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度评价（通用7篇）
集约度评价 篇1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是其主要问题之一,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经济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发展。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经过2005年的低谷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到14%以上,但此后资源环境约束表现明显。目前,广东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3 hm2,大约是黑龙江省的1/13多一点,同时,广东省是粮食进口大省,耕地数量限制更严。另一方面,她是最有经济实力的省份之一,具备实现耕地集约利用的基础条件。土地特别是耕地的集约利用,是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的方法之一。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农用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可能比耕地面积减少对粮食安全的威胁更大,呼吁加强农用地内部利用方式与利用程度变化规律研究[1]。本文通过探讨广东省、黑龙江省和日本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过程及其差异,寻找他们与经济发展及政策环境之间的互动规律,参考日本自1950年以来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过程,并对广东省及黑龙江省进行阶段拟合分析,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研究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提出适合广东省的耕地利用方向,对实现耕地利用效率提高及粮食安全保护双重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及指标体系[2,3,4]、集约度构成[5]、变化影响因素及对策[6,7,8,9]、集约利用产生的效应[10]等几个方面。总体来看,研究主要围绕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耕地利用集约水平的评价方法、结果、原因及对策,其中不乏耕地利用集约度区域差异研究[11,12,13],然而,在比较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区域差异后,分析地区经济发展与耕地利用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发展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尤以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进行分析的研究极少见到。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位于中国大陆最南部,介于北纬20°12′-25°31′,东经109°45′-117°20′之间。地势北高南低,境内山地、平原、台地、丘陵交错,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土壤呈偏酸性。全省土地面积为17.98万km2,2008年末人均耕地面积0.03 hm2。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介于北纬43°26′-53°34′,东经121°10′-135°05′之间。地势西北部、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部、西南部低,主要由山地、台地、平原和水面构成,土质肥沃(黑土)。全省土地总面积约47.3万km2,2008年末人均耕地面积0.41hm2。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端,自东北向西南呈弧状延伸,介于北纬20°-46°,东经123°-154°之间,地势中间高、两边低,境内3/4为山地和丘陵,其余1/4为台地、低地与平原,土壤贫瘠,主要为黑土(火山灰)、泥炭土及泛碱土,大部分冲积土已开垦为水田,形成特殊的水田土壤。国土总面积约37.7万km2,2008年末人均耕地面积0.03 hm2。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广东省土地变更数据(1999-2008年)、黑龙江省土地变更数据(1999-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9年)、《黑龙江统计年鉴》(2000-2009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00-2010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0-2010年)、《日本统计年鉴》(1950-2010年)及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业资料。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研究方法
集约度是指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各种物质成本、劳力成本及其资本利息等,是衡量土地集约或粗放程度的一种综合指标[1]。目前,评价耕地利用集约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投入测度,计算单位面积耕地的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二是产出测度,计算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单产、劳动产值等经济产值[14]。分析耕地集约利用的本质特征,考虑的是资本、劳动等经济要素与耕地数量间的替代作用。因此,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既要全面综合、考虑生产效率,更要重视投入、回归本质。为全面反映区域耕地利用实际,综合采用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测度法,利用层次结构模型,建立包含投入强度、利用程度、生产效率及持续状况4方面指标体系,对直接影响耕地生产的原材料投入(种子、肥料和农药),通过便于测度的价值形态统一量纲,成为一个单项指标,其余指标因子则按照其物质形态,根据指标表达式直接计算,再利用功效系数模型,综合评价“三地”耕地利用集约度。
2.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包含:一是建立基础数据的评价可比基础;二是综合测算“三地”耕地利用集约度。
2.2.1 评价可比基础
(1)种植结构差异处理:根据“三地”历年农作物种植结构,按照当年作物类型生产投入量及农产品成本价格,计算该种作物类型的生产成本,再按种植结构比例综合计算该地农作物的地均生产成本,计算方法如式1:
直接生产投入量农作物种植比例i·(种植费+肥料费+农药费)(式1)
式中,i为农作物类型;n为某地农作物种植类型总数。
(2)价格指数转化处理:考虑中日汇率,统一换算为人民币。为消除年际之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准年,按照历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求算各年相对于基准年的总价格指数;再利用各年相应总价格指数转换处理相关数据,从而得到具有可比性质的价值形态,计算方法如式2:
式中,D为总价格指数;N为当年价;M为转换后的可比价。
(3)农业政策差异处理:日本农产品成本收益价格及农业产值指数即使按照同期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仍大幅高于我国水平。《日本贸易政策审查报告》指出,日本农业GDP仅占其GDP总量的1.0%,但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却高达1.4%[15]。为降低日本政府的高额农业补贴政策影响,按每公顷投入计,根据种植结构取多种作物类型的实物形态投入,把农作物生产的价值投入量折回实物,即通过设定面积单元内等量实物的不等量价格来推算差异换算系数。
2.2.2 综合集约度计算
根据“三地”地区特性及指标数值的获取情况,确定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体系及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用公式3和4。
当指标对功效产生正效应时:
当指标对功效产生负效应时:
应用功效系数模型,运用公式3、公式4对“三地”历年单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作标准化处理,再通过公式5计算得到“三地”1999-2008年间的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度值。
式中:di为第i个指标的功效系数值;Xi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值;ai为第i个指标的不允许值;bi为第i个指标的满意值;w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对于具有正功效的指标,满意值和不允许值取评价指标时间序列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对于具有负功效的指标,其确定方法则相反[16]。如此处理,并不影响模型解释现实的可信度,且能清晰显示耕地利用集约度随年份的发展变化趋势。
注:“+”表示正功效,“-”表示负功效。系统指标层的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CR=0.0171。根据CR<0.1,则认为通过一致性检验,说明此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3 结果分析
3.1 变化过程分析
“三地”1999-2008年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日本总体水平最高,平均集约度值为83.24;广东省次之,平均值为79.17;黑龙江省最低,平均值为71.77,“三地”集约度水平差异明显,分别处于3个不同阶段水平线上。从“三地”耕地利用集约度发展过程看,日本经历了“小幅下降(1999-2003)-缓慢上升(2003-2008)”过程;广东省经历了“短暂下降(1999-2000)-波动增长(2000-2006)-小幅上升(2006-2008)”过程;黑龙江省经历了“小幅下降(1999-2000)-短暂增长(2000-2002)-下降(2002-2003)-连续上升(2003-2008)”过程。从集约度波动情况看,日本的集约度水平最为平稳,广东省次之,黑龙江省波动最明显。从集约度变化趋势看,黑龙江省发展势头最足,变化率达6.16%;广东省较为缓慢,变化率为2.18%;日本最为平缓,变化率只有0.04%。
3.2 区域差异分析
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环境背景,深入分析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变化与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规律。
广东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均经济总量以年均13.2%的速度连年攀升,但种植业产值占GDP总量比则以9.4%的速度下降,反映该地经济发展重心偏向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贡献率持续下降。在政策导向上,过去二十多年里广东省产业政策以制造业为主[17],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88年的26.5∶39.8∶33.7变化为2008年的5.5∶51.6∶42.9,各种资源明显偏向第二产业,集约度值在79的水平线上徘徊,该地区种植业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投入力度及结构急需调整。
黑龙江省的人均经济总量在“三地”中最低,约是广东省的3/5、日本的1/22,但从2011年开始粮食产量是全国最高,种植业产值比重为“三地”中最高,占经济总量的13%上下。黑龙江省“十五”时期后,不断加大惠农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不断推进规模化经营,尤其进入“十一五”时期,2009年户均耕地规模位列全国第一,达3.11hm2。同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粮食生产自2004年起连年增收,以耕地集约化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
日本二三产业发达,种植业产值只占其GDP总量的1.0%左右,但其耕地利用集约度近几年呈增长趋势。日本经济自1992年春出现“平成大萧条”以来,经济持续低迷,至2002年年初出现拐点,2003年后逐步上扬,其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表现类似趋势。因此,农业投入及种植业产值受经济环境明显制约。在政策方面,日本在1999年颁布《大米流通法》,同年7月制定《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废止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旨在确保食品的供给稳定,提高其粮食和食品的自给率,强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001年制定《农业经营政策大纲》,提出扶植发展农业规模经营;2005年实行“跨产品经营安定政策”,即停止对小规模兼业农户的补贴,而只对有一定规模的骨干农户及有规模且规范的生产合作组织进行收入直接补贴。这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实施在促进日本耕地利用规模化经营的同时,也提高了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并在2006年后开始小幅回升。
总体来看,评价结果符合“三地”发展实际,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三地”人均GDP总量及种植业产值比如图1所示。
3.3 阶段拟合分析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日本近60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轨迹。采用ARIMA模型(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进行相关分析,得到最优曲线拟合方程,其决定系数(R2=0.92)较高,表明拟合效果很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增长一般会经过“起步-快速增长-持续成长-成熟”四阶段,集约度变化水平符合其一般规律。观察日本耕地利用集约化曲线趋势图(图2),在1950-1970年代初长达20多年时间是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其中1950-1960年代初为起步阶段,1960-1970年代初为快速增长阶段;而后至1990年代中期为“持续成长”阶段;经过较长时期的持续成长后,达到“成熟”阶段,在向成熟阶段推进的过程中,增长依靠农业资本的投入力度明显。
分析日本近60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数据后,研究广东省、黑龙江省1999-2008年10a的数据,发现其各自发展特点及“三地”间变化过程的相似性(如图3所示)。
参考日本自1950-2008年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数据,从1950年开始每10a为一个滚动周期,分析其各个周期变动率。计算广东省及黑龙江省1999-2008年变动率的偏离度,以最小偏离度为相似阶段,发现广东省当前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类似日本1974-1983年阶段水平,偏离度为0.81%,处于日本持续成长阶段的黄金时期;黑龙江省类似日本1956-1965年阶段水平,偏离度为-0.02%,处于日本起步阶段中的快速增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历战后十年恢复期,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开始高度重视农业的原始积累作用,农业生产稳定迅速,广东省接近于日本70年代中80年代初水平,但还是未能全部达到其当时的历史水平,主要是由于日本自1974年实施《国土利用计划法》,配合1969年制定的《农振法》,转变耕地经营思路,通过农地权利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高耕地的产出效益[18]。拟合结果符合各方经济发展环境背景,具有参考价值。
4 基于扩展的索洛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述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内涵界定,评价结果主要受要素投入量影响。对此,建立产出投入的索洛经济模型,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同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参考日本1950-2008年的变化数据,对广东省未来耕地利用方向有一定指导作用。索洛模型是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经济学模型,传统索洛模型在形式上一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其着眼点是宏观经济产出,模型等式左边是经济产出,右边是对经济产出有影响的投入要素。学者们对索洛模型引入耕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理论扩展,模型稳定,在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引入是成功的[19]。尝试利用日本近60年数据,引入耕地利用集约度要素,即从耕地利用出发,揭示农业固定资产、农业劳动力、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三者对种植业产值的贡献率。
为了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需对原函数两边取对数,使其变成线性回归形式:
式中,Q为种植业产值;L为农业劳动力投入;K为农业固定资产投入;S为耕地集约度;α、β、γ为劳动、资本和集约度对种植业产出的弹性。
将种植业产值Q、农业固定资产投入K、劳动L和集约度S的对数值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0.47)(32.55)(5.64)(1.65)(括号内的数值为系数的t检验值,调整后的R2=0.99 F=3005.65)
回归方程和系数都通过了检验,表明拟合效果很好。劳动、资本和集约度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9、0.89和0.9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50.36%),劳动的贡献为负值(-6.23%),属于明显的资本密集型模式,也反映当前日本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作用消极,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观广东省耕地利用内部构成,其农业劳动力投入仍占有重要地位,每公顷耕地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在“三地”中最高,分别是黑龙江省的3.5倍、日本的2.3倍。此外,随着广东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转移、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近三年来下降比例尤为明显,同时省内劳动力人工成本却在逐年增加(如图4所示),这些都促使广东省农业从劳动密集转向资本投入密集型,即提高耕地利用集约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广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处于日本之下,黑龙江省之上,过去10a间集约度水平变化不大。从影响因素看,日本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同经济发展关系显著,属资本密集型;相对而言,广东省劳动力投入较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日渐提高,劳动密集型的耕地利用方式急需转变。同时,广东省作为国内最具经济实力的省份之一,至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696.46亿元,全省经济总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具备向资本密集型的耕地利用方式转变的条件。
5 结论与讨论
(1)综合考虑投入、产出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选取资源利用形势及资源环境禀赋条件相似的典型地区,计算其耕地利用集约水平,揭示不同发展阶段下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及变化规律。横向对比“三地”集约度大小,广东省介于日本与黑龙江省之间,符合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纵向分析“三地”集约度变化趋势,与其各自的产业环境及宏观经济政策相适应,评价结果合理、可信。
(2)作为农业大省的黑龙江省,耕地集中连片,农业机械化水平高,是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的代表性省份,实行的是以地养人的政策。近年来,该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持续上升,粮食生产连年丰收,追求集约化耕地规模利用方式,为全国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发挥巨大作用。对耕地资源相对丰富的黑龙江省尚需考虑集约化的规模经营,对耕地资源如此稀缺且城镇化水平远高于黑龙江的广东省极具参考意义。
(3)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耕地资源有限,其耕地利用的最大特点是人多地少、土地分散、小规模经营,实行的是精细化耕地利用方式。广东省的耕地利用情况与日本有相似之处,随着该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耕地利用方向可借鉴日本资本密集型的集约利用方式。
(4)广东省耕地资源稀缺,受多山丘陵地貌影响,地块比较分散,机械化水平不高,耕地资源较难集中利用,不具备实行黑龙江省规模化大农业生产条件;从耕地利用效果看,日本追求更为集约、高效的利用目标,虽然日本土地私有,但是其利用目标与广东省是一致的。况且耕地承包后,经营权属于农民,日本的资本密集型集约利用耕地值得广东省借鉴。
目前,尽管我们不断提倡节约耕地,提高耕地利用率,可城镇化发展等种种原因,致使耕地数量减少仍是趋势。但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耕地质量的空间很大,其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都可得到进一步改善。广东省亟待转变以往高劳动投入的耕地经营方式,把握资本密集型的耕地利用,充分挖掘耕地生产潜力,提高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对广东省平衡未来建设发展与耕地保护及粮食安全三者之间关系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
集约度评价 篇2
一、献县建设用地现状
根据调查成果, 至2009年末, 献县土地总面积117139.2hm2, 建设用地总面积达到16597.5hm2。其中城乡建设用地13782.2hm2, 交通水利用地2235.2hm2,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580.13hm2。城乡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点用地11757.1hm2, 建制镇用地面积1365.8hm2。交通水利用地中公路占地1155.0hm2, 其他建设用地580.1hm2, 如图1所示。
各乡镇建设用地, 以乐寿镇规模最大, 为2189.5hm2, 占全县建设用地总面积的13.2%, 其次为河街镇, 1490.2hm2, 占9.0%, 本斋乡面积最小, 为454.6hm2, 仅占2.7%。
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指数评价方法
(一) 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规程》, 结合献县土地利用实际状况, 以及相关资料的采集情况, 从土地的投入强度、利用强度和土地的使用效益等方面确定了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近几年来献县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 (见表1) 。
(二) 建设用地集约度指数计算方法
为了能直观的反映献县近几年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状况, 本研究采用2002-2009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及相关材料, 采用指数加权求和法计算集约度指数, 比较近八年献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
1、数据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采用极值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如式 (1) 所示:
式中:Ni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i=1, 2, 3, ……, n) , Xi为各指标的现状值 ( (i=1, 2, 3, ……, n) , Ai为各指标的目标值, 即上限值 ( (i=1, 2, 3, ……, n) , Bi为各指标的下限值 (i=1, 2, 3, ……, n) 。
2、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利用特尔菲法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 计算公式为:
式中:Ki为第i指标权重 (0
3、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用线性加权法对每一个指标标准化植配以权重系数Ki, 则可用协调度函数表示为:
其中∑Ki=1。
式中, P为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指数, Ni为i指标的标准化值, Ki为N指标的权重值, i为指标个数。当P≥0.8时, 表示土地集约程度极高, 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高度协调;当0.6≤P<0.8时, 土地利用比较集约;当0.5≤P<0.6时, 土地利用基本集约;当0.4≤P<0.5时, 土地利用不太集约;当0.2≤P<0.4时, 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差;当P<0.2时, 土地集约化利用极差, 表明土地经济处于衰退状态。
(三) 献县建设用地集约度指数趋势分析
由以上计算公式可得各指标值的标准化值、权重值及最后计算所得综合评价指数分值, 如表2、表3、表4所示。
从上述历年评价结果可看出, 2002-2004年间, 献县建设用地总体集约利用水平处于缓慢下降阶段。这是因为此期间为全县经济起步阶段, 发展速度较快, 建设用地规模急速扩张, 导致集约利用水平控制较差。2004年以后, 开发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集约水平有所上升。2006年后, 由于统计基数的变动, 导致本年度综合指数偏小。2006至2009年, 献县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快速上升到0.632, 说明建设用地处于比较集约利用的阶段, 同时也说明在国家和地方各项方针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引导下, 献县在土地利用方面正朝着健康、集约的道路发展。
三、献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空间集约度比较
献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在纵向上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是单纯靠全县一个综合指标很难反映各乡镇之间的集约利用程度及空间关系, 因此需要从横向上加以比较。采取同样的方法, 选取不同的指标, 进行计算, 可方便揭示集约利用程度的空间差异。
(一) 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全县的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所采取的指标, 各个乡镇数据不齐全, 所以对各乡镇的土地利用现状分析时, 结合各乡镇的现状数据, 采取6个不同的评价指标, 权重值的确定同样采用特尔菲方法确定, 如表5所示。
(二) 评价指数的计算
本文以2008年为基准年, 2009年为现状年来分析确定建设用地扩展与主要指标增长分析。
评价指标:人口增长, 财政收入, 农村非农行业总产值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展弹性系数分别采用以下公式确定:
E1、E2、E3分别表示这四种评价指标;P、G、C、S分别表示:现状年的总人口, 固定资产投资额, 财政收入和建设用地面积;P0、G0、C0、S0分别表示基准年的总人口, 固定资产投资额, 财政收入和建设用地面积。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权重值的确定及综合评价指数的确定同上。按评价指标体系所设计的参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各项指标,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进行计算献县各乡、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各项指标值, 如表6所示。
(三) 评价结果的比较
根据表6中的数据进行综合计算, 献县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处于3.2~5.5之间, 其中以乐寿镇综合评价指数最高, 为5.5;以十五级乡最低, 为3.2, 各乡、镇建设用地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如图2所示。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 将献县建设用地分为集约利用区、一般集约利用区和粗放利用区三个级别。分区标准按综合评价指数大于6为集约利用区, 综合评价指数小于等于6且大于2为一般集约利用区, 综合评价指数小于等于2为粗放利用区。
本文以全县18个乡镇为分析样本, 运用SPSS统计软件, 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对各乡镇集约利用情况进行聚类分析, 从结果上看, 把全乡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划分为两级, 其中乐寿镇、陈庄镇、韩村镇、淮镇、本斋乡、商林乡和小平王乡属于一级, 其余各乡镇属于二级, 所得结果如图3所示。
四、评价结果对土地空间利用的借鉴
本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分析了献县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2002-2009年全县的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到2009年综合指数达到0.632, 处于比较集约利用阶段, 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还未达到高度协调, 建设用地尚有可挖潜空间。
2009年全县各乡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空间集约度的比较中, 可以看出还没有乡、镇达到高度集约利用水平, 都处于不太集约和集约度差的阶段, 利用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应当在二级区加大开发和挖潜力度, 而在一级区, 加大挖潜的同时注意乐寿镇、商林乡和小平王乡限制建设用地扩展。
摘要：文章针对新一轮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从两个方面计算献县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选取了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益三个方面9个评价指标在纵向上对建设用地利用水平进行动态分析, 利用强度、产出效益和弹性扩展系数三个方面6个评价指标在横向上进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空间集约度比较。结果表明:献县建设用地节约利用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各乡镇之间集约度有所差异。利用SPSS软件对各乡镇集约度进行聚类分析, 将各乡镇分为两级, 在日后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当注意分配各乡镇建设用地的开发区, 可挖潜区及限制区。
关键词：建设用地,集约度,评价,空间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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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度评价 篇3
近年来,有关耕地集约利用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逐渐增多。李秀彬等采用复种指数、化肥施用量等指标,分析了中国1981-2000年农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区域差异[4];陈瑜琦等在划分耕地利用集约度内部结构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及其构成的时空变化规律[5];刘成武等基于土地经营期间投入的货币总额衡量了1980-2002年间主要农作物生产集约度的时空变化[6],这些研究从宏观上揭示了中国耕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格局。同时,一些学者从耕地利用结构、投入水平、产出效益和持续性状况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加权平均法开展典型区域的耕地集约度评价[7,8],并采用重心模型和ESDA分析耕地集约利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度[9,10,11]。此外,曹志宏等针对当前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核算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缺点,引进能值法分析黄淮海地区农用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规律[12]。
受数据资料的限制,从农业生产投入方面开展的集约度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域尺度或者典型县域,难以揭示中微观层面的空间差异。而综合评价法可以充分借助已有的统计数据,展示研究区内耕地集约度的时空演化规律。因此,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综合评价法进行环渤海地区耕地集约度评价研究,揭示1996、2000、2004和2008年四个典型年份的耕地集约度空间分异状况,并分析其演进格局。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在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和时间序列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和综合产出效益的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前提。结合已有研究成果[3,7,13,14],遵循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兼顾、全面性与主导性相结合、资源集约化与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原则,从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利用效率和利用持续性四方面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单位耕地农业劳动力投入、单位耕地农业机械动力、单位耕地化肥投入等指标直接反映了耕地投入强度(受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未包含农药、地膜等投入);垦殖指数、灌溉保证率、复种指数则从土地资源的配置状况反映耕地利用程度;地均粮食作物产量、地均油料作物产量、地均农业产值反应了耕地利用效率;人均耕地面积、耕地变化率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耕地集约利用的可持续性。
1.1.2 综合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定量评价环渤海地区各县域耕地集约利用程度。首先,为消除因变量的数据单位和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1)中,Pij表示i县域第j项指标的归一化值;xij表示i县域第j项指标的实际值;xj表示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σj表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
将标准化数值导入SPSS13软件做主成分分析:采用四分旋转法(Quartimax)得到公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根据特征根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选择主成分并得到因子提取结果和因子回归系数[3]。
式(2)中,Din表示i县域第n个主成分因子的得分;Qnj是指第n个主成分下第j项指标的因子回归系数。在确定权数时,考虑到主成分所包含的信息量不一致且信息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将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得到各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为了更好地反映各区县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将集约度先进行极值标准化然后按照百分制折算[7]。
式(3)-(4)中,CI'i表示i县域折算前的耕地利用集约度;En表示第n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CIi表示i县域百分制折算后的耕地利用集约度;CI'imax、CI'imin分别表示折算前利用集约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1.3 耕地利用集约度考核模型
参考粮食生产功能考核模型[15],本文设计了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纵向比较系数模型(5)和综合比较系数模型(6),来综合评价各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态势。
ACIi、MACIi表示i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纵向比较系数和综合比较系数,CIim、CIin表示i县域基期和末期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表示研究区基期和末期的CI指数均值。ACIi>1表示i县域耕地集约度在一定时期内增强,反之则降低;MACIi>1表示i县域的耕地集约度提升速度快于研究区平均水平,在区域耕地集约度排序中处于上升位置。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1996、2000、2004和2008年环渤海地区各城市辖区、县级市、县(以下统称为县)的面板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进行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需要,本文以2008年为基准对研究单元进行修正,最终选取327个单元。1996、2000和2004年分县的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等数据来自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http://www.data.ac.cn);2008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9》以及各省、直辖市的统计年鉴。
1.3 研究区概况
环渤海地区地处中纬度地带,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农耕历史悠久,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人均耕地0.08 hm2,耕地资源相对丰富;水资源比较缺乏,2004-2008年全区年平均自产天然水资源总量为800×108m3,仅为全国水资源总量的3.07%,人均水资源量尚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1/4。2008年,全区耕地1.86×107hm2,以占全国15.27%的耕地生产了全国28.75%的小麦、28.27%的玉米、24.89%的棉花和36.72%的花生;全区农作物播种面积2.40×107hm2,其中粮食作物占69.57%,粮食总产量9.30×107t,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大多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农业投入逐年增加,以传统农业为特色、以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结构有所改观。深入开展环渤海地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研究,揭示县域尺度耕地集约度的空间分异现状和演进特征,对提高区域耕地利用水平,保障全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2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分异特征
2.1 耕地利用特征—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耕地投入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6-2008年间,环渤海地区耕地减少994.73×103hm2(比重下降1.90%),年均减少82.89×103hm2,人均耕地下降到2008年的0.08 hm2。其中2000-2004年为耕地快速减少阶段(锐减719.01×103hm2,占全部减少量的72.28%)。随后由于国家加强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严格控制耕地数量,并通过减免农业税、加大财政转移等手段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2004-2008年耕地减少趋势有所缓解,耕地投入水平明显提升。
环渤海地区耕地投入强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1)。2008年环渤海地区土地垦殖率为35.62%,为全国平均土地垦殖率的2.78倍;耕地复种指数由1978年的136.66%增至2008年的148.9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8.39%);地均化肥投入量515 kg/hm2,施肥强度高于全国430 kg/hm2的平均水平;地均农用机械总动力投入量12.3 kw/hm2,农业机械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有效灌溉面积11.43×106hm2,旱涝保收面积8.59×106hm2,分别占全区实有耕地的61.5%和46.2%。
注:*表示环渤海地区占全国比重。
2.2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数据样本,通过11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构建矩阵,基于SPSS13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前5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80.45,通过因子的特征值确定各公因子的权重(表2),并最终得到各县域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评价值,以展示各县域的相对差别。
评价结果表明,2008年环渤海地区各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介于60.95-98.31之间,平均值为78.64,其中71≤CIi≤86的县域单元数(242个)占全部单元数的74%。县域之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悬殊,其中龙口市因其较高的农业投入、较高的粮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CIi高达98.31;而赤诚县因其较少的农业投入和较低的产出水平,CIi仅为60.95。根据研究区四个年份县域耕地集约利用的实际情况,采用SPSS的快速聚类法将耕地利用集约度划分为高度集约(CIi>82)、中度集约(82≥CIi>76)、基本集约(76≥CIi>70)和不集约(CIi≤70)四个等级。由图1中可知,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4个年份中耕地利用高度集约的县域集中分布在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鲁北平原区、鲁西南地区和胶莱平原;中度集约区主要分布在海河冲积平原区、燕山山前平原区和山东大部分地区;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多属于一般集约区和不集约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张承地区、辽东山地区和辽西丘陵区。
2.3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间变化特征
1996-2008年间,环渤海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平均耕地利用集约度由1996的74.86上升到2008年的78.64,其中2004—2008年这一时间段增加最为显著。然而,耕地资源禀赋以及农业投入等的非同步变化使区域耕地集约度变化的空间差异显著(图2)。与1996年相比,2008年有269个县的耕地集约度在增加,表明尽管区域耕地面积减少、人口增加,但农业投入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提升使农产品产出水平大幅度上升,耕地集约度有所提升,且太行山山前平原区和鲁北平原区的CIi提高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58个县域的耕地集约度下降,集中分布在坝上高原区、辽东山地区和辽西丘陵区。进一步分析表明(图3),1996-2008年,研究区耕地投入强度和耕地产出能力都在稳步提升,耕地利用强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而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区域人口的增加造成区域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耕地的持续性利用呈现下降趋势。
耕地利用集约度综合比较系数可以较好的反应区域内部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变化的综合特征。与1996年相比(图2),2008年有172个县的MACI大于1,主要分布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燕山山前平原区等平原集中分布区,鲁北平原区的提高程度最大,耕地利用集约化水平显著提升;155个县的MACI小于1,河北坝上高原区、冀西北山间盆地区、辽东山地区、辽西丘陵区、山东的东部和南部等地区的MACI小于1,集约化提升水平慢于区域平均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1)本文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计算了1996、2000、2004和2008年环渤海地区各县域的CI值,并基于Arc GIS展示了县域耕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分异现状和演进格局。总体而言,耕地利用高度集约的县域集中分布在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鲁北平原区、鲁西南平原区和胶莱平原区;中度集约区主要分布在海河冲积平原区、燕山山前平原区和山东大部分地区;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多属于一般集约区和不集约区。
(2)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考核模型,计算了研究区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纵向和综合比较系数。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燕山山前平原区等平原集中区的耕地集约度上升显著,山地丘陵区的耕地集约度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3)由于环渤海地区不同地区的自然背景、发展阶段、集约水平与潜力不同,因此,促进县域耕地集约利用的措施存在显著差异。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优质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太行山山前平原区、海河冲积平原区和鲁北平原区应优化内部投入结构,同时严格控制耕地非粮化程度,提升粮食高产稳产的能力;大城市周边地区经济条件较好,耕地投入强度较大,未来应适度控制耕地非农化速度,并调整投入结构,减弱农业面源污染。
(4)本文初步揭示了1996年以来环渤海地区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然而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的成因机制尚不明确,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方法以及划分标准尚需完善。此外,耕地集约利用涉及评价因子多、数据量大,研究建立基于GIS和数据库技术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应该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摘要：深入开展区域耕地集约度的评价分级及动态变化研究有助于强化县域耕地集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数及考核模型,计算了1996、2000、2004和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并分析其变动规律。研究认为,1996年以来,环渤海地区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显著,高度集约区集中分布在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鲁北平原区和鲁西南平原区;基本集约区和不集约区在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集聚;平原区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显著提高,山地丘陵区和坝上高原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不同程度地下降。此项研究揭示了环渤海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分异格局,便于为不同地区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集约度评价 篇4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时空特征,投影寻踪法,湖南省
向云波, 谢炳庚, 邓楚雄.基于投影寻踪法的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特征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4, 35 (6) :763-768.
Xiang Y B, Xie B G, Deng C X.Applying a projection pursuit method in examin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in Hunan Province[J].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4, 35 (6) :763-768.
耕地是构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和保证[1]。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耕地被转化为建设用地[2]。在耕地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提高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将成为满足居民农产品需求和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3]。
关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分析, 有学者选取土地经营期间所有投入的货币总额、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等指标, 探讨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规律及影响因素[4,5]。也有学者指出仅仅从价值形态或单个指标考虑耕地利用集约度不够全面[6], 应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和耕地产出效益等方面, 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特征和驱动机理,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德尔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7,8,9,10,11,12,13]。但这些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均存在评价指标权重设置比较主观, 高维数据不易处理的缺点。
投影寻踪方法最早由Kruskal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 该方法是直接由样本数据驱动的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 把高维数据投影到一维空间, 避免权重的人为设定, 不会损失大量有用的偏态信息, 能自动找出数据的内在规律[14], 被广泛用于处理高维数据方面。为此, 有学者尝试引入投影寻踪法, 解决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过程中, 评价指标权重设置比较主观及不易处理高维数据问题, 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其可行性[15,16]。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和耕地产出效益3个方面, 选取9个单项指标, 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投影寻踪法, 结合GIS技术, 研究1949-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规律, 研究成果丰富了耕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方法。
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地带, 地处东经108°47′-114°15′, 北纬24°38′-30°08′, 具有东南西三面环山, 朝北开口的马蹄形地貌特性。湖南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16-18°C, 10℃以上活动积温为5 000-5 840℃, 可持续238-256 d;年平均降雨量在1 200-1 700 mm之间, 适宜农作物生长。据《湖南省统计年鉴 (2010) 》数据显示, 湖南省土地面积2 118.29万hm2, 其中耕地面积379.09万hm2, 约占土地面积的17.89%, 乡村人口3 919.31万人, 约占总人口的56.80%, 农林牧渔总产值3 207.88亿元, 粮食产量2 902.7万t (《中国统计年鉴 (2010) 》数据) 。
2 评价指标体系及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耕地利用集约度涉及耕地利用的诸多层面, 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 在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前, 需要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认为耕地利用集约是指通过增加耕地要素投入, 提高耕地利用程度, 促进耕地产出综合效益增长, 保障耕地高效、持续利用的方式[15]。由此, 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可以概括为耕地利用要素投入、耕地利用程度和耕地利用效益3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耕地利用要素投入主要表现为农业机械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方面;耕地利用程度主要表现为耕地播种面积、耕地利用率等方面;耕地利用效益主要表现为耕地产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方面。据此, 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和耕地产出效益3个方面, 选取9个单项指标, 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1) 。
2.2 研究方法
2.2.1 数据标准化
采用极差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 (i, j) , i=1, …, n;j=1…, p, 为第i个样本的第j个评价指标, n, p分别为样本的数目和评价指标的数目;xmax (j) 和xmin (j) 分别为样本集中第j个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2 投影寻踪法
构造投影目标函数Q (a) 。把p维数据x (i, j) , j=1…, p综合成为a=[a (1) , a (2) , …, a (p) ]为投影方向的一维投影值Z (i) 。计算公式为:
式中:a为单位长度向量。
在优化一维投影值时, 要求投影值Z (i) 局部投影点尽可能密集, 最好凝聚成若干个点团, 而在整个投影点团之间尽可能散开[15]。投影指标函数可构造为:
式中:Sz为投影值Z (i) 的标准差, Dz为投影值Z (i) 的局部密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式中:a为单位长度向量;Z軈为系列Z (i) , i=1, …, n的均值;R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ut为单位阶跃函数, 当t= (R-rij≥0) 时其函数值为1, 当t<0时, 其函数值为0[17]。
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 以最大可能揭示高维数据某类特征结构[18,19]。计算公式为:
式中:s·t代表约束条件, 这是一个以a (j) , j=1, …, p为优化变量的复杂非线性优化问题。
最后, 求出指标最佳投影方向向量, 将最佳投影方向向量作为指标权重, 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投影值, 按大小依次排序, 对评价指标集进行评价。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资料来源于《湖南资料手册 (1949-1989) 》、1990-2010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2010年《湖南省农村统计年鉴》;2009年耕地数据来源于2009年湖南省土地变更面积调查数据。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农业生产总值使用1952年可比价格计算。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对湖南省1949-2009年以及2009年湖南省各县域 (县、县级市、市辖区) 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综合评价。1949-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序研究包括61个样本 (年份) 和9个单项指标;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特征研究包括101个样本 (县域) 和9个单项评价指标。采用投影寻踪法, 借助于DPS14.1软件, 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计算得出指标最佳投影方向:在时序方面, C1-C9指标最佳投影方向a=[0.233 4, 0.497 7, 0.436 1, 0.431 3, 0.108 7, 0.215 3, 0.321 4, 0.058 4, 0.395 9], 其中最佳投影方向向量排名前3位的依次为: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和粮耕指数。这说明上述因素是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序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空间方面, C1-C9指标最佳投影方向a=[0.194 2, 0.225 5, 0.371 3, 0.241 7, 0.166 2, 0.556 4, 0.165 6, 0.591 1, 0.034 1], 其中最佳投影方向向量排名前3位的依次为: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耕地有效灌溉率和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这些因素是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1 耕地利用集约度时序特征分析
3.1.1 耕地利用集约度时序变化
1949-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呈现阶段性上升发展态势 (图1) 。根据其变化趋势及变化特征, 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阶段。
1) 波动缓增阶段 (1949-1963年) 。这一阶段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表现出波动中缓慢增长趋势。1949年耕地利用集约度为0.283 4, 1963年增长至0.474 1, 增长了0.190 4。这一时期, 耕地利用集约度具有小幅波动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 湖南省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 引导农民发展互助组, 走集体化道路, 促进耕地利用集约水平的提升。受1958-1962年期间“大跃进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影响, 个别年份粮食减产、农业劳动力不足, 导致耕地利用集约度出现小幅波动。
2) 快速增长阶段 (1964-1977年) 。这一阶段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耕地利用集约度从1964年的0.513 0, 上升至1977年的1.185 3, 增长了0.672 3, 年均增长0.048 0。1966-1975年, 虽然耕地生产活动受到“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运动冲击, 农业限制多种经营, “以粮为纲”, 但由于农田水利设施条件改善, 农业生产技术发展, 使得粮食产量和耕地产出效益增加, 耕地利用集约度快速提升。
3) 持续增长阶段 (1978-1999年) 。1978年以后, 湖南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积极生产粮食的前提下, 调整作物结构, 发展多种经营, 此外加上要素投入增长, 耕作条件改善, 促进耕地利用集约度持续增长。耕地利用集约度从1978年的1.557 5, 增长至1999年的2.411 8, 增长了0.854 2, 年均增长0.038 8。
4) 缓慢增长阶段 (2000-2009年) 。2000年后, 耕地利用集约度进入缓慢增长时期。耕地利用集约度从2000年的1.987 1, 增长至2009年的2.277 1, 增长了0.289 9。而在1999年和2000年之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出现大幅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耕地数量增加。2000年全省耕地数量为392.65万hm2, 比1999年增加了71.33万hm2, 导致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等指标值下降。
3.1.2 各子系统时序变化
1) 耕地投入强度。耕地投入强度整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图1) 。从各单项指标看,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图2) 。这主要是因为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 单位耕地面积机械、化肥等要素投入增加。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则呈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与农业机械动力投入紧密相关, 农业机械动力投入增加, 机械化程度提高, 减少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加上农业比较效益较低, 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 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期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下降;而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低值则与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相关。
2) 耕地利用程度。耕地利用程度呈现先波动上升, 后平稳发展态势 (图1) 。从各单项指标看 (图3) , 复种指数和耕地有效灌溉率呈现先增长, 后平稳发展态势。而粮耕指数则在1949-1977年期间出现大幅波动, 1978年后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新中国成立以后, 农作物播种面积不断扩大,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促进复种指数和耕地有效灌溉率提高;粮耕指数出现大幅波动主要是因为受农业发展政策影响, 如“以粮为纲”指导思想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失调。而在1978年以后, 农业发展趋于稳定, 耕地复种指数稳定在200%-300%左右, 粮耕指数维持在2.0左右, 耕地有效灌溉率保持在80%左右。
3) 耕地产出效益。湖南省耕地产出效益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图1) 。从各单项指标看 (图4) ,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和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有小幅波动外, 整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00年后, 三个单项指标均出现小幅下降, 则与耕地面积增加有关。湖南省耕地产出效益持续增长主要得力于社会经济发展, 耕地要素投入能力提升,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以及国家农业政策支持。
3.2 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特征分析
以Arcgis9.3作为技术平台, 采用四分位数, 将2009年湖南省101个县域单元依照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利用效益和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值的高低, 划分为高、较高、较低和低4个基本状态。其中, 评价值高于第三个四分位数 (即高于75个百分位数) 称之为高水平组;评价值介于第三个四分位数 (即低于75个百分位数) 和第二个四分位数 (即高于50个百分位数) 之间称之为较高水平组;评价值介于第二个四分位数 (即低于50个百分位数) 和第一个四分位数 (即高于25个百分位数) 之间称之为较低水平组;评价值低于第一个四分位数 (即低于25个百分位数) 称之为低水平组。划分结果及空间格局见图5。
3.2.1 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空间格局
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株潭 (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洞庭湖地区 (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 、湘南地区 (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 和大湘西地区 (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湘西自治州) 耕地利用集约度平均评价值分别为0.974 0、1.111 5、0.863 2和0.598 9。在空间上, 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均值呈现出“洞庭湖地区>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的分布格局 (图5A) 。其中耕地利用集约度排名前25 (高值) 县域中, 有13个位于洞庭湖地区, 占总数量的52%, 这与洞庭湖地区社会经济发达, 区位条件优越, 耕地要素投入强度较大, 农业基础条件好, 水利基础设施完善有关。耕地利用集约度排名后25 (低值) 的县域中, 有22个分布在大湘西地区, 占总数量的88%, 这与大湘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农业综合发展条件较差,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密切相关。
3.2.2 耕地利用集约度子系统空间格局
1) 耕地投入强度子系统。从耕地投入强度空间分异特征看 (图5B) , 耕地投入强度高值县域包括长株潭、洞庭湖和湘南地区部分县域。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达, 工业化水平较高, 因此,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以及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高。耕地投入强度低值县域集中分布在湖南西部地区包括湘西、张家界、怀化和邵阳地区的部分县域。这是由于上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耕地资金、物质要素投入不足所致。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例, 2009年长株潭和洞庭湖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 612.04亿元, 占全省的63.96%;湘南和大湘西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 851.84亿元, 占全省的36.04%, 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湘南和湘西地区农业要素的投入水平。
2) 耕地利用程度子系统。从耕地利用程度空间分异特征看 (图5C) , 耕地利用程度高值县域包括洞庭湖地区绝大部分县域以及各市辖区、市辖区周边县域。耕地利用程度低值县域集中分布于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及湘中地区。湘西、湘中地区这些县域农业水利设施薄弱, 农业结构较单一, 造成耕地有效灌溉率、粮耕指数数值较低。以耕地有效灌溉率为例, 洞庭湖地区 (均值82.4%) 和长株潭地区 (均值79.03%) 远高于大湘西地区 (均值60.22%) 。
3) 耕地产出效益子系统。从耕地利用产出效益空间分异特征看 (图5D) , 高值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和长株潭地区;低值县域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及娄邵地区。洞庭湖和长株潭地区在耕地要素投入、精耕细作、产业结构等方面均优于大湘西和娄邵地区, 因而, 耕地产出效益高。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从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和耕地产出效益3个方面, 选取9个代表性单项指标, 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投影寻踪法, 结合GIS技术, 研究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分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从时序看, 1949-2009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经历了“波动增长 (1949-1963年) -快速增长 (1964-1977年) -持续增长 (1978-1999年) -缓慢增长 (2000-2009年) 4个发展阶段, 并呈现出阶段性上升态势。从空间看, 2009年湖南省县域耕地利用集约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均值呈现出“洞庭湖地区>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的空间分异格局。
2) 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间和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和粮耕指数是耕地利用集约度时序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耕地有效灌溉率和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是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4.2 讨论
集约度评价 篇5
1 评价对象基本情况与评价方法
1.1 评价对象基本情况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复成立于2002年5月30日, 是以发展矿泉饮品为支柱性产业, 同时发展长白山特产业及红色旅游业的生态环保型省级经济开发区。开发区位于中国长白山靖宇矿泉城西南3km处, 规划总面积11.8km2。
本次评价范围为经国土资源部公告界线范围内的开发区土地, 总面积为56.50公顷, 共分两大区块。第一区块面积为24.82公顷, 四至范围为东至恶河, 南至西洋参集团鹿场, 西至鹿鸣村, 北至保安村;第二区块面积为31.68公顷, 四至范围为东至靖宇陵园, 南至恶河, 西至娃哈哈水厂, 北至新建村。
1.2 评价方法
1) 评价方法以定量评价为主, 同时结合定性分析, 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对整体进行评价, 并重点分析典型情况, 调查结果以统计学数据进行分析评价;
2) 用地调查利用第二次土地调查地籍调查图作为工作底图, 结合遥感影像图, 采用全野外实地调查的方式, 对基础工作底图进行实地核对, 对底图没有标注的地块进行补测与落位;
3) 程度评价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其中, 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和理想值的确定采用专家咨询法;
4) 潜力测算采用趋势分析法、目标逼近法。
2 开发区土地开发利用状况
2.1 土地利用结构情况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总占地面积为56.5020公顷, 其中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13.03公顷, 占开发区土地总面积的23.06%;未建成城镇建设用地11.77公顷, 占开发区土地总面积的20.83%;不可建设土地31.70公顷, 占开发区土地总面积的56.11%。
在开发区评价范围内,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3.03公顷。其中, 工矿仓储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最多, 4.98公顷用于工矿仓储用地, 4.05公顷用于交通运输用地, 分别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38.22%、31.08%;剩余3.16公顷用于住宅用地, 0.84公顷划分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分别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24.25%、6.45%;无商服用地和其他城镇建设用地。
在开发区评价范围内, 未建城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1.77公顷。其中, 44.4%已建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共计5.23公顷;其他未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6.54公顷, 占未建成土地面积的55.56%。
在开发区评价范围内, 靖宇经济开发区不可建设土地为31.70公顷, 其中31.64公顷 (占99.81%) 属于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 剩余0.06公顷 (占0.19%) 属于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
2.2 开发区土地供应情况
在开发区评价范围内, 开发区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16.70公顷, 尚可供应土地8.10公顷, 不可供应土地31.70公顷, 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29.56%、14.34%、56.11%。
在开发区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中, 8.05公顷 (占48.20%) 是通过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有偿方式供应土地8.65公顷, 占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的51.80%。有偿使用土地中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8.65公顷, 占有偿使用土地面积的100%, 不存在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
3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结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集约度较高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综合分值为86.12。其中, 土地利用状况、用地效益、管理绩效目标分值分别为76.17、92.36、100。从靖宇经济开发区各项指标的分值来看, 指标分值都较高, 达到了开发区规划建设的各项目标。
3.2 土地利用状况较好
土地利用状况评价目标分值为76.17, 在三个评价目标中分值最大。其中, 三个子目标土地利用程度、用地结构状况和土地利用强度的分值分别为98.05、63.70、70.80。
3.3 用地效益结构较佳
用地效益评价目标分值为92.36%, 其中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分值92.32,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分值92.40, 指标值较高。可见用地效益状况好。
3.4 管理绩效较优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目前无到期项目用地和闲置土地, 这充分表明, 靖宇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成效显著。开发区土地有偿使用率和土地招拍挂率处于较高水平, 工业用地项目都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应, 2007年以来工业项目用地的供应均按国家规定以招拍挂方式供应。从调查和测算的结果分析, 目前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高, 可挖潜力较小。
4 评价的几点结论与措施
4.1 结论
4.1.1 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
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分析, 土地利用集约度综合分值为86.12%。其中, 土地利用状况、用地效益、管理绩效目标分值分别为76.17、92.36、100, 达到了开发区规划建设的目标, 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
4.1.2 开发区用地结构合理
在开发区评价范围内,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13.03公顷。其中, 工矿仓储用地4.98公顷, 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38.22%;交通运输用地4.05公顷, 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31.08%;住宅用地3.16公顷, 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24.2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4公顷, 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6.45%;无商服用地和其他城镇建设用地。这一比例关系与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规划布局总体上协调的, 各种功能用地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开发区在建设的和未供应拟建的全部是工矿仓储用地, 未来工矿仓储用地比例会上升, 用地结构符合经济开发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
4.1.3 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的整体效率较高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总建筑面积为3.11公顷, 综合容积率为0.24;工矿仓储用地上的总建筑面积为2.70公顷, 工矿仓储用地容积率为0.54;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建筑基底面积为2.97公顷, 综合建筑密度为22.79%;工矿仓储用地内的建筑基底、露天堆场和露天操作场面积为2.79公顷, 工矿仓储用地建筑密度为56.02%。开发区工矿仓储用地的容积率和建筑系数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控制指标, 说明靖宇经济开发区在项目用地管理上, 认真执行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促进项目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4.1.4 开发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成效显著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已供应国有土地16.70公顷, 其中以有偿方式供应土地8.65公顷, 土地有偿使用率为51.80%;以划拨方式供应8.05公顷, 分别为原城镇居民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以招拍挂方式供应土地6.07公顷, 全部为工矿仓储用地, 占有偿供应面积的71.17%。经调查, 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供地方式符合国家政策, 2007年以来供应的工矿仓储用地全部通过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截止到评价时点, 开发区范围内不存在有偿使用已到期和闲置土地。这充分表明, 靖宇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成效显著。
4.1.5 开发区未来用地面临紧张
从开发区几年来的开发建设和用地情况来看, 开发区用地量逐年在增加, 在国土资源部公告的靖宇经济开发区界址范围内已基本完成项目空间布局。
从开发区未来发展战略来看:开发区按照“构建靖宇工业经济发展重心, 建设现代化新城区”的战略定位, 及打造“三大基地”和“两大中心”的未来发展方向, 开发区产业定位为:矿泉饮品产业、现代中药科技产业、生态农特产品加工产业、现代服务业。根据开发区产业定位, 结合开发区区位特点, 开发区具体布局为:矿泉饮品产业园区、现代中药科技园区、生态农特食品加工园区、商贸物流园区、科技文化商务园区。靖宇经济开发区产业功能区域现已基本形成, 杭州娃哈哈、农夫山泉、康师傅、吴太等著名品牌企业已落户开发区 (均在公告范围之外) 因此, 从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来分析, 现国土资源部公告的用地范围无法满足开发区发无法满足开发区未来发展的需要。
4.2 土地集约利用的几点措施
4.2.1 更新用地理念, 实现土地资源科学利用
转变传统的粗放式的土地利用观念, 提高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意识。当前,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 为改善供求矛盾, 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 必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充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经济投入等方式提高土地经济效益, 建立集约高效的用地模式。
4.2.2 加强规划控制, 严格限定发展空间
开发区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发展, 原先的规划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 大部分开发区都在重新编制新的区域规划。在修编规划时必须统筹兼顾, 本着高起点规划, 高水平设计, 高质量建设, 高效能管理的原则, 经过系统科学严格规范的考察论证, 报省、市两级审批。规划一经批准, 就必须严格执行, 不得随意变动、更改, 必须严格禁止随意扩大开发范围的行为。
4.2.3 以产出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坚持供地与项目投入挂钩
集约高效利用土地, 提高单位面积产出, 因此, 严把土地招商关至关重要, 在土地招商引资过程中, 要吸引占地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对入区企业的单位土地投资密度、投入产出率和上缴税收等, 制定科学严格合理的入园标准。对已征用而尚未开发的土地, 督促有关单位抓紧开发建设;对没有能力开发或不准备开发的土地必须收回;对征用后用作抵押的, 应以妥善处理, 坚决杜绝“征而不用, 多征少用, 征作他用”等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
4.2.4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促进集约用地
严格执行我国土地利用等相关政策规定, 充分运用地价杠杆等市场机制调控土地市场,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同时, 建立健全土地预警机制, 防范不良行为发生, 引导和规范土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4.2.5 建立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在目前土地有限的情况下, 必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要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 严格执行有关制度, 通过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等经济手段, 做到企业效益要同土地利用效率相挂钩, 形成鼓励和支持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相关政策。在土地利用项目中对于建筑密度、容积率、单位面积产出、利润额等方面要制定相应的集约用地标准, 对用地单位在项目完成时间期限内土地利用效率好、单位面积产出高的企业进行鼓励, 必要时可以实施奖励措施, 从而极大地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积极性;对那些没有在期限内完成的项目的用地单位可以适当予以处罚, 督促其改善经营管理, 建立集约高效的用地模式。
4.2.6 强化低效土地处置, 实现存量用地效益化
要强化低效土地的处置利用, 通过利益吸引、服务促进、政策限制、氛围逼迫、处罚问责等各种经济、行政、法律措施提高用地单位积极性, 引导用地单位盘活闲置地;建立健全用地单位退出机制, 通过土地补偿等途径促进土地流转, 把闲置、半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向优质项目转移, 实现存量用地效益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 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 在这种形势下,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作为一种新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转变传统的粗放式的土地利用观念, 提高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意识, 建立集约高效的用地模式。为了全面掌握土地利用情况, 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以及制定进一步的政策提供依据, 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土地整体利用情况进行评价, 并重点分析典型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对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测算。本文分析调查当地实际情况, 结合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 阐述评价过程、结论及建议。
关键词：吉林靖宇经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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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启蒙, 朱志玲, 吴咏梅, 梁晓磊.宁夏贺兰工业园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J].国土资源情报, 2012 (2) .
江华县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 篇6
江华瑶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正南边陲、湘桂粤三省 (区) 结合部, 地处东经111°25'~112°09', 北纬24°10'~25°10'之间。东北接蓝山县;东南邻广东省连州市、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南界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西抵江永县, 北枕道县、宁远县。境内山、丘、岗、平地貌类型齐全, 以山地为主, 占69.1%, 平地占7.2%, 地势由东向西倾斜, 境内有3座海拔1500米以上的大山, 南连广西的萌渚岭山系的姑婆山马塘顶, 海拔1787.3米, 东接广东的大龙山, 海拔1577米, 横卧东北面的九嶷山系的黄龙山, 海拔1823.9米, 三峰呈三足鼎立之势。众多支脉纵横交错贯穿全县, 由南向北延伸的姑婆山、八仙界、勾挂岭、天子岭一线群山脉脊, 天然地将境内分为东西两部分 (俗称岭东、岭西) , 岭东属大山区, 岭西地势低平, 岗丘大部分在海拔400米以下。全县土地总面积3216.03平方公里, 2005年全县总人口461989人, 非农人口50824人, 非农化率12.36%,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3775元, 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为35.06:18.93:46.01, 呈“三、一、二”的结构。
在充分考虑到资料可收集性问题之后, 结合江华县的区域特点, 最终确定以下指标, 见表1。
二、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
根据专家意见和实际值, 并参考其它城镇的有关资料, 对前面的22个评价因子建立五级, 进一步确定出每个级别的范围, 另外, 对于一些定性的指标, 也利用一些数据处理方法和经验进行定量化。为的是把不同量纲的指标统一起来, 并能够相互比较, 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但对于分别只有单一极大值或者极小值的情况, 则Cij^分别取其极大值或极小值。即Cij大或Cij小。
以建设用地率C4的标准化的过程来说明Cij^、、Wij的含义:根据我国城镇土地利用的状况以及国家有关城镇用地标准, 归纳多数城镇建设用地的占地现状, 在评价指标中的结构潜力因子的下限取60%, 目前国内的城镇工业用地率很少超过90%的, 所以该潜力因子的上限选取90%。最终确定了潜力评价的建设用地率指标, 把土地结构潜力因子划分为5个级别, 分别是:<60%, 60%~70%, 70%~80%, >90%这里Cij^分别是:60, 65, 75, 90, 对应的是:
然后利用公式 (1)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潜力标准化值Wij分别是:7.8755, 7.2634, 6.3581, 5.5932, 5.3725, 其它指标按同样的方法标准化。对于级别越高指标值越大的情况, 则首先令
然后再求对应的Cij^和最后再标准化。
根据前面公式计算各个影响因子的5个级别对应的标准化值, 然后分别进行加权计算, 最后得到各个级别的潜力值和潜力值域范围以及江华县对应的土地潜力值 (表2) 。
三、评价结果
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篇7
总的来说,土地利用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土地利用的增长需求与限制土地利用有效供给的生态、经济和社会诸要素间存在的矛盾关系[1]。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保存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耕地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水平为发展中国家中等高速增长型,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代价性耕地资源减少,但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逐年减少,从1980-1996年的年均减少35×104hm2[2]发展到1997-2007年的年均减少75×104hm2。既然耕地面积减少不可避免,要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目标,必须提高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通过对耕地实施集约利用,挖掘现有耕地的利用潜力,加大耕地的投入,提高耕地质量,使之在现有耕地面积或较少的耕地面积的基础上能够提供更多的粮食,以缓解我国紧张的人粮关系。因此,耕地集约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结合现阶段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在提出集约用地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为持续发展、合理利用耕地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3,4]。
1 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
土地集约利用是相对粗放式土地利用而言的。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对农用地的研究。他认为,农地集约利用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5]。
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地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相对而言,农用地集约利用是在单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要素,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努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利用方式。其标志是加大单位面积上劳动、资金和技术等的投入,土地生产者从而得到较高的产量和收益[6]。
耕地集约利用是基于区域耕地资源科学配置和优化的前提,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合理地增加相关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适宜且结构协调),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充分挖掘耕地利用潜力,从而在耕地利用上走内涵挖潜和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7]。
2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目标、功能和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2.1 评价目标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是通过构建不同区域性和尺度性的指标体系,反映评价区域范围土地集约用地程度,评价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集约用地情况,以及不同分区范围或不同土地利用功能的集约程度。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多指标的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反映如何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落实科学土地资源观。同时,实行合理的耕地利用方式,提高耕地的质量,增强土地的适宜度。通过耕地集约评价挖掘现有耕地的利用潜力,实现不同区域在环境和时间相异的情况下形成合理的、适度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从而达到提高粮食产量、保护耕地和可持续利用耕地的目的。
2.2 评价功能
耕地评价体系的建立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因子出发,从影响耕地的主要因素分析入手,既反映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又反映耕地质量水平,达到指标体系能够准确地反映耕地利用情况[8]。
2.3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2.3.1 科学性与前瞻性原则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用来指导生产实践的,制定的指标要能够科学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综合体现体系的合理性。同时,要有预见性和指导性,要与区域土地利用总体目标和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未来主导方面相一致[3]。
2.3.2 系统性与层次性原则
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系统概念,建立指标体系要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系统功能,入选指标本身应构成相应系统,反映耕地集约利用从投入到产出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既覆盖全面又不重复[8]。整个评价体系分为多个层次,下一层次综合反映上一个层次的集约化程度。这样逐层次是反向综合的关系,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一个较强结构层次和顺序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2.3.3 现势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体系应反映时间演变特征的指标,与当前土地利用技术相适应。选取的评价因子要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的数据来源渠道,应能在相关权威机关提供的资料或通过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直接获取可量化的数据,便于操作,减少随意性。
2.3.4 资源环境适宜性原则
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既不能为了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而制定“拔苗助长”的标准和政策,也不能人为地降低标准,导致耕地粗放利用。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又要遵循自然规律。因此,在制定具体的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时,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状况和发展规律[3]。
3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及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3.1 耕地集约利用动力因素
3.1.1 自然地理条件
土地资源是一自然综合体,其性质取决于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地质和地貌等自然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加上这些自然要素本身的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异,致使作为土地资源复杂属性的土地质量呈现明显的时空变化。因此,反映土地质量的土地适宜性、限制性及其时空分异,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及其水平高低的前提条件,而不遵循其适宜性和限制性特点的集约利用也必定不能获得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对于耕地,其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从而最终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
3.1.2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影响着土地集约利用,主要包括区域的人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和文化习俗等。这些因素决定着区域的人地关系、农业投入、农业技术革新及耕作习惯等。耕地集约利用就是要增加资金投入,采用先进的技术,提高单产水平,同时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促使农民向精细化耕作方式转变,提高耕地的效益。
3.1.3 政策影响
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的集约利用,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和法制建设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以耕地为例,目前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因素既包括农地制度、农业经营组织和经营方式等微观方面的问题,也有农业投入、农产品价格、流通和工农关系等宏观政策方面的问题。自1986年《土地管理法》、1999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2004粮食直补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国家地方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加大对农用地的保护,增加耕地投入,以此推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3.2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方案
考虑到指标可操作性和易定量化,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选取除考虑耕地利用强度和投入状况外,还侧重考虑耕地利用的生产效益。为此,评价体系分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选用10个指标因子来构建其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 评价方法与模型的建立
4.1 原始数据的获取与指标值的计算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重庆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重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提供的信息与数据资源,对评价区域进行全面调查计算各项指标值,并建立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库。
4.2 指标值的标准化处理
指标层数据是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为使数据间具有可比性,需要消除单位和量纲,统一各指标量纲和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对原始数据采用极值的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undefined
式中 —标准化后某指标的值;
Xij—处理前某指标的值;
Ximax—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大值;
Ximin—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小值。
4.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多因子综合评价的过程,针对各评价指标对上一层指标影响程度的差异,采用A.L.Saaty的1-9标度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利用方根法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值,并通过一致性检验(CR<0.1)。据此,得到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指标的权重值,如表2所示。
4.4 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计算
利用标准化后的各评价指标分值及其相应权重,在单项指标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总体评价,计算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式中 Fi—各准则层分值;
F目标—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指标层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Wij—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
Wi—各准则层的权重。
5 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5.1 重庆都市圈概况
重庆都市圈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巴南区和渝北区共9个区,幅员面积为5479.30km2,是重庆市的经济核心区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其发展对周边城市具有重要的辐射作用。由于渝中区没有耕地资源,本文都市区耕地总面积实际上是8个区的耕地总面积(渝中区除外)。
5.2 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通过对2003-2007年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数值标准化计算, 得到标准化值,结合指标值的权重(如表2所示),通过加权求和方法得到2003-2007年重庆市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数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指数,如表3所示。
用同样的方法对2007年重庆都市圈各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计算,得到2007年重庆都市圈各区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指数和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数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指数,如表4所示。
5.3 评价结果
对于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各评价指标没有可供参考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所以选取全国类似用地平均水平作为评价依据,并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最终确定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的评价标准,如表5所示。
总体上,重庆市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由表4可知,2003-2007年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均值为0.51,说明耕地处于低度利用状态,但每年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差异较大。2003年,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仅为0.21,为粗放利用。从2003年开始,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逐年提高,由2003年的粗放利用发展到2007年的适度利用。5年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长0.54,年均增长0.11,年增长率52%,但仍未达到集约利用的标准,可见都市圈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处于持续稳定发展阶段,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2007年都市圈各区集约利用水平差异很大,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最大的是大渡口区,为0.87,达到集约利用水平,高出都市圈集约利用综合指数0.12;南岸区排名第2,为0.63,为适度利用;江北区与九龙坡区为0.43和0.35,为低度利用;沙坪坝区、北碚区和渝北区的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较为接近,分别为0.26,0.23和0.28,均处于粗放利用状态;巴南区最小为0.17,为严重粗放利用。
5.3.1 从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来看
2003-2007年间,利用强度指数从0.47增长到0.88,年均增长27%,其增长率小于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的增长率,说明耕地集约利用强度的提高对提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并不大。由图1可见,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骤然下降,主要是2007年重庆市发生了50年不遇的涝灾,导致耕地复种指数下降。
5.3.2 从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来看
都市区耕地集约利用投入呈快速增长的趋势,5年内增长了0.64,年均增长率为85%,其增长率远远大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指数的增长率。由此可见,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虽然重庆2006、2007年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但由于加大对耕地集约利用的投入,保证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快速持续的提高。
5.3.3 从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来看
2003-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数从0.24提升到0.88,年均增长44%,大大低于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指数的增长速度,说明都市区目前还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
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严重干旱致使当年重庆市颗粒无收,粮食产量降到直辖以来的最低水平,造成耕地集约利用效益的低下。因此,要改善耕地条件,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耕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效益。
从以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过程和结果可见,集约利用强度的提高并不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导因素,加大耕地投入能极大地促进耕地集约化经营,对耕地的投入并不是单纯的资金投入,要结合土地整理工程,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作主体的科技水平,增施有机肥,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注重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益,使耕地的产投比达到最优状态。
6 结论与建议
1) 通过建立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都市圈2003-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评价,较好地反映了都市圈耕地集约的实际情况。评价结果显示,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良好发展的态势,但耕地利用强度、投入水平和产出效益对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率存在差异。
2) 今后,重庆都市圈应加大耕地的投入,合理安排投入资金、技术和劳力的投入量;转变农业经营理念,实行耕地结构调整,通过对耕地种植结构调整和耕地配置调整,加快耕地流转和产业化的形成;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对不同功能区制定不同的耕地保护政策和空间管制规则;开展土地整理或其他整治工程改善耕作条件,提高耕地产出效益;做好灾害预警机制,提高耕地防灾抗灾的能力,保证耕地持续稳定的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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