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论文（共10篇）
场域理论论文 篇1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具体可以包含很多诸如教学、伦理、法律和情感等很多方面。师生关系是学校最基本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
在我国, 教育的特殊性之一是长期的伦理道德观影响和客观国情所在。目前我国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虽然不再强调教育主客体, 即以谁为中心的问题, 但在实践中, 甚至在强调“人本主义”的大学阶段, 很多教师还在以自己为教学的主体, 很多情况下还会出现损害或牺牲大学生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学原理告诉我们, 教育过程中只有正确认识学生的合法权益, 才能实现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
本文主要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视角, 对高校中的师生关系进行重新认识, 同时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师生关系, 以期对高校教育带来一些建设性思考。
高校师生关系的现状
1. 功利型教学关系———应试教育的延续
师生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教与学的关系, 是师生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形成的联系, 离开任何一方, 这种关系就无法结成。同样的, 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学关系在大学阶段普遍延续, 很自然形成了教师的话语霸权;对大多数学生来讲, 形成了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和以通过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机制。这也牺牲了学生主动思考行为,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当然学生也自然地延续了被动接受和服从教师的固有行为。这样师生关系也自然演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2. 传统“尊卑型”伦理道德关系
在我国, 师生关系毋庸置疑的遵从传统我国长久以来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伦理文化。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和“尊师重道”的训诫, 对师生关系作了最明确的尊卑划定。长久遵从的以“教师为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也规定了教师与学生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使教师的知识权威而来的统治和学生的被统治关系顺理成章。虽然大学生在高校中更多体会到的是教师对他们的“平等对待”, 但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看来这只是教师的“屈尊策略”[1]
因为对教师来讲, 任何的强迫和惩罚显然对自我意识强烈的大学生都是不明智的, 只有隐秘的精神控制, 才更有可能达到统治的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改革, 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 高校中很多教师和学生形成对抗和冲突的案例说明, 教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3.易遭误解的法律关系
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实就是指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在双方教与学等其他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关系。
一方面, 基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教学过程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一方面, 教师与学生之间首先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但教育过程中, 行政管理主体———教师只在教育过程中发挥行政管理作用, 离开这个前提, 教师的行政管理无效。而作为被管理者, 学生不是“被管教者”, 因此在违反教育法律法规时, 不用接受罚款的形式, 却必须接受纪律的处罚。但很多教师显然不管学生是否真正触犯相关教育管理规范, 就对学生进行包括金钱方面的处罚, 这非常值得我们警觉。
另一方面, 民事法律关系上, 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特殊性。虽然《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 大学生更享有完全的的权力, 除此之外, 在教育过程中, 大学生还享有特殊的权利。学生有权要求教师在学业成绩和品行评价上获得公正的平等机会;学生对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有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法律却没有赋予教师对学生的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或提起诉讼的权利。
因此, 我们一定既要注意双方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 又要注意双方所处法律地位的差异性;既讲民主平等, 又讲互尊互爱, 这样, 教师与学生才能构建真正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
“场域———惯习”理论对师生关系的诠释
1.场域含义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2]一个场域的网络或构型总是不同的位置由其在争夺各种权力和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场域总是各种力量进行角逐的地方。也就是说, 在场域中, 行动者总会争夺各种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不同形式资本 (主要为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 , 在教育场域中, 最主要的是文化资本的争夺, 因为教育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组织, 控制和评价等形式力图实现对受教育者的支配。
理论上, 每一种场域中对应一个权威, 场域实际正是一种权力格局下的关系类型。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中, 核心的原则是由相应的权威类型来界定。但在这种核心原则下, 还会存在或渗入其他场域的核心原则, 并成为此中场域中的非正式运作原则。而一个场域中的斗争无疑是在某个权威的场域中, 通过正式的原则和非正式的原则共同运作之后获得平息或解决。
2. 场域与师生关系
学校场域是“场域的一个下属概念, 其中囊括多元的物质, 制度和文化结构, 还包含人与物、精神与制度以及学校与国家, 学校与教师, 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等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3]而作为体现师生最基础和主要关系的教学场域更是次级的场域结构, 符合场域的原则, 往往会有和谐也有斗争的存在。
福柯认为, 知识就是权力。在教学场域中, 大学学生已经掌握一些知识, 但教师对知识的占领仍会居于优势地位。虽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渠道更加便利, 也更加对教师知识权威提出挑战, 但鉴于我们长久的“先教后学”的教学方式存在, 教师仍然由于掌控文化资本, 掌控组织知识的方式, 因此享有话语霸权, 享有权力, 在场域中同学生易形成对立的关系。
在学校中也存在学生与教师形成的伦理道德场域, 这个场域奉行学生以“服从“为主的伦理道德, 无疑是因为长久以来社会的习俗, 也同时因为教学场域的运作原则影响到了这个场域的原则, 使这两种场域的原则因为一致性, 都最终导向教师方面, 使教师在场域中加强了自身的权威, 而加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对立。
同样, 虽然根据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国家为保护学生的权益, 也在法律中强调了学生的权力。教师和学生也根据高校中教师与学生的法律, 享有不同的权力。但学校法律场域中, 权力的一方———学生在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权益, 这是因为法律中制度化的权威与教学场域中教师权威以及伦理道德场域中教师权威相互纠缠并存, 但在权力的较量中, 最终因为教学场域的基础性、重要性, 使得教学场域的权威和运作原则最终发生主要效力, 并与其他原则同时运作, 易导致在学校中, 学生的法律权益被侵占或教师去侵犯学生的权益而不自知。当然还有惯习这个因素在起着作用。
3. 惯习及高校师生关系
惯习被布尔迪厄称为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 它简直是人身上的“第二天性”, 因为历史的养成, 因此人们对它毫不警醒。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持久的, 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它在潜意识层次发挥作用。他说:“惯习这一方案将他们的特殊影响归结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它们在意识和语言之下, 内省研究或者意愿控制之上发挥作用。”[4]它还包括个人的知识, 和对世界的认识。对个人来说, 学习的每个阶段的惯习都是可变化的, 对不同时代的人惯习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教师来讲, 个人的发展并不依靠个人的意愿而是受到学校场域中已有的传统和惯习的制约。因为在现代社会, 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体制既体现现代社会的工业精神, 又使学校场域的教学活动严密的按照预先的计划进行, 教师只能更多的在已有的岗位上进行惯常化的教学。而对学生而言, 长久规训的生活, 长期因为文化资本缺失而自然处于“被统治”地位和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天由于老师的行为固化自己的反应, 由此形成了双方固有的, 习惯的, 自动化的模式, 很难改变。
综上所述,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权利不对等, 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切从清醒认识出发, 作为教师, 在学校场域中, 首先以人为本, 加强法律法制教育;在教学中, 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 注意多研究新的对话式教学, 才可能引导学生建立新的积极的情景应对模式, 彼此形成新的惯习, 教育实践才能真正往前推动, 更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和谐”的新式校园。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1][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
[2][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2][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
[3]李旭, 我国学校场域中教育公平失真及影响因素[J].现代教育管理, 2010, 1.[3]李旭, 我国学校场域中教育公平失真及影响因素[J].现代教育管理, 2010, 1.
[4]P.Bourdieur.Distinction [M].London:Routlege and Kegan Paul, 1984:466转引自李全生,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4]P.Bourdieur.Distinction [M].London:Routlege and Kegan Paul, 1984:466转引自李全生,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
场域的还原 篇2
关山月美术馆是以关山月先生捐赠的813件代表性作品及其他重要的学术文献为主要馆藏和学术研究方向的美术馆，从2002年开始将学术研究方向定位于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每年举办一次学术研究专题展。相继举办了关山月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欧洲写生、西南西北写生、北京写生等学术专题展，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2012年关山月诞辰100周年时举办的“山月丹青——关山月艺术陈列展”以及今年在此展基础上举办的长期陈列展。本文即将由这个展览生发开去，就展览策划及陈列过程中所涉及的场域还原问题以及陈列展策划中的学术尺度问题进行探讨。
一、展览规划：藏品研究的总主题与展览陈列的分课题
不管策展人如何努力，冀望通过展览来再现对象的在场，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展览只是对象的一个片段，是无法全面客观地再现对象的在场的。这必然涉及展览规划的问题，即藏品研究的总主题与展览陈列的分课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关山月美术馆迄今藏有关山月作品821件，包括中国画作品595幅（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品类）、速写185幅，书法41幅以及手稿、书信、画册、剪报、录像等其他文献，可谓目前研究关山月艺术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一个机构。从理论层面来看，若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关山月，这821件代表作品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每一件作品及文献都有其背后的故事，都会从一个侧面构成对过往的一种再现。但从操作的层面来看，将这些作品及文献同时陈列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了策展规划中如何从一个点或几个连续的点中折射出面，以及立足于面的浅层再现与立足于点的深层再现之间关系的问题。关山月美术馆从2002年开始系统规划关山月的系列学术研究和展览项目，2002年举办了“人文关怀——关山月人物画学术专题展”，对关山月的人物画进行了专题研讨；2003年举办了“激情岁月——关山月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题材作品专题展”，对关山月的花鸟画和革命圣地题材的山水画进行了专题研讨；2004年举办了“建设新中国——关山月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作品专题展”，对关山月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山水画进行了专题研讨；2005年举办了“借古开今——关山月敦煌临画学术专题展”，对关山月敦煌写生作品进行了研讨；2006年举办了“风神籍写生——关山月艺术陈列展”，对关山月一生的写生作品及其“不动便没有画”的创作理念进行了研讨；2007年举办了“关老与关山月美术馆”文献展，梳理了关山月与关山月美术馆之间的关系。2008年美术馆装修改造，举办了关山月作品的外地巡展。2009年举办了“异域行旅——关山月国外写生专题展”，对关山月海外写生的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2011年举办的“夙结敦煌缘——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展”和“笔墨当随时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生平陈列展”，主要是对关山月的艺术生平通过文献的形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正是在对这些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2012年纪念关山月诞辰100周年的“山月丹青——关山月艺术展”。在展览陈列的内容方面，除关山月各艺术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生平文献以外，此前这些学术专题展的录像、照片、方案以及出版物等文献也是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便很好地解决了陈列展点和面之间关系的问题，使主题展和专题展相互佐证，互为补充，从而更加立体而全面地实现了对象的再现。
二、 展览策划：场域的集体再现与对象的个体再现
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认为，场域实际上是一个心物场。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这两极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组织（organization）。环境又可以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个方面。地理环境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意想中的环境。在考夫卡看来，行为产生于行为的环境，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但是，行为环境在受地理环境调节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心理场也在运作着，它表明有机体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由自我一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力交互作用的场。所以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
展览策划是展览陈列的先期学术基础，展览策划的学术取向决定着展览陈列的整体基调。出于场域还原的客观性要求，展览策划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场域结构问题，一是对象发生的历史场域还原，二是对象陈列的现实场域限定。二者均与人的认知相联系，受知觉差异性的影响。前者关乎策展人的学术取向，后者关乎观众的知识结构和知觉经验。前者是后者对象发生的底色，后者是前者学术阐释的具体对象化。关于二者之间在展览陈列方面的关系，目前比较成立的一种观点是，强策展和弱策展相结合，即在场域的设定上强调一种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集体再现，在对象的关照上保持一种尽可能客观的个体再现，二者相结合，既通过场域的设定给观众一种历史的提示，又通过个体的朴素再现给观众预留足够的自我认知和判断的空间。
nlc202309011538
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学术方向，概括地说就是将关山月的艺术放置到20世纪中国美术的总体学术框架中进行考察，通过对20世纪中国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以及对包括傅抱石、宋文治、陆俨少、李可染、庞薰琹等和关山月同时代或在创作中与关山月有过密切交往，与关山月在创作方法、艺术行走路线上有过重叠或相关性的艺术家的研究，从而构成一个关山月艺术发生的历史场域，提示他与曾经的社会历史之间的客观关系，再现他的在场。因此每年的关山月艺术研究陈列展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为期一年的关山月专题研究陈列，一个是为期一个月的与关山月研究专题相关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学术专题展。比如2003年的“激情岁月——毛泽东诗意与革命圣地题材中国画学术专题展”、2004年的“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中国画学术专题展”以及2010年的“异域行旅——国外写生专题展”，在对关山月艺术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都对他这一专题作品产生的时代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其它艺术家的创作进行了研究和展示；2013的“西南西北写生专题展”在研究和展示的基础上，更对这些艺术家西南西北写生的线路通过比较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再现。2012年的“傅抱石艺术展”则是从关山月与之共同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以及二人的东北写生作为切入点，对于关山月的一批表现东北矿区的作品进行了研究。这些展览对于关山月而言，显然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场域再现，而以个体形式再现出来的关山月便也在这样的底色上生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集体性的历史场域是策展人根据自身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围绕关山月的艺术发生和发展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网络，因此必然受到策展人自身学术倾向的影响，这就出现了第一重场域还原的问题。此外，观众对于社会历史的认知也是不相同的，由此围绕策展人设定的原初的历史场域，又构成了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新场域，从而导致“再遮蔽”与误读在所难免，此时以个案研究形式呈现的关山月个体再现就成为尽可能规避这种误读的关键。因此，在关山月个案的研究陈列中，策展人尽量以事实和文献说明问题，以静态的文献陈列或不加修饰的影像播放为观众提供必要的线索提示，而极少给出结论性的评价引导。这样就以场域的集体再现和对象的个体再现，形成了一种二者之间相互印证、生发的关系和学术系统，从而使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立体。
三、 展览陈列：知识生产与公共教育
从当代美术馆发展的历史使命来看，美术博物馆应该跨越以作品的展示和现象的总结为主体的发展阶段，而承担起“知识生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知识生产是一个集研究、收藏、展示、推广、教育、服务于一身的系统实践，各环节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对于展览陈列而言，就是要在前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展示，实现美术馆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其间既涉及学术理念的阐释、学术问题的提出，也涉及展览本身公众参与的可能性，以及在与公众的互动中生发出新的问题及精神产品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在展览陈列中考虑到文献内容的可读性、观展路线的科学性，以及对当下新兴媒介的合理利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今年的关山月长期陈列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关山月生平、关山月美术馆历年关山月艺术研究回溯及成果，以及“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学术专题展”。其中关山月生平和关山月美术馆历年关山月艺术研究的回溯及成果是展览的长期陈列部分，可以持续3-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直到有新的研究证实其内容需要更新完善，或者在陈列方式上需要进行必要的更新。而“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学术专题展”部分则是展览的动态陈列部分，每年可根据不同的选题更换内容。
“关山月长期陈列展”的内容除27件关山月北京写生的作品外，大部分是关山月生平和关山月研究的相关文献，包括关山月年表、书房（复制）、绘画工具、印章、手稿、书信、藏品以及关山月艺术研究学术专题展出版物、图片、影像和关山月北京写生的相关文献等。其中一类可以称作直接文献，即作品、工具、印章、手稿、书信等与关山月产生直接关系的文献，带着关山月的气息与体温，可以让观众从对关山月及其作品背后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脉络的认识中，直接感受到关山月艺术的总体取向。另外一类可以称作是间接文献，即与关山月写生活动相关的，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文献，但并不一定与关山月的艺术创作产生直接的联系。“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学术专题展”是以关山月在北京写生的地点，以及这些地点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作用为线索，展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为此，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关于这些写生地点的地图、以这些地点为发生地的社会事件的报道以及报道的刊物、今天在写生地点实地拍摄的照片，以及其他艺术家以同样地点为题材的创作等文献资料，以此为关山月此系列艺术的发生还原了一个社会文化认知的场域，并通过这些与普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拉近了关山月艺术与观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展览的可读性。同时，以往关山月研究课题的成果和相关文献也在此次的北京写生展和整个关山月艺术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文关系，从而使关山月的再现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
对于一个陈列展而言，如何让观众能够一进展厅即被吸引，在观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加深对展览、对展览对象的了解，并在走出展厅的时候能够对展览、对展览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关重要，这就涉及了观展路线以及公众可以参与的互动环节的设定。“关山月艺术长期陈列展”由于涉及到关山月生平、关山月研究学术脉络和成果、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几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展览场地的分配和观展路线上做了相对周密的安排，既根据内容有相对的分区，各部分之间也在内容上保持一定的呼应关系。首先将关山月生平和关山月研究两个长期陈列部分的文献放置在展厅的中央位置，采用玻璃等透明材质制作文献架上展示的立面，并将研究脉络以及关山月生平等文字内容在这些立面空间进行展示。和这一架上内容呼应的是与其成90°角平面展台或展柜中陈列的实物文献，与立面空间的文字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样既保证了这两块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又因为使用了玻璃等透明材料，而避免了立面空间对整个展览空间的野蛮分割，保持各版块在空间关系上的联系。周边的恒温恒湿展柜里则是关山月北京写生的作品，为突出北京在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设计上采用了红墙的“红”作为主要基调，在内容上由北京城区图和以图表的形式呈现的不同艺术家北京写生的比较研究拉开帷幕，每一件写生作品配合实景照片、写生地图、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写生地的实事评论文章等文献资料进行呈现，从而为每一件展品提供了一个解读的知识系统，并提示了一种在公众的解读中形成新的知识系统的可能。此外为了强化展览公共教育的功能，在观展路线的最后，还象征性地还原了一个关山月写生的现实场景，观众可以在长椅上坐下来，拿起画夹和画笔，体会一下关山月写生的情境。由此更进一步从第三者参与的角度完成了场域的还原。
那么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多地向观者传达更多的对象信息，从而让观者更深入地解读展览对象呢？同时又是怎样才能使展览陈列更加贴近当下人的观看和阅读习惯，从而使展览更符合当下观众的文化需求呢？又是怎样才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不在现场的观众以及撤展以后仍旧能够领略到这个展览的魅力呢？这就涉及了数字媒介的合理利用。在关山月长期陈列展中，比较综合地利用了数字化的媒介手段。首先是展览数字化，即制作了360°数字化展厅，以满足不同地域人群观展的需求，同时也做到了让展览永不落幕。其次是在展览中充分利用二维码，将作品信息数字化，以此突破作品说明牌的限制，利于观众对作品及其他展览对象进行深入的解读。第三是展览对象与观众之间的数字互动，即通过触摸屏等数字媒介，以互动的形式，让观众对观看的对象产生一种切身的体会，并在这种切身的感受中拉近与对象的距离。如“山月丹青——关山月艺术展”中《山村跃进图》手卷的数字赏玩，包括时代音画、历史故事、横向比较、画面小知识、绘画技法、互动游戏等交互体验项目，“关山月长期陈列展”中写生地图、实景照片与写生作品的互动转换等，都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此外，还搭建了专门的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专题网页，以此突破现实展览场地的限制，更加深入全面地实现关山月艺术以及系列学术课题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脉络的再现。
从“现象总结”到“知识生产”，是美术馆由展览陈列馆向当代美术博物馆转变的一个质的飞跃，而“知识生产”在机制和功能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展览策划和陈列的过程中强化学术思维和问题意识，通过展览来呈现学术研究成果，阐释学术理念。同时通过展览陈列及其与公众互动的环节，实现知识的转化与再生产。在这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展览是一个网络复杂的知识系统，展览陈列则是这一系统得以实践和应用的有效途径。因此展览陈列不应是一个静态的对象，其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动态的，随着展览这个知识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知识结构的改变而不断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版画》杂志社）
场域理论论文 篇3
场域中的选项多元,却没有标准答案。参与者可为实施自己的竞争策略将选项自由选择,任意搭配,从而呈现多种结果。这些结果既体现了参与者创新性的主观思维,也内蕴着特殊场域内置的框架要求和选择限制。
场域又是危机四伏,充满竞争的。每一个场域内部都始终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抗。甚至场域边界的确定都充满了符号暴力的意味,体现出不同权力间的强弱对比与起承转合关系。布尔迪厄选择以关系的互动来定义场域的边界,认为“场域的边界就在场域停止作用的地方”[3]。
可见,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被理解为界限分明而僵化的圈地结果,也并非宏观上大而涵化的虚无表述,而是一个内容丰满、生机勃勃、潜力强劲的对象。其场域理论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其间事物动态发展而关系密切,可被归纳为一种“关系理论”。
作为关系理论的“场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关系网络。内部各种关系之间争斗不断,此起彼伏;外部各种权力关系也虎视眈眈。总体而言,布尔迪厄的“场域”具有关联性、规则性、斗争性和模糊性等特征。
关联性,指布尔迪厄从关系的角度思考并提出“场域”概念,对个体特性的建构着眼于群体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关联。在布尔迪厄看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内的所有场域,都以市场关系为纽带,将其中各种行为人或组织施以联结。
规则性,指“场域”是参与者按照行动规则共同建立并在其中展开活动的社会场所。作为社会关系构型,“场域”将规则强加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由此成为利益争夺的战场和策略运作的空间。按照规则形成的“场域”结构稳定,其运行遵循各自的逻辑。
斗争性,指“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其原动力根植于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和变动。“场域”具有活力是因为内部各种权力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各类资本的占有者想方设法维护和改善其场域位置。斗争的焦点则集中体现为寻求并强加一种对自身保有权力最为有利的原则。
模糊性,指“场域”边界的不明确。“场域”是特殊行为人或组织关联的多样权力和资本的综合体。权力资本属性的差异使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相对界限,而场域内部确定权力资本属性优越与否、能力高低的标准并不明确,因此“场域”的边界只能模糊设置于其效果开始降低的节点。
(二)“场域”诠释对新闻学的贡献
“场域”概念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1)场域理论允许历史化新闻理念并分析其制度基础。当新闻理念的进化被置于特定场域,这一相对自治的区域围绕一系列特殊的利益机制得以组织。其中,新生的场域资本实践相对独立于其他诸如金钱和权力等利益。
(2)如同新闻自治的引路人一般,场域理论指导新闻实践达至盛行。来自多种渠道的积极新闻采集是一项独具特色的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新闻学研究的更多关切被投向价值和所有权的多样性。然而所有者的数量并不能表明所有者及内容的多样性,亦无法与其他质量指标进行关联。
(3)场域理论能够整合跨媒体形式的证据,从而生成一项崭新的“新闻”或“传播”,又广义于具体媒介形式的分析内容。这一内容与产品及用户息息相关,促使新闻学研究跨越流派界限,媒体组织彼此影响,而受众则在日常实践中联结起不同的新闻传播途径。
(4)场域理论能够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场域特征加以纵向统筹比较,既可以在组织实践中检阅特殊场域资本,也可以审视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场域)之间变化的关系。
(三)“新闻场域”的界定
基于“场域理论”对新闻学研究的诸种贡献,布尔迪厄提出了“新闻场域”的概念。[4]罗德尼·本森对之进一步阐释,认为本质而言,新闻场域从属于文化场域,其特殊性在于场域内部自治受制于外部政治、经济场域的权力资本。[5]
新闻场域具有特殊性。借由专属的新闻商品,它被允许跨越权力界限,进入其他场域进行观察和表达,并且被获准与公众分享其越界行为的结果。这一“中间人”角色既赋予了新闻场域影响社会现存一切权力关系正当而客观的理由,又给新闻场域的身份蒙上了一层隐晦而暧昧的面纱。换言之,尽管新闻报道的效果铿锵有力,但是这一行为却受到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暗示和牵制。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新闻日益成为政治、经济权力资本的传声筒。作为外部权力的经济和政治场域不断对新闻场域施加影响,这种无声的渗透严重削弱了新闻场域新闻资本的文化自治权威。
二、“便士报运动”与新闻自由主义:美国新闻场域的源起
印刷出版业在美国出现始自殖民时期。美国第一份正式印刷报纸———《海内外公共事件报》(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创刊于1690年。尽管对于现代新闻学的精确描述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将“新闻”术语应用于最早期美国印刷报纸活动仍欠妥当。理由是,通常情况下,“新闻”被解读为“新闻客观性”等特殊价值的兴起。因此直到19世纪晚期,“现代新闻学”才作为一个现象出现。然而,围绕特殊形式和实践活动组织而成的新闻场域自治的兴起,似乎可以指向更为明显的积极新闻采集活动。[6]
早期的美国报纸包含商业信息、文学作品和政治论战等内容。新闻报道的价值确认得益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合力促就。在新闻场域脱离政治和文学场域获得独立的初期,市场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运动”,对于美国现代新闻生产的基础条件生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后,美国“党派新闻”萌芽,报纸经费来源于政府津贴和受众订阅,受众为政客和精英阶层,故而经济依赖性强,迎合态度明显,极权主义色彩浓重。与“党派新闻”时期的报纸不同,“便士报”进行的是从广告中探索整体环境流通、增加收入来源的大规模实践,这使其脱离了对用户订阅和政治补贴的依赖,“便士报”关注本地每天发生的日常事件,把记者派往警察局、法院和商业区从事积极的新闻采集。19世纪60年代,地区新闻报道首次系统性地出现在美国新闻场域,通过报纸竞争成为时代标志并获得稳步增长。
“便士报”“彻底扭转了报纸的新闻报道乃至于运作的价值观”。[7]公众被纳入报纸报道的内容并成为新闻场域运转的指向与服务的核心。之前自上而下的新闻生产模式倒置,固有的单向传播机制演变为双向。新闻场域内部的报纸和广告两个参与者产生了互动关系。报纸凭借其内容积聚传播力和影响力,广告则为这种被有效积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埋单。
“便士报”不仅使报纸由“意见纸”变为“新闻纸”,而且其经济独立使“新闻”成为新闻场域内外各种权力竞相争夺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其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使得报刊作为“第四等级”自此拥有了社会地位。美国的新闻场域便在这样的新闻实践背景下悄然形成,而其思想层面的理论指向即“新闻自由主义”。
新闻自由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由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提出。弥尔顿认为: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是公民神圣的个人权利;出版许可制度破坏学术,窒息真理;真理的驳斥是对虚伪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出版自由思想的理论假设是相信人类出于理性与良知;报刊使公民得以了解各种观点,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8]美国政治家杰弗逊更进一步指出,“人民是统治者的唯一监督人,甚至他们的错误也会促使统治者遵守他们制度的正确原则……如果要我来决定究竟是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9]。
新闻场域成长于对压迫的反抗中,独立诉求因之成为天然秉性。新闻自由主义发端于生产、发行“便士报”的小型企业和零散的地区报业市场。它把传统的人际沟通模式嵌入市场体系,使得市场成为新闻场域内外信息流通的合理渠道。新闻场域由此成为独立于政治干预的权力自治主体。新闻自由主义的理论导向,对生成伊始的新闻场域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新闻自由始得确立,并最终发展为美国民主政治的一大标志。但其并不涉及出版者行使出版自由的限度,亦为后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埋下了伏笔。
三、新闻专业主义对“黄色新闻”的突围:美国新闻场域的扩张与巩固
1890年至1914年间,美国报业迅速扩张,以新闻为权力资本的新闻场域得以巩固。实际上表现为伴随着身份和利益的确认,专业新闻教育、协会和奖励纷纷设立,报纸媒介产业化加剧,“黄色新闻”盛极一时。理论上则集中反映为新闻专业主义。
这一时期,美国报纸的数量提升了三分之一,平均发行量翻了一番,广告量增加了3.5倍。[10]各大报纸频繁增员。广告主、报纸和杂志开始监测发行量的举动促成了美国“发行审计局”的成立。收益重要性的提升和从业人数的增加削弱了“便士报”时期积累的报纸编辑的权力。
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开设了全美首门新闻学专业课程。1908年,美国第一所独立的新闻院校———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接受普利策的捐赠得以筹建。同年,美国“新闻教师协会”成立。1909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专门性的新闻记者联谊会,编辑协会也在19世纪80年代末形成。1910年,首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在堪萨斯州通过。[11]1917年,普利策奖设立,该荣誉囊括四项新闻类奖项,四项文学戏剧类奖项,以及一项教育类奖项。通过一系列努力,新闻场域的文化影响在社会范围内得以永久保有,新闻学终于成就了独立于文学学科之外并与之平等对话的文化身份。
报纸作为媒介形式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工作创造出一种对于城市福利有机存在的兴趣和关切”[12]。这一时期“黄色新闻”的出现增加了发行量,拓展出新的平民读者群体,从而促使各家报纸厉兵秣马,各显神通,对读者数量的直接争夺进入白热化。如果说向大量读者提供广告的挑战在都市范围内衍生出“黄色新闻”这一特殊类型,那么,1896年美国邮政局向乡村地区免费发行报纸介绍的措施,则缔造了乡村报业生产和发行的繁荣景象。[13]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乡报业的普遍振兴,正是新闻实践活跃激发的结果。
然而,报业市场化的另一结果是使新闻场域内注重经济的参与者为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对广告的依附性加强,导致“黄色新闻”大行其道,杜撰报道泛滥成灾,行业垄断星火燎原,新闻自由摧兰折玉。为了维护自由精神,19世纪末,美国新闻史上爆发了著名的“扒粪运动”。1903年脱销的《麦克卢尔杂志》堪称新闻报道“扒粪”风格的经典模板。该杂志曾经报道的问题包括:地区政府的浪费,保险公司的不道德行为,租房户的生活窘境,以及肉类加工企业的添加剂滥用,等等。《时代周刊》也曾旗帜鲜明地反对“黄色新闻”,提出了“所有新闻都该适合体面印刷”的口号,并配合附赠一则“它没有弄脏早餐布”的广告。[14]这种新闻行业内部的自觉抵制性实践,呈现出美国新闻场域的差异和分层,从而理论化为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发端于由美国专业新闻资本搭建的新闻场域之内、体制框架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深入人心。建立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新闻专业主义整合了社会功能、使命责任、行为准则三层理念。注重事实和客观性的新闻自由主义,在19世纪初的美国衍生出一套新闻场域新闻资本的具体操作规范,包括:强调记者应该寻求相关机构公认的代表或新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作为适当的新闻来源;通过“纪录式报道”向公众提供眼见为实或被确认证实的信息,避免煽情;将观察到的事实与新闻记者本人的观点和评价剥离;尽可能地对事实或意见进行描述,用括号括出那些能够为构建事实提供基础的框架和观点;低调处理“叙述者”角色的作用;等等。[15]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对塑造新闻场域内日渐倾向经济极的新闻资本职业道德和公众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依然十分明显。这不仅由于从事新闻实践的记者基于人本立场终究无法做到绝对客观,更为重要的是,体制机制层面,在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框架下,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新闻场域自治时常受到来自外部政治场域(政府)和经济场域(市场)的干涉。这种无法摆脱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新闻场域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多元话语的式微,终将给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立场造成伤害。
四、社会责任论统摄的美国新闻场域上升期
1914年—1970年,美国新闻场域风起云涌。广播和电视等媒体接踵而至,传统报业权威受到挑战。各种媒介形式的垄断资本兼并来势汹汹。联邦政府开始介入管理,公共服务伦理和报道实践的政策性方针强劲有力。扩张的新闻场域因内部权力资本的分流竞争加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社会责任论则在这一时期统摄了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思潮。
广播在美国的兴起开创了一个新型媒介时代。早期的商业电台倾向娱乐节目,1940年起开始转向常规性新闻节目的提供[16]。二战后美国电台数量增加,并在其后的十年里保持持续增长。一个关键转变是“广播地区化”,收音机作为一种区域新闻传播媒介进行了自我再创新。
就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电视媒体而言,新闻节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本土化。由于地方电视台看到了新闻的有利可图,提供给新闻节目的时间逐渐延长。1961年,洛杉矶一家名为“KNXT”的电视台将新闻节目延长至一小时,各地电视台开始陆续扩大新闻采集活动。除此之外,新闻节目的增加也与这一时期的员工充足和设备进步有关。[17]
新闻场域的扩张伴随着大量形塑于场域内部动态的矛盾冲突。除却报纸、广播、电视各自的垄断资本兼并外,不同媒介形式间对于受众、覆盖率和利益的争夺也愈演愈烈。1910年至1930年的20年间,全美日报产业链的数量增长了5倍,从60条增加至311条。[18]20世纪30年代,广播凭借传播网络和技术优势对报纸造成了巨大冲击,引起印刷报业的联合抵制,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报纸—广播之争”。1927年的“美国广播法案”推出了许可制度。1934年的“美国通信法案”设立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用于监管广播服务于公共利益与需求。二战后的报业与电视垄断几乎同步。1941年,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没有电台的企业可以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可覆盖35%以上的全国受众;1964年规定防止一家电视公司在同一地区市场内拥有超过一家电视台;1970年和1975年两年分别出台对同时拥有电台和电视台、报纸和电视台的限制。1949年的“公正法典”则颁布了针对各类媒体的新闻内容的许可限制。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干预措施及时消解了新闻场域内部的行业压力,有效缓和了地方市场集中化的不利影响,为美国日后市场体系下的新闻场域管理奠定了基础。
实践层面旷日持久的新闻场域内资本争夺和场域外政治干预,唤起了新闻理论界的深刻自省。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哈钦斯的带领下,发布了历时两年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指出“新闻自由的危险,部分源自新闻业经济结构的变化,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纵新闻的人不能洞见一个现代化国家对新闻业的需求以及他们不能判断责任和不能承担肩负的责任所造成的”[19]。这一报告堪称社会责任论的纲领性文件。
1956年,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对社会责任论进行了进一步地阐述,强调新闻传播的客观、真实、公正等专业标准、行政律令对于新闻传播的约束,受众对于新闻内容和传播媒介的选择和干涉。童兵将其核心观点总结为:“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传媒和新闻从业者……在交流意见的时候,应该表现并阐明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20]
垄断资本瓦解了市场准入的自由,社会责任理论则摆脱了“自由天赋”的蛊惑,将新闻场域的核心资本———新闻之自由引向道德的起点。它强调“传播人的责任”,要求新闻场域内的参与者“竭尽所能提供素质最高的成品”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加以处理,从而“负起作为一个公仆与一个专业人员的责任”,而非“商业义务”。[21]
社会责任论是对新闻自由主义的调整与完善。新闻自由作为权利的同时理应承担责任和义务,并且对他者产生的影响越广泛深远,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就越沉重宏大。当新闻场域的权力争夺受制于商业资本的控制,新闻生产的服务对象随即发生了由公众到市场的转化。受垄断资本怂恿的新闻权利发挥到极致,就会增加新闻场域内个体或组织自由参与的障碍,进而伤及公众对于场域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热情。这既是美国新闻场域上升期新闻自由主义饱受质疑的理由,也是社会责任论备受推崇、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五、再扩张:新闻场域的内外合谋与理论重建
20世纪70年代以降,美国新闻场域内部兼并势头总体加剧;传媒跨国公司兴起并开始在全球新闻场域网罗搜集新闻资本,自治更为有力;报纸、广播、电视等并存的媒介形式令新闻资本所有权渐趋多元;新闻场域外部的政治权力对新闻场域渐生依赖,借助新闻传播实施“传媒外交”与意识渗透,在政策制定上倾向与新闻场域内部垄断资本的合谋。诸多因素合力造就了美国新闻场域的再度扩张。理论层面,这一时期则主要呈现为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和市场批判引发的公共新闻运动。
20世纪70年代,在所有权和管理变化的背景下,美国新闻场域围绕特殊公共服务伦理,通过原创性报道进行新闻实践的热情减退。报业产业链自60年代末开始不断升级,20世纪末拥有了全美80%的报纸,最大的四家报业集团———甘耐特、奈特-里德、纽豪斯和时代镜报控制着超过25%的发行总量。[22]从1996年起,美国新闻场域迎来了一股来势更为凶猛的兼并热潮。2002年,10家广播母公司控制了全美2/3的听众和收入。截至2003年,1万家广播电台中超过9000家至少变更了一次所有权。[23]垄断化的加剧,导致了报纸地区竞争的缩减和地方关怀的降低,广播被动地依赖报业辛迪加提供的诸如地铁网络或影子广播等新闻采集服务,电视台则开始推出商业意味浓郁的“无差别地区节目策略”[24]。
70年代以前,电视集团的规模始终受制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限制。1981年后,监管制度发生变化,联邦通信委员会撤销了所有关于节目内容的限制,广告方针和提供节目素材的需求也获松绑。1990年“公正法典”的废止意味着发布事关公共重要问题的反对意见不再需要特别许可。激进步伐之下,1996年的美国“电信法”彻底清除了一切关于国家广播和电视台所有权的限制和约束,条件是全国受众范围不得超过35%,从而引发了新一波新闻场域内部的兼并狂潮,推动了倾向全球化掌控、谋求横断面利益的媒体跨国公司兴起。这些跨国公司公有制的色彩鲜明,国家和政府强制管理者设置超过新闻场域特殊目标的最大化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传媒外交”,借由跨国市场谋求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占领。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场域内外的权力资本实现了合谋。
随着新闻场域的跨国境联通,新闻资本权力的强势爆发令新闻理论研究无法漠视,开始多重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权力的生成、变异和影响。可以说,新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的新型手段,以知识体系为受众定义、建构并框范了“社会真实”。这种“真实”的恶劣后果,是从根源上阻断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于是,理论界掀起了关于“新闻事实性”的讨论。以霍尔和塔奇曼为代表的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以往“真实性”就是保持新闻传播内容主、客体一致的判断,将眼光投向“建构”的过程,认为新闻真实包含事件和意义两个部分,涵盖了现实与可能两种指向,新闻工作者通过手中的新闻符号掌控当代社会的权力话语及其传播,从而实施新闻场域自治和跨场域干涉。“一个事件首先得变成一个‘故事’,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可传播的事件。在这个环节中,话语的规则是占主导地位的。”[25]
令人遗憾的是,杜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预言,竟在此时一语成谶。大规模媒介产业化进程导致的娱乐内容喧嚣、地区新闻骤减、转手舆论激增、公众参与趋尽等现实,使得新闻学界意识到应该适时组织市场批判,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政治民主生活,发挥新闻自治在场域内的主导作用。于是,公共新闻运动应运而生。“公共新闻学之父”罗森将这一运动的理念阐释为:公众具有行为能力,是“值得尊敬的对话者”[26],新闻应关注公众及其日常;新闻记者不应将自己看作旁观者超然于事外,而应履行公民职责参与民主进程,创建“一个可行性公共空间”[27],致力于提高对话质量和解决公共事务,增进道德层面的人本关切。
公共新闻运动通过将传媒融入“公民社会”,一定程度上回击了急功近利的消费主义思潮,摆脱了国家和市场权力的操控。公共新闻思想遵循批判逻辑,旨在重建一个自由、自动而自主的新闻场域,推动美国基层民主运动的复兴。进入21世纪,其发展一方面受到新闻场域内部垄断资本更为彻底的制约,另一方面尴尬于新闻场域外部政治、经济权力的制约与受众选择的天然有限,所谋求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体制机制下重建一个公众积极参与的新闻公共空间理想几成泡影。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公共新闻理论仅是主流新闻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完善与补充。
六、结语
新闻场域的自治并不等于参与者的解放。在新闻场域形成初期,市场促进了其独立于政治、经济和艺术之外的自主权。然而,新闻自治不仅有赖于独立,而且倚重外部政治权力的保护和管理。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始终渗透着新闻场域内外权力资本的较量。考察美国新闻史可知,商业资本对新闻业的威胁亦由来已久。通过外部政治权力对内部新闻权利集中化的限制,多种媒介形式的新闻实践得以不断开辟空间和吸引受众,从最初的格格不入到最终的其乐融融。
我在搜寻场域特征 篇4
只有在定义被彻底扩展的条件下，艺术以及与艺术相关的活动才有可能证明艺术是现在唯一的演化—革命的力量。只有艺术才能终止一个衰老的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的社会制度的压制性影响：终止这种压制性影响是为了创建一个作为艺术品的社会有机体。
这个最现代的艺术学科——社会雕塑/社会建筑——只有当每个活着的人成为社会有机体的创造者、雕塑家或者建筑师时才能付诸实施。只有在那时，激浪派以及偶发派的行动艺术（action art）关于介入（participation）的坚决主张才能实现；只有在那时，民主才能被完全领悟。只有艺术的概念彻底变革到这个程度后，艺术才能变成一种政治生产力，传达给每个人并塑造历史。
但是所有这些，而且很多是尚未被探索的，已率先构成了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洞察力需要进入到客观联系当中。我们必须查究（知识理论）自由个体的生产潜力（创造力）的源起时刻。于是我们到达了人类将自己首先感受为精神性存在（spiritual being）的时刻，到达了他的至高成就（艺术品），他的活跃思维，他的强烈情感，他的积极意愿以及他们的较高形式都可以被理解为雕塑的生产工具的时刻，与分成为雕塑元素——无限的——运动的——有限的（参见雕塑理论）这种分离式的雕塑概念相对应，然后并一致认为这塑造着通往未来的世界权利的内容。
艺术的概念与生俱有，它变革的不仅是历史性的资产阶级的知识概念（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还有宗教活动。
人人都是艺术家——从他自由的状态——以他直接感受到的自由的立场来看——每个人都会在未来社会秩序的总体艺术作品里学会判定其他立场。文化领域（自由）、法律构建（民主）以及经济领域上（社会主义）的自我判定和介入。自我管理以及地方分权（三重结构）出现了：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五国际诞生了。
交流产生于交互关系之中：从来不是师生之间授与学的单方向关系。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因此交流游移在任何时间以及任何地点，在任何可想到的内外部环境中，在所有程度的能力之间，在工作场所、机构、街道、工作圈子、研究小组、学校——大师/学生，传送者/接受者关系之中摇摆。获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才能相对应。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它在寻求开创大量相似的工作团体或者信息中心，并努力使它们变成全球性合作团体。
（约瑟夫·博伊斯，“我在搜寻场域特征”[1973]，参见卡琳·库尼[CarinKuoni]编，《给西方人的赋活计划：约瑟夫·博伊斯在美国》[Energy Plan for the Western Man： Joseph Beuys in America]，纽约：Four Walls Eight Windows出版社，1990）
场域理论论文 篇5
一、 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 是布迪厄其文化社会理论基本构架建立的重要基础。布迪厄认为“从解析的角度入手, 我们可以将在每一种地位间所拥有的关系认定为一个客观的大网, 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框架, 这就是场域的定义。”1进一步来讲, “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一个独特的圈层, 同样也是一个具有不同规则的游戏圈, 这种游戏圈使得艺术场和经济场以及法律场具有完全不同的游戏方式。但是, 他们又因为资本种类的相通而具有相对统一的联系。”2可以把每一个场域看作是一个具有独特游戏规则的敞开空间, 在这样地空间里充满了犬牙交错的权力、起伏不断的力量和身处其间的游戏者利用规则的谋划和角逐, 这些都在随时随地的改变着场域中的不同资本的存在形态和份量格局。因为场域中的行动者的位置是由其在这个空间中的权力或者资本的质量与数量的分布来决定的, 所以一切场域都被权力场包含在内, 都和权力场有着控制与妥协、制约与反抗的关系。从这种角度看来, 场域像是一个“角斗场”, 内部时刻进行着关于权力、力量和地位等资本形态的较量。
只有把抗日题材电视剧的生产置于场域理论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才能清晰地发现剧集的生产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它们在如何的迎合与妥协中才演变成了“抗日神剧”。
二、“抗战神剧”生产失范的荧屏表现
1.架空历史
现在许多横行荧屏的“抗日神剧”不仅没有反映历史而且把人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严重扭曲。比如《抗日奇侠》《向着炮火前进》等“抗日神剧”没有任何史实的根据, 只是简单的把故事背景设置到抗日战争时期, 而主要的内容是言情、奇幻、武侠、悬疑等。当下“抗日神剧”解构抗日战争, 在内容上虚化甚至消解战争的残酷性和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等主题, 而是着重强调个别具有神奇技能或特殊装备的奇侠对战争胜利的决定作用;形式上削平历史的深度, 忽略了故事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与时代的联系, 平面化地呈现着一幕幕闹剧、雷剧、狗血剧。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解构, 究其原因是对历史的过度消费。同时, 它会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形成对于战争和英雄的错误认知。这种引导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 改写着人们的历史观。
2.炒作严重
当下的“抗日神剧”仅仅以迎合市场需求、消费热点和观众口味为创作目的, 市场化运作过于严重, 忘记了自身引导精神价值的文化担当。为了赢得利润和收视率, 剧集在生产和宣发的环节可谓“费尽心机”, 比如在电视剧《抗日奇侠》中有着离奇且血腥的“手撕鬼子”情节, 剧集在宣传的过程中竟然主动把“手撕鬼子”这一情节作为噱头进行宣传;在电视剧《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女兵排》的推广中则是主打剧中的“女尼排”。“最后, 抗日剧情节更倾向于暴力与色情的消费。消费主义使抗日剧情节加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意味。”3利益裹挟着理想, 商业诉求消解着文化担当, 抗日题材应有的精神价值也在市场的大潮中被渐渐冲刷殆尽。
3.过度娱乐化
内容的过度娱乐化有两点表现最为突出。其一是视觉效果的刻意化。为了吸引广大的年轻观众, “抗日神剧”在选择演员时的偶像化倾向和追求酷炫的视觉效果。比如在电视剧《向着炮火前进》中吴奇隆饰演的主人公, 在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他身穿皮夹克, 骑着哈雷摩托车。即使在战场上, 他发型也从不凌乱, 而且竟然还会胜利后自带欧式豪华沙发摆好造型。其二就是战斗过程的游戏化。通常战斗的情节会将交战双方设置成拥有神奇技能或特殊装备的主人公和愚蠢胆小、毫无战斗力的鬼子, 因为双方“实力悬殊”所以战斗的过程更像是主人公在戏耍鬼子, 无论怎样主人公都不会死, 鬼子总会伤亡惨重。抗日神剧通过这些游戏化的战斗过程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 催生出扭曲的、过度的娱乐化效果。这样就使剧集丧失了抗日题材应有的严肃和深刻, 内容流于滥俗, 甚至污染了荧屏环境。
三、 抗日神剧生产失范分析
电视剧的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相互作用, 形成联系紧密的链条, 因此我们把剧集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看作是一个场域。根据场域中的资本比重和力量对比, 可以划出以广电总局为代表的管理机构、以影视制作公司为代表的生产机构、以电视台为代表的播出机构和代表消费力量的观众等几个主要的行动者。
几个行动者当中制作公司和电视台在场域内的位置最为相近。制作公司要先把剧集卖给电视台而电视台再将剧集推向观众。观众认可的剧集获得了高收视率, 才能通过广告、版权、周边等多种形式带来充足的资金回流, 保证商业循环完整地持续进行。正如布迪厄曾经以新闻界为例来论述电视和商业的关系一样:“新闻界是一个场, 但确实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 同时又以其结构, 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4这样的论述对电视剧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同样适用。传媒经济场域通过收视率牢牢地控制着电视剧生产场域, 同时电视剧生产场域又会对与其有关的部分场域施加影响。在传媒经济力量的支配下制作公司和电视台为获得高收视率而在剧集生产场域中进行的一系列运筹和操作, 正是传媒经济和剧集生产两个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观众的反响、媒体的评价、业界的判断都是剧集生产对其它场域的影响, 甚至优秀的电视剧还能成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
剧集收视率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场域中代表消费力量的观众。抗日神剧为了能够吸引最多观众的注意, 肆意寻求产生于当下各类文化场域中的“猛料”, 强行添加进抗日剧制作, 内容上借力于引导抗日剧观众民族情绪化的审美志趣和当下流行文化中的恶俗成分, 因此产生了炒作严重和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在这个被媒体网络缠绕的年代, 所有人都无时无刻不处于媒体的巨大场域之中。“人们发现自己与他人都共同地生活在同一个几乎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媒体网络中, 谁也无法挣脱其强大的影响力。”5观众都会或多或少地关注这些被媒体批评声浪“围剿”的剧集。比如电视剧《抗日奇侠》虽然是一部神剧, 但是正是因为“手撕鬼子”等雷人情节备受争议, 接连不断的舆论批评在无意中推波助澜, 促成了剧集收视火爆。因此“《抗日奇侠》却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 第二轮播出一集200万, 利润翻倍;热门抗战剧利润率普遍达到200%”。6制作公司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做出这样粗制滥造的神剧, 剧集制作成本下降。电视台的购剧成本也会相应减少。制作公司和电视台纷纷有意或无意的“合谋”使一部部抗日神剧开始横行荧屏。这样也使抗日神剧陷入了一个越拍越烂、越烂越播、越播越火的怪圈。
广电总局是剧集生产场域中权力的代表, 它将政治场域的影响施加于此。导演徐纪周曾在剧中尝试还原更真实的历史, 结果“接到整整两页纸、长达八十余条的修改意见:其中, 一个关于日军乔装成八路, 深入山西五台山腹地寻找八路军指挥部的情节被删除了, 理由是:‘可以强调日军的残酷凶狠, 不能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7于是抗战神剧中的鬼子都是愚蠢胆小、毫无战斗力可言的脸谱化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是扁平的符号。尽管广电总局也在早在2012 年5 月就曾严肃批评抗日剧过度娱乐化的现象, 批判抗日人物设定夸张, 但是“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回忆, 自此每投拍一部剧, 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8因为抗日剧是投拍“最安全”的题材所以大量资本涌入了相关剧集的生产, 因为追逐市场风向所以制作方在选择抗日剧后又会架空历史来塞入言情、奇幻、武侠、悬疑等诸多新奇元素。在权力的默许面前, 市场怂恿着资本大量流向了抗日神剧的制作和播出, 渴求资金的快速回笼和收获暴利。
四、总结
“抗日神剧”风行荧幕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文化现象, 究其原因是抗日题材电视剧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失范行为。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抗日题材电视剧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 广电总局、影视制作公司、电视台、观众等几个分别代表不同权力和资本类型的主要行动者, 在场域中受到政治导向、利益追逐、审美志趣等因素的左右, 进而发生过度集中的资本流动和畸形变异的文化生产。希望中国抗日剧能够健康发展, 承载应有的精神价值、肩负必然的文化担当。
摘要：抗日题材电视剧一直是风靡荧屏的电视剧类型之一, 但是其中剧集的质量良莠不齐, 特别是近年来荧屏上出现了“抗日神剧”。本文将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角度出发, 透过“抗战神剧”生产失范的种种荧屏表现, 分析存在于“抗日神剧”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场域内几个主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左右它们位置的主要因素, 探讨抗日题材电视剧在生产阶段出现了哪些失范才会演变成畸形的“神剧”, 旨在反思当下抗日题材电视剧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以期中国抗日剧能够健康发展, 承载应有的精神价值、肩负必然的文化担当。
关键词：抗日神剧,抗日剧,电视剧生产,场域理论
注释
11. (法)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李猛, 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
22.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434.
33.李津竹.消费主义视角下抗日剧的变迁[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 (3) :76.
44. (法) 皮埃尔·布迪厄, 许均译.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14.
55.王一川.媒体网络缠绕与艺术公赏力[J].南方文坛, 2014 (5) :5.
场域理论论文 篇6
一、近代湖商的兴衰
南浔位于浙江省北部, 是浙江接轨上海的前沿, 南连杭州, 北濒太湖, 东接苏州, 隔湖与无锡相望, 西上直达南京, 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帮”的称号。自南宋时起, 这里就理水为镇, 成为烟火万家、鳞次栉比的江浙雄镇。到了近代, 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后, 地缘上的相近, 既方便了湖丝的运输, 又降低了湖丝的运输费用, 再加上湖丝因“任从提挈, 不忧断接”, 是蚕丝中的精品, 遂成为欧美市场的抢手货。南浔人抓住这一机遇, 大量出口生丝 (见图1) 。到19世纪70、80年代南浔出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黄金狗”的巨商大贾, 即拥有资产百万以上者称象, 五十万以上者称牛, 三十万以上者称狗。照此估算, 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六千万至八千万两。而19世纪90年代初, 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七千万两左右, 可见湖商财富之多, 富可敌国。
但好景不长, 随着第一代湖商退出历史舞台, 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日本丝业的竞争, 湖商逐渐衰落。如到了1934年湖丝出口仅300包, 为1862年湖丝出口数量60000包的0.5%。不仅如此, 丝价也多低于成本价。作为南浔重要群体的湖商, 其兴衰变迁必然会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注:图中数据根据嵇发根著《丝绸之府湖州与丝绸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年版157-161页数据整理而得。其中, 一包等于80斤蚕丝。
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布迪厄认为, 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场域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一个场域由附着某种权利 (或资本) 形式的各种位置空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构成, 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特定的运行逻辑和资本。根据布迪厄的理论, 一个区域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帮群体的形成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商业场域, 它是围绕商业贸易现象展开的客观关系网络。这个场域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在商业场域中主体的兴衰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符号结构的变迁。布迪厄的这种场域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变迁的新视角。一般的社会变迁理论强调社会整体的发展。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表现出了对分化中的各场域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的关注, 指出在社会发展变化中, 各场域有它自己本身的目标或‘追求’, 而不应单纯地为总体社会的目标服务”。它在分析某个场域的历史时, 注意某些特定要素在这个场域中变化的轨迹、过程, 使场域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到这个场域的固定结构以及其中个别要素的意义。
三、商业场域中南浔社会变迁分析
(一) 南浔经济结构变迁
1.产业结构变迁
南浔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从种植业到手工业再到商业。南浔气候温和湿润, 雨水充沛, 日照充足, 无霜期长。粮食作物可一年二至三熟, 同时也十分适合于种桑。种植的谷物主要是水稻, 此外还有油菜、小麦、观音粟、豇豆、豌豆、赤豆等杂粮。因此在宋代就有“苏湖熟, 天下足”之说。但到清中叶, 传统的农业耕作结构有所改变, 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结构逐渐改变为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结构。土地三成种粮、七成种植经济作物, 以至于本地区粮食不能自给, 须从其他省份大量调进粮食。这是因为传统稻米等粮食作物的收成, 在缴纳租赋外, 所剩无几, 而农民要生计则只能依赖经济作物的种植。植桑养蚕技术的发展使得其可以获得近五倍于种稻的收益 (见表1) , 逐渐成为南浔的主要经济作物。据《南得镇志》记载, “乡间隙地无不栽桑”, 达到“无尺地之不桑, 无匹妇之不蚕。”的状况。这一时期南浔的手工业主要是缫丝业等 (见表2) 。
上海开埠后, 由于辑里丝名扬海内外, 许多南浔人从事生丝出口贸易, 或成为“丝通事”, 或成为丝买办等, 崛起于上海滩。代表性的企业有顾丰盛、朱宏茂、刑正茂、刘正茂、张恒和、周申昌、吴其昌等。除此之外, 许多南浔人还从事盐业、皮毛等商业贸易 (见表2) 。
注:每20斤为一个。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214页。
资料来源:朱从亮纂辑:《南浔文献新志》, 2000年, 第180页, 现藏浙江省图书馆;叶美芬著.《南浔古镇史料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年第141-142页。
2.职业结构变迁
近代初期, “士、农、工、商”仍是南浔人民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南浔士人中一部分开始经商。如南浔施国祁, 县学生, 好学不倦, 工诗、古文、善填词, 少时曾与张鉴、杨风苞同受业于大诗人阮元门下, 中年忽乐市隐, 寓于浔北, 为人经理生业。农民除种稻、蔬菜外, 更多的时间从事蚕桑、缫丝、畜牧、摇船等家庭副业生产。手工业劳动者由于蚕桑业的发达, 多为车户、机户, 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竹器制作、木器制作等, 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 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商人阶层由于财富的不断增多, 也开始追逐功名、职衔等政治资本。如南浔刘镛从1844年起, 就开始以大量的商业资本进行捐资、助饷的政治投资, 一直从国学生报捐到国子监典簿、蓝翎光禄寺署正员外郎。陈熙元通过巨额的赈济等换取了候选郎中、知府、光禄寺卿等头衔。据统计到19世纪70年代, “四象八牛”之家的12位创业者中, 9人具有不等的功名职衔。除了给自己捐官外, 富裕起来的湖商还给子孙后代捐官买爵。通过这一途径, 湖商实现了由商而绅的转型, 在南浔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取代了原有士绅的地位。
3.消费结构变迁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是不同的。消费结构的变动也有所差异。南浔农村经济主要是一种糊口经济, 平均每户的恩格尔系数基本维持在60%以上, 生产生活费占总费用的99.46%。很少有用于其它消费的资金。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虽较农村居民高, 但一般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农村居民差别不大, 饮食支出仍是最大比例。城镇中的富裕阶层, 除了奢侈的生活消费以外, 大量的资金消费在建洋房、花园、捐官买爵、藏书办学等方面。随着商业贸易的衰落, 非经营性支出也大量减少。
(二) 南浔社会文化结构变迁
1.家庭结构变迁
近代南浔在家庭结构上的变化不是很明显, 但与以前相比, 规模有所缩小。据1929年南浔区公所的户口调查, 当时南浔平均每户4.26人。到1933年时, 平均每户4.19人, 而唐初平均每户为6.25人。
2.婚育观念变迁
据陶毅、明欣研究,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初婚年龄大致是, 男性为16-17岁, 女性为14-15岁。而1947年对南浔人口婚姻状况的统计显示, 男性18-19岁的人口中已婚的仅占34%, 高达55%的人口在20岁以后结婚。女性16-19岁已婚人口占总人数的41%, 20岁以后的结婚人口占总人数的58%。可以推断, 20世纪以后南浔地区的初婚年龄无论是男性, 还是女性都有所推迟, 男性大概推迟3-5岁, 女性大概推迟4-5岁。不仅如此, 随着近代新思潮的影响, 南浔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 开始出现婚姻自由现象。
3.性别结构变迁
近代南浔的性别比例变化不大。据刘大钧调查, 南浔性别比例大致为110.56。在职业中, 男女性别结构有所变化, 女性逐渐摆脱了很少出门在外, 只做家庭主妇的状况, 不断进入到各个领域, 基本打破了男性一统的状况。在丝绸纺织业和服务业领域, 南浔女性人口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人口。从事公务员的人数也占到了42.4%, 将近一半。据调查, 在南浔所有的职业中女性占47.4%, 基本与男性达到了平衡。
4.文化教育变迁
南浔本是一座具有悠久文化教育传承的古镇, 随着财富的增加, 以及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许多湖商纷纷捐资兴学, 新式教育逐渐取代旧有的私塾等传统教育模式。普及教育、贫民教育、女子学校、体育学校等相继兴办。这些教育机构有的是从私塾改制而来, 有的是私资的新式学堂, 有的是政府设立的初级教育, 还有民众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等 (见表3) 。这些教育机构对南浔人民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5.民俗节庆变迁
近代南浔民俗节庆的主要变化是在旧有节日的基础上, 增加共和制后一些新式的节日。受上海等地的影响, 婚俗的演变最为显著。新式婚礼以及新旧相间的婚礼广为流行。如以介绍人代替媒人, 以鞠躬代替跪拜, 以婚纱代替传统的婚服。新旧相间的婚礼主要是仪式为新式婚礼, 而祭祖不变。
(三) 南浔符号结构的变迁
1.建筑景观变迁
上海开埠后, 湖商目睹了西方建筑类型的洋风风貌, 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 在设计建造自家庭院时就吸收融入了西洋建筑风格, 从而使南浔的传统建筑风貌有了改观。一些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以及西化的建筑开始出现。比较典型的有张石铭故居、小莲庄的“东升阁”、刘氏悌号等。张石铭故居由江南传统风格与西欧建筑风格组成, 花窗、门廊的砖雕是江南传统的工艺手法, 楼窗上法国蓝色的刻花玻璃、豪华的舞池、壁炉等体现了欧洲18世纪的建筑风格。“东升阁”可以称得上是中西方建筑风格融合的典范。整个建筑外观是中国传统的塔形造型, 平缓尖顶, 红砖垒墙, 庄重而大气。阁内却是西化装饰、罗马双柱、拱形门卷、落地长窗, 精铸花扶, 一派欧化风情, 将中国塔式建筑与欧式建筑融为一体。刘氏悌号是西洋建筑的典范, 红色集合形态的砖雕、精美壮观的罗马柱、多彩多变的刻花玻璃、造型优美的铁花栏杆阳台, 洋溢着西洋建筑的韵律。
2.空间布局变迁
南浔街区的空间布局近代变化不大, 主要是“一河两街”的结构。居民建筑沿河布局, 房屋与河之间是街道。商业中心位于大街、寿星街、爆场街、务前一带。居住聚集区主要位于市河、百间楼、马家港的两岸, 后河北岸、永安桥港东岸一带。19世纪后期以后, 富裕起来的湖商躲在船场浜一带建造住宅、花园。
参考文献
[1]朱新予.浙江丝绸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2]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2 (2) .
[3]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M].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8.
[4]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5]叶美芬.南浔古镇史料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场域理论论文 篇7
本文把人肉搜索事件中的人物划分为:信息需求者 (发起人) 、信息提供者 (参与网民) 、信息消费者 (看客) 、信息受害人 (被搜索人) 四种类型, 并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来分析人肉搜索中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认为人肉搜索是媒介场域对真实生活场域的介入。
人肉搜索的类型及其中的角色扮演
目前, 有学者把“人肉搜索”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惩恶扬善型。比如2008年初的“死亡日记”事件。丈夫的出轨导致妻子自杀挑战了网友们的道德底线, 激起了网民普遍的愤慨。虽然网友们的某些过激行为给当事人、第三者及其家人造成了伤害, 并挑起了关于网络暴力的争论, 但网友的初衷是“惩恶扬善”。二是助人为乐型。在汶川地震后, 这种类型的搜索发挥了重要作用, 谷歌、雅虎、新浪、搜搜、天涯等大型网站联合发起“寻找灾区的亲人”专项搜索, 许多在地震后离散的人们借助网络平台和网友的热忱帮助重获了亲友的消息。三是揭示真相型。针对一些虚假信息, 网友提出质疑, 并自发地查明真相。 (2) 比如“华南虎事件”。此外, 本文认为反对贪污腐败型的“人肉搜索”也应归入这一类, 例如“史上最牛房管局局长”的曝光、“出国考察门”事件等, 因为网民本身不能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裁定惩治, 只有通过事实真相的揭露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进而发现问题。
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社会对处于一定社会地位上的人有一定的要求, 即社会期望;个体要依照社会对他的要求去履行其义务、行使该角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权力, 这就是社会行为;当个体被赋予某一新角色时, 改变的不仅是行为方式, 态度和价值观结构也会发生深层变化。人们从理解社会对角色的期望出发, 按社会对该角色的要求去行动, 成为履行角色责任和义务的角色。 (3) 如果说人的一生就是不断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 那么网络的虚拟性让人们实现了扮演不同角色的心理需求。角色扮演使人能够亲身实践他人角色, 体验他人在各种情况下的内心情感。针对人肉搜索事件中的四种人物类型, 本文将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来分析人肉搜索中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介绍
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试图打破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固定思考模式, “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 通过场域、惯习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 继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实践理论”。 (4) 他认为在理解社会生活时, 既要客观公允地对待物质、社会和文化的结构, 又要兼顾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实践和经验。
场域。场域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 在这里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 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 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 (资本) ———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 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 (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等等) 。 (5)
惯习。布迪厄认为:存在这样一种机制, “推动”拥有一定数量资本的确定行动者们采取这样那样的策略, 要么起而颠覆, 要么退而维持———或者, 漠然视之, 远离游戏。这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惯习”。 (6) 惯习把资本、市场、利益等一些看起来属于经济学的观念, 重新加以组织和阐释, 形成了一套与经济学极为不同的行动模型。惯习既是客观条件的产物又是主观接受改造的结果。一方面它倾向于复制客观条件的客观逻辑, 另一方面又使自身遭受新改造。客观主义把行动理解成“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应;而主观主义则把行动描绘成某种自觉的意图的刻意盘算, 自由地筹划着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 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资本。如果说场域的存在是为了给各种资本的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提供一个必要的场所, 那么, 资本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场域的正常运作。因为每一个行动者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本, 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才能参与到特定的场域中, 通过场域中的关系网络, 同其他行动者进行多种形式的策略性斗争。面对资本数量和组成结构的不同, 布迪厄把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的竞争的资本大体上划分为四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信息资本) 、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 (符号资本) 。
人肉搜索中的场域、惯习和资本
在布迪厄看来, 决定着一个场域的, 主要是该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游戏的参与者彼此竞争甚至敌对, 但这一切只有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并且达成共识时, 才有可能发生。这就产生了“幻象” (illusion) , 该词源自拉丁语ludus, 即“游戏”。之所以称之为幻象, 在于不同场域之间这种共识不可通约, 在另一个场域的人看来, 场内人深信不疑并且全力争夺的目标有可能就是一种想象。为了使一个场域运作起来, 必须同时具有游戏规则和随时准备投入游戏的人们;而这些人必须具有特定的“惯习”, 在他们的“惯习”中隐含某种了解和认可该类型游戏和游戏赌注内在规则的态度。 (7) “人肉搜索”场域中的幻象让该场域在某种情况下, 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超越了权力与资本的游戏规则, 正是这种幻象吸引了无数行动者参与游戏当中。
以猫扑论坛为例, 某人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在猫扑发帖并许以一定数量的Mp (猫币) 作为酬谢。很快, 就会有赏金猎人看到这个帖子, 他们就会去用搜索引擎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然后争先恐后地把找到的答案回在帖子里面邀功。最后, 提问题的人得到了答案, 赏金猎人得到了Mp (猫币) , 皆大欢喜。人肉搜索引擎的质量怎样保证呢?我们可以设想有足够多的赏金猎人, 他们之间就会产生竞争———寻找资料速度的竞争、资料准确性的竞争。
信息需求者———赏金猎人。在人肉搜索事件中, 赏金猎人就是人肉搜索的发起人, 他们对“人肉”信息产生兴趣, 有切身利害之感, 就是说认为这一特定的社会游戏对他们来说, 其内在过程关系重大, 在这一游戏中人们争夺的目标是重要的, 是值得去追求的, 所以要努力去参与这一游戏。在前面提到的三种类型的人肉搜索当中, 有些初衷和结果都是好的, 如助人为乐型;但有些初衷是好的, 但结果却伤害了当事人, 侵犯了其隐私权和个人的生存空间。
信息提供者———参与“人肉”的网民。对信息的提供者而言, 当他们参与搜索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对当事人构成了侵犯呢?用布迪厄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是受机械呆板的因素驱使的, 就是出于自觉的意图, 来努力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从而就服从了一种经济逻辑。实践形塑着一种经济, 它遵循着某种固着的理性, 但这种理性却不能局限于经济理性, 因为实践经济的全貌涉及广泛多样的职能和目的。信息提供者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里, 得到的不仅仅是Mp (猫币) , 更多的是来自该场域群体的认可和符号资本的提升;在娱乐大众满足自己的同时又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自然会有更多的网民愿意成为信息提供者。
信息消费者———网络看客。人肉搜索中的看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的看客, 另一种是主动的看客。被动的看客可以理解为本人对搜索事件感兴趣, 希望参与其中, 但由于自身信息资本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 的匮乏而不能参与其中, 也无法得到激励。而主动的看客对事件持“漠然”态度。我们所说的漠然, 就是不为游戏规则所动:对我来说, 这种世间游戏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漠然是一种价值论上的状态;是一种伦理上的不偏不倚状态;它还是一种知识上的状态, 众人注目之事, 我却无力辨别。这就像斯多葛学派追求的心定神闲。 (8) 一方面是狂热的追捧, 一方面是冷静的旁观。对于搜索事件的看客而言, 到底是惯习使然还是资本限制呢?布迪厄说:合情合理的惯习是某种适当的经济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 但它本身却是特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要想真正察觉到并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人开放的“潜在机会”, 你必须占有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正是这一条限制着所谓“理性的”惯习。我们无从判断看客当中多少是主动的理性的惯习使然, 又有多少是被动的资本限制。
信息受害人———被“人肉”的对象。“如果你爱他, 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 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 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 因为那里是地狱……”在人肉搜索的场域之中, 发起人和当事人是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他们把生活中私人之间的爱恨情愁公之于众, 把本应该在生活当中解决的事情放在了网上进行, 把本应该由机器完成的搜索转化成为成千上万的网民参与进来的活动, 这既是私人场域对公共场域的“偷渡”, 又是媒介场域对生活场域的介入。在这个过程中, 利害关系人的资本较量在转化, 惯习的改变相对较慢, 根据布迪厄提出的公式:行为策略= (资本×惯习) +场域, 我们可以得出, 在私人场域和公共场域的混合、媒介场域和生活场域的混合情景之中, 利害关系人的行为策略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的组成和数量已经悄然转变。
如果利害关系人之间是一种正相关 (信息提供的多对当事人有利) , 如大地震中的亲人搜索, 这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如果利害关系人之间是一种负相关 (信息提供的多对当事人不利) , 我们需要分情况来讨论:第一种情况是公众要求知道真相, 如“周老虎”事件, 反对贪污腐败事件中搜索官员的行贿受贿证据等, 这些对社会对公众都是有益的, 对当事人也起到了警醒监督的作用;第二种情况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以“死亡日记”事件为例:丈夫的出轨导致妻子自杀挑战了网友们的道德底线, 网友们的过激行为给当事人、第三者及其家人造成了伤害, 最终法院判决搜索网站对当事人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并公开道歉。江苏省徐州市通过《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立法禁止人肉搜索, 规定“随意公布他人信息最高可罚五千元”, 该条例自2009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 此条例出台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防范第二种情况的发生。
结语
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 交流渠道越是畅通, 越是能把各种不可明言的动机转化为合乎科学的行为, 也就越发具有科学性。一个结构松散的场域, 其特点就是自主程度较低。在这样的场域里, 不合法的动机产生着不合法的策略, 甚至是在科学上毫无价值的策略。”网络中的人肉搜索显然是一个松散的场域, 尽管它允许所有网民畅所欲言, 但是却没有相应的道德约束机制和信息筛选功能, 在言论一边倒向甲方之后乙方就不可能再有任何辩驳的机会, 同时容易产生网民情绪主导一切的可怕结果。在网络这个大环境当中, 有多少不合法的动机和不合法的策略我们无从得知, 只有期待相应的制度来规范“人肉搜索”的功能和结构, 在这个私人与公共场域的混合地带, 在媒介场域对生活场域介入不可回避的大趋势下, 唯有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主动探索解决之道, 才能使“人肉搜索”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注%释:
参考文献
[1]《“人肉搜索的下一站”》, 传媒资讯网http://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_news_view
[2]刘丹凌:《传播学视域中的“人肉搜索”》, 《中州学刊》, 2009 (1) 。
[3]龚季兴:《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网络人际关系分析》, 《商业时代》, 2009 (1) 。
[4]谢玉喜:《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山东大学学报》, 2007 (1) 。
[5][6][8]皮埃尔.布迪厄[美]:《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场域理论论文 篇8
关键词：布迪厄,实践,惯习,场域,结构主义
作为继M.福柯之后法国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师, 皮埃尔·布迪厄 (1930-2002) 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尊为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巨头。布迪厄的理论中融入了教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容, 甚至还涉猎媒介、艺术等领域。可谓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 基于此, 许多人称他为“学术杂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实践
(一) 实践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的学术思想从始至终都在为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而努力, 他认为, 实践是联结两者之间鸿沟的纽带, 会使主观与客观达到一种协调。比如,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往往是通过“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世界, 这种方式貌似科学的、客观的。实际上, 它运用规范、价值标准等工具, 将人们的思维固定化, 而并不能真实客观的反应现实世界。这就好比同是去旅游, 当地人可以凭借对景点的熟悉来设计一条最优旅游路线;而外来游客则必须借助于地图, 看似有了标准化的可信赖的工具, 其实并不一定收获最美的风景。相反, 往往由于地图的约束而按部就班, 错过许多地图上无法标示的美景。
布迪厄既要逃离主观主义者建构的社会模式的枷锁, 又要防止落入各种客观规则所设下的圈套。在摆脱这种两难选择中, 他提出了“参与性的对象化”概念, 即“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原则带入对象中”。举个例子来说, 一位贵妇人和一个农村家庭妇女一起去购买貂皮大衣, 由于二者的身份地位不同, 购买力的不同, 即使是做一件相同的事 (购衣) , 二者的行动结果可能截然相反。贵妇人购得貂皮大衣, 而农村家庭妇女则空手而归。在这一社会行动中, 贵妇人和农村家庭妇女对于貂皮大衣的原则是不同的, 贵妇人有能力购买, 而农村家庭妇女没有能力购买, 当他们面对同一对象时自然产生不同的行动结果。这种对客体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原则的对象化就是所谓的“参与性的对象化”。实践正是通过这种对象化的途径得以实现。在对支配社会生活的“规则”等客观主义约束机制的批判中, 逐渐走向主观主义浓厚的“策略”, 从而水到渠成的引出实践这一主题。
(二) 实践的涵义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实践, 布迪厄并没有给出一个逻辑严密的定义, 也没有做出清楚详尽的阐释。他详细描述了实践的特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实践的紧迫性。任何实践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依托。在实践中, 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暂存性, 行动者要在有限的空间特别是时间里作出决定, 付诸行动, 得到结果, 这是一个紧迫的过程。行动者不仅要面对瞬间的现在, 还要面对已逝的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将来, 在这一时间结构中, 行动的速度和方向及内在节奏等都构成了实践本身的意义。二是实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实践并不是有意识的,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人们以合理的方式行动着, 具有一种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 实践不是行动者理性计算深思熟虑的产物, 而是在某些内驱力的作用下自发产生的, 布迪厄称之为一种实践感, 抑或是一种游戏感。与戈夫曼将社会生活视为一种戏剧理论相似, 布迪厄将行动者的实践比喻为一种游戏。游戏活动中并非全然理性, 即兴表演就是人的无意识选择。三是实践的策略性。布迪厄认为, 人的实践虽然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但又不是纯粹偶然和随机的, 而是有着某种合规律性。行动者的实践是有目标的, 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 必须从“规则走向策略”, 策略是行动者实践的根源。
二、惯习
(一) 惯习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与实践概念一样, 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 是他在实地研究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的行为时产生的。他发现社会规章对于卡比尔人来说, 不是遥不可及而又带有强迫性的命令。相反, 这些规章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 被人们一贯的遵从和体验。布迪厄意识到此问题的复杂性, 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都不能说明这一问题, 为了弥补这一理论上的断裂, 布迪厄提出了惯习的概念。惯习为结构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而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 使行为与结构走向一种新的联结。
(二) 惯习的涵义和特征
布迪厄认为, 惯习是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由此可以发现惯习的一个重要特征:持久性和可转移性。惯习一旦在人体内扎根, 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但是惯习又可以从一个领域传递到另一个领域, 如农民工在大城市中获得的生产经验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中也会产生作用。
惯习的历史性和生成性。我们知道惯习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构成, 是人们对社会结构内化的产物。但是, 惯习并不是单纯的被决定, 他还是一种生成性结构。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内化图示来感知、理解、体验现实世界, 不断地产生新的实践, 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塑和改变着历史。这就比如参加游戏的人, 不仅需要遵守游戏规则, 又要在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有所创造。因此, 惯习一方面把客观的社会结构内在化, 建构成能被人们认识和感知的结构;另一方面, 行动者的能动性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所以说, 惯习是“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
惯习的多样性。虽然惯习是在现实中运行着的历史,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惯习。不同的人由于身份地位的差距, 获得的惯习也不相同。但人们之间的惯习也并不是千差万别毫无规律可言, 而是地位相同的人获得了相似的惯习。比如在我国, 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着相似的惯习, 他们与企业家、金融家的惯习又显然不同。然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惯习也是因人而异的, 其中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起了很大作用。虽然“习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 但是惯习的多样性告诉我们, 社会结构力量对所有的个体并不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
三、场域
(一) 场域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认为, 场域是研究操作的起点, 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我们知道布迪厄是从人类学迈入社会学殿堂的, 他成功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及利亚原始部落, 从对这一群体单位的研究扩大到场域, 是因为在场域中群体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以场域为依托才得以展开的。
(二) 场域的涵义和特征
布迪厄认为,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场域”, 而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里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子场域”, 如经济场、政治场、科学场等, 社会“大场域”就是由“子场域”构成的。由此看出,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是有着一定边界的领地, 也不能等同于领域。他认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是一串串的关系, 这些关系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其次, 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逻辑规则。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 就获得了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规则、符号和代码, 人们形象的说这是他进入场域所必须交纳的入场费。如科学场重视真理, 经济场注重利益, 司法场注重公平正义等。在行动者刚涉足这个场域时, 这些真理、利益、公平正义等特殊逻辑已经无形中施加在他的身上。
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自主性。社会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场域都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布迪厄将这种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一个高度自主化的场域, 不仅能把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强加于场域中的成员身上, 而且还可以渗透到其他场域, 影响其内部结构。当然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 完全自主化的场域是不存在的。
此外, 场域还具有斗争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争夺的空间, 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依据其占有资本的不同而不断展开“博弈” (Game) 。资本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 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愿以偿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场域的斗争性说明场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空间, 场域内的竞争和冲突使个体占据的位置移动, 从而改变场域的结构和边界。
四、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实践、惯习和场域都是为理解阐释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工具。无论是他的资本概念, 还是场域和惯习概念,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的实践观基础之上的。
布迪厄认为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惯习×资本) +场域=实践。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直观的发现惯习、场域和实践的关系, 即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惯习为实践提供规则, 场域为实践提供场所, 资本则作为场域内斗争的武器。惯习和资本相互作用与场域一起为实践提供了可能。反之, 实践又产生新的原则作用于惯习, 形塑场域的结构, 并导致资本的转化或获得。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 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理论[M].李猛, 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最文化场域下的商务满足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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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场域视角解读教育的本质 篇10
一、场域理论
场域是行动者进行权力再生产实践活动的关系空间。布迪厄曾这样讲道:“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1]布迪厄强调“场域”是行动者在特定的、客观的位置关系上凭借权力、资本建立的各个具有自身逻辑性和相对独立的“领域”, 每个“场域”被看成是一种“结构关系化的社会空间”, 占有特定资本的行动者通过种种斗争和策略来“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 [2]获取支配此场域内外的各项权力和收益。
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关系网中发挥实践效力的砝码利器。布迪厄认为资本是进入特定场域的入场券, 是权力的等价物, “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 既是斗争的武器, 又是争夺的关键, 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 运用影响, 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3]布迪厄反复强调资本只有投资于一个特定的场域的客观关系系统中, 才能获取支配场域进行生产的工具和规则, 最终占有利润。
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内部特定位置下重塑再生产实践时获取的一整套持续、内化的社会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人们依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在重塑实践活动中加以内化所获取的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图式。”[4]此种心智结构图式和性情倾向既来源于实践, 在特定场域空间里发生实践效力, 又在充满创造性和生成性建构过程中进行重塑与反思, 具有很强的实践感。此外, 行动者运用惯习时, 必须要在确定的、特定的结构关系中也就是特定场域环境中才能发挥实践效力。
场域、资本、惯习和实践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场域+[ (资本) (惯习) ]=实践”, [5]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动态的关系系统, 特定资本既是构建场域的前提条件, 又是行动者进入场域, 获取相应惯习和运用惯习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并加以反思的入场券。在一定场域关系中, 资本和惯习的乘数效应决定了其实践活动的效果, 当这个乘数效应达到了行动者可拥有的最佳权力结构, 会促使场域关系进行新的规则变革或重构, 使行动者自身和实践活动得到最大利益的展现。
二、教育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影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场域理论来看, 狭义的教育学实践活动的场所就是学校;主体是教育管理者, 施教者以及学习者;文化知识就是文化资本;教学活动是教育实践活动主体的惯习。
学校场域位置。学校是一个场域, 一个由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教育管理者管理教师和学生, 教师又管理学生, 通过管理和传授知识的结构关系维系着学校的声誉、教学质量以及相关利益。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次级场域, 主要通过教育质量和政策资源来谋取它的社会地位和位置关系。
隐形资本。国家制定的教育方针政策通过教材和教师的传授最终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学生所获知识是一种隐形的资本, 即文化资本。通常经济学家会忽略这样一种投资资本, 仅把学校的教育活动视为公益事业。
教学活动惯习。学校的教学活动是一种惯习, 学生获取知识, 最终形成一定的心智图式来影响学生行为。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是以学生的惯习行为来呈现。教师教育学生, 传授给学生知识, 这样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是学校场域里最关键的结构关系。
因此, 传授知识和教学行为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教育质量是维系一个学校社会地位的根本所在。
三、教育的本质一种社会再生产活动
学校作为一个场域, 运用文化资本进行教育行动, 文化资本是学校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资本, 同时也是学校进入社会场域的入场券。教育行动是获取更多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 本质上而言, 学校通过教育活动获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来参与社会竞争, 占据更多的社会地位, 获取更多财富, 这是学校在社会场域中进行再次生产的隐形途径。同时, 学校传授的知识本身可以直接用于社会再生产, 比如高校的有些科研技术成果可以直接用于生产, 直接创造财富。因此, 教育活动的再生产特质是双重性的, 同时又是隐性的, 我们称之为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学校进行再生产活动的惯用行为, 在知识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学校的符号暴力行为, 学校的再生产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社会上的行业团体, 政府以及企业都纷纷走进学校, 和学校建立合作关系, 共谋发展, 共同获取更大利益。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 无疑为教育事业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同时指导了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
摘要：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 场域、资本和惯习构成了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通过学校的教育行动来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实践活动, 这对于当今教育有深刻指导意义。
关键词：场域,教育,本质
参考文献
[1][3]〔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3-134、135.
[2]〔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9.
[4]Bourdieu, P.Social and symbolic Powerr.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7 (1) , 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