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科技投入

公共科技投入（通用7篇）

公共科技投入 篇1

摘要：利用中国2000~2012年间30个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文章实证分析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总体和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来看,政府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同时结果也显示企业自筹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也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产出,并且高于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有科技活动的企业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因此政府应提升公共科技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通过公共科技投入引导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同时政府应在企业的科技人才配置与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上起到组织协调与服务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公共科技投入,企业技术创新,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正面临着内部环境的威胁以及日益激烈的外部环境的挑战。为了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企业往往通过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来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产品的先进技术。然而技术创新的产出具有公共性,使得企业不能独享技术创新活动带来的效益,以至于降低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低于社会的理想水平 ( Arrow,1962)[1]。政府主要通过公共科技投入、政府采购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来克服市场失灵,其中政府公共科技投入的实际操作性最强和最直接,可直接资助与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起到促进和刺激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从而通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扩散引导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促进整个国家技术创新的长期发展。因此,公共科技投入通常成为政府的首选调控工具。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许多在国际市场上技术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强的高科技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获得过本国政府公共科技投入资助,目前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政府正在不断提高对本国企业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均希望通过政府支持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水平。有学者对OECD成员国技术创新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对企业每投入1美元的科技资金可以带动企业1. 7美元的研发投入增长 ( 李文鹣,2005)[2]。我国政府一直以来也十分重视通过公共科技投入来鼓励与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行为。公共科技投入规模上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见图1) ,由1995年的302. 3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063. 4亿元,但公共科技投入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处于不规则下降的变动趋势,1995 ~ 1997年公共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4. 4% 左右,而在2008 ~ 2013年公共科技投入比重徘徊在3. 5% ~ 3. 6% 之间1。公共科技投入的变化是否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影响的效果如何? 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与回答的问题,不仅可以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科技政策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参考,同时可以为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实证依据。因此,本文以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期能为我国政府利用公共科技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多年来,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一致认为公共科技投入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比如有可能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研发目标和市场预期收益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和效果。但是根据现有学者的实证研究,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起促进还是阻碍影响,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科技投入增加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这种观点是以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认为政府应当通过“有形的手”配置稀缺资源来弥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 随后Arrow( 1962)[1]通过比较垄断与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创新活动,认为单纯依赖市场为企业提供创新激励,会导致整个社会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出现,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对企业技术创新资助的途径来增强创新激励。后续的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观点。国外相关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如Lee Branstetter和Mariko Sakakibara ( 1998 )通过对一个受日本政府资助的大样本财团的计量分析,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财团企业的创新产出有积极影响[3]。Paroma Sanyal ( 2003) 采用美国1976 ~ 1988年四大主要行业的数据,研究了不同来源资金的R&D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发现不同资金来源的R&D投入对企业的专利产出具有不同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政府投入对专利产出影响非常大[4]。Matthias Almus ( 2003) 采用非参数匹配方法对德国东部地区是否有政府R&D资助计划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有政府R&D资助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比没有得到资助的企业增加4个百分点[5]。Xulia Gonzalez ( 2008 ) 对西班牙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企业由于受到自身规模、技术、资金的局限,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无力开展技术研发活动,政府补贴对受到规模、技术与资金局限的小企业具有较大的示范与激励效应,带动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6]。Eui ( 2010)实证分析了韩国政府补贴对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或融资成本[7]。Kang和Park ( 2012) 对韩国生物技术行业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同样也发现政府研发基金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8]。在国内相关研究上,朱平芳等 ( 2003)实证分析1994 ~ 2001年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专利产出有缓慢而间接的作用[9]。程华等 ( 2008) 以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公共科技资助对企业滞后一年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政府公共科技资助激励效果就越大[10]。陈星 ( 2010) 以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为例,实证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得到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杠杆效应的结论[11]。杨德伟和汤湘希 ( 2011) 以101家2007 ~ 2010年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府研发资助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12]。白俊红 ( 2011) 从政府偏好的角度,应用静态和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影响资助效果的因素,结果发现中国政府的R&D资助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13]。张同斌和高铁梅 ( 2012) 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 ( CGE) 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以政府R&D补贴为主的财政激励政策通过提高边际收益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支出,进而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14]。

另一种观点是公共科技投入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该观点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与挤出效应理论为基础 ( 曾萍和邬绮虹,2014)[15],认为如果受资助企业直接用政府研发资助补贴替代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意味着政府对科技研发的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研发投入,从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国外实证研究较早的比如Blank和Stigler ( 1957) 采用了1564家企业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公共科技资助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会有消极的影响和挤出效应的结论[16]。Wallsten ( 2000) 的实证分析结论也发现政府R&D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挤出效应,政府的R&D补贴将导致企业减少自身的研发投入[17]。Saul Lach ( 2002) 对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财政补贴对大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具有负面影响[18,19]。Michael和Pearce ( 2009) 认为由于政府缺乏对代理问题的有效控制,因此政府通过直接提供R&D补贴方式来促进企业创新是无效的[20]。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得出“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或作用不显著”的研究结论。比如,姚洋等 ( 2001) 研究发现,政府公共研究机构所发生的研发支出对企业技术效率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有时甚至起到负面作用[21]。王俊 ( 2010) 对我国28个行业大中型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虽然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存在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但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却具有不确定性[22];同样,熊维勤 ( 2011) 利用我国1995 ~ 2008年的14个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得出政府研发补贴虽然可以有助于提高研发投入规模,但却无助于提高研发活动效率[23]。余泳泽 ( 2011)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创新要素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企业具有负影响[24]。史安娜等 ( 2013)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我国政府与工业企业在研发补贴活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作为工业技术落后国,虽然近年不断增加对企业技术的研发补贴,但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产出结构仍然处于失衡状态[25]。

通过对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由于采用的数据、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府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且存在争议。大中型工业企业作为我国工业经济的主体,在我国技术创新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其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但有关我国公共科技投入如何影响不同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应及这种影响效应的原因等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并且加入各地区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指标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公共科技投入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并分析公共科技投入对东、中、西3个区域的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差异及原因。

2 模型构建与检验方法

2. 1 模型构建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数学家Cobb和经济学家Douglas共同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C - D生产函数) 测量一定时期的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Griliches ( 1979) 在测算研究开发和知识外溢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时提出了知识生产函数的概念,其基本假设是将创新过程的产出看作研发投入的函数[26]。我们认为研发投入除了政府的公共科技投入和企业自身的投入外,企业都要经历技术引进这个重要的阶段,企业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从起步就能进行自主创新以及研发,所以在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技术引进是实现技术创新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 同样由于各省企业的有科技活动的企业的数量差异也会导致各地区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差异,因此,本文将企业的技术创新自筹资金和技术创新劳动力投入纳入模型; 同时增加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科技活动企业的数量和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得到改进的生产函数,即

其中,Y表示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以各地区企业的专利申请量 ( Y1) 和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 Y2) 来衡量。GGTR代表公共 科技投入,ZCZJ代表企业投入技术创新的自筹资金,RLTR代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劳动力投入,QYSL代表有科技活动企业的数量,JSYJ代表企业技术引进的经费支出。

根据 ( 1) 式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建立对数函数关系如下:

式中,i表示面板中的不同地区,t表示面板数据中的年份 ( t = 2000,2001,…,2012) ,C表示截距项,εit为误差项。

2. 2 检验方法

在目前的计量方法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以及截面数据模型,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比如共线性) 。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比较大,如果采用时间序列计量方法对全国数据进行处理,会掩盖各个地区差异显著的现状。另外,采用截面数据虽然会弥补时间序列模型的一些缺陷,但是只能分析一个经济时点的现状,不能分析经济现象的发展趋势。面板数据具有控制个体的异质性、较少的共线性和更多的自由度,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变化,能较好地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动态调整的过程,较好地确定和估计一些由纯粹横截面或纯粹时间序列无法确定 的经济关 系的优点 ( 白仲林,2008)[26]。因此,为了更全面和更稳健地反映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计量方法和stata12. 0计量软件对我国2000 ~2012年间30个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的公共科技投入、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变量都存在着差异性,我们将实证检验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通过全国的数据,分析公共科技投入对全国整体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第二部分选取我国中、东、西3个地区的数据再进行分析。

2. 3 数据说明

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2000 ~ 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大中型工业企业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 因为西藏的数据统计数量有限,为了不影响整体的研究结果,本文剔除西藏的数据) 。根据前文设立的模型,本文选取的指标如下:

Y1表示企业专利申请量,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各年专利申请量 ( 项) 表示; Y2表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各年的新产品销售收入 ( 万元) 来衡量。

GGTR为公共科技投入,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来自政府的资金( 万元) 来衡量; ZCZJ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自筹资金,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 万元) 来衡量,包括了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 构建费、开发 新产品经 费( 其中云南2006年创新资本投入数据缺失,本文采取2005年和2007年的平均数处理) ; RLTR为技术创新的劳动力投入,采取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总数 ( 人) 来衡量,由于统计年鉴口径前后不同,2000 ~ 2008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2009 ~ 2012年则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R&D人员来表示;JSYJ为技术引进,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其他技术活动经费支出中的技术引进经费 ( 万元) 来衡量; QYSL为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 ( 个) 来衡量。

为了消除物价变动对我们分析的影响,我们以2000年为基期对数据进行消除物价影响的处理。同时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 实证检验

3. 1全国范围的公共科技投入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先利用全国的数据来分析公共科技投入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反映了公共科技投入对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公共科技投入对专利申请的弹性系数约为0. 218,意味着公共科技投入每变化1% ,会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 专利申请量) 产生0. 218% 的影响。公共科技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弹性系数约为0. 172,意味着公共科技投入每变化1% ,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出 ( 新产品销售收入)会产生0. 172% 的变化。

但是公共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及企业自筹资金投入的影响大,企业技术创新自筹经费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弹性系数分别为1. 284和1. 298。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劳动力人数对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技术引进经费对专利申请有正向的影响;然而技术引进经费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均具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 892和0. 339。

注: 括号内数值为该估计系数的 t 值,***、**、* 分别代表在 1% ,5% ,10% 的水平下显著。

3. 2 东、中、西部地区公共科技投入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经济发达,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公共科技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变量都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我们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3个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1个省份。回归结果见表3。

注: 括号内数值为该估计系数的 t 值,***、**、* 分别代表在 1% ,5% ,10% 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3,东部地区公共科技投入对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在10% 的水平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 154和0. 066,促进作用明显。企业自筹的科技活动经费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高于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参与人数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技术引进经费对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为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均具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中部地区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在5% 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影响关系,弹性系数分别为0. 251和0. 236,表明公共科技投入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自筹经费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大于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参与人数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技术引进经费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影响不显著,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对企业专利申请量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西部地区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在1% 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影响,弹性系数为0. 282。企业自筹科技经费对西部地区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在1% 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且高于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参与人数对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在1% 的显著水平上有负向影响。但是技术引进经费对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量对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 ~ 2012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 全国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的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显示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政府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通过资源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市场失灵”。同时,企业自筹技术创新经费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高于公共科技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说明对技术创新来说,企业的自身研发投入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更能直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但企业参与科技活动人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科研效率不像预期那样随着科技人员数量增加而提高,反映出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结构、人才配置和科技岗位针对性可能存在问题。

全国范围内企业技术引进经费对专利申请量有正向的影响,但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比较显著的负影响。说明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掌握以及创新都比较好,但是将引进的技术转化为市场效益的效率则不高,甚至引进的技术与市场需要不匹配从而导致不利影响。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引进经费对技术创新有正向的影响,但对中部和西部的影响均为负向。这可能与东部地区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与国外企业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比较频繁有关,从而使引进的技术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水平、更适合市场需要、更容易转化为企业的直接效益。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政策启示主要为:( 1) 政府应提升公共科技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尤其是提高能引导和激发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公共科技支出,充分发挥公共科技投入的“种子资金”引导作用; ( 2) 政府应鼓励以自筹经费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政府除了给予恰当的研发补贴外,还应在采购与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 3) 提高政府、高校 ( 科研机构) 与企业在产学研合作及科技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方面的力度,同时政府以引导为主,鼓励企业对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本配置,建立制度化科研人才激励机制,促使科技人员发挥最大效应,通过提高创新人才科研效率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4) 在企业 (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引进上应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不仅要做好技术引进的指导与审批工作,并且还要做好企业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过程中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企业科技投入浅析 篇2

关键词：企业,科技投入,指标,对策

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早已成为广大经营管理者的共识,但是科学技术的得到与转化是以具有一定风险的高额投入为代价的,不正确地认识科技投入的风险和效益特点,企业的科技投入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动力,不认真研究企业科技投入的对策,便会在科技投入的风险面前束手无策。

1 企业应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

科技投入是指与科技活动有关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资源的投入,一般是用研究和发展(R&D)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技术开发费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分别表示国家和企业科技投入的强度。科技进步与科技投入的力度息息相关,科技投入是科技活动的物质基础,R&D是科学活动的核心,当今世界工业化各国的工业发展过程都与其R&D的投资规模及结构密切相关,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R&D/GDP在2%～3%左右,发展中国家的R&D/GDP在0.5%～1.5%左右,自1991年来的10年间,我国R&D/GDP强度一直在0.6%～0.83%之间徘徊,2000年首次超过1%,2001年达到1.09%,2003年达到了1.31%的最高记录。现阶段我国规定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费用不低于销售收入的1.5%,与发达国家10%～20%的水平相差甚远。总的来说,国家和企业的科技投入水平十分低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企业的R&D经费已占国家R&D经费的60%～70%,而我国的R&D经费中,企业仅占1/3左右。科学技术是具有独立形态的生产力,它和一般社会物质生产力共同构成一般生产力。科技生产力决定着一般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同时,一般社会物质生产力又为科技生产力提供物质基础。企业是实现科技生产力与一般社会物质生产力相结合的场所,需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才能实现这种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要逐步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

2 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指标

借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的分析,可以把7个方面作为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的要素:发明专利及其保护程度,研究开发(R&D)经费支出,研究开发(R&D)人员,研究开发机构质量,企业技术教育培训,企业与大学、R&D机构的互动,研究开发经费的可获得程度(如风险资金)。企业R&D强度(即R&D经费支出/销售额),也可以看作是上述7个要素的集成。企业R&D强度指标表示企业主管对销售收入与R&D经费支出之间关系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前瞻性认识,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宣示,也是对企业前途的一种预支。它是测试企业技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这一指标在5%左右,高技术企业在10%左右,甚至在15%～20%,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1年的这一指标平均为0.8%(见图1),但华为达到13%,中兴为12%,海尔为7%。

研究表明,企业R&D强度(R&D经费支出/销售额)与新产值开发率呈现正相关关系。

美国大型工业公司的R&D强度较高,其绝对值都很大,达到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规模。我国R&D强度较高的企业凤毛麟角,仅有华为、中兴、海尔等少数企业(见表1,表2)。

3 企业科技投入风险的对策

3.1 强化企业的科技投入意识

要加大企业科技投入的力度:1)要有强烈的科技意识,要主动认识科技投入风险的客观规律和科技投入效益的特点,只有充分认识了科技投入的风险和效益,才会主动进行风险预测,增强科技投入的信心。2)在市场的压力下,企业也可以实现由被动科技投入向主动科技投入的转变。

3.2 协调企业的科技投入行为

科技投入体制的改革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国家财政拨款和企业自筹资金三大部分。要成立一个以科委牵头的科技投入协调机构,从宏观上协调财政、金融、企业三大主体的投入行为,确保科技投入逐年增加,要逐步增加科技贷款的规模,降低科技贷款的利率,科技投入协调机构应负责其审查工作,对于有较高推广价值的研究项目,建议优先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鼓励企业科技贷款的积极性。还可以建立地方和行业的科技开发基金,重点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科学研究。

3.3分散企业科技投入的风险

一项科研成果从研究到取得经济效益,由一个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品开发的研究开发过程;从生产布局、工艺设计到产品制造的生产过程;从市场调查、市场开发到售后服务的市场营销过程,这些过程共同形成科技活动的链条,而企业的科技投入一般只是支持这条科技活动链的某几个环节,分散企业科技投入的风险,应当用经济合同等形式,以项目为对象,把科技活动链上的所有部门都联系起来,各个部门根据投资和获利的多少,分担不同的责任。例如,为研制开发某一高新技术产品,可用经济合同把研究、生产、经营甚至消费等各个部门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既可以分散科技投入的风险;同时,由于受共同利益的驱动,各部门的合力作用有利于减少科技投入的风险。

3.4发展风险投资业

针对企业科技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特点,我国也应当努力发展风险投资业。

3.5以股份制的形式组建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

目前,我国除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建立的工程技术中心具有较充足的经费投入和研究实力外,占企业96%以上的中小型企业,其研究开发机构的力量十分薄弱和分散,很难独立地进行研究与开发。建议用股份制的形式建立以行业为依托的研究开发机构,任何一个法人单位都可以在对本企业的投资利润和风险进行权衡后协商入股,承担有限责任并且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研究开发机构进行监督,保护自己的利益。

科技项目的选择主要应考虑企业项目的先进性、适用性和效益,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既要考虑项目的先进性,又要考虑企业自身应用项目的能力,以及项目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要建立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应用的一条龙管理机制,防止因非技术因素而导致项目失败。要选择科学的计算方法,预测项目的经济效益,避免错误地中止远期可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项目。

参考文献

[1]姚帆.现代企业的生命力在于技术创新[J].山西建筑,2007,33(3):194-195.

[2]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公共科技投入 篇3

1 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目前没有一个精确、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界定。学者多认为科技投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技投入包括所有用于科技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总和;狭义的科技投入指的是资金投入[1]。本文中的科技投入是指狭义的科技投入。

2 科技投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科技创新,特别是生态化的科技创新。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显示,“科学技术开始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外生因素,在新增长理论中,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终极因素”。其次,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需要更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能源,而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创新。再次,贵州在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污染方面需要生态科技创新。

2.1 瑞士的科技投入

瑞士位于欧洲内陆,有约700万人口,陆地面积41 293平方公里,矿产资源匮乏。但是,瑞士科技研究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居世界前列,多次被评为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深入研究不难发现,瑞士成功的科技投入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2.1.1瑞士的决策者和建设者很早就认识到科技创新将是决定瑞士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支撑科技创新的科技投入是必要保障。瑞士科技创新的思想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对于“世界的本源”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高扬理性的大旗,从精神枷锁中解放自我。而理性是和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式等联系在一起的。近代科学作为理性的象征在启蒙运动中是反对宗教迫害的重要武器。当时生活在现瑞士版图内的人们和后来迁入瑞士的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深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对于理性、科学和科学创新等已经渗透到其文化基因中,成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2]。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的能量人们不再怀疑,人们把科学素养作为一种必备的个人修养,科学当成一种信仰,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起关键作用的能力,特别是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类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财富的增加,知识边界的扩展无不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瑞士人亲身经历了以上的变化,对科学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认识已经成为人们文化基因中的显性基因和重要基础,有些甚至成为很多人的信仰。通过对瑞士科技创新能力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底蕴追溯,不难发现瑞士人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有较为深远的思想渊源和厚重文化底蕴。这也是瑞士能较好推动科技创新,从而实现较快的可持续发展并保持较好生态环境的软实力。也就理解为什么瑞士会吸引大量优秀的一流学者在瑞士从事科技创新,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2.1.2瑞士的科技投入强度、科技投入的人均量居位于世界前列。而反映一个国家科技投入或地区科技投入的指标是其中的R&D投入。瑞士的R&D投入绝对量一直逐年增加。“1996年瑞士R&D经费为100亿瑞士法郎,2000年瑞士的R&D经费为107亿瑞士法郎,2004年瑞士的R&D经费为131亿瑞士法郎,2008年瑞士的R&D经费为163亿瑞士法郎。”瑞士人均R&D经费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士的科技投入强度在世界上一直位于前列。“1996年,瑞士R&D/GDP为2.65%,2000年,瑞士R&D/GDP为2.53% ,2004年 ,瑞士R&D/GDP为2.9% ,2008年,瑞士R&D/GDP为2.99%。”

2.1.3瑞士的R&D经费来源多样,企业资金是R&D经费的来源的主体,政府资金是R&D经费重要来源。2008年,瑞士的R&D经费来源于企业的占总资金68.2%,R&D经费来源于政府的占总资金22.8%,R&D经费来源于其他资金的占总资金9%。瑞士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企业,企业资金是R&D经费主体很正常,瑞士政府对一些公共科技产品资助、基础研究的资助是R&D经费另一重要来源,瑞士的民间科技投入和非营利组织科技投入是瑞士R&D经费的补充[3]。

2.1.4瑞士科技投入的执行主体多样化,但是以企业和高校为主。2008年瑞士企业执行的科学研究占R&D经费的73.5%,政府部门执行的科学研究占R&D经费的0.5%,教育部门执行的科学研究占R&D经费的24.2% ,非营利部 门执行的 科学研究 占R&D经费的1.6%。从瑞士科技投入执行主体来看,企业是最重要的科技投入执行主体,企业知道市场最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所以,企业执行的科技投入最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效率也最高。瑞士教育部门的科研在追求学术性、真理性的同时,也将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使科学研究在求真的同时,也为人类更好的生活服务。

2.1.5瑞士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中所投入的资金不同。2004年瑞士的基础研究费用占R&D经费的28.7%,应用研究费用占R&D经费的33.32%,试验发展费用占R&D经费的37.98%;2008年瑞士的基础研究费用占R&D经费的26.8%,应用研究费用占R&D经费的31.9%,试验发展费用占R&D经费的41.3%。从瑞士的基础研究投入,可以看出其所占的份额较大,这是瑞士具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石。

2.1.6瑞士积极营造最佳的科技创新环境,吸引世界一流的学者到瑞士来从事科技创新,很好地解决了科技创新主体、科技执行主体不足的问题。瑞士拥有世界上按人口比率最高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很多是旅居瑞士的科学家在瑞士从事科技创新、科学研究时获得的。

3 瑞士科技投入对于贵州科技投入的启示

从瑞士的科技投入看,不管是在思想上、文化底蕴上,还是具体的科技投入来源、科技投入的结构、科技投入执行主体吸引与发挥作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瑞士的科技投入促进了瑞士的科技创新,进而为瑞士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支撑。瑞士在科技投入方面有着很多成功的做法,对贵州的科技投入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能说发达国家瑞士的科技投入跟贵州科技投入没有关联,这其中的关联还需要详细研究。贵州适当的借鉴瑞士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可以避免少走弯路,尽快地实现欠发达地区在科技投入上的跨越式发展,促进贵州的科技创新,为贵州最终的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1在思想上真正地认识到科技投入的重要性和持久性,特别是对贵州现在和将来发展有决策权的精英们,更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持久性

做好科技投入不仅仅是贵州当前发展所需,还是贵州长远生态发展所必需。对科技投入应该持之以恒,长久发展下去就会真正体会到科技投入对贵州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威力,展示出科技创新能力是贵州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持久、强劲动力。贵州现在是欠发达地区,既要赶超发展,又要加快转型,是高难度的跨越性发展,要实现以上的目标,目前只能从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上下功夫。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较为轻松地实现以上的目标,但是,培养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做好科技投入将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唯一路径。

3.2 贵州当前要加大科技投入的量,拓宽贵州科技投入的资金来源,使资金来源多样化

科技投入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贵州R&D经费占GDP的比例在2009年为0.57%、2011年只有0.64%,2012年只有0.61%。这样的科技投入强度不要说支持赶超型发展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经济发展也不充足。从长远看科技投入的强度R&D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达到2.5%左右才能满足科技创新的经费需求,支撑赶超型的发展。首先,要强化政府的科技投入。贵州是在欠发达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科技基础薄弱,政府在此时负有重要的责任。其次,积极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理性的进行科技投入。从瑞士看企业R&D的投入一般都占全社会R&D投入的70%左右。贵州省企业的科技投入绝对量在增加,但投入的强度是不足的,离70%左右的投入强度差很远。为此,只有积极地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企业在所有的科技研发执行主体中更具有敏锐的市场感知力和洞察力,因此,企业的科技研发和科技投入最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投入回报见效快,效率高。鉴于贵州的企业现状,企业的总体实力不强,研发能力较弱,在现阶段应先将科技投入用于该地区最需要的高科技项目的技术引进,边引进边吸收边改进,有一定的实力和基础以后,再独立地进行高科技的研发。同时根据科技投入的风险性,鼓励企业进行科技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做好科技投入的前期评估,规避风险,最后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军资本市场。

3.3 贵州省要培养自己的科技创新主体,引进优秀人才来贵州创业

依据瑞士的经验,不仅要培养自己的科技创新执行主体,还要营造宽松的环境吸引优秀人才来贵州创业,不仅可以缓解科技投入的不足,也可以缓解科技投入执行主体不足的问题。

3.4 贵州的科技投入要保持合理的配置结构

依据瑞士的经验,基础研究多是政府资金,应用研究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资金为主体,实验发展阶段以企业资金为主。贵州目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政府资金为主,试验发展阶段以企业的资金为主。随着贵州的发展,政府资金要慢慢让位于企业资金,专注基础研究领域和公共科技需求领域。

3.5 树立艰苦奋斗作风,踏实做好贵州科技投入

公共科技投入 篇4

2003年以来,国家开始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事业。为明确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补助范围、内容以及规范补助方式,2006年财政部等三部委《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三项补助内容: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房屋修缮、基本设备配置、人员培训和离退休人员经费等经费补助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是对服务内容的补偿,后两项补助为对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补偿。《意见》规定“地方政府要按照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社区服务人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相关成本核定财政补助”。2007年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建立城市社区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2008年底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达2.4万个。但是,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在投入与管理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公共卫生服务产出计量困难、经费在区县划拨过程中未明确用途、评价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绩效难度较大,因此许多地方仍然是简单按照服务人口进行补偿。这一投入模式容易以下情况:一是相对于机构承担的工作,财政补偿偏低。“公共卫生服务是一个框,什么工作都可以装”,加之地方政府配套经费不及时、不足额到位等因素,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的经济负担;二是补偿经费绩效偏低。“大锅饭式”的补偿既较少考虑城市居民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实际需要与需求,也无法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使得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产出效率低,造成浪费。因此,通过探讨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模式,对于改善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效果、提高社区公共卫生财政补偿经费的使用效益、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探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模式的几个问题

由政府承担基本卫生服务的投入责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1997年世界银行提出政府“核心使命”中的最基本责任之一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因此,“改善健康”理所应当成为政府在法律上和道义上的天然责任,是公共财政支持公共卫生发展的根本依据[1]。未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社区卫生服务将成为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具有提供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的两大功能。基本医疗服务是通过财政和收费补偿,其中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而公共卫生服务由于社会性和公益性很强,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全部由财政经费负担。政府财政补偿资金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最终进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如图1),因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如何提供这两类不同补偿模式的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各项投入经费的管理情况。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模式,首先要了解投入主体、投入主体与服务提供机构之间以及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关系,研究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模式中存在的特殊规律和矛盾。

2.1 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与经费管理责任

各级政府承担了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与经费管理的主要责任。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各项社会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关系到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界定。根据《意见》精神,社区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主体分为中央、省、市、县(区、市)四级,各级政府之间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划分其投入责任。县(区、市)承担社区卫生服务补助的主要责任,不仅要按规定在预算中安排公共卫生服务的配套经费,还要承担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以及日常经费。同时,县级(区、市)政府部门又是本级财政补助资金和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实际管理者。管理权限下移的模式容易导致对管理者监督的失衡,比如个别地方出现挪用财政转移支付经费、不按标准配套专项经费或者进行假配套等现象。因此,除了要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投入与管理责任外,还要通过完善管理监督机制加强对各级政府及机构的监督。比如通过制定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基本项目,作为指导工作和绩效评价的依据。

2.2 政府与机构之间的责任与权利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性质按照举办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举办和社会力量举办,其中由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社区卫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模式中(图2),各级政府是服务的付费者,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服务的提供者,社区、家庭和居民是服务的直接消费者[2]。这里有两重受托责任关系:一是政府对社会公众承担“健康改善”责任,是以公共卫生服务财政投入补偿履行;二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财政补偿,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一服务模式实质是供方决定模式,付费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因此缺乏对服务提供者的直接评价,只能通过社区居民接受的公共卫生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体现。由此决定了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模式必须建立在服务评价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根据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进行补偿。

2.3 协调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关系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同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卫生资源在不同服务间的配置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的内容、数量和质量。一方面[3],“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容易导致基本医疗挤占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的情况,抑制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反之,如果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负担过重、补偿太少,就会增加机构的风险。因此,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关系,通过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特别是保证对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有效地使用好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

3 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政府购买”模式

解决目前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建设,另一方面是采用“政府购买”的模式。购买服务的实质就是绩效补偿,通过明确购买双方-政府与机构的权利与义务,在“补偿标准”、“服务内容、数量和质量”、“服务对象”和 “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约定,并严格按照契约内容进行评价和补偿。核心内涵是尊重交易规则与契约精神。

3.1 合理确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为购买服务的对象。

“政府购买”的公共卫生服务要从内容、数量、质量和效果上进行界定,即明确购买对象的内容、性质和特征。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差异,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具体要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包括政府有补偿能力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提供能力和社区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需要。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也是公共卫生服务开展的依据和绩效考核的标准。

3.2 明确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的用途,开展成本核算提供补偿依据。

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是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其用途是弥补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中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将专项经费用弥补日常经费拨款不足的做法并不合适,因为这些日常经费开支的用途既有公共卫生服务也有基本医疗服务。因此,通过专项资金专账管理、开展成本核算等方法,以公共卫生服务的成本耗费作为财政补偿的主要依据。

3.3 开展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的绩效评价,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的财政投入模式

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的绩效评价是以政府为评价主体,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方面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工作过程、结果和投入产出的衡量,包括对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使用情况、机构主观努力程度和居民满意程度的衡量。绩效评价工作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绩效优先的原则,绩效考评的结果要向社会公示,并作为政府划拨专项经费的依据,同时建立激励、惩罚及绩差机构的退出机制。

摘要：通过探讨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主体、投入主体与服务提供机构之间以及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何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以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模式,政府购买

参考文献

[1]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公共支出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354.

[2]景琳,李玉强,张媚等.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偿绩效考评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9;(4):42~44.

公共科技投入 篇5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既是科技知识源泉和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动机[2]。为了充分发挥R&D的创新驱动功能,在加大政府、企业及社会R&D投入的同时,提高其产出效率与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创新主体[3],在相关研究方面,Chapple等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边界分析,对英国大学技术转移进行了研究[4]。Link等研究了高校科技资源的非正式转移[5]。施定国等认为政府资金对高校专利产出影响显著[6]。Defazio等指出科研经费短期内对科技产出效果不明显,需要从长期考虑[7]。王楚鸿等对采用全国高校1992到2006年科技经费投入及1993到2007年科技产出面板数据,分析了全国高校科技经费投入的产出效率[8]。杨宏进等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了高校科技成果投出及产出[9]。俞立平等采用TOPSIS效率测度方法分析了科技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10]。窦鹏辉等指出政府资金、企业资金机基础研究领域R&D人员这三者的投入对我国科技产出影响显著[11]。Grimpe等研究了高校科技资源转化的正式和非正式转移效果[12]。Hsu等采用模糊德尔菲法评价方法、解析结构模型法和网络分析法来分析高校科技转化,并将人力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源作为两个最重要的资源[13]。谈毅等指出政府资金投入与高校科技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14]。司增绰基于产业投入产出法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进行评价[15]。张宝生等指出高校、政府、投资机构、企业等主体需要协同合作,从而实现高校科技资源的市场化配置[16]。

本文以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高等学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高等学校研发投入对科研成果带来的影响,确定影响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以提升高校科技创新的效率与水平。

1 研究方法和变量的选取

灰色关联分析的实质是对反映各因素变化特征的数据序列进行几何比较[17],计算灰色关联度,多因素之间发展变化的关联程度可以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18]。不同参数的几何曲线形状越接近,相应序列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就越小[19]。灰色关联分析在对所研究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因素,因变量数据构成参考序列,各自变量数据构成比较序列[20]。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选取2003~2014年全国高等学校的国内科技论文数量、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授权量三个科研成果变量分别作为参考序列的变量;以全国高等学校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含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国外资金、其他资金四类)等研发投入变量作为比较序列的变量(如表1所示),分析我国高校研发投入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投入产出之间的耦合协调机制。

注:以上变量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 实证分析结果

2.1 对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影响分析

(1)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国内科技论文数量X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R&D人员总量X1、R&D经费支出X2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对国内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2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R&D人员总量对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影响大于R&D经费支出对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影响。

(2)各类R&D人员数量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国内科技论文数量X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基础研究R&D人员总量X3、应用研究R&D人员总量X4、试验发展R&D人员总量X5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高等学校各阶段R&D人员数量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3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对国内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基础研究R&D人员数量、应用研究R&D人员数量、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

(3)R&D经费来源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国内科技论文数量X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政府资金X9、企业资金X10、国外资金X11、其他资金X12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4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对国内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国外资金、其他资金、企业资金、政府资金。

2.2 对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影响分析

(1)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与SCI收录高校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与SCI收录的高校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SCI收录的高校科技论文数量Y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R&D人员总量Y1、R&D经费支出Y2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对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5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R&D经费支出对于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影响大于R&D人员总量对于SCI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影响。

(2)各类R&D人员数量与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与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Y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基础研究R&D人员总量Y3、应用研究R&D人员总量Y4、试验发展R&D人员总量Y5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与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6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对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基础研究R&D人员数量、应用研究R&D人员数量、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

(3)R&D经费来源与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与SCI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Y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政府资金Y9、企业资金Y10、国外资金Y11、其他资金Y12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与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7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对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其他资金、企业资金、政府资金、国外资金。

上表是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从表8可以发现,SCI收录论文与R&D人员的相关系数.957**,显著性水平为0.000(Sig.(2-tailed,双边检验)),小于0.01,所以相关系数用“**”标记,说明SCI收录论文与R&D人员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SCI收录论文与R&D经费来源的相关系数.975**,显著性水平为0.000(Sig.(2-tailed)),小于0.01,相关系数用“**”标记,说明SCI收录论文与R&D经费来源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

2.3 对获得授权专利数量的影响分析

(1)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Z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R&D人员总量Z1、R&D经费支出Z2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对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影响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9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R&D经费支出对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影响大于R&D人员总量对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影响。

(2)各类R&D人员数量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Z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基础研究R&D人员总量Z3、应用研究R&D人员总量Z4、试验发展R&D人员总量Z5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10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各类R&D人员数量对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基础研究R&D人员数量、应用研究R&D人员数量、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

(3)R&D经费来源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系

对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系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Z0作为参考序列变量,以政府资金Z9、企业资金Z10、国外资金Z11、其他资金Z12的数据列作为比较序列,选取分辨系数为0.5,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处理数据,求得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与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关联度及关联度大小排序,如表11所示:

由以上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R&D经费来源对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其他资金、国外资金。

上表是Pearson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从上表可知,专利授权与R&D人员的相关系数.937**,显著性水平为0.000(Sig.(2-tailed,双边检验)),小于0.01,所以相关系数用“**”标记,说明专利授权与R&D人员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专利授权与R&D经费来源的相关系数.990**,显著性水平为0.000(Sig.(2-tailed)),小于0.01,相关系数用“**”标记,说明专利授权与R&D经费来源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

通过以上分析,针对国内高校科技投入产出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度,绘制了图1。图1中高等学校R&D人员总量包括二级指标,分别为基础研究R&D人员总量、应用研究R&D人员总量、试验发展R&D人员总量,它们分别与国内科技论文数量、授权的专利数及高校SCI科技论文数之间存在关联,关联度为关联线上的数值。从图1可以发现,基础研究R&D人员对国内科技论文的影响最大(关联度为0.855,右上角带有▲),其次是应用研究R&D人员,然后是试验发展R&D人员。基础研究R&D人员对高校SCI科技论文的影响最大(关联度为0.798,右上角带有▲),其次是应用研究R&D人员,然后是试验发展R&D人员。同样的,基础研究R&D人员对授权的专利数影响最大,其次是应用研究R&D人员,然后是试验发展R&D人员。相对而言,试验发展R&D人员对授权的专利数影响大于其对国内科技论文和高校SCI科技论文的影响,而基础研究R&D人员在国内科技论文、高校SCI科技论文和授权的专利数中的影响都是最大。R&D经费支出中,国外资金对国内科技论文影响最大,其他资金对高校SCI科技论文的影响最大,而政府资金对授权的专利数影响最大,这就需要在保持政府影响力的同时,可以加大引进国外资金对于授权专利的支持和辅助。

图1中带有“+”号的部分是指目前影响力最小的要素,例如在授权专利数的影响因素中,试验发展R&D人员的影响因素最小,为0.638。国内科技论文发表的影响中,政府资金的影响力最小,为0.637,这就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提升其产出。

3 措施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措施与建议:

3.1 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范式创新

范式创新是指影响和阻碍高校科技资源思维模式的创新性变革和革新。这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把高校科技资源的关键变量重新整合[21],重新设计出新的思维模式。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范式创新是基于现实本身的转变和探究方式的改变,包括大数据时代和“互联网+”等的到来,而其探究方式包括从过去分析各自独立的高校科技资源变量到系统分析高校科技资源相互依赖的变量,其思维方式从过去处理多个高校科技资源变量到整体思维的转变,整体思维是对高校科技资源各个变量按照相互依赖的关系进行分析、处理和考虑。例如,需要统筹考虑国内科技论文数量、SCI收录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授权量、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等的关系,而不是单独考虑某一指标,需要采用系统观来分析和权衡全部指标体系,既分析不同指标之间一对多的关系,又要分析不同指标之间多对多的关系。

高校科技资源是科技创造物质基础组成部分[22],而其投入产出系统认知和规范构成了其范式创新的组成部分,认知创新包括整体思维模式、多环反馈系统操作思维模式、社会文化思维模式等,还包括社会学习、资源有效利用推理过程等,规范创新包括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价值创新、信念创新、以及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社会契约变革等。例如在授权专利方面,既可以保持政府资金对于授权专利的影响优势,又可以继续加大引进国外资金,提升国外资金对于授权专利的贡献能力。

3.2 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产品及服务创新

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产品及服务创新是指提供科技资源投入及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创新性变革或转变,包括产品及服务的载体、渠道、内涵、评价方式、服务方式以及传播途径等的创新[23]。产品及服务的传播渠道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进行,正式渠道是指按照一定规则、制度进行地产品及服务传播,而非正式渠道是通过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关系及渠道传播。

高校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可以建立建立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共享服务平台对分散的科技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提高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集成化管理和集约化利用水平[24]。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的产品及服务创新承认系统内各个高校之间存在这差异性和共性。差异性是指每个高校之间的发展背景、学科优势、历史渊源、文化积淀存在差异。共性是指在科技资源投入产出中存在可借鉴性和可移植性。差异性鼓励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要因校制宜,鼓励投入产出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这就要求对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评价体系是因质量而定,而非因数量而定,鼓励各个高校依托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的投入产出发展。共性鼓励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中进行标杆管理,标杆管理就是寻求具体且具有突出榜样价值的高校作为标杆,可以在上述指标(包括国内科技论文、SCI收录科技论文、专利授权量、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等)基础上进行细化,深度解剖其各个指标,挖掘其深藏的关键因素,并向标杆高校进行学习,发现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达到或者超过标杆高校的持续变革、学习过程。

3.3 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定位创新

定位创新是对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时需要考虑对象所处的环境及定位,在进行科技资源投入及产出时候需要考虑对象所处的环境变化,并对内外环境变化进行跟踪、定位及预测。将高校科技资源置于社会人文系统中,承认高校科技资源的相互依赖性、自组织性和生态化。定位创新认为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可以向着预定的秩序发展,能够自我进化并主动地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是于外在环境共同进化的,能够随着进化改变系统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交互秩序或。这就需要对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给予开放和宽松的环境,支持其主动适应系统进化的迭代过程。定位创新需要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有效交互时产生整体耦合效应,最终促进高校科技创新系统整体功能的提升,这就需要对系统内部的国内科技论文数量、SCI收录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授权量、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等进行适度匹配和调整,从而保证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沿着和谐、高效的秩序动态演化。

3.4 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流程创新

流程创新是指在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等过程中的流程变革或者创新,包括结构、行为、方式、管理等的创新性变革。流程创新涉及到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过程中功能、结构、流程的多重性创新。功能的多重性创新是指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具有多重功能,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功能。显性功能是指可以显而易见的,例如高等学校R&D人员总量、R&D经费支出、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等。隐性功能是指难以显性化的,存在于文化、习惯、思维中的,例如科研氛围、科研传承、学科优势等。

结构多重性创新是指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多重结构也是意味着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及其相关系的多重性和创新性,这就使得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中形成动态的相对稳定结构。例如,高等学校R&D人员和政府、企业、国外资金提供者、其他资金提供者在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中形成不同的关系,构成了一种交互协同的结构,或者说高校科技体系,高校科技体系中的成员具有目的性,相互合作和竞争,其成员会不断学习和成熟,并调整自身以便适应体系环境的变化,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中成员各异、关系复杂的协同互动网络,并不断自我复制,形成高校科研体系的模因结构,这就是多重性创新的内涵。

流程多重性创新是指在原有既定高校科研资源投入产出系统中,系统流程及行为是动态多变的,其可以预测的,其未来状态可以依赖其先期条件或者基础来进行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流程的多重性创新。依据高校科研资源投入产出系统的参数分析(例如国内科技论文数量、SCI收录科技论文数量、专利授权量、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等)、环境分析等,发现其系统中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式过程,从而通过不同流程的创新,推动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系统的整体性变革。

3.5 高校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机制创新

中国科技投入区域差异研究 篇6

1 我国科技投入现状

从改革开放后,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科教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 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投入也有了很大的程度的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科技部。

从表1中可以直观的看到, 科技经费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增长幅度很快。国家在财政拨款从2000年的575.6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4114.4亿元。10年增长了5.4倍。科技经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也已经从2000年的0.9%增加到了了2010年的1.75%。但是从相对投入量来看, 与发达国家的5%的平均水平相比, 还比较低。

改革开放后, 东部由于地缘优势, 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加之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增加与快速发展, 科技水平迅速提高, 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扩散效应下与东部相邻的中部地区首先得益, 而西部由于交通通信及发展历史等各种原因, 科技水平发展速度最慢, 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形成了全国角度下, 以东部为中心的科技“增长极”。与之对应, 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出现东中西三个梯级经济区域。科技的投入水平与这种梯级经济区域的形成关系如何?

2 东、中、西部的科技投入现状及计量分析

2.1 统计分析

对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有很多中测度方法, 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数学家柯布 (C.W.Cobb) 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P.H.Douglass) 共同研究了产出与投入的关系, 并用数学函数描述了这种关系, 得出C—D型生产函数:Y=AKαLβ。式中Y为产出, K为资本, L为劳动力;参数α和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弹性;A为技术进步参数。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 并由此计算出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 或技术进步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但不能直接计算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

本文选用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 公式为Y=AKαLβEλet, 即在原有的生产函数加入科技投入变量E。et表示除K、L、E之外的影响因素。为了能够有参考地衡量科技投入的影响, 本文添加了从2000年到201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就业人数, 即K和L。

以Y=AKαLβEλet为模型, Y表示GDP, K表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L表示就业人数, E表示科技经费投入, 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分别进行计量分析。

2.2 序列相关性检验——相关图和Q统计量

实际中, 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往往是模型中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 或者是由于模型函数形式设定有误引起的, 因而有必要对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由2000年到2010年各个省市计算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 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 分别对变量GDP、K、L、E取自然对数, 得到新的变量lnGDP、lnK、lnL、lnE。首先对变量的序列相关进行检验, 通过观察自相关和偏相关系数及对应于高阶序列相关的Ljung-Box Q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通过残差不存在序列相关, 各阶滞后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值都接近于零, 并且Q统计量的P值比较大, 否则, 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存在序列相关。检验结果如图1、图2、图3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到, 东、中、西部数据并不存在序列相关。

2.3 协整检验

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前存在协整关系, 也就是说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 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 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因而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2]。

协整检验从检验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 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平稳来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注:*表示未经差分的统计量, 残差序列非平稳;**表示经过2阶差分后的各个统计量, 此时残差序列达到平稳。

从表2可以看到, 初始的线性组合的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 经过二阶差分,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2.4 回归结果

通过检验, 数据不存在序列相关, 二阶差分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将差分后的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回归得到如表3的变量统计指标:

注:在二阶差分下, 观察值为9个, 显著性水平为5%。

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到, R2值很高, 相关性很好。统计值的T检验在5%的水平下显著, 也就是说, 参考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数的科技经费投入对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表3中可以看到, 东部K值较小, 而L和E值相对较大, 分析现实的因素应该是, 在东部地区, 资本投资相对GDP的增长相对过剩, 而科技的高投入培养了高素质就业人才, 从而使得科技投入的作用得以发挥, 即劳动力和科技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部L相对东西部来说很大, 并且K和E小于零且E值很小, 可以解释为中部地区劳动力过剩严重, 而且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 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角度可以解释为资本的增长严重少于人口的增长, 小幅的技术进步又不能带来劳动与资本更高效的结合, 从而形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位。

西部E值为负且绝对值较大, 说明西部地区投入培养的高科技人才存在大量的外流, 以及科技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向中东部的转移, 是影响E值为负的主要原因。

从计量分析的结果中考察E值, 即科技投入, 可以直接比较出东中西部在科技投入的效益上存在很大差异。东部的E值高达 0.366736, 而中部与西部都为负值, 结果最令人深思。在科技投入对西部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方面, 存在中西部科技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向东部的转移现象, 如东部的科技型公司受西部大开发等优惠政策的吸引在中西部设立子公司, 而子公司的产出市场主要仍在东部及世界, 但其科技经费的投入是发生在中西部地区。

综合来看, 我国东、中、西三个梯级经济区域的资本都处于相对紧缺状态, 经济的增长因素仍主要靠劳动力的贡献, 而科技投入水平和效率低很难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作业即是科技投入直接转化为科技成果产出, 也就是此方面对西部的效果为负;间接作用体现在对社会生产率的促进上, 此作用不论任何地区都是积极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科技投入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 科技投入的最终效果常常体现在经济增长上。因此, 在研究和规划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时, 我们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科技投入的因素。我国的科技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但是客观存在的区域间科技投入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总体科技水平进一步发展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阻碍。

虽然东部地区的科技投入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 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据2005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 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 世界平均水平为4.8%, 发达国家在5%以上, 美国科技投入占GDP的5.7%, OECD国家该指标也达到了4.5%的平均水平, 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4%。在发展中国家, 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3%, [3]而我国科技支出到2010年占GDP的比重仅为1.75%, 可见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与国外相差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来说, 科技投入说带来的效益甚微, 经济的增长的贡献主要依靠资本或劳动力, 尤其是西部, 科技的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都很低。

东、中、西部的科技的规模效益和科技投入的规模效率都处于递增阶段, 因此政府和企业都应当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 以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给科技投入效率造成了巨大损失, [4]因此,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等水平应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我国地区科技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对于政府在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策略上, 应该考虑以下两点。

3.1 针对东中西部科技量的差异方面

政府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拨款应该保持与GDP水平的相应增长, 增加科技经费在GDP的比重, 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发挥地方政府对区域科技发展的主导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 中央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 以期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缩小差距, 同时也能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科技投入上提供支持和一定的优惠政策, 促进企业的科技投入逐步发展成为科技投入的主要力量。

3.2 针对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差异方面

在市场经济下, 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科技投入的效率提高同样也是。可以建立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到企业运行的模式, 或加大政府、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科研项目, 以提高科技经费的产出效益。对于企业资金不足但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项目, 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援助。同时对中西部科技投入应将其集中于应用领域, 加快科技投入转化为现实的科技产出的速度, 从而缩小在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效率上的差距。

摘要：随着后知识经济时代的快速发展, 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都在努力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 把增加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发达国家高水平的科技投入也带来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我国科技投入逐年上升, 但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区域差别十分显著。探讨这种差异的原因, 对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非常必要。

关键词：科技投入,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易卫华.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 2011 (11) .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江蕾, 安慧霞, 朱华.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际测度[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 (5) :171.

公共科技投入 篇7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测算所依据的样本地区农村公共卫生项目单位投入标准参见《样本地区农村公共卫生项目投入标准的测算研究》一文。全国项目应服务目标群体数量、全国各省(市)经济水平状况指标如人均GDP等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等常规报表资料。具体详见《农村公共卫生项目投入标准测算的思路与方法》(本刊2010年1期)一文。

全国人均投入水平的推算,采用人均GDP作为衡量全国31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避免了人口数量对于GDP衡量经济水平的影响。本着标化了项目任务之后的人均投入标准,应与各省人均GDP水平具有紧密相关的原则,进行全国人均投入标准的测算。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省的人均GDP均在1万元左右,共有22个,以青海样本县(人均GDP 8 640.6元的平均投入为参考;人均GDP 1 500元到3 500元之间的省共有8个,以江苏样本县(人均GDP 20 722.7元)的平均投入为参考;人均GDP超过35 000.0元的只有1个,即上海(人均GDP 42 768.5元)。因而,全国单位人口投入标准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Finance1,Finance2,…,Financen为各省单位人口财政投入,p1,p2,…,pn与样本县所在省经济水平相当省的农业人口数。此处的全国农业人口数,并不包括县辖区内城镇人口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医疗成本列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的全国投入标准

按照上述思路和计算公式,依据样本地区单位人口投入标准,结合全国农业人口数,得到目前实际消耗状况下,全国31个省86 935.34万农业人口(2006年数据)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需投入855.74亿元,人均98.43元;如果考虑到现有项目工作的落实程度,要求100%落实现有项目工作任务,则需增加投入299.13亿元,达到人均132.84元(表2),也就是说为保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完全落实,其投入标准是人均132.84元。全国农村公共卫生按职能和项目测算的投入标准见表2。

注:资料来源:人均GDP来自2005年统计年鉴;农业人口数来自2006年公安部统计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户籍人口数。

2.2 基本医疗成本不列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的全国投入标准

考虑当前经济水平下,有限的国力水平难以支撑以财政保障基本医疗的支出,因而,本文也测算剔除基本医疗服务职能后的标准。结果显示,现有国力水平下,如果基本医疗不纳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则按照实际消耗成本水平计,全国31个省86 935.34万农业人口公共卫生项目需投入267.16亿元,人均30.73元;如果现有项目任务100%完成时,则需要追加投入439.32亿元,达人均50.53元。

2.3 县级医疗服务成本不列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的全国水平

研究中,有不少专家提出,基本医疗纳入公共卫生范畴存在一定疑义,尤其是当前国力水平下。然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可以考虑把基本医疗纳入财政补偿的范围,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但是,把县级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作为基本医疗的范畴,列入国家财政补偿范围实在不妥,国家财力保障的应该是最广大农村居民的最基本医疗服务,因而,专家建议把乡、村两级卫生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作为基本医疗,纳入国家财政补偿的范围,这样更为妥当一些。由此,本文还测算了县级基本医疗成本不列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的全国投入标准。

如果考虑到只把乡级和村卫生室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列为国家财政支持范围,而对于县级卫生机构提供的属于个人消费品的医疗服务不列入国家补偿范围,则需在现有基本医疗服务成本中剔除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325.35亿元,以及正常分娩的接产、妊娠合并症的诊治、避孕和节育的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和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的诊断、处理、实施避孕、节育、不育手术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等妇幼相关临床服务25.14亿元,而保留重点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病的诊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救护、危急重症病人的院前急救、无主病人、社会贫困病人残疾病人等医疗救治、巡回医疗和业务培训等属于准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成本。得到:按照目前实际消耗水平计算,全国需要505.25亿元,人均58.12元;项目100%落实,则需732.84亿元,达人均84.30元。

3 讨论

3.1 本文在《样本地区农村公共卫生项目投入标准的测算研究》一文基础上,标化项目完成度和经济水平的同时,模拟测算调查年度全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投入标准。可以说,本文测算考虑了项目完成程度和经济水平对于投入的影响,并充分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国情,从3个层次(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纳入财政,乡、村两级医疗服务纳入财政,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均不纳入财政补偿范围)进行测算,兼顾科学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测算结果的实际可操作性,将为增加我国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投入,强化投入机制提供科学的借鉴。

3.2 由于本研究是基于一个县辖区内,所有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机构全部调查基础上,从事项目的机构繁多并相互交叉。因而,本文的测算结果仅是基于江苏、上海和青海3省3个样本县调查,虽然研究中尽量考虑了项目完成程度和经济水平影响,但是样本量的较少以及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项目投入的因素,成为本文的一个缺憾。这也将成为本研究今后继续完善之处。

摘要：目的模拟测算全国农村公共卫生项目投入标准,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投入标准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运用经济学上成本测算的思路与方法,数据来源于江苏、上海和青海省3个样本县93家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的现况调查与全国和样本地区常规报表资料。结果现有国力水平下,如果县、乡、村三级基本医疗均不纳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100%落实现有项目任务,全国需投入696.48亿元,人均50.53元;如果将乡、村两级基本医疗纳入财政补偿范围,则需人均投入84.30元,全国732.84亿元;而如果将县、乡、村三级基本医疗均列入国家财政补助范围,则需人均投入132.84元,全国投入1154.8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