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写作

零度写作（共6篇）

零度写作 篇1

“零度写作”一词源于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1953年的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对于什么是“零度写作”, 罗兰·巴特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比较来说, 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 或者说是非语式的写作。可以准确地说, 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未发展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的话, 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又毫不介入, 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 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 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由此我们可以感知, 零度写作的目的是排除一切外在的因素对写作本身的干预, 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 包括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功利色彩, 从而增强作品本身的感染力。

然而近年来, 中国记者在报道社会新闻尤其是公共安全类危机事件时, 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 增加阅读量, 往往会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煽情性语句, 挖掘能带动公众感伤情绪的新闻素材。在新闻报道中过分突出当事人的社会身份, 根据受众的喜好对新闻信息进行策划和炒作, 过分煽动公众情绪, 渲染事件的悲伤情绪, “唯恐天下不乱”, 从而忽略了新闻报道客观性的信念, 即传播事实、真相或真理, 更不用说疏导公众情绪了。因此, 在公共安全类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坚持零度写作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 零度写作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是中立、理性的写作, 不能掺杂作者本身的主观情绪。目前, 对零度新闻写作的客观性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现实中的新闻报道不客观;二是新闻报道难以做到客观。新闻报道不客观也可以看做是新闻报道难以做到客观的结果。一方面, 政治势力和商业势力等方面的控制使得新闻报道难以做到客观;另一方面, 公众所看到的新闻只是新闻从业者所看到的那一部分事实或者是新闻从业者从经济利益考虑想让公众所看到的情况, 因此新闻报道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的新闻报道为例, 事故发生后, 各大媒体都争相进行了报道。 例如, 凤凰网1月3日《17岁打工男孩踩踏事件中遇难, 已买好过年回家火车票》、钱江晚报《复旦才女不幸遇难, 男友称将终生悔恨》、凤凰网《准新娘外滩与男友被挤散, 压入人群身亡》、 腾讯新闻《外滩踩踏事件申花女球迷遇难, 虹口将为她留座》 这些新闻报道, 纷纷将内容指向受难者, 通过挖掘这些罹难者的故事, 迎合公众的感伤情绪。

其次, 零度写作必须坚持自由与责任原则。零度写作起源于西方, 在中国属于“舶来品”, 受特殊国情的限制, 无法做到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往往与社会责任相联系, 新闻媒体必须是负责任的, 其新闻自由也必须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 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维护市民权利的同时兼顾自身的社会责任。在此次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 媒体报道特别是针对复旦遇难女学生的报道, 媒体人为了获取信息, 不仅涌进复旦校园内, 对复旦学生死缠烂打询问相关情况, 甚至查阅死者的社交平台大篇幅地引用了其私人资料:年龄、生源地、生平喜好甚至是生前男友的话语。媒体未经家属同意擅自大篇幅引用社交网络发布信息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无论是采访手段还是报道方式, 媒体工作者们都受到了公众一致强烈的批评。在随后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载的《被生命搅动的复旦舆论》一文中, 作者对媒体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哀痛一个生命的逝去, 还是仅仅为了博得关注度的手段?”在公共安全类危机事件发生时, 新闻记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博取同情, 在灾难发生时往往忽略了自身的社会责任, 往往用煽情手法, 花费过多的笔墨进行心理描写及对遇难者的过分描述, 而这种不负责任的描述引来的是公众的怀疑和不满。

最后, 零度写作必须坚持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要求新闻从业者守护公共利益, 服务全体人民, 传播公共精神。媒体虽然以盈利为目的, 但盈利不应当成为其唯一的出发点。媒体从业人员还应当是“人民的口舌”, 传达公众的思想。迈克尔·舒德森说过:“新闻扩大了整个社会可以共同思考的内容, 它通过作为培育民主政治的场所的公共领域, 和通过新闻得以维持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两种方式, 促成了共同的社会世界的日常反思与再建构。”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 关于复旦女孩等受难者的报道, 符合了市场受众情感消费的需求, 借助于公众的知情权来满足大家的情感消费。但知情权也与公共利益相关, 并不是任何个人经历或者个人感情都需要被公众知情。因此, 从新闻本身来说, 关于复旦女生等受难者的报道, 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对于此类灾难事故, 新闻从业者立足于媒介的公共价值, 灾难事故的发生原因和问责, 才应当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在此类公共安全类危机事件的报道中, 媒体人除了博取公众的眼球外, 需要做得更多的应该是疏导公众的感伤情绪, 让大家不要沉溺在悲痛中无法自拔, 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 在悲痛中前进。再如, 此次外滩踩踏事件中, 百度经验在第一时间即2015年1月1日就发布了《如何在踩踏事故中逃生》的经验帖, 告诫人人需要居安思危, 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这无疑在铺天盖地的悲痛情绪渲染下传递了正能量。

社会公共安全类事件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的, 而新闻报道又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每个新闻记者都应该坚持“零度写作” 的态度, 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坚持自由与责任原则、坚持公共服务。在新闻报道之前考虑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 在报道时兼顾新闻写作的媒体表达。

摘要：零度写作理论是法国著名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罗特的研究成果,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语言的高度重视, 提倡一种直陈式的写作方式。在社会公共安全类事件的新闻报道中, 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疏导公众情绪, 新闻记者应当坚持“零度写作”的态度, 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坚持自由与责任原则、坚持公共服务。在新闻报道之前考虑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 在报道时兼顾新闻写作的媒体表达。

关键词：零度写作,公共安全事件,客观性,新闻报道

新婚遭遇“零度性爱” 篇2

相恋两年，康——英俊帅气的一家大型私企的工程师，把一枚戒套在我的无名指上。

装饰了新房，买了家具．照了结婚在亲朋好友的声声祝福声中，盼望久时的新婚之夜就开始了……

那个晚上，有阵阵凉风调皮地透过窗的缝隙，将红烛摇曳，万籁安谧而带点喜庆。喝了一些酒的傅康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同样兴奋的我，两双接轨的眼里就进出了欲望的火苗，熊熊燃烧……他一把抱起我，倒在了宽大的床上。

但遗憾的是，就在傅康欲与我一同体验那种心身和灵欲合二为一的神奇和美妙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的疼痛袭击了我。那种疼痛，虽说来得毫无缘由，却从身体最隐秘的部位开始，一波一波放射至全身，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在慢慢切割着肌肤，痛入骨髓。一开始，想到是大喜之日，也早从书上知道女人第一次会有痛感，于是我强忍着。但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折磨达到极限时，我最终忍不住一把推开了傅康。

傅康惊愕地看着我弓着身子，呻吟着，发际上流下豆大的汗珠子。他发慌地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实话实说：“痛，痛……”“是吗?一定是我太急躁，弄痛了你。”傅康挺自责，一双手帮我小心地按摩着腹部，满眼的怜爱。

不知过了多久．那种莫名的疼痛才稍稍缓解，看着局促不安的傅康，疲惫的我趴在傅康的怀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傅康吻了我一下．说：“这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明天上医院看看吧？”我说：“不了，这种事怎么好开口对别人说呀?我想自己有痛经的老毛病，通常三两天就好了，说不准这种疼痛也是一样的，过几天就没事吧。”

第二天起来．我的疼痛就完全消失了。天黑淋浴后，我就悄悄附在傅康的耳边告诉了他。傅康一听．一脸的惊喜，迫不及待地当即拉着我的手进了卧室。为了弥补昨天的失意，我也极力配合。可令人沮丧的是，等到两情如火如荼傅康又才进入一会的时候，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又不期而至，无奈之中．我只得再次推开了傅康。

看着我的难受劲，傅康和我开始分析这种疼痛。我仍然坚持是偶尔的不适应，傅康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前戏少了?”傅康说着脸红了，“我老是一副憋不住的猴急样。”“也许吧，也许是我心理上的原因在作怪吧，我也说不准。”对于没有丝毫性经验的我来说．也只好随声附和。

第三天晚上亲热的时候，傅康可是憋足了冲动，他的手心温热，贴在脸上，酥痒得给了我一种渴望。我慢慢地低头，让他的手顺着腮滑到额上。一股麻的感觉从身底传来，夹杂着酸，我的骨头好像被这种酸浸得酥软了。我轻轻呻吟一声．捧住他的手，来回摩搓着，嘴里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在他手指触动下，我全身的肌肤都在渴望着，不停地说，来这里，不要停啊。我突然握紧他的手，引领着他，在自己的身上游走，每一寸的肌肤，都贪婪地索取着，和着我的呼吸一起，写满我要……

这种循序渐进的爱抚让我完全放松地进入了性爱的痴迷状态，这时候，傅康才敢将我压在自己的身下……然而，等到激情一刻来临的时候，那清晰的痛楚再次袭来，我不得不又在痛苦的呻吟声中推开了他。

新婚三天了，每次性爱都不能尽兴，我对傅康充满了愧疚和不安，排除了心理、前戏等多方面的原因后，我已是束手无策。无奈之中，我自作聪明地瞒着傅康偷偷买了一瓶止痛片。当晚，事先服用了两片后，虽然仍有隐痛，但看到傅康那种完成任务后志得意满的样子，我也感到由衷地高兴。从那晚开始，每当夜幕降临，我就服用止痛药，然后再和他欢爱。

也许是前几天的不适引起傅康的警觉，没几天，细心的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当我躲在卫生间偷偷服药时，他突然推开门，一把把药扔了：“洁玉，你这样做，会害了自己的。”当晚，为了控制欲望，傅康主动提出了分被而眠。看着傅康抱着被子走出卧室，我的心一刹那间如虫子噬咬一般：自己憧憬的幸福婚姻，难道这么快就走入有爱无性的“零度婚姻”么？!

虽然分了床，但新婚燕尔两情缠绻的干柴烈火又岂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晚，俩人之间依旧少不了亲吻，拥抱。抚摸，每每看到傅康憋闷的难受劲，我愧疚不已，傅康却总是一副满足的神态：“这种边缘性爱也别有一番情趣呢！”

我知道，那只是善解人意的傅康在哄自己开心，想想，哪个年轻气血旺的男人能忍得住性的煎熬?更何况自己身边有个活色生香的合法妻子，只能看却不能作想作的事?我开始担忧起自己的婚姻来：“自己是不是天生的性无能啊?是不是自小的痛经导致的啊?是不是以后也不能生孩子了啊?傅康到底能敷衍我多久?……”处在这种胡思乱想之中，加上身体隐秘的痛，心灵的愧疚，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我失眠了。是呀，没有性的婚姻是不健康不全面的，傅康又是一个健康的男人，我能自私地阻止他追求幸福么，无数次这样思前想后，“离婚”两个字渐渐占据了我的头脑。我想，爱一个人就是给他全部的爱的权力吧。

一夜未眠，我终于决定要和傅康离婚了。不是因为自己不爱他，而是太爱太爱他了。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更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不会真的因为没有“性”而无法像过去那样相爱……

当我艰难地和傅康提出了离婚时。惊愕片刻后，傅康握住我的手，坚定地说：“不要这样，洁玉，相信我，即使没有性，我们还有很好的生活。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找出问题的结症在哪呢。我们可以去医院查啊，不要犹豫了，再怎么难言的病也应该看医生啊。”

这次，傅康容不得我拒绝，拉着我去了妇幼保健医院。听了我们的讲叙，医生又给我做过细致的检查后告诉我们，病根找到了，罪魁祸首就是因为我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不难治愈。

从医院回来，傅康紧紧拉住我的手。正好雨过天晴，阳光明媚，我感觉风雨过后的天空有种特别的亮丽和洁净!

[相关键接]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妇科疾病，其发病原因很复杂，凡是造成子宫内膜在子宫腔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种植生长，如种植在卵巢、输卵管、子宫外层。大肠或身体其他组织，这部分生长在子官腔以外的子宫内膜，同正常的子宫内膜一样，受到月经周期中的性激素改变的影响，并在排卵期增生，为受精卵着床准备条件；同样也在经期脱落，形成经血。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症状称为子宫内膜异位症。

零度写作 篇3

关键词：写作,零度,语言结构,风格

《写作的零度》发表于1953年, 是巴特的成名作, 也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奠基之作。在这篇文章中, 巴特提出了写作“零度”介入的观点。所谓“零度”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 这正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认识”的主张, 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思路。

一, 何为写作?

巴特将法国的文学史还原为一种写作史, 不同于前人, 尤其是萨特的法国文学史观。《写作的零度》正好是针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和法国文学, 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重估。

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 萨特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萨特给出的答案分别是:介入、自由和阶级意志。萨特以其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观念呼吁作者对世界采取一定的态度, 并宣称为自由而写作, 这正契合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理念。自由是萨特文学观的关键词, 而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把重心落在了语言这个后来不可一世的词语上。在巴特看来, 自由和语言这两个词语的基本意义是对立的, 语言是结构化的、奴役性的和充满拘束感的, 而自由就是人的基本思想、人性的完善。

在“什么是写作”一节中, 巴特十分清楚地把“写作”界定为与“语言结构” (也译作“语言”) 和“风格” (也译作“文体”) 相区别的“形式的第三维面”。这就是说, 语言结构全面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 然而却并不赋予后者以任何形式, 甚至也不对其加以支持。而风格则“是从作家的身体和经历中产生的”。风格的所指物更多地关涉着作家神秘的内心深处, 但语言结构和风格是时代和个人的自然产物, 因而都是已定的和相对被动的, 在文学活动中它们只代表某种盲目的力量或某些可能性, 那么作家的主体能动性和文学行为本身将在何处体现呢?巴特认为, 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形式性现实的地盘”, 这就是“写作”。写作形成于语法规范和风格的稳定因素之外, 是“一种人的行为的选择, 以及对某种善的肯定, 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构成写作的各个因素包括格调、叙述方式、目的、寓意、言语的自然性等等, 巴特通过作家主动选择的行为将它们从“风格”中抽离出来。因此“写作”是这样一种活动:一位作者带着他全部的个体生命体验, 以一种主动选择的姿态去与社会历史交遇, 并最终结出文本的果实。

二, 零度的写作

1944年, 巴特发表了《关于<局外人>的风格的思考》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 巴特称加缪的小说是“一种中性的实体”, 在《局外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格, 即沉默的风格, 在这种风格中, 艺术家的声音是一种白色的声音, 这是惟一与我们的时代无法治愈的苦恼相协调的声音”。在《写作的零度》中, 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脱离文学语言的同一种努力中还有另一种解决, 即创造一种白色的、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一切束缚的写作。”巴特借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引入他的“零度”概念, 在某一对立关系的两项之间建立一个消解的第三项, 即一中性项或零项。于是巴特将写作的零度称作“非语式的写作”或“新闻式写作”, 就像通常在新闻里看到的那样, 写作只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展示和陈述。这样, 写作似乎在两个交叉的维度之间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由的空间。在这里, 写作既不需要服从于从历史和社会延伸而来的语言结构的规约, 也不需要听命于作家个人风格的摆布。写作仅仅是写作, 勿需解释、勿需意图、勿需预设、勿需介入, 写作是这样一种“毫不动心”的活动, 它“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又毫不介入”, 它什么也不是, 它只是它自身。

三, 零度写作的意义

1949年巴特在埃及亚历山大教法语时与格雷马斯相遇, 第一次听他谈及索绪尔, 并开始阅读索绪尔的书。《写作的零度》正是其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追随和发展。在《写作的零度》中, 巴特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二分法, 将它应用在文学写作上。他把“语言”视为一定时期所有作家必须面对的规约和共同的习惯, 而把“言语”看作作家个人的风格, 同时, 他提出了“书写”一词, 这是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改造。巴特认为“书写”是一种模式的功能, 是人类意图的形式。由“书写”而致的“零度写作”的主张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巴特在他学术生命的初始就冒出了超越结构主义这块滋养他的母体的苗头。

《写作的零度》与当时风头正劲的萨特与加缪的存在主义相悖, 巴特已经接触到一种文学上的新感觉, 他的理论成为法国20世纪50至6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小说”的指路明灯, 在中国也得到了新写实主义理论家的青睐。但时, 巴特的零度写作理念本身, 从一开始就不是零度的。萨特认为文字作为符号, 以外在的指向为目的, 和世界达成一种密切的关系, 文字具备了一种清晰的透明度和对应性。作家通过语言来行动, 来和世界交涉。萨特从其悲天悯人的人道哲学出发, 认为作家对世界的介入, 最终目的就是要争取自由、保卫自由。因此萨特反对作家和统治阶级的同谋, 也反对唯美主义者对于写作技巧的迷恋, 作家耽于技巧对外在世界置若罔闻的态度被萨特称为“语词的瘤症”。以文学的方式介入, 成为作家的道德律令。作为对萨特的这种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的应战或挑战宣言, 它只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呼吁, 是带有温和的介入立场。巴特无法彻底避开这个悖论, 他只能巧妙的躲闪, 只能最大限度地边缘化。这当然也和巴特性格上的避免好斗性和歇斯底里的温文尔雅的绅士气质有关, 所以他采取了“零度”的方式巧妙呈现自己的“介入”立场。我们可以用巴特惯用的句式来评价“零度写作”, 即巴特介入的方式就是不介入。

参考文献

[1] (法)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8。

[2] (法)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 车槿山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零度的眺望》序 篇4

这回是应兴化市两位省语文特级教师的联名邀请而偕老伴同去的。一位是老一辈的，原兴化中学校长、曾以语文教学与思维训练相结合取得显著成效而饮誉省内外的柳印生先生。另一位是现任兴化市楚水实验学校教务主任，屡获“名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称号而被《中学语文》列为“封二人物”作专门介绍的时代新宠张正耀先生。印生是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于扬州师院函授部工作时的学生，实际上是亦师亦友的同行知己。正耀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从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兴化市大邹高级中学的，用他的话说，是我的“嫡传弟子”。

早几年就听说，兴化市因为有了柳印生这样的老一辈语文教学专家率先垂范和举旗领路，又有张正耀这样的新一代语文教育改革的实践者热心参与，语文教研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培养语言能力，增强学习能力，切实探求大面积提高教学效率之路”的教研课题，得到了华东师大课程论专家巢宗祺等著名教授的肯定和赞赏。这一课题的提出，让我仿佛听到30年前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三位前辈语文教育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以期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急切呼吁，又一次从历史深处清晰而有力地传来；如今循声而去探求改革之路的新一代追随者已经奋然前行。套用章熊先生当年的说法是“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但愿语文教育灿烂的桃花源就在不远的前面。

正耀就是这“奋然前行”的队伍中一名积极的探求者。这次在兴化，他兴冲冲地捧出两个大信封，一个信封里装的是纸质已发黄的一本“毕业纪念册”，上面有我的亲笔题辞：“为祖国培养四化建设的人才，是幸福的、光荣的事业。希望你珍视自己的事业，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这就足以证明他确确实实是我的“嫡传弟子”，而且一直把它珍藏了23年！另一个信封里装的是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文稿，这是他近年来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写成的一部“教育随笔”集，书名《零度的眺望》。他是想用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来证明他没有辜负我当年对他的临别嘱托。他要我这个23年前的他的老师成为他这部新著的第一个读者，并作个“权威”鉴定。

从兴化回来后，我就仔细地翻读了这个23年前的我的学生递交给我的这份沉甸甸的作业。

我是用“省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著名语文刊物《中学语文》封二人物这样的标准来作鉴定的（顺便说一句，《中学语文》一直致力于推介和培养优秀语文教师，诚属难能可贵，为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鉴定的结果是四个字：人才难得。

对教育问题的理论思考是必须有一定的精深度和新颖度的，但其呈现方式却可以多姿多彩，不拘一格。可以是讲究逻辑推理以科学论证的方式呈现，也可以是通过对话、书简、寓言、诗歌、随笔等多少带点感情色彩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呈现，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屡见不鲜。正耀写过不少上规上矩的文章，这回却采用“随笔”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问题的种种见解，大概是因为严谨的逻辑推理可以传达出他的理性认识，却难以倾泻出他内心真实的激荡情感吧。

首先是对教育工作的神圣职责理解得比较清楚、深刻。他要求自己，当然也希望所有“为人师者”，都要“守住自己的神圣领地”。要时刻提醒自己、拷问自己：“担当教师工作，是神圣还是卑贱，是崇高还是附庸？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每一个孩子的终身发展而不懈努力，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而寻找一个衣食无虞的饭碗？”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来说，只有让最简单最质朴的东西沉淀在心中，坚守住自己的一方领地，才能在潮起潮落中永远守住前进的航标灯，而不致随波逐流或晕头转向。”（见《守住自己的神圣领地》）我想，是不是每一位从教者都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呢？恐怕未必，尤其是时值社会转型期的今天，“让最简单最质朴的东西”永远“沉淀在心中”，是多么的不易。正耀说出了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正直的教师的普遍心声。

正是为了做好“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和“思想园圃的播种者”，我们必须切切实实地弄清楚，自己所教的一切功课，是不是“真的对学生的智慧、灵魂、人格尊严的形成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教给学生的只是“知识”而非“认识”，只是“内容”而非“方法”，只是现成“答案”而非真正的“思考”，只是“课本”而非成长发展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只是“如何读课本”而非“阅读”自然、“阅读”社会、“阅读”历史文化、“阅读”人生的方法与路径，只是“如何做试卷”而非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的道德情感……那么，当代教育中存在着的这种重“知”而轻“行”的弊端是不是值得我们国人深长思之呢？（见《“没文化”的学生》）

在培养学生健康人格的过程中，“学会敬畏”是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正耀写的《走向敬畏》，恐怕不只是他自己的内心独白，而且更是他为塑造学生完美人格的一种崇高目标的追求吧。在铺叙中他倾诉了自己各类神圣的“敬畏”心理：“我敬畏童稚”、“我敬畏前辈”、“我敬畏朋友和亲人”、“我敬畏身边的每一个人”……忽然笔锋一转，从人生的辩证法着眼写出了种种“别样”的“敬畏”：

敬畏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态；

敬畏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

敬畏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

敬畏蔑视你的人，因为他觉醒了你的自尊；

敬畏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了你独立。

凡事敬畏，学会敬畏，敬畏一切使你成长的人。

我自认为对历久而弥新的先秦儒家的“仁恕”之道有所体悟，但读了正耀这篇极富文采的文字，依然深受教益，忍不住要多引述几句，因为它仿佛是在形象地向读者、向学生、也向我这样的老人诉说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哲理。

关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正耀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就是：教师必须先受感动而后才能感动学生。换句话说，就是教师要以自己的感情去点燃学生的感情。费尔巴哈的名言是“感情只对感情说话”，它道出了文学艺术包括教学艺术的真谛。这在《别说话，我的眼里有泪》这篇听课后的感怀之作中有生动的阐述。

读完这部书稿，得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作者之所以能在语文教坛上屡有建树，大概基于这几个原因：

一是勤于读书。叶圣陶先生早年曾说，要当一名称职的教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本钱”，二是“肯负责”。二者不可缺一。这里说的“有本钱”，主要就是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业务功底。具体到行动上，就是肯读书、多读书。在《只有惭愧》一文中，正耀写了自己面对众多“大师”级的文化巨人博古通今、学富五车的读书经历，常感到汗颜无比。他说当年选择当语文教师，是因为“语文教师是离书最近的行当”，所以在高师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除了听课，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如饥似渴地“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狂读”了两千多种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从教以后呢？当然更是要读书。从《零度的眺望》中，可以看出他阅读面之广泛，看来他在极度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也能做到手不释卷。

二是善于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论语》的名言。正耀是敏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的。他读过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遵循教学逻辑》。别人读了也便接受了这个观点，并告诫自己别违背教学逻辑，可正耀除了认可这个观点外，还展开逆向思维：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为什么不遵循教学逻辑？这种种“不遵循”现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原因？发现常人未必都想到、想到了也未必都弄明白的问题，这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优良思维品质。在《零度的眺望》中，差不多都是这类精深而独到的思维成果。

三是精于表述。《零度的眺望》,单看书名，就诗意盎然，能让读者透过书名把握到作者心脉的跳动：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追求，一种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追求。“一切从‘零度开始”，“时刻不忘向每个新的目标‘眺望”。这是何等积极的人生态度啊！

精于表达的“精”，在几十篇散文小品中，具体表现在精妙的运思、精巧的结构和精粹的文笔上。“表达”分为书面的和口头的两种。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书面上精于表达固然重要，口头上精于表达同样重要。当今教师的专业培训，恐怕要在这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从书面的思维成果《零度的眺望》一书，可以想见，作为一位语文教师，他的课堂教学在学生心目中将会显示出何等巨大的艺术魅力！

我说正耀这样的教师，就是在省语文特级教师中也是置于前列而毫不逊色的。

是为序。

特稿写作对零度写作的遵循与超越 篇5

特稿写作对零度写作的遵循

特稿既是一种新闻报道, 又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 它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深度新闻报道。这就对特稿的写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首先, 特稿的本质是新闻, 客观真实是其无法规避的核心准则。而“零度写作”的写作方法是特稿客观真实的有力保证。“零度写作”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于1953年提出的。巴尔特认为, 字词具有独立的主体性, 作家应该从社会历史规约、意识形态、功利意图等束缚中解脱出来, 采用“一种白色的、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一切束缚的”自由写作, 即直陈式的、非祈愿式的、非命令式的写作。特稿记者在写作中遵循零度写作, 排除来自写作主体的人为因素的干扰, 能够有效保证特稿的客观真实性。

其次, 特稿具有文学性, 其写作应该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饱含丰富的情感因素。这一特质与白色的零度写作并不矛盾。有些人对零度写作存在着一种误解, 认为“零度”即为情感的零度和文学色彩的零度。这是一种武断的字面意义推断。巴尔特的零度写作一说旨在推进写作的去工具化、语言的主体化以及作家的去主体化, 利用字词本身非连续性的组合及不确定意义的生发, 将写作还原为语言的乌托邦。作者写作不是不含情感, 而是将饱含的情感隐藏于自主的文字中, 让情感在语言的独立主体世界中狂欢。值得注意的是, 特稿的文学性与小说的文学性存在重大区别, 特稿中的一切内容必须以严格的客观事实来源作为依据, 不能有任何成分的想象及虚构, 即使是心理活动描写也不例外, 否则, 就不是一篇合格的特稿。1981年,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珍妮特·库克写作的特稿《玩伴之死》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两天后, 因华盛顿邮报发现该特稿存在伪造行为, 奖项被收回。

再次, 一篇杰出的特稿除了要满足客观真实性和文学性外, 还需在结构或风格上具有创造性。这种结构与风格上的创造性与零度写作的要义不谋而合。巴尔特认为, 在零度写作过程中, 作家的主体性并非全部消解, 作家以独特的写作风格为立足点, 彰显其写作主体的参与性。“风格具有一种必然性, 它使作家的性格情趣同他的语言结合在一起。”经由作家的性格、气质、禀赋及个人成长经历等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 这种风格构成了写作的基础和重要环节。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评委会对候选提名特稿的要求是:“一篇杰出的特稿首要关注的应该是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这里的创造性即结构及风格的创新。曾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凯利太太的妖怪》在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独树一帜。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将契科夫的叙事理论运用到特稿写作中, 为分两天报道的文章分别加以内容提要, 并采用快节奏的类似波罗烈舞的手法完成对手术过程的描述。富兰克林将从早晨6:30一直持续到下午1:43的脑部外科手术分为15个时间节点加以记录和描述, 文中反复出现的时间令全文节奏紧凑、情节紧迫, 使读者不由得屏住呼吸, 为凯利太太捏了一把汗。

特稿写作对零度写作的超越

特稿远不只是一纸文字、一篇报道, 特稿是媒体的声音, 天生载有媒体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因此, 特稿写作在遵循零度写作基本准则的前提下, 又不能全盘照搬罗兰·巴尔特的观点。特稿写作要合理地扬弃零度写作, 体现媒体对社会的守望和监督。

巴尔特提出的零度写作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零度写作是针对萨特的存在主义“介入式”写作而提出的。萨特不赞成耽于技艺而对世界不采取态度的作家, 主张一种带有人为目的意图的思想式写作, 或称介入式写作。而巴尔特反对介入式写作, 他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 在分析了从古典写作到资产阶级写作等各种价值写作后, 提出作家在写作中应该由“介入”转为“不在”, 作家不应承担历史及社会的要求和规约, 不应受阶级、意识形态的约束, 而应该自由地生产语言, 实现形式主义意义上的非使命写作。

当今时代, 特稿记者不能完全遵照零度写作彻底消除写作主体介入的要求, 不能置自己的社会责任于不顾, 而应该牢记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牢记媒体的告知、教育、守望、监督等社会功能, 坚定写作的立场, 使特稿成为媒体守望和监督社会的一种途径和表达方式。特稿记者应该怀揣一颗热情而饱满的职业使命之心, 用冷静而理性的笔触书写真实的故事, 让自己澎湃的情感在文字的自由独立之中激情迸发, 让读者感受到媒体对社会殷切的关注。

一篇不符合客观真实的特稿不能算作真正的特稿, 而一篇缺少社会责任和使命感的特稿是没有灵魂的特稿。被媒体誉为“美国舆论界的诺贝尔”的普利策新闻奖于1979年增设特稿写作奖。从获得第一届特稿写作奖的《凯利太太的妖怪》到获得2010年该奖项的《致命的疏忽》, 32年来, 特稿写作奖的获奖作品广泛涉及美国社会的各种热点及焦点问题:医学前沿发展、疑难杂症、科技、政府机构、阶级斗争、弱势群体、特殊行业群体、退伍军人、弃婴、有色人种、种族隔离、宗教、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法律制裁及法律漏洞、亲情、友情、美与欣赏等。记者们在写作时或聚焦、或启发、或劝导、或抨击、或监督, 一种内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这些特稿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特稿写作中记者的在场与不在场

客观真实是特稿的核心, 是特稿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要做到客观真实, 特稿记者在写作时就要抛开个人偏见、主观臆断、政治压力、经济利益等一切外在和内在的干扰因素, 实现零度的写作, 客观地再现历史和现实。此时的特稿记者是对真实人物、事件的观察者, 是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的记录者。从这一点来说, 记者之于特稿是“在场”的。举例而言, 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袁小兵进入安置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 亲身观察、记录地震幸存者的一举一动, 写作了特稿《在这里死亡是个秘密》。“在安置点内, 人们不再谈论地震, 默默生活, 但有时仍会被哀伤突然刺痛。……昏黄的光线下, 78岁的张志承戴着老花镜在读《说岳全书》, 他的大儿子死于地震, 直到第三天才挖出来……在谈到死亡的时候 (引者注) 大家都心平气和。”读者通过与灾民同吃同住的记者的眼睛看到灾民的生活状态和创伤情节的表征。在这里, 特稿记者的在场是特稿写作的前提。

有时, 为了获取大量的内文材料, 生动地讲述新闻故事, 特稿记者不仅要做一个观察者, 更要做一名参与者, 不仅要在场, 而且要深入地在场。曾获得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索尼亚·纳萨里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0年, 为了能够细腻真实地报道恩里克的偷渡过程, 纳萨里奥同摄影记者唐·巴特雷蒂在两周的时间内, 一直跟随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寻母的恩里克, 一同搭乘长途汽车、货车、油罐车、卡车, 一同趴在火车顶上, 经历被抢劫、被警察围捕、躲避强盗的重重困难, 最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见证了母子二人的团聚。事后, 他们又三次采访恩里克母子。经过长达5个月的采访和两年的写作, 纳萨里奥最终完成了特稿《恩里克的旅程》。同样获得特稿写作奖的《土地上的生活:一个美国农场家庭》的记者约翰·坎普也是如此, 他与农场主本森一家共同相处一年, 经过23次采访、行程8500英里后, 才完成了这篇特稿。只有亲身参与到被写作人物的生活中, 获得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经历, 才能够注意到旁人观察不到的细节, 才能够在写作中展现更多引发读者情感共鸣或震撼读者内心的真实。但是, 特稿记者的在场不是全能的在场, 特稿不是干瘪枯燥的记事簿, 而是丰富生动的故事。特稿的文学性要求记者具备过硬的文字功底和讲述故事的能力, 用生动但不失实的语言描述他的所见所闻。例如, “他们在柔软的四川盆地的暖风里昏昏欲睡”, “那是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 一种淡淡的发暗的蓝, 像知更鸟卵一样的颜色”, “镊子冒着危险一毫米一毫米地在凯利太太的大脑中挖开一条通道”……但需要注意的是, 特稿的文学性并不代表记者可以打破客观真实的基本准则, 恣意发挥主观创造性对事件或者人物进行虚构和想象。归根结底, 新闻真实始终是特稿不可逾越的底线, 记者需要抛开主观想象而客观地在场。例如, 纳萨里奥在《恩里克的旅程》中对恩里克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变得神经质和不安。有时甚至会幻想有人在追他。”他看到了精灵、蚂蚁、地陷……纳萨里

参考文献

[1].戴维·加洛克编:《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2].赋格:《〈恩里克的旅程〉——197条注释的特稿》, 《南方周末》, 2003 (4) 。

[3].刘向东:《一块厚重的他山之石——读〈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 《双管集》,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06年版, 第561～568页。

[4].罗兰·巴尔特著, 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8年版, 第63～109页。

[5].南香红:《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记录》,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年版。

[6].汪民安:《罗兰·巴特》,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7].文先军:《从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看人物特稿写作》, 《中国记者》, 2006 (10) , 第86～87页。

[8].项晓敏:《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答零度月光等同学问 篇6

②xiaodijiejie@yahoo.com.cn

③QQ：635729363（加好友请注明“初中生世界”）

问：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隔壁班的一个男生老盯着我看，每次碰到他都发现他这样……这让我心烦意乱，也很好奇他到底什么意思。 （零度月光）

答：你不看他怎么会知道他在看你呢？所以你俩谁先看的谁还不一定呢！说不定就是无意中的一瞥惹的事。不如你先收了你的好奇心，不再管他。见你不再看他，他也会随之撤回盯住你的视线的。

问：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班上很多人在传我和班上另一个男生的“绯闻”，其实我和他真没关系，觉得清者自清，可是没想到他却反应激烈，跟那些人吵了起来。我有一点点担心，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会不会也不理我了呢？我还是蛮在意这个朋友的。 （米饭团）

答：对于被“传绯闻”，原本可以当没听见、一笑置之的。但既然这位男生反应那么激烈，你也不能总是沉默了。你不需要多说话，两句就足够：一句是警告那些传谣的人，还有一句是告诉所有人（包括他）你俩是朋友。然后，该怎样就怎样，一切如常就是。

问：我喜欢上课讲话，如果没人跟我讲，我就用笔在本子上乱涂画，老师说的我基本听不进去。怎么办？ （小强）

答：好吧，那么就拿个笔记本，记录下你上课都在做什么吧。比如，上什么课时跟同学讲话几分钟，在本子上涂画几分钟，等等。这么记几天以后，拿出来从头到尾好好看看，看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落下了多少功课。然后问自己：是真的听不进去还是没有用心去听呢？

问：我性格内向，朋友很少。很羡慕我的一个同学，他人缘很好，我和他一起放学，路上好多同学跟他打招呼。我也希望自己有他那样的好人缘。我该怎么做？ （大眼睛）

答：好人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培养出来的，要付出你的真心和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心里要装着其他人，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有困难，你就要去帮忙，即使一时帮不上忙，也要帮他（她）想到解决的办法。没错，雷锋叔叔的人缘肯定最好啦。

问：我成绩非常好，就引起了别人的嫉妒。一些同学就合起伙来对我动手动脚的，欺负我，孤立我，还威胁我的好朋友们和我断绝关系。有一个好朋友已经不理我了。告诉我该怎么办。 （追风）

答：告诉老师呀，也可以告诉父母、告诉欺负你的同学的父母，甚至报警。然后学个武术跆拳道什么的，不一定要动手，你拉个架势就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了。

问：挺羡慕那些寄宿生的，自由自在还有很多时间学习。下学期也想住宿，但还是有些担心。比如我习惯用热水洗漱，但学校夏天只有冷水，要用热水还要去食堂打，太麻烦了，怕自己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很犹豫。姐姐帮我决定吧。

（格桑花）

答：其实我们越长大就会拥有越多的自由，但同时也要适应越来越多的规则和生活条件。反正你早晚都要学着适应这个陌生的世界，还不如早一点，就把寄宿学校当成实习的第一步吧。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比如你说到的热水问题，只要你心理上接受了冷水洗脸，你的身体一定能承受得了。你看，这么一件非常小的小事，你还会被它难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