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社会保障（精选12篇）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 篇1
明清时期，由于南北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使一向偏僻的鲁西地区成为北达京师南控江淮的交通要地，由于“交通位置和自然地理条件在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城市产生以来，作为地域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大都与交通枢纽相共生”，[1]从而使得山东运河沿岸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城市，包括德州、临清、东昌、济宁等。由于城市商业的兴起，全国各地的物产，各色人等均聚集在运河城市，使得运河城市的社会风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拟对社会风俗变化的具体内容做一粗略的探讨。
一、城市奢侈之风的盛行
山东运河城市地处山东西部，为齐鲁故地，礼仪之邦，其风俗历来不尚奢侈，尤其是鲁西南地区，其地近曲阜，为圣人所在之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直以节俭著称于世。但自明代运河贯通以来，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各个城市纷纷变得富庶繁华，这样就刺激了市民的消费欲望，从而使社会风气由尚俭变成崇奢。史载在济宁“从前旧俗，早饭不过八碗，晚饭不过十喜而止，从无热吃烧烤之说，近则无论贫富，每有宴会动以十六样、二十样为美食，未及半厌饮，以后诸品竞属虚设，岂非暴殄?再从前，所饮不过本地烧酒、黄酒、今则非南酒不可，似此靡费，往往一饭破中人之产……”[2]足见浪费之巨，有鉴于此，政府甚至发出劝谕，让市民力行节俭提倡“向如仍照旧俗，每席以八样、十样为准，有减无增，鱼翅烧烤南酒之类一概不用，岂不省而易办?”[2]，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奢华之风不是一次提倡就可以刹住的，相反奢华之风不但未消减反而愈演愈烈，甚至连丧事操办也变得奢华起来，“丧礼过于虚糜也，丧气称家之有无，今则专事浮文陈设铺垫，灯彩罩棚无比精益求精，且激集毫无相识之人，纷纷□送别名为社，自为壮观……”[2]
二、城市市井文化兴起，城市生活丰富多彩
除了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外，城市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山东运河城市生活变得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在大运河贯通前，运河沿线的城市都是一种政治中心型城市，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中的主要居民是官僚和衙役，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少，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很少。明代运河贯通之后，城市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各种各样的城市活动也随之开展。进入清代以后，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积淀，加上清中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等因素的影响，这时的城市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引人注目。在这些城市中几乎每天都用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平常时节最常见的娱乐活动是斗鸡、斗狗、甚至斗鸽子等，而在节庆期间，则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临清最兴盛的娱乐活动是斗鸡，“斗鸡走狗齐俗也，而清源(临清)为甚”。[5]而在节庆日期间，临清城的欢庆活动则更为热闹，尤其是在元宵节期间，城市内多处兴办灯会，市民几乎倾城出动观灯，街市上肩摩踵接，彻夜灯火通明，而又有客商坐在酒店里边，边喝酒边观灯，直到最后醉倒在酒馆里，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节日狂欢的热闹景象，时人沈启祚的《灯市篇》很好的描绘了灯市的这种景象：“……炮花齐发吐朱丝，金菊葡萄满树梨，好事多方搆夺制，幻作浮图灯百枝，此时见灯不见市，嘈嘈失失声音碎，狂客使酒似颍川，醉奴狼藉当炉睡……”[5]
三、城市重商思想的盛行
山东运河地区地处山东西部，自古交通闭塞，重农抑商思想浓厚，但是随着运河的开通，城市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城市里店铺鳞次栉比，商业十分繁盛，从而使得逐本抑末的思想开始松动，而且因为交通的发达，许多外地商人来到城市里经商、定居，包括许多晋商、徽商、两湖商人、浙商等全国著名的商帮，至今保留在聊城市的山陕会馆就是当时在东昌(今聊城)做生意的山西陕西商人建立的，这些全国闻名的外地商人也带来了他们重视商业的观念，这就使得重视商业利益的思想开始流行起来，“文不经商，士不言利”的观念开始淡出人们的头脑，代之于对商业利益的重视，运河城市的市民竞相以经商致富为荣，这导致人们的道德风尚也开始变化，在济宁就有“济宁州，太白楼，三岁小孩戏老头”[7]的民谣来说明济宁重视思想的无处不在，可见社会逐利重商的风气的盛行。
四、小结
随着运河的开通，山东运河城市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整个北方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也就导致了这些城市风气的变化，这些风气可以看做商业发达以后山东运河城市在自身的基础上出现的新的社会风气，但除此之外，由于运河沟通南北，而山东运河城市又处于运河中部，随着南北经济往来的增多，这些城市还出现了许多融合了南北各地文化现象的混合文化风俗，这些文化风俗的出现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何一民, 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3][4]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三, 风土, 徐宗干修, 许瀚纂
[5][6]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卷十一.风俗》王俊修
[7]转引自秦永洲刘世昭《运河风俗钩沉》, 《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1期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 篇2
明清时期瓷器时代特征
【种类】明清瓷器纹饰种类繁多，常见的主要纹饰图案有，蝈蝈、松鹿、云纹、云龙纹、耕织图、花卉纹、花果、鸟纹、鱼纹、云纹、兔纹、寿星、回首兔纹、十八罗汉、雁纹、直线纹、凸线纹、博古图、阴线纹、单线圈纹、海马、太白读书、荷莲纹、赤壁赋、缠枝莲纹、封神榜、文王访贤、覆莲瓣纹、麒麟、团龙尖莲瓣纹、莲花纹、牡丹纹、花果纹、菊花纹、芙蓉花纹、梅花纹、灵芝、葡萄、花瓣纹、蕉叶纹、八卦、叶纹、草叶纹、婴戏图、人物故事、山水纹、三国演义、西游记……以上随意列举一些明清时期常见的纹饰种类，以期从中窥见明清时期纹饰种类的诸多特征，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在纹饰种类上可谓是集大成，从具体种类上看，虽然明清瓷器许多纹饰种类前代都有见，但确有少部分急剧减少或基本消失了，较为典型的如珍珠地刻划花纹在明清时期基本不见，而一些传统的凹弦纹、鸳鸯对衔绶带纹、蕉叶纹、草叶纹等都呈减少的趋势，大量出现的是大型组合纹饰，如青花瓷瓶、青花罐等器物上的纹饰，常是大型山水和人物故事，图案构思奇妙，山上往往是小桥流水、亭台水榭、云雾缭绕、牧童戏牛等，组合十分复杂，看上去相当繁缛，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来反映纹饰的主题。实际上青花瓷作品上的大型山水画与宣纸上的没有任何区别，所表达的思想也很抽象，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瓷器纹饰在明清时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成为了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许多瓷器的纹饰都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教化功能。【时代】从时代上看明清瓷器纹饰与传统相比有较大改变，首先继承了传统刻划纹的诸多元素，如诸多纹饰的种类等，但明清瓷器显然背离传统瓷器的发展方向，不再以刻划纹为主，主要以绘画为主，刻画并举，明清传统瓷器，如白瓷、黑瓷等在纹饰上主要以刻划纹为主，而处于主流地位的青花瓷则主要以绘画为主，成功地将传统瓷器的发展方向转型，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成功地被引入到了瓷器上来，成为明清时期画家宣泄思想的幽静之地，和封建礼教进行教化的场所，以及人们吉祥互拜的场地，如我们常可以看到的鱼纹盘，一条大鲤鱼在盘中央翻腾，预示着“五谷丰登，年年有余”，试想人们在享受美味之时，看着如此潜移默化的祝福，其心情该是多么的愉悦。另外，由于青花瓷将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引入到瓷器之上，所以各种绘画技巧在青花瓷上运用，使得人们可以得到立体化全方位的享受。【饰纹方法】从饰纹方法上明清瓷器最为复杂，在延续简单刻划纹的同时，更大规模地在青花瓷上进行绘画的创作，这是其主流特征。但由于明清瓷器产生了诸多的品种瓷，而且有许多是皇宫内的专享品，如五彩、斗彩、珐琅彩等瓷器在纹饰上都显得十分繁缛，这些华美的纹饰，从饰纹的方法上看也极为复杂，产生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复杂的装饰纹饰方法。【青瓷】明清瓷器在青瓷之上装饰纹饰的情况和前代基本相似，如龙泉窑青瓷碗在碗心常装饰一些刻划纹，这是由青瓷的釉色所决定的，虽然明清时期纹饰很发达，但在青瓷之上由于不是透明釉，所以，纹饰无法绘画，只能以刻划为主，在题材上多以花草虫鱼为主。总之，显现出异常衰落的气象。其他黑釉、黄釉、青白瓷等传统瓷器在纹饰上都是这样，特别是与青花瓷、粉彩等瓷器相比显得十分黯淡。【官窑青花瓷】明清官窑青花瓷由于为皇家烧造瓷器，不计工本，加之工匠们的反复琢磨，终于使青花瓷在烧制技术上达到顶峰，整个明清时期官窑青花瓷都是精绝之作，各个时期都有所长。但从整个青花瓷的烧造史上看，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烧制达到了最高水平，青花纹饰发色艳丽，线条流畅，刚劲挺拔，层次结构合理，纹饰繁兼并用，最为精美绝伦。而从烧造的精细程度上看，无疑雍正朝青花瓷最为成功，雍正朝青花瓷在纹饰线条上更是一丝不苟，精细之处无可挑剔，据说这可能与雍正皇帝脾气暴躁有很大关系，工匠们以生命作为赌注，在烧制世界上最为精美的青花瓷，实际上整个康雍乾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在烧造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国力比较衰落的时期，青花瓷则略显黯淡，如明代崇祯朝以及清代康雍乾以后的几朝，在官窑青花瓷的烧制上与鼎盛时期都有一定的差距，这充分说明皇权是明清时期官窑青花瓷一剂催化剂，王朝强盛时则兴，王朝衰落时则败。【民窑青花瓷】明清民窑青花瓷在纹饰上参差不齐，但总的来看多数民窑青花瓷装饰纹饰多精致，线条自然流畅，构图合理，层次感强。只有少数民窑青花瓷在纹饰上不是很严谨，线条不是很流畅，构图有不合理的情况，使人看起来很舒服，但这样的瓷器在明清时期很少见。【五彩】五彩瓷可以分为五彩和青花五彩两种，五彩瓷器多是在已经烧好的白瓷之上用红、黄、蓝、绿、紫等色进行绘画，然后再上釉烧制而成，常见的纹饰图案有花卉、云龙、婴戏、云凤、天马、鸟兽、云鹤、人物故事等，纹饰层次分明，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真是美到了极点，但一般情况下使用五种色彩的瓷器不多，多数是两种或者三种色彩组合而成，也有见和其他色彩组合而成的色彩，但数量很少。青花五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结合的产物，一部分纹饰是釉下青花，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用其他色彩填充，多数配合十分巧妙，如缠枝花卉，枝叶多是用青花，而花叶多是用绿色填充，花瓣则是用红色填充。五彩瓷器在明清两代都较为流行，宫廷和民间都有生产，深受人们喜爱。【斗彩】斗彩瓷器是明清瓷器中的一朵奇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纹饰图案丰富，有两种构图方式，一种是先用钴料在坯胎上勾勒出纹饰的轮廓，然后施透明釉烧造，之后在烧成的青花瓷上再用其他色彩填充图案，然后上透明釉进行二次烧造成器。另一种是用青料在坯胎上将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绘出，然后上釉烧造，在烧成后的瓷器之上再用彩绘将轮廓线条勾勒完成，再上釉低温进行二次烧造。纹饰层次分明，争相斗艳，效果非常好，斗彩之意也来源于此，斗彩瓷器纹饰种类众多，常见的有花卉、枝叶、瓜果、鸟兽、人物等，线条流畅，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斗彩瓷器创烧于宣德时期，在明清两代十分流行，数量很少，基本都在宫廷流行，民间基本不见。【粉彩】粉彩瓷器是真正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名贵瓷器，人们非常喜爱，创烧于康熙时期，是一种釉上彩绘瓷器，由于烧造温度比较低，所以色泽淡雅，多在纹饰的彩绘部分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进行施彩，看起来所有的纹饰图案都在玻璃白之上，纹饰题材丰富，常见的主要有缠枝花卉、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纹饰线条流畅，刚劲挺拔，色彩浓淡深浅变化层次感很强，繁简并存，纹饰不拘谨，挥洒自如。器物以碗、盘、瓶、花觚、盒等为多见，人们最为喜欢，宫廷和民间都有烧造，目前传世品数量颇丰。【珐琅彩】清代康熙时期烧制成功著名瓷器品种，珐琅彩瓷器异常名贵，很少流出宫廷，当时多是使用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白瓷为胎，专门由宫内造办处绘彩，珐琅彩使用的是进口料，用油施彩，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洋油画风格的影响，于是具有西洋画风格的珐琅彩瓷器就出现了，珐琅彩瓷器色彩多艳丽，以红、黄、绿、紫等色为主，纹饰以花卉、山水、人物最为多见，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后产生的作品。珐琅彩瓷器主要在宫廷内流行，民间窑场没有烧造，也有仿造的情况，但效果多不是很好。【墨彩】墨彩瓷器是一种低温釉瓷，即用料在已经烧好的白瓷上绘画，然后烧成，这种特殊的色料呈现出的色彩具有水墨山水画的效果，所以人们称之为墨彩，墨彩瓷器纹饰种类较为丰富，多以山水、花卉等为主，以雍正时期烧造最为精致，乾隆及以后各个时代都有烧造。
明清时期的会馆 篇3
依照明清的科举制度，每隔三年，各省举人都要会集于京师，参加国家的选拔考试，此为“会试”。明永乐年间，在京师的缙绅为了便利同籍参加会试的士人旅居，设立了会馆。所谓“平时则以聚乡人，联乡谊。大比之年，则为乡中试子来京”。
会馆的模式后来逐渐发展，功能更趋多元，最终演变成为同籍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会馆有房屋，提供给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这种模式延续到清代更为兴盛，所谓“走通都，过大邑，见夫士商云集，或游官，或服贾，群然杂处其地，罔不设立会馆”。即使是在川、滇、黔等边陬地区也是如此。海外经商的华人，以及清末的中国留学生，甚至在海外也设有会馆。
当时的会馆并不仅仅是富有缙绅喝茶谈生意、联络情感的地方。明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嵇山会馆唐大士像》中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这是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机构，帮助同籍的没有职业者找到糊口的工作(游有业)，流落困顿者得以回乡(困有归)。
会馆一般是由同乡的仕商合建，配置有相应的慈善机构，举行各种慈善活动。这些慈善活动首先当然是助学。对于到京师或省城参加考试的士子，都有一定的经济资助，这是所谓的“应试卷资”。殷实的商贾在捐建会馆时，有时还会建立义塾、义学。这些举措都是鼓励同籍的贫寒子弟读书做官。其次是济贫，则是对于流落在外的贫困同乡施以援助。很多会馆在章程中都有规定，对于“有老病、废疾不能谋生者，有鳏寡孤独无所依者，有异乡不能归里者……令司月者核实，于公费中量力资助”。此外，遇到家乡发生严重灾荒，会馆常常会承担在当地筹办筹款赈灾的角色。第三是施医。寓居会馆的人，难免不测之虞，所以延医治病也是会馆的本分。比如，清代徽商在虞山建立的“存仁堂”，就是“为徽人寄栖医药之所”。最后是助丧。会馆都会设有寄柩所、义冢等慈善设施，或为同籍逝者暂时放置棺柩，以待“买棺成殓，安送归乡”；或在客居之地暂时就地瘗埋，以待异日迁葬。如清乾隆时期，徽商先后在苏州虎丘等处建置积功堂、积善堂，对病殁于苏州的同乡施以棺木，埋入义冢。此后正式创设徽郡会馆，更是设立专门的义冢。旧时，病殁于外地，尸骨不得还乡，是一件大事。所以，这种举措的意义非同一般。
概括说来，会馆慈善的举措，基本涵括了人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可以想见，对于流落异地、举目无亲的人，会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会馆的经费完全是自筹的，与政府无涉。
经费的来源当然是同籍人的捐赠。由于会馆最早是为便利士人应试而设，受助者中如果金榜题名，踏入仕途，自然也乐于捐资以作回报。在会馆的功能扩大之后，商贾也纳入其中，即使是普通的商贾，往往也会略尽绵薄之力，集腋成裘，善款的来源也就更加多元、更加稳定了。
明末清初，会馆还制定章程，对于同乡中有能力者，规定了固定的资助金额。如当时设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就按照京官、外官的官秩而规定捐赠的银两数目，对于科举及试职人员也有相应规定。这些款额都用作基金，供会馆从事慈善活动所用。
另外，同业会馆中还有按照行业抽提的规定。所有从事工商业买卖的商铺，每月的收入，依据不同的行业，按照某个固定的比例抽提，所谓“各就所业抽厘，以扩充善举”。比如上海徽宁思恭堂在同治年间“诸茶商助施衣食，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会馆还会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使慈善经费增值，比如购置房产、田产，收取租息。
会馆的管理非常严格，管理机构的设置、经费的使用等，在会馆章程中都有严格的规定。会馆的管理人员(司事)是轮流担任的，时间不定，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一个月。会馆设有董事会，由敦厚、热心、有名望的同乡担任董事(司董)，负责处理善事中一些重大的事项，同时也监督司事的工作。
在会馆的各种慈善活动中，受助者的资格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义冢的使用，除了规定分厝期限，对于棺木入厝及义冢掩葬，一律凭对牌照，载明死亡人氏姓名、性别、籍贯及登记簿号，以便查对。而重大的慈善活动强调须经过公议之后才能实行，即使是司董也不能徇私。会馆的收入开支都登记造册，做到透明管理，有的还要“刻碑勒石”，以明晰收支。普通工作人员的薪金也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会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同籍的官绅商民都乐意向会馆捐输。
会馆作为民间互助组织，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各种慈善活动恤孤济贫，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所谓使“生者自有容身之地，死者得免暴露之悲”。尤其是在交通、信息相对闭塞的封建时期，会馆无疑是异乡同籍人士的栖身避难之所。
尽管会馆是地缘性的慈善组织，其慈善对象只限于同乡，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封建时代，民间机构发展到这种程度，已基本达到极限。作为政府官办慈善机构的有益补充，它的作用毋庸置疑。
会馆是中国古代民风的一种象征。古人重乡土，地缘的凝聚力往往大于其他社会因素。这是弱点，也是优势：在地缘观念下，人们更容易认同和接近，心灵也更容易公开，更易约束自己的私欲而达到相对的公正。因为在同一片乡土之下，人人都注视着你，或者你的后人。
明清时期社会保障 篇4
关键词：石羊河,流域,明清,水利,水案,人口,生态环境
石羊河流域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 为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域之一, 它滋养着武威———永昌绿洲。在汉唐开发的基础上, 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进入了水利开发的又一个高峰, 水利工程的兴修, 水利灌溉体系的完善, 屯田面积进一步扩大, 人口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所指石羊河流域主要包括凉州 (今武威) 、天祝、古浪、永昌、镇番 (今民勤) 等地。
一、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的水利开发
石羊河流域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区, 气候干燥, 雨量稀少, 农业主要靠祁连山冰雪融水灌溉, 因此, 水利是当地人民生存的命脉。
明洪武初年, 即派军队进入河西走廊, 石羊河流域即开始兴修水利, 进行屯田。至洪武三十年 (1397年) , 陕西行都司指挥使陈晖向朝廷奏报:“凉州等卫十有一屯, 军三万三千五百余人, 屯田万六千三百顷。凉州、西宁、永昌、肃州、庄浪累岁丰熟, 以十之二输官, 八分给士卒。”[1]嘉靖十三年 (1534年) , 镇番“卫官民田地共五千二百二十二顷二十二亩四分六厘。”[2]55据《镇番遗事历鉴》记载, 洪武初年, 镇番“户不过百余, 口不过三千。永乐间, 户口骤增, 户二千四百一十三, 口六千五百一十七。”崇祯初年, 移民大量涌入镇番, “先后迁徙而来者每以数千计。 (崇祯) 二年造报户口簿, 户四千五百三十六, 口二万八千九百八十四。”[2]170屯田面积的增加, 人口的大规模增长, 是以水利开发为基础的。由此可见, 明代石羊河流域水利开发的效果。
清代对河西走廊的开发更加重视, 武威形成了以黄羊渠、杂木渠、大七渠、金塔渠、怀安渠、永渠为主的完整的水利灌溉体系, 又称“武邑六渠”。据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 九月十六日甘肃巡抚明德奏报:“凉州府首邑武威县开有永、金、怀、杂、大、黄等六渠灌溉民田一万一千六百顷。”镇番主要水源是石羊河和洪水河, 至蔡旗堡南一里许, 二河汇流, “东北流入镇番名曰大河, 此水之源也。”[3]永昌主要有涧转口渠、水磨川渠、大河口渠、金川峡渠、五棵树渠。“古浪有三渠:曰古浪渠、土门渠、大靖渠, 皆赖水以转磨、灌田也。”[4]391
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镇番柳林湖, “雍正十一年 (1733年) , 开其渠道, 镇番大河之水, 堵筑西河, 俾全东归柳林。自西河口起, 及大、二更名坝以下, 边墙以东, 俱培筑堤岸, 不令疏泄。流过抹山至哨马营, 有总渠一道, 然后分东、中、西三渠, 复开岔渠数十道, 各长数十里不等。地亩俱在渠身左右, 编列字号, 每号约以千亩为率。”据乾隆元年 (1736年) 十二月初十日甘肃巡抚刘於义奏报:“经管凉州、柳州屯务之署凉州府知府乜承圣申称, 柳林湖屯田连本年新增共一十七万五千余亩, 地方辽远, 屯户众多。……柳林湖大渠共长一百七十里, 又岔渠计长三、四、五十里不等。……凉、肃屯田每年可收平分粮四万数千石。柳林湖逼近凉州, 将来可供满兵支食, 即肃、高等处每年所入可以接济口外防兵, 甚为有益。”
水利灌溉系统的完善, 为清代石羊河流域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故乾隆《武威县志》云:“凉州附郭之武威, 今之要县, 古之要郡也。田肥美, 民殷富。”
二、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的水利管理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 石羊河流域的水利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设专人管理, 责任明确。清廷对水利的管理, “在县一级一般由知县亲自管理, 县以下则有‘水老’、‘农官’、‘乡老’、‘总甲’、‘渠正’、‘渠长’、‘管水乡老’、‘乡约’、‘牌头’、‘水利把总’等, 其职责是根据各地制定的用水规则, 合理分派浇水时间与用水量, 调解用水纠纷, 疏浚、维修渠道等。”据《镇番遗事历鉴》记载, “镇邑十地九沙, 非灌不殖, 而水利之役, 向无专司御治, 故多河患, 民辄被其害。”至明宣德四年 (1429年) , “设水利通判一员, 令专责灌溉”, [2]13始有专司水利官员。据《镇番县志》记载, “治水旧有水利通判。乾隆年裁, 嗣后遂隶于县, 而水老实董其役。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 设水利老人, 即今之水老也。”据《古浪县志》记载, “至古浪诸水田, 其坝有丈尺, 立红牌刻限, 次第浇灌, 或时加修浚, 士民无不均出效力, 水利老人实董成焉。”[4]392 (全志392) 各渠坝管理责任到人, 任务明确。乾隆八年 (1743年) , 古浪县令安泰所立碑文中, 规定“各坝水利乡老, 务于渠道上下不时巡视。倘被山水涨发冲坏, 或因天雨坍塌, 以及淤塞浅窄, 催令急为修整, 不得漠视”。同时, “务要不时劝谕、化导农民, 若非己水, 不得强行邀截混争。如违, 禀县处治。”[4]392
二是建立灌水“牌期”, 即设立“红牌”制度, 水规严明。据《镇番县志》记载, “水自清明次日归川, 名曰春水。……春水十昼夜四时外, 所余之水扣至立夏前四日, 四坝俱照粮均分。自立夏前四日, 迄小满第八日为小红牌。自小满第八日, 迄立秋第四日为大红牌。夏水两牌, 节次轮灌。自立秋第四日, 迄白露前一日为秋水, 四渠坝轮灌后, 水归移坵。”灌溉次序是自下游向上游按沟顺坝, 依次灌溉。灌溉计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其灌法或点香为度, 或照粮分时, 或计亩均水, 各坝章程不一。”这些分水、计时的办法, 做到了“渠口有尺丈, 闸压有分寸, 轮浇有次第, 限期有时刻, 总以旧案红牌为断”“红牌”制度的建立, 有力地维护了石羊河流域用水秩序。
三是刻石立碑, 明确水权及缴纳租粮、派夫维修渠道等法律责任。其中, 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刻立《渠坝水利碑文》, 如《古浪县志》就收录了《渠坝水利碑文》, 其中云:“向例使水之家, 但立水簿, 开载额粮暨用水时刻。如有坍塌淤塞, 即据此以派修浚。无论绅衿士庶, 俱按粮派夫, 并无优免之例”。“水簿”、“水册”俱载水利碑中。“各坝各使水花户册, 一样二本, 衿印一本存县, 一本管水乡老收执。稍有不均, 据簿查对。”“各坝修浚渠道, 绅衿士庶, 俱按粮派夫。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 致有偏枯受累之家, 禀县拿究”。[2]393这样的水利碑文刻石, “皆立于渠口”, 具有法律效力。
另一种是立“水案”碑。至清代, 石羊河流域“水案”频发, 案件审理定案后, 刻石立碑, 作为分水、使水的法律依据, 如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廿日立的《凉州卫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之争水利碑》、乾隆十六年六月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同治十三年二月立《判发永昌乌牛坝与镇番蔡旗用水执照水利碑》等, 这些“水案”碑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总的来说, 石羊河流域的水利管理非常严格, 大部分时间用水秩序井然, 当然也有违法抢水、群殴械斗等事件发生, 故地方志中多有“水案”的记载。“水案”正是水资源过度开发而引起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认真总结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水利开发的经验教训, 对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梧桐.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C]//田澍、李清凌.西北史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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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士人笔下的广西道教 篇5
明清时期士人笔下的广西道教
道教是封建时代广西的.主要宗教,民国时期广西道教活动已受到限制,建国后更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因而道教在广西保存下来的档案材料极为少见.现存明清时期士人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道教的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类整理,仍可以总结出当时广西道教的一些特点.
作 者：刘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99级,广东,广州,510275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年，卷(期)：20031(3)分类号：B957.67关键词：道教活动 道教胜地 道教人物 广西
明清时期的书斋文化 篇6
体现了儒家“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思想风貌
儒家倡导的处世立身之道是：一则兼济天下，二则独善其身。官府是兼济天下之处，而书斋则为独善其身之所；朝廷是士人进阶谋位之处，书斋则为文人乐趣所在。书斋文化与儒家这一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一些有关书斋的题记和议论中，常常可以看出这一思想的流露。清初浙东学者李邺嗣在《伏翠山房记》中写道：“余见从来士大夫，方其身居要津，名位已重，亦尝命家人豫造泉石，以为身退之计，然有园亭置久，而主人竟不一至者；亦有主人暂来即去，翻不若过客流连者，此虽其退在口，而身固未尝求退也；或不幸身遭废退，放归田里，犹且临清泉而叹若枯鱼，处丰林而怨如穷鸟，漏逼钟鸣，尚图一出，此虽其身退，而心终未尝乐退也。”文中指出亭园主人虽做好了身退之计，但却“暂来即去”，“若过客流连者”，念念不忘“兼济天下”，建立功业，其心未退。
明清时期，以“淡”字命名的书斋颇多，明代学者薛瑄在为杨伯玉“淡庵”的题记中说：“淡者寡欲之谓也，……诚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午淡而寡欲也，寡欲则世味焉以移易其志哉!”古之君子“不为富贵声色滋味所淫溺之，天理灭，人心泯，将无以自立于世矣”。他们认为：只有在淡泊中才能领略书斋生涯的乐趣，而只有书斋生涯的乐趣才能修性养心，“独善其身”。清学者俞弁的书斋生涯也很有代表性。他说他终日在书斋中“读经史百家，忽然有悟，朗读一过，如对宾客谈论，而无迎送之劳，一乐也；展现法书名帖，追思古人笔法，如与客奕棋，既局而无机心之劳，二乐也；焚香看画，一目千里，云树蔼然，卧游山水，而无跋涉双足之劳，三乐也。日复一日，盖不知老之将矣，何必饫膏梁，乘轻肥，华居鼎食，然后为快哉!”遂匾一室曰“逸劳堂。”书斋中的书、名帖、画在他眼里，都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士人的书斋之乐和淡泊之情跃然纸上。
反映了士人挂冠免祸、隐居山林的思归之风
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官场上的腐败和政治斗争的险恶，一些文人产生了“去官隐退”的林下之思，一时，得遂其初愿成为他们立身的准则和追求。故此，当时以“遂初”为名的书斋并非罕见。隐退以后，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终日与棋琴书画为伴，以此颐养天年。一些文人在有关书斋的题记中较多地反映了这种思潮。
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在《遂初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后之君子，非复昔人之遭会，而义不容于不仕，及其已至贵显，或来必尽其用，而势不能遽去，然其中之所谓介然者，终不肯随世俗而移易。虽三公之位，万钟之禄，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他认为：欧阳修虽身居高位，但仍有“思颖”之诗、“归田”之录，“盖君子之志如此”。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激烈的党争往往使一些士人挂冠免祸，思潜书斋，仕与不仕，多有遂初之念。身在官府而思归书斋者也不在少数，明代嘉靖年间的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虽身在京城任职，但“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韱，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思而可笑乎!”明末学者祁彪佳在家乡有一园林，颇集山水之盛，但却偏偏在园中置一简陋的书斋，名曰“志归”。他写道：“当予乞归时，便欲于定省之暇，适志园亭，而此斋实为嚆失，乃此是志吾之归也，亦曰归固吾志也；”
明末，宦官专权，党争不止，一些士人未人仕途，其心已寒，便有退居书斋之念。进士冯元扬少年时读书于家乡慈溪城东，揽采江山之胜而叹曰：“异时有买山钱数缗，为阁于此，署之曰‘儋归’，与通人高士读书饮酒其中，可以乐而忘死矣。”又有李长蘅在京城赴试前便已叹道：“他日世事粗了，筑室山中，衣食并给，文史至贮，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阳辈流，仿佛渊明‘南邮’之诗，相互咏歌皇虞，读书终老，是可以乐而忘死乎!”身还未人仕途，已思其退，而思退又必联想到日后的书斋生涯，这就是当时一些文人的思潮。故他们常以书斋生涯示其终焉之志。尤其是一些绝意仕途的文人，书斋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因此可以说，书斋生涯不但是文人追求的初衷，同时也是辞官隐退的后路。
追求古雅幽静、高洁脱俗的读书环境
明清时期，有些士人既绝仕途，便着重追求读书的意境，使其与斋主的情操交融于一体，令人见其书斋，如见斋主。《明史·倪瓒传》中，记录倪瓒个人言行的文字并不多，但对其书斋内外的境况却着重予以描述，使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倪瓒的为人：“所居有阁曰清閟，幽回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簋，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水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倪瓒书斋的意境，也成了后代文人仿效的对象。明末清初的遗民张岱因慕倪瓒清閟，仿其书斋名曰“云林秘阁”。文人追求的书斋意境，意在有一种出尘的气氛，一些人对这种境界的追求，甚至成为一种癖好。如明代宁献王朱权被封江西颍，由于宗藩不许干预军政，故朱权终日在书斋中研读秘籍，沉缅诗文，尝“令人往庐山之巅，囊云以归”，在书斋中“障以帘幕，每日放云一囊，四壁氤氲，如在岩洞”，故名其书斋为“云斋”。人其书斋，如临仙境，可谓别出心裁。
明清时代的书斋陈设有三种特色：一是古代文物成为书斋收藏的必然对象，这和明清时期文人好古的风尚有很大的关系，其藏书多宋元版本，且“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藏书纪事诗》《卷四》)。明代史鉴之书斋“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相与鉴赏，好著古衣冠，曳履挥尘，望之者以为列先之俦也”(《藏书纪事诗》《卷二》)。清代安仪周的“古香书屋”中“贮牙签万轴，余尽商周秦汉青绿宝器，唐宋元明名家翰墨也，寝食期间，俗夫不得窥户牖，时人比之清阁。” (《藏书纪事诗》《卷四》)；二是明清时期的文人多善书画，故书画是书斋中不可缺少的陈设，已成为书斋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者多从事考据和古籍校勘，其汉学家的书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书楼。他们不仅仅左拥廿二史，右持十三经，其书斋往往是“图书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室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履园丛话》卷六)，成为明清时期书斋的又一特色。
斋有古意，人有古风。明清时期的书斋不仅仅追求陈设上的古雅，其斋主也十分讲究与书斋意境的相结合，如钱谦贞于书斋“怀古堂”中：“明窗柒几，丹黄校勘，似陆龟蒙；蒲团若碗，栖心释梵，似白乐天；归池泼墨，淋漓绢素，似米元章；钟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别款式，似赵明诚；而忍辱不较，阉户自守，又似管幼安。” (《藏书纪事诗》卷四)书斋的气氛和斋主的风范相协调，以至俗人不得人其斋。明末学者祁彪佳在“寓山草堂”品茶赋诗自娱，“若俗子十往返不一见，虽受怒骂如张牧之，固不惜也”。得入书斋者，皆文人雅士，鸿学硕儒，相与文酒唱酬，谈学论道，无杂人，不杂言。又如张岱在“古梅书屋”“终日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入”。清末诗人龚自珍曾言，登乾嘉时代汉学家卢文绍的“抱经堂”和阮元(清大学士)的“研经堂”“无杂宾，无杂言焉”，登陈庆镛的“问经堂”“愀乎非五经之简毕不敢言”，可以说古时文人的风范与书斋的意境是既相协调又相辉映的。
古雅幽静的书斋环境是我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书斋意境，但也有人反以书斋的简陋为乐。归有光的“项脊轩”本是“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但却意境不减，乐，趣无穷；祁彪佳有雄资大建园林，但书斋却“一仍简陋，然亦可啸可歌，可偃仰栖息也已”，“避暑斋中，比窗尽致，平畴遗风，绿畦如浪，以觞以咏，忘其为简陋，而转觉浑朴之可亲，遂使画栋雕薨，俱为削色”。清代吴岑渚的“半砚斋”“才容十笏，图史笔砚之外，无他物”。但斋主以著书为乐，“中之人，恬淡乐志，犹凡夫也”。学者钱大昕之弟钱晦之书斋简陋，但他认为可居即可，故命为“可庐”。钱大昕在“可庐记”中写道：“晦之好读书，而不汲汲乎荣利之嗜，故名庐之意，盖蕲至于古之随遇自足者，仰予又有进焉，夫之理所在，有可不可，境之所值，无可无不可，晦之能安于境上可，必能辨于理之所不可。”不求奢侈，但求境界上的高洁。
明清时代的书斋，就如同我国古代的唐诗宋词、书法丹青那样，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它既像诗，又像画，和古代儒家观念及其情怀相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明清时期传统配饰“暖耳”研究 篇7
暖耳,又称耳衣、耳套、煖耳、护耳等,是冬季套于耳部用来防寒保暖的。耳同眼一样作为人感知世界的器官,除“主听也”
二、“暖耳”的起源
耳衣最初是驻守边疆的将士为了御寒保暖而制,唐代李廓的边塞诗中曾写道“金装腰带重,铁缝耳衣寒”。后从边塞传至中原,唐李邕墓壁画中一位着冬装的女子,双耳挂坠由动物皮毛制成条状的耳衣(见图1),利用动物皮毛的蓬松来保暖。这种条状耳衣在佩戴时,从中间折叠挂在耳朵上,下端垂于两肩。
图1 唐李邕墓壁画中佩戴耳衣的女子
三、明清时期的暖耳
明代,暖耳被列入了官服制度,沈德符《野获编·内阁三·貂帽腰舆》中记载:“京师冬月,例用貂皮煖耳,每遇沍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
《明代唐文献像》中唐文献头戴乌纱帽,帽上系有条状动物毛皮,两端垂于两侧至肩头位置(见图2),不同于唐代,此时已有帽做支撑,不必将厚重的兽皮挂在耳朵上。明代的暖耳形制除了保留这种条状耳衣,还出现一种新的形制,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貂鼠制一圆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两傍各制貂皮二长方,毛向里,至耳,即用钩带斜挂于官帽之后山子上。旧制,自印公公等至暖殿牌子,方敢戴,其余行近侍,则只戴暖耳。其制用元色素纻,作一圆箍,两傍缀貂皮,长方如披肩(见图3)。凡司礼监写字起,至提督止,亦止戴暖耳,不甚戴披肩也。”[5]即以布帛作成圆箍,两面包以兽皮,使用时联缀在冠帽上一同佩戴(见图4)。
明代宫中使用的貂皮主要由女真人提供,《明英宗实录》中曾记载,瓦剌(明代对西部蒙古各族的总称)在正统十年时向明朝进贡“青鼠皮十三万张、银鼠皮一万六千张、貂瓯皮二百张”[6]。每次皇帝特赐暖耳时,会消耗需要大量貂皮,制作暖耳也使宫中耗资巨大。万历年间,皇宫接连几次火灾,需要大兴土木重建皇宫,同时皇室挥霍无度,边疆危机不断,军费增加,国库入不敷出,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财政“节流”,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暖耳。即使天气寒冷、耳朵冻僵,但是由于张居正不戴,百官也无一人敢戴。
图3 明本《御世仁风》图
除了在宫中,暖耳在民间也有使用。明代民俗志《北京岁华记》中记载,冬至这一天“竞买暖耳,市价踊贵”
清代的暖耳有了较大的改变,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制,一种是帽与暖耳连体,清朝任命的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穆麟德戴的就是这种(见图5);另一种是单独佩戴,挂在耳朵上,外形小巧精致,绣有吉祥纹样(见图6)。
图6 蓝缎地“福禄吉祥”“富贵绵长”暖耳
除了形制上的改变,暖耳的使用人群也更广泛,清代以前多为男子所有,清后,精致的刺绣暖耳也得到了女子的偏爱。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中写道:“只见又是一个丫头,打了灯笼,一班四五个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暖耳,穿着银鼠、灰鼠衣服进来。”
这种刺绣暖耳内侧有搭门可以套在耳朵上,由丝帛制成,轻便易打理,根据需要,有时会在暖耳内侧加有皮毛,使保暖效果更好。刺绣暖耳外形多种多样,有桃形、蝴蝶形、荷花形及金鱼形等,其中桃形最为常见,一般由民间绣坊应季出售,也有巧手的女子自己缝绣制作。暖耳上通常绣有四季花卉、诗句文字等吉祥图案(见图7),表达佩戴者的审美趣味,具有装饰功能。
图7“松柏古人心,芝兰君子志”五言诗句暖耳
四、结语
暖耳,每年只在严冬时节拿出使用,可以搭配各种服饰,美观又保暖。从唐代挂坠式耳衣、明代与官帽相连的暖耳到清代的一体式暖耳帽和刺绣暖耳,从贵族、宫廷专用到民间配饰,材质从昂贵的皮毛变为相对低廉的丝帛,结构形制上也与耳廓更加吻合,佩戴舒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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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广东海疆的开发 篇8
关键词：海洋,渔业,对外贸易,沙田
一、渔业资源的开发
广东沿海地区海岸曲折, 多优良港湾, 有丰富的渔场资源, 自古以来渔业就有很大发展。渔业的开发是明清时期广东海疆最重要的开发模式之一, 如广东海南渔民世居“濒海处, 男子罕事农桑, 惟缉麻为网罟, 以渔业为生, 子孙世守其业”[1]91。在广东沿海地区生活的居民大多数以渔业为生, 渔业生产在当时人民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如在广东琼州地区“岛畔渔艇亦伙, 皆以坚重木材为之, 以代中国常有之松木小艇也, 每年鱼季, 诸艇皆出行两月, 常离其岛至七八里, 以采海参剥瑇瑁、晒鱼翅, 其所渔者, 常在中国海东西部潜水滩之间, 出渔恒在西历三月, 能望见北向海岸。每船仅用一两个舵工, 并数翁清水而已。诸艇皆进至爪哇近诸大浅上, 陆续渔至六月初始归, 各积其所有以为货”[2]225。可以看出, 广东沿海地区的渔民捕鱼范围非常广阔, 远至远洋。
明清以前, 渔民在生产上一般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经营方式一般是个体的, 一家一艇。但到了明清时期, 以社会化、组织化为特征的海洋经济发展起来, 渔民采取了集体合作的生产方式, 如南海有一种称为“鰌鱼”的巨鱼, 是“海鱼之最伟者, 大者不可限量, 小者亦千余尺”。这样的大鱼, 单个的渔户无法捕捉, 只有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 于是“疍户聚船数十, 用长绳系铁棒掷击之, 谓之下标, 三标后, 鰌负痛, 行船尾之, 待其毙, 连船曳绳至水浅处屠之……一鱼之肉载十余船, 货钱数十万”[3]96。除此之外, 渔民还在鱼苗捕捞和水产养殖上大显身手, 明清时期南海九江村鱼苗捕捞和水产养殖业绩突出, 以至于该地居民被叫做“鱼花户”, 屈大均称“九江之地如棋枰, 周回三十余里。其黑脉者堤也, 方罫者池塘也。池塘之水, 养鱼花者十之七, 养大鱼者十之三, 养鱼花水浊, 养大鱼水清。视其水色, 则知所养为何等鱼也……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贩鱼花, 史称水居千石鱼陂者此也”[4]558。该地的鱼苗有草鱼、鲢鱼、鲤鱼、鲫鱼等, 不仅销往两粤, 还远销其他省份, 促进了当地渔业的发展。渔民在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渔业产品, 而且适应了明清海洋经济的规模化、社会化的需要, 促进了沿海渔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 广东的海产品市场不仅延伸到了其他省份, 更扩展至海外, 西沙、南沙群岛海产品销往新加坡即是典型之例子。嘉庆二十四年 (1819) 新加坡建埠以后, 西沙、南沙渔民便开始将海产品运往该埠销售。据陈泽宪先生研究, 同治乙酉年 (1865) , 琼海县潭门港邓有吉、曾圣姐等42人就曾将在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螺等海产品运到新加坡销售[5]。又据吴凤斌先生研究, 西沙、南沙海产品外销新加坡的势头到20世纪初渔民黄学校大量出售南沙公螺壳 (马蹄螺) 时发展到高峰[6]。
二、对外贸易
明清时期, 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在广东沿海的各港口, 不仅有南洋诸国的贸易船入港, 而且有广东的商船出没。在广州, 更是“阿峨大舶映云日, 贾客千家万家事”[9]45, 海上贸易发达, 商业繁荣由此可见。当时外省的商人把大量的货物运来广州, 一小部分在广州市集上卖给葡萄牙等国商人, 大部分的货物用“他们自己的船”, 从广州运往马尼拉、望加锡等地出售。关于广东本地商人的对外贸易状况, 《广东新语》记载道:“广州望县人多务贾, 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南走澳门, 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 帆踔二洋, 悠忽数千万里, 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 获大赢利”[4]371。这里说明广州望县有很多商人到东西两洋乃至琉球、日本从事贸易, 出口商品以手工业品为主, 而且获得很高的盈利。正是由于从事海外贸易获利较高, 许多人都发了财, 如明末澄海人许龙在南洋贸易, “家财数十万”[10]609。所以明人张爕说:“市舶之设, 始于唐宋, 大率夷人入市中国, 中国而商于夷, 未有如今日之伙者也”[11]103。史书记载:“海禁既开, 帆樯鳞集, 瞻星戴月, 富家巨室, 争造货船”[12]59。“每年出洋船只所用舵工、水手、商伙等, 为数甚多……就粤而论, 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 约计数10万人”[13]146。
明清时期, 广东出口的商品以生丝、绢织品、瓷器缸瓦、铁器、糖等为大宗, 出口的数量相当大。16世纪末, 墨西哥的丝织品制造厂有一万四千多人, 而其原料则靠广州的海商供应[14], 可以想象, 墨西哥需要广州供应的生丝数量是巨大的。由于商品的大量出口, 许多外省商人集聚广州, 其中以福建、浙江、安徽商人为多, 他们大都为了提供外贸商品而从事长途贩运工作, 商业足迹以广东为中心, 遍及江南地区。他们的活动, 使得广东的经济和各省的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 许多商品从各省源源地汇集到广州, 备运出洋贸易。这样大规模的对外贸易, 自然促进了商业资本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也引起了货币需求量的增长和货币关系的发展, 从而促进了广东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 正如屈大均所描绘的那样:“当盛平时, 香珠犀象如山, 花鸟如海, 番夷辐辏, 日费数千万金, 饮食之盛, 歌舞之多, 过于秦淮数倍”[4]475。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引起了广东沿海地区农村经济的变化。由于对外贸易获利较高, 自然吸引广东沿海诸郡之民, 不仅“有力则私通番船”, 如“高、廉、雷、琼滨海, 诸夷往来其间, ……顾奸人逐番船之利, 不务本业”[15]461, 而且还从事出口的手工业生产。明人沈世昌就曾说:“南海岛夷款关贸易, 民资其利, 益以铸山煮海, 轻视农业”。明人郑晓也说道:“ (广东) 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 不务农田”[16]1215。可以看出, 广东沿海郡县不少农民逐渐脱离农业, 参加对外贸易或独立地进行出口的手工业生产, 这不仅对闭塞的自然经济是一种冲击, 也为沿海农民开辟了新的生活途径。
三、围海造田及其沙田的开发
明清时期广东人口急剧增长, 对于地窄人稠的沿海区域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压力。然而, 广东沿海地区, 特别是香山和新安两县的耕地, 却能够承受住人口膨胀的重荷, 其奥妙之处在于沿海沙田的围垦。所谓沙田, 是明清广东沿海土地的税则名称, 屈大均称之为“粤之田, 其濒海者, 或数年或数十年, 辄有浮生”[4]52。沙田的开发, 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广泛展开, 但其围垦多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到了明清时期, 沙田开发的人工因素大大增加, 开发技术明显提高, 《广东新语》记载:“广州边海诸县, 皆有沙田。顺德、新会、香山尤多, 农以二月下田, 偕出沙田上结墩, 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4]51。清代广东的沙田开发规模和速度进一步提升, 康熙《顺德县志》记载, 从明万历九年至万历四十八年 (1581—1620) , 顺德“新生沙坦已计有一百三十顷零十亩三分八厘九毫”, 崇祯元年至康熙十三年 (1628—1674) , 又“陆续报承, 又计一百四十顷九十八亩八分六厘五毫”[17]100。东莞自道光十八年 (1838) 至宣统三年 (1911年) , 报垦公产沙田七百余顷, 其西面海域“东至龙穴, 北至南沙村, 西南俱至海……其可抵蒿之处, 纵横十余里, 均属东莞地方, 深浅不等, 当海潮落尽, 露出坦形”[18]437。这些尚未完全浮出海面的沙坦, 成为东莞人关注的对象。据广东《沙田问题记载》, 乾隆十八年 (1753) 起至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广东共围垦沙田53万亩[19]41。
乾隆五十年 (1785) , 广东巡抚孙士毅在《请开垦沿海沙坦疏》中指出, “粤东地方, 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 全赖粤西谷船为接济, 向来濒海居民, 见有涨出沙地, 名曰沙坦, 开垦成田, 栽种禾稻, 实为天地自然之美利, 海民借以资生者甚众……粤东沿海州县, 田少人稠, 产谷不敷民食, 请允许沿海无碍水道的沙坦给民承垦升科”[20]854。乾隆皇帝对于孙士毅的申请作了如下批示:“粤东沿海沙坦, 前督李侍尧, 以关系水道, 禁民圈垦, 嗣巡抚孙士毅, 以无碍水道, 请弛禁给垦, 以杜盗占争讼。兹委员确勘南海、番禺、东莞、新会、香山等六县沙坦, 约有六百余顷, 均海边, 距水口甚远, 亦无圈筑与水争地之势, 开垦有利无害, 请准民承垦, 按例升科, 得旨允行”[21]819。广东沿海区域民稠地狭, 本地粮食不足, 这种情况受到了地方督抚的重视, 于是上报朝廷请求开垦沿海沙坦, 最后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向海洋索要土地以获取粮食, 已经成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种共识。
明清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播 篇9
明神宗万历十年 (1582年) , 利玛窦到澳门, 随后就在广东、江西、江苏各地传教。利玛窦擅长天文、数学、历法、地理、音乐等学术, 并通晓汉文, 在肇庆建立第一座天主教堂后, 他就将随身从意大利带来的东西在教堂内展示, 其中就包括一些西洋乐器。万历二十八年, 利玛窦到北京见万历皇帝, 呈献圣母像、自鸣钟及西琴等。据《续文献通考》载:“其琴, 纵三尺, 横五尺, 藏犊木柜中。弦七十二, 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 端通乎外, 鼓其端而自应。” (1) 这里所说的“柱”即指琴键, 按一柱, 即发一音。关于这件乐器的中国名称, 主要有“西琴”、“铁弦琴”、“手琴”、“天琴”或“雅琴”等。根据陶亚兵先生的考证, 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西琴”即是17世纪意大利流行的楔槌键琴 (Clavichord) (2) , 即古钢琴的一种。
利玛窦呈献的古钢琴得到了爱好西洋奇器的万历皇帝的注意, 万历皇帝特命宫中的太监跟随传教士学习如何演奏古钢琴。这是已知键盘乐器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与教学。此后向宫廷进献过古钢琴的传教士还有毕方济、汤若望和徐日升, 其中汤若望进献
的是, 他在《双截棍》、《龙拳》等歌曲中, 把传统的流行音乐加入说唱音乐的元素, 用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曲风调出的新鲜音乐味觉使我们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的尝试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渐渐吸取了西方流行音乐的营养。虽然这样中西结合的模式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在中国流行乐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这种中西结合的模式为中国流行音乐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并将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一种趋势。另外,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资讯年代, 加上电子科技与电脑的发展, 对资讯的流通交换, 从速度与数量来说都会达到惊人的境地, 音乐的流通速度与数量亦会大大提升, 有助于将不同文化的民族音乐的隔阂减少, 甚而打破。
从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可以看出, 流行音乐正向着多元化的发展。虽仍以情歌为主, 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更大的拓展的作品。正是由于政治经济诸多条件的变化, 才促成了人对音乐的需求变化;人们对音乐产生了新的需要, 促成了音乐诸多领域和音乐传统的变异。当代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之后, 对精神生活的标准大大提高了, 也因为计划经济像市场经济过渡的趋势下, 过一台“Clavichord”, 并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 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其演奏方法, 可惜后来遗失。而利玛窦本人也采用了16世纪的意大利抒情诗题材为此乐器配写了赞歌《西琴曲意》八章, 歌词采用汉文韵律诗的形式, 其中所宣扬的教义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其八个标题是:一《吾愿在上》、二《牧童游山》、三《善计寿修》、四《德之勇巧》、五《悔老无德》、六《胸中庸平》、七《肩负双囊》、八《定命四达》。《西琴曲意》原稿题为Canzone del manicordio di Europa voltate in lettera cinese, 其中Canzone (坎佐纳) 是13-17世纪流行于意大利的一种民歌或世俗歌曲, 16-17世纪又成为意大利器乐曲的重要体裁。关于《西琴曲意》的曲调, 由于无法考证, 只能存疑, 由于耶稣会始终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新教的主要集团, 故《西琴曲意》只可能是旧教圣咏, 其所用的曲调当为格里高利圣咏歌调。 (3) 从此, 由利玛窦等人传来的欧洲教会音乐就在中国的基督教堂中流传下来, 当然, 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音乐的因素。
清朝康熙年间, 政府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 对传教士给予了种种优待, 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从而加速了古钢琴的传播进程。从教堂到宫廷, 从士大夫到皇权的最高统治者都对西洋乐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康熙皇帝对钢琴这件西方乐器情有独钟, 并亲拜洋人为师, 学习它的演奏技巧, 使古钢琴成为清初宫中风靡一时的“西洋玩物”。康熙皇帝弹过的乐曲, 在清初钱塘人士高士奇所著的《蓬山密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癸未 (1703) 四月十八日 (6月2日) 召至渊鉴斋, 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 弦一百二十根, 上亲抚普庵咒一曲……。”此处的《普庵咒》是唯一有史料记载的康熙帝所弹乐曲。这首乐曲原是一首古琴曲, 初见于明末《三教同声琴谱》中, 又名《释谈章》, 据传系杭州隐士李水南作。全曲十二段, 每段段尾接以相同的乐句, 听来回环反复, 连绵不绝。《天闻阁琴谱》评之为“音韵畅达, 节奏自然, 令人身心俱静。”它是以印度梵文的译音作为歌词的, 现在还存有好几部刻本乐谱记载这个曲子, 其中最早的是1629年 (明崇祯二年) 刊行的《伯牙心
人们的生活压力也渐渐增大, 所以, 这一时代的歌曲的种类繁多以适应多种人群的需求, 像八十年代可以一种歌曲统领歌坛很久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人们对歌曲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仅是旋律优美, 歌词动听的歌曲就可以收到大家的欢迎, 广大听众所追求的是创新与发展。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之下, 各种唱法相结合已经没有任何的技术问题了, 同时音乐电视的形式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爱。
时代背景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方向, 流行音乐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 两者是互相影响, 互相发展的。生产力是音乐是决定性因素;面对现实, 面向我国实际国情的发展, 商业化运作得当是促进流行音乐发展的最好方式。市场化, 国际化是中国音乐文化走出世界的最佳方式!也合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要求!中国近10年来的流行音乐创作既有浓重的民族意识, 也有包容世界的胸襟, 这为它进入世界文化提供了可能。虽然这条路上, 目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它所拥有的潜力是毋庸质疑的, 中国流行音乐来自大众, 亦将为大众所拥有, 相信经过进一步深入探索磨合, 中国流行音乐的前景必将辉煌!
法》, 可见它在当时流传甚广。除此之外, 关于康熙帝还曾弹过何曲并无明确史料记载。由于康熙皇帝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欧洲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 这时期键盘音乐的体裁形式已发展为变奏曲、组曲、奏鸣曲和康佐涅等等;而他的第三位音乐老师德理格来华时间为1710年, 正好是欧洲的十八世纪初叶;此外在方豪所著的《中西交通史》中记述说有一篇题名为“Sonata a Violino Solo col basso”的遗稿, 作者为德理格, 由此可推测康熙帝学习、弹奏的古钢琴曲应该包括宫廷中演奏的音乐、旧教圣咏歌曲、经过改编的中国曲调、奏鸣曲组曲之类的音乐体裁。
作为第一个学习并弹奏古钢琴的中国皇帝, 康熙帝将这件西方乐器提升到与本国传统乐器相媲美的地位, 充分显示了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对西方文化艺术“宽容”“接纳”的博大胸怀。其次, 康熙皇帝还命宫人尝试仿造古钢琴, 从而使西方键盘音乐在中国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先声”。遗憾地是, 由于传播范围只限于宫廷和教堂, 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所以古钢琴在当时并未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有趣的是, 嘉庆皇帝极厌恶西洋教士, 亦不喜西洋音乐及乐器, 不但严加禁教, 还多次严禁从海外引进西洋物品, 故乾隆以后西洋音乐不仅在中国未作进一步发展, 而且更显萎顿, 直至清末才重现生机。
19世纪40年代, 近代钢琴己传入中国, 最初称其为“批雅娜”。在 (清) 徐珂《清稗类钞选》中有这样的记载, “批雅娜俗称洋琴, 似风琴而大。筐中张钢弦数十弦, 一小捶与琴面键盘相连, 以指按键, 小锤即击钢弦发声.其声清越, 吾国能自制之。” (4) 另据丰子恺《音乐入门》一书载, “批雅娜”之键盘, 一般约七组, 即五十一白键, 三十六黑键。”其中所述钢琴的形制已十分接近现代钢琴 (据周薇所著《西方钢琴艺术史》记载, 现代钢琴的形制是在1850年左右确立的) 。约在本世纪初有人根据它的主要发音部件用钢制成 (即音板和琴弦) , 故自然的称其为钢琴。 (5) 当时一些教会学校, 如上海的“清心女塾”、浙江湖州的“湖群女塾”、苏州的“景海女校”等均设有以钢琴为主的琴科, 但“琴科”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西洋音乐知识的普及, 还谈不上专业性和规范性。教会学校这种新型教育的兴起, 使得以西方音乐教育体制为模式的音乐教育初见端倪, 并为后来学堂乐歌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同时成就了中国第一代钢琴教育家和演奏家的启蒙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西方文化接踵而至,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文化, 近代中国人民做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文化选择。” (6) 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 由此形成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此时, 钢琴已成为西洋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乐器, 除教堂中还遗有管风琴之外, 古钢琴己销声匿迹。晚清时期, 钢琴在中国的传播渠道趋于多样化。光绪皇帝不仅喜欢钢琴, 且抚弄自如。末代皇帝溥仪少年时, 常于读书之暇, 弹琴吟曲, 并聘虎坊桥关记琴行主人关善亭为教员, 教授钢琴的演奏知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溥仪已能演奏一些中西乐曲, 演奏技巧也日臻熟练。1988年, 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中, 就“有一架通体黑漆的钢琴, 台面长1.82米, 宽1.57米, 高1.003米, 前盖长1.25米, 是一个叫约翰的英国人制造的, 它是清晚期外国进献的礼品, 也是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品中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 (7) 1848年后, 钢琴已开始在上海、北京两地流行, 但由于价格不菲, 拥有钢琴和会弹钢琴仍然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无法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1850年, 上海出现了专门出售钢琴的洋行, 并开展了出租、调律等相关业务, 这大大的增加了普及钢琴的机会;教会学校的兴起则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 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经验及模式;另外, 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后, 在学校开设琴法课, 编撰系统的钢琴演奏教材等, 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教育家, 李叔同和萧友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从明末至清中叶, 虽然封建统治者对西洋音乐是喜爱多于厌恶, 但鉴于政治上的考虑, 并没有制定有效的文化措施, 既没有派人去国外考察学习, 也没有成立官方的专门的音乐研究教育机构, 或在民间以各种形式去推广西乐等等, 因此这个时期钢琴音乐的发展始终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历史、地理及人文环境中。另外, 钢琴精巧的外形及其优雅奇特的声音, 使其成为国人猎奇的对象, 但它并没有被国人真正的接受, 其实质就在于封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没有得到彻底地瓦解, 西洋音乐尚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土壤。鸦片战争之后, 以沈心工等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将西洋音乐作为改造社会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 西洋音乐才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成为近代中国新音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 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发展。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某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侵入, 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起到了文化传承的作用, 使中国人从此得以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 同时也将西方近代音乐文明的成果带到了中国, 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格局被打破, 出现了音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可以说, 明清时期钢琴的传入, 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作为西方文明的使者, 钢琴不仅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的一种象征, 而且见证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 并对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钢琴作为西方音乐史中非常重要的乐器,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尤为突出的影响。钢琴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融入中国传统音乐, 特别是对中国形成多元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明末清初和晚清两个时期对此作出分析。
关键词：明清时期,钢琴,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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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珂编, 无谷、刘卓英点校的《清稗类钞选》 (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册) ,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12月版, 第472页
[5]陈四海编著《外国音乐故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5月版, 第158页
[6]王介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海出版社, 2004年3月版, 第268页
浅析明清时期的田面权 篇10
一、田面权与永佃权
(一) 永佃权
永佃制是一种地权制度, 其主要内容是地主和佃户之间就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长期分配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达成的一种制度安排[1]。永佃关系是建立在佃户通过缴纳租而获得永久保有佃耕某田主土地的权利。永佃权的取得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加工或开垦荒地取得永佃权。1910年法部民事习惯调查中的司法人员对该情形是这样解释的:在各国为通商以前, 地广人稀, 地价极廉, 而不毛者亦甚多。业主出些少之钱即可购得大宗地亩。然无所获, 与石亩无异。于是乃招贫人垦种。订约之始, 租价极廉, 且多约内写明不准增租夺佃字样[2]。二是通过交付押租而获得永佃权, 但每年仍要缴付耕作土地的租金。佃户需要缴纳高额的押租金以取得在土地上永远耕作的权利, 佃户和田主通常会就交付这样的押租金签订契约, 规定佃户要为一定的时期, 比如三年, 垫付一笔押金, 并且约定除此之外要交付耕作土地的租金, 这些押金在佃户不交付租金时会被用来抵消租金。三是通过出典的方式出让田底权而保留田面权的方式, 使购得田底权的人成为田主, 而自己仍然永远保留耕作的权利。这种出卖通常是以“活卖”方式进行的, 农民把土地典卖给地主, 到期后无力赎回, 便丧失土地所有权, 而只保留耕种权[3]。通过出典的这种方式便产生了“双层所有权”, 即田面权和田底权。四是长期的习惯使然。佃主长期租赁田主的土地用以耕作, 甚至世代相传, 久之便得到田主和邻近乡民的认可, 从而形成了永佃权。
(二) 田面权
田面权是指佃户在取得永佃权之后, 除耕种外, 还可以使用其土地并且占有地上的孳息物的权利。如在土地上盖房造坟, 以及收获土地上自然生成的树木果实等。田面权是由永佃权发展而来的一项权利, 在中国传统民间习惯中表现为“一田二主”、“一田三主”。在本文中, 如无特别说明, 均以田面权概括之。所谓“一田二主”, 就是同一块土地的上层称为田皮, 田面, 由佃户享有它的使用收益权, 是为皮主, 下层称为田根、田骨, 由原田主所有, 视为骨主、田主[4]。而一田三主则是由于田面主出让了自己永久耕作的权利或者皮主从田底主手中购买了收租权而产生。
(三) 田面权与永佃权
由永佃最终发展成为“一田二主”, 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最初田主转让田面权给佃户是以有利可图为代价的, 也是有限的。但是随着佃户为自我保护所进行的斗争 (正如其取得永佃权利的方式一样) , 逐渐由不准其自由处置田面权利发展到可以完全自由地处置, 这已经超出了田主的意志, 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时佃户就通过取得田面权而转化为田面主了。这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民间习惯的力量———根据习俗, 一个通过其劳作和其他投资而对一块地的价值有明显贡献的佃户会得到对此地的某种特殊权利[5]。这样一来, 田面就成为了独立的财产, 田面主可以自由处分, 买卖或是遗赠。据此, 田面权就产生了不同于永佃权的法律特征而具有了一定的所有权性质。以晚清在福建地区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中的记载为例:田面主每年收租若干石, 多由根主直接送纳。但无论如何, 只能向根主追租, 不得自由折佃。而田根之主除自己承根外, 批与他人承根而坐收根租者亦有之[6]。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各地的习惯差异, 上述所提到的根主应是本文所指的田面主, 而田面主则是本文中所述的田主。但从记载中可以明确地看到, 田面主 (资料所载“根主”) 拥有田面的所有权而只需缴纳地租为对价, 他可以转租、出典或者出卖而无须征得田主 (资料所载“田面主”) 的同意。
二、民间习惯中的田面权与明清时期田面权的相关规定
明清时代封建租佃关系的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佃权与地权的分离, 这种佃权与地权的分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佃农的独立性逐渐的增强。这种独立性在传统民间习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景泰四年 (1453年) 休宁县陈以成等卖田赤契》[7]为例:
休宁县三十一都陈以成同弟陈以璇, 承祖父共有田贰号, 坐落祁门县十一都四保……其贰号田, 以成同弟合得分数田骨捌分有零, 尽行立契情愿出卖与祁门县十一都程兴名下, 面议时价白银陆两肆钱整……其田出卖之后, 一听买人自行闻官受税, 永远管业……今恐无凭, 立此出卖文契为用。
景泰四年八月十九日出卖人陈以成 (押) 契
同卖弟陈以璇 (押) 见人朱进得 (押)
在契约中明显出现了“田骨”字样, 可见在景泰时期的徽州就已经出现了“田骨”与“田面”之分, 说明当时田面权已经产生。
又如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的《王兴保卖田契》, 即为一件单独田面权交易契约[8]:
五都住人王兴保, 今因长男周乞无钱用度, 自情愿将周乞分下客庄田三处共计四亩七分:一苎坞口晚谷田一亩二分处, 一处松木林晚谷田一亩, 一处王村遐塘下早谷田一亩七分。三处共四亩七分出卖于洪六房名下, 当得粪草纹银四两二钱正 (整) , 在手前去。其田未卖之先, 即无家、外人重复交易。自成之后, 听自洪名下耕种毋词。今恐无凭, 立此为照。
万历六年四月十一日立卖契人王兴保 (押)
代笔洪天教 (押)
洪大节 (押)
在这份契约中, 可以看到“听自洪名下耕种毋词”、“粪草纹银”的字样, 这显然是田面买卖的民间契约。田面权买卖契约的存在有力的印证了田面权作为中国传统民间习惯的重要性, 它在调整民间土地交易关系起到了有效的约束力。
田面权的出现及其发展, 使得传统的封建租佃关系复杂化了, 原有田主的所有权不断的削弱,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复杂性。佃权与部分地权相结合, 形成享有大部分地权的地主与享有小部分地权的佃户, 甚至享有大部分地权的佃户与享有小部分地权的地主, 两相结合的租佃关系, 生产并分割剩余产品[9]。不仅如此, 由于佃户从耕种土地转而经营土地, 也使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田面主力量的增长, 已经使得原田主不能顺利的从佃户处收取田租, 由此也就影响了他们向国家缴纳田赋的能力, 这就使清政府不得不对“一田两主”进行干预。清政府雍乾时期开始采取措施, 使田面的所有权回归田主所有, 以便田主顺利地收取地租, 缴纳田赋。虽然在《大清律例》中没有提到田面权的问题, 但是在各省地方条例中却清楚的表达了对于这种传统民事习惯的否定。比如在“福建省例”中就明确规定:
是皮田之项乎, 已经契买, 即为世也, 公然拖欠田主租谷, 田主即欲起田招佃而不可得。甚有私相皮田转卖他人, 竟行逃匿者。致田主历年租欠, 无着驮粮[10]。
除《福建省例》外, 江西、江苏各省也颁布省例作了类似的规定。
晚清修律时期, 清统治者企图在《大清民律草案》中通过巩固永佃权来消灭田面权这一传统民事习惯。《大清民律草案》第三编物权第四章永佃权中有如下规定[11]:
第1 086条永佃权人得支付佃租, 而与他人土地为耕作或收畜。
第1 089条永佃权存续期间, 为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
若设定期间在五十年以上者, 短缩为五十年。
永佃权之设定得更新之。但其期间自更新时起不得过五十年。
第1 100条永佃权人继续二年以上怠于支付佃租, 或受破产之宣告者, 若无特别习惯, 土地所有人得表示消灭永佃权之意思。
由此可见, 清统治者已经对永佃权有了明确的概念规定, 只能在土地上耕作或收畜。对于永佃权的期限也做了限制, 从原有民事习惯中的“永远耕佃”、“永远耕种”、“永远为业”变为以五十年为最上限。另外, 如果永佃权人两年不能缴付佃租, 田主即可表示消灭永佃权。如此规定, 从理论角度看, 佃户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对土地表面的永久的耕作权、处分权, 不能自行的转佃, 甚至出卖田面, 那么当然的田面权就消失殆尽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 虽然田面权受到了法律的限制, 可是它仍然作为一种民事习惯在民间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抗着来自于官方的相关法律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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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福建省例:8卷[Z], 1964.
谈明清时期德化白瓷 篇11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器的发明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原始瓷器，经历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逐渐走向成熟，而白瓷渐渐崭露头角，彰显高贵，成为陶瓷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
在陶瓷的历史上，陶瓷釉色不断丰富，白色是人们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而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木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并不白，但其未使用化妆土，依靠固有色，使它成为早期白瓷，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了中国白瓷的序幕，为后人们对白瓷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化古瓷窑是我国南方名窑之一。德化窑瓷质地洁白坚硬，造型优雅，色泽莹润，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为白瓷的上品，特别是明清白瓷，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德化要位于福建省内，泉州西部德化，我国南方著名产瓷地区之一，被誉为“中国白”。明清时期德化白瓷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白瓷莹润光滑，釉质细润，具有玉石质感。器型造型丰富，受商周时代青铜器和宗教的渗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风格多种多样。明清继承宋元时期以印花、划花、刻花为主的装饰风格，有形成与发展出独特的装饰形式。装饰手法以刻、划、堆贴、雕塑、镂空为主。
细润通透的质感
关于德化白瓷的记载也曾出现在多种书籍之中，对于白瓷质量的相关记载：[德化瓷箫笛，色莹白... ...云梦柯亭之外]。描述德化白瓷玉石质感之特点，之所以有所质感关键在于瓷土和釉料，德化县矿产资源丰富，多达40多种，其中瓷土矿藏密布，质地纯良的高岭土储量居全省前列。瓷土分布广泛，蕴藏量丰富，瓷土质量优质，为德化白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德化瓷土具有独特的矿物质成分，是一种制作高质白瓷天然混合好的原料。一方面。德化地区瓷土钾含量较高，密度强，铁含量较低，烧制过程中减少了化学反应出现的异变，使白瓷色泽明亮，光滑如绢，乳白凝脂似玉。明清时期德化窑对瓷土的淘洗并不十分严格，玻璃像较高，使白瓷具有较高的透明度。釉料中灰量较小，是典型的钾-钙釉质。施釉简薄，通体透出台体的白质。另一方面，德化白瓷成功的使用氧化焰烧制技术，通过火焰的性质，使胎釉中的矿物质优势充分发挥，以达到最优质的效果。
变化多端的器型
德化白瓷除了具有独特的胎釉，其丰富多样的器型同样不可小觑。德化白瓷的器型主要分为使用器皿、陈设摆件及人物雕塑三种样式。明清时期德化窑，生产了一批数量客观，造型规整的祭祀用品与陈设摆件等，样式大小不一，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主要源自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利用古朴的造型呈现出独特的瓷质文化。具体造型包括、陪葬用品鼎、烛台、兽首、香炉、花瓶等。使用器皿是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器具包括碗、盅、碟、盏、杯、盒等以及书房用具包括砚台、摆件等。器型不拘于形式，丰富多样，取材广泛，使白瓷即有使用价值，又兼顾艺术观赏价值。人物雕塑样式通过惟妙惟肖的动态刻画来展现人物的内涵。晚明至清初宗教盛行，民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是德化白瓷瓷塑造像艺术迅速发展。艺术家或工匠通过一种单纯的色彩，高超的雕刻技艺将神象刻画得生动传神。神像轻衣简从，神态庄重，温润优雅，净化人们的心灵，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
明清时期器型有所不同，明代器型大小适中，比例协调，有的还在低足内印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长方形章款，款型字体都有别于官要款；清代器型，体型较大，比例不适较明比略显粗笨，造型与内涵皆不如明代。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作品呈现出的美感和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得到后人的一致追捧。
卓尔不群的装饰
明清两代德化白瓷的装饰方法继承了宋元时期的风格，并形成具有本时期独特的艺术风格。装饰手法以刻、划、堆贴、雕塑、镂空为主，突出白瓷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古朴自然、生动写实的表现，将白瓷独特的艺术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特立独行的刻划装饰手法：明清时期刻划手法独树一帜，区别于耀州窑，形成特有的风格，其刀法基本采用直笔竖刀来表现娇媚的花卉，线条流畅柔美，更好地展现自然的美感；栩栩如生的雕塑：运用雕塑表现形式呈现出艺术形象最生动、最本质、最具感染力的特征。艺术家们去粗取精，归纳提炼为单纯并最具造型特征的语言，贴切的运用到雕塑作品中。通过简练的概括来展现一种纯净、圣洁的感受，体现超凡脱俗的意境。晚明塑像神态庄重、绝妙，加之明代烧制气氛偏重氧化，使胎釉泛黄，充分表达了塑像的神圣之感；清代则偏重于装饰和手法上的难度，做工更加精细、复杂，缺乏对塑像内心和面部的神态刻画。运用还原焰烧制，胎釉偏青，减弱了古雅神圣之感。
德化白瓷历史悠久，经过千年的洗礼，赋予一种更加深刻的内涵，展现出陶瓷文化的艺术魅力。德化白瓷色泽莹白如玉，质地细润紧实，胎釉明亮，具有极高的透光性，可所谓中国瓷器之上品。正因如此，德化白瓷在我国瓷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口贸易的盛行，也使其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正是由于德化白瓷胎釉、器型、装饰上的独特风格，使明清德化白瓷不仅有较高的欣赏价值，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中西对外贸易比较 篇12
经济实力的变化是导致这种变局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凭借对外贸易大大提高国家经济实力,最终推动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中国却在对外贸易上逐渐耗尽国力,日渐衰败。
本文以对外贸易为切入点,剖析明清时期中西方对外贸易的异同点,从细微处着手,探索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一、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
(一 )郑和下西洋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在欧洲国家受到欢迎,赢得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培养,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些因素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到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更是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对外贸易热潮。明成祖任命郑和担任下西洋总兵正使一职,率领船队下西洋。这是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意义非凡的壮举。郑和下西洋可以看做是明朝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具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规模宏大的贸易队伍。郑和率领的船队有海船200多艘,2. 7万多人。其中最大的船只称为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 18米,宽61. 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如此规模的工程,仅造船就从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抽调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龙江造船,收集的物资更是数不胜数。其次,不计利润的朝贡贸易。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举行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据记载,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赏赐之外,沿途各国还要派遣朝贡使者来京面圣,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明朝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政府给予每百斤20两。这就是许多国家乐于朝贡的原因。
(二 )明朝 “海禁 ”政策解除
明朝建立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所谓胡惟庸“通倭叛国”大案。这件大案的节点是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妄图推翻明政权自立为王。虽然后世史家对此结论多有质疑,但当时倭寇作为一种威胁明朝的外部势力却是不容小觑的。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绝了民间一切的海外贸易。
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径,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穆宗继位,被迫承认和接受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的现实,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政策过于严厉对王朝统治并无好处,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民间海外贸易虽然取得合法地位,但是受到政府诸多的管理和限制。政府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也被其夺取了。采用重税的方式,封建统治阶级最终窃取海外贸易的果实,民间资本无法得到发展。
(三 )清朝 “闭关锁国 ”政策
首先,海外贸易在夹缝中求生存。清朝初期政府延续明朝的对外政策,对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活动限于指定范围,进口货征收高税额,出口货限制品种和数量。康熙时期,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
其次,清朝后期西方列强用炮火开辟对外口岸。清朝后期,禁绝了一切对外贸易,对于西方来说,失去了一个丰富的原材料基地,丧失了一个巨大的倾销产品的市场。此时的西方早已尝过对外贸易的甜头,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最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二、西方的对外贸易
(一 )麦哲伦的环球之旅
欧洲由于地形和历史的影响,商业贸易发展较早,在维京海盗时代就有频繁的对外贸易,但主要局限于欧洲及其周围地区。随着航海技术的逐渐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大海。西班牙国王为了获得更多财富,意欲向海外发展。
麦哲伦的环球之旅是一次对财富的探索。西班牙国王支持麦哲伦进行航海探险,为麦哲伦装备远航探险船队。麦哲伦的探险船队由5艘远洋海船、二百多名船员组成,旗舰“特里尼达”号排水量110吨,其他3艘不足百吨。麦哲伦船队沿途遇到国家就进行货物交换,满载异国香料和特产回国获取丰厚利润。
1521年 , 麦哲伦船队只剩了3艘风帆船继续在海峡里航行,船队到了宿务岛。麦哲伦想征服岛上的土著居民,把岛上的一个个小王国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麦哲伦带领船员,手持火枪、利剑,强行登上陆岸,用血腥手段征服这个地区,并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来命名这个地区,菲律宾的名称就这样由来。但是,遭到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土著居民用箭、标枪对付入侵者。一支毒箭射中麦哲伦,使得航海探险家客死他乡。
麦哲伦死后,“维多利亚”号远洋帆船渡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越过佛得角群岛,于1522年9月6日,回到了西班牙,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麦哲伦船队的5艘远洋海船只剩下“维多利亚”号远洋帆船,出发时的二百多名船员只剩下18名船员返回。麦哲伦船队以巨大的代价获得环球航行成功。这次航行不仅为西班牙国王带来巨大财富,更是开启了西方国家争相开辟海外贸易的狂潮。
(二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由于《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财富无穷的神话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激起欧洲人的无限遐想。哥伦布带着伊莎贝拉女王对领土、黄金、香料、宝石的渴望开启了此次远航。
1492年8月3日 , 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 ,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出大西洋,直向正西航去。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 ( 属于中美洲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他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 ) ,圣萨尔瓦多便是救世主的意思,这个救世主拯救了刚刚兴起的欧洲,但是也许在改变历史的同时,也给其他大洲带去了灾难。
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脚踏的美洲大陆就是印度,他的发现成为美洲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开端,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至此之后黑人奴隶三角贸易沾满非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鲜血,使欧洲人有了可以殖民的场所,也有了可以使欧洲经济发生改观的土地、矿石和原材料,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基础。
(三 )英国东印度公司崛起
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它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这些商人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东印度公司 训练雇佣军,表面上是印度封建王公所拥有,但这些封建王公实际上是为英国人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疯狂进行殖民掠夺,把印度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强迫孟加拉农民种植鸦片,再走私运到中国销售,从中牟取暴利。
英国通过殖民式的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大量资本,大大加速了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使英国迅速超越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举确定世界霸主的地位。
三、中西方对外贸易比较分析
(一 )中西方对外贸易相同点
首先,统治者为主导。明朝的朝贡贸易,是由明朝皇帝任命官员,由国家财政调拨人力、物资进行的官方贸易活动。开放通商口岸也是由政府主导,有严格地限制数量和物资种类。麦哲伦、哥伦布航行所用的船只和资金都是西班牙皇室资助的,他们归来后的大部分财富也都属于统治者。东印度公司也并非单纯的经济团体,它还有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当时由于大部分资源都在统治者掌控中,民间团体没有实力进行这种规模庞大的经贸活动。集权统治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国家资源,进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大工程,推动国家发展。
其次,民间对外贸易愿望强烈。明、清两朝民间都是希望拥有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的,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市场广阔。对外贸易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倭寇盛行、走私泛滥就是有利可图、渴望对外贸易最好的佐证。麦哲伦、哥伦布都不是统治者阶层的官员,他们都是受“东方遍地是黄金”的传说影响,是广大民众对财富渴望的缩影。
由此可见,对外贸易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加深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二 )中西方对外贸易不同点
首先 ,统治者政策不同 。明、清两朝都严格限制 对外贸易,一部分受到“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却担心民间力量的崛起影响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们仍选择固步自封。西方国家统治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统治者不仅不限制民间资本壮大,甚至出让国家资本来让民间资本发展。他们奉行互利共赢的政策,让民间资本依赖统治者,同时统治者利用民间资本来壮大国力。
其次,对外贸易方式不同。明清朝都是奉行友好往来的贸易方式。朝贡贸易的目的是促进各国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共处,郑和下西洋虽率领庞大的队伍却丝毫没有侵犯别国的想法。西方的殖民掠夺却是暴力和血腥的。他们杀害美洲的土著居民,贩卖非洲的黑人奴隶,镇压印度、中国、南美的反抗。以非正义的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再次,对外贸易目的不同。明朝的朝贡贸易是为了宣扬天朝上国的威德,不计较成本的对外贸易,更像是一种政治往来。民间口岸开放也是迫于民间反抗的压力,清末更是由于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吓动摇了其统治地位才做出的让步。西方国家的目的就是两个字“利益”。他们的对外贸易就是尽可能地使利益最大化,而对财富的渴望使得他们蒙昧了自己的良心,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奴役和压迫之上,对财富的渴求成了他们向外扩张的主要动力。
四、结语
(一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对外贸易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明清朝的固步自封心态是不可取的,如果仅着眼于对自己统治地位的担忧而削弱民众,不仅无法维护统治还会弱化国家实力,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统治者应该要有与人民荣辱与共的心态,让自己与人民站在同一阵线,通过共同的努力去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实现共同富裕。
(二 )要奉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