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属高职院校（精选4篇）
市属高职院校 篇1
任何英语课程都应以“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英语” 这一问题为出发点, 在不同程度上解决某种需求问题。这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语言学习系统的基本原则, 目前已被普遍认可[1]。教学计划旨在对学习者的需要负责, 课程教学应该建立在对学习者的需求分析基础之上[2]。
随着新一轮教改的不断深入, 各门学科教学都取得了喜人成果。大学英语教学也在许多方面尝试着革新, 如四、六级考试的全新改版 (包括即将实施的机考) 和教学内容的全面更新等。而作为大学英语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英语, 其教学改革是否与大学英语改革同步?是否存在教学矛盾?又有哪些难以解决的教学问题?作者试图以丽水学院和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地方院校的非英语专业高职学生为对象, 根据Hutchinson (2002) 的需求分析模式, 从学习目的、预期水平、技能侧重、运用频率等维度, 对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 旨在了解新形势下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 以期为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的模式、方法及最终的教学成果评价提供有益的指导。同时, 也希望调查结果能为制定高职英语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 编定和筛选合适的教材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1 调查对象与形式
为更全面了解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 本次调查包括丽水学院和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219名非英语专业高职在校生和80名毕业生, 还包括这两所学校6名英语教师。其中在校生的专业分布和性别比例如表1所示;毕业生分别来自以下专业:金融会计、CAD制作、土木工程与建筑、机电、投资与理财、数控、环境保护与治理、生物工程、园林和计算机。6 名教师年龄介于30至45岁之间, 其中1名为男教师。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 并辅之以访谈和课堂观察收集数据。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学生的专业、希望或已从事的职业、英语学习目的、英语水平目标、英语技能培养的侧重。第二部分主要调查英语学习和运用情况, 包括私人生活、学业和职业三个范畴。针对在校生和毕业生, 问卷内容各有侧重;课堂观察采用听课方式, 对师生的课堂话语进行录音, 课后随机对学生进行访谈。
2 数据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的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首先, 在在校生中进行随机问卷调查, 共发放240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219份;其次, 联系笔者和同事曾经任教过的10个专业12个班级的QQ群, 通过即时信息、个人QQ邮箱、QQ群邮箱三个渠道发放电子问卷。由于不少毕业生不常用QQ, 或者设置了信息屏蔽功能, 以及信息被系统当作垃圾邮件处理等诸多原因, 问卷只回收80份。但回答问卷的毕业生的专业和职业分布较为平均, 所以仍然比较有代表性。所有问卷结果提交Exel2003 和SPSS12.0 统计软件分析;最后, 笔者对四名同事的课堂教学作了观察记录, 并对相关师生进行访谈, 对观察和访谈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2.1 学生求职目标专业倾向淡化
问卷的第一个问题是“毕业后你希望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虽然有18%的学生对今后要从事的职业领域未作打算, 但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态度比较明确, 即36% 的学生希望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 而46% 的学生表示不想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 这反映了不少高职学生对目前的专业选择表现无奈, 也说明了目前社会就业领域的多元化。这一现实对教学和课程设置的启示是, 《基本要求》建议开设专业英语课的目标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实施, 高职英语教学仍应以基础或普通英语为主。
2.2 学生学习英语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动机
问卷中提供了与英语学习目的相关的八个条目, 从图1可以看出, 不论是在校生还是毕业生, 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业 (n1=88, 40.2%;n2=15, 18.5%) , 就是为了就业 (n1=113, 51.6%;n2=26, 32.1%) 。只有19.2% (n1=42) 和4% (n2=3) 的学生认为学习英语能够帮助学好其他课程。而出于兴趣学习英语的为数也不多 (分别为11.9% 和17.3%) 。19.8% (n2=16) 毕业生表示毕业后根本就不学英语了。由此可见, 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工具性倾向比融合性倾向更强。
2.3 大学英语三、四级比英语能力A、B级考试更受学生青睐
问及在三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中, 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英语水平, 分别有58.4%, 51.1% 的学生希望通过大学英语三、四级考试, 而《基本要求》规定的英语应用能力A、B级仅占15.1%和39.7% (见图2) 。难度最大的六级有19.2%, 希望通过其它如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者很少。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① 高职英语教学一直沿用本专科英语教学模式;②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历史短暂, 社会宣传及认可程度不如三、四级;③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刚刚兴起, 考试对象虽然更广, 但主考机构不同, 且考试内容与高职教学关系不够密切, 学生了解不多。
2.4 听说能力的培养被视为英语教学重中之重
问卷的第一部分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对不同语言技能的需要程度, 从高到低排列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 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不难看出, 在校生和毕业生对英语技能培养需求基本一致, 绝大部分学生将听说能力排在前列, 其后依次为读、译、综合、写。由此可知, 《基本要求》关于加强听说能力的培养的精神尚未得到有效的贯彻。
除了上述调查结果, 问卷第二部分的语言学习运用情况调查、课堂观察及对师生的访谈, 均反映出不少问题, 包括学生自身缺乏学习自主能力和策略, 英语学习和运用频度不高, 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不满 (表现在教学方法单一, 教学内容过多或过难, 课堂气氛不活跃等) , 以及消极的教学信念和态度等。所有这些学习需求信息都为调整教学、改善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3 教学启示
从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目前的高职英语教学不仅与高职英语教学基本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与学生的学习需求也很不一致。导致这三者不协调有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 如英语基础普遍薄弱, 缺乏学习自主能力和有效的学习策略等,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重视不够。要改善教学现状, 促进教与学的协调进步, 教师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3.1 深入领会《基本要求》[5]
《高职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是高职英语教师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基本要求》除了明确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测试外, 还特别注明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既要打好语言基础, 又要培养实际使用语言技能;要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应协调发展, 特别要加强听说技能的培养;教学和测试分级, 未能达到B级的予以补充训练, 逐步达到A级;完成基本要求后, 可以结合专业学习, 开设专业英语;理顺测试和教学的关系;利用现代教学手段, 并组织丰富多彩的英语课外活动, 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所有这些教学要点, 教师应当心中有数。
3.2 全面整合教学内容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 进入21世纪才获得较快的发展, 因此, 高职英语教材的开发步子也比较缓慢。2004年前, 全国具有高职特色的英语教材只有一两套, 而且教材内容单一, 但却处于垄断地位。而最近几年, 自国家打破出版社对教材的垄断, 各种高职英语系列教材层出不穷, 这些教材不论在内容、结构上, 还是在形式或版面设计上, 都更加科学, 是老教材无法媲美的。尤其可喜的是, 大多教材都专门配有听说教材, 有的还提供网站或自主学习平台, 教学内容上更加丰富, 更能体现高职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学生的需求。这一切都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但是, 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合理地利用琳琅满目的教材和丰富便利的网络资源。从对师生的访谈中可知, 部分高职英语教师利用精读教材, 将听说教材作为辅助内容, 没有贯彻《基本要求》所提倡的加强学生听说能力培养的精神。因此, 如何有效地整合教学资源, 是高职英语教师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3.3 尽快转变教学信念
教师信念是关于教师对其所在的工作环境的制度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的理解 [3]。如果教师扮演着教学管理政策的执行者, 而非课程的实施者, 他们的教学势必误导学生的学习。正如本次访问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那样, 不少教师深感来自教学管理人员的压力, 担心遭遇随堂听课, 检查教学进度、教案、课堂教学行为等等。这些顾虑使得他们处于两难境地, 既想拥有更多的教学自主权, 却又担心行政“管制”, 于是宁可舍弃教学自主创新的尝试, 也不敢冒触犯行政制度的风险。事实上, 学校制定一定的教学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 教师履行教学常规也是最基本的素质, 只要潜心教学, 合理的教学自主和创新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般的教学行为也应该经得起检查的。
研究表明, 教学信念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4]。所以, 除了正确地理解学校制度和教师角色, 教师还应树立科学的学生观, 认识高职学生的特点, 积极地对待他们的英语学习。
3.4 革新教学评价模式
几十年来, 笔试一直是我国高校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评价的唯一方式, 它在指导教师关注基础语言教学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诸如CETS形式的考试在一定程度上考查了学生的语言系统知识。该类考试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综合能力, 也是全社会认可的国家权威考试。持有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证书, 已成为毕业生求职的一张门票。而且,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通过率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的标准之一。在此背景下, 高职英语一直未能脱胎于本专科的这种等级应试教学, 没有走上高职特色的教学评价轨道。
根据《基本要求》, 大学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作为完成相应高职英语教学任务后的考核标准。虽然试题结构也包括听力、阅读、词汇结构、翻译和写作, 类似于大学英语四、六级, 但是内容上更能体现高职英语的实用性, 这最明显地体现在阅读和写作部分。而高职学生最热衷的大学英语三级考试没有写作, 这反映了应用能力A、B比大学英语三级更能体现对综合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查。此外, 鉴于高职学生大学英语三级考试相对低的通过率, 组织大学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更切合高职学生的实际。
当然, 高职英语教学评价除了采用这种权威的笔试, 应提倡在日常教学中实行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不仅是英语教学改革的趋势, 还能给教师更大的自主权。教师通过形成性评价, 完全能够开展《基本要求》提倡的全国范围一直难以实施的口试,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对提高口语能力的强烈需求。形成性评价还是激发高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 需求分析是教师系统了解学生英语学习实际情况的有效途径, 它能为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提供教学第一手信息。希望以上需求分析, 能为高职英语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态度, 提高学生学习动机, 激发学习兴趣, 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等教学行为提供依据, 为高职英语教师和高职教学管理人员致力于探索新的教学评价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学习需求分析理论关注学习者的实际需要, 体现了以人为本,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 并辅之以访谈和课堂观察, 对两所地方院校的非英语专业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以了解他们的英语学习需求, 为地方院校的高职英语教学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地方院校,高职学生,学习需求,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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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ompson, A.The relation of teachers’conceptions of mathematics andteaching to instructional practice[J].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1984 (15) :105-127.
[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2-30.
市属高职院校 篇2
一、工商管理教育的尴尬:学校教育的能与不能
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适应性的经营管理人才早已成为工商管理教育中的共识, 与之相应, 跟踪社会需求变化、反映就业岗位的能力素质要求成为众多商学院制定培养方案的基本思路, 这种做法隐含的逻辑推理是:经营管理岗位所要求的各种素质技能都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
问题恰恰在于, 许多事实和论断不支持这种“线性逻辑”。以职业经理的培养为例, 曾经主导创立我国最大啤酒集团 (华润啤酒) 、如今担任北大光华学院客座教授的两栖人物黄铁鹰先生, 总结自己叱咤商场20年的风云经历, 认为成功的CEO应当具备六项素质 (能力) , 即“超凡的沟通能力、诚信、持续的自我学习能力、决策能力、操作能力、领导超人”。其中, 持续的自我学习能力所需的自省能力是“学校里和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 操作能力所需的高效果断品质, “只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换言之, 这些素质“不是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能够教出来的”[1]。这位曾经沧海的实战派教授所言可能有些偏颇, 但比学院派的严密论述应当更有先验基础。较之其他人的总结, 《北大商业评论》主编何志毅教授将总经理的素质概括为“三识二商一觉” (用人知识、战略知识、造势知识, 智商、情商, 直觉) , 全球商界顶峰人物、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认为管理者的领导力来自“4E1P”五个方面 (Energy, 精力;Energize, 激励力;Edge, 决断力;Execute, 执行力;Passion, 激情) 。这些总结尽管在措辞上有所不同, 但其反映出的实质方面, 例如, 直觉、决断力、执行力等, 确实在学校中很难培养出来, 或者说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不能培养出来。
纵观现实, 成功管理者中有很多没有接受过正规工商管理培训, 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据统计, 世界上培养CEO最多的院校, 既非哈佛商学院, 也非凯洛格商学院, 而是西点军校!二战后, 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 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 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 总经理、董事一级的有5000多名, 超过了任何一家商学院[2]!由此可见, 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 并不经由学校工商管理教育一条道路, 没有医师、工程师那样固定的职业成长道路;经营管理人才的来源不是唯一的, 经营管理人才不一定是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名牌大学商学院的高材生不一定能成为成功的经营管理人员。成功管理人员所需具备的素质能力, 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 有些能够培养出来, 有些是不能或很难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 在工商管理教育的培养方式与预期目标之间, 存在着某种“失灵”, 存在着某种“不能”。
二、培养目标的选择:增强业务素质还是增强管理素质
上述“不能”和尴尬首先源于一种错觉:将工商企业人乃至各级管理者的素质能力要求, 实际属于“管理性职位能力”。现行工商管理课程体系及培养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 只是培养学生在工商企业某个岗位从事某项具体业务的“操作性职业能力”。无论哪级哪类院校设定了怎样的培养目标, 无论是中专、高职立志培养的“专业技师”, 也不论是本科层次强调培养的“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人才” (部门经理) , 还是MBA宣扬的“职业经理人”甚或“商界领袖”, 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待业等岗的毕业生。任何一个毕业生, 都只能先从“业务人员” (操作人员) 做起, 而从“业务人员”到“管理者”, 要经历一个跳跃。这种跳跃, 既需要个人的“先天素质”, 也需要实际工作中的悟性以及环境所能提供的机会, 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获得职务聘任和获得上下左右的认可之间有一段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说, MBA毕业后也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才能“化蛹为蝶”) 。
按照罗伯特·卡茨的说法, 任何层次的管理者都要具备三项技能:技术技能 (业务技能) 、人际技能、概念技能 (战略眼光) ;管理的层级越高, 技术技能所起的作用越小, 人际技能和概念技能所起的作用越大。一个人如果较早经历了商场风雨的历练或生活的磨难, 较早变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较早形成了果断、刚毅、灵活、严密等思维品质, 换言之, 较早练就了人际技能和概念技能, 就越能成为领导者 (管理者) 。从培养管理者 (特别是领导者) 的角度, 哪一种方式 (学校培养、社会历练) 能够给人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 哪一种方式能够给人提供更高的锻炼强度, 哪一种方式更能锻炼人的情商, 哪种方式就更有效。就工商管理教育的现行模式来看, 学校培养的优势更多地在于技术技能方面, 技术技能更能使人成为优秀的业务人员或低层级管理者。君不见, 当年胡志标聘用卖咸鱼、销水泥的一帮人攻市场时八仙过海、各出奇招、迅速崛起;太阳神集团怀汉新起用的7个MBA一步三计、坐而论道、痛失良机, 就是明证[3]。就学校教育内部来说, 撇开具体内容, 不同专业给予学生的主要都是技术技能, 在能力本质上是一样的;有些非管理专业的学生由于养成了更好的思维品质、更好的情商, 反倒成为企业中的领导者, 也为此论提供了一个旁证。
这就使管理教育面临一个选择:着重培养学生的业务素质还是着重培养学生的管理素质?能不能做到两个目标兼顾———既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业务素质) , 又有助于学生将来成长为优秀的管理者?
三、回归工商管理教育的本性:突出“学生本位”、“实践本位”
实践证明, 单靠调整课程体系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学在培养学生“业务素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管理素质”, 就要设法营造模拟管理环境, 其基本思路如下。
(一) 确立“实践本位”, 增加“课内实践”, 让学生在管理中学习管理
管理教育的本性在于实践。理论体系再严密, 课堂教学再严谨, 如果仍然是理论灌输, 仍然是学生被动听、被动记的传统模式, 大部分学生的思维品质没有在课堂教学中得到锻炼, 学生沟通能力和胆魄的锻炼没有融入到主要的教育教学环节中, 那么这种管理教育就是失败的, 至少是低效的, 无从培养学生的“管理素质”。确立“实践本位”, 不仅要减少理论教学, 强化实践教学, 还要把实践活动贯穿于每个教育教学环节, 要在课外实践的基础上实行“课内实践”:要让学生的实践机会不仅来源于企业实习、假期调研, 也来源于每一次案例分析、每一次情景模拟;要让每一次课堂教学都变成学生的身心修炼过程, 让理论教学变成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主要环节。
(二) 突出“学生本位”, 实行“课堂革命”, 让全体学生通过团队学习而全面提高
“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道理谁都明白, 问题是班级中的每个学生都应成为主体, 只有在主体与主体的互动中才能取得最好效果, 课堂教学中的“精英教育”既害人又害己。单纯提倡“亲验式教学”、“发现式教学”, 让学生通过亲身的操作和体验去学习知识、掌握技能, 这种认识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 还须实行“课堂革命”, 改变教学组织机构, 让班级成为由学习小组连接起来的目标群体;改变课堂教学的单向信息传输模式, 让课堂成为群体性的感悟知识和分享体会的场所;让课堂不仅成为获取知识的场所, 还是培养情商和胆商的场所。
工商管理教育因其本性更能体现市属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 其教育教学模式和理念对市属地方本科院校其他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实践导向”的培养模式应成为此类院校各专业普遍性的指导原则。
摘要：市属地方本科院校必须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 实行“实践导向”的培养模式, 这种定位在工商管理教育中表现最为明显和集中。工商管理教育中必须明确区分两类能力“管理性职位能力”和“操作性职业能力”的性质及形成过程的差异, 回归管理教育的本性, 引入“课内实践”, 实行“课堂革命”, 让全体学生通过团队学习而全面提高。
关键词：管理性职位能力,操作性职业能力,市属地方本科院校,工商管理
参考文献
[1]黄铁鹰.谁能成为领导羊[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8-9.
[2][美]费拉尔.凯普.没有任何借口[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10-12.
市属高职院校 篇3
关键词：浙江省,市属高校,发展定位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大众化步伐的加快, 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迅猛, 浙江省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勃勃生机。2007年, 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8%, 比2002年提高18个百分点, 在全国省区中列第一位, 普通高考录取率每年保持在70%以上, 全省已建有各类高等学校77所, 其中大学12所、普通本科学院17所。[1]期间, 在管理体制上以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市属本科院校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办学实力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外延发展的任务基本完成, 而面临着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新的战略选择和目标追求, 面临着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思考“建设什么样的高校”和“如何建设这样的高校”的问题, 即明确高校的发展定位。为此, 许多地方高校都在积极研究和探索自身的发展定位问题, 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合理定位和特色追求。浙江省作为教育大省, 其市属本科院校的发展定位对同类高校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示范性, 对其作一比较研究, 意义重大。
一、地方性市属本科院校科学合理定位的重要性
1. 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作为地方高校, 不管是省属高校还是市属高校, 它的使命就是服务区域经济, 帮助所在地区解决社会问题,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和文化支撑。要完成上述使命, 各市属本科院校须在制订新一轮的发展定位时立足浙江和所在地区, 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中, 作出自己的贡献, 实现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和谐发展的格局。
2.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在于人的素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 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面广量大。浙江省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大的系统, 并形成了梯队结构, 依次为:第一梯队, 浙江大学;第二梯队,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第三梯队, 省属院校和每个市属的本科院校;第四梯队, 高等专科职业技术学院。[2]按照梯队层次和每年的招生录取情况来看, 各市属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综合素质基本处于中等及中下水平, 这部分学生自身的素质, 以及迈出高校大门后对其他社会成员素质的影响, 事关地区和社会的文明程度。这就要求各市属本科院校要更加注重内涵提高, 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和人格培养,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3. 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目前, 浙江省辖区内11个地级市, 已基本实现了每个地区建有一所及以上的本科院校, 在这些地方高校中市属高校占到了近一半。它们既有高等院校的共性, 又有地方院校的个性特点。从学生的来源和去向来看, 学生主要来自浙江省等地区, 毕业后基本上在本地区就业;从管理体制来看, 基本上都是省市共建, 以市为主;从经费渠道来看, 主要是市一级财政拨款。可以说, 市属本科院校最突出的基本特征就是地方性。因此, 其科学合理定位必须符合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内在需要。
二、浙江省市属本科院校发展定位概况
1. 发展现状与发展定位。
地级市本科院校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普通高等学校结构布局调整的背景下建立的, 是经济社会发展地方化趋势导致的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权限下移的产物。[3]浙江省辖区内11个地级市, 目前每个地区都有了一所本科院校, 在这些本科高校中管理体制属于市级的高校占到了近一半。笔者选取了杭州、温州、绍兴、湖州、台州、丽水等城市的6所市属本科院校作为研究对象, 对它们的发展现状、发展定位情况作一了解和分析 (见表一、表二) 。
资料来源:以上各高校办学概况和发展定位是通过其主页中关于学校介绍的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截止时间为2008年5月。
2. 发展特点。
从对各市属本科院校办学基本情况以及确立的发展目标来看, 各高校发展特点明显, 并存在着一定的趋同现象:一是办学定位的趋同。[4]主要表现为:在层次定位上, 市属本科院校均由专科升格或合并而来, 追求“层次升格”, 从专科变学院, 学院变大学。上述6所高校除了丽水学院2004年升格为本科院校, 起步晚, 将建设合格本科院校作为发展目标外, 其他高校均提出了“综合性大学”的定位目标。为实现所谓的综合性目标, 市属高校不断扩展学科领域, 增设新兴学科专业和边缘学科专业, 通过不断增设非师范专业, 达到学科齐全的目标。在办学规模上, 这些本科院校基本上都是师范等单科性质的专科学校升格而成, 是地方几个专科、中专等学校合并组织而成, 先后经历了升格转向、建设评估、整改提高、稳步发展等阶段, 不断扩大招生规模, 都实现了万人以上的招生数, 不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为建设新校区, 纷纷向银行贷款。目前, 各市属高校承担着巨大的还贷压力和庞大的负债带来的风险。二是办学特色不明。什么是办学特色?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原主任刘凤泰曾指出:办学特色是指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它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它在学校改革和发展当中, 特别是在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育品质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是外界认识学校的一个重要方面。反观上述列举的浙江省各市属本科院校, 就其目前发展定位的表述来看, “办学特色”仍是市属高校面临的一个难以抉择或没有显现的问题。
三、关于市属本科院校发展定位的理性思考
如何使各市属本科院校发展定位更具科学性, 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1) 前瞻性和现实可能性的关系。发展目标应该说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性、前瞻性的目标。一所学校有远大的理想是一件好事, 但这种前瞻性应该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过分长远的办学目标如果失去了学校近期、中期目标的支撑, 很可能成为一句“高、空、大”的口号, 所以在确定办学定位时, 要注重长远与近期的衔接, 必须要以阶段性的目标体系来支撑长远目标, 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 最终实现办学定位所确定的目标。 (2) 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一个好的办学定位, 必然对原有定位有所继承;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定位, 必然要与时俱进, 有所创新。创新不是全盘否定, 而是一种“扬弃”, 因此, 要强调定位的延续性、协调性和创新性, 处理好新定位与原有定位之间的关系。
同时, 市属本科院校科学定位, 要紧紧把握住十二个字, 即“因地制宜, 体现特色, 服务地方”。
一是因地制宜, 要有“位”。从高等教育发展背景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一大批老牌的重点高校办学实力愈益强大, 地方本科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职业技术学院正蓬勃兴起, 市属本科院校基本上都是新建的, 正面临着重点高校、同类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多重夹击。故要想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最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定位, 找准自己的位置。因地制宜, 就是要从实际出发, 科学合理地确定办学方向和发展思路, 立足本地, 面向浙江, 融入长三角, 辐射全国, 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项职能, 科学合理地制定学校发展规划, 宜强则强, 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为我当为, 使学校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相适应,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相适应。
二是体现特色, 要有“质”。高等学校创建特色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认为一所大学当前的特色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体现在总体上的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二是体现在教育特色———教育模式、人才特色;三是体现在教学上的特色———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四是体现在教学管理上的———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笔者认为, 市属本科院校的根本任务是要为地区培养人才, 这是办学的首要职能, 也应该是其特色体现最直接的领域。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时, 要抓好人才培养的质量, 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所培养的人才应达到怎样的素质标准, 要形成自身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出具有不同特色的人才, 并确保培养出的人才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用得上、留得住, 从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同时要结合人才培养工作, 进一步强化品牌、特色学科专业建设, 依靠学校现有的学科优势, 依据社会需求, 突出重点, 形成一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品牌特色学科专业, 以更加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努力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提高质量和水平。
三是服务地方, 要有“为”。市属高校的地方性特点决定了其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要立足地方, 通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寻求自身发展, “以服务求支持, 以贡献求发展”。地方高校要服务地方, 要有目标、有作为。要对文中提到的各所高校“十一五”规划作了分析, 各高校均意识到并提出了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高校与地方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强合作的方式。如湖州师范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与湖州市增强“三力”、“杭湖宁发展带率先崛起”战略和浙江省“教育强省”、“文化大省”建设的衔接中找到学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 在为地方培养急需人才、加速科技转化、发展区域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作出应有贡献, 要努力使学校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培训中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方政府决策咨询中心”和“应用型科技成果研发中心”的工作目标。
地方市属本科院校科学定位与特色创建, 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要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究。随着我国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和大学制度的不断完善, 各市属本科院校的发展定位将会更准确、特色将会更鲜明, 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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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玉, 赵国英.地级市本科院校的管理特点与管理创新[J].
市属高职院校 篇4
2003年以来, 北京市高等教育财政实行的是“生均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预算管理模式。在这种预算管理方式下, 最关键的是对生均综合定额的合理确定。目前, 生均综合定额的确定是以高校历年的实际支出为基础进行测算的。北京市财政局在2000年预算的编制过程中, 收集了10余所市属高校1996年至1999年的支出数据, 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测算得出生均综合定额, 虽几经修订但仍然未能充分反映学科之间的差异。在高等教育办学市场化没有放开的背景下, 各高校的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性拨款, 预算管理都采用以收定支的零基预算, 在不提倡事业结余的政府预算管理思路下, 各高校整体的实际支出必然和其财政性收入保持一致。采用以收定支、财政性收入主导的前提下得到的高校财务数据进行的生均综合定额的测算, 一是客观上承认了历史支出的合理性, 掩盖了历史支出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未能反映出高校的实际成本行为, 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别, 尽管已经考虑了学科门类之间的差异, 但各学科间的实际培养成本差异依然未得到充分体现;更为严重的是, 该模式把在校生人数作为唯一的自变量, 受经济利益驱动, 高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的现象便在所难免, 同时在专项补助经费的核定上依然没有脱离“基数+发展”的思维定式。对国家来说, 这种拨款模式失去了政府在经济上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行宏观调控的功能,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效益的低下。因此, 本研究对北京市属高校理工类和人文类学科本科生生均培养成本结构差异进行分析, 具有如下几点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 有利于体现不同类型专业之间培养学生的真实成本差异, 为生均综合定额的优化提供支持, 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 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学科之间生均培养成本及构成差异分析能够明确高校的职能定位, 鼓励特色办学;第三, 有利于体现不同职能高校当前较为合理的教育经费需求, 从而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第四, 有利于评价学校的办学效益, 提高办学水平。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 基本假设。
前面提到各高校预算管理都采用以收定支的零基预算, 在不提倡事业结余的政府预算管理思路下, 各高校整体的实际支出必然和其财政性收入保持一致。但目前市属高校已经普遍具备了较高的预算管理水平, 因此, 可以认为教育资金在高校内部的二次分配过程基本能够实现在各部门之间按需分配。即假设有限的财政拨款, 在各高校内部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达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假设前提之下, 虽然不能说不同学科之间实际支出绝对数差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说服力, 因为其毕竟受到教育拨款总量的限制, 但学科之间支出结构的差异应该是一个可信的指标, 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的学科对于教育资金的结构性需求。
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采用样本高校不同院系的会计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样本高校理工类和人文类 (1) 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进行测算。在测算过程中, 采取将样本高校会计决算报表中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各种支出 (如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以及固定资产折旧) , 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调整, 剥离出与培养每位学生无关的非教育教学费用, 区分本期费用与非本期费用, 确定能够直接计入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支出项目, 再把这些成本支出项目按照相应的分配标准进行分配。学院内部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之间的成本分配, 对于有明确划分界限的支出按自然人数分配, 没有明确划分界限的支出, 则通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之间的成本比例作为折合系数进行分配 (1) 。最后计算一个标准本科生承担的相应支出, 进而得到各学科培养一名本科生所花费的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三、理工类和人文类专业生均培养成本的差异分析
1. 样本学校的基本情况。
本课题组选取了北京市属高校中比较具有代表性, 财务管理水平较高, 且本科招生规模基本相当的4所高校, 包括理工类为主的高校两所, 人文类为主的高校两所 (2) 。4所高校共计有45个学院, 其中理工类学院23个, 人文类学院22个。虽然数据量有限, 但是从学校的办学层次、规模和学科类型而言, 在市属高校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4所高校的本科生招生规模相当。如表1, 高校A和高校B的研究生规模相近, 其研究生规模远远高于高校C和高校D。根据各样本高校人文类和理工类在校生的总比例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可以认为高校A、高校B、高校C、高校D分别代表4种类型的高校。高校A为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高校B为人文类教学研究型大学;高校C为人文类教学型大学;高校D为理工类教学型大学。
2. 理工类和人文类专业生均培养总成本差异分析。
根据表2的结果4种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培养成本都以工科类专业为最高, 理科类次之, 人文类专业最低。各类高校不同专业之间的总成本比较结果, 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工科类生均培养成本为人文类生均培养成本的140%, 理科类生均培养成本为人文类的115%。
人文类教学研究型大学工科类和理科类生均培养成本分别为人文类的112%和110%。人文类教学型大学工科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为人文类的119%。理工类教学型大学工科类生均培养成本是人文类的112%, 理科成本与人文类基本持平。
根据2008年北京市普通高校生均综合定额 (表3) 标准, 算得工科类和理科类专业生均综合定额标准分别仅高出人文类专业10个和4个百分点。而实际测算得到4类高校工科类生均培养成本平均高出人文类21个百分点, 理科类生均培养成本平均高出人文类8个百分点。其中以工科类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工科类生均培养成本更是高出人文类40个百分点。可见高校的类型不同, 办学层次不同, 其内部各学科之间成本存在很大差异。
3. 理工类和人文类专业生均培养成本结构差异分析。
将样本高校中工科类、理科类、人文类学院的生均培养成本数据分别进行归类整理得到表4。
根据上表分析, 所有专业的培养成本结构中, 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人员支出 (3) , 商品和服务支出, 折旧和科研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从高到低分别是人文类、工科类、理科类。人文类高出理科类21%, 高出工科类9%。商品和服务支出数从高到低分别为工科类、人文类、理科类。科研支出数, 工科类最高, 是人文类的10倍。折旧方面, 理工类专业明显高出人文类专业, 平均1.7倍。
综合以上分析, 不同学科的生均培养成本结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 人文类专业的人员支出比例较高, 平均高出理科类11个百分点, 高出工科类5个百分点。 (2) 工科类专业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研支出高于理科和人文类专业。理科类专业的科研支出低于工科类专业, 高于人文类专业。但各学科科研支出占总成本的比重都不超过5%。这说明科研支出在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较小, 但相比之下理工类的科研经费多于人文类专业, 这也符合当前国家纵向科研经费的结构特点。一般来说理工类科研活动过程对于仪器设备、实验材料、测试化验的需求远远高于人文类专业, 因此当前国家纵向科研课题经费规模, 一般情况下理工类学科远远高于人文类学科。
4. 各高校实际成本结构与2008年生均综合定额比较分析。
下面将不同类型高校的经费支出结构与2008年北京市普通高校生均综合定额进行比较。由于2008年北京市高校的生均综合定额分为人员定额和公用定额, 为统一口径, 我们对测定的生均培养成本做必要调整。由于各高校的科研经费由各学院项目组单独申请, 科研经费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学科的性质和科研能力的强弱, 科研经费来源于国家各部门、基金、企事业单位, 与生均拨款没有直接关系。而根据北京市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模式, 固定资产购置资金主要来源于专项财政资金, 而财政基本经费仅用于维持高校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 将生均培养成本与生均综合定额比较前将科研支出和折旧剔除, 如表5、表6、表7。
(1) 各类高校工科类专业成本结构与2008年生均综合定额比较分析。除理工类教学型大学外, 其他类型高校工科类专业生均培养成本结构与2008年工科生均综合定额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实际人员支出比例低于定额10个百分点, 相对应的实际公用支出比例高出定额10个百分点。人文类教学研究型大学和人文类教学型大学的实际人员支出比例分别高于定额13个和8个百分点, 相对应其公用支出比例分别低于定额13个和8个百分点。支出结构比例最高和最低的高校之间相差23个百分点。
(2) 各类高校理科类专业成本结构与2008年生均综合定额比较分析。样本高校中只有三种类型的高校存在理科类专业设置, 人文类教学型大学没有理科类专业。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和理工类教学型大学的人员支出比例分别低于2008年理科类生均综合定额中人员支出比例15和6个百分点, 相对应的公用支出比例分别高于定额15和6个百分点。而人文类教学研究型大学人员支出高于定额11个百分点, 公用支出则低于定额11个百分点。支出结构比例最高和最低的高校之间相差26个百分点。
(3) 各类高校人文类专业成本结构与2008年生均综合定额比较分析。如表7, 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人员支出占比低于综合定额17个百分点, 公用支出占比则高出定额1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 人文类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人员支出比例高于综合定额9个百分点, 公用支出比例低于综合定额9个百分点。支出结构比例最高和最低的高校之间相差26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 不同的学科门类的实际支出结构与生均综合定额之间均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根据高校类型的不同表现得更加明显。总体而言, 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各学科实际人员支出和实际公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生均综合定额出现倒挂现象。即生均综合定额中人员经费的定额高于公用经费的定额, 而以理工类为主的高校, 特别是以理工类为主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实际人员支出比例低于公用支出比例 (1) 。
我们选取的样本高校在北京市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校, 具有较高的预算管理水平, 因此可以认为, 各高校内部在学科之间的实际预算分配和执行都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能够充分反映各学科的经费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在此前提下, 人文类高校各学科的生均人员经费比例都高于生均综合定额10个百分点以上。据此认为, 在现有的生均综合定额标准拨付的财政资金公用经费指标完全能够满足人文类学科的正常运转。而根据理工类大学, 特别是理工类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实际支出结构, 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比例却与生均综合定额出现种倒挂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 理工类专业对于公用经费的实际需求较高, 现有的拨款模式下, 理工类高校优先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的公用经费, 导致其人员经费比例相对较小。
四、结论和建议
1.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预算经费在高校内部实际二次分配的过程中, 不同学科门类、办学层次的高校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前生均综合定额的设置并没有充分反应培养成本的总体差异和结构性差异。
(1) 生均综合定额未能充分反映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之间生均培养总成本的差异。经测算发现, 各样本高校的生均培养成本均以工科最高, 理科次之, 人文类学科最低。理工类教学型大学的工科类与人文类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差异最为显著, 达到29个百分点。文科类高校的上述差异也平均分别达到了16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而根据2008年北京市普通高校生均综合定额标准, 工科类和理科类专业生均综合定额分别仅高出人文类专业10个和4个百分点。因此, 当年生均综合定额未能充分反映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之间生均培养总成本的差异。
(2) 生均综合定额未能充分反映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之间生均培养总成本的结构差异。2008年北京市普通高校生均综合定额标准, 理工类的人员定额和公用定额分别占比56%和44%, 人文类的人员定额和公用定额分别占比58%和42%, 即各专业类型的人员定额都高于公用定额。可是在经费的实际执行过程中, 工科类专业却出现了公用支出与人员支出结构倒挂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按照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分析时, 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说明了理工类专业, 特别是工科类专业对于实验业务的物质需求 (实验材料、加工、测试等费用) 高于人文类专业, 支出结构差异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市属高校校内预算对于公用经费的控制比较严格, 利用效率比较高, 以此为前提, 若商品和服务支出是高校的一种刚性支出, 那么人员支出的多少就取决于高校能够实际调配的非刚性资金的多少。工科类专业与人文类专业生均人员经费的差异也正反映了在当前的拨款模式下, 工科类高校财务所能灵活调配的资金相对较少。换言之, 即拨给理工类院校的财政资金相对不足。这种差异也导致了近年来全国各高校都增开人文类专业 (如经管专业等) , 增加人文类专业的招生人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 不利于高校坚持自身的办学特色。
2. 对北京市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调整建议。
为充分发挥政府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 为鼓励高校的特色办学, 发挥高校和教师的积极性, 政府有必要对当前的拨款模式进行调整。
(1) 重新测算标准生均培养成本, 作为生均综合定额设置的基本依据。生均培养成本的准确测定是生均综合定额设置的基础和依据, 而北京市当前生均综合定额设置的依据仍然是市财政局2000年的生均培养成本测算结果。经上文分析, 证明10年前的测算结果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的教育财政拨款过程, 有必要对标准生均成本进行重新测算。在测算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学科门类、不同层次的高校, 不同专业间办学成本的真实差异。为消除以收定支、不提倡结余的拨款模式对于测算准确性的影响, 建议以学院而不是以学校作为测算基本单位。因为在当前北京市属高校普遍较高的预算管理水平下, 教育资金在学校内部各部门间的二次分配过程基本能够实现按需分配, 有效利用。
(2) 采取多因素拨款, 引入除学生人数以外的其他因素, 建立并完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 确保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经济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是政府实现高等教育宏观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方式。当前, 北京市财政拨款模式下的基本经费拨付以在校学生人数为唯一因素, 导致了各高校重视办学规模, 相比之下却忽视了高层次人才培养应有的质量;纷纷开办人文类专业, 追求经济效益。因此, 为充分发挥教育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 鼓励特色办学, 引导市属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教育财政拨款过程应综合考虑多种办学成本因素。比如, 应保持适当的生师比, 高校应在严格控制管理、后勤人员的基础上扩大教师、特别是高层次教师的规模, 同时相应的财政拨款也需充分考虑高层次人才在教师队伍中的比例, 鼓励高校特色办学、抓质量、控规模。
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最大的不足在于样本量有限。本研究对数据的要求较广、较细, 基本包括了样本学校、学院教学、行政、后勤、资产、科研的所有数据。本文虽然样本量有限, 有可能影响具体数据的精确性, 但由于样本高校在北京市属高校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因此并不妨碍我们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而且本文在采用测得的折合系数计算生均培养成本的同时, 也把我们的结论与折合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的比例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虽然具体数值存在差异, 但结论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以获得更大范围的样本数据, 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摘要：通过对北京市属高校中较具代表性、财务管理水平较高、且本科招生规模基本相当的4所不同类型高校的生均培养成本分析, 并将其与北京市高等教育财政生均综合定额进行比较, 发现当前以生均综合定额为基础、学生人数为唯一因素的拨款方式过于简单, 未能充分反映不同学科门类、办学层次、办学水平下的生均培养成本差异, 其结果不利于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不利于促进特色办学。样本研究表明, 不同学科门类、办学层次、办学水平的高校之间标准本科生的生均培养成本存在总体差异和结构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