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理论

参与者理论（共12篇）

参与者理论 篇1

1 公众参与的基本内涵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实践最早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伯利克里推行的城邦政治改革使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古希腊政权结构的核心,为平民参与政治决策和立法奠定了基础,并初步树立了“政权在于民,政治生活自由而公开”的行政理念。这一基本理念在被仪式化的古希腊政治实践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古希腊人相信,理性而神圣的政治参与不但能够使城邦获得持续发展的伟大力量,而且还能促进民众的思想教化,进而使民众成为“合格”的公民。作为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公众参与的典范,古希腊的政治实践无疑为公众参与的理论沉淀和实践发展播下了启蒙的种子。

19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代议制民主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普遍施行,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正当性获得了理论和宪法层面的支持,代议制民主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间接参与形式为近现代西方政治体系的构建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在传统公共行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代议制民主始终无法摆脱其向精英民主理论靠拢的宿命。精英民主理论“主张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公民只能通过投票被动地参与选举,并不能真正对政治过程施加实质性的影响。”至此,“西方代议制民主演变成了竞争性利益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寻求公益和共同善的行动,公民参与也只是最低限度的投票而已。”从本质上说,这种“一人一选票”的形式民主并未将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其追求的目标,也未曾以实现社会善治为根本宗旨,正相反,这种形式民主蕴含着对民主之本意的误解和深深的不信任。民主作为一种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从广度上来说,是指社会成员获得广泛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并明确参与途径,从深度上来说,是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决策是否充分。而代议制民主虽然明确公民享有投票权并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该权利实现,但从深度上来看,参与思想和参与实践在代议民主理论中地位低微,而不够理性的程序设置经常使公众的深度参与困难重重。正如巴伯所言,这种民主很多时候“会把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本来应当进行协商的参与转化为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由媒体操纵的选举”。

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公民身份理论和参与理论对传统代议制民主下的政治参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此相对应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民权运动持续高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受到了严重质疑。公众在要求政府“还政于民”的同时,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以其行动推进了“投票式参与”到“协商式参与”的转变,公民也从传统政治体系中易被操纵的“投票机器”逐渐成长为参与政治决策的“协商主体”。阿伦特甚至直言不讳的指出:“如果没有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分享,就没有人能够被称作是幸福的或者自由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议活动及公众参与的政治实践对以工具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代议制民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公民政府取代精英政府的过程中,新公共行政理论破除了传统行政理论中的效率中心主义,转而将实现社会公平视为政治体系和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并强调扩展公众参与途径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赋予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更重要的是:(1)公众必须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参与;(2)参与的目的在于善治。

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力量逐渐显现,公众参与也由最初的政治参与逐步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府和公民的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政府由最初的统治者、管理者逐渐转变为服务者和合作治理者,而公民则由原先的被统治者、被管理者转变成为政府决策的参与者以及公共服务的对象。政府不再是社会的单一管理者,而是社会治理的众多主体之一,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主要包括:公民、公民组织、企业、协会等。参与理论指导下的政府治理摆脱了行政权力对社会管理的垄断,进而凸显出公众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的主体性作用,彰显了社会管理的公共性。在这种新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民主一改往日精英统治下高高在上的面目成为一种能够让公众触手可及的社会治理理念,公众参与也由狭隘的政治参与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说,凡是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福祉息息相关的地方都离不开公众参与。由此,公众参与不但成了一种理论研究的时尚,还隐含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人们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这是探求社会发展之普遍规律,提升公众幸福感并明确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正确路径。基于此,明确公众参与的基本含义及理论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众参与由公众和参与两个概念组成,因此,可以从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入手廓清公众参与的基本内涵。

第一,公众作为一个日常概念通常是指“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共同的兴趣或关注某些共同问题的社会大众或群体”。1991年2月,联合国在《跨国界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估公约》中首次对“公众”进行了明确界定:“公众是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随后,“公众”一词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公众”作为一个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含义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确定,然而必须明确的是:(1)在一国特定的政治构建内,公众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私权主体,但与通常表征私权主体的“公民”一词仍有区别:公民更多的以法学概念的形式出现且主要以国籍为标准,公民是公众的主要构成要素,但公众的范围要明显大于公民。(2)“公众”一词既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也可以用于严谨的法律条文,其适用范围正不断扩大。(3)公众在公共关系学中代表某种集合体,表明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或价值取向,将若干个人的力量集结在一起并最终以“1+1>2”的形式呈现出来,使该集合体的力量大于若干个人力量的简单累加。

第二,如果说“公众”指明了参与主体的话,那么“参与”则从范围与路径两个方面明确公众参与之含义。首先,从范围上讲,公众参与的范围应当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公共性的领域即可被认为是公众参与的领域。其次,从路径上讲,“参与”不但是主体的共同意识外化的形式,更展现了公众的力量向社会生活逐渐渗入的过程,这种渗入可以通过诸如听证、座谈、咨询等制度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参与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利益相关者可以共同影响并控制发展的导向、决策权和他们所控制的资源”,从本质上说,参与是以协商为基础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组合。

综上所述,公众参与是指具有共同利益或志趣的社会群体通过协商的方式,对政府事务及公共利益事务的介入,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

2 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之一:阶梯理论

20世纪60年代伊始,随着西方国家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命令式社会管理开始逐渐向公众参与式社会治理转型。在此过程中,许多学者对公众参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谢里·安斯坦于1969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市民参与的阶梯》。在这篇文章中,谢里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八个阶梯,即:操纵、引导、通告、咨询、劝解、合作、代理权利和市民控制。这八个阶梯由浅到深表明了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

3 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之二:协商民主理论

西方社会对民主理论践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精英民主的形式展现出来,各种标榜民主的程序伴随着周期性的选举,演绎了一出又一出“参与式民主”的经典剧目。参与式民主强调构建一个建基于政治参与之上的民主社会,其实质是精英民主理论的一种规范理性的回应,在缺乏平等政治参与的社会格局中,参与式民主无疑对西方宪政体系的构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开放性的逐步增强,“参与式民主理论似乎通常困扰于一种模糊不清的乌托邦主义,它未能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大小和规模”,这种民主形式由于规模狭小、效率低下,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共领域自治的需求,因而引起了诸多批判。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对参与式民主理论风起云涌的批判声中,西方社会迎来了民主理论的新发展,这就是协商民主理论。

早在1980年,美国学者Joseph M.Bessette就在其著作《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书中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他认为政府的有效运作必须经由公众参与来实现,而民主协商是公众实质性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这里的民主协商不同于精英主义构架下的政治参与,而是意在通过充分协商的方式给予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合法性基础,协商民主以其独特的理论指导和运作方式为政治权威和公民权益提供充分交融的平台,在西方民主实践过程中推进了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迈进。“参与者在实质上是平等的,因为现存权力与资源的分配不会影响他们在协商过程任何阶段的机会,也不会在其协商中发挥权威作用”,“民主协商的先决条件是程序性保障,即在确定议程与决策阶段保证平等参与相关的协商领域”。事实上,协商民主理论必需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治偏好必然导致冲突,而唯有民主制度才能将这种冲突进行有效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一个既定的空间,即参与协商的利益各方需要一个充分沟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意思获得充分表达与交融,各种利益发生神奇的碰撞,并最终通过有效博弈达成共识,以实现协商目标。这个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活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之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其实是从私人领域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换句话说,生产领域的市民社会的解放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公共领域不受政治和经济的干预,而是私人通过商谈自由表达对公共问题的关心而形成的特殊公共空间。它虽然存在于政治权力之外,但却可以通过话语交往形成公共舆论的方式,讨论和处理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事务,并监督和制约国家公权力。“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等的规范结构。它同样也不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确是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在这个交往网络中,协商民主不但能够有效防范公权力滥用,还能教化民众,促进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并激发集体责任感和公共精神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观念,是20世纪末的管理创新。”

4 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之三:社会冲突理论

通常情况下,冲突意指互不相容的对立双方在利益、行为等方面的相互对抗和干扰。现代社会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传统文化、经济状况及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冲突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冲突的衍生过程和发展规律,其中,科塞对冲突提出了最为经典的定义,他认为“冲突是价值观、信仰以及对于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的分配上的争斗”。社会冲突理论作为西方社会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和理论内容,在西方集群运动研究中发挥过非常巨大的作用。社会冲突理论起源于马克思对社会物质稀缺性的阐述。马克思认为资源的稀缺和分布不均是导致社会固有冲突的原因,在这种社会固有冲突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社会运作机制的不公平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在一个以资本为本位推动发展的社会中,稀缺的社会资源、简单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资本控制的上层建筑运作方式都决定了社会冲突的必然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冲突具有普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必要寻求社会冲突的发展规律,并采用适当的方式对其加以解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阐明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后提出,由生产资料占有及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在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基础上,科塞将其进行了巩固和发扬,并提出由于社会冲突是“关乎根本价值、权力地位及有限资源的争夺”,“而争夺必然伴随对对方的打击与伤害”,因而必须重视对公共冲突的研究,使其尽可能发挥正向作用。现代社会中,通过宽容灵活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具有相当包容性的社会关系来解决社会冲突是促进冲突各方相互适应、整合利益失调、推定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这就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沟通,有效交流,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样反过来由能不断促进社会结构的整合。换句话说,现代民主社会和平发展的特性决定了公众参与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必要性。在动态的公众参与实践中协调各方利益,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以此促进民主实践和社会发展,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摘要：公众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新型实践形式,已经成为任何国家社会发展与民主进步的重要内容。本文廓清公众参与的基本内涵,并将阶梯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作为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公众参与的理论阐释,以期对公众参与的理论研究与治道变革带来启示。

关键词：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会冲突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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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理论 篇2

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迅速发展。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涌现出来，需要加以探讨。本文探讨关于如何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利于完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能够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引言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讨论有关问题之前，首先应当对“社会力量”进行界定。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所说的“社会力量”，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可以利用的社会人力、组织和设施、技术、资金等总称。社会力量也可以称为“社会资源”。

在这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中，社会人力具有核心的地位。社会人力是比其他任何社会力量都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虽然不具有执法者的身份，不是社区矫正机构的公务员，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

从目前社区矫正的现状及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考虑，可以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人员统称为“社区矫正工作者”，他们包括两大部分：

1．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也可以称为“社区矫正官员”或者“社区矫正官”。他们是在社区矫正中承担执法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

2．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也可以称为“社会人员”。他们是辅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

除了社会人力之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应当重视利用其他社会力量或者社会资源。

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无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和他们所在的社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从国家和社会来看，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体现社区矫正的特点

社区矫正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在社区中对服刑人员开展管理和改造工作，即所谓的“社区参与性”。⑴在这个特点之中，当然地蕴含着利用社区中的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含义。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服刑人员所在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共同进行服刑人员的管理，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如果在社区矫正中不重视研究和利用当地的社会力量，而把社区矫正孤立成为社区矫正机构自己的工作，那么，就不能体现社区矫正的本质特点，也会增加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困难性和成本。因此，在社区矫正中有效利用社会力量，是体现社区矫正本质特点的重要方面。

2）节省刑罚执行的资源

利用现有的教学机构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工作，可以大大节省新建教学机构的费用，也不必招募专门的教学人员；利用现有的技术设施和成熟的技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可以节省新增技术设施的资金，还可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技术水平。

3）提高社区矫正的效率

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帮助活动。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如果重视利用社会力量，可以大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例如，在开展服刑人员的控制活动时，如果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源，包括信息技术、心理测量技术等，就可以提高控制服刑人员的效率。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面对面接触所要花费的资源。通过心理测量技术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并且在对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实行分类管理，对高危险性服刑人员

进行重点监控，对低危险性服刑人员实行宽松管理，可以大大节省平均使用监管力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同时，在对服刑人员进行帮助活动时，如果利用现有的一些技术，也可以提高帮助服刑人员的效率。例如，由社会上现有的专职心理咨询人员利用成熟的心理咨询技术对服刑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服刑人员的心理、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专业人员在从事这些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拥有的专业技能等，都远远胜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2．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重要性

对于社区服刑人员来说，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利用社会力量，可以使服刑人员获得有效的帮助。

（2）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3）能够减弱标定的效果

3．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性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对于社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促进当地的社区建设

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对社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的一种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化功能、社会福利保障功能和社会参与等功能的发展，这些都会促进当地社区的建设。

（2）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社区不仅意味着一定的地域空间，更意味着这个地域空间内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社区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区参与来实现的。吸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可以让社区居民更多地了解社区中的事务，更广地参与社区中的活动。这种认识与活动，不仅可以密切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而且也可以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整合，使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看成是自己的重要责任，更好地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社区居民的这种变化和状态，又会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3）增进社区的安全感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增进社区的安全感。这是因为，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利用社会力量多方面地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可以有效地解决社区服刑人员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可能引发他们进行社会危害行为的问题。这会大大地减少甚至消除社区服刑人员产生社会危害行为的因素，从而减弱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危险性，预防他们可能在社区中进行的社会危害行为，使社区变得更加安全，使社区居民获得更大的安全感。

（4）增强社区的建设性

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

1．广泛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首先，从社会人力来讲，要研究、发掘和利用社会上各种可能的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这方面，不仅要研究和利用过去习惯使用的社会人员，例如，各种具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也要研究和利用过去不习惯使用的社会人员，例如，失业人员、刑释人员、解教人员等，恰当利用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其次，从社会组织和设施来讲，要研究、发掘和利用周围社区中各种社会组织和设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这方面，不仅要研究和利用家庭、学校和社区组织及其设施，利用它

们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还要注意研究和利用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及其相关的设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再次，从社会技术来讲，要重视利用社会上已经成熟和普遍使用的技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机构要关注社会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与应用状况，注意它们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联系，充分利用有关的技术为社区矫正工作服务。

最后，从社会资金来讲，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主要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负担，但是，也应当充分重视利用社会资金的问题，通过争取社会捐助等形式，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积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可以节省国家的刑罚执行资源，而且也是体现社会参与性的重要方面，是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途径。

2．科学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在社区矫正中，要尽可能科学地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在科学地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方面，尤其要重视下列问题：

（1）恰当选择。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和当地社区中社会人员的情况，挑选最符合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的社会人员，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如果偏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不可能恰当地利用社会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分工合理。要认识社会人员的特点和优势，在社会人员与社区矫正官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工作分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发挥社会人员的特长。

（3）岗前培训。在选择了恰当的社会人员之后，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岗前培训，让他们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尤其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明确自己在工作中的任务，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

（4）平等对待。在利用社会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方面，要充分尊重社会人员的人格和感情，在人格和感情方面平等地对待他们。社会人员虽然在法律地位、专业知识等方面都与社区矫正官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人格和感情上，应该与社区矫正官员是平等的，社区矫正官员不能歧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人员。

3．有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既要重视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又要认识无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局限性，确立有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要区分不同情况，有偿使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

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理论探析 篇3

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是指中学生参与学校有关事务的计划、讨论和处理。即中学生作为学校的主要成员，通过协商与对话主动参与学校有关管理过程，实现其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校管理决策的满意程度，实现学生自身的正当权益。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不仅有效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更将促进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学校管理决策效能。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可以从法律、教育、管理等多维视角探析其富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一、“还权于民”：参与管理是学生应有的权利

若社会对个人权利不予确认，个人利益不能充分体现，则该社会的发展必然迟缓；反之，当社会对个人权利予以充分肯定，个人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则必然带来社会的稳定繁荣。学校和社会对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这一权利的认可直接影响着中学生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学校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在西方，学生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参与学校管理早巳成为一种制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的西方国家(比利时1974年、意大利1974年、法国1975年)第一次通过了旨在确保教育管理民主化和保证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和其他社会各界通过专门性机构广泛参与学校管理的法律文件。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颁布了相应法律。有些国家甚至把这一权利写入宪法，如西班牙。西方学校之所以有这种学生民主参与管理的传统，在思想上与自由主义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洛克的“有限政府论”长期影响着人们对政府、国家等由人组成的联合体的认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深深地打上了一个服务与权利的烙印。

而我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以专门立法的形式保障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即使我国的《教育法》第42条对受教育者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也没有直接赋予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这是我国法律工作(尤其是教育法律法规)的一个缺陷和值得重视的问题。可喜的是，有的学校为了明确学生的权利并切实维护学生权益，对学生的权利作了规定。例如重庆万州区三峡中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印发了《学生在校权利20条》，其中部分条文体现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如学生有权参加学校和班级的各种活动；有权知道书费、学费、辅导费、资料费等款项的用途，有权向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各级组织反映情况等。但是，这种对权利的规定并不具有普遍性，也不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意志表现，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中学生是否有权参与学校管理呢?可以从中学生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来分析。

首先，中学生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系列权利，如平等权、受教育权、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言论自由权、听政权、诉权等。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管理思想中，学校与学生之间常常表现为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学生被动地接受着学校的各项管理决策，失去了平等表达自己意愿和建议的自由，失去了参与管理的正当权利。在现代教育管理思想中，中学生作为学校主要的组织成员，同样也是学校管理的主体，学校和学生之间表现为平等的法律关系。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实现自身价值，中学生有权通过不同组织或形式参与学校管理过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其次，中学生也是未成年人，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规定：儿童是指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很明显，中学生在国际上被定义为儿童。第12条又规定，“应确保有主见能力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此外，该公约为了保护儿童，规定了儿童四大基本权利：生存权、保护权、参与权和发展权。这四项基本权利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和缺少。通过参与，使儿童的身心发展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得到提高，得到锻炼。没有参与将没有发展，甚至生存和自我保护都成问题。

再次，中学生是在中学接受教育的受教育者。在现代教育管理理念中，中学生作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对象，既是学校管理的客体，也是学校管理的主体。教育教学活动是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互动实现的，中学生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管理的各项活动，才能更加有效地获取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学生的正当权益。因此，参与学校管理既是中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体现自我价值的渠道和途径，又是中学生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项正当权利。

二、“以人为本”：参与管理是学生实现价值的途径

在君权主义、父权主义极盛的封建社会，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了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专制的工具，学校成了为统治阶级培养“奴仆”的场所，在这种体制下，从学校的管理思想、管理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到学生评价，无不在统治阶级的严厉控制之下，学生毫无自由发展的空间，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素质的全面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者还是理论界的学者都在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不断地探索有效的学校管理体制，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封闭、集权、专制的管理思想仍然在一定程度影响着当代的学校教育，表现在等级森严的管理层次、企业化的经营模式、生硬的管理制度、紧张的师生关系、僵化的评价体系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学校学生的健康成长。其中，“应试教育”是一典型产物，众多的中学生成了这一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这种以应试为主要内容的精英教育制度，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泯灭了人的美好天性，抑制了人的主体性和创新精神。中学生也因此丧失了在学校应有的主体地位，丧失了自身素质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

现代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不仅要求人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较高的智力水平，更加注重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参与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和创新意识等。而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与发展仅仅通过书本或老师的直接传授是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的。要更好地实现这点，需要社会、学校和家长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充分认识到中学生在学校的主体地位，把他们作为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的主体，使他们主动地获取各种知识与经验，增强自身素质与能力。在主体性教育思想视野下，中学生不仅是被管理者，同样也是学校的管理主体，只有把他们平等地置于学校的管理主体的地位，使其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过程，管理者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使整个学校管理处于一种积极的、有序的状态。

中学生在主体参与学校管理的过程中，有权以协商或对话等形式对学校管理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权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这将极大提升其在学校的主体地位，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或“学校拥有感”，同时在参与管理的实践中提高参与意识、合作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组织协调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等。总的说来，参与学校管理，是中学生实现自

身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无为而治”：参与管理是管理效能的提升器

普朗克特和傅立叶曾认为参与管理是一种哲学，要把参与和责任延伸到最低的层次上去，有利于组织决策。在参与式管理中，组织成员积极主动地融入集体决策中，运用聪明才智，在平等自由的组织气氛中谋求组织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发展。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通过个人意见的相互渗透而产生出新的、活生生的群体意见、“冲突”也可以用来为群体服务。

传统的学校决策多由行政人员或中央权力作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学校全体人员执行。中学生位于学校层级管理金字塔的最下层，被动地接受着各项管理决策，即使许多学校管理决策不符合甚至侵犯中学生的正当利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决策，并被视为不必要。面对日渐复杂的教育工作及外在环境，学校管理应由学校层面的决策方式转为“分权”或“参与”方式，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管理环境，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效能。其中，创设条件让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是一条重要并行之有效的途径。

首先，学校目标是多元的，任务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人的智力、想象力及努力才能完成，学生作为学校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活动，代表着他们重要的心智贡献。同时，学生不同的知识、观点、专长和技能为学校更佳的计划和实施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学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参与发展学校目标，既反映了学校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又有利于学校制定出更适合于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管理决策。

其次，学校在进行管理决策前，常常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环境分析，从而作出更加理性的管理决策。中学生对有关教育教学，以及与学生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掌握最丰富、最真实，为参与学校管理取得了发言权。创设条件允许中学生参与学校管理过程，避免了学校管理决策过程中个别领导或决策小组理性决策的局限性，有利于提高学校管理决策的有效性。

最后，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愈大，则他们对学校管理决策实施的支持、对实施结果责任的承担感、投人感也愈大。根据巴纳德对“权威”的有关解释。权威依赖于主体了解和接受的程度，它并非外在的命令形式，学校有关管理决策的权威性和学校相关主体成员的接受程度直接有关。中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决策，可为学校提供较大机会，克服抗阻，改变无效的惯性。一方面，有助于增强中学生在学校的主体地位，促进自身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学校的管理决策，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提高学校的管理效能。

参与式财政预算理论与实践 篇4

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对参与式预算的解释是: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 (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 , 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 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 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 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参与式预算不仅能增强现有治理结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更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 有效调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差异, 增强政权的合法性, 促进和谐善治。

参与式预算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1) 基层民主原则。参与式预算允许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到预算的决策过程中, 对公共预算及公共资源的分配提出意见; (2) 公平正义原则。通过民众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 可以将资源分配到更加需要的、条件差的地区, 防止公共资源被私占; (3) 透明原则。通过将决策的地点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办公室中转移到公众的公开讨论会上, 使政府成为“玻璃缸中的金鱼”。参与式预算使政府的支出更加公开、透明, 便于民众对预算执行监督, 在一定程度上防治腐败。

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7年, 在这一时期, 只是巴西的几个城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第二阶段是1997~2000年, 参与式预算在巴西逐渐扩展, 并且逐步得到了巩固;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 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 逐渐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等的国家和地区。

二、参与式预算实施的意义

(一) 参与式预算有利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以往的预算对公众来说带有局限性、封闭性和神秘性, 而参与式预算可以打破传统预算的这些特点。公众直接参加预算的决策过程, 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公共利益最需要的地方, 并且公众能直接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

(二) 参与式预算有利于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

伯曼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有着更多参与性的城市公民被发现对地方政府会少一些愤世嫉俗的态度”。参与式预算建起了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政府通过对公众偏好的回应, 可以实现政府和公众的互动, 密切了政府和公众的联系, 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同时, 参与式预算让老百姓有了发言权, 让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公众也可以了解到政府在满足各种需求方面的艰难,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 可以使政府赢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三) 参与式预算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

传统的预算是“外行人看不懂, 内行人看不清”, 普通百姓对预算更是不了解, 参与式预算要实施就要改变这种现象, 就要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对基层人大代表及参与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激活基层人大的运转, 从而对政府的预算不再是形式上的举举手、张张口, 决策的发言权在公众手中,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可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府。

(四) 参与式预算有利于防治腐败问题的发生。

传统的预算, 其支出资料被当作机密文件封存, 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预算的专家学者, 都不能搜集到预算实施的全部信息,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在财政领域的腐败。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实施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 使各个环节规范有序, 公众可以对预算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从而抑制和消除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等形形色色腐败问题的发生。

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

(一) 巴西。

巴西是最早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国家。1989年, 当时执政的工党在阿雷格里市实施了参与式预算, 阿雷格里市的参与式预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每年的3~6月;第二阶段是7~11月。第一阶段主要是由地区代表参加召开的地区会议。与会代表将针对各个地区提交的项目预选提案进行审议, 并对项目进行先后排序;第二阶段包括地区会议和全市会议。这次的与会者将会对本地区的项目做出规划, 并会让由选举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与会代表将会对第一阶段提出的项目及实施的先后顺序进行辩论, 进行实地考察后, 由参与者进行投票来决定最后的项目及排序, 并将结果递交到市预算办公室, 市预算办公室根据递交的材料起草预算提案并递交给市长, 市长再递交给市议会, 市议会再进行最后的表决来确定下一财政年度的实施项目的预算安排, 政府将会根据议会的最后预算提案安排下一财政年度的公共工程及相关财政政策。

(二) 德国。

在政党合法性逐渐丧失、党员数量不断减少、投票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德国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 公民通过自愿行动为本社区争取更多的利益。德国的参与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向公民公开市的财政收支、税收的详细信息和固定开支信息, 以便于公民获得税收和管理的信息, 对预算提出建议;第二阶段是召开公共会议, 公民可以在公共会议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 同时还会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根据第二阶段形成的方案向市议会进行报告, 由市议会对预算进行表决, 最后确定下一年度的预算安排。

(三) 阿根廷。

在吸收了巴西参与式预算实施经验的基础上, 2002年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市启动了参与式预算。罗萨里奥市的6个区召开区会议, 由居民决定地方的需求以及解决这些需求的计划, 选举一些代表向区的参与理事会反映, 然后参与理事会在市政府的帮助下, 对这些计划进行讨论并做出回应。在会议之外, 代表还会参观考察社区计划, 并会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会议。最后, 参与理事会在地区的大会上提出计划, 然后由居民投票决定实施哪些计划及计划的优先顺序, 预算代表还负责监督计划的实施情况。

四、国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经验

我国的浙江省温岭市在1999年6月首创了民主恳谈制, 2006年3~4月, 江苏省无锡市也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 河南省焦作市也实施了参与式预算。我国的参与式预算还处于起步阶段, 国外的参与式预算为我国参与式预算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一) 培养公众普遍参与的意识。

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Cupps说:“避免公民参与或没有经过良好设计与规划的公民参与过程, 不仅对公共管理无所裨益, 而且对管理本身形成一定的挑战、对民主目标形成严重的冲击”。在参与式预算中, 每个公民都有参与的权力, 每个公民也应该参与到其中, 而不是间接地由其他团体或组织代表公民参加。这种普遍参与的形式可以鼓励公民去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需求, 进而可以保证社会的意愿能够以多元和普遍的方式得到表达。而在我国, 公众的参与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 鼓励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团体参加。

在巴西, 除了公众参加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执行监督外, 巴西的社会性力量也参加到了其中, 这增强了政府预算的力量和能力。在我国, 参与力量较为单一, 应鼓励相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也参加到参与式预算的决策和监督中来。

(三) 延长公众参加的时间。

在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其他国家, 公众参加讨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有利于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我国, 公众参加讨论的时间很短, 最长也不过10天, 短的则只有3天时间。在这么仓促的时间内, 参与者是很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的, 讨论也不会很深入, 相关部门很难了解公众的最终意愿, 对预算草案做出相应的调整也是比较困难的, 这就削弱了政府预算对公民的回应性。

(四) 加强对预算执行阶段的有效监督。

在我国, 对预算执行情况虽然也有很多部门对其进行监督, 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我国监督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乌干达通过对预算投资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抽查, 进而看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 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摘要：参与式预算是公民直接参与预算的决策过程, 决定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1989年参与式预算最早在巴西产生, 之后逐渐扩展到北美、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式预算在优化资源配置、政府赢取公众的支持、基层民主发展及防治腐败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概念,意义

参考文献

[1]龙太江, 伍勋亮.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扩展的困难与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9.6.

[2]朱圣明.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J].http://www.pbgchina.cn/news-info.asp?newsid=15297.

[3]陈朋, 李守琴.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J].理论视野, 2009.1.

[4]赵丽江, 陆海燕.参与式预算:当今实现善治的有效工具—--欧洲国家参与式预算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 2008.10.

参与者理论 篇5

【论文关键词】参与式发展 生物课堂

【论文摘要】为适应21世纪对人才的发展要求,推行中学教育改革中,参与式理论在教学中备受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其要点进行分析,结合生物学教学实践,初步探索参与式理论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オ

在当代国际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研究和实践领域中,参与式发展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新的概念。无论从主导民办发展潮流的世界银行领导人,还是在一个社区中从事发展实践的管理者,都在应用参与式发展的概念。参与式的概念从理论探索角度开始,已经拓展到了国际政治及国际发展的宏观政策领域,并且在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在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等方面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和应用。

1、参与式发展的概念

“参与”这个词在现今的多数发展项目中被广泛应用。

关于“参与”的定义,在国际发展文献中可见许多,而且有一定的差别,以下是几种主要的定义方式:

“公众参与指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正规的机制直接使公众介入决策”(sewell,coppock,1977)。

“参与是在对产生利益的活动进行选择及努力的行动之前的介入”(uphoff,esman,1990)

“市民参与是对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能够使在目前的政治及经济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穷人在将来被包括进来”(cahn,passeff,1971)。

参与可被定义为在决策过程中人们自愿的民主的介入,包括:①确立总目标、确定发展政策、计划、实施及评估经济及发展计划;②为发展努力做贡献;分离发展利益(poppe,1992);社区参与是受益人影响发展项目的实施及方向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影响主要是为了改善和加强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收入、自力能力以及他们在其他方面追求的价值(paul,1987)。

2、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教学中发展

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参与式教学法应孕而生,它是一种合作式的教学或协作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源于英国,最初并不是一种教学法,后来引进到教育教学领域中来,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参与式教学法。这种方法以学生为学习主体,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构造者[1]。参与式教学加强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生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将参与式教学法运用于初中生物教学,能帮助所有的参与者积极主动地学习,形成良好的知识发现、构建、交流的环境。

2.1参与式教学的成功需要充分的“课前准备”

参与式教学有利于课堂活跃学习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最终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但形成学生参与的氛围,需要我们教师进行精心的设计,需要比以往教学工作量大许多的课前准备[2]。这种课前准备,不仅需要教师方面的准备,也需要我们在前节课堂上给学生布置一定的准备任务,让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学习”也有一定的准备。不同的教学内容所需要的课前准备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以“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的教学为例,课前准备可有以下部分:

2.2学生对“分类”、“分类法”的侧面了解

2.3尝试对植物进行分类

提供给学生相关植物的图片,如葫芦藓、肾蕨、水绵、油松、玉米、向日葵等。教学中可要求学生观察思考如被子植物中的有一片子叶的植物、有两片子叶的植物,进而分析分类等级。有种子的植物可以分为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被子植物又可以分为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无种子的植物可以分为藻类植物、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为,可排为藻类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引导学生注意观察植物的根、茎、叶、叶脉、子叶、果实、种子等。

2.4尝试对动物进行分类

若分为两组,可分为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有:蚯蚓、蜜蜂和蜘蛛;脊椎动物有:鱼、青蛙、蟾蜍、蜥蝎、壁虎、鸟、猫和虎。无脊椎动物又可以分为2组,分别是环节动物如蚯蚓;节肢动物如蜜蜂、蜘蛛。脊椎动物又可以分为5组,他们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按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利应排为环节动物(蚯蚓)、节肢动物(蜜蜂、蜘蛛)、鱼类(鱼)、两栖类(青蛙、蟾蜍)、爬行类(蜥蝎、壁虎)、鸟类(鸟)、哺乳类(猫、虎)等。

教学,虽然是在课堂上进行,但这部分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与课前的准备工作有必然联系。充分的课前准备,你会看到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参与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发现、自己构建知识体系。上课时好象我们教师比以前“省力”了,但这一切离不开课前的充分准备。

3、参与教学的应用

参与式教学的成功需要我们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有利创造活动的一般条件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的自由,也就是说创新需要心灵的放松,有了宽松的学习环境,才能激发兴趣,提问才会大担,思维才具有实际意义,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才会提高。教师要把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作为衡量教学是否得法的标志[3]。生物教学,要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观察、实验和讨论。有了稳固持久的学习兴趣,学生便会自发产生对科学的热爱,升华出主动学习精神,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参与式生物课堂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学习情景,让学生身处情景之中。学生在各种疑惑的引导下,主动地搜寻、分析、处理各种信息,亲身体验发现新知的成功喜悦,开发潜能,逐步形成生物知识体系。如在上述生物分类的教学过程中,调动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后我们可以设计分组学习,以小组形式讨论动植物分类,用老师提供的相同的材料分小组提出自己的分类方案同时解释理由。小组的竞争,也给参与式学习增添了活力。这个过程,难免纪律有些“乱”,教师要灵活组织,要尽量减少学生间、小组间的相互干扰,又要让学生能感受到我们的课堂是宽松自由的,不要让学生有太多心理压力。如果一味害怕影响课堂秩序而限制学生的活动,也就是限制学生的思维。

在小组汇报环节,教师要认真聆听学生的发言,及时准确的给予激励性评价和点拨引导。小组讨论是参与式教学中学生活动的一种常用形式,在小组讨论结束后一般都需要一个小组汇报的.环节。在小组汇报时教师要认真聆听学生的发言,仔细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争取深入了解学生对生物概念的理解和思维的发展,并及时给予点拨引导,直到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能引导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收获,发现错误也要及时启发、引导、纠正。要鼓励学生把讨论引向深入。

4、参与式教学确实做到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参与式教学有利于强化学生学习的内在性激励,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4]。参与式教学将学生置于参与式教学营造出的宽松、民主、平等的学习环境中,能真正感受到使学生感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学习态度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而乐于积极参与到各种学习活动中来,通过小组讨论等活动,使感官、视觉、思维都可得到潜移默化的训练,从而逐渐形成较强的自学能力[5]。

参与式教学还有利于培养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参与式教学需要学生进入到各种学习活动。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能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人合作,并逐渐提高自身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同时小组的汇报、组间的竞争,也提高了学生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参与式教学还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如果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权,那么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能得到很好的培养。

参与式学习的生物教学过程,可组织学生参与的内容有观察、测量、收集、组织并解释数据或资料的活动等。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真正接触由科学家建立起来的科学事实,原理,定律。经过思考,学生产生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当然,认识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学生的认识发展是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开始逐步提高到理性思维的。通过参与式学习能提高学生探究能力,培养学生探究未知世界的积极态度。这种学习过程既重视个性发展,又重视集体合作的民主氛围,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及日后的科研工作都是极其重要的。

总之,参与式教学能实现学生的课堂教学主体地位的回归,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满足学生的自尊心与表现欲,激发学生浓了的学习兴趣。学生只要对学生过程产生兴趣,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入进去,形成一个良好、和谐的学习氛围,并通过相互交流而融洽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在积极推进新课程改革的今天,需要我们将参与式教学灵活动用于生物课堂。

参考文献:

[1]李华文,杨晓波,杨涛等.参加“参与式”教学模式训练的体会[j].西北医学教育,(10)

[2]陈安宁.对“参与式”教学的一点思考[j].滁州师专学报,(6)

[3]陈华.参与式教学法的原理、形式与应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6)

[4]刘素芹等.程序设计课中“参与式”教学法的研究和实践[j].石油教育,2001(3)

参与者理论 篇6

摘要：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长期以来采取的“灌输式”教学使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不能真正地融入到课堂中，忽视了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不强。针对这一情况，文章首先对现状进行科学概括，并从观念、教学形式和心理因素对影响课堂参与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四种提高课堂参与度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参与度；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肩负着培养一代新人的历史责任。然而受传统观念影响，目前的思政课仍以课堂教学为主，且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不高，影响着教学效果的实现。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只有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保证，教师的教学目标才能得到实现。而要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就必须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努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而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

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课堂，其目标是通过实践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在课堂参与中验证书本知识、理论学说，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获得亲身体验，主动发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研究、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明辨是非，坚定理想信念，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些年来，高校的思政课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取得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思政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只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思政课的教学目的才能得以实现。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着一些误解，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毫无用处，从思想上不重视，态度不端正；另外上课玩手机、看小说、睡觉的学生甚多；近百人的教室里少有认真听讲的学生，学生不主动融入课堂，缺乏积极性。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或者做一些与课堂无关的事情，这都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参与度的因素

1.观念因素

大学生都是由高中升上来的，他们在中学期间长期接受老师的“灌输式教学”，对老师有很强的依赖心理，认为老师是课堂上的主导者，也是课堂上的权威。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往往对老师讲授的知识绝对认可，在课堂上只是单一的听讲，缺乏主动思考，形成了思维定势。进入大学以后，他们还没有从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不高，表现得很被动，使得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逐渐失去兴趣，无法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作用。[1]

2.教学形式因素

近些年来，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思政课往往实行大班授课，且教学任务较重，迫使很多老师不得不采用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的参与形式也相对简单。教师局限于课本，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轻视学生的课堂参与，在课堂上的提问多是为了加深学生对一些概念、定义的印象，答案都能在书本上找到，学生不需思考就能回答，对学生没有挑战性。这种状况使得学生上课不动脑思考、课后也不看书、期末背背老师的“重点”，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这种相对陈旧的教学方式不适应新时期大学生的认知要求，影响着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兴趣，也影响着大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

3.心理因素

第一，排斥心理。学生普遍反映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死板，理论性较强，并且与社会实际存在较大差距，难以理解，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聊枯燥，对相关课程的学习也产生了排斥心理。

第二，不自信心理。在思政课上，当老师提出问题时，课堂就变得鸦雀无声，有的同学甚至不知道老师提了什么问题，于是往往躲避老师的目光，生怕老师让自己回答，担心自己如果表现差劲会使同学看不起自己，产生了不自信的心理。

第三，观望心理。思政课上经常只有几位活跃分子参与课堂，而其他人持观望态度，这是因为在课程开始时有学生表现得很积极，逐渐在教师和学生心中形成固定的参与群体。因此，在老师提问时，其他同学都保持缄默，迫切希望积极分子回答问题，好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使得课堂教学达不到整体效果。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参与度的有效途径

1.整合教学内容，贴近学生实际

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包括的基本理论特别多，而课时有限，这使得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讲授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学生在知识的接受方面也存在困难，达不到预期效果。面对这种现状，教师需要整合教学内容，使得教学内容贴近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不但能拉近大学生与思政课的距离，反映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而且能引导大学生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教师需要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精心选取热点问题组织教学活动，把理论知识与学生关注的问题相结合并进行分析，激发起学生的兴趣。然而，这些素材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聊八卦，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进行再创造和提炼，从而使生活素材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大学生的主体参与。[2]

2.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需要让学生参与其中，获得亲身体验。在授课过程中，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采取问题式、讨论式等方法授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在讲授价值观问题时，可以选择一些典型的价值观案例进行分组讨论，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言的空间，各抒己见，对身边同学的价值观进行讨论并分类总结。教师结合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不仅可以深入教学，充实教师的理论教学，而且调动了学生深入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晓红，郭凤志.参与式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实践探索[J].思想教育研究.2011（5）：32.

公众参与PPP项目的理论研究 篇7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是由政府和民间投资机构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并成立PPP项目公司, 政府授权PPP项目公司对城市基础或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建设、运营和管理。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大力推行PPP模式, 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用于规范和引导PPP项目的开发建设。然而, 这些文件大多是着眼于如何平衡公私利益从而保障PPP项目的运作流程等内容, 很少关注PPP项目公众参与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从公众参与PPP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出发, 以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为基础, 研究PPP项目全寿命周期中各阶段的公众参与主体、深度、方式和内容, 为PPP项目的公众参与研究提供帮助。

2 公众参与PPP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PPP项目一般是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不仅涉及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 还关系到公众的利益, 所以PPP项目的成败具有极高的社会效应, 关系到政府的权威和诚信。按照PPP项目相关利益者的划分, PPP项目的参与主体可分为当地政府 (发起者) 、社会资本 (投资者) 和公众 (PPP项目的使用者) 。然而, 在以往我国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过程中, 公众很少作为主体参与项目决策。由于缺乏公众参与作为第三方保障, 项目的交易双方 (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 在进行工程决策时容易相互对抗:为避免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些领域出现垄断性经营, 政府部门会想要更多地控制项目, 而社会资本则因担忧政府失信而对政府部门产生戒备心理, 双方经常会为解决分歧而进行多次谈判, 降低了合作效率, 甚至导致项目的失败, 影响公众利益。

PPP模式下, 公众参与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和社会投资部门提供决策性建议和意见, 同时协调和监督政府和社会投资部门的工作, 促使PPP项目最终实现“三赢” (政府赢得民心, 社会资本赢得利润, 公众赢得服务) 。由于PPP项目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都很复杂, 比较难以确定, 因此仅靠政府和社会投资部门的参与, 无法充分估计和确定PPP项目对周围环境的所有影响。政府部门应正确引导公众参与PPP项目决策, 听取公众对PPP项目的建议和意见, 收集第一手资料, 获知公众的真实想法和需求, 降低PPP项目的决策风险, 避免较大的决策失误。另外, 在PPP项目建设过程中, PPP项目的建设部门往往会首先关注自己的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 一旦缺乏可靠的监控机制, 政府部门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官员的“寻租”行为, 导致工程腐败, 进一步损害公众利益。公众参与可作为PPP项目工程建设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 有效抵制工程建设腐败。

3 公众参与的相关理论及原则

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 公众要求参与公共事业的愿望和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中公众参与的主体, 是指受PPP项目影响的对未来的PPP项目结果有所预期的, 但却处于PPP项目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方, 包括PPP项目所在地的自然人、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等。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可参与PPP项目计划、讨论和处理问题等决策性环节。公众参与不仅是对公共事业监督的手段, 而且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民主化理念。

3.1 公众参与的阶梯理论

1969年, Sherry Arnstein在美国规划师协会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市民参与的阶梯》 (A Ladder of Ctizen Participation) , 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可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Sherry Arnstein将公众参与的程度由低到高分为三大层次, 八个阶梯等级, 如图1所示。 (1) 第一层次为非参与, 有两个阶梯等级, 分别是操纵性参与和利诱性参与, 是最低层次的参与, 这种层次的公众参与度几乎为零, 一般是由政府部门事先制定好方案, 利用操纵和利诱等手段控制公众接受和同意方案。 (2) 第二层次为象征性参与, 有三个阶梯等级, 分别是告知性参与、咨询性参与和安抚性参与。该层次的公众参与程度有所提高, 政府部门开始将方案的部分信息对公众进行告知或披露, 并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将预先制定的方案进行少许的退让和修改。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广泛采用的“公告、公示、通告”即为第二层次参与, 一般由政府部门将决策信息发布通告公众, 但公众却因缺乏反馈渠道和权力参与决策, 发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长此以往,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会消失殆尽, 公众参与也只是流于形式。 (3) 第三层次的公众参与为实质性参与, 也具有三个阶梯等级, 分别是合作性参与、代表性参与和决策性参与。该层次的公众参与程度最高, 是目前欧美国家正在实践的主流参与形式。公众通过有效渠道如听证会、反馈平台、直接参与决策会议等进行全程参与, 提出建议, 发表意见, 共同决策。其中阶梯程度最高的是决策性参与, 即公众具有方案的最终审批权和否定权。

3.2 公众参与原则

3.2.1 信息的公开、透明

信息的开放性是公众参与PPP项目的基础, 只有获得各种相关的信息, 公众才能真正地关心和参与PPP项目。美国的《国家公共信息法》规定, 凡是由纳税人的税款而收集的数据, 除国家机密外, 联邦和地方政府必须向公众免费公布。公众可在官方网站上获取各种资料, 如当地人口统计、土地权属登记、环境评估资料等, 为参与PPP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2.2 公众参与的包容性、反馈性和可达性

公众参与的主体不仅仅是与PPP项目利益相关的人, 也应包括与PPP项目无直接关系的人, 如热心网友、PPP领域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公众参与的信息交流应是双向的, 公众的反馈信息不管正确与否都应认真对待, 不能让信息交流平台成为摆设而流于形式, 必须形成参与-反馈-再参与的连续互动的交流机制。

3.2.3 公众参与的代表性和可学习性

公众要进行实质性参与, 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如读懂PPP项目方案和设计。因此公众参与需要有专业的代表性团体, 并且在该团体内热心参与的公众会获得培训和学习。在美国, 公众参与的团体主要是一些社区组织, 这些组织大多是社区自发组成, 也有部分是受政府支持和授权而成立, 政府还会给予这些组织成员一定的培训学习机会, 如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到社区组织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技术性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 增加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4 PPP项目各阶段的公众参与

依据我国工程项目的建设程序, PPP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是立项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和运营反馈阶段。本文从PPP项目五个阶段的工作重点进行分析, 研究和总结PPP项目公众参与的主体、深度、方式和内容。

4.1 立项决策阶段的公众参与

立项决策阶段是PPP项目的第一阶段, 也是确定和影响投资规模的最关键阶段。根据我国工程投资建设项目决策程序, 该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确定投资目标, 明确建设方案, 确定融资方案等。在该阶段, PPP项目的主导者是政府, 政府对拟建PPP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对PPP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和论证。政府在进行项目决策前应细化调研工作, 沟通公众, 充分了解公众需求, 避免决策失误, 使PPP项目可以更好地服务大众。

在立项决策阶段, 公众参与的主体一是因PPP项目而受影响的人, 如项目选址周围的居民, 其参与到PPP项目决策中能够使政府充分了解到公众的意愿和诉求, 如项目选址对周围的影响程度、拆迁赔偿满意度等;二是与PPP项目相关的专业人士, 如工程师、PPP领域的专家、学者、律师等, 其参与PPP项目的决策不仅能对PPP项目进行监督、指导、管理, 也能为其在PPP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践机会;三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如当地的新闻媒体、网络平台、非盈利组织等, 他们的参与能对项目进行准确的报道及客观的评价, 对PPP项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是公众参与主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PPP项目在立项决策阶段的正确决策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在该阶段, 政府决策需要公众参与的支持, 且必须是实质性地参与PPP项目决策, 即该阶段公众参与深度的阶梯至少应达到第6层。为了使公众实质性地参与决策, 政府应向公众提供可以进行实质性参与的途径和方法。可以通过专门的PPP项目信息网站如财政部开发建设的PPP项目综合信息平台和官方新闻媒体发布PPP项目的立项信息和初步可行性研究, 通过PPP项目听证会、网络问卷、公众投票和热线电话等途径收集公众对PPP项目建设的必要性、项目的选址、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评估、项目产品的预期定价、项目征地拆迁赔偿方案等内容的建议与意见。通过对公众的反馈信息进行整理、研究和总结, 政府再组织有关经济及技术专家进行方案论证, 最终确定PPP项目的建设及融资方案。

4.2 设计阶段的公众参与

设计阶段是PPP项目进入实施的第一阶段, 也是把PPP项目由设想变为蓝图的阶段。该阶段的主导者是设计单位, 从编制设计任务书开始, 经过初步设计、技术方案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图设计, 每个环节的工作都需要专业的设计人员才能完成。因此, 该阶段的公众参与深度可以为象征性参与, 即公众参与阶梯的第3层。

在设计阶段, 公众参与的主体一是PPP项目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 他们可作为公众代表参与到PPP项目的设计过程中, 为PPP项目提供设计建议和意见;二是代表公众的宣传媒体、网络平台和第三方非盈利组织等, 政府可以通过这些宣传媒体和平台, 让设计单位把难以看懂的设计图纸转变为形象生动的三维效果设计模型, 以供公众选择。

4.3 施工阶段的公众参与

施工阶段是把PPP项目由设计蓝图转变为工程实体的阶段。该阶段的主导者是施工单位, 为了施工安全, 一般施工现场都会采取封闭施工, 公众一般无法进入施工现场查看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因此, 该阶段的公众参与深度也为象征性参与, 为公众参与阶梯的第3层。

在施工阶段, 公众参与的主体一是PPP项目施工领域的专家、学者, 可作为公众代表参与到PPP项目的施工过程中, 对PPP项目施工质量、安全和进度进行监督;二是代表公众的宣传媒体、网络平台、第三方非盈利组织等, 政府可以通过这些宣传媒体和平台定期对工程的施工成本、进度、质量和安全等进行公告, 使公众能够了解到PPP项目的进展情况。

4.4 竣工验收阶段的公众参与

竣工验收阶段是PPP项目建设期的最后阶段, 也是对PPP项目进行质量验收的重要阶段。除公众外, 该阶段的参与单位有代表政府的质监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对于施工阶段而言, 竣工验收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监督部门渎职、工程质量造假等现象。因此, 该阶段公众参与的意义重大, 公众参与能客观地评价PPP项目的质量。公众参与的深度应达到公众参与阶梯的第6层。

在竣工验收阶段, 公众参与的主要任务是对PPP项目进行质量检查, 使PPP项目能够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发挥作用。该阶段的公众参与主体一是PPP项目的使用者或消费者代表, 他们可以通过对PPP项目的直接观测来检验项目是否能满足服务公众的标准;二是PPP项目施工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他们对PPP项目的质量进行客观的检查和评价;三是代表公众的新闻宣传媒体和非盈利性社会组织, 他们为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质量检测信息。另外, 政府应通过PPP项目专业信息平台发布PPP项目质量验收视频记录, 以供公众随时查询。

4.5 运营阶段的公众参与

运营阶段是PPP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该阶段, 运营者应密切关注运营的实际情况, 保证项目的正常使用。该阶段公众参与的主要任务是确保PPP项目的正常运行、定期对PPP项目的运营服务进行评价、使公共产品的价格维持在公众能接受的水平等。在以往建设项目的运营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投资者为收回建设期间成本, 实现利润目标, 而导致后续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使用价格上涨、定期维护不及时等问题。因此, 该阶段的公众参与深度应达到公众参与阶梯的第6层。

在运营阶段, 公众参与的主体一是PPP项目领域的学者和律师等, 当PPP项目出现运营服务不到位或PPP项目服务价格上涨不合理时, 能够作为公众代表及时地维护公众权益;二是PPP项目的使用者或消费者, 通过网络平台、电话热线等途径对PPP项目的运营服务水平和质量进行反馈和评价;三是代表公众的新闻宣传媒体和非盈利性社会组织, 应对PPP项目真实的运营情况进行客观地报道, 如公众对PPP项目运营的满意度、PPP项目运营对周围生态的环境影响等。

5 结语

本文借鉴公众参与阶梯理论, 基于建设工程全寿命周期, 研究了公众参与PPP项目的意义和理论方法, 得出以下结论:

(1) PPP项目的特殊性决定了PPP项目的决策不能只依据政府部门决定和专家咨询意见, 公众参与体现了民主法治, 是城市健康及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2) 公众参与应贯穿PPP项目的全过程, 各阶段的公众参与主体、深度和方式各有不同, 其中立项决策、竣工验收和运营阶段是最需要关注的阶段, 应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

摘要：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 结合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理论, 研究在PPP项目的立项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和运营反馈阶段的公众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深度和参与内容, 为完善我国PPP项目公众参与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建设项目,PPP项目,公众参与,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洪迪.基于PPP模式的城市基础设施政府监管机制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 2013.

[2]胡振, 王秀婧, 张学清.PPP项目中信任与政府绩效相关性的理论模型[J].建筑经济, 2014 (6) .

[3]杜亚灵, 闫鹏.PPP项目缔约风险控制框架研究—基于信任提升与维持的视角[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6) .

[4]Sherry R, Arnstein.A ladder of ctizen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9 (4) .

[5]夏立明, 迟媛.基于三方满意的PPP项目动力模型研究[J].建筑经济, 2015 (11) .

[6]徐妍.美国公众参与制度分析与借鉴[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0.

[7]蒋鹤.公共PPP项目决策中公众参与的人员遴选机制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 2012.

参与者理论 篇8

委托代理理论试图模型化如下一类的问题:一个参与人 (称为委托人) 想使另一个参与人 (称为代理人) 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 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 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 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的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 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 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具体来说, 委托代理的形成首先基于委托代理双方意欲达成合约的意愿, 基本情况是委托人不能照顾他自己的生意, 必须雇佣一个代理人来做这个工作。代理人亦没有自己的生意可做, 必须为其他人工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种意愿更多的取决于双方的主观要求, 而更少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不完全信息, 即信息不对称, 导致以下情况可能出现:如果代理人得知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细节不很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 因而自己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不受惩罚, 那么代理人就会受诱惑而机会主义地行事。如果委托人要想发现代理人实际上在干什么, 就需耗费很高的监督成本。因此必须考虑如何激励代理人的问题。

原则上, 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 (1) 他们出于爱、团结或其他各种利他主义而努力有益于他人; (2) 他们受到胁迫, 胁迫者以对他们使用暴力 (命令) 相威胁; (3) 他们按其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 但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 因为他们预期能获得充分的回报。那样, 他们为别人做的事会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副效应。

委托人可以运用以上三种动力机制来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尽其所能: (1) 在一定的激励下, 代理人能出于团结的考虑将委托人的目标作为其自己的目标。只涉及少数人的场合代理人能高度忠于委托人, 在较大的经营单位中, 也可能通过教育使代理人形成忠于委托人的习惯; (2) 可以用直接监管和强制命令的办法来控制代理人。如果对代理人的行动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了如指掌, 就可以用指令来指挥代理人, 如果不服从, 委托人可以惩罚他们; (3) 代理人能遵守一般规则。这些规则创造出激励, 使代理人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追求委托人的利益 (间接控制) 。

2 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委托代理的产生和激励机制

2.1 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委托代理的产生

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主体为农村社区, 我国农村社区的根本特点在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或集体土地产权。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主体是农村社区集体, 但是集体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处理有关土地的各项事务时, 不可能由一个像私有产权所有者一样明确的主体出面。这时必须有具体个人来代表集体。而在中国农村中, 这一项权力被制度化的赋予由农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村长、村支书等村干部。村干部首先是作为本村的代表来接收并监督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一般行政命令。其次, 由于他得到村民的认可, 也自然地成为代表参与其他集体事务、特别是集体对外的经济往来。旅游最开始介入社区, 尚未表现出它的特殊性, 暂时属于一般性经济活动。而且对旅游不甚关心的村民不发表意见, 有意愿参与旅游的普通村民因其拥有的资源一般无法独力参与, 需要通过村干部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 由此村干部就成为社区发展旅游的代表。

村干部, 既是上级政府法令实施的监督人, 也是村民向上话语的传达人。作为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 这种位置让他对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解。中国农村内部信息传递的通畅使得同样是村中一员的他知道村民所知道的所有情况。同时, 他与上级政府联系的细节、上级政府的某些想法和做法又难以为村民所知。村干部因此成为信息优势方。在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 村民的需要和村干部的信息优势, 共同形成社区参与的委托代理结构。其中, 村民是委托人, 村干部是代理人。

2.2 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委托代理的激励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中, 激励机制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在农村社区参与中, 这一问题一般通过在宗族亲缘关系、公共权力运作、信息传递等方面的特点加以解决。

在前述三种激励机制中, 第一种利他主义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能在诸如家庭、小部族和朋友圈子一类的小群体中有效地起作用, 应获得社会承认并经常通过声誉来得到报偿。这种动机在现代社会中因其局限性无法发挥作用, 而受到较少的关注。但在农村社区这类小群体中仍然能发生一定效力, 是农村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因素。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 它有着独特的人际交往形式、对利他行为的认可和报偿等特点。然而, 从我国多数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村社区的实践来看, 这一机制并不能够独力地激励代理人。

第二种机制也不可能独力地达到激励的目的, 信息不对称以及为谋生而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使得村民不可能也没有条件直接监管和强制命令村干部。在一些时候, 作为代理人的村干部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机会主义地行事。例如, 有个别村干部会在村集体未得或少得利益的情况下将附着旅游资源的集体土地转让给他人使用。这也造成激励的困难。

而第三种机制在当代社会中将逐渐通行, 即一套专门设计的、代理人能遵守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创造出激励, 使代理人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追求委托人的利益。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而言, 必须设计出一套使村干部从为集体服务中自己也有得的规则。根据农村实际, 村干部是由村民集体选出来的, 半公益性质, 政府给的工资只是数量不多的钱, 而且除此之外村干部直接从这一职位上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不多。“自己也有得”中的“得”很多时候就不能完全用短期的物质利益来衡量, 还应该包括在村民心目中的威望、对其乃至其父母子女亲人的尊重、村内信息 (信息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的先得、今后分享集体利益的先行这些体现着乡民社会独特性的“得”。这种考虑到代理人自身利益的动力机制, 虽然同样使得委托人获得希望的结果, 但已经与第一种机制有所不同了。我国参与旅游发展的部分农村社区的情况验证了这个动力机制的有效性。

3 结论及讨论

我国多数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村社区实践表明, 其委托代理只是初步形成。

首先, 集体土地产权的特殊性质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不完全发育。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性是村干部成为代理人的主要原因, 但是模糊的主体不可能支持清晰的代表, 同时残缺性又使得代理人相对委托人的优势地位在政府面前却不能成立。而且多数旅游地的旅游发展也没有提供给代理人较多的桥梁机会, 进而没有给委托代理较多的发展机会。对委托人而言, 到目前为止代理人尚能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但是这并不主要是委托人激励的结果。他们甚至只是对代理人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所了解, 还基本没有意识去设计一套激励机制。

其次, 农村社区投入的旅游资源的性质以及社区的认识条件和谈判能力, 使得其投入不持续, 影响其收益持续性的同时, 也使得形成长期的委托代理结构不可能。多数旅游地的农村社区基本上以土地作为投入, 投入方式基本是被政府征用, 近几年才出现少量的租用。征用时不论社区能否提出自己的条件进行协商, 总是一次性的投入, “一锤子买卖”。租用虽可以每年分得地租, 但限于社区目前的谈判能力, 合同租期较长, 而且租金设置不够灵活, 即使逐年递增, 增幅也是固定的。尽管能取得持续收益, 然而却只是收租, 社区再没有可发挥之处。

因此, 集体土地产权导致了委托代理的形成, 但同时也限制了它的发展。对于委托代理的未来发展, 却不外乎两种可能:萎缩;没有萎缩而进一步发展。没有萎缩而进一步发展, 更出现了社区以外主体取代村干部成为代理人。在进一步发展的两种可能中,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无非有效和无效两种可能。如果中间不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代理人的信息优势在历史积累下必然更加强势, 委托人的利益实现将更为困难。尽管不能看出最终结果如何, 仍然可以预见委托人和代理人围绕激励问题进行博弈将是主要过程。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罗必良.公有产权: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 1996.

参与者理论 篇9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教学经验,教学途径,能力培养

目前, 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上涨, 与毕业生过剩相对应的却是社会及企业“无人可用, 无人堪用”的窘境。究其原因, 主要是大部分普通高等学校中, 知识灌输的传统教育方式仍占主流, 这样的培养方式既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又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造成了毕业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这就要求教育者转变观念, 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式, 改善毕业生的素质。近些年, 参与式教学的相关研究为教学方法的改革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一、参与式教学相关概念

参与式教学的基本理念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以活动为主, 平等参与”。即教学活动不再完全由教师主导, 而是让学生全程参与进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教师在教学活动充当组织者和推动者, 并对教学活动的质量进行评价;学生则作为教学及学习活动的主要实施者, 充分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保证学习任务的圆满完成。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从接收到教学活动任务开始, 需要对任务本身进行判断分析, 明确教学任务的目标, 并根据自身理解建立规划。在准备过程中, 需要对教学任务所涉及的知识进行系统学习, 同时根据需要进行外延。这样有助于学生形成对课程相关的知识体系的认识。

参与式教学由教学目标、教学技术、以及教学质量评价等几个部分组成。参与式教学目标是指对参与式教学效果的预期和设想, 它是引导参与式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从参与式教学的基本理念可以知道, 参与式教学的目标需要从学习者出发, 根据培养需要制订的预期学习成果。具体来说, 就是要通过参与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创新意识、思维能力等一系列素质。教学技术则是为达到教学目标而运用具体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二、国内参与式教学研究现状

参与式教学法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对国际援助的研究, 研究发现只有让当地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援助项目当中来, 才能使援助项目取得成功。这一理念引入教育领域后, 逐渐形成了参与式教学法的体系。

参与式教育法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 常见的形式是教师给出“topic”, 学生分组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讨论, 最后形成结论, 并在课堂上做“presentation”。例如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教育学系某教授的一堂“加州高中教育的发展历程”, 呈现了典型国外参与式教学方式的情况。课堂上师——生、生——生之间平等地交流与互动, 围绕着教学内容相互沟通, 取长补短, 相互借鉴, 开拓思维, 参与者均收获颇丰。如何找到一个科学的、有效的途径将参与式教学引入到理工科专业教学当中, 对于提高理工科教学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三、大学理工科引入参与式教学途径探究

1. 传统工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课程设置过于全面, 专业方向划分不够细致, 其次, 传统工科本科生教育以教师在课堂上单向灌输为主, 学生在课堂上地位被动;最后, 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脱节, 不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学习的方法, 背离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培养目标。

2. 工科教学引入参与式教学的途径

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以及实践, 认为在大学工科教学中引入参与式教学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 参与理论知识讲解

参与理论知识讲解, 是指让学生部分替代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 由教师制定知识点或问题, 学生经过准备后, 上台讲解。这种过程能让学生通过角色转变的方式加深学习。我们作为高校的老师, 本身也是学生参与活动中的指导者和评价者, 所以要对学生的参与效果进行评价, 这能提高学生对此教学方式的积极性, 也就需要我们本身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2) 参与教学道具的制作

在我们工科类教学中有大量的专业课程, 这些课程比较抽象和枯燥, 如果让学生参与制作一些简单的教学道具, 这就能够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能够调动学生的兴趣, 不再是面对枯燥的课本和老师的面孔。

(3) 利用现代的先进手段和设备

高校的教学模式是课程多, 同时每星期的课程次数少, 所以学生很容易积压问题和产生遗忘, 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现代的交流平台, 比如QQ群、E-mail邮件等进行询问。也可以在班级群组中进行问题讨论, 与老师的交流更无障碍, 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小结

参与式教学是现代快节奏的高校教学的必然形式, 让学生经过本科的四年教学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这也要求我们这些老师本身的素质和教学水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只有我们站在了知识的制高点才能够轻松的给学生以指导。看到我们的学生走出学校大门就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 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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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智宏.参与式教学的质量评价[J].教师教育学报, 2014 (04) :120-124.

[6]谭晓燕, 葛广阔.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参与式教学法的启示[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 :67-69.

参与者理论 篇10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客观与科学的描述和分析, 以期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从而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思考。

二、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发展、经济平等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具体有两种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代表个人这一微观层面, 而组织渠道则代表群体这一中观层面。

微观层面 (个人流动渠道) 的路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人通过提高职业地位的方式进行流动, 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地位提高又促使其政治功效感、政治义务感和政治信任感增强, 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中观层面 (组织渠道) 的路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贫富悬殊加大, 社会地位低的个人已无法单纯靠自己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对阶层、社区、邻里等群体认同感增强, 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也增强了其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 于是他们成立并涉入组织, 作为一个整体去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

1. 基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

(1) 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

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扩大是同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同步提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能够适应其发展, 因此, 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复杂要求社会要为每个个体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环境以充分尊重并尽量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然后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最终在社会规范内各取所需。第二, 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群体意识的凸显。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 社会中产生很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与威胁他们的对立群体及新生群体不断产生各种冲突,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 群体内部会产生极强的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提高, 会以和平的方式诉诸政治活动以解决群体间的矛盾。第三, 家庭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式微及发达的社会分工导致更多的社会人加入到大量新生的行业组织和社团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日益完善并走向成熟, 家庭、宗教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而代替它的是大量以共同的职业目标、利益取向、兴趣爱好等为基础的行会、商业组织和社团的出现, 而这些组织会鼓励其成员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实现组织的利益诉求。第四,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影响政治参与水平。经济现代化导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提高, 整个社会群体的平均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程度职业地位的工作, 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 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 整个社会的平均参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高。

(2) 社会经济平等促进政治参与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 公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但是其投票率有时却低于经济落后的一些国家。这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角度去说明这一问题。这两类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平等的不同感受。当人们感受到自己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存在, 并有发挥角色作用的机会时, 人们会积极通过政治这个渠道向政府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去参与政治活动, 从而体现自己在经济平等社会的价值。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从政府角度来说, 经济的平等, 不仅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平稳进行, 还可以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意识, 增强个人的政治效能感, 从而最终使政府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 社会经济越平等的国家, 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越积极。

(3) 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是指具备了有效的官僚制和政党的统治体制。如果政治的制度化没有伴随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那么政治参与的扩大将是无秩序的, 其最终将可能影响政治的稳定。亨廷顿也曾指出, 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水平需要伴随着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有序进行。在政治制度未做好准备的前提下, 为了顺应现代的民主潮流, 政府实施超越现阶段政治体制的民主参与模式, 国家将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影响社会稳定。当然, 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跟不上高度发展的政治制度, 将会导致社会的僵化, 使政治体制缺乏活力。因此, 政治参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 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

2. 基于中观层面的群体分析

政治参与的行为主体是处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个人。因此, 应从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来分析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因素。

从个体扮演的群体成员角色这一角度来说, 一般认为, 作为某个组织成员的个体往往会比单个个体涉入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具体来说, 阶层意识、社区意识、邻里意识和行业角色意识等群体意识都会对涉入组织和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低地位者的政治参与, 更多的依靠其群体成员角色来实现。组织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群体形式。公民一旦加入组织, 尤其是政治组织, 其接触政治刺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政治敏感度增加, 此外, 组织会给成员灌输群体意识, 增强其组织认同感, 使其成员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中, 进而达成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达成又反之会增强公众的政治功效感和义务感, 从而促进公众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 笔者预测, 公众积极涉入组织, 尤其是与政府意见趋于一致的合法政治组织 (如共产党) , 将有利于公民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 同时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而对于涉入其他组织, 由于其对公民政治信任感的提升作用不大, 则会同时促进制度和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社会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挫折感和社会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参与成正比, 与社会流动机会成反比。[1]

我国在建国初期至今, 一直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 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制度的核心。户籍制度减少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机会, 农民和市民被分割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 并各自接受着因不同的户籍身份所导致的差别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从侧面上反映了农民公民权利的缺失, 并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与市民相比, 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大, 使农民产生严重的社会挫折感, 加之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城乡间的横向流动, 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教育不均衡又降低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纵向流动机会,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尤为强烈, 参与行为更加激烈。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更容易选择非制度化途径来向政治施压。可见, 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政治参与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动机更直接、具体, 意愿更强烈, 方式更极端, 行为更迫切。

3. 基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分析

(1) 受教育水平影响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高, 二者呈正的相互关系。但已有研究发现,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投票活动同教育程度呈负的相互关系。其理由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政治怀有一种疏远的感觉, 可见政治参与存在国别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较高, [2]而在选举流于形式的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呈相反趋势, 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越低。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正在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国内民主氛围日渐活跃, 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政治组织发展模式僵化, 无法激发公民的群体意识和提高其政治觉悟;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较高, 获得的政治功效感较低, 于是产生部分流于形式的选举投票行为。对于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学历者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政治疏远感”。因此, 作为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预测我国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由反比向正比过渡, 总体上应呈微弱的反比关系。

(2) 职业地位影响政治参与

职业地位和政治参与的正向相关性已经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改革开放后, 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城乡、农工等旧的身份系列。因此, 现在的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为人们创造出为越来越多在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就业的机会, 人们的职业地位随之提高。而“来自各种研究的大多数证据表明, 高地位往往伴随着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 具有政治功效感的人远比其他人更可能参与政治。”[3]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增强, 对政治参与结果的预期更加积极, 于是就会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会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化途径对政治系统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强烈的政治功效感导致其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引起的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造就了更多的参与型公民。因此, 笔者预测, 在中国, 较之低职业地位的群体, 职业地位高的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而非制度政治参与可能性较低。

(3) 个人心理因素影响政治参与

除了上述讨论较多的因素外, 学者们还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个人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评价、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他的参与行为。”[4]

蒲岛郁夫在研究日本的政治参与时提出了“政治介入”一词, 他认为“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示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政治介入程度高的人会更加踊跃地投票、积极参加其它政治活动。”[5]并把政治介入用五个具体的指标去测量: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有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笔者预测, 拥有政治义务感、政治功效感的公民, 不论是制度还是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 其发生可能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政治信任感则会在促进制度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同时, 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中国基层民主3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不仅填充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的真空, 而且从真正意义上让村民和市民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前台, 他们第一次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的代理人, 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普通民众的使命, 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中亮丽的一笔。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学界也赋予了中国基层民主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其不仅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提升民众民主能力和素质的关键课堂, 更是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但是在基层民主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 仍然需要科学、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不足和问题, 才能更好地深化基层民主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 如何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 依然是摆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政治理论家面前的现实命题,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摘要：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尺度,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政府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 又导致两者在政治参与行为及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阐述, 正确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帮助和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 杨玉生,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3]塞缪尔·亨廷顿, 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6.

[4]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201.

参与者理论 篇11

关键词：参与式管理；角色；班级活动

参与式管理理论的形成是管理学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对新的管理理念的突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把企业员工作为管理对象和客体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现代社会，企业的员工不是被管理者，而是企业管理参与者，不再是管理客体而是主体。

参与式管理理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相关学者提出来了。1937年美国的格雷提出协商式参与法，认为在福利或者与员工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上，让员工参与讨论、协商，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是必要的。这可以称得上是参与式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经过不同时期学者对该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时至今日，所谓的参与式管理理论，指的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在针对本单位成员的管理上，本单位成员也是该组织发展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必须赋予其相当的决策权和参与权，组织的领导与成员一道，共同制定发展目标、制定发展决策、共同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等与企业或者组织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

这种共同参与的理论模式，完全可以应用在大学里面，特别是大学班级管理之中。

一、大学班级管理角色转变

1、班主任

大学班级管理中，班主任仍然是一个及其关键的角色。虽然辅导员制度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了。但是许多高校辅导员的配备还是存在管理上的盲区的。许多高校存在一种所谓的二元制的管理模式。辅导员是按照年级来配备的，而实际上，学生是按照班级来分别管理的。这就造成一学生管理上的盲区。这个盲区就得靠班主任的管理来弥补。

按照参与式理论，班主任作为班级管理的组织者而不是领导者，必须要转变角色定位。如何调动全班的力量，管理好班级，是班主任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因此，班主任应该在班级制度制定、班级学习、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起到组织者的作用。首先，如何在在班级全体成员共同参与下，遴选出一个高效的班委集体，是十分关键的。其次，与全班同学一起，共同制定班规和其他一些制度，也是必要的。此外，在日常管理中，如何设置主题班会的内容、如何对学生学习进行引导，对学生理想信念形成的教育如何开展，也是班主任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思考的方式应该转变。不要事事躬亲、面面俱到，而是要想办法，鼓励和调动班级成员，共同协商和参与到日常管理工作中来。

2、班委

班委在整个班级管理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他们这一群人既是班主任管理理念的直接感受着，也是班主任管理理念的传达者和实施者。他们应该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是班主任与所有同学充分沟通和交流的中介渠道。如果这个渠道不畅通，参与式管理就形同虚设。所以，作为班主任来说，在制定一些框架性制度的同时，可以放手让班委去进行具体的管理，班主任只需要把握整体方向和原则即可。这就需要班主任在遴选班委的时候，高度重视对班委成员的挑选，其次就是注重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重视对班委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沟通能力的培养。

作为班委，也应当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沟通和管理能力，其次就是要把班级同学的意见及时反馈班主任，把班主任的想法，及时向同学传达，保证班主任与同学之间沟通交流的顺畅。

3、其他班级成员

作为班级管理最主要的参与者，要注意主动的培养参与意识和管理意识。需要班级同学养成积极主动的意识。在班主任和班委的组织下，有意识地、主动地和积极地参与到班级管理之中。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共同参与制定班纪班规，参与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严格来讲，班级同学才是班级管理真正的主体。因此，对于班级管理，要有主人翁的精神。

二、参与式管理方法尝试

在对班级参与式管理的角色厘定清楚以后，如何切实可行地把参与式管理的模式贯穿于整个班级管理，将是要讨论的重点。班级管理，独具特色和创造力的方式方法十分关键。其中，主题班会、特殊班级活动以及学生学业规划是重中之重。

1、主题班会

各个班级在遵照学校要求召开例行班会的同时，可以对班会的实质内容进行有意识地设置。在时间上，可以定期（比如每一个月或者每两个星期）召开内容丰富和极具特色的主题班会；在内容上，可以发动全班同学，共同参与制定主题，也可以结合每个月的特色节假日，比如地球日、法制日等，围绕这些内容，进行主题班会，还可以针对某一时段社会热点问题，时事政治等内容，有序开展活动；在形式上，可以采取班级大讨论的方式，鼓励所有人参与，也可以采取主题演讲等方式，对同学们的思想进行引导，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在地点的选择上，可以考虑在教室，也可以在宿舍，甚至可以在校园进行主题班会。通过主题班会的召开，引导学生的思想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2、独具特色的班级活动

在班级日常的管理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特色班级活动，也是凝聚班级合力的有效方法。可以充分听取班级同学的意见和建议，选择一些适合本班全体同学参与和开展的活动，例如，在本班全班男女同学混合参加的各类球类比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球类比赛，丰富学生的生活。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其他班级的同学，进行类似的体育比赛，加强与其他同学的交流。此外，可以设置温馨的生日晚会，定期给班上过生日的同学举办生日晚会，把班集体打造成一个团结温馨的大家庭。还可以组织本班同学一起参与社会实践，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公益活动等。

3、学业规划

作为班主任，对本班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也是很关键的。在与每个同学的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了解每个学生在学习上的打算和计划。特别是针对在学业上没有清晰想法和迷茫的学生，更应该倾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其一道，规划好整个大学时期的学业。这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十分关键。针对学生的学业，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以一个学期为限，要求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和纲要。比如说，第一个学年，主要任务就是转变角色，熟悉环境，认识大学学习生活规律，争取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争取学会与人交流和沟通，并针对性的制定未来学习的计划。第二学年，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个人的能力，为未来几年的时间确定好方向等等。

可以采用SWOT（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s）分析法，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把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挑战（Threats）四个关键要素，融入到整个学业规划当中。让学生自己发现自身的优缺点，自己寻找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让学生有意识地、自觉地加强能力训练，提高自身素养。

总之，时代变化需要我们在班级管理中转变思维和管理，充分鼓励和调动班级成员参与班级的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思维能了和独自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这种参与式的管理模式，也符合大学教育中，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理念。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班级管理论[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2] 陈发初. 关于新时期大学班级管理的几点思考[ D] . 科技信息学术版， 2006（ 11）。

[3] 唐忠明.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再思考[ J] .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 2006（4） 。

[4] 孟繁华. 赏识你的学生[M]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4。

[5]郭毅.班级管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6]漆小萍，唐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参与者理论 篇12

以往的医疗活动中, 医务人员是医疗工作的组织者, 处于主体地位, 发挥着主导的、能动的、积极的作用;而病人是医务人员工作的对象, 是医疗服务的客体, 处于从属的、被动的地位。但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 病人文化素质、法律意识以及平等观念的显著提高, 病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 病人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积极参与到医疗活动中去。研究发现病人越主动参与医疗活动, 表达个人的想法与意见, 越有助于减少决策冲突, 并增加病人的满意度。然而实际医疗过程中, 大多数病人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因此需要分析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促使病人更加有效地参与医疗过程。然而目前关于病人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并不具有系统性, 且多集中于从病人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病人与医生之间交互的角度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而从病人个体心理角度分析的较少。鉴于此, 本文将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 结合控制点理论, 构建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2 理论基础

2.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性行为理论发展而来。理性行为理论假设行为是由行为意愿决定, 而且态度与主观规范是决定行为意愿的最主要因素。Ajzen在原有理论基础上, 加入感知行为控制因素, 认为个体对某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项因素共同决定其行为意愿, 提出计划行为理论, 以用以解释并预测个体行为。总得来说, 计划行为理论将对行为的影响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行为由个体的行为意愿及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第二部分, 行为意愿由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方面因素决定;第三部分,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又由一些外生变量决定。行为意愿是指个体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概率的判定, 反映了个人对某项特定行为的采取意愿;态度是个体对某项特定行为所抱持的感觉;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感知行为控制代表一个人对从事行为容易度的信念, 个体认为拥有某一行为相关的资源或机会越多时, 他对控制执行该项行为的信心会越强。外生变量包括人格特征、人际信任、工作特性和情境因素等等。另外随着计划行为的理论的不断发展, 根据多个领域的研究表明, 个体的主观规范会直接影响其行为态度, 而过去行为作为一个预测未来行为意向和行为的重要变量也逐渐加入了模型, 所以计划行为理论框架经过修正后如图1所示。

2.2 控制点理论

个体做完某项工作之后, 往往喜欢探究自己或他人取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所谓的归因问题。最早提出归因理论的是海德, 后来罗特对归因理论进行了发展, 提出了控制点理论。它指的是个体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个体认识到控制自己生活的心理力量, 也就是每个人对自己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责任认知或定向。罗特的控制点理论来自他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与海德、维纳的归因理论中的控制源不同, 控制点理论主要强调个人对于自己行为控制力量位置的所在, 它认为知觉者之间会存在着一些稳定的个体差异, 这些个体差异影响了因果推论。罗特依据控制点把个体分为内控型与外控型两种类型。它们都是衡量个体差异的两个极端。内控型的人认为对于周围的环境的控制,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都是由于自己的能力或努力等内部因素造成的, 他们倾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 并积极追求有价值的目标;而外控型的人则感到自己无法控制周围的环境, 无论成败都认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是受机会、运气、命运、权威人士等外部力量控制的。自己的努力是不起作用的, 他们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愿承担责任, 没有主见, 易受他人摆布。控制点是个体对事情成败的一种归因倾向, 它与行为表现和预期有很大相关性。

3 模型构建及假设提出

3.1 模型构建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及控制点理论的分析, 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 本文构建了如图2所示的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3.2 假设提出

病人参与意愿是病人参与医疗活动的主观偏好程度, 反映了病人采取参与行为的主观概率大小。行为意愿就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行为前的动机, 也就是在行动决策之前想要采取某种行为主观表达, 因此意愿往往就是行为发生之前所必经的过程。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 假设行为意愿能够影响实际的行为, 认为个体的行为意愿是预测行为的最佳变量, 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意愿越强, 表示他越有可能执行该行为, 因此行为意愿与实际的行为有很强的因果关系。在医学领域中行为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关系已经获得了许多研究认可, 当病人采取参与行为主观偏好较高, 则其很大程度上会投入到实际医疗服务过程。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 病人参与意愿对病人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态度是指病人对于参与行为正面或者负面的价值评估。态度会影响行为意愿在众多的理论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当病人认为参与能够带来有利的治疗结果并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 他就会更加倾向于参与到医疗活动中。主观规范是指病人在决策是否参与医疗活动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 反应了重要他人或团体对行为决策的影响。其中这个重要的他人或团体在具体医疗情境中就是有医生、护士、病友及家人。医生和护士、家人的鼓励行为会让病人感觉到参与的重要性, 而病友的参与行为也会在无形之中给病人带来一定的影响, 会使得病人有依从的倾向。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2) 行为态度对病人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3) 主观规范对病人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虽然理论及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显示了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但也有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也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只是对态度的作用效果比对行为意向的要弱。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活动, 有些病人不能仅仅靠自己的想法就选择是否参与到医疗活动中。病人认为参与行为是有意义, 可能是因为自己对其的判断, 也有可能会受到医生、护士及其他病友的影响。同时, 对参与医疗活动的喜欢与厌恶偏好也同样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4) 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是病人对执行参与医疗活动难易程度的信念判断, 反映了病人对执行参与行为促进或阻碍因素的感知。病人参与行为是一种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行为, 它必然会受到诸如时间、资源、机会、技能等外部条件的影响, 也同时取决于病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参与到医疗活动的信念判断。由于如此的复杂不可控的因素的存在, 使得病人参与行为必然受到个体感知到行为控制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5) 感知行为控制对病人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6) 感知行为控制对病人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过去行为是此次病人参与行为发生以前病人参与医疗活动的经历。Ouellette认为过去的行为是影响未来行为意愿和实际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 尤其是当人们的行为意图不稳定时, 过去行为对于未来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预测作用, 此外过去行为的频率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行为的强度, 高频率的过去行为其对未来人们的行为表现具有较大的影响。人们习惯以某种行为方式进行特定的行为, 当该行为发生过, 其重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将人们的行为看成某个连续过程的话, 过去行为将能够很好的预测行为意愿及将来的行为。因此, 病人曾经参与过医疗活动, 并且行为了一定的经验与习惯,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倾向于在以后的医疗过程中重复和继续以往的行为方式。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7) 过去行为对病人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8) 过去行为对病人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控制点是病人对是否能够成功参与到医疗活动中的归因倾向。Wallston等首先将该理论应用于健康领域, 指出个体控制存在的位置。内部控制是指个体认为他们能够决定自身的健康状况, 而外部控制指个体认为其健康状况是受外部力量所控制的 (比如医务人员, 机遇, 命运等) 。病人参与的目的是在就医过程中能够促进自身健康并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因此其参与行为也应受到病人对自身健康归因的影响。Frank基于健康信念模式而提出的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中, 病人控制点就被认为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Hideki等通过研究控制点对病人参与中信息获取及决策参与行为的影响时发现病人的内外部控制与病人的信息获取及决策参与的积极性有关, 而且倾向于内部控制的病人会积极参与到信息获取及医疗决策过程中, 而倾向于外部控制的病人在信息获取及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是十分理想。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9) 控制点会对病人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内控倾向与病人参与行为正相关。

外控倾向与病人参与行为负相关。

4 研究结论及局限

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 本文基于修正后的计划行为理论及控制点理论,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构建了病人参与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设, 过去行为、参与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有影响, 且通过参与意愿的中介作用影响病人参与行为, 其中主观规范对参与态度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此外, 过去行为、内外控制点则对于病人参与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不足之处是本文只是通过理论分析来探讨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而没有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和检验, 这也是可以下一步继续进行的研究方向。

摘要：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 病人文化素质、法律意识以及平等观念的显著提高, 病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 病人参与成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方式。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 结合控制点理论, 构建了病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以期为有效促进病人参与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控制点理论,病人参与行为,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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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ank W.S.M., Fred N, Ruud J.Determinants of patient participation in clinical studies requiring informed consent:Why patients enter a clinical trial[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998, 35:1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