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城市

苏南城市（精选8篇）

苏南城市 篇1

一、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商业发展规模

苏南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早在明朝中叶, 苏南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业经济, 商业经济, 农业经济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进入近代以后,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 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 民族经济发展的十分迅速, 在苏南沿运河四市已经初步出现近代的商业城市雏形。

1. 苏州近代商业发展情况。

苏州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 古代的商业活动就比较频繁, 明朝曾出现著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孙春阳杂货铺。民国初年, 由于依靠运河转运上海商品, 因而促进了本地商业的发展。抗战前夕, 苏州各业商业计有百货96户, 西药20户, 钟表6户, 五金交电器材3户, 五洋业5户, 广货业38户, 土布业79户, 绸缎业29户, 洋布业48户。抗战爆发后, 苏州被日军侵占, 初期商业受到打击, 呈现萧条状态。后日伪定苏州为江苏省会, 苏州商业开始出现畸形繁荣。民国32年 (1943) , 苏州市经营百货、针棉织品、橡胶制品、化妆品的商店多达230户。抗战胜利后, 苏州商业发展不快, 据民国38年 (1949) 统计, 苏州市有私营商业25407户, 其中饮服业4066户。

2. 无锡近代商业发展情况。

无锡是近代中国有名的大米集散地和布匹交易场所, 清朝末年开始出现百货、文具等专业商业店铺。城北地区的北塘直街集中了粮食、绸布、苎麻、山地货等商业店铺、行号400多家。从1910年起, 在城内运河工运桥两边陆续开设了规模较大的旅社10多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1918) , 因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暂时放松, 无锡私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百货业由7家增至18家, 纱号业由3家增至14家。民国18年 (1929) 统计, 无锡私营商业有米行143家, 粮店113家, 绸布店44家, 五金店18家, 鲜肉店111家, 鞋帽店48家, 书店15家。日军侵占期间, 无锡私营商业前期损失巨大, 后期盲目发展。其中绸布业有81家, 面粉业38家, 茶馆120家, 鲜肉业128家, 旅栈业87家。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滥发纸币, 物价飞涨, 商业受到沉重打击, 民国37年 (1948) , 无锡盛极一时的纱号业只剩下40多家, 粮食业闭歇20%。

3. 常州近代商业发展情况。

常州是传统的商业城市, 在清朝末年, 常州有10余家洋广货店, 20多家烟店, 常州东南西北及城中共形成5个食市, 较负盛名的有新顺园、同兴馆、老杨馆、悦和馆、福天作等家。进入民国以后, 常州商业继续发展。民国15年 (1926) , 常州绸布商号有116户, 漆店9家, 颜料店8家, 经营铜锡器商号8家。民国17年 (1928) 常州商业组成行业公所46个, 其中南北货公所有商店217户。民国23年 (1934) , 常州共有酿酒业9户, 采取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的形式, 年产值30万元。日军侵占初期, 常州商业遭受严重打击, 至抗战后期有所恢复, 有百货商店19家, 土布商店70余家, 书籍文具店10家, 五金店39家。抗战胜利后, 常州商业初期有所发展, 计有百货业90多家, 五金业37家。不久, 因受通货膨胀的打击, 商业发展又转向低潮。到解放前夕, 百货业只有50余家, 卷烟业5家。

4. 镇江近代商业发展情况。

镇江因运河与长江相交, 历来为交通枢纽, 自古客商云集, 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清末, 镇江市场上洋广杂货年销2000万两白银, 木材年销200万两白银, 食糖年销2722万斤, 米年销200多万包 (每包200斤) , 杂粮年销300万包。民国25年 (1936) , 有木材、油麻、绸布、五金、粮油、药材、煤炭、铁锅、新百货、南北杂货十大商业行业, 持有工商登记证的商店1300家。其中饮服业有茶馆、饭店116家, 旅馆136家, 浴室30家。民国26年, 镇江沦陷, 35处繁华商业区被日军焚毁, 商业损失十分惨重。抗战胜利后的初期, 商业有所复兴, 尤其是服装业, 共有店铺100多家。

二、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商业发展的原因

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商业发展兴旺, 商业行业增多, 商业规模扩大, 在清末旧商业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型资本主义商业。这与该地区的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有密切关系。

1. 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该区的镇江是江苏省会, 苏、锡、常靠近上海, 为上海的最近辐射区, 生活习惯、消费时尚受到上海很大的影响。另外, 因各地战争频繁, 而该地区自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 同时因靠近上海而比较安全, 苏、浙、皖等省家境丰裕者携带巨额财富举家进入这些城市定居。这些人对高档商品和社会商业服务的需求成了该区商业活跃的重要原因。

2. 优越的工业经济为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区是我国传统的手工业地区, 鸦片战争后又发展成为我国新兴的近代工业地区。例如, 民国2年 (1913) 无锡有现代化工厂12个, 产值1422000元, 排全国第6名。[1]荣家申新系统的纺织厂, 在民国5年 (1916) 开设时, 原定资本不过30万元 (实收21.7万元) , 到民国6年 (1917) 至11年 (1022) 三年期间增设3个分厂, 资本包括股本、公积、准备和盈余滾存增至608万元, 纺锭从民国5年 (1916) 的12960枚增至民国11年的134907枚, 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 生产规模扩大了二十多倍。[2]民国22年 (1932) , 该区苏、锡、常包括南通共有纺织厂14家, 资本额1489万元, 纱锭数379344枚, 出纱222348包。[3]雄厚的新式工业为该区商业的兴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3. 发达的水陆交通为该区商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顺畅便利的交通, 该区是我国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早在1876年, 英国商人就在上海建立了示范性的吴淞铁路。1904至1908年, 贯穿江南全区的沪宁铁路建成, 全长311.04公里, 把江南的主要城市像珍珠项链似地穿在一起, 加速了该区商品流通的速度, 促进了该区的消费。如民国20年 (1931) 1-7月份, 沪宁铁路货运量为60.135万吨, 总值131.69万元。[4]公路交通也很发达, 如宁杭公路等的修建, 使江南三角洲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 由长江、运河和江南水网组成了发达的水运系统。

4. 较早开放的商埠为该区商业发展准备了政治前提。

镇江根据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辟为通商口岸, 同年正式开埠通商。1861年设立海关, 同年设英租界。苏州根据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为通商口岸, 次年正式通商, 并由日本设立租界。无锡在民国11年 (1922) 由无锡官民商量自行开埠通商, 民国22年正式设埠。商业开埠和租界的设立, 一方面便利了列强的经济侵略, 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外商业经济的交流, 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商业发展的特点

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商业经济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维持的过程, 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一致。从总体上考察, 这一地区的商业经济主要有下列几个特点。

其一, 国外商业资本非常活跃。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苏南沿河地区物产富饶, 交通便利, 帝国主义国家商人大量涌入该区进行经济侵略。主要商业行业被外商垄断, 洋货大量倾销, 农产品被大量掠夺出口, 外资商业遍布该区各地, 表现的非常活跃。例如民国18年 (1929) , 日本片仓日华蚕丝株式会社派人到江南各产茧县收茧。他们故意放盘, 高抬茧价, 阻挠华商收茧。他们在无锡设立兴昌茧行, 收茧价格每担80元, 远远超过当地茧业协会设定的每担50元的价格, 意在挤跨中国茧商, 垄断中国丝茧业。镇江辟为通商口岸后, 英、美、法、德、日等国先后在镇江设立怡和、太古、大阪、安利、沙逊等18家洋行;俄、荷、丹、比等国在此设立货栈。这些洋行、货栈大量倾销火柴、肥皂、镜子、香烟等洋货。光绪元年 (1875) , 我国共签发子口税单440085张, 而镇江一口就签发130036张, 成为我国办理洋货转口贸易的重要口岸, 这主要是得力于运河贯传南北的重要经济地位。民国时期, 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石油公司用各种方法挤跨华商、苏联石油公司, 垄断了这一地区煤油等油料的销售业务。其中, 美孚占销售份额的45%, 亚细亚占35%, 德士古占20%。

其二, 新型商业行业初现端倪。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大, 国外的一些新型商业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如苏州地区原有苏货业、京货业、洋货业等行业。苏货业经营本地区生产的梳篦、头巾、枕席、靴鞋、针线、脂粉等;京货业主要经营北京生产的专供官僚、贵族使用的服饰、穿戴商品;洋货业则经营花边、洋皂、钟表等舶来品。这三个行业由于服务对象不同, 经营商品不同, 在清朝都是独立经营。进入近代以后, 由于近代工业发展, 苏货业和京货业合并成广货业, 建立“惟勤公所”, 洋货业则设立“咏勤公所”。常州地区则将二个行业合并建立“朔南公所”, 统称洋广货业。进入民国以后,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舶来品骤减, 不少民族资本家开始仿制洋货, 从而使洋货业经销的商品实现地产化。这样原来分开经营的行业, 由于进货渠道的统一, 逐渐合并到一起, 出现以百货为名的商店, 形成了百货业。又如清末民初, 该地区掀起了新式建筑的热潮, 大量需要圆钉、玻璃、水泥等新式建筑材料, 因而促进了新型建材商业的发展。民国年间, 因电力工业发展, 引起了对电器产品的需求, 从而诞生了电器商业行业。新型工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相对应的商业行业。同时亲的商业行业也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有关, 地方经济发展迅速, 新商业行业发展就快, 数量就多。在苏南沿运河一线, 由于经济领先全国其他地区, 新的商业行业不但发展快而且规模也大。如常州市五交化商业行业就有从业人员537人, 资金总额39.06万元, 年销售额200万元。

其三, 新型商业组织发展较快。民国7年 (1918) 上海出现了第一个综合经营百货的永安公司, 该公司摒弃旧式商业企业的组织方式, 采用经理负责制, 因而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苏南沿运河一线的城市影响很大。民国14年 (1925) , 在上海永安公司的影响下, 苏州市观前街也出现了联和公司、成丰公司、时新百货公司, 随后又相继开设了华美、划一、振新、元记、怡记等新型百货公司。民国8年 (1919) , 无锡华美公司首先以招考方式招收男女营业员。到上世纪20年代初, 无锡的百货公司开始采用分部归类方式布置商品, 有些百货公司的商品分类多达21部。由于竞争激烈, 这些新式百货公司在经营上还十分注意广告宣传。在当地的报纸、电台、银幕上做业务广告、以廉价商品、赠品、大减价等方式吸引顾客。

其四, 商业地位日益重要。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继上海以后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市场辐射面不断扩大。这一地区交通便利, 商业发达。由上海进口和本地生产的商品通过各种渠道沿京杭运河向南转口到浙江北部、安徽南部, 向北辐射到山东、河南、安徽、苏北地区。如清朝末年, 凡是上海口岸运销江南地区的洋广杂货, 都是通过苏州分销。镇江处于长江和京杭运河的交汇点上一度时期曾成为我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最大的省份, 1883年, 镇江进口总额达到6620550两白银, 进口商品有食糖、棉纱、棉布以及鸦片等;1894年出口额超过400万两白银, 出口商品有芝麻、豆类和丝绸等。这些进出口商品大部份通过镇江口岸中转。无锡地区的蚕茧价格曾影响国球市场的生丝价格。苏州是苏南运河沿线城市丝绸输出的重要枢钮, 向海外输出称洋庄, 向广东输出称广庄, 向北输出称店货庄, 向江浙一带乡镇输出称下县庄。

回顾近代苏南运河沿线城市的商业发展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总结该地区商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从而推动现代化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裕平, 黄宇冲.中国的今天和昨天[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2]荣家企业资料 (上)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0-41.

[3]民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M].民国21年版, 6.

[4]民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十一编[M].民国21年版, 29, 34.

[5]其他资料均为笔者在现场调查或档案馆查阅所得。

苏南城市 篇2

当局外人还在争论苏南模式是“终结”还是“创新”之时，苏南地区的实干者们已经以“凤凰涅磐”的勇气，把苏南推上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度，亮点频闪，特色凸现。

民资勃兴

吴江市盛泽镇，早在明清时期就有“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美誉，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四大绸都”。在传统的苏南模式时期，曾诞生了一大批实力、规模上一定水平的纺织企业，尤其以新生、新联、新华、新民、新达等“五朵金花”最为著名。这五家地方国有纺织企业和乡镇企业一道创造了辉煌的“华夏第一镇”奇迹。然而当温州模式扩张到苏南时，与浙江接壤的盛泽镇首当其冲，省里要求地方严把“江苏南大门”，盛泽镇的丝织业由盛转衰。今天，盛泽镇依靠民间投资再次转盛，丝织产业链和规模远远超过当年盛况。据了解，从以来短短三年间，该镇民间投资超过40亿元，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超亿元的近20家。全镇拥有先进的无梭织机2万余台，形成了从聚脂切片、纺丝、织造、印花、绣花到服装服饰的一条龙生产格局。座落于该镇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拥有2600余间经营房和21个仓储中心，总资产达1.65亿元。建场来累计销售突破1000亿元大关，成为全国化纤薄型织物的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盛泽镇，只是当前苏南地区民资勃兴的一个缩影。该镇所在的吴江市，是苏南私营企业发展最快、最多的地区。目前全市私营企业已发展到6500多家，注册资本累计超过50亿元，今年以来日均新增私营企业更是达到200家以上。私营企业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全市私营企业吸纳劳动力14余万人，接近全市农村工业经济就业岗位的28%。还有，在常熟市，私营企业资本总量突破60亿元，跃居全省县（市）首位；在昆山市，平均每个工作日就有10家私营企业“诞生”；在太仓市，平均每4个人就拥有一家私营企业……正是由于这些市（县）的你追我赶、各不相让，使得苏州市私营经济“领跑”全省。到今年4月，全市私营企业总数达51918家，注册资本总额382亿元，所上交税收占全市总量的16%，企业户数、注册资金、工商税收均位居全省榜首。

不仅在苏州，而且在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私营经济都已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无锡市累计建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4.5万户，今年以来日均新增私营企业26.5户，私营工业上半年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23.2%。常州市的私营企业在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涌现出红星、月星等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小巨人”企业；在南京，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比重总数达到23%，从业人员总量超过国有经济……

民资的勃兴，无疑是当前苏南最大的“亮点”。改革开放20多年来，苏南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民间资本积累不可低估。民间资本的潜能一旦释放，必将迎来一个私营企业大发展的时期。阳春一样布德泽，岂让春色逊比邻。去年全国民间投资增长12.7%，与之相比，江苏省民间投资增长49.9%，高出37.2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全省个私经济投资增长64.3%，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出37.6%个百分点；私营企业上交所得税增长69.04%，比全省税收增长高出53.04个百分点。投资之猛、发展之快，为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诸省所未见。

外资集聚

与民资的勃兴相呼应的是外资的集聚，这是当前苏南又一大“亮点”。

说起苏南地区外资的.集聚，不能不提起昆山。当前，国内理论界和经济界对昆山的发展非常关注。而在前，这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在当时的苏州地区8个县中长期排在第6位上下。转机出现在1985年之后，在1985年，昆山在没有任何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老城区东侧划出一块土地作为经济开发区。这个自作主张的开发区没有得到国家和省的授权和认可，没有优惠政策，更没有享受国家专项启动资金。到了1989年，昆山又率先试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向国内外投资者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由此吸引大批外资项目纷至沓来。当昆山开发区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一些“正宗”开发区时，江苏省和中央有关部门也就默认了昆山的“自费开发”行为，昆山开发区顺理成章地获得“省批”和“国批”，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今的昆山开发区已成为我国外资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近5年来平均每年都在10亿美元以上，最近3年更是达到每年15亿美元的规模，截止今年7月，该市累计实有外资企业家，总投资134亿美元，注册资金65亿美元。

令苏州人自豪的不只有昆山开发区，还有苏州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和吴江开发区。苏州新区从3000万元起家，但经过时间的建设，已引进外资企业551家，合同利用外资57亿美元，其中日资企业累计93户，佳能、佳友电工、松下半导体等日资项目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日资高地”由此逐步形成。今年5月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8周年，8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先后投入100亿元建设资金，累计批准外资项目764个，合同利用外资131亿美元，实际到帐47.4亿美元。吴江开发区一度比较冷清，近几年来承接电子产业转移之势，招商引资一路走高，累计引进外资企业191家，建成区面积12平方公里。

在苏南，苏州市无疑是引资工作成效最为显著的地区。该市拥有5个国家级、11个省级开发区，目前大多数已进入二期开发阶段。苏州新区、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开发区和吴江开发区四大工业园区，彼此之间只有一小时的汽车路程，大有连成一片之势。正是依仗了这批开发区，苏州市累计利用外资560多亿美元（新口径），实际到位外资250多亿美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名列第二。

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理论界对苏南逐步成为“全球工厂”利大还是弊大的议论日益增多。跳出苏南看苏南，立足全球看苏南，把苏南地区培育成全球制造业基地不失为可供选择之举。英国、日本、美国正是埋头发展了几十年的制造业，才牢牢奠定了今日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眼下，苏南应该喊响“苏南造”，打响“苏南造”。苏南各地的实践，也正朝着这一方向而努力。无锡市把发展目标定位于“现代制造业名城、国内外旅游胜地、现代物流中心、生态湖滨城市”，常州市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信息化提升传统产业，实施产业转移”，昆山更是提出了打造“IT昆山”的口号，致力于将昆山IT企业培育成IT行业的全球供应商，并借助网络把昆山建设成全球IT行业的主要采购基地之一。所有这些，都是苏南各地从实际出发作出的明智选择。

城市复兴

苏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地处“黄金水道”长江或京杭大运河的节点，在历史上都曾是有名的货物集散地，近代民族工业更是兴盛一时，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带动和辐射效应。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苏南农村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在三届“百强县”评比中，苏南五市所属县（市）大部分入选，县城经济接近甚至胜过城市经济，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效应减弱，出现了所谓的“小马拉大车”现象。在此期间，苏南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小城镇的迅猛发展。小城镇的崛起，有效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村面貌大为改观。但小城镇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土地资源浪费、服务业不配套等弊端，尤其当时过分强调“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实际上复制了二元格局，成为制止农民进城的权宜之策。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县治所在镇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得到迅猛发展。一般而言，苏南县级市都拥有一二个开发区。这些开发区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建设，至此已基本完成基础设施投资，积累了较强的产业基础，并带动了房地产的开发和建设，从而吸引大量人口聚居。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业开发两大趋势，使得中小城市在苏南迅速崛起。至此，苏南地区已经基本无“县”无“乡”，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却并没有多大增长，城市功能并无实质的增强，城市化水平徘徊在50%以下的水平。

进入新的世纪，江苏省提出了加快建设“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三圈”是指建设以南京、徐州、苏锡常为核心的三个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时从起，对部分省辖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把同城而治的市（县）并入城市。这一举措，为苏南“城市复兴”拓展了空间、开辟了天地，而真正为“城市复兴”提供动力的则是园区经济的发展。

从前，一提起苏州，人们往往在前面加上一个“小”字，称“小苏州”，以对比相距不远的“大上海”。说来这话也有道理，苏州古城原先面积不过14.2平方公里。如今出古城往西，是建成区达25平方公里的苏州新区；向东，是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古苏州、新苏州、洋苏州三城“一体两翼”，把苏州市区建成区面积一下扩大到100平方公里。今天的苏州，已是工厂连片、高楼成群，小区幽静、大道畅通，新城与古城遥相呼应，城市与园林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大都市。不仅在苏州，在南京、无锡等地，城市建设也都进入加速扩张时期。在南京，郊区城市化特征愈益明显，商品房开发向郊区延伸，近郊楼盘持续旺销；无锡市在1995年到短短的五年间，城市面积对外扩张了一倍，接近100平方公里……

有专家指出：都市圈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苏锡常都市圈目前已是呼之欲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作者单位：无锡市惠山区委办公室

苏南城市 篇3

一、服务外包内涵

外包(Outsourcing)也称资源外包、资源外取、外源化。服务外包是指企业把资金链管理作为基础,并将其非核心的服务生产职能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之外的国内或国外的服务提供商。这些企业利用服务商提供的人力、信息等资源优势来提高本企业的生产效率,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

服务外包按地域分类可分为:在岸外包、离岸外包和近海外包。这三种形式中,在岸外包与离岸外包相对应,近海外包是离岸外包的一种具体形式。按业务领域分类可分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ITD)和业务流程服务外包(BPO)等。

二、江苏省服务外包发展的意义和现状

江苏省在上一轮的国际制造产业转移中,积极吸引先进制造业项目,工业化进程较快,但是资源能源消耗偏高。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抓住当前一轮国际服务外包转移机遇,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以加快江苏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崛起,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外资结构。

在中国长江三角洲(下称长三角)地区的5个国际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江苏南京、苏州、无锡3个市的各项指标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长三角5个城市的服务外包量又占了全国服务外包总量的一半左右。据《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0—2011》中相关内容显示,江苏省现已成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冲锋兵”。

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自2007年开始起步,2008年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10年,江苏省在岸外包协议总额达47.8亿美元,占全国的25%,同比增长33.8%,离岸外包执行金额达40.6亿美元,占全国的28%,同比增长45.1%。2012年前4个月,江苏省在岸外包执行金额同比增长31.4个百分点,离岸外包执行金额为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50%,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各项指标均在全国位居前列。同时,随着承接能力的逐步提高,江苏省承接外包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逐步提升。目前,江苏省拥有世界外包百强和国内外包50强企业共计60多家,涵盖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日本、韩国以及台湾、香港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江苏省第一大外包来源地。

目前,江苏省已建成各类服务外包载体超过2000万平方米,各地软件园、物流园、创业园、创意园、生物医药园、研发设计中心和商务中心等各类外包产业集聚园区竞争力不断增强,集聚效应日益显现。

至2010年底,全省从事离岸外包业务的企业达800多家,离岸外包业务额超过300万美元的企业就达240家。江苏润和、擎天科技、泛亚信息、无锡企源和常州星北等22家企业跻身2010年度中国服务外包成长型企业百强。2012年以来,法国的凯捷、索迪斯,美国的微软、IBM、ATS、日本的富士通、NTC、佳能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纷至沓来,投资兴业。

江苏省大力实施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工程。南京、苏州、无锡和昆山被商务部和教育部共同确定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目前,已基本形成以普通高校、软件学院及职业技术学院等教育为第一层次,专业培训机构、社团和企业等非学历教育为第二层次,其他软件培训机构为第三层次的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以高等院校为主体,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渠道来培养服务外包人才。

三、江苏省示范性城市服务外包发展模式比较模式一:依靠高校资源发展软件类外包服务

仅南京市拥有各类普通高等院校41所,拥有丰富的服务外包产业人才资源,每年向社会输送逾15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IT专业人才超过1万人。南京市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把软件类服务外包作为产业主要发展方向。目前,南京市从事软件类外包服务的企业占到全市服务外包企业总数的70%以上。其中22家企业通过CMM/CMMI2级以上认证。

南京市是国内重要的通信枢纽之一,具备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电信设备和传输方式,已建立起包括移动通信、光纤数字通信、网络通信在内通达世界各地的立体化通信网络,可提供多路由服务和最完善的通信设备服务,成为江苏省及长江中下游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结点。

南京市通过政策导向、环境营造和校企联合,充分调动各类高校、研究院所以及实验机构的积极性,提高外包服务的专业性,并引进国外先进的外包服务人才培训模式,为发展本地外包服务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选择了一批效益好的软件企业来培育其核心竞争力,积极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打造自主品牌,以带动整个南京市外包服务的发展。

根据商务部服务外包统计平台的统计,2011年南京市各类服务外包企业累计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总额为11.7亿美元,从业人员达2.3万人。外包业务主要来自美、日、英、奥地利、法国、加拿大和瑞士等。

模式二:依靠区域优势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

苏州市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中央,毗邻上海,交通十分便利,拥有发展服务外包的良好区位条件。苏州市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比较完善,城市化水平很高,特别是苏州市制造业发展稳定且成熟,具备发展服务外包的良好基础。苏州市拥有国家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还有两个省级示范基地和六个省级示范区。苏州软件园区、工业园区服务外包产业园、高新区科技城等已经成为苏州市服务外包的重要载体。园区将全面引入国际化、品质一流园区的规划设计与运营管理经验,着力引进服务外包(含ITO和BPO)、工业设计、生物制药和科技中介等企业,计划通过5～8年的时间打造一批运作成熟的品质化科技园。

模式三:依靠高质量载体发展服务外包

无锡市现已全面启动服务外包载体建设,并且不断完善功能。一批新建成的载体集研发、办公、生活和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从“厂房经济”到“办公室经济”的转变。目前无锡市建成服务外包载体250万平方米,形成“PAPK”系列园区,如创新创意产业园、太湖国际科技园和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等。

为助力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崛起,无锡市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和鼓励服务外包的特殊政策。其中“123”计划被誉为“力度最大,最夺人眼球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租金减免、资金补助、出口奖励和人才奖励等。计划出台后呈现前瞻性强、目标明确、支持力度大和操作简便四大显著特点。

对日服务外包是无锡市服务外包的重大特色之一。全市服务外包企业从事对日服务外包特别是软件外包占服务外包总额的43%。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日韩市场已经发展成型,但是欧美市场还很不成熟。无锡市开拓欧美服务外包市场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一是缺少既懂技术又精通外语的全方位人才,二是缺少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无锡市在日韩市场成功的基础上,正总结经验,大力拓展欧美市场。

模式四:开发动漫产业拉动服务外包发展

常州市的动漫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也是常州市服务外包发展的特色和优势。2008年12月,常州市政府全面整合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家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常州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和环球恐龙城等相关资源,成立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力求将其打造成为创意产业发展核心园区。

目前,入驻园区动漫企业超过100家,从业人员超过4000人。大批知名动漫企业的入驻形成了完整的动漫产业链,园区成为全国十佳最具投资价值创意基地之一。有5家动漫企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5个项目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占江苏省该类企业的70%以上;在2009年全国首批认定的百家动漫企业中,常州市占据15席,占江苏省的100%;2010年,全国首批认定的36款重点动漫产品中,江苏省3款上榜产品都出自常州市;2010年全国认定的18家重点动漫企业中,江苏省2家都出自常州创意产业园。

常州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目标是打造亚洲创意动漫制造中心。在起步阶段,首先借助上海的辐射,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服务外包中心的产业承接基地。常州有12所大专院校开设了软件工程、影视动画和工业设计等10多个专业,建立了软件、动漫等3个训练基地。每年培养超过2000名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软件及动漫专业人员,基本可以满足服务外包企业人才的本地化需求。

在发展优势上,南京市的人力资源丰富,苏州市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无锡市有较为成熟的市场,常州市的发展基础深厚,专业技术人才较多。

在发展重点上,南京市依托周边高校优势发展嵌入式应用软件;苏州市利用区域优势发展金融类服务外包;无锡市以对日服务外包为基础,大力发展工业设计服务外包;常州市以创意动漫产业的特色优势为突破口,拉动服务外包整体产业发展。

在载体建设上,南京是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苏州是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国欧美软件出口工程试点基地,中国动画产业基地;无锡是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区,江苏省离岸服务外包基地,江苏软件外包产业园;常州是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在发展阶段上,南京发展相对成熟,苏州发展速度较快,无锡则是苏南地区服务外包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常州较其他城市而言发展较为稳定。

四、江苏服务外包产业的前景展望

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四个全新的变化: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到了一个新层次,正从传统产业内调整到产业外和产业间调整,从技术改进发展到分工细化,服务业的发展和外包业的逐渐成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结果;二是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呈现新特点,江苏省经济的率先发展主要靠国际投资和出口拉动,其经济动力主要是由于本地和国际生产要素的优势相结合产生的,原有要素优势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等优势,组合优势是区域位置和开放政策。目前,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日益紧缺,在科教优先政策的推动下,智力劳动力资源已成为江苏省的新优势;三是人们的发展需求发生了新变化,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发展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四是经济全球化加速,跨国公司从制造业外包向服务业外包业务拓展,产品贸易向服务贸易拓展,工业投资向服务业投资拓展。

江苏省需要抓住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不仅要建立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还要建立国际服务外包基地;不仅要建世界工厂,还要建世界办公室;不仅要优化产业结构,还要优化劳动力结构;不仅要招商引资,还要招才引智;不仅要发展外资外贸,还要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努力在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业上走在全国前列。

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迅速,服务外包产业现已成为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地区发展模式各具特色,经济体系较为完善,企业实力与日俱增,已形成人才培训体系。江苏省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全新的变化,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苏南服务外包产业,才能给江苏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张伟.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竞争力及发展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3):3-10.

[2]赵娜.江苏服务外包业环境与机会[J].北方经贸,2008(12):40-50.

[3]王玮.江苏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130-140.

[4]王喆.江苏省服务外包发展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9(9):4-5.

苏南城市 篇4

一、进城务工80后青年的主要特征

进城务工80后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主要有几个特征。 (1) 年龄小。80后进城务工者多为25岁左右的青年, 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2)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进城务工80后青年基本没有文盲, 最低文化水平基本在初中以上, 具有中专学历的大约有一半左右。 (3) 生活经验不足。进城务工80后青年虽然身份是农民, 但基本没有务农经历, 不熟悉农村生活, 对城市生活只是一种向往。 (4) 进城务工动机不明确。很多打算或者刚进城务工的80后农村青年进城打工是盲目从众的结果, 当然也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的因素在内, 不出去打工就无所事事。 (5) 打工目的多元化。进城务工80后青年不再以赚钱为单一目的, 当然赚钱谋生仍然是第一位的, 但他们也更多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 享受城市现代文明。 (6) 对城市和乡村的认同在转移。进城务工80后青年更加认同城市生活, 对乡村的认同在减弱, 对农村生活习惯产生反感心理, 甚至持批评态度, 具有更强的城市化冲动理念。 (7) 消费理念在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是在城市里拼命挣钱, 日常生活省吃俭用, 然后把钱寄回农村, 供孩子上学、盖房子等, 而进城务工80后青年所挣的钱基本上都在城市消费。 (8) 对后半生生活的打算, 第一代农民工基本上是在挣够一定数额钱之后, 回老家农村过余生, 而进城务工80后青年, 更多的希望通过努力留在城市里。 (9) 对生活的满足感不高, 对与城市人之间的差距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10) 工作态度上, 80后务工者没有第一代农民工任劳任怨;在工种选择上, 不再甘愿选择那些又脏又累、高危险、高强度的工种等等。这些特征基本上概括了进城务工80后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不同之处。由此,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强烈希望融入城市生活, 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向往是无法回避的。从2008年发生的金融海啸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来看, 即使在工作及其难找的情况下, 80后青年农民工流浪于珠三角和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 仍不愿返乡, 他们渴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不再奔波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其次, 大量80后青年农民工聚集城市, 如果他们的就业、生活、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影响城市健康和谐发展。更深层次讲, 解决好80后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境问题,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进城务工80后青年融入城市生活所遭遇的困境

进城务工80后青年虽然生活在城市, 但是户口还在农村, 社会关系也在农村, 他们的身份既非纯粹的农民, 又非正式的城市居民。这种“二元”身份的尴尬以及粘附在其身上的资源落差, 导致他们在城市里处于贡献大和低回报的巨大落差的生活状态。卫生医疗和受教育等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以及城市人对外来人员的偏见歧视造成的城市支持网络对他们的失效, 使得进城务工80后青年日益边缘化为城市弱势群体。

1.经济方面:工作层次低且不稳定, 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 2004年, 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 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 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 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50%以上。[2]进城务工80后青年虽然大多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但是这样的文化水平是远远不够从事白领工作, 他们主要从事一些重体力的低层次的蓝领工作。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 文化水平只有小学和初中的基本上选择建筑业、采掘业, 这样的工种不仅对工人需求量大, 而且技术含量低。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 选择环卫、家政、餐饮业的居多, 纺织行业也是女工的一个选择, 但是由于纺织行业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女工一般都不愿意做。以苏州市为例, 对于一些文化程度稍微高一点的80后青年来说, 他们更多的选择外企等电子产业, 其一方面工资水平稍高, 而同时工作又相对体面。总的来说, 进城务工80后青年的工作选择的总体特点是又苦又累、高危险、高强度, 而且由于劳资双方劳务关系得不到法律保障, 农民工被炒鱿鱼和跳糟屡屡发生。许多80后青年从事的工种所提供的服务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但又是人们都看不起、不愿做的工种。其实,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贡献大而回报低。

农民工不仅劳动力廉价, 而且根本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而相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的工人而言, 国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在收入中占的比重高于基本工资收入。许多农民工即使有意识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自身技能, 增加孩子教育投入, 但因经济收入过低, 最终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农民工的吃饭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住的问题是最让农民工犯难的事情。建筑行业、采掘行业的农民工的住宿状况最差。建筑工地民工住宿仍然以集体居住为主, 大部分都是居住在狭窄的工棚里, 当然也有租用民房的, 但是需要交费, 为了省钱, 农民工大多还是选择住集体工棚。对于其他服务行业, 进城务工80后女青年, 大多选择租用民房, 住房面积小, 而且条件也是相当简陋。当然农民工内部也已经出现了“层化现象”, 即农民工内部由于学历和经验等差异, 收入出现较大差异, 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有些差异。另外, 80后农民工更多的是携家带口在外打工, 所以对住房条件要求较高一些, 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 他们的居住环境大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政治方面:基本权利被限制,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进城务工80后青年的学历水平大多在初中以下, 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较少, 这也是其多数人从事低技能、高替代性的体力劳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技能结构上,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青年农民工中掌握计算机、木工、水电工、家电修理、车辆修理、缝纫、财会、外语、文字编辑等稍具技巧性技能的人数都很少, 而对外语、财会等技巧性略高一筹、可替代性略低一些的技能的掌握比例更少。

应该说,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农民工现在的尴尬境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技能结构单一, 进城务工遇到的问题是80后青年在农村时所没有意识到的。进城之后, 80后青年开始意识到了自身的“短板”。进城务工80后青年不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 对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更加迫切。他们的政治热情较高, 创业意识日增, 学习愿望十分强烈, 特别是他们普遍感到必须学习实用知识,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以增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但是, 由于他们大多从事高强度的工作, 上班时间长, 基本的睡眠时间都无法保障, 根本没有时间自学、参加各种培训班。更重要的原因是80后青年打工的经济收入水平限制了他们继续学习, 难以实现提高自身素质的愿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于进城务工者来说, 再苦再累, 也比不上城里人歧视带来的危害。精神上的创伤几乎是刻骨铭心的。数字100市场调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做过一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民工受歧视的问题比较普遍, 55%的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认为受到较大或很多歧视的比例达到20%。民工感觉最难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 (22%) 以及被执法人员随意扣留罚款 (13%) ;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明显较差 (12%) 。”该调查同时显示, 民工最反感的歧视内容在三个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资、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罚款;在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在广州则主要是被人扣留罚款以及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差。

城市对农民工的这种“经济吸纳, 社会拒绝”的态度, 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最大的不适应。而对于进城务工80后青年来说, 他们虽然表面不流露对这种歧视的难过, 其实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反叛和抗争的意识与行为倾向和内心的退缩。“由于‘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叠加作用, 他们的心理适应状态比较差, 再加上由自身文化所带来的主动退缩和城里强加的被动排挤而日益沦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3]此种现象乃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对城市文化的积极认同和城市的消极拒斥。

对于进城务工80后青年来说, 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常常难以得到保障。首先, 青年农民工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工资经常被拖欠、克扣, 甚至拒发, 在待遇和权利方面无法与正式工人相比, 青年农民工基本上是不享受任何的福利待遇, 国家对女工的特殊政策对于进城务工80后女青年基本是“不适用”的。大多数人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工资拖欠、克扣和拒发现象;也有一些人面临加班不给报酬的情况;更有人不能得到基本的劳动保护条件, 受伤得不到医治。其次, 与城市里的人相比, 青年农民工在经济上、用工上都存在着被歧视现象。他们大多数遇到过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也有一部分人遇到过不准参加培训学习的情况。对于这些不公正待遇, 只有少数人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80后青年农民工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3.社会关系方面:支持网络缺失, 社会公正得不到保障

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分析,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在城市生活中被“孤立”——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

社会支持网络缺失是由于进城务工80后青年进城前原有的农村社会支持网络的失灵和进城后城市支持网络低效两方面造成的。社会支持网是指行动者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能为其提供帮助的体系, 它是由具有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所组成。社会支持网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工具性实际帮助, 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本。人们日常生活的范围和主要社会关系有家庭、亲戚、学校、工作单位、邻居、生活小区、村庄等, 即所谓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节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信任度等多种复杂原因, 农民和城市居民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民社会经济生活范围的狭窄性和交往的频繁度, 造成了农民的农村支持网络的坚固性和持久性, 主要是一种格拉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 而城市正好与之相反。当青年农民在农村时, 那种乡土社会支持网络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工具性的实际帮助, 但一旦青年农民离开农村, 来到城市这个处于“另一个时代”的场域中时, 时间、空间的距离和处事方式、原则的不同使得原有的乡土社会支持网络显得有点鞭长莫及, 当他们需要找工作时、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时, 乡土里的强关系基本上处于失灵状态。

进城务工80后青年进城后, 原有的亲缘关系给予的支持资源失效, 而在城市打工形成的业缘关系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 基本是换了工作就换了朋友。又由于工作层次比较低, 他们所结识的朋友也是和自己一样处于弱势地位, 对自己在诸如找工作、升迁、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只能投以同情和愤慨, 而得不到工具性的实质性帮助。而城市居民基本上与农民工之间保持距离, 他们之间很难形成互助的“亲密”关系,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很难从城市居民那里得到帮助。

三、进城务工80后青年消除融入城市生活困境的途径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遭遇的不仅仅是经济物质方面的困境, 还有制度、意识形态等更为深层次的障碍。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采用强有力的国家政策为进城务工80后青年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

1.政府责任:创造政策上的平等机会并落到实处

如今, 进城务工80后青年的生存状况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政府对进城务工80后青年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解决的好坏、解决程度如何, 直接反映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 反映政府作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负责性、效率性、透明性、回应性。

首先, 政府应该取消体制障碍, 进行制度变迁。与进城务工80后青年关系密切的两大需要变革的制度当属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权制度, 土地流转权制度是进城务工80后青年失业回到农村后的生存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是进城务工80后青年在城市具有同等机会享有国家福利政策和就业发展政策的支持性制度。

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 制度是某些服务的提供者, 他们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是内生的, 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我国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 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 学校的录取证明, 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这项制度不仅限制公民的自由流动权, 而且“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 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比如, 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 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 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 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同时,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 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在物质供应、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方面, 国家政策完全倾向城市, 而农村一直处于“以农支城”的做贡献、做牺牲的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过剩而涌向城市, 城市中生活着大量进城务工者, 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身份地位没有改变,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强烈要求城市给予他们同样的城市待遇——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制度环境的变化要求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一群 (个) 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又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 规则的变动和修改需要得到受它管束的一群 (个) 人的准许;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完全由个人完成, 如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不过, 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 而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补救制度供给不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进城务工80后青年的不公平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已经有充分的“刺激”来推行此种制度安排, 也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统一进城务工者的意愿和集体行动, 才有物力和财力推行变革, 并且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阻力。对于土地流转权的制度也是同样的道理。

国家强制性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权制度, 是国家对经济增长做出的积极反应, 是给予进城务工80后青年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社会地位、平等享受社会资源的上层建筑保障。国家只有推行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才能使一切有利于进城务工80后青年城市生活的政策安排和社会各界力量发挥应有的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帮助进城务工80后青年融入城市生活。

2.自身改造:形成人才观, 提升为新型市民

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 国际竞争对我国的影响很大, 我国过去包括现在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 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是利用我国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而进城务工80后青年正是扮演着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低科技水平的产品加工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是非常不利的, 我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转变企业类型, 而这又取决于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进城务工80后青年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必须形成新的人才观念, 提升自身素质。一方面,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应该充分认识和积极配合城市社区教育培训、城市企业教育培训、城市基础教育均衡化等帮助进城务工80后青年补充知识和技能的政策服务, 有意识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通过继续再教育, 参加成人教育、自考等拓宽知识面, 获得多种技能, 提升自身在就业方面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 80后青年要积极参加城市文化生活, 在潜移默化中习得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 将自身提升为新型市民。

3.社会配合: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方面, 城市居民需要正确看待进城务工者为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和给城市生活带来的问题。城市居民要用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在城市里做他们不愿做但必须有人去做的工作的进城务工者, 必须肯定他们的贡献, 对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的问题要一分为二看待。很多进城务工80后青年给城市带来的问题是由于他们得不到就业机会、得不到城市居民的认可而产生的报复心理所致, 所以, 只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他们将给城市带来更多利益。城市居民应该放下高人一等的架子, 与进城务工80后青年真诚接触, 使他们感受到真诚和关爱, 消除他们的畏惧和退缩心理。另一方面, 进城务工80后青年应该通过社会各界的帮助组建自己的团体、协会, 并通过这些组织帮助, 用合法的途径解决自身所关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80后”民工以挣钱为目的的只占18.2%[N].中国青年报, 2006-09-11.

[2]魏礼群.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N].人民日报, 2006-04-26.

精耕苏南市场 篇5

三菱电机空调设备部副总经理伊藤阳造先生致词表示, 三菱电机无论工程还是零售方面, 都非常重视常州市场。三菱电机将高端市场作为主要目标, 并加快三菱电机产品的渗透力。三菱电机将努力为三菱电机产品的代理商、经销商提供最好的协助。同时, 伊藤先生真诚希望能够通过三菱电机产品为每一位用户, 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

2011年, 三菱电机一直坚持以出击式营业、主动经营、主动销售为基本方针, 并努力以强化销售网络、投入新产品、增强研修体质为工作重心。同时, 努力加强MLC空调部人员配置以及驻外办事处的设置。在继6月份MLC无锡办事处成后, 常州办事的成立意味着三菱电机进一步加大对市场的细分力度。

苏南城市 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文化传承,保护策略,苏南乡村

0 引言

梁思成曾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 在建筑上, 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 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因为这事实明显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衰落。”3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南方与北方的城市没有显著差别, 东部与西部的城市也几乎千城一面。这意味着在东西方文化博弈中,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 在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方面无创新, 相反被异化、甚至被遏制抹杀, 保护并弘扬中国民居风貌与本土文化迫在眉睫。[1]

古村落风貌与民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在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展开的条件下, 加强对乡村的风貌文化研究, 对解决广大农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有着重大的意义, 有助于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社会目标, 对于建设各地富有特色的美丽乡镇风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 理论研究

1.1 国内城镇化进展

中国地域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多种社会因素影响着城镇化进程。近十年来, 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 全国城镇化率为44.94%。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一个百分点, 至2011年首次超过50%。

2000年在全国“十五计划”中首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十一五规划”继续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 强调“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提出, 要“统筹城乡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将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予以高度重视。而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 “报告”更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2013年,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推进确定了总体基调。国家的重大决策无不表明城镇化的重要性, 城镇化发展将是我国近年来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1.2 国外城镇化发展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其中英、法、德、意、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进城镇化的国家, 目前城镇化水平超过90%, 在英国城镇化进程中, 各种社会问题出现, 导致英国政府颁布多部相关法规, 政府引导城镇化的发展。历经百年的实践, 英国乡村的历史风貌得到合理的保护, 构建起欧洲乃至世界最完善的乡村景观法规体系。

由于二战之后日本经济不断复苏, 导致农业劳动的人口迅速减少, 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加大, 严重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政府为此特别颁布了《农业基本法》。从20世纪后10年开始, 日本先后颁布针对农业的法律法规, 其中加大了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并鼓励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给予山区困难的农民生产粮食的财政补贴;拨付专项的经费支持富有地方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产业大力发展;鼓励发展非农产业。日本政府为此还特别制定了鼓励工商业向农村延伸的政策, 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就有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职业。这些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日本的农村发生巨大变化, 减少城乡之间大幅度的人口流动, 推进日本城镇化的健康发展。[2]

通过总结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应坚持从实际出发, 结合我国城镇化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 建设符合不同区域发展状况的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3 借鉴经验, 对应解决问题

世界各个国家一直高度关注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的发展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国外许多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远远走在中国前面, 我们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汲取教训, 借鉴其中的经验、规避城镇化引发的各类“城镇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城镇化模式, 结合我国本土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 制定适合的方针政策。据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以及各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来看, 我国城镇化发展任务仍旧十分艰巨,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误解需引起充分的重视, 针对各个特定阶段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整, 正确应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

2 对苏南地区调研结果

通过2013年10月份对苏南地区村落的实地调研, 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同时结合调研, 我们与进行乡村历史风貌保护研究的专家进行专题访谈, 对古村落历史风貌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时完成了相关古村落的课题设计———古村落购物中心设计, 加深了我们对古村落特有的自然肌理进行探索的情怀。

通过对苏南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乡村、集镇等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杨湾村、太平村、明月湾和东蔡村进行调查问卷、走访以及拍照等方式进行实地调研, 对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 对当前城镇化中历史缺失的危机有了一定的认识, 了解了地域文化对于当地居民的重要性, 以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1 苏南地区居民调查问卷

通过调研, 得出以下结果: (1) 对于分散式居住的建筑该如何处理:14%的村民选择全部拆迁, 40%的村民选择全部保留, 54%的村民选择拆迁部分建筑 (图1) 。 (2) 如果合村并镇:33%的村民选择向中心靠拢, 71%的村民选择留在原地, 只有3%的村民选择了村子迁移 (图2) 。 (3) 对建筑风格的选择倾向:23%的村民选择现代风格, 40%的村民选择了中西结合, 43%的村民选择了保留中式建筑风格, 3%的村民选择西式风格 (图3) 。

2.2 保存较好的古村落现状

古村落是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文化、人文精粹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慢慢累积的, 所以保存较好的古村落可以储存其经过漫长积累的痕迹。

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写意, 擅长写意。宏观上古村落就像一副优美的山水画。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小庭院种着主人喜好的植物, 更多的时候是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把一些有一定树龄的树木预留出来。走进古村落不难发现超过百岁的古树。这种自然景观肌理虽是人工的却又胜似自然。在古村落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僵硬的几何线条, 更多的是自然弯曲延伸的肌理。

2.3 现代城市的基本问题

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无节制扩大, 导致城市人口密集、土地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便利的交通, 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健全的公共设施等高质量的生活吸引着非城市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使得城市的消费和劳动力增加,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但随之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因素。

人口增加导致用地紧张, 使城市建筑日趋升高、交通拥堵、垃圾剧增、环境变差等状况不断发生。流入城市的人口大多是打工者, 因此文化素质不高;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使地域间的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 而本土的民俗文化也受到了威胁。城市中富裕阶层、白领阶层由于城市环境质量不断变差源源不断地从城市中心向郊区及农村迁徙。从人们对田园乡野向往的心理和行为看出, 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在提高人的生存条件和舒适度的同时, 也带来了水土、大气等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因此, 人们在反观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居住环境的诸多问题时, 关于城市发展目标和方向的初始定位, 开始“旧事重提”。[3]

2.4 已往快速城镇化的乡村分析

2.4.1 存在的弊端

2.4.1. 1 重新轻旧的现象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农村的家庭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作为人类重要居住地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更新, 与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 满足人类的现代生活方式, 改变传统乡村空间肌理的封闭式现状。但在新旧并存现象出现时, 一般的处理方式是弃旧建新、拆旧建新、拓路建楼, 老村日益衰败被新村取代, 并且人们过于追求新型建筑材料, 忽略地方特色建筑材料, 追求过于现代化的建筑, 同时人们认为传统建筑乡土气, 加剧重新轻旧现象的发生。归根到底是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迫切渴望表达自己对现代生活的追求, 于是一味的追求国外与大城市的建筑特点与生活模式。另外, 是因为人们对具有传统特色的乡村空间肌理与乡土建筑所传达的历史传统文化不够重视。通过整理调查问卷, 我们发现61.1%的村民倾向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允许添加现代元素, 只有0.27%的村民支持纯西式建筑风格。

2.4.1. 2“趋同化”现象

传统乡村的肌理形态是自然形成的, 但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的街巷肌理普遍采用一一行列式的整齐布局的肌理形态, 虽然施工方便、节约用地, 但街巷肌理过于单调且机械。单一的线型空间取代了弯曲的街巷、错落的房屋、自然的景观等传统乡村具有的元素。公共活动中心统一集中传统乡村中街头房前各种大小不同的公共空间, 导致传统的邻里网络结构变得松散。房屋建筑是乡村肌理演变中最主要的元素, 但是新农村建设中, 房屋面积、结构大小统一, 呈现大同、单一的发展趋势, 且部分地区乡村改造没有根据地域性来规划, 使人难以区分东南西北区域, 忽略当地的传统历史文化。

2.4.1. 3 民俗文化渐渐缺失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乡村普遍存在的是老人与留守儿童, 年轻的劳动力不断涌现大城市。大城市里农民工越来越多, 而乡村的教育问题、家庭矛盾升级, 民俗文化被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打乱、消隐甚至绝迹, 传统的“宗族、邻里、乡情”被现代居住单元、高楼广厦所切割、隔离;孤独的单元生活模式与快节奏的现代“文明”环境, 忽略了本土曾经拥有的民俗与乡土风情。如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 在造福一方、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下, 为了进一步吸引游客, 建造了缩微的悉尼歌剧院、法国凯旋门、美国国会大厦等建筑, 虽然丰富了文明的内容, 却忽略了对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富裕的物质生活、先进的城镇文明环境却带来了本土文化的贫乏。

2.4.2 风貌和历史文化的价值

在丰富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互动关系的影响下造就了古村落自然的空间肌理, 独特的空间肌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建筑为主体与道路、田野、活动广场等自然景观所构成的元素形成了乡村的整体空间肌理形态, 形成了一定的空间秩序, 空间结构、山水环境、街巷系统、公共活动中心、宅院建筑等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

经过独特的环境元素、历史岁月的长期浸润与沉淀, 造就了每个乡村独一无二的空间肌理。乡村肌理是每个乡村独一无二的标志, 且与乡村的发展休戚相关, 是乡村历史见证与发展的活化石。

2.5 大城市和新型城镇化的矛盾

2.5.1 城市人口爆炸, 乡村留守“空壳”

改革开放后,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断涌现, 还出现了以上海、北京、广州等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在我国, 超大城市就是人口超过200万, 而上海2013年统计的人口数字则是2500万, 超过超大城市标准的10倍不止, 其中有1000多万是外来常驻人口。不难发现如今城市生活已和我们憧憬中的生活产生了矛盾。

乡村已逐渐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空壳”, 年轻劳动力大多都流向了城市。我们对苏州地区乡村的走访证实了这个问题, 一户人家往往只有老人和小孩, 当我们问其子女时大多的回答都是进城务工, 可见人口单向流动的严重性。

2.5.2 城市环境恶化, 新型城镇化还处于探索期

绿地面积、公园湿地、河流等自然的景观减少, 建筑扬尘、生活垃圾、汽车尾气等污染不断加重, 城市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市中的上层阶级开始关注环境优美且历史文化丰富的乡村。

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还在探索阶段。村落青壮年人口外流, 导致“空心村、留守村”不断增加, 累积的垃圾污染了村落原有的优美。而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农村则普遍缺少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文化, 导致形象千城一面, 风貌千篇一律的现象。公共设施长年失修, 生活环境质量严重下降。 (如图4)

2.5.3 城市在发展中不断地辐射乡村, 乡村的历史风貌需要传承

城市快速发展需要土地资源, 于是慢慢地吞噬附近的乡村。苏州在古时是被围墙围起来的, 只有四个进出的大门。而在围墙的外围统一称为乡村, 现如今苏州的面积则是古时的上百倍之多, 满城的高楼大厦特别是园区的出现很好地证实了城市在不断地吞噬乡村。

“千城一面”等问题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去考虑新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历史文化的众多问题。

3 风貌保护与文化传承策略

3.1 整体传承与单体地标性保护

我国地域面积广阔, 传统乡村占大多数面积, 以往的乡村保护都集中在典型历史文化古村落。因此, 抓住传统乡村保护的历史文化谱系本质是我们的保护重点, 而不是单一局部的机械保留, 我们应注重强化整体乡村空间组织的文脉延续, 加强不同历史时期街区、人居以及整体空间肌理的延续与保护, 维持原有的地貌, 来更好地保存不同时期乡村的历史风貌和经济社会空间结构。 (如图5)

3.2 小村落“变轨”组成中心镇

新型城镇化中普遍“做大”, 虽然在土地的利用上比较合理但是导致“千城一面”的局势, 乡村历史风貌逐渐消失。苏南地区的乡村大多都是几个小村组合在一起分布在各地, 小村组成大村的时候在自然肌理、邻里关系、历史风貌等相对好处理。这样的模式下小村落的关系依然如旧只是在一个大的形式下一起生活, 也增加了相邻文化的碰撞为以后乡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不是所有的文化被人工规划成一面。

3.3 传统肌理上的自然和谐延续

对于传统乡村空间肌理的保护不是原封不动的, 而是要强调对整体乡村特色文化的关注与延续, 更新、改善是在保护基础上进行的恢复、复原、改善, 以整合、优化生存空间环境, 使乡村空间肌理结构的历史文化与生态结构等系统得以延续与发展, 由传统到现代发展的过程上保持和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特色。[4]

3.3.1 完善更新乡村肌理

人类的居住环境一直在不断地、自发地进行生长、变化, 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乡村是一个有机整体, 宅院建筑是整体最主要的细胞, 而街巷便是主要的脉络。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建设更新过程中, 应在原有的空间肌理上进行完善更新, 最大限度保持原有肌理的特色, 而不是一味地采用大拆大建的简单方式。调查问卷显示, 几乎没有村民在乡村建设中认可拆建的方式, 大部分村民比较认可续建、插入新建的方式。

如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石屋、砖屋、石街可以在巩固的基础上用维修的方式来改造, 一些乡村老街自然弯曲、尺度宜人、建筑错落有致, 完全可以保留, 另外再开辟新路以适应发展需求, 而不是采取拆房拓宽取直的方法, 使具有多年历史文化的乡村风貌被快速抹去。

3.3.2 突出乡村历史文化底蕴与地域特色

乡村历史风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体现, 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是人类最接近大自然的居住地, 这种独特的乡土性形成了可识别的村落生活环境, 因此造就了独特的乡村空间肌理, 传统的空间肌理形态自然生动,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建筑与风貌的共生, 产生了最丰富的民俗文化, 所体现的特征与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在新农村建设中, 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基础上, 更新完善原有的街巷肌理, 在尊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建筑的基础上, 合理地改善传统建筑布局, 采用地方建筑材料, 继承和发展地域特色, 为乡村提供更加符合现代生活的公共设施。

3.3.3 注重乡村传统空间肌理与现代肌理结合

乡村肌理在更新的同时应尊重原有空间肌理, 强化传统空间肌理与现代肌理之间的关联、和谐、共生, 强化自然肌理的更新过程, 注重乡村传统历史风貌与现代社会需求之间进行完美的接轨。在传统乡村空间肌理中, 有很多重要节点使乡村肌理变得丰富而细腻。如乡村的主要出入口、公共活动场地、池塘等。这些节点在公共交往、生产生活场所等日常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更新完善建设中, 应在原有的传统节点体系上, 建立新的节点来适应现在生活的节奏。同时, 也应强化对原有的较完整的节点进行保护与更新, 可以通过植物配置、小品等手段营造空间景观氛围的手法来丰富乡村肌理的内涵, 既突出了地方应有的文化特色, 又展现了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新农村现代化的景象。在建筑的肌理上, 空间组合方面突出自然活泼的特点, 应避免采用行列式布置方式。同时新建建筑应采用地方建筑材料表现, 注重体现地域特色建筑风格和延续地域特色文化, 使原乡村建筑风貌整体协调统一。

在乡村更新完善建设中, 重视保护和利用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现有乡村建筑进行质量评价, 确定应保护、整饰、拆除的部分建筑, 注意保护原有乡村公共交往部分和空间整体格局。完善不影响整体布局、建筑质量较好的已建建筑, 而不是一味地大拆大建;整治或改造建筑质量尚好, 但建筑外观或材料与乡村整体环境有不适应的建筑;拆除质量较差或对乡村整体风貌有较大影响的建筑, 提高乡村整体居住环境质量。据调查问卷显示, 57.4%村民在心目中理想乡村形象中选择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现代发展理念, 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历史风貌乡村。[5]

3.4 乡村肌理保护和更新的实例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的新春村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乡村, 民居建筑分布肌理为典型的散点式, 布局自然、尺度亲切, 生态和谐, 乡土韵味浓郁。但经济落后, 住房功能不全、环境卫生条件差, 缺乏给水、排污以及道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修整, 在新城镇化建设中, 新春村规划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 充分考虑当地地形地貌及经济的发展条件, 兼顾当地的风俗传统, 切实重视和保护乡村原有的特色, 创建特色新面貌家园。基于对乡村肌理的整体保护, 规划建设中着重保持其整体肌理发展模式, 保持地域的环境特色与乡土风貌。更新主要是对于新春村现代生活需求中公共设施、道路系统、绿化系统等方面出发, 切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同时加深对新春村空间肌理中重要节点的详细设计, 其中规划主要选择了对乡村主要出入口、公共活动中心、小游园进行重点详细设计。

新春村规划建设中始终坚持有机更新、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对建筑现状质量评价的基础上, 针对乡村建筑肌理的更新提出合理方案, 对乡村发展阶段的生命周期制定近远期主要目标, 对于乡村设施建设注重实效, 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的原则, 不搞大拆大建;同时当地管理部门要坚持民主协商、以人为本, 在乡村建设中充分尊重当地农民意愿, 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对于当地的生活环境与条件的改善, 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

4 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空间形态飞速发展,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种种文化与文明的冲突问题不断上升。人们对生活的理想越来越高, 穿梭于车水马龙的大都市, 慢慢发觉躯体的速度早已把灵魂远远抛在身后, 回头才发现传统的文化印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快节奏生活中, 谁不想在享受物质文明带给我们方便的同时, 还能守护着自己一片精神田园, 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 就让我们寻回精神文明世界里的文化, 不让物质文明将其淹没。

参考文献

[1]邢章萍, 张健.民居保护刻不容缓——访中国城市风貌与民居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王志强[J].经济, 2012 (04) .

[2]孟祥林.农村城镇化:国外实践与我国新型城乡形态发展设想[J].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0 (10) .

[3]文剑钢, 文瀚梓.新型城镇化的基本问题探讨——以苏南城镇化与乡村风貌保护为例[J].2013, 06:09-19.

[4]周美玉, 朱淑贻, 仇永佳.整合乡村肌理和城市肌理坚守与积淀城市特征[J].商场现代化, 2010 (11) .

民国时期的苏南义庄 篇7

一

清代义庄的发展历史表明:社会稳定, 义庄发展就快;一遇战乱, 义庄就会遭到极大破坏, 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局面。辛亥革命后, 朝制鼎革, 国体变更, 社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苏南地区虽间或有新义庄零星出现, 但已盛况不再。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整个民国时期, 苏南地区新增义庄仅30例。就其建立时间而言, 多在1927年之前, 其后仅有5例。建于前代的义庄也逐步走向破败析分, 1949年无锡存有义庄47处[1]93。苏州更少, 据1949年解放初期的调查, 城乡义庄仅存23家[2]375。在此之前, 苏州则有更多的义庄。据1931年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调查所得, 当时仅城区尚有义庄32处[3]3。而唐力行先生则估计, “如加上郊县当不下百所”[4]63。20世纪30年代无锡梅村土地的集中情形也反映出当时苏南义庄仍具相当的势力, 据《东方杂志》记载:梅村镇上和它附近的“大宗土地特别的集中在义庄和庙宇方面。”[5]89

上述1931年吴县城区的32所义庄与1949年苏州城乡存留义庄的比照结果, 只有7例庄名重合, 这说明有25个城区义庄在1931年至1949年前这段时间中消失。但解放初苏州尚存23处义庄, 并且规模不算小, 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种宗族组织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

义庄赡孤贫、奉祭祀、兴教育, 有利于基层社会稳定, 从而得到历代政府的支持。从民国时期义庄立案的批复公文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义庄仍持肯定态度, 予以支持和保护。民国八年, 川沙县知事在批复同本堂义庄咨请立案的公文中说:“该公民等建造祠宇, 购置义庄……应准连同款产清册, 一并存案。至各项单据存摺等项, 均经验明发还。仍照所请, 给示保护。”[6]卷12《祠祀志》丹徒倪氏于民国十二年建立澹明义庄, 呈文督军、省长, 希望能会衔出示严禁示文, 使义庄以垂久远。为此, 江苏时任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联名发布第十四号布告, 要求任何人“自示之后, 不得任意侵占, 藉端骚扰, 及一切意外之妨害。如敢违抗, 准由该祠裔等随时指禀地方官, 立予究办不贷”[7]卷5。

民国初年, 地方自治思潮日渐高涨。政府将提倡义庄与养成自治风气结合起来。1916年内务部通咨各省云:“现在自治制度方将筹备励行, 各处义庄均订规条, 恪相遵守, 本含有自然自治性质, 诚能藉此提倡, 养成风气与将来, 推行自治, 不无裨益。”[8]33对于新建义庄, 民国政府要求捐建者要向政府报批立案, 便于管理和保护。1934年内政部部长黄绍雄发布训令说:“义庄设立性质, 系属财团法人, 自应依照监督慈善团体法第三条暨第十三条之规定, 暨部颁各地方慈善团体立案办法, 饬其呈请立案, 并饬部备案, 以便保护, 而重善举。”[9]35

对于捐建义庄者, 民国政府延续清朝做法, 依旧奉行褒奖政策。民国七年, 嘉定商人朱得传捐资四万元左右建立义庄。内务总长钱能训特向大总统呈请, 请求“加给褒祠”, “给予金色褒章, 以资激劝所有”[10]。民国时期, 政府财政匮乏,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内务部甚至通咨各省要求捐建义庄时要注重教育, 以补政府之不逮[8]33。对于办学成绩出色的义庄, 政府给予褒奖。如无锡村前胡氏义庄、寨门严氏义庄均因办学出众, 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章[11]6。

三

民国时期苏南义庄的衰败除受战争直接破坏外, 家族衰落导致的析分是一主要因素。随着建庄年代的久远, 义庄族群逐渐枝繁叶茂, 待济族人逐年增加, 需要义庄不断扩大规模。民国年间, 尤其是30年代以后, 经济凋敝, 岁月动荡, 增置田亩谈何容易。一遇灾荒, 生活无着的族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析产典地, 虽然这违背庄规祖训, 但一旦成为族人的共识, 义庄的破产就不可避免了。如无锡荡口殷义庄是在1935年间分掉的。分的原因是穷户太多, 义庄租米不够分配, 在大多数族人要分的情况下账房无法, 就分掉了[12]69。苏州也以吴趋汪氏耕荫义庄为首倡, 析分义庄, 接踵仿行者甚多[13]375。

民国初年, 随着交通的发展, 都市工业品逐步侵入苏南乡村腹地, 致使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逐渐破产。礼社是无锡西北乡小镇, 为薛姓聚居之所。因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及农业机器化, 礼社农村中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作为贫穷族人依恃的薛氏义庄, 此时已不胜重负了。薛氏义庄有田一千三百五十亩, 每年收租约一千两百石左右。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十六岁者, 每年每人领米二石, 不足岁者一石二斗, 婚丧、教育均有资助。但此时农村的破败, 中小地主没落, 要求义庄救济者日多, 义庄收支失其平衡。薛姓二百余户中, 有十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及农民各占四分之一。其余半数, 即稍有土地, 亦已不能糊口, 仅赖义庄豢养, 坐食乡间。民国十年受水灾影响, 义庄濒临破产, 每人所给口粮, 骤自二石降至一斗[14]158。此时苏南义庄的大致境遇相差无几, 在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下, 支撑义庄的主体阶层正日益整体性衰败, 义庄的解体只待时日。

管理混乱也导致义庄的衰败。荡口华老义庄就出现族众及管理人侵渔庄产现象。有的族人向义庄借兑, 结果有借无还, 特别是二流子、白面鬼经常去强借。把持庄政者账目不公开, 常贪污中饱。族人华宗佑母亲说:“义庄像一只米窝, 旁边小虫将米窝钻空了;或像个饭碗, 碗边大家吃, 碗中主管人吃。”[12]73无锡村前胡氏义庄在胡有山、胡有祥合管时期, 他两人一个吃白面, 一个酒糊涂, 家里没有什么产业, 在管理时大吃大喝, 义庄收的租, 大都被他们吃掉。抗战胜利后, 胡守贞依靠国民党势力夺取了义庄管理权, 从中贪污榨取, 以肥私囊[15]249。

常熟、吴县、无锡是苏南义庄的三大中心。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常熟出现了析分义庄的浪潮。时人归堤为我们分析了其中的缘由, 是时“国民政府之初创于南京, 大事未定, 份子复杂, 以义庄为家族主义之表现也, 有收为公有之谣传。于是一般昔日富有, 而今无以自食者, 或不顾族谊, 但有私利之辈, 纷纷创议以义田收回, 由庄裔子孙依房分取义庄之因是而析散者, 盖十之六七矣”。归氏之言应当不虚, 其人为常熟土著, 了解的情况应当不谬。而且, 其时他正准备写《常熟之义庄》, 打算向邻里亲友借阅族谱, 不料却遇到了麻烦。“起稿之初, 遍向亲朋借用, 乃因义庄收为公有之谣, 不肯出借, 以备庄田实数为人所洩, 虽经解释不顾也。而已析分之旧庄, 更秘不示人, 结果所得不过现存义庄中之七, 然已占存在义庄之什九矣, 并以不洩田数相约。”[16]6按归氏的叙述, 足见此次义庄析分之烈。由此推想, 谣传之言想必不单会对常熟产生影响, 苏南其他地区恐怕也难逃其冲击。

1927年, 中共举起了土地革命的大旗, 明确提出消灭“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的家族“公田”[17]61。这对乡村士绅捐建义庄的信念造成很大冲击。此后, 苏南新建义庄仅为5例, 解散之风更甚往日。为此, 有人在1928年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 义庄公所会馆因“共产嚣张, 此种团体恐受其害, 颇多解散者”, 请求政府加以保护[18]517。

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成因及对策 篇8

(一) 苏南苏北界定。

江苏省委、省政府在谋划江苏“十五”发展时, 为了更好地加强分类指导, 依据区域发展不平衡、梯度特征明显的实际状况, 重新界定了苏南、苏北两大板块的范围。

苏南是一个地理概念, 也是一个经济区域, 由于其“苏南模式”而受到瞩目。以前苏南仅指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现今将南京、镇江与苏州、无锡、常州一起纳入苏南板块。

传统意义上的苏北包括江苏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 即扬州、南通、泰州、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8个省辖市。现在的苏北指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

(二) 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总体概况。

江苏全省上下近几年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线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统筹推进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各项工作, 经济运行呈现“骑自行车式”发展态势, 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民生继续得到改善,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在“两个率先”征程上迈出了新步伐。

苏南经济呈现发展速度快和经济总量大的特点, 县域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增强, 苏南地区的物流、金融和旅游等服务业也同步快速发展, 出现了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的新局面, 苏南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成效也相对比较明显。

而苏北过去一直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洼地, 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当前, 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中时期, 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跨上新的台阶, 初步构筑了大开放、大开发所必需的支撑条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苏北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续7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2012年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由2007年的20.3%上升到22.5%, 人均水平连续2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苏北地区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与苏南区域经济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二、苏南苏北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 苏北在人口上比苏南多, 苏北土地面积是苏南的两倍, 粮食产量是苏南的四倍。但苏南地区总产值是苏北三倍之多, 三产增加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是苏北地区的三倍。在进出口总额上看, 苏南地区遥遥领先于苏北地区。苏南地区地方财政一般收入比苏北高两倍多;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苏北是苏南的三分之二。苏南地区实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是苏北的将近三倍, 苏南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苏北的两倍。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 苏北是苏南的五分之三。总之, 苏南大多经济指标远远高于苏北。 (表1)

数据来源:江苏省苏南苏北各市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

三、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成因

苏南苏北的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 与两地的文化底蕴、地理位置、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辅助等许多综合的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两地差距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二是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对于罗列的经济指标来看, 形成苏北与苏南差异的因素主要有:

(一) “非均衡战略”因素。

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主要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均衡增长的不可行性, 强调以点带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代表性的理论有谬尔达尔 (1944) 的累积循环理论、佩鲁 (1955) 的增长极理论以及赫希曼 (1958) 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等。基于这样的理论, 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府实施了“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构想。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84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 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 苏南得到高速发展, 苏北大发展等战略决策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机制上得到落实, 从而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目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 “产业结构”因素。

克拉克在经济学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到了“三次产业结构”, 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是各产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 其中, 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第二第三产业产品则反之。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 发展高收入弹性的二三产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然而, 现实是我国的农业发展大多聚焦在东部地区, 再加之人口的增长, 有限的土地面积已经紧张甚至匮乏, 限制了农业产业化水平。苏北地区的劳动力农业化水平当下的特点是:生产效率低, 较多的占用了劳动力资源, 这也是苏北地区二三产业比重较低的一个原因。苏南的第一产业相对较低, 而苏北地区的第一产业相比苏南较高。虽然苏北地区的农业有较高区位优势, 但专业化水平低, 且需求收入弹性在不断下降。

(三) “外商投资”因素。

自2003以来, 苏南苏北地区抓住机遇, 大力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进, 使得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加,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05年到2012年, 苏南、苏北地区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60%和22.66%, 其中苏北地区增速相对较快。然而, 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的同时, 苏南苏北之间的外商投资差距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截至2012年, 苏南地区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了228.80亿美元, 而苏北仅有71.18亿美元, 前者是后者的3.21倍, 外商投资差距十分明显。 (图1)

(四)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是指为生产、流通等部门提供服务的各项设施, 主要包括交通、能源、电信、供水、防洪、环保、灌溉、防林、科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具有与区域经济同步增长的性质, 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也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表2显示苏北地区科学技术支出仅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5.1%, 仅为苏南地区的三分之一左右;邮政业务总量方面苏南是苏北的3倍多;而苏南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也大大超过了苏北地区。此外, 在电信、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苏南也优于苏北。 (表2)

四、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对策

(一) 推进南北联动, 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项目帮扶与社会保障相结合, 深入推进苏南苏北城市群联动发展战略:第一, 江苏省政府通过分类指导, 加强交流与合作, 引导产业、资金及技术由南向北转移, 加快苏北振兴;第二, 苏南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把一些产业对接到苏北;第三, 苏北要抓住机遇, 主动加强与苏南的沟通与合作, 积极承接苏南产业转移, 寻求分工合作的最佳点, 努力推进苏北发展, 实现江苏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 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

在产业转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着力于苏北产业结构的调优、调高、调轻;采取有效措施, 加快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突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构筑以新兴产业为先导, 支柱产业为支撑, 都市型工业为特色, 生产性服务业为配套, 符合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结构体系, 不断推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 开展招商引资, 充分有效利用外资。

苏北地区经济整体不发达, 全面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平台提升的优势, 按照“外资、内资、央资并举, 重点突破外资”的要求, 大力实施“招大引强、招高引优”战略。苏北地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于本地实情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在扩大引资规模的同时, 战略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着力于外资利用质量的提高, 使得“引资经济”能有力促进苏北地区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四) 加大财政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苏北地区基础设施由于长期投资不足, 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所以亟须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当前, 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指导方针建设苏北地区的基础设施, 缓解制约苏北发展的“瓶颈”。政府要制定和执行好中长期发展规划, 合理布局重大建设项目, 统筹财政性资金并引导社会投资方向, 加大政府对苏北地区的财政投入, 为苏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上的保证。

综上所述, 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要素, 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参照。如何进一步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发展的差距极为重要,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苏北如何寻找出一条经济的新方向和新特点的道路至关重要, 从而实现苏北的区域优势、又好又快的发展经济和提升苏北人民的幸福指数。

摘要：本文对苏南苏北主要经济指标进行比较, 分析其产生巨大差异的“非均衡战略”等因素, 并基于成因的形成, 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1]苏良军, 黄渝祥.苏南苏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成因探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 1999.1.

[2]王志宪, 虞孝感.江苏省城市化区域差异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