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共11篇）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1

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腾飞、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黄金发展期。不容忽视的是, 伴随而来的是利益格局加速调整, 社会矛盾急剧增多。从总体上看, 我国社会基本上是和谐的。但是, 总体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利益冲突, 没有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是不断通过协调利益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来实现利益协调。

1 现阶段利益矛盾的突出表现

1.1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贫富差距问题是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消除贫困, 缩小差距, 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意愿。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实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中国迅速产生了一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 一大批城乡居民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其自身的原因而进入贫困行列, 贫富差距明显加大, 引起了政府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1.2 阶层分化日趋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划分机制, 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出现。

1.3 就业问题日益严重

中国有13亿多人口, 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 就业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必须高度重视。从我们国家目前的就业形势看, 就业问题之复杂, 就业工作之艰巨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未有过的。

2 现阶段利益矛盾产生的根源

2.1 有效供给能力不足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 是一切社会矛盾的终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之所以会存在大量的、有些甚至是很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除了其它方面种种复杂的原因以外,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 有效供给能力不足。

2.2 收入分配方式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收入制度的变革, 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被打破, 逐步进入到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时期, 这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新的分配方式允许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社会成员由于过去所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质与量上千差万别, 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尤其是近几年来, 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 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2.3 政策缺失和制度缺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初次分配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不可能自发调节收入差距, 因此需要政府在二次分配中进行调节和干预。近年来,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差距加大的政策与措施, 如通过实施“三减免、三补贴”等惠农政策以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多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 积极落实优抚对象生活、医疗待遇政策, 大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等等。但是, 这些制度还不完善, 不配套, 执行力度不够。

3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

3.1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的基本原则

3.1.1 坚持民生首要原则

2011年将是中国改革开放33周年。改革开放的33年,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从1978年到2010年, 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9.78%。因此, 如何利用经济增长的成果, 来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已经成为新世纪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反过来说, 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面临严重的制约。因此, 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 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利益协调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3.1.2 坚持统筹兼顾原则

所谓统筹兼顾, 即在社会利益调整中兼顾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个人与集体等利益关系, 做到正确反映和兼顾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群众的利益, 使人民总体受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国家和工厂, 国家和工人, 工人和工人, 国家和合作社, 国家和农民, 合作社和农民, 都必须兼顾, 不能只顾一头”。毛泽东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仍对我们现在协调利益关系具有指导性意义。

3.1.3 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所谓公平正义, 就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正, 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之一, 一般来说, 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 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

3.2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

3.2.1 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机制

经济转型不仅带来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化, 同时也引起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人们往往会出现利益观念的偏差, 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的平均主义利益格局, 对于社会利益分化认识不足;一些人把正当个人利益当作个人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还有些人重利轻义, 甚至唯利是图。要避免和消除这些现象, 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 教育引导利益主体调整心理状态, 树立起获取利益要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观念。

3.2.2 建立健全利益诉求机制

利益诉求是指社会利益主体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利益要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行动。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变革感来自渴望平等的冲动。”党和政府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有责任和义务去倾听各阶层的利益要求, 尤其要在调解不同的利益矛盾过程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公正, 维护弱势阶层的合法利益。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机制, 保证各利益群体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 从而开拓党和政府与各阶层的合作渠道。

3.2.3 建立健全利益监督机制

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行为, 但是从内容上看有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之分, 从获取方式上看有正当获取与不正当获取之分。因此, 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约束, 否则, 非但不能确保利益的协调, 反而导致更尖锐的利益矛盾。法律是底线, 道德是基础, 法律和道德是利益需求和利益行为的调节器和控制器。在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体制错位、制度不配套等原因, 一部分人法律观念淡薄, 道德意识滑坡, 不仅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也使社会利益群体矛盾激化, 因而建立利益监督机制就显得更为迫切。

参考文献

[1]李军鹏.公共服务型政府[Ml.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于咏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3]宫志刚.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2

社会各要素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考虑，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协调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一、行政诉讼协调在审判实践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规定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显露出一些缺陷，突出表现为行政争议解决不及时、不灵活、高成本，一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行政纠纷越来越多、解决难度越来越大的当今社会，寻求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就成为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2006年，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解”。2003年以来全国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2003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88050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547件，占47.2%；2004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2192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3705件，占47.4%；2005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5707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620件，占43.5%。这种撤诉大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进行协调的结果，尤其是法院发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被告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申请撤诉。以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对于及时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规范，审判实践中的协调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可能会使法院丧失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负有权利救济，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但实践中，为了片面追求协调结案，一些法院不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明确判断，不分清是非的“和稀泥”。二是部分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的目的，要么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要么胁迫或变相协迫原告接受和解而撤诉。三是部分原告的司法保护被虚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践中的一些“和解协议”游离于现行法律规定之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诉后，一些行政机关或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协议内容，相对人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其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被虚置。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完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加以解决。

二、行政诉讼案件协调解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有理论依据。诉讼协调，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引导当事人各方尽快和解，从而终结诉讼的行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行政诉讼也是社会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仍是要解决纠纷，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有些情形下，协调所发挥的平息纠纷，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功效是单纯的裁判无法达到的；在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行政主体的适当让步不一定侵害国家利益或者违背法律；行政诉讼协调的结果以法院依法核准为前提，可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

2、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在行政诉讼中要协调好“官民”纠纷，使“官民”握手言和，将纠纷彻底平息。肖扬院长在2007年全国高级法院院会议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把化解矛盾作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了利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尽的司法职责。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 乡村内部利益 政治机制

1、引言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国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为此作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探寻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乡村关系的对策和路径迫在眉睫。

2、当前我国乡村内部利益关系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在推进乡村内部利益关系建设中主要做法：一是创新组织设置，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两委”村民自治模式基础上，设置了以村民为主体的“三会”结构，形成了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的新型组织体系。二是创新工作机制，为统筹城乡的组织领导提供制度保证。三是创新共建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城乡互动、城乡和谐。

我国在乡村内部利益协调的政治机制方面的概况是：

一是村民的参政议政意识日益增强。调查反映，近90%的村民认为所在村社已具备民主选举的条件或对不久后将具备民主选举的条件有信心。只有14%的村民认为没意思、不想参加。

二是部分村干部存在法制观念不强的问题。在 “村干部的法制观念状况”的调查中，村干部法制观念“一般”的有32.9%，没有法制观念的有3.7%。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正是由于相当部分的村干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法制意识问题，往往就可能与村民的利益诉求互为交织，从而使得矛盾显得更加复杂，更难处理。

三是村民的利益诉求在乡村基层解决的意愿薄弱。调查发现，对“村干部是否对群众关心的事情存在敷衍塞责现象”，68.4%的村民认为“经常有或偶尔有”，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不信任，这就会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利益在出现矛盾时，村干部的仲裁身份受到质疑，人们用协商、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取向就易出现偏离。

四是乡村社会内部矛盾的交汇点仍然集中在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方面，村干部自身问题又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对于“你村村干部有欺压村民的行为吗”，74.5%的村民认为“经常有和偶尔有”。对于干群关系，调查发现，64.4%的村民认为“一般和紧张”。现象表明，在当前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较重的矛盾，而且村干部成为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一旦乡村内部利益出现矛盾，由于村干部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其解决问题的中立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反而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利益矛盾更加不易调和。

以上问题已经深刻触及我国乡村内部利益的一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民主权利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干部教育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

一基层政治运作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监督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的造成了对乡村干部的监督容易出现失位、缺位、错位等情况，部分乡村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干群关系、危及乡村社会稳定的隐患。

二基层组织体制不完善，少数基层干部危害群众利益。部分地方对村干部的管理不到位，教育不及时。一些地方的村级组织被家族势力、村痞地霸把持，村级财务、政务不公开，干群关系紧张，歪风邪气盛行。部分部门为其利益，加重农民负担，损害农民利益，引起群众不满、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固。

三部分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个人主义思想膨胀。由于法制宣传不到位，执法管理不到位，使一些干部存在模糊认识，为了维护稳定，对一些矛盾漠不关心，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常处于无人过问状态，致使矛盾升级和激化。

3、建立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政治机制的设想

着力完善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既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也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

1、地方政府的角色期待。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和组织建设工作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权益实现的最大承担者，应充分体现维护地方社会公平的职责，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自身角色，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

2、激励机制的构建。一是对在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中出现的典型做法，进行制度上的激励和推广；二是抓好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的人才隊伍建设；三是给予社会公众一定的实惠，从物质上激励普通民众对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予以支持；四是要积极引导民众的民主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的民主生活方式，在精神层面上有对于所在区域、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需要。

3、推行部门联社区帮扶制度。一按照“领导责任到位、工作指导到位、资金物资到位”的要求，通过将职能部门性质与具体社区发展性质进行比较研究，确定驻点工作的规划和经济发展项目。二根据帮扶社区的实际需要，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每一个工作组成员的特长和优势，真正帮助基层群众致富。三着眼于社区实际和居民的长远利益，帮助基层群众找准发展路子培育经济增长点，增强社区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

4、建立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的协调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逐步建立起政府与基层组织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建立基层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基层组织在基层事务的治理上实行分工合作。三是建立基层组织与公众间的协调机制，让基层组织通过协调机制知道基层老百姓的切实所需，增强社会公众对基层组织工作的认知，降低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感。

参考文献：

[1]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

[2]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3]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5）

统筹协调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篇4

一、当前利益关系不协调的主要表现及其根源

(一) 当前利益关系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新时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相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单一公有制形式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转变;等等。这些变化引起了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从而使利益主体由单一走向了多元化, 产生了利益多元化基础上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的不协调的关系。当前这种不协调的利益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各种不和谐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 表现为利益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抗程度增强、处置难度加大等。从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 绝大多数是属于经济利益问题。由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 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 利益关系不协调的根源

1. 与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 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3000美元, 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显现和深化阶段。而且我们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 实质上是社会利益关系和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 这就使得由利益的增减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也随之增加和突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 大量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集中在利益关系上, 利益关系的不和谐引起的矛盾成了社会矛盾的核心性和主导性矛盾。因此, 利益关系的不协调, 收入差距的拉大, 是与我国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 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客观必然性。

2. 与市场竞争的条件和机会不平等有关。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改革不到位, 旧体制弊端没有完全打破, 公平竞争的格局没有真正形成, 比如农村户籍人口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均等待遇问题、不同行业在公共资源占用和发展环境方面面临的不公平问题等, 基本上就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二是改革以来某些政策的不完善、调整不及时, 形成了竞争条件和机会的不均等, 比如区域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竞争条件的不公平问题等。

3. 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不完善有关。

即使竞争的条件和机会是公平的, 市场竞争的结果也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为了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和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 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和制度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比如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遗产税政策等。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这些制度, 但或者由于政策本身的不完善, 或者由于执行过程的不力, 未能达到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目的。比如, 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的所得税通过工资扣缴, 一般都能做到如数纳税, 而在收入较高的私营企业主、演艺明星等群体中, 却存在着严重的偷漏税现象。

4. 与保护困难群众权益的制度不健全有关。

各类工程的移民拆迁补偿问题、城市旧城改造中的移民拆迁补偿问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对老职工的补偿问题等等, 是近年来利益矛盾较为突出和对社会和谐稳定影响较大的领域。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策本身制定得不尽合理, 标准偏低, 难以补偿受损群众的损失, 或不同补偿标准之间差距过大, 形成心理不平衡;二是一些地方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缺乏必要的协商和沟通, 致使矛盾激化。

5. 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到位有关。

为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必须建立必要的补会保障体系, 以保证困难群众能够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人格尊严。面向困难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基本教育 (包括基础教育和必要的就业培训等) 、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的住房需要等。如果这方面的政策和服务不到位, 就会使得困难群众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产生不满情绪, 不仅影响社会的和谐, 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6. 与各种违法腐败问题有关。

由于行政体制改革还未完全到位, 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不仅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 而且自由裁量权过大, 由此导致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违法腐败行为, 这也是造成社会利益关系失调、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重要因素。

二、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一) 要把统筹兼顾作为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

各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推出, 要注意统筹规划, 精心设计, 充分考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 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众的利益, 切实找准大多数群众共同利益和不同方面群众具体利益的结合点, 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 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体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 使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大多数群众所共享。

(二) 要把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作为协调各利益关系的主要途径

1. 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

起点公平与机会均等是最大的社会公正, 只有机会均等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造成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虽然较为复杂, 但主要是“机会不均等”。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 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 更加令人无法忍受。人们常说, 不怕贫富差距, 就怕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和手段不均等和不公平。仅仅解决贫困问题, 使其有饭吃, 有衣穿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性就是人人机会均等, 是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和机会实现过程的平等。要迅速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首先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公正、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 为所有社会成员创造机会均等和公平的致富条件, 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 坚决惩治腐败、打破垄断。只有这样, 才能遏制贫富悬殊的恶化, 激发社会的活力, 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质量, 建立起法治、公正、健康的社会竞争环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

2. 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

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 就可以发现,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巨大变化相对应的, 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 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 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 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某些不公, 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 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 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 建立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的机制,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利益表达方面的功能,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

3. 有效的民意调查制度。

特别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和利益诉求的调查与了解, 及时掌握利益关系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权力机构特别是政府应建立起同社会成员进行充分沟通的各种渠道, 降低社会成员参与的门槛, 主动为社会成员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 避免由于信息的缺乏倒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缺失。一方面, 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应当是畅通、广泛和充分的, 力戒信息不对称现象, 避免社会成员基于错误判断而形成的种种错误行为。另一方面, 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方式应当是理性、合法的。为此, 需要把群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4. 合理的利益调节制度。

公正和公平的分配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由于社会成员的能力不同、面临的风险不同以及机会平等准则难以有效实施等, 所以, 在初次分配之后, 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必定客观存在。对这种差距如果不加以调控, 长此以往, 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将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要抓紧完善分配制度, 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而在政策和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 前提是规范收入分配制度。对此, 党的十七大做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报告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 强化税收调节, 打破经营垄断, 创造机会公平, 整顿分配秩序,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十七大的各项制度安排落到实处。

5. 健全的权益保障制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长期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 必须依靠制度的支撑。这就需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近年来, 在制定了同社会成员切身物质利益息息相关的《物权法》等重要法律之后, 又新制定和实施了与社会成员劳动保障权益息息相关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重要法律。在现阶段, 主要是宣传和贯彻《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 要特别重视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有效保护, 如社会成员就业权利的保护、劳动安全条件的保护、劳动收入权利的保护、同工同酬权利的保护等等。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还应建立健全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 为社会成员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健全各类代表劳动者和社会困难群众权益的组织, 从而使他们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69

[2].列宁全集 (第16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3].张军扩.构建和谐社会与利益关系调整.求是, 2007 (7)

[4].马颖章.和谐社会构建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先驱论坛, 2008 (19)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5

当古典自由主义的伟大旗手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正处于“伟大转折”之中的英国社会的一个最为普遍的观念是每个个人的每一笔收入都将导致另一个个体相当的损失，而亚当・斯密则以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极其雄辩地驳斥了这一流行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中以宣言式的笔触指出社会中存在一种自发协调的秩序，能够将个人天然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追逐私利的欲望引导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努力，这种努力甚至比个人想为增进社会利益而采取行动时更为有效，并且在这一原则下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这种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标，以竞争为经济运行基础动力的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看来其实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市场可以在无需国家等外部力量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地调节一切经济活动，使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配置，基于财产私有和自由交换之上的市场制度同时保障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但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却远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描述的那样简洁流畅，市场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出现的失灵使自由市场论者的观点备受批评，而求助于国家或政府对市场运行进行人为干预的干预论者则受到“政府失败”的困扰，这也就便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经济学中争论的永恒主题之一，但似乎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政府补充市场不足、政府替代市场、政府增进市场等形形色色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二元论”使我们不得不“要么在相对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或不充分的市场间进行选择，或者在相对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注：[美]查尔斯・活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文版，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现代经济理论在以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精致的数学模型充分论证了市场经济无与伦比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优点之后，又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据充分分析并论证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这让我们似乎认为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但正如黑格尔所言：“熟识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是因为它是熟知的”(注：[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上卷，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市场并非是自足的，国家也非万能的，基于“二元论”之上的两者关系也不足以揭示市场经济的实质。我们对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中人类行为的系统性认识还极为有限，但我们仍然试图像开创经济学的先哲们那样从人类行为及其结果中重新认识我们所熟知的市场经济。

一、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市场经济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扩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任何历史阶段和形态中都必然面临的挑战。虽然有学者在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前提进行研究后认为市场经济的出现几乎可被视为历史演进中的偶然事件，但历史却勿庸置疑地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能最为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从而缓解上述矛盾的经济组织形态，市场经济虽然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有限资源和人类无限需求间的矛盾，但这仅是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的，市场经济社会内部则分布着无数的有不同需要、偏好和利益的个人、群体和阶层。面对仍然有限的稀缺资源，当不同的个人、群体和阶层试图占有有限的稀缺资源时就往往不得不面对正在做同样努力的其他个人、群体和阶层的影响，矛盾和冲突在各自逐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解决稀缺资源占有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个人，民族乃至国家间的武力冲突或战争，这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冲突解决方式;另一种是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以互利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相互馈赠或交换各自的产品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稀缺资源的共享。这两种冲突解决方式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正如希克斯所言的由习俗经济逐渐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正是后一种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资源占有冲突的有效途径而不断得到发展。

市场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总和，为相互影响的市场活动主体提供了将他们的逐利活动的外部性影响内部化的一条途径，但分工合作的发展和频繁进行的交换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了。随着市场发展和市场经济逐渐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相互依赖性这种“双方既合作又冲突”(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的情况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要了解这种广泛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本质的意义，就必须先了解相互依赖性的来源及其影响。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么忽视相互依赖性研究的意义，要么则视之完全被包含在要素所有制和市场竞争中，缺乏对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相互依赖性的完整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济物品的特性包括了非相容使用性，规模经济、共享性、排他性，交易成本，剩余及波动性供求等(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给定的经济物品都会涉及这些特性中的一种或几种，而这些特性可被视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的相互依赖性的源泉。这种基于物品特性之上，人类社会固有的和无时不在的相互依赖性很大程度上取代并扩展了传统经济理论中较为狭隘的“外部性”概念，成为市场经济社会无处不在的“广义外部性”，并且可被归纳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基本相互依赖性或外部性：

(一)技术性的相互依赖性

当一个厂商的产出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生产因素，还依赖于另一厂商或厂商群体的产出和投入，或者一个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不仅仅依赖于他自身的消费选择，还依赖于他人的消费选择时，在这些情况下厂商之间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技术性的相互依赖性。技术性的相互依赖性的主要来源是物品的非相容使用性和共享性。

“有一个或多个非相容性物理用途和使用者的物品被称为非相容性使用物品”(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由于资源总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稀缺，所以一种物品用于一种用途就相应减少了其他可能的产出，或者被一人使用后就相应减少了他人使用该种物品的机会，这就容易导致由相互依赖性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尤其当多个个人和群体试图得到具有非相容使用性物品或因不同偏好而试图将其用于不同用途时，非相容使用性物品如果具有较低的排他成本，例如食品、医疗服务等纯私人用品，则较易于通过市场定价来实现帕累托改善性质的交易以协调非相容使用中的冲突。当非相容使用性物品具有较高的排他成本时，例如专利、市场份额、拥挤的海洋渔场等，具有依赖关系的各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将大大增强，高排他成本物品的非贡献使用者即“搭便车”者的存在会影响到此种物品的供给，导致供给不足的矛盾出现，出现贡献者即有权使用物品者与非贡献者即无权使用物品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公共资源破坏性耗竭的相互依赖的两难困境。

共享性物品是指可以被多个人共同享用而每个人的享用效果并不降低的经济物品。纯粹的共享性物品即纯公共物品如国防、非拥挤的公路如同纯粹的非相容使用性物品一样并不多见，但市场中大部分物品都具有一定程

度的共享性及消费的外部性。由于个人和群体间对于共享性物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偏好，从而导致在共享性物品供给数量及质量上的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分担上的冲突，同时，由于除国防这样极少的纯共享性物品是完全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的，大部分物品都只具有有限的共享性，这样就出现某人或群体对物品的可用性程度依赖于他人对该物品可用性的制约的冲突可能。

(二)价值性的相互依赖性

与技术性的相互依存性不同，价值性的相互依赖性主要源自物品特性对交换价值的影响，即“当物品的交换价值被A的市场选择所影响时，A的选择对B的机会的影响被认为是金钱性质的，尽管物品仍然完好，但它与其他物品的交换能力受到影响。A和B之间不需要物质上的接触，这是一种影响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地接触”(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导致价值性相互依赖性的因素主要有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外部性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及供求波动等。例如，在一块土地上修建大型的购物中心、文娱设施，花园广场等都可能导致周围相邻地域土地价值的上升。而化工厂，垃圾处理场等的修建则可能导致相邻地域土地价值的下降。这些因素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导致个人或群体的收入或资产价值依赖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有效偏好及其行动，例如对规模经济物品的需求，偏好多样性选择的消费者将限制没有多样性偏好的消费者获取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低成本好处，这将导致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的相互依赖性的存在，使得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的每个个人和群体的实际机会集的大小还要取决于相互依赖的其他个人和群体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个人逐利的结果皆取决于其他人的选择，传统经济理论中完全的私人产权和完全的个人自由几乎是不存在的，由所有权所界定的个人机会集从而也只能是名义上的了，从而产生了交换经济中既合作又冲突的根源，如何协调由各种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所导致的不同关系，促进合作，减少冲突是人类社会所有制度所必须面对的和存在的理由。传统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和干预论者都将这种协调功能完全赋予市场和国家或者两者组合，但不论是市场和国家以及两者的组合都因各自的局限性而不可能充分完成如此复杂的协调工作。

二、以市场和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协调手段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发展的最为成熟的阶段，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市场的烙印。自由市场的无限魅力就在于，它看上去可以通过市场参与者在一系列的市场网络中自由表达竞争性的个人利益，并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和交易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可以说市场上的每一次交易行为都是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者看来，市场能最为有效地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冲突中创造出某种和谐的结果。但事实并非人们意愿中那样的美好，由于经济中的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市场主体也远不能做到完全理性，市场也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是充分的和完全的，以价格机制为中枢神经的市场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信息。市场在促进相互依赖的个人和群体之间进行分工合作方面无疑是取得了任何非市场组织形态都无法比拟的极大成功，但现实中的市场由于并不具备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设想的“有效市场”的全部条件，因而在解决人类相互依赖性所致的矛盾和冲突方面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即广泛的市场协调失灵。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达到受约束的帕累托最优，但承认市场在面对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提供时可能出现失效。因为按照最能体现自由市场精神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有同时满足存在足够的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按竞争规则行事及市场上存在均衡状态三个条件的市场才是有效的。但正如斯蒂格利茨对作为市场有效假说的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批判所表明的，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广泛存在着市场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市场失灵就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和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等狭隘范围，而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无处不在。基于上述认识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在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时、个人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外部效应，该效应是其他人所无法预料”(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3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

传统经济理论中所承认的市场失灵的四个方面即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供给都是人类相互依赖性的较为明显的表现，具体地说是相互依赖性所致的冲突的较强表现形式。但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仅凭价格信息无法协调这些冲突即由冲突走向合作。事实上，处于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大量利益冲突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而无法通过交易使利益内部化。市场的不完备说明市场经济中没有足够的市场以便如果任何经济行为者关心某一个和另外的至少一个经济行为者相互作用的某物有一个相应的市场和价格。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应能为任何物品提供交易市场以使利益内部化成为可能，而不论该物品是黄油、工厂排放的废水或国防开支。第一种物品涉及非相容使用性，第二种物品涉及交易成本，第三种物品则涉及共享性和偏好差异。第一种物品作为排他成本较低的纯私人物品，其市场和价格是较易于获得的;而第二种和第三种物品分别涉及交易成本和高排他成本，要获得这类物品的价格是相对较为困难，市场也难以形成，而没有各自的市场，经济行为者就可能无法使别的经济行为者获悉可以使双方都得到改善的互利的交易。

市场的不完备性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交易费用来说明，而经济行为主体获取信息的费用则是构成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造成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市场不完备(如风险市场、期货市场的不完全)的重要因素，完备市场与完全信息的假设是相矛盾的。如果各种不同特性的物品、不确定性风险损失和收益均存在市场的话，则绝大部分的交易将在市场内顺利进行，外部性将在市场中得以内部化，合作将更大程度上取代冲突。因此，可以说市场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将是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常态，人类相互依赖性所形成的合作与冲突只能部分地由市场来进行协调，虽然市场已被证实是最廉价和有效的协调机制。

国家作为对“暴力潜能”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在市场基本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作用是任何组织无法替代的。然而，围绕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有条件的“看不见的手”，即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国家应是市场失灵的矫正者，在市场失效的地方替代市场发挥作用，但市场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无条件的“看不见的手”，即认为虽然存在市场失灵，但政府失灵远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私人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也解决不了，因而政府只是产权和秩序的维护者，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要干预市场经济运行。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无条件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是有条件的“看不见的手”，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样两点：(1)国家所拥有的不同于任何组织形式的权利即强制力，使之在解决由人类广泛的相互依赖性

所致的冲突中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一些由于市场自身局限性如过高的交易成本而无法纳入其中的活动;(2)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信息不完全的困扰，国家基于其强制力而可能在信息的获取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信息优势一方面是基于市场信息之上的，另一方面则仅是在某一方面相对而言的，因此，国家并不具备替代市场的完全信息优势。例如由于在共享性物品中具有高排他性成本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市场难以解决供给者与“搭便车”者之间的冲突而可能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而国家所具有的强制性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的制约，国家并不能完全了解公共物品供给的最适数量和质量以及使用者对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偏好，从而也难以确定合理的成本分担，其他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又如，国家在面对规模经济所可能导致的市场垄断而引发的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可以采取反垄断的强制措施，但由于不能得到有关市场损害和厂商成本的必要信息，干预政策常常导致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

由于信息不完全且有成本，这是造成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冲突大量存在而很多潜在有利合作无法实现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世界经济关系日趋复杂，联系日趋紧密，信息量呈指数级的爆炸式增长，信息不对称及“噪音”信息的干扰，使得市场虽然在处理高度复杂互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然受制于信息成本等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而不能更好地解决所有人类相互依赖性所引起的冲突，促进更多的合作。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优势。但同样由于对成本、技术偏好等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其在通过公共决策促成合作以解决某种冲突的同时又可能形成相互依赖性的其他矛盾和冲突。可见，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中以市场和国家的“单选”或“组合”在协调相互依赖的人类合作及冲突中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需要我们以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为蓝本，超越“二元论”去重新认识这个我们曾以为熟知的“市场经济”。

三、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协调之上的市场经济

人类社会现实的经济运行之所以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幻想的鲁宾逊・克鲁索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广泛和复杂的相互依赖性的存在，分工和市场的发展使这种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市场带来了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分散的信息、分散的决策和不完整的产权，合作和冲突就一直相互缠绕，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小到偷窃大到世界大战的冲突不断，但合作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生息繁衍的基石。市场机制作为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在促进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使个人乃至民族放弃了相互劫掠而转向有序的贸易。但市场也并非全能的，即使在国家提供了市场运转所需的必要的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之后也仍面临着前述局限性的制约而不能将一些潜在的合作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对一些基于市场局限性之上的冲突无能为力，国家适时地利用其在某些信息及组织方面的优势在市场运行有较高交易成本的领域替代市场来促进合作和化解冲突。从人类广泛的相互依赖性来认识市场和国家的作用就会发现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协调方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市场主体自发的相互协调，而后者主要表现为一种单方面的协调和控制，但两者都属于整个相互依赖的社会协调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经济是否真的仅由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协调手段所组成，是否如有学者所言“无论何时，只要政府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创造性的平衡被打破，其中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其结果不是造成无政府状态就是极权主义”(注：[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中文版，2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寻求一个最为适当的平衡点，最大限度地促进合作，减少冲突，除了市场与国家两种协调力量的互动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第三种协调力量即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协调作用。

“协调”的含义在青木昌彦看来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问题”(注：[日]青木昌彦等：《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中文版，87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可见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是协调机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市场和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协调过程中都同样面临着由不完全信息约束造成的协调失灵问题，而大量存在但在经济学领域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市民社会”组织则在弥补市场和国家协调失灵方面发挥着广泛而有效的作用。社会并非仅仅存在纯粹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中还包含着大量由个人间互动而形成的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利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从而在社会中形成特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阶层利益以及公共普遍利益的分离。

市民社会真正成熟于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多元权利竞争的西欧，这使市民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协调不同利益冲突的重要机制。“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和不同研究角度下有不同的内涵，也有“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不同译名，在这里“市民社会”被定义为市场经济中连接个人与国家、纯粹私人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并作为较小范围特殊公共利益代表的特殊公域。具体而言，“市民社会”是指个人为获取利益剩余自发，自愿结合而形成的独立于国家的人际关系协作共同体，包括民营企业、私立学校，工会、独立媒体、中介机构，民间社团和协会等民间组织。长期以来，“市民社会”组织被视为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研究的对象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将其与传统市场理论中原子式的市场个体混为一谈，对公司这一长期被视为“黑匣子”的内部资源协调配置和利益分配的组织的研究也仅在近期兴起，对其他市民社会组织的研究尚处于零星进行阶段。在政治学领域中，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被视为有效制约和抗衡国家权力扩张的重要途径。而在传统的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二元论”中，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总是对国家抱着深深的恐惧，认为市场总是容易遭受国家的侵害而想方设法从宪政等角度试图严格限制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对国家权力进行基本限定后有效制衡国家权力肆意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来自市民社会组织的壮大。市民社会本身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必然产物，体现了群体和组织内的认同和协作，在内部信息共享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协调成员间的合作和冲突，减少市场交易频度大幅增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以及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在市场上实现的潜在交易可能，同时社会组织的协调还可以使国家将协调的努力集中于一些公共利益协调之上，减少不必要的和繁琐的市场干预行为，从而减少干预成本并降低由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不当干预所致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正是由于正视了组织作为经济活动

协调者的巨大作用，赫伯特・西蒙才勇于面对新古典经济学试图用竞争性市场、私有化和效用最大化等构建的解释性框架解释人类所有行为时，大胆地指出：“今天，由于组织的发展，我们不是生活在市场中，而是生活在组织经济中，至少是生活在组织活动压倒市场活动的‘组织―市场’经济中”(注：张铭：《在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之间―H・西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2)。)。

四、结论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6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

近年来，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趋势，也为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入，可以说是经济领域内其他行业无法相比的。尤其房地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劳动力市场，为社会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虽然房地产经济市场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如金融危机等市场经济的冲击。对此，只有探寻房地产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才能更好地推动二者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一、房地产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房地产产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同时其自身特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社会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基础要素。所以和其他产业发展相比，房地产业一直呈现出高速发展趋势[1]。尤其其他行业如服务业、流通业等会因房地产开发投资而带动业内领域活跃，促进经济发展。房地产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中有一席之地，主要因为在某个阶段，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体系中的一部分通过技术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带动了相关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由于我国正处于后工业社会，大力推动第三产业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房地产作为第三产业中的关键部分，积极推动房地产业发展可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还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集聚效益。所谓聚集效益指在地域空间上各种群体和人群集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城市集聚效益的多少与房地产产业提供的用地及相关结构质量都有紧密的联系[2]。除此之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处于经济发展中，住房问题是人口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人群最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每个人都拥有房地产是不现实的，再加上农村不断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导致对住房需求以一种长期、持续的趋势呈现。要满足上述需求必须要发展房地产行业，通过其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和经济发展。在房地产投资建设过程中会涉及木材、钢铁、水泥、砖块、家具、装修业及运输、服务业等方面需求，因此对国民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二、房地产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

（一）受泡沫经济影响

泡沫经济，即持续膨胀的相关经济交易和过渡增长的虚拟经济引发一系列如投资交易、地产价格、金融证券等不正常经济交易现象，此阶段的经济呈大势增长状态，然而这种经济表面会蒙上了一层虚假之风，一旦这层泡沫破碎，必将会引发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房地产受泡沫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地产价格方面，土地价格由于市场需求无限性和稀缺性会出现虚涨，即泡沫经济。此外，在房屋空置方面也体现出泡沫经济;商品房在房地产交易中一直处于火热趋势，如果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中，商品房超过部门供给增长和市场需求，那么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泡沫经济。相关国际数据经验规定，正常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0%，反之，会引起严重的供给过剩，形成泡沫经济，房价大跌，经济混乱，社会动荡[3]。

（二）价格和价值的相违背

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如果价格偏离了价值，则会引发更大的变动。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就是市场规律的表现，虽然为我国房地产经济为我国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也产生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迅猛飙升，也逐渐出现开发商不合理占地、炒房团等现象，导致房地产价格激增，从而违背于社会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持续、稳定等目标。若房地产价格属于供不应求现象，就符合市场经济规律[4]。

（三）涉及节能环保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直倡导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和房地产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下土地资源被大量侵占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如果不能建造环保住宅或低碳住宅汇报被占据的土地资源，除了和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违背，重点在于无法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脚步。目前，我国房地产在开发低碳环保住宅数量方面占据比例较少，因此，只有贯彻实施節能环保的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更好的发展。

三、促进房地产经济和社会经济相互协调措施

（一）完善土地政策

土地是房地产开发的源头，其供应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中且要和市场需求相吻合。土地价格与房价二者互为因果。从近几年情况得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地价在当地房价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可以说土地供应的调控对房价的调控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要想保证地产土地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构、布局均衡就要完善相关土地政策。从法律上讲，国家是分发综土地的管理者，而在实际中中央政府会委托地方政府行使土地所有权，然而各地政府都存有相对独立的地方利益目标，土地收益会归土地使用者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会占据太多的份额，因此，土地所有者是地方政府。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提高政府对土地市场调控能力的有效方式，应从不同方面完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首先掌握市场信息;土地市场信息包括出让计划、年度土地出租、土地储备数量、土地出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可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土地有形市场进行土地交易。其次垄断一级市场;土地储备机构应做到统一收购，统一开发及统一规划、出让等，有利于保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顺利实施，使土地更为集中化，减少炒卖地皮现象。尤其政府在对一级市场垄断后，可以在开发、规划、出让过程中城市土地产生的增值部分归于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5]。

（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监管力度

政府在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应严格控制监管房地产市场的金融秩序，对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进程、贷款规模及偿还能力进行深入监督，控制房地产领域中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并调整银行产业结构。政府还应在银行有关业务方面加大投入规模，打破银行传统贷款模式，尽可能的减少房地产经济中一些高风险业务对房地产的危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得知，银行系统是支撑我国房地企业的土地购置和开发资金的重要来源，占据60%，由于市场果然，部分地区存在较高的投资风险，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下跌，进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房地产将会大幅度贬值。除了上述总的建议外，在房地产金融市场监管方面可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商业银行住房贷款监管;加强个人按揭贷款的审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加强对已放贷款的监督管理。针对个人出现的不良信用行为，必须付出高额成本且限制后续经济活动。完善信贷法律，不断加强对违约、失信的惩处，尽可能的从法律上保障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其次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监管;监管部分应对银行实施严格的贷款审核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对房屋的抵押物价值和潜在的风险给予动态评估，测试重点地区房贷压力。要求各地健全房地产信息公开机制，加快完善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第三营造良好监管法律环境;健全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加大信息透明度，保持地方检察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自主性。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在房地产业中的收益，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产业的过度干预，给予地方政府充足的行政成本，尽可能地从源头上消除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有限理性合作，为房地产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过度集中的产业链会形成垄断趋势，导致反竞争效应，从而损害社会的净经济福利[6]。所以政府会出台一系列组织政策刺激或鼓励企业进入来制止垄断现象的发生，并制定如反托拉斯法等政策抑制大型产业成为垄断企业，然而目前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房地产显然不太合适。从目前我国情况分析，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的比例，但增长速度不宜过快，应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投资建设的同时拓展房地产业的流通和服务领域。我国房地产业应选择由物质资本拉动型向服务推动型模式转换，调整好市场、产品、产业等方面结构。我国目前多数城市已经对二手房市场给予了开放态度，然而交易却不理想。此房型的消极市场状态会我国住宅市场上的消费需求起到制约，压抑了居民现实消费升级的欲望，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行。因此政府规范二手房中介服务，简化交易手续，促使其未来市场结构更完善。此外，要建立开发土地供应科学决策机制，要改多头决策为集中决策，改财政余缺驱动为强化市场调节功能，改无计划供给为定年度供给总量、定功能用途比例、定区域开发强度的有序供给。在社会化、市场化条件下搞城市建设，一切建设规模的确定，都须接受市场规律的调节。中心城区已立项和动迁的旧城拆迁项目要先抓收尾，新的扩展要根据市场状况适时推进。

四、结语

总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其发展也为我国市场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通过本文研究分析所得知，房地產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和社会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协调矛盾，因此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房地产经济，使其发挥出积极作用，尽可能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带动市场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爱玲.论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协调问题[J].中国电子商务，2014，（02）：186.

[2]朱浩伟.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J].经济视野，2013，（18）：55-55，57.

[3]易俊.论城市规划与城市房地产开发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J].房地产导刊，2014，（03）：12-12.

[4]肖丽红.刍议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J].科技创新导报，2013，（11）：232.

[5]黄海平.分析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J].华人时刊（下旬刊），2014，（07）：53-53.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篇7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概括地讲, 从古代到近代, 从近代到现代,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使用手工工具获取生产及生活资料和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这样两个阶段。目前, 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

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阶段是使用手工工具对抗自然、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了从人类产生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前的原始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这一阶段中人类处处受自然力量的控制和支配, 以调整自己的活动适应自然为主。起先, 人们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存的环境而迁徙, 当人类的某些集团碰到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时, 他们就定居下来发展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富饶的大河流域, 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的工具, 无论是石器、金属工具, 或是复合的手工工具, 甚至是简单的机械装置, 充其量只是初步延长了人的肢体, 只能以人的体力劳动为主要动力基础去作用和改造自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类衣食住行的初级必需品, 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自然界影响微小,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冲击很难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 所以此时自然生态系统凭借自我调节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平衡。总之, 在人与自然关系矛盾与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中, 自然居于主导地位, 人类在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自然力面前, 更多的表现了其受动的一面, 处于严重的依赖、屈从和被支配的状态中。

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阶段是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时代。这是人的主体性突现的时代, 人的能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革命性变化, 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支配地位空前提高。

伴随工业时代的来临, 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大大提高, 对自然的干预逐渐增强, 以至强大到成为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伴随着近代历史所发生的两次科技革命,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依靠被建立起来大机器生产系统, 人类开始突破自身自然力的限制, 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界的被动依赖, 创造出大量人工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由利用地表资源转向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资源, 使不可再生的地下资源———矿产资源纷纷进入了生产过程, 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资源。

但由于人类盲目发挥其能动性, 人类自身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开始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人类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土地荒漠化、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等, 严重危害了人类的健康, 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使用高新科技成果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 在取得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的同时,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现代社会, 人类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关系, 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高度增强和发展的同时, 人类开始注重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面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过去人们片面地强调了自己在改造和征服自然过程中所拥有的主观能动性, 向自然界无度索取, 却忽略了人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 也有受制约的一面。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 人在自然界里能获得多大的自由, 不单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还要取决于人类对自己的受动性的认识程度和控制能力。人类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背景下, 人类逐渐认识到只有营造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目前, 实现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已确立起来, 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接受。

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类是在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正是由于自然界相对于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界有绝对的依赖性, 必须适应自然界的先定条件, 否则人就无法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界孕育了人类, 且迄今为止, 地球是我们发现的唯一适合人类这种智慧生物生存的场所。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空气、水、食物、阳光、温度等条件, 还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森林、平原、地下矿藏以及风力、水力、地热、太阳能等各种资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工具、生活资料, 说到底都是从自然界获得的, 无论是自然界自然生产出来的, 还是人类利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质材料加工变革而来的。人类正是依赖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自然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 离开了自然界, 人类就无法生存。

此外, 自然界还是人类获取科学认识的基础, 为人类的精神生产提供原材料。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 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人类具有能动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而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是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人类正确认识的获得, 是无法离开自然界的, 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人类的全部科学也都是对自然界不同方面的相对正确的认识。一旦离开了自然界, 离开了认识的对象也就谈不上认识, 更谈不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把握。而且人类只能在认识规律、驾驭规律和利用规律的基础上去改造自然界, 才能使自然界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历史已经证明, 如果人类不依照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界, 不但无法取得自己预想的效果, 还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因此,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才谈得上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也是保证人类健康的生存环境、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依靠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科学技术在人类从被动地适应自然到主动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作用。现在人类要实现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仍然要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

(一) 科学技术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正确的认识论基础。

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 必须要顺应自然所固有的规定性和规律性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因此, 研究自然规律, 认识自然规律, 使人类的活动符合自然规律, 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重要前提。而科学技术揭示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 它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手段。尤其是现在, 高新科学技术蓬勃发展, 使人类可以借助有力的科学技术手段, 综合利用自然资源, 更加合理地组织生产活动。因此,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提供的正确认识,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工具, 帮助人类更好的改造自然。

劳动工具使人类能够更主动和更积极地作用和改变自然界, 而劳动工具的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 这也正是科学技术变革自然的功能最突出的表现。从最初使用手工工具, 到使用各种机器设备、自动化的生产线, 转变为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体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力的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既要对自然越来越有效地进行改造和利用, 又要尽量将对自然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 并对已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有效治理, 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而这一点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发展的力量, 即其物化的手段和工具。

(三) 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改变其智力结构。

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人类, 要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是体力和智力的综合体。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相比, 智力更为重要。现代化程度越高, 越需要有更丰富知识、智慧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科学技术通过“智化”在劳动者身上, 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体力、尤其是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 由此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并且在实践中付诸实施。高素质的劳动者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四) 科学技术使人类劳动对象日益丰富, 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能源不断增多。

劳动对象主要指人类能够利用的那部分自然资源, 事实上在自然界中还存在大量的人类目前还未能认识, 或无法利用的资源。一些过去作为废物不能利用的东西现在也作为新的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 而且运用科学技术还可以研制、开发出越来越多新的物质形态, 如各种新型的人造材料、复合材料和合成材料等作为劳动对象, 特别是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绿色材料、绿色能源和清洁生产工艺等。科学技术还可以通过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使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切都使人类更加合理、无浪费地开发和利用自然, 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五) 科学技术可以提高人类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见能力。

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掌握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规律, 进而帮助人们预测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种种后果。人类与自然关系在某些方面的失调,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 看不到自己的活动将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特别是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显露出来的不良后果。因此, 科学技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类对自身行为的预见能力, 从而为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证。

四、小结

人类所面对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虽然是人类滥用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造成的, 但归根到底, 实质上是人的问题, 是人类对科学技术应用后果的两面性缺乏认识, 科学技术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的目标的强有力工具, 但是这把“双刃剑”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 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因为科学技术, 归根到底还是受制于人的, 是为人类的力量所掌握和控制的。因此, 人类必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 提升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道德水准, 从而全面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类才能更好地驾驭科学技术, 发展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使用好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促进作用, 使之真正成为推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薛德合, 杨文圣.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沧桑, 2006.1

[2]娄文月, 李宏伟.从科技的发展看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J].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1.

[3]王树恩, 陈士俊.科学技术论与科学技术创新方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8

关键词：民俗体育,文化,和谐社会,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

1 前言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 有很多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 其中民俗体育便是其中一种。民俗体育是古老的体育项目, 是研究体育起源和体育发展各个时期形态的活化石, 也是发现和挖掘新的体育形式的源泉, 无论从历史研究价值还是从体育运动持续发展的观点上看, 它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和13亿人口, 单从这个数值上看, 隐匿在民间的传统文化就不知多少;据有关数据统计, 仅从少数民族发现的民俗体育运动就超过一千多种, 如:

武艺、射箭、摔跤、刀舞、棍舞、百戏、蹴鞠、击鞠、牵钩、气功、龙舟、秋千、静坐、太极拳、易筋经、棋类等等,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果包括汉族在内, 其数值将会更加的庞大。由此看来, 民俗体育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层面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对当今如何在民俗体育文化氛围中, 构建和谐型社会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如何发掘内涵, 深刻领会民俗体育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这是我们体育工作者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2 民俗体育面临现状

民俗体育是由于生活环境以及习惯衍生的民间风俗而流传下来的体育活动, 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仅从广东省四年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看, 项目就包括抢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龙舟、秋千、射弩、陀螺、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等各个大项十余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 各个地区的文化进程以及城镇体育设施等软硬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某些意义上讲, 也推动了民俗体育强有力的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 由于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 在某些方面也改变了民俗体育传承的环境因素、传承的方式因素以及传承的心里, 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 给民俗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负面的作用。这个问题的严峻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俗体育的数量急剧减少, 有很多项目濒临消亡;二是影响力降低, 居民观看民俗运动却不知其历史文化与背景, 丧失了欣赏感和趣味感;三是参与人群减少, 而留存的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有些民俗体育运动年轻人几乎没有;四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缺乏指导, 没有固定的场所, 随意性大。五是民俗体育的根本特色正在流失, 各个地方的项目活动方式方法雷同性较大。以上几个方面都是制约民俗体育发展的瓶颈。

3 民俗体育文化对社会和谐的意义

民俗体育最大的特点在于特色或者“异域风情”, 大力发展民俗体育, 倡导民俗体育文化能够在诸多方面对和谐社会的构建, 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3.1 发展民俗体育, 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 有助于民俗体育文化体系的建立和富于特色, 极大提升当地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从而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旅游产业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业可以吸引外来人口进行地方消费, 也可以带来外来投资,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可观的促进作用, 能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3.2 发展民俗体育, 能强化地域文化特色, 促进文化建设

民俗体育与特定的精神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很多民俗体育文化都蕴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讲求安居乐业、相亲相助、和谐发展;如:端午龙舟节, 就展现着以缅怀先贤为主题, 大力弘扬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和谐共进的文化品质。

3.3 发展民俗体育, 能有效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实施

民俗体育是全民健身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着游戏的成分因而得到广泛人群的喜爱;不但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带来新鲜内容, 同时也促进了人民身体的健康事业的发展。

4 民俗体育文化与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4.1 研究对象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龙砂竖灯杆升彩凤”与“赛龙舟”传统体育活动与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揭东县的传统民俗活动“竖灯杆升彩凤”是一项独特的民俗活动, 是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盛大活动。用以纪念江氏先祖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竖灯杆升彩凤”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现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揭阳赛龙舟活动, 历史悠久。揭阳素称水乡, 溪涧交错环绕, 榕江南北二河、练江、龙江, 水深流长赛龙舟活动, 历代不衰。

4.2 研究方法

4.2.1 问卷调查法

对揭东县的玉湖、地都、新亨、埔田、云路、白塔、龙尾、炮台、锡场、玉滘、登岗、桂岭、曲溪、霖磐15个具有代表性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有效问卷278份, 有效回收率为92%。对回收的有效问卷通过常规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统计处理。

4.2.2 资料法

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 查阅相关资料, 力求从多视野、多方向对揭东县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 探讨有关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

4.2.3 数理统计法与分析法

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 制图做表, 来进行相关数据的汇总, 以为研究结论提供完备的数字依据。

4.3 调查与分析

分析:调查数据显示, 被调查者92%的人参与了当地的民俗体育活动, 表明民俗体育活动对当地群众很有吸引力;其中被调查者大部分是自愿参加, 且娱乐健身人数达到75人, 占比27%;加之“遵从民族习惯”人群, 这个比例达到了66%, 这个数据表明, 民俗体育活动能起到全名娱乐健身的效果, 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元素。

分析:被调查者, 有很多是当地的独立经济企业人;借助民俗体育活动, 他们明显感觉到民俗体育活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评价“很好”的人数占据178人, 占比64%;仅有5人, 表示对经济无发展作用, 占比2%。这个数据表明, 民俗体育活动能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元素。

分析:民俗体育活动对社会文化的丰富程度, 选项“很丰富”和“丰富”的人群数字为223人, 占比80%;这一个统计数字表明, 大多数人喜爱并赞同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实施, 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元素。

分析:民俗体育活动对收入的影响;这一点, 我们在某些程度很细致的询问了被调查对象, 他们以家庭为单元, 论述了民俗体育活动对他们的收入的影响, 按照增比, 有50%的家庭, 达到了100%或者之上的增幅;在被调查的对象之中, 近几年由于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 促成当地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 以及旅游产品等相关产业经济的积极向上, 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从这个显著的数字上表明, 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元素。

4.4 研究结论

民俗体育的开展,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和提高, 对构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5 结语

民俗体育需要传承, 民俗体育文化需要发展。我们当前也要深刻意识到民俗体育开展方面存在的缺陷, 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俗体育的影响、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滞后以及民俗体育组织制度的零乱等等;要提倡政府参与的力度和协助性, 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定, 针对一些濒临消亡的民俗体育项目, 要制定长期的帮扶计划, 落实“抢救”措施, 以免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民俗体育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丢失。要加强对民俗体育舆论的监督导向, 确实落实好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 认真意识到民俗体育文化对构建社会和谐的积极影响作用;有关部门应该要着重研究制约了民俗传统体育的全面发展的因素, 彻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手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践中可采用民俗体育项目与高校挂钩的形式, 将民俗体育搬上课堂、写进书本, 以高校教育为传承介质, 进行系统化的研讨和保留。实时建立和完善民俗体育活动的示范区域以及在城市化社区的推广工作, 使得民俗体育走进寻常百姓家。总之, 民俗体育需要继承、弘扬, 民俗体育文化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突出贡献;不仅仅只是使我们当代人能感受到民俗体育的魅力和民俗体育的对社会的贡献价值, 也要使得我们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精髓得以在下一辈、下下一辈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民富则国强”, 这个“富”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裕, 也是文化上的丰富;来自于民间的民俗体育文化, 应该发挥其更好的功用, 使得人民的物质文化更加坚实和巩固、使得和谐的成分更加的浓厚。民俗体育的发展促进了促进民间思想交流、促进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唯物主义思想的角度, 都应该重视民俗体育的研究, 挖掘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旻航, 李储涛, 赵壮壮.民俗体育文化价值演进规律研究[J].体育科学.2012, (6) .

[2]盛昌繁, 潘华.我国民俗体育的特征及其开发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3) .

[3]钱应华, 谢翔.民俗体育与构建和谐村落[J].体育文化导刊.2008, (6) .

[4]王俊奇, 喻慧荣, 饶爱蓉.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三大因素[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 (1) .

[5]饶远.民俗中的体育与体育中的民俗——以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05, (1) .

[6]邵荣, 柯玲.中国民间体育的文化思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 (6) .

[7]吕利平, 郭成杰.从体育考古看我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特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 (4) .

[8]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J].哲学动态.1995, (1) .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利益观,利益表达,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协调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也是任何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必须解决的最重要课题。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关键期, 许多深层次矛盾和不和谐因素逐渐显现。构建和谐社会, 就应当重视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 形成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 这直接关系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 关系到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合作, 最终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

一、加强公民利益观教育,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重构, 容易使社会成员产生价值观的冲突和心理的普遍失衡, 所以要灵活运用各种教育宣传手段, 从思想教育入手, 引导人们树立利益的获取要合法合理和公平公正的观念。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注意引导各利益主体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 理性地协调好利益关系, 又要结合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 教育人们在实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具备全局观念;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 培养利益主体的自立竞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使其树立健康积极的利益价值观。在教育宣传过程中, 既要引导社会成员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实利益, 确定合理的期望值, 理智对待现存的利益差别, 又要看到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正确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体利益和全局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接受效率优先原则, 从而避免因利益差别引发的矛盾冲突。

二、对利益主体的心理进行调控, 形成利益主体“共赢”的环境

利益关系的协调和有序,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利益主体的心态调整问题。在改革的进程中, 应根据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力状况, 对利益主体的心理进行合理调控, 营造心理健康的环境。

首先,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形成团结互助的和谐氛围。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能够和谐生存, 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有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价值共识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而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 必定是无序的社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指导, 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核心, 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这种价值准则要求人们既要把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又要合法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不能以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方式获取各种非法和不正当利益, 否则将会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现实中的确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人们的利益观纷繁复杂, 甚至会出现个别丑陋现象。但是, 越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 越是要坚信改革开放, 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培育文明道德风尚, 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 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从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促使社会良性发展。

其次, 在全社会树立利益“共赢”理念。旧体制下的利益关系呈现出的重要特征, 是各种利益的结合十分密切, 国家是全社会以及各个利益主体的唯一合法代表, 集体、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受国家利益的制约。这种利益边界模糊的状况带来了效率低下、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弊病, 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旧的经济利益均衡状态, 如果没有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和发展, 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承认各种利益主体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性, 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 而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清晰把握好利益关系的限度下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 尊重和维护他人的权利和利益, 才能建立起自我与他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 从而实现各个利益主体的“共赢”。

三、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 使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

所谓利益表达, 是指社会利益主体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曾指出:“变革感来自渴望平等的冲动。”[1]因此, 一般来说, “当一个社会经历了经济与技术变化, 当他获得了与这些变化过程相关的态度时, 就会出现导向更高程度利益表达的倾向和行动手段。”[2]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全面推进体制转轨进程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使社会分层加速, 利益群体日益成熟, 公众的利益表达愿望也随之增长, 从而对利益表达机制效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有责任和义务去倾听各阶层的利益要求, 尤其要维护弱势阶层的合法利益, 注重维持社会秩序的公正, 从而开拓党和政府与各阶层的合作渠道。只有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才能增强社会经济实力, 夯实解决社会矛盾的物质基础。“手头东西多了, 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3]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注重起点与过程的公正。

其次, 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一方面可以防止一些阶层利用非法手段参与公共资源的分配, 谋求非法利益, 对其他阶层的利益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政府广泛吸取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和要求, 协调和综合各类利益, 在决策层面上达成高度整合, 使分散的利益整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随着利益分化条件下各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增强, 市场已经逐渐成为利益协调的主渠道。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各主体的利益要求缺乏必要和通畅的表达, 容易出现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现象, 引发各利益主体与党和政府间的矛盾, 使不同利益主体对彼此间的利益要求缺乏正确认识而发生激烈冲突。当前存在一种倾向, 即人们在讨论建设和谐社会的种种措施的时候, 往往重政策轻机制, 用政策来替代机制, 甚至在强调政策的同时压制能够造就社会和谐的各种机制, 特别是利益表达机制和经由利益表达形成的利益均衡机制。为此, 努力建构一套程序规范和广泛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 关键在于规范和拓展利益表达渠道, 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

再次, 建立多维度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这可以确保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实现, 为社会成员的发展创造机会平等的环境。当前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滞后于多样化的利益表达诉求。建立多项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应该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法制化的利益表达制度化体系, 为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合理的公共权力体系, 支持和扩大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表, 使每个阶层获得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 并能借助法律和制度维护本阶层的合法利益。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 善于挖掘人大、政协等体制内的资源, 通过它们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防止信息流失, 真正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和科学发展观, 认真研究利益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二是健全城乡基层民主自治制度, 使相关利益主体获得更多的对称性信息, 并平等参与政府决策, 努力开拓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党要加强对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 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 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4]通过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以及教育、协商和调节等方法, 扩大基层民主, 及时合理地化解矛盾。政府在调整和规范基层组织的利益表达行为时, 要大力支持合法、正当和富有建设性的表达意愿, 防止和化解抗议性的表达。

利益协调机制作为社会和谐机制的重要内容, 是对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做出调整的规则的总和。利益协调能力也是执政党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改革中的利益协调过程也是利益调整的过程, 涉及各个方面, 因此在积极推进的同时又要慎重操作。只有站在利益整合的角度, 在改革和发展中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妥善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使新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保持和谐有序, 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205.

[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23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77.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10

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殷实的经济基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贫穷的基础上更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一时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 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和谐社会”, 决不是低水平低层次的“一穷二白”的“和谐社会”, 而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的标准之一, 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满足这些需求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关键是发展, 贫困落后是产生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尽快摆脱生产力落后的局面,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才能为社会和谐提供物质保证, 也才会对社会和谐提出新的和更高要求。如果没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和合理需要的满足就缺乏物质基础, 公平和效率的实现没有经济支撑, 社会和谐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

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也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从区域的角度看, 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一方面,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应是全国范围的“和谐”发展, 而不是仅仅某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志,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区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根本标志。这种本质决定了我国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相互协调的发展关系, 其差距不能过大, 更不能搞两极分化。过大的区域差距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合作受阻、消费过度与不足的重要原因, 会给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增加难度, 同时区域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 往往会导致和激化一些社会矛盾, 导致混乱、不满及社会公益服务的恶化, 从而引起社会动荡, 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不仅和谐社会的构建无从谈起, 而且前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也会遭到极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既是经济问题, 也是关系全局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 撇开区域问题来构建和谐社会是不现实的。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和谐是指构成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或因素相互配合维持事物处于正常活动的状态, 和谐的对立面是冲突乃至解体。从区域经济学原理上看, 和谐社会就是要求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协调, 区域差距适度, 区际关系良好, 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由于自然禀赋、人口素质、历史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非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 表现在:

1.GDP比重和人均DGP比重差距持续扩大。1980年, 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我国GDP比重分别为50.20%、29.75%、20.04%, 到2002年, 占GDP比重分别为57.86%、25.12%、17.01%, 其中, 东部比重增加了7.66个百分点, 中、西部比重分别下降了4.63和3.03个百分点。从人均GDP来看, 1980年, 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53、1.92倍, 到2002年分别扩大到2.03和2.59倍。以上说明, 无论是经济总量GDP还是人均GDP,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都扩大了。

2.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持续扩大。1988年, 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之比为1.41:1:1.11, 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39:1:0.87;2000年, 这一比例分别变成1.49:1:1.06、1.47:1:0.77。2005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区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的2倍还多。

3.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大。有研究指出, 1999年, 除宁夏外, 西部其余11省市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全国排名均在20位以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从总体上看,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电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仍较东部地区落后, 投资硬件环境尚有差距。

4.外贸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对外出口商品多为高新技术产品, 东部地区显然具有明显优势, 加上东部发达地区信息沟通和交流能力的绝对优势, 在发生贸易摩擦、初级产品出口面临困难的情况下, 东部地区的应变能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据预测, 2008年, 在外贸出口方面,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及对策思考

1.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指导作用。

党和国家政府应对区域经济进行统筹规划,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现状给予具体的指导或扶植, 加强引导和调节。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为中西部地区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 利用本身资源优势、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提供政策支持;在国家投资、利用外资、开放程度、计划、金融、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倾斜;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教育, 使中西部文化摆脱独立性、封闭性、凝固性, 与经济发展同步前进, 相互配合。

2.东部地区要为协调区域发展多做贡献。

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并以自己的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带动和帮助中、西部的发展, 如多向国家缴纳税收从而减轻中、西部的税务负担;向中西部提供教育资金技术上的援助等等。这既是服从“东部沿海率先发展起来以后, 要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大局”的需要, 也是保证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3.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奋起直追。

中西部地区要积极采取措施, 奋起直追, 发展因地制宜的特色区域经济, 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都能得到科学、有效地发挥;要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品, 使中西部地区资源产业在对整体经济提供长期基础性支持的同时, 获得自身发展, 并从市场要求出发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尽快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创造外部环境条件;要制定吸引、稳定人才的合理机制, 遏制“孔雀东南飞”势头, 提高知识分子的福利待遇, 进行科技人才的定向培养, 提高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等等。

4.东、中、西部实行区域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全国各地区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和意识, 削弱甚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保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畅通, 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配置, 使东部地区先进生产要素 (如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 顺利流入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则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原材料等,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加强东中西部的合作和交流, 形成各区域、各民族之间全面团结和互助合作的新型区域经济关系, 使东中西部在相互协作基础上缩小差距、共同发展,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王梦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理论动态, 第1628期.

[2]肖玉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现状和对策.唯实, 2004, (6) .

[3]厉以宁.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经济日报社, 2000.

和谐社会中的协调 篇11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职工群众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体育文化需求更加强烈,为职工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舞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企业职工体育事业有所萎缩,职工体育的活动空间不在局限于企事业单位组织的活动,逐渐转向社区和家庭。然而,体育场地的匮乏和必要健身指导的缺失成为制约职工体育发展的瓶颈。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现有体育场地558044个,占全国场地总数的65.65%。其中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占全部体育场地数的14.9%,部分时间开放的占14.3%,不开放的占70.8%。可见,要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缓解职工体育需求急剧增加和场馆严重短缺的矛盾,学校体育场馆资源的开发成为一个主要途径[1]。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社会资源的兼容共生,社会运筹得当。因此,如何发挥现代体育的社会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如何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协调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的相互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2 法律文件为学校体育场馆开放与职工体育的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对象主要是附近社区居民,而这些居民中大部分是单位的职工。因此,要保障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协调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文件为依据。

2.1 国外有关学校场馆开放和职工体育的法律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定提供参考

通过立法保障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实现资源共享是部分国家的通识,国外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立法为我国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美国在1927年有32个州通过法律规定“社区可使用学校的建筑作为社区体育中心”。政府还与校方联合制定计划,使学校设施尽可能多地向社区居民开放。1990年,美国制定了《健身公民2000》计划,对发展职工体育专门制订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大幅度提高可向员工提高健身条件的企业比例。

西班牙在1990年《体育法》第三条第四款中规定:“教育单位的体育设施应当有利于多种体育活动的使用,同时也要考虑地方社团和体育协会的使用,计划使用时要尊重正常的教学活动。”而且在该法的第七十条还规定由官方机构资助的运动设施应向社会开放,普通公民可以使用。1992年,西班牙《自治宪章》专门制订了17个自治区政府的相关职责,规定了自治区政府要负责:“促进和组织体育活动,修建体育设施,协调各区内的体育协会并向他们提供建议,促进各个体育组织,尤其是工厂、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法国政府在其《体育法》中也明确提出了“包括教育机构的体育设施在内的体育设备,必须保证做到尽可能地使设施能充分利用,要向包括老年人和残疾者在内的各阶层开放。”同时,在《体育法》中明文规定:“凡是工业区和住宅区,必须修建体育设施,所有设施包括学校体育设施在内应充分利用,向各类使用者开放”[2]。

日本1961年颁布的《日本体育运动振兴法》第十三条学校设施的利用之第一款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在不妨害拥有设施的学校教育工作的情况下,应努力使该校的体育运动设施供一般体育活动之用。此外,日本在1976年颁布了《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法令》的单行法,要求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日本通过立法极大地促进了学校体育设施的对外开放,日本文部省认为,充分利用学校体育场地是满足其大众体育运动需求的重要支柱[3]。

2.2 我国有关学校体育场馆开放与职工体育的相关法律文件

国务院在 1995 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各种国有体育设施都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利用率。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在1999 年下发了《关于假期公休日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通知》,对场馆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要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的意见》中提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也要努力实现社会共享……”。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下文《关于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试点学校的通知》,全国 7 个省 12 个市 144 所对学校体育场馆开始向社会试点开放[4]。2009 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在国家宏观政策出台以后,一些省市的体育局、教育厅、财政厅等职能部门联合制定《学校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明确政策保障措施,主动增加开放数量,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工作。例如,福建省体育局等部门下发的《关于做好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广东省体育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广东省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实施办法》的通知[5]。以上政策法规的制定为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充分利用和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此外,1981年,全国总工会、国家体委下发的《基层厂矿、企业、事业、机关体育协会章程》。1995年6月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进一步推动有关组织开展职工体育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有3章是关于职工体育的,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和参加职工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健身,同时提出许多要求,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职工的关怀。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职工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职工体育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2004年3月,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隆重召开、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正式成立,为我国职工体育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6]。

3 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协调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

3.1 学校体育场馆供给相对充足,为职工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力保障

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在我国现有的850080个体育场馆中,标准场地现有547178个,其中教育系统有359226 个(高等院校25498个,中专中技14273个,中小学312304个,其他7151个)。具体包括体育场2225个、体育馆767个、游泳馆119个、田径场7690个,健身房1751个,室外网球场1764 个,综合馆998、篮球馆1562、排球馆189个、体操馆250个、乒乓球馆2518个。刘勇等研究发现:学校体育场馆资源与公共体育场馆、健身俱乐部、社区健身路径、广场公园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学校体育场馆资源在数量、质量、种类和场馆资源运营的人才、科技、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与此同时,体育消费相对锻炼质量来说价格低廉,具有较高的性价比[5]。魏本好、席玉宝研究发现:从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的种类情况看,开放状况较好的场地主要是一些时尚、大众类及非教学内容场地。此外,娱乐性强的项目,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场地开放程度较大;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普及程度高,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类场地开放程度较大[4]。魏志英、喻强研究发现:体育场地设施对社会开放的对象划分为校内学生、校内教职工、校外家庭或个人、校外单位或社会团体4种。高校体育场地设施全部向校内学生开放,有81.5%的体育场地设施对校内教职工开放,有51.7%的体育场地设施向校外家庭或个人开放,但对单位或社会团体开放的高校比例只有36.6%。梁慧超等研究发现:从全国部分试点地区学校体育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的情况来看,能够实现向社会开放的学校在当地所占比例各不相同,各地区间的差距也较大,说明开放的力度各不相同,巨大的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潜能还未能充分释放出来[7]。

3.2 学校体育专业人才为职工体育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学校有完善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和组织体育比赛及体育活动能力,能为职工体育的开展提供咨询、策划、组织等优质服务。张超等人研究发现:学校体育教师在社会体育活动中兼职的人数较少,但在社会体育活动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担任裁判、教练、社会体育活动组织管理工作、健身指导和承担咨询活动等是学校体育教师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主要方式,而担任裁判又是其最主要的形式。学校体育教师社会兼职的项目主要是健美操、篮球、武术,其次为器械健身、足球、网球,最后为田径、羽毛球和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学校体育教师社会兼职的时间主要是双休日、寒暑假和工作日,社会兼职的时段主要是下午和晚上。周丛改研究发现高校的体育教师一般都毕业于师范院校或体育院校,有着各自的专业特长,而且常年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以及各种健身活动的指导工作,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体育理论水平,能胜任培养社区体育指导员和指导锻炼工作的能力。体育教研室(部、系)作为高校实施体育教学和指导体育锻炼的主要部门,拥有一定数量且具有体育科研水平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加之高校特有的良好科研条件和设备,对体育锻炼方法及其锻炼效果可以做出准确的分析与评价[8]。此外,张丽丽等人研究发现: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场所,除了有专业的体育教师,还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学校在进行场馆对外开放的同时,不妨考虑到这些因素,让教师、学生来当指导员,培养前来消费人群正确锻炼的意识、锻炼方法及运动技能等。从而可以以点带面,从各方面对体育锻炼者进行熏陶,让大多数人乐于参与体育,主动进行体育锻炼,而不是把锻炼当成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从而达到带动全民健身的功效。

4 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保障

4.1 国外学者对社区体育(含职工体育)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情况的研究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塞伦市,公立学校对外开放其体育设施。1898年纽约城市教育委员会成立了社区活动中心与假期操场的部门,在全纽约的学校建立了18个社区活动中心。此后,威斯康星、密尔沃基、洛杉矶等地使用学校体育设施开展社交、休闲、体育活动,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国家教育委员会促进学校在非教学时间将体育设施向学校附近的社区开放。据1990年统计资料表明,在日本99%的公立中、小学对外开放体育设施,其中开放率最高的是体育馆(约80%)和运动场(约80%),在东京学校体育场地已做到100%向社会开放,目前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比例已达到了99.8%[9]。

4.2 国内有关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相互发展的研究

4.2.1 职工体育与学校体育的管理体制存在较大差异

在我国,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学校体育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到各省市教育局,再到各级学校,已形成一套垂直的、完善的学校体育教育管理系统。当前,我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主要是以街道社区体协为核心,以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文化(体)站或文体科为政府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以政府其他派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为参加单位。从管理体制上来看,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二者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交结,是属于体育管理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现实中,我们要寻求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的协调发展,首先就要从管理体制上找到突破口,只有在统一的、明确的管理体制引导之下,二者才能够健康地、稳固地、协调地发展下去。

4.2.2 国内学者对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情况的研究

国内众多专家和学者对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学校体育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是解决社区内居民体育设施缺乏的最有效的方法;社区体育设施向学生开放,学校体育设施向社区公众开放,是促进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校对外开放可以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指导和管理能力,老师具有开展体育竞赛、组织体育活动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懂得体育规律以及教和学的方法,有强烈的教书育人的价值取向或职业道德习惯和教师人格感染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区体育专门人才紧缺的问题;学校体育教师在共享活动中他们可以清除社区环境中的不良影响,形成自己独有的、健康的社区体育文化,提高居民们心理健康和生活健康水平,帮助他们形成真正的健康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活健康),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终身体育观;城市学校附近的社区中的家庭成员可以受益于学校体育设施带来的体育活动,通过共享体育资源和体育资源相应的活动,学校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可以提高学习成绩,社区成员可以减少不利于健康的行为[9]。这类文献强调了共享后学校体育对社区体育发展中的人力资源、社区体育文化、设施建设带来众多积极的促进效应,为职工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

5 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和谐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展望

5.1 有利于构建学校和职工体育的和谐关系,发展社区体育事业

学校体育资源丰富,可以为职工体育提供相应人力、物力、文化的支援,只要进行适当的投资和管理,在不影响学校体育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学校体育设施开展职工体育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职工体育的场地设施紧缺的问题,还能为学校带来一定的经济利润。能发挥学校人才资源和场馆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更大程度上满足学校附近社区内体育活动人口对场馆设施不断增加的要求,使社区体育活动上层次上档次,使社区体育的活动内容和活动项目得到增加,并在体育活动的专业化和娱乐性方面得到加强。学校与各企事业单位、居委会合作共同组织各种竞赛和大众健身活动可以提高大众健身的积极性。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学校的安全、稳定、和谐和学校周边环境的改善与社区的关系最为紧密;学校的建设、发展,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开放学校体育场馆,对于紧密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成为相互支持、和谐发展的共同体,对于提高全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全社会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心,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10]。

5.2 有利于学校体育的改革,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建设

职工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延伸,它的发展状况给予学校体育一定的信息反馈,使学校体育朝着“教育——社会”一体化的进程,适时地改革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协调发展,有利于学校体育的教学改革和场地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学校体育场馆一般是一次性投资建成的,不少场地存在着设施不全和管理不方便的问题。学校体育场地在双休、节假日、寒暑假通过对职工的开放,能有效提高场地使用率,解决一定的场馆建设和维持费用。同时,职工体育部分内容通过有偿服务,可以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将他们安排到各经营项目中去,既可以弥补职工体育管理人员的严重不足,又可以发挥他们的体育专业特长,还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从宏观上起到了稳定体育教师队伍的作用。此外,高校体育与职工体育的结合发展,使高校更加明确了体育改革方向性,使高校体育内容更加符合社会实际和个人的需要,便于高校进一步收集、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获得翔实可靠的帮助、指导人们科学地从事健身锻炼的第一手资料,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高校体育专业的学生,通过参与职工体育活动,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指导和实践能力。通过社会实践,使体育社会化,同时使学生学到在学校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养,从而不断拓展知识面,培养进取、合作的精神。

6 结束语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历程,它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内容。200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每天锻炼半小时,健康工作每一天,幸福生活一辈子”的职工体育主题。如何适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新形势,走出职工体育的困境,促进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有机结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学校体育与职工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需要。

参考文献

[1]王德喜,杨磊,张凤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开放学校体育场馆的困惑与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10):82-84.

[2]刘志敏.中国大中型企业职工体育理论与实践探索[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12:102-103.

[3]徐鸿鹏.关于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立法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8,22(1):61-68.

[4]魏本好,席玉宝.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现状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1):83-85.

[5]刘勇,刘鸣鸣,石岩.我国学校体育场馆服务于社会的长效机制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5(1):22-25.

[6]赵子江.我国职工体育管理体制社会化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体育学刊,2006,13(2):30-33.

[7]梁慧超,金浩,沈红丽.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9,23(5):97-100.

[8]周丛改.高校体育与城市社区体育和谐发展的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07,26(2):148-150.

[9]李骁天,王凯珍,毛振明.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外对比[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6):504~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