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共12篇）
珠三角 篇1
6月6日晚间, 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 自今年10月1日起, 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各厂区将再度上调标准薪资, 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此前的6月1日, 富士康刚刚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将一线作业员的标准薪资无条件提高到每月1200元。
富士康连续两次、幅度惊人的加薪举措无疑预示着珠三角加薪潮的来势汹涌。回过头来看, 5月1日, 广东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首次突破千元大关早已释放出了一定的加薪“讯号”。至于6月8日, 深圳市将本地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月1100元并统一了特区内外的相应标准, 更是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又一明证。
加薪压力积聚
珠三角加薪潮涌源自于该地区加薪压力的井喷。珠三角加薪压力的积聚, 迄今已有两年有余。
2008年,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 一贯依赖低劳动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最初如临大敌。然而, 该年9月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使得珠三角企业主普遍获得了延续低劳动力成本的机会, 那些深受外需萎缩影响的珠三角企业主设法在满足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 努力挖掘工人的“剩余价值”。
举例而言, 尽管企业主难以突破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底线, 却可以通过延长工时的方式来变相克扣工人的一部分工资。因此, 与金融危机前相比, 相当一部分珠三角企业工人需要付出更长的工时才能维系以往的工资标准。凭借这种方式, 很多珠三角企业在不经意间缓解了高企的工资上涨压力, 但受此影响, 珠三角工人工资增速进一步滞后于企业盈利的增长, 劳资纠纷案件有增无已。
据不完全统计, 仅2008年深圳劳资纠纷案件就超过52100宗, 约占全国总数的7.4%。在这些案件中, 珠三角企业主通常采取的拖欠工人工资、勒令工人超时加班以及拒付工人加班工资等方式正是劳资双方产生强烈纠纷的焦点;同期, 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相比, 还不到后者的27.7%。
一言以蔽之, 通过进一步挖掘工人的“剩余价值”, 珠三角企业找到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 却也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加薪压力。
井喷仍未见顶
当加薪压力积聚到足够发生质变的程度, 井喷就成为必然。
随着金融危机的硝烟逐渐散去, 尤其是2009年夏末以来, 珠三角企业普遍遭遇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问题正是加薪压力报复性反弹的结果。
而富士康“坠楼事件”导致的接连两次加薪公告, 也在不经意间成为引发整个珠三角加薪压力井喷的始作俑者。初步核算, 一旦富士康宣布的2000元“底薪”措施成为现实, 那么, 同等劳动强度的珠三角一线作业员月收入理论上应该超过3500元, 这一工资标准距离2009年深圳全市职工约3890元的月平均工资仅有一步之遥。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 5月17日-6月4日, 发生在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南海本田) 的罢工事件进一步引爆了珠三角加薪压力的井喷。南海本田工人通过持续18天的罢工努力, 与资方达成了加薪35%的协议。
紧跟南海本田的罢工脚步, 6月6日, 台湾美律实业位于深圳的电子零部件工厂也经历了近两个小时的停工。结果, 工人与资方达成了上调基本工资16.7%的协议, 诠释了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带来的不容小觑的示范效应, 也预示着珠三角加薪压力的井喷仍未见顶。
企业有苦难言
受加薪压力井喷影响, 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模式的珠三角企业注定要承受激烈的阵痛。
我们知道, 作为外向型水平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类型, 珠江三角洲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以及侨胞遍及全球的优越条件, 向来都是港澳台进行产业转移的最优选择。
这些因素也导致珠三角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该地区长期供大于求的用工状况使得珠三角企业拥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一度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正如前文所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硝烟逐渐散去, 珠三角企业的加薪压力开始报复性反弹。建立在低成本模式上的珠三角企业, 受用工成本上升影响利润进一步窄缩, 有苦难言。
举例而言, 大幅加薪后的富士康, 原来得净利润不超过1.6%。如按10月1日开始实行的加薪结果计算, 富士康用工成本将至少上涨30%。未来几年, 如果用工成本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 那么, 富士康的净利润很有可能出现负值。
当然, 富士康并非完全没有后路。这家企业作为替苹果、诺基亚等品牌代工的龙头企业, 凭借一定的议价能力或可缓解一部分用工成本骤升带来的运营压力, 也可通过向内陆城市迁移的方式来降低用工成本。
但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企业用来缓解加薪压力的手段, 终究只是特例。绝大多数的珠三角企业既没有议价能力, 也不具备外迁的实力, 廉价的劳动力已成为企业唯一可控的成本。现如今, 有富士康以及南海本田大幅加薪的珠玉在前, 其余的企业如果还一味死守以往的标准薪资, 遭遇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只不过, 这些“家底”单薄的企业在提薪之后, 究竟该走出摆脱竞争力相应窄缩的泥沼, 值得深思。
“中国创造”契机
从宽广的角度而言, 这些“家底”单薄、以往靠挖掘工人“剩余价值”的珠三角企业在丧失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后, 唯有努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路径, 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去年12月下旬,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考察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就曾对企业负责人表示, 企业只有具有比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胡主席向企业负责人提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殷切希望。
理论上来说, 珠三角加薪潮涌的同时, 也带来了“中国创造”的飞跃契机。
那些习惯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珠三角企业, 注定要在产品研发、升级等环节产生相当大的惰性, 仅仅寄望于“赤膊上阵”、运用价格战来摧垮对手的意志。这种发展模式一旦遭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骤升等因素就会变得脆弱不堪, 这也是“中国制造”的一大软肋。
现如今, 珠三角加薪潮涌, 势必要倒逼一部分企业主放弃以往的低劳动力成本运营模式, 不得不走“中国创造”的新路。
走“中国创造”的新路, 意味着: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更应重视品牌的忠诚度, 重构品牌战略;企业应尽力避免陷入的“蛇吞象”的并购泥沼, 重新审视并购战略;企业应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力度, 要知道, 一味“山寨”别人的产品并非企业长存之道, 企业随时有可能遭遇来自被模仿对手的法律袭击。
当然, 走“中国创造”的新路, 也意味着:政府应努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缓解加薪企业的竞争压力, 就这一点而言, 民资“新三十六条”的出台正当其时;政府还应主动制订和完善知识产权领域的政策法规, 为知识产权各主体提供合理的行为规则。FIC
珠三角 篇2
调查时间2009年7月10日——8月10日
调查方式网上调查、摘集资料
调查结果
1、珠三角地区所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尤其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尚未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外需急剧减少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交织在一起，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与较高的国际市场依存度交织在一起，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主要是：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城乡和区域发展仍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不尽合理，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文化软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任务仍然繁重，改革攻坚难度越来越大。
2、《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定位
（1）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赋予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更大的自主权，支持率先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途径、新举措，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国科学发展提供示范。
（2）深化改革先行区。继续承担全国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
（3）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创新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全面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3）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建设自主创新新高地，打造若干规模和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1
级企业和品牌，发展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与港澳地区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物流、贸易、会展、旅游和创新中心。
（4）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居全国经济区前列，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形成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资源互补、产业关联、梯度发展的多层次产业圈，建设成为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龙头，成为带动全国发展更为强大的引擎。
3、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机遇
珠江三角洲地区面临着重大机遇：国际产业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方兴未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加快；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粤港澳三地经济加快融合，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后劲；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4、《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展目标
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一）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
（二）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三）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
（四）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
（五）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六）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推进核心技术的创新和转化；
（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三）构建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系；
（四）深化国家与地方创新联动机制；
（五）加强自主创新环境建设。
三、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
（一）建设开放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二）构建清洁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体系；
（三）建设人水和谐的水利工程体系；
（四）构建便捷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
四、统筹城乡发展：
（一）提高城乡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建立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新机制。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优化珠江口东岸地区功能布局；
（三）提升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水平；
（四）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五）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发展。
六、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一）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三）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七、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一）优先发展教育；
（二）完善医疗卫生服务；
（三）健全
2住房保障体系；
（四）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
（五）建设和谐文化。
八、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一）创新行政管理体制；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三）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五）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先行作用。
九、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一)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二)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三)提升对台经贸合作水平；(四)深化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五)加强与东盟等国际经济区域的合作。
十、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加强统筹协调；
（三）加强监督检查。
5、《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12年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必须充分估计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抓紧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的各项部署。要结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际，大力改善民生和启动最终消费需求，大力拉动民间投资，大力促进外贸出口，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合力。
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初步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明显升级，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明显优化，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区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区域一体化格局初步形成，粤港澳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000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3%；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07年显著增长，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8岁，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水平达到80%以上；每新增亿元地区生产总值所需新增建设用地量下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珠三角大撤退 篇3
然而，2007年以来，原材料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价格飞涨，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不涨价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出口价格平均涨幅达10％～20％。提价，似乎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中国制造终于有了价格话语权。在这个“涨价时代”中，商家们理应更加如鱼得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涨声一片中，中国制造迎来的却是一场倒闭的浪潮……
候鸟
珠三角，这个曾经辉煌的“世界工厂”，正在经历一场“灭顶之灾”。
4月，东莞。作为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制造基地之一。数不清的工厂遍布全市32个镇的五六十个工业园区内。在各个镇的中心区域，人流依旧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从表面上看，这里的一切井然有序，仿佛并没有经历过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倒闭潮。
然而，在一个个工业园区内，大大小小的工厂多数大门紧闭，偶有车辆进出。只是在一些仍然运转的工厂大门前，立着大幅的海报，上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急聘：本工厂因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大量招收普工、熟练工，底薪800，外加奖金、全勤……”三五成群的外来务工人员围聚在这些海报前，看的人多，上前询问的却很少。
“这些厂仔、厂妹就好像候鸟一样，在各个工厂之间迁徙。上午他们还在这家厂，可能下午就不做了，跳到另一个厂去了。”“厂仔、厂妹”，是当地人对专门在工厂做工的人的称呼，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打工仔”。一名负责招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年随着劳工荒的出现，工人越来越难招，“他们并不急于找工作，到处流动，比较哪家厂的薪水待遇要好一些。”然而对于工厂老板来说，昂贵的土地价格、大量的机器、原材料已经耗去了他们大部分资金，再让他们为“厂仔、厂妹”们开出诱人的工资，同时还得承受低廉的产品价格——以应对来自身边无数同行们的压力，这是他们万万难以接受的。对以劳动密集为主的珠三角企业而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一位老板感叹道：“前些年是‘时势造英雄’，只要随便开个厂就能招到人，就能拿到定单赚到钱。而现在，什么都涨了，赚不到钱，连工人都难招。”面对“候鸟”一般的劳工，老板很无奈，由于人手不足，他的工厂只有60％的生产线在运转。“我还算幸运的，有些工厂刚建好了厂房，机器设备都搞好了，但根本招不到人开工。”
然而，劳工短缺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
油荒、电荒、劳工荒、原材料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像悬在珠三角头顶上的一把把尖刀：上千家鞋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各个产业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
去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其中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在临近去年年末的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现象并没有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几乎所有劳动密集型行业!
压死骆驼的稻草
4月的广东江门，阳光灿烂，在王启华看来，这却是一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漫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双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
在一堆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随后，像许多其他在那个时候掘到第一桶金的小老板一样，他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小作坊。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就有7双产自中国。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但就在这个草莽时代，“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的小作坊很快从祠堂搬进了正规厂房。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被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鼎盛，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从2007年到现在，短短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的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完全榨干。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内。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确的计算，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陷入负资产状态。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启华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有停产的可能性。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开端于鞋业的倒闭浪潮，迅速蔓延到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乃至整个产业链—一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甚至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湘菜馆、川菜馆，纷纷关门大吉。
珠三角大撤退
梁嘉耀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越南地图，他指着地图下边平阳省易安县的位置说：“明年，我们的新厂将迁往这里。”没有乔迁的喜悦。梁嘉耀摊开手，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
52岁的他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18年前和许多从香港来内地的老板一样，在“世界鞋都”东莞市厚街镇办起了工厂，然而最近半年来，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梁嘉耀也在为他的工厂筹谋出路。
“没有谁愿意走，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在梁嘉耀看来，企业的负荷在以一种“加速度”连环袭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做多少赔多少，再拖下去，早年攒下的身家可能会悉数赔光。”
鞋业的撤退，只是珠三角暗流涌动的制造业集体大迁移的缩影。
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然而对于转移，老板们都感觉到，并不是搬个家、换个地方那么容易。产业转移触动的，是很现实的经济利益。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搬。
“在韶关也不容易招到工人。没人愿意搬到那儿去，我只好招当地人。”一位广东老板告诉记者：“现在，韶关的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很多。”还有业内人士透露：“现在有些企业不愿意搬迁去新的地方，主要是怕员工要求结算、补偿。”
再者，搬到哪里去?尽管成本暴涨，但珠三角所具备的区位优势，世界水平的基础设施配套、产业集群，这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作为中国最大女鞋出口制造商——华坚集团的董事长张华荣，是第一个到江西赣州吃螃蟹的广东商人。5年前，当赣州的经济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山的时候，张华荣从广东东莞来到了这里，建起了他的制鞋生产线。在张华荣看来，鞋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势必会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转移。在北迁江西两年后，张华荣再一次将触角伸出广东，在劳动力更便宜的越南建起了两条制鞋生产线。
张华荣告诉记者，他们在越南的工厂制鞋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配件都得从东莞运过去，虽然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有优势，但在产业配套上面没中国这么方便。对于迁移到内陆的广东企业来说，同样经常遇到当地的产业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等问题。
“东莞30％～40％的制鞋工厂将转移到内陆，但是这个过程将进行得比较缓慢。”他又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年时间。
微利时代之终结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基数庞大的中国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着廉价劳动力。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格局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大军”云集沿海，创造着奇迹般的外汇收入，也为企业创造着巨大的财富。但是在GDP的计算中，他们只是被简化为“劳动力”，与资本一起成为创造财富的工具与符号。
“这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在多年的辉煌之后，这成为了珠三角工厂老板们一个普遍的感觉。“有一个统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0.77美元/小时，而越南只有0.35美元/小时，你能跟他们拼低成本拼多久?”
按照西方学界的通行理论，每隔20年就会发生一次全球性产业转移。其原因是发展20年后，其生产成本开始大幅上升，也会产生产业升级的内在需要，从而促使低端产业向新地区转移。
张华荣对记者表示，几乎所有鞋企的利润空间都因成本上涨而受到压缩。去年华坚鞋业将订单价格上调3％，利润却下滑了5％。今年第一、二季度订单已提价3％4％，第三、四季度继续上涨，计划今年全年提价幅度为8％。
“我们主要为美国一些大品牌加工，估计大多数客户还是能接受提价。不管客户是否接受，我们都必须提价，不排除提价影响到订单减少的可能，但价格不提上去企业就很难经营。”张华荣说。
然而，在国外企业的增值比率中，营销占到30％、研发占到40％、采购占5％、分销占5％、服务占10％，制造只在其中占10％，而中国制造的产业价值链一直是中间大、两头小，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技术缺乏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低下的主要原因。然而，低利润的制造环节，根本无力对抗大规模的成本上升。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制造曾经引以为豪的微利模式，再也无力维持下去。
聚焦珠三角“民工荒” 篇4
现状
1.企业招不到员工有单不敢接
“最红火时, 公司有7000多名员工, 而目前加上已经转型的另外一家工厂, 包括公司新招的当地“4050”灵活就业人员, 员工总数还不到1000人。”2009年12月17日上午, 在位于东莞市高埗镇的东莞泰富电子有限公司助理经理莫炽锦说, 招不到员工, 公司有订单也不敢接。据他介绍, 泰富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电话制造商, 生产的有绳及无绳电话等电讯产品全部销往海外市场。2008年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公司订单大幅减少, 最困难时, 曾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一个订单。为了减轻公司的压力, 公司陆续辞退了大部分员工, 至2009年3月, 整个公司只剩下不到300人。
然而, 从8月份开始, 泰富公司中断了半年多的订单又逐渐“飞”了回来, 至10月份, 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水平。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农民工被公司辞退返乡, 公司想尽了各种办法招工, 也无法把用工的缺口补上。
在东莞, 缺工的不仅仅是泰富公司, 也不仅仅存在于电子行业。东莞厚街一家鞋业公司负责人称, 最高峰时公司有1万多名员工,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由于订单长期低迷, 公司陆续辞退了近万名员工。然而, 当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回升到去年同期水平时, 却面临着近万名员工的巨大缺口。在此情况下, 公司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 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
来自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根据该中心对该市长安、厚街、高埗、凤岗、常平、塘厦、石碣等镇劳动力市场的监测, 2009年下半年以来, 随着该市外来订单的逐渐恢复, 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加大, 多数企业出现了“招工难”。“从各镇统计的入场招工企业累计需求岗位来看, 企业用工难呈逐月加大趋势。”该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说, 7月份, 7镇累计需求岗位111742个, 比6月份增长45%, 求人倍率平均为1.38;进入8月份, 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98145个, 平均求人倍率上升为1.55;而9月份前两周, 进场招聘企业累计需求岗位53118个, 平均求人倍率则上升到1.64。
2.对企业不满意民工频跳槽
现年23岁的小朱是江西省余干县人。2008年10月,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他所在的工厂因为接不到订单, 在时开时停了一段时间后, 把工人们都辞退了。在找了几天工作无果后, 小朱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江西老家。
2009年12月初, 小朱接到村里同伴的电话, 他再次来到了东莞, 并在同伴的介绍下, 进了厚街的一家服装厂, 做了一名服装缝纫工。“虽然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比以前打工的工厂要好一些, 但我觉得工资还是太低了。”小朱说, 以他刚辞职的东莞某服装厂为例, 工厂给予他们的底薪为每月770元, 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时的加班费, 每个月的收入大约为1200～1500元左右, 还是无法实现自己出门挣钱的目的。他这样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因为吃不惯工厂里的饭菜, 他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每个月的租金是260元, 如果算上水、电、煤气、卫生、有线电视等各种费用, 约需320元左右;此外, 吃饭、购物、乘车、加上偶尔去台球室打打台球、陪朋友下下馆子, 每个月的开支不下1000元。也就是说, 每个月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地干活, 挣的工资仅够自己缩手缩脚的开支。至少也得找个一个月能挣3000元的吧。对于辞职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工资的期望值, 他不假思索地说, “以前都是工厂挑我们, 现在东莞民工短缺了, 我们也要挑一挑工厂。”
像小朱这样辞职出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在东莞甚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并不在少数。根据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前不久, 该局分别在出租屋和劳动力市场对6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 其中, 在出租屋接受调查的400名农民工中, 有70人没有工作, 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41.4%;而在劳动力市场调查的200名求职农民工中, 139人没有工作, 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原来工作”的占36.7%。
根据对该市厚街、高埗、长安等镇多家服装、电子、鞋业等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除了一家日本电产 (东莞) 有限公司给予员工的月基本工资为800元、略高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外, 其余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是按照东莞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标准支付员工底薪。“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 甚至还低于江西老家的工资水平。”来自江西赣州的小艾说, 在她老家, 一些从沿海转移过去的服装、电子等企业开出的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 并不比这边低, 这让她有些想不明白。她说, 如果几天后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她们准备结伴去浙江或江西打工, 彻底告别珠三角。
原因
1.求职主体发生变化
“与以前相比, 这次的‘民工荒’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 那就是求职群体的年龄出现结构性变化。”来自河南、曾为大学教师的浩成鞋业人事主管杨进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目前, 新求职人群70%以上都“80后”、“90后”的农村新青年。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 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其打工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不同, 现在的农民工大多为80后或90后, 与父辈相比, 他们大多有着中专或高中文化, 除工资薪酬外, 他们更加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客观地说, 新一代求职群体的诉求, 是对上一代农民工承受的用工模式的纠正, 这些诉求应该引起用人单位的高度重视, 并将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力量。”要改变目前招工难的局面, 企业和政府都应严格遵守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不能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 而应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金融危机造成农民工流失
“除此之外, 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大量返乡, 也是造成目前珠三角企业用工困难的重要原因。”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认为, 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因工厂倒闭或企业开工困难遭工厂辞退而离开东莞的农民工超过60万人。目前, 这部分农民工大多数都还没有回到东莞。根据多年流动就业的惯常情况, 每年第一季度集中在春节后是劳动者外出求职的旺季, 也是企业用工需求的旺季。但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春节前, 大部分企业都搁置了新一年的用工计划, 部分企业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甚至有意让员工自然流失, 一些企业还继续出现裁员;春节后, 由于经济前景不明朗, 企业不敢贸然招人, 错过了求职旺季。从劳动部门的企业用工备案情况来看, 2009年第一季度末, 在东莞劳动部门备案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外来员工314.4万人, 比2008年第三季度末的378万人少了64.4万人。2009年下半年以来, 在全球经济回暖、国家及广东省有关稳定企业政策措施实施效应的带动下, 东莞企业订单快速回升, 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在目前企业出现恢复性增长, 需批量急招员工时, 又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季节性用工在东莞是一直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在往年企业订单充裕的情况下, 一般10月份也会进入生产旺季, 企业增加用人, 而通常10月份以后则是外来农民工求职的淡季, 因而每年这个时期都会出现用工紧张情况。
3.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从附近几个镇的情况来看, 企业‘用工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偏低。”东莞市劳动局高埗镇分局局长钟锐球表示, 虽然不少企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难, 但从各企业的缺工情况来看, 工资水平低的企业缺工较为严重, 而工资水平高的企业, 缺工状况相对较轻, 个别工资高且待遇好的企业不仅不缺工, 农民工还要排队等候求职。
“‘民工荒’与珠三角地区工资水平长期偏低有很大的关系。”近10年来, 珠三角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根本性提高, 加之生活成本加大, 导致多数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干活。以东莞的鞋业企业为例, 如果按照8小时工作制计算, 很多工厂月平均工资实际上只有700多元, 而且这些工厂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 员工普遍上班时间达到12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1000元的工资基本上成为了目前珠三角地区企业自我衡量的一个标准, 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工厂招工普遍困难, 而工资待遇高于1000元的工厂招人则相对轻松。
在我们重点走访的东莞厚街等7家企业中, 只有日本电产公司给予员工的基本工资超过了东莞市政府制订的77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 为每月800元, 与此相对应, 该公司“用工稳定, 没有出现招工难”。
4.劳动力问题尚未得到应有重视
对于目前珠三角企业所处的困境, 日本电产 (东莞)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业务部长华冈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政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他不久前代表公司参加的有该市副市长出席的东莞外商会议上, 大家提得多的依然是土地纠纷与税务等问题, 劳动力短缺问题还没有引起政府层面的警惕, 也没有摆放到应有的高度。他说, 目前东莞的企业多采用包吃包住的用工模式, 这种模式虽然具有速效性, 但从长远来看, 却十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东莞目前上市公司数量与经济总量非常不匹配。公开数据显示, 2008年东莞GDP在广东全省排名第四, 但是该市的上市企业只有5家, 在广东省排名第七, 而且东莞企业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数目为零。“如果不能尽快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东莞企业的用工困难还将进一步加剧。”华冈忍认为, 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但他们的世界观还未形成, 企业除了要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外, 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教育他们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
5.珠三角制造业转移在加快
“劳动力优势在东莞基本上丧失殆尽, 根据我的分析, 鞋业企业在东莞的生存最多还有2年时间。”12月17日下午, 在东莞厚街工业园区, 一家用工规模最多时达到上万人的鞋业公司负责人认为, 尽管这些年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工资标准几经调整提高, 但是1000多元的月收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来说, 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 “民工荒”将成为制约珠三角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 并将加速珠三角企业倒闭或转移步伐。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 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农民工纷纷选择回家种田或创业;与此同时, 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 与珠三角地区接壤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成为了这些企业的主要承接地, 作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这些地区的农民,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实行就地就业。他认为,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下, 此轮“民工荒”应该成为珠三角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变用工等发展模式更为紧迫的驱动力, 迫使珠三角政府和企业认真梳理和反思在多年快速发展中用工模式积累下来的弊端, 并将对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思辨
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告诉我们什么
金融危机下, 我国就业经历了“农民工返乡潮”到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复杂局面, 反映出去年我国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但是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问题互相交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不容忽视。?
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 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这样认为。2009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V”形反转, 率先实现了经济的复苏, 宏观经济从下降到企稳回升, 漂亮曲线的背后, 就业形势的波动与之相吻合。作为我国就业中的主力大军,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其市场化程度较高、波动较大而尤其值得关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以及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来说, 经济高涨固然产生对于他们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 但是, 一旦经济处于下滑状态, 这些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地失业。也就是说, 非正规就业对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反应弹性, 比稳定的正规就业既大且敏感, 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
有预测认为, 尽管2009年我国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今年我国就业形势虽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而可以预计的是受宏观经济好转的影响, 今年的就业形势将有望好于2009年;尽管金融危机给我国就业带来的短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将会不断减弱。但是, 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长期问题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走向常态而再次显现。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走向常态后, 更应该值得我们重视。正如蔡昉所表示,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 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看来, 随着农村劳动力总量的减少, 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会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问题。部分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再现, 充分验证了这一问题并不是偶然和暂时的现象, 其背后存在着不可逆转的人口动因。因金融危机影响而暂时中断的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 将以区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方式继续显现。治理这类劳动力市场矛盾的终极出路, 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水平、改善劳动者素质。因此,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 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等一系列改革, 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换言之, 摆脱了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之后, 如何消除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些制度性、体制性问题, 成为根本缓解我国就业问题亟待解决的课题, 包括教育体制改革如何来适应劳动力市场, 以及消除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等问题。当前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城乡分割为特点的户籍制度和具有很强分割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幸的是, 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户籍限制的放松对于推动城镇化, 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缓解我国就业压力, 将会发挥作用。
论珠三角产业转移 篇5
论珠三角产业转移
珠三角已走过了工业化的`前、中期阶段.随着该地区人工费、土地使用费的上升,珠三角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珠三角必须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有承接能力的欠发达地区转移.本文分析了珠三角进行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与阻力,并提出了加快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几点建议性意见.
作 者：蔡海智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刊 名：岭南学刊英文刊名：LINGNAN JOURNAL年，卷(期)：“”(1)分类号：F127关键词：珠三角 产业转移 欠发达地区 劳动密集型 资金密集型
严介和：圆梦珠三角 篇6
这位有着世界500强企业苏太华系创始人、华佗论箭组委会名誉主席头衔的“全球第一狂人”继中国式BT后，再度“异想天开”，首创“公共地产、绿色建筑”，并在这一天宣告开启“我的大学我的城”圆梦之旅。
南下珠三角
严介和与他创立的太平洋建设集团一度是商界的传奇。
1992年，严介和以12万元在南京创业，赚取第一桶金800万元，成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匹黑马。1995年，太平洋建设集团正式组建。严介和首创的中国式BT风生水起，为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之路。首创打包重组模式，横跨十几个产业，并购、拯救濒临倒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近百家。
2012年，严介和相继成立“巡洋舰”苏商集团和“护卫舰”华佗集团，以航母太平洋建设为核心的苏太华系应运而生，并在2015年成就世界五百强第156位，位列中国私营实体企业第一、全球建筑业私企第一。
2015年10月10日，严介和带着他的家族及相关核心企业南下，来到珠三角的尽头——深汕特别合作区、祖国南海的蓝海湾。
严介和对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微观经济的发展一向有着独特的视角。他认为，数年来党政机关办公楼由老城区搬迁至新城区的举措，既盘活了存量资产，又缓解了老城的承载压力，更拉动了新城的投资与建设，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的角度出发非常成功，但暴露出的缺陷亦十分突出：增加政府负债，滋生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态势促使中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严格审批、全面清理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但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却是很多的地方党政机关办公楼老化严重，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办公需求。
此次严介和首创的“公共地产”专为地方政府“量身定制”：根据政府需求，由政府授权，买地、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监理、审计、拥有、经营、管理等由企业包干，政府直接“拎包入住”，定期向企业缴纳租金。
政府利用社会资本，有偿使用公共服务，双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公共地产的优势不言而喻：减轻政府负债，杜绝权力腐败，而且市场空间很大，不限于政府办公楼，未来更可以扩展至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各类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作为PPP模式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创造性突破，公共地产或将成为破解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困境的“灵丹妙药”。
公共地产配套绿色建筑
公共地产是严介和试图给政府开的一扇落地窗，而且充满了阳光。公共地产解决了投资拉动，产能过剩，政府负债率较高以及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
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中国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热情不断水涨船高，各省市已陆续开始强制推“绿”，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设施到新建住宅，地产项目必须符合绿色建筑标准。
根据严氏家族的规划，与“公共地产”相呼应和配套的产业必须是“绿色建筑”，更只能是“绿色建筑”。公共地产创新创造了新模式，绿色建筑则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内容：着力于差异化、高端化、规模化和国际化，重点发展具备跨度大、强度高、重量轻、造价低、寿命长、施工快、环保节能、布局灵活、利用率高、抗震性能好等优势的钢结构。还将积极采取与绿色建筑发达国家的企业合作。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筑，低碳建筑，可持续发展建筑，让中国的绿色建筑像中国的高铁一样走出国门。
据悉，太平洋公共地产和太平洋绿色建筑已由国家工商总局核名注册完毕，将结成一对“兄弟果”双双落户深汕特别合作区。与此同时，严氏家族还将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打造世界领先的 “321模式”，即占比55%的现代商业、35%的绿色工业和10%的休耕农业，化红海为蓝海，以强大的智慧产业成就极具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和祖国南海最美的蓝海湾。
梦圆“我的大学我的城”
严介和坦言，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公共地产、绿色建筑，其实都并非内心所爱，他最想做、最爱做的仍是教育。根据规划，为倾力打造深汕特别合作区，严氏家族拟将北京的华佗论箭组委会、上海的苏商集团、太平洋资本集团、太平洋公共地产、太平洋绿色建筑、蓝黄红文化集团六大板块陆续落户蓝海湾，由此开启 “九中心一基地一家园”的PPP运营，梦圆“我的大学我的城”。
九中心一基地一家园，即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论坛中心、会展中心、商务中心，世界知名企业的培训中心、会诊中心、整合中心，全球成功人士的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养老中心，五百强企业的总（分）部基地，国际风云人物的家园。
在“九中心一基地一家园”的蓝图里，教育中心将于慧江上游的湖光山色中落地。严介和计划与世界顶尖教育机构携手合作，针对全球成功人士及其子女，提供国际化精英式教育服务，包括幼儿小学-天才教育、初中高中-英才教育、专科本科-栋才教育、硕士博士-总裁教育，老板富豪-领袖教育五大教育体系。
作为国际一流的生态园区和产城联动的智慧城市，“九中心一基地一家园”聚集资源、智慧、资本，以“江湖河海”共舞“松竹梅兰”，与“咸淡热冷”对饮“风花雪月”，湿地相伴沙滩、半岛守望孤岛，山水绕城，城亲山水，无路无桥却水陆交通发达，将书写保护性开发与开发性保护史诗之作。
珠三角 篇7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理论界十分感兴趣且颇有争议的话题。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9 年创立了两缺口模型,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则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储蓄约束、 外汇约束、 吸收能力约束, 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DeGregorio通过对12个拉美国家1950～198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Borensztein等通过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FDI的技术外溢导致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区位选择、跨国公司战略行为及“走出去”等焦点领域。部分学者检验了进入中国的FDI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李新安的研究考虑了FDI的集聚效应,认为经济发达地区FDI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引资所面临的路径依赖。诸多研究为正确认识外资现象、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依据。但由于以往研究多立足全国或东、中、西这样大的区域视角来看待这种差异,较少关注在全国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泛珠三角地区在利用FDI方面的状况,特别是缺少对这个重要区域在吸收利用FDI能力上省级差异的微观考察[1,2,3]。
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FDI对泛珠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大多?在与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譬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比较中,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一个什么地位?二是泛珠各省在吸收利用外资的规模及其能力存在差异,影响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又到底是什么?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1节描述泛珠区域实际利用FDI的总体概况;第2节是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第3节是实证检验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2 泛珠三角利用FDI的基本情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07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0.7%,近7年保持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诸多因素,鼓励和吸引着国际投资者,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不断上升。截止2006年底,按存量计算,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800.4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历史阶段及来源地结构的考察,不难发现泛珠区域在吸引与利用外资方面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表1数据显示,1991年泛珠区域(不含港澳)实际利用FDI占到全国的近60%,最近几年除2004年只占34.05%外, 其余年份均超过40%, 2006年实际利用FDI达到301.6084亿美元,占到了全国的43.42%。表2的数据表明,1992年来自港澳的FDI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0.04%,随着中国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加之港澳作为单独的关税区,经济总量不大,对大陆的投资有一个限度,港澳FDI在全国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港澳FDI依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005年来自港澳的FDI达到185.492亿美元,占到全国的30.76%。在对周边省份的投资上也表现了明显的“毗邻区域”的区域集聚的特点。2006年广东实际利用FDI 达到145.1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20.89%。与吸收利用FDI相对的是,在经济总量上泛珠区域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从1991到2005年,泛珠区域GDP占全国GDP份额保持整体上升态势,2005年接近全国的40%[4](见表3)。
注: 数据来源于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数据来自全国及各省的2006年统计公报。表中泛珠区域相应的统计数据不 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地区。
注: 数据来源于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表中泛珠区域相应的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地区。
注: 数据来源于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表中泛珠区域相应的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地区。
3 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引进外资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条件。1996年,钱纳利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两缺口”理论。认为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在一个经济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贸易逐步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一是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助于接收区域发挥比较优势,该外资可能促进制造业产品出口。二是它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益,提高生产率。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条件更为细致的观察及外资企业较好的内部管理可能使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向上起到示范作用[1]。
①测度FDI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方法
本文采用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把模型中投资变量的分解,进而将FDI作为一个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到扩展的增长模型当中。
略去时间下标,扩展的增长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y为人均产出,A为技术进步因子,k为资本变量,d为每单位有效工人物质资本的国内投资部分,f为每单位有效工人物化为资本的外商投资部分,h为每单位有效工人的人力资本,ω为辅助变量,辅助变量可以是利率差额等(本文由于主要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故后面的实证没有考虑)。
将式(1)两边取对数,然后对时间求导,将会得到如下方程:
式中, gy、gA、gd、gf、gh、gω分别表示各个变量的增长率; α、β、γ、φ分别代表国内投资、国外投资、劳动力和辅助变量的产出弹性。
接下来,在一定的样本区间里,我们首先以gy为解释变量,gd、gf、gh为解释变量,采用计量方法得到gd、gf、gh的回归系数(亦即这三个投入因素的产出弹性),然后计算各个变量的平均值(在下面公式里仍用原指标表示),以此来计算在这个样本区间里各投入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率。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②区域内部影响FDI分布的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2006年泛珠9省的平行数据,设计了如下指标。
市场规模与潜力:市场规模越大,经济水平发展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本文选取上一年的人均GDP作为描述指标。
区位条件:沿海等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吸引的FDI肯定比内陆地区省份要多些,本文选取各省省会与香港的航空时距作为描述指标,即航空时距越短区位条件相对较好。
已有FDI的示范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条件更为细致的观察及外资企业较好的内部管理可能使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向上起到示范作用,本文选取上一年FDI作为描述指标。
开放水平:选取泛珠区域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作为描述指标。
市场化程度:用工业增加值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所占的份额表示。
基础设施状况:用上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表示。
检验方程如下:
FDI=a0+a1×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a2×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a3×上一年的人均GDP+a4×各省省会与香港的航空时距+a5×上一年的FDI+a6×工业增加值中非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比值+ε
本文所用到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6)以及各省年统计年鉴(2005～2006),2006年数据来自国家以及各省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计算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均GDP是每个省以1978年为基年,除以每年的GDP平减指数得到各年的真实GDP,再除以年末从业人员总数,得到从业人员平均产出,而不是统计年鉴中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人均GDP;在剔除投资的价格因素时,应该采用以1978年为基年的投资价格指数,但限于已有数据,9个省这项数据很难获齐。本文也将采用各省的以1978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剔去投资的价格因素,因为“在几种价格指数中,GDP平减指数最能全面反映物价趋势”[2]。根据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国内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以及其他资金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部分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减掉实际利用外资,而FDI等于固定资产利用外资部分乘以FDI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率。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本文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部分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减掉实际利用外资部分,FDI就采用每个省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首先按当年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换算后,然后用GDP平减指数剔去价格因素。最后把9省每年的数据加总得到泛珠三角区域的每年各个指标的具体数据。
4 实证检验与分析
①外商直接投资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1995～2005各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1996～2005泛珠区域10年间各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再用OLS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1 被解释变量: 人均产出增长率(1996～2005)
上表中系数即为各增长率的产出弹性,利用1996～2005各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表4。
⊅从表4的计算结果看,1996～2005十年间,泛珠三角区域FDI的产出弹性大约为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34%。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国内部分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3.722%,产出弹性为51.9%左右,在几个因素中贡献最大。这说明最近十年内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内投资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为2.432%左右。这主要在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先进技术的运用,经济的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劳动者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技术进步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8.321%。
②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影响FDI分布的因素分析
利用SPSS软件采用向后回归的方法,最后得到以下实证结果。
回归2 FDI(2005～2006年泛珠各省级平行数据)
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有两个: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和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是地区进出口总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实证研究中,贸易水平常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水平。根据邓宁的理论,一个地区越开放,投资者面临的进入壁垒和信息成本越小,本文的检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结论,一个地区的FDI规模与当地的对外开放水平正相关,回归系数为397.91。根据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解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手段,通过建造和购买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一个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大小反映了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发展水平,而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条件又反映了企业运作、信息获取、原材料和成品运输的便利程度,因此,对于一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大小可以成为国际投资者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的一个考量指标,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的地区更能吸引投资。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推论,回归系数为0.086,为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好地解释FDI分布差异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地区外贸依存度的高低即开放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该地区市场化程度、成本优势、人力资源状况等因素。因此,作为地区而言,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必须得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的投资[5,6]。
5 结论
本文采用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把模型中投资变量的分解,进而将FDI作为一个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到扩展的增长模型当中。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5～2005年的数据,估算出了近10年泛珠三角区域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5.634%,产出弹性为5.9%左右。同时,采用泛珠9省2005～2006年的平行数据研究了影响该区域FDI省际分布差异的因素,结果表明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好的解释了这一差异的原因。因此,一个地区要增强外资的吸引能力,在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对当地基础设施、教育的投资,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
摘要：研究泛珠三角区域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影响FDI省际差异的因素。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52005年的数据,采用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把FDI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扩展模型中。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FDI的增长对泛珠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34%,产出弹性为5.9%。利用2005-2006年泛珠9省平行数据对影响FDI分布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一个区域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外贸依存度很好地解释FDI分布的省际差异。
关键词：FDI,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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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劳工荒”真相调查 篇8
现象:劳务公司白吃白住请工人
东莞的长安镇是国内出名的电子制造业基地。做劳务中介的关天华这几天又开始忙活了, 他刚把自己长租的那栋四层宿舍楼打扫出来, 准备接待陆续从河南到来的一批又一批找工作的农民工。
再过10 天左右, 大批农民工会从内地来到这里, 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农民工, 关天华可以为他们免费提供吃住, 还免费为他们找工作。这些农民工要想享受到这种好事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有工厂招人时得随时顶上去, 不能挑不能拣, 而且必须要干满6 个月才行。作为交换条件,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身份证押给关天华, 干满6 个月才能拿回。
关天华在东莞开设劳务中介公司已经有五六个年头, 三年前他的经济实力渐强, 开始用这种白吃白住招人的方式。其实这种模式在东莞并不少见, 甚至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比如这家公司只接待河南人, 那家公司只接待四川人, 有的更是细分到了县。
虽然白吃白住需要成本, 但当年关天华肯定就能赚回来, 他担心的只是来住的人不够多。关天华的中介模式是珠三角最传统的, 就是当工厂向他要人时, 他可以按数量立刻带去人, 他可以在工厂的用工成本和工人实际的收入之间赚取差价。目前的行情大约是每个工人干满6 个月, 他能拿到3000 元左右。
不过他也感叹, “现在能干满6 个月的人越来越少了, 春节一回家, 能回来一半就不错了!”虽然他也会扣押工人的身份证, 但过春节回老家他总得还给人家。所以, 春节成为关天华做这行最大的风险, 有很多同行则会选择春节过后再给工厂派人, 但那时的利润就低了很多, 因为每年11 月、12 月间是工厂用人的旺季, 这个时候能招来人, 工厂愿意提供更高的“提成”。在这方面, 劳务中介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一切都是用钱来调节。
在用工价格上, 虽然工厂与劳务公司也时常会博弈, 但往往最终还是工厂让步, 因为工厂更等不起!关天华透露, 有时为了与工厂讲价, 他们明明握着大批工人却压着不派出去!
探因:用工成本是越来越高了吗?
很多媒体都曾报道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让利润微薄的企业开始招架不住, 甚至纷纷考虑以机器人代替人工。不过据业内人了解,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典型性的珠三角地区, 自2012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并没有明显增长。以东莞为例, 有人力资源公司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这里普通工人的用工缺口有20 万人。尽管如此, 目前这里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11 元/小时。每天工作10 小时, 每月工作26天是珠三角地区的“标配”。照此计算, 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在2800 元至2900 元, 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
不过, 目前东莞工厂的用工成本大约是14 至16 元/ 小时, 相当于每月3600 至4200 元。那么剩余的钱去哪里了呢?
工厂付出的14 至16 元/ 小时的用工成本实际是从劳务中介拿人的成本, 劳务中介则按照13.5 元/ 小时与“工头”结算, 大约从中赚走1.5 至2.5元/ 小时。“工头”则给工人开出11 元/小时的价格, 从中赚走2.5 元/ 小时。
除了劳务公司, “工头”也是整个链条的重要一环。工头往往通过朋友找朋友、老乡带老乡的方式笼络到一批要打工的人, 然后把他们交给劳务公司, 从中获得利润。
在整个链条中, “工头”的利润率看似最高, 每带来一个人每月能有600元左右的“提成”。但由于多数“工头”手上的工人数量并不多, 所以总利润并不太高。而且因为手上的工人少, 无法与工厂直接联系, 所以只能依靠劳务中介公司。劳务中介则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虽然单价不高, 但由于掌握的工人数量庞大, 所以整体利润丰厚。而且他们是有能力摆脱工头的, 比如前文提及的关天华模式, 就是为了摆脱工头直接吸引来工人。
中介:有劳务公司年利润几千万
有知情人透露, 由于一些全国性集团是招工大户, 往往指定几家劳务中介公司作为招工总代理, 每年有几千万元的利润不在话下。对于劳务中介而言, 他们与用工单位有着紧密的关系, 基本是手里有人就能放出去, 就能稳拿到钱。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招工人, 用免费吃住留住工人并不奇怪。不过根据劳务公司与工厂签订的协议, 必须保证工人在厂里干满6 个月才能拿到全额“提成”。由于工人流动越来越快, 劳务公司想全额拿到这笔钱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这种完全靠“抽人头”盈利只是劳务公司的一种经营模式, 行内俗称“同工同酬”, 就是把人推荐到工厂工作。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则是“劳务派遣”, 即劳务公司以一定价格与工厂进行结算, 然后工人的工资和三险都由劳务公司发放, 相当于工人属于劳务公司, 被派到工厂里工作。这样的好处就是, 劳务公司对工人的控制能力加强, 他们可以把工人的身份证扣住, 工人无法轻易离职。
另外, 这两年还发展出一种新的用工模式, 就是劳务公司干脆把工厂的一条生产线包下来, 在自己组织工人生产的同时还涉足生产环节的经营。这种模式往往会是一些有过生产经验的人开办的劳务公司, 但这就要考验劳务公司的老板的经营能力, 很难说是否赚得更多。
总而言之, 无论劳务公司以哪种方式向企业派送工人, 都会从企业的用工成本中赚取不小比例的利润。
厂方:零散工人企业反而不愿找
那么工厂与工人之间能不能直接接洽呢?答案是否定的, 至少目前是这样。信息不通畅是拦截这个最高效途径的主要原因。
很多工厂确实为了招到工人绞尽脑汁, 很多工厂都想出了“老乡带老乡、家人找家人”的主意, 就是鼓励厂里的工人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叫到厂里做工。作为奖励, 往往叫来一个亲友老乡来厂里上班, 干满半年就能给“挖人”者几百元的奖励。“去年的价码基本是一个人600 元, 今年有的已经开到了800 元, 尤其是现在用人旺季到来, 没准价格还会水涨船高!”一名在电子厂上班的工人透露。
虽然渴望招工, 但对于主动找上门应聘的零散工人, 多数企业并不热情。首先他们希望对应聘者知根知底, 但这很难做到, 作为企业的招聘人员是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 他们更愿意与劳务公司“公对公”地打交道, 即便出了什么事情也说得清。
此外, 工厂高度依赖劳务公司的另一个客观原因就是, 零散应聘的工人数量毕竟太少, 反而拉高了招聘成本, 还不如支付“提成”规整地获得工人。尤其在用工旺季, 有的工厂一两天内要招到几百上千工人, 只有劳务公司才能够做到。
工人:任性90 后是“ 说走就走”的打工者
“这些90 后啊, 真是说走就走!”这是很多珠三角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感叹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这些90 后家境未必都很好, 有的家里也需要他们贴补, 但个性强是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特点。他们不是光盯着收入的多少, 而是会挑剔工作条件、住宿条件和企业的文化氛围。几个人一间甚至有没有网线都成为他们综合考量要不要到一个工厂上班的因素。如果一个工厂的住宿条件不好, 就算每月工资多几百块钱可能都吸引不到人。
珠三角 篇9
一、两地缫丝女工的来源
传统的家庭桑蚕手工业, 由于女子天生“主静, 凡采桑饲蚕调和温暖, 徵验健弱, 体察眠起, 及烘茧制丝纺织等手续, 无一可鲁莽从事”[2]8415。女子以柔软之手段, 运静细之心思, 在“桑蚕所经各阶段, 如……蚕之收蚁给桑除沙上蔟摘茧制种, 丝之煮茧索绪添缕接头束装括造等”[2]8415都得心应手。所以女子是育蚕缫丝的最佳选择, 加上她们任劳任怨、高效率、低工资和世代传承的缫丝技术, 使其取代男工, 在缫丝行业占领一席之地。
1. 长三角地区缫丝女工的来源。
长江三角洲气候温和、沿海沿江, 缫丝工业在上海、无锡发展迅速, 最初上海丝厂女工主要来源于城市中贫民阶层与近郊农村, 后来慢慢扩至江北的贫苦农村。到1910年, 上海丝厂70%的女工为江北人。
1895年之前, 长三角的机器缫丝厂主要集中在上海市。最早建立缫丝厂的是外商、洋行, 最早的女工也出现于此类丝厂。外商之所以把丝厂设在上海, 是因为他们只获得了在上海设立工厂的资格。早在1861年英商建立怡和缫丝厂时, 梅哲就想把丝厂设在养蚕区, 以便获得蚕茧原料, 但没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丝厂落成后, 起初雇用有经验的中国男工, 但很快发现女子具有上文提到的诸多优势, 便陆续雇佣25名女工, 工资仅为男工的三分之一。之后, 外商缫丝厂雇用中国女工的现象越来越多, 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 上海各“外国机器缫丝厂, 雇佣中国女工约二千人”[3]210, 在“工贱而丝极美”的诱惑下, 外商喜于雇用中国女工。
长三角的民族资本缫丝厂, 大部分也都兴建在上海市, 或许是为了便于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也或许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外商。上海机器缫丝局“雇佣妇女极多, 每日计需用女工数百人。凡一切剥茧、拣茧、司机、司缫诸事, 莫不假手于妇女”[4]。周边农村女子受雇于工厂, 被社会认知、接受的步伐越来越迅速。
2. 珠三角地区缫丝女工的来源。
与长三角迥然不同, 珠三角的缫丝工业多是由民族资本家带动发展起来的, 其丝厂主要依靠绅士、丝商、银号主投资, 并得力于华侨资本。
珠三角丝厂大都建在顺德和南海两地, 早在1872年, 陈启沅就在南海“简村乡创设缫丝厂, 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5]1229。在该厂的“三百女工中, 简村占一百二三十人, 杏头村占百人左右, 吉水村占五十余人, 龙仍村占二三十人。各村距离简村约1—3里, 她们上下班很方便”[6]31。由于丝厂坐落位置的便利性, 家庭养蚕女子不需要离乡背井就可以进入当地的丝厂做工。据不完全统计, 1881—1911年间顺德的86家缫丝厂中, 其厂址可查的有38家, 分布于26个乡村或村镇[7]63—64。1924年统计的131家丝厂中, 分散在顺德县41个大村落中, 几乎每个大村落都设有丝厂[8]13—17。
由于丝厂都坐落在本村, 缫丝女工绝大部分来源于当地的自梳女。自梳和不落家, 是珠三角独特的婚嫁习俗。随着顺德、南海、番禺等地缫丝工业的勃然兴起, 越来越多的自梳女加入到女工这一队伍中, 缫丝业的发达, 为自梳风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顺德容奇缫丝厂1000人中, 就有800名是自梳女。”丝厂很多都是当地士绅族长所办, 颇欢迎自梳女加入, 因为如果有家庭、儿女会分散女工的精力, 而自梳女毫无拖累, 能一心一意投入生产, 为了使丝厂获得最大利润, 他们对自梳风俗予以容忍的态度。所以, 经济因素在助长自梳风俗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两地缫丝女工的物质生活
在长三角, 女子进厂做工, 这是她们接触新生事物一种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从封建闭塞的乡村到喧嚣繁华的都市, 她们的到来, 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些许新活力。在毗邻港区和工厂区的农村, “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 ……随便哪个下午, 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 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9]45。这段描述显然带有夸张成分, 但也足以体现出女工对生活现状的满足。“许多妇女劳动者, 不是完全依靠得工资而维持生活, ……许多农妇及村女在城市工作, 不过只要赚得脂粉等修饰费。”[10]15630女工们的穿戴打扮也说明获得收入的女性开始独立支配自己的工资, 开始注重物质方面的享受。由此观之, 有一定工薪收入的女工, 渐渐从衣饰装扮、言行举止上追求时尚, 展现出近代零星都市女性的精神面貌。
而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珠三角, 是缫丝工业发展的高峰期, 女工收入稳步提升, 如果能够在丝厂谋一职位, 将成为一件让人自豪的事。且这里的丝厂“全年保持不停工, 并不受季节性限制, 每年二月至九月都是旺季”[6]31, 所以如果“一个工人每年工作250天左右, 就可以挣到200元”[11]53, 熟练的女工, “平均每天可挣得一块多钱, 手巧勤快的甚至可挣到两块钱。当时的物价较廉, 熟练女工三四天的工资便能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12]40所以甚至有人着意积蓄, 每当有盈余, 就存入银铺收取利息。在这种情况下, 当地人自然认为缫丝女工是富有的和值得尊敬的, 据说这些女工总是衣着漂亮、光鲜亮丽, 经常光顾戏场。
三、两地缫丝女工的人际交往与独身主义
在长三角, 女性一旦经济独立, 社交公开便随之而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 ……女子由闺阁跑到社会, 由孤处变为群居, 就容易得到社交和择婚的机会。”[13]13284女工在闲暇之余, “每逢开夜工, 青年女工爱到大世界游玩”[14]313。大世界这类游乐场所能提供廉价多元的娱乐项目, 是交友、消遣和沟通信息的最佳途径。除了大世界, 上街购物更不受空间限制, 是其消遣享受的主流方式。这些都注定了近代女工无论从思想观念, 还是物质生活本身, 都有了深刻的变革。
上文已提到, 珠三角的缫丝女工大都来自当地农村的自梳女, 男女社交断没有长三角开放自由, 选择独身早已成趋势。由于取得了一定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加上对婚后生活的恐惧, 很多自梳女以姑婆屋为单位, 组建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姑婆屋是指以女工中技术优秀又有威望的大姐为当家人, 十几人或二三十人同居同衣同食。如果某两个女工相互欣赏且相依相恋, 在得到女工大姐的认可后, 她们便可像“夫妻”一样同住同吃。这种酷似同性恋的现象, 称之为“金兰契”。缫丝工业的发达, 促使了这一现象的蔓延。简言之, 姑婆屋成为她们人际交往的最小单位, 对于婚姻和男女交往, 珠三角女工并没有那么向往, 她们害怕婚姻, 甚至不与男青年交往。有的即使出嫁了, 但根本不到夫家过夫妻生活, 却要出钱为丈夫娶妾生儿育女。由此观之, 长三角和珠三角女工的社交从自身观念意识上就很不相同。
四、两地缫丝女工的宗教信仰与消极人生
长三角的大中城市, 虽然女工能获得一定收入, 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也有一定提升, 但整体而言, 女工群体仍深受男权社会和资本家的迫害。所以她们对宗教信仰极深, 每当痛苦或失意的时候, 只有宗教能够抚慰她们的心灵。“除了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妇女以外, 几乎是没有一个人不信仰宗教的……就耶教而言, 则无论都市或乡村, 几乎是到处有耶教士的踪迹, 乡间的妇女, 有十分之七是已经入教的。”[15]14306在这里, 就有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足迹, 在传道布施的同时, 对女工的境遇施以物质或精神上的慰藉。
珠三角众多自梳女工, 生活在以族权、父权为中心的宗族社会中, 为摆脱压迫, 诉诸宗教的力量。她们信仰观音, 认为观音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引渡者。天后信仰在顺德地区有燎原之势, 据咸丰年间《顺德县志》“胜迹”、“祠庙”等篇作约略统计, 该县有天后神祠五十余所, 仅大良一隅就有七八所。天后不仅是出海者的保护神, 也是自梳女的守护神, 是独身与贞洁的象征。为了寻找独身的依据, 她们创造了一种“迷夫术”, 对侵犯自己权益的人施以该种巫术, 以达到独身目的。以至于珠三角的缫丝女工, 更凸显出一种女性独立精神。
当缫丝工业走向30年代, 渐有虚颓之势, 很多工厂被迫倒闭, 女工生活普遍大不如前。在长三角, “妇女劳动者因 (工资) 的不平均而生的苦痛和弊害, 不可胜数, 而其尤为显著的, 就是有时迫得做劳动者的妇女, 不得不借卖淫以补助她们的工资的不足”[16]15627。同样在珠三角, 据广州七十二行报载:“南顺各丝厂自因丝业萧条后停业者几近百家, 前此之赖以丰衣足食之数万缫丝女, 今已沦为失业, ……其不知自爱者, 则多移居圩市僻静地方, 暗营丑业。”[17]257随着缫丝业的衰微, 长三角和珠三角女工的境遇大致趋同, 在外界强大的物质诱惑下, 一些女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侵蚀, 自甘堕落作出某些不道德行为。但这些消极的人生态度, 对于整个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而言微不足道, 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已成必然趋势。
“四小虎”崛起与珠三角模式 篇10
率先成功创办经济特区, 是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对全国对外开放的重大贡献。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自创办之日起, 就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 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综合实力均进入了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目前, 这些特区已初步形成现代经济体系, 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展现改革开放成果的“大窗口”。
面对充满现代气息的深圳, 很难想象在创办特区前, 这里竟是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渔村。从1980年起, 深圳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 在短暂的30年间, 深圳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系列奇迹:人口由不足3万, 发展到目前已经超过1000万;城区面积也从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了700多平方公里;GDP从1979年的1.79亿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6700多亿元……2007年, 深圳人均GDP达到10628美元, 成为内地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
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发挥着对全国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 珠三角又崛起了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等“四小虎”, 推动整个珠江三角洲大踏步走向世界。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在发展崛起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 构成珠三角模式的精髓, 对引领全国县域、市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 东莞是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的农业县。而现在, 东莞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济大市, 对全国外向型经济, 甚至国际经济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这些年, 东莞共引进外资380多亿美元, 生产着世界上40%的高级电脑磁头, 1/3的保险粉, 20%的微型马达, 鞋类、玩具、服装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着重要地位。
2007年, 东莞市生产总值达3151亿元、来源于东莞的财政总收入达53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068.7亿美元。东莞在只占全国0.03%的土地上, 创造了占全国1.3%的生产总值、1.1%的财政收入和4.9%的进出口总额。目前, 东莞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等省份, 还吸纳了10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富余劳动力。2007年, 来东莞务工人员仅通过邮政汇出的金额就达193亿元, 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后发地区的发展。
剖析中山、顺德、南海等地的发展轨迹, 各有特点, 分别形成了“游击队” (民营企业) 、“武工队” (乡镇集体企业) 、“洋枪队” (外资企业) 和“国家队” (地方国有企业) 四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招来了全国上下官产学的研究借鉴风潮。但“四小虎”又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断地创造条件扩大开放,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发展之路。
“武工队”顺德虽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繁荣, 但在发展过程中乡镇集体经济却成了主力军。“游击队”南海的县、镇、管理区、村、私营、外资6个层次一起上, 民营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国家队”中山市以十多个地方国有企业集团为龙头, 带动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洋枪队”东莞自1978年8月率先引进港资开办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项目以来, 顶住“三来一补”是不是“两头在外两头黑的沙滩经济”等争论, 以“三来一补”为切入点发展外向型经济, 埋头苦干, 扎实推进, 走出了一条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工业之路, 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大发展。
抓住历史机遇大干快上, 使珠江三角洲的这几只“虎”表现出了虎虎生气, 迅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来了珠三角“镇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近30年来, 珠江三角洲冒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小城镇, 成为我国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东莞的厚街、虎门、长安, 南海的大沥、桂城, 中山的小榄等镇, 入夜后万家灯火, 霓虹灯流光溢彩, 繁华热闹。
东莞是珠三角镇域经济发达的代表, 该市采取权力下放、财政激励等一系列措施, 做大夯实镇域经济。2007年, 全市32个镇街可支配财政收入达159亿元, 平均每个镇街4.97亿元, 这在全国极为罕有。
像经济特区、“四小虎”一样, 近30年来, 珠三角这片热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 充分发挥自身的人缘地缘优势, 用足、用好、用活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境界。目前, 珠三角已建成了中国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目前广东省90%以上的经济活动纳入了市场的运行轨道, 综合投资软环境日臻完善。
珠三角“逐客令” 篇11
旧鸟走不走，新鸟来不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结束东莞考察时说：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5月29日，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场事关广东省未来发展方向的会议正在召开。这次会议出台的主要文件，是《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8个配套文件。
这就是其后被屡屡提及的“双转移”：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
“转移”，在广东第一次被高调提出。此前，更多的提法是“转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任不久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强调：“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为了避免不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广东省政府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决策：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人到珠江三角洲。汪洋在结束东莞考察时曾说：“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來，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这一“腾笼换鸟”的费用将达到500亿元人民币。
这是5月29日，广东省长黄华华在广东省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工作会议透露的。
撤离“虎门”
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符合广东省政府“腾笼换鸟”的政策逻辑。但事实上，企业前仆后继向外迁移?却是东莞市政府不乐于见到的局面。
6月14日，一场特大暴雨将东莞32个镇街浸泡。从东莞市区到虎门镇仅40分钟的车程被堵得水泄不通。“广深”高速上尽是大中型运货车，司机们无奈地从驾驶室出来，不停地抱怨。
虎门镇是个大型“生产车间”，这些货车装载的货物，即由此产出，沿着广深高速运往产业链条上的高端：香港“前店”。
广东省社科院编写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广东境内真正的大、中型企业只占全部外资企业总数的8％，大量是承接来料与进料加工的小企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仰仗的是珠江三角洲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以及物流成本。
东莞市虎门镇就是典型的服装加工镇，在1997年到1999年之间，它被称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飞虎”。
“现在的‘飞虎是插翅难飞了。”创办“耐安迪”服装品牌的肖士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随着虎门经济发展，消费高、用工难、工人工资高，已经没有以前的优势，再加上政策环境越来越紧，土地租金和税收攀高，浙江其他市场的崛起，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压力之下，市场前景也渐显渺茫。从汕头到虎门镇淘金的肖士炎见证了东莞服装交易会火爆的十年，也亲历了冷清的三年。“来服交会下单的外商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服装厂参加服交会了，但是服装城的摊位租金却还是没下去。”肖士炎说。
黄河服装城和富民服装城是虎门的两大服装城，肖士炎在富民服装城8平方米的固定摊位每月需要5万元租金，这还不包括管理费和税收，而厂房租金也越涨越高。
除此以外，虎门镇的工人工资保底是一人1800元／月，再计件取酬，还得加上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每人每月200元的社保。肖士炎雇用了300多名员工，感觉成本甚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政府规定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但是服装不做够12小时根本不赚钱。”
这使得虎门镇的服装厂面临两种出路：倒闭或者转移。
2004年，肖士炎开始着手将一部分加工转移到湖北潜江，他与湖北的合作伙伴结交已久。转移的好处是当地政府给予许多优惠，免三年税收，对转移的企业也非常照顾，土地价格低，工人工资也低，运输成本也同样低廉。
2008年，肖士炎的工厂全部转移到湖北潜江。四年过去，潜江的产业配套已经非常完善，广东加工企业在当地占据了半壁江山。“商人就是哪有利可图往哪跑，虎门的大服装企业几乎全部转移了，转移地大多还是外省，广东省内即便是粤北的物价还是比外省高。”肖士炎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暗合了广东省政府“腾笼换鸟”的政策逻辑，但企业前仆后继向外迁移，却是东莞市政府不乐于见到的局面。
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在出席与台商座谈的会议上，呼吁“转移不如转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书记在东莞调研时，给东莞想出的办法是：“产业转移出去。可以把研发设计、组装包括总部仍放在原地，这样附加值就还在，将来税收并不会少。”
“企业分地经营，这需要更高的成本，也会带来许多执行上的不便利。”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说。
“打工经济”何处转?
“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这相当于对外来务工者的“逐客令”。
据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08年4月，东莞市有台企6200多家，占全市利用外资总额的1／3。台商转移严重影响到东莞的台商学校。
学校的报告称，早前就读的台商子女陆续完成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教育后，若未有新一波台商再进入该区域投资，甚至是部分原有台商陆续迁厂，未来生源问题，本校必须审慎因应。
然而，这部分人，并不是东莞市政府希望减少的人口。
5月27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发布了《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
《报告》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和配置功能，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这相当于对外来务工者的“逐客令”。事实上，作为世界级的“打工城市”，珠江三角洲近30年的发展，与外来务工人员密不可分。东莞现有1200万常住人口，其中：1000万是外来人口，被称为“新莞人”，成为东莞城市的主力。
东莞市厚街镇党委书记黎惠勤提供的资料显示，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人口过快膨胀，尤其是低学历、低技能、低收入“三低”人群的大量聚集，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厚街目前实际人口接近100万，城市管理、治安管理、公共服务等一下子无法适应这种过快的变化……
1978年人均收入仅有为：189元的厚街镇，在2007年全镇生产总值达143．1亿元，在23个村(居)中有16个村组的可支配收入总额超3000万元，有14个村的村组两级净资产超2亿元。
而厚街的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与人气密不可分。总面积。126平方公里的小镇，却有酒店旅馆130多家，其中五星级酒店就有三家。桑拿中心、沐足城更是星罗棋布，
被旅游酒店业专家称作是中国特有的“东莞现象”。
风情沐足中心是厚街镇一家较为正規的沐足中心。今年3月份刚从河南过来打工的梅子(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平时过来的客人多数是在东莞打工的人。”梅子今年只有16岁，初中还没毕业就来了东莞。
她的姐姐是沐足中心的按摩技师，尽管东莞的消费成本远高于河南，但姐妹俩并没有想过离开，“租不到房子就住在沐足中心里，反正这么多床也是空着的。”梅子说。
“新莞人”不愿离开，本地人也不愿意他们离去。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改革开放30年，东莞大量的农民‘洗脚上田了，过着很特殊的生活，我们广东人叫他们‘二世祖——就是自己不劳动，靠集体分红。”
所谓的集体分红，一部分是集体用地建造厂房出租给企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农民自己建的“握手楼”“亲吻楼”——这样的民宅建得密密麻麻，用于出租。
“这些企业只要一搬走，工人离开了，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没有来源保障。”丁力说，所以他们不愿竟见到“新莞人”离去。
30年魔咒
旧鸟走不走，新鸟来不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30年之后，广东制造能否走出“微笑曲线”的谷底？
在推进“双转移”过程中，广东省部级领导在部分市(县、区)及省直部门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点。
3月26日，汪洋前往东莞调研，其中一站就是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这里是东莞市的科技中心，“拉动产业升级的引擎”。
汪洋对松山湖的评价是：“未来这里会是高科技企业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的地方。”但是“内容太少”，汪洋所说的“内容太少”指的就是松山湖园区的项目太少。
命令下达之后，松山湖马不停蹄四处招商引资。5月份，北京推介会；6月份，香港推介会；9月份，北欧推介会。
松山湖产业园区提供的资料显示：“东莞市委市政府对松山湖招商引资只定标准，不压指标，严格实施“选商选资”。六年来从数千个大中型项目中选取了74个项目。”
而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晓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不在乎你是哪个行业，只要能自主创新，企业能够增强自己的成长性，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污染环境，都欢迎来松山湖，我们没有说过不要小公司。”
“东莞市财政每年拨出10亿元用于扶持企业自主创新，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松山湖。”陈晓慧说。在她看来，“双转移”并不是空间上的转移，而是企业的革命。“在大形势下，对于那些自主升级不了的企业，空间没有了，资源又缺乏，自然会被淘汰，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80年代中后期，毗邻的港澳台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受困于本地成本高涨而向外转移。“当时都生存不下去了，广东省政府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来。”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庆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可以说，台湾80年代的那次产业转移是天然的。台商们在广东重拾了事业，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
外商的进驻，使得珠江三角洲经济迅速起飞，成就了“中国制造”。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面积为4．17万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23.2％。2006年，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4634万人，约占广东省常住人口的49．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5953．7亿元和6748．4亿元，占广东省的73．3％和74．0％。
而事实上，历经3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矛盾也已经凸显出来，地方的环境资源、人口的压力不堪重负。
莫世祥在他的《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一书中表示，台港澳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都不超过30年。
这成了广东省政府心头的伤痛。
“实际上，产业升级这件事情是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的。但是，用‘腾笼换鸟来实现产业转移升级是很难的，就是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不能划等号，产业升级改变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更重要的产业发展的能力。东莞要‘腾笼换鸟，仍然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丁力说。
丁力认为“旧鸟走不走，新鸟来不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莞在它现在环境、资源条件下，适合把什么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来抓好，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个“微笑曲线”。它指的是，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形成“V”曲线，即高端研发和末端品牌营销附加值最高，而加工环节则处于利润最低端。
珠三角“新政”探路和谐劳资对接 篇12
因为利益诉求不同, 劳资对立是一种自然状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劳动关系问题一定会出现。劳资对接过程中产生对立冲突甚至争议纠纷几乎不可避免。劳动关系协调的主要作用, 就是及早预防、及时处理、有效化解争议纠纷, 改变劳动关系的“自然”状态, 修复双方受损的关系, 减少不利影响, 努力争取实现和谐劳资对接,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换句话说, “自然”发生发展的劳动关系, 不但不能免除争议纠纷, 还常常会加剧劳资对立。因此, 建立起畅通、有序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实现劳动关系和谐, 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责。
一个畅通、有序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需要权利的保障和制度的支持, 也需要劳动关系主体的积极作为, 比如行政作为、劳资自律、社会合力。就其效率来说, 积极的行政作为最为关键。珠三角“新政”的价值即在于此。
但是, 实现和谐劳资对接并不容易。社会经济在变, 用人单位在变, 劳动者就业求职状况也在变。在改革开放进程日益深化的当代中国, 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劳动关系外部环境和内部构成的种种变化, 对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健全完善来说, 既是挑战, 也是发展机遇。它一方面会加大协调劳动关系的难度, 另一方面, 也能推进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变革发展。
劳动关系实践中, 既隐藏着大量亟待处理的难题, 也隐现着多种解决问题的智慧。在劳动纠纷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广东珠三角地区建立劳动关系博士后工作站, 进行长时间连续观察与研究, 可以直接观察最为丰富多样的劳动关系样本。同时, 劳动关系的持续性特征, 也要求劳动关系研究, 必须是连续的观察与思考, 才能形成对某一行业或地区的劳动关系发展的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性思索, 才更具代表性, 能够以点带面地反映劳动关系现状及其共性问题。
高校科研院所的介入, 则能提高劳动关系研究的理论层次, 在精准提炼概括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发现当代中国劳动关系实践的关键问题, 形成核心概念, 进行基本判断, 阐释我国劳动关系演变发展的独特脉络, 找到解决中国劳动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