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支农支出（精选7篇）
科技支农支出 篇1
农业发展与农业科技进步是紧密相关的,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农业科技进步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特别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潜力的逐步挖掘,农业科技进步在促进农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1]。198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0.45%[2];2013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2%。从1981年到2013年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得到了显著提升①。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按照投入资金来源渠道的不同,可以将农业科学研究资金投入分为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和农业FDI投入。很显然,前者指的是内资投入,后者指的是外资投入。不同来源的资金到底对农业科技进步起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内资投入(财政支农支出)更能够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还是外资投入(农业FDI)更能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呢?现有文献并未进行研究。在国家日益重视农业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主要文献综述
从目前国内外文献资料来看,学者们鲜有直接研究内外资投入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这一议题的,更多的是研究FDI流入对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且在FDI流入对于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到底有什么方面的影响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国外Imbriani等[3]、Djankov等[4]、Kathuria[5]、Hu等[6]、Cheung等[7]人的研究成果表明FDI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提升东道国(地区)技术水平的,国内学者江小涓等[8]、徐涛[9]、张宇等[10]也得出过相似的研究结论,国外Kokko等[11]、Girma等[12]、Aitken等[13]、Henny等[14]则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国内李平等[15]、张中元等[16]也认为FDI的流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提升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水平。此外,国外Sjholm[17]、Kavita[18]、Andreas等[19]、Tuomo等[20]、Dieter[21]等认为,FDI流入与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简单地用线性关系来解释,两者间关系到底如何,取决于东道国(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国内学者们的研究亦相类似,比如:黄静波等[22]、王滨[23]认为FDI流入能否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方福前等[24]、黄凌云等[25]认为FDI流入能否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需要分别考虑到东道国(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李利等[26]、罗良文等[27]则认为FDI流入能否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1)在研究视角上,为突破以往学者过多地将研究视角局限于外资(FDI)的情况,本文拟具体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并有效区分这种影响的差异;同时,就目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FDI是否能够促进东道国(地区)技术进步的问题,以农业科技进步为例,进一步探讨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2)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再采用以往学者或以面板数据回归进行分析,或以时间序列数据开展研究,或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的方法,为更为精确地测度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并区分这种影响的差异,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可以有效观察分布中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边际效应。
2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要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财政农业支出、农业FDI是如何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前苏联等国家对我国有一定的技术援助,但这些技术援助更多的是表现在工业领域,农业科技进步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继续加大财政农业支出的同时,随着国家吸收和使用FDI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FDI也开始投向农业领域。也就是说,考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不仅仅需要考虑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农业FDI的影响。总体上来看,两者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实中,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主要用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用于国家扶持的项目支出,如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费用支出、事业费用支出和科研3项经费支出等;二是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发展的资金支出,如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用支出、支援农村生产组织资金支出、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支出、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护补助费支出、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支出以及农村水产养殖补助费支出等。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分析不难看出,直接投入到农业科学研究中的费用会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基础,作为特殊的行业,农业科学研究资金投入尤为重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投入到农村生产发展中的资金也会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促进作用。与其他行业科学进步不一样,农业科学技术要真正成熟并产生效益,不仅仅受农业科学技术自身的制约,还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外在因素的影响会直接决定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会直接决定农业科技能否进步。比如,农业科学技术实际使用者的素质就直接决定着农业科技进步的发展,再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如果不被正确使用的话,有可能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就要求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之前,必须强化对农业科学技术使用者的培训,确保农业科学技术使用者熟练掌握农业科学技术。在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农业科技推广费用一般会得到保障,农业科学技术使用者能够得到有效培训,农业科技进步会落到实处。比如,某些良种的推广对农业生产条件有一定的要求,只有符合相应的要求,良种推广才能够顺利实现;反之,良种推广必然会面临失败。以小麦良种为例,建国以来,我国先后推出了多个小麦良种,但不同小麦良种对农业生产的条件要求不一样,有些品种是抗旱的,有些品种则不是抗旱的,对于那些不耐旱的小麦良种来说,如果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在小麦生长过程中不能够及时灌溉的话,小麦必定会减产直至绝收,再先进的良种也难以推广。如果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充裕的话,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得到及时翻修,小麦灌溉有保障则小麦良种推广不成问题;反之,小麦良种受在外条件的影响则无法推广。也就是说,充足的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直接保证各项农业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还可以为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夯实基础,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业科学进步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第二,从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农业FDI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和使用FDI的速度突飞猛进,2014年正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国;与此同时,我国FDI的流向也日趋多元化,特别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FDI不再仅仅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工业领域,开始逐步流向中西部地区和农业领域,农业领域吸收和使用FDI的数量由无到有、逐步增多。农业FDI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农业FDI的大量流入也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一方面,农业FDI直接流入到农业科学研究部门,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资金具有逐利性和避险性的显著特征,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农业FDI的收益性和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农业FDI开始逐步流向国家大力支持的农业科学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资金短缺的现实问题,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完全依赖农业FDI和国内的农业科研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此,要让农业FDI见成效,国外企业在强化对我国农业FDI投入的同时,往往也会将相应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入我国,这些技术的外溢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以良种培育为例,良种培育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量的投入有时候甚至还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单纯依靠国内的农业科研力量,部分良种培育面临多方面的困难,甚至是部分良种培育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农业FDI开始进入国内良种培育领域。与国内的传统良种培育技术相比,国外大型企业拥有更为完善的良种培育体系,在其资金和技术的带领下,国内某些品种良种培育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农业FDI的流入加剧了国内农业领域的竞争,有利于国内农业科技进步。作为特殊的行业,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明显,地域性强,投资回报慢,风险大,相当部分企事业单位不愿意涉足农业领域,尤其是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以至于农业科研领域竞争活力不足,农业科技进步迟缓。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农业科学研究不重要,相反,对于典型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我国来说,农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农业科技进步直接事关未来国际竞争力。随着农业FDI的流入,国外农业领域巨头开始进入我国,如果国内的农业科研企事业单位不能够积极应对的话,则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逼促国内农业科研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工作,促进国内农业科技进步。
3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述理论分析已经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会对农业科技进步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如何,理论分析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并且,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尤为明显,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会存在差异,理论分析也无法给出准确答复。为此,本文拟进一步实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
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农业科技进步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理论和发明新技术,推广应用新成果,把新的农业科学技术资源变为物质财富,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增殖过程[28]。很显然,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技术的改进;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29]。基于此,若将农业科技进步看作是农业专业知识的生产活动,借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则有:
(1)式中,K和L分别表示农业专业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人力的投入,β和(1-β)分别代表农业专业知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人力的产出弹性,Y看作农业科研活动的产出。对(1)式进行对数变换,则有:
(2)式中,将Log(K/L)看作是影响农业科研活动的资金投入量(K)和科技人员投入量(L),Log(A)看作是影响农业科研活动的其他因素投入。上文分析已经表明,农业科技进步离不开国内外资金的支持,国内的资金主要指的是财政支农支出,国外的资金主要指的是农业FDI。在此,将国内农业科研活动资金投入(也就是财政支农支出)记为czzn,国外的农业科研活动资金投入(农业FDI)记为nfdi;将农业科研活动的科研人员投入量记为nyry;同时,为了简化研究,在沿袭学者们研究基础上,将影响农业科研活动的其他因素投入Log(A)分解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且分别记为jncjr、ncgd和ncrl;最后,记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为nydj。基于此,可以将本文研究的模型设定如下:
(3)式为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3)式可以实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但是无法分析各个因素对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分布规律的影响。Koenker等[30]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面板数据模型而言,其回归参数估计的一般线性条件分位数方程可以表示为:
(4)式中,表示τj在给定xit的情况下与分位点τ(0<τ<1)对应的条件分位数,i表示不同的样本个数,t表示不同的样本观测时点,β表示自变量的系数变量,αi表示不同样本不可观测的随机效应向量。当τ在(0,1)上变动时,求解加权绝对残差最小化问题就可以得到分位数回归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参数估计量[31,32]。其中,参数β可用下式求解:
在上述模型中,农业科技进步水平(nykj)需要进行专门的测算。对于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本文借鉴朱希刚[33]的做法,使用Solow余值法测度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表示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先将Solow余值法农业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表示为:
其中,Yt是农业总产值,Kt、Lt和Mt分别为与Yt相应的投入要素即物质费用、劳动力及耕地面积,A为常数项,t为时间变量;α、β、γ分别是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δ是科技进步率。如果对(6)两边取对数,则有:
一般以年份数据计算时,通常取dt=1,并将d Yt换成△Yt,d Kt换成△Kt,d Lt换成△Lt,d Mt换成△Mt,则(7)可以变为:
(8)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其中分别表示的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物质消耗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耕地面积增长率。基于上述分析,若记i地区t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nykjit,则有:
除测算农业科技进步水平(nykj)外,其他变量也需要进行定义。具体来说,即是:
(1)财政支农支出(czzn)和农业FDI(nfdi)。在czzn测度方面,本文拟借鉴毛其淋[34]的做法,用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表示。尽管财政支农支出方面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但统计口径变化前后,财政支农支出的数据基本上保持一致,因此,可以用各地区财政支农支出与各地区农村人口数的比值表示各地区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在nfdi测度方面,用农业外商直接投资表示。考虑到农业FDI起作用的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值,而是实际直接投资额,故本文选择农业外商的实际直接投资额[3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充分考虑到美元通胀影响的情况,本文在美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基础上,对农业FDI最终以2000年的美元价格为不变价格进行处理。
(2)农业科研活动的科研人员投入量(nyry)。从现有统计资料来看,农业科研机构人员包括职工总数和离退休人员总数,本文拟以农业科研机构职工总数来表示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
(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选择方面,目前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单一指标来进行测度,本文拟采用李树等[36]提出的具体测度方法,同时从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3个维度综合测度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就是,j取1、2和3分别表示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在实证过程中,将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定义为:ncjr1=(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定义为:ncjr2=农村贷款/农村生产总值;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定义为:ncjr3=农村存款/农村贷款。
(4)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ncgd)。对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本文用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
(5)农业人力资本水平(ncrl)。由于现有文献资料并没有直接提供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完整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在借鉴朱承亮等[37]的研究基础上,将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定义为:
其中,prim、mid、hig、uni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本地区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比重,以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无法避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级农业FDI,而这一变量的数据残全不全,因此,基于实际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确定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3年,研究样本为我国农业FDI数据资料较为齐全的13个省级行政区(极少数数据不全的采用插值法补齐),分别为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和新疆。以上指标的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资讯行官方网站。由于本文数据时间跨度较大,为避免不同年份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所有涉及到价格度量的原始指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全部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3.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无论是OLS回归,还是不同分位点条件下的分位数回归,实证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取的均是农村金融结构,第1列为未纳入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结果,第2列为纳入了控制变量的OLS回归结果,第3、第4、第5、第6和第7列分别为不同分位点下分位数回归结果。表2和表3中的实证结果与表1相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实证过程中表2和表3中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分别取的是农村金融规模和效率。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OLS回归的标准差经过了White异方差修正,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经过Bootstrap方法修正得到;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取的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即ncjr1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OLS回归的标准差经过了White异方差修正,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经过Bootstrap方法修正得到;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取的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即ncjr2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标准差,OLS回归的标准差经过了White异方差修正,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经过Bootstrap方法修正得到;3)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取的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即ncjr3
3.3.1 OLS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表1、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支农支出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从投入过程来看,农业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仅需要直接投入具体的农业科研活动,还需要注重对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各相关因素的投入;充分考虑到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金量大、投入回报时间较长,单纯依靠私人投入是不现实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已经成为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保障。从投入成效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家在财政支农方面的投入资金越来越多,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显著增多直接导致了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稳步提升。据研究显示,198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0.45%[2];而到了2013年,这一指标则为55.20%。也就是说,随着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多,农业科技进步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
(2)农业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充分说明农业FDI可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吸收和使用FDI的数量显著增长,农业领域所吸收和使用FDI的数量也较为可观。农业FDI的流入,一方面直接满足了国内农业科学研究资金的不足,为国内农业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伴随农业FDI的流入,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开始进入我国,农业FDI的溢出效应逐步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农业FDI的流入也有效激发了国内农业科学研究的活力。这一切都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稳步提升。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来看,先进育种经验的引进、科学配方化肥的使用、大型农业耕作机械的研发等都离不开农业FDI,农业FDI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农业FDI是影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3)从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除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显著负相关外,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而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的改善均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可能是由于农村固定资产需要的资金量大,且不直接作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宝贵的农业科研资金投入,阻碍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不同的是,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和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变量等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可以为农业科学研究提供直接的人力和财力支持,有利于农业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
3.3.2 分位数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表1、表2和表3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不同的分位点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科技进步关系是存在差异的。在第10、第25、第50、第75和第90个分位点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呈现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态势;在第10个分位点,无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取结构、规模还是效率变量,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随着分位点的不断变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逐步显著。也就是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只有在财政支农支出的分位点在第25个分位点以上时才显著,低于第25个分位点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不显著。从平均意义上来说,高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要快于低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这说明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化对农业科技进步快的地区的影响要高于农业科技进步低的地区。
(2)分位点不同,农业FDI与农业科技进步的关系是存在差别的,农业FDI与农业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由不显著到显著的态势。在第10个分位点时,农业FDI与农业科技进步不相关;在第25个分位点时,农业FDI的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到第75个分位点以后,农业FDI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第25个分位点是分界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笼统地说农业FDI可以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是不对的,农业FDI对不同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平均意义上来说,高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要快于低分位点处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也就是说,吸收和使用农业FDI数量的多寡对农业科技进步快的地区的影响要高于农业科技进步低的地区。
(3)从控制变量角度来看,不同分位点下不同控制变量与农业科技进步关系也存在差别,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量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不受分位点变化的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则受不同分位点的影响。这说明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量对农业科技进步要么是没有影响,要么即使是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影响很小。这进一步实证了本文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即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最主要因素是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同时,这也说明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科技进步影响的弹性较大。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剖析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理论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以我国13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3年数据为例,实证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FDI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FDI是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要素,且在不同省级行政区,前两者对后者的影响是会存在差异的;同时还发现,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量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不受分位点变化的影响,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则受不同分位点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要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需要强化财政支农支出。不仅要确保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数量,还需要高度重视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的具体使用,从“量”和“质”两个方面着手,切实发挥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第二,要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需要重视农业FDI作用的发挥。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吸收和使用农业FDI的力度,还要创造条件为农业FDI“溢出效应”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要引导农业FDI流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资金紧缺的农业科学研究领域,并强化区域自身的农业科学研究水平,通过内外联动的方式提升区域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第三,要稳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水平,还要高度重视其它外在因素对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影响。需要高度重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强化农业科研活动科研人员投入量,提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构、规模和效率),提高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变量,为区域农业科技进步保驾护航。
科技支农支出 篇2
一、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目前居民消费现状
1. 财政支农支出的现状
财政支农支出指政府通过对农村税收、财政投入及财政补贴等一些财政政策对农村农业进行管理和鼓励, 达到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值得指出的是, 财政支农支出跟财政农业支出是两个层次概念, 支农支出只是农业支出的部分, 财政支农支出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扶贫资金及科技投入等组成的, 并且政府对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对应项目随着时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变更。
我国对财政支农支出的投入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 如我国从1978年到2010年, 32年里, 财政支农支出由76亿元增长到8129.58亿元, 投入增加了106倍, 由此看出我国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的增加。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投放比例并不是稳定呈上升状态, 在1978年至1985年, 由于社会不稳定, 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在1986年至2003年时间段内, 财政支农支出投入相对浮动, 总体而言, 在1978年到2003年间, 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有比率在5%至7%之间上下浮动。而2004年到2010年的几年时间内, 由于我国对于三农政策的重视, 支农支出投入一直稳定上升, 在2010年比重达到9.05%。
2. 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
虽然我国对于农业投入不断上升, 但是我国农村消费发展状态呈低速增长, 其增加速度长期低于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比重相对下降。用恩格尔系数 (EC) 即消费水平指标来表达, 恩格尔指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比重越低, 说明生活水平不断上升。
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1. 不同财政支农支出投入类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农村财政支农支出一般根据结构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指农村投资性支出, 这类支出是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支出, 其目的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以及支援农村集体各项生产, 包括了农业支出和林业支出。第二类农村消费型支出, 指政府事业部门的消费支出。第三类型为农村转移性支出即社会保障补助性支出和政策补贴支出等。根据数据《我国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部分补充数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利用农村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方程, 根据F检验和H ausman检验, 可以得出, 农村财政投资性支出挤入农村居民消费, 显示农业生产要素数量和生产率的提高有效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居民收入, 财政消费型支出虽然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入效果不高, 但其依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成本, 提高了农村居民消费的纯收入, 而财政转移性支出因其间接地补贴了农村居民用于消费的纯收入, 提高了在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来看,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人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 就是政府支出的正价引起居民消费的提高。
2. 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不同消费层面的影响
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三个类型对于居民在不同方面的消费影响是不同的, 对于在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方面, 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挤入效果是最大的, 其后依次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而在农村居民通讯、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 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挤入效果明显, 消费型支出次之,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衣食及家庭设备等支出, 财政投资性支出对其影响尤为明显, 其后依次为转移性支出和消费型支出。总体而言, 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财政投资性和转移性影响均较大, 而非产性的消费型支出对其均较小。
三、当前财政支农支出的对策建议
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保障体系虽相对于来讲有所完善, 但由于农村居民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现象是依然存在的。就医费用一直影响居民消费,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从根本上减轻农村居民的就医压力。而对于农村养老体系, 应加快并全面推广养老保险制度, 并积极探索利用土地或其他固定资产做担保的养老保险, 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多元化, 普及化, 使农村老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即可发展!
四、结语
在进行财政收支科目改革之前, 关于“三农”的财政支出科目分为:支援农村生产和农林水利气象等相关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项目。改革之后的支出科目得到了细化, 中央财政支农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产品储备费用及利息支出、对农民补贴等方面;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农村税费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完善等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为了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财政支农的直接与间接投入的科目应该更加细化, 做到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的高效性。可以使居民的收入增加,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1]吴振鹏, 胡艳.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江汉论坛, 2013, (1) :58-62.
[2]何振国.财政支农规模与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科技支农支出 篇3
学术研究中主要采用两类指标来描述和衡量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一是绝对数指标, 即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二是相对数指标, 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等。本文根据政府财政部门在一定时期内 (选取2000年-2006年) , 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及其增长速度进行评价。
(单位:万元,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如表1所示, 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数额总体上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支农支出总额稳中有升。尤其是2006年支出总额大幅提高, 比2000年提高了1.68倍。这是由于中央一号文件的作用———重视“三农”问题的体现。但是从环比增长速度来看, 增长幅度并不稳定, 部分年份增长超过30%, 而个别年份仅增长1%左右。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数额总体上在扩大, 但存在不很稳定、规划不甚完整、波动幅度较大的问题。
在黑龙江省2000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总额为756207万元, 同年的财政支出总额为4087000万元, 二者的比值为18.50%。此后6年间, 二者总额逐年增长。截止2006年, 财政支农支出总额为1450138万元, 财政支出总额为10648000万元, 此时二者比值仅为13.62%。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总额与黑龙江省财政支出总额基本上是逐年扩大, 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是呈现下降趋势。说明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在不断减少。此现象说明我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力度还是欠缺的, 没有体现出财政对于“三农”的加强支持, 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没有保持或是超过财政支出增长的速度。
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比重未能保持相同的趋势和稳定的贡献, 上下波动, 不甚稳定。所以从指标的增长看, 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还是缺乏全面而完善的规划。2000年的比值为21.18%, 此后至2003年比重一直下降, 到2005年、2006年比重才有所上升, 截至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比重为19.34%。总体来说, 比值小幅波动, 但这里由于是相对数的关系, 贡献还称得上相对稳定。
二、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分析
财政支农结构就是财政农业支出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组成状态及其数量配比的总称。财政支农结构支出就其现象来讲, 它表现为各类支出的集合, 表现为一定数量关系。但它实际上是财政职能状态和政府政策的体现。从内容上来讲, 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等。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财政支农支出中, 农业支出额从2003年至2006年一直稳步增长, 由2003年的206589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366294万元。增长到1.77倍。该项占支农支出比重保持在20%-30%之间, 最高为2005年的27.01%, 最低为2003年的22.32%。
林业支出额增长出现波动, 2004年的支出额高于2005年的支出额;最高为2006年, 当年的支出额为360440万元;最低为2003年, 当年的支出额为184849万元;2006年的支出额为2003年的1.95倍。
从2002年开始, 国家大幅缩减了部门事业费的支出。数值大幅缩减的原因两方面:一方面国家及地方政府减少了事业费的预算, 节省了事业费开支;另一方面从2003年开始, 国家财政支出统计方法发生变化, 统计科目发生了改变, 部分农林费用调至农业支出、林业支出科目中, 水利气象事业费用继续沿用。从调整前后的两个阶段:2000年至2002年、2003年至2006年都是总额呈递增趋势。2006年为调整后总额最高的年份, 达到81197万元。事业费所占比重在调整后的2003年至2006年间, 保持在5%左右。
政策性补贴支出最少的年分是2004年的429360万元, 支出最多的年份是2006年的589142万元。2000年至2002年支出总额逐年增加, 但是占支农支出比重却是逐年下降, 说明政策性补贴支出的增长没有保持与支农支出增长相同的速度。2004年至2006年, 支出总额逐年递增, 所占比重保持在40%左右。
支援不乏到地区支出保持了较稳定的增长, 从2000年至2006年支出总额增长了21881万元。2001年至2005年支出总额与所占比重均呈现上升态势。2006年支出总额为53065万元, 比上年增长6575万元, 可是所占比重却下降了0.59个百分点, 说明该项支出总额没有保持同支农支出相同的增长速度。
三、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结构存在问题
1. 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较大。
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是政府的行为, 其目的是平抑物价或者给予农产品相关环节的一定程度的补贴, 这个比例应该维持一定的限度之内。近几年黑龙江省农产品补贴过多, 主要包括提高最低农产品收购价格, 家电下乡、农机下乡、建材下乡等都需要补贴。这类补贴占到了支农支出总额的40%左右, 而此政策性补贴即国家为平抑物价、支持农产品出口的宏观调控手段, 不应占到支农支出中如此大的比重。而且有些补贴真正的支出了, 黑龙江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手中得到的现金差距是多少, 这也体现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问题。
2. 林业支出总额所占比重不甚稳定。
林业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培育和保护森林以取得木材和其他林产品、利用林木的自然特性以发挥防护作用的生产部门,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林业在人和生物圈中, 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 从事培育、保护、利用森林资源, 充分森林的多种效益, 且能持续经营森林资源, 促进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如果林业支出总额所占比重不稳定, 说明缺乏长远、全面的规划。
3. 财政支农支出会计账簿混乱, 许多指标难以衡量。
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年鉴的》得到的数据只涵盖了大概的主体项目, 且无法细分, 这就对今后具体研究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进行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分析时, 无法衡量具体项目的绩效, 无法真正衡量具体项目对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时财政支农支出的会计账簿不连贯, 且经常变动, 也为具体研究带来了困难。
四、提高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对策建议
基于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期能够改善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结构存在的问题, 以便对黑龙江省今后的研究提供便利的条件。
1. 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会计账簿。
统计人员在编制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会计账簿的时候, 应该细分每一笔资金。让所投入的资金公开透明, 并且真正的用到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建设上。不让这些资金用的不明不白。公布的数据最好体现那些是真正的财政支农支出, 把农业支出和非农业支出分开来记录。只有这样, 才能让专家学着更加清楚和明了的分析黑龙江省的财政支农支出绩效问题和规模结构问题。
2. 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投入。
从黑龙江省财政支农的规模上看, 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应该是逐年增加的, 但是在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上却是逐年减少的。这也能解释黑龙江省农业为什么发展缓慢, 根据研究发现, 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也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所以一定要加大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至少应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 以促进“三农”的发展。
3. 进一步调整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投入的结构。
加大对农业生产方面的资金投入, 适当削减对农产品的补贴, 使农产品补贴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对林业的投入要保持稳定, 以保护生态环境, 充分做到协调可持续发展。让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真正的产生最大限度的效率, 把黑龙江省的农业经济的增长搞上去, 让黑龙江省的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全力推动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摘要：财政支农支出是我国保护农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支出, 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从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结构来看, 还存在许多问题, 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较大, 林业支出总额所占比重不甚稳定, 财政支农支出会计账簿混乱, 许多指标难以衡量。提高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效率, 应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会计账簿, 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投入, 进一步调整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投入的结构, 推动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黑龙江,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结构,分析
参考文献
科技支农支出 篇4
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引言
众所周知, 近几年我们国家的政府在制定能够惠农的政策, 并付出了实践。尤其是通过创建可以覆盖城市和农村的公共的财政制度, 进而加强对农民、农业以及农村的财政支出的扶持。
对于财政的支农支出的效率方面的评价一直是我们财政支农支出的研究重心。公共财政其自身就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国家自身的问题而提出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虽然名称当前被改为“公共财政”, 但是这并不是表示公共的属性会发生任何的改变。所以,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习惯利用三农的公共财政的支出具体的数据来作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评价的一个标准。通常情况下, 要预测财政的支农支出的效率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创建一个可以量化的、完整的指标体系再来进行测效率, 也被称之为财政的支农支出目标效率;另外一种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来对财政的支农支出方面的投入与产出两者的比例来对支出的效率进行测定。为了能够与财政的农支农出的产出这一困难相避开, 当前我们国家很多的文献都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进行测算与研究。一是通过我国财政的支农支出的具体适度的规模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判断我国财政的支农支出的效率水平。如果从当前我国的财政的农业投入方面的选择和政策优化的两个视角来看, 财政的支农支出的规模不管是大于还是小于其客观所要求配置的资源水平, 效率都是不可选用的。二是选择某一个单一的项目目标, 例如农业的GDP, 从其投入的产出结果来对财政的支农支出的项目进行判断优先的顺序。在当前我国财政的支农的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要想大幅度的提升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 适量的去增加农业的基础设施的投入, 尽可能的压缩在农业事业方面费用的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财政支农资源在配置方面的效率。三是对不同的支农放大在财政的支农支出的效率进行比较和研究。根据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2000年到2003年我国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总支出效率的评估可知, 农业的生产者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效率越多, 其农业的支持政策在农村的转化效率也就会变得更高。直接对生产者的要素进行支持, 反而会降低效率。主要是因为很大部分的补贴主要是由要素的供给者而获得, 另外一小部分则会成为损失。
本篇文章主要是以湖南省作为实例, 通过考察县乡两级政府在财政的支农支出的效率影响的因素与程度, 进而探讨县乡两级政府在财政的支农支出方面的效率。目的是能够更好更早地实现城乡的统一发展, 促进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设计
Charnes&Cooper (1978) 曾经提出, 在研究多个投入的时候会产生多种的综合效率这一问题, 那么数据分析法 (DEA) 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于一个只会生产一种物品, 但是会有多反面的经济投入的, 若紧急能够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而获得最大的产出, 就会认为这种结果是有效的。函数描述为:y=f (X) =f (x1, x2, …, xh)
DEA属于面向数据的一种测评的方法, 主要是用于一组的数据能够会有多种的投入与多种的产出而决策单元的绩效。因为DEA的方法更加注重的是测量个体, 而不是非观测量值的平均值。所以, 对于个体的差异特别是在决策单元的效率方面具有着独特的优势。除此之外, DEA属于一种非参数的估计方法, 因此能够避免很多的参数方法的限制。基于以上几点可知, DEA方法用于测评政府的财政农支农出的效率很恰当合适。
1985年Tobin提出了对部分的连续分布与部分的离散分布两者的因变量做回归性的分析, 称之为Tobin模型。依据线性回归模型可知, 能够将样本中的第n个个体的建模来作为某一个期望支出的水平, 和回归因子有关系当有某一个回归因子时, 那么该期望的支出水平即为:Y*i=β0+β1 X i, i=1, 2, …, n。
Tobin模型主要是通过假设来随机的将干扰项服从于正态分布, 用这一额外的假设来对相应的似然函数进行推导, 进而使得那些因变量作为结尾数据的分析, 与Tobit回归相匹配。
三、数据样本与研究假设
(一) 投入产出变脸的选择与财政的支农支出效率的测算
选用包括数据的方法来对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进行评价, 应该将财政的支农支出其各个项目的投入与产出的数据, 都归入到DEA的模型中来估计效率的系数。然而, 因为数据的获得是十分的困难, 因此各个类别的统计、教育、农业、卫生等等的年鉴资料要么是数据不全, 要么是口径不一。所以, 本篇文章在研究同类文献的基础之上,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DEA模型来对其进行计算。
因为各地区在近几年已经不使用传统的基本建设的支出, 农村的救济费用与农业科技费用等等, 因此其在农支农出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小, 而且各个地方的数据波动比较大, 有些地区甚至数据不全。所以, 将以上三种财政的支农支出已经合计到支持农业的生产。根据调查结果的数据可知, 湘潭市的各个县乡的政府在支农支出上并不存在效率, 即使用少于当前对其的投入就能够达到现在的产出。同时财政制度及其规模的有效性的平均系数为0.8948.由此说明湖南省的财政支出规模主要表现是收益递增, 也就是在不改进当前已给的系统条件下, 如果继续增加投入, 那么效率呈现的是下降的趋势。
(二) 影响财政的支农支出其效率的变量因素
本篇文章将将湖南省各个县乡的支农支出的效率来作为解释的变量, 大量的文献表明, 农户的经济状况、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地理因素和农民的个体特征这几点都会影响到财政农支农出的效率。通过DEA的计算方法可知, 县乡政府2002年以来在农支农出的效率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选用这种混合数据不会对模型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篇文章通过DEA模型与Tobit的回归分析对县乡两级政府的支农支出效率做了详细的分析。由分析结果可知湖南的有效率的市中, 有7个其投入和产出的配合情况不一样。在常德、益阳和岳阳三个地区分别有一项的投入指标是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而其他的投入指标都是高于全省的平均指标, 所以属于一个典型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地区。
(一) 投入产出的模式能够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
通过对市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对比和分类, 可以看出, 以投入产出为主的开支模式虽然可以对财政的支农支出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其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不能成为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绝对性因素。而且, 在一些地区, 尤其是发展较快的地区政策下, 往往更加偏好于将财政支农支投入到对农村的公共品中来, 这样就未必能形成产出水平高、投入效率好的良好结果。所以说, 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对于农村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这有做好这一点才会从根本上改善财政支农的支出效率。
(二) 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提高地区综合生产效率
从市层面上来讲, 农村建设中的基本财政支出与农田的灌溉率紧密相关, 具体表现为农民普遍更加关心农田建设, 且对其投资的消化能力和应用能力较强, 因此以引资性质为主的投资效果更为明显。作为农民来说, 他们对政府加强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是持欢迎态度的。另一方面, 从县乡政府的层面上来讲, 农业中的平均机械动力占有率越高, 其财政支农支出也就越有效,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对其有着较强的引导效应。
(三) 财政支农支出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较低的覆盖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大多数的县乡与县城之间的距离和县乡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率变现为负相关的关系, 因此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的县乡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主要还是将县城作为中心投入对象并向外扩散, 由此导致边远农村所受影响较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了我国目前的农村公服质量与农业建设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小城镇开发、县城周边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 作为乡镇政府来说, 其公共服务能力的低下也被凸显出来, 而那些相对于城镇来说, 较为偏远的村镇, 也十分迫切的需要政府增加对其的财政支农支出。
参考文献
[1]崔元锋, 严立冬.基于DEA的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绩效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9) .
科技支农支出 篇5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通过财政支持来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更是通过增加对农业补贴、减免农业税等手段, 使中国财政对农业的绝对投入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期, 中国的农民增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农民收入保持稳步增长。但是, 对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多少应归因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农民增收效果等这一系列问题,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拟通过对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 分析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绩效, 并为如何最大化发挥财政支农投入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一些学者曾就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展开研究。何先平等 (2009)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财政支农政策影响农民收入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选1983—2005年国家财政支出数据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研究对象, 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确有影响。邢文妍 (2010) 通过实证分析指出, 国家现行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 但是其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性, 投入比重由高到低的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与其对农民增收贡献度的排序正好相反。刘振彪 (2011) 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认为,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 并提出了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形成稳定增长机制的对策建议。何海 (2012) 根据1978—2006年经济数据, 利用协整理论分析了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并得到了计量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 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增加农民收入起到有利作用, 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则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然后对变量间的脉冲响应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对农民纯收入有正的冲击, 并且从第二年开始冲击越来越大;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对农民纯收入的脉冲响应开始为正, 持续到将近第三年发生波动;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脉冲响应开始为负, 并持续了大约5个时期, 然后才转为正的冲击。最后结合中国财政支农的特征, 得出了中国财政支农规模、比重以及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结论。谭蓉 (2013) 从支农总量和结构视角出发, 采用扩展的双对数模型分析测定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增收的贡献度, 提出了优化中国财政支农支出, 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由于模型和验证方法相异, 不同研究者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建立回归模型, 并在模型中考虑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变量因素的滞后性, 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0—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和农民收入数据为支撑, 探索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支出等。衡量农民收入的指标有很多, 本文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了研究农民收入与财政支农资金的相关性, 本文选取1990—2010年财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财政对农业支出这5个变量来分析其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
(一) 总量分析
1. 变量选取。
在此选取中国1990—2010年的农民纯收入 (Y) 和财政对农业支出 (X) 两个时间序列为基本时间序列变量。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 所以对上述两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 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Y和LX表示。
2.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对上述各年度序列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LY和LX均为非平稳序列, 而ΔLY和ΔLX均为平稳序列, 所以LY和LX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即LY~I (1) , LX~I (1) 。由于LY和LX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 可以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其协整关系。对LY和LX进行协整回归, 得到协整方程:
然后对残差序列e1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从而认为残差是平稳的, 即e1~I (0) , 因此认为LY和LX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的回归系数表明, 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投入总量增加可以促进农民纯收入的增长, 中国财政对农业支出每变动1%, 农民纯收入就同方向变动60.7028%, 说明中国财政对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二) 结构分析
以上从总量上分析了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为了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它们的关系, 下面从结构角度进行研究。
1. 变量选取。
在此选取中国1990—2010年的农民纯收入 (Y) 和财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X1)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X2)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X3) 、农村救济费 (X4) 5个时间序列为基本时间序列变量。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 对上述5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 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Y和LX1, LX2, LX3, LX4表示。
2.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对上述各年度序列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LY和LX1, LX2, LX3, LX4均为非平稳序列, 而ΔLY和ΔLX1, ΔLX2, ΔLX3, ΔLX4均为平稳序列, 所以LY和LX1, LX2, LX3, LX4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即LY~I (1) , LX1~I (1) , LX2~I (1) , LX3~I (1) , LX4~I (1) 。由于LY和LX1, LX2, LX3, LX4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 可以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其协整关系。对LY和LX1, LX2, LX3, LX4进行协整回归, 得到协整方程:
然后对残差序列e2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从而认为残差是平稳的, 即e2~I (0) , 因此认为LY和LX1, LX2, LX3, LX4存在协整关系。
从统计结果看, R2=0.962855, 表明回归方程在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回归方程表明, 从财政支农的资金结构来看, 除了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外, 其他各项系数均为正, 说明从长期看,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其中, 又以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系数为负, 说明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应增加, 这可能是因为科技投入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进而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即农业科技投入发挥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为研究是不是由于科技投入发挥作用的滞后性使得LX3的系数为负, 对上述模型中的变量LX3取一定的滞后期进行回归分析。随着所取滞后期逐渐增大, LX3系数为负且逐渐增大, 当所取滞后期为7时, LX3的系数变为正数。此时回归方程为:
由回归方程可知, 农业科技三项费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滞后性。所以, 虽然短期内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没有增加农民收入, 但是由于其对农民增收具有滞后性, 现在仍然需要增加对它的投入。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分析表明, 财政支农投入总量、财政支农投入中的3个子项目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费) 均对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并且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 即它们之间存在着动态均衡机制。从系数值的大小可以看出:长期而言,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 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次之, 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系数为负, 主要是由于其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滞后性, 科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挥出巨大作用。
(二) 政策建议
1. 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农投入规模。
各级财政应该按照“多予、少取、放活”和“两个反哺”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实现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于”的要求, 即确保每一年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量高于上年, 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 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2. 坚持对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实行动态调整的原则,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目前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不合理, 表现在:财政支农投入“无所不包”与“无一能包”并存, 支出项目追求面面俱到而导致财力分散, 未能达到最好的支农效果;支出中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的比重过高, 导致真正落到农民头上的实惠不多。这种状况与中国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 已严重制约了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效果, 必须通过建立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框架加以改革。
要求合理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 把财政支农投入的重点由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首先, 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的综合生产效益, 通过财政支农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全面发展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的自主增收能力。其次, 要加强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出。在实证分析中农业科研三项费用对农民增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农业科研投入具有滞后性, 正因为这样, 现在才要加大对农业科技费用的投资, 以期在未来获得巨大收益。此外, 要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出。基础教育事关农民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 事关农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和生存地位。财政支农投入扶持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农民自身的全面发展, 有利于其立足于现代社会。最后, 要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财政支出。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民群众靠天吃饭,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尚未彻底解决, 这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减速器”, 财政支农投入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村整体生活水平, 并间接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何先平, 陈硕.中国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9, (1) :88-89.
[2]邢文妍.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28) :88-90.
[3]刘振彪.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1, (5) :63-67.
[4]何海.中国农业财政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2, (11) .
[5]谭蓉.基于总量和结构视角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实证分析[J].贵州农业科学, 2013, (2) :219-221.
科技支农支出 篇6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即为“支农支出”, 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购买支出、发行公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 以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公共品和服务, 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为目的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投入。广义上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各种补贴与补助等。
1.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分析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据该数据库中财政支出数据和财政农业支出数据整理计算得来。注: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农业支出/国家财政支出
如图1所示, 1987～2006年间国家财政用于支农的支出比例在7.12%～10.7%之间。其中, 1998年财政支农支出比重最大, 为10.7%, 原因是从该年开始, 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后, 财政支农支出出现下降趋势, 2003年后, 由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扶持, 支农支出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
而1987～2008年间我国第一产业GDP占全国GDP比重都在10.92%以上。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mac/year_idx.php?type=001&symbol=0010202, 据该网站上全国GDP和第一产业GDP数据整理计算得来。注: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第一产业GDP/全国GDP
比较图1和图2可知,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远低于第一产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这说明, 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支农支出的比重还比较低。究其原因, 首先是长期以来的重工轻农思想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其次, 由于县乡财政困难, 导致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少;最后, 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不力, 对支农资金的管理效率不高, 导致财政资源的损失。
2.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分析
财政支农结构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 是财政支农政策的组成部分。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 历年来对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分事业费的支出远远高于其他项目, 即对“两类资金”的投入最多, 其次是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支出, 再次是对农村救济费的支出, 最后是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 该支出在财政支农支出中比例最低。
2.1 两类资金
对两类资金的支出明显高于其他支出项目, 且可以看到, 自1998年以来, 该两项支出基本呈上升趋势。有学者研究显示, 在这两部分支出中, 各部门事业费又占据了近80%的比例。数据显示, 2003年, 各部门事业费高达979.18亿, 到2006年, 该项支出上升至1956.85亿元。由此可见, 两类资金不仅占全部支农支出的比重大, 而且其内部比例也失调。
各部门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 虽然可以为农业提供各种服务, 扩大农户生产交易的规模, 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增加农业产出, 但是对农业生产支出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虽然有研究指出, 在农业发展薄弱地区应该支援生产支出促进农业积累的建设,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而当农业发展到自身积累阶段后就要利用事业费来保障农业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力发展仍然滞后, 因此各部门事业费的高比例和逐年高幅度增长显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 各部门事业费支出的居高不下也助长了事业部门的铺张浪费, 农民并没有直接获取相应利益, 使得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大打折扣。
2.2 农村基本建设支出
相关数据显示, 农村基本建设支出1998年前基本保持了一个稳定水平, 1998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1998年后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在大中型的水利设施和生态建设项目方面, 其职责主要在基层县乡政府。但是, 县乡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较差, 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 大多连国家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都难以真正落实, 对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力很小。可见, 目前农村的基本生产设施薄弱,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困境, 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农村救济费
对农村的救济费支出在2002年达到最低2.81%, 之后逐年呈现上升趋势, 2006年上升到5.74%。救济费主要改善的是农民当期收入, 尤其是对贫困农民和当农业遇到自然风险时, 用以保障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但它只是一种应急措施, 其受益范围有限。
2.4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相关数据显示, 近20年来, 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比例基本都在1%以下。其变化幅度不大, 相对于其他项目的支出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且自1995年下降到0.52%后, 虽然略有上升的趋势, 但上升并不明显和持续, 到2006年该比例也仅为0.68%。
三项费用主要是指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并不只适合第二第三产业, 对农业同样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促进科技的发展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对所有的农民都有益。可见, 农业科技的投入, 提高农业生产力对于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现实意义。
然而, 数据显示, 对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还远远在救济费之下, 可见政策的指导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
3. 相关的启示与建议
建设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 离不开政府对农业的支持。纵观世界各国, 由于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薄弱, 解决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受教育水平低下和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给予大量的支持和保护。而且, 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支农政策。近几年来, 我国在支农服务上做了较多努力, 然而, 农业、农民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存在各种不足也在所难免。
3.1 保障支农资金整体规模的合理
目前, 我国已开始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反哺阶段”。对农业的支持并不是一句空话, 更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使一部分经济利益向农业转移, 这也是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的直接手段。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增加对财政资金投入的规模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
加大财政对支农的支出, 首先要开辟多种筹资渠道, 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作用;其次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快速扩大对基层的一般转移支付, 使基层政府能真正做到为农民服务、谋福利;再次要对支农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 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用在效益最高的地方。
3.2 优化支农资金的结构
一定时期财政的农业投入总量是有限的, 必须合理安排其结构, 明确资金投放重点, 才能确保财政支农效益的发挥。根据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应从下面几方面改进:
1) 控制农林水利气象部分事业费的数额
对各项事业费进行控制首先要精简机构、控制人员经费。据调查, 我国事业费支出过多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员编制超标和机构重复或有的机构名存实亡。对机构的精简、人员的控制主要应该由各地方政府付出努力。其次, 压缩支农事业费的支出, 使有限的资源真正用到农民身上。同时, 对财政支农资金的运用进行监督, 使钱用到效益最高、最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项目上。最后, 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生产支出和各项事业费进行合理分配。
2)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在我国, 落后的基础设施日渐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 必须加强对其投入。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采取国家出资为主, 农民出资为辅的方式。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大力抓好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不仅要投入到重点水利工程项目上, 也要加大对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例如对交通、通讯网络、金融、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进行投入, 提高农民信息占有能力, 促进其生产力, 加快农业发展;同时, 也要注意对农田建设和保护, 水土保持和治理等生态环境的建设。
3) 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
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通过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可以弥补农业资本积累不足的缺陷, 提高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明显不足, 为此, 必须明确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增强科技兴农意识。具体措施如下:鼓励农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引导涉农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鼓励技术人才下乡, 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同时也要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的资金支出。
4) 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也存在多头管理的现状况, 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其管理和使用缺乏效率, 并没有真正做到钱尽其用。为此, 在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整体投入和合理安排各项支出比例的基础上, 还要对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安排和监督。首先要整合支农资金, 对其来源和使用都进行统筹安排;其次, 减少划拨的中间环节, 使资金的使用更有效率;再次, 建立有效的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制度;最后, 建立资金使用的约束机制, 对其使用进行有效监管。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大于60%。农业人口占比重, 而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受教育程度低、社会保障不到位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这就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尤为重要。本文将对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分析, 分析其现状和不合理之处, 并且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分析,结构分析
参考文献
[1]吴婷.论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及其优化[J].经济研究参考, 2007, (5) .
[2]王丽丽.试析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及其完善措施[J].安徽农学通报, 2008, (14) .
[3]叶翠青.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 2008, (4) .
[4]张帝, 翟印礼, 陈立双.财政支农支出的国际比较及国外财政农业投入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 2008, (7) .
[5]赵霞, 穆月英.1998-2006年中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的绩效评估[J].技术经济, 2009, (1) .
[6]胡鞍钢, 魏星.财政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挑战与策略[J].财经问题研究, 2007, (5) .
科技支农支出 篇7
(一)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中资金投入的比例不合理
一是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政府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用于行政支出和人员供养的比例总体偏高, 占总共比例的三分之二。二是农业部门中, 水气部门事业费支出呈持续增长态势, 居高不下。三是在地方农业建设性资金中, 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比重过小。四是在政府农业投入中, 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的项目, 如农业品质改良、重大病害控制、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 地方财政缺乏立项支持和投入保障, 五是财政支农支出中用于农业科技的投入数量小、比重低, 对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 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二) 地方政府对支农支出资金投入量缩减
一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的增长速度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从而影响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二是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呈下滑趋势, 周期性波动较强, 反映了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力度缺乏持续性。三是地方工业资金投入的比重在地方财政总支出中的加重, 这就从整体上缩减了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份额, 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
(三)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缺乏监督
地方财政一直占据着财政支农支出的主体地位, 市一级到县一级层层审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疏漏问题, 缺乏专门的监管部门, 使支农支出资金不能得到充分地利用, 反而会一定程度上削弱支农支出的总体力度。例如, 生活中常见到一个项目有政府多部门的参与, 导致最后管理混乱、互不统属, 出现问题时相互推卸责任。
二、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建议
(一) 加强地方支农支出在区域总支出中的比例
在实际工作中改变以往的支出比例, 健全支农支出资金的增长机制。增加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这是促进地方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实现国家农业发展的目标, 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条件。地方财政对支农支出的比重不但要呈现增长性, 而且必须呈现持续性。一是, 做好资金的预算, 确保农业支出的稳定, 持续增长投入。二是加强对三农的投入, 确保医疗、教育、文化协调发展, 作用于农业经济的大发展。
(二) 采用科学化的管理资金政策
首先, 要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在农业总支出中的比重。在中国农村缺少持续性的基础设施投入, 而公共基础设施直接和农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 只有重视和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 才能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其次, 注重对农业科研技术的奖励措施和专项保护措施。
(三) 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
地方财政收入, 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应被相关财政部门及地方领导私有化和利益化, 在现实中, 由于农业投入部门分类过多, 缺乏统一的领导, 致使行政效率偏低。只有在政府内部专设管理部门, 同时联合群众监督, 才能合理的利用财政资源。实行领导问责制、追究责任、严格管理, 杜绝在财政支出中存在的不合理和营私舞弊现象。
(四) 建立新的财政支农方式, 提高支农效率
一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 重点以县为主推进支农资金的整合, 通过确立项目, 实施项目, 使专项资金得以集中使用。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财政支出形式, 依据实际, 实事求是。二是政府开展鼓励措施, 发放专项资金对响应政府项目的先进企业和个人予以奖励。三是地方财政支出项目实行招标。为了增加财政的透明度, 提高资金的是有效率, 可以开展正规的招标。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一) 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经济收入的方式呈现多样性, 从单一的农业收入, 转变为多种收入方式, 如工资, 家庭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 是指农民受雇于单位和个人, 靠出卖劳动获得的, 非农业性质的收入。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践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 传统的农业收入是指, 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以及采集、捕猎的收入方式。
(二)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农民人力资本数量, 农作物耕种面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农村产业的结构。农村人力资本数量的多少决定了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大小。便随着医疗卫生, 职业技能等, 农民的收入呈现个体化的巨大差异。在相同背景下造成的收益不等情况, 影响到了农民的人均收入, 从而造成个体化的巨大差异和分歧, 既不利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使农民经济增长的步伐延缓下来。
四、农民收入增加的方法
(一)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 通过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改变轻视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一套从上至下、一体统筹的财政结构。财政资金的重点, 用于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失业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 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充分发挥和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公共设施的保障体系。落实真正的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二) 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现如今, 造成我国各部门间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高的根本原因是, 农业部门人员和机构臃肿, 许多部门出现了人员编制严重超标, 机构重复设立, 精简这些机构, 不但可以节约投入的资金, 还可以减轻和避免资源的浪费, 有利于整体的结构的优化。
(三) 支持农村推进城镇化建设
加快发展乡镇化企业和小城镇, 把更多的劳动力扩散到第二、三产业, 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在户籍改革中, 支持农民在城镇安家置业。
五、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农业技术效率预估结果
根据我国近几年来财政支出的统计, 预估出财政支出系数为δ1=-0.31, 而且通过了1%显著性的检测, 支出系数为负, 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对于农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地方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农业技术效率将会增加二十八个百分点, 这也就说明了财政支出对农业的影响未达到预期的结果, 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利用率相对较低, 地方相关部门应该按照政府要求逐步提高财政农业支出所占比重。
(二) 地方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江苏省沛县为例, 该县在“十二五”期间支农财政支出共计68.9121亿元, 其中公共支出预算67.3663亿元, 基金支出1.5458亿元。公共预算支出的资金主要以农业支出为主, 共支出资金50.02亿元。除维护机构运行外, 主要实施以下项目工程:农村道路建设3.9859亿元, 农村公益事业18.5963亿元, 农业保险2.0875亿元, 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支出9.655亿元, 牲畜、粮食良种补贴4.239亿元, 农业行政事业单位运行7.0357亿元, 河塘整治、沼气改造、畜禽防疫、病虫害防治, 农业技术推广、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职补助等支出4.4187亿元。
从2010年开始, 沛县就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 2010年至2014年的五年间, 沛县支农资金分别为10.85亿元、11.45亿元、14.05亿元、15.45亿元和17.04亿元, 支出的资金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在“十二五”规划期间, 由于地方财政对农村加大了支持, 农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2010至2014年沛县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逐年递增, 分别为50亿元、59.80亿元、67.91亿元、76.47亿元、85.61亿元。沛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从2010年到2014年也逐年递增, 分别为8922元、10262元、13188元、14898元、17431元。沛县农民年均纯收入也从2010年递增, 2010年至2014年的五年间, 年均纯收入分别为7342元、8378元、10001元、11351元、12725元。由此可见, 这些资金有利地支援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有着重要作用。
六、结束语
随着农村产业化结构的巨大转变, 传统的农业结构变得复杂化, 从单一的农业向第二、三产业过度, 政府正确的引导尤为重要, 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也在逐步发展。地方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的发展, 呈现着与以往不同的影响, 更加的形象化、具体化、人性化、适时发展、因地制宜, 在地方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回顾历史, 从传统的农业结构到今天农业经济呈现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只有这样才能结合地方特色, 塑造新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随着地方支农政策的实行, 农民的收入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实践证明,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成正比。因此, 在实际生活中,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优化扩大地方支农支出, 从而保障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农民收入,优化,保障
参考文献
[1]刘佳.地方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4 (10) .
[2]王东焘.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J].济研究导刊, 201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