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和机制

程序和机制（精选12篇）

程序和机制 篇1

纪委负责违反党纪政纪, 检察院负责违法犯罪的工作格局早在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和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之时就早已确立。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中,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理腐败案件中程序如何衔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理论界在此方面虽然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探索, 甚至在实践中嫁接了一些具有制度意义的机制建设, 但其中的不衔接和不贯通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化解。

一、立法方面

(一) 移送主体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办案证据问题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此款法条中可以看出, 依据法律规定, 向检察院移送证据的主体需是法条中所指的行政机关。但纪委监察机关实属“一套工作机构, 两个机关”, 即纪委与纪检监察机关。纪委的查处对象属于所有的党员, 而监察部门的对象却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可以看出, 纪委和监察机关虽属一套工作机构, 但查办案件的对象只是相交的概念, 并未完全重合。如法律所规定, 要满足刑事诉讼法规定, 证据合法有效而将这里移送检察院的主体理解为监察机关, 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 纪委如若作为移送主体, 检察院受理案件后证据的效力又该如何呢?

(二) 移送证据种类方面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何理解“等证据材料”, 其是否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还是包括其他证据材料。鉴于此点疑问, 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作出解释, “等证据材料”解释为“等证据材料, 不包括证人证言等言辞证据”。与此不同, 现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64条不仅将“其他证据材料”规定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 而且还规定了特定条件下的“言辞证据”, 即“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 对于有关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 应当重新收集;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 无法重新收集, 但供述、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收集程序合法, 并有其他证据相印证, 经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 对于有关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 应当重新收集;确有证据证实涉案人员或者相关人员因路途遥远、死亡、失踪或者丧失作证能力, 无法重新收集, 但供述、证言或者陈述的来源、收集程序合法, 并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可以看出, 人民检察院在侦办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件时, 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 实物证据都可以直接适用, 并未存在过多的分歧。相比较而言, 言辞证据在适用中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收集具有可重复性, 可以重复收集甚至反复收集, 若是将此类证据排除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移送的范围之外, 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影响检查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证据的收集。但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并且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这样一来, 检察院在收集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两类言辞证据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若将其扩张适用至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办案的方式展开“初查”, 而刑事诉讼法并未对纪检监查机关收集言辞证据做出明确规定, 这样一来, 纪检监察程序就演变为实质意义上的侦查程序, 侦查程序就变成“固定证据”的程序。那么《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就变成形同虚设。也与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要求存在冲突。

在言辞证据中, 鉴定意见并非像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那样, 具有收集的重复性。根据前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64条、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173条以及2012年公安部修改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0条可以看出, 纪检监察机关收集的鉴定意见是可以作为证据移动到检察机关的。如果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将行政机关在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鉴定意见作为刑事证据而法院一概予以排除, 不仅未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也未有其解释上的法律依据。

(三) 其他方面

1. 移送程序的规定

在国家立法层面, 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仅仅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中收集证据等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 并没有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司法机关的程序。相反, 《刑事诉讼法》第108条、173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84条规定了不属于检察院管辖或者检察院作出不予立案、不起诉决定需要追求党纪、政纪责任的, 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2. 移送时间规定

《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3条规定, 监察机关采取行政监察法第20条第3项规定的措施,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人民政府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 经调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的被监察人员涉嫌犯罪的, 监察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行政监察法》规定, 监察机关在办理监察事项中, 发现所调查的事项涉嫌犯罪的, 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法规中可以看出, 法律在移送方面并没有规定具体移送的时间, 最多用“及时”两个字代替, 这不免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时限规定的不明确, 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各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对时间规定的不尽一致, 而且也会导致“先罚后移、以罚代移”等问题的出现。这些规定为监察机关移送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纪检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虽属合署办公, 但从监督性质、监督对象等方面来看有着本质区别, 严格来讲不能作为纪检机关纪律审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移送司法的依据。

对纪检机关移送司法作出规定的主要是《纪律处分条例》和《检查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规定, 纪检机关执纪审理并追究党纪责任后, 认为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 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违纪同时又涉嫌犯罪的, 应当适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与法律对检查机关的规定相比可以看出, 纪检机关移送时间存在着较大的余地, 这也是各地以党纪处理后移送为原则, 以党纪处理前适时移送为例外。

3. 物证移送的规定

依据法律规定, 法律并没有赋予纪检监察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权利。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款物管理暂行规定》, 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 有权对涉案款物暂予扣留、封存。从规定中看出, 纪检机关虽有暂予扣留、封存的权利, 但法规中并未规定出相应的期限。该规定第十条只对解除暂予扣留、封存的情形进行了规定, 并没有规定解除暂予扣留、封存时间。

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的固定、提取、保管、移送以至最终诉之法庭必须确定过程的合法性、移送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使证据在上述链条中不至损毁、污染而最终丧失法律效力。纪检监察部门向检察移送证据的过程中, 纪检监察机关对于证据的固定、提取、保管、移送等环节并未受过专业的训练, 又如何保证前述链条的合法性、唯一性和排他性, 最终在法庭上不会因此而使证据丧失法律效力。

二、实践层面存在冲突

(一) 人权保障方面

《中央纪委关于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两规”措施的意见》中指出, 纪检机关经初核或立案调查, 认为被审查人员涉嫌犯罪需要移送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的, 经批准可直接移送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审查, 立案侦查。理论界一般认为检查机关在纪委移送的文书上签字就意味着案件移送程序的终结, 然而在实践中, 程序并不因在移送文书上签字而终结。从移送文书签订之日到检察机关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隙,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纪委和检察院的职责如何划分?调查对象如何管理?是继续“双规”或“双指”异或移送检察院?《中央纪委关于完善查办案件协调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两规”措施的意见》中指出, 在案件移送工作中, 纪检机关要及时移送,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依法受理。要制定和完善纪检机关和上述有关机关、部门查办和移送案件相互配合的规定。“意见”中强调要制定和完善纪检机关与检察机关查办和移送案件的相关规定, 对过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加之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其中, 为了规避过多的麻烦, 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多会采取与纪委联合办案的模式, 利用法律对纪检机关相关立法的空隙, 使纪委成为检察院查办案件的前置程序,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并没有真正得以体现。

(二) 证据移送方面

在实践中, 对于纪委移送的案件, 检察院认为移送的案件证据方面存在瑕疵时, 一般不会退回纪委并要求其继续完善证据, 而是程序继续运行, 人继续移送, 在移送的这3-4天内, 纪委可以继续补证或是移送后由检察院自己补充证据。对于此种理论与实践向佐, 法律法规与实际相悖的层面, 一味的责怪实践的做法会过于偏激, 笔者认为, 更多的从立法的层面思考法律法规本身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

(三) 其他方面

从目前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我国纪委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涉嫌犯罪的, 采取纪检机关审理后移送司法的模式。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干部违纪犯罪全部是纪检机关审理后移送司法, 如现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省部级以上干部30余人都是纪检机关审理后移送。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提出, 纪检监察机关要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求, 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判断, 工作要求出发,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而要求纪委在办案过程中改变以往贪大求全的模式, 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快查快结, 快进快出, 把违纪的主要问题查清后,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纪检机关充分贯彻中央纪委“把纪律摆在前面”的要求, 体现了“纪法分离”的要求。也有利于案件的快查快结、快进快出, 提高办案效率。

三、余论

纪委和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案件程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究其本质, 主要源于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框架, 因此, 不能简单的套用现行法治理论中关于政党与司法的关系模式, 必须考虑我国司法程序设置与运行的背景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因此, 在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程序衔接机制上, 应当从功能保障机制的效率, 但是又不能仅仅以方便或者便利权力的行使为进路, 相反, 应以规范机制中权力的有序运行为宗旨, 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第一要义。为了更好的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程序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在完善衔接机制上, 应以坚持刑事优先原则的同时, 把证据作为突破口, 更加关注机制本身的程序化, 对于受移送的机关、移送的条件、移送的程序、移送的期限以及不依法移送和不依法接受移送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借助于程序来规范移送行为, 保障程序性的完善在法治的轨道上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邹绯箭, 郭华.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证据衔接及拓宽机制研究[J].检察理论, 2013 (1) .

[2]王敏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 (1) .

[3]杨晓渡.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聚焦中心任务深化“三转”[EB/OL].http://www.v.mos.gov.cn/zhibo18/index.shtml, 2014-05-26.

[4]张思尧, 李佳.反腐执纪移送司法程序衔接问题研究[J].学术论坛, 2016 (3) .

[5]龙宗智.取证主体合法性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 2007 (3) .

[6]张建平主编.案件检查工作法规政策汇编[Z].中共兰州市纪委兰州市监察局编, 2014.

[7]江必新.正确认识司法和政治的关系[J].求是, 2010 (1) .

程序和机制 篇2

一、医疗用药风险预警机制

1、在院长的领导下由专人对医院用药总量进行监控并实行公示制度。

2、每月对本院用药总量按照单个品种进行汇总排序。

3、医师用药情况监控通报制度。

4、实行医师合理用药评价通报制度。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医师合理用药情况进行定期抽查，每季度通报一次。医师合理用药情况作为工作考核和执业医师考核的重要内容。

5、针对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定期进行全面质量检查。医院每月对用药总量排第一位的抗菌药物的用药情况进行抽查，由医务部、院感小组和医疗专家组对查出的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做出相应处理，保证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二、医疗纠纷风险预警机制

1、实行纠纷首问责任制度

医院职工均有责任和义务第一现场即时处理医患问题和矛盾，并及时向所在科室主任反应，所在科室主任具有首问责任。，2、预警限时处理机制

遇到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饮用水污染事件,重大职业中毒、医源性感染爆发、生化恐怖袭击事件、免疫接种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重大医疗事故等，在第一现场的医院职工应立即向医院领导汇报，医院领导必须立即赶到现场。

三、处置程序

1、报告：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护人员应立即向医疗机构科室负责人报告，并逐级上报；死亡事件应在事发2小时内报告市卫生部门和医疗纠纷处置中心，并填写《医疗事件报告表》。

2、封存：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认为需要封存病历资料、现场实物等医疗原始资料的，应在医患双方代表及有关证人共同参与的前提下进行封存，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

3、调查：市信访部门会同卫生部门组织调查、取证，查清事实、明确责任；医患双方可委托代表或律师参与调查。

4、接访：医疗机构应设立接访科室，并指派专门人员做好接访工作；接访时，应认真听取患方意见，同时做好解释工作，力求协商解决。

5、调处：对医疗纠纷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医患双方应签订协议书；协商不成或行政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应引导其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纠纷协商无效或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医患双方均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计算机程序教法耦合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计算机程序设计;逻辑思维;教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0) 03-0123-01

Study on Coupling Mechanism of Teaching Computer Program Method

Zhang Xue Hui,Wang Jing Hui1,Yu Chun Buo2

(1.Bai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Baishan 134300,China;

2.Baish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Jilin Province,Baishan 134300,China)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se serious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ur province, explore teaching computer programs methods,the concept of mutual coupl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computer program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etermines,we should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logical thinking during classes.

Keywords:Computer program design;Logical thinking;Teaching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计算机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我校的课程中开设的计算机教学课程为学生今后走入社会培养技能打下一定的基础。计算机程序的编制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与数学方法的交叉融合。职业高中计算机课程教学中分为上机操作和程序设计讲解,教授程序设计语言课采用的方法是先介绍语句和算法后写程序。但当上机操作时若将程序抄错则束手无策,若是见到未讲过习题则更不会处理。自古以来就有“教无定法”一说,在研究学情的差异及学科应用的特殊规律基础上,积极探索教学方法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使其学以致用的目的,通过明确程序设计课学科特点,找准学科切入点便成为课程教学方法思维整合的首要及关键问题。

二、计算机程序语言课程特点

计算机语言是人机对话的纽带,程序课教学则通过语言教学让学生初步了解计算机工作原理,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和科学思维方法,在初步掌握计算机语言基本语句格式和功能基础上会编制简单程序。在这些年的教学实践中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教材上的程序多数学生都会写,但却不知为何要这样写。因此培养学生编程时采用适当的方法以及怎样才能进一步优化程序都是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研究方法——化归思维

数学逻辑思维方式能帮助学生用数学方法解答问题,其中包括数形结合、化归等等。所谓化归方法是把待解决或未解决的问题,通过某种转化过程,归结到一类已经解决或者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中去,最终求得原问题解答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化归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数学中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就是思维过程中主体进行思维活动的相对定型、相对稳定的思维样式。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数学中的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将数学应用于信息技术学科,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提高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讲解程序设计实例时则应强调如何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过程,在学习过程中达到真正懂得用语言表达计算机编程的目的。

四、应用实例研究

在职业高中程序设计课中,VB是程序中应用到的一个重要语言。其中最为典型的程序为连加、连乘,此例若用常规方式讲解则难以理解。但若改用化归法,则思路清晰易懂。

例如:假若解决两数连加问题:则

s=0 s=s+1 s=s+2

假若三个数连加,则有:s=0 s=s+1 s=s+2 s=s+3……

依此类推则可解决n个数的连加问题,

即:s=0 s=s+1 s=s+2 s=s+3……s=s+n(n为任意正整数)

因此可以将解决此类问题的程序设计总结如下:

s=0

for i=1 to n(n为任意正整数)

s=s+i

next i

从上例可以看出,在解决问题时,如果能巧妙运用化归法则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不仅能使程序设计简单化,更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学习计算机编程的兴趣。

五、结束语

从不同逻辑思维方式的养成到计算机编程的人机对话思维方式,可以看出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大重视运用数学逻辑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运用,进而轻松解决计算机程序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为今后各种不同程序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学生在计算机的程序课程的学习中能游刃有余,为今后的学习和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谭浩强,田淑清.QBASIC语言[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2]祝智庭.现代教育技术—走向信息化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3]周春荔.数学观与方法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程序和机制 篇4

关键词：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

一、引言

一直以来,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问题都备受关注。原因在于许多执行案件应该转入破产程序处理, 却因为缺少操作性的规范难以实现, 我国2007年《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与2013年相继出台的关于《企业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均未对这一问题作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执行不能, 只能采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搁置, 而未能真正解决纠纷。2015年2月4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至516条规定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制度, 较为具体的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操作方式。该制度是否已经能解决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难的问题?是否还有可以改进或不完善的地方?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二、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的理论分析

司法实务中, 执行难问题众所周知, 其中一种就是因为被执行人缺乏履行能力导致的不能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被执行人已经资不抵债, 不能偿还所有债务, 法院无法执行, 也只能无奈终结执行程序。但是案件并未得到解决, 依然处于欠债不还的状态。因此在企业为被执行人的这类案件中, 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具有实际意义, 不仅具有正当性也具有必要性。

第一,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性质上较为相似, 两者均可以让债务人清偿债务, 只是能实现的债权与指向的债务人财产范围不同。执行程序是针对个别债权人债权实行清偿的程序, 针对的也是债务人的个别财产。破产程序是指向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及其全部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清偿。理论上前者被称为个别执行, 后者被称为一般执行。因为两者具有相似性, 也为两种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 就法院而言, 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可以维护众多债权人的利益, 做到公平清偿债务, 而不会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发生。相较于执行程序的个别清偿债务, 对于一个债务人拥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 可能会使得债权人产生先到先得的观念, 致使债权得不到公平履行。而破产程序需要把所有债权人集中起来再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公平清偿债务, 更为合理与公平。

第三, 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可以维护交易安全与社会信用。在执行案件中, 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债权人与法院难以真正完全掌握, 一旦找不到可以执行的财产, 执行程序只能终结, 债权人得不到受偿。当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后, 可以全面了解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对其交易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追讨债务人流失的资产, 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 维护交易安全, 也可以明确可清偿的财产, 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公平履行。

第四, 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可以使企业破产制度更大发挥其效用。在我国, 由于传统观念的制约, 企业主一般不希望自己辛苦建立的企业破产结业, 而债权人因为各种因素一般只会起诉债务人偿还债务而不会以要求企业进入破产为诉求。因此, 我国破产程序的运用比实际需求要少得多, 市场中就出现许多僵尸企业, 即本应当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的企业仍然留在市场上。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不仅可以使执行案件得以终止, 更可以加速使这些僵尸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 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

三、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法律制度分析及存在问题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至516条规定的是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操作性规定, 根据这三条规定法院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照相关规定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首先, 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条件:1.被执行人必须是企业法人;2.被执行的企业法人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3.需要有至少一位申请执行人同意, 或者被执行人的同意。

其次, 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程序性规定:1.执行法院得到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同意的要裁定中止执行;2.将执行案件材料移送给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3.被执行人法院在受到案件的30日内将是否受理案件的决定告知执行法院;4.不予受理的将案件材料退回执行法院, 执行法院恢复执行;5.裁定受理的, 执行法院应当解除被执行人的财产保全措施;6.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 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程序;7.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 执行法院继续进行执行程序。

根据上述对于最高院关于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出, 司法解释中已经较为详细地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条件, 及相关法院的操作流程, 条文规定的步骤较为清晰, 具有较强操作性, 极大方便法院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但是看似已经完善的规定, 深入去分析就会发现其中仍然存在值得注意和讨论的问题。

第一, 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条件而言, 法院启动该程序必须得到至少一位申请执行人的同意, 或者是被执行人的同意。而不是法院按职权让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这符合了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企业破产我国实行的是破产申请主义而非破产宣告的职权主义。因此, 必须体现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意思。那么应当如何保障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这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二,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缺乏同意转入破产程序的动力。首先, 申请执行人不愿意转入破产程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 属于个别清偿债务的行为, 虽然债务人暂时没有财产可以清偿, 但是进入执行程序通过反复恢复执行, 即使不能全部清偿债务也能得到一部分的清偿。但是如果进入了破产程序, 意味着要跟其他债权人一起受偿, 就必然会降低自己的受偿比例。所以申请人宁愿反复恢复执行也不愿意转入破产程序。2.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成本, 破产程序所产生的费用比执行程序产生的费用高, 并且两者产生的费用最终都由债权人承担, 导致债权人不愿意启动破产程序。其次, 被执行人不愿意转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意味着要对被执行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全面清查, 企业的市场主体资格丧失, 通过财务审计就会暴露出企业经营中存在的不规范甚至是违法问题, 相关责任人会遭到追责。并且实际中, 许多企业由于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股权纠纷等原因不能正常按照决策机制作出启动破产的意思表示。因此要被执行人同意转入破产程序比较困难。

第三, 法院难以协调当事人的冲突而强制转入破产程序。对于债权人众多的执行案件, 即使有一位申请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同意由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但是众多的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不同, 债权债务关系复杂, 债权性质不同, 所期望得到的利益、目的都不相同, 因此对于转入破产程序的态度自然不一样。正如, 获得查封保全的债权人与无查封保全的债权人, 后者更乐于转入破产程序, 因为一旦进入破产程序, 查封保全措施需要被解除, 即债权人不能就查封保全的财产进行受偿, 而这部分财产在破产财产中进行分配。劳动债权人与担保债权人, 前者更乐于转入破产程序, 因为在破产程序中, 劳动债权人优先于担保债权人的受偿, 而在执行程序中法律则无这样的规定。众口难调, 即使依据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法院可以将符合条件的案件转入破产程序, 但是如果众多利益相关人都反对进入破产程序, 法院难以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所以即使法律与司法解释对于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作了规定,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案件也难以完全依照相关规定操作, 即使强制进入破产程序也与公平清偿债务的目的相悖。

第四, 对于被执行的企业法人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这一项条件分析, 在执行程序中认定被执行企业法人是否达到上述情形, 与民事执行制度确实存在目的及功能上的冲突, 并且实践中也有难度。司法解释中未明确执行法院判断上述情形要做到何种程度, 是否需要证明企业法人已达到上述情形才符合该条件规定。

四、完善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建议

上述分析执行程序移送破产程序机制时存在的问题有四处, 下面将有针对性地提出笔者总结的一些想法与建议。

第一, 司法解释规定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时需要至少一位申请执行人同意或者被执行人同意。换言之, 司法解释还是遵循我国法律对破产制度的规定是依申请破产而非强制性的职权主义破产。但是“同意”与“申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较为被动, 是由法院提出有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然后征求申请人与被执行人的同意。后者则是主动提出启动破产程序, 两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 也有人将此项规定看作是“半职权化”的启动模式。因此, 保证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意思真实表示至关重要。执行法院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当事人转入破产程序与不转入破产程序的相关法律后果, 再有执行当事人作出是否同意转入破产程序的决定, 并且书面告知法院。保证执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二, 法院应当把握好在执行案件中那位申请人更有机会倾向于同意进入破产程序, 如上文提及的相对于获得查封保全的债权人而言, 未获得查封保全的债权人更倾向于进入破产程序;对于拥有抵押权的债权人, 劳动债权人更倾向于进入破产程序, 相对于众多债权人而言, 有望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债务人也更倾向于进入破产程序。法院在对待不同执行案件时如果能把握好当事人之间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 也能使进入破产程序的机会更大。如温州市中院出台的《关于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的会议纪要》中对于抵押物优先处置的做法, 将抵押物的处置周期缩短, 即法院根据实际情况, 优先处置抵押物。在执行程序中已经进行的抵押物处置不因案件的移送而终止, 以此调动抵押权人同意移送破产程序的积极性。

第三, 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由原来的只能依申请启动到如今可以依同意启动, 明显强化了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职权。笔者认为, 其符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需求。原因有两个方面:1.受传统观念影响, 企业通常都是有进无出, 企业破产制度难以启动, 该破产的企业不破产是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2.许多企业都已经摆脱了私有领域, 而在社会中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企业的存续问题不仅涉及股东、企业相关人员、债务人也是全社会的问题, 对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 在我国还未建立起以企业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秩序, 以及还未普及现代企业破产理念时, 加强法院在启动破产程序时的职权具有实际意义。依同意启动的破产程序虽然比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更为合理, 但没有摆脱私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笔者建议应当以当事人自愿启动为主、职权启动为辅的方式使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对于职权启动破产程序的条件加以严格限制。如申请执行人数众多且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因为申请执行人数众多又出现执行不能问题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被执行人明显达到破产标准但难以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案件。出现这类涉众案件, 法院可以依照职权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以保证债务的公平清偿以及市场秩序的稳定。

第四, 对于法院如何判断被执行人是否达到《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企业可以进入破产程序的标准, 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讲, 在执行程序中法院无需判断被执行企业是否已经达到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状态, 但如果案件处于执行不能的情形, 法院就需要对企业全面的财产状况进行审查才能确定企业是否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 实践中执行法院应当做何种程度的判断并未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执行法院只需要根据案件材料作出判断即可, 不需要达到证明的程度。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根据案件材料进行判断, 其准确性较低, 移送被退回的机率也相应增加。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在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加入强制清算程序, 即被执行人拒绝履行清偿义务, 执行法院又找不到可以执行的财产, 执行法院就可以依职权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清算, 待强制清算后如果发现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 再向相关法院移送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如此一来, 执行法院可以更清楚了解企业的财产状况, 被执行人还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直接执行, 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再移送破产程序, 也可以减少案件被退回的机率, 节省诉讼时间和成本。

五、结语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看似只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即可完成,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要顾及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加之实践的多变, 也可能使得即使有法律法规规定也不能很好的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因此, 对于一项制度的出台必须经过反复讨论与锤炼, 不断查漏补缺, 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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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静波.执行与破产程序相衔接立案实务研究[J].人民司法 (应用版) , 2013 (7) .

[3]郭洁.论强化法院对涉众案件执行转接破产程序的职权干预[J].法学, 2016 (2) .

[4]徐建新, 汝明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实务探索[N].人民法院报, 2015-6-10.

[5]徐建新, 汝明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实务探索[N].人民法院报, 2015-6-10.

[6]郭洁.论强化法院对涉众案件执行转接破产程序的职权干预[J].法学, 2016 (2) .

程序和机制 篇5

第一条 为净化公共互联网网络环境，保护用户权益，维护网络安全，有效防范和处置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制定本机制。

第二条 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是指运行于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具有移动通信功能的移动终端之上，存在窃听用户通话、窃取用户信息、破坏用户数据、擅自使用付费业务、发送垃圾信息、推送广告或欺诈信息、影响移动终端运行、危害互联网网络安全等恶意行为的计算机程序。

第三条 本机制适用于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及其传播服务器、控制服务器的监测和处置。

第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组织、监督全国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监测和处置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负责具体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通信管理局）指导、组织、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监测和处置工作。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以下简称CNCERT）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负责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样本进行认定命名，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进行监测、分析、通报，协调处置传播服务器、控制服务器和攻击源。

移动通信运营企业负责报送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疑似样本，对CNCERT认定通报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进行监测、处置和反馈，为本单位所服务的用户提供信息提示和查杀技术咨询。

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负责对CNCERT通报的由自身管理的恶意域名进行处置。

第五条 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IDC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在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托管服务、域名注册解析等服务时，应在与用户签订的服务协议、合同中约定用户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责任。

第六条 移动通信运营企业、CNCERT应不断提高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样本捕获和监测处置能力，建设完善相关技术平台。移动通信运营企业应具备覆盖本企业网内的监测处置能力,CNCERT应具备跨不同企业移动互联网的监测能力。

第七条 CNCERT、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处置机制，加强协同配合，共同做好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监测和处置工作。

第八条 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共四级。

特别重大事件：单个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造成用户通信费用损失累计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24小时内受感染用户规模超过十万个手机号码，对社会造成特别重大影响。

重大事件：单个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造成用户通信费用损失累计超过五百万元人民币，或24小时内受感染用户规模超过五万个手机号码，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较大事件：单个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造成用户通信费用损失累计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或24小时内受感染用户规模超过一万个手机号码，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

一般事件：发生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事件，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未造成上述后果。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分级规范进行修订。

第九条 样本捕获与认定命名

（一）移动通信运营企业自主捕获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疑似恶意程序样本，应于发现后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命名建议，在3个工作日内将样本和分析结果报送CNCERT（报送格式见附件一）。

（二）CNCERT汇总自主捕获、移动通信运营企业报送和从其他渠道收集的疑似恶意程序样本，依据《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描述格式》进行分析、认定和命名，将认定结果和处置建议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各样本报送单位和相关通信管理局（反馈格式见附件二）。

第十条 事件监测和通报

（一）CNCERT、移动通信运营企业负责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进行监测。

（二）移动通信运营企业按照本机制第八条规定，对监测到的事件进行分级。特别重大、重大事件应在发现后2小时内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抄报相关通信管理局和CNCERT；较大事件应在发现后4小时内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抄报相关通信管理局和CNCERT；一般事件应按约定电子接口方式报CNCERT汇总（较大以上事件报送格式见附件三）。

（三）CNCERT汇总自主监测、移动通信运营企业报送和从其他渠道收集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事件，对事件情况开展综合分析、分级。特别重大、重大事件应在发现后2小时内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抄报相关通信管理局；较大事件应在发现后4小时内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抄报相关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认为必要时，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研判。事件情况及研判结果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直接或委托CNCERT通报相关单位。一般事件由CNCERT每月汇总，按照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办法规定通报监测情况（较大以上事件通报格式见附件四）。

第十一条 事件处置和反馈

CNCERT、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应按如下要求进行处置：

（一）移动通信运营企业通过自有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监测处置平台采取处置措施。对于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事件，向本单位所服务的用户提供信息提示和查杀技术咨询。

（二）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和传播服务器使用的恶意域名进行处置。

（三）CNCERT对境外注册的恶意域名进行协调处置。

（四）反馈事件的处置情况。特别重大、重大事件的处置情况应在接到事件通报后2小时内向CNCERT反馈；较大事件的处置情况应在接到事件通报后4小时内向CNCERT反馈；一般事件的处置情况应按月度汇总后以电子表格形式向CNCERT反馈（较大以上事件反馈格式见附件五）。

（五）CNCERT验证处置情况。特别重大、重大事件应在接到处置单位反馈后2小时内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通信管理局和处置单位反馈验证结果；较大事件应在接到处置单位反馈后4小时内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通信管理局和处置单位反馈验证结果；一般事件无需验证。

第十二条 CNCERT、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应留存所监测和处置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相关数据或资料以备查验。数据或资料保存时间为60天。

第十三条 CNCERT、移动通信运营企业、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应保护用户正当权益，加强用户信息保护，规范处置流程，建立用户投诉机制，妥善解决用户争议。

第十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会商制度，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研讨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相关问题及应对策略。

第十五条 较大以上事件通报和反馈应按照统一表格以书面方式报送，紧急情况下，可以先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后补书面材料。

第十六条 对于国家举办重要活动等特殊时期，对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监测和处置工作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相关单位应将本单位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监测和处置工作主管领导和责任部门负责人、联系人、联系方式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抄送CNCERT。以上信息发生变更，应在3个工作日内报送变更情况。

第十八条 对于涉嫌制作、传播恶意程序或利用恶意程序牟利的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及其他合作伙伴等，移动通信运营企业应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对其进行处理，并报当地通信管理局依法处罚。对于涉嫌犯罪的事件，应报请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各单位开展信息报送应遵循及时、客观、准确、完整的原则，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对各单位信息报送情况进行通报。

第二十条 各通信管理局应依据本机制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相关工作。

第二十一条 本机制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一：移动互联网疑似恶意程序样本报送表 附件二：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样本认定信息表

程序和机制 篇6

第一，对应性原则。民事程序分为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三者在本质特性和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其遵循不同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以及具体制度和规则，因此，在为这三类程序配置救济机制时也应契合其各自的特性。在建构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对应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以确保救济方式与程序类型、制度功能及自身属性相适应

第二，比例原则。在配置救济机制时还需要考量作为救济对象的权利的重要性程度、救济路径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不同性质救济方式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当事人意思的作用等因素，因此应遵循比例原则。确保救济力度与权利的重要性相适应、救济方式与救济对象相适应、救济方案与当事人意思相协调，并理顺救济机制体系内部的适用顺位。

第三，效益原则。若想让救济机制以更加协调和高效的方式运行，还需要将及时、有效、经济原则也即效益原则融入到制度设计和施行的过程中：一方面，确保救济成本与救济收益相适应、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相兼容；另一方面，确保救济机制的平等性和救济程序相关主体间权益的衡平性。在配置救济机制时应当与相应程序所特有的价值侧重相一致，同时关注救济程序中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避免对当事人或某一方当事人的过度保障。

以上述三项基本原则为指引，以刚刚公布的新《民诉解释》为依据，在建构和优化我国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的过程中，还应当关注机制系统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以及内外部关系之间的协调性和衔接性。逐步建构救济多样化、救济力度有层次性和不同救济手段具有协调性的民事程序权利救济机制。

程序和机制 篇7

随着IT系统的日益庞大和复杂, 人们对系统运行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 为了防止长期运行的程序出现疲劳和进程假死, 通常需要每日周期性地执行重启; 另一方面,大型系统往往都需要通过重启进行日切, 以便为下一日的运行做好准备。

通过周期性的定时停止和重启程序, 能有效地提升系统运行的健康水平, 从而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然而, 如果通过人工方式对程序的定时停止和重启进行调度, 将面对如下问题:

(1) 重复劳动 , 耗时费力 。

(2) 人工操作 风险 , 相当不可靠 。

(3) 若人为失误还 可能导致生产 事故。

那么, 能不能通过程序自身具备自我调度的能力呢? 将详细描述一种基于Windows计划任务实现程序自我调度的机制与方法。

2 技术实现

Windows操作系统 有一个Task Scheduler的后台服务 , 该服务可以用于定时执行指定的任务。该服务在控制面板中的视图如图1所示。

该服务通常是随操作系统自动启动的, 如果没有, 如图所示设为自动启动。

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程序通过自身的系统配置功能, 产生合乎要求的系统调度文件, 通过执行调度文件向Windows操作系统 的计划任 务服务注册定 时任务 , 定时任务 将会实现程序自身的定时关闭和重启。

总体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下面详细说明关键的技术实现。

2.1 通过系统配置产生调度文件

为了实现程序的自我调度中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的灵活配置, 需要开发实现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的灵活配置 功能 ,以便在实际运行中根据需要改变调度时间。

在Delphi集成开发环境中建立一个Self Scheduler的工程,新建一个系统配置的窗口, 分别放置两个TDate Time Picker的控件, 命名为dtp Start Time和dtp End Time, 提供用户对时间的选择功能。系统配置功能界面设计如图4所示。

当用户点击确定后, 需要根据用户输入的时间信息, 产生一个调度文件, 关键代码如下:

2.1.1 对输入的时间进行合法性校验

由于时间必须合法, 否则将导致后续无法注册调度任务,所以首先需要对输入的时间进行检查, 位数不足则需要补足:

2.1.2 创建启动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

(1) 在函数的 局部变量 定义处 , 加入对程序命令字 符串的定义和启动程序的批处理文件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用到了Delphi文本文件类Text File,因为启动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本质上是一个文本文件, 利用这个类很容易产生一个文本文件。

(2) 为确保每 次产生新 的调度文件 时能可靠的 完成更新 ,先删除现有的调度文件 (如果存在现有调度文件的话):

(3) 通过将启 动命令字符串 写入一个文件 的方式 , 在程序的当前目录创建一个启动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 注意文件的扩展名应该是“.bat”, 后续可以被调度文件执行:

通过上述代码, 即可在程序当前路径下创建一个启动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该文件的一个例子如图5所示。

请注意:

(1) 若当前路 径与图5中的不同 , 则路径会 有所不同 ,程序已经能够自动根据当前路径生成对应的启动文件。

(2) 其中的“Self Scheduler.exe”就是程 序自身的 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名, 需要严格一致。

2.1.3 创建停止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

与创建启动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类似, 首先加入程序命令字符串的定义和停止程序的批处理文件的定义:

同样需要检测是否存在旧的停止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若存在则先清理:

接下来把停止程序的命令写入停止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

形成的停止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实例如图6所示。

2.1.4 创建向 Windows 计划任务服务注册计划任务的批处理文件

现在需要创建能够把启动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和停止程序自身的批处理文件作为计划任务注册到Windows计划任务服务的批处理文件, 也就是真正的调度文件。相关代码如下:

添加局部变量定义:

检测和清理当前的调度文件:

接下来, 最关键的是要构造添加Windows计划任务的命令字符串:

然后将上述命令写入调度文件:

形成的一个调度文件的实例如图7所示。

此调度文件中第一个命令为:

“schtasks /Create /F /SC DAILY /TN STARTUFS /TR E:MyworkfilesSelf SchedulerStart UFS.bat /ST 22:50:00” , 它的含义是 , 告诉操作 系统的计 划任务服 务 , 请强制创 建一个名 为“STARTUFS”的Windows计划任务 , 在每天的22: 50: 00运行“E:MyworkfilesSelf SchedulerStart UFS.bat”这个批处理文件,而这个“Start UFS.bat”将启动程序自身, 即Self Scheduler.exe。

第二个命令为:

“schtasks /Create /F /SC DAILY /TN STOPUFS /TR E:MyworkfilesSelf SchedulerStop UFS.bat /ST 22:40:00” , 它将创建 另一个Windows计划任务, 在每天的22: 40: 00停止在运行中的Self Scheduler.exe进程。

2.2 通过 Shell Execute 执行调度文件

在2.1中创建的调度文件, 还需要运行一次才能向Windows的计划任 务服务添加定 时任务。 通过下面的 代码可以 启动并执行一次调度文件, 从而告诉操作系统何时应该停止程序, 以及何时应该智能唤醒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代码是通过Shell Execute来运行外部程序的, 需要在Delphi的单元文件头部加入对Shell Api的引用, 如下所示:

3 运行效果

3.1 定时唤醒

当配置的启动时间到来时, Windows操作系统的计划任务服务会自动执行添加的启动程序的计划任务, 在无需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实现自动启动程序。

3.2 定时停止

同样地, 当配置的停止时间到来时, Windows操作系统的计划任务服务会自动执行添加的停止程序自身的计划 任务 ,程序将自动关闭。

4 结语

论我国刑事程序性裁判的保障机制 篇8

在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没有出台之前, 虽然有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 但是由于欠缺相应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通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实际上很难被排除, 同时刑讯逼供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好在该规定已经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 它不但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毋庸置疑, 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一个如何来运行程序性裁判的问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这里所说的程序性裁判主要是指法院对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其他参与刑事司法活动的官员是否违反诉讼程序, 有无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所作的专门性裁判活动”。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借鉴引进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公权力机关权力过于庞大、缺乏制约, 公民基本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但是值得我们尤为注意的是, 仅仅只是一种制度本身的引进可能并不见得就能真正解决问题, 程序性裁判制度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以下一些保障机制的完善。

2 程序性辩护制度的完善

程序性裁判作为一种特殊的裁判形态, 对于专门的司法工作人员来讲也是一个新生事物, 从这种制度当中所蕴涵的法律理念到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可能需要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 而对于很多没有多少法律知识尤其是程序观念的被告人来讲, 要想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申请启动程序性裁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更是难上加难, 这时被告人当然就需要通过辩护律师的帮助来辨别哪些行为可能属于程序违法行为、有哪些救济途径, 如何才能获得最有效的救济、进而启动相应的程序, 这种所谓“最好的辩护”, 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立于实体性辩护的程序性辩护, 也被称之为“攻击性辩护”或者“诉讼程序合法性之辩护”。被告人一方之所以要提出这种辩护请求, 就是要通过促使法庭对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程序加以司法审查, 从而要求法庭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宣告相关的诉讼行为无效。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 “作为诉权行使的主要方式, 程序性辩护所要启动的是一种独立的程序合法性之司法审查程序。而如果不具有诉诸司法程序、引起司法裁判的能力和效果, 程序性辩护就不会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同时, 作为一种‘为权利而斗争’的保障机制, 程序性辩护所要维护的其实就是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实现。”但是在我们国家, 律师真正想要给被告人有所辩护甚至来作这种所谓的“程序性辩护”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甚至会有很大的风险。在司法实践中, 就连律师想要见一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非常不容易。就算是非涉密案件, 也要经过层层审批或变相批准, 或者直接以办案人员不在为由, 拖延会见日期的安排。即使到了法庭之上, 情况也未必有多好:“你辩你的, 我判我的”并非只是个别现象, 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等于是在走过场, 甚至有法官扬言:“你不辩我还可以少判几年, 你要辩我就要多判几年……”

要完善这种程序性辩护制度,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保障这样一些程序性辩护权利的充分实现:一是提出异议权。当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 当然有权就相应的侦查、公诉或者审判行为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其违法和无效的诉讼请求。二是提出证据证明支持异议的权利。在被告人申请启动了程序性裁判之后, 虽然不用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 但被告人一方当然有权提出证据来积极地证明自己的主张, 从而引起法官的充分注意。这里可能有个前提性的条件, 就是尤其要注意保障律师取证的权利。三是获得裁判的权利。作为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主要方式, 一旦启动了相应的诉讼程序, 就必须要尽量保证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作出裁判。四是针对裁判获得救济的权利。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服时, 应有机会获得上级法院的再次审理。其次, 要进一步促使我国刑事诉讼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 从而尽可能地保障被追诉人各项诉讼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地行使和实现, 并最终做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所谓“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整个刑事程序中, 审判程序是中心, 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侦查、起诉、预审等程序中主管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 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可以想象, 就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而言, 如果还是实行侦查中心主义, 不管被告人一方提出了多么充分的程序性辩护, 法院也是很难通过所谓的程序性裁判来宣告受到直接影响的证据无效的。

3 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

一方面, 司法改革涉及的范围尽管广泛, 但最终都要化解和归结为程序问题——要使中国的司法改革有所突破, 在一定意义上就必须通过完善程序性裁判消除程序性违法现象, 进而重塑司法形象;另一方面, 构建程序性裁判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制定规则, 要想得以有效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待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按照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是司法机关,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当然有权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否遵守法定程序进行监督, 一旦发现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侦查活动或者审判活动中有程序性违法行为, 就要通过一定的措施督促纠正。但是问题恰恰在于, 一方面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从性质上来讲都是追诉机关, 自己监督自己肯定不行;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法庭之上的公诉机关充其量就是相当于原告的一方当事人, 作为当事人又怎么可以反过来监督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呢?

因此, 首先还是应该确立法院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因为:在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 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一旦可能实施了侵害公民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就必然要求由更为中立、超然的法院通过一种独立的程序性裁判予以司法审查, 甚至宣告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直接影响的证据、起诉、判决等无效。其次, 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这种程序性裁判往往是由受到程序性违法行为侵害的被告人通过行使诉权来启动的, 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则成了被控告的一方;对程序性事实的证明一般也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由控诉方 (公诉机关) 来承担, 证明标准相对于实体问题也要低一些。在此过程中, 争议双方当然可以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质证、辩论, 对法院就该争议事项所作出的裁定不服的还应有权申请上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再次, 明确法官独立。法官不独立, 很难做到控审分离、严守中立;法官不独立, 程序性裁判就很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摆设。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关注更多的不是自身以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是否有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存在, 而是某上级领导的意见或者是某种社会舆论的导向……

4 宪政制度的完善

在法治国家, 司法审查理念是与宪政思想紧密相连的, 宪政的核心就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和保障个人私权利;而宪法则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高宪章, 公民基本权利的法理依据就是宪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宪政制度是程序性裁判最根本的制度依据, 因为刑事程序性裁判作为一种司法审查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重要宗旨的:通过程序性裁判, “刑事诉讼法所制裁的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而应当是那些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甚至宪法权利的行为。这样, 程序性违法行为就因为其侵权性质而有了加以严厉制裁的正当性”。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行为, 其实就是对公民人格尊严、身体健康和生命权的侵犯;而非法搜查和扣押行为, 则是对公民住宅安全权、隐私权、财产权的侵犯。正如克劳思·罗科信教授所言, “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为严峻的一项, 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该项刑罚之执行亦正意味着, 为了大众之安全利益而完全地忽视了犯罪行为人之自由利益。也正因为如此, 使得团体与个人之利益绝无仅见地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重大的冲突, 而这种在法律上所做之利益权衡正象征性地说明了在一般公共事务中考量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时, 刑事诉讼法就成了国家基本法的测震器”。一方面, 刑事诉讼法被人们称之为是“活的宪法”, “人权保护法”, 是宪政制度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生动反映;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宪政制度的支持,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难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来看, 宪法裁判或者说宪法法院已经是很多国家处理诉讼案件的最后审级, 这种最终意义上的程序性裁判更是将诉讼法和宪法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也就提醒我们, 只有将刑事程序性裁判上升到宪法层面, 才能使其更加实质有效地救济公民权利和维护宪政秩序!

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在我国设立宪法审查委员会来专门处理违宪之诉,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 当然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实现与刑事程序性裁判的充分衔接。

摘要：刑事裁判当然包括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 两者不可或缺且后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我国, 正是由于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程序性违法现象还是比较严重。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某种制度本身的借鉴引进可能并不见得就能真正解决问题, 程序性裁判机制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司法体制、宪政制度等保障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程序性裁判,保障机制,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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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J].现代法学, 1999 (4) :93.

程序和机制 篇9

一、运用“程序合作”机制构建的高校综合档案管理模式

高校档案管理机构应根据“27号令”和国家档案局“8号令”等法规要求，制订“学校各类综合档案管理细则”和“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各立卷单位（部门、院系）成立相应的“综合档案工作小组”，按照学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的工作职责开展工作，做好“三纳入、四同步”等工作，并对本单位档案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在人员、经费、场所、装具和信息化设备等方面创造相应档案管理条件。条件较好的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档案分室”，作为学校档案管理机构的分支开展工作。高校各级各类纪念馆、陈列室自建立起应自行成为学校档案管理机构逻辑上的“分支机构”，并履行档案分室的工作职责。档案分室在行政上属设立单位管理，在业务上接受档案管理机构监督指导。

由高校档案管理机构“集中”管理的综合档案，根据工作流程须实行“流程”分级分层管理，即：根据归档范围必须移交档案管理机构的档案，在移交前的管理责任在档案产生的各立卷单位（部门和院系），移交后的管理责任在档案管理机构。高校综合档案有些可以实行“实体”分级分层管理，即具有特殊性的档案实体由各立卷单位根据档案管理规范在本单位进行管理。这部分档案包括短期保存的档案、特殊条件保管的档案、相对独立并利用频繁的档案，比如财会类档案、仪器设备类档案、本科教学评估档案和学校各级各类纪念馆、陈列室保存的档案材料。这部分档案的归档范围参照“学校各类综合档案管理细则”和“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并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确定。“实体”分级分层管理的档案实体虽然无须或暂时无须移交，但其案卷目录及文件目录，或纪念馆、陈列室所保存的图片、声像材料目录，必须按时移交学校档案管理机构保管，纳入学校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实体”分级分层管理及档案分室管理的档案资源，若要销毁，必须报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同意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操作。

高校综合档案管理还必须考虑到由院系工作产生的档案材料。目前，高校综合档案立卷单位一般为机关职能部门，但作为办学实体的院系会产生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除了按规定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归档移交的档案材料外，剩余的档案材料也是学校档案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应根据有关规定制订“院系综合档案工作意见”和“院系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加强管理，尤其要将院系教学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工作中产生的有保存价值的声像图片（如学生活动照片、毕业照片、学位照片等）资料纳入综合档案管理范围。院系产生的永久档案和机关部门要求归档的材料，必须及时整理、向相关立卷单位移交，并按“流程”分级分层管理的要求，统一移交到学校档案管理机构集中管理；其他短期保管的档案资料和适应院系工作需要但不属于机关部门要求归档的材料，应实行“实体”分级分层管理，由院系自行保管，但其案卷目录及文件目录必须按时移交学校档案管理机构保管，纳入学校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体系。

二、运用“程序合作”机制构建的高校人事档案管理模式

高校人事档案包括全校干部和一般教职工、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死亡人员的档案。在职和离退休人员档案按照工作流程实行“流程”分级分层管理（死亡人员档案由档案管理机构内部按规定移交管理）。按照《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人事档案不能实行“实体”分级分层管理，必须按时移交集中管理机构。

高校各部门（单位）、各院系应成立“人事档案工作小组”，由分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任组长、相关秘书（兼职档案员）为组员，按照《干部档案工作条件》等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各单位必须做好人事档案工作计划、总结和检查、考核等工作。人事档案必须在材料形成后及时移交档案管理机构；学校新进人员档案材料，必须由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收集、整理并审定后及时移交档案管理机构。根据部门职能范围，目前高校与处级干部管理工作相关的人事档案，属组织部门管理的责任范围；与科级干部管理工作相关的人事档案和全校教职工的人事档案（含处级、科级干部在“干部管理工作”以外的人事档案信息），属人事部门管理的责任范围。

高校各部门（单位）、各院系应明确专人（相关秘书）在学校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的工作领导、指导下，同时在档案管理机构的业务监督、指导下，开展人事档案的管理和业务工作，负责做好平时材料收集、整理和归档移交。组织、人事部门与档案管理机构的责任区分，主要体现在管理与业务的不同内容上，组织、人事部门应在管理上加强对全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领导与指导，对全校提出工作指令性要求，负责人事档案材料的生成定性、审核把关等工作，并将形成的档案实体（纸质和电子文档）直接或指令相关部门（单位）、院系的承办专人及时移交档案管理机构保管。档案管理机构应在业务上加强对全校人事档案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对全校提出业务规范性要求，负责人事档案材料的接收、保管、转递、信息化建设及提供利用工作，并根据人事档案管理规定及时对各部门（单位）、各院系提出档案收集、整理和归档的业务要求。

各部门（单位）、各院系直接移交档案管理机构的人事档案材料，必须办理相应的移交手续；人事档案材料，在移交档案管理机构前的管理责任在组织、人事部门或相关部门（单位）、院系，移交后的管理责任在档案管理机构；人事档案材料中所缺材料的补充工作和原有信息数据需重新审核定性的工作，由组织、人事部门分别负责，档案管理机构在业务上配合。

三、运用“程序合作”机制构建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模式

高校学生档案包括学校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研究生档案和本科生档案，是指学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学生个人经历、德才能绩、学习工作表现并以学生为单位集中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字、表格及其他载体形式的历史记录。学生档案按照工作流程实行“流程”分级分层管理，不能实行“实体”分级分层管理。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应根据有关档案管理法规，制订《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各院系应成立“学生档案工作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任组长，研究生秘书或辅导员、班主任（兼职档案员）为组员，按照学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展工作；同时做好计划、总结和检查、考核等工作。各院系应针对研究生和本科生档案管理的特点，及时将新生档案和毕业生档案收集齐全并整理、编目后移交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同时办理移交手续。学生在读期间形成的各类档案材料，由各院系安排专人（辅导员、班主任）收集、保管，学生毕业时一并集中归档移交；产生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学生档案材料，由职能部门按照学生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收集、保管和归档移交工作。没有按时毕业的学生档案，其材料形成后应及时归档移交。

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管理职能部门与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在学生档案管理中应有责任区分。研究生和本科生管理职能部门应在工作管理上加强对全校学生档案工作的领导与指导，在新生档案、在校生档案材料和毕业生档案管理过程中做好宣传动员和工作布置，比如在招生工作过程中发布新生档案接收通知，接收单位为各相关院系，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发布毕业生档案归档（收集、整理）通知，接收单位为档案管理机构；学校档案管理机构应在工作业务上加强对全校学生档案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做好学生档案的鉴别、接收、保管、信息化建设、查考利用和转递工作，并根据学生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配合职能部门对各院系提出学生档案收集、整理和归档的业务要求。学生档案在移交档案管理机构前的管理责任在各院系，移交后的管理责任在档案管理机构。

“程序合作”机制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运用是一种新的探索, 以其构建的档案管理模式能够提高档案资源的利用效率。

摘要：“程序合作”机制是一种“非同质的正式合作”模式。运用“程序合作”机制构建高校档案新的管理模式, 能够为高校档案工作提供科学的管理和业务机制, 提高档案资源和利用“两个体系”建设的效率。

关键词：高校档案管理,“程序合作”,机制创新

参考文献

程序和机制 篇10

刑事冤案一般是针对无罪的人而被错判为有罪的案件, 也就是仅仅是对有罪和无罪的认定发生错判, 而不是对于罪大或罪小等定罪、量刑之类的问题进行认定;同时, 刑事冤案是针对法院生效的有罪判决案件进行, 而不是基于对法院未生效的案件进行。简言之, 就是被追诉者没有实施犯罪而被认定实施了犯罪的案件。

冤案与假案、错案有着明显区分, 假案是犯罪事实根本不存在, 而是基于某种不良动机人为地虚构捏造案件事实, 最终对所谓的“被告人”进行刑事判决;错案是存在犯罪事实, 但是法院在定罪或量刑方面出现错误而予以一定的错判。

二、刑事诉讼程序违法情形造成冤案的主要成因

(一) 刑事侦查过程之中的违法情形

一是一些司法机关采取有罪推定原则。首先是公安机关表现方面:基于一旦立案追究而被视为罪犯的思维定势在一些公安人员之中占有较大的空间, 使得公安人员不惜动用刑讯逼供等方式来印证自己推断的案件事实过程。其次是检察机关表现方面:审查起诉阶段采取补充侦查后, 即便案件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也要向法院起诉。最后是法院表现方面:审判阶段往往重视庭前有罪“口供”, 即便案件存在很大漏洞, 也采取疑罪从轻进行判刑。而随着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但是依然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 这就使得条文有逻辑前后矛盾之嫌。

(二) 刑事审查起诉过程之中的违法情形

作为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部门即检察机关, 现行刑事审查起诉程序主要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审查公诉条件是否具备, 也就是检察机关独自进行而没有其它程序 (如听证程序) 和控辩双方参与, 即便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听取辩护意见, 实施者也是不多。这样,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方式具有单方性, 使得冤案难以有效在审查起诉环节予以过滤。

(三) 刑事审判过程之中的违法情形

一是存在管辖错误情形。在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仍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犯罪事实后, 相关部门就会对管辖进行协调变动, 将其“降格处理”到基层检察院与基层法院, 这就意味着案件的刑罚降低, 表面上具有“宽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处理效果, 但实质上却是部分司法机关规避责任的手段, 使得刑事冤案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存在刑事庭审虚化情形。主要是存在举证责任虚化、质证虚化、认证虚化、裁判虚化等情形, 前三者虚化就是相关人员本应该出庭而没有出庭而直接以各种笔录文件作为审判证据, 裁判虚化是法庭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直接提交审判委员会进行裁决。这样, 庭审徒有虚名, 给冤案形成也就有了漏洞。

三、刑事冤案的预防对策

一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对所控罪行的举证责任由检控方承担, 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时推定被告无罪, 即遵从疑罪从无原则进行。换言之, 被告在检方所指控的罪名不足以成立时即推定无罪。无罪推定原则强调任何人未经正当、合法的审判程序不得被认定有罪, 是刑事程序中被刑事追究的人所拥有

的一项程序保障。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把无罪推定原则予以明确规定, 仅是将其基本精神渗透在一些条文之中。为此, 需要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二是确立有限度的沉默权。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司法机关人员的讯问有权拒绝回答, 并对此不会给予不利的法律后果的权利。该项权利缘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 是赋予公民权利对抗公权力滥用的平衡程序保障。而基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考量, 可以确立有限度的沉默权。具体而言, 就是在讯问当中, 犯罪嫌疑人有选择是否陈述案情的权利, 废除“如实供述义务”规定;同时增加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之中的讯问犯罪嫌疑人, 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 检察机关应当终止讯问。

四、刑事冤案的纠正机制

刑事冤案发生必须有一定的纠正机制来加以慰藉受害者的身心损害, 使得冤案仅是存在部分时间而不是永久被冤, 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救济措施来恢复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威慑力。而我国现有的审判监督程序为纠正冤案提供了渠道, 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为此, 基于有效保障程序公平和冤狱者的权益保障, 放弃公诉案件撤回和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冤案纠正方式, 采取立法规定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或法院的判决来纠正冤案。

五、结语

刑事冤案的避免是彰显司法公正的途径之一, 虽然刑事冤案在我国短期内不会全部杜绝, 但是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冤案的发生, 从最大程度上予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从而助力实现依法治国和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自正法, 张波.转型期刑事冤案的预防机制探讨[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4 (5) :95-102.

程序和机制 篇11

摘 要：近年来，许多国家为遵循“重塑社会和谐”的理念，积极探索出一种用以代替刑事审判的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程序。但是，单纯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未考虑到未成年人案件主体的特殊性，偏重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却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内心的审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将心理辅导机制纳入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具体实施中，能够更好地贯彻“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少年”的未成年人司法观。

关键词：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程序；心理辅导机制

一、恢复性司法程序中引入心理辅导机制的必要性

（一）根据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引入辅导机制提升改造效果

十四至十八周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通常具有精力旺盛但支配能力弱、依附性强但认知水平低、兴奋度高但自控能力差等心理特征[1]，因而容易产生偏激或矛盾的认识和行为。通过心理辅导能够矫正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平衡的情况、及时疏堵接受恢复性司法的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杜绝“准犯罪心理”的产生和犯罪心理的“交叉感染”，提高未成年犯罪人员改造的效果，真正使教育、感化、挽救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强调恢复性后果而忽略程序本身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实践中，恢复性司法程序往往强调“重塑社会和谐”的恢复性后果，而忽略程序实现过程中的价值。通说观点认为，恢复性司法把尊重被害人内心需要放在首位[2]，也就更偏向于“修复损害和预防犯罪”，而非在“恢复”过程中实现未成年人的自我修复。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恢复性程序在开展过程中应涵盖对未成年人本身的改造，包括行为和心理的矫正，有利于未成年人从根本上摆脱犯罪的阴影。

（三）单方物质精神“恢复”不是恢复性程序的根本目的

恢复性司法程序主要强调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补偿、提供服务等形式使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生活以及社会秩序、公共政策服务等及时恢复原态，从而使犯罪人获得外界的良好评价，以协助其回归社会。但笔者认为单纯强调被害人的物质、精神修复或社会秩序的修复，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内在的教育、挽救，相反会使未成年人获得“花钱买刑”、“司法有价”等负面信息。因此一味注重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正而忽略其思想、心智的教育、成长将与恢复性程序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

二、心理辅导介入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可行性分析

（一）法律制度逐步完善，推广恢复性司法制度势在必行

在实践中，轻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未成年人案件的“污点封存”、社区观护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为探索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推广运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心理辅导机制的引入做了铺垫。

（二）社会环境的改善为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引入心理辅导提供了可能性

多年来，经广泛宣传和教育，社会大众对未成年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的包容度明显提高，不再强调“劳改犯”、“犯人”等有损人格的称谓，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前科劣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三、在未成年恢复性司法制度中介入心理辅导机制的难点

（一）法律制度障碍

我国法律尚未对恢复性司法程序予以明确界定，各类措施也仅散见于诸多法律法规中。实践中则存在“现有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指导过于原则，司法解释缺少具体操作可行性，部门规章未形成统一规范”等刑事司法缺陷，未能形成体系性、依据性的规范文件，致使心理辅导的介入在执行上缺少依据。

（二）社会思想障碍

虽然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社会包容性有所提高，但社会大众仍会不自觉地与该类人员保持距离，甚至贴上“犯罪标签”。在求学和就业方面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因此，对未成年人实施心理辅导首先要排除其自身的自卑心理及对社会的抵触情绪，为未成年犯罪人员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具体实施困难

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标准和监督机制，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实践操作存在保障不全面、开展不到位、监督不及时的缺陷，心理辅导介入该司法程序，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全覆盖的期间、较为固定的人员和完善的配套机制，避免半途而废或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各类机构、社会团体的互相协调、统筹，是对各个机构分工合作的实际要求。

四、关于心理辅导机制介入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制度构想

（一）心理辅导参与主体及其定位

鉴于心理辅导的专业性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倾向性，该参与主体不应由司法机关或社区帮教人员担当——避免给被害人带来负面影响——而应形成以具有资质的心理咨询机构为主导，专业社工为辅助的阶梯化心理辅导主体。由专业机构制定计划、定时回访，支持专业社工对未成年犯罪人员开展心理关怀和感化，将心理辅导机制渗入日常教育之中。司法机关作为心理辅导机制的监督者、社区作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具体参与者，要定期与心理辅导主体沟通，了解未成年主体在恢复性司法实施中的表现和走向，以不断修改、完善相应计划。

（二）关于心理辅导介入形式

一是心理测试阶段。恢复性司法程序在启动之初即应介入心理辅导，了解未成年犯罪人员的家庭环境及相关情况，观察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作出符合未成年犯罪人员现实特点的心理报告以决定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具体运用；二是心理帮教阶段。在程序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专业机构根据未成年人特点制定心理帮教计划，通过心理咨询师及专业社工的辅导、教育，阶段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员的心理偏差予以矫正，最终为对方构筑积极、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避免因前科劣迹产生消极、悲观、偏激的想法和行为；三是心理评估阶段。在恢复性司法程序运用末期，通过心理辅导力求为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提供帮助，并作出详尽的心理评估，以指导未成年人在结束恢复性司法程序以后的行为模式或适当延长心理辅导机制的运用。最终目的是通过心理辅导的三个阶段使未成年犯罪人员树立良好的行为观和认知观，从而修复未成年人与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恢复性司法程序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的根本目的。

（三）心理辅导机制的监督和监督主体

由于恢复性司法程序倡导的是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司法模式[3]，在其实施过程中司法机关仅起到引领作用，而非裁判或对抗方，因此检察院和法院在恢复性司法程序运行过程中处于中立立场，对未成年犯罪人员修复与被害人、社区等社会关系持积极态度。因此，在心理辅导机制介入的同时需要司法机关作为监督主体予以督促、监督，了解未成年犯罪人员在接受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过程中的具体动态，了解被害人及社区的反馈意见，并与心理辅导机构及相关人员及时沟通，提出建议。

（四）在实施过程中建立流程档案和回访制度

结合恢复性司法程序的相关政策，重视未成年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的需要，在进行心理辅导的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心理档案，对在教育、辅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整理，以制定下一階段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的心理辅导计划。同时，在恢复性司法程序实施完毕后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恢复性司法体系的心理辅导回访机制，对程序实施完毕后的未成年人进行一年、三年、五年的回访调查，了解其在回归社会后的精神需要和心理动态，为构筑长效的心理辅导机制和进一步完善恢复性司法程序提供数据、资料保障，实现良性循环的效用。

参考文献：

[1]杨丽平.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与矫治方法.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0（6）.

[2]程荣斌，侯东亮.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尊重和修复. 西部法学评论，2009（6）.

[3]李波.确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构想.青少年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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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机制 篇12

一、现状

《程序设计基础》是培养学生程序设计能力的重要课程, 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尤为重要。但是,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感觉该课程难以掌握, 学习完后感觉没有用处。综合分析,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教师投入、教学内容

由于我校是独立学院, 成本控制是投资方重点关注的方向。因而多数教师身兼几门课程且课时量很大, 加之还有一些科研任务, 因此, 教师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每门课程,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学产生了负面影响, 例如课堂教学内容无更新, 内容以语法讲解为主等。

此外, 在学校内部, 所有专业的《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基本雷同。在统一化的教学大纲的指导下, 在教学内容、学时、教师投入等因素的限制下, 教师不能积极发挥教学主动性和创造性, 不能较好地将该课程引入到相关专业中来。学生不能从中体会到该课程和自己所学专业的关系。

(二) 教学模式

开设《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学会用计算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法, 增强解决问题的编程实践能力, 为将来从事软件开发及后继课程的学习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奠定基础, 其根本的目的是应用。但目前该课程一般采用教师在课堂上讲概念、讲语法, 学生上机巩固概念、语法的教学模式。这种以教师为中心、把上机作为巩固课堂内容的教学模式, 不能让学生全面地认识和应用所学知识。

并且, 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推进, 多数课程的教学学时都在减少, 按传统的系统性、渐进式教学方式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上述教学模式的最终结果是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目标不明确, 不知道学完后能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最终考试成绩优秀, 但动手能力较差, 不会用该课程的知识来解决本专业的实际问题。

(三)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是教学的指挥棒, 是对教学成果的检验, 也是促进学生认真学习的一种手段。目前多数高校对该课程的考核方式以笔试为主, 试题类型主要有选择题、判断题、填空、程序题, 基本概念是考核的重点。这样的考核方式达不到学习程序设计基础的目的。

首先, 这种考核方式考核的主要是学生对程序设计基本概念的认识, 基本语法的理解, 学生学到的只是对某种程序设计语言的了解。从而使得这门原本实践性强、创造性强的课程变得枯燥乏味。考试过后, 学生又容易忘记所学的内容, 这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其次, 这种考核方式不利于考核学生的真实水平,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现实中, 不少学生不擅长死记硬背, 却能够利用该课程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但在笔试情况下, 这样的实践能力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而打击了学生实践的积极性。

二、应对策略

(一) 调整师资, 根据各学院专业制定教学内容

学院根据该课程的实际情况, 组织成立课程团队, 并制定相应奖惩制度。课程团队由讲授了两次以上该课程, 并且学生评教为优秀的教师组成, 该课程排课时首先排给课程团队成员。团队成员对应专业上课, 并对相应专业负责。学院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进行奖惩。

对应各专业的实际情况, 授课学期前, 要对各学院进行走访, 征求各学院对该课程的需求;学期中要多次进行学生调查, 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 相应老师根据调查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期末要对本学期情况进行总结, 便于下次授课参考。

(二) 改进教学模式

依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 采用以下教学模式。

(1) 案例驱动

改变以往一上课就讲解语法的方式。课堂中先举出一个实际案例, 引起学生的兴趣, 然后根据“案例”分析导出新知识点;通过新知识点的学习, 提出“案例”的解决方案;最后通过举一反三, 分析类似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

(2) 自测学习平台的使用

课后学习是学生提高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此次改革将利用北京大学程序在线评测系统 (http://poj.org/) , 学生可以随时针对某一题目编写程序并提交系统, 几秒钟内就可以获得正确与否的回答;在线讨论区, 学生可以针对每个题目进行讨论, 也可以将自己困惑的代码贴出来请人帮忙;此系统也可以进行学生的考试。

(3) 微课的建设

微课是以阐释某一个知识点或解决某一个问题为目标, 以短小的视频为表现形式, 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基本目的的一种资源。微课是在非物理课堂教学环境下制作完成, 用于虚拟学习环境下的教学或学习, 支持多平台多终端。利用建设好的微课, 可使学生更好的学习。

(三) 转变考核方式

针对笔试的缺陷, 可以利用使用成熟的在线考试系统, 将传统的笔试改为上机考试。另外, 对于学生的学习成绩, 可以通过多次考核来评价。例如, 将学生使用北京大学程序在线评测系统的记录结果作为学习成绩的参考。也可对学生进行综合性实验考核, 鼓励学生开发具有创新性的作品。例如, 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 为每个小组布置一个切实可行的任务, 让学生通过合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最后通过论文或答辩的形式来评价学生。这样不但可以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 更能体现学生的协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实际动手能力和个人素质的提高。

三、总结

本次教学改革虽然是在竞争机制下被迫进行的, 但是让我们懂得了在现代教育冲击下, 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同时我们也学习到了现在教育中的很多新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谢竞博.C语言程序设计教学中的问题及改革建议[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0 (2) :137-140.

[2]方红萍, 陈和平.C语言课程改革与实践[J].电气电子学报, 2007, 27 (5) :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