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研究

升级研究（精选12篇）

升级研究 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很好地发挥了试验田与排头兵的作用,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也率先碰到了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层次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当前正处于爬坡越坎、攻坚克难、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转型升级的“拐点”尚未到来,转型升级仍是未来3-5年的主攻方向。如何顺利突破转型升级“拐点”,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到整体、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型,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的“凤凰涅槃”,更好地完成“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带动全国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广东面临的战略任务。

广东转型升级“拐点”的五大特征

“拐点”即转型升级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到整体、从战术到战略成功的标志。广东目前还没有出现转型升级的“拐点”。多个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时,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经济体制中的潜在问题,将导致经济增长幅度回落或进入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广东人均GDP达到5.85万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9453美元,2014年,人均GDP达到6.27万元,人均突破1万美元,达到中上等收入经济体水平,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爬坡越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叠加、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矛盾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与社会矛盾叠加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都是经历了多轮转型升级,才逐渐迈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并最终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东这一轮转型升级面临最艰巨的第三阶段,当前仍然需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加快转型升级,经过若干年的爬坡越坎、攻坚克难,顺利突破转型升级的“拐点”,实现经济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根据国际公认标准,届时广东省人均收入将突破12000美元,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从当前的中上等收入地区行列,迈入12000-40000美元的高收入地区行列,成为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凤凰涅槃”。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经济社会将在结构优化、形态升级、动力内生、社会包容、生态支撑等方面实现新发展,呈现出以下五大特征:

(一)产业结构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完善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比重均经历了以农业为主,到以制造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以韩国为例,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50多年间,韩国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0年,韩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2011年仅占2.7%。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60年的18%,增长到1990年的42%。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增加值占GDP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为39.2%。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到2011年为58.1%,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2 0 1 3年 , 广东三次 产业比重 为4.9∶47.3∶47.8,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说明广东坚持不懈抓转型升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广东三次产业结构将继续优化,第三产业渐居主导地位,占比达到50%以上,在三次产业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第一、第二产业比重逐渐降低。产业发展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先进制造业成为第二产业主体,新电子、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高端产业持续发展,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三产业质量、规模和效益都有显著提高,金融、物流、会展、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与发达国家接近,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等新业态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将被逐渐压缩,高附加值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产业结构高级、产业发展集聚、产业竞争力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产业形态升级,产业集聚发展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四次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扶持和发展重点也经历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现在的绿色产业,产业形态不断向高级化发展。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产业,重点发展胶合板、假发、纺织品等轻工业。进入70年代,受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影响,韩国的出口也不断下滑。韩国政府决定将产业结构调整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钢铁、造船、机械等重化工业。进入90年代,韩国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投资,开展“科技立国”,将产业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基于这个原因,韩国的创意教育和人力资源变得至关重要。近年来,韩国对绿色发展的期待很高,已经开始提高新再生能源的比重,扩大对新再生能源等绿色产业的投资,努力扶持其成为新的发展引擎。

根据韩国产业发展经验,广东转型升级“拐点”到来时,产业形态也将发生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将越来越高。产业实现集聚化发展,相关产业部门围绕产业链、价值链上下游形成合理、有序、有机组合,协作配套不断深化,规模经济效益日益显著。珠三角将聚集大量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发展更为强大的引擎。其中,广州、深圳逐步形成以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外包、文化创意、总部经济为主的现代服务产业集群,珠三角东西两岸逐步形成以专业镇为载体、特色鲜明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电子信息、佛山家电和建材等区域品牌的国内外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逐渐增强,粤东西北地区将以园区经济为载体,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粤东西北生产总值新增长部分的一半以上将来自于园区经济的贡献,人均GDP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三)创新驱动形成,内生动力增强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下,韩国也经历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韩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依赖的是劳动力等要素的驱动发展;进入70年代之后,开始建设重化工业,属于投资驱动型的发展;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则进入创新驱动型的发展阶段,推动了韩国核心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稳步提升。经过多年发展,韩国经历了由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美国经历了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和智能技术、叠加制造和纳米科技、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形成新的内生增长模式和转型动力,崛起了如IBM、Intel、微软、甲骨文、谷歌、苹果、Facebook、特斯拉等一大批创新型世界巨头企业。国际经验数据表明,一个经济体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在3%以上,才能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2012年,广东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17%,珠三角为2.43%,其中深圳研发投入占比最高,达到3.77%。2013年深圳这一指标达到4%。仅华为一家企业2013年研发投入就达到330亿元,过去10年共计投入1539亿元。而韩国在2011年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03%,排名世界第二。对比韩国,我省研发投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韩国、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来看,广东越过转型升级“拐点”,意味着传统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形成更为高效的内生动力增长模式。过去广东经济的不足主要是靠“铺摊子”,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式经营,转型升级则要上新台阶,要精细生产,科技引领、内生增长、低碳发展,并使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不仅研发投入实现大幅提高,科技投入效益也有明显增强,能够用更少的研发资金获得更多的研发成果和科技效益。自主设计研发、品牌营销将取代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涌现出一批创新中心、研发与成果转化基地,以华为、腾讯、华大基因、光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型龙头企业,以及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和知名企业家将成为拉动我省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跨过转型升级“拐点”后,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协调性也将大幅改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更加突出。投资结构更加优化,过去更倚重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基础设施类固定资产投资模式,未来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固定资产投资将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四)城乡一体,社会包容和谐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工业化发展道路,导致韩国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1970年代,韩国启动了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新村运动”,通过激发农民内在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产品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大力推进城镇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变革,大幅改变了农村面貌,缩小了城乡差距,实现了工农协调发展。在信息化领域,韩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各领域开展互联网信息社会的变革,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经济活动对信息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成为国际上较为成功的信息化国家。

广东当前正处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并举的发展阶段。跨越“拐点”后,广东社会形态将呈现新的面貌。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产业发展与城镇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产城融合,过去的土地城镇化真正转变为人的城镇化,异地务工人员能够真正融入城镇保障体系,城乡居民能够共享新型城镇化的丰硕成果。农业生产逐步实现产业化与现代化,虽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实现大幅提高,能够以更少的农业人口满足更高的产出效益需求。信息化将成为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效益的重要引擎,在企业、政府、社会中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应用。在信息化的推动下,优势传统产业得到持续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成为精兵简政、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社会中介和社会组织力量得到长足发展,对社会发展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基本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五)生态支撑能力显著提升,生态文明初步实现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和韩国,在实施低碳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现代化花园城市,也是一个自然资源严重稀缺的岛国。因此,从政府、企业到市民,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和能源节约,建立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展四位一体的低碳生态化发展模式。韩国政府2008年出台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提出向生态、绿色、环保转型,从污染严重、能耗大的制造经济向绿色低碳的服务经济转变。通过开发水处理、资源回收等核心绿色技术,培育生物资源、绿色汽车、绿色融资等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增长;开展日常生活的绿色革命,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开展绿色教育,实现了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

当广东跨越转型升级“拐点”后,也将迎来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新时代。经济发展不再以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而是通过节能减排、低碳发展,使生态环境得到整体改善,实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让人民群众能够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生活品质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大气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城市空气质量基本达到优良标准,出现雾霾和酸雨的天数显著降低。江河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水污染源实现有效整治,形成有鸟有鱼、有花有草的健康生态水系。建成更多的城市公园、景观林带、绿道网络、阳光海岸和水乡风貌,实现居民出行半径500米范围内有绿色公共空间,让群众拥有更多的青山绿水、公园、绿道可以开展旅游、休闲、度假活动,有更多机会亲近大自然,真正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广东突破“拐点”的着力点和实现途径

(一)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抢占国内外产业发展制高点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抢占高端产业发展制高点,推动重点产业高端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产业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继续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着力打造区域重大产业集聚区,加快打造珠三角空港海港经济圈,形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布局东西两翼临海临港产业带,推动粤北山区加快融入珠三角产业链的配套体系,加快建立临海产业经济与内陆山区产业经济融合互动的机制,构建具有广东特色、优势突出、保障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架构。二是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高端化。从生产制造环节入手,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以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为手段,以治理高耗能、高污染、淘汰落后产能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向研发、服务、价值链高端发展。发挥“三旧改造”和“双转移”的政策高地效应,鼓励资源性产品有序转移,腾出空间,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再造发展优势。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经济推动力,促进产业链条集聚从工艺性向价值性转变,适应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变化新趋势,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拓展。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强关键技术和先进工艺对传统制造业的高端化改造,以先进制造技术抢占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推动汽车、食品、服装、家具、石化、冶金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升级。三是重点培育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抓住战略性新兴技术和产业大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集中资源率先在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取得突破,布局发展生物制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产业基地为载体拓展产业链条,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攻关,重点突破相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健全投融资环境,用好相关专项资金,探索建立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体系,进一步实施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引进计划,推行技术人才国际化,鼓励企业到国外建立研发机构,组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二)实施“四重一化”带动战略,使其成为推动转型升级的战略抓手

强化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促进投资有效增长,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在全面启动“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的基础上,谋划储备一批支撑转型发展、增强发展动力的重大项目。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平台建设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加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重点推进公路、铁路、机场、港航、城建、能源、水利、环保等八个方面重大项目建设。吸引具有投资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重大项目带动,突出抓好贵广、南广、厦深等铁路干线建设,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宝安机场扩建,阳江核电、汕尾海丰“上大压小”等能源项目。二是推进重大发展平台和新城新区建设。加快推进中新知识城、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佛山中德服务业合作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重大平台建设。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加强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建设,加快建设一批能源、石化、钢铁等重点产业项目和基地,尽快启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规范发展一批新城新区。三是做好重点技术改造。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先进技术产业化应用,提高装备水平,支持重点企业瞄准世界前沿技术,加快装备升级改造,推动关键领域的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优化产品结构,推进精益制造,改进工艺流程,加强过程控制,提高制造水平。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整合相关资源,面向重点行业,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四是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重点扶持一批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成为国内外同行业中的领头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型、现代化、国际化跨国企业。五是深化信息化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深化信息技术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管理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应用,推广应用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先进制造系统、智能制造设备及大型成套技术装备,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信息化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加快社会事业信息化建设步伐,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区服务等领域信息化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构建电子政务畅通大平台,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推进信息共享,深化电子政务应用,完善网上办事大厅,提高政务效率。

(三)创新驱动,增强创新型经济内生动力

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性作用,坚持将结构转型与创新驱动作为广东发展的核心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一是把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作为发展主战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以市场为主导培育一大批以华为、腾讯、美的、格力为代表的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大力提升我省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加强自主创新平台建设。以全面增强区域竞争力为核心,以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为重点,以有利于创新、创业发展为主线,重点建设企业孵化、研发、资源共享、科技成果转移、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等平台,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模式。三是集聚一批高素质人才和学习型组织。建设若干与产业转型升级紧密对接的国际国内一流大学,完善国际高端人才吸引政策,重点吸引一批代表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科技企业家和高科技创业团队服务区域发展。推动与海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合作共建研发基地,打造一批“创新型城市”,建设创新型广东。四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创新投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违法处罚力度,要积极调整技术创新方向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产业化,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积极统筹使用可以调配的省级科技财政资金,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

(四)积极培育新消费热点,推动传统消费模式升级换代

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加快发展新型商业业态,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一是拓宽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引导企业努力拓展电子信息、通信产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等新兴消费,引导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消费,培育和发展定制类消费。加快发展老年服务、病人看护、家庭医生、家政服务及其他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生活性服务业,鼓励居民增加在科技、文化娱乐、信息、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此外,还应特别注重和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大力引导和促进旅游、教育培训、文化创意、出版、影视、网络动漫等精神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二是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由产品渐进式创新向商业模式突破性创新转变,鼓励企业立足本土市场优势和规模效应,充分挖掘和分析用户需求,以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和发展国内市场需求。加快技术研发,促进新的科技手段、创意营销与资本的结合,开发潜在消费需求,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实现模式,使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引领市场消费热点形成的重要动力。三是优化消费模式,满足消费体验。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鼓励智能终端产品研发,通过创新供给引导消费。拓展新兴服务业态,开展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扩大信用消费,依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秩序,提高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消费者购物的便利性,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五)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成为广东经济新增长点

一是推动珠三角优化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九年大跨越”为发展契机,对珠三角进行全域规划,以珠三角一体化规划和经济圈建设为抓手,总体考虑功能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更好地推动珠三角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动力,强化信息制造业支柱地位,全面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加快培育发展信息化新业态,以信息化手段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珠三角城市群智能化水平,成为世界领先的信息化建设先导区域。促进要素城际间充分、自由流动,加快珠三角一体化进程,推进珠三角民生福利制度的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环境、交通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区域同城化。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强珠三角内部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宜居城乡建设。把珠三角建设成为带动环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龙头。二是推进粤东西北地级市中心城区扩容提质。粤东西北地区要集中精力建设中心城区,加速各类要素的集聚,扩大城镇人口规模,使其成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按照产城人融合发展的要求,加快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大力提升中心城区的集聚能力、承载功能和带动作用,通过中心城区的发展带动城市的发展,并逐步扩展到周边县乃至整个区域。强化产业园区对粤东西北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将产业园区作为推动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做好园区功能规划与当地主体功能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镇建设规划等规划相衔接,促进产业合作园区与当地城镇同步“提质扩容”。三是加快推进粤东西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交通设施项目建设,推进“县县通高速”工程,实现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周边省份的高速公路对接;加快供水、供电、能源、生活配套、污水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公用设施建设,提高市政配套水平,增强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四是完善民生服务功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加大政府对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大省级财政对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减少地区发展差距,体现包容发展,实现机会均等。重点使进城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逐步将异地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家属纳入城镇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六)扩大开放,增强开放型经济增长活力

一是深化粤港澳紧密合作,增创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以港澳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把港澳作为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融资中心、商贸服务平台和人才基地,加强与港澳专业服务机构在咨询、信息、金融、中介等多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香港资本储备充足、融资成本低、国际网络健全、国际化咨询服务专业等优势,解决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本土人才国际化程度,提升企业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能力与影响力。二是加强与东盟各国合作。以“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为龙头,在东盟国家逐步建立更多的经贸合作区,引导广东优势企业到东盟进行集群投资,形成产业链条。鼓励到东盟投资的企业积极实施本地化战略,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使东盟各国人民获得更多实惠。三是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中选择若干重点国家和地区建设海外经贸办事机构。加强信息沟通和宣传推介。把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和竞争优势,为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国际化工程,加强与各国有关机构和跨国企业的联系,深入开展经济、教育、文化等交流与合作。四是培育本土跨国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我省“走出去”实力较强的本土企业中,选择一批规模效益好、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予以重点扶持,赋予重点大型企业更大的投资决策自主权,支持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跨国经营,并对在一定时期内跨国经营能力明显提升,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型企业给予重点扶持。省“走出去”专项基金要向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合作国家的合作项目倾斜,加快企业的国际化步伐。

(七)深化改革,营造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优劣决定了高端要素资源的流向和集聚。广东与国际化接轨已走在全国前列,今后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一是营造与国际对接的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借鉴香港、新加坡地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先进经验,围绕营商主体、营商行为、营商秩序等制定地方法规和规章,加强制度性和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加快建立与国际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政府管理方式符合国际惯例,管理效能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积极实施《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五年行动计划》,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行政执法,避免执法的随意性,确保市场主体严格依靠规则营商并得到平等保护。把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建设成为国际化营商环境创新示范区。二是厘清政府与市场间的权责界限,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市场主体松绑,优化市场准入强化后续监管,确立与国际接轨的“宽进严管”市场监管服务体系,促进职能部门从“重审批轻监管”向“依法科学管理”转变,推动全能型、管制型、审批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制订产业发展“负面清单”,把政府管不好、不该管的事项还权给市场和社会,强化市场主体的自律、自治,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准入和监管体系,为市民创业、市场创新和企业创富营造法治、优质、高效的市场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培育、放活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自下而上地扩大民主,给老百姓更多发展机会。分阶段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优化积分制入户指标设计,加快推进外来人口融入城镇。逐步形成可在全省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劳动者在市场引导下合理有序流动。加快推进城乡医保一体化进程,不断扩大商业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在全国率先推出广东特色的全民医保新模式。四是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与提供方式多元化。加强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八)坚守生态文明与社会稳定两条底线,实现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一是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努力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促使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二是加快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加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安排居住、产业、公共服务等功能布局,构筑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以低碳交通、低碳能源、低碳建筑和低碳生活为导向建设低碳城市,加快新能源推广应用,提高风能和太阳能等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加强对重点饮用水源地、水系、湿地、基本农田等生态敏感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划定生态控制线,强化城市增长边界控制,实现对区域绿地的长久性保护。三是以生态文明为指导,建设绿色宜居城镇。按照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依托城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集聚产业和人口,加大污染防控力度,通过节能减排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按照城市标准,对垃圾污染、噪音污水等进行达标处理和控制,增加绿地面积,突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城市与自然,人与城市环境的和谐相处,建设生态城市,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四是构建开放有序的社会结构,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发展。将符合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要求的公共财政落到实处,切实消除教育与医疗健康的不平等,逐步减缓或阻断贫困的代际转移,并加大社会的流动性。解决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不平等,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橄榄形”分配结构逐步形成,拓宽社会流动和上升渠道,形成适合市民社会的开放有序的社会结构。促进适度的民主发展,充分发掘现有制度的潜力,有序扩大公民参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动态的可持续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升级研究 篇2

(2)构建区域合作共享体系。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是义乌市场转型升级的外部保证，也是作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发挥市场品牌、政策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要围绕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挖掘和深化“金华一义乌”特色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优势，扩大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影响的范围，加快区域内优质专业市场资源的整合，促进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互利互惠。打造区域国际化市场群，将各专业市场不可取代、不可复制的优势以市场群的形式整合，形成集群规模效应，提升区域发展品质、能力，提高市场对国内外采购者、旅游购物者的吸引力。

(3)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和品位。义乌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以城市化推动市场转型升级的阶段，市场建设应与城市功能提升有机结合、互为促进。城市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集聚的作用，为市场建设提供综合服务：加强义乌城乡建设规划布局，合理划分市场交易、产业集聚、物流服务、总部经济、城市生活、生态休闲等功能区，合理规划各专业市场布局，促进市场之间畅通往来；大力加强义乌国际贸易枢纽、国际会展城市、国际物流节点城市等的建设，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引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发展各类教育，满足城市与市场发展需求。

4.构建现代市场管理体制，提升市场质量

(1)加强市场标准化管理。作为国际化市场，义乌要加快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质量标准体系，为形成全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提供样本。建立小商品分类体系，完善国家标准与国别标准、合同标准相结合的商品标准体系；建立市场准入标准体系，针对供应商、经销商等市场主体，明确准入标准；建立分类与过程管理体系，在大宗商品管理、佣金代理管理、电子商务管理、合同管理等方面，都要建立标准化服务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小商品质量监管体系，完善质量追溯与责任追究制度。

(2)规范市场秩序。依法进行市场清理整顿，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合同诈骗等违约违规行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在义乌开展的国际贸易活动，务求“通得快”和“管得住”，实现商品源头可追溯。继续探索和完善应对贸易摩擦、突破贸易壁垒的措施，要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协会为主体，企业、境外进口商共同参与的贸易摩擦预警和应急机制，依托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建立应对贸易摩擦和壁垒的公共平台和体系，组织中小企业联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同时，立足长远，探索建立国际贸易伙伴长期互信机制，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3)建设现代市场信用体系。义乌作为国内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市场，要率先建立现代社会信用体系，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探索。主要包括：建立针对供货商、经销商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分级评定体系，重视加强企业道德建设；健全各类专业市场与综合市场的征信管理办法；完善网上商品交易信用保障体系，建立市场商品运行的过程管理、绩效评估和责任追溯制度；完善市场信用约束机制，强化违约责任追究，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和市场环境。

三、推动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不仅需要义乌市政府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更需要从国家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使之能够在市场建设和转型升级方面探索新思

路，作出新贡献。

1.明确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

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应按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要求，充分发挥义乌传统市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独特作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现代流通规律，着力提升义乌的现代流通能力和竞争力，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应坚持国家政策与本身创新发展并举、调整存量与优化增量并举、批发与零售并举、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并举、提升市场功能与提升城市功能并举。坚持立足自我、有扬有弃、创新驱动、高端布局、市场主导，以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模式，把义乌建设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行区、现代大流通的先导区、家庭和法人单位的国际日用消费品发展的总部基地、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日用消费品的采购中心、区域物流重要枢纽城市、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践行区、宜商宜居宜游的国际精品城市、区域合作联动的新高地、全球专业性采购市场平台，为全国传统市场转型升级创造新鲜经验。

2.明确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的实施步骤

(1)到2015年，义乌市场转型升级初具规模。“十二五”时期，以现代流通为先导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新的市场布局、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布局基本完成，建成先进展示交易平台和便捷国际贸易通道；市场内电子商务应用率超过90%以上，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翻番；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各类市场主体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浙江中部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建成，商贸服务业集聚区、航空口岸等支撑平台成型，义乌市场集聚辐射能力显著提高，区域联动加速发展。

(2)到2020年，实现打造一个新义乌的目标，形成国际化市场体系。贸易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基本完善，统筹内外贸发展、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显著增强；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基本形成并发挥作用，形成比较规范的社会信用约束机制和惩戒机制，诚实守信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市场规范和道德准则；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义乌市场带动效应更加凸显，区域和产业联动不断深化，成为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

3.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在义乌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给予特殊权力。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首先要在创新贸易方式与贸易体制上先行先试，建立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和体制。建议在港口、外汇、检验检疫、通关等方面，给予义乌先行先试和特殊监管权，制定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包括支持义乌市设立国家级保税区或保税物流中心；制定与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配套的外汇管理政策，把义乌确定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制定符合市场商品采购的检验检疫便利化政策；建立健全义乌内陆港的通关便利化机制。

(2)对义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给予重点政策支持。建议将义乌作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试点示范城市，并给予必要的金融财政支持，使之成为“十二五”时期引领浙江省乃至全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桥头堡和示范区；制定义乌市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科研支持政策；支持义乌市探索专业批发市场税收征管改革，制定与新型贸易方式配套、符合专业批发市场实际的税收政策和办法；建议提供中小企业开拓“两个市场”的便利化政策；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包括给予中小企业金融信贷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多层次融资担保机制，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能力。

(3)适当提高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更好地推动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保障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顺利进行，可以考虑突破现行政府管理模式和架构，支持相关部委、专业管理部门在义乌直接设置管理机构，一些行业协会在义乌设置总部，根据改革发展需要，允许义乌突破县域级别人员编制和配备体制，适当扩大一些行政机构的人员编制及管理权限，增加行政资源。创新城市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作者简介]陈文玲(1953-)，女，河北人，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任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流通G30论坛成员，主要从事现代流通、现代物流、现代商业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多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领导讲话等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了有关扩大内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现代物流、市场经济秩序、信用问题、开拓农村市场、农业节水、第三产业发展、纺织业应对WTO、经济适用房发展、药品市场、保健品市场、棉花市场等多方面的重点调研，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近几年系统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化大流通的新理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周京(1983-)，女，湖南省益阳市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台湾代工企业品牌升级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代工微笑曲线自创品牌关系专属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7·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85－07

台湾代工已经由早期的仅专注于加工、制造、装配，发展至目前的兼顾负责设计及通路建设。尽管产业代工模式在促进台湾融入全球生产链，加快其产业升级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并非一种完美的生产模式。按照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产业链中研发、生产和销售三个环节的中间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而两端的研发和销售附加值较高。制造和装配环节技术成熟，进入门槛低，导致竞争者的大量涌入；同时品牌商借由垄断优势，不断压低产品价格，进行反向压榨，使代工商的毛利日趋下降。因此代工厂商应朝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亦即向左边研发创新或右边营销与运筹发展，从而提升产业附加价值。伴随着代工产业微利时代的到来，代工生产成长空间有限，借由自创品牌得以升级渐成共识。当前，台湾成功经营国际品牌的厂商至今仍为数甚少。本文将在分析台湾代工模式存在的问题、影响代工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提出台湾企业自创品牌的策略。

台湾厂商代工模式的演变

回顾台湾战后经济发展，其产业结构持续变迁，主导产业不断更替，但代工模式的重要性则始终如一。考察台湾代工产业的成长的轨迹和未来发展的可能动向，台湾代工约略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加工出口制造阶段(1975～1984)

在该阶段台湾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赴台投资。这一时期的侨外投资成长迅速，侨外投资总额由1975年的1.18亿美元增加至1984年的5.59亿美元。侨外资本来台湾投资建厂，利用台湾廉价劳动力等要素进行生产，并转而将产品出口。这一阶段虽然台湾代工模式还未大规模呈现，但是在成衣、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的中小企业凭借其生产的灵活性和产品价格的低廉，逐渐打入美、日等厂商的供应链，为下一阶段的全球代工生产做准备。

第二阶段：价值链垂直分工下的全球代工生产时期(1985～1990)

先进厂商逐渐意识到下单给台湾企业，让台湾制造厂全面负责生产、加工和装配，而自身则集中资源进行产品研发和品牌行销，将为自身带来更高的利润。岛外先进厂商负责微笑曲线左端的创新、研发设计，以及右端的物流、行销与品牌的运营，而台湾厂商则负责中间环节的零组件的生产、装配和加工，自此台湾迎来了价值链垂直分工下的全球代工生产时期。代工模式向前发展，台湾厂商在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借由岛外先进厂商的知识外溢得到提高。待台湾厂商有能力向微笑曲线左方、右方移动时，岛外先进生产厂商便干脆把左端的“设计”以及右端的“物流”两个环节交由台湾厂商，台湾代工由OEM逐渐向ODM转变。

第三阶段：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阶段(1990～2000)

台湾劳动力及土地等价格上升，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代工企业毛利走低。为解决这一问题，台湾企业将生产基地纷纷移转大陆。生产要素成本低廉是吸引台湾企业登陆的重要因素，台湾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投资大陆分别有82.71％和77.61％的企业，将“劳动成本低廉”作为登陆的重要动机。台湾在主机板、机箱、键盘、显示器等各项重要元件以及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的产值上有多项高居世界产量的前几位，而这些产品的制造，除了部分仍留在台湾，大部分的制造基于成本的考量，都已经转移到大陆生产。台湾接单，大陆生产交货，当地组装的营运模式发展为台湾代工产业的标准模式。

第四阶段：追求产品及客户价值的品牌经营时期(2001年至今)

当前，台湾产业升级的压力再次呈现，代工模式成长空间日益压缩，在该情况下，台湾厂商开始进行自创品牌，以实现升级。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台湾品牌厂商有一定成长。2007年，华硕首次超越趋势科技成为台湾第一大品牌，品牌价值折合美元为12.04亿。品牌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有4家，除华硕外分别为趋势科技、宏暮和宏达电。尽管台湾企业与全球百大差距还大(全球百大第一百名Hertz品牌价值为30.26亿美元)，但全球百大参评资格为品牌价值10亿美元以上，上述4家台湾企业已经获得了全球百大的参评权。

以上四个阶段并非严格的前后相继性发展，而其间往往会有交叉重叠现象，这在第三和第四阶段表现较为明显。尽管台湾代工企业布局大陆始于1990年，但至2000年并未终止，直至当前台湾企业囿于岛内市场狭小，仍积极布局大陆。进入21世纪，台湾发展自有品牌呼声渐长，大陆又逐渐转变为台湾企业发展品牌的市场腹地。台湾厂商代工模式存在的问题

代工有按照订单加工、产品销路有保障、市场风险较小、收入稳定、借由品牌厂商知识外溢培养设计与行销能力等特优点。短期内从事代工生产，将使台湾的总要素生产力获得提升，这相当于一种非中性的技术进步(non-neutr~technologicalprogress)，但长期来看，代工企业停留在以制造为主的阶段，难以建立自主技术与行销网络，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

1代工企业获利空间有限

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台湾代工企业所得利润十分有限。同时，台湾代工企业的客户多集中在少数全球运营品牌商。这些企业基于分散风险和掌握订单议价能力的考量将寻求多家企业为其代工合作伙伴。台湾为数众多的代工企业为努力争取品牌商释放的订单，在不断完善自身制造和服务水平的同时，纷纷降价以吸引品牌商下单，从而将本已微薄的利润部分让渡给品牌商。最后，近年来大陆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制造能力明显改善、生产技术得以提升，再挟以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希图在代工产业中分一杯羹，面临该现象欧美品牌厂商亦有转单的趋势，这使得台湾代工企业处境雪上加霜。

2代工企业难以摆脱对品牌客户的依赖

台湾代工厂商与品牌商交易量的增加或产品层次的提升，导致其针对特定客户需求、围绕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等进行关系专属投资(relation-specific investment)。这种投资可以提高双方交易效率，但该投资具有沉没成本的特性。一旦与特殊交易对象结束关系，则台湾代工厂该投资便有可能发生暂时闲置的危险，蒙受损失。另外，台湾代工厂商专工制造，而不涉及研发和行销，其技术需要品牌厂商输入，又因不直接与最终

消费者产生联系，市场嗅觉极不发达，产品销售更需仰赖品牌商。一旦两者关系破裂，台湾代工制造商便如一潭上无源头、下无出口的死水，完全断了生机。正因如此，台湾代工厂商对品牌客户有难以摆脱的依赖，在与之博弈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和劣势。

3台湾代工企业进一步升级困难

OEM向ODM迈进有其延续性，但台湾代工厂商一旦朝OBM方向提升，其难度便陡然增加。这是因为与OEM/ODM不同，OBM对企业所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同，进行OBM所需的创新研发及品牌行销能力，企业在OEM/ODM过程中涉猎不多。宏碁为台湾发展品牌之路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但如回顾其品牌的创立与发展之路，则不难发现该过程的艰辛。宏暮曾在美国市场辛苦经营多年，成绩仍不如预期，而其间更经历了将代工部分剥离等一系列阵痛。从资源基础论(resollrCebased)而言，自创品牌所代表的是有价值、稀少的、且不易被模仿的资源，通过该资源厂商可获取更高的报酬。毫无疑问，拥有自主品牌几乎为每个台湾企业的愿望。正是因为进一步升级困难，品牌之路颇多坎坷，台湾企业对代工才会产生路径依赖，当成长空间受限时，甚至会以相同的代工模式向其他产业扩张，亦无勇气向OBM发展。

4台湾代工企业对台湾经济提振不足

持续代工影响台湾产业进一步升级，这也必将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隐患。同时，台湾企业代工模式最终会导致企业利益和台湾整体利益的剥离，并最终对台湾经济向前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产品进入成熟期生产向外转移为必然趋势，对于这些地区来说，其产品制造部分移转他地，有利于该企业、地区集中资源发展其本身更具优势的研发和行销部分。分工细化带来的是更高的利润，在该情况下，企业与地区整体利益完全吻合。反观台湾，台湾所拥有的仅仅是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即制造部分，而该部分恰恰对劳工成本等要素价格反应最为灵敏。台湾本岛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导致台湾代工企业外移至低成本地区，而保持或寻求更高的利润，企业本身仍有利可图，但是在台湾没有产业链两端留驻岛内接续发展的情况下，台湾失业的增加、产业的空洞化乃至总体经济发展的滞缓便在所难免，于是企业和台湾整体的经济利益加以剥离。由此可见，微观层面的企业的生存模式和宏观层面的总体经济发展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影响台湾代工企业自创品牌的因素分析

企业代工虽然会带来某些利益，但是其消极影响也很明显。伴随着代工行业微利时代的到来，台湾企业在继续走代工之路和发展自有品牌的选择间举棋不定。影响台湾代工企业自创品牌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值得探讨。

1企业自身能力储备不足

台湾代工厂商在OEM阶段所累积的多以规模生产和计划执行能力为主，而在ODM阶段最多也仅仅是涉及“在既有技术下开发新的产品”，即“R＆D”中的“D”，而不涵盖创新所需要的基础性研究，即“R”部分。至于行销活动部分，台湾代工厂商最多协助品牌商建立物流通路，如联强国际，而对品牌行销环节几无渗透，可见代工企业欲向自有品牌发展，其自身能力的储备便有不足之处。

2企业主趋利避害的特性

一个企业在面临代工抑或自创品牌的抉择时，企业领导层的意见或主观愿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企业的领导层直接主导着企业的发展方向。由于自创品牌与代工相比，需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而承担更多的技术风险；需直接面对众多的最终消费者，而承担更多的市场行销风险。正如施振荣所说，零组件品牌(Bto c)比消费品牌(B to B)的困难高上10倍。面临这些危险，基于趋利避害的特性，台湾企业很少涉足自创品牌。这也是目前只有宏暮、华硕、明基等少数几家企业发展自有品牌，而大多数企业则专心代工或旁观的原因所在。

3台湾岛内市场狭小

施振荣认为台湾自创品牌的最大挑战在于“本地市场狭小”和“人才不足”。在现实中本地市场与国际市场必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相较于国际市场，本地市场可能受到保护，沟通和运输成本低，而且是本地企业管理者所熟悉了解的市场，易于掌握当地市场动态，了解当地市场需求，从而进行产品创新。而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经营则全无上述优势，也正因如此，施振荣认为“台湾业者进入大陆的困难度是在台湾运作品牌难度的5倍，若到欧美市场，则比经营台湾市场还难上20倍”。企业自创品牌，走品牌之路，打入国际市场是其必经阶段。但按照惯常经验，企业在进行国际经营初期，其在国外的投资并无盈利，多为亏损，要在该状态下坚持经营，没有庞大的本地市场的盈利作为后盾，只能将企业最终拖垮。如考察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厂商品牌建立的过程，相对封闭的本地市场无一不起到强大支持作用。反观台湾，岛内市场狭小，恐有不足以支持台湾厂商自创品牌之嫌。

4台湾当局产业政策的影响

代工企业自身知识准备不足与企业主的趋利避害为代工厂商共性，其他地区代工企业同台湾企业毫无二致。如认为市场狭小是限制台湾企业走上自创品牌之路的决定因素，则很难理解与台湾各方面条件相似的韩国，却已成功培育出国际品牌企业这一事实。按照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最新2007年全球百大品牌排名与品牌价值，韩国有三星、现代和LG三家企业入榜。而台湾则非但无一家人围百大，且岛内第一大品牌华硕与韩国企业相比，差距也十分悬殊。

韩国企业能有今天的成就，韩国政府的长期性产业发展策略与制度安排扮演着关键角色。反观台湾，无论是50年代的面向内销的工业化、60年代出口型工业化、70年代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还是80年代工业升级，都难以看到台湾当局对品牌企业的大力扶持。2D08年台湾政党轮替，观察马英九的政经策略，也清晰地看到马英九要把台湾打造为研发中心的愿景，但对台湾品牌的支持则没有提出明确支持政策，这不利于台湾自代工向自创品牌的发展。

除上述因素外，处于不同产业的企业自创品牌所面临的研发强度和行销强度并不相同，故而产业特性也是影响台湾自创品牌难易程度的因素之一。

台湾代工企业自创品牌策略分析

台湾代工企业走自创品牌之路固然有诸多困难，但迫于代工产业成长空间有限，且受到如宏暮、华硕、明基、趋势等成功发展自有品牌企业的激励，更多台湾代工企业将自创品牌作为升级策略。

1台湾代工企业整合现有资源并进行合理分工

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企业转型,必要性,转型路径

1 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2008年金融危机前, 中国大多数企业还处于靠制造维持发展的阶段, 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位置, 没有核心技术支撑, 产业结构单一, 盈利模式单一,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不能有效利用资源, 高耗能、好污染、低效率, 容易受到原材料成本和市场急剧变化的冲击。金融危机后, 许多企业不得不走上企业转型的道路, 通过整合现有资源, 改变生产经营模式, 加大技术创新投资, 扩宽产业链, 向价值链两端升级, 实现企业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

王玉燕、林汉川、吕臣 (2014) 指出, 中国企业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逐步变化的经济形势, 必须通过企业转型升级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以期克服中国全球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困境。

陈昌智 (2013) 认为, 企业转型发展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根本保证, 因为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 其行为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没有企业的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方式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转变。

毛蕴诗 (2012) 在对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的研究中, 在考虑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外部因素的情况下, 通过对历年原材料、燃料、人工成本的对比, 认为生产成本的增加使代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日益消退, 且企业处于价值链附加值较低的环节, 经济效益低, 使得代工企业易受冲击, 这些内部以及外部因素迫使代工企业升级转型。

2 企业转型升级的概念

企业转型升级是指企业利用其现有资源, 改变企业生产经营方式, 寻找更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新途径, 使得企业与现有环境相适应,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Gary Gereffi (1999) 认为企业转型是一个企业提高其获利能力的资本和进入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毛蕴诗 (2011) 对此补充道, 企业转型升级不仅仅是附加值和获利能力的提高, 同时也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率的提高。杨芳兰、郭东强 (2013) 通过对企业知识基础论的阐述以及知识基础论在转型企业中的运用, 提出企业转型就是企业原有知识存量, 特征和组合发生变革的过程, 是企业知识存量增加的过程。

3 企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研究

针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模式和路径, 在国内外众多的研究中, 主要从动态能力、核心竞争力、全球价值链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其中动态能力是指企业通过改进自身条件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自身具备的, 其他企业难以复制的, 为消费者提供其所需价值的资源和能力;而全球价值链是在全球网络的视角下, 研究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的理论, 更多考虑企业与其他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众多学者对企业升级模式的研究中, 较为著名的是Humphrey和Schmitz (2000) 提出的企业升级的四种模式, 从全球价值链 (GVC) 的角度出发, 认为企业升级的模式有: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产业升级。而这也成为之后众多学者研究产业升级的理论支持。在这四种模式中, 跨产业升级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毛蕴诗、李田 (2014) 利用行业边界模糊解释网分析模型进行研究, 充分说明了跨产业升级可以使新产业与原产业协同发展, 从而获取经济效益, 实现企业附加值提升, 并且给予苹果公司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跨产业升级的S-O-S模型, 即Several techniques crossed—One company—Several sectors crossed, 在一个处于多条价值链上的企业之中, 研发整合多项技术领域, 形成创造性资产, 再将其应用于多个行业领域, 形成经济价值。

毛蕴诗、吴遥、邹红星 (2010) 在结合相关方面的研究后, 将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归纳为:从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 u r ing) , ODM (or iginal desig n manufact u r ing) , EMS (Design&Manufacturing Service, 设计、制造、售后服务) , DMS ( (Engineering&Manufacturing Service, 工程、制造、服务) 的代工升级, 品牌建立层面上的OEM-OBM (Own Brand Manufacturing) —标准或OEM/ODM/OBM的混合模式以及进入新行业, 新市场的OEM, 反向OEM等路径。

余建平、胡峰 (2014) 则认为在企业转型升级中单一引入全球价值链 (GVC) 就能实现企业的转型实际是悖论, 忽视了价值分配命题, 指出在企业的强化升级中嵌入多类型多数量的价值链状态, 即多重嵌入,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战略。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代工企业升级路径演进模型, 证明多重嵌入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战略性意义。

4 企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措施

虽然许多学者提出了企业转型的模式和路径, 但是不同的企业情况不同, 应该根据自身情况, 找出适合自己的具体转型升级方法。

熊尚鹏、施永 (2013) 基于江西省民营企业的现状, 提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五种模式, 分别是:产品创新升级发展模式、产业组织创新升级发展模式、管理创新升级发展模式、市场创新升级发展模式、贸易与投资创新升级发展模式。

吴家曦 (2009) 在针对中小企业转型的研究中提到, 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主要存在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资金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在内的诸多方面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他提出中小企业的企业转型升级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优化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推进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鼓励协作配套与并购重组, 建立中小企业创业推荐体系,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张聪群 (2014) 则基于动态视角, 探讨中小企业转型的主线与方式, 指出转型目标、转型内容、转型时机及其路径是把握中小企业转型的重点所在, 并利用企业转型和企业战略的概念相关性指出战略转型是企业转型的核心。他将企业转型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 被动转型具有自救性和适应性, 而主动转型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并对于在产业集群环境中的企业提出了协同转型的转型方式, 即依靠集群内其他相关主体的互动与协同。

毛蕴诗 (2011) 引用台湾聚阳实业的案例提出通过提高产区效率, 加大研发投入, 以营销为导向, 向产业链两端移动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观点。台湾宏远兴业以绿色环保作为经营理念, 通过对技术设备更新, 减少污染排放, 加大环保生态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建立企业园区等手段展现了绿色环保在企业升级中的重要性。同时他提出企业应当与研究所结成战略联盟, 提升企业生产研发的能力, 引进新技术, 创建生态园区等企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措施。

孙颖荪 (2014) 在对中西部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以及现状进行分析后, 提出中西部小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努力, 具体包括税收政策保障, 金融政策保障, 法律制度保障, 产业结构保障以及完善中小企业自身治理结构,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发展绿色经济等举措。

5 企业转型绩效评价

在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中, 对于企业转型的定义、目标、路径、模式以及影响因素等研究较多, 而在企业转型过程中, 对于企业转型绩效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则研究较少

姜秀娟、侯贵生 (2014) 将经济绩效、安全绩效、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社会绩效作为评价企业转型绩效的指标, 选取A股21家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 具备2008~2012年连续数据的煤炭企业为样本企业, 采用Topsis法计算综合绩效, 最后用协调度矫正得到转型绩效, 经过对21家煤炭企业的数据进行比较, 得出我国煤炭转型绩效并不理想, 远未实现四个绩效高水平协调发展。

王玉燕、林汉川、吕臣 (2014) 通过对企业转型升级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分析, 建立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战略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包括经济效益、技术创新、质量品牌、结构优化、智能化率、绿色驱动六大类要素指标及25项具体指标, 这是一个多层次, 多指标的复合体系,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分层指标的六大类要素指标的权重进行排序, 得出经济效益, 质量品牌是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立足之本。

韦江宏、黄健柏 (2013) 对资源性国有企业的转型绩效进行了研究, 对资源性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通过对1999~2009年间全部资源型国有企业绩效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 并与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 得出我国资源型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功, 规模不断扩大, 整体绩效有所提高, 但与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在一些指标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6 结语

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篇5

[摘要]...................................................................I [关键词].................................................................I

一、前言.................................................................1

二、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的现状.............................................1

三、中小型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2

（一）内部问题........................................................2

（二）外部问题........................................................4

四、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意义.........................................7

五、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策略.........................................8

（一）企业层面的转型..................................................8

（二）国家层面有关政策的转型.........................................10 六 结束语...............................................................11 [参考文献]..............................................................12 致谢语..................................................................12 I 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摘要]

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国内发展新阶段等各种约束日益显现，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发展遭遇诸多不利条件，如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进口需求缩减，加之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国内土地、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我国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外贸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成为了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研究中小型外贸企业的现状及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讨中小型外贸企业如何转型升级使得企业进一步的提升生存能力，扩大企业的贸易范围，终而使得中小型外贸企业能够成功的经济转型、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中小型外贸企业 对外贸易 现状 转型 升级 I

一、前言

本文所述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中的“中小型”和“外贸”作为企业的前置定语分别从企业规模以及企业行业属性作为评判标准界定了企业性质，因此，在这里可以将中小型外贸企业理解成：中小型的、以出口经营为主要导向的产品生产和贸易或者服务的企业。

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但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内部化优势的逐渐减弱，我国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外贸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更加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影响使得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中小型外贸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转型升级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推进对外贸易发展转型升级，必须继续实施好各项传统贸易战略，实现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从模仿创新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从粗放型、不可持续增长向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包容型增长转型，从低成本竞争优势向全要素综合竞争优势转型。

二、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的现状

中小型外贸企业是我国中小型企业的重要组成，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自改革开放确定了中国出口替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通过不断满足世界市场需求，促进进口，众多中小型外贸企业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根据中小企业网的统计估计，如果将各行业自身横向及行业产业链纵向来看，中国现在有近六成以上是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业务是完全或者是主要以出口为主导的。

由我国相关部分近年最新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表示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规模分别要从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这两方面来看。其中工业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从业人员在20人到1999人，营业收入在300万元人民币到40000万元人民币。商务服务业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从业人员在10人到299人，营业收入在100万元人民币到120000万元人民币。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中小型外贸企业较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较为成熟，东部沿海地区拥有优越的港口区位优势再加上受改革开放的影响，起步早、发展快、平均产值规模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和福建等地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的中小型企业规模均在 2 万亿元左右，贵州等西部地区的规模产值不足 3000 亿元。

我国传统中小外贸企业产业类型主要集中在轻型制造、加工组装型制造、食品加工、饮料制造、服装、皮革皮毛、木材加工、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电子通信、仪器仪表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一般生产和加工出口。

三、中小型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同时给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带来了着极大的挑战，将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前期所积聚的问题凸显出来，使得我国外贸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本文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分析当前我国中小型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内部问题

自我国开始对外贸易以来，我国众多外贸企业都被作为“世界工厂”纳入全球价值链，从事着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制造业生产和销售，企业盈利主要来源仅是微薄的代工收益，自有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极度匮乏。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急剧下降，代工如今很难继续支撑贸易发展速度，并且外贸企业的创新不足开始凸显，成为制约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外贸发展的关键问题。

1、劳动力优势逐年下降

我国的劳动年龄大多在16岁 到59 岁之间，在 2012 年我国劳动人口达到了顶峰之后逐年下降，这意味着自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我国一直持续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并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带来的老龄化问题的逐年加剧，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年轻劳动年龄人口（15 到 29 岁）的数量仍会持续减少。导致的将是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攀升。根据2015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5 年中国大 2 学毕业生就业报告》的统计数据，从2009年至 2015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工资从 2369 元增至 4793元，每月增幅达到8.527％，相比往年有较大增幅。同一时期，农民工的工资也从 1417 元涨到了2864 元，平均月增幅达到了8.521％，几乎与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增速持平。面对连续几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工资水平，近几年很多外资企业陆续将部分工厂从中国迁移到越南、印度、印尼、菲律宾以及孟加拉国，其中有在服装制造业的知名品牌阿迪达斯、耐克、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家电制造业的明星品牌三星空调、飞利浦、松下，以及食品类企业雀巢、百事，等等。众多外资企业的移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量，然而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攀升很大程度的增加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成本，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2]由于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主要从事传统的制造业，且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与此同时，印尼等国家也不断出现新的、强大的、更具有优势的劳动资源。因此，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影响了国际市场对此的需求，对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2、中小型外贸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来看，我国众多企业加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当中，但全球贸易竞争十分激烈，我国外贸企业凭借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占有一席之位，并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在我国设有加工生产基地。

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能力总体的不断提升，而我国大多外贸企业却规模小、结构单

一、实力弱、研发、品牌、营销方面投入资金少，大多只专注于生产低附加值商品，很少中小型外贸企业有考虑过要利用或引进外国的技术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或是改造自身企业。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局势的震荡，我国劳动力、原材料等等生产要素价格也不断提升，种种因素使得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优势急剧下降。

3、盲目多元化

我国外贸企业在发展中，较容易忽视核心竞争力，盲目地进行扩张，使得资金分散，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比如，有许多企业如果发现了销量热的产品，便会跟风投入生产。最后，导致市场上产品供应过多，库存积压，又不得不以低价销售，给企业带来许多的损失，更有甚者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不利 于外贸企业的长远发展。[3]面对崭新的市场竞争格局，由于众多管理者的素质尚不足以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深远意义，市场的预测和运作能力低下，管理方式和经营体系仍相对落后。缺乏对国际市场应有的了解，盲目的跟风多元化，没有针对市场需求为企业制定专门的生产方案，长期如此会成为企业的发展的绊脚石，利少亏大会使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僵局。

（二）外部问题

1、对外贸易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其对资金的需求与俱增。但受我国国内经济下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宏观政策收紧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融资业务，尤其是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处于国内外经济板块连接处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受到较多冲击，面临着各方面不确定风险因素的考验。因此，金融机构在信贷政策的把控上趋严格。

出于中小企业承受风险能力弱，经营中不确定因素较多，自筹资能力较差，金融机构对待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轻则上浮融资利率，重则不给予融资服务支持。中小企业在资金风险方面：跟大中型企业比较起来，小型贸易公司因为经营规模小，经营的商品多以小商品为主，一笔交易的金额多则几万，小型贸易企业的企业主一般家底薄，没有稳定的现金流，贸易的运营基本依赖于银行贷款，即便有一些资金充裕，在业务量与经营能力上依旧欠缺。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融资，无法获得支持自身发展的大量资金。[4]资金的长期短缺使中小企业进一步增规模求发展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亦难以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发能力和产品营销能力。如果资金周转困难重重，为了维持经营发展，中小企业多会选择民间借贷的方式获得短暂的资金周转，高额的贷款利息和难以为继的市场环境，会让中小企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从而难以维持经营破产倒闭。

2、对外贸易中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美间存在较大的利率差，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并且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不断施压等原因，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人民币升值带来总是弊大于利，因此人民币升值使得企业利润严重缩水，影响企业持续发展。.（1）外币资产贬值 2005年汇改至2013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累计升值了四成。如此大幅度的升值已经对中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尤其是对规模小，资本金少的中小型外贸企业造成的生存压力十分之大。2014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呈现贬值态势，双向波动局面开始呈现。因此中小型企业在未来的几年很难躲过人民币升值带来经营困难。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尚未最终完成，当并且在国际贸易中大部分使用的是外币，特别是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这造成中小型外贸企业将所拥有的外币资产折算成人民币的价值大幅缩水。例如，在贸易过程中外贸企业必存在许多由于商业信用而产生的应收款项，这类资产一般是用外币表示的。人民币汇率上涨导致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大幅下滑，给企业的汇兑带来严重的损失，而这部分损失一般是没有利息来作为价值补偿的。

（2）汇率变动造成的国内市场竞争力下降 015年，人民币汇率的不可预测性较强。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再一次扩大人 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将浮动区间从1％扩大到2％，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可能。外贸形势的严峻，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使得众多中小型外贸企业“苦不堪言”。有许多企业表示，只敢接短单而不敢接长单，作为普通的中小型外贸企业缺乏对汇率波动的判断力，所以不敢轻易接大单，并且普遍的存在着缺单的现象。一家宁波中小型工贸企业的总经理朱先生谈到：“企业曾有一次真实的体验，因为与美国一个客户签订了一笔高达几百万美元的合同，而订单的周期是比较长的，由于汇率波动的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的损失巨大。”在从事对外贸易中，中小型的企业对汇率的变动极其敏感，人民币币值不稳改变了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大大的削弱了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竞争力，随着我国出口成本也相应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也相对应上升，价格优势的下降，由此造成了外国市场的需求不断减少，交易量也大幅度降低，外贸企业的利润严重的缩水，对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打击。

3、国家出口退税幅度下降，经济结构面临着转型的局面

出口退税管理政策的变化对中小外贸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期，政府针对相关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做了调整，大部分商品（比如有色金属等）的退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外贸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也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资金的周转使用，加大了资金的占压成本。很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出口退税下降的影 响，将会面临着破产的风险。因此，只有中小型外贸企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才能缓解如此紧张的局面。

4、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反倾销越演越烈

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市场，打着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之一。而中小外贸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属于技术含较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措施的出台更加大了其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

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各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强，我国自然成为了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对于外贸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屏障，比如反倾销，从而不利于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而对于外贸企业，如果遭遇到了反倾销，销售量就有可能从几十亿下降到零，这样一来，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毫无出路，最终将会面临着倒闭的风险。[1]

5、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速放缓

2013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 4 万亿美元，进入了对外贸易大国的行列中，其中从贸易组织的角度来看，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APEC）、欧盟（EU）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为我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来看，我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有：美国、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等。随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增速也呈现了放缓的趋势，从而大大的抑制了我国的出口。1以表1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同这些主要贸易国的进出口总值同上年比较除美国外均呈下降趋势，严重了影响我国总体的进出口总值。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中小企业出口需求量大减，使得企业利润低，收入越来越少，甚至存在入不敷出的情况。

表1 2015年我国同主要贸易国的进出口总值

① 资料来源：商务数据中心

资料来源：商务数据中心

6、国家政策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发展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的 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当前在对外开放领域的相对滞后，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继续保持当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被动状态，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走出去，也不利于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以完善体制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在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被边缘化，最终无法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四、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意义

2014年“新常态” 这一词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5]我国的经济也同样处在新常态时期，如果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密集型生产的方式、粗放型投资扩张和过度发行货币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常态”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调整期。总书记也曾指出：我国的发展现仍然处于重要的机遇期，我们要增强自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要继续抓住和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与时俱进，中小型外贸企业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 对稳定，新常态需要新机制，新机制就是倒逼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从而坚定维护好战略机遇期的平稳延续，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五、中小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中小型外贸企业当今所处形势十分严峻，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扩大，要想在逆境中前行就必定要进行改革，否则，很容易面临破产的危机。对于中小型外贸企业缺的不是客户缺的而是不健全得外销体制，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前5-—10年是更多是靠老板的策略生存，而之后的5—10年靠的是实体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套健全的体制规范、指引以及吸引客户的策略，就象一个党没有党章一样，像一个人没有个性。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现正处于后面的一个5—10年，因此，应该抓住转型升级这一契机，企业自身应不断的从各个方面去改善企业的经验模式，政府也应施展一定的力度使得我国的中小型外贸企业能够稳步前行。

（一）企业层面的转型

1、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大产品的附加值

中小型外贸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产品的更新换代，需要不断的降低生产成本和延长产业链，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中小型外贸企业要想实现转型，眼下就必须实行优化产业结构，使商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延伸产业供应链，还可以不断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通过延伸产业价值链，可以提高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比重。

2、增加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创新

国外有竞争力的产业都有庞大的执行产业与相关产业组成的产业簇群的支持。同样的，我国也需要进一步加大产业链的建设，要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还需要从目标产业簇群上下功夫，同时要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外贸企业最迫切、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是搞好创新，一个缺乏创新能力的企业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外贸企业还需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如果一直做传统外贸，很多外贸企业摆脱不了低端加工厂的困境，一定要掌握终端，掌握定价权，可以提高外贸交易中的地位。快速增长 的跨境电商行业中，除去自己研发电商平台，更多的中小型外贸企业通过eBay、阿里巴巴速卖通、亚马逊、敦煌网等大型电商平台，尝试网上外贸出口。[6]

3、通过强化企业管理，培养企业个性

强化企业管理创新，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要强化组织管理创新，建立适合企业发展要求的组织管理体系；强化制度管理创新，不断完善企业规章制度，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使之更贴近企业运营与市场实际；强化人才管理创新，积极构建人性化的管理体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强化业务经营管理创新，建立现代化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业务人员的岗位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健全财务管理体系，规范财务制度，提升资金使用。

我国外贸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高级要素的建设。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专门教育的重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和企业进一步加强联系，将研究和现实挂钩;企业自身也可从事研究开发工作，进一步建立高效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的创造机制。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性与延展性等，都属于企业文化。它是决定现代企业效率高低、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外贸企业必须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促使企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4、企业对外贸易融资能力方面的提升

对于外贸融资方面的相关人才进行培养我国中小对外贸易企业对于对外贸易融资进行了充分的认识之后，就会发现对于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外贸易融资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才来操作的，这种人才必须具有非常广泛的知识储备以及非常专业的相关方面操作素质，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小外贸企业的人员素质普遍不是很高。所以想要把对外贸易融资发展的更好更专业，就要加强相关方面人才的培养。首先要把一些国际上通用的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尽可能详细的对相关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要让相关的从业人员对于国际上经常使用法律知识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其次，要帮助相关的从业人员对于银行方面的相关金融融资产品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使得相关的从业人员能够更好的和银行进行沟通，随时的对于新的融资产品有一个良好的掌握。企业自身也要学会应用国际贸易融资工具, 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通过对外贸易的实践，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提高企业资信。

5、企业有关汇率方面的转型

虽然中小型外贸企业人员规模较小，资源不限，但也要建立一个能满足企业日常汇率风险管理的汇率风险预警机制，增强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企业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时，首先是确定一套指标体系，由于企业较小，不可能自己去采集相关数据，可以选择把研究机构或金融机构的预测指标进行适当地改进，变成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指标体系。当汇率的波动一旦达到较大幅度，企业能按照事先的预案进行处理，使汇率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二）国家层面有关政策的转型

1、改善融资环境

我国的中小型外贸企业无论是创业、成长以及创新都会遇到融资的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体系、金融配置效率不完善，金融监管的策略对中小型外贸企业的限制以及社会环境不优种种因素导致中小企业在融资中遇到诸多困难，使得企业难以发展。因此在当下最要紧的就是：

（一）建立保障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发展的政府支持体系。(二)创建全面的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服务。(三)建立多元化的直接融资体系(四)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7]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落实并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一是财政补贴政策。对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给予财政补贴；按照市场化方式，建立中小微企业偿债风险准备金。二是财政贴息政策。对特定领域、特定区域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给予财政贴息。三是奖励政策。对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表现突出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各级基层政府对金融机构给予各种奖励和支持。四是增信政策。健全信用担保体系，通过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担保和再担保，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定位于中小微企业等方式，促进担保融资。五是引导投资政策。政府直接出资成立引导基金，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PE（private equity）、风险投资基金 VC（venture capital）[8]

2、降低人民币升值对中小外贸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影响极大，于此国家可以运用宏观政策来进行调整：一是要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二是国家外汇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监管，有利于减弱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同时，要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潜在风险，一旦其货币政策调整，不排除人民币单边升值次逆转的可能性。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完善外汇管理体制。自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以来，我国对外经贸活动日益增多，因此政府应该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得更多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参与外汇的结算，规避外汇风险，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我国央行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多管齐下加强对我国产业的政策扶植，积极鼓励优秀企业直接对外投资，并设立相应的咨询机构，对于我国的企业提供优质的信息，优化投资能力，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外贸企业应该实行市场多元化出口战略，在加强自身产品的基础上注重新产品的开发和旧产品的升级，积极开拓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在出口结汇方面，外贸企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应该利用远期外汇期权等多种类型的金融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提高企业自身的生存能力。

3、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政府要联合金融机构搭建相应的交易平台，为中小型外贸企业提供丰富的金融衍生产品来使之在规避汇率风险的需要。政府加强对出口企业的保护力度。对出口企业实施政府补贴、税收减负。对于高科技产品企业，政府予以重点支持。政府在出口企业融资方面起导向作用，以此来带动市场对出口企业的借贷。政府也应改进扶持企业的税收制度，使它们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促进其发展，同时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拓宽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其发展。[10]此外，国家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 只有我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适当的对汇率水平及汇率制度进行调整,才能有效减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4、帮助中小型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企业在国外销售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让国外消费者享受到廉价的“中国制造”。企业宁愿低价出口也不愿高价内销，必然是因为内销有更高的额外成本，比如，存在地方保护、物流成本高、资金难以回收等。为此，应深度整合国内市场，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加快发展物流业地方政府应严厉打击欠款问题。此外，可出台补贴消费者的政策，鼓励购买外贸企业的内销产品。

六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看到自身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同时，必须要认清在残酷国内外竞争格局中存在的短 板以及缺陷，要能够做到扬长避短，用发展的眼光协调好内外作用力，能够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最终使企业能够顺利的转型升级，也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的重要以及。

[参考文献]

[1]庞文雁.段小燕.吕明伟.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对中小外贸企业影响分析[J]创新论坛, 2013(6)[2]谌莹.张捷.论我国外贸新常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J]经济全球化,2015（4）.[3]姚肖肖.浅析如何提高我国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J]政治经济法律,2015(1).[4厉刚.中国小型外贸企业的发展方向.[J].经济论坛，2015，(7).[5][2014人本中国秋 新常态,新管理[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9).[6]朱小群.中国对外经济转型亟需加快[J]特别策划,2013（9）.[7]刘彬.浅析中小外贸企业国际贸易融资对策[J]金融天地,2013(21)[8]商庆军.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解决之道[J]产业经济,2014（7）

[9]朱瑞王丹陈晴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安徽省出口导向型企业影响研究.[J]市场/贸易.2016(2)

致谢语

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浙江纺织服装业；产业升级；品牌价值；OEM

浙江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的美誉，是我国纺织服装的生产大省和出口大省，纺织服装产业在浙江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国内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世界需求变动以及绿色壁垒等因素，使得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利润降低，生产成本上升，低成本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全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挑战？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探究产业升级问题的解决之道。

一、浙江纺织服装产业现状

从2000年起，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额大幅下降外，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额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这归功于 2001年加入WTO，使贸易环境明显改善。 而且2005年以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迎来了无配额时代， 更使浙江省纺织服装业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但自从2009年来，浙江省纺织服装业出口额增幅缓慢。

二、浙江纺织服装出口额占世界比例

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浙江省纺织服装世界占有率是逐年上升的，说明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价值获取也在不断上升。但从2010年到2012年，占比有所下降，国内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使得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利润被降低。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进入高成本时代，逐步丧失了原有的成本和价格优势。产业环境的重大变化使产业升级成为必然，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目前研究的关键是如何提升产业层次和综合竞争力，并逐步占据全球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那么，什么又是全球价值链呢？

三、全球价值链概念

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由不同的价值环节组成的价值链，设计、生产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物流、产品回收等各种增值活动散布于全球。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形成的价值链向两端延伸的过程即是附加值增加的过程，价值链的高端部分分别是创新研发和品牌服务，这两端的形成一方面要依赖技术和研发，另一方面需要依靠品牌和营销的力量。

四、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升级困境：

（一）设计人才欠缺，自主创新不足

服装产业是一个时尚的产业，浙江服装产业虽然己经具备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但设计能力欠缺，至今还未出现世界级的设计大师。而且，自主创新设计不足，如此便无法出现世界一流的服装品牌。

（二）国内市场恶性竞争

浙江省纺织服装类大多是一些批发市场，专业化的合作机制并未在市场之间形成，很多市场存在恶性竞争，以低价竞争争取交易额。在低价格竞争环境中，考虑到节省成本增加利润的因素，很多厂商会减少产品研发投入和学习成本，他们之间相互模仿，造成运送到市场内交易的产品结构同质。如果放任这种局面继续发生，就会降低生产创新，使产品同质，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三）国外市场受控制

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在欧美等纺织服装发达的国家内是处于价值链的不利位置，受其领导和控制，交易成本比较高。

五、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升级途径

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要推进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升级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全球价值上的地位。所以，要朝研发、创新、品牌和营销等方向努力，促使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向高端延伸，才得以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根据以上分析，下文从研发、营销、品牌三个重要环节来提出对策。

（一）加大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对设计人才的投入

服装是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体，设计环节对服装产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设计师是一种拥有专门技能的高级人才，它依赖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对设计人才的投资。

（二）建立系统的营销渠道

在现有品牌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知名营销企业合作，通过广告宣传、选择销售终端等方式融入并创建自有营销网络。浙江纺织服装产品可以通过进入高级终端市场，提高销售档次，最终扩大浙江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以增强该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档次

有实力的OEM在实施贴牌生产的同时，应该从中学习国际品牌的运作方式、设计理念和管理方式，为创立自己的国际品牌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而对于主攻国内市场的浙江OBM，如雅戈尔、杉杉等，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原料，致力于提高自己产品品质，从而提高品牌档次，实现品牌国际化。

（四）品牌USP

浙江时尚型服装的任务是给品牌赋予一个独特卖点（UniqueSellin Proposition）.在选择品牌服装的时候，尤其是时尚型服装，消费者不仅仅会考虑这个品牌的产品给予他们物质层面上的利益，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品牌所富含的独特性。所以，品牌USP才真正抓住了消费者的心。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浙江纺织服装业一直处于受压制的价值链低端，进行利润最薄的的生产加工。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中国服装品质优势开始显现，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浙江纺织服装业应该有信心和能力，通过研发创新、市场营销、品牌建设来驱动产业升级，涉足设计，创建品牌，构建自己的营销网络，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芝萍.浅谈提高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1）.

绍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 篇7

一、绍兴产业集群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 绍兴产业集群的现状

产业集群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 由模仿到创新, 从工艺简单, 利润微薄, 前店后厂, 专业市场, 工业小区, 连锁经营, 网上交易, 物流配送, 市场体系, 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 由于其具有低成本的优势, 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2010年以来, 绍兴市共形成了较具规模的产业集群38个, 实现工业产值4400亿元, 占全省第2位, 其中销售收入20亿元以上块状经济26个, 绍兴县的纺织业、诸暨市的五金行业等8个块状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在全市块状经济中, 袜子、领带、雨伞、珍珠等多只主导产品产量已居全国第一。如上虞市崧厦伞业2010年年销售收入达100亿元, 年均增长25%;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6家, 拥有省级以上名牌产品5个。丰惠手套袜业到2010年, 年销售收入达45亿元, 年均增长25%;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7家, 培育和创建省级名牌产品2个。汤浦铜管到2010年, 年销售收入达100亿元, 年均增长25%;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11家, 拥有省级名牌产品3个。沥海新型包装到2010年, 年销售收入达20亿元, 年均增长30%;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5家, 培育和创建省级名牌产品1个。道墟机械仪器到2010年, 年销售收入达18亿元, 年均增长30%;培育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企业3家, 培育和创建省级名牌产品4个。2006年, 诸暨市块状经济实现工业产值1245.9亿元, 14个块状经济中袜业、珍珠、铜加工、环保装备、包装等产值增幅均在20%以上。华东国际珠宝城、店口水暖五金城等高品位专业市场的建设, 将进一步推动块状经济的升级转型。其中:1.大唐袜业年产袜子100多亿双, 成为世界最大的袜业生产基地;2.店口五金年创工业产值255亿元, 铝塑复合管件产量约占全国的70%, 铜加工能力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3.贡缎织造业年产提花布15亿米, 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4.山下湖珍珠块状淡水珍珠及珍珠制品产量约占全国的60%。绍兴产业集群的发展, 现大致处在由集中办企业转向集中办产业, 逐步形成产业链方向演进的时期。其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绍兴产业集群的模式, 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 共生型。是以绍兴的自然条件为背景, 依靠各种资源优势而逐步形成。如纺织印染业。第二, 辐射型。是以专业市专长为中心向四边辐射, 带动同一类的产业发展逐步形成。如嵊州领带产业以“嵊州中国领带城”市场为中心, 向周边辐射而逐步形成。第三, 网络型。是以产业链为纽带而成的相互分工协作的网络结构。较典型的如诸暨市大唐袜业。第四, 裂变型。是由一些大企业裂变为较小核算单位, 或者是大企业中的管理者、营销员等另立门户, 办起同类产品的企业群。如上虞市面上的浙江阳光集团, 是全国照明行业唯一的民营高科技上市企业, 一些销售员从企业出来后, 自己开办了如东升、奥诺等公司。

(二) 绍兴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存在的问题

产业集群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第一, 产业集群已成为县城经济和整个绍兴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它的发展和壮大, 有力地促进了绍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第二, 产业集群的发展, 促进了中心城市和小集镇的发展, 改变了原来的经济二元格局, 推进城镇化的进程。第三, 产业集群的发展, 有力地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步伐,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产业集群的发展, 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但是, 在产业集群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亟待解决, 主要有:

其一, 产业结构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不合理、行业结构不协调等三方面。如绍兴县服装用布、装饰用布、产业用布三者比例不合理, 发达国家50:20:30的比例, 而绍兴县仅为86:11:3, 明显体现出产品结构的不合理。目前产业集中度偏低, 上规模的大企业少, 企业内部偏重于生产能力的培养, 而忽略产品设计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的培养, 企业组织结构呈“橄榄型”格局。

其二, 创新能力不够。主要体现在一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尤其是在产品的开发上, 仿制、假冒、跟风的多, 真正独创的少, 自有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更少。二是市场创新能力欠缺。绍兴县纺织企业产品的销售, 主要靠轻纺市场, 产品主要面向个体客商销售为主, 渠道较为单一, 外销能力相对较薄弱, 外向度不高。

其三, 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增大。纺织产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产业壁垒较容易进退, 投资省见效快, 有一定资金条件的企业乃至个人都可以从事这一行业。因此,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其四, 产业集群内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企业规模偏小, 没有在全国同行中排得上号的龙头企业。除轻纺城科技中心外, 产业集群内没有一家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 新产品研究开发能力同产业集群的生产能力失衡, 绍兴县省级以上著名品牌不多, 导致产业集群内普通产品多, 名牌产品少, 低档次产品多, 中高档产品少, 粗加工多而精加工少。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市场开拓力度不够, 意识不强。不少企业在经历了企业时期的艰难与原始积累的艰辛后, “小富而安”思想显现, 特别是中国轻纺城的建立为众多企业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产品销售渠道后, 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反而退化, 产业集群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就靠“市”吃饭, 这与温州人的开拓精神相比, 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其五, 纺织产品领域面临高层次技术难题的挑战。纺织产品从应用领域上可以划分为三大块:面料、装饰和产业用布。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集中于面料产品, 且大部分局限于普通服装面料, 市场空间比较狭窄。如何攻克技术难题, 开发高档面料, 拓展装饰用布、产业用布市场, 从而不断拓展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空间, 提升纺织产业的层次, 是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绍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国际性或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与外界要时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需要先进制造、创新、人才、融资、营销、物流的六大“功能平台”来支撑。建设这六大功能平台, 同时要考虑企业与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发挥企业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块状经济是在传统产业基础上自发形成的, 其发展方向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要使块状经济成功升级到创新型产业集群, 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激励作用, 为块状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针对绍兴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推动绍兴产业集群发展转型升级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 加强政策引导, 强化规划指导

自发组织而成的产业集群, 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雷同性和无序性, 特别是在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等方面, 需要政府及时进行引导和规范, 充分发挥政策引导、规划指导等作用:

第一, 在政策引导方面要重点引导企业升级提高现有产品。要以产品协作为纽带, 引导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 培育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产业集群。

第二, 在规划方面要通过园区规划等形式集群产业, 降低企业生产物流成本。要纠正以产业升级规划取代集群升级规划的误区, 要尽快制定全市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规划;并以此为方向, 通过园区规划、孵化器、标准厂房建设等多种途径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

第三, 要规范市场秩序, 规范企业行为。要规范产业集群升级, 首先要规范企业行为, 制止块状内企业的恶性竞争, 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企业由竞争走向竞合。要大力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引导产业集群企业从注重规模向注重创新转变。

第四, 加大政府资金对产业集群建设的投入。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 科学安排科技三项费用、技术改造、支出等专项资金, 重点向产业集群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 增加对产业集群发展的资金支持。

第五,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出台人才激励政策, 吸引更多更好的科技人才到绍兴创业。鼓励企业创建和扩大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支持企业招聘高素质科技人才, 鼓励企业采取柔性流动、项目合作等方式聘用高科技人才。有计划地建设一批专家公寓或人才大厦, 用于引进人才的安置。还可以设立优秀人才专项资金, 用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有关补贴。完善科技人才考核评价机制, 改进人才评价标准要把科技工作实绩放到重要地位。

(二) 加快服务平台建设,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块状经济迈向产业集群的主要手段, 事关产业集群经济整体升级的成败。为此, 要大力推动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当前, 重点要支持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检测中心、试验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网络中心、融资担保机构等公共支撑体系, 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建立提供公共服务。

第一, 要加快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要整合政府、企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 大力发展依托科研院所和专业技术企业的技术服务机构。要加快建立行业性技术创新平台, 努力开展行业内共性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要对创新服务平台进行必要的扶持, 并通过项目形式重点加强对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关和推广。

第二, 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融资平台。块状经济多由中小企业所构成, 创新较为活跃, 但创新能力不强, 承担风险能力较差。要建立对块状经济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 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力度。要鼓励发展风险投资机构, 吸引外地风险投资机构进驻。要改变过去只注重产业扶持和发展扶持的财政政策, 积极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扶持倾斜, 建立块状经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努力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创造条件帮助企业通过在中小企业板上市解决资金问题。

第三, 要切实推动技术创新中介机构建设。要推动专业型、市场型行业协会的发展,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技术创新的先导作用。要大力发展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服务机构, 扶持建立科研成果产业化转移中心和一批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机构。除此之外, 要做好对企业的引导工作。要引导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 提高创新能力, 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激发提高企业原始创新的动力。鼓励企业相互协作, 加强上下游和各个价值链环节关联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开发, 引导企业通过产品的差异化和高端化, 由竞争走向竞合。

(三) 重视品牌创建, 引导块状升级

块状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品牌经济, 产业集群更严重依赖于区域品牌。因此, 块状经济的改造升级必须要品牌为主线, 通过块状品牌, 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打造, 共同构筑起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体系:

第一, 加大宣传和提升品牌意识。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品牌和支持品牌的社会氛围。重点是企业家要意识到企业是创品牌的主体, 要有创品牌的主动性、创造性。要进一步加大品牌培育力度, 要使“绍兴纺织”、“大唐袜业”、“嵊州领带”、“上虞精细化工”等主要块状产业成为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 真正打响绍兴产业集群的品牌。

第二, 要培育龙头大企业。要通过龙头大企业品牌建设与经营, 提高龙头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 产业集群都要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企业, 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集群升级中的带动作用。

第三, 要加强产业集群名牌产品建设, 提高企业的品牌经营能力。要在服装、袜业、衬衫、领带、汽车配件、机械加工等产业集群已拥有国家级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的基础上, 实现医药化工、纺织机械、机电装备等主要产业集群国家级名牌零的突破。同时要加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科技型产品。要力争在每个产业连环节都有名牌企业与名牌产品, 以品牌为主线加快向产业集群升级。

第四, 要鼓励企业建立综合品牌。要以政府引导、中介促进、企业自主结盟为原则, 推动企业建立营销联盟, 促进名牌产品企业多层次、全方位的联合协作, 实现品牌资源共享。要引导企业开展企业形象和品牌标识的策划与宣传活动, 鼓励名牌产品企业迅速扩大品牌经营规模。

第五, 要加大名牌宣传推介力度。要以名牌企业、名牌产品为依托, 着力提升企业、产品的国内外知名度, 共创区域品牌, 引导块状经济加快向产业集群升级。

(四) 培育龙头企业, 带动产业集群的升级

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经济健康发展的稳定剂, 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经济加快发展的催化剂, 两者的协调互动是产业集群经济提升发展的主动力。在当今大工业时代, 大企业产品不仅有规模优势, 而且产品档次高, 新产品开发能力强, 市场竞争优势明显。因此, 在块状内要加强大企业与小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要以大企业为龙头, 以产业链为纽带, 带动产业集群加快升级:

第一, 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要有针对性在产业集群内加大对龙头企业的培育。加强宣传, 进一步增强企业家的品牌意识。这是实施品牌战略的前提。在实施品牌战略过程中, 政府要实行政策倾斜, 为企业提供资金政策等服务。还必须做好品牌战略的研究和战略规划;要定出重点, 综合平衡。

第二, 要充分发挥骨干龙头企业对产业集群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要大力发展外包、协作、配套、代理、虚拟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 促进龙头企业对创新性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项目合作和兼并重组, 实现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互动发展。

第三, 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努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要通过创业辅导、管理咨询、标准化、信息化、人才培养等多种途径, 加大对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的扶持, 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要引导促进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进入具有规模经济的领域, 实现产业集群经济内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配套互补, 延伸产业链, 加快产业集群的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使传统产业趋向高档化、国际化;使新兴产业趋向高效化、规模化。

(五) 动员全社会之力, 进一步加强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建设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举全社会之力, 建设一个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既要搞好硬件建设, 比如加快建设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 加快电力、信息、生态环境的建设步伐。更重要的是加快生态环境的软环境。要努力强化政府的服务, 积极建设好产业集群发展的软硬环境。要积极发展中介机构, 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由商会来协调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关系, 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促进行业的自律, 规范行为, 共同发展。工商、税务等政府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观念, 从过去的注重管理逐步走向加强服务, 实行“放水养鱼”。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扶持引导资金应从重点支持少数企业向着力营造产业集群的公共基础性设施转变, 积极构建区域性网络互联互通体系, 培育产业开发基地, 加强产业集群区域内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摘要：从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转型升级来看, 绍兴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发展是经济发展必然性规律的体现, 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本文运用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 分析绍兴市产业集群的现状, 探索绍兴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途径。

关键词：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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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篇8

一、福州新区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1. 主导产业初具规模。

近年来,福州市产业加快向福州新区集聚,产业基础坚实,工业较为发达,基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轻工食品、医药、石化等为主体的产业体系,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福州市的1/3以上,培育形成了华映电子、恒生集团、福耀玻璃等一批龙头企业。2014年,福州新区范围内的福清市、长乐市、仓山区、马尾区等四个县(市)区累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4亿元,占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2.8%。在区内重点发展的14个工业园区中,有4个园区的工业总产值超500亿元,有2个园区的税收超15亿元。

2. 重点产业项目快速推进。

2015年对接新区产业项目200多项、总投资超2500亿元,新区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福清核电一期、东南电化、耀隆化工以及天辰耀隆的己内酰胺项目、中国软包装集团中景石化的聚丙烯项目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总投资300亿元的福州京东方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以及项目投资70亿元的东旭光电8.5代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在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开工建设,同时福耀汽车玻璃临港产业园、长乐吴航不锈钢等一批总投资2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建设项目进展顺利。福州港江阴港区作为福州新区的重要港区,5个5万吨级可兼靠10万吨级集装箱船泊位,1个10万吨级煤码头相继建成投产,开启了江阴港区正式海铁联运物流新模式。福州港江阴港区8#、9#泊位工程、福州空港综合保税区等203项“十三五”开工行动计划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前期工作。

3. 重点区域加快建设。

新区拥有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阴工业集中区、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保税物流园区、福州临空经济区、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等10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重点园区,发展态势良好。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随着马尾船政文化主题公园建成以及琅岐岛的东江滨公园、马尾体育馆、科立视科技公司、普天国脉网络科技等项目加快推进,正有力地推动马尾从单纯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宜业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区转型。在福清江阴海港新城,港城、产城联动加快推进,福耀集团江阴工业园、银河国际汽车园和中外运江阴物流中心项目加快建设,化工新材料专区、现代化的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也已初现雏形。长乐航空新城以发展临空经济为重点,正在加快建设集航空产业产品研发与制造、通用航空运营与服务以及航空教育、博览、旅游等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城区。

二、福州新区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产业发展平台建设相对滞后。

尽管福州新区内已拥有许多国家级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但总体经济实力不强,各类园区还缺乏整体与长远规划,普遍存在着土地资源不足与开发投资力度不强等问题,各类产业园区整合提升存在较大空间,特别是临空经济区、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的集聚承载功能还有待深度挖掘。2013年商务部发布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报告显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13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仅排名第三十六位、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仅列第六十位。

2. 产业集聚还有待加强。

从目前新区范围内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新区产业总体还是以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建材化工、轻工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为主体,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总量偏小、比重偏低。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偏少,部分企业由于技术投入不足、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竞争力不强等原因,尚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

3. 产业创新驱动能力不高。

表现在一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区内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科技含量低;企业尚未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普遍缺少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科技成果运用和新产品开发不够,具备的产业竞争优势大多建立在低成本、低价格基础上;二是产业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新区内的骨干企业以三资企业为主,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医药化工等行业的关键和核心技术多数依赖国外引进,且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弱。第三政府引导作用明显不强,扶持政策缺位,政府科技投入和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投入仍然不足;多元化的投入渠道尚未建立,社会化投入不足,风险投资渠道不畅,资本退出渠道缺失等制度性障碍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创业投资的健康发展。同时还存在产学研联动发展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

4. 土地、用工、资金对产业提升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首先,土地瓶颈对产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项目承载能力偏弱,产业发展空间受限。一些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或进一步扩大发展的龙头企业项目无法落地,制约了产业的提升空间。其次,产业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较匮乏,新兴产业人才、科技创新人才、优秀拔尖人才、具有前瞻性的复合型人才、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行业领军人物仍较稀缺;一线生产管理、品质控制技术型人才的培育和储备不足;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普遍缺乏,技术工人流失率较高。第三,资金困局是当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严重问题,许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影响一些企业发展后劲。

三、加快福州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措施

推动福州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要打破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加快建立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模式等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和竞争优势。要把握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把现代服务业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做大做强现代物流、金融、商务、商贸、旅游等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资源,提升发展层次和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产业基础,积极创造条件,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以及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VR等产业的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1. 实施创新驱动,重塑产业转型升级新引擎。

一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政府要通过诱导性和鼓励性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尽快促进企业确立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激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支持骨干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系统集成创新。同时要积极推进建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二是大力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从某种意义上,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本质就是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化的过程,也是以项目为主导向以人才为核心转变的过程。而实施创新驱动,重塑产业转型发展新引擎的关键,就是引进和培育一批高水平产业人才,尤其是一批能够将先进技术、创意理念转化为成熟商业模式并能抢占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为此要积极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产业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政策上要积极探索推行诸如知识入股、技术入股、期权激励等知识、技术、管理要素来参与分配的具体办法与路径,从而营造出激励创新驱动的良好环境。三是制定有效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定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对营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促进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规范创新主体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不断完善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应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纺织化纤、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的创新活动;充分利用各种平台,结合区域、行业技术创新需求及高校科研机构的项目成果,为企业搭建产学研结合和成果转化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跟踪服务,重点扶持一批技术先进、研发周期短能迅速产业化的产学研项目;顺应潮流及时制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互联网+”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2.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强化制造业竞争力。

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提升和不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一是要创新发展理念,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积极引导传统优势制造业企业向制造业服务化方向转型。要紧紧抓住制造业服务化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不断探索可行的商务模式,把经营重点从产品销售服务,延伸到技术、管理、系统集成等多个高价值环节,以获得竞争优势。二是积极顺应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装备制造企业由产品制造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在上游,装备制造企业要积极向项目研发设计、系统解决方案提供服务等环节延伸,在下游向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等环节延伸,将单件、单机产品集成为成套、成线,单台、单套销售变为建厂、建站,通过产品销售转化为设计、采购、制造、安装的总集成、总包模式,从而延伸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产业向高端发展,有效拓展企业成长和盈利空间。

3.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产业转型升级新活力。

一方面要做好“减法”,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化投资领域的审批环节,减少审批、核准等事项,推动新区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另一方面,要做好“加法”,将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平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上来。特别是要加强新区企业的全过程跟踪服务,从项目的立项审批、土地供应、金融服务、税收减免等方面为企业提供细致入微、周到完善的服务,竭尽全力为企业解决发展难题、破解发展瓶颈、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要积极营造亲企、安企、利企的良好环境,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活动,主动服务、上门服务,为外来企业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人员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4. 深化对外开放,拓展产业持续发展新空间。

升级研究 篇9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宏观层面,对于一个区域而言,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是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层次及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效益。区域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除了关注由产业结构层次优化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以外,还关注产业发展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活水平等间接社会环境效益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反映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情况,课题组参考珠三角及粤东西北考核相关指标,结合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性,从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效益、产业竞争力等五个方面来构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评估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评估方法及阶段判断标准

(一)评估方法

课题组采取广东21个地市22个评价指标中的最好值为参照指标,在赋分时,每个指标最好值地区的得分为100分,广东省、珠三角、粤东西北地区及其他地市的分数为该单个指标值除以最好值,再乘以100。横向比较发现,广东21个地市相关指标的最好值均基本达到或超过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相关指标(参见表2),这也表明参照指标选取具有合理性、先进性。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评估的具体公式为:

其中,DMarkj表示地区的综合得分,ωi表示权重,Dindexi表示地区单一指标得分。

此外,单位GDP能耗比较独特,越低越好,故采取[1-(指标值-最低值/最低值)]*100。

(二)权重确定

本课题组选择的五大类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在赋权重时,以五大类一级指标为主,每大类权重为20%,每类中单个指标权重为20%再除以指标个数。

(三)目标值确定

本课题组采用全省21个地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为基础,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标准和要求,确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最优状态。

(四)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判断标准

课题组采取5类22个指标综合评估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情况,具体判断转型升级层次有四种状态:第一,综合成绩达到100分,表明达到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阶段;第二,综合成绩为80分以上,表明达到产业转型升级基本实现阶段,即转型升级达到“拐点”;第三,综合成绩为60分以上,表明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中期阶段;第四,综合成绩在60分以下,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比较困难,还处在初期阶段。同时,如果单项指标成绩达到100分,就表明该项指标已达到转型升级状态;如果某大类指标达到100分,就说明该类指标达到转型升级状态;如果全部类型指标均为100分,则说明产业转型升级已完成,经济将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依次类推80分以上、60分以上和60分以下三种状态。

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及成效分析

依据上述构建的产业转型升级评估指标体系,以2008年作为基期,利用2008-2013年的相关数据来评估分析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状况。

(一)产业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发展初显成效

2008年以来,广东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外需放缓,又面临着资源、环境、劳力成本上升等诸多约束。面对挑战,广东省委省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三促进一保持”、扩内需稳外贸、环保倒逼等措施,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成为推动科学发展上水平的过程,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初见成效。

1、广东省全员劳动生产率由2008年的117940元/人增长到2013年的182303元/人,增长幅度达到54.5%,年复式增长达到9.1%。

2、单位GDP能耗呈下降趋势,节能减排效果明显。自2008年以来,广东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8.9%,年均下降近6%。

3、外贸依存度由2008年的133%降低到2013年的107%,总体呈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

(二)产业发展动力有所增强,逐步向创新驱动转换

2008年以来,广东大力推动产业自主创新,先后制定了《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等政策文件,实施“十大创新工程”。通过下列相关数据的评估分析表明,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人才投入等动力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1、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力度增强,广东省金融机构存贷比从2008年的60.29%提高到2013年的63.22%,总体处于上升趋势。

2、R&D研究经费占比稳步攀升,由2008年的1.33%上升到2013年的2.32%。

3、每万人口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处于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1.04%提高到2013年的1.31%。

(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2008年以来,广东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和《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等文件,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5.5∶51.6∶42.9调整为2013年的4.9∶47.3∶47.8,二、三产业“并驾齐驱”。

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2008-2013年六年来增长4.9个百分点,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2、2013年广东先进制造业增加值12314.71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7.9%,高于2008年5.3个百分点。

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8年的20.8%提高到2013年的25.1%,显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

(四)产业发展效益逐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居全国前列

相关评估指标说明,2008-2013年广东产业发展的效益有所提升(见下表),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企业经营效益也居于全国前列。

1、广东省规模以上企业资产利润率从2008年的7.15%提高到8.15%,资产利润率水平相对较为合理。

2、大型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从2008年的30.03%提高到2013年的46.04%,表明产业集中度较高。

3、城镇污水排放达标率由2008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2%,显示产业发展的环境效益逐渐好转。

(五)产业竞争力有所提升,贸易结构逐步调整

随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深入实施,从下列评估指标来看,2008年以来,广东的产业竞争力正在逐步提升。

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由2008年的36.78%增长到2013年的40.29%,显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结构正在转变。

2、高新技术产值效率由2008年的8.76倍增长到2013年的14.55倍,表明技术竞争力正在增强。

3、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由2008年的11.2%增长到2013年的16.93%,反映出企业的创新竞争力有所提升。

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判断

(一)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整体处在由中期阶段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型升级的“拐点”尚未到来

根据前述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评估方法,课题组计算出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综合得分为66.78分,珠三角得分为67.57分(见表8)。按照前述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阶段判断标准,总体上说,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刚刚越过产业转型升级的中期阶段,正处在向产业转型升级基本实现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要到达转型升级的“拐点”(综合得分为80分以上)仍需加倍努力。而东翼、西翼和山区的综合得分分别为47.04、43.85和42.29,表明这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还处在初期阶段,转型升级尚面临较大困难。

(二)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分项指标得分情况

从产业转型升级分项指标来看,广东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成效初显,得分为78.06,接近基本实现阶段;广东的产业发展动力转换得分仅为57.71,接近中期阶段水平,说明转型升级动力有待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得分仅为54.71,尚处在初期阶段,结构调整步伐仍需加快;产业发展效益良好,得分为81.86分,已处在基本实现阶段;产业竞争力有待增强,得分为61.56,刚刚进入中期阶段水平。

升级研究 篇10

做好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顶层设计,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做好顶层设计。冲破传统思维、体制障碍、制度障碍,率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政管理、投资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等方面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政策和体制环境,给产业转型升级“松绑”。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先行先试,争取国家权限下放。利用国家级自贸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推动适应产业大变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争取从国家层面推动建设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并对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赋予“先行先试”政策,争取国家对产业扶持的相关权力下放。

加大财税、土地政策支持。改革财政投入方式,由补助贴息为主向政府股权投资、共有知识产权、创投引导基金等多种方式转变;利用贷款担保、贴息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尽量发挥有限税收政策资源的最大效能,推进区域税收政策及行业税收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优先保障产业升级、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推动“海域使用直通车”试点,解决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用地指标问题;推动财政资金由支持企业转向支持平台。

优化产业发展软环境。完善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注重产业政策制定的整体性和公平性;提高政府服务品质,营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发挥协会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能,为制定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标准,提升企业素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交流与合作等提供有力支撑等。

着力优化存量,以智能化、绿色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法律、环保等手段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落实《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行动计划》,对行业准入等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控制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一律不得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因业、因地、因企制宜,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抓紧研究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实施方案,建立国有和非国有“僵尸企业”数据库,深入精准摸查企业情况,以精准识别引导精准施策。

制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政策。重点支持《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内行业领域的扩产增效、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绿色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新品种,开设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融资“绿色通道”。引导政府加大对技改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设立技改专项,实施事后奖补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设立股权基金、产业基金、偿债基金、质押股权收购基金等,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上市融资,鼓励企业发债,吸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民间资本参与企业技术改造。

推动智能化改造。围绕智能制造成套设备及生产系统的改造,普及设计过程智能化、制造过程智能化和制造装备智能化。加快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现有产业,支持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成果应用、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应用。培育建设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支持示范基地企业通过增资扩产、自主创新、提质增效等手段,推动一批智能装备整机、关键零部件和系统集成应用等项目建设。

推动设备更新。支持在电子、家电产品装配企业和家具、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购置先进适用设备,推广应用集多学科先进技术于一体的工业机器人装备。提升装备水平,推进优势传统产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支持广东工业企业优先购置和使用由本省首次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集机、电、自动控制技术于一体的成套装备或核心部件,鼓励重大通用装备跨领域的首次推广使用。

引导绿色发展。推进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支持传统产业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产业企业。实施工业锅炉污染整治及电机能效提升工程,用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建材等高能耗产业实施电机能效提升工程和工业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工程,推广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节材技术和工艺,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量,以互联网新业态及高收入弹性新产业引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

(一)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制定广东“互联网+”产业发展路线图。结合互联网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快制定实施广东“互联网+”行动计划及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与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在交通出行、房屋租赁、生活服务等领域构建分享经济平台,以关键领域重大项目为抓手,分阶段有序推动“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

构建“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通过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加速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的融合蜕变。鼓励跨平台融合发展,支持广东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开放式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对产业链的纵向贯通和横向链际整合,构建平台运营商、终端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应用软件开发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等合作共赢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实现全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建立新兴产业体验及研发基地,以先行先试带动新兴产业发展。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依托,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探索建立智能“生活社区”体验基地,推动智慧、低碳技术在社区率先示范应用,提供数字多媒体内容服务、家居设施监控、社区安防、节能控制、智能医疗等全方位的智能社区体验服务,促进“高收入弹性”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加速发展。

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区,形成分工合作的产业布局。依托软件、信息、生物、新材料等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打造集知识生产、传播、运用和营销于一体的知识创新区和知识经济带,带动生物医药、绿色低碳、智能产业、时尚产业、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依托广州设计港、国家网络动漫产业基地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意产业基地。依托广东数字家庭国家产业基地,在全国率先形成“数字家庭”产业标准。

发挥“双创”的乘数效应,通过打造金融、产业与科技三链融合的“创新生态链”激活广东产业创新驱动的活力

加快形成促进产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创新人才的高效开发机制、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制、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区域创新合作与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机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等。努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基于集群的区域持续创新体系,推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全产业链的技术改造。

推进“双创”平台及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基地吸聚全球“创客”的优势,联动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创新平台,制定与创客、众筹等互联网创新模式相匹配的金融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吸引全球互联网创新资源集聚广东。围绕高新区、专业镇、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省级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区,进一步加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建设。

创新和完善以“后补贴”为主的政府投入模式和以“效果”为导向的政府投入机制。通过股份制、合作制、委托制、科技服务外包、合同科研、政府采购、BOT等方式,建立优势互补、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机制,也可以通过政府给中小微企业发放技术服务代金券的方式,鼓励企业购买平台的技术服务。

建立“科研院校—创新服务平台—产业集聚区企业”之间的联盟。加强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技术中心等重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共建共享与资源开放,将企业的产业共性技术需求和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优势整合在一起,着力解决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省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改造引导基金每年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预留一定比例,加快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破解“技术孤岛”困境。

优化技术平台与产业载体。统筹推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产权交易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功能性发展平台建设。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整合相关资源,重点支持一批产业共性技术开发、研发设计、质量认证、试验检测、电子商务、信息服务、资源综合利用、人才培训、第三方中介组织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并支持现有公共服务平台的升级改造。

塑造广东“创新文化精神”,激发全民、全域创新潜能。培育“敢于冒险、崇尚创新、追求成功、宽容失败”的广东“创新文化精神”,以文化创新带动产业创新。重点培养企业家、创业者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营造“人人想创新、个个能创新”的全域全民创新创业氛围和制度环境。

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产业大区域合作

推进广东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模式创新。加强广东与东盟国家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广东企业参与东盟国家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在东盟“10+1”框架下,推动广东与南海周边国家(地区)联手建设海陆基对接和海洋跨区域合作的海洋现代产业链体系。建设广东-东盟产业转移园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示范区。选择IT制造、建筑陶瓷、家电三大优势产业,以印尼、新加坡、越南为重点建立产业转移园区。加快推进深圳-越南海防经贸合作区等经贸合作项目建设。在阳江、潮州、汕头、湛江、茂名等地建立与东盟对接的产业协作园区。

加强大区域资源整合。发挥广东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和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主力省的地位中的积极作用,构建环南海经济合作区。推进广东与港澳台及东盟的紧密产业合作,构筑联手推动产业链国际化的前沿国际空间;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模式创新,推动广东自贸区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政策对接;从财政支持、服务效能、先行先试、稳定出口、对外投资等方面促进外经贸发展。

支持企业对新丝路沿线国家“集群式”投资,建立投资服务大数据平台。实施“政府铺路+大企业拉动+民企开拓+集群网络”策略。完善企业“走出去”配套政策,提供口岸通关、人员出境便利化服务,发挥有实力大型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中小民企通过参与大型企业产业链合作开拓市场,并为集群投资优先提供信贷支持。鼓励广东企业实施本地化战略,在当地形成集群生产网络,双向促进产业升级。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咨询服务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各国市场与产品需求、贸易投资环境、风险规避、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及深度投资数据分析服务。

多渠道利用华商的跨国经贸网络资源。积极参与组建“华商投资基金”,盘活华商基金以及华商的人脉关系和商业渠道。鼓励广东企业与沿线国家华商设立合作公司,嵌入当地产业链。积极引导华商到广东投资,以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大胆改革创新,支持侨资设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机构,扩大对侨资开放领域,允许侨资进入电力、电信等行业,吸引侨资参与设立医疗、新闻广电和数据服务等机构。

促进产业资本输出。探索通过立法手段保护和支持企业境外投资,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涉外法律体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对外投资法规,形成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支持企业境外参展、拓展海外销售渠道,重点扶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一般贸易出口,积极拓展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新优势。

同步推进珠三角转型发展和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加快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夯实珠三角转型升级平台载体建设。珠三角地区要依托广东自贸区以及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大国家级战略平台,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智能电网、智能机器人等绿色智能化制造业,并带动研发设计、质量检验、会展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珠三角产业的整体升级。

以新的产业园区模式打造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新型载体。跳出珠三角传统园区发展模式,在粤东西北地区着力建设“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相融”的第三代产业园区,按照第三代产业园区的建设标准对省级产业转移园进行跨越式升级改造,促使园区由功能单一的产业区向现代化综合功能区转变,强化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中上下游企业间联系,完善产业配套;强化生态功能,形成“三生合一”空间形态。对省级产业园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进行修编,把其中部分重点建设或条件成熟的产业转移园建设标准提升到第三代产业园区水平。同时适度引入增量,在某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规划若干第三代产业园区。结合省扶持产业转移园提质扩容的相关优惠政策以及100亿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第三代产业园区建设优先予以支持,特别是对园区企业创新重大项目、重要平台建设予以重点支持。

实施海上产业转移战略,着力建设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推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广东海洋强省建设。将广东“六湾区一半岛”的14个海洋经济主体区及佛山、肇庆、云浮、清远、韶关、河源、梅州等7个联动区联系起来,延伸海洋经济腹地。其中粤东海洋经济区重点发展临海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业、现代海洋渔业等,粤西海洋经济区重点发展临海钢铁、石化和港口物流业,培育海水综合利用、海洋风电、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从而促进全省海洋经济的错位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海洋产业区域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创新“育才融智”机制,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力支撑作用

立足于省内高端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智力需求,建立国际性智力精英的人力资源贮备库,以项目方式引进海外领军型科研人才,形成国际化的智力资本支撑体系。与国内外各种人才储备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招揽人才的国际网络。

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专业团队,引进既懂管理又懂专业、既懂市场又懂融资的复合型人才。以深圳“孔雀计划”、广州“红棉计划”、“1+N”人才政策等为蓝本,进一步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居留、出入境、资助、教育、医疗、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系统化特惠政策。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选拔、考核、评价与奖励体系,建立以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为主导的科技人才综合评价体系。继续探索推行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制度和创新科技人才持股制度,打造国际性、高端化的“创新人才特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努力培养企业家这一特殊人力资本;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实训基地,鼓励校企联合开展定制式人才培养。

促进乡镇企业集群升级的对策研究 篇11

乡镇企业集群发展的困境

困境之一：集群同质化。目前，全国有各类乡镇企业集群数千个，其中主要集中于化纤纺织、制衣、制鞋、塑料、汽摩配件、五金制品等门槛较低的行业，且多集中于产业链的中游，产业链的横向纵向扩展都不够，上下游的深度延伸也很少。比如，河北省在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肃宁尚村和蠡县留史两个皮毛产业集群，都主要集中于养殖——交易——硝染——服装加工等技术含量都不高的环节；而浙江绍兴、长乐等都提出以我为中心打造纺织产业集群，且主要集中于印染、织造、化纤、服装等环节。这种相邻地域之间存在的集群同质化问题，使集群之间和集群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受到限制，不利于集群价值链的整合优化，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危及集群的自我发展和集群竞争力的提升。

困境之二：产品（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乡镇企业集群危机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据报道，浙江几个针织品产销基地的针织内衣、服装及袜子等产品产销量已经增速减缓、库存增加。在“中国第一纺织大县”绍兴县，属于纺织业中间环节的印染业本是拿手好戏，截至2005年2月底，全县有印染企业181家，印染行业加工能力约为132亿米。而2004年布的产量约35亿米，印染能力的相对过剩显而易见。另外，其产品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给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拳头的乡镇企业集群形成压力，技术性贸易壁垒也阻碍我国乡镇企业集群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困境之三：环境问题。乡镇企业集群普遍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问题。但由于集群内企业排出的污染物具有类似性，势必会造成对集群所在地较分散布局的乡镇企业而言更为集中的严重污染。在一些地区，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浙江省诸暨市陈宅镇某村织布工厂密集，噪音污染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一些印染企业，大量的污水排放，污染了河道、水域，造成了生态的恶化。

困境之四：集群移失。近年来，乡镇企业集群还出现了移失的现象。素以收集废旧塑料制品而闻名的耿车，长期以来，农民只对这些回收的废旧塑料制品进行简单的初加工，就出售到浙江等地，把产业链条的大部分都落在外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迈不开步子，结果落伍。类似的例子还有，河北省河间市的电缆集群等。尽管集群移失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看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对于集群所在地域而言，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损失。

一、影响乡镇企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因素

正是由于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GDP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和物质消费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发展前景和对环境的隐患。导致乡镇企业集群面临发展困境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集群内部学习与创新不足。我国的乡镇企业集群绝大多数是由农村手工加工业发展而成的，且主要集中在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关的产业领域。这些产业对企业的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高，产业的进入壁垒低，因此，一些农民通过模仿学习，以2～3人组成的家庭工厂就开始了产品的生产，形成了“一村一品”与“一镇一业”的大量乡镇企业集群。从各个行业总体技术装备上看，大部分企业较为落后。据对浙江省纺织行业乡镇企业集群的调查显示，除海宁、绍兴等地的部分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高外，多数地区主力机台总体水平不高，如大圆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不足30%，袜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量只占12%。

我国乡镇企业集群内部学习与创新能力不足，仅有的学习也只是表面的模仿，表現为“跟风”或“扎堆”，缺乏成员间的协同学习、创新行为。以浙江为例，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停留在聚集经济产生的成本优势上，大部分产业集群的潜在创新优势都没有得到发挥，创新协调除了在温州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内部已经开始起步——内部成员之间已经开始进行不同产业链环节上的创新合作外，其他的集群很少有合作创新现象。因而，企业大多把低质低价视为竞争的制胜法宝，只是低水平重复生产，产品普遍档次很低，缺乏持续市场竞争优势，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吞噬。

2.产业链缺乏生态循环。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乡镇企业集群是从农村工业化和社区经济发展开始的，以大量的私营小企业聚集和传统的加工制造产业为特征。从集群的产业链来看，遵循“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数量型增长模式，资源高强度开采，然后工业垃圾大量的丢弃到环境中。这种产业链是单向的、开放的，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浙江嵊州的领带生产为例，其产业链为“织丝—花型设计—领带加工—包装—销售”，集群内的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污染问题，但治理污染的企业在集群内很难找到。

由于产业链缺乏生态化的循环性，同时企业本身的环保技术明显落后，加上管理部门在协调企业利益和企业与社区利益方面的能力有限，造成许多企业对自己的原料来源、数量、性质、能源的种类和消耗量以及排放物的种类和数量存在着一定的隐瞒，整个园区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事实不言而喻。

3.政府对集群发育成长存在误区。由于目前政府仍然抱着铺摊子、上规模、求政绩、为社区建设和行政支出聚集财源的发展思路，普遍将产业集群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抓手”，主要依靠土地经营和各种政策优惠措施，纷纷圈地招商，把“筑巢引凤”作为其发展产业集群的主要职能，而在依据本地特点构思产业集群的产业结构、培育产业集群的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缺乏周全的规划与有效的行动，忽视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规律，不善于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细分中发现机遇培养本地经济特色，结果囿于自身行政区划的乡镇企业集群停留于低层次重复建设，集群之间存在恶性竞争，彼此得不到发展壮大。一旦遇到有更大利益可图的区位，企业甚至整个集群移失也就成为必然。

二、促进乡镇企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1.实施激励，培育集群创新网络。产业集群的生命力是持续创新。如果集群内出现技术创新停滞或者技术断层，产业集群就会衰亡。因此，把产业集群培育成创新网络，使其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这对产业集群乃至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实践中众多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衰落无不与其不求技术创新、固步自封密切相关。乡镇企业集群持续发展，一定要引以为鉴。首先，需要乡镇企业自身主动迎合市场需求，不断更新设备，寻求技术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其次，政府要注意培育集群创新的文化氛围，并且从政策上运用各种手段建立风险投资、技术共享、信息交流等支撑体系，尤其是要加强对教育培训、研究机构等专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应对知识溢出效应问题应进行政策干预，对知识创新设立创新奖励基金，并建立创新补偿机制。

2.加强协调，整合集群产业链条。产业集群的发育壮大，通常也是产业链延伸和集群空间地域规模扩大的过程。如果能够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按照区域“组群”式发展的思路，就能够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整合集群的价值链，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与合理的分工，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同质化、低层次竞争的问题。最终打破行政区划锁定状态，引导产业集群走向高端道路。针对临近区域乡镇企业集群存在的同质化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在相关政府间建立一种引导产业集群发展的协调机制，建立促进集群发展的协调部门，以满足集群的成长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3.推行循环经济，实现集群生态化。针对乡镇企业集群普遍存在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按照3R原则推行循环经济，实现集群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可以从几下方面入手： 第一，要推行清洁生产。清洁生产包括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并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和有害程度。由于开发或引进清洁生产技术需要很高的成本，企业一般不具有开发和引进清洁生产技术的动力，所以政府在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中必须起到主要作用。第二，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以产业结构生态重组为核心，在集群中引入与主产业存在潜在协同和共生关系的环保产业，在集群中形成能源和物料的循环利用关系，完成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第三，进行制度创新。在集群内部建立信息中心等中介组织，降低企业之间因实行循环经济而增加的交易费用和企业之间实现循环经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交易费用增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为06CJL016）子课题的部分成果。

浙江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研究 篇12

一、浙江对外贸易的现状和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国家外贸促进政策的刺激下, 浙江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进入新千年后, 中国顺利加入WTO, 浙江的外贸发展更是迅速增长。综合分析, 浙江外贸发展总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外贸总值迅速扩张, 顺差大幅增加

1978年浙江进出口总额只有0.7亿美元, 1986年, 我国的改革开放由农村扩展到城市, 从而进入全面改革局面, 当年浙江进出口总额为12.9亿美元, 其中出口10.9亿美元, 进口2亿美元。到2005年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达到1073亿美元, 随后仅用三年时间, 2008年就突破了2000亿美元关口, 达到2111亿美元。到2008年, 浙江进出口总值达到2111.3亿美元, 其中出口和进口值分别为1542.96亿美元、568.4亿美元, 与1986年数据相比, 分别增长了163倍、141倍和282倍。

外贸总值快速扩张的同时, 浙江外贸顺差也大量增加。2002年浙江以16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居全国首位, 2004年浙江的外贸顺差总额又在全国首次超过300亿美元, 与全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持平。近年来, 浙江贸易顺差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 一方面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从此我们再也不必担心因外汇供应不足而影响国家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进程。但是大量的外汇结余增加了人民币的汇率压力, 导致人民币的升值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热炒的话题, 并据此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 出口的迅速扩张对国外同等产品和替代品造成了致命打击, 为了维护本国生产者和民众的利益, 国外政府往往会通过反补贴、反倾销等方式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

2.对外贸易主体动态演化, 私营经济作用日益突出 (见表1)

表1数据显示, 2001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中, 国有企业占比为45%, 排名第一, 私营企业所占比重最小, 占比为仅为6%。但是,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步步深入, 浙江进出口总值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在一步步缩小, 而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在逐渐增加。2004, 国有企业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首次跌破30%, 为25%, 2006年又得破20%, 降到17%, 到2007年又降到14%。反观私营企业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 2002年突破10%, 达到12%, 随后一路凯歌, 2004年突破20%达到26%, 2006年站上30%台阶, 2007年达到39%。

私营企业进出口总值的占比增加和国有企业进出口总值占比减少的可能解释为:一方面, 私营企业产权明晰, 机制灵活, 在利益的驱使下, 会不故一切的开拓国际市场。而国有企业则受体制诟病影响, 尾大不掉, 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 所以在加入WTO后民营资本快速进入出口市场并迅速发展是有其客观存在基础的。

然而, 由于私营企业受利益驱使, 往往会选择短平快的方式积累资本。这就会产生诸如假冒名牌、以次充好、竞相压价、破坏生产地自然环境等后果。其结果是国际贸易摩擦增多, 外贸总额增速放缓、浙江国际形象恶化。2005年,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金永辉在浙江应归国际贸易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2002-2005年期间, 浙江共遭遇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度等18个国家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纺织品特保和337调查等贸易摩擦案件116起, 涉案直接金额28亿美元, 分别占到全国的1/3和1/4左右。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2008年。

3.贸易结构趋于优化, 但仍需改善

表2显示, 2007年浙江省对外出口产品中, 机电产品出口值达到555.8亿美元, 居浙江省对外出口商品首位, 并大大高于居于第二位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产品出口值的185.93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值也达到了101亿美元之多。机电产品附加值高, 技术要素投入多, 生产效率和出口效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纺织服装产业。这说明, 浙江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是有所提高的。另外, 由表1可以看出, 浙江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 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则是逐渐减少的。我们知道, 商品的加工环节越多, 生产者从总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多。浙江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逐年增加也恰恰说明浙江生产者从出口产品中所获得的利益时逐年增加的。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8.

虽然表2中显示, 浙江2007年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都有较大额度, 但是, 我们应当看到, 在出口商品的前十名中, 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仅占很小的份额, 其余的产品都是资源、能源消耗较多的产品。浙江生产的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机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厂商控制, 浙江企业只是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外壳、键盘或者电池。

从浙江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来看, 除了高新技术产品外, 其他要么只是组装环节 (机电产品) 、要么是以资源能源大量消耗为代价的生产 (制鞋、塑料和汽车零件等) 。对外贸易的效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的数量同步发展。

二、浙江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 紧迫性。

长期以来, 凭借浙江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浙江本土的地理优势, 浙江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 浙江是一个资源、能源小省, 工业生产的原料和能源大多依靠从外界获取。长期以来, 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以赚取外贸顺差和大额利润为目标, 走的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近年来, 随着浙江对外贸易总额的逐年增长, 浙江企业对资源、能源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在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变动时, 以数量和低价取胜的浙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就回去举步维艰。另外, 以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为代价的生产方在面对国外各种贸易壁垒是往往显得手足无措, 于是很多厂商在国外强大的关税和技术壁垒压力下就不得不放弃国外市场, 甚至破产倒闭。

由于浙江企业缺乏法律常识和品牌意识, 出口的产品经常会仿冒国际品牌或国内品牌, 还有一些企业会盗用其它受法律保护的技术。其结果是, 本地生产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 长久发展乏力。

2. 必要性。

一是对外贸易的方式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体现, 早在2004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 我国经济在以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 走得是科学发展的道路, 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向科学、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在此条件下, 浙江的对外贸易应当更加注重从传统的粗放型扩张向集约式发展转变, 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外贸发展道路。二是改革开放前, 由于政治因素影响, 我国经济一直与国际经济相分离。改革开放后, 为了迅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我国从上到下主动嵌入到了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到现在, 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中不可取少的一员。但是, 由于经济发展起步晚, 起点低。我们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时, 浙江所从事的只是发达国家生产过程中不愿再生产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国际产业链上的加工环节, 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只是附加最低或者较低的价值增值环节。虽然低水平的贸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但是长此以往, 我国经济永远都会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永远只是发达国家的代工厂。为了改变此现状, 浙江省必须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 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 积极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跃进, 实现从中国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的转变。

三、浙江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思路

浙江对外贸易之所以会出现量增价不增的低效益现象, 究其根源, 主要是因为浙江对外贸易产品的产业层次过低, 生产环节附加值过小造成的。因此浙江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就在于外贸企业和外贸产业的升级。

关于产业升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并明确提了出来, 此后, 产业升级一直成为我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官方文件提的最多的还属产业结构的优化。作者认为, 升级浙江外贸应当从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企业层面考虑, 升级应当代表产品的升级, 具体表现为企业生产产品品质由低品质向高品质的迈进。但是,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升级应该包括企业由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由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 由竞争优势不足向富有竞争优势转变的一个长期过程。所以, 企业层面的升级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浙江的外贸企业, 应当着力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依靠高品质基础上的低价来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

从产业层面考虑, 当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升级方式莫过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所谓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 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

学者们在研究全球价值链链理论下的产业升级时, 趋向于公认两种升级路径。一种是以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从OEM (贴牌生产) 到ODM (自主设计生产) 再到OBM (自主品牌生产) 。

另一种是:工艺流程—>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的升级。所谓工艺流程升级, 实际上指的是应用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提高同等产品生产的效率, 追求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生产最多的产品。引进新的产品生产线或者改进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 提高产品自身的品质或者生产更为新颖的产品,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获取更多收益。功能的升级是指根据生产者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 向价值链的两端升级, 包括标准设计、产品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构建与控制, 通过向这些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由于不同的产业链有不同的利润水平和价值增值水平, 所以当企业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时往往会选择从价值增值小的产业转向价值增值高的行业, 这就是链条升级。

综合分析企业层面升级和产业层面升级的两种途径, 我们可以看出, 企业升级实际上包含于产业层面的升级, 而产业层面升级的第一种路径实际上与第二种方式的功能升级。从贴牌生产到自主设计生产, 实际上就是功能升级的一种, 从自主设计生产到自有品牌生产, 是功能升级的更高级阶段。

在实际操作中, 应当根据各个地区所处的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灵活的选择嵌入价值链的升级方式。但是, 我们要强调的是, 对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 如果还处于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 不应当过度的求高求新, 应当在战略上看准更高附加值的增值环节, 而在战术上则要循序渐进, 等待资本足够多时, 在逐步按照价值链的升级方式获取更多价值。

由于浙江的对外贸易产品的生产多是加工环节, 在产品设计和流通环节则少有涉足。因此, 浙江对外贸易的升级方式也应当遵从由工艺流程到链条的升级方式, 但是并不一定要循规蹈矩, 只要条件允许, 可以直接从生产制造环节直接过度到附加价值更多的其他链条。

四、政策建议

浙江对外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处于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 应当通过政府、企业和行业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实现外贸效益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从而加快浙江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型的进程。

1. 政府层面

一是多方支持, 促进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下的升级, 重点是进行创新。工艺流程的升级靠的是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流程的创新;产品升级依靠的是技术的革新和富有开拓性的思想;功能升级靠的是战略的创新。因此, 政府应当通过税收、金融支持和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和推动企业进行创新。必要的时候, 政府应当组织生产企业对行业公共难题进行共同技术闯关, 降低企业的创新投入风险和成本。

二是合理立法, 公正执法。创新是实现浙江对外贸易的重要条件。而创新的思想或者产品成果是需要法律保护的。某个企业的创新产品如果不能得到保护, 那么他们投入到创新中的成本就难以收回, 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压。所以从政府层面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 净化市场竞争。对于那些冒用他创新技术和品牌的不良企业要严惩不贷, 绝不姑息。

2. 行业层面

行业协会应当积极把握国内外市场的变换趋势, 紧密跟踪国外政策法规变动趋势。主动承担起辅导企业规避国外技术和政策风险的责任。定期组织相关企业间的交流, 帮助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对于行业共同技术难题, 应响应国家号召, 组织企业共同克服。

3. 企业层面

一是严把产品质量关。在大规模生产的同时, 为了减少国外市场的抵触情绪, 企业应当严把产品的质量关, 这就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到技术改进和创新环节之中。

二是树立品牌意识, 积极打造高美誉的国际品牌。由于没有自己的品牌, 很多有着过硬生产能力的浙江企业这能走贴牌生产的路子。这种方式下, 企业只能在生产环节赚取少量的加工费, 而流通环节的大量附加值则进入外国品牌囊中。因此, 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地创立自己的品牌, 增加对品牌宣传方面的经费投入。

三是从战略层面考虑对价值链上最高价值的追求。外贸企业应当不安于获取低端价值的现状, 积极筹备, 瞄准价值增值高的环节。更为重要的是, 企业要善于分析和发现新的机会, 争取创建全新的价值链条, 并根据所在产业特征, 掌控该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加入WTO以来, 浙江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 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因此, 我们提出要借鉴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浙江对外贸易进行转型升级。建议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方的联动, 实现浙江外贸方式的转变, 推动浙江由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转变。

关键词：浙江,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查志强.重构浙江外贸战略—对转变浙江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思考[J].浙江经济, 2005.

[2]李力.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2005, 12.

[3]王晓凤.转变浙江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 2007,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