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因素

制度性因素（共12篇）

制度性因素 篇1

会计信息失真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目前, 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与之相关。本文就现行的会计准则, 及相关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作出简要分析, 与大家探讨。

一、滥用谨慎性原则

在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中, 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企业应定期或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 全面检查各项资产, 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依据谨慎性原则, 以最近可利用的会计信息, 或资料为基础, 根据经验, 作出估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从而夯实期末资产的真实价值和盈利能力, 降低财务风险。这是无论对于对企业, 还是报表使用者, 都是一个较好的制度性规定。但是, 一些企业却利用制度上的一些漏洞, 使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成了调节利润的工具。如有些企业处于亏损边缘, 若再提取资产减值准备, 则将亏损, 只有少提或不提才能不亏损;一些绩优企业在生产经营较好, 利润大增的时候, 加大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使企业的资产被低估, 为将来设“秘密准备”, 为以后调整利润留下“准备”。如2009年3月18日前公布年报的367家上市公司中, 2008年资产减值损失108.54亿元, 同比2007年的55.78亿元上升95.33%, 这些公司刻意调低2008年业绩, 为2009年业绩提升留下了“准备”。

二、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使会计信息不够客观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规定:企业以其自产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给职工的, 应当根据受益对象, 按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 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其损益, 同时确认应付职工薪酬。下面举例说明:某酒厂 (一般纳税人) 将自制的白酒以福利形式发给本厂职工。实际成本为1 000元, 售价为2 000元。假定该厂有职工100人, 其中生产工人70人, 车间管理人员10人, 厂部管理人员20人。

因此, 生产成本=2 000* (1+17%) *70%=1 638 (元) ;制造费用=2 000* (1+17%) *10%=234 (元) ;管理费用=2 000* (1+17%) *20%=468 (元) 。

账务处理:

同时:

这样处理使“主营业务收入”增加2 000元。

这种处理方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减少了纳税调整的工作量, 但视同销售混淆了视同销售与正常销售业务, 使“主营业务收入”反映的不仅仅是正常销售收入, 还反映视同销售的收入, 使企业的利润额中包含一部分没有真正实现的毛利, 从而制造账面利润, 使利润指标不真实, 会计信息不客观。当该类业务金额较大时, 极可能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 使之产生误判。

三、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产生虚假会计信息的温床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内部环境优化的根本, 企业内部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 这样内部控制体系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起着根本性作用, 其完善程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高管人员等, 他们的利益更多的与上市公司的股价联系在一起。在股份即将全流通的环境下, 他们操纵利润的动机更加强烈, 所以纰漏虚假信息的动机会更加强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对高管人员实行股权激励机制, 高管人员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与股价直接相联系, 这样高管人员进行财务舞弊, 提供虚假信息的动机也越来越大。二是控股股东利用控股权操纵上市公司。在2009年7月28日, 五粮液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随后股价迅速下跌, 给众多投资者造成损失。证监会的调查表明, 五粮液公司存在涉嫌向五粮液集团输送利润等问题。至今五粮液公司的股价与同是生产高端白酒的贵州茅台相比, 相距甚远, 根本原因就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 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被使用者信赖, 所以投资者只能“用脚投票”。

四、在计量属性方面, 现行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与传统计量模式相比, 其最大优点是更强调资产、负债的现实价值。通过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进而影响损益与权益, 这样就反映了资产和负债的现实价值, 对会计信息试用者来说, 以此为计量基础反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对决策更相关和有用的信息, 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与历史成本法相比, 公允价值计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本身也存在缺陷, 一是公允价值反映的是资产市场价值而不是企业的内在价值, 一旦公允价值背离资产的内在价值, 就会产生资产泡沫。从2008年发生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经济危机根源之一就与此有关系。二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 资产、负债的价值变动计入利润。这种价值变动没有具体的交易行为, 且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三是公允价值的计量要依靠财会人员的职业分析和判断, 人为因素较大, 因此给企业盈余管理带来很大空间, 容易成为调控利润的工具。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首先是完善信息纰漏的法律、法规、制度等。其次完善民事赔偿制度。目前对生成虚假会计信息的处理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 刑事处罚极少, 在民事责任方面主要是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 遭受损失的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被漠视, 使虚假会计信息的制假成本太低, 所以应尽快完善民事赔偿制度。再次就是加强会计信息生成者的职业道德。第四, 全面实行制假者的市场禁入制度。第五, 加强舆论监督, 利用媒体、网络的强大力量, 使造假者无处隐身。

摘要：会计信息失真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目前, 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与之相关。就制度性因素进行分析, 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视同销售,公司治理结构,公允价值

制度性因素 篇2

林瑜胜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稳定的农民增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制度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央多个“一号文件”的颁布和推行，农村发展问题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农民增收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稳定的农民增收仍然受到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进入农业发展新阶段后，在加入WTO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大环境下，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越来越小（赵瑞华，河北经贸大学）。大量的扶贫款、临时的“送温暖”只能缓解农民眼前的困难，却无法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刘韬，人民日报社）。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放慢影响农民增收，非农收入的减少也与全国大气候及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有关系（葫芦岛农村调查队，辽宁省）。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成本过高导致农民增收缓慢（李春亭，山东省）。我国农副产品保鲜技术落后，导致大量已经生产的农产品腐烂和浪费，质量下降导致国内外销售价格下跌，使农户受到损失，严重影响种植业收益（马继军，西北工业大学）。我国农产品规格标准只有尽快和国际接轨，才能在国际国内贸易中占据优势，扩大出口，也是减少中间环节损失、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李里特，中国农业大学）。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束缚了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和收益权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包括村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这二者都确认“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村和乡镇究竟谁能代表这个“集体”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农民个体虽然名义上属于集体，但实际上却无法对自己手中的土地进行处分和收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确立和实行进一步固化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即农民拥有所分配土地的使用权，但没有处分权。当前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农村土地闲置开始出现。由于没有处分权，农村土地的流转十分不畅，妨碍了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除此之外，近年来失地农民问题的不断出现也与土地产权的不清晰有关。正是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清导致了失地农民在土地处分话语权上的失语，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大量失地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收入来源载体消失，增收难度越来越大。

二、现有的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对于农民增收的支持度不够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业基础一直十分薄弱，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农民增收难度不断加大，其中与我国的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度不够有很大关系。

1、农业财政支出总量偏低，结构不尽合理。

“十五”时期，“三农问题”进一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逐年增长，但是与我国农业薄弱的基础地位和宏大的发展目标相比，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十五”时期，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分别为2000年7.75%，2001年7.71%，2002年

7.17%，2003年7.12%，2004年才略升为8.28%。此外，农业支出的60%-70%左右被用于行政开支部分，直接用于流通领域的补贴也存在过高的问题，而和农民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的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的财政支持力度严重不足。1998年以来，政府支农投入中，每年用于粮、糖流通的补贴占政府农业支持总量的30%以上，而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大局和农民增收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作物品种改良、重大病虫害控制、农业新技术研究和推广、农村食品安全保障、农村管理体系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却缺乏足够的投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2006年4月16日在“新农村基本建设优化论坛”上曾呼吁说，国家应该加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萧灼基说，由于农民经济力量薄弱，难以承担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议“十一五”期间大幅度提高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

2、城乡分离的两套税制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合理增长

2000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1958年左右形成的农村税收体系，农村仍然实行有别于城市的税收制度。从税收负担看，在没有免除农业税之前的农村地区，农民税负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现在城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上调到月均1600元，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月均收入仅为271.25元，却普遍都要交税。许多工商行业税收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都有起征点和免征额，但农业税没有。无论农业生产的成本多大，也无论农业生产的净利润是多少，都需要缴纳固定比例的农业税。税制上的不平等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合理增长。同时，已经有不少事实显示，农业税免除后，农民负担的减轻程度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2004年农村增值税税款和车辆购置税等税收，有将近5000亿元，约占农民总收入的15%左右。由此可见，农业税免征以后，农民仍然承担着一定的负担，而且与城镇的居民相比，相对于享受的公共产品的服务而言，也是不对等的。从基层财政来说，因农业税免除带来的基层财政收入的不足已经有向农民变相转嫁的迹象。对于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农业税是可以不交了，但其他各种名目的收费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又纷至沓来。农民增收的预期面临着新的考验。

3、农村金融体制支农不力

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针对农民个体通过资金扶持，扩大非农产业收入，但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支持农民增收的考虑明显不够。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虽已形成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农业发展银行更多的是为政府采购提供资金，根本不与个体农户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农村商业银行也因为利益的关系正在逐步撤出农村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减员增效”的呼声中，农村商业银行设置在乡镇及其乡镇以下的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仅2002年，中国农业银行就减少支行及其以下机构5043个，减少12.43%。据统计，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及县以下机构4万多个，这种撤并目前还在继续。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大多数农村居民和农村企业而言，可以享受的金融服务仅仅是来自农村信用社的垄断性供给。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农村信用社也走上了撤并机构之路。2002年底农村信用社及联社营业部总数为35168个，比1990年底减少了39.57%。

除此之外，仅存的农民获得金融机构资金扶持的最大依靠——农村信用社，目前并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经营中“商业化”倾向十分严重，信贷资金大量流向相对收益率较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真正需要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农户或个体经营户、农村小型企业常

常难以得到急需的贷款。

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6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83.8%，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25%，多达3／4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近年来，随着中央几个一号文件对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视，这一现象才开始有所改观。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11月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12593亿元，比年初增加2098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9532亿元，获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服务的农户数为707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1.2％，占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农户数的57.6％，受惠乡村人口有3亿人左右。

三、价格机制扭曲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导致农民利益不当流失

2006年底，山东、广东、北京等省市的粮油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专家解释说，此次粮油价格上涨实际是一种“恢复性”上涨，属于价格正常波动范围。“恢复性”就说明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粮油价格实际是处于一种低水平。这次上涨不过是对扭曲的价格的矫正而已。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农村市场经济水平仍然不高，突出表现就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一度或较长时间的扭曲，农民的应得利益遭受损失。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分割明显，价格集中生成的机制尚未形成，大量集贸市场生成的价格信号刺激资源生产的市场化配置功能十分微弱，农民个体对市场价格信号也没有形成快速的捕捉和反应能力。同时，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者相比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没有影响农产品价格的话语权。因而农产品的流通往往是在价格扭曲的背景下实现的。现在来看，农产品收购价格较过去几年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相对价格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工业品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很大。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增长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各种“创优”“达标”或其他形象工程，还不时推出限制农产品销售的措施，不仅损害了农产品自由流通机制和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的建立，也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南京、郑州等地禁止瓜农进城卖西瓜的举措就曾引发社会的强烈质疑。

四、带有歧视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户籍制度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三部分组成。在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业收入）相对固定或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据统计，2002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约为5278亿元，其中，约有3274亿元返回了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农民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48元，占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34.3％。由此可见，农民的务工收入对于农民的增收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是目前我国现存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对于农民仍带有较浓厚的歧视性色彩。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和部分省市针对农民进城务工做出了许多修改和放宽措施，但农民进城务工在就业机会、劳动保障、工资支付、福利待遇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歧视性的规章制度。

和歧视性劳动力市场制度紧密相连的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因应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极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业只需1.5亿劳动力，还剩余2亿多农村劳动力待业或隐性失业于农业。不仅如此，由于人口增长的巨大历史惯性，2010年前，我国农村平均每年还将新增劳动力约635万人，累计约6400万人。作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则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

业增加的原因，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大幅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必须去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茫茫城市，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兄弟始终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城市需要的是他们为城市工作，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一切福利待遇和他们是无缘的。

五、缺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的增收基础十分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民政部统计，至2005年1月底，在已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473.3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35%，家庭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28.7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39.4%，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同时，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重点的医疗保险也有了较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但这些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土地养老，养儿防老的局面，也没有从根本上加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因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覆盖面低、保障水平低的“两低”问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报销门槛高和报销比例低的“一高一低”问题。在医疗支出、教育支出急剧增长的今天，一个农民的一年的收入很可能生不起一次不算很大的病，交不够孩子普通大学的一年学费，更别说养老问题了。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农民的增收基础就危如累卵，脆弱不堪。

六、低水平的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程度使农民增收犹如孤军奋斗

目前，中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作为个体的农民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合作组织的力量，而单枪匹马地闯市场，市场风险和机会成本将大大增大。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有效地去跟其他经济主体进行谈判，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争取合理的经济利益，增加自身的收入。据了解，在西欧农产品市场上，合作社经销的产品占60%的份额。丹麦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荷兰合作社销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分别占市场份额的95%、78%、70%。在美国，4/5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80%。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农村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组织大有可为。据农业部2005年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超过15万个，合作组织成员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8%。数据显示，加入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收入比一般农民要高出10％到40％。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仍存在覆盖面不高、组织自身松散、成员权利义务分担不清等问题。除此之外，由于农村合作组织既不是企业实体，也不是独立的法人，所以就面临着法律地位的尴尬，导致合作组织难以以独立的法人身份与各方主体进行交易，从而影响其活动的正常开展，自身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农村合作组织发展不顺，农民增收就难上加难。

七、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农民增收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据初步统计，现在全国约有92％以上的乡镇和86％的村开展了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但在经济发展至上的理念引导下，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由于文化经费有限，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几乎陷于停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借力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影响着农村的文明程度，更影响着农民落后生活方式的革新和健康消费习惯的养成，进而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有序增长。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惠农和支农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之相随而来的是农村居民生活观念的大转变。这种转变有好的方面如效率观念和市场意识的增强等，但一些不良和落后的观念也在农村重新兴起，农村残留的旧风俗、旧习惯也有升级加码之势，特别是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这两种陋习尤盛。如今，不光是婚礼、老人做寿、丧事、孩子满月、盖新房等活

动，就连孩子升学、周岁也开始大摆宴席，大宴亲朋。酒席越请越多，排场越搞越大，一年辛苦所得所剩无几。有些地方甚至开始流传“儿子结婚，老子发昏。一堆外债，何年还清”的说法。许多农民面对开支越来越大的人情往来，也不禁生出“礼金猛于虎”的感叹。笔者去年回安徽老家农村过春节，对当地明显超出收入水平的消费习惯十分震惊。熟人见面，递上的香烟都是软盒中华，而婚宴用烟也是当地最贵的近20元一盒的本地香烟。可是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500元！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征之一，如果仍由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的陋习在农村蔓延，农民的收入增长将又要被戴上一个沉重的枷锁。

参考文献：

１、米强：《我国农业财政支出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浅析》，农业经济，2006年第9期 ２、国鲁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南方农村报，2006年9月22日

３、朱健、陈清浩、李俊杰：《以农民合作组织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南方日报，2006年9月27日

４、国际在线：《中国着手在农村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作者简介：林瑜胜，1975年生，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联系地址：济南市舜耕路56号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邮政编码：250002

制度性因素 篇3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一、引言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总体经济产出增长的关键，本文将我国90年后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二、关于制度与国家经济增长关系文章的梳理

在我国，对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林毅夫（1992）认为1978至1984年间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制度创新，由生产队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对该段时期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卢中原，胡鞍钢（1993）则首次将我国的制度变革量化为市场化指数，研究表明1978至1992年间GNP增长中约有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的贡献。另外，郭克莎（1996）和刘伟（2000）认为，产权结构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最实质的内容，并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制度变量。许健等（2000）采用结构化模型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

金玉国（2001）认为我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并首次从这四个方面进行了量化测度，比较各个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制度变量体系的建立是其最大的贡献。王文博等（2002）也进行了制度变量的实证分析，在金玉国的基础上进行了主成份分析，提取了制度因素综合指数，首次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加入产业结构因素。付晓霞，吴利学（2002）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度出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7%。洪华喜等（2003）采用了Samuelson动态模型，从投入与产出两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了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我国的经济自由度还会上升的结论。

王金营（2004）对比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制度变迁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次建立并对比了了外部性有效劳动模型、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人力资本增进型制度变迁模型、制度变迁增进型制度变迁模型。对人力资本在制度变迁中作用的细致探讨是其主要贡献。潘慧峰等（2006）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在制度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匹配假设下，通过数理推导的方法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许多学者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决定作用，但是靳涛（2007）采用了Var模型研究却发现是经济增长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向的深化，而并非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

李艳华（2009）和李国璋等（2010）都对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两篇文章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制度变迁的贡献率在下降，反而人力资者的作用在上升。金元等（2011）和季民河等（2011）收集面板数据对制度变迁作用进行了研究，两篇文章都采用包含制度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的索罗增长模型。前者研究发现沿海地区制度因素对该地区经济影响较大，中西部较小；后者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对省区人均GDP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深入的揭示了省域活动之间存在的空间相关性。

林毅在2012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认为制度变迁在长期对人均产出有显著正向作用，短期的影响有效，以及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后的作用远大于改革开放前；而另一篇文章认为在长期，产权多元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分配格局变化都与人际产出存在协整关系，而短期，产权多元化程度的正向影响是不显著的。

三、关于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文章的梳理

除了上述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研究，不少学者也对单个区域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王兵（2004）对广东地区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卢卡斯（1988）根据受教育程度衡量人力资本变量的方法，在计量分析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而制度因素在综合金玉国（2000）、陈志昂（2001）、王文博（2002）和樊纲（2003）的研究基础上，由主成份分析得到。在当时，是一篇分析因素较为全面的文章。

姜忠辉等（2004）对山东地区的经济增长产出增长分解为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长，且将制度变革的影响用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来代替，认为制度变革对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贡献，是促进山东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林超（2007）对上海地区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制度变迁对上海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但是文章中制度变量的选取采用了金玉国的方法，而回归计量分析采用了付晓霞的方法。

刘玉珂等构建了一个制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分别得到不同的制度因素指数，通过实证分析，首次表明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综合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测量在国内尚属首次。

姜林海等（2013）对云南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迁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将制度效应从索罗余值总分离出来，测算的制度变迁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7.2%，说明制度变迁对云南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文章采用了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制度变迁，市场化指數涉及4个方面共13个指数，堪称全面。

不同的学者对上海、广东、山东、云南这些不同的地区的制度因素作用进行了研究，虽然地区不同，涉及我国的东部、中部、西南部，但是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制度因素或制度变迁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随着学界对制度因素研究的深入，学者的研究方向逐步细化，除了上述研究制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方面外，还有许多将制度与其他方面结合的研究。如：陈建（2010）研究了转型期制度变迁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制度变迁具有空间分异性和等级分异性。尽管学者们采用的指标和计量方法不同，研究地区有差异，但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制度变迁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影响极大或者制度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是显著的。（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Yifu Lin，1992，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Vol82，No.1.

[2] 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

[3] 金玉国.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馆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经科学，2001，（2）

农村制度致贫因素分析 篇4

1正式制度

1.1 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现行社会保障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生活质量, 甚至因无法获得基本社会保障而间接致贫。

首先, 我国社会保障呈现城乡二元状态, 城乡社会保障无论是在覆盖率、保障水平还是保障项目上城乡不均等化。其次, 虽然目前有《县级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方案》、《关于在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的通知》等规定, 但缺乏系统性的政策, 没有法律的刚性和权威, 难以保障实施的效率和效果。第三,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理论上来源于各级财政提取、村集体收入提取和个人缴纳, 但是在落后地区财政薄弱, 农民社保意识差, 对现有社保体系信心不足, 社保资金无法按规定缴纳。因此, 零保障或保障不足不仅使农民更易意外致贫, 也迫使农民额外增加各种保障支出。

1.2 户籍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现行农村户籍制度的弊端和滞后性逐渐显现出来。首先, 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现行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 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大量农村人口被迫留在土地上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 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公民权利不平等。与户籍制度相匹配的一系列, 如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附加制度只有城镇居民被赋予享受的权利, 对农民利益构成极大损害, 极度不公平。第三, 制约了中小城镇的发展。公民自由居住和迁徙的权利被取消, 人口城市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被延误, 同时城镇建设的劳动力需求与户籍制度的劳动力限制迁移的矛盾, 城镇化发展缓慢。

1.3 就业制度

随着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扩大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农村转移就业不断增加, 这虽然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增加了城市劳动力供给, 但是现行的就业制度不足为农民工的发展和农村脱贫产生了阻碍。在农民工保障方面, 农民工并没有获得与他们所作贡献相对等的各种社会保障, 增加了农民工“疾病致贫”、“意外致贫”的可能。城乡二元就业制度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和劳动权保障的不均等, 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缩小了就业范围。

1.4 “公司+农户”

“公司+农户”模式也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减贫途径之一。该模式从表面上看似减少了农民的成本, 而且农民完成了身份转变, 成为公司的“雇工”。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 农村以土地为代价成为公司员工, 加大了农民对公司的依附性。同时, 公司与农民地位不平等, 公司和农户利益分配不公, 公司剥夺了农民从生产到销售领域的收入, 而农民作为被动接受者其收入来源的途径越来越狭窄。因此, 农户承受的风险要远大于获得的收益。一旦公司破产农民将失去收入来源和土地保障, 如此只会让农民越来越穷, 甚至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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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公司和农户违约的风险, 即公司和企业并没有做到“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当出现情况1时, 农户获取较高的利润, 而公司会发生巨额亏损, 即便公司诉诸法律手段, 也收效甚微, 而且还容易破坏公司与农户的关系, 不利于长久发展。

当出现情况2时, 公司则直接把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 农民作为散户完全处于弱势。即便有企业按照保护价格收购农产品, 那也是出于良心和道义的约束, 是一种“礼俗社会”的温情和道德的联系, 所有的亏损都由公司承担, 注定了这种“慷慨的担当”只能是个别企业的行为, 不可能成为一种现象和普及。

此外, 国家对“公司+农户”这一扶贫模式的政策与资金投入由企业传递为农民, 这一过程大大增加了企业对农民绝大部分政策性利益侵占的可能。公司和农户在追求利益的目的和方式上的差异, 使公司与农民关系存在不稳定性, 难以形成“利益共享”机制。

1.5 农村金融制度

就扶贫开发而言, 小额信贷具有瞄准精度高、还款率高等优点, 成为扶贫开发的主导方式之一。但是小额信贷就其本身性质而言, 也有其制度上的缺陷。

首先, 小额信贷要进行经常性的小组会议, 需要每周还款, 这对贫困农户和管理者而言管理成本都很高。其次, 小额信贷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存条件方面的效果不显著, 被扶持的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第三, 出于项目成功率的考虑, 目前国内大多数小额信贷项目瞄准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农户, 而是具备还款能力的“亚贫困农户”。由此可见, 小额信贷无法满足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

1.6 扶贫对象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瞄准对象由之前的592个重点县转移到了重点村。但是无论是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还是以贫困村为扶贫对象对农村扶贫均有诸多不足。

1.6.1 以贫困县为瞄准对象

以贫困县为瞄准对象有众多的不足, 其中之一就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资金是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和减少贫困人口的重要因素, 而资金的使用绩效则是决定扶贫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由于我国扶贫开发多头管理, 传递环节多以及贫困人口的非贫困县定居等原因, 扶贫资金传递损耗大, 目标瞄准性差, 监督机制缺失, 资金使用绩效整体偏低。据统计, 目前扶贫资金只有35.5%覆盖到贫困户, 44.5%则覆盖了富裕户, 另有20.2%花在了中等户身上。据估计, 扶贫资金的漏出率超过50%, 个别地方甚至高于70%以上。

1.6.2 以贫困村为瞄准对象

以贫困县为瞄准目标对瞄准对象的缺失催生了我国扶贫开发的对象由重点县转为了重点村。但整村推进也有缺陷, 其中最大的问题的巨大的资金缺口。据估算, 全国每个村彻底摆脱贫困投入资金需200万元, 在村级规划中脱贫所需资金和实际投入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

2非正式制度

短暂的贫困可能是由于物质的原因导致, 但是长期的贫困则主要不是物质因素作用, 而是一些非物质因素作用的结果。

2.1 农民思想观念保守陈旧

大多数贫困经济学家认为贫困通常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这种历史积淀不仅包括传统生产方式, 也包含意识形态。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思想保守陈旧, 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 对新事物接受力弱。这些支配贫困地区居民生产与生活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桎梏, 影响国家扶贫投入的作用力。

2.2 家 (宗) 族势力影响力大

以血缘关系为最基本结构要素的家族文化在农村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家族势力逐步复兴及壮大, 并逐渐变成对公共权利的公然挑战。家族组织利用家族势力干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影响法律政策的贯彻落实, 加剧族际矛盾, 宣传封建迷信等以满足狭隘的族内利益, 严重影响了农村资源配置与扶贫效力的发挥。

2.3 农村当地富裕户的影响和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村大量涌现的富裕户成为农民群众的偶像, 在村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许多农民群众盲目地效仿和追随富裕户, 致使一些富裕户对村民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几乎可以和村级正式组织相提并论, 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超过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影响。这种“超政治”的号召力可能会对基层公共权利形成直接挑战, 影响国家扶贫政策在村级贯彻有效性。

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 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 国家和村庄的关系, 主流和边缘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农村贫困和扶贫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国家扶贫政策要改变思路, 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着手或许是帮助农民集体脱贫的一条很好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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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风险的外部影响因素 篇5

1、宏观经济因素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国内市场开始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原来只针对国内建立的金融制度必然会受到冲击。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传染、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是我国市场开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风险。构成一国金融制度主体的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国际银行业新发展趋势和加入WTO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金融监管形成巨大挑战，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将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破产风险。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讯科技的进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一是混业经营和银行业的并购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超强竞争实力的金融集团。二是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场的类型更加复杂，不仅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三是金融业电子化、网络化使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原有金融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领导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处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欧日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我国银行业目前仍是分业经营、服务手段落后、金融产品单一，对不断涌现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仅处于理论上的认知阶段，金融业电子化基础薄弱，加之不良资产问题严重，远远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加入WTO五年后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全面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我国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竞争的主要领域不会是中国本地银行占优势的传统业务领域，而会更多发生在外资银行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领域，如网上银行、个性化的理财服务、国际金融领域已有的金融创新成果的应用等。目前外资银行为进入中国市场正在资金和人才等方面进行周密部署，但国内金融界对未来形势的严峻性缺乏心理准备。

2、非正式金融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非正式金融是指不通过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和用超出现有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融通资金的融资活动的总和。

1）加大了资金体外循环,造成了金融信号失真。非正式金融活动在其高利率的吸引下, 诱发了大量资金以现金形式流出银行体系, 分流了银行存款。调查显示, 大多数非正式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现金交易的增加, 不仅相应地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减弱了银行的支付能力, 从而增加了中央银行现金计划执行的难度;而且因其隐秘性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透明度, 造成金融信号失真、削弱了中央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降低了社会资金分配效率。另外, 非正式金融的隐藏隐秘性, 使有关部门无法追查其真实的业务状况, 无法准确地掌握放款人的利息收入, 从而造成了部分税收的流失。

制度性因素 篇6

国外土地制度对农村

人力资源利用的借鉴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及转移方式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国外土地制度

15世纪末至18世纪，以“圈地运动”为主要标志的英国土地制度变革使得独立的小农阶层基本上被消灭，大农场租佃制在英国农业中占据统治地位，加速了英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的农民在封建土地关系的牢固统治下，不能大批地从农村游离出来，正是这一时期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两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例如，法国的小土地占有制把农民长期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限制了自由劳动力的形成，也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2、国外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式

农村土地制度不仅制约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同样制约着转移的方式。一般而言，盛行大农场制的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往往以“全分离”为主，转业离土离乡三位一体，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迅速，而且绝大部分转移劳动力都流入城市谋求生路，导致城市化比重大幅度上升。与此相反，在那些盛行小块土地自耕农所有制的国家，例如二战后的日本，由于存在一个广泛的独立的小农阶层，农业劳动力转移往往有着典型的“半分离”性质，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此外，在小块土地自耕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要迁居到城市，城市化进程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根据以上国家土地制度看，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起重要制度约束作用的，不仅有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而且还有动态的土地继承制度，这包括土地所有权的继承制度和土地经营权(租佃权)的继承制度。在那些土地占有实行平均继承权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口压迫耕地、农民滞存于耕地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缓慢。而在那些奉行长子继承权的国家，制度则有一种内生转移的推力。由于土地只能由长子一人继承，其他子女被迫在农业以外寻求生路。封建时代，他们往往充当武士或手工业者；封建制度解体以后，他们则成为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从历史的比较分析看，那些过去实行土地长子继承权的国家(例如英国)，比那些过去实行土地平均继承权的同家(例如中国)，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

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长期禁锢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对农村劳动力造成长期禁锢，主要原因是封建土地制度制约人力资源的开发。

1、土地国家所有

指土地由国家直接掌管，即由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占有土地的所有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形态是指屯田、垦田、营田、官庄、没入田、职分田、官府掌管的荒地以及山川林泽等等，清末民初总称为“官公田”，相对而言，和私有土地总称为“民田”。

2、地主占有大量土地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参加劳动(或仅有轻微劳动)，主要靠出租土地剥削。民国时期，这种土地所有仍是土地私有制的主体，是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左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而且还影响制约手工副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的经济发展，进而造成许多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社会现象。

3、“族田”制

“族田”制是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指农村一姓一族所共有的土地，称为祭田、社田、太公田(广东等)，祠堂田、众田(浙江等)，义庄田、公堂田(江西、皖南等)等等，实际是封建宗法关系的产物，一般不敢私卖，常被族长(大多是地主豪绅)所把持，出租收入供祭祖、修祠之用，也有救济、助学之用，余数往往被把持者所侵吞，故有“集团地主”之称，是地主阶级最稳固的基础。故此，族田应归于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

4、自耕农、半自耕农私有土地

自耕农、半自耕农私有土地。中国是以农立国，自耕农在社会经济总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自耕农数量的增减，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兴衰，同时，由于自耕农的小块土地肩负着国家赋税的重担，因而封建皇朝的开明君主一般是重视对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素有“天子之农”之称。历代皇朝后期，社会动乱不已，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

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严重束缚了农业劳动力，更谈不上人力资源的利用开发。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原来掌握在满族统治者手中的官公田(包括旗地等)迅速民田化，官地和牧场也大规模的丈放和开垦升科，甚至被地方政府公开拍卖，使国有土地私有化。东北、内蒙等地最为明显。自1905至1929年，二十四年之间，黑龙江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大部分转入大地主之手。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制，但是土地制度并没有大的改变，中国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被解放出来。

建国以后我国

土地制度的变革

1、土地改革

建国以后我国第一次土地制度的重大变迁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建立了事实上的土地自耕农所有制。但是，由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由于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对待，致使土地无偿占用，乱占、多占的情况屡禁不止，造成土地资源极大浪费。

2、农业集体化运动

建国以后我国第二次土地制度重大变迁是农业的集体化运动，又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建国初期在农村进行的以实现农业生产集体化为目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它虽然用“合作化运动”之名，创造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三步走”的过渡形式，但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从其目标模式和基本性质看，农业合作化就是农业集体化。农业合作化使自耕农所有制尚未站稳脚根，就被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迅速取代。

3、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三次重大变迁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它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崩溃，但在农村，土地仍然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就全国大范围而言，广大农民仅获得了自主的土地经营使用权。严格地说，土地并非国家所有，由于政策问题还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它本身不仅包含着按人口均分使用权的法则，而且包含着不断以变化着的人口重新分配固有耕地的内在逻辑。

在这种制度背景中，农村社区居民的主要权益是土地的均分承包权及子女在社区内对土地经营权，再加之农村居民在城市永久性就业与定居的重重制度性限制尚未消除，土地事实上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就业保险功能。因此，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农业劳动力还很难彻底放弃土地，即便土地无偿转让给他人耕种，也不会完全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在保留小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去谋求非农产业更多的收益，务工经商但不彻底离土，这是广大农民在现行制度约束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制度性因素 篇7

一、从制度性因素来说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央政府规定的城市“菜篮子”工程的市长负责制20多年来没有得到切实落实,各地城市的“形象工程”和“土地财政”侵蚀了菜地应有的保有量和菜田建设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在生鲜农产品城市销售渠道的确立上,没有将连锁化的超级市场作为主要的流通终端形式,而是将农贸市场改造成标准化菜场让其担当“菜篮子”工程主要的销售终端。要知道城市标准化菜场的改造与建设,只能解决城市居民买菜难和一些菜场“脏乱差”等短时期问题,但不能解决零售终端规模化地对接农户和农业的问题,不能解决“菜”的食品安全追索问题,由于菜场经营的小摊档重复性品种高的特性(据调查一般农贸市场蔬菜摊档的品种重复率高达80%左右,效率极低),菜场的实际经营效益提高赶不上业主租赁费(以前城市公建配套的菜场已失去了公益性的要求,而成为一些单位和个人“食利”性经营的工具)的提高,市场一有风吹草动,菜场往往成为菜价高涨的“领涨区”。再之,由于菜场经营者的个体经营者特性,当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之时,“菜场”将成为这种调控的盲区。

世界城市包括中国福州、威海两城市生鲜农产品流通的实践告诉我们,城市生鲜农产品流通主导的零售形式是连锁超市。原因主要有四:第一,这种现代的商业业态可规模化对接农业包括“小农业”;第二,“农超对接”的流通方式符合生鲜农产品产品本身要求的渠道短、环节少的鲜度要求与价格控制要求;第三,组织化程度高的连锁超市对生鲜农产品的安全控制;第四,符合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城市的形象、卫生与安居的要求。连锁超市是否能逐步取代菜场成为城市生鲜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流通形式,一取决于连锁超市本身的社会责任与经营能力,二取决于政府政策性支持导向的制度性因素。

第二,投机资本在这一轮物价上涨中的炒作没有能得到责任性规模化企业组织的制衡。

目前在中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中还没有出现集生产、加工、储存、配送、批发与零售为一体的规模性企业组织,从流通组织来说大规模企业主要集中在零售领域,而这些大规模零售组织缺乏政府导向性支持政策,多数未向生产、加工、储存和批发领域发展,一些已经向这些领域发展的零售组织也是服务于企业内部业务,不具备在大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内制衡投机资本炒作和物价上涨的实力。这是当政府要干预物价上涨时缺乏大规模企业组织依靠力量的制度性因素。

二、蔬菜流通的技术方向

再从技术性因素上来看,流通效率低导致农产品最终销售价格高企的分析以前一直被忽视。

就蔬菜而言,从产品离开田头进入流通开始直至到消费者碗里,损耗率一般超过30%,如此高的损耗率使得“菜篮子”的主要产品蔬菜的流通成本在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等不断上涨的作用下居高不下。降低蔬菜的损耗率必须提高流通的效率,而流通效率提高的技术方向是提高蔬菜流通的加工率和技术含量,使蔬菜从散装菜向包装菜发展,从粗菜向精菜发展,从常温物流向冷链物流发展。蔬菜的流通包装化可降低由于散装蔬菜销售导致的损耗率在10%左右,而蔬菜的精菜化可提高消费者蔬菜的入锅率也在10%左右,蔬菜的冷链物流可降低损耗率在20%左右(安全性提高并可成倍地延长鲜度)。

蔬菜流通的“三化”不仅仅是降低了损耗率,在城市社会中的综合效益也非常巨大:第一,可使超市销售蔬菜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包装蔬菜的自选化销售可节省大量的劳动力成本;第二,包装蔬菜实际的销售率高于散装蔬菜,损耗菜与废弃菜的垃圾物运输的减少,就等于提高了蔬菜运输的有效率而降低了运输成本;第三,蔬菜流通和消费者加工过程中的损耗菜、废弃菜所产生的城市垃圾污物大大减少,而这些城市垃圾污物在田间采摘和加工过程中会转化为菜田的绿肥或鸡鸭牲畜饲养的饲料,综合收益可观。包装菜和精菜的销售价格形式上会高于散装菜,但由于消费者最终蔬菜入锅率的提高,蔬菜的性价比提高了,实际菜价并没有提高,而蔬菜食用的安全性提高了,社会效益提高了,消费者的最终利益也是提高的。为实施蔬菜流通的技术性方向,改变消费者买菜的传统习惯是城市实施“菜篮子”工程的一项艰巨任务。

保持农产品物价的稳定,坚持培育大规模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组织,坚持城市生鲜农产品超市终端销售的主导方向,应成为政府制度性的政策导向。提高蔬菜流通的包装化与精菜化,应是平抑城市生鲜农产品价格的技术性方向。

团队分裂的管理制度因素 篇8

人们认识团队协作的形式各不相同, 但大致可分为: (1) 歪瓜裂枣, 组成团队后, 干得成的是惊天大事, 这是团队协作最高境界; (2) 团队某一层次组织, 完成任务达到预期目标, 这是预期中的结果; (3) 精英团队, 完不成预定目标任务, 这是最坏结局, 而这种结局经常在上演。

在团队还在组合之前, 都可看成是团队协作关系, 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团队里的人员都有具体负责任务, 各任务的完成都为总目标服务。团队里的人员按照一定规章制度, 一定的利益分配原则, 自觉不自觉成为了某一团体协作关系, 当规章制度在某一工作环境中不能满足人们平衡心理, 或利益分配不达成团队人员的心愿, 不发现或不作调整, 团队面临的将是团队分裂。

当然, 团队分裂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人际关系, 处理矛盾时不公, 用人之意之别, 利益分配不当等, 均成为团队分裂的因素, 团队分裂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1. 派别阵营

团队内部人员派别纷争, 互相拉笼, 形成不同的阵营。派别纷争的结果对组织来说是内耗, 虽说没有纷争就没有新的发展, 但及时发现与处理, 对组织来说是件好事, 否则相反。

2. 斗争为纲

当派别阵营发展到一定程度, 派别之争就进入白日化, 发展到后面, 成了水火不相溶态势, 一方提出, 不管其观点多么正确, 多么符合时情, 另一方有意的就是要反对,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会利用双方矛盾, 达到损人不利已, 甚至损了人也不利已, 只想整治某人, 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 甚至会害人。

3.组织分裂

矛盾公开化, 指责对方, 攻击对方, 诋毁对方, 争吵到一程度后, 得不到有效阻止, 都累了, 连吵都不想吵了, 势力弱的一方, 再无激情投入工作, 除了份内之事, 大多都找借口或想方设法回避, 导致组织委缩, 新的矛盾开始下一轮上演。

团队分裂有正常分裂和意外分裂两种。正常分裂是有组织的, 有计划的, 进行分裂, 其分裂对组织与事业的发展都起着积极与促进的作用。意外分裂是因团队内部处理人际关系与利益分配产生分歧时, 使团队沟通产生障碍而产生的分裂。而意外分裂对团队组织和团队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创伤, 在国家单位里, 团队分裂导致的是协作不畅, 有令而不达, 各自主导自己的一片天, 有事互相推诿, 想做事的互相拆台, 导致办事效率低下, 或根本办不成事, 放在私营团队, 那面临的是一拍两散, 从此各走天涯, 损失将不可计算了。团队分裂在发展过程中是可控可发现的, 在现实中人们对某一团队分裂表现出的叹息与无奈, 更应明白团队分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是可认识可挽回避免的。

毕竟, 每个组织在组团时, 愿望与追求是团队协作, 就算真的需要面临团队分裂, 那也是希望在各种可控范围中,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团队分裂, 从而达到更高层次团队协作, 如何使团队能够软着陆, 就得在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以制度来约束人, 杜绝人情凌驾于制度之上

在现实生活中, 人情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履盖了制度, 关系好的, 在工作来往中相对要顺畅, 解决问题也相对配合。制度的重要性, 关乎全局,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长年以来, 人们都认为人情重于制度, 却不知人情是产生不公的元凶, 滋生犯罪的温床, 人情解决不好的, 最终还得制度来约束。

2. 坚持不断沟通, 实事求是, 以求真理

虽说制度是不可缺少的, 但团队之间要不断的沟通。人们找到真理, 其过程叉路繁多, 制度是保障。而实际中, 人们通过相互沟通交流, 积累经验, 便会少走很多弯路, 提高工作效率。其中的很多不和谐, 偏离工作正常轨道的事, 在沟通中, 去伪求真, 让事业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3. 就事论事, 不提倡以私人感情护短或扩大事态

团队的协作, 难免会出现意见相佐的时候, 原因简单, 当事人本身所处角度分析问题不同, 看法不一致, 但总的都是去解决正在面临的问题, 或者照他们的想法都能解决问题, 或者按此做法是此路不通, 但因有派别之分, 人情之故, 而故意护短, 或借此之争扩大事态, 团队协作危危可及, 必将面临团队分裂, 如果只是就事论事, 经过沟通, 很快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4. 合理订制工作考核机制, 平衡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差

团队协作遭遇危机, 跟团队中的利益差息息相关, 每个人工作都是为了生活, 劳动后的报酬当然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付出了多少劳动, 相比之下得到多少回报, 每人心里都会有把天平, 当这把天平不平衡的时候, 新的矛盾点就出现。所以, 工作考核机制得结合各岗位来平衡制度, 如果单独别开或疏漏了个别工作团体利益制定出来的工作考核机制都会成为团队分裂的导火索, 合理订制工作考核机制, 平衡团体之间的利益差是加强团队协作的, 防止团队分裂的首因。

5. 建立常态制度管理测评制度, 使管理制度这双鞋能适合这个部门团队的脚

往往人们说的管理制度, 都会参考相同或相近单位性质的管理制度来设立, 却很少从自身实际来进行分析, 或本团体单位在业务发展中从未遇到相同此种类型, 或未考虑到遇到此种类型如何处理更为合适。事物是发展的, 在发展中不断的发现并修正是制度本身应该具备的一个机能, 有这样一双脚得有一双合适的鞋来穿, 才能达到量体裁衣的效果, 比起繁杂的工作制度, 合理的工作管理制度更为重要, 这也是保持团队协作的重要保障。

浅谈影响收入分配的制度因素 篇9

转型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资源配置过程, 也是一个改革、重构和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过程。只要能够引起资源配置变化的新的制度安排, 就会导致新的收入分配的变化, 这种过程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决定的, 必然也要和收入分配有紧密的联系。可以从我国企业的改制来观察这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收入分配随着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在改革初期, 国家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到十六大又提出了“明确劳务、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 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有了较快的发展, 国家明确指出, 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要求按照“产权明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原则,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革。这些都表明了制度的变化, 对企业的这种改制可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解释。在现代经济中, 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高度分离上的。财产所有者作为委托人, 而企业家则是财产所有者的代理人。这是因为, 现代经济中的专业化分工, 使得代理人有一定的管理优势而代表委托人管理企业,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是以契约形式建立的, 也是一种契约性的制度安排。但是代理者由于有一定的专业管理知识和能力, 在与委托者建立契约关系时就显示了较强的自主性, 这就预示了代理人有隐蔽信息的可能, 在这种隐蔽信息的情况下, 容易导致与所有者利益相悖的行为, 而作为所有者则不容易鉴别和区分代理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所有者的利益。由于信息不对称, 这种委托代理的契约签订是不完备的;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安排了监督者, 但是监督者也可能不是有效的监督者。谁来监督监督者呢, 有效的办法是在契约规定的权利之外, 给监督者以超过监督规定报酬之外剩余收入的索取权, 这个剩余索取权影响了收入分配。从企业来讲, 作为一个团队, 因为信息不对称因素, 契约的不完备性, 企业职工可能不尽职尽责, 监督者因为有了剩余收入索取权, 而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监督企业职工恪尽职守, 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如何安排这个剩余索取权, 取决于契约的签订, 也就是说在签订契约的同时就规定了由谁来拥有剩余收入索取权, 这个剩余收入索取权的变动带来了收入分配的变动。在企业如果企业职工得到契约规定的工资, 那么剩余索取权就在所有者和经理之间分配。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说明了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由此, 还可以用该理论来分析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前, 我国财产是全民所有, 即国有财产。国家负责管理国有财产, 企业负责完成国家指派的生产任务, 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规定企业的生产, 企业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 国家通过计划与企业建立了一种联系, 也可以把这个计划理解为契约, 如果是一种契约关系, 就会涉及到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问题。如果把计划当作契约的话, 国家制定计划要企业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企业要按照计划来完成生产任务, 这种契约本身显示了企业不具有自主性, 企业除了工资, 其他的收入根据规定都要上缴。在这种制度下, 国有财产实际占有和控制权集中在国家手中, 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 国家是资本收入或剩余的唯一占有者。企业职工的工作如果超额完成了任务, 作为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超额完成的利润而增加, 因此激励缺失, 效率不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制度是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的, 合理的收入分配一定会有合理的制度做基础, 合理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必定会实现较好的经济绩效。

制度性因素 篇10

从广义上讲,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类制定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形成了人类的相互交往。Douglas North(1971)将制度定义为人类设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约束框架,包括正式的约束如宪法、法律和产权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习惯、传统、信任和社会资本等。制度的作用就在于确立一种秩序,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好的制度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渠道就是建立发展强大的金融市场,由此认为制度是决定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考察的制度因素包括法律、产权、政治等正式制度,还包括文化、社会资本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最近的研究扩及到土地分配制度。

一、金融发展的制度因素

(一)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

法律制度是影响金融合同中个人之间相互关系最为重要的“游戏规则”,关于法律制度的作用,亚当·斯密就曾有过论及。Hicks在1969年指出货币与法律实际上是古代世界的两大遗产,法律与金融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商业经济要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对财产和合同的保护。强调法律制度对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最为著名的要数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LLSV(1998,1999)研究了49个国家的关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主要法规。他们设计并收集整理了一些反映股东、债权人权利和法律执行质量等方面的指标,研究发现法律制度在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上随着法律起源的不同而有规律的变化:英国普通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权利保护最强,法国民法系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德国民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介于两者之间。而且这种情况和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程度无关。

不同的法律体系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不同,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特征存在差异。LLSV(1997,1998)认为世界上金融结构的特征和效力的差异与不同国家对于投资者免受内部人剥夺的法律保护的差异(通过相关法律规则和法律的执行质量表现出来)密切相关。在普通法国家中股东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这些国家资本市场较发达,形成了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银行在债权人权利得到较好保护的民法国家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形成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

Beck、Bemirguc-Kunt和Levine(2002)认为法律体系通过政治渠道和适应性渠道影响金融发展,其中政治渠道关注于国家权力大小。如果一国法律优先考虑个人产权、有效地保护合约,那么它将有利于该国金融的发展,英国普通法系就是其代表。反之,如果一国法律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认为国家权力高于私人所有权,这样的法律传统会阻滞金融市场的效率,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合称为“大陆法系”)就属此类。与此同时,适应性渠道则关注于法律制定的过程,它体现在法律传统应对变化条件的能力(Hayek,1996)和法律传统适应经济中合约和法律体系需求的能力(Merryman,1985)。即一国的法律传统越能适应变化的条件,越能适应经济合约的要求,这种法律传统就越能刺激金融发展。英国普通法系是判例法,而判例法天生是动态的,法律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法国法系不是判例法,而且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影响,降低了律师和司法的作用,即一旦法律制定就很难改变,也不会发展新的方法来应对新的问题,所以其法律体系的适应性最弱。德国法系在适应性上接近于英国普通法系,因为这一法系也是判例法,所以适应性很强,其他两个法系介于两者之间。

在实证研究上Levine(1999)使用1960年至1989年间27个国家的样本,考察了一国内部法律保护与金融中介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给予债权人对企业具有充分的要求权、契约的执行效率高、企业的信息披露准确充分,那么该国金融中介机构就越能得到良好的发展。Demirgü9-Kunt、Laeven和Levine(2003)以及Caprio,Laeven和Levine(2004)研究发现,法律对财产权利的保护越有效,则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银行的利润也越低,但是在股东权利保护越好的国家,银行的价值越高。Laeven和Majnoni(2003)具体考察了司法效率与银行信贷成本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司法效率是影响银行利率的主要因素,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推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给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加速发展。LLSV(1997)分析了49个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对投资者保护越充分的国家拥有市场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人均更多的上市公司数量、人均更高的IPOs(首次公开发行证券)以及更大的信贷市场。

Demirgüç-Kunt、Maksimovic(1998)以30个国家的公司为样本,比较了不同的法律体系下公司的外部融资能力,研究发现企业在富有效率的法律传统中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并且与法律系统低效率的国家相比,他们长期融资比例更高以及期限更长。Beck、Demirgü9-Kunt和Levine(200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法法系国家而言,法国法系国家在外部融资中将面临更多的融资障碍。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能够引导需要外部融资的公司得到资金。Morck、Yeung和Yu(2000)认为,如果股票价格变动越具有同步性,股价变动反映公司具体信息的有效性就越低,从而股票市场价格的效率就越低。他们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对投资者权利法律保护较好的条件下,股价变动的同步性比较低,从而股票市场的效率就越高。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能够提高公司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Johnson、Boone、Breach和Friedman(2000)认为制度在经济低迷时尤其重要,法律制度对于投资者良好的法律保护能够增强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

(二)产权制度与金融发展

产权制度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重视,如Gerschenkron(1962)通过对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拥有银行可以迅速积聚储蓄以促进一国战略行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快速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第三代金融理论认为,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一国的金融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来说,明晰或安全的产权是金融发展的充要条件。

Demirgüç-Kunt、Laeven和Levine的统计表明,产权值一般介于1-5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产权值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产权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相关性,产权的保护不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金融的发展。他们认为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症结就在于产权不完善,特别是对产权保护不力。Stern、Michael和Furman(2000)的研究发现,产权保护力度对投资形式也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对产权的保护不强,企业家倾向于有形资产的投资,导致无形资产的投资比例较低。LLSV(2000)的研究发现,政府拥有银行的所有权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其所有权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很高,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少国有银行。随后的研究他们利用92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法律对股东权利的保护越差,政府在银行中拥有的产权比重就越大。而政府在商业银行中拥有的产权比重越大,则金融发展的效率越差,经济也就越落后。

世界银行的研究(2001)认为,银行的国有比例过高会通过导致更高的存贷利差、更少的私营部门信贷、证券交易活动不足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不足而降低银行的竞争力,限制信贷市场准入,提高危机爆发的风险概率。Johnson、Mc Millan和Woodruff(2002)则进一步提出了产权与金融这一理论命题。他们在对经济转轨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在产权容易受到侵犯或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不仅企业家不愿投资,而且也不愿进行外源融资,这就会严重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他们由此提出明晰、安全的产权制度是金融发展的前提。

(三)政治制度与金融发展

根据法律与金融理论,一国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而法律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不会太大,从而金融的发展一般不可能发生逆转。然而,金融发展的差异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一些国家1980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反而低于1913年,只在最近超过其1913年的水平。再如1913年法国的股本市值占GDP的份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但到了1980年,法国的这一比率还不到美国的1/4,到1999年,这两国又相差无几。金融发展中的这些逆转(reversals),法与金融理论并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对此,政治与金融理论如Rajan和Zingales(2003)认为虽然法律制度在一国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法律对金融的影响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严重。相反他们运用“利益集团理论”更好地解释了金融发展中的这些变化。

“利益集团理论”最早是由Olson(1965,1982)和Stigler(1971)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小而集中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一项政治决策对普遍大众有益,但是它会伤害小部分人的利益,这一小部分人将会团结起来反对决策的实施。受益的大众们由于受益分散加上搭便车的情况,因而这项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小部分人会比分散的大众更有话语权,能够有更大的权力。将这一理论推演到金融发展中,其基本观点认为一国的政治制度左右着它的金融的发展。由于金融发展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金融发展上都能达成政治共识,即使达成共识也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特别是在发生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时候,由于反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会更容易破坏一国金融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一国开放的程度越高则越能够削弱既得利益者对金融发展的抵制,从而越有利于促进一国金融的发展。因此,依据这一理论可以推测出一国的金融发展应该与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此,Rajan和Zingales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了开放度与资本市场规模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法律等结构因素固然重要,但不会直接有利于或直接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是在大陆法系下小集团更能影响政策的执行。这也并非坏事,当小集团的利益与大众利益相一致时,在大陆法系下能制定出更好的政策,而当市场和资本流动壁垒增加时大陆法系会进一步恶化金融。他们认为必须削弱利益集团反对市场的积极性和影响政府的能力,技术创新、扩大开放和增强竞争在实践中是削弱既得利益者力量的有力工具。Baltagi等(2008)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贸易和金融开放是银行业发展的重要的决定因素,通过放开贸易和资本项目,封闭经济体将会获得更大利益。利用68个国家1980-2001年的数据,Law(2007)发现贸易和资本项目同时开放显著地促进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而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而言其效应并不明显。一方面,开放对外贸易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对于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低收入国家其效应并不明显;另一方面,资本流入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论经济处在何种阶段都十分显著。他们的这些研究都进一步验证了Rajan和Zingales(2003)的理论假设。

(四)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金融发展

最近,许多研究者考察了诸如信任、社会资本、文化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认为这些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补充。特别是Knack、Keefer(1997)和La Porta等(1997)研究发现,相对于发达经济而言,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的经济中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因此,信任就构成金融市场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金融合约是最为典型的信任和约。贷方在金融合约当中将资金借出的前提是期望借方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归还资金,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金融合约中一般增加了如贷款抵押物等附加条款。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法律条款外,法律的执行也非常重要。根据Fukuyama(1995),与一个国家文化相联系的信任水平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

个体之间产生信任的来源之一就是社会资本。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资本,在同一社区中的成员彼此之间更加信任,离经叛道者更容易受到处罚。Helliwell(1996)对美国和加拿大各省的调查数据研究表明,信任与产权、法律制度、社团合作、种族歧视,以及信息传递速度都是密切相关的。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0,2004)通过分析意大利国家不同地区社会资本差异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同一国家,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较高信任度的地区,信用水平越高,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家庭更可能使用支票,较少留存现金和更多投资股票,更易于获得正规信贷,对非正规或非正式信贷的使用更少。Fukuyama(1998)指出,华人社会可能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社会,尤其是大陆地区,大部分的企业讲究血缘关系,只信任家族之内的人。Allen、Qian和Qian(2002)将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在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来源的情况下,比正式部门增长得快一些,原因主要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于减轻企业的融资障碍以及促进金融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信任的另一个来源是环境,人们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也是地区文化特征的反映。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韦伯(1995,2002)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他们所进行的跨国经验研究表明,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一国法律制度的起源比它的语言和宗教对股东权利影响更大;但在债权人的权利保护方面,一国的宗教信仰则比法律起源、经济的开放程度、语言等因素影响更大。他们还发现天主教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缺少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能够缓解宗教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的负面影响———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国际贸易越发达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就越强。他们还分析了文化与法律执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宗教和语言同法律的执行效率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相对于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而言,天主教国家的法律执行质量一般比较差,在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中更是如此。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文化比法律更能解释各国公司治理的差异。Kanatas和Stefanadis(2005)建模实证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越强调宗教信仰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因此,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五)土地分配制度与金融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法规和政策是制度的一个特定类型,除了上述影响金融发展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外,最近的研究扩及到了土地分配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用地占了总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分配对家庭福利和农业效率造成重要影响。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农业领域的信贷市场受到农民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约束,Bell(1988)和Besley(1998)又做了更详细的说明。他们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向农民提供信用时需要把土地作为抵押品,因此土地的分配就决定了信贷的分配。由于大土地所有者能够为其投资自我融资,而无地的人由于无法提供担保根本就借不到款,所以土地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将带来整体的信用不足。除了直接影响信贷交易外,土地分配还可能会影响到政府主导的金融部门。Binswanger、Deininger和Feder(1995)讨论了地主为阻断工人的外部选择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利用其政治权力阻碍金融改革或限制向农业劳动者提供信贷。Haber(1991,1997)指出,墨西哥和巴西的土地所有者利用手中集中的政治权力妨碍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的实施,延迟金融发展。Bulmer-Thomas(2003)认为整个拉丁美洲也是这样,许多国家的地主阶层都不愿支持能够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各种改革措施。

Dietrich Vollrath和Lennart Erickson(2007)发展了一个衡量一国土地分配不平等的新的指标,这一指标将无地的情况加以考虑,进而考察其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与金融深度和银行部门效率显著负相关。他们使用与银行资产有关的间接费用和银行净息差两个指标来衡量银行效率,回归分析发现净息差和土地分配不平等之间高度正相关,表明土地分配不平等是衡量金融体系低效率的一个有力的预测工具,这一证据有力地说明土地分配不平等对整个金融深度影响是通过对金融系统的效率影响发挥作用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土地分配制度和国家的法律起源一样对本国的金融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简要评论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金融发展对经济运行的积极影响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寻找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量研究已经发现各种正式制度,如法律、产权、政治等和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文化、信任等都对金融发展而言都是重要的。另外,土地分配等政策对金融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制度特征是由该国的历史、复杂的政治平衡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尽管各种规章、政策也是“游戏规则”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们和制度之间还是存在重要的差别。政策和法规往往是更广泛的制度中的重要元素,仅仅是影响经济运行的众多的因素之一。一国政府往往会制定特别的政策,促进本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政策的制定或改变往往是有风险的。政府在制定相应政策时本国的历史的、政治的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制度因素应该被仔细考虑。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金融发展的制度研究缺乏完善的理论框架,而且制度的界定没有统一的认识。大多文献往往对制度进行自我设定,如股东、债权人指标得分代表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用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等,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具有非同一性。其次,各种研究都强调某一具体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些制度如何进行主次分类没有统一的标准。另外,制度和金融发展作用关系复杂,制度发展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又反向作用于制度发展。即有关金融发展的制度因素的实证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建立确定更普遍的制度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更好的金融制度会引起金融发展。除了因果关系的问题以外,实证研究问题还涉及到忽略变量的可能性。如果被省略的因素恰好决定了金融发展以及制度,人们可能会错误地推断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当然,随着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逐渐成为可能,金融发展的制度研究将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当前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波动,既有政府不恰当的政策造成的,也有相关制度的缺失造成的,最主要的恐怕是后者。诚然,有些领域里中国当前并不缺乏一些先进的制度,如证券法对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保护等,然而金融发展的制度建设必须整体推进,在引进、移植国外先进制度,同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制度的本土适应性问题。

(一)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真正彻底的产权改革

尽管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革,尽管产权已开始多元化,但产权的模糊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如金融产权主体虚置,委托代理链过长,国有股比例过大,出现内部人控制;金融产权的边界十分模糊,国有银行经营的物品往往是混合性的金融物品,产权边界不清楚,导致利益和责任不对称。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融资结构失调等问题。如前所述,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中,不仅不利于硬化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而且也不利于实现资本的合理流动及有效配置。因此,只有彻底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以使商业银行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二)落实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

从中国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国际比较来看,在对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条文方面,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法律执行质量方面却非常低。根据Pistor、Raiser和Geifer(2000)的研究,转轨国家法律的执行效率相对于法律条文规定来说对金融的发展更加重要。因此,改善法律制度特别是改善法律的执行质量,对于促进中国金融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三)引入竞争机制,削弱金融利益集团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体系呈现由少数机构垄断的特点,具备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条件。因此,建立竞争性的银行结构将有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成立民营银行,虽然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广泛参股,但是参股的比例还比较小,不能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竞争者的作用。因此,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以及扩大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四)重视文化、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关系影响金融合同的运用,从而影响金融发展,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的研究表明信任度是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的基础是信用,当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信用缺失”问题,不仅大大加大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还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已成为阻碍中国金融及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非常强调信用的作用,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金融发展。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和个人中间还有社区和公民协会,这些群体自组织使人们的行动自觉地按照共同的规范和互惠原则行动,使诚信成为社会每个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也要借鉴西方这些优秀文化,培养公民自组织和自我教育能力,鼓励建立公民广泛参与的横向协会,提高道德素质和诚信水平。

制度性因素 篇11

[关键词] 长春；吉林；制度因素；产业协调

[中图分类号] F1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10006

[收稿日期] 2014-01-06

[作者简介] 1.程淑佳，女，长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贸与产业经济学；2.靳国庆，男，长春大学党委副书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产业经济。（长春130022 ）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区域性城市群的竞争逐渐取代单一的城市间竞争，并成为现阶段区域发展的新模式。跨行政区域整合资源，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是实现合理的区域内专业分工与协作，实现次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手段。广东的“广佛”、湖南的“长株潭”、辽宁的“沈抚一体化合作”是省域内区域一体化的成功探索与实践的典范。针对区域一体化合作中的产业协调发展，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企业跨区域并购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1]（167），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专业化生产，对提升都市圈竞争力的作用等等[2]（33）。除此之外，协调发展中的制度障碍以及整合的路径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3～6]（70，169，131，88）

在区域合作和加快“长吉图”一体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长、吉产业协调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当前的吉林省工业体系形成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时期，地区间分割严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多年后的经济运行中，财政体制与考核制度等因素又加剧了区域竞争与分割态势，致使两地形成了相似的工业结构，尤其是其工业部门构成状况与空间布局结构雷同现象依旧十分突出[7]（121）。本文分析了长、吉两地产业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缺陷等角度着眼，探讨长、吉两市产业结构问题的制度根源，提出推进制度创新是促进两市之间产业和谐互动，提升长、吉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前提。

一、长吉两地产业同构与协调发展的数量分析（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利用相似指数、区位商与集聚指数等指标，分析了长、吉两市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文中的分析对象为长、吉两市及二者所辖的农安、榆树、九台、德惠、舒兰、永吉、桦甸、蛟河等9个县市的37个产业。此外，长春市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及其他采矿业和吉林市的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以及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和废弃资源业等产业，由于其产值微小，不在研究之列。

文中所用数据源自2006年至2013年《吉林统计年鉴》、《长春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与《吉林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二）产业结构测度方法

1.相似系数

相似指数是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提出的用以分析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j代表某产业部门，k表示所分析的产业部门总数， XAj和XBj分别代表A和B两个次区域的第j产业在上一级区域的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SAB 值在0和1之间，该值越大，表示两区域之间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值为1表示两地区产业结构完全相同。

2.区位商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是以区域分工衡量某个产业或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程度的指标。该指标常被用于区分地域分工格局。公式如下：

其中，LQ为次区域内的第j产业相对于其上一级区域的区位商，dj为次区域第j产业的产值，Dj为其上一级区域的第j产业的产值，∑dj为次区域产业的总产值，∑Dj为其上一级区域的产业总产值。次区域j产业相对其上一层次区域具有比较优势则为LQ﹥1，LQ﹤1表明次地区j产业相对于其上一层次区域优势并不明显，即该指标越高，说明次区域j产业在上一级区域内具有越强的优势。

3.集聚指数

文中，i（i=1，2，…m）为地区，j（j=1，2，…n）代表产业，〔0—t〕为产业集聚指数研究所选取的时间段，Kji表示 i地区j产业的集聚指数， qjit表示i地区j产业在t时段的产值，Sjit为所研究的时间段内i地区j产业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以Sjt表示i的上一层次区域内j产业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Sjt≥0表明j产业在研究时间段内为扩张型产业，该产业在i的更高的区域范围内处于成长阶段， Sjt<0则表明j产业在研究时间段内为收缩性产业；Kjit≥1表明在i区域内j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更高级区域内j产业的发展水平，其在更高区域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0≤Kjit≤1 表明在i区域内j产业虽然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低于高级区域内j产业的增长速度，因此不具备比较优势，Kjit<0则表明相对于i的上一级区域，j产业已经出现萎缩。

（三）测度结果及分析

1.工业结构重型化突出

根据长春、吉林两个地区的37个产业的数据统计，得出了长春、吉林地区处于成长时期的优势产业区位商、增长速度和集聚指数，如下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出，2005-2012年间长春市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产业、食品制造业以及金属制品业满足集聚指数大于1而区位商小于1，即确定了这几类产业为该区域内处于形成期的优势产业；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产业的集聚指数和区位商均大于1，属于成长时期的优势产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该时段内长春市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平均增长速度为负值，但相对于吉林省的整体产业状况而言，长春市的非金属制品产业在吉林省内仍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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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由于集聚指数小于1，而区位商大于1，故吉林市的黑金属矿采选业为成熟期的比较优势产业；相反，其余的各产业的区位商与集聚指数都大于1，故这些产业均为处于成长期的比较优势产业。

长、吉两市的优势产业不能仅凭区位商与集聚指数计算得出，还要综合长、吉两市资源条件与经济发展需求来确定。发展优势产业成为了引领两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从行业优势及成长情况可以看出，长、吉两地均以重工业为区域产业发展的重心和基础，且随着两地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处于成长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重工业化的结构特征会表现得更加突出。

2.产业结构趋同，实力不尽相同

产业结构趋同是指区域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子体系（子部门） 构成，以及子体系所处地位、子体系间关联趋于相同或相似。本文计算了 2005 年到2012年长吉两市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其值始终在0.47—0.64之间，说明长春和吉林两市的工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尽管长、吉两市的产业结构相似，但相同产业的实力不同，在区域内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长、吉两地均为比较优势产业，其在2012年的区位商分别是1.41和1.01，该行业的实力状况显而易见。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在长春市及辖区为比较优势产业，长春市所属企业的产值一般占吉林省该产业总产值的95%以上，而吉林市辖区内该行业产值仅为吉林省的2%左右。即使在全国范围内，长春市辖区的汽车制造业也具有极强优势。显然，长春市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极强的优势产业。

3.核心产业单一

由于长春和吉林两个地区均有很强的重工业化倾向，因而核心产业过于单一，如交通运输制造业产值约占长春市地区生产总值的74%，而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和非金属制造业在内的三个产业的产业增加值占吉林市所辖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这种产业结构现状将会成为阻碍两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桎梏。

4.地区间产业发展不均衡

作为吉林省最大的两个城市，长、吉两市经济产值接近全省1/2，且由于长春市作为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外界政治和经济联系紧密，各种经济要素不断向其聚集，具有独特的产业发展优势，以至于长、吉两市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同时，周围的县市与两市的市区产业发展的差距偏大。两市之间、以及两市市区与其周围的县市之间的产业发展不均衡也说明今后长、吉两市及周边县市间要加大交往与联系，以便于开展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二、长、吉两地产业结构弊端的制度因素分析区域的产业空间布局与规划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非正式制度桎梏

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价值观念、伦理、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等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及各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8]。通常其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及最高准则。

创新与冒险精神缺乏是本区域内传统意识构成中较为显著的特质，也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雷同的思想根源。在经营区位和行业选择中，企业经营者更偏好立足于家乡，立足于传统行业。绝大多数经营者认为对环境与行业的确知能更好地规避不确定性。在风险与利益的权衡中，缺乏冒险精神形成了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导致了过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现象显著。况且“非正式约束”制度是在社会活动长期渐进式反应与调整中形成的，因此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加形似。

（二）行政管理体制缺陷

伴随着“计划”到“市场”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在逐渐打破了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单一利益格局的情形下，追求所辖区域利益最大化成为其目标，从而使得多元利益格局被日益建立起来。在个体理性的引导下，低水平重复建设情况日益突出，区域间的产业结构雷同也由此形成。对经济整体来说，产业雷同是低效率的生产安排，但相同产业却在各自区域为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在“隶属税”的制度安排下，经营区位的转移必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源和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阻碍产业跨区域转移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众多干预企业区位选择的手段。所以说，跨地区投资、兼并与重组企业行为的主要阻碍之一正是地方政府。这是在约束机制不健全与行政区划背景下，具有个体理性的地方政府所做的必然选择。

行政区化导致了“诸侯经济”。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主体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稳定，并在不同个体之间变得相似，因此“诸侯经济”格局又在各级地方政府相似的行政行为选择中被强化。 曾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区域间竞争发展模式已成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中的阻碍，尤其是以GDP为重要指标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更强化了行政管理体制缺陷在区域协调中的阻碍作用。

与行政区划体制并存的是区际经济事务管理职能与区域协调发展所需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乏[9]（121）。缺乏对区际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就很难调控区际关系，从而使得明确地方政府的权责、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协调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关系也就无从谈起。总的来说，行政体制的不健全，形成了在区际间优化整合中的地方政府阻碍效应。

（三）市场经济制度障碍

市场制度缺陷的第一方面为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缺陷，如有限理性、垄断、不完全信息及外部性等均为资源自由流动的阻碍，这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质。二是我国市场化程度低，这是经济转型中必然要发生的，而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就会导致在产业空间布局中市场机制运作不灵，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难以实现。如产权制度不明晰导致企业跨区域投资中政府过多地介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被政府职能所挤占，以及地方政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采用政府职能如税收支持等，阻碍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的区际之间的自由流动，即政府职能导致市场机制在产业空间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区域资源配置中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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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利益的形成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尤其在目前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边界模糊，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并行。这是政府越位，是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正式制度缺陷，如行政管理体制的区域协调职能缺失与市场化程度落后等，与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意识形态等形成反馈，相互促进，就会强化区域产业相似、低水平竞争的格局，进而成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制度桎梏。

三、制度重建与长、吉产业协调发展

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强制人们遵守共同的准则，以简化谈判和交换的过程，降低交易费用[10]（51），但是“我们不能担保一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11]（135）。 在博弈论中，制度不同必然导致局中人所采取的策略不同，所以博弈的最终结果也不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行政区划所形成的“诸侯经济”使区域间利益难以协调，加之市场机制固有缺陷、不利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等造成了地区间产业的低水平同构，次区域地方政府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往往伤害了区域整体的利益，即验证了“合成谬论”。同时，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使现有制度安排与产业结构沿着既定路径持续发展，形成路径依赖。所以说，在现实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区域间协作的利益均衡没办法保证，区域间的产业协调自然难免流于形式。因此，构建相应的制度加以约束，通过规范次区域间的相互关系，以制度变迁保证区域产业协调的举措是极其必要的。

此外，相应的激励机制也是必要的。明确的激励机制可以帮助地方形成合理的利益预期，使之能够获取与其自身努力相一致的收益和权利，以形成更加强大的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总之， 制度的选择确立了经济发展方向，规划了经济的增长或衰退变化的方向[12]（98）。没有适当的制度基础，经济活动就难以沿着规划的方向发展。改变现有的区域利益分配制度，有助于构建均衡的区域利益格局，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13]（176）。因此，长、吉两地的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提是构建区域均衡的利益格局，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为长、吉两地产业的分工协作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

具体的制度创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变观念，优化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中国东北最受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观念方面的保守和落后，固守传统观念是东北地区改革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14]（34）。观念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各个环节，在落后的意识形态环境下，正式制度创新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所以从现实情况出发， 切实改变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与传统的伦理价值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非正式制度具有“不成文”、“顽固”以及创新的可操作性差等特征，因此对其变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往往落在了正式制度变革方面。如立足本地的传统通常源于区域外的不确定性与避险心理，所以企业跨区域投资要考虑政府的行政效率。一系列繁琐的审批程序成为了企业跨区域投资的羁绊，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工作方式改革、增强对政府行政职能的监督、加强信息透明度、加快市场化进程是转变企业区位选择观与发展观的关键。

（二）规范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职能

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最优选择是所在行政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这样的选择往往有害于更高层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以，政府行政制度改革首先要打破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职能，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各主体的权益，明确区域内各级政府的权责范围与权力运作模式，建立行政区域政府间交流、合作的协调机制，设置综合性权威机构，负责长、吉产业规划，承担长、吉两地协调发展的区域管理，组织跨长、吉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与处理长、吉区域间利益冲突，为区域产业协调创建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市场体系。要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和市场主体的角度来推进相应的新法律法规的出台。落实以上的转变是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中规范地方政府职责的根本出路。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当前，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得地方政府领导为争取更好的政绩，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内使GDP能迅速增长，而区域间的产业整合与协调发展会使税源重新分配，进而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但即使是有益于所在行政区域内财政增长的整合，效益的显现也很可能超过了在任领导的任期。所以，在行政区划、分税制条件下，GDP指标的引导使得地方政府更热衷于新项目引进、新企业的开办，而这就可能形成产业同构、重复建设与低水平竞争等问题。要消除多元利益格局弊端，首先就要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摒弃简单地以财政收入、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数量等指标考核干部政绩的行政管理体制，要确立兼顾经济增长质量、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在内的考核体系，客观、全面地评估各级政府行政能力，摒弃干部考核与行政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降低各级政府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中的消极作用。

总之，完备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也是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非一朝之力可以完结，需要全社会为之努力。[15]（25）

参考文献：

[1]胡杰武，张秋生，胡靓：《区域产业整合及经济增长研究——基于跨区域并购视角》，《中国软科学》， 2012年第6期。

[2]聂小桃：《都市圈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整合——以珠三角都市圈为例》，《市场经济与价格》，2012年第1期。

[3]王圣军：《从“囚徒困境”看大都市圈经济整合》，《财经科学》，2007年第9期。

[4]陈才：《评<区域整合理论、方法与实践——基于“经济—资源”互补型区域视角>》，《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贺曲夫，刘友金，向云波：《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整合与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刘泽照，王娟丽，田海峰：《区域整合中的地方利益冲突与消解——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西部论坛》， 2012年第6期。

[7]王士君，吴嫦娥：《东北城市组群整合关系及其调控机制》，《地理学报》，2004年第59期增刊。

[8]林跃勤：《体制创新：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中国经济时报》， 2004年4月19日。

[9]李金龙，王宝：《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制度瓶颈》，《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7年第1期。

[10][法]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11]道格拉斯.C.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

[12]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North. 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1991.

[14]王宏：《东北地区的制度创新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5]程淑佳，于国政，王肇钧：《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中的制度因素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刘阳]

中国贫困问题制度变迁因素的分析 篇12

贫困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梦魇, 直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资财富也没有完全消除贫困现象。一般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 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关于贫困的划分,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世界大多数学者、组织和国家赞同并沿用的。前者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 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 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后者一方面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 贫困线水平不断提高而产生的贫困;另一方面指同一时期,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贫困 (康晓光, 1995) 。绝对贫困的计量方法有: (1) 市场菜篮法 (莫泰基, 1993) , 以维持最起码生活所需品种的种类、数量按市价购买需要的现金为定; (2) 恩格尔系数法, 食品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0.6得出的消费支出额; (3) “剥夺指标法” (汤森, 1979) , 从生活形态入手选出“剥夺指标”, 结合实际情况计算“贫困门槛”和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 (4) 函数法 (方卫东, 糜仲春, 程永宏, 2001) , 从统计角度把居民的个人收入I看作是服从分布函数F (t) =p (I≤t) , 然后根据贫困率可得出贫困线。相对贫困的计量方法一般有: (1) 数量比例法, 把一定比例低收入者中的最高收入作为贫困线; (2) 收入比例法, 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 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1/3的社会成员便可视为相对贫困人口。

2 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具有普遍性特点的贫困呢?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论。本文结合现实国情分析引起中国贫困的因素, 说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挖掘其制度根源。

2.1 关于贫困理论研究

2.1.1 马尔萨斯的“公理”和“假定”。

他在《人口论》中的基本思路归纳如下:

(1) 两个公理:“第一, 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 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 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个法则, 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 似乎就是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 (2) 一个假定:“我的公理一经确定, 我且假定, 人口增殖力, 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 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人口, 在无所妨碍时, 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 只以算数级数率增加。”这样结果是, 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速度, 贫困必然发生。

2.1.2 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

资本主义制度下, 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 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成本相对加大, 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 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马克思认为, 失业和贫困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资本积累给无产阶级带来贫困积累的厄运。

2.1.3 纳克思的“贫困恶性循环”。

拉格纳·纳克思 (RagnarNarkse) (1953) 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文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是经济学家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早期成果。资本供给方面, 存在“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循环;资本需求方面, 存在“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循环。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资本形成不足, 阻碍经济发展, 从而长期处于经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中。因此, 纳克斯得出一个著名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的命题。

2.1.4 康晓光的结构性贫困成因。

在农村持续存在大面积贫困的情况下, 中国却在城市反贫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有效地控制了城市的贫困, 把城市的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康晓光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对比了1978年前计划体制和1978年后双轨制时期, 由于一直存在的二元结构及中国城市和农村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的结构性贫困。这是联系中国国情的分析, 这种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直到现在仍有借鉴之处。

2.2 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

引起贫困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为自然原因, 也可能为社会原因, 一般都是二者并存的结果。从定义出发, 制度性贫困是由于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和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决定的生活资源在不同社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某些社区、区域、群体或个体处于贫困状态。

2.2.1 就业制度

1978年之前, 我国的劳动力划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部分, 国家只负责对城镇劳动力包揽就业, 用行政手段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招收、统一调配, 农村的自然就业表现为在生产队领导下劳动取得工分。这种状态下, 表面上人人有工作, 但实际上失业并没有完全消失, 只是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 就业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实现了从国家的控制到推向市场的转变。虽然劳动力要素市场已经逐渐形成并在完善, 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较多的无序、低效现象, 导致失业, 进而陷入贫困。

2.2.2 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前,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 总体上偏重城市居民。农村地区, 社会救济面窄, 救济水平偏低, 而且时有时无。相对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残缺不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并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然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一直存在不健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 经济转轨时期的“真空状态”状态使其功能未充分发挥, 许多失业人员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陷入贫困。

2.2.3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安排是农民权利束的核心部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 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压缩。承包制度开始推广开来改变了农民的权利结构, 即土地归集体所有, 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归农民, 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大量的农民实现向非贫困人口的转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传统土地制度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正在逐步削减, 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逐渐暴露出来, 并逐渐演化为农民增收的制度约束。表现在: (1) 土地产权主体依然不清, 集体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2) 农民的产权残缺, 农户权利不充分、不完备; (3) 土地频繁调整, 承包期过短, 农民失去稳定预期, 对农地投资不足。

2.2.4 分配制度

分配可以揭示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并反映出这种关系背后的各种决定因素。1978年之前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收入高度平均化。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平均分配格局被打破之后, 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分别都呈上升趋势, 全国的基尼系数由1990年的0.343到2010年的0.496, 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 接近陷入“发展中陷阱”的拉美国家。这样的结果是“优先发展工业”、“以农养工”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所致。城乡分配制度中, 按劳分配的“劳”不是一个标准,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素”更是提高城市拥有的知识、资金、信息等要素价值, 而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为廉价物品。二元的分配制度造成农民的财富转移到市民, 农村的财富转移到城市, 农村中出现的贫困乃是必然。

3 缓解贫困:用制度变革转换发展路径

中国的扶贫工作主要是由政府主导, 通过政府制定扶贫开发计划来明确奋斗目标、基本方针、对象及重点、内容和途径以及相应的政策保障和组织领导, 这是政府重视贫困问题的证明和政治承诺。制度变迁引起贫困, 最终要通过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消除贫困。

3.1 就业

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力市场, 是我国劳动就业体制的发展方向。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包括统一的制度体系、高效的信息体系、完善的服务体系。首先, 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是建设和完善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按照制度体系的大框架, 在细节方面进行调整和补充, 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建设按正确的轨道进行, 防止偏离方向而造成无序和混乱。其次, 高效的信息体系能降低就业成本, 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 也降低非自愿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发生比率。再次, 劳动力市场的服务系统还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职业技能开发培训。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对从传统产业转换出来的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服务系统的转业培训来提高专有技能, 这是实现再就业的有效选择路径。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机会, 这对减少城市的就业压力是一个缓解, 同时又增加了农民的总收入。就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又为减少失业有推动作用, 这样良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反贫困斗争的胜利。

具体的, 要从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进行劳动力市场建设。前者包括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尽快实现全国联网的就业信息体系;加强各类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 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等等。后者主要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培育。要从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深化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是就业制度的进一步变迁, 伴随着显性及隐性失业的接触, 也将促进贫困问题的解决。

3.2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要随着市场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

3.2.1 用法律完善制度。

社会主义是法制社会,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 是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使之逐步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 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利用法律的强制力约束用人单位必须参加社会保险, 以法律的形式将职工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明确下来, 保证无单位人员进入医疗保险的行列, 农民工可以享受失业保险, 符合条件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可以有最低生活保障。

3.2.2 实施“做小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

用法律的形式要求各类用工单位都要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 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进行全国统筹, 个人账户资金可以随个人迁移, 社会统筹资金统一归法定部门全国统筹管理, 社会统筹基金不能占用个人账户基金, 实行分别管理。从“现收现付制”改成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做实个人账户。

3.2.3“并轨”操作, 加大社会化进程。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即把隐性失业显性化的“并轨”, 下岗职工的说法将消失。

3.3 土地模式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上期, 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相应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有: (1) 农地国有化, 认为应当农地收归国有, 然后永久租给农民耕种; (2) 农地私有化, 认为只有明确了个人财产才能提高农地利用的效率, 因而主张实行农地私有经营; (3) 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 认为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进一步明晰家庭承包制中的土地产权, 赋予农民长期且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才是现实选择。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现行农地制度框架基本稳定, 以明确土地产权、严格限制承包土地调整、稳定农民预期、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要点。具体讲, 有以下几点:

3.3.1 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

我国现在的很多地方, 土地的承包期很短, 一般为2-3年, 有的是1年。农民缺乏稳定感, 没有预期, 短期的投入也相应减少, 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利用率低等众多后果。土地的承包期30年不变, 有利于农民进行开发性生产及适度的规模经营。

3.3.2 大稳定, 小调整。

针对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进行调整, 优化土地的供给和需求结构, 同时也提高土地的有效利用率。

3.3.3 严格控制预留机动地。

1995年国务院规定原则上不留, 确实需要的也不能超过耕地总面积的5%, 防止可能出现的村干部的寻租行为。

3.3.4 允许土地使用权的依法有偿转让与适度规模经营。

一些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无力耕种所承包土地者可转包给种田能手, 开展适度的规模经营可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增进收益。

3.3.5 增减人口, 不再调地。

提出这一倡议是防止土地频繁调整导致土地过分零碎, 同时增加对承包土地的稳定感。特别是在2005年以后, 国家根据“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 中央财政每年拿出大量资金补贴农村经费支出, 8亿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极大提高。

3.4 分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 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 贫富差距正进一步加大, 这成为关系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 实现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兼顾到公平问题, 是需要一直关注的问题。城市中的贫困一般是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通过财政的收支进行解决。农村的分配公平措施有:首先, 在分配起点上, 使农村居民在进入分配过程之前使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地平等, 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 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在分配过程中, 建立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决定机制, 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两个方面。当前, 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限制劳动力自主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有力保障;在分配结果上, 通过政府的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 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第一次调整。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和再次分配的不完善造成贫困的出现, 随着分配制度的变迁, 将向有助于解决城乡贫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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