同时,电视媒体对道德的评价机制也在影响着人们对道德的认知,理应成为引领道德向上的主力军。但是如今,一些媒体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负面的新闻当成赚取收视率的法宝。没有为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评价环境,反而让人们在道德判断的时候更加迷茫。

3.2 缓解道德压力

人们对道德的焦虑对这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缓解人们道德焦虑离不开话语。通过话语和公众交流,改变人们对道德的认知,缓解道德的焦虑。电视类道德节目,作为一种公众话语,把焦点放在公众身边的道德事件,立足于真实的道德事件,向公众传播真善美。比如《道德视窗》中播出过这样一期节目《路边捡到一个妈》: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照顾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18年的故事,老人和她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妇女却如同对待自己母亲一样照顾她,洗衣煮饭,端屎倒尿,全家为老人过生日,为老人养老送终。通过对这样一个故事进行宣传,不但能感动公众,也让公众明白,我们的身边虽然会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但是也有真善美的事情发生,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从而缓解公众道德的焦虑。

3.3 树立正确的道德评判机制

电视类道德节目作为一个在人们心中树立道德模范的节目所具有的话语权,一方面对我们身边的道德事件进行传播表扬,另一方面对我们身边不道德的事情进行披露,让其受到人们的谴责。例如,电视节目上曾讲诉了一个女子为了照顾姐姐去世后留下的儿子,嫁给了自己的姐夫,为此受到好多邻居的闲话。这个女子每天都去做钟点工,帮姐夫撑起破损的家,女子辛勤的工作受到雇主的一致好评,在姐姐的儿子患上尿毒症后,她的雇主们立即筹钱帮他们度过难关。他们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以后,受到社会上人们的大力褒奖,善良的行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又比如,电视道德节目上曾经播出过一期这样的节目“藏身寺庙的逃犯”,讲述了一个逃犯躲在深山寺庙里十六年,虽然逃过了牢狱之灾,但是并没有逃过良心的谴责。最终认罪伏法。这正是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评价。

摘要：电视媒介在公共话语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社会道德为核心主题的电视道德类节目将道德评价、道德原则等有意识地添加到电视节目中,在弘扬传统美德和唤醒公民道德意识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围绕电视道德节目,从话语分析的视域探讨电视道德类节目的社会效应。

关键词：话语,电视道德节目,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1]陈术合.我国道德建设类电视节目研究——以央视《道德观察》栏目为例[D].湘潭:湘潭大学,2013.

[2]陈术合,唐弦.从话语分析视角探析电视道德建设类节目功能——以江西卫视《社会传真》为例[J].声屏世界,2012(8).

电视节目话语 篇5

关键词：《直播北京》 新闻直播节目 情景语境 话语特点

一、《直播北京》节目的基本特点

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节目是利用微波与卫星信号传输系统等电视技术手段，将设在新闻现场的多个拍摄机位摄录的现场记者报道、画面及音响等内容，通过现场记者与演播室主持人的连线及新闻现场和演播室画面的切换，同步传给受众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严格地讲，新闻直播节目不是一种节目形态，直播只是一种播出方式，与录播相对应。下面将对《直播北京》这档新闻节目的性质和特点做一下简单介绍。

（一）节目性质

《直播北京》是北京卫视于2007年1月1日开播的一档晚间新闻节目，它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直播北京》瞩目“正在发生”的新闻，新闻发生时SNG直播车全程跟踪，随时插播最新进展，目的是“第一现场、第一视角，每晚带您亲临新闻现场”。节目分三个板块：新闻现场、观点调查和丽影出击，整个节目在演播室进行直播，这三个板块中只有“新闻现场”中的部分内容属于新闻现场直播，这是这档节目最大的亮点。“新闻现场”板块主要对当前北京所发生的，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做现场报道，这部分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进行新闻现场直播时，演播室主持人与现场记者直接连线，屏幕上随即出现演播室和新闻现场两个画面，待现场记者介绍完基本情况之后，屏幕上完全呈现新闻现场的画面。

多数情况下，《直播北京》节目是对预知新闻事件的直播，但在直播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因此，新闻现场的记者只是知道事件的相关背景，他们在现场的话语是无从准备的。

（二）节目特点

《直播北京》是演播室直播和新闻现场直播兼而有之的，多数情况下是对预知新闻事件的直播。所以，它也具备直播节目的一般特点：

1.与事件同步性。新闻直播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做同步报道。

2.强时效性。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一大特点，而新闻直播的时效性无疑是最强的，记者在事发现场做同步报道，受众获得的完全是最新、最快的信息。

3.客观性。现场直播能够忠实地记录事件，不加任何剪辑，做到了对事件的客观反映。

4.悬念性。借助电视这一媒介进行现场直播，体现了电视声画语言传播的优势。由于直播的是同步拍摄的画面，同期采录的音响，所以观众是在破解一个个悬念的过程中关注新闻的。

5.强烈的现场感。电视直播以现场记录、同步传播的方式反映新闻事件，这极大地缩小了观众与新闻现场的距离，好似身临其境，有强烈的现场感和参与感。

6.不完美性。新闻现场直播是同期采录，即使主持人或现场的记者说话时有口误，也不能像录播节目那样进行后期的编辑和删减，所以新闻直播的瑕疵在所难免，可以说，新闻直播节目是最真实的，但不是最完美的。

了解了节目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节目的情景语境和话语特点做进一步研究。

二、电视新闻直播节目的情景语境

（一）情景语境的相关理论

“语境”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Wegener）于1885年提出的。他认为语境因素主要包括说话时的客观情景、受话者可直接联想到的各种成分或因素、交际双方的心态，尤其是交际双方对各自身份的意识程度。他还提出了情景理论，把情景分为明显情景和记忆情景。

“情景语境”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于1923提出的。情景语境指的是与语言交际活动直接相关的客观环境。

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被他的学生——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弗斯（Firth）引入了语言学研究领域。他在1950年出版的《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中，对“语境”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把“context”（上下文）的含义加以引申，认为不仅一句话的上句或下句，一段话的上段或下段是“context”，而且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叫“context”。他把前者看作是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把后者看作是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景的上下文”，“情景的上下文”包括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客体，以及言语活动的影响。

加拿大语言学家格里高利（Gregory）和苏姗·卡洛尔（Carroll）在他们合著的《语言和情景——语言的变体及其社会环境》（1978）一书中，提出了情景语境的三要素，即话语的领域（field）、方式（mode）和风格（tenor）。在书中，他们还提出了语域（register）的概念，将语域看作是“领域、方式、风格”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言语变体。

受格里高利和苏姗·卡洛尔的影响，Halliday把语境看作是语篇外的情景因素，而不再包括语篇内部的上下文。1964年，Halliday提出了语域的概念，把情景因素归纳为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以及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语域”的实质是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量。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语言环境，只要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新的语境。

（二）新闻直播节目的情景语境及其话语特点

与录播的新闻节目相比，新闻直播节目的变化首先表现为播出方式的改变。在新闻现场以直播方式呈现给受众是新闻直播节目最大的特点。采用直播方式是为了给受众创造一种亲临新闻现场的情境。

播出方式的变化直接引起演播室的新闻主播、现場记者以及受众这三者之间角色关系的转变。录播的新闻节目以《新闻联播》为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通常不是正在发生的，而是已经发生了的，经过剪辑的，所以对于采取录播形式播出的新闻，现场记者和演播室主播都是知情者，而受众可能是已经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新闻事件的知情者，也可能是不知情者。如图所示：

对于新闻直播节目来讲，以《直播北京》的“新闻现场”板块为例，记者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此时的现场记者与其说是知情者（事实上这时记者也不完全知情）不如说是事件的亲历者，但此时坐在直播间里的主播其实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也是不知情者。如图所示：

从上面两个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当节目的播出方式从录播变为直播的时候，主播、记者和观众的深层角色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5年，林兴仁先生发表《论电视主持人三语境》一文，文中提出了电视的总语境就是：“电视主持人（或电视播音员）及现场参与者在电视播出时间中、在电视演播室（或采访、主持的现场）通过电视发射装置对电视接收机前面的广大观众谈所要说的话。”[1]他同时认为，从这个电视总语境中可以派生出电视主持人的三种语境（或叫三个场合）：第一语境就是主持人本身的语境，这是电视节目的核心语境，是主体语境；第二语境，即电视主持人与现场参与的群众（包括邀请来的嘉宾）之间交谈的语境，这是电视节目中的辅助语境，或叫作副语境、侧面语境；第三语境，即第一语境和第二语境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电视机面前的观众。在这个语境中，电视主持人、现场参与者、现场嘉宾共同作为一方，跟实际不能见面、不能对话的观众做设想中的模拟式对话。

电视新闻直播节目有其自身特点，根据新闻直播节目参与者的不同身份以及不同功能，我们总结出了新闻直播节目情景语境中的“三语境”。

1.主播——观众

主播与观众构成了第一语境。在录播节目中，主播的任务是逐条地播报新闻，向受众告知新闻内容，主播是录播节目的主角，《新闻联播》就是这类节目的典型。

在新闻直播节目当中，主播不再是主角，他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都属于受众的范畴，都要倾听来自新闻现场记者的报道。主播的主要任务也从原来的播新闻变为核心调度、衔接节目和适时点评。

核心调度主要是指演播室的主播对于直播过程中的现场不断发出呼唤，提出要求，形成以演播室为中心的直播表达格局。以2007年1月7日的《直播北京》节目为例，主持人首先要负责与前方记者的连线。如：

（1）董丽萍：郑荣你好！郑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7日）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还要负责调度，比如：

（2）董丽萍：郑荣，郑荣，能听到我说话吗？郑荣可以收尾了。（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7日）

直播中主播的基本职能是衔接，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

（3）胡蝶：今年是新年的第二天，每逢过年过节啊三两好友相聚，不少人都喜欢喝上两杯，不过酒后开车可实在是危险，今天我们的SNG直播车呢就停在了崇文门路口，下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邵晶。（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2日）

适时点评是指演播室主播对现场记者发回的报道作不失时机的点评，主播的恰当点评不仅可以强调新闻要点，还可以引发观众的思考，如：

（4）胡蝶：的确，时尚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看点，儿童故事的结局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淡泊名利的道德教育，不过这项教育披了一件时尚的外衣，而且这件外衣足够光鲜亮麗、光彩照人，如此由内而外的美丽情节，不吸引人也难，那如果您也被吸引建议不妨去看一看。（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2月27日）

在主播说这番话之前，记者在东方广场的新世纪影院进行现场报道，介绍了《穿普拉达的女王》这部电影首映式的情况，报道结束后，主播作了上述点评。

直播节目中主播角色的变化引起了职能的改变，职能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主播对观众的话语从录播节目的字字铿锵，变成娓娓道来；由原来的叙述式变为点评式。

2.主播——记者

主播和记者构成了第二语境。在《新闻联播》这样的录播节目中，演播室的主播和现场记者是没有交流的，直接进行画面的切换。而在直播节目中主播和现场记者是有交流的，主要表现为主播的核心调度职能即主播对于直播过程中的现场不断发出呼唤，提出要求。主播在和记者交流的过程中会大量地使用问候语、祈使句和能愿动词。问候语用在主播和现场记者进行连线的时候。比如：

（5）董丽萍：“张宁你好！”（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2月27日）

这种用法在我们搜集的15期节目中，共出现了10次。

另外，表请求的祈使句主要用于向前方记者提出要求。比如：

（6）董丽萍：刚才的画面有一些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情况好吗？（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6日）

（7）郑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好吗？（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7日）

能愿动词也主要用在向前方记者提出要求的时候，比如：

（8）胡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老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9日）

（9）董丽萍：郑荣，可以收尾了。（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2日）

3.记者——观众

第三语境是指现场记者和观众所形成的语境。当记者在新闻现场向受众报道新闻事件时，他们首先意识到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打招呼，然后介绍他们目前的所在地。但随着事件的发展，现场记者就不自觉地假想把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一同带到了新闻现场，这时现场记者往往会用一些“现场感”较强的词汇。比如：

（10）现在交警已经拦下了一辆白色的宝莱车，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2日）

（11）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今天晚上非常冷，我们在这里已经感觉到了。（北京卫视《直播北京》2007年1月2日）

三、结语

本文以北京卫视《直播北京》节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节目语料的分析，探究新闻直播节目的性质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新闻直播节目的情境语境以及在直播节目中，主播——观众、主播——记者、记者——观众这三种语境下呈现出的不同话语特点。

本文仅就北京卫视《直播北京》节目做了个案分析，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做更深入地分析和探索。

注 释：

[1]林兴仁.论电视主持人三语境[J].修辞学习，1995，（3）.

参考文献：

[1]黄匡宇.电视新闻语言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2]胡壮麟，朱永生等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李佐丰.广播电视语言[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4]刘虹.会话结构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迈克尔·格里高利，苏姗·卡洛尔.语言和情境——语言的变体及其社会环境[M].徐家祯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6]沈忱.中国电视新闻现场直播—导演手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7]西槙光正.语境研究论文集[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8]朱永生.语境的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赵雪.电视访谈节目语篇研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10]李葆嘉.论言语的语层性、语域性和语体性[J].语文研究，2003，（1）.

[11]林兴仁.论电视主持人三语境[J].修辞学习，1995，（3）.

[12]卫岭.语域分析理论与实践[J].山东外语教学，2004，（2）.

[13]孙岩梅.语域与情景语境的互动关系[J].济南大学学报，2002，（4）.

节目主持人多重角色话语分析 篇6

要探究主持人的角色, 我们首先要从主持人入手, 然后进一步通过话语的文本分析, 来看主持人是否拥有多种角色, 有哪几种角色, 每一种角色是如何实现的。主持人, 在舞台上, 更多的是通过他的讲话来进行节目。

在研究中, 我们需要对主持人的话语进行分析。话语分析“话语”是语言, 但不是对象化的物化语言, 而是有着时间向度的、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它包括话语的生产过程、解释过程以及语言使用的情景, 意义与传播共生、共存并随语境表现为多样性。[1]如何界定话语分析这个问题, 语言学家们虽然没有统一的说法, 但都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对语境中语言如何用于交际所做的研究。M.A.K.Halliday在论述语言学的定义时曾经说过, “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交换意义的学问”。把话语分析看作是“一门具体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即通过真实的话语活动交换意义的学问”。[2]

托马斯依据会话的生产者对所传递的信息所负责任的大小的程度将该类话语角色类型细分为五种具体的话语角色:说话者、作者、传递者、代言者、传声筒。[3]在这里, 作者指的是话语的原创者, 参与交流中的一个原始身份。在日常生活中, 不同交际者对这几种身份有不同的运用。在这五种话语角色中, 一位主持人会有不同的角色担当。

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可以说是一个不亚于明星名人的角色, 他们运筹帷幄、灵活应变。他们的话语也是常常令人回味深思, 包含着许多不同层次及的含义。在央视, 我们可以看到有朱军、董卿这样稳健的主持人;在地方台, 可以看到像何炅、汪涵这样娱乐一点的主持人。其实, 每一场演出, 每一个舞台, 都可以看到主持人的灵活的话语应变。在这里, 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退出, 汪涵救场的台词。这一段救场讲话里, 一个主持人包含了许多角色。

首先汪涵和孙楠确认:“楠哥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内心所想所感, 都是你自己拿定主意之后的观点?”这是在向大家表示这个行为是孙楠自主选择的, 不是台里的责任, 也所谓重要的事要说三遍, 虽然没到三遍, 但是这么紧张的环境相信大家也都听清楚了。此外, 这个问题基本是无须思考就能脱口而出, 说短点就是:“孙楠你说的真的?”这里他从一个基本的逻辑斯文问对方, 确认这个选择的真实性, 同时传递出一个观点, 这个是一个他人的自主选择。这里, 汪涵扮演的就是一个说话者和传递者。

然后汪涵说起了自己的主持生涯他先说再这样的场合是摊上了大事, 但是我不怕, 我为啥不怕, 因为有亿万观众在台下, 在电视机前给他力量给歌手期待。这里汪涵用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演绎了一个作者的角色。这段话的创作, 是汪涵在台上表达自己观点的话语。

汪涵接着说还可以从各位的姿态当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那种力量, “这个力量足够给楠哥, 给红姐, 给The One, 给李健, 给维维, 给黄丽玲, 给所有的歌手, 给彦斌”。这个就是一个代言者角色。他为其他选手说话, 表达出其他选手的状态。即使出现演播事故, 但是其他选手依旧要表演下去。

汪涵让观众鼓掌给比赛的歌手以鼓励, 然后汪涵很机智地说了一句:“楠哥, 不信你听”然后大家啪啪啪鼓掌。这是告诉孙楠还是依然爱你, 尊重你的决定。这里, 就是汪涵传声筒的一个角色。这个不同于上面所说的, 上面是汪涵将孙楠的意思传递给观众, 这里, 是将观众的态度传递给孙楠。汪涵的救场词, 可以说是体现了多年的主持功底, 演绎了一个十分全面的主持人角色。

话语角色一般呈现两种状态:当不考虑节目中的具体话题和具体情境的前提下, 只是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 主持人的话语角色是比较固定和单一的。如果主持人不是节目的编剧, 那么节目的编剧是作者, 而主持人是说话者和代言者。如果主持人同时是节目的编剧, 那么主持人只是说话者。之所以主持人不能作为传声筒, 是因为传声筒只代表某一团体或个人, 不是该团体中的一员, 只是传递该团体或某个人的言语意图而已, 因此传声筒是不需要对他的言语信息负责的。

当考虑具体话题和具体情境时, 主持人担任的话语角色就呈现比较灵活多变的状态。此时, 从表面上来看, 主持人与日常交际者几乎是一致的, 但其实他们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 那就是主持人永远不可能充当传递者以及纯粹的传声筒。传递者所传递的话语是未经作者授权与许可的, 对于一名专业的主持人, 如果说出未经他人授权与许可的信息, 那么容易出现播出事故。因此, 除特殊情况除外, 主持人都会细致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不允许这种话语出现。而传声筒是不具备自己意志的说话者, 也就是传声筒对其所说的话语负责程度最小, 因为他只是传达别人的观点, 话语内容与自身无关。

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 无时无刻不需要自己意志的参与, 即使有时表面上他们是在陈述他人的话语, 但其实陈述的目的也是为了从嘉宾那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胡春阳.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D].复旦大学, 2005.

[2]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 2003 (3) .

电视广告语的批评话语分析 篇7

如今, 电视广告已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在向人们传达各种信息的同时, 也在影响着大众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 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其策略是宣称自己代表消费者的利益, 用各种方式去寻求消费者的认同, 并赋予产品特定的文化意义。因此, 广告也被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妆品广告和减肥品广告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产品信息, 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就是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鼓动消费者购买该产品。

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

批评话语分析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是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语言学家Fowler等人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最早提出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Fairclough, 曾提出了与描述话语分析相对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一个三维概念;而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源泉。本文拟从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模式和Halliday元功能理论相结合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并在此框架上对所选的语料进行分析, 从电视广告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体三个层面探讨了电视广告宣传语。在文本层面, 文章从及物系统、语气结构和情态系统、体裁互文性和分类系统对电视广告宣传语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在话语实践层面, 通过话语过程 (生成和解释) 对电视广告语篇进行了解释;在社会实践层面, 将电视广告话语置于社会文化中寻求对文本层面和话语实践层面进行说明。

文本特征分析

及物性。及物性通常以短小的句子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 它是概念功能的一部分, 通过固定的模式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见闻表现出来, 并将这一过程中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呈现给广大受众。因而, 我们说及物性是以介绍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反映语言的过程, 这其中包含了最常见的三种形容概念功能的内容, 即物质、心理和关系过程。

物质过程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 (actor) , 即过程的动作者;“目标” (goal) , 即表示受过程影响的人或事。下文中的广告语都含有动态过程, 是物质过程的具体表现:丸美弹力蛋白中弹走鱼尾纹的广告, 将弹力蛋白元素作为动作者, 弹走作为过程的实施, 弹走鱼尾纹作为目标, 实现对产品的诠释。“恋爱的季节曲美开始我的全新蜕变。3周, 重现轻盈体态;6周, 瘦出完美曲线。用曲美, 好身材。”曲美广告中也运用了相同的手法, 将广告产品作为动作者, 经历3周或者6周的过程, 实现完美身材的目标。这两条广告都成功地抓住了现代女性的爱美心理, 实现产品的顺利推销。

人的心理过程通常包含感觉、认知等心理活动, 它涉及的参与者包括感知者以及被感知的对象。例如玉兰油广告中“女孩”是感觉者, “美”和“天然滋味”是现象。通过对感知和现象的描述实现对产品品牌的诠释和把握, 从而促进消费行为的发生。

关系过程可以被分为归属和识别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过程。归属是指事物的属性, 而识别则呈现了对事物的认同。例如:欧莱雅广告中, 巴黎欧莱雅复颜双重眼部菁华和“淡化皱纹, 减轻浮肿”、“对抗松弛, 提拉紧致”存在着识别的关系;曲美广告中曲美与“轻盈体态”、“完美曲线”有着归属关系。

情态和语气。大多数的化妆品广告和减肥产品广告中, 在语气结构上所使用的都是陈述句, 向观众传递某种产品的信息。例如:美肤宝隔离防晒露, 隔离紫外线, 隔离污染;我的眼角, 没有一丝鱼尾纹;今冬时尚的第一步就是白皙剔透的肌肤;芳奈儿竹炭魔法衣, 为我撑起腰线, 看见曲线;等等。

互文性。体裁互文性可以被看做是不同体裁之间的对话交流关系, 它是各类语篇的基本特征。在欧莱雅广告中, 广告制造者就运用了体裁互文性, 针对女性的岁月问题设计了这则广告, 升级眼部护理、淡化皱纹、减轻浮肿、对抗松弛、提拉紧致等词汇的运用将巴黎欧莱雅的功效宣传到极致,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告商主要把受众定位为渴望眼周能够无皱、无浮肿的30岁以上的女性消费者。在为减肥产品曲美所做的广告中将身材与爱情并列, 表明了广告主将读者定位为渴望爱情并且希望拥有好身材的潜在消费者。

分类。首先, 在词汇的对比使用上, 化妆品广告比较倾向于使用形容词。一般的广告语中, 针对个别皮肤问题通常会使用一些负面意义上的形容词以引起广大受众的注意, 如“皱纹”、“浮肿”、“不紧致”、“松弛”, 等等。在这一部分, 广告客观地呈现了人们皮肤常见的一些问题, 选择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然后广告商就会使用一些正面意义的形容词来介绍该化妆品的一些特性和使用后皮肤改善的效果。如“活力”、“弹力”、“白皙剔透”等。随着消极词语到积极词语的转变, 消费者也会从心动转变为行动。至于广告中提到的这些效果, 很难有个标准去衡量。

其次, 预设增强话语的说服力。预设的应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就是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成功的广告商通常是将预设大量地运用到广告中, 而不是单纯地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诋毁他人的产品, 这样, 通过隐性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广大消费者, 促进消费。

如众所周知的芳奈儿竹炭魔法衣的广告就是向观众预设了这么一个信息:不需要辛苦减肥就可以直接达到瘦身的效果, 并且穿上芳奈儿竹炭魔法衣还能越穿越瘦。这是每个想要减肥瘦身的消费者所渴望的, 即不运动、不节食就可以达到瘦身减肥的效果。

话语实践分析

在广告中, 代表生产者利益的观点被表现为代表了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更多人甚至是消费者的观点, 因此, 广告中的意识形态言说就成为广告文化意义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广告中意识形态言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服消费者, 因此我们发现广告一般都是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来介绍产品, 声称产品为消费者带来了好处, 却不提生产者所得到的好处。这是广告中最常见的意识形态言说。例如在曲美瘦身广告和巴黎欧莱雅化妆品广告中, 通过对人自身美的描述实现广告意识形态的传播, 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

除了上述这种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言说外, 广告中意识形态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对权威的借用。在产品广告推销中, 对产品的介绍常常借用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 以作为产品可靠性的证据。化妆品广告和减肥品广告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明星出面来介绍该产品的效用。因为明星是我们的“偶像”, 在时尚界他们就是权威, 如果他们都说该产品好, 那么我们还犹豫什么呢?在所列举到的化妆品广告中, 国际明星巩俐、香港影星袁咏仪告诉我们想要眼睛充满活力、没有鱼尾纹, 就要使用眼霜;影星范冰冰告诉人们, 想要减肥, 用曲美能够轻盈体态, 瘦出完美曲线;世界小姐关琦和国际名模Raven的好身材是每个爱美、想要减肥的女性所渴望的, 在曲美广告中, 她们就告诉广大观众, 用了曲美, 不仅可以引领国际时尚, 成为时尚的领军人物, 而且还可以拥有像她们一样的完美好身材。这样的诱惑, 相信每一个广告受众都难以抵挡。

社会实践分析

综上所述, 广告在运用及物性、互文性、情态系统和语气来突出产品内容和主旨时, 完整地传达了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信息。化妆品广告将受众定位于希望拥有白皙、没有岁月痕迹肌肤的女性, 在宣传商品的同时也隐性地传播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而减肥品广告则把受众定位于希望拥有完美身材、轻盈体态的潜在消费者, 并且告诉人们完美身材与爱情紧密相关, 这样, 广告主在推销商品的同时, 也宣传了瘦即是美的审美观。显然, 这种以白为美、以瘦为美的观念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的主流审美观。

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可知, 化妆品广告语和减肥品广告语在传递信息、说服诱使人们购买商品的同时, 也在宣扬和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批评性语篇善于挖掘隐性信息的特性, 有效地传达了商品信息, 引导了广大受众的消费行为。因此, 受众应该培养自身对语篇的批判性阅读, 在读取广告、获得所需信息的同时, 也要警惕被广告主有意识地引导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广告主希望灌输的思想。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电视化妆品广告和减肥品广告语篇的语言形式, 运用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模式和Halliday元功能理论相结合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具体从电视广告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体进行分析来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电视节目话语 篇8

关键词：电视新闻话语,零度解码,深度解码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文化和传播研究从消极走向积极, “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 并且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 (1) 其主要转折点是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即“霍尔模式”的提出。霍尔模式首次将受众解码表现概括为“支配”、“协商”、“对立”三种解码类型。其意义表明:文本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 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 (2) 霍尔批判了美国传媒学派对传媒过程经验与行为的经典解释, 提出传播不仅仅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信息的发出不能保证它的到达, 在传播的过程中, 从信息的原始创作即制码, 到被解读和理解即解码, 每一个过程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与存在条件。 (3) 随后出现了一批如戴维·莫利、洪美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约翰·菲斯科的“颠覆”阅读理论等引起重要反响的受众研究成果。然而在解码类型研究上却并没有突破“霍尔模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曾指出:对于所有的听众来说, 完全相同的报道听起来也不会是同样的。由于没有相同的经验, 每一个人的领会也就有所不同, 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 并且渗入他自己的感情。 (4) 因此仅仅以霍尔的三种解码类型难以全面描绘、解释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极其复杂、活跃的解码形态。

由于受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受众对电视新闻文本的解码就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然而, 尽管受众解码方式复杂多样, 但是千差万别的解码方式却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解码类型中找到各自共同的属性和特征。而各种解码类型的属性、特征正是各种主客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交叉点和集中表现。因此对受众的解码方式进行深入系统的分类研究不仅是深入探讨受众的“行为选择、反映模式、地位作用以及和媒体、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5) 的必要途径, 也是考察传受双方的“共生”关系不可缺少的核心环节。

笔者认为, 在现实生活中, 受众对电视新闻话语的解码, 除霍尔的三种类型外, 还存在着伪解码、零度解码、深度解码等多种类型。伪解码已在笔者《电视新闻话语的伪解码》 (6) 一文中做了专门论述。本文就零度解码和深度解码进行分析探讨。

电视新闻话语的零度解码

零度解码是受众对收视过的电视新闻文本没有任何反应、不受任何影响的解读方式。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解读实践, 是主要表现在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上不发生任何改变的解码现象。鲍德里亚认为, 人们每天生活在大量的符号意义的支配下, 在信息臃肿的社会, 人们获得的有用信息远远少于垃圾信息。大众每天被来自媒体的信息流所淹没, “被活埋在信息地底下”, 这些非互惠意义上的繁冗信息让大众疲惫不堪, 感到厌倦、产生不满。于是受众对整天喋喋不休的媒介便采取这样一种消极的对抗策略:冷漠与拒绝。 (7) 因此, 零度解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冷漠与拒绝的具体表现。

零度解码可根据影响机制的不同分为绝对零度解码和相对零度解码。

绝对零度解码:是受众对收视过的电视新闻文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在认知结构中没有任何痕迹, 不存在任何影响和反应的解读方式。人类大脑记忆是对输入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过程, 即识记、保持、再认和回忆的过程。艾宾浩斯的记忆遗忘规律表明, 短时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 直至遗忘。最先遗忘的是没有重要意义、不感兴趣、不需要的材料。在信息爆炸的当今时代, 特别是电视新闻稍纵即逝的传播特性, 造成绝对零度解码现象相当普遍,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因为人们不可能把看过的所有电视新闻都保存在脑子里, 留在记忆中。特别是对那些和自己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自己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的套路式、说教式、模式化的报道, 包括西方电视媒体不厌其烦的凶杀、暴力、色情、“娱讯”等刺激感官的报道, 一旦在受众心理上产生麻醉效果、“免疫”效果或厌恶感, 便往往会被排除在“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之外, 看过就忘, 不留痕迹。

传播心理学认为, 传播的信息流不能直接产生社会效益, 必须通过心理系统把信息能转换成人的心理能, 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言行, 言行作用于社会, 才能产生社会效益。 (8) 因此, 绝对零度解码使电视新闻话语不可能在受众心里形成任何心理能, 更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效益。相反, 在“繁冗信息让大众疲惫不堪”的媒介社会, 绝对零度解码可以是受众应付信息“轰炸”的最基本、最普遍, 也是最无奈的对抗策略。

相对零度解码:是受众对选择收视过的电视新闻文本在一定时空场合不作任何反应的解读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1.非正常解码。文本没有引起重视, 或是在非专注状态下进行的解读, 文本解读不完整, 不能全面准确把握文本信息内容, 难以产生完整清晰的记忆效果。2.不能够解码。由于受文化水平和解读能力的限制, 不能完整理解文本内容及其所指。这在文盲半文盲地区或其他文化水平偏低的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另外, 当文本意义表述不清, 受众不能够即时作出明确判断时, 也会做出相对零度解码表现。3.拒绝解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受众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对电视新闻持怀疑态度, 主观上与电视保持距离, 甚至有排斥心理。因此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保持沉默状态。二是由于长期在意识形态管制下, 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不允许言行的自由表达, 在没有人身、言论自由的极权社会、宗教社会、特殊团体或机构, 解码行为有可能威胁其生命和精神安全时, 受众往往会采取拒绝解码方式, 以沉默来维护自身安全。

零度解码是受众对部分电视新闻文本的特殊解读方式, 是受众“自行解码”的表现之一, 同时也是电视新闻话语无效传播的重要标志。

零度解码是媒体、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通过它可以了解、把握受众与媒体、社会的相互作用、冲突、制衡、影响, 以及相互之间的共生关系。霍尔认为:“话语一旦完成, 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 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 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 就不会有任何作用。” (9) 那么零度解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电视新闻话语的流通既不圆满也无效果的“意义”“消费”。它是受众对电视话语权力的有意无意的拒绝、抵制和消解, 也是受众主体在大众传播实践中一种制衡力量的特殊体现。零度解码现象的存在, 表明传受双方是平等的:编码者传播什么、怎样传播, 是编码者的权力;受传者解读什么, 如何解读, 是受传者的权力;表明传受双方是互动的:受众的零度解码表现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电视媒体的编码、传播的策略和行为, 甚至影响其生存状态。一个不断生产无效话语、制造“沉默的多数”的电视媒体, 其收视率、影响力及生存处境是不难想象的。

电视新闻话语的深度解码

深度解码是受众对电视新闻文本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的深刻解读方式。这是学术界和电视新闻专业领域一些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受众的解读方式, 他们能够对电视新闻话语的意指系统进行多级解读, 超越普通受众对文本的一般性解读层面, 甚至达到一般编码者不曾预料的程度。根据受众身份、地位和解码方式的不同, 深度解码可分为学术深度解码和专业深度解码。

学术深度解码:是以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的深度解码。它主要集中在文化批评研究、受众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等与电视文化相关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 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 电视媒体影响力的急剧扩大, 以大众文化为标志的电视文化现象成为众多社会、文化学者不得不关注的热点问题, 因此解读电视现象、解读电视话语等学术研究成为后现代社会一个十分耀眼的文化景观。如罗兰·巴特的意指第二序列的神话解读、J·费斯克与J·哈特利的意指第三序列的意识形态解读、法兰克福学派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解读、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支配权解读、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解读、约翰·菲斯克的符号学解读、洪美恩的“审美”解读、让·鲍德里亚的“拟象”解读等。这些解读方式已经远远超出普通受众对电视话语的一般性解读层面, 无法用霍尔的解码模式来简单分析、解释和对位。学者的深度解码常常以研究成果的形式公之于世, 以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媒体、受众和整个社会。他们往往以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符号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与方法, 通过电视话语, 对电视现象、电视文化、电视受众, 以及电视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等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 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来解读电视话语, 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深度解码, 探寻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意义。因此他们的解码大多具有较强的文化批判性、思辨性, 充满了理性色彩, 不乏对当代媒体与消费文化的精辟见解, 可以为人们理解当代新传播形式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媒体、社会、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提供全新的视野与前瞻性的思维方式。

专业深度解码:是电视新闻话语的控制者和编码者通过专业方式进行的深度解码。为了提高收视率、影响力、竞争力, 电视媒体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会经常关注、研究本台和同行的电视节目。但是他们对电视新闻话语的解读方式与普通受众和学者的解读有很大不同。他们完全熟悉电视新闻话语编码的机制、意图、技巧和过程。他们既要理解主导意识形态的“注入”意图、商业逻辑与利润的支配作用, 以及如何恪守收视率这条生命线的必要性, 又要考虑目标受众的需要、社会影响、媒体形象、传播效果等, 因此他们对文本的解读具有得天独厚的专业深度。这种身处媒体内部的自我解读, 虽然没有学术深度解码那样全面、客观、深刻, 但通过这种经验性解读, 能够获得专业思想、专业理念和专业实践上的启发和思考, 并可以通过解读者的思想、行为对电视新闻话语的编码操作产生直接有效的影响。这也是媒体自我调整、修正和完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

与零度解码相比, 深度解码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相对一致性的特点。如果说零度解码更多体现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上, 那么深度解码则更注重对一定时期、一定类型话语的整体把握。深度解码能够从宏观上揭示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文化、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 把握电视话语体系的整体形态与走向;从微观上透视话语符号意义, 解读编码意图, 考察受众对电视新闻话语的接受、使用、需要和满足状态。因此, 深度解码是电视新闻话语解码的权威类型。特别是学术深度解码, 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学术思想对新闻实践、受众对媒体的深度影响和作用方式的集中体现。它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电视新闻话语的运作规则、传播走向和整个话语体系的调整与重建, 往往成为推动媒体、社会和文化进步的精神动力。

总之, 无论是零度解码还是深度解码, 它们的形成、特性和作用, 都集中反映了媒体、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传受双方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互动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①蔡骐、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 《新闻大学》, 2004 (2) 。

②③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59页, 第158页。

④李普曼:《舆论学》,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第114页。

⑤曹越:《试论21世纪我国受众研究的创新》,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 (1) 。

⑥张培成:《电视新闻话语的伪解码》, 《传媒观察》, 2007 (10) 。

⑦刘燕:《法国的麦克卢汉:让·鲍德里亚及其后现代传媒观》, 《中国传媒报告》, 2004 (6) 。

⑧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9页。

电视节目话语 篇9

热线直播节目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会话形式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之一, 其会话场合的虚拟性和内容随机性等特点, 决定了主持人在节目播出过程中, 要有意识地采取与节目特点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从而对会话参与者、听众的宣传起到引导作用。因此, 笔者从热线直播节目的话语特点出发, 结合工作实际对广播热线直播节目中的会话加以分析, 寻求在复杂情境下主持人应采取的语言策略, 从而有效提高节目质量。

2. 广播热线直播节目中的话语特点

第一, 会话场合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在热线直播节目中, 会话进行的场所是电台的播音室, 但主持人通过电话热线与参与者交流, 场合具有虚拟性, 并且会话经过电台播放出去,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第二, 会话参与者地位的依次递减性。在热线直播节目中, 主持人、拨打热线的听众和收听广播节目的听众, 其参与者的地位是依次递减的。主此人对对话起控制和引导作用, 与拨打热线的听众进行交流, 而收听节目的听众作为听话者, 不能直接参与到对话当中, 但听众的存在直接影响主持人和拨打热线的听众的说话方式、采用的态度。

第三, 会话内容的计划性与随机性。在会话栏目设定之初, 栏目性质就已决定会话内容的大致范围, 但在电话接入之后会因拨打热线的听众不同而使得会话内容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3. 广播热线直播节目会话策略

在热线直播节目中, 主持人会根据会话情景的不同, 采用不同的策略, 在会话之初, 会采用关联策略, 对会话者表示关注, 采用较为亲切的称呼, 引导会话者阐述、参与话题。在会话进行中, 鉴于主持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话题的特点, 还会采用独立的会话策略。

3.1 关联策略

3.1.1 引入话题:引导听众参与会话

用温馨的音乐营造良好的会话氛围, 引导听众的参与是广播热线直播节目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在节目开端, 主持人一般会采用贴近心灵的语句, 引起听众注意, 继而在热线接入后, 采用关联策略, 对听众 (隐性的热线参与者) 和参与者表示密切关注。

例1:《蓝色月光》开头语:“ (女声) 让心灵失去色彩的, 不是伤痛, 而是内心世界的困惑。 (男声) 让脸上失去笑容的, 不是磨难, 而是禁闭心灵的寂寞。 (女声) 没有谁的心理, (男声) 没有谁的心理, 永远一尘不染, (女声) 沟通, 消除隔膜; (男声) 交流, 敞开心扉; (女声) 真诚, 融化壁垒。 (男声) 蓝色月光, 心灵的港湾;蓝色月光, (合声) 温馨的家园。”

例2:主持人:一年之计在于春, 今天在蓝色月光这个平台呢, 主持人依然希望大家拿出新的精神面貌, 把自己的情感晾晒给大家, 得到大家的帮助, 也可以帮助大家, ……几部热线已经开通了, 抓紧时间走进今天的节目, 主持人就可以抛砖引玉的把更多的成果人士, 引荐给大家, 彼此来帮助……

在这里, 主持人多次重复热线号码, 引导听众关注节目, 为听众拨打热线节目提供便利, 本着关注听众情感的精神来引入对话。

3.1.2 关注会话者, 引导会话者讲清来龙去脉, 对会话者表示兴趣、同情、赞赏等情感

在热线接入以后, 主持人首先要与会话者打招呼, 并引导会话者表达情感, 本着关注事件和关心参与者的精神, 对听众的陈述有所回应。

例3:在新年伊始, 多次参与热线的一位双腿残疾的姑娘打进来的热线, 主持人:二路朋友, 你好。

参与者:梦姐姐, 你好, 我向你问好, 祝你节日快乐!

主持人:你最近还好吧?

参与者:还好, 我今天四点钟就起来, 为了迎接新年第一次羞答答的雪花, 看到了雪的舞蹈, 真的开心, 我把窗户开开, 结果在家里把手指头都冻了, 这才想起来要把窗户关上。

主持人:对, 在你眼里啊, 你那个小窗户外面的那个世界, 是多么的精彩啊, 是吧?

参与者:是啊, 尤其是雪那么的宁静, 那么的洁白……

在这个例子中, 主持人与参与热线的小姑娘就新春的第一场雪展开了会话, 对会话者对雪景的描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在情感上与参与者达到了共鸣。

3.1.3 表明与说话者属同一圈内的人

在会话进行中, 主持人还常常采用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来称呼自己, 显然是将听众与自己放在了同一个范围之内, 如:在参与者提到空气污染的情况时, 主持人会说:“这是冬天, (灰尘满布) 是咱们兰州, 兰州市吧, 特有的, 一种冬天的景象。”进而提到兰州绿化近些年的发展, 最后呼吁听众, 爱护环境, 关注我们生存的家园。在节目中, 主持人用“咱们”来指称自己和参与节目的听众, 就拉近了会话双方的距离, 表明自己与对方处于同一个圈子之内。

3.1.4 对听话者表示移情, 与其在观点、态度、意见、知识或情感上取得共识。

例如4:在一位父亲打入热线讲述女儿参加工作三年, 不仅未对家里有所回报而且还伸手向父母要钱的经历时, 有着这样对白:

参与者:我有一个女儿, 在外面打工已经三年了, 不听她妈的话, 也不听我的话, 三年了一分钱也没给过我, 不好好做, 给她说好话, 她也不听……

主持人:那你们有没有给她倒贴?

参与者:她要钱我就给她嘛!

主持人:我就说啊, 这工作了三年, 家里不但没有收到她一分钱的工资, 反而你们两口子还倒贴着呢, 是吧?

参与者:就是了, 她要着了, 我就少给她一点。

主持人:嗯, 那从现在开始, 停止给她经济上的援助, 而且适当的可以要求她, 女儿, 你现在能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两个人也就放心了, 希望, 你在外面也能够在感情方面, 工作方面, 经济方面, 生活方面都把自己照顾好……你只要把父母该说的说到, 女儿长这么大了, 一点不变化, 那也挺可怕的。因为她逐渐的认识了这个世界, 对吧, 她要用她的能力去适应这个世界, 适应这个社会, 自己要独当一面。

在这段对话中, 主持人站在父母的立场上, 询问父亲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 将重心放在教育子女要遵循传统美德、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上, 尽量替父母的生活和孩子的成长着想, 对会话者表示了移情。

3.2 独立策略

在热线直播节目中, 主持人不是单一的采用关联策略, 传媒节目的舆论导向功能和节目风格上的正式性还要求主持人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主持策略——独立策略。

3.2.1 给听话者留有充分选择 (或拒绝) 的余地

一般来说参与者拨打热线, 总是因为生活中遇到问题或困惑希望在热线中得到指导和帮助, 而主持人也总是乐于提供一定的帮助, 但是, 主持人给出的往往只是建议, 在建议过程中为听众留有一定的余地, 让听众在结合自己的实际后得出结论, 而并不以指导者的身份自居。

例5:一位女士在打入热线咨询户口究竟该留在城里妈妈的地方还是迁到婚后丈夫生活的乡村的时候有这样的对话:

主持人:“主要还是要看你要什么?那就今天晚上再冷静的考虑一下, 我要孩子上学方便, 还是要离娘家妈妈近, 还是要婆家的那块地?我究竟要什么, 我搞清楚?然后我就马上有结果了, 户口我要落在哪儿?对吧?你要考虑自己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下去, 是吧?”

在这段对话中, 主持人给节目参与者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都是用很有分寸的商量的口吻做出的, 都用“对吧、是吧”等征求当事人意见的方式做出, 给对方留有选择的余地。

另外, 在热线电话接近尾声时, 主持人在结束前通常都会用“行, 我们就到这儿, 好吗?”之类的话来询问参与者是否可以结束谈话, 如果参与者继续说下去, 主持人为了节目需要可能依然会结束谈话, 即这种选择权只是一个形式, 但这种形式恰恰是主持人独立策略的体现。

3.2.2 讲究分寸, 少有主观意见, 注意礼貌关系

为了活跃气氛, 主持人也会在节目进行中和参与者开个小玩笑, 但是都本着适可而止的原则进行。

4. 结束语

广播热线节目作为以电话为媒介的广播节目无论是在语言特点上还是会话策略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恰当的运用会话策略能够帮助主持人在节目中取得更高的交际价值, 提高沟通的效果。

摘要：笔者从热线直播节目的话语特点出发, 结合工作实际对广播热线直播节目中的会话加以分析, 寻求在复杂情境下主持人所采取的语言策略, 从而有效提高节目质量。

关键词：广播,热线,会话,特点,策略

参考文献

[1]程云、肖树山.广播热线节目中的听众热线电话参与, 声色世界, 1995.04, 44页[1]程云、肖树山.广播热线节目中的听众热线电话参与, 声色世界, 1995.04, 44页

[2]李卫中.2009.节目主持人语言对语境关系的顺应[J].社科纵横, 3.20-22[2]李卫中.2009.节目主持人语言对语境关系的顺应[J].社科纵横, 3.20-22

[3]金重建.2009.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浅探媒体即兴口语表达的能力培养[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3]金重建.2009.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浅探媒体即兴口语表达的能力培养[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4]陈翰武.2011.演讲与口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4]陈翰武.2011.演讲与口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电视节目话语 篇10

关键词：媒介融合 广播节目主持人 角色

长期以来，在播音主持界存在一种说法：广播电视节目主持有“表演”无“角色”，即所谓的“非角色表演”，根据节目需要，主持人有选择性地展现自我的真实个性，其任务是“显示”自己，而非“塑造”人物。

其实“角色”这一名词早已不再是戏剧专用，自20世纪被引入社会学后，已经发展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每一个社会角色都内含一整套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每一个社会人都被期望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行事，否则就会产生“角色不清”、“角色冲突”，甚至“角色失败”。从社会学意义而言，主持人的每一次“出镜”或者“出声”都是角色化表演；受众对于主持人独特社会角色的认知是否合理、正确，也将决定其对主持人的角色期待和身份认同度。

一、从“怎么说”到“说什么”：广播节目主持人话语权的拓展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广播经历了从大众化的单向“广播”到分众化的定向“窄播”再到个体化的互动“点播”的演进，在三个不同阶段中广播的传播方式、传播手段、节目编排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主持人角色定位的改变有着直接的联系。

主持人是由播音员发展而来的。较之主持人，播音员这一角色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加单纯。1937年赵元任先生的《广播须知》一文中第一次从操作、声音、语言、讲稿、礼貌等方面对播音员的基本角色规范提出明确要求，比如在操作时“切不要喷气到微音器上”，播音时“说话里着重的字眼，可以在措辞上或在声调上表示它，不宜在单个字上特别捶打”，“第一次用冷僻词先略停一停”等等。这一时期的广播播音员角色与广播的宣传喉舌功能相符合，在“稿件——播音——听众”三者之间，播音的主要功能还是传达、转换，其基本要求是清晰准确和权威，播音员关心的不只是“说什么”，更是 “怎么说”。

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世界上第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记者而不是播音员。1952年在美国第34届总统大选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制片人唐·休伊特提出，为了使报道显得更有力，必须把一些主要新闻都串接起来，并进行一番概括、总结。休伊特把这种设想比作田径运动中接力赛跑的最后一棒，持棒人即“主持人”，他用的单词是“Anchor”。“Anchor”的原意是“锚”，“锚”是用来保障船舶稳定和船舶安全的物件，用“Anchor”替代播音员，旨在强调在新闻活动报道中，主持人应该具有“Anchor”那样的“锚定”作用，有足够的掌控能力，组织、选择、编辑来自不同渠道的新闻素材，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获得良好的新闻效应。主持人在英文中还经常表述为 Host，原意是主人，是在有现场嘉宾或观众的节目中引见嘉宾、调剂话题、控制主题走向和节奏进程的人。

无论是“Anchor”还是“Host”，它们共同强调的是主持人拥有一种主导权利，确切地说就是话语权，主持人不仅要决定“怎么说”同时还要考虑“说什么”，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原来的播音员所不具备的。“主持人是一个节目或者专栏的主要操持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固定播音员播音或文字编辑出声。主持人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集体，他需要集体智慧、劳动的支持，而不能当‘单干户’。”在广播传播领域里，主持人的语言行为并非人际交流中的个人言语权，而是和编辑、记者、制片人一道共同充当“集体把关人”的社会角色，掌控着大众传播的话语权。

“把关人”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把关人”对众多信息进行选择和取舍，并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影响受众对信息的理解。“把关人”决定着信息的重点，掌握着解释信息的权利，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所以说“把关人”是大众传播活动的控制者、执行者和保证者。广播主持人所扮演的“把关人”角色更多地体现在代表媒介运用有声语言确定信息的重点，解释或挖掘信息的潜在意义，使信息的表层意义增殖，以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其行使的是媒介的话语权。“媒介话语权即大众传媒在事关公共性话题方面应该享有的客观的言说与公正的表达的权利，本源上它是公共话语权的延伸。”主持人话语权应该基于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切忌话语权的私有化、庸俗化、霸权化。我们在广播中遇到的语言暴力倾向明显的主持人，其实是滥用了媒介话语权，主持人的角色已经从“把关人”异化为“法官”或者“家长”之类，在造成“围观效应”的同时，消费和消解了广播媒体的客观公正性和主流价值观。

在广播频率专业化过程中，主持人话语权呈现明显的强化拓展趋势。一方面不少主持人已经成为栏目或者频率品牌建设的关键，原先“集体把关人”模式从“记者中心”、“编辑中心”向“主持人中心”过渡，主持人“把关人”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有效活动空间也从前台向后台延伸；另一方面要维系媒介的话语权，主持人就必须具备足够的相关专业知识，于是一批记者型主持人、专家型主持人出现了，他们以过硬的专业素质赢得受众的信任和喜爱。

二、从单向广播到双向传播：新时期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不断出现和应用，一方面催化了各种媒体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介的单一化特点被打破，影音文字诸多信息高度整合；另一方面受众习以为常的点对面的“广播”体制，正被点对点的“交流”所取代。

传播在英文是communication，其本意是“交流”，核心是信息流动和互换，“20世纪20年代不太区分面对面交流和大众传播。‘大众媒介’是当时新造的字样，构成一道模糊的地平线。”以面向大众的单向传播为主的“广播”式传播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大众传播主要形式，而主持人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承担了最为显性的“把关人”角色，起到信息选择、过滤和引导等作用。但是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平等的交流互动逐渐取代传输或者说服式的传播方式，在以自由表达为核心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传统的“把关人”话语权正在不断衰弱，“随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信息服务的方式也要相应地去适应当今的‘快餐时代’。播音员身着晚礼服，像宣布国宴上贵宾到来一样朗读新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些年来，人们努力尝试使新闻变得更加轻松和非正式化。”尽管如此，媒体“把关人”的功能依然存在，因为中国的主流媒体是政府和人民的代言者，承担弘扬社会道德、正面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作用，面对海量信息，甄别、选择、评价或者解释都是负责任的媒体的分内工作。如果说在网络传播中“把关人”一般由网络编辑或者版主来承担，在广播媒体中最理想的人选还是主持人，在新闻或者信息类节目中其最佳扮演角色是“意见领袖”。

nlc202309040258

“意见领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1944）一书中提出，“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者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依据这一观点，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著名的“两级流动传播模式”：大众媒介→意见领袖→一般受众。然而这一传播模式存在明显的欠缺，比如，有研究表明，意见领袖并不是总是处于传播中心位置，大量信息仍然直接从传播媒介到达受众，而无须经过意见领袖，只有对公众最关心和最不关心的信息才经过口头传播。因此，“两级流动传播模式”也许稍作改动会更加合适些：大众传播→一般受众←意见领袖（主持人）。对一般受众来说部分信息的接收渠道是双向的，而且意见领袖和受众之间的传播是双向互动的，既可以是演播现场面对面的互动，也可能是通过“信箱”“热线”“短信”等方式进行的“面对面”的虚拟交流。主持人既是节目的主人，又是媒介的代表，本身还承载了大量的信息，无疑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不再扮演中间人发布信息或者过滤信息的角色，而是作为传播当中最活跃的因素，努力通过交流沟通传递媒介理念，是增强传播效果的媒介人物。

“今天的演播人员是一个传播者，是信息的催化剂。无论信息是新闻、商业广告，还是访谈对话、体育比赛转播，传播者的任务是建立信息原创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主持人所构建的双向沟通渠道使得大众传媒具有人际传播的意义，如何将人际传播的效果最大化？关键还是在于主持人是否能胜任意见领袖的角色。

根据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意见领袖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在他居于领袖地位的领域中被公认为见多识广，具有一定的能力；比一般受众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来源，更多地接触群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的有关部分；在某一领域内，扮演着作为群体其他成员的信息来源和领导者的角色；和一般受众在信仰、价值观、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媒介融合时代，广播主持人如何做好意见领袖

笔者认为这可以从培养两种意识和两种能力开始。

1. 熟悉的陌生化意识

意见领袖与受众之间的有效交流是基于信任，信任来自彼此的“性相近”，也来自相互之间的“习相远”。美国耶鲁大学的卡尔·霍夫兰认为：“最可能改变一次传播效果的方法之一，是改变传播对象对传播者的印象。传播者有威望吗？可爱吗？是同我一样的人吗？” 丹·拉瑟是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广播界公认的意见领袖，有人这样评价他：“十分懂得应该处处对观众在心理上产生‘自家人’的效应。他懂得受传者感到传播者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越多，便越有助于提高传播效果。CBS的同行们常常惊奇地发现，丹·拉瑟不想摆脱他的德克萨斯的微贱出身，他常常提醒观众，时时流露出对自己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的某种不安。”熟悉产生信任，陌生激发兴趣。个性反映出个体的独特性具有不可复制性，传播学认为，缺乏个性色彩不利于反馈，因此个性魅力的大小决定了反馈质量的高低。

2. 传受一体化意识

意见领袖与受众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所谓传受一体化意识就是强调传者和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天然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主持人和受众的身份由单一性变为双重性，他们既是传者也是受者；受者接受的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媒介发出的信息进行选择，在接受所选择信息的同时，无意识地加入自己对信息的理解和阐释。主持人在此时和受众的最大区别在于主持人掌握显性的传播内容设置权，在传播内容设置中必须要有强烈的受众意识，即为人民群众的利益鼓与呼，决不能将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甚至走到了群众的对立面替某些特权阶层说话。总之，主持人必须将自己的心和群众连在一起，能适时地为他们说话，这也是主持人权威性和信誉的重要保证。

3. 社会活动和交际能力

意见领袖是被人们公认的，富有社会经验的，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的人物。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一项关于生活阅历、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与意见领袖关系的调查显示，三者中生活阅历与意见领袖的相关性最高，其次是生活交往。其实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一方面来自时间积累，另一方面也决定于其社会经验。因此一般而言，意见领袖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对大众媒介的接触率要比一般人高，拥有充足的信息来源。这主要依靠他的社会活动和与人际交往能力。要成为意见领袖，主持人首先要做好被传播者，“意见领袖不仅在总体上倾向于更多地接触大众媒介，在具体内容上也倾向于更多地接触那些与他们的领袖素质最密切相关的媒介内容。无论有意无意，这种大量的媒介接触量，很可能是提高他们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另外采访既是主持人的职业基本功，也是联系社会获取独家新闻必杀技。

4. 提升个人形象的能力

意见领袖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提升形象、汇聚人气。要善于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如主持人在网上开辟博客、播客、微博等，既可以扩大自身影响力，通过网络提升人气，吸引更多受众；同时还可延伸节目内容，将那些在节目中没发布的信息作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可以倾听网民的意见，构建交流平台，征求民间智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鼓励网络炒作，庸俗的炒作虽然能够在一时得到网民的大量关注，可是如果在网民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将对主持人意见领袖的形象造成巨大损害。只要能够利用好网络的传播规律，遵守基本的法律道德标准，就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总之，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广播节目形态和传播环境不断发生变革，主持人作为媒介资源中最活跃也是核心的元素，其承担的媒介角色和功能也在不断演进，经历了“喉舌”——“把关人”——“意见领袖”三种媒介角色，其基本职责也从“怎么说”向“说什么”拓展，逐渐改变为主客体之间“如何说”的面对面交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主持人的角色内涵正在不断地修正中丰富，其挑战性不断增强，或许这就是这个角色最吸引人的地方。

电视节目话语 篇11

如今六年时光匆匆过去, 回过头来再看这次努力, 不得不说作为批评学者和建言人, 我们的力量依然微弱。对于这一点, 我在2007年应暨南大学之邀出席“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时, 曾再次强调。在主题演讲中, 我把中国当下媒介批评力量之所以弱小的原因, 归结为三大症结的叠加:一是媒介批评渠道不畅, 二是媒介批评意见转化能力差, 三是社会对媒介批评的认识存在缺位。这三点, 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社会上看不到多少媒介批评改善的迹象。

尽管如此, 但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批评学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许多年轻人不畏学术的艰辛, 依然坚守耕耘在这一领域, 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就有这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组话语: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及它的作者——我的学生杨状振博士。

在《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中, 杨状振博士继续了他协助我编著《中国电视批评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时的思路和工作, 集中讨论了新时代、新语境, 特别是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情况。

书中对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现状的许多观察和看法, 私下交流和聚会中, 我们师生都已多有所涉及, 譬如对电视批评的多渠道建构问题、对电视批评的虚假繁荣问题、对电视批评的开放性问题等。读过此书, 相信大家会对我在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 有更深入的思考。

《重组话语: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是一种站在大社会、大文化视角上的电视批评叙述, 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担当意识。全书说是电视批评, 其实描摹的却是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全部。在作者看来, 批评本身就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 因此在他的笔下, “批评”也就成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代名词。

对于这样的题目, 我一向觉得, 是需要作者具有相当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量的阅读储备才能够做好的, 没有这个底子, 作好这篇文章将会很难。从我目前读到的稿子来看, 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毫无纰漏, 但作者的努力及其在文中显示出来的对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熟稔, 还是令我感到惊喜。

惊喜之一在于这本书重新建构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观察路径。批评语境、批评路径、批评理论、批评实践、批评机制和批评品格, 这几章分类陈述并列在一起, 实际上是从横切面上为我们把握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历史情势和整体面貌, 提供了切片与样本, 每一个切片和样本单独拿出来, 又可组成另一部中国电视批评专门史。

实际上, 这种纵横交叉、点线结合的视角, 是最为适合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观察和分析的, 但以往我们过于注重了“点”和“面”, 却忽视了对三者交叉视角下的纵深化、立体式探索。从这个角度上讲, 状振的这本书, 是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的。

其二, 这本书还启用了“现象—系统—模式”的研究范式, 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耽于冗长琐事叙述的弊端。全书以贝塔朗菲和帕森思的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思想, 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 分从生态学的功能依存关系 (relationshipof fu nctionalinterdependence) 和动态平衡关系 (relationshipof dynamic equ ilibriu m) 出发, 剖析了困扰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许多机制难题。这些分析或许未必全部正确, 但其中彰显出的作者追溯中国电视研究全景的努力和对学问品格的坚守, 却在喧嚣一片的现实场域中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 本书还贯穿了阿诺德·约·汤因比的“挑战—回应式”阐释方式, 使论断做到了有的放矢和清晰简明。不过, 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作者的行文有时跳跃性过大了一些, 存在着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的痕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还需要作者在以后的再版修订中多做留意。

最后, 我想借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 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 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 观察青草的生长, 聆听风的声音, 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 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 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 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像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