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确立

标准确立（共7篇）

标准确立 篇1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法治也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法治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宪法和法律是最高权力,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个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善治状态下的国家,法律得到尊重,公民权力得到保障,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得到最充分的提高,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这一切都须通过法治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带来社会效率极大的提升,更是社会公平质的跃进。 但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中,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公平和效率的不合谐表现:要么偏重公平,效率损害;要么是效率至上, 公平缺失。过去和目前的中外历史实践显示,在缺失法治的条件下,来自无限政府和腐化社会的贪婪之手必然导致效率和公平的偏离甚至两者同时丧失,情况发展到严重和极端时,社会就会失衡。因此,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需要确立两者的法治标准并充分发挥法治的平衡作用。本文拟从法治角度探讨社会公平与效率问题。

一、法治的基本价值

(一)公平的价值

公平涵盖了政治、道德、经济等多领域的社会学范畴,虽然对其的定义因个人、人群、阶级、国家和社会发展、时代更替而异,但依然存在着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的公平。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于公平的理念或公平的看法虽然抽象,公平却一直和人的具体权益紧密结合。在人类历史发展场合中,公平对于社会主体的价值在于解决不同个体间发生冲突的权益矛盾。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公平包括全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公平,依次主要分为:起点公平、程序或规则的公平、结果公平。法治社会追求的公平是一种权利和起点公平、规则和程序公平、结果公平;在法治社会中所为人追求的公平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法律依据并能够得到法律程序保障救济的公平,但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实现这种公平;法治社会追求的公平是不以破坏法治秩序的方式或者损害他人权利的方式获取的公平。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 法治的内在要素是被治者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被治者与治者受到法律的约束是同等的。在西方语境中,法或法律与公平正义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在联系,如亚里士多德主张“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罗尔斯还认为,一个社会无论效率多高,如果它缺乏公正,则我们会认为它不如一个效率较差但比较公正的社会更理想。 因为“一个不具坚固的正义基础的法律秩序所依赖的只能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基础”,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推崇均衡分配的正义公平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寻的理想社会的“大同”,在古今中外的现实和历史中,从来都不存在完全理想、彻底公平的社会,只能看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合理、比较公平和理想的社会状态。

(二)效率的价值

法治不但含有与公平正义、理性自由等相联系的价值特征,而且是把道德意义上不确定的公平正义通过法律予以具体化、条文化、规范化、统一化和标准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具有规范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等效率的特征。

效率早已成为现代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效率作为法律分配的义务和权利的标准已经深深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立法精神中去。比如,及时性原则就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追求效率价值的体现。

一个治理良好的公平的社会必然也应当是高效率的社会。国家治理的效率通过法治可以更好地实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看,法治比人治更有效和高效。在人治中决策效率很高,但由于个人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专断专制的决策方式容易出错,而决策失误是最严重的负效率。

在法治中,决策者依照程序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表面费事费时,但大大减少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法治社会明晰了人权、物权、侵权、诉讼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规范,为经济社会主体确立了制度信心,保障了自由竞争,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可以实现社会总效率持续提高。

二、法治是公平的保障

“法治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人权,没有经济自由和财产权、 没有公平交易的准则,就没有市场经济。”1978年改革初始时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非常低微,思想上排斥竞争,社会效率低下,强调克服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宪法修正案和制定的法律规范,以法治的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增进社会公平,为效率提速。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法治的角度为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在市场经济中,依法制约政府公权力的蔓延和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在国家主导的分配体系中,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强调提高农民收入,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废止了《农业税条例》, 破除了农民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待遇。

法治为有序高效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有力保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自觉行使法律赋予的参与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和表达权。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各地的民主选举、村民议事、村务公开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约有6亿农民参加了直接选举,参选率高达80% 以上,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根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法治中国建设基本任务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法治的作用和制度化的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保障公民的权利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坚持用制度解决权力腐败和特权不公的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调节利益关系。

三、法治确定效率标准

效率一般理解为单位时间内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产出比。投入和产出比越高, 效率就高;相反,效率就越低。效率是指所有生产要素在单位时间里的全部产出量。效率的高低程度,既要看单一生产要素的效率,比如资本的效率;还要看多种生产要素的效率,如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的共同的综合的效率;更要进一步衡量全社会所有生产要素的总体、长期的效率。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对经济资源作了能带来最大可能的满足程度的利用或经济资源没有被浪费,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达。一个经济达到该境况时,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贸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配置效率又称为“帕累托效率”。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效率,效率来源于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或个人权利的赋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权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消极权利,即人不被别人管理制约的权利,如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二是积极权利,是一种参与和实践某种东西的权利,即人要去做一定事务的权利。如果人们自身财产权受到足够的保护,那人们进行投资发展和消费的积极性就会高涨。在这个视角上,法治是效率的必备条件。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都是以法治为前提的,在法治框架下,政府是在不得任意剥夺行为人的财产权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对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干预、 对经济效率实施调整的。法治确定的理性的行为方式,对人的行为提供了成本计算标准和预测标准。法治规则下的效率是理性支配下获取的资本效率,客观上促进了公平的实现。

法律规范不但可以协调市场中经济人的行为产生的利益矛盾,消除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失衡;避免市场失灵导致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通过确认和保护国家税收制度,介入收入转移和再分配环节;制定反垄断法律制度以抑制垄断来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良性发展;通过确立和维护社会金融制度, 规范融资市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贯彻国家各项货币政策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平稳。这些法律制度的调控功能调控市场要素,调节人的行为,引导财富,使市场尽最大可能达到“帕累托效率”。

四、法治是公平与效率动态平衡的保障

(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阿瑟·奥肯认为公平和效率 (的冲突) 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当面对两难抉择时,他认为公平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必要时为了公平可以牺牲效率,或者为了效率也可以牺牲公平,但二者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权,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符合公正的要求。他同时认为, 权利和权力不能被金钱购买,必须有详尽的制度和法律来保护权力和权利,并对低收入的人进行补偿性援助。

罗尔斯明确提出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一项是所有民众必须享受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项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必须是这样的:一不平等应有利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社会所提供的公职和机会应对所有人开放。”在限定的资源条件下,公平就意味着一部分本来被超公平对待的群体或个体将分出一部分利益给其他原来并没有受到公平对待或根本就未被顾及到的 个体,同时也就意味着分配给社会个体的效用和个体所获满足程度因此被降低。但是另外,通过社会公平的增进不但不会损害效率,相反有助于提高效率,效率与公平是完全同向发展的,公平达到的程度决定效率取得的高低,公平产生效率,效率反映公平。给予社会个体超公平的待遇,它必将是高效率甚至是超常效率的;给予它公平的法律规范、行政政策,它会是有效率的;给予它不公平的待遇,它将是低效率甚至会是无效率的;给予它歧视性的待遇,它甚至会产生负效率。

(二)法治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器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必须首先考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处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间;第二是存在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即不是一种静态的关系分析,而是一种处在不断变动中的关系研究。动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活动是在被法治确定了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标准的调整下进行的,这从根本上提供了解决公平与效率的路径。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从经济人的视角看来,若没有合理正当的规则进行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必将无限扩张直到侵犯到他人的利益并触犯公平,此时需要政府角色的介入,而政府的介入不仅需要法律作为最有力的凭据,同时也必须遵循政府权力受到制约的原则,这个凭据和制约就是法治。

以法治对效率、公平动态平衡进行保障,可以产生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大化。理想的社会是在具备合理完善的公平的制度和机制条件下,在公平和效率的把握上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点,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相应层次范围的更多的生产要素得到比较公平地对待,全社会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产生出正常的效率,从而使所有的生产要素在整体上达到最高效率。但是,公平与效率两者间的关系很难达到平衡状态。

在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中, 罗斯福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避免了完全依靠市场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但同时也出现了削弱经济效率的缺陷,如在具备“从摇篮到坟墓”现代福利体系国家出现了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愿享用政府救济金而不愿工作的情况,这是另一种新的不公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欧美各国或多或少地出现 “效率缺失”,一些学者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思考得出效率和公平存在内在冲突的结论。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效率优先,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市场失灵证明了片面强调效率优先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鉴于此, 国家干预主义转向强调公平优先,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弥补市场失灵,推行社会福利体系以实现公平,建立法治市场,努力使效率公平得到统一。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公正和效率并不必然发生互相排斥和冲突,可以是两个同时独立开展的追求目标,完全可以在法治保障下相互兼容、统筹发展,在有机动态统一中达到两者共赢。在理想条件下,任何社会都可以精心设计经济与法治框架,首先使其社会运转效率最大化,接下来对整体公共利益实行再分配,以求达到公平公正并缓解效率和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国的宪法第6条第2款中规定: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14条规定:“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法治来确定被社会广泛接受和遵守的、充分体现公平的分配原则,在遵守国家规定的各项经济管理制度和劳动责任制的前提下, 最大化地提高社会净收益。

从法治的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二者是可以有机统一、在动态中平衡发展,不能武断判断谁轻谁重或谁先谁后的问题。现实中,社会秩序的公平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只有当社会主体切身感受到公平,才能激发动力和活力,从而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法治,法治以理性的精神、内在的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分配领域通过利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机制,缩小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促进各地区平衡发展;公平合理利用、配置资源,协调解决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冲突;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保护社会发展有效的自治能力;强制政府官员摒弃GDP型政府职能定位和政绩观,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增长。

由此可见,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应倚重法治确立公平和效率的标准、发挥效率与公平平衡作用,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当下和未来的最终目标来推进公平与效率在社会实践中动态的有机的发展和统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依法治国的推进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标准确立 篇2

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作为服务行业，商业银行除了出售自己的有形产品外，还要出售无形产品——服务，银行的各项经营目标需要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来实现。做好银行服务工作、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不仅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培育客户忠诚度、提升银行声誉、增强综合竞争实力的需要，更是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

以客户为中心。做好银行服务工作、取得客户的信任，很多人认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过硬的专业素质是基础；细心、耐心、热心是关键。我认为，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仅有上述条件还不够，银行服务贵在“深入人心”，既要将服务的理念牢固树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又要深入到客户内心世界中，真正把握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仅做表面文章。我们经常提出要“用心服务”，讲的就是我们要贴近客户的思想，正确地理解客户的需求，客户没想到的我们要提前想到，用真心实意换取客户长期的理解和信任。

比如引导员的进门招呼，柜台人员的微笑和礼貌用语；对于VIP客人，则更多的要考虑如何为其缩短等待时间、节约交易成本和个性化服务及增值服务问题。为客户服务除了及时、准确、到位之外，还要能激发客户需求。

要求服务要“深入人心”，并不是说我们要四面出击，全面开花，恨不得把客户的事情全包了，而是要求我们给客户提供服务时必须考虑成本效益原则，要计算成本，要有成本概念，我们绝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必须有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成本高的服务必须要有高的回报，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另外，时时处处把客户放在心中，要求我们不能忘记风险，在服务过程中，要严格把握适度原则，服务流程、手段一定要依法合规，防止过头服务，否则会砸了我们工商银行服务的牌子。

银行在实施优质文明服务的过程中应该严格的依靠管理制度。这包括岗位规范、着装统一、仪表举止、文明用语、电话用语等

第一、主动服务、整体服务的观念。

促进碑学发展vs确立草书标准 篇3

抑帖稍显偏激

康有为在书法上力倡北碑，平生临习碑版无数。在他向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吹响革命号角的《广艺舟双楫》中，对碑学推崇信至。书中，他将《爨龙颜碑》《龙庙碑》与《石门铭》列为神品，而他的书法更是得《石门铭》之精髓。

康有为书写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特有的粗拙、浑重和厚实效果在其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就创作形式上来说，其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勢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

康有为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所著《广艺舟双楫》提出“尊碑卑唐”之说，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他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像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他的频频讥讽，其偏激之处由此可见。但也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一场近现代书法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有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于右任：碑草风格独具

晚年囿于“标准”

于右任开始学书的时候，正是康有为“尊碑卑唐”之说十分流行的时代。受其影响，于右任对魏碑也下了很深的功夫。与康有为写字多用腕而少用指不同，于右任是指腕并用，并通过用指而表现出其行草书中点画的丰富性。他满带“碑味”的行草书风格独具，笔画简单、形态优美，基本上是不相连属的今草。在用笔方面，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于右任被誉为“当代草圣”，其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创立了“标准草书”。“标准草书”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使初学草书的人可以摸得正确的门径。1931年，“草书社”成立。他和社中诸贤从已选出的六十余万字中，确立了1000字作为草书“标准字”，其中涉及古今书家近150位。其中有77个字在古今字迹中找不到满意的，于右任就与“草书社”同仁仿古意补写。《标准草书》自1936年出版以来，共修改了九次，最后一次是他82岁时，可见其决心之大、治学之严。

标准确立 篇4

我们首先大致回顾一下国画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标准以及与这些标准相关的一些重要规律。

绘画的本质是以“形、色”表述一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由于社会文化观念形成发展与侧重的不同,形成了各民族地域、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绘画。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中,由于对文化观念的表述在深度广度与手法上的区别,又形成了同种绘画中的不同流派与风格。国画当然也不例外。因而,决定绘画规律的根本是对“形、色”的不同认识与不同的表述方式。国画的“形”是靠“象”来决定并表述不同条件下的“象”的。由于中华民族定居的农业生产这种平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以及东西流域走向并四季分明的生存环境,这个民族大量的生存所需的观念必须达成与自然规律以及与他人结论的相互和谐,人们把这种社会文化共识的观念之体现称之为“象”。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古老哲学即用“象”来认知万物万事。所谓的“现象”在中国几乎包含了一切可思可察的对象。在不同条件、不同对象、不同方式下,“象”又可以有物象、气象、迹象、意象等诸般分别,而国画的“形”就是一种“结象而成”的文化表述。所以,在最初形成的国画理论中,便提出了“取象不惑”的造“形”要求。在现在仍被广泛使用的汉语成语中,例如画地为牢、画蛇添足、画虎类犬、画饼充饥、画龙点睛、诗情画意、胸有成竹、胸无成竹等等,都曲折地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形”与“象”的关系,以及“象”的“形”是靠“画”来表达的这一国画基本规律。

国画的“色”则是靠社会文化共识的“相”来决定的。人们为了表述另一类与“形象”不同的共识观念,又创造了一个“相”字来表述这类社会文化共识。这类共识可以用“色”来表述。试思考一下汉语中最常用的一些词,如:天色、脸色、气色、春色、秋色、山色、水色等等,就不难明白“色相”这个词的含义,也更能体会到国画中关于“色”的基础定义。从绘事后素、五色目盲、恶紫夺朱、青布兰衫、紫气东来、五彩缤纷、随类赋彩、金碧辉煌、花哩胡哨、活色生香、墨分五色等等现今仍常用的汉语成语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历史上不同的“色”相观念、色彩用法以及“色”与“绘”的直接关系。正是由于在中国,“形”与“色”是靠“画”与“绘”来作为最初的表达的,所以中国就把表述形色的方式称为“画绘”或“绘画”了。后来,这种表述形成了诸多的方法体系,形成了完善的表述体系。例如众所周知的描法体系、皴法体系、点法体系、染法体系等等,进而又将“画法”归结为“笔法”体系,将“色法”归结为“墨法”体系,简称为“笔墨”。于是“笔墨”便成了代替国画中“形色”及其规律的专门词汇了。

对于绘画社会功能的判定,也是绘画重要的基本规律的要求之一。从国画的形成发展来看,趋吉避凶、向善憎恶是其基本倾向,在长期的衍变发展中渐渐形成了追求真善美的社会准则,并进一步激活生命与滋润心灵。从众所周知的求形、神、态、势、趣、意的追求和它们的转换拓展中,以及神、妙、能三品向神、妙、能、逸四品并推崇逸品的转换中,人们找到了在国画中追求自然、强调个性并遵从仁义的品格追求,并且使得这种和谐中的个性统一成为社会文化至高无上的评判。在任何历史时期的绘画评判中,中正、平和、雅正、天真,都是贯穿始终的品格追求。因而,从绘画的社会功能与绘画本体来论国画的基础规律,不外乎简单的四个字:品格笔墨而已。作为国家形象的国画,其基本标准更应从这个规律的角度来要求和认识。只有如此,才能突出国画的艺术特征与其对人的文化造就之功能。

那么,当代国画又如何呢?首先应当看到,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应当看成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的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画面临的遭际是批判、取消和改造。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以西画为规矩的自上而下的所谓“改造”与“学习”,实际上当今还残存着相当一部分唯西画规律马首是瞻的所谓“当代国画”规律。不管有多少好听的说辞,20世纪对国画的基本改造不外乎两条:一是以状物取代画画,以西方基本的摹物方式(典型的是“素描”、“色彩”教学与“写生”创作)取代国画的“形”、“相”、“笔”、“墨”;另一是以某些现实的社会功利(例如政治运动、经济活动、特定需求等)来取代绘画对心性品格的造就这一根本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二者相激鼓吹,加上某些殖民思潮的泛化,致使某些绘画翻译家或绘画活动家的作品与创作方式掩盖了对国画本体规律的深入认识,更难谈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应用。这样,某些现实功用被泛化或夸大,甚至冠以唯物主义、现实主义这类泛理论的牵强解说,这种理论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所以,在20世纪国画的历史中,呈现出一种不中不西、似是而非、唯洋是务、底气不足、割断历史、实用为尚的混乱,且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此并从中获益。这已造成了不少被动与混乱,使得国画的规律要靠西方文化来解读。学国画要考西方素描,尤如学汉语要考英文语法一样,被奉为正宗教学。因而,在对“当代国画”的评判与认识上,我们更应注意国画的规律。实际上,齐白石与黄宾虹两位大师的成就,正揭示了当代国画发展的履迹。齐白石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主张以及那对“形”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对“神”的精确把握,对水墨笔法的精谨使用与红花墨叶的铺陈,对笔法写法的不懈追求与对诗文书印的深入研习;黄宾虹那“五笔七墨”的总结与对“涂”法的创造,对肌理的多层把握与对光影的特殊解读等等,都是在尊重笔墨与品格的国画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当代新探索。

赠言，确立人生信念 篇5

记不清多少次面对学生发表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做为一名教师，我总觉得应当帮助、引导学生确立一种可以支撑他一生的生活信念，应当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教师是传授真理的人，真理只有为学生所理解，所实践，所体验，才能转化为他们的人生信念，支配他们的行为，去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用赠言作礼物，送给学生，以启迪他们的心灵，改变

他们的人生态度。这些赠言大部分写在他们的作业本上，一部分写在毕业前夕的留言簿上。我送给一名性格懦弱的男同学：“勇敢点，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大胆地往前走！”我送给一名学习很勤奋的女同学：“你很勤奋，这是一种优秀的品格，希望你保持一生。”我送给一名家庭遭遇不幸的同学：“苦难是一所学校，愿你在这所学校锤炼得坚韧，顽强。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精神巨人！”我送给一位热心帮助别人的同学：“助人为乐是你个性的闪光点，这可是金子般珍贵的品格，愿真诚伴随你的一生。”我送给一个喜欢穿着打扮的女同学：“你给世界增添了色彩，生命的旋律里有你的贡献。不过唯有美丽的心灵才是生命春天里最美丽的花朵，老师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心灵和外表一样美丽的人。”我送给一名谨小慎微的同学：“循规蹈矩，这本无可指责，但老师更希望你能超越自我，多一点自我表现的勇气，多一点大胆探索的精神。”我送给一个脾气暴燥的男同学：“能够克制愤怒情绪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发火时最好先想一下：有没有必要。记住，自己能做到的，发火不必；自己做不到的，发火无用。别人伤害了自己时，宽容本身就是一种能折服对方的力量。学会驾驭自己的情绪，你会如鱼得水。”我送给一名学习刻苦，但因基础差，成绩不理想的同学：“贫瘠的土地经过改良可以成为肥沃的土壤，但这需要时间和汗水，相信付出总有回报，但不要奢望立竿见影。”我送给一名性格活泼、天真、爱幻想未来的女同学：“生活中有歌，但生活本身并非总是歌，平淡中要想有新奇，就要努力去创造，而创造的前提是扎扎实实地积累才智。”我送给一名遭遇挫折而信心不足的同学：“生活是交响曲，低沉中蕴含着真情和希望，激昂里有执着和追求。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交响曲，作者就是你自己。”我送给一名学习精力不集中的同学：“不论做任何事，都要尽可能全身心地投入。”我送给一名期中考试成绩名次下降很多的女同学：“当你感到最暗淡的时刻，心中一定保存希望的光——相信转机不久就会到来。”我送给一名有点孤芳自赏的女同学：“像蜜蜂那样博采众长，你才能不断完善起来。”还有一些话是在课堂教学中赠给全体同学的，诸如：“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友情，珍惜粮食，珍惜人类劳动的创造，懂得珍惜且能身体力行的人，犹如拥有无数的宝藏。”“把童年的纯真深藏在心底。”“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特别是有特长的人。”“当机遇到来时，你千万要抓住，因为它有可能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应当丢弃的要毫不吝惜，应当珍惜的要倍加爱护。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考虑。”“我不敢预言你将来是否成才，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一条绝对的真理。”“如果你愿意接受真理，那么，最好是用你的行动去实践真理。”2001年的元旦，收到了张渊同学的一封长信，长达十四页，其中写道：“在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是你的赠言唤起了我奋进的力量。我把它小心地裁下来，贴在日记本上，我要永远珍藏。”人格大厦是用点滴心血和行动的砖瓦构筑起来的，我给予学生的赠言就是一种塑造人格的精神力量，就是塑造人格的具体工作。

标准确立 篇6

虽然用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非母语地区的人文思想与文化情感, 但显然, 能够表达是一回事, 表达得贴切和亲近则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 尽管翻译文学让我们知晓了作品的情节和内涵, 但并非所有的翻译作品都能够让我们体悟到那种文学语言的神韵和魅力。其实, 油画也是这样。尽管从西洋舶来的油画在中国已走过了百年历程, 尽管中国画家已习惯了油画的“言说”方式, 甚至今天的中国百姓已把油画作为和中国画并举的艺术体裁, 但从人类艺术史的角度, 还不能说中国油画已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史学上的贡献。中国油画还未能摆脱从对西洋油画的承传中不可避免的学习和模仿。可见, 语言并不能简单地被他者拿来, 语言背后实际掩藏了一种文化的体系, 当语言被他者拿来时, 诸种文化体系的转换会变得艰世。就油画语言而言, 中国画家面对的是整个欧洲的文明和这种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于油画媒介上凝固与锻造的语言精华。这就意味着油画作为一种艺术媒介, 在真正形成中国本土语言上必须跨过欧洲文明的这些语言高峰, 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超越。因此, 当下油画界提出建立中国油画自己的价值标准, 其言外之意, 就是对中国油画文化语言的构建。

在笔者看来, 中国文化是内陆川江湖泊的文化, 是烟雨迷蒙、婉约典雅的诗性文化, 所谓中国丝竹、书法、绘画, 无不呈现出具有这种地域与气候烙痕的文化特征。在某种意义上, 是川江湖泊的诗性文化造就了丝竹、书法和绘画这些典型的中国艺术体裁, 而丝竹、书法和绘画的艺术语言又承载了独特的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这个角度上, 如果油画不能在语言上体现这种诗性文化的特征, 那么从根本上, 就不能说油画具有了中国的文化特质。问题的艰巨性还在, 这种本属于水墨媒介的文化特质, 还很难在欧洲油画的语言体系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 在油画舶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在表现中国诗性文化上对油画的语言有所突破和创造的案例, 更多的是对印象主义以及印象主义前后时期对于光色表现的模仿和移植。而实际上, 这种阳光下的江南, 并不具有中国诗性文化的典型性。因此, 有相当多的中国油画家在表现诗意江南时, 往往以简化色彩为代价, 向中国画水墨语言靠拢。这样, 中国的油画发展至少在表现诗意江南的色彩语言上出现了空隙。

沈行工的江南风景,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在色彩语言上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表达与创造。一方面, 他深悟并极其自然地运用了中国艺术的创作方式, 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形象再现, 而是综合、提炼对某时某地的印象与感悟, 用意象来纯化他对于诗意江南的色彩表达。他的江南风景看上去很写实, 实际上, 从来都不是对某一固定视角与场景的实写, 而是经过心灵整合的图式。比如, 他的这些风景大多虚前实中, 让视觉中心停留在画面三分之二处。为制造这样的视觉中心, 他往往把几处的实景拆散, 重新组合为他预设的图式, 由此所形成的画面虚实关系, 虽每幅作品千变万化, 各不相同, 但总体上是趋向上下“虚”、中间“实”的模式。而“虚”与“实”的对比互映, 是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创作方法。

心灵的意象, 也体现在色彩的设计意识上。虽然优秀的油画家在色彩的捕捉与表现上都是主动的, 一种是强化审美对象的自然条件色的色彩关系, 另一种则是完全的主观化。但很显然, 沈行工的色彩意象是介于这二者之间, 他是先捕捉自然的色彩印象, 尔后进行主观化的设计。比如, 绿色田野, 是江南常见的景色, 在他的《五月》、《锦绣江南之一》里,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自然条件色的绿色, 而且是那些绿色色相富有节奏的变化和对比。这种节奏感的把握, 无疑是主观化的结果。其实, 像《锦绣江南之一》、《五月》那些满眼的绿色, 像《蓝色的江南风景》、《湖畔清秋》那样盈目的蓝色, 像《秋日暖阳》、《锦绣江南之二》溢于画面的暖褐色, 都是意象色调所烘托出的抒情氛围。

另一方面, 则显示出沈行工对江南地域特征的色彩发掘, 他的作品几乎都撇开了阳光明媚的景致, 而着意表现雨雪烟雾中的江南。沈行工特别擅于表现江南四季色调的变幻, 他真正地挖掘了江南阴天蔽日里的丰富色彩, 无论绿色调、蓝色调还是褐色调和白色调, 都能显示出他对于色彩微差的识辨与驾驭。比如, 大多数油画家都能很好地把握阳光下闪烁的绿色, 而一旦表现阴雨中的绿色, 往往“绿色一块”, 毫无灵性和生气。如果说江南的绿色难画, 那么难就难在“绿色”画不进去, 总是浮于画布上。在沈行工的江南风景中, 绿色是他最擅长处理的一种江南色调, 这些画面的绿色不仅鲜有雷同, 而且变化丰富, 也可以说, 他是在丰富的绿色微差中弹奏着一曲江南的情歌。也许, 在其他画家的眼里, 绿色只能分辨出十余种, 而在沈行工的调色板上, 绿色可以变幻到百余种。最关键的是, 他能把这百余种的绿色随时随手调动起来, 既构成画面上区块的对比, 又衔接着它们之间的微妙变化。

除了绿色, 他还发掘了阴日天空的色彩和湿润的江南土地的色调以及它们与绿色的协调。那天空不是平整的烟灰色, 在绿色的田野上, 它显得微微有些暖意;在蓝色的河面上, 则显得微微偏紫。它是变化的, 随着笔触的搅动而带来云层的起伏。同样, 潮湿的江南土地被他处理为像《通往句容的村道》那样的灰褐色, 像《锦绣江南之一》那样的米黄色, 像《深秋季节》那样的灰紫色。关键是, 这些色彩虽以灰色为基调, 却充满了细微的、丰富色相上的变化和整体的剔透与灵动。在一般人的眼里, 潮湿的土地没有夺目的光彩, 更不是值得抒情的色调, 但在沈行工的笔下, 那些江南湿润的土地却被赋予高贵的灰色。甚至也可以说, 他画的不仅是土地的颜色, 而且是整个画面所需要并与之相映衬的意象光色。

在沈行工的笔下, 细雨迷离的绿色江南是主色调, 同样典型的还有秋天的江南和雪中的江南。在这些季节中, 他都长于在灰色调中寻求色彩的丰富变化, 从而把湿润气候的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雪后》、《雪后小村》里, 对于雪地的处理, 不是扎眼的白色, 而是温和的灰绿色。这样的雪景有别于北方雪地的寒冻质感, 是江南雪地里透着绿色的真实写照。在沈行工的笔下, 秋冬之际的江南更多地呈现着灰蓝色的景致。他将澄江如练的河水夸张为靛蓝和群青, 而且色调纯正饱满, 微微泛着些暖意的黄褐色的秋树, 只不过是这些蓝色旋律中的几种变奏。

无论绿色江南还是秋季江南与雪景江南, 沈行工都捕捉与发掘的是灰色谱系中的各种季节里的色调变换。但这种灰色谱系并不排斥他对于纯色的运用, 甚至于他是通过画面里那些处于视觉中心的纯度色彩的运用来形成色调中的色彩突跳, 从而提亮了整幅画面的色彩强度。因此, 他敢于在那些视觉中心使用饱和的黑色、白色、蓝色、绿色和黄色, 这些色块比例虽小, 却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 就像黄宾虹画到最后所掇点的几处宿墨, 从而赋予氤氲华滋的画面以灵魂和神采。在某种意义上, 那几块黑色与白色, 才全然使那些灰色调亮起来, 压得住整个画面的分量, 甚至才使画面具有了深度。这或许是中国画怎样用墨给予他的启发和影响。同样, 他的油画也很注重用笔和用刀, 江南风景中那种特有的细腻柔和、湿润朦胧, 是通过他松疏而毛涩的笔触来体现的, 他甚至于模糊边缘的处理, 而在一些本是平整的地方, 如天空、土地等, 又似有若无地出现了用圆头画刀拖出的线条, 这些线条毛涩而粗砺, 有如硬毫书法的刚劲锐挺。就他的画面总体而言, 那些颜色在接触画布的瞬间, 都被他写意性地“用笔”、“用刀”挥扫而出, 笔力、刀韧、方向、速度为那些色彩增添了灵气和神韵。

毫无疑问, 沈行工的江南风景显示了当代中国油画在油画语言上对于本土文化性的探索, 在他之前, 还没有多少中国油画家能这样深入细微地表现阴天江南的色彩, 还没有多少中国油画家能这样自如地运用色彩语言表达出江南的意蕴和情调, 甚至还没有多少中国油画家能够在油画色彩语言和画面境界上表现出如此浓厚的书卷气。和中国文人画家一样, 沈行工非常注重“画外功”的修炼。他不只是画江南的色彩和景致, 而是通过江南的色彩和景致传达他的文化情怀与格调。和他给人的儒雅印象一样, 他的作品不仅呈现了江南的风景, 而且传递出江南细腻委婉、温润典雅的气质与底蕴。因此, 他的那些作品, 在总体的审美取向上是秀丽、温和、平淡、萧散的, 在洒脱而简远的境界中, 弥散出淡泊的人生态度和平和的遁世情怀。这种审美取向与人格境界, 也无不显示了林风眠、苏天赐对他的影响。他们共同追求的, 是将中国文化的气脉和对油画色彩语言的探索糅合一体所表达出的中国哲诗文化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境。而沈行工在油画语言上的本土文化性的探索, 无疑更加明晰了中国油画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

标准确立 篇7

晋中市质监局紧紧围绕省质监局“争创一流”和晋中市建设全省“四化”率先发展区的目标要求, 确立“三化一推进”标准化工作点, 充分发挥标准化在经济转型、赶超发展战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助力晋中“四化”率先发展区建设。

“三化”即农业标准化、旅游服务业标准化和工业企业标准化。“一推进”即推进标准化工作多方面深入开展。在农业标准化方面:一是针对承担的国家第7批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香椿种植标准化示范区”进行督导。二是做好“太谷设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和“榆次大田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示范区”两个省级示范区建设本年度验收工作。三是继续开展设计编制“晋中市现代农业标准化体系”工作。在旅游服务业标准化方面:按照国标委等六部委《关于推进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和晋中市《实施方案》, 督促各示范单位加快落实进度, 完成晋中市旅游服务业标准化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在工业企业标准化方面:一是筹备山西介休多智管模制造有限公司制订的GB/T 25715《离心球墨铸管管模》在太原的发布会。二是积极协调国家粮油起草委员会及国标委, 审定山西百利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起草的《杏仁油》国家标准。三是帮助山西左权宏远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利用蓖麻生产聚十一酰胺植物工程塑料及制品”项目企业标准的起草工作。在推进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方面:首先, 紧紧围绕晋中市“十二五”确定的目标任务, 抓住“国家综改试验区”的有利契机, 针对晋中市煤炭、焦化、机械、化工、冶金、电力、食品加工、轻纺8大优势产业和7大重点工业园区, 积极开展标准化工作, 使标准化工作成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其次大力推动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修订工作, 设计编制“晋中市工业标准体系”, 围绕晋中市8大产业结构和60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设计编制, 完成“行业分布图”、“标准框架图”等构想。同时积极创新标准化工作, 探索在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通信、金融、旅游、文化等晋中市的主导服务业制定相关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业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