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集约利用（精选9篇）
耕地集约利用 篇1
0 引言
总的来说,土地利用问题就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土地利用的增长需求与限制土地利用有效供给的生态、经济和社会诸要素间存在的矛盾关系[1]。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保存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耕地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水平为发展中国家中等高速增长型,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代价性耕地资源减少,但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逐年减少,从1980-1996年的年均减少35×104hm2[2]发展到1997-2007年的年均减少75×104hm2。既然耕地面积减少不可避免,要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目标,必须提高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通过对耕地实施集约利用,挖掘现有耕地的利用潜力,加大耕地的投入,提高耕地质量,使之在现有耕地面积或较少的耕地面积的基础上能够提供更多的粮食,以缓解我国紧张的人粮关系。因此,耕地集约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结合现阶段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在提出集约用地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为持续发展、合理利用耕地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3,4]。
1 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
土地集约利用是相对粗放式土地利用而言的。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地租理论中对农用地的研究。他认为,农地集约利用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5]。
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学上,所谓耕地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相对而言,农用地集约利用是在单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要素,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努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利用方式。其标志是加大单位面积上劳动、资金和技术等的投入,土地生产者从而得到较高的产量和收益[6]。
耕地集约利用是基于区域耕地资源科学配置和优化的前提,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合理地增加相关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适宜且结构协调),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充分挖掘耕地利用潜力,从而在耕地利用上走内涵挖潜和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7]。
2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目标、功能和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2.1 评价目标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是通过构建不同区域性和尺度性的指标体系,反映评价区域范围土地集约用地程度,评价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集约用地情况,以及不同分区范围或不同土地利用功能的集约程度。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多指标的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反映如何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落实科学土地资源观。同时,实行合理的耕地利用方式,提高耕地的质量,增强土地的适宜度。通过耕地集约评价挖掘现有耕地的利用潜力,实现不同区域在环境和时间相异的情况下形成合理的、适度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从而达到提高粮食产量、保护耕地和可持续利用耕地的目的。
2.2 评价功能
耕地评价体系的建立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因子出发,从影响耕地的主要因素分析入手,既反映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又反映耕地质量水平,达到指标体系能够准确地反映耕地利用情况[8]。
2.3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2.3.1 科学性与前瞻性原则
评价体系的建立是用来指导生产实践的,制定的指标要能够科学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综合体现体系的合理性。同时,要有预见性和指导性,要与区域土地利用总体目标和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未来主导方面相一致[3]。
2.3.2 系统性与层次性原则
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系统概念,建立指标体系要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系统功能,入选指标本身应构成相应系统,反映耕地集约利用从投入到产出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既覆盖全面又不重复[8]。整个评价体系分为多个层次,下一层次综合反映上一个层次的集约化程度。这样逐层次是反向综合的关系,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一个较强结构层次和顺序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2.3.3 现势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体系应反映时间演变特征的指标,与当前土地利用技术相适应。选取的评价因子要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的数据来源渠道,应能在相关权威机关提供的资料或通过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直接获取可量化的数据,便于操作,减少随意性。
2.3.4 资源环境适宜性原则
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既不能为了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而制定“拔苗助长”的标准和政策,也不能人为地降低标准,导致耕地粗放利用。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又要遵循自然规律。因此,在制定具体的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时,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状况和发展规律[3]。
3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及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3.1 耕地集约利用动力因素
3.1.1 自然地理条件
土地资源是一自然综合体,其性质取决于气候、水文、土壤、生物、地质和地貌等自然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加上这些自然要素本身的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异,致使作为土地资源复杂属性的土地质量呈现明显的时空变化。因此,反映土地质量的土地适宜性、限制性及其时空分异,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及其水平高低的前提条件,而不遵循其适宜性和限制性特点的集约利用也必定不能获得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对于耕地,其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从而最终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
3.1.2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影响着土地集约利用,主要包括区域的人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和文化习俗等。这些因素决定着区域的人地关系、农业投入、农业技术革新及耕作习惯等。耕地集约利用就是要增加资金投入,采用先进的技术,提高单产水平,同时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促使农民向精细化耕作方式转变,提高耕地的效益。
3.1.3 政策影响
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的集约利用,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和法制建设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以耕地为例,目前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因素既包括农地制度、农业经营组织和经营方式等微观方面的问题,也有农业投入、农产品价格、流通和工农关系等宏观政策方面的问题。自1986年《土地管理法》、1999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2004粮食直补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国家地方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加大对农用地的保护,增加耕地投入,以此推动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3.2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方案
考虑到指标可操作性和易定量化,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选取除考虑耕地利用强度和投入状况外,还侧重考虑耕地利用的生产效益。为此,评价体系分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选用10个指标因子来构建其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 评价方法与模型的建立
4.1 原始数据的获取与指标值的计算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重庆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重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提供的信息与数据资源,对评价区域进行全面调查计算各项指标值,并建立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库。
4.2 指标值的标准化处理
指标层数据是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为使数据间具有可比性,需要消除单位和量纲,统一各指标量纲和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对原始数据采用极值的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undefined
式中 —标准化后某指标的值;
Xij—处理前某指标的值;
Ximax—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大值;
Ximin—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小值。
4.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多因子综合评价的过程,针对各评价指标对上一层指标影响程度的差异,采用A.L.Saaty的1-9标度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利用方根法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值,并通过一致性检验(CR<0.1)。据此,得到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指标的权重值,如表2所示。
4.4 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计算
利用标准化后的各评价指标分值及其相应权重,在单项指标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总体评价,计算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式中 Fi—各准则层分值;
F目标—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指标层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Wij—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
Wi—各准则层的权重。
5 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5.1 重庆都市圈概况
重庆都市圈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巴南区和渝北区共9个区,幅员面积为5479.30km2,是重庆市的经济核心区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其发展对周边城市具有重要的辐射作用。由于渝中区没有耕地资源,本文都市区耕地总面积实际上是8个区的耕地总面积(渝中区除外)。
5.2 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通过对2003-2007年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数值标准化计算, 得到标准化值,结合指标值的权重(如表2所示),通过加权求和方法得到2003-2007年重庆市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数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指数,如表3所示。
用同样的方法对2007年重庆都市圈各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计算,得到2007年重庆都市圈各区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指数和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数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指数,如表4所示。
5.3 评价结果
对于重庆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各评价指标没有可供参考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所以选取全国类似用地平均水平作为评价依据,并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最终确定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的评价标准,如表5所示。
总体上,重庆市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由表4可知,2003-2007年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均值为0.51,说明耕地处于低度利用状态,但每年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差异较大。2003年,集约利用综合指数仅为0.21,为粗放利用。从2003年开始,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逐年提高,由2003年的粗放利用发展到2007年的适度利用。5年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增长0.54,年均增长0.11,年增长率52%,但仍未达到集约利用的标准,可见都市圈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处于持续稳定发展阶段,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2007年都市圈各区集约利用水平差异很大,集约利用综合指数最大的是大渡口区,为0.87,达到集约利用水平,高出都市圈集约利用综合指数0.12;南岸区排名第2,为0.63,为适度利用;江北区与九龙坡区为0.43和0.35,为低度利用;沙坪坝区、北碚区和渝北区的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较为接近,分别为0.26,0.23和0.28,均处于粗放利用状态;巴南区最小为0.17,为严重粗放利用。
5.3.1 从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来看
2003-2007年间,利用强度指数从0.47增长到0.88,年均增长27%,其增长率小于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的增长率,说明耕地集约利用强度的提高对提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并不大。由图1可见,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骤然下降,主要是2007年重庆市发生了50年不遇的涝灾,导致耕地复种指数下降。
5.3.2 从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来看
都市区耕地集约利用投入呈快速增长的趋势,5年内增长了0.64,年均增长率为85%,其增长率远远大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指数的增长率。由此可见,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虽然重庆2006、2007年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但由于加大对耕地集约利用的投入,保证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快速持续的提高。
5.3.3 从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来看
2003-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效益指数从0.24提升到0.88,年均增长44%,大大低于耕地集约利用投入指数的增长速度,说明都市区目前还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
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严重干旱致使当年重庆市颗粒无收,粮食产量降到直辖以来的最低水平,造成耕地集约利用效益的低下。因此,要改善耕地条件,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耕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效益。
从以上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过程和结果可见,集约利用强度的提高并不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导因素,加大耕地投入能极大地促进耕地集约化经营,对耕地的投入并不是单纯的资金投入,要结合土地整理工程,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作主体的科技水平,增施有机肥,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注重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益,使耕地的产投比达到最优状态。
6 结论与建议
1) 通过建立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都市圈2003-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评价,较好地反映了都市圈耕地集约的实际情况。评价结果显示,都市圈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良好发展的态势,但耕地利用强度、投入水平和产出效益对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率存在差异。
2) 今后,重庆都市圈应加大耕地的投入,合理安排投入资金、技术和劳力的投入量;转变农业经营理念,实行耕地结构调整,通过对耕地种植结构调整和耕地配置调整,加快耕地流转和产业化的形成;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对不同功能区制定不同的耕地保护政策和空间管制规则;开展土地整理或其他整治工程改善耕作条件,提高耕地产出效益;做好灾害预警机制,提高耕地防灾抗灾的能力,保证耕地持续稳定的集约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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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利用 篇2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保障科学发展的意见
(洛政〔200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严格保护耕地保障科学发展实现土地高效利用的若干意见》（豫政〔2008〕44号）精神，推进全市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就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保障科学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落实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共同责任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是各级政府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要对本辖区内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利用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政府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变“一管多用”为“多管多用”，落实好共同责任。国土资源部门要认真执行土地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全面履行管理职责。发改、规划、建设等部门要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积极研究促进相关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的政策措施，以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财政、税务部门要完善和落实鼓励节约集约用地的财政、税收政策。市监察部门要配合市国土资源部门，加强对保护耕地和土地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的检查，对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不到位、土地管理秩序混乱、一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15％以上的，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组织查处的，对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要严格按照《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15号令），追究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土地领导的责任，确保共同责任落实到位。
二、按照节约集约原则基本保障建设用地合理需求
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坚持以规划、计划为先导，加强土地收购储备，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对2005年以来国家和省已审批的土地，市国土、发改、财政等部门要抓紧组织有关县（市、区）加快办理征地手续。按照有限指标保重点、一般项目靠挖潜的要求保障经济发展。省下达给我市的年度用地计划指标主要用于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即市级以上重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引领全市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大项目、重要生态环保和节能减排项目、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重点民生保障项目的用地需求。一般项目用地需求要通过内涵挖潜来解决，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新增建设用地。
大力发展节地型产业、节地型建筑和紧凑型城镇，走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道路。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关于各类建设用地的控制标准，提高用地门槛，工业项目用地实际投入市区不得低于150万元/每亩，县（市、区）不得低于120万元/每亩。城市规划、项目设计和建设单位要严格按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防止和消除各类项目多占多用土地现象。坚决制止城镇建设无序扩张，严禁建设脱离实际需要的宽马路、大广场和绿化带。严格限制低层建筑，在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合理提高城市建设容积率。
深入推进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划拨和协议用地范围，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一律实行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对房地产开发用地单宗出让面积，城市中心区不得超过150亩、县（市、区）不得超过75亩，每宗地开发建设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继续大力推进多层标准化厂房建设。市政府每年拿出500万元对标准厂房建设先进县（市、区）进行奖励。
三、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积极探索多种土地流转方式，允许和鼓励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四、依法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充分尊重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征地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位置、用途、补偿标准等以书面材料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和农户；征地方案批准后，要将批准机关、批准文号、征地补偿标准等内容在被征用地所在乡（镇）、村组进行公告；征地实施前，要将被征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经农村集体和农户进行确认、登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在被征地所在的乡（镇）、村组进行公告。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探索和推进失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
依法搞好涉土信访。当前，我市土地信访比较突出，多数是反映宅基地纠纷、乡（镇）或村办企业非法占地和征地补偿落实不到位问题。各县（市、区）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涉土信访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依法、及时、扎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五、建立健全土地执法监管长效机制
健全土地督察工作机制。全市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的监督检查，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要及时依法组织调查处理并及时报送查处结果；对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在督察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整改意见，要及时研究落实措施，切实按要求整改到位。市国土资源局要加强与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联络，为开展督察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制定实施政府负总责、国土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土地违法行为联合查处制度，确保土地违法案件能及时查处并依法处理到位，不发生重大土地违法案件。
健全国土资源执法监察体制。按要求应该成立国土资源警察大队的县区，2009年3月底前务必成立。已成立的要充分发挥作用，开展执法动态巡查，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县、乡、村三级土地执法监管体系，建立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的工作机制。
六、建立健全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考评激励机制
每年年底，市政府将依据规划和计划执行情况、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责任目标完成情况、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情况、违法违规用地查处情况，对各县（市、区）政府耕地保护工作进行考核；依据建设用地投资强度、产业集聚区发展和多层标准化厂房建设、存量用地盘活、执行工业用地标准等情况，对各县（市、区）政府节约集约用地工作进行考核。并采取多种形式严格奖惩，一是将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分配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挂钩，以省下达我市的年度建设用地计划为基数，预留一定的机动指标，用于支持工作成效显著的县（市、区）；二是将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分配与盘活存量土地情况挂钩。对盘活挖潜成效好的县（市、区），在农用地转用指标分配上给予倾斜。对未完成盘活挖潜目标任务的县（市、区），扣减其农用地转用指标，并限期完成目标任务；三是将土地管理工作绩效与各县（市、区）政府年度责任目标考核挂钩。对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奖励，对工作成效差的通报批评直至暂停用地审批。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洛阳市人民政府
二
也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篇3
由政府引导，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宣传，特别要加强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权利教育，增强广大群众在土地管理方面的国家集体意识，增强义务观念，形成土地是国家、集体所有的共识。同时，要加强土地管理执法人员和县、乡镇、村、组领导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有关土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业务知识培训，避免政府违法、领导违法。特别要把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要用足用活上级政策，在可操作和程序上下功夫，切实履行好土地管理方面的经营和管理职责，扎实做好统一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性工作。
二、建立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制度和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网络
建立县、乡（镇）、村三级动态巡查机制，形成三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网络。调动村级监察网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基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员的监督作用，使国土资源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早处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以事前防范与事后查处相结合”的方针，把土地违法案件消灭在萌芽和始发状态，以减少经济损失。
三、要充分利用规划、计划的调控作用
要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利用的整体控制和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好各类相关规划 （城市规划、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产业规划等）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所确定的各类建设用地规模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安排。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作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是实施规划的重要工具，在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编制的特殊时期，要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使每个建设项目都做到合理的用地规模、用地布局、土地用途，能少用地的就不多用，能用劣地的就不用好地，节约每一寸土地尤其是耕地，大力提高集约用地水平。
四、要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提高现有土地利用效率
要认真组织开展建设用地普查评价，对现有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和投入产出情况做出评估，把空闲、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土地作为今后土地开发利用的重点，努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率。
首先要全面清查，摸清底数，让闲置土地无处藏身。然后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快处置方面，主要对城市内影响较大，闲置时间较长的闲置土地进行疏理，在分析找准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每一块地的处置方案，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整个闲置土地的处置工作。针对闲置土地成因复杂的现实情况，本着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考虑历史因素，重在解决问题，最大程度发挥土地效益的原则，提出对不同类型的闲置土地区别对待，分类处理。从处置闲置土地的实践来看，采取收回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强力措施，但收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督促开工、加快建设才是目的，只有让闲置土地动起来才能达到发挥土地效益的作用。
在对原有闲置土地进行处置的同时，要加大用地管理力度，加强批后监管措施，严防出现新的闲置土地。通过进一步规范用地审批，严把建设用地预审关、报批关、批后跟踪管理关，及时掌握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状况，定期进行评价分析，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监管和对项目单位建设进度的跟踪监督，使新开工项目基本不再出现闲置现象。
五、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建设用地储备制度
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建设用地储备制度。我国的土地市场正处在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变中，为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解决我国土地市场早期出现的总量失控，资产流失，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建立了土地储备制度。
通过土地储备，使政府掌握了土地的“统一收购权”，逐步加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应，确保土地供应的合法性，减少违法用地、多头供地、越权批地等现象的发生，有效调控土地供需市场，为逐步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的土地市场打下了基础，并盘活了存量土地资产，有助于土地供应实现由“增量为主”向“存量为主”的转变。建立土地储备，也是推行招拍挂出让等市场方式配置土地资源的现实需要。
六、要做好土地开发整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要守住18亿亩耕地不能少。非农建设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对于确需占用耕地的，要“占一补一”，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
切实加强土地开发整理质量管理，把补充耕地的质量作为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内容，强化验收工作，确保补充耕地质量与建设占用耕地质量相当。通过整理和复垦，改善农村和矿区的生态环境。坚决杜绝毁林开荒、乱垦草场和破坏湿地等现象。要根据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方向和土地资源适宜性，因地制宜确定开发整理后土地的用途，使土地开发整理成为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七、加强监督检查，全面落实节约集约用地责任
建立节约集约用地考核制度。要把节约集约用地考核纳入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切实承担起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责任。建立节约集约用地的监测，主要是做好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和土地变化状况监测。及时向社会公开供地计划、结果及实际开发利用情况等动态信息。对批多用少、占而不用的土地，坚决依法收回，重新配置。做好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建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全面掌握各类土地变化状况。重点监测各地新增建设用地、耕地减少和违法用地等情况，监测结果要向社会公开。
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时序变化分析 篇4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改进熵值法,忻州市
我国人多地少, 耕地资源稀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耕地的供给有限, 因此需要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 提高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合理的利用耕地是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开展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研究, 有利于提高研究区耕地的利用效益。忻州的土壤先天性地质太黏, 表层土过砾, 耕作层薄, 耕地的保墒能力差, 使得耕地的生产率低下[1], 因此, 耕地的生产效益有极大的提高空间, 提高耕地的集约度是提高耕地产出的最直接的方法。
1 研究区概况
忻州市位于山西省北中部, 介于E110 53~11358和N38 8~39 40之间, 忻州市年平均气温4.2~8.8℃, 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463.5mm。年日照时数2670~2940h, 年日照百分率60%~66%。忻州市地处黄土高原东缘, 地势高差悬殊, 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及暖温带半干旱过渡带, 特殊的气候环境使忻州市自古就有种植小杂粮传统优势。
全市东西长约245km, 南北宽约170km, 国土总面积2515068.95km2, 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6, 2014年全市耕地面积633250.7hm2, 总人口312.8460万人, 人均耕地0.202hm2, 农业生产总值662826万元, 化肥施用总量409679t, 农用机械总动力259.7万kw。
2 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根据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评价系统的构建原则、方法, 在查阅大量耕地集约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忻州市的实际情况, 采取层次分析法构建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改进熵值法[2]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能缩小极端值对综合评价的影响, 避免了人为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 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 见表1。
2.2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
由于指标间性质不同、计量单位不同, 往往缺乏可比性与综合性。为统一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之间的数量级差异, 解决各指标数值可综合性的问题,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3], 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标准化后的指标数Iij统一在 (0-1) 的范围内。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忻州统计年鉴》 (2001—2015年) 和忻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变更数据 (2000—2014年) 。
2.3 耕地集约度的计算
采用综合指数法[4]计算集约度。具体方法:在确定各参评因子权重的基础上, 将各评价单元的每一参评因子的标准化值与其权重相乘, 之后再进行累加。其计算表达式为:
式中, Ui表示土地集约利用度;Wj为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m为评价指标的数量;Iij表示各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3 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分析
3.1 耕地集约度时序变化分析
忻州市2000—2014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序变化特征见 (图1) , 2000—2014年, 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起伏波动, 总体呈上升趋势, 15a间提高了37.48%, 但在2000—2001年集约度明显下降,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是农村农用地劳动力逐年减少的主要原因。2012—2014年也出现下降趋势, 由于经济放缓的原因所致。
3.2 集约度结构变化特征
集约度水平取决于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效益和可持续状况。由图2、图3看出, 2000—2014年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由土地投入强度转变成为土地利用效益, 2000年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效益和可持续状况各自所占比重为64%、27%、9%、0降为2014年的9%、30%、54%、7%。其中投入程度下降了55%, 2000年忻州市农用地劳动力投入214.53万人, 2014年为173.13万人, 下降了23.91%, 使得土地投入程度大大减少。土地效益、土地利用程度和可持续状况都不同程度的上升了, 其中土地利用效益15a增加了45%,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的显著下降使得土地效益、利用程度和可持续程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3.2.1 投入强度
如图4, 投入强度呈波动下降趋势, 尤其在2013、2014年大幅度下降, 2000—2018年耕地投入呈缓慢下降趋势, 从0.24下降到0.05, 下降了79%, 主要原因是农用地劳动力的投入下降所导致。2009年迅速上升为0.18, 之后平稳发展, 直到2011年为0.202, 但仍没有回到2000年的水平, 此后, 投入程度急剧下降, 到2014年已经下降到0.05。
3.2.2 利用程度
耕地利用程度时序变化情况见 (图5) , 耕地利用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从2000年的0.1上升为2012年的0.21, 上升了110%, 原因主要是复种指数、耕地灌溉率逐年上升所致, 但2013和2014年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2013年和2014年农用地播种面积下降。
3.2.3 利用效益
耕地利用效益时序变化见图6, 15a间耕地利用效益呈显著上升趋势, 2001年除外, 这主要由于2001年北方春旱的影响, 山西忻州市遭受了严重的旱灾, 致使农业总产值下降。2001年后持续上升, 2003年国家的“免收农业税”政策实施和农用机械化的使用使得粮食单产、农业总产值和单位劳动力的产值迅速增加, 进一步提高了耕地的利用效益。
3.2.4 可持续状况
忻州市耕地可持续状况见图7, 15a间持续波动起伏, 有小幅上升趋势, 有较明显的上升和下降阶段。2000—2003年呈上升趋势, 持续状况从0.0003上升到0.073;2003—2008年迅速下降, 下降了0.051;之后2008—2011年又快速地上升, 从0.088上升到0.1051, 上升了0.017;2011—2014又转为下降趋势, 下降了0.0669, 主要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大量农用地被占用, 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显著下降和非农人口的逐年增加, 致使土地持续状况不同程度的降低。
4 结论
从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的准则层权重来看, 投入强度>利用效益>利用程度>持续状况, 说明投入因素仍是影响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用地投入要素不断增加, 化肥投入、机械动力投入、农药投入等都存在明显的增加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使得农业投入要素的利用程度和效用效率得到提高。目前, 虽然忻州市可持续状况对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不大, 但还是应注重粮食的稳产性和基本农田质量的提高, 以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2000—2014年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起伏波动, 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先进农业技术的不断推广, 对耕地投入逐渐增加, 利用程度的上升, 都会使得忻州市耕地集约利用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各准则层的变化趋势表明:忻州市耕地的利用效益呈上升趋势, 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耕地机械化、技术、资金的投入使得耕地利用效益的增加。与此同时, 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和持续状况呈起伏下降的态势, 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农地非农化, 人均耕地面积减少, 水资源短缺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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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利用 篇5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七台河市
耕地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耕地是人类获取粮食、棉花、油料等基本农产品的基础条件之一, 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目前以占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22%的人口, 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成就。但另一方面, 这一现实也表明中国耕地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如此国情迫使我国要对耕地进行集约利用。
一、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界定
耕地集约利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耕地利用的高强度开发, 而是耕地利用达到的最佳有效状态。即针对在特定时间, 不同区域、不同自然质量的耕地, 通过增加各种要素的投入等途径, 促进耕地集约化和有序化利用, 从而达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目的。
分析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 可以将其分解为六个组成部分: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效果、耕地生态环境、耕地自然质量和耕地区位条件。只有这六个部分协调作用, 才可能实现耕地集约利用。
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 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整体性。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有机结合的复合系统, 具有很强的整体性、系统性。
2.可操作性。耕地集约利用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影响因素多而复杂。因此,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能准确反映耕地集约利用各方面的状况和特性, 又要易于搜集整理、计算应用、评价分析和操作运用。
3.科学性。这是进行耕地持续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制定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 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 使评价公平、公正。
(二) 评价指标的预处理
耕地集约利用是多指标评价体系, 而且指标的类型不尽相同, 因此本文采用极差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处理。设[fj1, fj2]为第i个评价单元第j个评价指标的变化区间, 即fj1=min{bij}, fj2=max{bij}。以各指标因子作用的程度、性质及表现形式为依据选用标准化模型, 可用下式计算无量纲值Iij的标准化算法即:
式中:aij为i评价单元在第j指标上的实际调查值;
min{aij}为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小值;
max{aij}为处理前同系列指标的最大值。
(三) 耕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方法
1.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多目标综合评价是对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整体进行定量描述的一种方法, 这种描述是建立在科学地概括统计总体、多方面特征的条件下, 从而取得的结果。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指标的大系统, 本论文采用多目标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Fi——第i个评价单元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Iij——第i个评价单元在第j项指标上的标准化数值
Wj——第j项指标的权重
i——评价单元的个数
j——指标个数
2.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主成分分析方法, 是Hotelling在1933年首先提出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是通过降维的思想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指标简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指标合成。本文利用采集的数据, 对反映耕地投入强度、耕地利用程度、耕地产出效果、耕地生态环境、耕地自然质量和耕地区位条件的各项指标进行同趋化和无量纲化处理后,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选取第一主成分确定指标权重, 计算得到指标在各自子系统中的权重。然后, 重复使用这种分析方法, 将耕地集约利用的六个组成部分进行主成分分析, 确定六个系统层的权重。
(四) 黑龙江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对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的深入分析, 依据耕地集约利用的构成, 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分析
(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多目标综合评价
通过对耕地集约利用内涵的深入分析, 衡量耕地集约利用最终只能将各基本变量形成一个加权合成指数, 即由若干个耕地集约利用基本变量的指数加权构成综合的耕地集约利用指数。如表2所示
(二) 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是将七台河市市辖区6个乡镇耕地利用集约程度总排序, 评价各县区耕地利用的相对集约程度, 划分为一级集约利用区、二级集约利用区、三级集约利用区3个级别。根据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 将6个乡镇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分为3个级别:I级集约利用区, 集约度C<0.50;II级集约利用区, 集约度:0.50
(三) 评价结果分析
1.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空间分异分析。根据计算所得数据,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对数据和图件行处理, 得到七台河市市辖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级别图, 结合级别图, 分析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状况间分异特征。
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 (见下图) 。集约利用程度最高的III集约利用区集中分布在万宝河镇、茄子河镇、铁山乡, 属于七台河市集约利用水平最高的地区。II级集约利用区主要分布在红旗镇和中心河镇。这类地区应采取必要措施, 在保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下降或提高的条件下, 提高生态效益这个前提基础。I级集约利用区主要分布在宏伟镇, 此类地区主要受耕地自然质量限制, 投入低、效益差。此类地区应转变利用模式, 战略性调整利用结构。
2.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耕地集约整体状况分析
1) 七台河市区各乡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宏伟镇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最低, 主要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差, 土质贫瘩, 农地质量不高, 开发利用比较困难所致。而处于万宝河镇、茄子河镇、铁山乡农地集约利用程度比较高, 一是地区地势较平坦、土质比较肥沃, 易于耕作和开发利用:二是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 农业基础较好, 耕地的投入水平相对较高, 随之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也比较高。
2) 从各领域层权重来看, 耕地投入强度>耕地产出效果>耕地利用程度>耕地生态环境质量>耕地自然质量=区位条件, 说明耕地投入强度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最大, 因此在今后的耕地利用中, 应该增加对耕地资金、劳动力、化肥以及农药等方面的投入, 以此来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的水平。耕地生态环境质量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也比较大, 从而, 在增加耕地投入的同时, 应对不同区域, 不同自然质量条件的耕地加以区别对待, 同时注重人口、粮食和耕地的协调关系以及耕地的环境治理和质量提高, 以实现达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3)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 耕地的投入强度和生态环境质量应该呈上升趋势, 而耕地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效果则呈下降趋势。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 对耕地的投入逐渐增多, 耕地集约利用投入强度增加;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 耕地非农化现象突出, 农村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导致耕地利用程度降低。
四、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耕地集约利用建议及对策
(一) 耕地的开发利用要贯彻节约集约思想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因此, 要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思想贯彻到耕地利用当中,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研究拟定耕地的利用程度和开发强度的分阶段目标。
(二) 建立耕地集约利用考核制度
耕地是一个多元复合性概念, 构建一套综合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及考核制度, 可促进耕地的集约利用。耕地集约利用考核制度的建立, 不仅可以反映出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及存在问题, 而且可以促进耕地的合理利用, 最大限度的发挥耕地的综合利用效益。
(三) 制定合理的耕地发展战略
耕地集约利用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的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 耕地集约利用的涵义是不同的, 充分研究耕地利用所处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提出符合七台河市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特征的耕地集约利用基础理论与方法, 为研究耕地集约利用奠定基础。
(四) 积极开展耕地整理工作和充分利用存量土地
利用现代各种技术手段, 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积极开展耕地整理工作, 通过改善耕地利用环境, 消除耕地利用中制约和限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促进耕地利用的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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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利用 篇6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泰尔指数,面板数据模型,土地资源管理
长期以来, 受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强烈驱动, 我国面临优质耕地散失和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1,2,3]。耕地集约利用成为缓解耕地资源不足、保障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1,4,5,6,7], 其现状及变化趋势等问题备受关注[8]。
以1998 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为标志, 1999 年至今不仅是我国耕地保护进入了构建制度体系的“新政”时期, 也是国家宏观政策向重视和引导农民种粮积极性回归的重要时期[9], 特别是1998 年后粮食产量的持续下滑, 促使中央重视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 2004 年以来中央每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指导农业发展。由于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我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在空间上还存在较大差异[10]。在此背景下, 探讨我国耕地集约利用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目前, 国内对耕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的研究还不多, 主要有李秀彬等[1]利用复种指数、粮食产量等单项指标测度了1981-2000 年耕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朱会义等[8]以同样方法分析了1996-2005 年间中国耕地集约利用度时空差异;刘成武等[11]选取了耕地单位面积上价格形态的投入作为指标衡量了1980-2002 年农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及区域差异;曹银贵等[12]则采用了层次分析法等构建指标体系, 从投入、产出、可持续情况等方面综合分析了三峡库区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区域差异。从现有成果看, 国内学者对耕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的研究更加关注于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整体分析, 而对其空间差异的研究则多数停留在定性描述或概括的层面, 缺乏相关评价指标的定量化分析, 进而影响了我国耕地集约利用区域差异驱动机制及相关政策措施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本文选取耕地保护“新政”时期作为研究时段, 在测算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GIS、线性回归和泰尔指数等方法,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分析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差异, 尝试构建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不同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 旨在揭示耕地保护“新政”时期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差异, 识别其显著性影响因子, 为制定区域耕地集约利用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测算耕地利用集约度, 也就是耕地利用投入强度, 即单位耕地面积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13,14]。据此, 本研究选取复种指数、灌溉系数、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5 个指标度量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 (表1) 。复种指数是反映耕地利用程度的传统指标[8]。水资源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自然要素, 同时也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灌溉系数 (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能够很好地解释农业水资源利用程度[3,14]。化肥投入对农业产出的作用不言而喻, 是确保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长足发展的重要保障[15]。机械投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劳动力投入对我国农业生产仍然非常重要[4,16]。
根据数据的特征, 本文采用常用的线性标准化方法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能同时满足:1同一指标内部相对差距不变原则;2不同指标间的相对差距不确定原则;3标准化后极大值相等原则。正向指标标准化方法如下[17]:
式中, Pij为第i省份第j个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标数值的标准化值, xij为第i省份第j个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标的数值, max (xj) 为各省份第j个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标数值的最大值。
运用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 与层次分析法 (AHP) , 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各指标赋予权重 (表1) , 以计算耕地利用集约度。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ALUIi为第i省份的耕地利用集约度, Wj为指标j的权重, Pij为第i省份第j个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标的标准化值。ALUIi数值越大, 说明耕地利用集约度越高, 反之亦然。
1.1.2区域差异度量选择泰尔指数[18]来测度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差异。泰尔指数能够有效地利用分组数据, 将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两个部分, 以便于观察和揭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各自变动的方向和变动幅度, 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程度。根据农业发展水平的四大区域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重庆、四川、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和广西;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香港、澳门和台湾不在区划之列) ,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可以分解为四大区域间和四大区域内的差异。省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 (T) 计算公式为:
式中, n表示省级行政单位的个数, yp为p省耕地利用集约度, μy为中国平均耕地集约度。T的区间为[0, ln n], 数值越小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小, 反之亦然。如果T=0, 即各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相等, 则表示耕地利用集约度不存在区域差异;如果T=ln n, 即某一省份具有所有省份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具有最大的区域差异。
我国四大区域省域耕地集约度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可以表示为区域间 (Tbr) 和区域内 (Twr) 两大组成部分的泰尔指数之和, 即:
其中, Tbr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m为区域的数量;Pi为区域i中省级行政单位的数量;P为所有省域的数量;yi为区域i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平均值;为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平均值。
1.1.3 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一般而言,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深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政策和农民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探寻中国不同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 (ALUI) 的影响机制, 本文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i (i=1, …, 31) 和t (t=1999, …, 2008) 分别表示第个省份和第t年, ait为常数项, μit为随机误差项。βi (弹性系数) 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某因子每变化1%, 导致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 βi%。模型中各自变量定义如下:
(1) PGPGit (人均GDP) 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计算公式为名义GDP/ 年末总人口。相关研究[4,7,10]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明显。
(2) URBit (城镇化率) 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在宏观上影响当地耕地利用集约度, 一般而言, URB越高, 耕地利用集约度越高[5]。城镇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村人口比例在经济发展中不断下降, 因此本文选择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率。
(3) APit (农业政策) 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显著。由于自2004年以来, 中国连续九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指导“三农”发展, 有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6]。因此, 将2004年之前的年份赋值为0, 包括2004年在内的之后年份赋值为1;由于国家一直重视粮食主产省份 (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为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内蒙古、山东、四川和安徽) 的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 特将粮食主产省份2004年之前的年份赋值为1, 包括2004年在内的之后年份赋值为2。
(4) PLAit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 表征耕地利用规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耕地利用规模的扩大, 有利于规模生产, 便于农业机械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将进一步提高。
(5) PINit为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根据“经济人”假设,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决定了农民对耕地的投入能力[9]。通常, 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变化会引起下一年农业投入的调整, 因此, 设置PINit的时间滞后效应为1 年。
1.2 数据来源
耕地利用集约度指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耕地面积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口比重等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耕地面积数据只更新到2008年, 所以本文的研究时段为1999-2008年, 数据覆盖我国31个省份 (直辖市、自治区) 。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的可视化描述
在软件Arc GIS 9.3 的操作平台上, 绘制了1999 年和2008 年中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分布图, (图1) 。由图1可知,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最小值由1999 年的0.1884 (黑龙江) 增加到2008 年的0.2546 (黑龙江) , 而最大值从1999 年的0.8394 (浙江) 减少到2008 年的0.8029 (湖南) 。1999 年和2008 年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布特征均表现为:高值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低值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部地区, 这表明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由东中部向西部和东北递减。
2.2 各省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变化的基本趋势
各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变化能够反映出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可以用各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值 (D_ALUIij) 来表征。D_ALUIij为正, 说明该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D_ALUIij为负, 说明该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D_ALUIij越大, 说明其地位越高[19]。
注:PGDP、URB、AP、PLA和PIN分别表示人均GDP、城镇化率、农业政策、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和农民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t-Statistic值。
为了揭示1999-2008 年我国各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地位发生了何种变化, 可对不同省份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值进行回归分析, 以时间t为解释变量, 以各省份的D_ALUIij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一元一次线性回归方程, 即D_ALUIij=a+bt。回归系数b表示耕地利用集约度地位的变化, b为正, 说明其地位上升;b为负, 说明其地位下降。为了简化分析, 令1999 年时t=1、2000 年时t=2, 以此类推, 直至2008 年t=10。
各省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 不同省份ALUIij回归的拟和程度不同, 表现为R2、调整后的R2和P值差别较大, R2较大、P值越小, 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和程度较高;相反, 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低。这里的拟合程度“传递”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地位变化是否稳定的信息。因此, 结合拟合程度, 对系数b进行考察, 可以将各省区划分如下 (图2) :
第一类: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显著上升区, 即b>0, P值<0.01。属于显著上升区的省份有6 个, 按照上升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河南、西藏、新疆、陕西、河北和内蒙古。第二类: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显著下降区, 即b<0, 且P值<0.01。属于显著下降区的省份有6 个, 按照上升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上海、浙江、福建、北京、江苏和重庆。第三类: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一定上升区, 即b>0, 0.010≤P值≤0.050。属于一定上升区的省份有5 个, 按照上升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宁夏、青海、江西、海南和湖南。第四类: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一定下降区, 即b<0, 0.010≤P值≤0.050。没有属于一定下降区的省份。第五类: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波动变化区, 即b<0 或者b>0, 但P值>0.050。属于波动变化区的省份有14 个, 其中, 除了辽宁的b<0 外, 其余省份的b>0。
这说明, 1999-2008 年,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总体而言, 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下降的省份集中在东部, 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上升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和中部某些地区, 而东北耕地利用集约度位次则相对稳定。
2.3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差异
按照式 (3) 、 (4) 和 (5) , 分别计算出了1999-2008 年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泰尔指数、四大区域间泰尔指数和四大区域内泰尔指数 (图3) 。据图3 所示,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由区域间泰尔指数和区域内泰尔指数的大小可知,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四大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间差异, 10 年间区域间泰尔指数的比重均在65%以上。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泰尔指数呈减少态势, 其值从1999 年的0.085 持续减少到2008 年的0.052, 四大区域间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与总的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999-2001 年为泰尔指数下降缓慢, 2002-2005 年下降较快, 2006-2008 年则相对平稳。
四大区域1999-2008 年耕地利用集约度泰尔指数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中部 (均值为0.032, 下同) >西部 (0.025) >东北 (0.023) >东部 (0.013) (图4) 。这表明, 中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最大, 其次为西部, 再次为东北, 最后为东部。进一步说明了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差异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时, 1999-2008 年, 我国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耕地利用集约度泰尔指数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图4) , 其中中部耕地利用集约度泰尔指数缓慢下降, 西部的泰尔指数较快下降, 东北的泰尔指数在2005 年之后为快速下降, 东部的泰尔指数波动下降。
2.4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驱动因素
本研究运用EViews 6.0 软件, 通过式 (6) , 采用1999-2008年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模型的设定进行F检验, 检验结果支持选择变截距模型;然后使用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支持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 (LSDV) 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表2为各变量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弹性, 其中统计检验不显著的因素已略去。
全国层面, 所有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为5%的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在全国层面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由各因子的变化弹性大小可知, 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城镇化率>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农民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农业政策>人均GDP。
在显著性P=10%的水平下, 除了农业政策因素外, 其他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农业政策对东北和西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明显, 其变化弹性分别为0.0834 和0.0807, 其次为中部 (变化弹性为0.0683) ;农业政策对东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较弱, 变化弹性不及东北和西部的一半, 仅为0.0361。这表明国家的惠农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易受国家农业政策的影响。人均GDP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显著的区域为中部和西部, 人均GDP每增加1%, 中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提高0.1019%, 西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提高0.0897%。城镇化率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显著的区域为东部和西部, 东部和西部城镇化率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弹性分别为0.8247 和0.9707。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对东部和中部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影响显著, 变化弹性分别为0.1793 和0.1583。农民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影响中部和西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弹性依次为0.2382 和0.2472。
各变量对不同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大小差异很大。一般而言, 经济发达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受耕地经营面积的影响大, 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增强。
3 结论与启示
3.1 主要结论
(1) 1999-2008 年,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态势,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高值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而低值则主要分布于东北和西部地区。
(2) 1999-2008 年,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东部耕地利用集约度地位在下降, 中部和西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地位上升, 而东北耕地利用集约度地位相对稳定。
(3) 由泰尔指数测算可知,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体差异呈减少态势, 但仍然较为明显, 其差异主要集中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较于各区域内部的差异而言,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间差异对其总体差异的影响较大。
(4) 影响不同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差别较大。一般而言,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受耕地资源本身, 如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等的影响大, 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此外, 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增强。
3.2 启示
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差异明显, 其差异主要集中于中部和西部。中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对耕地利用的投入并逐步减小耕地集约利用的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同时, 鉴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间差异对其总体差异的影响较大, 着力缩小各区域间的耕地集约利用区间差异, 是进一步减少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体差异的关键。
耕地集约利用 篇7
耕地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保障我国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的构成要素,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地位[1,2,3]。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耕地减少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4],土地闲置浪费、低效利用成为普遍现象,耕地集约利用状况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5]。提高耕地的利用水平,推进耕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6]。河南省周口市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示范区,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推进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大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会更加显现,耕地的集约利用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前,学术界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较多,但大多集中在对城市建成区、产业集聚区、农村居民点等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研究[7,8,9,10,11],单独针对耕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研究相对较少,基于突变级数模型的研究更少。此外,当前的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多侧重于对水平评价、时空格局分析、驱动因子探究等方面,对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障碍因素分析鲜有涉及。如杜国明、刘彦随从黑龙江省县域尺度出发,通过构建“PSR”评价模型来对区域内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分区研究[12];龙冬冬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聚类分析与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主要分析了河南省18个地市1989—2008年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1];张小虎通过构建三角模型,对河南省1996—2008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与演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并对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13];王国刚、刘彦随从微观尺度构建了农户耕地集约利用解释模型,利用集约利用度指数(CII)和驱动力模型,探究了1996—2008年中国省域尺度内的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及其影响因素[14]。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对指标进行了组合赋权,通过构建突变级数模型来对周口市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测算,并对影响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中小尺度下的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研究提供研究案例,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使用的各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周口市各县区统计年鉴》、《周口市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和周口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等相关资料。
2.2 研究方法
突变级数法是一种以突变理论为基础,以势函数为研究对象,通过状态变量和外部控制参量来反映系统动态变化情况的定量评价方法。该方法只需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利用不同突变模型的归一公式求取突变级数值,计算简易准确,适用于解决区域多目标评价问题[16,17,18,19]。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该方法来对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具体过程如下。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客观真实地表现出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还要遵循系统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的一般要求[15]。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研究目标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周口市耕地利用的实际状况,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2,14,16],以耕地集约利用内涵为依据,建立起包含耕地投入强度、利用效益、耕作状态和持续状况四个部分的指标准则层,并结合各准则层的内在机理,最终筛选出14个指标建立起了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表1)。
构建多级递阶结构模型: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无法直接获取数据。但通过构建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可对目标层进行多层次分解,收集底层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即可。对同一层次指标,本研究利用客观组合赋权法来确定指标重要性排序,据此构建起因素层的四个突变模型和目标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隶属度)的突变模型(图1)。
各层次突变系统类型识别:勒内·托姆提出的初等突变理论有七个基本模型;当状态变量为一维时,较简单和常用的有四种突变系统类型[18,19]。根据上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突变系统模型,本文中只用到燕尾模型和蝴蝶模型(表2)。
由分歧集推导归一公式:设突变系统的势函数为f(x),根据突变理论,其所有临界点集合成平衡曲面,其方程通过求f(x)的一阶导数而得到,即f(x)'=0。其奇点集通过对f(x)求二阶导数而得到,即f(x)″=0。由f(x)'=0和f(x)″=0消去x,则得到突变系统的分歧集方程。分歧集方程表明,诸控制变量满足此方程时,系统就会发生突变[17,19]。通过分歧集方程可以推导出归一公式(表2),由归一公式将系统内各控制变量(u1、u2、u3、u4)的不同质态转化为同一质态。
利用归一公式进行综合评价:利用突变理论与模糊数学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突变模糊隶属函数,基于系统中各个突变模型的归一公式,可逐步向上进行综合量化运算,最终计算得到总的突变隶属函数值,函数值越大结果越优越[19]。
3 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3.1 数据无量纲化
由于指标数据单位上的差异,故存在不同的量纲。为了使各指标间数据具有可比性,便于归一公式的使用,本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具体过程为:
式中,xij和yij分别表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和无量纲化数值。
3.2 指标权重计算
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揭示各指标对目标层的贡献程度,本研究为避免单一赋权法的片面性,最终选择了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
熵值法:熵值法是根据指标间的离散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比较客观的赋值法,通常变化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的权重。该方法既能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又能反映指标的相对变化对系统的影响[20]。
计算指标xij的比重Rij: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ej及信息熵冗余度: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1j:
式中,m为统计年数;n为指标数。
变异系数法:变异系数是根据各个指标间的变异程度计算得到指标权重。通常指标取值差异越大,越能反映被评价单元的差距,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越大。计算公式为[21]:
式中,表示指标j的变异系数,sj表示第j项指标标准差,j表示第j项指标的均值,n表示指标数。
确定组合权重:结合本研究实际,在参照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1,22],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权重(Wj),见表3。
3.3 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组合赋权法所确定的指标权重,对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运用突变级数模型测算出河南省周口市2000—2013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测算结果见表4和图2。
从表4和图2可见,2000—2013年间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主要呈现出以下变化趋势:①2000—2013年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为0.9335—0.9960,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作为粮食生产核心示范区,周口市有着优越的耕作条件。同时,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如逐年提高农民种地的补贴、良种补贴以及农机购置补贴,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耕种粮食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条件和经营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在2003年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加之2003年下半年受到严重的气象灾害的影响,灾情严重,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从而波及耕地产出效果和持续状况等。②2000—2013年周口市耕地投入强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0.9741下降到2013年的0.9469。其中,2000—2004年间耕地投入力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过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出现大面积的撂荒现象,并且气象灾害也比较严重。2004—2008年周口市耕地投入强度呈小幅上升趋势,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采取多项惠农政策,加强基础设施投入,提高了粮食的市场价格等,刺激了农民发展农业的信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2008—2013年周口市耕地投入强度下降较为平缓,主要是因为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稳步推进,农户兼业日趋多元化。同时,规模化、集约化的耕地经营模式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户更倾向于从事收益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由此也出现了农地撂荒闲置等现象,农户对耕地的投入相对降低,加之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等理念的推广,化肥、农药等投入也相对减少,进而影响到耕地的投入强度。③2000—2013年周口市耕地产出效益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6213增加到2013年的1.000。产出效益的显著提升主要是由于多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区域内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也不断上升,粮食增产和稳产条件日益稳固,这些都使得耕地的产出效益日益显现。值得注意的是,2002—2004年耕地产出效益出现较大波动,主要是由于农作物受灾面积较大,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波及耕地的产出效益。④周口市的耕作状况在2000—2013年总体呈较缓上涨趋势。周口市的耕作状况由2000年的0.9895上升到2013年的0.9985。2000—2005年,周口市的耕作状况有小幅下降,主要是当地抵御灾害能力较弱,受到旱灾、水灾等严重气象灾害的影响,及其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破坏,造成较长时间难以恢复生产。2006—2013年周口市的耕作状况呈现出较缓上涨态势,究其原因是周口市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积极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三项整治”等举措,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有效增加耕地的播种面积和质量,使农地耕作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⑤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的持续状况。2000—2013年周口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持续状况总体上不断上升,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由2000年的0.9165上升到2013年的0.9936。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真贯彻落实,以及城镇化和现代化农业的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的持续状况有较大回落,主要是受到了严重的气象灾害的影响,致使当年度秋粮大幅减产,严重影响到粮食安全和耕地集约利用的持续状况。
4 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障碍因素分析研究
本研究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病理诊断”,探究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障碍因素,使相关对策更富有针对性,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提供决策指导。本研究引入“因子贡献度(Wj)、指标偏离度(Pij)、障碍度(Mij)”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障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16],并根据障碍度的大小排序来划分影响耕地集约水平的主次因素[23],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Wj表示因子贡献度;yij表示第i年第j项指标的无量纲化数值;n表示指标数。根据式(7)测算的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障碍因素诊断结果见表5。为了诊断主要障碍因素,按照障碍度Mj≥5.0%的标准筛选各年度障碍因素[16,23],并统计各障碍因素出现的频次与频率,本文列出障碍度排序前五位的指标层因子,见表6。
由评价结果可知,准则层4个指标对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障碍度变化各不相同。从整体上而论,周口市耕地投入强度、利用效益、耕作状态和持续状况的障碍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耕地投入强度近年来仍存在较高的障碍度。就各具体指标障碍度的筛选统计结果来看,周口市障碍度出现频率位列前五的是平衡指数、地均农药、地均劳动力、地均产值、劳均产值。平衡指数在统计中出现的频次最高,表明周口地区耕地面积变动明显,严重制约了耕地集约水平的提高。周口市地均农药存在较高的障碍度,主要是由于农资价格的提高,种植理念的转变造成了农药投入的减少。周口市地均劳力由2000年的5.45人/hm2下降到2013年的3.70人/hm2,说明农业从业人员正在快速流失,对耕地集约利用产生了较强的冲击。就地均产值和劳均产值而言,表明周口市农业产出效益仍然较低,挫伤了农民对发展农业的信心,影响对耕地的进一步投入,不利于耕地集约化水平的提高。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2000—2013年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期间部分年份集约利用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加之受到严重气象灾害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耕地的产出效果和持续利用状况等。②就影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四个准则层而言,2000—2013年周口市耕地利用效益、耕作状态和持续利用状况等三个方面均呈上升趋势,个别年份稍有波动。但是就耕地投入强度而言,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随着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同时受农资价格上涨的影响,化肥、农药等投入相对减少,进而影响到对耕地的投入强度。③通过对研究期内影响周口市耕地集约利用障碍因素的分析,主要有耕地面积变动、农资价格过高、耕地产出效益等。
耕地集约利用 篇8
土地集约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耕地集约利用更关系到农业生产力、粮食安全诸多方面, 而作为生态脆弱的丘陵地区耕地的集约利用意义更大。目前针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而且相应的土地集约利用国家评价标准与规程也只是针对城市地区以及开发区颁布, 农村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才刚刚起步, 缺乏相关标准、规程指导是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无法快速推进的一大障碍。
鉴于此, 本文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 并运用体系对直辖以来的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北纬28°10′～32°13′, 东经105°11′～110°11′之间, 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西南工商业重镇和水陆交通枢纽。其幅员面积8.24万hm2, 南北长450km, 东西宽470km。2008年全市共辖19个区、21个县 (自治县) , 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 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 东南部靠大巴山和武陵山两座大山脉;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具有夏热冬暖、光热同季、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润多阴等特点。2008 年平均气温18.6℃, 年总降雨量985.3mm。截止2008年底, 重庆市户籍总人口3 257.05万人, 实现生产总值5 096.66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2007年增长14.3%;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 715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 509元[1]。2008年末, 实际拥有耕地223.91万hm2, 人均耕地0.07hm2。
2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构建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2.1.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决策导向, 既要体现以土地为载体的诸多方面协调发展的主导思想, 又要使各评价指标成为表征区域耕地系统的众多指标中最灵敏、最便于度量、内涵最丰富的主导性指标, 使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准确地描述区域耕地状态的发展变化趋势[2]。评价指标的选取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 前瞻性和现势性原则。评价体系的建立是用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实践的, 制定的指标要能够科学地反映当前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综合体现体系的合理性。同时, 要有预见性和指导性, 要与区域内耕地利用的未来主导方面相一致。
2) 完整性和系统性原则。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应对影响耕地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众多因子进行综合分析,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全面、系统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各个方面, 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共同为系统整体服务。
3)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科学性是指在指标的选取中应以公认的科学理论为依据。各个指标必须可以充分反映耕地集约利用的运行机制, 必须有明确的定义, 数据必须客观并来源准确, 处理方法必须科学。在保证科学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各项指标数据的可操作性, 即可得性、可测性和可比性。
4) 地域性和动态性原则。耕地利用系统是动态系统在于它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系统, 耕地集约利用的核心内容也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耕地利用结构的安排和配置, 由此可以看出耕地集约利用必须是动态的, 那么指标的选取也应为动态的, 而且也是兼顾地域特色的。
2.1.2 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以上指标选取原则并通过理论分析[2,3,4,5,6,7]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 结合重庆市耕地多山、多丘陵、机械化率低等特殊情况和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 从投入强度、利用强度、产出效果、持续状况、政府行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质量7个准则层出发, 共选出20个具体指标, 从而构建了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2.2 评价方法解析
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是一种数据简化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 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 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这几个假想变量能够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原始的变量是可观测的显在变量, 而假想变量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称为因子, 因子分析属于多元分析的范畴[8]。其基本模型的运行步骤如下[9]:
1) 检验原有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常用方法有两种:一是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该种方法将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作为出发点。它的零假设为H0, 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阵。统计量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的行列式进行计算。如果统计量值较大, 而且概率值小于显著性水平, 则应该拒绝H0, 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阵, 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反之, 则接受H0, 认为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 因此不适合做因子分析。二是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KMO统计量用来对比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 它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rij为变量i和变量j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pij是变量i和变量j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从公式总容易看到KMO的取值在0和1之间。KMO越大, 越接近1, 则越适合做因子分析。相反, KMO越小, 则越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aiser给出的关于KMO的度量标准是:a—0.9为极好;b—0.8为可奖励的;c—0.7为还好;d—0.6为中等;e—0.5为糟糕;f— <0.5为不可接受。
2) 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 xij为无量纲化后的数据;Xij为原始数据; Xj为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sij为标准差。
3) 求解标准化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及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
4) 提取公因子, 求解相关矩阵R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5) 因子命名与因子旋转。
6) 计算因子得分。构造因子变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实现因子得分。有了因子得分, 就可以将针对原有变量的分析工作简化为仅仅针对因子得分变量的研究。因子得分的函数表达式为
Fj=βj1x1+βj2x2+…+βjpxpj=1, 2, …, m (3)
其中, β为原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7) 计算综合评价值。综合评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F代表综合评价值。
3 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
3.1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过程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1998-2009年) 和重庆市国土资源变更调查数据 (1997-2008年) 。拟在时间层面上, 通过12年的数据分析反映重庆市直辖以来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规律, 继而探索耕地集约利用改进方向。首先运用SPSS18.0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KMO统计量的值等于0.781, 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等于0, 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如表2所示。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共提取出3个主成分 (如表3所示) , 3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已达92.873%, 超过85%, 这意味着因子1、因子2和因子3所携带的数据信息已经基本包括了原来20个变量所携带的数据信息, 这就使数据结构大为简化, 因此选取因子1、因子2和因子3作为主成分进行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主成分所包含的指标信息, 计算主成分载荷与旋转主成分载荷, 分析比较两者可知, 对因子提取结果进行正交方差最大旋转, 得到旋转后的因子提取结果, 各因子变量含义变得较为清晰。
旋转主成分载荷矩阵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 第一主成分对地均化肥投入 (C2) 、地均产值 ( C8) 、复种指数 ( C6) 、人均纯收入 ( C11) 、劳均产值 ( C9) 、地均耗电量 ( C4) 、 人均耕地 (C14) 、地均机械动力 ( C5) 、 劳动力指数 (C12) 、粮食单产 ( C10) 、地均劳力投入 ( C1) 、地均农药投入 ( C3) 、地表土壤质地 ( C20) 、户均经营耕地面积 (C15) 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5所示。第二主成分对养分平衡指数 (C17) 、盐渍化指数 (C18) 、有机质 (C19) 、粮食安全指数 (C13) 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第三主成分对耕地平衡指数 (C16) 、灌溉指数 (C7) 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主成分得分函数可以写为
F1=0.059L1+0.085L2+0.045L3+0.068L4+0.061L5+0.094L6+0.012L7+0.085L8+0.086L9+0.071L10+0.080L11+0.060L12-0.020L13-0.083L14+0.021L15+0.081L16-0.020L17-0.022L18+-0.010L19+0.042L20
F2=-0.047L1-0.009L2+0.027L3-0.019L4-0.020L5-0.021L6+0.018L7+0.007L8+0.020L9+0.090L10+0.009L11-0.051L12+0.202L13+0.045L14+0.009L15-0.032L16+0.229L17+0.195L18+0.179L19+0.026L20
F3=0.054L1-0.050L2+0.070L3+0.030L4+0.054L5-0.092L6+0.171L7-0.061L8-0.081L9-0.086L10-0.041L11+0.063L12-0.156L13+0.044L14+0.144L15-0.272L16+0.006L17+0.024L18+0.024L19+0.085L20
F=0.663 13 F1+0.159 64 F2+0.105 95 F3
其中, Li (i=1, 2, …, 20) 表示各个样本的指标数据。根据上式计算出1997-2008年重庆市各主成分因子得分, 然后以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算出各年的综合因子得分, 最终得到重庆市1997-2008年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得分, 如表6所示。
3.2 评价结果分析
评价结果显示, 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为低下, 在总分为1的情况下1997-2008年平均集约综合得分仅有0.162 924。重庆市自直辖以来,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基本上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但不同阶段又存在差异。具体细分为4个阶段, 即1997-2000年为集约利用水平迅速提高阶段;2000-2004年为短期波动阶段, 其中2002年达到峰值;2004-2006年为集约利用水平一度降低阶段, 由于干旱气候影响2006年降至最低点;2006-2008年为逐渐提高阶段, 由于集约利用逐步受到各方重视, 自2006年以来集约利用水平也逐步提高。
时间层面评价总体符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 以2006年为例, 由于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 重庆市粮食作物产量锐减、耕地产出水平明显降低, 而集约利用评价体系中投入强度、利用强度、产出效果、生态环境与自然质量5个准则层涉及到的相应指标也一度降低, 最终评价结果显示2006年集约利用水平远低于相近年份的水平。说明本研究的评价体系在指标选取和方法选择上较为合理, 评价效果较好, 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1997-2008年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
4 对策建议
4.1 尽快建立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国家标准与规程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国家标准与规程应该是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权威性指导文件。缺乏这一标准与规程是当前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发展滞后的影响因素之一, 其缺失将导致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失去权威性, 同时也使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的应用大打折扣。因此, 要尽快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国家标准与规程, 以适应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实践需要。
由于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 所以在国家标准和规程构建中必须注重实用性和适宜性, 要真正达到国家标准与规程的预期目标, 才能把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真正发挥国家标准以及规程的指导作用。
4.2 破解耕地集约利用薄弱点
评价工作的目的就是对现状进行辨别分析以便找出不足与差距, 并针对问题和不足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 应认识到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低的主要因素, 如在耕地集约利用中应区分出是耕地自然质量条件、投入水平、生态环境等中的某一个或某些因素影响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还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狠抓关键滞后因子, 积极改善耕地利用环境, 才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必经之路。
4.3 挖掘耕地集约利用潜力
统筹城乡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的5大统筹之一, 城市是以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为主, 而乡村则是依托耕地进行农业生产为主, 按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生产和生活。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和新要求下, 应从更高的层面认识耕地的生产、生态、战略等多重价值, 重视乡村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提高区域系统的稳定性。当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仍较低下, 还具有一定的集约利用潜力, 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挖掘耕地的生态价值和保障作用, 在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 价值和效果判断应综合耕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重庆市自直辖以来的耕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拟为提高集约利用水平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1997-2000年为重庆市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迅速提高阶段;2000-2004年为短期波动阶段, 其中2002年达到峰值;2004-2006年为集约利用水平一度降低阶段;2006-2008年为逐步提高阶段。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必须尽快确立国家标准与规程, 克服障碍因素影响, 坚持内部挖潜,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因子分析,重庆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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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集约利用 篇9
一、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
(一) 评价指标体系
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众多, 本文在遵循系统性、稳定性、动态性、独立性、环境适宜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文献, 根据山西省的实际情况确定反映耕地集约利用度的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二)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是一个多因素因子综合评价的过程, 需要根据评价区域的特征分析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因素因子的重要程度,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信息熵值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计算如下:
首先, 对评价指标进行综合标准化处理:
式中, Pij为标准化所得值, 为指标实际值, i=1, 2…n, j=1, 2…m。n为研究对象, m为各项具体指标。
其次, 计算参评指标熵值H (xi) :
式中, 调剂系数。
再次, 确定指标的差异系数:
最后, 确定参评指标权重系数:
(三) 评价分值计算
利用标准化后的各项评价指标分值以及其对应的权重, 构建耕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模型, 计算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公式如下:
式中:Yi为各准则层分值;Y为耕地集约利用总体水平;Pij为指标层各指标的标准化值;dj为各指标层权重, di为各准则层权重。
(四) 山西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以山西省耕地为评价对象, 利用山西省2000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 根据上文所述相关方法计算得出各层次指标标准化值Pij及权重值dj、di (如表1) 。
根据公式5、6计算得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如表2所示:
二、山西省耕地集约利用协调系数计算
为了定量描述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过程, 本文利用协调系数评价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果、持续状况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关系:
式中, Si为样本i的投入强度指数、利用程度指数、产出效果指数和持续状况指数的标准差, Qi为平均值。
计算得出山西2000年至2011年耕地集约利用四个子系统的协调系数:
三、结论分析
(一) 山西省耕地集约利用度评价结果分析
由图知, 山西省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从2000年至2011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从2000年的0.050043上升到2011年的0.157229。与此同时, 四个子系统也在不断提升, 特别是产出效果和持续状况, 自2008年之后增幅显著, 成为耕地集约利用度提高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 山西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重视耕地集约利用持续状况的改善, 为耕地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 加大耕地利用中的化肥投入、电力投入, 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都促进了耕地集约化利用度的提高。
(二) 山西省耕地集约利用协调系数分析
山西省从2000年开始, 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政府采取的耕地资源保护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不能盲目乐观, 如图3, 山西省耕地集约利用协调系数从2008年开始大幅下降, 2010年最低为0.640498。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果、持续状况四个子系统的不协调发展在长期必然制约着耕地的集约利用状况。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对山西省的耕地集约利用提出以下建议:积极加强农业科技投入, 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优化农业结构, 发展产业化经营, 调整作物结构和耕地配置结构, 提高生产力水平;积极开展土地整理, 对耕地实行综合性整治利用, 改善耕地利用环境, 增强耕地生态系统调控能力。
摘要：本文根据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原则构建指标体系, 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以山西省为例, 综合评价其2000年至2011年的耕地集约利用度, 并建立耕地集约利用协调度模型,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促进山西省耕地集约利用的建议。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熵值法,协调度,山西
参考文献
[1]魏永东, 温学飞, 马锋茂等.宁夏盐池县基于熵值法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 2011, 27 (32) :2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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