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的分析

2024-06-07

工伤认定的分析（精选10篇）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1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正在完善之中, 工伤保险制度的实施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伤认定是落实工伤保险制度的关键一环, 能否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传递人性温暖, 表面上看是道德问题, 但实质上是正确认识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 把握公平正义,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司法问题。对工伤认定法律法规内涵的探讨解读, 有助于准确地把握立法原意, 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伤制度, 确保裁判尺度统一, 实现实质公正, 更好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因此, 探讨工伤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工伤及分类

工伤也叫职业伤害, 是指劳动者在工作或者相关职业活动中, 由于劳动条件、作业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和职业病。

工伤分为突然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和缓慢发生的职业病。突发的人身伤害事故主要是由于工作介质、工具等工作条件因素造成的, 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高度相关;缓慢发生的职业病主要是由工作环境内的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 与工作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标量和时间高度相关。

二、工伤认定条件的法律规定

1.工伤认定是指国家劳动行政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确定职工受伤或患职业病是否属于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的情形。工伤认定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认定结论分为三种类型:认定工伤、视同工伤、不认定为工伤。

2.《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 患职业病的; (5)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3.《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 (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因战、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4.《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 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1) 故意犯罪的; (2) 醉酒或者吸毒的; (3) 自残或者自杀的。

三、工伤认定中的难点

1.劳动关系认定。认定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 以便确定主体责任方。认定劳动关系情况较为复杂, 一般情况下, 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管理规范及中型以上规模的单位都容易认定, 对于流动性大、工作期间短、多层转包的用工单位难以认定劳动关系。根据工作实践总结, 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原则是“为谁劳动, 谁是劳动的受益者”, 依此来确定用工主体责任的承担方。这里重点对以下几类特殊情况作一论述。

(1) 用工企业与其他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发生的用工关系为劳动关系, 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2) 用具备一定资质、资格的建筑施工、矿山企业将工程业务发包给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 由发包方承担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劳动者的用工主体责任。 (3) 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期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关系, 由该用人单位和出资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4) 以挂靠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 由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5) 用人单位与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关系为劳务关系。 (6) 企业内部承包实际是企业的一种管理行为, 承包人对劳动者的行为应认定是代表企业行使的职务行为, 劳动者与企业间是劳动关系。 (7) 企业将没有资质要求的工作或劳务承包给自然人, 该自然人与发包企业间是承包关系, 与其所招用劳动者间是劳务关系。该劳动者与发包企业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时间界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中分别提到工作时间、工作前后、上下班途中、外出期间等时间点, 没有明确的判断标识, 在实践中各地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解进行认定。

(1) 在工作时间内, 这一规定相对比较好确定, 通过用人单位提供的作息制度等资料和相关旁证以及劳动者的调查可以确定, 也比较明确。 (2) 在工作时间前后, 关键在于工作时间的延伸, 将工作时间的前后认定为工作时间。这一规定比较模糊, 不好确定。这就要结合受伤地点、受伤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从人的本性来说, 劳动者没有人愿意超时间工作。我个人认为, 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有必要在操作规程或岗位职责中对预备、收尾性工作的时间做一明确约定, 工伤认定部门对企业的内部规定应予以采纳。 (3) 上下班途中, 也就是上班前和下班后这一段时间, 这条规定弹性最大, 社会认识也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 既然国务院的条例取消了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关于上下班途中时间和路线的限制性规定, 则上下班途中应理解为职工离开用人单位到回到家中或离开家中到回到用人单位的全部过程。另一种意见认为, 上下班途中不应作过于宽泛的理解, 应指职工在合理的时间与路线上离开用人单位回到家中或离开家中回到用人单位的过程, 如果其在中途去了其他地方办理其他事务, 而该事务与其工作或回家没有必然联系的话, 则该过程就不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比如职工下班后先与朋友聚会或去逛商场购物然后再回家, 则其在去与朋友聚会或到商场途中以及之后的回家途中, 就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当然, 如果职工在上班途中先去吃早餐, 或下班后顺便买菜回家等等, 由于该事务是其日常工作生活的必须要求, 而且符合一般常理, 应作上下班途中理解。我个人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客观。 (4) 外出期间, 这一规定也是比较含糊, 有的工作岗位是短途一天多次外出, 有的是长途一次外出好几天甚至几个月, 认定难度大, 取证材料以用人单位为主。在认定中, 首先要对岗位及职责进行确定。其次, 应确定本次外出是否为单位行为, 个人行为则不应认定为工伤。

3.工伤发生的地点。《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对工伤发生的地点涉及到工作场所、外出、上下班途中三种情况。

(1) 对于工作场所有两种理解, 一种认为工作场所是指一个单位所属区域内, 本单位员工在此范围内发生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另一种观点认为工作场所是指本人岗位范围内, 如果超出自己工作岗位范围发生事故伤害, 不应认定为工伤, 例如由于串岗受到伤害。我个人认为第二种理解比较客观。 (2) 外出认定为工伤, 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这一种比较好理解和把握。一种是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依照法律规定, 不知下落1年为下落不明, 不知下落4年才能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也就是说, 事故发生后1年才具备申请工伤认定的条件。这就出现几个问题, 一是在事故发生后至1年期满, 如何处理;二是认定为工伤后按照什么级别享受待遇;三是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在当事人下落不明后对于事故发生的证明材料无法取得或不容易取得。因此, 我们在实践中一般是直接按照下落不明来处理。建议在事故发生第一年继续发放基本工资, 第二年认定为工伤后至第四年, 参照工亡标准给予供养亲属发放抚恤金。第四年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 其近亲属按照工亡待遇领取相关补助。 (3) 上下班途中认定工伤的地点问题, 根据条例中的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可以确定符合工伤认定的地点一般在道路上、航道上或铁路上。

4.工伤发生的原因。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 工伤发生的时间、地点是工伤认定的约束条件, 工伤发生的原因是工伤认定的关键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14、15条中, 关于工伤发生的原因核心内容是为了工作而衍生的因素, 如预备收尾工作、上下班途中受伤害等。视同工伤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因病48小时内死亡, 前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病;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伤害;部队服役。

四、工伤认定实践总结

1.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的区别于联系。劳动合同是确定劳动关系的书面证据, 但不是必备条件, 没有劳动合同也可以通过工作证件、工资表、证人证言等资料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形成的劳动关系为法定劳动关系, 没用劳动合同而通过旁证材料认定的劳动关系为事实劳动关系。

2.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因工受伤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也就是说,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条件。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请示的答复》 (2010行他字第10号) ,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 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 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综上所述, 工伤认定事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与社会的团结稳定, 和谐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这里主要对工伤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工伤认定的疑难点进行了阐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种新的经济体不断出现, 劳动关系更为复杂, 工伤认定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 这就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 其次要不断提高基层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工作水平, 吃透精神, 准确把握, 严格执法, 减少差错, 努力创建和谐劳动关系。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2

关键词：工伤保险意外团队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840.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053-02

工伤保险作为我国的一项强制性保险，是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维护千百万职工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关系到企业的安全生产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近几年，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因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保持社会成员中利益和风险的公平分配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各大商业保险公司亦在全力开拓团体意外保险业务，使职工在发生人身伤害时又多了一条保障渠道，增加了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因素。

一、工伤保险及其溯源

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指劳动者因工作原因负伤或患职业病导致残疾或死亡，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法定医疗生活保障和必要的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从广义的角度讲，工伤保险还应当包括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

工伤保险的早期形成是雇主责任保险。在工伤保险产生之前，工人因工负伤，由自己负责，有时可以求助于慈善机构救济。因为工伤事故的不可避免性和非个人性，所以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合理的。而且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工伤事故日益增多，慈善机构也难以解决问题，于是出现了国家立法。1884年7月6日，德国颁布了《工人伤害赔偿保险法》，依照此项法案，工人受到工业伤害而负伤、致残、死亡，不管过失出在哪一方，雇主均有义务赔偿工人的经济损失。这一法律彻底改变了在劳动关系中由工人一方承担工业伤害后果的历史，结束了对工人极为不利的局面。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始建于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和1953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1996年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推动了建立社会保障性质的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2003年4月2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375号国务院令，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工伤保险条例》的施行，标志着中国工伤保险制度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工伤保险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是从传统私法转化而成的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性质兼容的法律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的形成是雇佣关系的法律调整向私法公法化的社会法调整的转变。

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及其溯源

团体保险是以团体为保险对象，以集体名义投保并由保险人签发一份总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按合同规定向其团体中的成员提供保障的保险。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险种，而是一种承保方式。团体保险一般有团体人寿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意外伤害和团体健康保险等。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是人身保险的一种，简称意外伤害保险，指投保人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人承诺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遭受特定范围内的灾害事故而不幸残疾或身故。由保险公司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残疾保险金的行为或合同。其灾害事故必须符合：外来的、非本意的、突发的、非疾病的。这也是意外伤害保险的认定条件。

1949年10月，经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1959年，中国人民保险国内业务全面停办。1980年，中国恢复保险业务。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于199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的保险业有法可依，走上了法制轨道。1998年平安保险公司开始尝试办理团体保险业务。目前，全国共有保险公司40家（其中国有独资保险公司5家，股份制保险公司9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13家）。一个以国有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保险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

三、工伤保险与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异同

1.建立的目的和原则。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之一，是境内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必须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全体职工或雇工）缴纳的，主要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其目的是为了给在工业社会中因工致伤的劳动者提供稳定可靠的救济和保障，不会因为工伤使劳动者处于生活窘迫、甚至生活无着的境地。基于这样的目的，工伤保险遵循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原则、无责任补偿原则，亦称无过失补偿原则、以支定收、收支平衡原则。这样的原则在于保证事故受害人能迅速得到赔偿，而且赔偿不涉及双方当事人，运行成本低，有利于劳资关系和谐，避免劳资冲突和纠纷。意外伤害保险是一种商业保险，境内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合法组织中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均可参保。由此可见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对象和范围比工伤保险要宽，意外伤害保险遵循自愿、转移风险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保险公司自身，提升业绩；同时减轻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

2.缴费形式和特点。工伤保险费全部由用人单位按月强制缴纳，劳动者个人无须缴纳。因此，具有强制性、共济性、固定性、非赢利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意外伤害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与员工共同交费，要选择月交、季交和年交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续保或退保，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合同性、固定性、赢利性、短期性的特点。

3.保险费率。工伤保险制度主要通过行业差别费率和单位费率浮动机制来促进用人单位改善劳动条件、减少事故发生、保护职工身体健康。工伤保险的险费比例是按企业所属行业的风险大小分为3类，在类别内可以支定收浮动费率；意外伤害保险主要是通过团体规模浮动费率、职业浮动费率、保险人行政管理品质浮动费率和行业差别费率来实现赢利以规避风险。

4.权利和义务。工伤保险的权利与义务是建立在劳动关系上，所领取的保险给付金与所缴纳的保险费数额，并不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其权利与义务不是对等关系而是对应关系；而意外伤害保险是建立在合同关系上，即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合同关系，也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对等关系。

5.认定部门和认定条件。工伤由国家有关（一般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认定条件认定，认定条件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伤害。意外伤害由所签合同的保险公司依据合同约定的认定条件认定，意外伤害保险的认定条件必须是外来的、非本意的、突发的、非疾病的。

6.给付标准与项目。现代国家的社会职能加强，已经承担起保障社会成员免受意外损失的义务。许多社会和经济的风险应该尽可能地广泛地分散，不应由不幸者承担，对加害人的责任追究已经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因此，当劳动者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时，应在一年内向工伤认定部门申报工伤，只要是认定部门认定工伤的，由社会保险部门和用人单位给予基本补偿，工伤保险机构支付的待遇实际上既不是补偿，也不是赔偿，是国家依法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物质帮助之一，即社会保险机构根据工伤职工所受到的伤害程度，确定给予职工的物质帮助。严格地讲是工伤保险待遇的给付，包括有精神安慰的因素。当参保人受到意外伤害时，只要所签合同的保险公司，认定为意外伤害的，或获得合同事先约定的经济补偿以减轻损失。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知所签合同的保险公司。

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支付标准和项目上也有很大不同：工伤保险支付标准是按认定的工伤伤残等级支付，一次工伤支付一次，多次工伤支付多次。支付的项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支付的项目，包括：①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福利和生活护理待遇；②工伤治疗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③到医院就医的交通费；④伤残达到5至6级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⑤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第二类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项目：包括：①工伤医疗费；工伤康复费；②劳动能力鉴定费；③一次性伤残补助金；④1至4级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⑤生活护理费；⑥配置辅助器具费；⑦供养亲属抚恤金；⑧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意外伤害保险按保险合同种类事先约定的标准和项目给予，而且每一合同都有免责项。给付项目一般有以下3项：①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因意外事故造成身故，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额的百分之百；②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因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按保险单赔付约定按比例赔付；③保险期限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赔偿，赔偿责任以保险金额为限。

7.受益人。工伤保险受益人是被保险人和亲属；意外伤害保险的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或指定受益人。

四、工伤保险与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区别与关系

工伤保险缴费固定、强制，认定手续繁琐，但保障全面；意外伤害保险是商业保险公司运用经济补偿手段经营的一种保险，由保险人与投保人共同按照自愿原则签订合同来实现，商业保险公司可从中赢利。意外伤害保险程序简洁灵活、自愿、效率高，尤其在发生大面积人身伤害事故后，能更迅速地获得商业保险的支持而深受企业青睐，且保障程度可高可低，主要由投保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确定。虽然工伤保险是必缴的，但意外伤害保险因有赢利空间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二者在认定条件上有较大的区别：工伤保险认定条件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伤害，也就是说工作中发生的伤害；而意外伤害保险则可以扩大到工作时间以外以及非工作原因。如果企业给员工购买团体保险，除了可以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照顾和关爱，还可以吸收优秀的人才，赢得员工的忠诚，增强企业凝聚力，避免人才的流失从而提升生产力。因此，它与工伤保险是一种功能互补关系，工伤保险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而意外伤害保险则可以锦上添花。两者不存在冲突，即使用人单位在缴纳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工伤保险费之后，同样可以参加意外伤害保险以提高劳动者保障的水平，增进企业职工的福利。

五、结语

社会保险保基本，商业保险做补充，这一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不仅限于对受伤害者的经济补偿，而重要的是避免和减少职业伤害；并且通过工伤康复，提高和最大程度恢复伤残职工的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并实现再就业。意外伤害保险对受害者能起到“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今天，全社会的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中，只有国家的法制健全了，才能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希望才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国务院第375号令《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1月1日

（作者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太原研究院山西太原 030006）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3

2015年8月2日0时20分,李某骑摩托车下班途中撞在路边土堆上摔倒昏迷,被路人发现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后,对李某实施现场救治时,另一辆小汽车行驶到该处时,先后与担架、李某及救护人员、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担架、摩托车损坏、李某受伤。李某后经医院诊断为:颈3-5脊髓损伤并四肢瘫痪,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第一起交通事故,李某自己驾驶摩托车撞到土堆上,李某应负主要责任;第二起交通事故李某无过错无责任。2015年10月15日,李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李某的情况是否属于工伤?

相关法律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李某受到的两起事故是否都视为下班途中?观点主要有二: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认定为工伤,主要理由是:1、李某是在下班途中,第一起事故中,个人属于自发交通事故,虽然个人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下班途中,但个人承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2、第二起事故个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的意外交通事故伤害,个人虽然不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完全责任,但是李某是在被救治过程中受到的伤害,目的地是医疗机构,不是回其固定居住场所或临时居住场所,不能算是下班途中,所以第二起事故也不能认定为工伤。从总体上,两起事故都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3、虽然说李某受到的伤害值得同情,但人情不能大于法律,在人情与法律有矛盾的情况下,仍然必须坚持依法办案。4、虽然李某所在单位为李某办理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参保与否,只是涉及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支出费用问题,但用人单位及职工是否参加工伤保险不能作为认定或不予认定工伤的依据,因此无论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是第二起交通事故,李某受到的伤害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把李某受到的伤害认定为工伤,主要理由为:1、李某骑摩托车撞在路边土堆上的第一起事故是发生在下班途中毫无异议,第二起事故李某虽然是在担架上,处于被救治的过程中,目的地是去医疗机构,但把这两起事故综合起来看还是在下班途中。2、李某受的伤害主要是第二起事故中受到的伤害,120急救人员对李某实施抢救,发生在李某下班途中,理应把李某受到的伤害理解为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3、第一次事故受到的伤害还未来得及诊断和治疗,与第二次事故受到的伤害时间非常接近,两次事故受到的伤害很难划分清楚。4、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处理工伤案件,李某在短时间内受到两次伤害,身体已经受伤,不能再让受伤者经济上再次承受经济压力,本来就够不幸的了,从情理上考虑应该认定为工伤。5、李某所在单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认定为工伤,从工伤保险基金支出费用,更能发挥工伤保险的保障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企业及职工参加工伤保险。6、在认定工伤工作中,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对事实部分有争议的案件,应站在同情弱者的角度,尽可能地照顾弱者。因此,李某受到的伤害应该认定为工伤。

案例评析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4

最早提出自治性学习概念的学者是Holec，他认为，简单的说，自治性学习就是学生掌控自己学习的一种能力。在此基础上，里德把这一概念发展为“学习者分离、批评式思考、自主决定、独立行动的能力”，而且认为自治性学习的假设前提是学生必须建立一种与学：习进程和学习内容相联系的心理关系，学习者的自治会在学习的方式以及所学知识在更加宽泛的语境中的运用两方面体现出来。Boud则宣称自治性学习是一种教学方法，即学习者在指导下对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

然而，Reliy认为，学习者自治是以学生把自己看成是有能力管理学习过程和活动的有责任的个体为基础的，而且这种学：习是以社会为媒介的，因此，自治性学习是知识的建构，而不是指导。大体上，目前的学术界对自治性学习的概念的表述有5种：①学习者完全自学的情境；②学习者自学过程中的一系列技能；③被机构教育所压制的学习者天生的学习能力；④学习者对自我学习负责的训练；⑤学习者决定自己学习方向的权力。

显然，学术界对自治性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很难达成一致。学者们大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教育是社会过程的剥离；参与知识建构的权力；学习过程中的参与者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从技术的(实证主义)、心理的(结构主义)、政治的(批评主义)三个层面给自治性学习下一个定义：①在技术的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定义为在教育机构的框架之外，在没有教师干预的情形下学习者的学习行动；②心理学的层面上，自治性学习指的是允许学习者对学习承担更多责任的结构知识的态度和能力；③政治的层面上可以概括为学习者对学习过程和内容的控制。

而有自治能力的学习者应具备以下7个主要特征：①对自己的学习风格和学习策略有深刻的洞察力；②对手头的学习任务能够采取积极的、行之有效的行动；③敢于冒险；④是优秀的推测者；⑤参与学习内容的制定与形成，注重其适当性与精确性；⑥在分离的相关系统中发展自己的学习目标，敢于修正、拒绝不适用的原理和规则；⑦对学习目标采取宽容和友好的态度。

二、自治性学习中教师角色的定位

自治性学习把学习者放到了教一学系统的中心位置，这就向传统的教师角色提出了巨大挑战。在传统的教室情境中，教师往往被定义为知识领袖和教务管理员。教师的核心任务是提出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解释，设计教学过程及教学方式，设置标准答案，对教学结果进行评估。大部分教师已经适应了这种角色认定。但自治性学习将责任重心从教师转向了学生。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它只能是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主导下对包括课程设置等诸多教学因素进行改革和再设计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使得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在主次分配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尽管教师们对自治性学习的原则充满热情，但在具体实践中，教师们却发现自己正日益被边缘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边缘化并不意味着学生能自动地知道如何学习，并不意味着教师已经成为教室的“多余人”。相反，对大部分教师来说，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在这种教学情境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和适当的教学活动的组织专家，还要求教师必须掌握个体学习的差别和多样性，积极的、尽可能的参与到对个体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中。

实际上，在1995年，Gremmo和Riley就指出，自治学习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经成就了一种新的教育职业——学习顾问。他们认为学习顾问主要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他们帮助学生发展学生自己的学习能力，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学；另一方面，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一种易于接受的物质环境，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设计、建立、掌管一个资源中心。前者被称为顾问，咨询师，建议者(counselor，consultant，or advisor)，后者被称为学习资料的设计者(material designer)。

1．教师作为顾问、咨询师、建议者

充当这种角色的教师要努力帮助学生培养与自治学习相配套的价值标准、思想观念和学习技巧。自治学习中作为咨询师的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向学生提供总体的和具体的学习建议，还包括帮助学生确认自己的学习需求，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发展和监控学生的个体学习计划的实施。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角色并不是十分的吸引人，特别是当它们携带着“教师等在那里供人使用”这样一种信息时。与传统的教室主导者的角色相差甚远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教师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咨询师。另外，学习者和顾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等的双边关系，其目标是建立“内部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但这种“内部主观性”建立需要相当大的技巧，因为存在于这种情境本身的知识的不对称性会给彼此双方都带来压力，这种压力会将咨询者与被咨询者的关系再次变为教师一学生关系。最大的压力可能来自学习者本身。

Riley根据社会知识的处理与发送理论指出，解决这种障碍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对话(dialog)在咨询者与被咨询者之间进行有效协商(nego—tiate)。为了避免咨询者下意识的、不自觉的抵触情绪，教师需要建立一套不关涉教育与治疗等心理能指的新的语言系统。教师应努力诱导学生对自己的问题和学习目标做尽可能详细的精心阐述，对相关的学习信仰逐步展开讨论。改变某些消极的学习信仰和学习态度对促进学习的重要性，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说服式沟通”(persuasive communica-tion)显得尤为必要。说服式沟通可以通过对彼此双方提供的信息进行平等争论而改变学生对学习主题、学习情境和学习任务的评估。例如，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学习的恐惧心理会使学生很难融入到整个的教学过程中，而说服式沟通使这些学习过程的隐性障碍因素得以显现，并得到有效纠正。虽然在沟通中教师有可能会对学习者提供一些如何获得自治能力的建议。会举一些他人获得自治能力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模式，但教师必须注意，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学生，也不要影响学生的个人独立判断。这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当学生面对对某一特定情境具有说服力的信息时，学生会自主的、彻底的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判断，并进而修正他们所持的相关观点。

2．学习资料的设计与生产者

20世纪80年代，迪克·怀特(Dick Allwright)与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曾就教科书的优势与弊端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意义是巨大的，其结果是教育界普遍接受了对教科书是“适用”(adapting)而不是“采纳”(adopting)的接受原则。个体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和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目的决定了教师至少应是部分地成为学习资料的设计与生产者。下列几种资料可以成为提高学生自治能力的资源：

(1)经过修正的教学大纲。一些教师把教学大纲当作提升学生自治能力的手段。他们认为，自治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学生对学习过程目标的

高度注意，而随着课程的演进，与发展中的自治能力水平相匹配的学习过程材料可以逐渐地被教师引入到课堂上。然而，除非学生对该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该学生的自治能力有着直接而又明显的关系，否则教学大纲的编写者很难天衣无缝把二者巧妙地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被授权对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合理修订，以使得这些具有普适性的资料更加具有个体的针对性。

(2)自由回答式自我指导资料。在自治领域内，以对学科设置重要性的强调而著称的Cotterall认为，教师设计和制作的资料是以对学生的切实了解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先天优势是其他任何人无法企及的，因此，对学生来讲，这些资料的最大好处是使处于发展中的知识、技能更加直观，更加容易接受。但教师在制作这类学习资料时必须考虑到5种因素：学习者的目标；学习过程；任务设置；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对知识的反思及从理论到实践的讨论。这种自我指导资料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在不干预学习者的自我决定权的情形下，为学习者搭建(scaffold)思考的“脚手架”，并提供学习上的指南。然而，在自我指导式资料的表层目地和资料使用者的意识形态效果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常规矛盾冲突。典型的一种情况是，教师往往让学生在有限的回答中选择自己的答案，没有让他们积极的融入到深层意义的思考，因此，自我指导资料应是自由回答式的，以鼓励学习者的创造性为主要目的。在实际的操作中，教师可以尝试着先让学生自己列出学习目标，教师制作资料，进而发展到以学习者自己制定学习资料为主、教师帮助为辅的方式。

(3)电子文库。电子文库尤其适用于语言的习得。自治的标志之一是学习者能够运用电子语言库对学习状况能够进行合理的自我评估。因此，当学生能够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对所提供的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和运用时，学习者的自治能力就得到了发展。电子文库的使用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它将日益成为教室之外的最为便利和有效的学习资源。因此教师可开设一些诸如classforum之类的网络空间让学生共同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

知识的急剧更新要求教育的着眼点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的接受和积累上面，而是让学生学会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提高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澳洲的教育结果已经证明，自治性学习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至关重要，这样一种使教师角色和教室氛围发生根本转变的教育理念相对于中国教师来说是崭新的，需要完成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性转变。

注：本文为2005年度河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成果

特殊自杀案件的认定分析篇5

关键词：现场勘察,尸体检验,痕迹检验,走访调查

一、案件资料

(一) 案情

2015年3月16日分局接报警称蒙某 (男, 33岁) 自2014年10月7日失联, 至今杳无音讯。之后在当地治保会的协助下将其水果店打开, 发现冰柜内蒙某的尸体。

(二) 现场勘察

现场位于老人活动中心偏西的一店铺, 店铺从内反锁, 店铺东面为水果台, 水果均呈腐烂状态。店铺东南角为一张床, 上下床结构。店铺东面为水果台, 水果均呈腐烂状态。西南角为收银台, 收银台南边靠着一张椅子, 均无异常现象。东北角由西往东分别摆放两个冰柜, 冰柜门呈关闭状态, 在一冰箱内发现蒙某的尸体。尸体呈仰卧状态, 双手垫放在头下方, 双下肢屈曲, 双足抵于冰箱侧壁。冰箱内长97cm, 内宽41cm, 深49.5cm。

(三) 法医检验

尸表检验:尸长160cm, 上身着灰色短袖T恤, 下身着灰色长裤, 红色内裤, 足着白色袜子, 口微张, 全身未见明显损伤。解剖检验:头皮及头皮下未见出血, 颅骨未见骨折, 脑组织自溶;颈部肌肉未见出血, 支气管内见少量的血性液体, 舌骨未见骨折;肺叶见可见散在的出血点, 肺切面呈鲜红色;胃内容充盈, 可见青菜、金针菇、米饭等食物, 胃壁见散在的出血点;髂腰肌未见出血点, 其余器官检查未见异常。组织病理学检验:除检见胃壁灶性出血外, 全身各主要器官多以淤血水肿为主的非特异性病理改变及死后自溶变化, 未见致死性形态学的改变。

理化结果:所取死者胃内容物和尿液中未检出常规安眠药、常规毒物、酒精成分。

(四) 痕迹检验

在现场冰箱盖的外面及内面均提取到指纹, 经指纹对比, 盖内外指纹均为死者本人所留。现场提取所留的烟头、饮用水瓶, STR分型与死者本人一致。

(五) 走访调查

办案人员通过对水果店周围生活居民的调查, 在2014年10月7日左右, 水果店内未听见打斗等异常响声;在和蒙某亲属交谈中得知, 死者性格较为孤僻, 平时与家人交流甚少。2014年上半年通过周转几位好友的资金, 在老人活动中心附近开了一个水果店铺, 营业至今效益甚微, 亦无其他经济来源。在9-10月份, 已无力经营, 在一次和家人偶然的谈话中头透露出对生活了无牵挂, 对未来不抱希望, 后于2014年10月7日于家人失去联系。

二、分析讨论

自杀案件特点是死者具有一定的轻生倾向, 其现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自杀方式不可预料, 多和行为人的情绪和认知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割腕自杀中, 行为人腕部伤口多处深浅不一并可见致命伤, 说明在实施自杀的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在一些特殊的自杀案件中, 死亡方式不可思议, 此类案件对侦查员整体素质要求较高[1]。

(一) 冰柜中尸体姿势与现场痕迹检验

冰柜中尸体呈仰卧状态, 双手垫放在头下方, 双下肢屈曲, 双足抵于冰箱侧壁。其姿势自然, 未见明显的抵触性动作, 且自身可以形成。在现场冰箱盖的外面及内面均提取到指纹, 经指纹对比, 盖内外指纹均为死者本人所留。现场提取所留的烟头、饮用水瓶, STR分型与死者本人一致。痕迹检验中冰柜内外指纹均为死者本人, 其次现场中未见有打斗及其他可疑迹象, 排除死者在冰柜内为他人强迫所致或死后置于其中。死者面容未见异常, 姿势自然, 低温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可以形成[2]。

(二) 尸体检验及理化结果

尸体检验体表未及各器官组织均未检见致命性损伤, 亦未检见窒息征象, 可排除其因机械性暴力损伤及窒息所致的死亡。组织病理学见胃壁灶性出血, 未见致死性形态学的改变。死者胃内容物和尿液中未检出常规安眠药、常规毒物、酒精成分, 可排除其因毒 (药) 物成份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

(三) 走访调查死者有关信息

走访调查的重点应该放在死者生前的各种状况, 如生活状况、精神状况、社交状况、经济状况等[3]。自杀案件中, 死者要选择自杀终结自己的生命, 大部分情况下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 对社会产生抵触, 希望通过死亡摆脱现状。而在自杀前往往会出现一些反常症状, 在本例中死者性格较为孤僻, 经营一家水果店, 收益甚微, 亦无其他经济来源。平时与家人交流甚少, 在一次和家人偶然的谈话中头透露出对生活了无牵挂, 对未来不抱希望, 之后便失去联系。不同的精神状况, 选择自杀的方式亦不尽相同, 现场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死者内心孤僻, 与人交流甚少, 冰箱相对封闭, 有与世隔绝之效, 从侧面反映出死者内心状况。

通过现场勘察、尸体检验、痕迹对比、调查走访等综合分析, 认定案件性质为自杀, 死者系因低温造成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

参考文献

[1]徐建国.3例特殊自杀案件的现场分析[J].刑事技术, 2008 (5) :58-59.

[2]赵子琴.法医病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346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6

1工伤保险基金收支现状分析

我国工伤保险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是工伤保险基金, 基金采用“以收定支, 收支平衡”的原则, 但这一原则在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并未完全得到体现, 从而导致工伤保险基金长年“收大于支”, 加之我国工伤保险基金赔付渠道的不完善等问题, 我国现阶段工伤保险基金存在大量结余, 截止2011年底, 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742. 6亿元[8]。表1为1993—2011年我国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及累计结余情况。

注: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1中不难看出, 自1993年以来, 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均呈增长的趋势, 尤其是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开始实施以来, 其增长的趋势尤为明显, 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了466. 4和286. 4亿元。同时, 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的收入与支出的差额也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这种趋势严重背离了我国工伤保险基金“以收定支, 收支平衡”的原则, 同时也是导致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数额之庞大的最直接原因。

然而,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在工伤保险存在大量基金结余的同时, 工伤事故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工伤事故频发, 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不断地面临着工伤事故的威胁, 安全生产已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问题。工伤预防作为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的关键契合点, 预防功能的体现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工伤保险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9]。因此, 工伤保险制度要转变“重补偿, 轻预防”的落后观念, 从制度和工作重心上对工伤预防工作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重视, 以求在实际劳动生产中达到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降低工伤风险、控制事故的发生、减少工伤事故对劳动者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的目的。

2享乐主义工资理论

享乐主义工资理论是指运用图形的方式表述补偿性工资差别 ( 即同质的员工, 在从事工作条件和环境不同的劳动时, 要对某些职业支付较高的工资, 以弥补不同职业的非金钱的差异) 的一种描述性理论。享乐主义工资理论认为, 员工不喜欢在工作中受伤, 如果其在一家企业中工作的工资率和企业的工伤风险 ( 即企业在某一时间段中遭受工伤的员工数与总员工数的比值) 是一定的, 当企业的工伤风险增加时, 则员工的工资率也要相应地提高。企业要想减少员工所面临的工伤风险, 必须支付一笔高额费用, 且由于竞争的压力, 企业不得不在零利润状态 ( 即在扣除成本后资本收益率与类似的其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率是相同的) 下经营[10]。

如图1所示, 横轴表示企业的工伤风险R, 纵轴表示员工的工资率W0线, A1是企业的一条等利润曲线, 在该曲线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水平是均等的, 一般来说, A1越靠近横轴, 企业的利润则越高。曲线B1是员工的一条无差异曲线, 员工在该条曲线上的任意点上进行生产活动所得到的效用是均等的, B1越靠近纵轴, 则员工的效用越高; 斜率越小, 则员工风险偏好程度越大, 即越不在乎工作风险对他的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曲线A1与曲线B1相切于点E1 ( R1, W1) , 该点为生产均衡点, 即在工伤风险为R1的工作条件情况下, W1是企业和员工均能接受的工资率水平。

图1享乐主义工资理论中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匹配情况

3 3种结合方式的效率分析

自《工伤保险条例》于2004年开始实施以来, 我国在工伤预防方面的普遍做法是: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出一定比例的基金, 或者成立工伤预防的专项基金用于工伤预防工作。一般来说, 工伤预防基金支出适用对象的主体有两类: 企业和员工。那么, 工伤保险相关部门在使用这部分基金时, 如何使这类基金用得更为合理、更能达到工伤预防的目的? 本文运用享乐主义工资理论对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结合方式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 以便为工伤保险管理部门在使用这类基金时做出更为合理的选择提供依据。

为了促进工伤预防功能的顺利实现, 工伤保险管理部门应从企业和员工两方面分别进行干预。干预手段主要有: 1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的宣传与教育培训; 2敦促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水平。所以, 在工伤保险管理部门的干预下, 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出现了3种结合方式: 1政府单独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与生产技能的培训; 2政府单独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的投入; 3政府同时对企业和员工进行工伤预防的投入。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工伤风险与工资率的匹配图将根据方式选择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下面就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结合3种方式的效率问题展开分析。

3. 1政府单独对员工进行工伤预防干预的效率分析

政府对员工的工伤预防干预是指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与培训, 其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员工的风险意识, 从而减少员工长期处于高风险环境下进行生产工作的机会, 从而减少工伤事故发生。

如图2所示, 由于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的提高, 员工的无差异曲线B1的斜率将增大, 变为B2, 企业的零利润曲线A1保持不变。此时, 企业曲线与员工曲线间将不存在均衡点。假设员工工资率维持在W1不变, 由于风险意识的提高, 其只愿意在工伤风险为R2的条件下工作, 而在工伤风险为R2的条件下, 企业愿意为员工提供的工资率为W2。由于员工找不到在工伤风险为R2, 工资率W1的工作, 他将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风险。为了避免失业, 他不得不面临2种选择: 一是追求高工资W1, 继续在工伤风险为R1的条件下工作; 二是放弃高工资, 选择在低工资率、低工伤风险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工伤预防干预方式下, 大量处于高风险行业的员工将会涌入风险较低的行业, 导致低风险行业劳动力过剩而高风险行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这时由于劳动力市场本身具有调节作用, 劳动力过剩行业的员工将转入劳动力短缺的行业, 并最终使得劳动力市场达到新的均衡, 而在新的劳动力市场均衡中, 从事高风险行业工作的员工并未减少。虽然新的从事高风险行业的员工具有高的安全生产意识及技能, 对避免工伤事故的发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但工伤事故的发生并不由劳动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 总体而言, 社会的工伤事故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控制。

图2政府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后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匹配况

3. 2政府单独对企业进行工伤预防干预的效率分析

政府对企业的工伤预防干预是指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进行投入, 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控制企业的工伤风险、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 从而实现工伤预防。

如图3所示, 由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生产技术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 企业的零利润曲线A1向右下方移动, 变为A2, 员工的无差异曲线B1保持不变。此时, 企业曲线与员工曲线之间不存在均衡点。假设企业由于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技术的提高, 企业的工伤风险降低为R3, 根据工伤风险系数与工资率呈正比例的关系, 企业将降低员工的工资率水平至W3, 而在工伤风险系数为的R3情况下, 员工要求的工资率水平为W4。在这种工伤预防干预方式下, 仅仅从工伤预防效果的角度上看, 由于企业工伤风险的降低, 员工发生工伤的机会也会减少, 社会的整体工伤事故发生率将得到很好的控制, 工伤预防的效果较为明显。然而这种工伤预防方式将会给社会带来大量的摩擦性失业, 这种摩擦性失业是很难在短时间之内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调节功能解决的。造成摩擦性失业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由于企业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 企业需要其员工的知识技能水平与之相匹配, 企业原有的部分员工将因其自身技能水平的不足而面临失业; 二是企业工伤风险降低后, 由于工资是具有刚性的, 部分员工为了追求高的工资率而选择其他高风险企业。

图3政府单独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的投入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匹配情况

3. 3政府同时对企业和员工进行工伤预防的干预

即政府一方面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生产技能的培训, 一方面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的投入。

如图4所示, 由于政府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以及对员工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进行投入, 企业的零利润曲线由原来的A1变为A2, 员工的无差异曲线由原来的B1变为B2。此时, 企业曲线与员工曲线之间不存在均衡点。假设保持员工工资率W1不变, 由于员工风险意识提高, 其只愿意在工伤风险为R3的条件下工作。由于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企业的工伤风险由R1降低至R3, 而企业在工伤风险为R3的情况下为员工提供的工资率为W3, 低于W1。为了解决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薪资矛盾, 员工需要借助工会的力量对企业进行施压, 企业迫于工会的压力与工会进行薪资协商, 将员工工资进行适当的调整, 使之达到企业和员工共同能够接受的水平, 新的工资率介于W1和W3之间。在这种工伤预防干预方式下,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自身的工伤风险, 减少了工伤事故发生的机会; 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增强, 提升了其主动预防工伤的能力, 员工生产技能水平的提高满足了企业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用人需求, 避免了摩擦性失业的发生。总体而言, 政府同时对企业和员工进行工伤预防干预取得的工伤预防效果极为明显, 社会的整体工伤事故发生率将得到很好地控制。

图4政府同时对企业和员工进行工伤预防投入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匹配情况

3结论与讨论

我们以享乐主义工资理论为基础, 对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3种结合方式的效率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政府单独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及教育所达到的工伤预防成效甚微, 因为工伤事故的发生是由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其所处工作条件的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 并且大多数工伤事故的发生是不是劳动者本人所能控制的。所以, 工伤事故发生率的控制还需要企业对员工的工作条件进行改善。2政府单独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的投入能够较好地控制工伤事故率, 但是安全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员工的知识技能水平必须与之相匹配, 而企业原有的员工将因为技术原因将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同时, 部分高风险偏好的员工因为企业工伤风险的降低而选择其他高风险的企业, 从而引起社会出现大量的摩擦性失业。所以, 为了解决劳动者摩擦性失业的问题, 政府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和生产技术的培训。3政府同时对企业和员工进行工伤预防是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结合的最佳方式。一方面, 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工伤风险, 是工伤预防工作最重要的环节; 另一方面, 员工安全生产知识的提升和生产技能的提高, 避免了由于员工的知识更新与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同步所导致的摩擦性失业, 是企业进行生产运作的保障因素。

由于研究水平和条件的局限, 本文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 一是本文仅就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结合方式的效率做理论上的研究, 政府在工伤预防的投入涉及到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投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投入等方面, 这些费用的数额是巨大的, 至于政府在工伤预防投入的实践中如何操作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二是由于我国行业种类的繁多, 且各行业间的工伤风险不一, 政府在对企业和员工进行工伤预防投入时应当根据企业的工伤风险等级进行投入, 但涉及到如何根据工伤风险等级分配工伤预防投入的问题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胜, 刘铁民.对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相结合的探讨[J].劳动保护, 2003 (6) :20-22.

[2]武晓蓉, 高晓苗.工伤预防:工伤保险走向成熟的标志[J].中国社会保障, 2007 (5) :29-30.

[3]杨波.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相结合初探[J].当代经理人, 2006 (13) :137-138.

[4]李征宇.浅谈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相结合[J].中国社会保险, 1998 (3) :23-24.

[5]李志明, 章洁, 康玉梅.中国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J].理论界, 2004 (5) :211-212.

[6]刘功智, 刘铁民, 欧阳梅, 等.工伤保险事故预防机制发展战略目标设想[A].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首届年会暨职业安全健康论坛论文集[C].重庆, 2004:339-341.

[7]陈刚.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与挑战[J].劳动保护, 2006 (9) :67-68.

[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9]周华中.建立预防机制是工伤保险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J].现代职业安全, 2004 (6) :15-17.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7

2012年1月3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鲁山县某汽车运输公司车队院内一仓库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100m2,无人员伤亡,烧毁汽车配件、饮料、酒类等商品,直接财产损失16.5万元。

起火的仓库为20世纪60年代建筑,单层砖木结构,砖墙、木梁、木檩人字形坡顶结构,南北走向,坐东面西,共8间,北侧两间为汽车配件仓库,往南两间是各种酒水饮料仓库,南侧4间是小机电仓库,汽车配件仓库、饮料仓库与小机电仓库之间分别有实体砖墙砌至大梁处,紧贴汽车配件仓库和饮料仓库门洞处又向外延伸各建一间石棉瓦棚,分别安装有一个红色双扇铁门。

2 火灾现场勘验情况

2.1 环境勘验

火灾现场位于该车队院内东部,该仓库东侧10m是居民区,西侧是车队大院,南侧是车队居民家属房,北侧是车队其他生产和生活用房。该起火灾仅造成该仓库北侧的汽车配件仓库(张某使用)和饮料仓库(王某使用)过火烧损,且其外侧搭建的石棉瓦棚室内未过火,仅有少量烟熏。第5~8间机电仓库内的物品未有过火和烟熏痕迹,仅屋顶上有烟熏痕迹,且由北往南逐渐减轻。火灾未蔓延至相邻建筑。

2.2 初步勘验

(1)建筑塌落部分勘验情况。对过火的仓库北侧4间进行勘验,该仓库建筑自北向南第1~3间屋面材料大部分塌落(见图1),其中西半坡全部塌落,东半坡自第3间向北塌落程度逐渐减轻;木梁、木檩等骨架炭化残存,且北侧两间残留的木梁、木檩多于南侧一间,第2间西半坡部分木檀条塌落至地面。第4间屋顶未塌落;第1~4间屋顶残存的承重木梁及檩条等构件全部炭化,总体炭化程度西半坡重于东半坡;第2~3间西半坡炭化最重,由此向南、北、东三个方向炭化程度逐渐减轻。第3间西墙屋檐处有明显烧损炭化痕迹,红色机瓦脱落,其余几间四周墙体屋檐均未过火。

北侧两间用木檩条做骨架南北向搭建有用彩色尼龙布做棚布的顶棚,南侧两间仓库屋顶下则未搭建顶棚。

(2)室内勘验情况。第1~2间王某的汽车配件仓库从中间部分均分为4小间,其中西南为仓库,东侧2小间为卧室,西北小间为客厅,另外仓库西侧搭建的简易房北为门厅,南为厨房。该区域6个小间之间有木门相通,厨房与仓库正对有一木质窗户。张某仓库中室内吊顶彩色尼龙棚布全部火烧脱落,北侧和东侧墙体悬挂有少量尼龙棚布的熔融物,西墙和南隔墙基本没有熔融物;西南角处存放的汽车刹车线、保险杠等汽车配件烧损最重,塑料部分全部烧毁,仅余铁质、钢质材料,金属货架受上方屋顶塌落檩条重力作用变形较重;该处西墙处窗户木框炭化均匀,钢筋受高温明显变形变色,玻璃受高温作用炸裂,且部分软化,背面厨房一侧未过火,窗框油漆未脱落;该区域木质檩条由南向北第1~3根塌落,且炭化程度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逐渐减轻;张、王两家的隔墙上方砖块靠近西墙处有部分粉化脱落,其他无变化;其余3间物品烧损程度相对西南角较轻,木梁及檩条大部分未塌落,炭化程度均轻于西南部分。张某仓库门口搭建的简易房基本无过火和烟熏痕迹。

勘验第3~4间王某仓库,屋顶木梁及檩条炭化程度自西南向东、自北向南逐渐减轻;第3间张、王隔墙西北一段上方砖块部分脱落且自西向东逐渐减少;此处隔墙上方距西墙1m段砖块粉化且黏结有烧毁的塑料布熔融物,靠近东墙处隔墙上方也发现有烧毁的塑料布熔融物,但烧毁程度轻于西侧;室内堆垛除西北角处烧毁较重外,其余堆垛烧毁程度相对较轻且自上向下、自表面向内部逐渐减轻,堆垛倒塌方向均朝向西北;第4间屋顶未塌落。第3~4间西侧简易房内有少量烟熏,其中第4~5间隔墙上方包装箱部分烧损,且烧损程度自东向西逐渐减轻。王某搭建的简易房向里是仓库木门,木门基本完好,仅上方炭化且炭化程度朝东一面重于朝西一面,朝西一面下半部无炭化且油漆未脱落。

(3)张、王隔墙西墙处勘验情况。第3间王某一侧墙角自下向上至北侧张某一侧顶棚有明显烟熏蔓延痕迹,且张某一侧西墙顶棚上下烟熏界线明显,顶棚上烟熏浓重,顶棚下烟熏相对较轻。综合以上分析,认定起火部位位于第3间王某仓库内,如图2、图3所示。

2.3 细项勘验

第1~3间中,靠西墙自北向南第1根东西向横梁垫木和第2根垫木均炭化,且第2根垫木炭化程度明显重于第1根垫木,且两根垫木烧损缺失一角均朝向南侧;第2根横梁朝南一面炭化重于朝北一面;第1、2根横梁自西向东炭化程度逐渐减轻。

第3间西墙石灰砂浆抹灰层部分脱落,西北角处王、张隔墙石灰砂浆抹灰层部分脱落,其他墙体未发现明显脱落痕迹。在西北处地面发现残留的西半坡自西向东第1根木质檩条残体且整体炭化,一端有明显断裂痕且与上方屋顶残留端吻合,该残体另一端炭化较重且明显重于断裂端,该残体上钉子受高温作用变形;上方残留的自西向东第2根檩条钉子受高温作用变形,由此向西其他檩条上钉子未变形弯曲,如图4所示。西北角处的窗台可燃物炭化较重,玻璃软化严重。西北角西墙上自堆垛向上有明显的烟痕顺墙角向上且蔓延至北侧第2间西墙上方,第2间西墙上的烟痕仅位于吊顶线上方,而吊顶线墙体下方烟痕与上方烟痕没有形成明显界线,王、张隔墙处的烟痕形成连续一体的状态。对第3间西北角处堆垛距西墙1.0m以内清理发现,堆垛烧毁程度最重且自堆垛外缘向隔墙处逐渐减轻,在该堆垛向下依次为残留包装箱残骸、包装箱内的食品或酒、屋面瓦砾、包装箱及食品;此处西墙窗台上方石灰砂浆部分脱落,正对窗台上方墙体无烟熏且颜色明显较其他部位白亮。综合以上认定,起火点位于第3间王某仓库西北角处。

2.4 专项勘验

(1)北侧张某仓库和王某仓库电气线路勘验情况。入户线为2.5mm2铝导线,电线从红色铁门上方入户,经过搭建的石棉瓦棚后进入仓库,4个小房间在门口墙上各安装一个灯泡,石棉瓦棚内的厨房内安装有一节能灯,厨房内电线和节能灯完好,没有火烧痕迹,室内的铝导线西侧房间部分残留,东侧房间绝缘层熔融紧紧包裹住导线;对西侧房间电线进行勘查,没有发现短路痕迹。王某仓库入户线也为2.5mm2铝导线,也是从红色铁门内进入,在石棉瓦棚中部吊有一白炽灯,电线和白炽灯完好,没有过火痕迹;仓库中间吊有一白炽灯,开关在木门北侧外墙上,仓库内靠近门口附近的电线烧断掉落在地面,白炽灯位于仓库中部,灯泡玻璃烟熏黑,灯丝完好,勘查未发现线路有短路痕迹。勘查王某和张某两家仓库内开关都处于断电状态。

(2)对王某家仓库烧毁最重的第3间西北角进行勘查,该处上方堆放的是牛奶,下方堆放的是白酒;对此处逐层勘查进行清理勘查发现,最上方是部分烧毁的外包装纸箱和未烧毁散落的纯奶,向下清理是烧毁的纯奶外包装和部分烧毁的纯奶盒子,流出的纯奶向下渗流在被烧的纸箱残骸上,同时伴有屋顶红色机瓦碎片和被火烧炭化的木檩条。将这些残留物清理后,见到下层白酒,贴近地面的白酒纸箱全部火烧炭化,有部分纸箱炭化严重,紧贴于地面,部分炭化的纸箱颜色呈灰白色,有的呈灰色粉末状,此处的白酒瓶多数炸裂。该处墙面砂浆灰层全部火烧脱落,红褐色砖墙裸露,且部分龟裂脱落;在此处有一个外部有实体砖墙封死的小木窗户,木窗户扇已经基本被火烧毁,部分残留的窗户扇炭化严重,下部炭化最重,窗户上的防盗钢筋有两根已火烧掉落,残存的钢筋呈铁青色;经过详细勘查,此处没有任何电线和用电设备通过,也没有能够引起自燃的物品堆放。

3 火灾原因的认定

3.1 排除人为放火的原因

主要依据为:(1)起火时间是元月30日上午10点,起火时间在白天,并且是春节期间,院内居住有4户居民,并有人员出入,与放火特点中的放火时间不吻合;(2)起火的仓库门窗完好,没有被撬痕迹;(3)起火部位未发现汽油等助燃剂;(4)起火点燃烧痕迹有非常明显的阴燃痕迹特征;(5)调查走访周围居民反映,当事人与周围邻居相处和睦,无生意纠纷等矛盾。

3.2 排除电气线路火灾

该仓库线路敷设简单,用电量极小,安装有空气开关,且起火点处无电气线路经过。

3.3 排除自燃雷电引起火灾

起火的仓库内放置的物品是牛奶、饮料等,没有存放任何能够自燃的物品,且起火的时间是冬季,天气气温较低,晴天多云天气,没有雷电发生。

3.4 排除生活用火火灾

该仓库内没有明火做饭和取暖设施,晚上也没有人员居住,不存在使用蜡烛等明火问题。

3.5 认定吸烟引起火灾

(1)调查询问当事人王某,在起火前1h曾吸着烟到仓库开面包车,询问他把烟头丢在何处,他已记不清楚。

(2)起火仓库内起火点处堆放的饮品贴近地面处炭化痕迹严重,阴燃特征十分明显。

(3)起火点处没有电气线路经过,没有其他明火源。

4 几点体会

(1)木质人字型坡顶房屋,屋顶塌落中部的一间不一定是最早起火的部位。一般砖木结构的房屋起火,蔓延方向是从最先起火的一间开始向左右两侧燃烧,屋顶塌落中部或接近中部的部分往往是起火部位。但从该起火灾痕迹分析可见,屋顶塌落3间,而起火部位是最南侧一间,原因是南侧一间可燃物较少,北侧两间内放置的汽车备件多为可燃物,且当时消防队在扑救时,因南侧全部是仓库,从南面进攻,阻止了火势向南蔓延。

(2)起火部位在两间隔墙处时,隔墙抹泥灰脱落严重一侧房间往往是最先起火的。最先起火房间由于燃烧时间长,隔墙的粉刷层高温变形龟裂较早,一般最先脱落。

(3)起火部位在两间隔墙处时,在隔墙上架设的木梁炭化严重或木头一段烧成斜茬的一侧房间,一般最先起火。因这一侧木头首先受热燃烧,燃烧时间长,首先炭化,受火面往往先烧掉,容易形成斜茬形,斜茬的一侧就是首先起火的房间,如图5所示。

(4)起火部位在两间隔墙处时,最先起火一间内起火部位的物品燃烧痕迹呈现出底部较重,火势是由下向上蔓延、向周围蔓延的燃烧痕迹,另一间隔墙处堆放的物品表面燃烧也呈现严重迹象,但周围物品烧毁程度基本相近,贴近地面向下的物品燃烧越轻,炭化痕迹越不明显。

(5)起火部位在两间隔墙处时,最先起火的一间沿墙角烟熏蔓延痕迹明显,因隔墙作用,烟熏痕迹自下向上至隔墙另一侧有明显蔓延趋势。另外,因顶棚作用,烟熏痕迹在顶棚上下可形成明显分界线,如起火部位在顶棚一侧,则不能形成此痕迹特征。

参考文献

[1]邓银才.一起仓库火灾事故的调查分析[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6,25(6):832-833.

[2]林松.阴燃火灾的调查[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6,25(4):560-562.

[3]梁国福,陆阔,黄金亮.易燃液体燃烧烟气沉积物环境时效性研究[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2,31(5):454-457.

[4]刘万福,王建伟,赵力增,等.香烟引燃特性的实验研究[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0,29(9):743-745.

[5]邢美净,辛颖.基于FDS的木制品仓库火灾模拟[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6,35(1):42-46.

[6]贾丽红,余晗雪,史立辉.一起城中村仓库火灾的调查分析[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5,34(1):132-134.

[7]王建刚.火灾高危单位消防监管探讨[J].消防科学与技术,2013,32(3):332-334.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8

(一) 审计师法律责任

审计师因审计失败可能承担的责任形式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而行政责任是我国审计师承担的主要责任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审计师受到行政处罚是其被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条件。证监会是对审计师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机关,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机制及对审计师的行政责任认定是否科学有效, 直接影响着审计师是否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然而, 现行法规的原则性及执法信息的不透明使得公众对证监会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的逻辑思路一直是雾里看花。

(二) 研究现状

Carcello和Palmros (1994) 对审计意见和诉讼的关系的研究认为, 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可以减少但不能消除诉讼的可能性;在破产前几年连续签发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会带来更高的诉讼驳回比例和较低的赔偿比例, 减少审计师最终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根据Rollins和Bremser (1997) 的研究, 如果监管者认为管理层蓄意错报或掩盖重大事实以至于这些错误与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非常小时, 只有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受到处罚;但是, 如果监管者认为公司报表中的错误与舞弊原本能够被审计师发现, 但审计师却没有发现, 上市公司和审计师都要受到处罚。Firth (2005) 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客户报表中的披露不足, 由于客户重大虚假陈述导致的审计失败更容易使审计师遭到处罚, 而且涉及盈余的虚假陈述比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虚假陈述更容易导致审计师受处罚, 监管者认为审计师有责任识别并报告重大的、以交易为基础的、涉及盈余项目的虚假陈述。

以上国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样本分析中影响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各种因素。吴溪 (2007) 通过分析2003~2006年受到处罚的13例审计案, 发现审计师未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明显违反审计准则等“硬伤”、被审计单位的责任界定是监管者认定审计责任的重要判断因素;同时, 证监会在2003年之后对审计师的责任认定显著趋于缓和与稳健, 对审计师实施处罚的原因认定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选择性, 并不是所有的审计失败都认定审计师在其中承担责任。

以上文献为研究审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有益借鉴, 而忽略个案差异及主观因素的大样本分析方法并不能对如何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提供清晰的分析思路;而且以上因素如何影响监管者认定审计师的法律责任, 上述文献缺乏理论分析和法规支持, 只是从统计抽样的角度进行了经验检验。

鉴于此, 本文以相关法规及证监会对审计师做出的处罚实例为研究线索, 采用归纳演绎法分析证监会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的逻辑思路, 从理论上阐明影响审计师承担行政责任的制度因素。

二、理论分析及逻辑推理

(一) 相关法规及处罚实例

证监会对审计师进行行政责任认定及行政处罚, 其法律依据主要有《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为上市公司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 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如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审计师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999年颁布、2004年修订的《证券法》规定, 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机构和人员, 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审计师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05年, 《证券法》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增加了对审计师勤勉尽责的要求及无过错免责的规定。

上述法规表明, 审计师在执业时应遵守如下法律条款:一是按照执业规则执业;二是不得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重大遗漏的审计报告。否则, 在无免责情况下, 审计师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 审计师所出具的报告内容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或者重大遗漏是导致其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已有文献所指的虚假陈述 (刘燕, 1998;于守华, 2007) ;此外, 审计师在执业时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也是影响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因素。

从1998年至今, 证监会已对39例会计师事务所及涉案注册会计师因违规签发审计报告做出了行政处罚。表1列示了证监会作出的针对审计师的部分处罚信息, 包括处罚决定书中列示的审计师的违规事项、违反的法规条例、证监会判定的证据及审计师的抗辩。证监会认定审计师的违规事项有两个方面:一是审计师没有遵守执业规则, 没有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或履行不到位, 未勤勉尽责, 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二是审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并且, 受罚审计师在违规年份签发的审计意见多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但签发非标意见 (石家庄会计师事务所) 并不能为其免责。

相关法规及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实例均表明, 证监会在认定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认定:一是审计师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 保持了应有的执业谨慎;二是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但是, 上述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及处罚实例所提供的信息并没有阐明以上两个方面在认定审计师法律责任时的主次关系及因果关系等。

(二) 理论分析

关于审计报告是否虚假的认定, 学术界和实务界尚存在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之争。程序理性者认为, 只要审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 出具的审计报告即是真实的审计报告;而结果理性者认为, 如果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 即是虚假的审计报告。正如刘燕 (1998a;1998b) 所说, 这场争论背后蕴含着的, 实质上是独立审计准则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即:审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能否为其免责?在与监管部门的抗辩中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审计活动的本质来看, 审计师执行年报审计业务遵守的首先是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成本原则的约束下, 审计风险永远存在, 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只能提供合理保证而不是绝对保证。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审计师即使完全遵守执业准则进行审计, 也未必能够保证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相符, 也即审计过程是真实的, 但结果是虚假的。谢德仁 (2000) 的研究认为会计信息只可能遵守程序理性;蒋尧明 (2004) 从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对审计师虚假陈述的认定只能采用法律真实说 (程序理性) , 而不能采用客观真实说 (结果理性) 。

数据来源:根据证监会网站公布的处罚公告整理

其实, 不管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还是历次修订的《证券法》, 都没有忽视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师执业中应有的地位:从上述法规条文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中也不乏对独立审计准则的援引;作为规范该行业的基本法规《中国注册会计师法》更是肯定了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从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看, 由中注协起草财政部审核颁布的独立审计准则是具有法律地位的执业标准, 法律赋予独立审计准则作为审计师注意义务判别标准的抗辩地位 (颜延, 2003) 。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证监会对审计师实施处罚是由于审计师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的规定, 包括独立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及《证券法》等。如果审计师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 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 其执业行为就不构成违法, 因而就不应受到行政处罚。因此, 证监会将主要根据审计师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而不是根据审计结果来认定审计师的虚假陈述行为及法律责任, 即应偏重于程序理性而不是结果理性。

据此, 我们推理如下结论:审计报告反映了审计师的工作结果, 审计意见也常常成为证监会调查审计师的线索, 因而受到处罚的审计师在违规年份签发的审计意见也多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但审计意见与审计师承担行政责任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证监会在认定虚假陈述行为及审计师的行政责任时主要根据审计师是否遵守了执业规则来认定。当审计师遵守了执业规则并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情况下, 如果签发的审计意见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不符合, 根据程序理性观, 审计师出具的依然是真实的审计报告, 因而不承担审计责任;如果审计师在执业时并没有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或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不符合时, 审计师应承担审计责任。

由此可见, 审计师签发的审计意见与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不符是影响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 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审计师是否遵守执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既是认定虚假陈述的前提, 也是认定审计师是否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因素。

三、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相关法规及对审计师的处罚实例, 分析了证监会认定审计师行政责任的逻辑思路。审计师是否遵守执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既是认定虚假陈述的前提, 也是认定审计师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因素。同时, 我们发现在认定审计师是否遵守执业规则及保持职业谨慎的过程中, 虽然有相关法规可依, 但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以及认定过程的专业要求导致证监会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处罚实例也已看出, 证监会对审计师行政责任的认定从违规事项的认定到处罚信息的披露均呈现出不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吴溪:《审计失败中的审计责任认定与监管倾向:经验分析》, 《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2]于守华:《论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以会计信息虚假陈述为视角探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3]蒋尧明:《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4]颜延:《从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义务看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9

张某于2005年9月9日，因急需资金向李某借款50万元，约定于2006年9于8日返还。张某与妻子王某于1995年登记结婚，由于张某与其他女性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夫妻感情恶化，于2002年开始常年分居，互不联系，婚生女由妻子王某养育。2007年，由于张某拖欠不还，李某向法院起诉张某，要求其归还借款50万元，法院判令其立即返还借款。而由于张某沉迷赌博，名下并无任何财产，在执行阶段，李某要求追加张某妻子王某为被执行人，于是，法院在执行阶段扣划张某妻子王某在银行中定期存款10万元。妻子王某直至存款被扣询问银行才知道张某欠款的情况。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夫妻双方中非直接举债方对夫妻存续期间窜在的债务并未适用，甚至完全不知情，直至离婚多年后，法院执行之后才知道曾经的借款的存在。这虽然能更好的保障债权人的权利，但对于夫妻双方中非这接举债一方，尤其是并未使用，甚至并不知情的一方是显失公平的。

二、实物中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困境

实务中涉及夫妻共同債务认定一般有民间借贷纠纷与离婚纠纷两种，主要是民间借贷纠纷与离婚纠纷：

（1）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般债权人起诉时，将夫妻双方列为共同被告，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不完善，各地高院对于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也出具了不同的指导意见，甚至很多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做了突破性的解释，但实务中由于指导意见与司法解释相悖，判决书中出现与司法解释相背离的内容，为减少这种情况，在立案或者审理阶段，法院多劝导当事人撤销对夫妻双方中非直接借贷一方的诉讼，理由通常是起诉了可能会完全驳回，若撤销对一方的起诉，则在执行阶段可以增加其为被执行人，并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以至于实践中出现很多（上述案例中的情况）判决并未涉及夫妻非直接借贷一方，而执行中则追加为被执行人，被一并执行的情况，哪怕不讨论执行中这样直接追加是否妥当，这样的做法也是大大增加了执行异议之诉，且易引起相关人员对法院的强烈不满，且相关执行人员也感觉无所适从，在审理阶段并未处理调查的事实，在作为诉讼保障手段的执行阶段来判断是否合适，是否又能准确判断。

（2）关于离婚纠纷，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由于现行司法解释在设置上偏向债权人利益而使得某些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钻法律的空子，伪造虚假的债务，减少夫妻共同财产，意图恶意侵占另一方的财产，对于这一情况，若严格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来判断的话，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且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引导作用。除去虚假诉讼，还存在夫妻一方举债为赌博，发展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用途，若按照司法解释简单判断，对另一方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另外，抛开债权人是否恶意，在离婚纠纷中对与第三人也即债权人相关的债权债务分担是否合适，是否有损相关债权人的抗辩和权力的主张，若债权人在事前或者事后另行起诉，在审判员不同且互不知悉的情况下，会否出现一事两判的困局，出现了又应以何为准？

上述两个困境主要是由于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所致，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有《婚姻法》第41条，强调夫妻共同债务是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但对于何为共同生活却没有明确定义，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缺乏操作性；婚姻法司法解释一17条第二项强调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但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且不说实践中很难把握他人有理由相信如何定义，且该条的内容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在适用上也有所冲突；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则推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债务除两项例外情况外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对于两项例外情况，第一项，须由非直接借贷一方证明该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而非直接借贷方在实践中基本无法完成该项举证责任；另一例外情况是夫妻双方约定财产且该约定为债权人所知悉，对该项事实，即便债权双方有约定且债权人知悉，非直接借贷一方又如何能证明该事实呢，况且现实中，夫妻约定财产的也是凤毛麟角。由于直接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各地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列指导性意见，突破该司法解释，但各地规定不同，且各基层法院对指导意见的理解及接受程度不同，导致各省各地同案异判的例子比比皆是，无法实现实质的正义，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及价值导向也有极大不利影响。

三、改进建议及分析

（1）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推行夫妻财产公示。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婚后的共同财产及婚前个人财产可以约定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三种形式，约定应采取书面形式。但实践中由于中国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作夫妻财产约定的数量极少，而且即便有约定，也是双方私下约定居多，缺乏公正机关或相关登记机关的认定；且即便有约定也是极其笼统的财产归谁所有，对于财产具体如何收益、处分、管理及双方或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债权摘债务如何处理等一般也极少涉及。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两项例外情况中第二项，非直接举债一方要证明第三人知悉夫妻双方对财产鱼等归各自所有的，由于我国缺乏夫妻财产约定公示制度，即便夫妻双方确有该约定，且借款时确实告知第三人，但至诉讼阶段，第三人为保全自身利益，完全可以不承认，非直接举债一方要证明该事实基本难以实现。故可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夫妻财产约定的方式，不光包括财产的所有，还可包括财产的处分，管理，及债权债务的享有承担。在婚姻登记时，增加财产约定的登记，并予以公示，准予查询；或者在公证机关开设专门的夫妻财产约定登记公示部门，明确凡经公示，则可推定第三人对夫妻双方财产约定明知，使得该条例外情况不在沦为一纸空文。

（2）建立大额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制度。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其实是推定为夫妻双方一方名义所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在当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对非直接举债一方是极不公平的，使得正常的婚姻关系的风险远远高于某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产生不好的社会价值导向。由其是大额债务，更应审慎处理，基于大额债务往往超过一般婚姻家庭生活需要，对家庭的稳定产生很大影响，故对于大额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是极为必要的。这一制度对比现行制度，对于债权人也并无损害，在出借时，债权人是出于主动地位的，若希望以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来偿债，则可要求双方共同签字，若无双方签字，其完全可选择不将借款出借，且在诉讼阶段，若有双方签字，则可免去争议，提高诉讼效率。故大额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制度是完全必要且具备可操作性的，需要做的仅仅是将该制度予以明确，并确定一个大额的界限。

工伤认定的分析篇10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应采取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其中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是采用最多的形式, 公司制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但在实际改制过程中存在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的行为, 国有资产流失是改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已构成犯罪, 对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的相关犯罪做刑法认定, 有利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犯罪主体趋向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下, 国有企业改制中犯罪主体超多元化方向发展, 以经营管理人员为核心、以对国企负责监督、领导的国家工作人员及改制中的相对方为辅助, 通过相互勾结来共同犯罪, 使犯罪主体更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

(二) 犯罪在客观上呈现出新的特点

当前国企改制中呈现出发案高、犯罪主体的职位高、大案要案的比例高、实权部门法案多、串案多等现象, 使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大大提高。

(三) 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

现阶段国企改制中的犯罪手段主要有:隐匿国有资产, 非法转移、侵吞国有资产, 私分国有资产, 暗箱操作获取属于职工的各种待遇, 与外部人员勾结、共同作案。

二、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几类犯罪类型概述

(一) 私分国有资产罪

我国《刑法》第396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们团体, 违反国家规定, 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 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3年以下尤其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单;数额巨大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国企改制中在评估拟改制企业资产时, 采取虚报债务、减少债权、转移资产等手段隐瞒国有资产, 改制完成后转入改制后的企业加以侵占, 这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应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

(二) 受贿罪或出售国有资产罪

在改制过程中, 拍卖方与竞价方相互串通, 压低改制企业的国有资产价格, 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 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种串通拍卖行为符合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地客观要件, 同时, 这种行为还伴随着受贿罪的问题, 很多情况是因受贿而低价出售国有资产, 构成牵连犯。

(三) 贷款诈骗罪

在改制过程中, 很多企业借假破产之名来逃避银行债务, 构成贷款诈骗罪, 这是因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单位十分明显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 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 滥用职权罪

有些领导在改制前故意堵死经营渠道, 造成企业亏损, 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国有资产, 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改制后通过复通经营渠道来盈利。在国有企业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30万以上的, 致使国有企业停产、破产的, 造成恶劣影响的, 可用滥用职权罪进行定罪处罚。

三、犯罪数额的认定

(一) 隐匿资产并转入改制后企业占有的犯罪数额认定

利用国企改制之机隐匿国有资产, 并转入改制后新企业享有的权利, 一般定为贪污罪, 有人主张以被告人在改制后的企业所占投资的比例定罪, 还有主张以行为人隐匿的资产总额进行计算。

(二) 侵占国有控股、参股公司财产的犯罪数额认定

关于此种贪污的数额认定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有的主张按国有、集体的股份比例认定;有的认为只要有共有资产的混合体经济就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 还有主张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应全额认定为公共财产。

(三) 侵吞股份的犯罪数额认定

侵吞国有股份是一种新型的犯罪类型, 对于此犯罪的数额应参照一定的标准, 把握好犯罪数额的时间点, 掌握具体的犯罪数额。在这类犯罪中不能全面反映资产折旧、增值等的变化情况。

四、国企改制中犯罪的危害

(一) 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据统计,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国有资产每年的损失量达到5000亿到6000亿, 占当年GDP的6.6%到8.6%, 造成如此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 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 没有按照竞争性的市场规则进行, 而是由行政权力决定, 导致权钱交易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