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重大事件

突发性重大事件（通用12篇）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1

2008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抗震救灾斗争。在这场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形成了大量极具保存价值的不同载体材料, 这些材料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抗震救灾的真实记录, 对今后工作查考、历史研究、经验借鉴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做好抗震救灾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意义重大。由于本研究课题组所在单位医院发生地震期间, 派出了医疗队前往四区灾区参加了前方医疗救治工作、四川受灾伤员也转到我院继续接受医疗救治工作以及全院医护人员捐助活动, 本文根据本单位抗震救灾档案材料收集的事例进行研究与分析。

一、提高档案意识, 加强组织领导

由于突发性重大事件具有“类型复杂, 不易控制, 猝不及防, 难以预测”的共同特征, 客观上是重大事件档案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上与传统的文书、科技档案相比较有其特殊之处, 给突发性重大事件档案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我校领导高度重视, 档案管理部门加大对突发性重大事件档案管理力度, 建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 协调关系, 明确职责, 认真贯彻落实对突发性重大事件工作的组织领导, 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利用广大师生员工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敏感和重视心理, 与校宣传部、工会、团委、学生处及两所附属医院等部门互相配合, 充分利用校园网、校广播站、校报、学校简报及各大媒体, 展开防灾、减灾、抗灾的宣传活动。增强大家的社会档案意识。争取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积累相关材料。

二、健全规章制度, 明确归档范围

在我国档案法及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中缺少对突发性重大事件档案管理的规定, 在高校档案实体分类法及高校档案管理办法中也没有相关的规定, 这就要求档案人员结合本单位实际, 把突发性重大事件档案管理的规定办法尽早制定出来, 并严格执行, 在工作中不断完善,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根据国家档案局下发的《关于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结合本单位实际, 确定收集范围和内容为: (1) 反映我校两所直属附属一、二医院两支医疗队赴灾区参与医疗救治的各种档案资料, 如国家、省、市、校级领导慰问本校附属医院医疗队队员的讲话、录像, 医疗队队员的工作、生活情况、日记、书信等; (2) 反映我校附属一、二医院接收四川重伤员救治工作的档案资料; (3) 反映我校党政机关进行抗震救灾形成的文件材料; (4) 反映我校志愿者在灾区参与救灾的各种档案资料; (5) 反映我校各机关团体和个人踊跃捐款、捐物的各种档案资料, 如校党委、团委、工会组织的捐款场面、记录等; (6) 反映我校举办赈灾晚会、义卖会、抗震救灾事迹报告会等活动的档案资料; (7) 反映我校在抗震救灾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档案资料; (8) 反映我校向家在四川地震灾区学生送温暖及对口支援安县档案资料; (9) 反映我校参与抗震救灾活动的各大媒体报道等。

接收和征集的有关档案资料, 必须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准确性。一切能全面反映抗震救灾过程中有影响的、具有保存价值的资料都收集。记录载体的收集范围有纸质材料、电子材料, 录音、录像、照片、数码图片和实物等。

三、采取灵活方法与先进的收集技术

在这次抗震救灾档案的收集工作中, 我们遵循及时、准确、完整的原则, 采取接收和征集两者相结合的形式, 克服接收的被动等待状态, 主动积极地挖掘资源, 寻找资源。努力克服征集工作面临的无章可循, 资料来源分散, 对象复杂, 没有征集费用, 大家不知道或不愿意移交等许多困难。为保证收集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档案馆全体人员做档案工作的有心人, 充分认识档案工作的意义, 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病人负责, 对每一位参与抗震救灾工作的人员负责的态度, 采取多种渠道进行收集。一是在档案的形成阶段开始收集。我们在赴四川灾区医疗队紧急出发前, 向医疗队的后勤人员发出了请他们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尽量把医疗队抢救伤员的情况记录下来, 我们利用前方手机发回的短信及时刊登到校报、医院报并及时收集整理。二是利用校园网、互联网、报纸、电视、广播收集各新闻媒体有关本校参与抗震救灾的报道资料。三是主动接触采访各参与现场救治的医护人员, 请他们回忆当时工作场景, 形成反映真实情况的口述档案, 以弥补由于抗震救灾活动的突发性, 现场抢救情况紧急, 没有条件进行文字资料书写的不足。四是深入各部门收集与抗震救灾活动有关的宣传资料如大医简报、相关宣传资料等, 电子文件在校园网的网络服务FTP服务器上捕获, 即实行电子文件的在线归档, 接收电子邮件等采取即刻收集的方式, 保存在档案馆专用的移动硬盘上, 使电子文件有可靠的安全保障。

我们档案部门一要制定档案收集预案, 明确档案收集的范围和内容, 收集的方法和途径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保障。一旦遭遇突发事件, 要做到应变自如, 忙而不乱。二要完善制度, 明确责任。档案人员要走出档案馆, 直接去收集各种相关信息, 保证准确、迅速、完整收集档案信息。三是把握全局, 树立主动收集的意识, 不等不靠主动和相关部门联系、协调交流合作、将档案信息收集工作渗透到突发事件的各项工作之中, 确保档案资料的完整归档。

参考文献

[1]张锐.对重大突发安全事件档案的认识与探讨[J].兰台世界, 2005 (8) .

[2]黄雄.应对突发事件加强档案建设[J].福建论坛 (社科) , 2005 (8) .

[3]张锐.重大突发事件档案的特点与完善措施[J].中国档案, 2006 (2) .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2

[xx]第cc期

报告单位：xx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发人：cc

关于xx县联社部分营业网点遭遇洪水情况的报告

xxx：

x月x日晚x点左右，我县辖内突降暴雨，暴雨一直持续到了x月x日上午x点，经过将近x个小时的暴雨袭击，我县大部分乡镇河道的水面上升，有的乡镇更是出现了河水淹没路面的现象。为做好特殊天气的金融工作，x月x日早上x点之前，各领导班子带领分管科室负责人就分别到达了情况较紧急的持续的xx网点安排抗灾的一些事宜。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3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共产党；能力；善治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2-0001-02

毋庸讳言，频发且破坏性增强的重大突发事件挑战着党的有效治理能力，如果党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应对，将会直接导致党的执政权威受到诘难、执政能力遭到质疑、人民群众的信任度下降等等负面影响。因此，科学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提高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素质能力，实现党和政府的善治，是关乎党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且亟须解决的课题。

一、重大突发事件——党有效治理的实际考验

重大突发事件一般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影响力较强、涉及面较广、危害性较大且亟须解决的恶性事件。其爆发的不确定性、诱发因素的复杂性及应对策略的特殊性，使无论突如其来的国际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经济事件，还是险象环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无不考验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局势与国内环境、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等多重因素碰撞交织，致使各种重大突发事件呈频发且破坏性升级的趋势，越来越冲击着党和政府的有效治理愿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重大突发事件造成触目惊心的损失。各种突发事件不仅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全面检阅，更是对国家经济底实的蚕食。仅“5·12”汶川大地震就有69 229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8 451亿元。然而，不仅突发事件应对，其他各项民生国计都需要雄厚的物质依托，为此党和政府就要殚精竭虑地谋发展、促增长，而往往因精力所限顾此失彼，使党和政府的治理不免存在偏颇之处。

另一方面，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党的执政形象。良好的党的执政形象是一种重要的執政资源，是凝聚人民群众、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以及巩固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是，重大突发事件的非常态性往往使党和政府的顾应不暇与民众的心理诉求出现暂时的不协调，这无疑一时弱化、损坏党的执政形象，进而导致党的执政权威受到诘难、治理合法性遭到质疑等等负面影响。

二、善治——党有效治理的必然取向

基于人们对真善美价值的永恒追求，自国家及其政府产生以来，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待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然而，随着人们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的不断加强，善政理念受到了善治理论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善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流行的话语。善治简言之即良好的治理（good govemance），“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1]，是以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基本模式的社会治理过程。其本真意义上可谓是“人本位”的管理，是真正践行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运作方式；内在地具有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廉洁性、互动性、服务性、公正性的属性，且因而体现出的广泛的适用性、“人本位”的精神内核以及鲜明的时代特色，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新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作为一以贯之“执政为民”价值理念、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视善治为其有效治理的最佳取向。

然而，频发的重大突发事件却越来越挑战着党的有效治理素质能力，使政府善治愿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就善治理论解析党对突发事件应对素质能力，其罅漏之处：一是公开透明力的不足。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报喜不报忧”的潜规则下，严格限制现场信息传播，使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引发公众由于不确定性感觉而造成更大的恐慌。二是责任担当力的缺失。重大突发事件所造成的社会混乱、秩序失调及危机管理责任机制的缺位，让一些投机者得利，出现失职、渎职等现象。三是严明法治力的缺乏。由于缺乏完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框架和运行体制机制，突发事件爆发时无明确法律法规可依，或规章制度流于形式，仓促应对、效率不足、善后不力往往造成财产损失惨重。四是沟通回应力的滞后。现行政府危机应对实行的是部门分工负责、分级管理、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部门分割、协调不足，统一难为。同时，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和社情民意反应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党和政府不能有效早预测、早准备，及时应对。五是高效有为力的弱化。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决策者应第一时间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果敢地作出相应的决策，而现实中面对危机一些领导者应变力不够，依章定策，延误救助，带来不容乐观的结果。

故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良好治理佳境，必须切实提高党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能力。

三、提高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素质能力的现实径路

遵循善治理论的分析框架，提高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素质能力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明晰无误的公开透明力

“危机一旦形成就会对传统的‘正义价值’造成威胁，它所带来的灾难对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恐慌。处于危机中的群众，非常渴望从上面即主流媒体上了解各种关于危机的消息，并根据这些消息及时地调整个人的应急措施。”[2]可是，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处于闭塞和惶恐状态下的民众莫衷一是、不知所措，恐惧、焦躁心理更加剧烈，甚至会诱发更严重的社会动乱问题。在此非常状况下，政府及时、准确、公开的信息发布就成为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要达到这种公开透明能力，不仅需要政府深刻领会尊重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更要切实搭建公开透明政务的平台，善用各种媒体渠道，完善危机信息收集与管理机构，“制定行政信息公开法，把危机信息披露制度化”[3]，坚决惩处恶意瞒报虚报的政府官员，确保危机信息的真实性、明晰性。

（二）临危不惧的责任担当力

政府的责任性作为善治的一个基本属性，是指政府对其自身行为负责、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社会及其民众负责。在重大灾难面前，普通民众往往显得力量渺小，无力抗衡灾难，殷切盼望其利益和要求的代表者的积极帮扶，迫切希望党充分发挥主心骨作用，凝聚力量、汇集信心，带领人民攻克时艰。这就需要作为领导者、组织者和决策者的党及其政府临危不惧地担当起责任，彰显其责任型政府形象。推动政府责任担当能力的提高其着眼点应放在努力完善行政问责制上。“行政问责制也称行政责任的追究制度，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基于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职责和义务而必须使其承担的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4]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法律的强制性规避腐败行为、失职和渎职现象，这既是危机状态下维护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题中之意。

（三）公正有效的严明法治力

重大突发事件及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应对往往需要“特事特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处理可以逾越法治的轨道；尤其是应对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涉外事件，更需倚重运用法律的手段予以解决。因为，明晰、严明的法律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5]，更能有效地规避假借“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原则投机法律的犯罪活动。可见，健全完备、公正严明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有效应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置于法制化的轨道，以法律的权威规范突发事件处理的各个环节，是必然的趋势，故公正严明的法治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党和政府要更加注重相应法律法规及应急制度的制定，弥补我国法制的空白和漏洞，完善突发事件处置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细突发事件应对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和人员的职能、权限和义务。

（四）高效便捷的沟通回应力

高效便捷的沟通渠道是党和政党统一领导、有序协调抗击风险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诉求——回应径路的曲幽、离析，使重大突发事件处理中往往出现行动迟缓、应急滞后现象。这无疑弱化了突发事件应对的成效。因而，提高党畅通的沟通回应能力，不仅要建立健全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的重大突发事件预防、决策、指挥、评估常设机构，将突发事件应对纳入常态管理活动中；更要“逐步完善政府首席信息官、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危机决策制度等制度，来保证党、政府、社会之间信息传递的顺畅，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作有序的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形成各危机管理机构有效合作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机网络系统。

（五）总揽全局的高效有为力

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爆发性，一旦发生则破坏性极强，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大，而且展延迅猛，涉及社会各领域、各层面，所以其成功应对必须坚持效率性原则。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效率性是砺练党和政府高效有为能力的试金石。提高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首先，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育、提高党和政府公务人员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同时，对普通民众进行危机和反危机基本常识的宣传普及，使其能够掌握基本的自救方法，增强自我救助意识和能力。其次，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调动社会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社会资源。

综上所言，善治视阈下提高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素质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和政府在危机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4.

[2]左端成.危机处理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J].重庆社会科学，2004，(S2).

[3]赵妍.基于善治取向的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建设[J].知识经济，2008，(7).

[4]李新斌.关于政府创新建设的几点思考[J].世纪桥，2009，(5).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5.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4

本次疫情罕见致病菌与以往的“非典”、“甲流”相比可能更为凶险, 但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分析全球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科技信息的传播, 可以为今后应对此类事件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帮助, 并进一步促进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

1 疫情信息的传播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媒体渠道

我们知道, 科学家一向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 这一点, 在《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10-2011) 》中得到了证实。《报告》研究表明, 科技机构与其他机构一起, 得到公众的绝对信任并不高, 但相对而言, 科技机构的公众信任度又远高于其他政府部门。同样, 对于信源, 国外公众认为较值得信赖的也是“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而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

在此次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中, 德国第一时间公开发布了疫情信息。我们看到德国发布疫情信息的不是政府部门, 而是科研机构, 联邦公众传染病预防与监控主管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而作为信息传播的主力渠道也都是权威的严肃媒体, 而更多的大众媒体是以影响面广速度快等特点跟进。

相比2003年我国“非典”疫情, 2002年12月, 钟南山院士向广东省卫生厅紧急上报“非典”病情, 并未引起重视, 而是习惯性地封锁消息;直到2003年1月21日, 广东省卫生厅才发文件, 向各医院发布第一个调查报告。到2月初才上报中央, 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而我们的媒体也是按照“统一口径、统一数字、统一处理方法”。不但普通百姓不知情, 就是一些领域内的科学家也不知情。到了2003年春节期间, 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的暴发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 但政府和媒体都对此保持沉默。本来是一场区域性的传染病, 却在信息封锁或半封锁的状态下, 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在政府控制、媒体失声的状况,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密集、大量的负面报道。据统计, 仅《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四大媒体在半个月时间就有200多条报道, 负面报道占总报道的大多数。一些西方媒体借机制造中国“阴谋论”、“威胁论”等, 对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这些媒体在德国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中, 所有的报道都围绕着疫情和抗疫情进展进行, 特别是抗击疫情的科研进展情况。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听到的都是科学家的言论和声音。

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要不断面对的危机, 而战胜这些危机只有靠科技的发展, 只有让科技信息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媒体渠道以及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 才能让科学的归科学, 避免本已复杂的事件更复杂。

2 科技信息的及时传播给危机中的民众以安全感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感染者出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症状, 出现肾脏衰竭, 甚至死亡。科学家们对病菌的认识和降伏也是艰难的。但是, 科技信息通过媒体的传播, 民众知道有全球范围的科学家在共同努力, 人们没有过度的恐惧感。

在中国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学家收到样品后, 3天内完成了大肠杆菌基因组的测序和初步组装, 确定该菌株属于血清型O104, 并及时将相关基因组序列数据公开分享, 促进了全球生物信息学家的通力合作;在数据发布的24小时之内, 完成了对该大肠杆菌的基因组组装;在数据发布的2天后, 研究人员发现引起此次爆发的菌株与2001年在欧洲分离的菌株01-09591及2002年的中非分离株55 989有高度相似性并展开进一步分析比较;5天后, 研制出该大肠杆菌的诊断试剂盒并向全球范围内无偿提供检测实验方案及所需引物序列信息;2周内全球的研究人员在维基百科中公开了24篇关于该菌株的毒力、抗性基因、进化等方面最新的研究报告。远在中国的还有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多家机构的科学家积极参与其中。

《科技日报》对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进展实时跟踪报道, 互联网第一时间转载广泛传播。国外媒体也引用中国媒体的报道, 并对中国科学家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德国方面用“全情投入、异常高效、能力超群、速度惊人”来形容中国科学家。

事实上, 非典疫情过后, 为增强对流行性疫情的全球防范, 世界卫生大会在2005年通过了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 明确要求各缔约方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科研等领域的合作。几年来, 各国在推动应对流行性疫病科研合作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是, 当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我国传媒与国外主流媒体相比对科技信息的传播力度仍由差距。

“非典”疫情发生后, 催生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越来越多的党、政府甚至企业的领导干部走上了新闻发布这个舞台, 处理媒体关系也越来越成为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 我们之后经历的“甲流”以及最近的食品安全问题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 我国媒体的报道重点往往是领导的关怀、政府部门的努力。而实际上, 面对重大威胁民众更关心的是有哪些科学家在努力, 是否有全球的一流科学家参与, 进展如何, 今天的科技进步是否能战胜疫情。而且人们也更渴望科技信息是科学家直接表达的, 而不是经过政府发言人的嘴说出来的。

韩启德院士曾感叹, 今天的媒体, 拥有空前强大的力量, 深刻影响着大众心理。但是不少科技工作者还没有能够跟上这样的变化, 不善于利用媒体。他引用一组数据:以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 在政治性媒体上只占到3.5%, 在公共网络论坛上只有3.2%, 在新闻媒体上占的比例稍高, 但也仅为13.3%, 全社会为之轰动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 在公共网络论坛上, 自然科学家作为消息来源的竟然为0!也就是说, 当最需要科学家讲话的时候, 在媒体上缺乏应有的声音, 这样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 科技信息的及时充分的传播, 同时, 也让民众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怎样做, 只有这样才能给危机中的民众最大的宽慰和安全感。

3 让科技信息先于公共卫生事件传播流行

我们看到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国度, 造成的危害不同, 越是贫穷落后国家损失越大。除了经济因素外, 与国民的科学素养有直接关系。因此, 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有效的措施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是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 这次调查从3个方面定量测度了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 包括必要的科学知识, 以及是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和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经综合测算,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是3.27%。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我国全民科学素养水平亟待提高。

而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最好手段是加强科技传播的力度, 科学家应该成为科技传播最有力的推手。《中国科学传播报告》显示, 公众认为科学家在完成科研教学等本职工作之外, 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向公众传播科学”, 这一比例达到92.4%。

韩启德院士在2010年11月1日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的演讲中指出, 如果我们的公民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 社会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和谐的, 我们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他介绍, 2007年初, 有媒体报道广东和海南等地香蕉大面积感染巴拿马病, 接着就有传说人吃了感染的香蕉会得癌症, 还有传说香蕉感染的是SARS病毒。消息迅速传播之后, 海南香蕉的价格从每公斤3块钱跌落到3毛钱, 蕉农每天损失超过2 000万元。对于当地农民来说, 简直是天降横祸。但凡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所谓“巴拿马病”其实就是很常见的香蕉黄叶病, 感染的是镰刀菌, 是不可能传染给人的。

此次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我国媒体就不间断地把科技信息传播, 使我国民众能充分地获得关心的信息。7月5日, 中国科协主办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 请权威专家与媒体记者共同交流“认识超级细菌——从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到耐药性超级细菌”的话题。

病毒无国界, 人们已经意识到, 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面对有可能形成的全球性疫情, 让中国民众提前掌握相关科技知识, 随时了解科技信息才能以平稳的心态对待疫情的发展, 这是科技传播的力量。让科技信息先于公共卫生事件传播流行是应对危机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詹正茂, 靳一, 陈晓清, 等.中国科学传播报告 (2010-2011)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

[2]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国科协, 2010, 11.

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制度 篇5

（银监办发〔2005〕54号 2005年3月2日）

第一条 为及时、妥善处置银监会系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大突发事件，切实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银监会办公厅负责银监会系统及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

第三条 银监局负责所辖银监分局、监管办事处及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工作；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负责本系统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工作。

第四条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送标准：

（一）金融挤兑事件；

（二）聚众到银监会系统或银行业金融机构上访、请愿、静坐、示威，甚至冲击、围攻的事件；

（三）抢劫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30万元以上的案件，诈骗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

（四）银监会系统人员、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1人以上（含1人），银行业金融机构3人以上（含3人）被绑架或被限制人身自由，叛逃、失踪或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五）造成银监会系统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事故、自然灾害；

（六）造成银监会系统及银行业金融机构重要数据、账册、重要空白凭证严重损毁、丢失，造成银行业金融机构支付结算系统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中断3小时以上，在涉及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中断6小时以上，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开展的事件；

（七）盗窃、出卖、泄漏或丢失涉密资料，可能影响金融稳定，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事件；

（八）其他可能引发辖内、系统内系统性银行业风险或严重影响金融和社会稳定以及银监会认为事关重大，要求银监局、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及时报送的事件。

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涉及敏感人物的重大突发事件不受上述标准限制。

第五条 重大突发事件由银监局、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向银监会办公厅报送，原则上不越级报送，不直接向银监会领导及银监会其他部门报送。

第六条 银监局、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应于接报后4小时内、事发后24小时内将有关情况报银监会，并随时关注事态发展，及时报送后续情况。

第七条 银监局、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统一以《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形式（见附件），通过传真上报重大突发事件，涉密内容可以通过保密传真、电子公文传输系统、中办机要等方式上报。

第八条 《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内容应要素齐全，应说明事件的起因、时间、地点、当前的情况、已采取的措施、事态发展预测、造成的影响等情况。有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应特别说明伤亡人数和损失金额；金融挤兑事件应特别说明参加挤兑的人数、被挤兑机构存取款变化、资产负债、头寸情况及风险蔓延情况；聚众上访、围攻事件应特别说明参与的人数、持续的时间、现场秩序情况和造成的影响；重要凭证、保密资料丢失或损毁及系统故障等事件，应特别说明可能引发的后果和拟采取的措施。

第九条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送由主要负责同志签发，主要负责同志因特殊原因无法签发的，经主要负责同志授权，可由其他负责同志签发。

第十条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实行问责制。对违反本规定迟报、漏报、瞒报、误报重大突发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对银监会系统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可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银监局及银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2005年4月1日起实施，原有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制度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银监会办公厅负责解释。

重大突发事件报告（略）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6

我国应急法规制度建设的现状分析。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急法制建设，建国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全国已制定公共应急法律35 件、行政法规37 件、部门规章55 件、有关法规性文件111 件、各级各类应急预案130 多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后，我国又新颁布法律4件、行政法规12 件、国务院部门规章67 件、地方性法规214 件、地方政府规章225 件，同时，全国各省级政府、97.9%的市级政府和92.8%的县级政府都编制了总体应急方案。

我国制定的这些应急法规制度从类别上可划分为如下四大类：一是应对战争、动乱、暴乱、严重骚乱或者社会秩序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国防法》、《国防动员法》、《国家处置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基本预案》、《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处置劫机事件实施预案》、《人防工程抢险预案》以及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处置核辐射恐怖事件、火药及炸药、航空煤油、石油战略储备、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的规定。

二是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制定了《防震减灾法》、《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海洋环境预报与海洋灾害预报警报发布管理规定》、《农业法》、《水法》、《防洪法》、《种子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防汛条例》、《河道管理条例》、《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法》、《草原防火条例》、《气象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三是应对技术事故等方面，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建筑法》、

《安全生产法》、《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以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组织报告与通报、战备应急通信、国家重点信息安全工程和多路由骨干线路传输及备份接点、可搬移移动通信、电力系统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四是应对人类和动植物疫病方面，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动物防疫法》、《出入境动

植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

我国应急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我国现行宪法仅对戒严、动乱和战争状态等几个问题分别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没有确立起除战争、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引起的紧急状态外的其他紧急状态制度，没有对应急状态下政府的紧急管理权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是应急法律不够完善。紧急状态法、反恐怖法、社会公共安全法、行政强制法、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保险法、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助救援法等基本法律还未出台。

三是某些应急规范内容缺失，制度落实较难。有的法律或法规在内容上规定得较为原则、抽象，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配套方法，尤其是紧急应急程序的法律规范严重缺失。多数应急立法在授予有关机构紧急处置权力的同时忽视了对该权力的控制和对紧急权力造成的损伤后果的法律救济，忽视了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监督，忽视了发挥下级机关和非官方的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四是部分领域的应急具体制度不够健全。目前诸如大范围中毒，重大爆炸，外来生物入侵，水工程安全，民用燃气安全，地震、地质、海洋、重大气候、天气灾害等灾害紧急救援，群体性治安事件应急，因民族、宗教因素引发事件应急，信息网络安全应急，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植物疫情等方面具有统领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较为缺乏，还需要加强建设。

五是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包括：武装力量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问题中的保障制度；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还处于理论层面或者说还没有进入操作状态；各级各类应急预案与应急基本法还存在不一致；有关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的经费保障、培训演练、人身保险、荣誉奖励等方面的制度，如此等等，基本上也仍付诸阙如。

建立和完善我国应急法规制度体系的对策建议 建立和完善我国应急法规制度体系，涉及的内容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我认为，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急需解决：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条款。比如通过修宪程序，在宪法相关条款中增加：“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行政应急权的行使更应当受到监督。”将现行宪法第62 条、第80 条和第89 条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规定决定戒严，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规定发布戒严令”的规定，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决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二是加紧制定《紧急状态法》。广义上的紧急状态法应当包括戒严法、战争动员法、国民经济动员法等法律在内。其中，制定一部独立而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是建立和完善紧急状态立法制度的重要任务。

三是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同时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在各级政府建立集党、政、军于一体的应急管理机构，各级应急管理机构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应对突发事件的领导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决策和指挥。同时，设立各级应急管理机构的应急办公室（简称“应急办”）， 将其明确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执法主体，主要职能有： 在应急反应状态下，负责落实应急管理机构的有关决策，具体协调军队与地方各部门、各地区的应急响应行动，收集和分析各方面的重大信息并提出对策建议等。在常态状态下，负责组织编制总体应急计划和预案，指导应急培训、演练和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综合风险评估和预测，具体协调各方关系等工作。还要设立专家委员会。应急专家委员会应包括专业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应急管理专家，并以法律的形式授予其职权，使之与应急管理机构的应急办一道成为专职化、实权化、常态化并能够调度专业救援队伍和应急资源的日常应急事务管理机构。其二，完善应急预案管理制度，确保预案的完整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和相互衔接。包括：明确预案的制定标准；对预案演练的组织部门、周期、方式及事后评估作出详细安排；对预案的修订和完善作出明确要求。其三，制定保障措施， 确保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落实。包括：设立应急专项准备与联合培训资金；明确公安消防队伍要建立起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同时鼓励建设多种形式的应急救援队伍；规定应急物资储备的目录和方式，并加强监管；每逢全国防灾减灾日，要集中进行应急演练、公共安全知识教育、防灾减灾公益性宣传，同时对日常应急宣教、培训与演练作出更加细致和更具强制性的规定。其四，对事后恢复重建中的重要问题作出安排。包括：对恢复重建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进行界定，建立起相对合理的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分担机制；对重建规划、补偿、安置、救助等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事项规定出指导性原则，设计出能够充分照顾受影响群众实际需求的决策程序，同时强化政府的安置、救助等工作，以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辅助其开展自救为限度，不宜过多承担损失弥补功能；要求有关部队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应当组织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应对工作的情况、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评估，并根据需要组织对某一专项问题的调查评估。任何一件应急事件处理结束之后，不仅要有成绩，也要吸取教训。调查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布。

四是加强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建设。围绕立法重点，抓紧研究制定基本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具体来说有如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强：

第一，抓紧制定《反恐怖法》、《社会公共安全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指导法》、《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助救援法》、《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保险法》，以及《灾害救助法》、《灾害补偿法》、《灾害保险法》等。

第二，抓紧健全和完善公共事件风险评估制度、公共事件分级制度、社会动员制度、财产征用制度、紧急协商与强制措施制度、应急预案制定修订程序制度、危险源及危险区域的调查登记和监控制度、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应急物资储备及保障制度、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公共事件监测制度、公共事件预警制度、公众报告与举报制

度、公共事件信息发布制度、法律后果制度等。

第三， 通过法制建设积极促进应急信息系统建设。抓紧开发建设辅助应急决策和指挥的信息系统， 为应急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保障。（肖允华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与舆情监测 篇7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新类型及成因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新类型。随着高校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社会的复杂性带来高校的复杂性, 当今的高校已经不是象牙塔中单纯的一方净土。因此,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不仅频发, 而且类型多样。当然, 考察角度不同, 其类型也就不同。如果按重大突发事件的性质来分, 则有自然灾害类、公共卫生类、学校管理类、政治事件类、心理障碍类、社会治安类、安全事故类。而且, 这些分类都是相对的。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产生明显的转化和升级问题, 比如政治因素引起的游行、集会、网络讨论, 有时会转化为闹事、骚乱、打砸等暴力行为;再如近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问题, 则会引发学校管理类、非正常死亡类事件发生。

当前,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呈现出的新动向,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政治与经济、民族与宗教冲突引发的政治、军事类事件, 对高校产生影响而突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二是随着高校扩招, 人数剧增, 校园管理压力增大, 使高校突发的各类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治安类事件的隐患增加。三是由于自然因素及环境恶化、疾病流行、食品隐患等带来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四是招生、就业、教学、考试等环节管理不善, 出现违规、泄密和因师德学风问题而引发的重大突发事件。五是由于网络舆论和信息安全管理不善而引发的社会、科技重大突发事件。六是家庭环境、人际关系、心理疾患等引发的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这些新动向, 说明当今的高校充满着各种风险, 如何规避这些风险, 就需要高校高度重视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测、信息管理和舆论引导。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形成的原因。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从内部因素来看, 一方面, 高校聚集着有知识、有思想、富有良知和正义的特殊人群, 他们个体意识较强, 对社会反应很敏感, 敢于指出矛盾和发表意见;但也由于性格率真单纯, 容易产生热情和冲动, 介入到热点事件中去。另一方面, 20世纪末以来, 高校扩招使大学生人数剧增, 学生素质差异大, 大部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淡薄;同时, 庞大的学生人数与办学条件、管理能力、教育质量、就业压力等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 以致带来不可预想的事件发生。从外部因素来看, 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危机突发, 必然对大学校园产生巨大冲击, 使高校不再是一片安宁的净土;同时, 近年来环境恶化、气候反常、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新的传染病出现、境内外反动势力和恐怖主义加剧、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等, 也是致使公共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

具体来说,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自然原因, 如地震、海啸、雷击、疫情、泥石流、暴风雨雪等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的高校重大突发事件。二是社会原因, 如社会管理不善, 社会治安和安全事故频发危及高校;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严重、体制改革冲突、官员腐败等因素在高校师生中产生怨气和不满, 从而引发高校重大突发事件。三是高校原因, 如扩招带来的办学条件、安全管理等矛盾与隐患;高校功利化办学、育人职能弱化导致的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品质下滑;高校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带来的矛盾冲突, 从而引发重大突发事件。四是家庭原因, 如家庭经济环境、家庭结构、家长素质、家庭感情和气氛、家庭教育方式等存在问题, 对大学生的行为造成影响从而引发重大突发事件。五是个体原因, 如性格和人格有缺陷, 思想消沉、价值观紊乱, 精神及心理有障碍、交往空间狭隘, 焦虑自卑、抗挫抗压能力较弱, 等等。以上原因, 有的是导致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直接因素, 有的是潜在因素。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 都必须进行干预和控制、引导和化解, 避免事态扩大和次生灾害的发生, 力求把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和损失度降到最低。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特点分析

所谓“舆情”, 就是公众受某些外部因素刺激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由于它产生的时空环境和传播媒介的特殊性, 舆情表现为不同的特点。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特点, 是高校师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校内外一些具体事项的思想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判断和意见倾向等的综合表现” (1) 。下面笔者分别从内容特点、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

从内容上看,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特点表现为:1.政治热点、社会焦点方面的舆情。爱国情愫、民族感情、社会正义、民生关怀, 是高校师生普遍存在的思想情感, 一旦这些热点、焦点问题产生, 便会很快触动高校师生敏捷的思维, 引发他们强烈的情绪反应。但由于他们的层次素质不同, 其消极负面的舆情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可低估。2.学校管理、师生活动方面的舆情。高校扩招带来的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安全管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矛盾与隐患, 这些往往成为高校师生强烈关注的对象, 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舆情。及时关注这类舆情, 有利于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之间相互沟通, 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表现形态上看:1.群体性。高校人群聚集, 且年龄、经历、生活习性、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 加上网络发达, 交往频繁, 一有情况便很快扩散, 产生强烈共鸣, 影响范围很宽, 往往难以控制。2.复杂性。高校人群来自四面八方, 与各行业、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仅关注内容包罗万象, 而且事件涉及各种环境和人物因素, 因此舆情性质十分复杂, 指向多元化和不确定性, 结果难以预料。

从传播方式上看, 表现为:1.多用人际传播和网络传播。“由于大学生群体的高密度性、同质性, 网络的普及以及手机的高持有率, 使得舆情在大学生中的传播得天独厚。” (2) 2.传播速度快, 舆论范围广。高校师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 主体意识突出, 参与意识强, 主观性和倾向性明显, 新媒体普及率高, 每一种情绪反映和意见表达都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 产生巨大影响。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测措施

创新舆情快速捕捉机制。这里所谓“创新”, 是指要针对当前高校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新动向进行预警, 在舆情监测理念、机制和方法上快速跟进, 使其与舆情发生同步。因此创新舆情快速捕捉机制, 一是要增加信息节点。即在高校各个敏感区域、各个层级和活动场所设置舆情信息捕捉点, 通过密集的舆情联络系统的建立, 以保证舆情信息采集的全面、深入。二是利用网络媒体拓宽舆情捕捉渠道。由于互联网具有隐蔽性、随意性等特点, 人们愿意通过网络渠道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此可利用微博、QQ群、社交网站、论坛、博客、新闻跟帖等工具, 建立网络舆情观测站进行随时监测, 以获取重大突发事件预警。三是要强化信息传递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 以保证信息传递的及时到位, 做到舆情预警不断线。

关注舆情热度的内涵和来源。所谓“舆情热度”, 是指公众在舆论传播中对某一事件、某一现象的关注和讨论的高涨程度。如2010年舆情热度最高的五大事件为:腾讯与360互相攻击、上海世博会、网络红人“凤姐”、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富士康员工跳楼。张一文等学者研究网络舆情热度时认为, 网络舆情热度来自三个方面: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媒体、网民。因此, 关注网络舆情热度的内涵与来源, 就要抓住舆情产生的导火索:非常规突发事件;舆情产生的载体:网络媒体;舆情产生的主体:网民。而舆情热度的评价指标则包括非常规突发事件作用力、网络媒体作用力和网民作用力。这三者作用力越大, 则舆情热度越高;反之亦然。 (3) 当然, 舆情的产生与传播除了网络媒体以外, 还有其他传播方式和渠道, 但是这个理论给我们很大启示, 事件、媒体、公众是构建舆情热度的三个重要评价指标体系。套用其公式, 高校舆情高涨的程度来自突发事件的作用力、传播媒介的作用力、校园公众的作用力。这三者作用力越大, 则舆情热度越高。高校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测, 就要把握住这三个核心环节, 根据舆情热度的监测与判断, 及时应对。

加强舆情深度分析和应急管控。舆情的捕捉、监测、分析、判断、引导, 是舆情管理的一套完整系统。因此,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的分析、判断、引导, 是一个事关事件应对和处理的重要环节。首先要建立舆情的筛选、分析、评估、判定机制, 成立机构, 组织队伍, 分级负责。其次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舆情, 通过对舆情热度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分析, 为决策层提供可靠的意见和结论。舆情分析研判的目的, 是为了正确地把握事态进展和引导舆论, 因此还要注意负面信息的控制和正面信息的引导, 以利于局面的稳定和事件的处理。尤其要密切关注网络动态, 分析舆情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以及对校园师生的影响。在舆情监控上, 要加强网络技术防控体系的建设和运用, 对舆情信息进行适时监测、跟踪与过滤;设置“虚拟警察”, 遏制网络违法犯罪发生。在舆情引导上, 可设置“网络阅评员”或“网络发言人”, 对舆情进行正面引导, 防止舆情泛滥引发重大突发事件, 甚至酿成危机。 (本

参考文献

[1][2]王磊:《新时期大学生重点舆情及其快速干预机制的研究》, 《学术论坛》, 2008 (5) 。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8

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对公众的物质、精神生活将产生程度不等的危害, 人们自然会对其高度关注。有研究者归纳, 突发事件中社会舆论的主要特点如下:1.主体的公共性和广泛性。在社会转型期, 突发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领域, 其直接涉及主体是或大或小的公众群体。突发事件一经发生迅速传播, 短时间内就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影响。2.渠道的多样性和传播性。突发事件一经发生往往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不仅时刻关注事件发展, 还就事件本身展开热烈讨论, 形成一个舆论场, 如在互联网上, 一条信息发布后随即就会引来知情人发布的相关信息, 引来网民对于这条信息的反馈与评说, 这些相关信息和评说又会引发网民的延伸信息和延伸评说, 并且可能被移植到论坛、博客、微博, 甚至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QQ群和MSN等聊天工具广为传播。由此可见, 在传统媒体和各类自媒体的共同作用下, 突发事件普遍形成传播的热点话题, 许多突发事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一、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担当:舆论引导

当前, 网络全面介入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已然成为趋势, 不仅彻底消解了传统媒体在传播时效领域的所有优势,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享有的主导话语权。突发事件具有高度敏感性, 受众关注度大、主动参与性强, 因而其网络传播往往呈现出速度奇快、信息海量、积极参与等多个特征。

首先, 网络信息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公众可以随时随地采编新闻、发布信息、表达诉求,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遍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手机无线上网功能的普及使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 大多数是通过互联网快速进入人们视野的。其次, 目前互联网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受众的新闻传播媒体, 难以数计的互联网终端, 既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 又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 而网络信息形式多样、种类繁多, 具备文字、语言、照片、影像、动画、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 具有直观性、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点, 使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再次, 网络传播具有独特良好的交互性, 打破了受众对传统媒体被动接收的传播模式, 众多网民可以主动参与意见的表达和阐述自己的主张, 使得原先由传统媒体掌控的媒介话语权被明显分割。

如此情势, 对于传统媒体形成了巨大的倒逼态势。长期以来, 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都是传统媒体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法宝”, 一旦发生地震、车祸、瘟疫等突发事件, 各媒体都会调动所有资源进行报道, 在新闻战场上轰轰烈烈比拼一番, 然而现在的传统媒体却时常面临如此窘境: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了, 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 以最快速度完成报道, 媒体正准备强势推出, 却见网络上早已密布了网民的各类微博、视频、跟帖等, 突发事件的各种信息几乎都被网民曝光, 甚至形成了观点鲜明、态度坚决的舆论场。传统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进程中果真失去了传播空间吗?非也, 虽然网络的快捷、自媒体的勃兴使得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 也不再享有垄断性的话语权, 但传统媒体可以通过有担当、负责任的报道, 在传播进程中形成无可替代的后发优势, 以准确、权威、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报道向公众传递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形, 使受众最大限度地知悉事件的真相, 如此循环往复, 传统媒体不断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重新建构自身的话语权地位, 由此赢得受众的信任。

众所周知, 网络信息的公信力历来是其软肋。互联网信息发布准入门槛极低, 网民可通过多种形式随意发表自己的信息和言论, 这使得一些捕风捉影、夸大歪曲甚至编造事实的假新闻在网络媒体上泛滥, 而突发事件因其情况复杂多变、难以把握, 而且网络的匿名性使传播主体和个人道德风险脱离, 使得网络言论不时呈现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倾向, 在这种背景下, 强调真实性、公信力、社会责任感的传统媒体恰好获得了充足的传播空间。传统媒体拥有更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 可以获得更权威的信息来源, 其新闻报道能够让公众获得一种可靠的信息通道, 并与来自网络媒体的各种信息发生互动和碰撞, 并通过这些互动和碰撞不断澄清事实和细节, 提炼观点和态度, 最终形成一种主流舆论。换言之, 传统媒体认真做好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不只是新闻行为, 更是社会责任, 是他们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具体表现。在部分社会高度关注的突发事件中, 面对网络特别是自媒体众声喧哗的局势, 传统媒体的缺席与失语是不明智的选择, 反而会在更大程度上激发网上的质疑声和负面反应, 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将更多的公众吸引到事件的评论之中。相反, 传统媒体要是有担当精神,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尽快披露事件的真实信息, 最大限度减少非理性言论, 让公众的情绪趋于理性和客观, 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 就会收到正面舆论引导的效果。

二、突发事件前期的媒体引导:快递实情

突发事件从生成到完全消解, 一般会经历五个阶段:潜伏生长期、显现爆发期、持续演进期、消解减缓期和解除消失期, 就媒体报道而言, 可以进一步简化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大的阶段, 潜伏生长期和显现爆发期无疑应纳入前期的范畴, 而消解减缓期和解除消失期确切地属于后期, 持续演进期则介于前期和后期之间。出于讨论舆论引导的便利, 本文将持续演进期归入前期的范畴。

从总体上看, 突发事件在前期具有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危害性等特点, 公众的信息需求显得比平时更为急迫, 媒体要充分掌握重大突发事件爆发时期受众特殊的心理状态, 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信息, 抵制各种谣言、传言的传播。网络的出现、普及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渠道, 在信息传播系统高度发达的今天,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真实信息的传播, 官方、媒体概莫能外, 试图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通过捂、堵等行政命令和技术手段的思维, 完全限制信息的传播扩散是不可能的, 而通过发布虚假、失真信息等以平息公众不满、愤怒、焦虑等情绪的想法更是不可取的, 这些举措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会让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复杂, 也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因此,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信息公开、高度透明, 真诚地向公众公布准确信息, 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处理办法及结果尽早向公众说明, 最大化地满足并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为引导舆论发展方向、化解危机创造良好条件。

作为信息公开原则的具体实施手段, 在突发事件显现爆发后, 媒体要秉持“第一时间”原则、全面公正原则, 及时发布信息, 使公众在最短时间内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形。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 当一些突发事件爆发后, 许多对社会秩序、公众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传言不免在社会上流散, 新闻媒体应抢抓“第一时间”, 尽快报道权威部门的反应、辟谣以及事件的事实等, 让传言在事实面前得到最大限度的厘清, 让谣言失去扩散的土壤。有人认为, “第一时间”指的是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要突出一个“快”字, 在“人们对突发事件的认识处于空白的时刻”, 就要迅速反应, 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民众真实的情况, 以杜绝谣言的出现和传播。这个策略对于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而言是适用的, 而传统媒体在网络的挤压下无法占据绝对的“第一时间”, 但也不能放弃相对的“第一时间”, 这就要利用突发事件显露后的第一次出版或播出, 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将事件的相关信息披露出来。成都电视台第五频道《成都全接触主档新闻》对于“成都奥克斯广场公交车劫持传言”的报道就比较突出, 第一时间直播, 稳定了社会各界的情绪。8月21日下午, 网上突然出现“成都奥克斯广场发生公交车被劫持事件”的微博, 当天16时45分, 成都警方通过“平安成都”微博平台发布辟谣信息, 并对事件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和侦查, 面对这一重大的突发事件新闻线索, 《成都全接触》栏目工作人员及时跟进, 在该台可以播出该新闻的第一档节目时间———当天18时播出的主档新闻中, 以“SNG卫星直播车”现场直播的醒目方式, 在本档新闻的起始阶段即对“公交车劫持传言”进行了电视报道, 不仅正面报道了成都警方辟谣的情况, 还直击了微博中所传的现场, 让电视画面说话, 以实际情形彻底揭穿了此地刚刚发生过公交车劫持事件的传言。在现场, 记者还采访了巡逻至此的警察, 对方表示也是看到“公交车劫持传言”后才迅速出警调查的, 但在广场上见到的实际情况跟微博所称根本不符, 劫持公交车事件子虚乌有。从成都警方正式在微博在辟谣, 到《成都全接触》公开报道此事, 其间不过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成都全接触》在时间上抢抓到了第一落点, 报道了社会传言所涉及的真实情况, 也扩散了警方辟谣的传播效果。同样可贵的是, 鉴于当时警方仍在调查, 尚未对网络传言定性, 《成都全接触》客观报道了这一进展, 只说警方澄清事件, 明确指出“尚未定性”。在22日的主档新闻中, 《成都全接触》对成都警方的后续行动及时跟进, 详尽报道了警方对网络造谣者的处置决定。

作为对全面公正原则的落实, 媒体应当随着突发事件的持续发展和演进, 不断更新、修正自身信息, 使公众知悉事件发展的准确过程, 彰显媒体的社会公信力。突发事件爆发之初, 一些信息要素尚未完全清晰, 官方的通报、媒体的报道难免存在瑕疵或偏差, 这些都是紧急情况处置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社会和公众通常也不会苛求, 但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在部分信息要素逐渐显露或者被修正后及时向受众传播, 否则就是失职。

在突发事件的前期, 媒体放弃“第一时间”, 等事件彻底平息后再报道, 是一种懈怠自身引导社会职责的表现, 而在事件进程中有意识地传播虚假信息、虚假新闻则是更加严重的错误, 不仅有违新闻职业道德, 也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在该法第六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了这些行为的法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 编造并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而进行传播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暂停其业务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对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三、突发事件后期的媒体引导:深刻反思

当突发事件进入到消解减缓期、解除消失期后, 公众对于事件本身的关注度逐步降低, 媒体仍可有效开展舆论引导, 通过各类报道、言论、访谈等对社会舆论纠扁, 对事件的社会成因等进行剖析, 并积极发挥自身环境监测的功能, 努力调和社会关系, 使之回归相对和谐的状态, 消除突发事件的潜在诱因, 舒缓公众的紧张情绪, 消除或部分消除民众的心理压力, 充分发挥媒体减压阀等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类似突发事件的再次发生。

媒体可堪反思的领域很多, 其中之一是对不恰当的社会舆论加以劝解和修正, 如2013年6月8日, 在震惊全国的厦门公交纵火案侦破后, 新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同情犯罪嫌疑人陈水总、抨击当地政府的声音, 这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社会情绪反向:面对弱势群体, 人们表现出的态度与应有的情绪明显相悖, 一些本该同情的却表现出欣喜, 本该愤恨的却钦佩, 本该谴责的却赞美。社会情绪反向形成负向舆论, 就是靠着极端情绪化、极强渲染力, 借助人们的从众心理, 造就一个培养反向情绪的环境, 从而快速地形成舆论, 鉴于此, 党报及宣传部门要向新媒体扩展, 以应急机制发现问题, 以不同的声音干扰、瓦解反向情绪心理生成的环境, 同时着力建立正向舆论生成的舆论场。传统媒体在担负引导公众舆论的社会责任时必须坚守一定的底线:首先, 媒介应充分尊重公众的意见, 为公众提供一个平等交流、讨论的论坛, 而不能压制公众的意见, 甚至让公众发表和自己意见“假一致”的观点。其次, 媒介应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而不能为一些利益集团的私人目的服务或者为不正确的思想服务。再次, 对严肃的社会问题, 媒介应以严肃、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对待, 而不能将其娱乐化, 败坏公众对严肃社会问题的思考能力。落实到操作层面, 媒体要让事实击破谣言, 用道理荡涤非理性的观点, 最终使公众的态度趋向一致, 形成体现正能量的舆论场。

更重要的是, 媒体应当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各种诱因进行较为深刻的剖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都表现为各种矛盾与纠葛的集中爆发, 媒体如果能为事前防范出力最好, 而认真做好“事后诸葛亮”也胜过毫无作为。2008年6月, 贵州省爆发了“瓮安事件”, 其直接动因是一名女学生死亡, 因为被人传言遭到奸杀, 公众对警方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 最终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但是, 正如时任贵州省一位领导所言:此事虽是偶然, 却有很大的必然性。通过直接动因, 人们发现导致这次事件的诱因其实非常复杂, 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干群关系紧张的集中爆发, 后来官方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 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媒体切实反思“瓮安事件”, 就不能忽视这些诱因的存在, 应当对其进行曝光。而从解决问题的层面考察, 媒体远不能满足于对突发事件各类诱因的剖析, 还应当主动发挥自身环境监测职责, 促进这些潜在诱因的消除和化解。媒体介入突发事件的报道, 终极目标不是吸引眼球, 而是推动问题的解决, 回归和谐的社会关系, 因此发现诱因只是第一步, 持续发挥舆论监督职能, 督促实际工作部门缓和矛盾、化解矛盾, 消除突发事件的潜在发生因素, 这才是媒体社会功能的最终体现, 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媒体才能算得上担当了社会的“减压阀”, 切实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摘要：重大突发性事件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前, 网络全面介入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已成为趋势, 对于传统媒体造成了诸多不利, 但传统媒体在劣势面前仍应担负起舆论引导的职责。传统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事件的前期, 媒体主要通过及时传递真实信息, 让公众知晓事件的真相, 消除谣言、传言的流散;到了事件后期, 媒体应当在深刻反思的同时积极发挥环境监测的功能, 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与和谐, 消除突发事件的潜在诱因, 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关键词：传统媒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话语权,环境监测

参考文献

陈明:《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机制建构》, 《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

刘华欣:《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4期。

吕志雄:《从厦门纵火案看“社会情绪反向”下的舆论引导》, 《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8期。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9

关键词：重大事件,县城,常态化,娴熟

笔者自1998年至今, 先后只身奔赴抗洪一线、与非典患者面对面;第一时间到达“4.28列车相撞”、汶川特大地震等等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场采访。就此, 笔者试图通过多年来采写重大突发事件的实践, 探讨地方媒体记者在重大突发事件采访中怎样扬长避短, 出色完成采访任务。

1 以快速反应制胜

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已成为常态化的工作。突发性事件, 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带有异常性质、人们缺乏思想准备的事件[2]。因为突发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 从而提高媒体的影响力, 扩大读者群。特别是在报业竞争日益激烈、开启了全媒体时代的今天, 突发事件的发生必然成为媒体可遇不可求、以此“争夺”读者的焦点。那么, 面对突发事件, 如何在媒体大战中取胜?首要的就是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 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地市级媒体, 更需要在第一时间进入。可以说谁先奔赴第一现场, 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

当获知突发事件发生后, 记者必须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和思考, 能够在瞬间判断和认定其价值, 然后简化所有的外出采访所需的审批“环节”, 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第一现场, 才能在媒体的竞争中获胜。否则, 如果受制于媒体按部就班的条条框框, 媒体就会在竞争中缺失自我, 陷于被动, 消弱自身影响力, 失去读者。因此, 要争分夺秒地奔赴第一现场, 距离新闻事实越近, 新闻价值就越高。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多年来每当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都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现场, 可以说在地市级媒体大军里, 是率先派出记者奔赴异地采访重大事件的媒体之一。作者在近十年间, 就曾先后参与了多次重大事件的采访。

1998年夏, 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 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后, 报社领导安排我奔赴江西九江地区抗洪一线采访。那时的采访条件异常艰苦, 没有传稿设备、没有数码相机, 没有车辆保障, 发一张图片要找车跑到百公里之外的南昌, 先冲洗出照片再求助当地媒体摄影部传回报社, 一张图片传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手写后的文字稿件用传真机发回, 但找电源成了每天的一项最重要工作, 除了采访,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跑南昌、找电源上。但为了第一时间将稿件和图片传回报社, 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位住在圩堤帐篷的妇女被毒蛇咬伤, 得知后笔者飞奔而去, 现场看到医护人员一边紧急救助一边往担架上抬这位妇女, 一副感人的画面摄入镜头中, 一篇现场新闻跃入脑海里。之后, 又跟随救护车到九江人民医院采访。这时中央、省市等媒体才赶到, 因为在第一现场, 文图并茂的特写《紧急抢救》见诸报端后, 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十几天的采访, 用苦和累换来的是媒体的影响力和读者的赞誉, 还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褒奖。

之后几年间,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不断强化媒体应急意识, 无论是非典还是后来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都迅速做出反应, 无论是人员还是资金, 无论是设备还是版面等一切都开“绿灯”, 所有“审批”程序简化, 有力地保障了快速反应的需要, 而且采访报道的经验更加成熟。2008年4月28日, 山东省境内胶济线发生列车相撞特大事故, 获悉后即驾车奔赴事发地淄博市周村区境内。烟台距离事发地300余公里, 应该说在时间上与当地媒体相比不占优势, 但是在紧急疾驶途中看到救护车、各类救助车、运送救援物质的一辆辆车呼啸而过。就此, 通过手机向集团网站——水母网发送途中的所见所闻, 很快将网友的情绪带入了现场;后来接连不断地所见所闻短信, 将事件的现场气氛描绘得真实而详实。汶川特大地震在14时28分发生后, 不到一个小时, 集团领导即安排笔者和一位同事奔赴震区。因成都、绵阳机场关闭即转道北京, 恰巧与中国红十字学会、国家地震局官员同机飞往重庆, 而后又乘大巴奔赴成都。13日中午我们即发回了第一篇稿件——《“麻烦”中采访到的新闻》。可以肯定地说, 5.12特大地震发生后,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是全国地市级媒体进入灾区采访的第一批记者。正是如此, 面对这些重大突发事件,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所属媒体 (《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今晨6点》) 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而一直在本地市场独领风骚, 牢不可摧, 勇往直前。

2 以独家报道取胜

每次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总有世界独家新闻发出。毋容置疑, 重大突发事件后, 很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后一个时期这个“焦点”仍会被许多读者所关注。那么, 争分夺秒抢新闻, 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记者共同的目的。但由于时间、距离、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不同等等因素, 想抢到“首发”的重大新闻并非易事。

那么, 如何在重大事件采写中取胜?实践证明, 想方设法多采写“独家”新闻, 特别是异地采访的媒体应该是法宝之一。在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 就应打破常规、勇于担当、多动脑子、多动脚力, 多角度、多侧面地观察了解事实、寻找新的主题。你紧盯现场, 我去挖掘幕后的新闻;你注重事件的动态, 我细致地采写发展的局势;你全面采访整体体现事件的全貌, 我紧紧抓住至关重要的一个侧面。从而形成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丢我捡, 你捡我丢。除此之外, 还应发挥好公关和应变能力, 将别人难以得到的线索和素材挖掘出来。总而言之, 与众不同, 才是采写独家的基础, 写出好新闻的源泉。

2003年非典时期, 烟台市所辖莱州发现一例“疑似”非典患者。一时谣言四起:周边死了多少人, 莱州城里空无一人, 外商纷纷迁移等等, 导致莱州以及周边地区人心惶惶。仅仅一名“疑似”非典患者, 真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恐怖吗?真相到底如何?主动请缨, 领导大力支持, 在确保安全防护的前提下, 作为全国第一个走进莱州采访的记者, 针对社会的谣言, 通过实地调查采访, 当晚赶回报社后即写出了《探访麻后村》、《与非典患者面对面》、《我站在莱州街头欢畅呼吸》等四个整版的长篇通讯, 一个个谣言被击破, 一个真实的莱州呈现给了读者。很快使整个莱州以及周边地区恢复了平静, 社会逐步稳定, 经济很快得到复苏。在“4.28列车相撞”特大事件采访中, 是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第一次运用全媒体手段采写新闻的尝试。在事发现场来自国内外的上百家记者“长枪短炮”地架在哪里。凭心而论, 作为地方媒体和他们在现场“拼”、“等”优势明显不足。就此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在事故现场“守候”, 一路奔赴事故处理小组和殡仪馆等地探访, 一路去伤者所住医院采访。不多时, 当一路记者走进已拧成“麻花”似的车厢探个究竟时, 结果“发现第71具遇难者尸体”的消息通过手机发出后, 系世界首发新闻;另一路去事故处理小组的记者“扮演”伤亡者家属, 第一个拿到并用照相机拍下的“死亡者名单”, 第一个出现在网站上。迅速让“烟台日报”和“水母网”字样伴随着新浪、网易等各大网站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 传遍了世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采访中, 我们同样避开地市级媒体的弱势, 注重挖掘新闻要素, 将视角重点放在大地震中的“烟台元素”, 采写出这场巨大新闻战中的独家新闻, 即满足烟台读者的第一需求, 又通过一个个侧面反映地震的无情和人间的真情。5月16日, 跟随救援的烟台消防官兵在绵阳地区安县长青山上开展救助行动。长青山海拔2700 m, 大地震后茶坪乡唯一的进出山路由于山体闭合成为了一座“孤岛”。要营救被困群众, 只能翻越这座海拔最低的大山。我们带上摄像机、照相机等所有“装备”, 与官兵一起历时6个多小时, 走过泥泞山脊、跨越地震裂缝、攀爬峭壁悬崖, 用生命和汗水换来了一段极其珍贵的文图和录像。5月23日, 中央电视台的讲述栏目, 将我们拍摄的《大山里的营救》播出。在地震一周年之际, 组织烟台的许多爱心人士一同奔赴灾区, 组成《爱, 直抵震区》采访团队, 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的同时, 还与10多位在地震后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11名地震遗孤结为“对子”实行一对一资助。当年暑假期间, 这些爱心人士将地震遗孤接到烟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 直到现在, 灾区与烟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地连在一起,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所属媒体推出的一篇篇独家报道,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重大事件的报道, 除了挖掘独家新闻外, 还硬做好新闻背后的新闻, 注意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本地元素, 拉近与本地读者的距离, 体现出事件的独特性、全视角、本地化。当然, 应该注意的是不可一味地追求独家, 要做好舆论引导, 全面、正确、理性地看待突发事件, 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波动。

3 以广度深度获胜

打“组合拳”不间断地跟踪, 必定受到广泛关注。重大突发事件的采写, 除了牢牢把握好新闻的时效性和鲜活性, 在新闻的广度和深度上也要下大力气, 打好新闻报道的组合拳。实践中, 我们深知, 报道突发事件, 由于事发突然、情节复杂、细节和背景因素尚待挖掘核实, 同时群众对应急事件的关注点是多变、多样、多角度的, 因此, 采写中需要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清楚信息公开的难点和盲点, 尽最大努力发挥媒体纵深报道、思想深邃、易于形成共鸣的优势, 纵向挖掘、横向拓展, 提升突发事件报道的新闻价值, 多角度全方位解读突发事件。

具体体会有三点:1) 打出“组合重拳”。多年来, 每次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成立协调报道小组, 打通各个业务通道, 做到采访有指挥、发稿有安排, 借助各种现代传媒手段形成互动, 打破时空界限形成合力, 使报道精彩纷呈。非典时期, 我们奔赴一线采访的同时, 后方编辑迅速组织了就“谣言与事实“为主题的五篇言论, 和《首席记者踏访莱州访非典》的长篇通讯一同推出, 形成了强有力的“组合拳”,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不仅如此, 4.28列车相撞特大事故和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利用全媒体手段在短信、视频、音频, 图片等方面实施全面报道, 加大、加长、加宽新闻链条, 做出新闻的厚度和广度, 一次次打出的“组合拳, 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2) 挖掘人性光辉。在采写重大人身伤亡事故中, 要下大力发掘灾难中蕴含着更鲜活、更深刻的主题, 通过报道让健全的人们体会到人的崇高与尊严, 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要关注事件中老人、妇女、孩子以及困难群体的生存状态, 引发人们的关爱和同情, 打动读者;要做好警示报道, 当好谴责肇事者、哀悼遇难者、抚慰遇难者亲人的角色, 同时针对事件引起的政府和社会行为进行报道, 避免出现揭露式采访、泄露隐私等第二次伤害。“4.28列车相撞”发生后, 前后方记者互动采写了“烟台人都是活雷锋”, “三个列车员与400条人命”等广受读者好评的通讯, 并运用大量的相关链接, 增强报道的广度。汶川特大地震中, 受伤的北川县第一中学高一三班学生饶海燕, 看到烟台5位好心叔叔不仅开车把她从绵阳送到千里之外的重庆, 离别时每个人还悄悄地塞给她100元钱, 感动之余, 小海燕一边不停地说“谢谢大家了”一边在纸上重重地写了“烟台”两个字。一篇《受助孤儿含泪写下“烟台”》的通讯, 感动了无数读者, 被评为山东省支援四川抗震救灾优秀新闻作品奖。

3) 不间断地跟踪。有突发性、动态性、继发性构成的突发事件, 要探索弥补事实难于准确的方法, 特别是在全媒体时代, 要做到前面的报道不偏离事实、后续报道再跟进、补充、完善, 逐步使报道脉络越来越清晰, 直到准确、完整、全面。在汶川大地震采访中, 在前方记者报道地震灾区一线的同时, 后方记者采写了大量与震区相关的新闻, 比如:救护车队启程、志愿者奔赴灾区、救助物质的运送等等, 在这些相关的人员、物质到达灾区后, 前方记者自然地接过后方记者的报道, 形成一个具有连贯、整体的报道链条, 让百姓详实地得知捐助的物质去向。由于所有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 要不间断地跟进, 做好发展和结局的报道。汶川特大地震后, 我们先后做了三个“第一”: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个春节和灾区人民过大年、一周年组织“爱, 直抵震区”采访团赴灾区献爱心。可以说从地震的发生、救援、一直到援建结束, 三年间没有任何间断采访, 形成了连续性最强的跟踪深度报道, 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

4 结束语

在采写突发事件多年的实践中, 笔者总结了采访所需的准备, 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哪一点做不好或遗忘携带, 都可能给顺利采访和发稿带来麻烦。物品:记者证、笔记本电脑、摄像机 (DV) 、照相机、无线上网卡以及各种充电设备、海事卫星电话等, 保障文图第一时间发回。沟通:随时与后方沟通必不可少, 了解领导和编辑部意图, 从中获得更多信息。协调:协调车辆保障, 减少体力消耗, 提高采访效率, 特别是事件涉及地域广、人数多, 车辆保障尤为重要。提醒:平时要注重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 学习应急知识, 提高应急能力;注意采写好第二现场、街谈巷议、当事人和旁观者,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也是做好重大突发事件采写能否取胜必不可少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德) 乌尔里奇.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 2004:18-20.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 篇10

一、坚持正确导向, 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

重大突发事件大多是危及公共安全的事件, 通常连锁反应大, 容易引起社会恐慌。第一时间报道, 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是媒体的责任, 但如果不加筛选, 不作引导, 容易造成社会负面情绪的叠加放大, 影响社会稳定。因此, 在报道中应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正确导向, 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

2014年5月, 南京发生了一起“放射源丢失事件”,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零距离》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因事关重大, 有关部门为避免引起市民恐慌, 封锁了事发现场, 以通稿形式发布信息。通稿比较权威, 但缺少细节。《零距离》严格按通稿的要求进行报道, 协助政府部门稳定社会秩序, 防止恐慌情绪蔓延。《零距离》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时, 不猜测不猎奇, 不超越通稿范围发布信息, 避免误导公众。

很快, 放射源找到了, 危险消失, 现场封锁也解除了, 但事件的影响力还在, 公众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并不清楚。媒体此时可回顾事件过程, 既能消除公众疑虑, 也体现了媒体的责任和担当。《零距离》记者通过回访事发现场, 采访当事人, 还原事件过程, 突出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和不惜一切抢救伤者的决心。另外, 采访了相关专家, 介绍放射源在生活中存在于哪些单位,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能带来哪些危害, 意外接触后应该怎么紧急处理等。节目播出后, 收获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二、以人为本, 体现主流媒体亲和力

江苏城市频道要求记者在节目中体现速度、深度和温度, 速度指快速反应能力, 深度指全面调查能力, 温度指人文关怀。人是新闻事件的主角, 记者冒着危险, 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报道, 精神令人感动, 但前提必须是不妨碍对新闻当事人的救助和事件的正常处理。比如, 在地震救灾过程中, 一名被困者刚刚获救被担架抬出, 如果记者蜂拥采访, 显然不合适。因此,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 应让新闻成为事件妥善解决的重要力量。

2014年12月2日下午, 南京地铁3号线夫子庙站工地上, 一辆正在起吊钢筋的吊车侧翻, 酿成人员死伤事故。得知消息后, 江苏城市频道卫星连线小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时消防人员正在营救被困伤者。在报道此类突发安全事故时, 频道有四项基本要求:1.从社会效果出发;2.现场报道适可而止;3.不渲染血腥恐怖;4.不随意猜测死亡人数及原因。在事故现场, 《零距离》记者没有冲上前去抢独家镜头, 而是站在远处拍摄救援现场, 出镜记者则向围观群众了解事发过程, 准备现场连线内容。虽然有多位目击者坚称, 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 但在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权威消息的情况下, 记者在连线时并没有提及伤亡情况, 而是客观描述了现场所见, 将重点放在提醒市民注意绕行该路段, 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连线结束不久, 相关部门发来通稿, 确定事故造成两死两伤, 这一结果在随后的《零距离》中由主持人口播。事发第二天, 记者兵分两路, 一路记者陪同相关部门走访包括出事工地在内的南京多家工地, 查看安全施工情况, 排查安全隐患。另一路记者前往医院关注伤者的后续治疗情况, 最终请事故责任方在节目中承诺, 全权负责伤者的医疗费用, 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做有温度的新闻, 体现媒体的亲和力, 是重大突发事件做好舆论引导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利用网络提高新闻报道时效性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不但要公开透明, 更要及时准确。传统媒体应善于运用新媒体, 提高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和影响力。目前, 江苏城市频道各新闻栏目均有官方微博、微信, 不受时间限制, 重大突发事件的官方权威信息, 通常由新媒体第一时间发布, 挤压各种谣言和负面信息的传播空间, 掌握话语权和网络舆论主动权, 传统媒体再对事件进行进一步报道, 扩大舆论影响力。

2014年3月8日, 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失联, 举世震惊。航班上多位江苏籍乘客的安危牵动着家乡人民的心。《零距离》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发布了马航失联消息, 并随时更新内容。当天中午, 频道开辟版面, 指令北京“两会”报道组记者赴北京国际机场发回直播连线报道, 同时辅以字幕等形式传递最新信息;晚间节目对事件进行重点关注, 请航空专家作技术分析;对失联乘客的亲朋好友进行采访。当晚, 频道组建“马航失联事件跨国报道组”, 分赴吉隆坡和越南, 启动江苏城市频道“马航班机失联”跨国直播报道。

报道组抵达目的地后, 每次参加官方新闻发布会, 都会第一时间把最新发布的内容整理成文字, 连同现场照片, 通过频道和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发送出去, 再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作详细报道。微博、微信除了通报新闻事件的最新进展外, 还随时直播记者动向, 告诉网友记者目前所处位置, 将要去哪里, 并与网友保持互动, 搜集网友掌握的信息。通过微博、微信, 还找到了在吉隆坡、越南当地的华人志愿者, 他们为记者在当地开展采访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泰国近年重大政治事件簿 篇11

2005年2月泰爱泰党再度压倒性胜选，成泰国首个连任民选政府。

2006年9月19日军方趁他信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他信从此流亡。

2007年5月30日泰爱泰党被下令解散。

2007年12月23日他信资助的人民力量党于大选中胜出。

2008年5月25日泰华媒体大亨林明达领导反他信黄衫军发动示威，指总理沙马是他信傀儡。

2008年8月26日黄衫军占据总理府。

2008年9月9日宪法法庭以沙马主持电视烹饪节日涉利益冲突违宪，沙马被迫下野。人民力量党选出他信的妹夫颂猜继任。

2008年11月25日黄衫军占领曼谷国际机场。

2008年12月2日人民力量党被指贿选被宪法法庭宣判解散，颂猜下台。反对派推举民主党阿披实任总理。

2009年2月24日红彩军在曼谷民主纪念碑发动声援他信的“还我民主”大规模示威游行。

2009年4月11日红衫军冲击芭堤雅的东盟峰会会场。

2009年4月13日曼谷军民冲突，2死135伤。

2009年4月17日黄衫军领袖林明迭在遭射近百枪的座驾死里逃生。

2009年10月27日柬埔寨总理洪森聘任他信为经济顾问，泰柬相互召回大使，双边关系恶化。

2010年2月26日最高法院裁定他信在任总理期间非法隐瞒资产，颁令没收14亿美元资产。

2010年3月11日曼谷及周边7省实施国内安全法，军队进驻，应付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

2010年3月12日红衫军在曼谷大规模集会。

2010年3月17日红衫军号召示威者献血，并泼向总理府、阿披实曼谷私宅和民主党总部。

2010年3月28日和29日阿披实与红衫军领袖两轮谈判宣告破裂。

2010年4月3日红衫军占据邻接四面佛的曼谷最精华的叻巴颂购物区，多个商场被迫关闭。

2010年4月7日红衫军闯入国会大楼，内阁官员和执政党议员翻墙而逃，曼谷进入紧急状态。

2010年4月9日红衫军硬闯泰空卫星发射站，要求恢复其喉舌卫星电视“人民频道”播映讯号，与镇暴军警冲突。

2010年4月10日军队在示威现场的民主纪念碑一带武力清场，与红衫军爆发流血冲突，酿成22人死亡及800余人受伤惨剧。

突发性重大事件 篇12

一、注重记者新闻敏感度的提升, 提高信息捕捉能力

重大突发事件是突然发生的, 具有偶然性, 包括自然灾害、公共事故、社会安全等, 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危害。由于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和偶然性, 使记者在报道前没有策划与准备时间, 这就要求记者具有敏锐的新闻敏感度, 能够通过细微的征兆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从小事上认真观察, 做到细致入微, 提高信息捕捉能力和新闻报道质量。另外在很多人观念中记者是属于信息流的上端, 对突发事件中的信息获取十分容易, 但是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这种观念是落后的。在很多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发出信息的人往往是现场目击者。因此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要有效提升新闻敏感度, 拓宽信息获取渠道, 充分结合各种资源和信息便利, 提高对新闻事件整体的把握能力。

二、加强记者反应能力的培养, 全面提高记者随机应变能力

突发事件发生后记者的反应能力很重要, 突发事件爆发后记者要通过敏锐的新闻观察力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进行捕捉。记者反应能力的培养与自身内在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培养的, 只有在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报道经验的前提下才能灵活发挥出新闻报道能力, 保证新闻报道质量。另外,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只有迅速占领新闻制高点, 才能实现“独家新闻报道”, 这也是每一家新闻媒体所重视的。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对现场情况进行了解, 并采取有效手段进行深入报道。在报道中要对新闻现场的场景、细节认真观察, 并善于记录, 因为突发事件发生后很多细节转瞬即逝, 要求记者通过有效手段进行记录, 实现对第一手材料的保存。例如, 在突发事件报道中, 结合记者敏锐洞察力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 保证对新闻事件第一时间记录和传播, 充分提高新闻报道时效性。

三、注重对重大突发事件相关了解, 做好新闻策划

在一般新闻事件报道前, 记者会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了解, 以全面了解新闻事件相关信息。针对重大突发事件, 尽管其具有不可预见性, 但对突发事件的总结和分析来看, 主要包括四个类别的突发事件:政治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生态环境事件。在日常工作中重视对此四类突发事件的了解, 做好新闻策划, 掌握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技巧, 进行灵活新闻报道。通过日常的积累, 一旦突发事件发生, 记者能够提高自身反应能力和综合报道能力, 对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有着重要作用。例如, 记者在日常工作中, 对相关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报道线路有所了解, 并针对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报道方向、后续深入报道情况等详细了解, 如在对“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 当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第一时间在事件发生现场进行新闻信息传达, 达到公共安全事件的准确报道。

另外,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注重深入性和连续性, 当第一时间的信息传播出去后, 要立即进行后续深入报道的筹划。记者在后续事件报道中, 采用的信息要保证客观和真实, 积极采纳现场目击者提供的信息, 在保证准确求证后进行真实报道, 杜绝主观推理和主观臆测现象的发生。

四、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资源, 提高综合业务能力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这对记者的新闻报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记者要具备各方面综合能力, 包括熟练运用各种智能设备, 对采编工具熟练把握, 实现采编播一体, 对卫星电视接收仪、摄像机等设备能够准确操作。这些都是记者业务素质提升的重要方面。因此, 在日常新闻工作和学习中, 记者要注重采编播能力的培养, 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 由于条件限制影响, 记者能够独立完成信息采集和新闻播报。

另外, 记者的心理素质培养和训练也至关重要。在面对突发事件报道时, 记者首先要保证头脑清醒, 客观对事件进行判断, 保证思路清晰, 切忌慌乱无措。在混乱的信息环境中, 准确筛选出有价值信息, 并具有判断信息真假的能力, 保证新闻发布及时有效。

五、加强日常业务能力训练, 有力应对突发事件报道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对记者的要求较高, 为保证记者的新闻报道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和依赖, 就要加强专业业务训练。例如, 实现一支高水平团队的建立。首先, 要训练专项能力, 即对团队内部不同分工人员进行针对性能力提升训练, 文字记者提高采访与写作能力, 摄像人员提高摄影、摄像技术, 编辑人员加强技术训练, 并掌握对网络资源和网络技术灵活运用的能力。还要重视体能训练, 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 对记者的身体素质要求较高,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进行新闻报道, 要求记者在第一时间感到新闻现场。同时, 突发事件的新闻现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有时需要记者24小时保持工作状态, 以满足信息的传播报道。另外要对记者进行知识拓展训练, 即对记者进行四类重大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培训, 以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记者能够以专业的报道行为进行新闻报道。

结语

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是对新闻记者综合能力的考验。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 记者应客观报道, 还原新闻事实原貌, 杜绝出现报道失真问题, 杜绝伤及媒体公信力的新闻报道发生。记者应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具备专业媒体人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报道能力, 在突发事件中发挥敬业精神和人文关怀, 充分体现出新闻媒体人的积极作用。提升记者综合素质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要在日常新闻报道中, 培养新闻敏感度和洞察力, 对新闻报道环境认真观察, 培养对新闻报道正确方向把握的能力, 充分发挥记者的职业精神, 提高突发新闻报道能力, 更高效、优质服务于人民群众。

摘要：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对记者的要求较高, 对记者的职业素质、人文素养以及敬业精神都是一种考验。通过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情况来看, 媒体记者素质有待提高。下面本文将针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提升记者素质展开全面分析, 无论是从专业报道能力, 还是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深入探讨如何有效促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素质的培养, 进而促进新闻舆论引导能力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新闻记者,素质,报道能力,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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