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共12篇）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篇1

[本栏导读]在海西进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是国家语委领导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2012 年4 月,国家语委就成立了调查领导小组,原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同志任组长,同时成立了调研组,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福建省相关院校专家组成。调研组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深入讨论研究、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调查的工作方法、步骤和具体方案。2012 年8 月6 日至8 月15 日,在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语委和三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调研组赴平潭、泉州和厦门实施了调查。调查分析结果已经上交国家相关部门。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海西经济区的语言文字实际使用情况,为海西经济区发展服务,国家语委科研办又设立了“十二五”科研规划2012 年度委托项目“海西经济区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编号:WT125-18; 负责人: 苏金智) 。这里发表的两篇调研报告是2014 年年底课题组根据在浙江衢州和江西赣州调查的结果写成的。“习马会”后,两岸的语言文化交流必将更加频繁,海西经济区应该抓住机遇,适应新形势,在认真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法规政策的同时,探索先行先试的做法,为促进两岸的统一做出贡献。课题组根据调查结果对国家在海西经济区语言文字政策的实施提出了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够给相关部门和海西经济区决策时提供参考。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篇2

2016-2017第一学期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因此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但能使沟通更容易，而且字正腔圆、音色优美的普通话还能给听者以听觉上的享受，使其入情入境。所以作为教师，更应该说好普通话，规范用语，为了配合这项工作，本学期作如下抽查计划：

一、抽查时间：不定期

二、抽查方法：以全体教师为总体，领导班子不定期抽取教师，进行不通知检查。

三、抽查内容： 1.国旗下讲话内容 2.班会内容

3.大队辅导员讲话内容 4.汇报工作内容 5.领导讲话内容 6.副校长安全教育内容 7.办公室集体备课发言内容

四、抽查结果处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予以改正。

徐州市民语言使用情况 篇3

关键词:徐州市民 语言使用 推普

徐州地处南北方过渡地带,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北邻山东省,西接安徽省,东连连云港市,南邻宿迁市,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由于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方言的变化也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2009年7月10日～7月23日,我们对接收徐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每晚21:20播出的《徐州夜新闻》栏目采访的310人的方言使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通过对身边鲜活的语言材料的分析,笔者试图总结出目前徐州市民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促进徐州市的推普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接受采访者的性别及年龄段的数据统计

从以上数据资料可以看出,接受采访的人员基本涵盖了三个年龄段,老年人占11%,其中,老年男性占6%,老年女性占5%;中年人占54%,其中,中年男性占38%,中年女性占16%;青年人占35%,其中,青年男性占21%,青年女性占14%。从性别来看,其中男性占65%,女性占35%。

可以看出,接受采访的人员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中青年明显多于老年。他们的身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a.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b.私人企业主及服务人员;c.路人;d.社区居民;e.其他人员。接受采访的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男性居多,而接受采访的老年人则多为社区居民。也就是说,在徐州市区这个社会环境中,男性的社会责任远远大于女性;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具有较为明显的话语权优势,中青年的社会主导地位更为突出,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中流砥柱。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统计,笔者将为数不多的几个未成年学生列入了青年人中,其中包括男生2人,女生5人,青年和少年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较小,能够共同代表徐州市新一代市民的语言态度。

二、徐州市民接受采访时的语言使用情况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从头至尾一直使用普通话的有125人,占总人数的40%。从使用普通话人员的年龄段上看,老年男性有2人,中年男性有41人,青年男性有32人,中年女性有15人,青年女性有33人。青年人总计65人,占总人数的21%,中年人总计56人,占总人数的18%。可见,能够自觉使用普通话的还是以青年人居多,中年人其次,老年人极少,只有2个,占总人数的1%。此外,将徐州话和普通话穿插使用的有5人;徐州话和普通话穿插使用,说到具体数字时用普通话的有1人;由徐州话转为普通话的有1人,对不同身份的人采用不同语码的有3人,以上总计为135人,占总人数的44%;将徐州话和普通话杂糅在一起使用,即使用“徐普”的有2人。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从头至尾一直使用徐州话的有171人,占总人数的55%。其中,老年男性16人,中年男性72人,青年男性25人,老年女性14人,中年女性33人,青年女性11人。老年人总计30人,占总人数的10%,中年人总计105人,占总人数的34%,青年人总计36人,占总人数的1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接受采访的老年人数量本身就少,因此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不高。在接受采访的33个老年人当中,只有3人使用了普通话,其余的30人均使用了地道的徐州话。也就是说,使用徐州话的老年人在所有老年人中所占比例为91%,而中年人中说徐州话的人在所有中年人中的比例只有62%。此外,出于礼貌,在与主持人相互问好时(“你好”)用普通话,其余都用徐州话的有1人,由普通话转为徐州话的有3人。以上总计174人,占总人数的56%。

三、调查情况分析

由于《徐州夜新闻》是个地方性的栏目,其内容都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接受采访的市民在答记者问话的时候精神上是处于放松状态的,自然会用平时说得多或说得惯的语言与记者进行交流。因此,调查结果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目前徐州市民的语言使用情况。下面我们对调查结果做如下分析:

(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0人在运用以徐州话为主体的语码与记者交流时,不同程度地掺入了普通话。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刚开始用普通话,后面全用徐州话,包括问好用普通话,其余用徐州话和前面两三句用普通话,其余用徐州话。这种情况的共4人,这4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运用普通话与记者交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在这种场合应该使用普通话,但可能由于平时惯用徐州话,所以不自觉地又从普通话转向了徐州话。

另一种情况是普通话和徐州话两种语码多次相互转换,即在受采访人员的话语中,普通话与徐州话穿插交替,这种情况的共6人。这样的反复说明这一小类人群的普通话意识更强一些,虽然说徐州话更符合自己的语言习惯,但是他们能够不断提示自己讲普通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人在说到具体数字时特意转换为普通话。这种转换,大概是由于较徐州话来说,普通话的表达水准,一方面能够让人听得更清晰,避免产生歧义,另一方面又能起到强调作用。

(二)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对不同的人说话会采用不同的语码。调查中共有3人属于这类情况。他们分别是:徐州传染病医院院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普通话,与患者交流时用徐州话;鼓楼法院法官,接受采访时用普通话,与原告对话时用徐州话;学生家长,在与记者交流时用徐州话,对女儿说话则用普通话。可见,语码的选择与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很大关系。如前面两人,他们平时的工作语言是普通话,但他们知道在与老百姓交流时,运用本地方言会显得更为自然和亲切,于是会自觉对语码进行选择,采用徐州话作为交流工具。而那个学生家长身上所反映出的情况更是普遍代表了现在许多家长的语言习惯。这些家长多数为中青年,受普通话影响较大,对方言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小就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所以只要是对孩子说话,一律转变为普通话。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三)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一般都会用普通话提问,但为了更贴近群众,偶尔也会说徐州话。在记者用徐州话发问时,群众也就自然采用相同的语码与其进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对象中,有一位青年女性是在记者用徐州话发问后,自觉地直接运用普通话回答,这说明这位女青年的普通话意识极强,她在日常交际中使用普通话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从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通话在徐州年轻一代市民心目中的地位较老年人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四)在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员中,说普通话的青年人在同年龄段人群中所占比重为60%,说普通话的中年人在同年龄段人群中所占比重为33%,说普通话的老年人在同年龄段人群中所占比重为6%。可见,大部分青年人都习惯于用普通话与他人进行交流,中年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习惯于说普通话,这充分体现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而老年人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他们使用方言已成了不易改变的习惯。

(五)虽然对于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人我们无法推测其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具体情况,但从可得知其身份的人群来看,政府工作人员、律师、法官、医生、教师、私人业主等职业人员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

(六)使用普通话与记者进行交流的老、中、青年人共占总人数的40%,其中中年人和青年人占39%,可见频繁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密切,接触越来越频繁,这就从客观上对人们的普通话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年,我们可以明显感到习惯使用普通话的人已越来越多。但我们还必须看到,目前徐州市民使用普通话的意识还不是很强,在电视台采访中,依然有55%的人一直使用徐州话与记者交流,还有一部分人将普通话与徐州话混合使用。以使用徐州话为主的人员,总计174人,占总人数的56%。

四、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徐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使徐州方言越来越趋向于普通话,而徐州市民对本地方言的态度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普通话的推广并非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推普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推广普通话是一件关系国家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大事,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促进现代化建设。同时,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又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们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徐州市的推普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中青年人对普通话的使用还是较为普遍的,但目前徐州市民总体的普通话意识还不是很强,仍然有部分人虽然会说普通话,却由于不习惯、不愿意或怕说不好而选择把本地方言作为他们的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即使在接受采访时,也不会转换他们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推普工作任务依然艰巨。

基于本次调查,笔者对我市的普通话推广工作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普通话意识。在这次调查中,共有7名未成年学生接受了采访,其中只有1名男生使用了徐州话与记者交流,其他6人均使用普通话。这说明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中,普通话教育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学校很注意培养学生的普通话意识,这点值得肯定。

(二)党政机关应起到表率作用。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代表着地方形象,普通话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公务人员素质的高低和文明礼貌水平,对开展工作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在使用普通话方面,必须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新闻媒体应起到榜样作用。首先,新闻媒体在公众当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一旦出现错误就极有可能以讹传讹,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其次,新闻媒体能够起到标杆作用,如果大家都去效仿标准的普通话,那么推普工作就并非难事了。因此,在播放新闻之前,应仔细做好校对工作,防止错误的产生。播音人员应从严要求自己,为公众做好榜样。

(四)以公共服务行业的渗透作用带动全社会推广普及普通话。目前,公共服务行业已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公共服务行业的人员都能够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与服务对象进行交流,推普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大进展。因此,提高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苏晓青,周兵兵.徐州市民语言使用情况电台录音调查报告[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4).

赣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篇4

( 一) 赣州概况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与广东、福建、湖南相邻,总面积3. 9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87 万,201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1843. 6 亿元。赣州的民族成分构成比较复杂,以汉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9. 2% ,另外还有41 个兄弟民族,包括畲、回、蒙古、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僳僳、高山、佤、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独龙、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塔吉克、怒、乌孜别克、鄂温克等民族,分布在下辖的各个县市,其中,畲、回、蒙古3 个民族人口都超过千人。

赣州是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全市客家人口占95% 以上,世称“客家摇篮”。赣州各地的主要汉语方言是客家方言,可以分为东片、西片、环形片,主要分布在赣州市郊区以及下辖各县市中。( 郑材,1989) 赣州第二大汉语方言是西南官话,俗称为赣州话,主要流通在赣州市区、信丰县城以及城郊三四里以内,这就在客家方言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赣州话方言岛现象。

( 二) 调查意义

语言文字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对语言文字状况进行调查意义重大,是国情调查的一个具体内容,是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制订、实施语文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陈章太,1994) 赣州属于海西经济区的重要城市,也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摇篮,在江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赣州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意义重大。赣州是客家民系的主要聚居地,调查赣州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利于了解客家方言的生存状况,对于科学保护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赣州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也是江西省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查数据为江西省语言文字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提供了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有利于江西的社会发展和民众和谐。

二调查目的及设计

本次调查属于宏观调查,即调查人们掌握各种语言( 包括方言) 和文字的情况,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习惯和场合,对各种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过程中的看法,即社会语言学家所说语言状况调查( 苏金智,1999) 。

( 一) 调查目的与方法

本次调查目的主要有三: 第一,了解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的社会知晓度; 第二,了解普通话和通用规范汉字的使用情况以及方言和繁体字的使用领域; 第三,了解民众对普通话、方言、简化字、繁体字的基本态度。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和座谈两种方式。问卷调查涉及社会各行业人员; 座谈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各部门中和语言文字关系最密切的相关人员。调查范围限于赣州市区。

( 二) 问卷调查设计

1. 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

( 1) 基本情况: ①性别; ②年龄; ③受教育程度; ④职业; ⑤学生的年级和专业。

( 2) 语言法律知识、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态度,包括: ①“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出自哪部法律; ②是否愿意说普通话; ③是否学过普通话; ④学习普通话的途径; ⑤学习普通话的原因; ⑥普通话程度; ⑦希望普通话达到什么程度; ⑧本地小学应该采用什么教学语言; ⑨本地中学应该采用什么教学语言; ⑩能用哪些话与人交谈: 瑏瑡在家最常说哪种话; 瑏瑢工作中最常说哪种话; 瑏瑣是否喜欢说当地话; 瑏瑤学习当地话的最好途径; 瑏瑥是否愿意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 3) 文字法律知识、文字使用情况及其态度,包括: ①“国家推行规范汉字”出自哪部法律;②看繁体字书报是否有困难; ③平时主要写简化字还是繁体字; ④是否赞成海西经济区户外广告使用繁体字; ⑤是否愿意学繁体字; ⑥是否学过繁体字; ⑦学习繁体字的最好途径是什么。

2. 问卷调查的对象

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人员。第一类是公务员,包括人大、文化、广电、出版、工商、卫生、侨办、台办、旅游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第二类是教师和学生,包括大学和中学。第三类是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

三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 一) 样本结构

本问卷涉及被调查者的参数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四个方面。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00 份,各类样本所占比例如下图所示:

图1 显示,问卷的性别比例基本均衡; 年龄构成主要是14 ~ 50 岁之间,中年人最多; 学历层次基本都在高中以上,大学学历者居多; 从职业来看,以学生最多,其次是教师和公务员。总之,调查样本分布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能反映赣州市民语言文字使用现状。

( 二) 数据分析

本项调查完成于2014 年年末,为了解语言文字使用的动态发展情况,我们把本次调查的某些数据与2000 年前后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江西省以及全国的相关数据作对比。

1. 语言文字相关法律知识的社会知晓度

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15. 7% 的人知道“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出自《宪法》,整体知晓度比较低。熟悉这一基本法律知识的受访者,学历层次以大学为主,占85. 1 % ; 职业主要是教师和公务员,分别占44. 7 % 和34 % ; 年龄主要集中在23 ~ 40 岁之间,占61. 7% ,18 ~ 22 岁、41 ~ 50 岁、51 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分别占10. 6% 、17% 、10. 6% ; 性别上没有明显差异,男女分别占55. 3% 和44. 7%。《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语言文字各项工作的最根本依据。“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1982 年就写进了《宪法》,15.7%的社会知晓度明显与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不相吻合,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这一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让民众清楚推普是有法可依的重要政策。

对“国家推行规范汉字”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知晓度则比较高,有87. 7% 的受访者知道。男女差别也不明显,分别占55. 9% 和44. 1% ; 学历层次以大学为主,占71. 5% ,高中学历者也不少,占24. 3% ; 从职业来看,以学生为主,教师和公务员也不少,三者分别占50. 6% 、27. 4% 、17. 1% ; 从年龄来看,主要集中在40 岁之下,占89. 6% ,其中14 ~ 17岁、18 ~ 22 岁、23 ~ 40 岁三个年龄段分别占19% 、33% 、37. 6% 。

2. 语言文字使用的能力

本次调查的语言文字,包括普通话、汉语方言、繁体字、简化字。

(1)普通话和方言使用的能力

调查数据( 见表1) 显示,99. 3% 的受访者表示能用普通话与人交流,73. 3% 的人能用当地话与人交谈。相比于2000 年江西省城镇的调查数据,能用普通话交流的比例增加了近25 个百分点,而能用方言交流的比例则下降了近20 个百分点。可见,新世纪以来,普通话在城市的普及更明显了,绝大多数人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流。方言的使用存在一定的萎缩,并且与年轻化具有正相关性,50 岁以上的人92. 9% 能用当地话与人交谈,而41 ~ 50 岁的人只有87% ,23 ~ 40 岁的人只有69. 3% ,18~ 22 岁的人只有75. 5% ,14 ~ 17 岁的人只有62. 7% ,越年轻,能用当地话与人交谈的比例越少。

关于普通话的流利程度,相比于2000 年全国城镇的数据( 见表2) ,今天民众的普通话更加标准了,其“流利准确”的比例达到46. 5% ,增加了约20 个百分点; 而“口音较重”或“不熟练”的情况已经比较少了,总共只占8. 9% ,相比于2000 年全国城镇的35. 52% ,减少了约26个百分点。

调查数据显示,普通话水平相比于2000 年有大幅提高,这与国家积极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和措施密切相关。在座谈调查中,政府相关部门人员明确表示,赣州政府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号召,将“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纳入城市综合管理、文明创建活动的常规工作之中,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在南门口、文清路、中心广场等闹市区发放推普宣传资料,开展推普咨询活动,组织交流学习普通话经验推广活动等。整个社会普通话使用的氛围非常好,各级学校、政府部门、医疗单位、商场超市、茶楼酒肆等公共场所基本都使用普通话,城镇家庭也都普遍使用普通话,整个社会说普通话的意愿比较强,普遍认为普通话便于交际,有利于经济发展。

( 2) 繁体字阅读的能力

大陆书面交际主要用简化字,繁体字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繁体字的阅读能力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次调查显示( 见表3) ,尽管“基本没困难”,即较熟练掌握繁体字的人只占25. 7% ,但真正“困难很多”的人并不多,只占11. 7% ,相比于2000 年的调查数据,真正“困难很多”的人比例下降了约15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赣州民众的繁体字阅读能力其实并不是很差。

关于“是否学过繁体字”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5% 的受访者表示学过繁体字,而能大致看懂繁体字书报的人却占88. 4%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繁体字知识是在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掌握的。

3. 语言文字使用的状况

( 1) 普通话和方言( 当地话) 使用的状况

赣州的普通话普及情况非常好,市民的工作语言基本上是普通话,家庭语言也表现出普通话的优势地位。调查数据( 见表4) 显示,赣州市民在单位谈工作基本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占95. 3% ,比2000 年江西省城镇的51. 3% 高出44 个百分点。赣州市民在家说普通话和说当地话的比例基本均衡,说普通话的略多一点。在家说普通话的比例达到48% ,比2000 年江西省城镇26. 3% 的比例高出20 多个百分点; 在家说当地话的比例只有41. 7% ,比2000 年江西省城镇87. 54% 的比例下降了约46 个百分点。赣州市民在家最常说普通话还是当地话具有一定的年龄分布规律,最常说普通话的年龄分布比例为: 14 ~ 17 岁占49% ,18 ~ 22 岁占30. 6% ,23 ~ 40 岁占59. 6% ,41 ~ 50 岁占69. 6% ,51 岁以上占35. 7% ; 最常说当地话的年龄分布比例为: 14 ~ 17 岁占47. 1% ,18 ~ 22 岁占62. 2% ,23 ~ 40 岁占23. 7% ,41 ~ 50 岁占17. 4% ,51 岁以上占64. 3% 。从年龄分布规律来看,在家最常说普通话比例较高的是中年的上班族,在家最常说当地话比例较高的是在校学生( 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 和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

( 2) 简化字和繁体字使用的状况

调查数据( 见表5) 显示,简化字是我们书写的主要字形,这一基本事实十几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作为海西经济区的赣州也不例外,有书写繁体字习惯的比例只有3. 6% ,相比于2000 年下降了大约2 个百分点。

4. 对语言文字的态度

( 1) 对普通话和方言( 当地话) 的基本态度

在“是否愿意说普通话”的调查中,93% 的受访者选择“愿意”,6% 的人选择“无所谓”,真正“不愿意”的只有1% ; 在“是否喜欢说当地话”的调查中,选择“喜欢”的占48. 7% ,选择“一般”的占43. 4% ,选择“不喜欢”的占8% 。数据对比显示,普通话作为全民的交际工具,基本上已经被全社会所接受,推广普通话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 方言作为区域性交际工具,负载了特定的文化信息,也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

1) 对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

调查数据( 见表6) 显示,赣州市民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比较高,有92. 7% 的人希望能流利准确或熟练使用普通话,相比2000 年全国城镇60. 58% 的数据高出30 多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通话的交际功能,而是把熟练使用普通话看作一种有文化的表现,看作一种特定的身份标志。

2) 学说普通话的目的。

调查数据( 见表7) 显示,赣州市民学说普通话的目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是“为了同更多人交往”,高达80. 3% ,其次是“工作、业务需要”“学校要求”“为了找更好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兴趣”占了30% 。相比2000 年全国城镇的数据,学说普通话目的变化非常明显,当时比例最高的是“工作、业务需要”,而“与人交往”和“个人兴趣”所占比例较低。当然,2000 年调查设计的是单项选择题,而本次调查设计的是多项选择题,所以纵向时间比较的数据差异不能说明问题,但从五个选项之间的横向数据差异却能发现某些规律。学说普通话目的设置的五个选项其实分属于不同的性质范畴,“工作、业务需要”“为了找更好工作”“学校要求”是属于直接的功利目的,同经济效益有密切关系; 而“为了同更多人交往”则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同追求,与“个人兴趣”一起都能满足某种内心的精神需求。调查结果表明,2000 年,大多数人学习普通话的目的功利性还比较强,而今天,直接的功利目的不再是学说普通话的主要原因,而社会认同和个人兴趣成为学说普通话的重要驱动力。可以这么说,当普通话的交际价值日益重要时,其文化价值也越来越突显。

3) 对本地中小学教学语言的看法。

调查数据( 见表8) 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小学的主要教学语言应该是普通话,也有一部分人希望用当地话和外语教学,但中学和小学也有一定的差异。调查中支持小学用当地话教学的有17. 5% ,比支持中学用当地话教学的高出9. 2 个百分点,而支持中学用普通话教学的比支持小学的高出4. 6 个百分点,支持中学用外语教学的比支持小学的高出2. 1 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的差异可知,有一部分人希望在小学可以适当地用当地话教学,而进入中学则应该强调用普通话教学,用外语教学的愿望中学也比小学增强了。本次赣州调查的数据与2000 年江西省的数据相比也有一定的变化。对于小学的教学语言,本次赣州调查支持普通话的占91. 7% ,比2000 年下降了约5. 4 个百分点,而支持用当地话和外语教学的则上升了约4. 5 个百分点。对于中学的教学语言,本次赣州调查与2000 年差别不太大,支持普通话的下降了1. 7 个百分点,支持当地话的上升了约0. 7 个百分点,支持外语的下降了约3. 3 个百分点。总的看来,普通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价值取向基本没有变化,但希望在中小学用当地话教学的比例相比于10 年前有所提升。在座谈调查中,与会者普遍认为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也要保护方言。方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地方文化载体。方言的使用空间在慢慢变窄,应该想办法阻止其走向消亡,希望法律对方言的规定可以灵活一点,让普通话和方言各自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同时座谈者也普遍反对大力提倡和使用地方方言。

( 2) 对繁体字的态度

户外广告、招牌、标语是否可以适当使用繁体字呢? 调查数据( 见表9) 显示,赞成可以使用繁体字的占24. 7% ,比2000 年江西省的数据高出了约14 个百分点,不赞成的则下降了约18 个百分点。可见,越来越多的人赞成可以在户外公共场合使用繁体字。这种数据的变化可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繁体字的态度有所改变,也可能是因为赣州属于海西经济区,与港台的经济联系较多,其文字的使用习惯和态度受到港台的影响。在“是否愿意学习繁体字”的选项中,有46. 7% 的人表示愿意,“无所谓”的占28%,“不愿意”的只占25. 3% 。可见,有很大一部分人对繁体字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愿意去学习。

调查数据( 见表10) 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的人群对户外广告等使用繁体字的态度有所差别。在表示赞成的人群中,性别因素影响不明显,男性的25. 2% 表示赞成,女性的24. 2% 表示赞成,只差1 个百分点; 从年龄上看,41 ~ 50 岁的人群赞成的比例最高,这个年龄段有34. 8% 的人表示赞成; 从学历上看,具有大学学历者赞成的比例最高,有28. 8 % 的人赞成; 从职业上看,公务员赞成的比例最高,有32. 7 % 的人赞成。总的说来,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高学历者、公务员这三个群体中赞成海西经济特区户外广告使用繁体字的比例最高。

关于繁体字问题,座谈者普遍认为,繁体字不一定要普及,但有必要了解。一方面繁体字中蕴含着诸多中国文化方面的信息,了解繁体字有利于了解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使用繁体字写书法很漂亮,有利于展示汉字之美,提升文化自信。有些行业领域有使用繁体字的意愿,如酒店招牌、古玩行业等,希望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使用印刷的繁体字,或者简化字和繁体字同时使用。政府各部门在工作中一般都使用简化字,但台办、侨办等部门因为工作的性质,经常会接触繁体字,他们已经形成了“以我为主、灵活处理”的汉字使用办法。在正式场合,比如涉台会议的横幅、标语、会议手册、宣传手册等,全部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使用简化字; 但是在私信、贺卡往来中,往往会按台湾的语言习惯,使用繁体字。

很多与会者表示,目前法律规范的繁体字使用范围标准不好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公共场所设施用字、招牌广告用字等应该使用国家通用的规范汉字,同时又规定,下列情形可以使用繁体字: 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工商局、新闻出版局等部门表示其中的界限和标准不好把握,比如,怎样界定艺术作品? 出版物的封面是否可以使用繁体字? 请书法家题写的广告是否可以使用繁体字? 古玩行业是否可以使用繁体字? 针对港澳台同胞的服务行业是否可以使用繁体字? 这些问题国家主管部门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4.关于语言文字的学习

(1)关于普通话的学习

普通话在赣州的推广情况非常好,有近92% 的受访者表示学过普通话,而8% 没学过普通话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年龄偏大( 50 岁以上) 或学历偏低( 小学) 的群体。在“是否愿意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选项中,有68%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加,对于非特定领域的调查来说,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特别是很多在职人员也表示愿意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公务员中有54. 5% 的人愿意接受普通话水平测试,教师有73% 的人愿意,其他各行业有58. 6% 的人愿意;从年龄看,41 ~ 50 岁的人有56. 5% 愿意,51 岁以上的人有50% 愿意。如此高比例的社会大众愿意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说明普通话已经深入人心,民众希望自身的普通话水平能够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可。所有调查对象中不愿意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只有11% ,另有21% 的人表示无所谓。

关于学说普通话的途径,调查数据( 见表11) 显示,有93% 的人认为学说普通话的主要途径是学校,相比于2000 年江西省的数据提升了约8 个百分点,“通过培训班学习”提升了6. 5个百分点,“跟家人学”提升了约20 个百分点; 而“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学”则下降了近28 个百分点,在“社会交往中学习”下降了约14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变化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正规途径学说普通话,而不是以“道听途说”的方式学说普通话,这说明民众对学说普通话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学会标准的普通话,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能听懂能交际的基本需求。

( 2) 关于方言( 当地话) 的学习

关于学习方言( 当地话) 的途径,调查数据( 见表12) 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跟家里人学”和“在社会交往中学”是比较好的途径,只有少数人支持通过学校、传媒等正规途径学习方言。对比普通话的学习途径可以得出结论,要提高普通话水平,学校教育非常关键,社会环境和广播电视也起着很重要作用; 要学习方言,家庭和言语社区语言环境最重要,而通过学校教育学习方言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诸多座谈代表都认为,方言没必要通过学校来推广,方言进课堂很不现实。方言可以通过家庭、媒体、社会、艺术等不同途径和形式加以保护,比如采茶戏( 用方言唱) 进校园,电视台开设方言节目,公交车上用客家话、普通话双言做宣传等。

( 3) 关于繁体字的学习

此次调查显示,学习过繁体字的人比例并不高,只有15% 。从性别来说,男性的比例要高于女性,男性中18. 7% 的人学过繁体字,而女性只有11. 8% ; 从年龄来看,23 ~ 40 岁、18 ~ 22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学习繁体字比例相对较高,超过了平均值,分别占18. 4% 、16. 3% ; 从学历看,有大学学历者比例最高,占17. 3% ,另外年纪比较大的小学学历者都表示学过繁体字;从职业看,公务员中学习繁体字的比例最高,占25. 5% 。

对于学习繁体字的途径,46% 的人表示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学校学习,41% 的人表示可以通过自学学习,16. 3% 的人表示可以通过补习学校学习,还有少部分人提出了其他学习方式。调查结果表明,学校并不是繁体字学习的唯一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也一样可以学会繁体字。

四结论及建议

( 一) 调查结论

第一,语言文字相关法律知识在赣州的知晓度整体上不高,而且分布不均衡,熟悉这些知识的主要是学生、教师和公务员,其他各行业人员对此都不太熟悉。

第二,普通话能力增强,方言能力有所弱化。赣州市民能用普通话与人交流的比例高达99. 3% ,相比于2000 年的数据提高了近15 个百分点; 而能用当地话与人交流的比例只有73. 3% ,比2000 年下降了近20 个百分点。

第三,普通话使用频率变高,方言生存空间变窄。赣州市民在单位谈工作时95. 3% 的人使用普通话,相比于2000 年的数据提高了44 个百分点; 在家说普通话的比例达到48% ,比2000 年高出20 多个百分点。在家说当地话的比例只有41. 7% ,比2000 年下降了46 个百分点。

第四,普通话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民众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有93% 的人愿意说普通话,有92. 7% 的人还希望能准确流利或熟练使用普通话,后者的数据比2000 年高出30 多个百分点。对普通话的价值认同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 年,“工作、业务需要”这一直接的功利目的是学习普通话的主要动力; 而今天,“为了同更多人交往”这一社会认同目的成为主要动力。

第五,普通话学习应该正规化,方言学习可以生活化。有93% 的受访者认为,正规的学校是普通话学习的主要途径,而方言学习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在家里或在社会交往中。绝大多数人并不主张方言进课堂,91% 以上的人认为本地中小学教学语言应该选择普通话。

第六,繁体字障碍并不很明显,接受度有所提高,学习途径可以多样化。尽管民众书写繁体字的比例很低,但绝大多数人都能读懂常见繁体字的大概意思,只有11. 7% 的人有明显困难。赞成户外广告可以使用繁体字的占24. 7% ,比2000 年的数据高出14 个百分点,而不赞成的则下降了18 个百分点。对于繁体字学习的途径,46% 的人认为要通过学校学习,41% 的人认为可以自学,还有13% 的人提出其他学习方式,可见学校并不是繁体字学习的唯一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一样可以学会繁体字。

( 二) 建议

第一,应该加强语言文字相关法律知识的社会宣传,特别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相关知识教育。未来推普工作的重点主要是中小学生。

第二,方言的使用空间变窄,应该引起重视,但保护方言并不需要方言进课堂,家庭是保护方言的重要依托,民众的理念是方言保护的基础条件,可用适当方式进行方言文化宣传。

第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繁体字的使用范围应该有更明细具体的规定,对某些特殊行业以及服务于港澳台同胞的领域,适当允许使用繁体字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语言生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郑材.赣南方言分片刍议[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2]陈章太.语言生活调查刍议[J].语言文字应用,1994,(1).

使用手机情况调查报告 篇5

在这次调查中， 一共有100人参加了此次调查，此次调查分六部分，分别是：现在使用哪个牌子的手机?在什么时候拥有自己的手机?获得手机的途径?选择手机着重哪方面?最常用的输入法?心目中最理想的手机应该有哪些功能?我们就这六部分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下面就看看大学生们的调查结果。

现在使用哪个牌子的手机?

这是手机商们最想知道的问题，到底哪个手机商拥有的顾客最多呢?马上揭出我们的谜底，最多人使用的手机牌子是----诺基亚，在调查中，一共有36%的人使用这款手机，耐用是它的一个最大卖点,而不断扩张的功能也使不少人选择它;而排名第二位的是索尼爱立信，虽然使用者人数却是诺基亚的一半，即总人数的18%,但它的市场份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亮丽的外形与实用的功能是不少人选择的重点;第三位是三星,占13%,三星虽然拥有高技术,但价钱却令不少学生消费者望而却步;接着是摩托罗拉和西门子均占6%;阿尔卡特占3%;飞利浦占2%;与飞利浦占人数比相等的是索尼;接着是NEC和国产牌子，均是占总人数的1%。可见诺基亚这一世界手机销售商果然不负众望，霸占了头位，而其他牌子也不甘示弱，拥有一定的支持者。

在什么时候拥有自己的手机?

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手机的价格下调，使不少大学生拥有了自己的手机，但在他们大部分中，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自己的手机的?在调查中发现，拥有自己手机的人只占总调查人数的15%;而也不见有什么起色，只有总调查人数的13%;但在时，一切却改变了，有26%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手机，还记得那时候，刚好是手机竞争风暴，各手机商纷纷降价，很多人都是在那时候买的;不过更厉害的是在，有30%的人拥有自己的手机，可见需求成上升趋势。

你获得手机的途径是?

家人购买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5%;自己购买占51%;朋友赠送占3%;来历不明占1%，以上调查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消费水平提高，部分学生有稳定的收入以满足他们的消费。

你选择手机着重哪方面?

处于新生代的新人类们，无论何时何地均追求外表时髦，所以，手机也难逃厄运，在调查中表明，外型是大学生选择手机时最着重的方面，占44%;但新人类并非一味追求外表漂亮的，“内涵”也很重要，所以手机功能也占有一席之位，占40%;而最少着重的则是价格，看来现在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着重实际的。

你最常用的输入法是什么?

记得有个笑话是这样的:一次朋友在为一位来面试文员的职位的女孩面试时，我的朋友问到，你打字一分钟有多少个字?女孩回答，电脑打字很慢，但用手机发短信却很快。虽然，大家觉得这是个笑话，但是，它却实实在在的反映了在现在的信息时代中，短信是新人类们必不可少的联系方法。当短信如此沸腾的同时，跟此最有联系的当然是输入法，用拼音的占70%;用笔画的占27%;用英文的却少的可怜，只占1%，可见中国人离不开的还是汉字啊!英文的使用者，不用问了，肯定是读英语系的占的比率最高。

你心目中最理想的手机应该有以下哪些功能?

从以上一些事中，可见手机的使用需求是越来越大了，也因此，开拓了另一个市场，手机装饰品市场，但，跟需求成正比的，当之无愧的是手机的功能，随着使用者的需求，手机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完善了，但，什么功能才是大家心目中最理想的呢?且看我们的调查，多xxx铃声占以70%的票数获得第一位，彩屏与第一位差1%，荣居第二位;第三位是大容量电话本(500条以上)，占票数65%;排名表明，现在的大学生对手机的要求还是先漂亮后实用，接着是双频(或以上)占64%;在娱乐方面，播放MP3占60%;可更换外壳占55%;GPRS和收音机均占49%;备忘录占47%，现在的年轻人记忆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不用备忘了;红外线接口占44%;可下载游戏占43%;语音拨号占29%。以上是大学生们对手机功能的需求.

大学生使用手机情况调查 篇6

【关键词】大学生 使用手机 意义

一、引言

近几年来，手机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人们更换手机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无线网络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智能手机，智能机也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智能手机的功能非常全面，它除手机固有的打电话和发短信等功能之外，还可以看电影，听音乐，玩游戏，查股票，查天气等。现在在大马路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在等车的人拿着手机看视频，或者刷新闻。智能手机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大学生是一个使用智能手机非常广泛的群体，几乎每个大学生都至少持有一部智能手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在校园中出现了许多“低头族”。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社交，了解信息，俨然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问卷调查主要是针对在校的大学生，了解大学生对于使用智能手机的态度。

二、研究目的

智能机功能全面，涉及生活各方面，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无聊时，可以用手机打打游戏，看看电影；在学习时，可以上网搜集资料，做做练习；行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很多低头一族，他们低着头看手机；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很多人在玩手机。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大学生平时使用手机的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本研究预期达到的目的：一方面，了解大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向他们提出建议；另一方面，为广大商家提供商机，商家可以根据大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制作适合大学生这个群体的APP。

项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问卷调查与网络调查的方法。

三、研究方案

（一）采用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最终确定选题——“关于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使情况的调查报告”。通过上网搜索资料，整合出最切合实际的问卷，并多次整理，归纳，以备分析。

（二）分发调查问卷，进行随机调查。在学校内和网上同时发放问卷，进行随机调查，确保随机调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保证各个学院和各个年级男女人数相差不大。我们还到手机商店进行实地调查。

（三）整理调查问卷，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得出结论。收回调查问卷，按选项统计人数，制成表格，用软件得出最后的数据，制作成图标，分析并得出结论。

（四）撰写调查报告，总结本次调查。按分工完成调查报告，将得出的数据、图表、结论放进调查报告当中，并插入调查背景、研究等一系列过程，最终审核。

四、實际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被调查对象都至少有一部智能机。手机可以满足大学生上微博，刷朋友圈，看视频，听音乐，看电子书，玩游戏等多种需求。现在的4G网络非常快，而且现在的校园网络非常发达，同学们可以在校园任何地点联上校园网，而不必担心手机流量使用超额的问题。在深度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有不少大学生认为用手机交流基本可以代替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沟通与活动，通过手机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学时期是大学生在各方面再发展、再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青年人正处于对信息和知识的渴求的黄金阶段，他们渴望得到最新的新闻和娱乐资讯，渴望了解交往活动圈子里朋友们的最新动态并与之产生互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8%的大学生会选择通过手机获得最新的信息，手机作为第五媒体以其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的特点在一些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上的信息传递往往能够抢先于传统媒介，牢牢抓住了受众的眼球。我们也在调查中发现82%的被调查者在利用手机上网时会最先使用它的社交网络和聊天功能，这表明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必不可少的人际交往工具。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篇7

1. 社区调查背景

本研究选定吉隆坡大城堡花园 (SriPetaling) D区约400户华裔移民为研究对象。大城堡花园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最南部的市镇, 离市中心约20千米。它早期是个偏僻的小市镇, 上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把此区规划为南部公交及轻快铁交通中枢, 并在其附近建设国家体育馆, 它就蓬勃发展起来。经过约20年的努力, 它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商业及住宅区。大城堡花园有15000人口, 其中马来民族占70%, 华人占25%, 其余少数民族占5%。大城堡花园划分为A、B、C、D四区。D区是最多外来人口涌入的地区;主因是D区的建设恰逢是中央政府展开大型发展计划的时期, 大批来自外州的人口纷纷涌入D区居住。这些外来人口长期在那里工作并稳定地生活下来, 成为所谓的“新移民”。D区现有约900户人家, 当中400户是马来民族, 近500户是华人, 其中约400户为华裔移民, 是大城堡花园唯一华裔占较多数的住宅区。

大城堡花园的语言状况也比较复杂, 因为多元种族而形成独特的多种语言使用景观。这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民族都使用马来语 (国语) 进行语言交际, 华人除了与马来人沟通使用马来语, 对华裔同胞通常都使用华语、英语或当地方言, 即广东话。华语是华人社会的共通语, 同时是华文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和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的华文课教学语。

大城堡花园D区约400户华裔移民身处多种语言 (方言) 并存的地区, 他们的语言态度自然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状态。这些华裔移民都是来自附近州属的华人, 一般都使用家乡的祖籍方言, 如福建话 (闽南话) 、客家话、潮州话、福州话等, 这与大城堡花园原有通行的广东话 (当地话) 是完全不同的方言。本研究以华裔移民日常最常用的三种语言, 即华语、家乡话及当地话为研究对象, 不包括马来语和英语的语言使用情况。

2. 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

2.1 调查过程

此调查于2009年12月中旬正式展开, 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抽样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00份, 实际收回问卷92份, 有效问卷86份, 占86%。有效问卷的样本构成为:性别方面, 男性52.3%, 女性47.7%;年龄方面, 24岁以下16.3%, 25岁到34岁37.2%, 35岁到44岁23.2%, 45岁到54岁17.5%, 55岁以上5.8%;文化程度方面, 小学9.3%, 初中11.6%, 高中37.2%, 专、本科41.9%;职业方面, 行政人员10.5%, 公务员4.7%, 教师5.8%, 个体老板23.2%, 服务员14%, 工人25.5%, 学生9.3%, 家政人员3.5%, 其他3.5%;籍贯方面, 福建人60.5%, 客家人20.9%, 福州人12.8%, 潮州人3.5%, 海南人2.3%。

2.2 语言使用

大城堡花园D区语言使用情况如表1、2所示。

表1显示大城堡花园D区调查对象的日常语言使用情况。在86份有效问卷中, 最常使用华语的人有53.5%, 而常说家乡话的人只有12人, 占总数14%。女性家乡话转用华语和当地话占90.2%, 明显高于男性。常用家乡话的12人当中, 有8人年龄在45岁以上, 初中以下占75%。调查对象的年龄越大, 文化水平越低, 则常说华语的比例越低。

为了充分了解调查人在日常生活中语言使用的情况, 本次调查涉及调查对象的工作/学习单位, 一般公共场所 (购物中心及菜市) , 以及调查对象在家庭中的交谈对象 (父母、兄弟姐妹、伴侣及孩子) 。以下为调查结果列表。

表3显示工作/学习场合、购物中心及菜市的华语使用率相当高, 达74.4%、71%和40.7%。这说明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在公共场合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用华语。移民在菜市使用当地话的比例略高于华语 (55.8%) , 从这可看出当地话在某些场合已影响着移民的日常用语。

在家庭环境中, 由于交际的对象不同, 各种常用语言的使用率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在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交谈时, 华语的使用比例相当低, 分别是4.7%和5.8%;在与伴侣和小孩交谈时, 华语的使用率分别提高到12.8%和79.1%。半数以上的人在和孩子交谈时选用华语作为自己的交际语言。从这项明显的差异中可以看出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内部家庭语言已有了变化, 即由家乡话的使用逐渐转换为华语。虽然在不同交际场合各种语言的使用率出现不同的差异, 但总体上看来华语的使用率已逐渐超越另两种用语而趋向日常的主要用语。

为了验证其他造成语言使用转换的因素, 这次的调查也分别从调查对象的职业和教育程度着手。调查结果如下。

表4显示, 不同职业的人, 使用华语的比例不同。公务员、学生、行政人员、教师的华语使用率为较高, 分别是75%、75%、67%、60%;工人的华语使用率较低, 即36.4%, 而家乡话及当地话的使用率较高, 即63.6%。不同职业的人往往因为工作/学习环境的需要而使用华语, 毕竟华语是华人社会的共通语, 由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使用较为纷繁, 华语便成了正规场合的唯一使用语言。此外, 教育程度也是影响人们使用华语的因素。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使用华语的比例明显高于初中以下的教育程度者。专、本科程度者一般由于职业环境所限, 因此使用华语比例为最高, 即63.9%。工人一般上受教育程度不高, 加上为了方便沟通, 因此在语言使用方面偏向说当地话或家乡话。综合表4和表5, 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 使用华语的比例越高。

2.3 语言态度

在调查问卷中, 关于语言态度的问题有两项:一是对语言的功利性进行评价, 即华语、家乡话、当地话当中何者“更有用”“更有身份”;二是移民对使用语言的情感指标, 即三种常用语当中, 何者“更亲切”“更好听、更文雅”。在功利性指标中, 69.8%和60.5%的移民认为华语更有用、更有身份;在对语言的情感性评价中, 61.7%的移民认为华语更好听、更文雅, 35%的移民认为华语更亲切。总的来说, 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对华语的使用评价是正面的, 且占主流趋势。

3. 结语

综合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语言使用方面的调查结果可发现:首先, 新移民的语言使用已大不相同于之前在家乡时以祖籍方言为界所属的言语社区。在语言使用的模式研究中, 结果显示新移民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交谈对象时, 语言选择可说是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正式的场合, 面对非家庭成员时华语的使用率较高。相比之下, 在非正式场合, 尤其是面对家庭成员, 家乡话占主导地位。我们可借此说明移民当中大部分人较为普遍地认同华语的权威性和优越性。因此, 华语的使用可说是一种外部交际语言, 而家乡话则有蜕变为内部语言的趋势。

其次, 在语言使用上, 调查结果显示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言语社区是一个多层次的语言结构体。如在性别方面, 男女的语言选用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女性在选择使用华语和当地话上更为积极, 这符合女性一般处于语言变化领先地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结论。再如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在文化程度和职业方面的选用语也表现出了差异性。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越高者, 使用华语作为交际语的概率较高, 而职业的需要也左右着移民选择使用某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

最后, 在语言态度上, 大城堡花园D区移民对华语和家乡话的态度都各具其主流的趋势, 但对华语评价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占主流。相对的, 对家乡话的态度略为复杂。总体来说, 对家乡话的态度呈现两个方向, 一是对家乡话在情感上的认同占多数, 二是对家乡话的功利性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较高。

总的来说, 通过此次调查的结果初步证实大城堡花园D区是一个言语社区。由于本次的调查是采取定性和定量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 因此得出的结论还是初步的。唯有更多、更大量地取样本与深入研究, 才能证实大城堡花园D区是真正的一个言语社区。

参考文献

[1]藏宇.关于来粤湖北移民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2]刘青松.入湘三峡移民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交际的影响[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1) .

[3]王玲, 徐大明.合肥科学岛言语社区调查[J].语言科学.2009, (1) .

[4]夏历.农民工言语社区探索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 2007, (1) .

农村孩子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分析 篇8

1 被调查人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共对163个农村孩子的语言状况进行了收集, 这163个孩子在性别、分布区域、有无父母外出务工、年龄段四个方面都进行了有效平衡。其中性别上男性83人, 女性80人, 基本实现了男女1:1的比例;分布区域上河南104人, 其中郊区的51人, 普通农村53人, 桂林59人, 其中郊区27人, 普通农村32人, 郊区和普通农村的人员比例为78:85;有无父母外出务工上, 有父母外出务工的86人, 无父母外出务工的77人, 比例为86:77;年龄段上3—6 (幼儿园) 岁的有39人, 6—9 (小学) 岁的有46人, 9—12 (小学) 岁的有45人, 12—15 (初中) 岁的有33人, 比例为39:46:45:33。这里有无父母外出务工和各个年龄段的人数差别相对较大, 然而考虑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完全照顾到, 再加上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农村孩子的语言, 首先确定了农村, 外出务工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会占很大一部分。其次确定了孩子的语言, 那么调查主要也就应该锁定在小学, 因为心理学认为孩子语言学习的关键阶段是6—13岁, 因此这次调查得出的数据, 应该是有效的。

2 农村孩子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农村孩子语言使用情况这部分, 我们主要调查农村孩子的语言能力和不同语境下语码转用的问题。语言能力这部分, 调查问卷设计了两个问题: (1) 会不会使用普通话? (1) 会 (2) 不会; (2) 在一些场合交流时, 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会不会出现混合乱用的情况? (1) 会 (2) 不会。语码转用这部分主要从“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这两个维度来经行调查, 调查问卷中也设计了两个问题: (1) 在公众场合 (学校、市区) 和老师、同学、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陌生人的交际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家乡话?还是普通话? (1) 家乡话 (2) 普通话; (2) 在私人场合 (本村、亲戚家) 和老师、同学、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陌生人的交际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是家乡话?还是普通话? (1) 家乡话 (2) 普通话。由于农村孩子, 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对私人场合和公众场合这两个概念理解不是很深, 因此这里特定学校和市区为公众场合, 本村和亲戚家为私人场合;下面我们从被调查者的性别、分布区域、有无父母外出务工、年龄段四个方面对农村孩子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转码问题进行分析。

2.1 农村孩子语言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 这163名农村孩子, 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48人, 占总数的91%, 不会说普通话的共有15人, 占总数的9%。在一些交流场合, 把普通话和家乡话混合使用的共有66人 (这里包括偶尔混合使用的情况) , 占总数的45%, 不会混合使用的有82人, 占总数的55%。由此可以得知农村孩子在语言使用上, 90%以上都具有双语能力, 不会使用普通话的只占很小一部分, 这说明国家在普通话推广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具体的语言使用过程中, 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够区分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 但是仍有将近一半的人会把两种话混合使用, 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语言学习教学的现状。下面具体讨论:

(1) 性别上, 会说普通话的男性有73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9%, 女性有75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1%;不会说普通话的男生10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67%, 不会说普通话的女生5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33%。会把普通话和家乡话混用的男性有31人, 占混用总数的47%, 女性有35人, 占混用总数的53%;不会把普通话和家乡话混用的男性有42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51%, 女性有40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49%。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孩子在掌握普通话方面, 男性学习普通话的能力比女性稍微弱一点, 而在普通话和家乡话的混用上则相反, 也就是说在使用家乡话和普通话的稳定性上, 男性要稍微高于女性。

(2) 在分布区域上, 郊区会说普通话的有76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1%, 普通农村会说普通话的有72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9%;郊区不会说普通话的2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13%, 普通农村不会说普通话的13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87%。郊区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19人, 占混用总数的29%, 普通农村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47人, 占混用总数的71%;郊区不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57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70%, 普通农村不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25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30%。由此可以得出郊区会说普通话的人相对较多, 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数很少, 大部分不会说普通话的被调查者都来自普通农村。普通农村的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情况也相对比较严重, 达到了71%, 而郊区大部分儿童青少年已经能够将家乡话和普通话分开使用。这种现象应该是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经济越发达和本区域以外的人交流也就越频繁, 普通话的推广力度也就越大, 儿童青少年对普通话的把握也就更早、更精确。郊区是城市向外扩展的最前沿, 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和本区域以外人的交流情况自然要高于普通农村。

(3) 在有无父母外出务工上, 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会说普通话的有79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3%, 无父母外出务工会说普通话的有69人, 占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7%;父母外出务工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的有7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47%, 无父母外出不会说普通话的有8人, 占不会说普通话总数的53%。父母外出务工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37人, 占混用总数的56%, 无父母外出务工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29人, 占混用总数的44%;父母外出务工不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42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51%, 无父母外出务工不会把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有40人, 占不混用总数的49%。由此可以得出有父母外出务工的农村孩子会说普通话的较多, 也就是说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孩子普通话的学习是有帮助的。不过从混用情况看有父母外出务工的农村孩子也相对较多, 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和父母教导孩子有着密切关系, 外出务工的父母根据自身在外打工时语言使用的经验, 一般对孩子语言学习的要求较高, 然而平时他们对孩子的语言学习指导又较少, 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孩子语言使用的混乱情况。

(4) 在年龄段上, 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 无法做到各个年龄段人数的平衡, 各个年龄段上人数相差较大。考虑到调查的各项总数可能会影响最终对比结果的情况, 这里统计时没有选择他们占总数的百分比进行对比, 而是选择了他们和各个年龄段总人数的比例值进行对比。

通过对上图的观察可以发现, 在会/不会说不通话这一项上, 各年龄段会说普通话的人数都达到了本年龄段总人数的70%以上, 而且在12—15岁年龄段的所有被调查者已经都能够说普通话, 这说明普通话在农村的普及已经很广, 各年龄段70%以上的人都具备了双语能力, 而且在12—15岁这个年龄段农村孩子已经基本完成了普通话的学习, 都已经能够使用普通话。从蓝色曲线和红色曲线的走势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农村孩子对普通话的掌握能力,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尤其是在3—6岁和6—9岁之间增长是最迅速的, 之后的增长会逐渐的趋于饱和。

在会/不会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这一项上, 在调查的四个年龄段中, 都有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情况, 而且在6—9岁这个年龄段混用情况达到了最高, 达到了本年龄段总人数的67%。这种情况应该是和该阶段会说普通会的人数迅速增长有关。从各年龄段的混用情况来看, 3—6岁和6—9岁这两个年龄段混用情况是最严总的, 达到了总混用情况的四分之三。这种情况应该是儿童刚刚接触新语言, 对新语言把握不够准确引起的。从青色曲线和紫色曲线的走向来看, 农村孩子将家乡话和普通话混用的情况, 在9岁之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在9岁以后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降低, 而且在9—12岁这个年龄段降低的速度是最快的, 这是儿童青少年经过一段学习后, 初步掌握普通话的结果。

2.2 不同情形下语码转用考察

这部分的调查统计是基于上面的统计结果的, 因为语码转用考察的基础是有双语能力, 并且使用时能够不经常混用。经过整理共选出114份有效问卷 (考虑到调查问卷的数量问题这里把家乡话和普通话偶尔混合使用的情况也加了进来) 。经过对114份调查问卷的整理统计, 我们得到了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在和六个不同交际对象交流时说普通话和家乡话的情况。

从上表调查统计的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农村孩子使用家乡话的情况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尤其是在和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交流时这种情况表现的尤其突出, 只有在和老师还有陌生人交流时说普通话的情况才偏多。这说明在河南和桂林的农村中虽然大多数农村孩子能够使用普通话, 但是再具体的语言生活中大多数孩子仍然偏向于使用家乡话, 普通话的使用率是比较低的。

从交际场合看, 农村孩子在公众场合给不同对象交流时, 使用普通话的比率远远大于在私人场合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比率, 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则正好相反, 这从侧面印证了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推广的成效。从交际对象来看, 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在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 大多数情况下更倾向于用普通话, 在和父母、爷爷奶奶、小伙伴交流时则更倾向于使用家乡话, 这种情况是和交际对象的身份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说明了河南桂林具有双语能力的农村孩子基本已经能够根据对象选择合适的语言。

下面具体分析 (经统计有/无父母外出务工这一项, 农村孩子使用普通话和家乡话差别不大, 因此没有列出) :

(1) 在性别上语言使用差异

注:公众场合下被调查者对各种交流对象使用普通话/家乡话的人数同总人数的比值

注:私人场合下被调查者对各种交流对象使用普通话/家乡话的人数同总人数的比值

通过对以上两图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合, 农村孩子在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女生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都高于男生, 这说明在农村女生对普通话的掌握运用更早更充分。二是在公众场合农村孩子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女生和男生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差较小, 而在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女生和男生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差却很大。针对这两个问题, 在谈话调查时经过询问得知:女生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学习成绩都相对较好, 在老师、同学、陌生人面前他们都想以最好的状态出现, 进而得到它们的表扬, 而男生则认为在私下交流玩耍时自己用家乡话比较方便流利。

(2) 在区域上语言使用差异

通过以上两图的观察可以发现:农村孩子在和不同的对象交流时, 无论是在私人场合还是在公众场合, 在说家乡话和普通话的比例上郊区和普通农村的孩子相差的程度基本不是太大, 只有在私人场合和老师交流时相差较大, 达到了14%。这说明郊区和普通农村在和不同对象交流时语言转换的认同度上基本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在遇见老师时郊区的大多数孩子认为该说普通话, 而普通农村的孩子大多数孩子也认为该说普通话。

(3) 在各年龄段语言使用的差异

由于各年龄段和各个对象交流的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和使用家乡话的比例是完全相对的, 因此只列出了农村孩子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

通过以上两图的观察得到:在公众场合农村孩子再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 各年龄段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步增加的;在私人场合农村孩子再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时, 说普通话的比例前三个年龄段是逐步增加的, 而且和公众场合相比相差基本不大, 有的和公众场合的数值竟然是一样的, 像3—6岁这个阶段和老师交流时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说普通话的比例都是59%, 而12—15岁这个年龄段和9—12这个阶段相比反而减少了很多, 甚至比6—9岁这个年龄段说普通话的比例还要低。经过谈话访问得知:幼儿园和小学的农村孩子他们认为给老师同学交流就应该用普通话, 不用分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 这样才算表现好。12—15岁年龄段的初中生则认为在私人场合和老师、同学、陌生人交流用家乡话显得更加亲切, 交流时也更方便。这说明农村的幼儿园学生和小学生在语言选用时更多的是关注交际对象, 而初中生在语言选用时不仅能够注意到语言的表达效果, 而且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语言选用。

参考文献

[1]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2]郭骏.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几点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 2013 (4) .

[3]樊中元.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 2011 (10) .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篇9

城市语言调查兴起十多年来,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一方面,调查的地域非常广泛,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郑州、香港、澳门、台湾等很多城市和地区,调查点也普遍具备典型的社会结构特征和地域代表性(徐大明,2006);另一方面,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家在考察语言现象时不断引进新的变量(如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城市语言调查也及时将这些变量纳入调查之中,获得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实证的支持。此外,研究者还针对城市语言调查的方法展开了探讨和反思(郭骏,2013;张斌华,2015)。

近年来,研究者也进行了一系列与粤方言有关的城市语言调查。如《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高一虹等,1998),《港人对广东话及普通话态度的定量与定质研究》(龙惠珠,1998),《社会建构论框架内对语言态度性别差异的再诠释》(王莉梅,2009),《广州小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身份认同论析》(韩艳梅,2012),《语言环境对青少年语言态度的影响》(刘莉芳,2013),《普通话与粤方言的情感评价及地位评价比较———以广州市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生为例》(杨伟杰等,2013),《广东大学生对普通话和粤方言的印象》(张积家,2003),《广州地区港澳大学生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刘慧,2013),《澳门公众服务领域语言态度调查分析》(谢俊英,2015),等等。(1)

这些调查针对不同人群、理论视角各异,体现了研究的多元性,对于积累粤方言城市的相关数据资料、形成对粤方言状况的总体描述有着重要作用。但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局限,比如,量化方法的应用尚有不规范之处(如样本量偏少、无统计推论或统计推论的过程不严谨、数据分析方法不科学等),偏重于描述,理论导向不强,等等,影响了研究结果的价值。

本研究是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广州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进行的一次调查研究。一方面借鉴和沿用了现有同类研究的某些思路,以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试图提升量化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并强化理论导向,以使城市语言调查能够超越单纯的描述性分析,探索具有潜在理论价值的迹象,最终形成本领域的概念与理论。

一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长时间定居在广州的青少年为调查对象,排除因素为来粤旅游者、短期打工者以及暂时在广州接受教育者(如大专院校学生)等。

对于青少年的年龄范围,我们参考各种不同的界定标准,(2)确定以29岁为上限、8岁为下限(8岁对应小学三年级,以此为下限是为了保证受访者准确理解和回答问题);由于青少年的年龄是一个跨度较大的连续变量,为便于考察代际差异,只截取18~29岁和8~15岁两个年龄段作为调查对象,前者主要是成年非在校人群,后者主要是初中和小学生。

在抽样时,按照行政区的建立时间与经济发展状况,将广州的11个市辖区划分为老城区、新城区和城乡结合部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各随机抽取约200人。其中18~29岁样本为入户访问,8~15岁样本系在三个区域的中小学内进行访问。此外,还在上述区域各抽取了一定数量的30岁以上“非青少年”样本,以便进行代际比较。

问卷调查于2015年1月进行,6月又补充了部分初中和小学生样本。问卷调查采取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的方式。对于年龄偏小的受访者,访问员对问卷内容进行适当解释,确保他们在理解题目意思的基础上作出回答。

最终回收的青少年有效问卷为462份。受访者性别方面,男性224人,女性238人;年龄方面,8~15岁225人,18~29岁237人;出生地方面,广州市263人,广东省内(除广州市)94人,外省105人。此外,还回收了非青少年有效问卷共162份。

二青少年语言使用现状

描述性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母语(3)为普通话者占36.4%,母语为粤方言者占52.8%,母语为其他方言(包括客家话、潮汕话及广东地区的其他方言如韶关土语等,也包括除广东省外其他地区的方言)者占10.8%。(4)

从表1可知,能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为86.4%(16.1%+46.4%+1.7%+22.2%),能使用粤方言的比例为73.7%(16.1%+46.4%+0.2%+11.0%)。大部分受访者能同时使用普通话、粤方言,比例达到62.5%(16.1%+46.4%)。加上其他方言,能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多语人”占64.4%(16.1%+46.4%+1.7%+0.2%)。

和家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的占40%,包括粤方言的占58.4%。

和同学、同事交流时使用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的占82.2%,包括粤方言的占64.4%。

总体来说,广州青少年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概括为:普通话、粤方言是主要语言,掌握普通话的比例甚至明显高于掌握粤方言的比例,近三分之二的人同时掌握普通话和粤方言;但在家庭环境中,使用粤方言的比例高于使用普通话的;在学习与工作环境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则高于使用粤方言的比例。

尽管粤方言常被称为“强势方言”,但有些人士担忧,在近20年的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下,粤方言地位正在下降,会说粤方言的人数也在减少,并于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出现过“保卫粤方言”的呼声。那么,今天广州青少年的粤方言程度到底如何?表2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问题。数据显示,粤方言达到“比较熟练”或以上程度的占72.6%,与表1中“能使用粤方言”的比例(73.7%)基本一致;另有18.4%为“一般熟练”或“不太熟练”,可视为潜在的粤方言使用者;但也有近一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会”粤方言。

值得注意的是,母语为普通话者以及母语为其他语言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掌握粤方言。

三母语和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为了比较,本次调查还另外获取了162个30岁以上的样本,作为与“青少年样本”相对应的“非青少年样本”。大体来说,30岁以上的广州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在他们的少儿时期,因务工而涌入广州的外来人口并不多,广州的推广普通话工作也还未真正起步。(5)

由于少儿时期正经历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次社会化”和“再次社会化”,他们开始认同某种语言,产生不同的语言态度,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韩艳梅,2012)。因此,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30岁以上样本人群的年龄结构为:30~44岁86人,45~59岁54人,60岁以上22人。本文关注的重点是青少年群体,因此,将这些“非青少年样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再细分。

很多时候,数据能够显示不同年龄组别之间的语言使用差异,却未必能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差异。从理论上说,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有可能是这些组别之间存在的固有的、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差异(即“代际差异”),也有可能是因每个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语言使用情况会有所变化而呈现的差异(即“年龄级差”),对此需要细加辨析(Chambers,1995;徐大明等,1997)。

由于8~15岁组的社会化过程仍未完成,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也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比如,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成年并参与社会分工时,他们可能会继续学习语言,掌握和使用更多的语言,不排除其语言使用情况逐渐接近上一代;因此,这一组别的“能使用的语言”以及“和同学/同事使用的语言”,并不能确定是属于“年龄级差”还是“代际差异”,其数据仅供参考(表中以括号表示)。不过,母语是确定不变的,“和家人使用的语言”也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认为,这些方面的差异属于代际差异。

对于30岁以上组和18~29岁组,则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所掌握和使用语言的情况已经相对稳定,该两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视为是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表3分别列出了30岁以上组、18~29岁组、8~15岁组的母语和使用语言的情况。

1. 母语

从表3可以看出,以普通话和粤方言为母语者,在三个组别中的比例呈代际上升趋势。其中以普通话为母语者比例大幅上升,从30岁以上组的近25%,到18~29岁组的近30%,再跃升至8~15岁组的43.6%。以粤方言为母语者比例上升幅度较为缓和,从30岁以上组的46.9%,到18~29岁组的51.1%,再到8~15岁组的54.7%。相应地,以其他方言为母语者比例大幅下降,由28.4%降至不到1.8%。

此外,不同年龄组的广州市民,其母语比例结构有着极大差异,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代际变化趋势。30岁以上组的母语比例结构是:粤方言以接近半数的比例而遥遥领先,其次是占接近三成比例的其他方言,普通话居于末位;18~29岁组:粤方言略过半,其次是普通话占三成,其他不到二成居于末位;8~15岁组:粤方言过半,普通话占四成多,其他方言比例微不足道,形成了明显的以粤方言和普通话为主要母语的格局。

数据显示,普通话母语的比例迅速增加(需要强调的是,粤方言母语的比例非但没有因此而减小,反而有小幅增加);与之相应的,则是以其他方言为母语的比例急剧减少,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特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改革开放后移居广州的第一代移民,其后代(8~15岁组)绝大部分放弃了父辈的母语,转而学习在广州较为强势的普通话或粤方言;又由于学习粤方言较为困难,大部分选择以普通话为母语;这种情况背后,可能存在深刻的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有待于今后的研究继续加以关注。

2. 能使用的语言

能使用的语言,指的是对于某种语言有相当程度的掌握,能够较为自如地运用于生活、工作、学习中,以完成特定的功能性目标。问卷中此项为多选题,因此合计的百分比超过100%,该百分比也意味着人均能使用的语言种数。从表3可以看出,在两个组别(30岁以上组、18~29岁组)中人均能使用的语言种数都是约2种,非常接近;两个组别中能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都很高(分别为85.78%和90.72%),能使用粤方言的比例也相当高(分别为73.78%和76.79%),与此同时,能使用其他方言的比例也不低(分别为40.74%和31.65%)。至于8~15岁组,由于他们能使用的语言在未来仍有增加的可能,因此,表中的数据可视为下限比例,他们人均能使用的语言达到1.64种。

从代际趋势来看,18~29岁组与30岁以上组相比,能使用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4.94%、3.01%),能使用其他方言的比例则下降了近9.09%。

3. 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的语言

和家人使用的语言,三个组别的人均种数都保持在约1.15种,30岁以上组及18~29岁组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比例也很接近,但8~15岁组的普通话比例远高于另两组,粤方言比例也略高于另两组,而其他语言比例则明显低于另两组。这与前述三个组别的母语情况是一致的。

和同学/同事使用的语言,18~29岁组与30岁以上组相比,人均使用的语言种数从1.51种上升到1.65种;其中普通话和粤方言的使用比例有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12.17%和5.92%),其他方言的使用比例下降了4.76%。

表3的数据勾勒出广州居民语言使用的代际变化与现状,粤方言总体上保持了强势地位,而普通话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粤方言与普通话是广州市民使用的主要语言,二者总体上是平衡的;而其他方言则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可说是处于边缘化的过程中。

四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国外的语言态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家华莱士·兰伯特首创的“变语配对法”,极大地推动了语言态度研究的发展。我国则于90年代后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涉及语言态度研究的著述,其中有对于语言态度概念的界定和辨析(戴庆厦,1993;游汝杰等,2004),有对于语言态度的功能与作用的论述(刘虹,1993;王远新,2002),有对于语言态度的实证性调查(陈松岑,1991;高一虹等,1998),等等,这些成果,从宏观到微观,共同构成了对于语言态度问题的较为丰满的理论阐述。本研究则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广州青少年语言态度作出总体描述,并将年龄、性别等个人特征变量纳入考察,探究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参考了陈松岑(1999)的研究设计,使用9个项目测量广州青少年对普通话和粤方言的语言态度,这些项目包括“好听”“亲切”“友善”“文雅”“有权威”“有身份”“用处多”“方便”“容易”;其中,“好听、亲切、友善”是听话人或说话人的主观感受,属于情感认同维度;“文雅、有权威、有身份”属于社会评价维度;“用处多”“方便”“容易”属于实用性维度。受访者对每个项目的认同程度打分(共有5个级别的认同程度,分别计为1分到5分),对这9个项目评价的平均分就是语言态度得分。

表4是对各项目得分的配对样本t检验。受访者对于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得分为4.015分,对于粤方言的语言态度得分为4.155分,其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p=.007<.05),可以认为,广州青少年群体总体上略微偏爱粤方言。

具体来说,在9个项目中共有3个项目的得分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分别为“好听”“亲切”“友善”,这3个项目正好同属于情感认同维度;其他项目则未达到统计显著程度。这说明,对于普通话和粤方言的语言态度的差异,主要来自情感层面,广州青少年对粤方言具有更强的情感认同。

下面进一步以回归分析考察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进入回归的预测变量为年龄组别、性别、母语。

注:4个预测变量都是类别变量,已分别转换为哑变量:年龄以8~15岁组为参照类别,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别,母语分别以非普通话、非粤方言为参照类别。

表5的回归分析显示了年龄、性别、母语三个因素分别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其结果可以表述为:

1. 性别和普通话母语是影响普通话语言态度的主要因素,年龄不是主要因素;男性对普通话的评价低于女性(β=-0.153,p=0.001<0.05);母语为普通话者的普通话评价高于母语为非普通话者(β=0.188,p=0.000<0.05);普通话母语对普通话评价的影响大于性别的影响。调整后的R2为0.053,说明该回归方程中预测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略低。

2. 年龄和粤方言母语是影响粤方言评价的突出因素;18~29岁组对粤方言的评价低于8~15岁组(β=-0.106,p=0.010<0.05),母语为粤方言者的粤方言评价明显高于母语为非粤方言者(β=0.453,p=0.000<0.05);而性别不是影响粤方言评价的因素。调整后的R2为0.220,说明该回归方程中预测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较高。

可见,母语因素对于粤方言评价和普通话评价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母语为粤方言对于粤方言评价的正影响,远高于母语为普通话对普通话评价的正影响。

回归分析还显示,广州青少年的性别因素对普通话评价产生影响,但对粤方言评价无影响。

五性别与语言态度

国内对于语言与性别关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关注男性与女性用语的形式特征(如语音、词汇、句法结构)差异;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对于语言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其中也包括语言态度与性别的关系。以其他城市为调查地的一些研究表明,性别是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倪传斌等,2004;王萍,2008;周薇,2011;薛亚丽,2012),本研究试图详细分析广州青少年群体中性别与语言态度的关系。

表5的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是普通话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而不是粤方言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表6的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男性与女性对于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差异达到显著水平,p=0.001<0.05;男性与女性对于粤方言的语言态度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111>0.05)。

表6显示了男性与女性对于普通话与粤方言的各个具体项目的评分情况。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对于普通话语言态度的评分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0.001<0.05),女性对于普通话的评分(4.139)高于男性(3.882)。在具体项目方面,有6个项目的评分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可认为存在性别差异,它们分别是“好听”“亲切”“友善”“文雅”“有身份”“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于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好听、亲切、友善)明显高于男性。

表6的数据还显示,女性对于普通话、粤方言几乎所有项目的评分都高于男性(尽管有些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只有对于粤方言的“亲切”“有权威”略微低于男性评分。实际上,女性的语言态度评分高于男性,似乎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不仅见于普通话与粤方言的比较研究,也见于涉及其他语言的同类研究(倪传斌等,2004;薛亚丽,2012;杨伟杰,2013)。这种现象也许不应简单地解释为女性具有更为积极的语言态度,还应考虑是否包含与语言态度无关的心理因素,比如,性别心理的差异(女性更倾向于附和、肯定他人)会不会导致女性更倾向于对各种语言都给出更高的分?但现有的此类研究设计,通常都未能清晰地辨明、剔除其中掺杂的与语言态度无关的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高估了性别对于语言态度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设计出更为精密、合理的方案。

六结论与讨论

在广州青少年群体中,粤方言仍保持着强势语言的地位,与此同时,使用普通话的人数也已非常可观,可以用“普通话与粤方言并重”来描述广州青少年的语言使用状况。不过,普通话与粤方言的应用环境有所差别,在工作与学习环境中普通话更为普遍,而在家庭环境中粤方言更为常见。

通过代际比较发现,以粤方言为母语者以及粤方言使用者的比例一直在呈微弱的代际增长趋势,以普通话为母语者及普通话使用者的比例增长迅速,一度拥有不少使用者的其他方言则生存空间明显缩小(包括母语、学习/工作语言、家庭语言的选择等)。很显然,普通话的“崛起”并未像有些人士担心的那样“冲击”了粤方言,但却极大地“冲击”了在部分广州人群中使用的其他方言。在普通话与粤方言成为广州居民的主要语言的同时,其他方言正在被边缘化。

有不少学者都论述过粤方言作为强势方言的地位。如方言区的人在承认普通话的同时,对于方言保持不同程度的语言忠诚,而这种语言忠诚在粤方言区又更为突出(高一虹等,1998),本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广州青少年在包容和接受普通话时,并没有冷落或抛弃粤方言。

语言态度方面,广州青少年总体上略偏爱粤方言,这种偏爱主要来自对粤方言的情感认同维度。而影响语言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是母语,对于母语的语言态度评分高于非母语的语言态度评分;在以粤方言为母语的青少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玉米收获机使用情况调查 篇10

一、使用情况及存在问题

1.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山东润源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润源牌4YZ-4型玉米收获机和洛阳中收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4YZ-4型玉米收获机, 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跟踪调查发现, 两种机型的区域适应性不强, 不适合在新民地区推广。一是收获机对行收获, 对垄距不相适应的地块作业过程中刮蹭严重, 损失较大。二是风扇风力不足, 收获含杂率高, 剥皮效果不理想。三是玉米收获效率低, 故障率高。

河北冀新机械制造公司生产的冀新牌4YH-2A 1型玉米2行收获机, 该机工作行距为500mm, 补贴后价格在4.5万元, 价格较低, 同时具有剥皮功能, 但是在使用中发现, 该机增加剥皮装置后, 其产品质量、性能不如以前。具体问题出现在:与摘穗辊配合的摘穗板配合存在制造工艺上的问题, 正常工作速度下无法完成摘穗, 秸秆堵塞在割台上造成无法收获;另一个问题是收获机离合器操作困难, 还有由于还田部分前置, 作业过程中负荷过大, 油耗过高, 效率每小时不超过2亩。

洛阳福格森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4500型玉米收获机从调查统计情况看:该机行距为500mm, 可以在新民地区实现对行作业, 其产品质量、性能、效率、服务较好, 正常情况下单机每小时作业6亩左右, 亩耗油10元以内, 一季作业最多2000亩, 收费75元左右, 当年可收回购机成本。2009年生产的机具不足的地方是如果该机作业效率再提高些会更好;作业过程中沈阳推广站和新民市推广站科技人员对有些零部件进行了改进, 果穗搅龙与一级升运器结合处改胶带叶片, 避免磕玉米穗, 二级升运装置改成输送斗, 避免了磕玉米粒, 节约动力, 简化升运结构;果穗皮输送装置摆动筛由尖刺形式改为平面圆孔式避免果穗皮堵塞, 排出更顺畅, 作业效率和收获质量得到提高。

2.背负式玉米收获机

该机型机身短、作业灵活、机动性好、操作性强, 而耗油平均每亩7～10元, 再加上无需人工开道, 适合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种植地块小的现状。该机型可充分利用现有的拖拉机, 一次性投资相对较少, 投资回收期短, 适合我国农村经济水平低的特点。天津富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4YW-Q型全幅玉米联合收获机作业效果较好, 该机可与多种动力配套, 割台宽度大于机车宽度, 可在田间任意位置作业, 实现不对行作业。该机整机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含杂率低, 果穗、籽粒损失率较低。收获机设有秸秆还田装置, 粉碎效果好。二次剥皮装置实现剥皮率达90%以上, 缺点是装卸复杂麻烦。河间科丰农机厂生产的科丰牌4YZ-2型玉米收获机, 该机配套动力为18kW, 动力输出轴为侧输出的小四轮拖拉机, 该机性价比优良, 可同时完成两行玉米摘穗、果穗集运、秸秆还田;缺点是配套拖拉机是侧输出轴, 我市保有量较少, 无剥皮功能, 效率每小时0.5亩左右。营口机械厂生产的4YS-2玉米收获机, 该机配套动力为17.5kW以上, 动力输出轴为侧输出和后输出的小四轮拖拉机都可与之配套, 该机性价比优良, 可同时完成两行玉米摘穗、剥皮、果穗集运、秸秆还田。效率每小时0.5亩左右, 该机在阜新地区有较好推广前景。

二、企业售后服务情况

2010年秋季玉米收获机售后总体情况良好, 多数厂家能够做到随叫随到。服务人员技术水平较好, 配件及时到位。但也有个别企业仍出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一是配件迟迟不到位, 甚至开始收割后, 个别企业配件还不到位, 出现了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二是服务人员技术水平较低, 到现场后解决不了问题, 服务人员甚至有不敢接电话的现象。

三、玉米收获机械化经济效益分析

1. 人工收割

(1) 秸秆放倒:每人每天割1.5亩, 工时费40元。

(2) 摘棒扒皮:每人每天1亩, 工时费60元。

(3) 秸秆打捆:每亩30元。

(4) 秸秆还田:机具费20元。

(5) 其它费用:10元。

合计费用:130元/亩。

秸秆还田和秸秆打捆只能取一项费用所以人工收割的费用为每亩130元。

2. 机械收割

(1) 以洛阳福森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自走式4500型玉米收获机为例。工作行数为4行, 作业效率每小时为10～20亩, 每天工作10h, 考虑地块大小等多种因素, 以每天收获120亩计算各项费用如下:

(1) 燃油:每小时耗油15L, 每天工作10h耗油150L, 每升6元, 耗油900元, 折合每亩耗油为7元。

(2) 润滑油:每天消耗机油0.5L, 消耗润滑脂为0.5L, 折合每亩为1.6元。

(3) 驾驶员工资100元, 机具手工资70元。折合每亩费用1.5元。

(4) 折旧费:一台玉米收获机价格为20万元 (减去补贴资金) , 使用年限为10年, 每年折旧费为2万元, 每台收获机每年作业面积为2000亩, 每亩折旧费为10元。

(5) 维修费:每台玉米收获机每年提取维修费为5%, 每台价格为27万元, 每年提取维修费1.35万元。每台玉米收获机每年作业面积为2000亩, 每亩折合费用6.7元。

(6) 其它费用:饮料、用餐、调车等不可预见费用每天120元, 每亩折合费用1元。

(7) 损失率:玉米收获机设计损失率不大于1.5%, 实际按1.5%计算, 玉米亩产650kg, 每亩损失9.75kg, 每公斤售价1.4元。每亩损失13.4元。

合计费用:7+1.6+1.5+10+6.7+1+13.4=40.2元

(2) 以天津富康有限公司生产4YD-3的背负式玉米收获机为例。工作幅宽3行, 配套动力为70～90马力, 工作效率为5～8亩/h, 每天作业10h, 收获50亩, 各项费用如下:

(1) 燃油:每天消耗100L, 每升6元, 每天耗油600元, 作业50亩, 折合费用每亩12元。

(2) 各种润滑油:每亩1元。

(3) 折旧费:拖拉机和收获机价格为10.8万元 (减去补贴资金) , 使用年限为10年, 每年折旧费为1.08万元, 每年作业面积1000亩, 每亩折旧费为10.8元。

(4) 维修费:每台玉米收获机每年提取维修费为5%, 每台价格为10.8万元, 每年提取维修费为0.54万元, 每年每台玉米收获机作业1000亩, 每亩折合维修费5.4元。

(5) 机手工资:2人每天为160元, 每天作业50亩, 折合每亩费用3.2元。

(6) 其它费用:每天100元, 折合每亩2元。

(7) 损失率:损失率为1.5%, 每亩产650kg, 每亩损失9.75kg, 每千克售1.4元, 每亩损失费为13.4元

合计费用:12+1+10.8+5.4+3.2+2+13.4=47.8元

3. 经济效益分析

人工收割每亩费用为130元。机械收割每亩费用40元左右。人工收割费用是机械收割的3倍。机械收割效率是人工收割效率的80倍。

四、推广玉米收获机械化技术建议

1. 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购买玉米收获机械, 从农机装备上给予保证。

筹集资金问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利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补贴;2005年以来, 国家把购机补贴提高到30%, 如果各级政府也拿出一定数量购机补贴, 这样就可以把购机补贴提高到50%, 从而解决了一半的购机资金;二是扶持养机大户购买玉米收获机进行有偿服务。近年来,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村的养机户不断增加, 由于他们的有偿服务, 从而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发展。同时养机户也增加了收入先富起来。实现玉米收获机械化, 需动员他们扩大经营, 购买玉米收获机, 在购机补贴上给予扶持, 通过他们的有偿服务, 保证玉米收获机械化;三是以村 (屯) 、居民组为单位, 动员农民自筹资金购买玉米收获机, 搞互助联收。根据每个村 (屯) 、居民组的玉米种植面积, 需要几台玉米收获机,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补贴的基础上, 由农民自筹一部分, 负责本村 (屯) 或居民组的玉米收获作业;四是动员种田大户兴办农机合作社。首先扶持他们实现玉米收获机械化, 在政策上给予扶持, 在管理上给予指导, 在技术上给予帮助。通过他们的家庭农场机械化, 带动周边乡 (镇) 的玉米收获机械化。

2. 加强玉米收获机械化的技术开发和示范推广工作。

要抓好玉米收获机械化示范园区建设, 开发研究玉米收获机械化技术问题。首先解决玉米收获机的质量问题, 引进适合新民地区玉米收获的玉米收获机, 从根本上解决玉米收获机械化的“瓶颈”问题。在示范园区中, 通过实践制定玉米收获机械化的技术服务和技术规范, 积极开发解决玉米收获机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然后向全地区推广。要注意做好“两个结合”。一是技术示范与培训宣传相结合。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现场演示和结合挂图、声像资料等, 向农民讲解玉米收获机的构造调整和使用方法, 针对有多年拖拉机驾驶经验的农民进行高层次的技术培训, 从理论培训到实际操作使他们完全掌握玉米收获机的使用与调整。要结合农机大户培训工程, 培训一批农机科技示范大户。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宣传媒体, 宣传玉米收获机械技术, 加大示范推广力度。二是产、学、研、推相结合。发挥农机管理部门的牵头作用, 组织协调学校、科研和推广等部门以及农机企业, 发挥各自优势, 针对玉米收获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 研制开发适应玉米生产农艺要求, 综合效率高、农民易接受的玉米收获机, 使科研、生产、推广与玉米收获机械化的发展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3. 力求解决农机与农艺结合的问题。

我市的玉米种植为垄作种植方式, 行距在0.4～0.55m。玉米品种的秸秆高度在2.5～3.1m, 结穗高度1.5～1.9m。而现有大多数玉米收获机的工作行距是0.6～0.7m。玉米穗采摘高度为1.6m以下。由于玉米收获机需要对行对穗收获, 这样就给玉米收获机的作业造成较大的障碍, 使玉米收获机的作业质量下降, 损失率增加。要解决这一矛盾, 需要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玉米种植农艺规范, 选择与玉米收获机收获高度相适应的玉米品种。同时玉米收获机制造厂家也要根据玉米生产农艺要求改进行距和割台高度, 以适应玉米收获的需要。

4. 加强科技服务, 提高农民技术水平。

实现玉米收获机械化需要大量的玉米收获机, 要求农民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来操作这些机械。目前农民的知识较少, 文化水平低, 还不具备操作这些大型机械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农机部门在办好各种培训班的同时, 要搞好科技服务, 建立农机服务小分队, 活动在田间地头, 充分发挥农机“110”的作用, 及时排除农民在使用玉米收获机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首先要求农机科技人员全面掌握玉米收获机的使用、调整、操作方法, 然后传授给农民, 这样才能保证玉米收获的作业质量和玉米收获机的使用寿命。

5. 跨区作业, 提高机械利用率。

积极组织和扶持跨区作业服务, 以延长作业时间为突破口, 提高玉米收获机利用率。由于玉米收获季节集中, 跨区作业时间差距短, 我市的玉米收获机可采取先远后近, 先人后己的办法。在玉米收获季节可先到辽北和吉林地区跨区作业, 然后回当地收割, 这样可以延长作业时间。

五、推荐的机型

城镇居民媒介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篇11

【关键词】媒介使用；大宁县；信息传播；城市化发展

当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媒介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居民生产、生活和决策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本文通过对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昕水镇居民进行分层抽样调查，考察了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并对居民的媒介使用动机和媒介可信度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切实推进城镇媒介研究和媒介实践，提供参考数据和结论。

一、媒介的发展与使用

媒介作为新闻传播工具，它的主要资源是信息，主要功能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传播信息。人类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大阶段，分别是：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

语言的产生使人类的传播更加迅速方便，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传播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影像信息系统，开创了人类传播媒介大融合的时代。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以大宁县昕水镇居民为主，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了解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

本论文采用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搜集了居民大众媒介使用行为的资料，设置了五个年龄阶段，按比例发放了270余份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50余份。调查的人群中，40～50岁之间的调查人数所占比例最大，发放90张问卷，收回80张，约占32%；20岁以下发放45张，收回45张，占18%；20～30岁发放60张，收回43张，约占17%；30～40岁发放60张，收回42张，约占17%；50岁以上发放45张，收回40张，占16%。其中，男性占53%左右，女性占47%左右。在职业方面，上班族占整个调查人数的37%；学生占19%；务农人员占17%；离退休人员占6%；其他职业占21%。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搜集资料，就城镇居民的媒介使用目的、对媒介内容的偏爱和信任度进行了深入访谈。为使调查更为生动、全面、具体，弥补调查问卷的不足，本文选取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进行深度访谈。

（一）大宁县基本情况

大宁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总面积967平方千米，人口6.8万人（2013年）。截至2013年，大宁县辖2镇4乡：昕水镇、曲峨镇、太德乡、三多乡、徐家垛乡、太古乡。本次调查以大宁县昕水镇居民为主。

大宁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低，约1000元/月。由于经济和教育水平有限，大宁县昕水镇的青壮年部分外出打工，学龄儿童部分外出求学，所以此次调查中，20岁以下的人仅占18%，20～30岁的人仅占17%，主要以40岁以上的人为主，占调查人数的48%。

（二）媒介接触情况

调查显示居民的媒介选择不均衡，电视、手机、电脑、报纸、广播、杂志以及户外媒体的使用率不同。在“以下媒体请您选出最常使用的前三项（可多选）”中，选择电视的233人，占93%；选择手机的186人，占74%；选择电脑的199人，占80%（如表1）。

电视是居民接触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媒介，而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进步，电视可以和电脑一样上网、储存节目，这加大了电视的竞争力，人们对电视的消费越来越大。

手机是居民使用比较频繁的媒介，共186人使用手机。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大，并且手机可随身携带，使用方便快捷，在媒介使用中所占比例会越来越大。

使用电脑人数为199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更新换代，电脑已成为人们接触外界消息最方便的一种媒介。

看报人数约占调查人数的38%。看报纸的人多集中于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以及50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报纸的功效主要是供离退休人员消遣，以及基层政府组织政治学习与传达会议精神。仅有41人收听广播，约占16%。5人选择会在户外媒体上获取信息，约占总人数的2%。而使用杂志来获取信息的人，不到总人数的6%，约14人。

综上所述，电视依旧是居民使用媒介的首选，大宁县昕水镇的居民使用媒介趋于单一化。

（三）媒介使用动机和关注的内容

笔者对大宁县昕水镇居民的媒介使用动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宁县昕水镇居民使用媒介大多是为了愉悦身心和打发时间，占了调查人数的82%。同时，人们使用媒介时，关注的内容并不相同。

50%以上的居民会关注时事新闻。大宁县大多数居民都接触到了多于过去的数倍的信息，尤其是其中的政策信息与居民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导致关注度较高。20%的人选择关注娱乐搞笑的内容， 30%左右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关注不同的内容，人们会选择股票信息、房地产信息、求职信息，论坛、博客等。

虽然人们接触信息日益增多，但媒介的使用趋于“快餐化”。

（四）媒介的可信任度

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有“您认为媒介的可信任度”一题。调查结果显示，听而即信的人只有42人，占17%；认为不可信的人有10人左右，占4%；有79%的人认为媒体的信息一般可信。这说明，居民对媒介持理智状态，总得来说并非随波逐流。

在“您认为下列哪种媒介的可信任度最高”的调查中， 85人认为电视的可信度最高，约占34%； 93人认为报纸可信，占总人数的37%； 57个人认为广播可信，约占23%； 13人认为网络可信度高。本次调查表明，昕水镇居民在遇到网络、电视、与报纸传播的信息不一致时，还是比较相信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

三、发现的问题与决策建议

（一）发现的问题

第一，大宁县经济发展落后，县城没有电影院；城市LED屏只有两个；电视台仅有一个；没有报社，仅有省市报社的通讯员；没有杂志社。媒体发展落后导致居民接触外界媒体比较多。

第二，大宁县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呈现出单一化态势，各种媒介的影响力分布不均匀，媒介格局缺乏多元化。虽然电脑和手机的使用频率在逐年增长，但是其他媒介如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介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弱。

第三，居民使用媒介的目的性比较弱。居民在接触媒介时，重在消遣，忽视了对知识的学习，极大地浪费了媒介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二）相关的对策建议

第一，由于本地媒体种类极少，居民很少接触本地媒体，大宁台应该更加注重节目质量，多引进一些精彩的节目，制作有地方特色、接地气的节目来吸引本地受众观看，提高收视率，增强媒体与居民的互动，使媒体健康发展。

第二，传统媒介应加强与新媒介的互动，如2015年和201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将电视、手机和网络进行结合，在春晚直播时用微信、支付宝发红包，使受众与节目进行了良性互动，这是中国电视节目发展史上的一大亮点，不仅提高节目的收视率了，也可以让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很好的结合，从而促进大众媒介的发展，这种模式值得借鉴。

第三，居民应提高自身素质，媒介素养的提升，对媒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这也要求媒体在制作节目、刊登稿件时，增加一些专业知识的内容，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

四、结束语

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而新媒体每天的发展都势如破竹，这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此次调查从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城镇居民的媒介使用与城市及农村的区别，媒体应当对其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不同的方案，来迎合我国不同地区的媒介使用需求。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

[3]潘祥辉.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演化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8.

中职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篇12

手机通讯方式是科技发展的结果, 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处于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青年一代的中学生使用手机, 享受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条件, 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然而, 自控能力较弱的他们, 常常因在课堂和晚自习时间“玩”手机而分散学习注意力, 就寝后因“玩”手机影响休息, 进而影响学习。加之由于使用手机给中职生带来的辐射强、消费提高、担心被偷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引导中职生合理使用手机成了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职生是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 他们学习基础差, 在学习方面曾备受打击, 普遍对学习不感兴趣, 没有信心, 也缺乏目标。为了逃避学习, 他们是否将注意力转向手机?

本研究拟对中职生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调查, 以期为日后有针对性地教育引导中职生合理使用手机提供依据。

调查对象、过程和数据分析

研究对象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一、二年级部分学生。学校共设“计算机部”、“汽车部”、“机电部”、“艺术部”、“财经部”五个教学部, 每个部每个年级抽取一个班作为调查班级。共发放问卷746份, 回收有效问卷675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90.5%。

研究过程根据研究目的, 编制学生调查问卷一份, 问卷共调查五个方面的问题, 分别为“拥有手机的情况”、“手机的费用、价格及来源”、“手机使用的内容”、“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及成瘾程度”、“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理情况及学生对管理的态度”。调查采用自我评价的方式, 在早读课上让学生集体填答该问卷。

数据分析去除不认真作答的无效问卷, 对回收到的675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调查结果与分析

拥有手机的情况数据统计显示, 有手机的学生占了被调查学生总数的92.1%。入学前就拥有手机的学生占67.6%, 入学后才开始拥有手机的学生占30%, 说明目前学生拥有手机已是一个普遍现象。

手机使用的内容研究考察了学生使用手机的内容, 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 学生使用手机, 首选是看小说, 其后依次是聊天、打游戏、学习以及浏览黄色网站。这与学生为什么喜欢“玩”手机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及成瘾程度研究调查了学生“玩”手机对学习、生活的负面影响, 52.7%的学生认为“玩”手机有负面影响。在负面影响中, 影响最大的是辐射 (78.2%) , 其次是费用高 (36.1%) 、担心被偷 (34.9%) 、影响学习 (29.7%) 。进一步调查手机对课堂的影响, 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12.5%的学生经常或有时因使用手机干扰过教师讲课, 课堂不关手机的学生占4.8%, 只有49.3%的学生不接电话, 不回信息。可见, 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学生不算少数。对学生使用手机成瘾程度的调查, 结果如表3所示。数据显示, 近一半的学生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 但是, “玩”手机超过7小时的占6.4%。但在使用手机成瘾的各指标中, 被调查学生报告“是”的都不够10%, 说明学生使用手机还未达到上瘾的程度。

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理情况及学生对管理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90.3%的学生报告课堂上教师会干涉学生“玩”手机, 60%的教师限制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效果明显, 而只有1.8%的教师不管学生课堂使用手机的现象。可见, 学校教师对学生课堂使用手机还是起到了管理的作用。只有34.5%的学生不愿意学校在规定时间里限用手机, 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自我约束 (70.9%) 、学校开展课余活动使他们充实忙碌起来 (50.1%) 、教师的课精彩实用吸引学生注意听讲 (59.6%) 等方式来减少手机的使用。

年级差异二年级学生与一年级学生相比, 自己打工赚钱买手机的比例较高, 而且所买手机价格偏高, 他们用手机与家人、朋友联系较少, “玩”手机的时间相对也比一年级少, 成瘾程度更轻, 但上课不关手机的较多, 干扰教师上课的现象更多, 而且教师的干涉及干涉有效性在降低, 他们更多地要求教师的把课讲得精彩实用来转移他们对手机的注意力。

专业差异在学校的五个专业部中, 相对而言, “机电部”学生的手机价格偏高 (第二高) , 在手机使用上, 他们较少用手机与家人、朋友联系, 而更多地用来交异性朋友, 浏览黄色网站的人数也比其他部的人多。在课堂上, 他们接电话或回信息的情况也比其他专业部的学生严重, 他们对手机的依赖较其他部严重, 教师对他们的管理收效也不明显。而“财经部”学生使用手机用在学习方面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专业学生, 他们也更多地要求学校多开展活动使自己充实忙碌起来, 要求教师把课讲得更精彩实用, 从而减少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这与他们参加社团活动和做兼职要多于其他专业的调查结果是吻合的。

讨论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 学生拥有手机已是普遍现象, 52.7%的学生认为“玩”手机有负面影响, 学生使用手机虽未达到上瘾的程度, 但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学生比例却不低;学校教师对学生课堂使用手机在较大程度上起到了管理作用。

对于学生合理使用手机的引导教育,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立志教育71.6%的学生喜欢“玩”手机是由于没别的事可做, 为打发时间, 他们没有近期的学习目标, 远期目标也不明确。因此, 引导学生为自己规划未来显得尤为重要, 从而让学生为了实现远期目标, 设置一个个近期目标, 使目标既现实, 又可操作, 让学生每天都有事可做。

课程设计59.6%的学生认为, 教师的课精彩而实用能吸引学生注意听讲, 从而转移学生对手机的注意力。“财经部”学生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 71.8%的学生认为教师的课若是精彩实用, 可以转移自己对手机的注意。有研究发现, 学生若是为了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学习, 则学习效率会高很多, 因此, 中职课堂应尽可能根据学生日后就业需要设计一个个具体而现实的任务, 或者干脆与企业联系, 让学生多参与企业实践, 完成企业交给的实际任务。教师从而可以引导学生运用专业知识, 提升专业应用能力, 体会到学有所用, 从而让他们对课堂教学感兴趣。

社团活动学生们“玩”手机的内容排在第二的是聊天, 交友, 以填补感情上的空白。他们的年龄多为16~19岁, 属于青年初期, 也称青春中期, 随着自我意识增强, 他们对父母、教师等成人保持心理闭锁, 但另一方面, 这时期他们又有强烈的归属的心理需求及与人交往的愿望, 希望广交知心朋友。因此, 社团活动能为他们提供交往的平台, 一群志趣相同的人更容易相互接近, 他们在社团活动中锻炼自己的能力, 减少不必要的手机使用, 可谓一箭双雕。

性健康教育较多班级的男生报告了通过手机看黄色图片、影片, 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性的好奇。应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引导他们, 满足他们对性知识的渴求。

加强管理调查显示, 对二年级学生及“机电部”、“汽修部”学生的管理有待加强。本调查还发现, 学生对教师在规定时间内限用手机是不反对的, 而且这种管理也是有效的。因此, 学校对于二年级学生及“机电部”、“汽修部”学生的管理要有信心。

参考文献

[1]郑和钧, 邓京华.高中生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247.

[2]刘树鑫.中职生手机上网成瘾调查及对策研究[J].广东教育:职教, 2010, (2) :65-66.

[3]刘钦涛.关于中职生手机管理的三维途径[J].职业教育研究, 2010, (10) :13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