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结构特征

企业规模结构特征（共4篇）

企业规模结构特征 篇1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城市蔓延、侵吞农地为代价, 给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 当前, 我国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仍面临诸多问题。1999年到2011年,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115.96%, 全国非农业人口仅仅增长50%, 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较低。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关系, 探究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和规律, 对我国的土地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不少研究关注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特征和规律。研究尺度涉及全国、区 (省) 域和城市, 由于研究时期及尺度的不同, 建设用地的扩张各有特点[1,2,3,4], 多数分析发现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有一定区域性和阶段性差异;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由快变慢是比较普遍的趋势。从现有文献看, 针对个体城市的研究最多, 对全国层面的研究较少, 并且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方面, 对结构和利用强度变化的研究不多。基于此, 本文采用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 研究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的变化特征。

1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9年到2011年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城市建设用地及内部各种功能性用地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增加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研究的影响, 以1999年为基期年, 通过价格指数平减得到所有名义变量的实际值:实际变量=名义变量 (当年价) ·100/CPI价格指数 (1999年=100)

2 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以投入一定的土地资源为基础, 也会给土地利用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当前,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 伴随着数量的增长, 城市建设用地的结构和利用强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主要运用统计性描述的方法, 研究我国1999年到2011年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的变化特征。

2.1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动态变化

表1反映了我国1999年到2011年间全国及分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状况。过去12年间,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十分快,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20877.02平方公里增加到45086.67平方公里, 平均每年增长约2017.48平方公里, 年均增长率为6.63%, 在我国东部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的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7.26%, 高出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大约6个百分点。我国国土面积广阔, 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发展目标和土地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性, 因此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也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扩张速度最快, 其次是西部地区, 年均增长率为6.02%, 增长速度最慢的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构成我国城市土地的主体, 占全国城市用地比重达到60%左右, 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最小、比重最低, 可见,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无论在扩张速度还是在利用规模上, 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平均水平, 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中期阶段, 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很大, 预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仍将保持高速扩张的势头。

尽管1999年到2011年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速度很快, 但当逐年考察年增长率时, 会发现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展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全国层面, 城市建设用地的年增长率在2005年前高达7.85%, 之后增长率下降到5.42%, 增长速度已经远远低于早期水平。在东部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速变化与全国整体趋势较为一致, 但变化程度更加剧烈, 在增长速度最快1999到2005年间, 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率高达9.15%, 2005年后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降到5.41%。中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三大区域中最低的, 研究期内该区域建设用地扩张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近年来甚至出现反弹, 该地区较低的增长率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有关, 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则加速了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年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大, 2005年前,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为6.75%, 由于在那个时期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对西部投资力度加大, 加之西部地区地价相对较低, 使得该区域在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较快, 2005年后西部地区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出现一定下滑。

2.2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动态变化

随着经济增长, 对各类城市功能性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 城市土地内部各种生产性、生活性及支撑性用地的规模和比重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一般来讲, 随着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工业等生产性用地比重会逐步下降, 而居住、出行、娱乐等生活性用地比重会上升。图1显示了1999年到2011年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内部各类用地比重的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 过去的十多年间, 城市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一直是构成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主体, 两种用地合计比重占50%以上, 因此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规模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 其中居住用地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中的规模最大, 比重在30%~35%之间变动。其他城市用地类型方面, 对外交通用地、仓储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有了明显下降, 而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说明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对生产性用地的需求减少, 对享受性质的城市用地需求增加, 从发展态势看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趋向合理。

2.3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动态变化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也在不断提高。土地投入和产出水平是衡量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变化的重要指标, 本文通过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1999年到2011年, 我国城市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38.7万元/公顷增长到546.4万元/公顷, 年均增长率高达12.1%, 在资金投入的支撑下, 城市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也从348万元/公顷增长到746.2万元/公顷, 12年间增加了1倍多;但也应该看到, 由于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快, 致使单位资本投入所带来的产出有下降的趋势,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各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图2和图3从投入和产出角度, 反映了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状况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

图2为我国1999年到2011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均投入的变化状况。在2006年之前, 东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最高, 约合156.8万元/公顷, 西部地区紧随其后, 最低的中部地区投资额大约为95.4万元/公顷, 但从增长速度来看, 中部、西部地区地均投入增长较东部快些;2006年以后, 东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并且投资差距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中中部地区增长最快, 地均投入最多, 到2011年, 投资额达到607.2万元/公顷, 远高于东部地区的497.1万元/公顷。由此可见, 并一定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单位面积土地资本投入就越大,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相继推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 加强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力度, 因而研究期内中部和西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很快;东部地区地均投入增长相对较慢, 可能与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依赖性减小, 而土地利用效率和资本投入产出比很高,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

图3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均产出变化状况。1999年到2011年, 我国东部地区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从407.9万元/公顷增加到903.6万元/公顷, 地均产出一直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城市地均产出越高, 土地利用强度也越高;1999年到2002年间, 西部地区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略高于中部地区, 这一时期国家刚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003年后, 中部地区地均产出开始超过西部, 并且差距逐渐拉大。总的来看, 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 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 东部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3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 分析研究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

(1) 1999年到2011年,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非常快。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最高, 西部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增长率最低。同一地区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则呈现时期性特征, 2004年后,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在波动中减缓, 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下降幅度最大、趋势最明显。

(2)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占据主导地位, 研究期内城市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比重增加, 对外交通用地、仓储用地比重减小, 从发展态势看城市建设用地结构趋向合理。

(3) 研究期内我国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高。分区域看, 2006年后, 中、西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超过东部地区, 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东部地区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中部地区地均产出于2003年开始超过西部地区。总的来看, 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

本文主要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以后可以尝试采用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另外, 现实中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往往要构建多重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较简单的指标表征城市土地集约度, 存在一定局限性。

摘要：本文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三个角度出发, 基于我国1999年到2011年城市建设用地数据, 采用描述性统计法, 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表明,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十分快, 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最快的是东部地区, 最慢的是中部地区;2004年后,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在波动中放缓。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占据主导地位, 城市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比重增加, 土地利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高, 从东部到西部,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比较明显的递减趋势。

关键词：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利用强度,变化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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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大放, 刘艳艳, 等.珠海市建设用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 2010, 30 (2) :226-231.

[4]张金前, 邓南荣, 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空间扩展对比研究:以福州和台北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 (2) :177-184.

企业规模结构特征 篇2

【关键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特征；结构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有义务向投资人、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以债券募集说明书、临时或定期报告、上市公告书等文件形式披露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等信息，称之为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以中石油为例，一个石油企业有效会计信息的能力，通常和其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能力是成正比的，也决定着该石油企业能否将自身利益与其他相关经济主体牢靠地绑在一起，还是保障企业可靠信誉体制的基础。因此，基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特征结构与实现机制研究，对帮助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特征探究

一套完善的会计制度，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拔升会计信息披露的速率，还可以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行为。从总体上看，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是一致的。首先，信息必须真实可核；其次，信息必须充分无遗漏；再次，信息措辞必须准确无疑问；最后，就是信息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披露。

对于目前国内的企业，如石油企业，中国证监会有明文规定资产评估机构和注册会计师需要对企业披露的會计信息承担法律责任，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基本算是步入了规范阶段。但是，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是由一个大股东占绝对控股权的，该大股东可以干涉企业的信息披露过程使其不能按正常的步骤进行；而且中国很多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是同一个人担任，有时出现为经营利益而罔顾法纪的行为就没有人能够制衡；并且，我国的监管机构缺乏权威，基本无法实现监管的功能；还有，一些新注册的公司根本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履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这些情况在石油企业中也是经常见到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在企业交易信息的披露、企业收入信息的披露、企业资产重组信息的披露、企业会计核算和估算方法信息的披露等多个环节上，都时常出现有利用法律漏洞向信息的需求方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

二、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结构探究

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问题，即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以及方式；信息的产生及要求；信息质量保障。这些内容，都涵盖在了以下3种准则里面的内容里面。

1.会计信息披露准则

该准则要求会计信息披露要公开、公正、公平的前提下，让其在一个规范的流程中进行，明确了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内容、披露时间和披露方式。

2.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核算工作的整个流程，包括日常业务中如何进行会计确认，拟写会计报告等，是会计信息准确而及时地进行披露的基础前提。

3.审计准则

注册会计师会独立地对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以此来督促企业披露真实而可靠的会计信息，对违反规定的欺诈行为进行揭露，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是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必须保障，其监管的力度、方式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等，都将影响整个市场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执行情况。

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现机制的探究

要维持我国经济市场的长期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预见性，就必须让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得到高效的实现，其不仅需要一套规范化的披露行为，还需要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传导机制。

1.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完善

就目前时常出现监管不力的情况，应采用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目标，分清各个监管主体的监管任务和监管方向以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合作的工作关系。一定要以立法的手段来让现有的证券监管机构的威慑力加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给因为企业披露的虚假会计信息而遭受损失的投资人提供经济补偿并对披露虚假信息的企业进行严厉打击。

2.加强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的完善

一个企业有三大部分，即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但我国股市决策往往由股东会独自来决定，要想会计信息披露更有效地被执行，就必须推行强化董事会的制约作用，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给予其一定的行使职权，建立独立董事的自律性机构。减少同一个人同时在董事会和管理高层任职的情况，使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设置。并加强对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这样的中介机构的管理，保证中介机构能有较完善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执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内容。

3.加强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完善

企业内部对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很大程度上还受企业内部氛围及企业文化的影响，例如石油企业，就应该在企业中建立一种追求真实、言行不异、透明负责的文化氛围，让每个人从思想上杜绝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可能性，增强企业信誉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实现提供环境。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虽已步入规范化，但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让中国企业，特别是石油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大道，使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保障，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在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现方面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企业组织规模与结构演变相关分析 篇3

一、科层制理论

在20世纪初,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私人企业的雇员数量激增, 包括办事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韦伯以德国拥有最发达科层制类型的普鲁士军队为例, 阐述了科层制理论, 并将这种资本发展科层化的过程不仅仅局限于德国, 而是定义为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韦伯认为, 科层制是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 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不可或缺性, 这就使得科层管理变得不可逆转和无可逃避。

科层制的本质就是等级制、契约选择。上级对下级的命令, 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每一个职员的选择都是由上级的任命而决定, 下级不能推选上级, 上级会根据企业的目标, 对下级制定规章制度, 以明确下级的职责, 要求下级必须遵守;下级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职位或薪水得到提升。尽管科层制为工业社会带来了高效率, 但随着社会发展, 在其运行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困境:非正式群体的存在, 对规则的异化导致组织功能失调, 对环境变化的迟钝反应, 束缚人性的发展, 等等。于是理论界掀起了对科层制模型修正与改进的热潮。

二、组织结构演变过程分析

就一般情形而言, 企业规模总是伴随着其成长, 经历着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区域性到全球性的发展变化过程。组织规模几乎与组织结构的所有特征指标密切相关, 韦伯的科层制结构的产生也是孕育其中的。

科层制对于企业而言, 不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企业运行的效率, 但是相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 科层制的规章制度都是必要的。没有一整套完美的约束机制, 在一定的环境下就会情不自禁地跨越雷池, 更何况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 必须用一些外在的规则来约束自己, 必须在监督管理之下, 才能保持自我, 才能面对各种诱惑, 使职员不能随心所欲、不敢随心所欲、无法随心所欲。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 科层制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科层制的发展与强化。

在企业的创建之初, 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 一般都是由围绕在领导者周围的几个人准确地把握商机, 以超常的毅力和努力, 打造出自己的事业领域。在这一阶段, 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某一个或几个主要成员的智慧和威望, 依赖他们对市场的敏感性, 对机会的把握能力和对其他成员的凝聚力。从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上看, 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内部的分工也比较模糊, 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什么规范, 由于组织的主要成员或具有血缘关系, 或是亲密的朋友, 因此他们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益的一体化和成员的家族化, 决定了整个企业的运作几乎完全建立在个人信用和个人感情的基础上。组织结构也十分简单, 重大决策主要或者全部由高层人员做出。组织因此而显得特别的精干和灵活, 对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这样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虽然很不正规, 但却非常有效, 与组织这一阶段的规模相适应。

随着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规模也开始扩大, 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源以获得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益。这时组织成员开始不断增多, 如何来协调这些性格迥异的成员, 将是组织管理者面临的挑战。这些成员的共同特点是同为一个企业服务, 组织的目标是确定的, 而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组织的方向和规划也逐渐明朗化, 企业的唯一选择就是为其制定共同的标准来约束、规范组织成员, 于是正式的规章制度出现了。对于职员来说, 企业会明确规定权利义务、上下班的时间、工薪的多少、上下级的关系, ……。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 人员的不断增加, 企业结构的复杂性也逐渐增强, 就需要更多、更细的制度来明确职责。于是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就会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 刚性程度也逐渐增强。一个部门的制度弹性化, 会导致它与所有其他部门的关系发生改变, 不利于组织的协调管理。但是, 科层制强化到一定程度, 组织规模达到一定极限, 其管理方式将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就是科层制柔性化。

2、科层制的柔性化改变。

当企业规模足够大时, 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也会随之增多。为了管理好职员, 也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管理人员。要协调好这个庞大的组织, 死板的、刚性的规章制度已经不能起到作用了。它会限制企业的灵活性, 制约职员的创造力, 而且企业规模的地域性分散, 对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也提出了更严格的挑战。这些问题都需要灵活处理。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集权程度过高, 由于信息搜集处理不全面, 一定会导致很多错误的决策。

这时组织就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的新突破, 刚性的科层制结构已经不能再为组织带来高效率, 过细、过繁的规章制度只会束缚企业的发展。而经过严格的科层制管理模式训练的职员, 本身素质已经提高, 对规则和制度的领悟已经内化到个人的心里, 自觉性非常强, 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时, 不再需要过多的制度对职员进行外在的约束, 职员也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而且抛开一些不必要的外在束缚, 职员能更好地发挥灵活性和个人创新性, 进而提高企业效率。

分权与授权的增加伴随着科层制的弱化和柔化, 在职员的能力范围内, 赋予其决策权, 让职员有权力灵活处理问题。把定期汇报的时间延长;或者组织领导者只告诉下属人员下期的计划目标是什么, 而不要求其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 当然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即企业领导者制定大方向、总目标, 而怎样达到目标, 那是职员自己的事情。这样, 在处理问题和实现目标时, 就会有很大的灵活性。

但是, 无论科层制的规则以及外在刚性程度如何变化, 科层制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等级控制, 明确的层级负责制。在一个企业内部, 有多少个权力等级, 视企业的规模而定, 规模的变化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 不同的规模要求不同的管理结构。

三、“铁牢笼”与效率困境———关于两个悖论的分析

在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中, 一般学者认为有两个困境, 一是“铁牢笼”困境, 认为科层制是一个铁牢笼, 个体一旦成为这台机器上的部件, 将被永远束缚, 不能自由发展;二是在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率”困境, 认为当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 因科层制的规章多且冗长, 而不能再给组织带来高效率, 导致组织效率下降的“效率”困境。

从上面的发展变化过程, 解释在科层制的变迁中所产生的两个困境:

1、“铁牢笼”的困境。

韦伯在阐述科层制理论时提出了“铁牢笼”的困境, 而且后人在研究科层制时更加突出了它束缚个性发展的特征。个体成为科层体系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 只要个体陷入科层体系中, 就永远无法逃脱。韦伯认为, 对于科层制而言, 无论其刚性程度还是结构体系都是坚不可摧的、无法改变的。然而, 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层制在不断的变化, 这种困境也会减弱。更重要的一点, 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 在某一段时间内, 这种所谓的“铁牢笼”困境是必须存在的, 职员只有经过这样的磨炼之后, 才能提高自身的自觉性, 在以后真正赋予其更多职权时, 才不会无所适从。这是企业成长的必经阶段, 也是个人成长的必然要求, 经过这样的约束之后, 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不经过“铁牢笼”的磨砺, 就获得很多职权和自由, 那么这些职权和自由只会成为以后发展的障碍, 而不会成为成功的推动力。只有在个人自身素质、自觉性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自由、灵活性才是个体所真正需要的。

2、关于效率的困境。

这一困境是企业成长、规模扩大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 是组织结构变迁过程的一种临界状态, 只要转化好就会突破这种困境, 带来更高的效率。企业从初创时期到正规化、科层化的过程中, 企业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 企业的正规化程序、规章制度、书面文件不断增加, 科层制的刚性程度也不断增强。但是, 这时的强科层制并不会因为缺少灵活性而降低企业的效率, 反而会给企业带来高效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如果继续扩大, 随之增加更多的规章制度, 就会使企业效率下降。因此, 需要改变管理的方向, 即不是增加企业的规章制度, 而是减少企业的规章制度, 增加灵活性, 变刚性的科层制为柔性的科层制。柔性的科层制为企业扭转了效率下降的局面, 又为企业带来了高效率。

在企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从初创到稳定时期, 科层制的刚性制度给企业带来了高效率。当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拓展业务时, 变革的柔性科层制因为其灵活性, 同样会给企业带来高效率。因此, 刚性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和柔性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为企业带来从初创到发展再到强大两个阶段的高效率,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 应该懂得如何掌握好企业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以达到企业的效率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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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结构特征 篇4

我国造纸产业在1978年以来增长迅速,纸及纸板产量1978年为439万吨,2009年为8640万吨,32年间增长1868.11%,2009年我国造纸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1.4%,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我国造纸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如何演变,是否规模大的企业有利于技术创新,竞争抑或垄断的市场结构促进造纸产业的技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我国造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对相关产业政策进行恰当评价。以下讨论我国造纸产业的企业规模、市场结构的演变及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首先对相关文献做一个概述,其次分析我国造纸产业的企业规模、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然后对我国造纸产业企业规模、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检验,最后进行总结。

1 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一个概述

在企业规模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上,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技术创新,这即熊彼特提出的大企业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假说。但该假说并未得到完全证实。根据秦宇(2006,p.28-29)的叙述,海和莫瑞斯(1991)认为,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得到证实,不同类型的产业中,研发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差异极大。[1]1990年代之后,Cohen和Klepper(1992,1996)研究了长期以来观察到的平均研发强度、市场集中度和差异系数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则通过研发获得的产出水平也越高,且与产品创新相比,工艺创新的回报更多地取决于产出规模的大小。[2,3,4]JianmingTang(吴贵生等,2009,p.63-64)认为,大企业更多地采用创新产出,主要是工艺创新或者工艺与产品创新的组合。[5]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根据秦宇(2006,p.17-20)整理的1989-2002年间我国主要的技术创新调查的有关资料分析,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比重与企业规模成正比。[4]

关于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王永生(1999,p.128-130)分析了技术引进与市场结构的关系,认为市场的过度垄断会使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失去引进技术的积极性,而产业发展程度不够、企业规模过小,也会在经济能力上制约企业的技术引进投资。[6]而关于竞争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根据Jianming Tang(吴贵生等,2009,p.53)的评述,Kamien and Schwartz(1982)进行了总结,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更小,更容易从研发投资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垄断企业更容易为创新活动提供财务支持,因为其能从垄断中获得超额利润,企业也能利用其权利在市场中获得持续的主导地位,而缺乏垄断地位的企业就做不到这点;另一方面,Levin 等.(1985)认为,市场力量对创新的影响倾向于更依赖技术或制度条件。[5]

2 我国造纸产业企业规模演变

从造纸企业的产值和业务收入演变看,1998—2008年间,经价格指数调整后,单个企业平均产值由2611.74万元到6283.07万元,提高3671.33万元,增长140.57%;单个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由2361.83万元到6968.64万元,提高4606.81万元,增长195.05%。企业规模有了较快提高,只是在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规模表现为略有下降。

从造纸企业的产量演变看,我国纸及纸板产量最大的九个省在2003年每家造纸企业平均产量为1.64万吨,2008年为2.55万吨,有了较大提高。2003—2008年间,单个企业纸及纸板产量的演变情况,各省份的表现为:江苏省由2.37万吨到4.33万吨,增加1.96万吨,增长82.70%;山东省由3.44万吨到3.94万吨,增加0.5万吨,增长14.53%;河南省由1.33万吨到3.21万吨,增加1.88万吨,增长141.35%;广东省由1.98万吨到2.81万吨,增加0.83万吨,增长41.92%;河北省由1.40万吨到2.51万吨,增加1.11万吨,增长79.29%;浙江省由1.28万吨到1.95万吨,增加0.37万吨,增长52.34%;福建省由1.03万吨到1.57万吨,增加0.54万吨,增长52.43%;四川省由0.98万吨到1.33万吨,增加0.35万吨,增长35.71%;湖南省由0.95万吨到133万吨,增加0.38万吨,增长40%。可以看出,江苏省单个企业规模最大,而河南省企业规模的提高幅度比例最大。

虽然我国造纸企业的规模有了较快提高,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造纸企业相比则有巨大差距:1997年全球超过500万吨生产能力的纸业公司有10家,100万吨的有54家,前150家大公司产量占总产量69%;1998年世界浆厂(中国大陆除外),平均规模21万吨;纸厂平均规模约8万吨;北美浆厂平均规模38万吨,亚洲(日本、印尼、韩国)33万吨,西欧20万吨;北美纸厂平均规模18万吨,西欧、亚洲(印尼、韩国、日本)均为8万吨。

3 我国造纸产业市场结构演变

对于一个产业的市场结构,可用集中度指数CRn来描述。CRn指某产业的相关市场内前n家最大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产值、产量、销售额等)的总和。本文用主营业务收入和产量分别计算我国造纸产业的集中度指数,以分析其市场结构的变化情况。

3.1 按主营业务收入计算

从按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集中度指数看,2007年我国前3大造纸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占全国总和的10.25%,前5大企业占15.23%,前10大企业占24.41%,接近四分之一。这表明我国造纸产业拥有的企业数量众多,彼此间竞争激烈,尚没有拥有绝对市场势力的厂商。

在2001—2007年间,按收入计算的集中度指数的变化如下:CR1由4.58%到4.12%,下降0.46个百分点,增长-40.04%;CR3由9.04%到10.25%,提高1.21个百分点,增长13.38%;CR5由12.15%到15.23%,提高3.08个百分点,增长25.35%;CR10由18.49%到24.41%,提高个5.92百分点,增长32.02%。这表明产量在前10位的企业在2001-2007年间基本都在扩大主营业务收入,但相对而言,排名靠后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幅更大,规模扩大更为迅速。从变化趋势看,CR1、CR3、CR5、CR10、CR20、CR30基本都延续了先增长、后下降的格局,2007年集中度指数的下降表明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型造纸企业比中小型造纸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排名在30位以后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幅要大于30位之前的企业,这同时也预示着造纸产业内企业规模的差距在缩小,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3.2 按产量计算

从按产量计算的集中度指数看,2009年我国前3大造纸企业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是15.12%,前5大企业占20.32%,前10大企业占27.37%,已超过四分之一。这与按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集中度指数体现的特征基本相同。

2002—2009年间,按产量计算的集中度指数变化如下:CR1由2.94%到7.55%,提高4.61个百分点,增长156.80%;CR3由7.07%到15.12%,提高8.05个百分点,增长113.86%;CR5由9.52%到20.32%,提高10.8个百分点,增长113.45%;CR10由13.2%到27.37%,提高14.14个百分点,增长106.88%;CR20由18.47%到35.98%,提高17.51个百分点,增长94.80%。这表明前20位的企业均在扩大产量,且排名靠前企业的产量增长幅度要大于排名靠后的企业。

在2002—2009年间,按产量计算的CR1、CR3、CR5、CR10、CR20、CR30均是逐年增大,这与按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集中度指数有一定的差异。这表明,2007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大型造纸企业产量的影响不大,大型造纸企业反而借机纷纷扩大产量,同时采用降低价格的竞争策略来应对市场变化,把追求市场占用率而非收入的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贝恩以及日本通产省对产业集中度的划分标准,市场结构分为两类,寡占型为CR8≥40,竞争型为CR8<40%,而寡占型又细分为极高寡占型(CR8 ≥ 70%)和低集中寡占型(40% ≤ CR8<70%),竞争型又细分为低集中竞争型(20% ≤ CR8<40%)和分散竞争型(CR8<20%)。以此标准,我国造纸产业的市场结构属于竞争型结构,2001年后,正由分散竞争型向低集中竞争型迈进。

4 我国造纸产业技术水平变化

人均劳动生产率指标可以衡量技术差距(Blomstrom,1983;[7]Kokko,1994[8]),本文用反应人均劳动生产率指标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工业总产值来衡量我国造纸产业技术水平的变化。

1995—1997年间,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标准统计,经价格指数调整后,我国造纸企业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先下降、后上升,人均工业总产值则逐年上升,表明期间造纸产业的技术水平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态势。

2003—2008年间,按规模以上企业标准统计,经价格指数调整后,人均主营业务收入由21.35万元到42.92万元,提高21.57万元,增长101.03%,人均工业总产值由22.17万元到41.02万元,提高18.85万元,增长85.02%。由此体现的是我国造纸产业技术水平有了大幅提高,期间技术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0%以上。具体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主营业务收入按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产值按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1995—1997年统计标准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5年价格指数为100;2003—2008年统计标准为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3年价格指数为100。

5 我国造纸产业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5.1 基于集中度指数与技术水平关系的检验

从各种集中度指数演变与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工业总产值演变看,在2003—2008年间,两类数据均是逐年上升,变化的趋同性很高。这表明在造纸产业市场结构由分散竞争型结构向低集中竞争型结构转换的过程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造纸产业的技术水平同时提高。

计算2003—2008年按产量计算的集中度指数与表示技术水平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工业总产值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2。Pearson相关系数是用来检验两个变量是否线性相关的参数,介于1和-1之间,其中1表示变量完全正相关,0表示无关,-1表示完全负相关。从计算的相关系数值看,CR1、CR3、CR5、CR10、CR20、CR30与表示技术水平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均在0.93以上,属于高度正相关。从相关系数大小变化看,随着集中度指数中包含的企业数量增加,相关系数基本呈下降趋势。

这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集中度指数的提高,我国造纸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以及增加投资进行自主技术研发等途径,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整个造纸产业的技术进步;从不同规模企业的横向对比看,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有意愿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对整个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

5.2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截止2009年底,我国A股市场共有造纸类上市公司20家。以主营业务收入表示企业规模,规模最大的为山东晨鸣纸业,主营业务收入114.48亿元,规模最小的是新疆天宏纸业,主营业务收入3.44亿元;以人均主营业务收入表示企业的技术水平,技术水平最高的是安徽山鹰纸业,人均主营业务收入174.56万元/人,最低的是辽宁金城造纸,人均主营业务收入14.37万元/人。

对20家造纸类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人均主营业务收入进行初步分析,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基本正相关,但对于企业规模最大的数家企业,这种正相关关系似乎不再存在。按主营业务收入20亿元为标准,将20家公司分为两组,分别计算主营业务收入与人均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系数,结果为:对于上市公司整体,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8;对于小于20亿元的分组,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8;对于大于20亿元的分组,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9。

基于对上市公司的分析,初步的结论是,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呈正的弱相关关系,但以主营业务收入20亿元为界限,在此临界点之前,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在此临界点之后,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不再正相关,呈负的弱相关关系。对于上述结果,尤其是规模大于20亿元的上市公司规模与技术水平呈弱的负相关这种现象,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1)我国规模以上造纸企业有1万家左右,造纸类上市公司只有20家,仅占千分之二,存在样本量过少的问题;(2)20亿元以上的造纸类上市公司规模扩大的途径可能源自对产业内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企业的兼并、重组、收购,造成上市公司整体技术水平的下降,或者源自产业间的多元化经营,使技术水平下降;(3)造纸类上市公司规模最大的四家企业均来自山东省,地域特征明显,而相同规模或规模更大的来自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域的造纸企业并未在A股市场上市,对大规模造纸企业的分析结论较多体现了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6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我国造纸产业企业规模在过去十几年间有了较快提高,但与世界其他先进造纸企业相比则依然很小;(2)从集中度指数及其变化情况看,我国造纸产业的市场结构属于竞争型结构,2001年后由分散竞争型向低集中竞争型迈进;(3)从以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工业总产值来衡量的技术水平变化看, 2003—2008年间,我国造纸产业的技术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平均每年提高10%以上;(4)随着我国造纸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集中度指数的提高,整个造纸产业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有意愿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对整个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而基于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呈正的弱相关关系,以主营业务收入20亿元为界限,在此临界点之前,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在此临界点之后,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不再正相关,呈负的弱相关关系。

根据上述结论,从企业的角度,造纸企业应该不断扩大自身规模、提高技术水平,以应对市场竞争,而对于上市公司中规模最大的数家造纸企业而言,其规模的扩大并未带来技术水平的显著提高,在未来发展方式上,应注重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增长转变;从政府的角度,由于造纸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由分散竞争型向低集中竞争型迈进有利于造纸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为当前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严格限制的市场准入政策和淘汰小规模落后造纸企业及生产线的市场退出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关部门应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或进一步出台新的政策,以促进我国造纸产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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