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共12篇）
泛珠三角 篇1
1 引言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理论界十分感兴趣且颇有争议的话题。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9 年创立了两缺口模型,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则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储蓄约束、 外汇约束、 吸收能力约束, 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DeGregorio通过对12个拉美国家1950～198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Borensztein等通过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FDI的技术外溢导致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区位选择、跨国公司战略行为及“走出去”等焦点领域。部分学者检验了进入中国的FDI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李新安的研究考虑了FDI的集聚效应,认为经济发达地区FDI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引资所面临的路径依赖。诸多研究为正确认识外资现象、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依据。但由于以往研究多立足全国或东、中、西这样大的区域视角来看待这种差异,较少关注在全国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泛珠三角地区在利用FDI方面的状况,特别是缺少对这个重要区域在吸收利用FDI能力上省级差异的微观考察[1,2,3]。
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FDI对泛珠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大多?在与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譬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比较中,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一个什么地位?二是泛珠各省在吸收利用外资的规模及其能力存在差异,影响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又到底是什么?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1节描述泛珠区域实际利用FDI的总体概况;第2节是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第3节是实证检验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2 泛珠三角利用FDI的基本情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07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0.7%,近7年保持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诸多因素,鼓励和吸引着国际投资者,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不断上升。截止2006年底,按存量计算,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800.4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历史阶段及来源地结构的考察,不难发现泛珠区域在吸引与利用外资方面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表1数据显示,1991年泛珠区域(不含港澳)实际利用FDI占到全国的近60%,最近几年除2004年只占34.05%外, 其余年份均超过40%, 2006年实际利用FDI达到301.6084亿美元,占到了全国的43.42%。表2的数据表明,1992年来自港澳的FDI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0.04%,随着中国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加之港澳作为单独的关税区,经济总量不大,对大陆的投资有一个限度,港澳FDI在全国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港澳FDI依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005年来自港澳的FDI达到185.492亿美元,占到全国的30.76%。在对周边省份的投资上也表现了明显的“毗邻区域”的区域集聚的特点。2006年广东实际利用FDI 达到145.1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20.89%。与吸收利用FDI相对的是,在经济总量上泛珠区域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从1991到2005年,泛珠区域GDP占全国GDP份额保持整体上升态势,2005年接近全国的40%[4](见表3)。
注: 数据来源于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数据来自全国及各省的2006年统计公报。表中泛珠区域相应的统计数据不 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地区。
注: 数据来源于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表中泛珠区域相应的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地区。
注: 数据来源于1992～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表中泛珠区域相应的统计数据不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地区。
3 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论时指出,引进外资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条件。1996年,钱纳利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两缺口”理论。认为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在一个经济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贸易逐步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一是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助于接收区域发挥比较优势,该外资可能促进制造业产品出口。二是它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益,提高生产率。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条件更为细致的观察及外资企业较好的内部管理可能使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向上起到示范作用[1]。
①测度FDI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模型方法
本文采用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把模型中投资变量的分解,进而将FDI作为一个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到扩展的增长模型当中。
略去时间下标,扩展的增长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y为人均产出,A为技术进步因子,k为资本变量,d为每单位有效工人物质资本的国内投资部分,f为每单位有效工人物化为资本的外商投资部分,h为每单位有效工人的人力资本,ω为辅助变量,辅助变量可以是利率差额等(本文由于主要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故后面的实证没有考虑)。
将式(1)两边取对数,然后对时间求导,将会得到如下方程:
式中, gy、gA、gd、gf、gh、gω分别表示各个变量的增长率; α、β、γ、φ分别代表国内投资、国外投资、劳动力和辅助变量的产出弹性。
接下来,在一定的样本区间里,我们首先以gy为解释变量,gd、gf、gh为解释变量,采用计量方法得到gd、gf、gh的回归系数(亦即这三个投入因素的产出弹性),然后计算各个变量的平均值(在下面公式里仍用原指标表示),以此来计算在这个样本区间里各投入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率。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②区域内部影响FDI分布的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2006年泛珠9省的平行数据,设计了如下指标。
市场规模与潜力:市场规模越大,经济水平发展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本文选取上一年的人均GDP作为描述指标。
区位条件:沿海等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吸引的FDI肯定比内陆地区省份要多些,本文选取各省省会与香港的航空时距作为描述指标,即航空时距越短区位条件相对较好。
已有FDI的示范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市场条件更为细致的观察及外资企业较好的内部管理可能使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向上起到示范作用,本文选取上一年FDI作为描述指标。
开放水平:选取泛珠区域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作为描述指标。
市场化程度:用工业增加值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所占的份额表示。
基础设施状况:用上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表示。
检验方程如下:
FDI=a0+a1×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a2×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a3×上一年的人均GDP+a4×各省省会与香港的航空时距+a5×上一年的FDI+a6×工业增加值中非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比值+ε
本文所用到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6)以及各省年统计年鉴(2005～2006),2006年数据来自国家以及各省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计算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人均GDP是每个省以1978年为基年,除以每年的GDP平减指数得到各年的真实GDP,再除以年末从业人员总数,得到从业人员平均产出,而不是统计年鉴中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人均GDP;在剔除投资的价格因素时,应该采用以1978年为基年的投资价格指数,但限于已有数据,9个省这项数据很难获齐。本文也将采用各省的以1978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剔去投资的价格因素,因为“在几种价格指数中,GDP平减指数最能全面反映物价趋势”[2]。根据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国内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以及其他资金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部分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减掉实际利用外资,而FDI等于固定资产利用外资部分乘以FDI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率。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本文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部分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减掉实际利用外资部分,FDI就采用每个省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首先按当年的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换算后,然后用GDP平减指数剔去价格因素。最后把9省每年的数据加总得到泛珠三角区域的每年各个指标的具体数据。
4 实证检验与分析
①外商直接投资对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1995～2005各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1996～2005泛珠区域10年间各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再用OLS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1 被解释变量: 人均产出增长率(1996～2005)
上表中系数即为各增长率的产出弹性,利用1996～2005各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表4。
⊅从表4的计算结果看,1996～2005十年间,泛珠三角区域FDI的产出弹性大约为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34%。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国内部分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3.722%,产出弹性为51.9%左右,在几个因素中贡献最大。这说明最近十年内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内投资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为2.432%左右。这主要在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先进技术的运用,经济的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劳动者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技术进步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8.321%。
②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影响FDI分布的因素分析
利用SPSS软件采用向后回归的方法,最后得到以下实证结果。
回归2 FDI(2005～2006年泛珠各省级平行数据)
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有两个: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和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是地区进出口总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实证研究中,贸易水平常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水平。根据邓宁的理论,一个地区越开放,投资者面临的进入壁垒和信息成本越小,本文的检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结论,一个地区的FDI规模与当地的对外开放水平正相关,回归系数为397.91。根据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解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手段,通过建造和购买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一个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大小反映了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发展水平,而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条件又反映了企业运作、信息获取、原材料和成品运输的便利程度,因此,对于一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大小可以成为国际投资者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的一个考量指标,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的地区更能吸引投资。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推论,回归系数为0.086,为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好地解释FDI分布差异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地区外贸依存度的高低即开放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该地区市场化程度、成本优势、人力资源状况等因素。因此,作为地区而言,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必须得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的投资[5,6]。
5 结论
本文采用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把模型中投资变量的分解,进而将FDI作为一个独立的投入要素引入到扩展的增长模型当中。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5～2005年的数据,估算出了近10年泛珠三角区域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5.634%,产出弹性为5.9%左右。同时,采用泛珠9省2005～2006年的平行数据研究了影响该区域FDI省际分布差异的因素,结果表明上一年的外贸依存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好的解释了这一差异的原因。因此,一个地区要增强外资的吸引能力,在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对当地基础设施、教育的投资,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
摘要：研究泛珠三角区域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影响FDI省际差异的因素。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52005年的数据,采用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把FDI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扩展模型中。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FDI的增长对泛珠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34%,产出弹性为5.9%。利用2005-2006年泛珠9省平行数据对影响FDI分布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一个区域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外贸依存度很好地解释FDI分布的省际差异。
关键词：FDI,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文玫.外商直接投资及地理和市场状况对区域发展的贡献[J].经济学报,第1卷(第2辑).
[2]司春林,王安宁.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罗长远.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J].WordEconomic Papers,2006,(4).
[4]杨永华.1991-2005:FDI来源地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
[5]张红伟,陈伟国.FDI在中国的区位决策因素分析与实证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6]Aitken B J,Hanson G,Harrison A E.Foreigninvestment,export behavior and spillover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43:103~132.
泛珠三角 篇2
发布时间：2011-8-
2信息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胡幸福
摘 要：泛珠三角旅游文化特色可以大致划分为“绿色”、“红色”、“蓝色”、“金色”四大板块，这些色块之间同时又存在交叉浸润的现象，这都是“调色板”效应的自然现象。但作为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来说，重点是要找出自己最鲜明、最独特的色彩。分析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就是为各地的旅游发展找准方向，为区域旅游合作构建和谐的发展局面。
关键词：旅游文化；泛珠三角；和谐发展
文化体验已经在人们的旅游动机中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调查统计，它已经跃居五大旅游动机之首位。与之相适应，各区域的旅游产品开发也正在从“外在型”向“内涵型”转变。所谓内涵，就是要体现旅游的灵魂——文化。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在于突出特色。在旅游业中，没有文化的景观是没有吸引力的，而文化没有特色，其旅游发展就会缺失可持续的势能。
分析泛珠三角各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就是为各地的旅游发展找准方向，为区域合作构建和谐发展局面。
从卫星俯视泛珠三角，大致像一块调色板。赤、橙、黄、绿、青、蓝、紫相映成辉，绚丽多彩。如果从色彩角度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文化也莫不如是。我们可以将泛珠三角旅游文化特色大致以四大类色彩来划分：广西、云南、贵州是以山水文化为主的“绿色”；江西、湖南、四川是以历史人文为主的“红色”；福建、广东、海南岛是以海洋文化为主的“蓝色”；香港、澳门则是以商业文化为主的“金色”。当然，在这大致的色块中，各省区又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各个色块之间同时又存在交叉浸润的现象，这都是“调色板”效应的自然现象。但作为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来说，重点是要找出自己最鲜明、最独特的文化色彩。
一
(一)广西旅游文化特色
广西是我国旅游转型最早的省区之一，1986年，桂林市被定为全国7个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广西旅游业也就由“接待事业型”向“经济产业型”转轨。还在经济火热的时候，广西的旅游又很注意文化内涵的建设了，尤其是特色文化的建设。但面对七百多个景点，怎样凝练出作为广西整体形象的旅游文化特点，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直到2001年，自治区旅游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广西特色旅游业发展实施意见》，一个旅游发展的总体框架才比较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个旅游龙头、两条黄金旅游带、两大旅游集散中心、四大旅游特色、五大旅游品牌、六大特色旅游线路、七大旅游区。”这个框架所包含的全部内涵体现的就是以“北绿南蓝”为骨干的“山水海洋旅游文化”特色。其中山水文化是重中之重。
广西的旅游发展实施计划在文化体现方面是很清晰的。它围绕着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两条主线来做足山水海洋文化的特色。在内部，极力构成“一轴两翼、南蓝北绿、一地一品、城乡互动”的格局。突出自然山水、海洋休闲、边关揽胜和民族风情四大区域旅游特色。
向外则始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2004年7月，率先参与启动了“两广6市无障碍旅游区”活动。2006年4月的两广旅游合作论坛又把无障碍旅游区扩展到20个城市。在新一轮的竞争热潮中，广西不仅力争在泛珠三角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力图借“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之机，利用发展会展经济和商务旅游把广西做成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进入的前沿地带。
可见，广西除抓住传统的桂林山水文化这个龙头外，又注意培植后起的滨海休闲、边关揽胜和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这不仅更好地辅助了主题的旅游文化，而且为广西旅游文化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后劲。
但广西的旅游形象主题词却不凝练，“风情广西”、“魅力广西”、“美在广西”、“激情广西”、“开放广西”，用词多，看似面面俱到，却让人感到空洞。还不如“桂林漓江印象·刘三姐”让人有“人在山水之间”的深刻印象。
(二)云南旅游文化特色
从2004年起，“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更名为“中国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加了“文化”两个字，缩少了旅游节的外延，但云南方面坚持认为，这是为突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要求。可见，文化特色在云南旅游界被充分看重了。
云南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具旅游头脑的省份，其精明之处在于文化意识颇强，会借文化精品打造旅游文化产业的品牌。例如，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千里走单骑》、小说《香格里拉》等无不被利用来拉动石林、大理、丽江、迪庆等地的旅游人气。一台《云南映像》更把全国人民对“彩云之南”神秘异域风情想入非非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配合整个区域旅游文化的特色，云南各地、州、市都纷纷上演“一台戏”，昆明在演《小河淌水》，丽江在演《丽水金沙》，怒江在演《母亲河》，版纳在演《勐巴拉那西》。无不体现着绿色山水中的风情。
从云南石林旅游品牌战略直指“国际三品牌和国内三品牌”就可看出，云南旅游文化的发展战略就是冲刺高层次，从而为云南旅游完成从自然观光型向自然观光和休闲度假并重的转变奠定文化基石。
(三)贵州旅游文化特色
贵州开始认识到了把旅游资源变资产，再把资产变资本的魔力，而这个“变”的点金术就是文化。贵州开始环视周围，觉得云南的花，西藏的雪，广西的海，四川的山，游客都玩过了，人们该到贵州来了，但来贵州看什么呢?贵州人心中还没有底。
贵州人心里也明白，只有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高度融合，打造出旅游品牌，提升文化品位，才能构建起贵州旅游文化特色。但这个融合点在什么地方?有人搞了个悬赏200万元破解千古之谜“红崖天书”的活动，结果似噱头而不了了之；还有人想起了杨丽萍，想起了《云南映像》一台戏，于是模仿着搞了个《多彩贵州风》，在短时间内还真有点吸引眼球，但看过也就忘了；也有人提出用黄果树瀑布来做“水”的文章，想法很独到，只是水少了点。
现在贵州所共识的是“三架马车”发展思路。即以黄果树为代表的喀斯特山水风光旅游；以17个少数民族文化为底蕴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旅游；以红军长征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旅游。为此，重点开辟了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辐射的四条旅游新线路。提出“以质取胜，以特取胜”。但在文化特色方面，“三架马车”受着广西、云南、江西的特色压力。
但由于特色提炼不够，导致旅游形象主题词也游移不定，含混不清。目前并存的有：“干瀑之省”、“漂流之省”、“文化之州、风光之州、生态之州、歌舞之州、美酒之州”等，贵州的区域旅游文化特色还没有在山水文化的绿色中凸现出来，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一个可以取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历史负面形象的旅游主题词。人们在期待着贵州。
二
(一)江西旅游文化特色
江西，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等方面 的旅游资源不能说不丰富，但怎样突出其文化特色，却是要费一番思量的。1998年，他们自称是率先提出了响亮的红色旅游促销口号——“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直到2000年，才首次推出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这时他们发现，红色旅游概念是一个很好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契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它能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于是在2001年正式对外亮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旅游形象主题词，打出了红色旅游的旗帜。
旗帜一展，黄金万两。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一千三百五十余万人次，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30％。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3％。可观的效益使江西认定了这面红色旗帜。在推行“2004年中国红色旅游万里行”的东风之中，江西牵头签定了《七省共同发展红色旅游宣言》，2005年，又借“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的热浪，搞了个《红色旅游合作井冈山宣言》。几套组合拳下来，江西稳坐了红色旅游头把交椅。“红色旅游文化”也就自然成了江西旅游文化的特色。
锁定的目标是：用3年时间，把江西建成红色旅游强省，再用3年时间(2008～2010)，将江西“红色摇篮”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品牌。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达到300亿元，约相当于全省GDP的4.28％。
江西的实施措施是：在省内方面，着重科学布局，精心策划，营造全省点、线、片一体的红色摇篮，绿水青山，红绿古三色交相辉映的旅游景区网络和文化氛围。在对外方面，则积极联动外省。如江西省海外旅游总公司在推出的5条名为“江西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的红色产品中，就有4条线路分别延伸到了长沙、上海、嘉兴等地。2006年，井冈山就把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地区作为主攻目标市场，对这三个区域的重要城市实行覆盖式的红色旅游宣传轰炸。即使是围绕2006年“中国乡村游”这一主题，江西提出的口号仍然是“高举红色旗帜，做足绿色文章”。
尽管江西最近又推出口号，标榜江西旅游是“红色之魂、绿色之美、古色之特”，想使江西旅游形象更丰满。但不可否认，红色旅游已成了江西旅游文化的灵魂，是其旅游文化的最大特色。
(二)湖南旅游文化特色
湖南旅游资源颇为丰富，自称居全国前8位，还有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但湖南的旅游文化特色一直难产，前些日子标出的口号是“山水湖南，伟人故里”。可惜没有抓住时机做大做强、做出特色。湖南的旅游始终没摆脱小脚跬步之嫌。旅游思维停留在自恋自赏，陶醉在2003年的长坂坡(这年，在全国旅游业收入下降12％的大环境下，湖南旅游进账297亿多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可谓“逆风飞扬”)，在旅游线路的开发上，湖南旅游市场上更多的是小打小闹的“百姓生活游”，也就是省内一日游等，旅游业门票收入成为重头，廉价旅游在湖南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在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区域却久久没形成旅游文化特色。
在“红色旅游”被江西搞得热火朝天时，湖南不但失去了先机，更不可思议的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竟被排斥在七省市的“红色旅游”线路之外。去年还是“美丽江西，绿色家园”为主题词的江西，今年就成了“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稳坐红色旅游头把交椅了。而早就以“伟人故里”自豪的湖南，如今却成了“红色旅游”的边缘人。这对湖南无异于当头棒喝。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旅游思维定位，确立自己的旅游文化特色。
红色的旗帜已被人捷足取走，只有在历史人文与山水结合中找文章做了。讲起来，湖南的人文历史底子还是满厚的，中国旅游文化中古今往来的“八景”就是在潇湘孵化出来的，“不到潇湘哪有诗”也是对湖南风光景致的褒扬，历史书上活动在潇湘大地的名人名字更是一串一串。真是人杰地灵。但湖南偏偏自己弄出一个“湖湘文化”概念，至于什么是湖湘文化，也许太学究了，一般人谁也说不清。旅游业拿这件文化外衣一披，无异于作茧自缚。
(三)四川旅游文化特色
四川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生态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超级大省。不但有老天爷特别青睐赐予的名山大川，而且有五千多年积淀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耀眼的历史文化遗产等。资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光世界遗产就多达5处!面对如此多的家珍，四川人一时无所适从，他们在天府之国、大熊猫故乡、雄秀奇幽等多种意境中徘徊。伸开十个手指什么都想抓，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大潮汹涌，泥沙俱下，连“鬼城”都冒出来了，结果自损形象。痛定思痛后的四川人对旅游理解就深刻多了，省里当家人亲自出面抓旅游，书记张学忠发话：“要说四川旅游的最大优势，我认为还在于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副省长王怀臣也宣称：四川旅游，一是要实施“两大战略”，二是要抓“两条主线”。两大战略就是政府主导型战略和旅游精品发展战略；两条主线就是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中坚持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两条主线并重。
这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战略，其最大优势是可以统一思想，凝练出一个可以指导旅游发展统一行动的旅游文化方略。在四川就形成了“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农家休闲”的旅游文化特色。其推出的旅游形象主题词就是“天下四川，熊猫故乡”。其实，四川的红色旅游资源也是很丰厚的，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他们注意到了同江西与湖南的关系。
四川正是按照这个旅游文化特色来实施他们的精品发展战略，着重突出“品牌三宝”。以此来提升四川旅游的“精、气、神”。所谓三宝方略，就是体现其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取向的主线。即：一是以大熊猫为品牌发展生态旅游；二是以三星堆出土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为品牌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三是以“农家乐”为品牌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其中，以大熊猫作为国际品牌重点宣传。四川这一方略相对突出了重点，符合该省旅游文化实际。只是形象主题词中的“天下四川”显得空洞，尤其让外国人看了不得要领。不如改为“巴蜀古国，熊猫故乡”，就把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特色都突出了。
三
(一)福建旅游文化特色
福建有著名的武夷山，是我国4个拥有世界“双遗”殊荣的景区之一。但福建却以闽台文化作基调，打造涵括闽台港澳两岸四地的“海峡旅游文化”，使之成为区域旅游文化的特色。在福建看来，福建处于海峡西岸，其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经过中原文化的传入、海外文化的冲击、台湾文化的交融等，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和兼容性。从海峡东岸看，施琅统一台湾后，福建移民大量人台，台闽文化日趋融合，形成了一个共同文化区域。台闽文化因之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亚文化圈，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类型，有着鲜明特色。在这个基础上挖掘出闽台自成一家的区域文化内涵，形成海峡旅游文化是顺理成章的优势。
福建方面还进一步认为，海峡旅游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谐”。因之将“和谐旅游”作为福建旅游形象主题词。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将旅游变成三个过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二是人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三是人的心态平复和心理和谐的过程。这个理念最能唤起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心理共鸣。
在海峡旅游文化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下，福建旅游发展的具体方略是：通过“前瞻性地、高起点地、大手笔地完成海峡两岸旅游区域合作规划，突出闽港澳台两岸四地旅游的合作„„形成独具魅力的海峡旅游特色”。
实施的措施是：在省内构建“五区两带”的发展格局，向外则加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旅游区的对接，与台港澳结盟。2005年，福建省旅游协会就与台湾6大旅行同业公会、香港旅游业协会、澳门旅游局签署了《海峡旅游区域协会备忘录》。
从福建至今的举措看，闽台是海峡旅游文化的主体，港澳因其特殊地位被拉人到其体系之内，广东则是被游移于这个旅游文化体系之外的。虽然在海峡两岸经济区有个“221工程”(即建立闽、粤两省，和港澳两特区，同台湾之间的紧密型的合作探索)，但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总是同步的，而文化则更需要突出自己的特色。
(二)广东旅游文化特色
将广东归在蓝色海洋文化板块，从现实看，有点勉强，从历史、从地缘看也说得过去。广东早几年号称中国旅游三分天下有其一，事实也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广东的旅游收入旅游创汇基本是占全国的1/4强。广东毗邻港澳，每年入境人数约占全国的80％。广东的旅游曾经创了许多全国旅游的第一：第一个引进的中外合资的酒店，第一个引进外商投资的酒店，第一个开展了港澳游，第一个开展了出境游，第一个开展了港澳自由行，广东的旅游对全国的旅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面上看，广东的旅游确实非常精彩，但要问广东的旅游文化特色与旅游辉煌成就的关系，就出现了尴尬局面。
说起来，广东的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还算丰富，但旅游发展二十多年来，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没文化”。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虽然还算丰富，但知名度不高；二是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晕轮效应影响了对文化的认识和建设。所以，当周边省区都把旅游当回事来抓时，广东的旅游可谓在庆功宴中听到了四面楚歌。红色文化旅游，不能与江西、湖南攀比；绿色山水旅游，不能与广西桂林相比；蓝色滨海旅游，有海南岛站着上风；金色商务都市旅游，港澳是当仁不让；人文历史旅游，敌不过湘川文化；民俗风情旅游，难望云贵项背。多少年下来，广东的旅游始终是在漫无目标中漂浮。没有文化定位，就如同没有灵魂附体。虽然年年游人如织，但都是过客匆匆，留不下游客。放眼下一轮旅游的发展与竞争，危机感开始凸显出来，广东开始考虑必须在蓝色板块中，在整个泛珠三角中树立起有自己特色的旅游文化。
当代广东的名气是受惠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到广东看什么?就是看广州、深圳、珠海三个改革开放的窗口，看广东的蓬勃发展，看中国的未来。但要把这些从文化的高度概括出本区域旅游文化的特色，却相当不易。况且广东也不仅仅就是这三个城市所能代表的。2001年费尽心思推出了“活力广东”这个还别致的旅游形象主题词，但仍然没有改变人们视广东“没文化”的偏见。也许“活力广东”太文人化了，太抽象了，一般群众很难理解“活力”所表达的具体指向。正如人们不能号召说：让我们去广东看活力。主题词抽象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所代表的旅游文化特色还没定准位。为了扭转“没文化”的颓势，2005年，广东省以政府行为推出了一场热闹的“国际旅游文化节”，2006年继续举办。官方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旅游文化节，从旅游这个角度对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土族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海洋文化，这五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广东旅游的特色，还特别提出要在旅游节打出广府风、客家情、潮汕韵、南海潮、百越神，通过这五大风情来诠释活力广东。也有人提出要将“岭南文化”融入到广东旅游文化的特色中。看来，广东要凝练出自己的旅游文化特色还要花大的力气。因为文化特色需要发掘，而不是“做”出来的。其实，有着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完全有条件挖掘出一种全新的旅游文化。让游客感觉来广东旅游和去别的地方旅游不一样。不仅是风光的不同，也不仅是当地文化的不同，而是旅游感受上的不同。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我们另做专题研究。
(三)海南旅游文化特色
海南岛，一个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是最典型的蓝色海洋文化地，但前些年人们对其旅游文化特色定位却费了不少脑细胞，挖掘出了很多“文化”，诸如：黎苗族文化、清官文化、贬官文化、儒官文化、仕文化、海洋文化、特区文化、生态文化、度假文化、海南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天涯文化、华侨文化等。总之，一山、一石、一人、一事就是一个文化，显示出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浮躁文化心理。
应该说，海南的旅游文化特色是建立在“热带海岛生态文化”基础上的蓝色的“海岛休闲旅游文化”。它的旅游形象主题词“椰树海岸”，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即使在世界滨海旅游胜地名单中也能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品牌。可以与法国的“蓝色海岸”、西班牙的“太阳海岸”、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一逐高低。
现在，海南岛按“海岛休闲旅游文化”发展旅游的思路是比较明确的。在岛内建立起一条以海口为起点，三亚为终点，包括琼山、文昌、琼海、万宁、凌水的东海岸旅游经济区域带，其内涵则是一批大型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以及一大批小型度假村、度假群落和文明生态村。在外联方面，则利用独有的海洋管辖权优势，开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旅游业务。同时，积极与广东、香港、澳门的旅游产品连接上，实行整合，形成粤、港、澳、琼大旅游区，以自身的阳光、沙滩、海水、绿韵特色优势把现成的游客吸引过去。为此，海南岛在突出自己旅游文化特色的旗帜下，在精心打造7大旅游品牌。这是很有见地的。
四
(一)香港旅游文化特色
香港是国际都会，这是不争的事实。“购物天堂，娱乐之城”是其旅游文化的两大基点。然而，这个闻名于世的国际都会是个历史的怪胎，其“购物天堂，娱乐之城”是在殖民历史长河中浸润着殖民文化色彩长成的。故有人说“英国殖民过程已消灭了香港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及文化自信„„香港人的人文积累余下的就只有那个殖民时期的奋斗，由渔港变成现代国际都会的故事。”基于这种背景，香港旅游文化特色就表现出带西方殖民痕迹的“商都旅游文化”。其核心是“好客文化”。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的旅游形象主题词是；“香港，乐在此·爱在此”。为此，香港除了每年举办“香港购物节”、“香港缤纷冬日节”以及春节特别节目外，还花力气于2005年引进了迪斯尼乐园。还在全港推行“优质旅游服务”和“旅业英才实习计划”。这是由港府掏腰包“为参加者提供系统的训练和实习机会，以培养好客文化”。所谓“好客文化”，通俗讲就是要做到笑脸相迎有钱的游客。2006年是香港自定的“精彩香港旅游年”，在个人游中，香港提出重点要为家庭游客和商务游客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因为这两个游客群具备更加可观的消费能力”。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亚文化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点。做得好，会产生杂交优势，做得不好，则是染缸效应。今年内地香港旅游出现衰相，就在于其旅游文化的核心是“好客文化”，而没有强调诚信为本。好客能够笑脸盯着游客的钱袋，而漠视游客的心情。虽然迄今香港已有超过6000间商铺获得“优质旅游服务”认证，但针对内地游客的蒙骗、欺诈、宰客等丑恶现象仍层出不穷，以致2006年10月黄金周赴港游客较往年少了3成。
港府受1480亿港元和36000个就业机会的商业诱惑，引进迪斯尼，原想盆满钵满地大赚内地游客一把，却因它的傲慢而终究不如人意。香港终究在中国，中国人不一定看到迪斯尼三个字就忙不迭地掏腰包。专栏作家黄瑛琦就曾提问：迪士尼“它除了在香港赚钱外，会否尽社会责任，回馈社区?”我们“可以张开双臂迎接迪士尼，可是，拥抱过后，是否以前属于我们的文化历史都要一概让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旅游文化定位的失当之处。
香港看到了自己的弱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最近出台的方略是：近联深圳，远交湖南。他们发现，以深圳新兴移民城市文化和香港中西交融文化为内容的旅游产品具有强大的组合优势，尤其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跨越两种社会制度和具有两种不同旅游文化的综合旅游区域，以及极为方便的陆路交通，均具有无比的吸引力。而湖南的人文风景和历史底蕴是对香港旅游资源空白领域的最好补充。为此，香港正在精心打造“一程多站”的旅游新线路。这也是一种文化互补。随着香港旅游新发展，其旅游文化特色将有新的内容，同时也要考虑其旅游形象主题词要做新的表述。
(二)澳门旅游文化特色
澳门从一个荒芜小半岛成为今天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四百多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澳门文化呈现出以中华文化为主，兼容葡萄牙文化的共融色彩。使澳门成为很有特色的旅游城市，光“澳门历史街区”一份世界遗产就充分奠基了其深厚的旅游文化底蕴。
然而，事物不总是按常规展现其特色，几十年来，澳门国际旅游都市的知名度不是来自它独特的历史文化，而是博彩娱乐。因之它的旅游业结构十分单一，它以“东方的蒙地卡罗”招徕天下游客。博彩业的风头掩盖了澳门其他旅游资源的锋芒。“博彩旅游文化”成为其耀眼的特色。“文化传承，中西交汇”的形象主题词往往被人们忽视。
博彩旅游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吸引世界豪赌的游客，大把的金钱刺激了澳门的经济；另方面它又阻断了数量可观的观光游客和休闲旅游者的脚步。“除了去参与博彩，澳门其实没什么好玩”，这是目前人们对澳门的普遍评价。
品牌已经做成这样了，澳门也只有因势利导，将特色做透，才能维持长期发展的态势。这就要将博彩与大旅游结合起来，摆脱单一的博彩形象。从澳门近来的动作看，出路有两条：一是外联；二是内变。
外联，2006年初，澳门主动与内地的中山、珠海联姻攀亲，共同打出了一个“中珠澳——大香山旅游”的文化概念。以弘扬共同的香山文化为宗旨，意在以文化为先导，对区域内旅游资源进行重新包装与整合，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
内变，就是要把澳门从“东方的蒙地卡罗”变为“东方的拉丝维加斯”。为此，首先由政府出面引导，将赛马、赛狗等活动由传统的赌博项目演变为社会性的运动项目。其次是大打旅游文化牌，推出了澳门国际音乐节、澳门艺术节、国际烟花节、澳门荷花节、国际龙舟节、动感亚洲自我挑战越野、“2006澳门世界遗产年”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其三是兴建了一批新的旅游景点和文化设施。
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将澳门建成为集博彩旅游、国际会展商都旅游、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国际化旅游名城。使“文化传承，中西交汇”的旅游地形象将名副其实。至于新的旅游文化特色的表述则还须斟酌。
五
从以上分析，可以结论出如下几点：
第一，实践证明，凡是旅游业发展真正兴旺的省区，莫不以旅游文化取胜，尤其是其特色定位要准确。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点睛工程。抓准了会给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带来巨大效益，如云南、广西以及后起的江西都是成功的范例。
第二，未来旅游的竞争，主要是旅游文化方面的竞争，其焦点就是打特色牌。目前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就是“申遗”，从长远看，还得要有强有力的文化建设与创新。如旅游大省广东，已很有领悟，为做成旅游强省，正在紧锣密鼓地“申遗”，正在建设文化大省，希望以特色文化吸引游客。
第三，打造旅游文化除了竞争还需要和谐，区域旅游文化建设要扬长避短，区域间旅游文化要以己之短融入之长，以四两拨千斤，达到共赢目的。如四川，一样有着丰厚的红色旅游文化，但它并不与江西、湖南争长短，而是借红色旅游的东风完成了《四川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四川省红色旅游总体规划》，打出“红色四川，绿色天府”旗帜，与周边“红色”省份联动，获得双赢。
总之，区域旅游文化的建设就是要在更高层面上为旅游者打造更适合其需要的旅游平台。这个平台越大越好，层次越高越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突出每个省区区域内旅游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也要做好泛珠三角区域内旅游文化的和谐建设与共同发展。
收稿日期：2006—12-28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制度创新 篇3
关键词：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 制度创新
Exudes the bead triangle region cooperation and the system innovates
Hu WuxianLei Mingquan
Abstract: “Exudes the bead triangle region cooperation” is seeks a brandnew cooperation region for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which the better development space composes.Guangdong held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separately has signed the CEPA turning point with Hong Kong and Aomen,initiative union peripheral each provincial capital area,at the right moment proposed and the positive impetus “exuded the bead triangle region cooperation”,expanded own economical center,but other each correlation provincial capital area also hoped in the region cooperation,obtained the extra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the income.However,exuded the bead triangle region cooperation still to have some institutional barrier,for instance labor force flowing bamboo fence,contract industry shift blind competition,regional protectionism spirit and so on.In exudes in the bead triangle region cooperation,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s without a doubt.Must create the condition positively,reforms the present lateral economic ties,attacks the regional protectionism severely,impels the enterprise culture innov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positively cooperates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tak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 on own initiative,by the positive posture,joins in the reg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own initiative in the tide,makes the enterprise does greatly strongly.
Keywords:Exudes the bead triangle Region cooperation System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2-0160-03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又称“9+2”，是指沿珠江流域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九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共11个省级行政单位。这是一个为经济发展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而组成的一个全新的合作区域，并且各地区均直接或间接地与珠江流域的经济流向以及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资源、产品、市场等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
1.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动因
1.1 区域合作红利引致更广范围合作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南部中国经济板块快速崛起，为地区间经济分工与协作提出了现实要求。区域合作的范围由小到大，经历了由核心向外围逐步扩张的过程。而且，每一轮区域合作都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发展后劲，分享了区域合作带来的利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提出粤港合作以承接香港产业转移；上个世纪末，广东省政府提出“珠三角”的概念，包括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佛山、江门、珠海、中山8市及清远、肇庆部分地区，共有4.2万平方公里，3000多万人口，把广东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整合了起来；紧接着，广东又提出“大珠三角”的概念，范围包括珠三角和香港、澳门，在推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理念下，推动了更广阔范围内的经济融合；［1］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2003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上首次提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
2004年6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港澳穗举行，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国内外政府或非政府机构都予以了足够的重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提出之后，顺应了CEPA施行后大珠三角进一步崛起的要求，为大珠三角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
1.2 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竞争压力。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两地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出口几乎占全国的三分之二。珠三角曾以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崛起为荣，但在上个世纪末，在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内部差异、出口增长等各个方面珠三角都感受到长三角的赶超压力。［2］事实上，在很多方面珠三角已经明显落后于长三角。其根源在于，珠三角与长三角比起来经济腹地相对狭小。或许，这就是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初始出发点。
1.3 珠三角经济区域推动乏力。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开放最早的省区之一，其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过其他的省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珠三角的发展速度减慢，并且受到了资源、市场等方面的制约，发展后劲明显不足。近年来，珠三角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已越来越小。据统计，广东省制造业的年平均工资已从1997年的9088元上升到2003年的13870元，五年间的增长幅度达到353%，2006年、2007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增幅分别达9.8%和11.2%，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3］相反，长三角，京津地区，以及东三省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且GDP的数据对比方面，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广东，GDP年增长率已经超过广东。
在区域推动乏力的情况下，广东产生了危机感，也产生了区域合作的驱动力。所以，广东在考虑了诸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抓住中央政府分别同香港和澳门签署了CEPA的契机，主动联合周边各个省区，适时提出并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以扩展自己的经济腹地。而其它各个相关省区也希望在区域合作中，获得额外的发展机会和收益。于是，一个全新的互补、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形成了。
1.4 泛珠三角区域资源互补的引诱。
在CEPA实施之后，粤、港、澳都有各自的发展目标，广东将致力于打造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香港将努力发展成为国际性金融物流和信息中心，而澳门将建成区域内的旅游博彩中心，并致力发展与欧盟，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在完成这些经济目标的同时，珠三角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更广阔的腹地转移，为自己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建，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具有广泛的互补性。H—O理论认为，由于区域间要素禀赋的差异，通过区域间的贸易与合作可以使各地区的福利增加。“泛珠”区域涉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我国东、中、西部九个省。各个省（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粤、港、澳有着强大的资金支持和先进的科技和理念支持，而福建、江西有较有特色的地区文化，以及人力资源优势，而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内陆省区，有较强的资源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和大珠三角区域的互动发展中，内陆各省几乎可以无限制的给为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目前在广东务工的外省人员有1200万人，劳动保障部门实际登记在册的有746.79万人，其中湖南省最多，为148万人；四川其次，132万人；广西89.6万人；江西74万人；湖北69.8万人。
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性障碍
2.1 劳动力流动的藩篱。
近20年来，珠三角奇迹般地抓住了世界产业两次大转移的机遇，迅速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层次的升级，欧美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产业迅速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恰逢改革开放的珠三角借助与香港的地缘优势，率先成为第一波传统产业转移的承接地。这一时期仅香港就有上千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19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饱和，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珠三角又率先成为第二波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在两次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珠三角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引发了周边省区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向珠三角迁移。然而，与劳动力迁移相关的户籍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阻碍了劳动力的稳定有序流动。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劳动力体制环境的构建，必须要达成一种共识，即在泛珠三角区域政府间通过加强战略合作共创地缘优势。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各地策略模式和思维理念的不一致是存在的，但既然泛珠区域合作是建立在地区差异的现实与追求发展的共同愿望之上，那么泛珠三角区域的劳务合作必须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从封闭的“地理基因”走向开放的“概念圈”。其意义不仅在于地理概念上的延伸，还在于对人力资源共享的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机遇，以求最终通过区域内政府间的共同努力，突破行政区域划限制，形成一省准入多省通行的人力资源平台和统一的劳动市场，使梯次差距的势能向其他的地区辐射。
实践证明，在区域合作的各种构件要素融于一体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是最为有效的联系界面。近年来，各地为推动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转化，一直在着力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力求通过有效的组织设计，加速人力资本发展逐步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使其成为全社会自发倡导的认真实施的组织行为。
2.2 税收优惠的差异。
税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有力杠杆。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相关区域为了抓住机遇承接产业转移，竞相在税收优惠上大做文章，各个地区、各个产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措施，有的甚至乱开税收优惠口子，造成区域间的恶性竞争。
2.3 土地租赁的差异。
当前，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外围扩散。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制造业会涌进内地欠发达地区，势必会涉及到土地租赁问题。各地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除了在税收优惠上做文章外，也在土地租赁上动脑筋。有的地区为了吸引外地投资，不惜损害农民的利益，把地价压得很低，有的甚至提出了“零地价招商”的口号，很容易引起产业转移的失序。
2.4 地方保护主义的幽灵。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幽灵仍时隐时现。地方保护在泛珠三角各地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其根源在于政府。在消费者心中，本土的思想并不是特别的强烈，而在政府方面就不是心态而是压力。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或者是一个企业的存在，都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绩。因为企业的存活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企业亏损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如果倒闭，下岗员工的安置会加重政府的工作压力，也会影响社会治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接踵而至，由此也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产生非贸易壁垒。政府的自身利益势必会加大对外来产品的压力，对外地企业的产品在本地销售会设置障碍，有的居然明目张胆严令禁止某产品在本地市场上销售。尽管地方保护的形式不尽相同，而他们的后果都是相同的，就
是阻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发展。
3.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在工作方式上谋求突破，还要在管理制度上寻求创新。
3.1 积极引导，积累经验。
在泛珠三角合作中，尤其是在合作启动阶段，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还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而变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此时政府的引导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在构建和完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各项体制中，会产生相应的博弈和改革成本，但这种区域间合作体制的规范一旦形成，这种优势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其竞争能力也会在无形中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为国内其他区域的合作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3.2 统一规划，避免趋同。
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目的。在区域内统一固化布局，建设跨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协调规划产业发展，加强区域资源整合力度和协同发展能力，是避免重复建设，产业趋同，资源浪费，不良竞争等种种弊端的有效途径。
3.3 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协调。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由11个省区组成，而且每个省区特点鲜明，涉及到三个不同的关税区。处理好“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关系，解决好地区分割、画地为牢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政府之间的沟通、衔接、对区域合作的成败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3.4 热情为企业发展服务。
区域经济合作中企业是最重要的微观主体，也是合作是否成功的标志，因而政府要不遗余力地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好服务，不应仅仅停留在为企业间的投资合作牵线搭桥，还可以利用市场、法律、社会契约等手段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调节和约束，创造合适的制度框架，打破地方保护和地区分割，减少企业跨省区从事经济活动的障碍，降低企业跨省区运营的成本。
4.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制度创新
4.1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实践证明，那些拥有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拥有巨大的内在创造力，而且更具有强烈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技术的能力，因此，丰富的人力资本可以使一个国家和地区突破自身的局限去争取外界的资源、资本、技术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也正是人力资本带来的财富创造力能够在动态上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之奥秘所在。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建立一省准入，十省通行的人力政策平台和统一人才市场的时候，应该把户籍问题纳入考虑的范畴，并且借助国家户籍改革的契机，完善户籍制度，适当放松对户籍的管理，给泛珠三角人才合作机制带来一个稳定的发展空间。
4.2 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从原则和理论上来说，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可这个周期太长，在地方积累起来的思想，不是短时间内形成，同样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消除掉的。所以现阶段，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需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减少和避免因为非贸易壁垒引起的区域合作发展停滞。区域合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让各个地区的资源、资金、人才在没有阻碍的前提下流通。在各地存在的地方保护大多都是由政府引起，所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外，还需要在泛珠三角区域内各地政府，掀起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从思想上把“管制”变成“服务”，为企业建设一个公平、健康、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从而形成多赢的局面，使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具有活力。
4.3 积极推动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在打破地区界限，成为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要求。企业竞争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较量的实体是企业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来自于比较完善的企业用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用人环境。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企业搭建了一个平台，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企业要大胆突破，敢于创新，主动采取相应措施，以积极的姿态，主动投身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把企业做大做强。
4.4 加强企业间合作机制的创新。
随着区域合作的逐渐深入，引出了“合作营销”的概念。所谓合作营销，主要是指特定的营销主体为了实现提升竞争力、改善经营绩效的目标，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特殊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以实现营销资源在其组织内部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有目的流动，从而使营销资源取得比原有价值简单相加更大的营销绩效而开展的一系列合作活动。［4］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达到资源优势互补增强市场开拓、渗透与竞争的能力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和利用市场机会的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在传统的竞争观念中，企业尤其是同行企业之间往往视对手为仇敌彼此势不两立，有时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不惜采取低价倾销的方法。事实上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的可能。这是因为合作能取得资源优势互补，同时合作能降低交易费用。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各地企业应把合作营销作为发展战略。为了达到资源优势互补并保持原有的灵活机动性,可以尝试组建“虚拟企业”的形式。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下,企业有完整的功能如生产、促销、渠道建设、产品开发设计等，但每一个企业内部并无执行这些全部功能的组织机构,而是仅仅保留企业优势所在的功能环节,其它功能则借用外部资源实现。这里,借用对象也即合作方可能是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也可能是同行竞争者,甚至行业系统外的企业。
参考文献
［1］ 李惠武.CEPA与广东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J］.南方经济，2003，（12）：9～10
［2］ 钮德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模式［J］.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004,(9):22～25
［3］ 梅新育.扭转广东省工资增幅慢迫在眉睫［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4-18
泛珠三角 篇4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产业转移,制约因素
“泛珠三角”区域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9+2”, 总体面积约为201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1/5以上。2007年底, 11个省区人口46601万人, 约占全国的35.3%;GDP总量为68344亿元人民币, 约为829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区域GDP总量将超过一万亿美元, 超过目前加拿大的经济总量;到2020年将达到两万亿美元, 超过英国目前的生产水平。由此可见,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制约, 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周边省区快速发展下遭遇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优势逐渐丧失, 同时由于“泛珠三角”地区以及环渤海圈经济合作地区的高速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面临更多的直接的竞争, 而在高新产业和金融服务类产业以及知识信息产业等方面, 由于人才和地域以及政策信息的原因, 该类产业发展并未得到壮大。因此“泛珠三角”区域面临产业升级以提升地区内经济竞争力,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难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产业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必要性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两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业选择应基于“两利取其重, 两害取其轻”的原则, 选择机会成本较少的产业进行生产和发展, 而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应根据各自不同的要素禀赋选择产业发展, 价格水平的差异将使要素禀赋条件发生变化, 导致资源要素的流动, 并最终在各地区形成均等的投资利润率和要素回报率, 从而带动不同地区的经济得到良性发展。从本质上而言, 两个理论都着眼于优势生产要素, 着眼于生产成本的比较, 认为每一个地区应根据自身优势要素情况, 选择与优势要素相匹配的产业进行发展。
从泛珠三角区域内的高梯度区特别是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历程来看, 珠三角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要素推动, 是建立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然而,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 固守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将使珠三角产业处于从属和被动的不利地位, 极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 在完成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之后, 应当适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腾出空间来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水平的高度化。此外, 随着珠三角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 大量中小企业集中于一个地区, 必然推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 诸如地价上涨、劳务成本提高以及资源匮乏、能源价格过高等。不论是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 还是从要素成本上升的外在压力来看,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必要适时向腹地转移, 以实现本地产业升级, 获得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 可行性
1、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泛珠三角经济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极明显的高低差异, 这种差异是产业梯度转移的基础。广东的经济总量以绝对优势高于其他省区, 在2007年达到了25968.55亿元, 是GDP最低的贵州的10倍以上。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显示, 广东、福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远超过其他内地省区, 达到了20000元以上, 其余七省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又属西南四省区为最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人均GDP分别仅为广东的37.66%、36.47%、31.92%和20.48%。泛珠三角经济圈内各省区经济实力有着明显的层次分布:广东、福建人均收入高, 经济实力雄厚, 为第一层次;湖南、海南为第二层次, 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上一层次, 但有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支撑;江西、广西、云南、四川、贵州为第三层次, 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长期缓慢, 也是全国最为落后的欠发达地区。
2、生产要素禀赋互补性。
西南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而作为改革开放前瞻阵地的广东则有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泛珠三角区域内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1) 从劳动力和平均工资来看。2006年西南四省区人口占整个泛珠地区的46.5%, 其中仅四川就拥有8169万人口, 其中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供利用, 而珠三角等地区自2004年起开始出现“民工荒”,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珠江三角洲加工制造业劳动力缺口达200万人;以广东和湖南为例来说明工资差异, 2007年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2854.99亿元, 比上年增长18.3%,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9443元, 比上年增长12.4%, 而湖南2007年全省职工平均工资为18275元。通过产业转移不仅能解决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问题, 也能使被转入地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增加经济收入。 (2) 从自然资源来看, 西南四省区有丰富的亚热带资源, 林、果、药材、烟草、农副产品富足, 且矿种数目多样, 储量大。这些资源条件为供应充足的工业原料提供了保障。 (3) 从地缘优势来看, 广西、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山水相连, 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战略通道。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市场下, 广东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制造中心之一, 与东盟在制造业和技术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互补空间。
3、产业结构梯度性。
泛珠三角洲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梯度, 各省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不一, 梯度差异构成了产业合作的前提条件。从产业结构看, 结合人均GDP, 香港、澳门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而内地9省区全部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 基本涵盖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及各过渡阶段。工业化阶段的差异反映了工业化技术结构的差异和资本结构的差异, 进而为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省区市之间提供了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合作空间。利用产业转移, 西部地区可以承接来自泛珠核心层的经济辐射。
二、“泛珠三角”区域内产业转移的现状
从转移的地区来看, 移出地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具体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移入地主要是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以及泛珠区域的中西部地区, 具体包括粤北、广西、湖南、江西、贵州等市地区。
从转移方式看, 从沿海的高梯度区向中西部的低梯度区产业转移的方式主要有:通过政府及市场作用而进行的经济交流和合作。珠江三角洲的东部沿海城市利用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 与中西部地区合作或者合资建厂。泛珠三角区域的东中西部合作共建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以承接珠三角加工贸易转移的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吸引了珠三角300多家企业的入驻, “香港工业园”也将在该开发区落成。
从产业转移的行业看,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珠三角东部沿海城市不断将一些低盈利, 高物耗和高能耗,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的地区转移, 如广东蔗糖业因成本上升而萎缩, 向广西和云南转移。
从产业转移的路径看, 以劳动密集为特色的出口加工型产业, 主要是转移到广东省内临近珠三角的区域, 即可获得廉价劳动力, 又可降低运输成本;对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是被转移到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区。
马克思认为, 实践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又对实践具有能动的指导作用, 泛珠区域的发展政策应科学地引导区域内的产业转移, 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泛珠三角”区域产业转移的制约因素
(一) 经济体制的差异
处于东部的广东、福建因改革开发风气之先而市场体制发育较为完善, 市场化水平较高, 处于中西部的湖南等8省区则处于加速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 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地方分割等与市场机制不相适宜的行为依然存在。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使生产要素无法顺畅流通。这种体制落差就决定了泛珠区域的产业转移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必须“双管齐下”, 适时适度操作。
(二)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先后、力度和深度, 以及政府的扶持政策等原因导致泛珠三角区域内各成员伙伴的经济发展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经济发达, 西南四省则落后得多。2007年广东省人均GDP为28077元, 是云南的3.13倍, 贵州的4.88倍。各地政府按照各自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采取不同的政策倾向, 开放程度, 产业趋势, 发展战略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的存在就使得“9+2”内的合作暂时还处于经济技术协作的浅层次上, 与产业、市场等深度合作还有较大差距, 这对于产业转移来说无疑是不利因素。
(三) 产业转移的成本过高
产业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会引起运输费用升高, 劳动生产效率降低, 管理成本上升, 规模经济下降, 集聚优势下降而带来的成本上升, 从而导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 产品的竞争优势下降, 同时也可能由于欠发达地区产业配套条件不够, 而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被转移的产业又通常是一些低盈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成本的过高已成为抑制他们转移的又一阻碍因素。
四、加快“泛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 进行经济体制的制度整合
在2004年6月3日落幕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 各成员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为推进区域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中央政府分别与港澳签署了CEPA, 承诺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为泛珠三角区域产业转移提供了制度保证。现在, 我们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上述制度, 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一协调和处理争议。统一协调职能主要表现为:协调各个地方的区域发展规划, 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 协调各地的执法行动。法律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 任何法律的效力都依赖其实效, 通过统一协调来增强市场的统一性。
(二) 制定科学的地方领导绩效评价体系
由于经济增长的特殊规律, 在经济考核指标方面, 应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不同指标考核体系。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 应重点考核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 同时考核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增长率等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和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应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 应重点考核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 同时考核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不能以同一经济指标体系考核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成绩。
(三) 降低产业转移的成本
产业转移的成本, 包括房地产选择和获取成本, 现有设施的拆除、转移和重置成本, 新设施的建设成本, 新雇佣劳动力的招聘和培训成本等, 其中有些成本是固定的, 有些成本是可变的。当前, 西部地区不仅运输成本高昂, 而且制度成本也不低。为了促进产业转移, 欠发达地区除了要不断改善交通环境来降低“硬成本”外, 还要努力改善软环境以降低“软成本”。“软成本”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就业环境、教育文化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等, 这是未来降低产业转移成本的关键, 也是西部省份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戴宏伟.区域产业转移研究[M].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3 (4) .
[2]、徐忠爱.泛珠三角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3) .
[3]、刘满平.泛珠三角区域产业梯度分析及产业转移机制构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 (11) .
泛珠三角 篇5
一、我省交通建设和交通运输发展概况
1、我省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九五”期间，我省共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31.9亿元，比“八五”期间增长3.5倍，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84亿元，是“七五”、“八五”期总和的4.46倍，航道港口、站场建设完成32.5亿元，是历史上完成投资最多的时期。跨入21世纪后，我省交通建设的投入继续稳步增长，2001、2002、2003年分别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1亿元、118.8亿元、139.1亿元，其中公路建设分别完成投资105.6亿元、107.9亿元、124.5亿元。至2003年底，全省公路总里程达8523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218公里，在全国排名第9位。在公路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坚持水陆并举的原则，充分挖掘我省丰富的水资源潜力，摸索出了一条“航运为主、航电结合，以电促航、滚动开发”的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子。“九五”期间我省共完成水运建设投资24.5亿元，“十五”期头三年完成水运建设投资10.03亿元，水运基础设施面貌明显改善，2003年年底，全省通航里程为11968公里，其中四级以上航道为906公里，千吨级以上航道418公里。
2、我省通达“泛珠三角经济圈”省份的干线公路现状（1）南北方向：京珠国道主干线纵贯湖南东部，北连湖北可直达首都北京，南连广东可通江达海，是湖南“内引外联”的重要通道，已于2002年全线贯通。太原至澳门国家重点公路纵贯湖南中部，是京珠高速公路湘境的加密线，与京珠高速公路共同构成我省连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重要经济干线，将在“十一五”期重点建设。另外还有G106、G107、G207、G209和S216、S326、S218、S219、S323、S325等国、省道通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周边省份。（2）东西方向：上瑞国道主干线横穿湖南中部全境，东连江西，西接贵州，其中湘潭至邵阳段218.29公里高速公路已于2002年建成通车；衡昆国道主干线起于湖南衡阳，西连广西桂林，其中湖南境内衡阳至枣木铺段，全长186.06公里高速公路已于2003年底建成通车。另外还有G319、G320、G322和S232、S308、S309、S310、S315、S318、S320、S321、S322、S324等国、省道通达江西、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
3、我省与“泛珠三角经济圈”省份省际运输现状我省与“泛珠三角经济圈”省份的省际运输非常活跃。目前，全省共开行省际客运线路1572条，班次2596个，班车4443辆，其中与“泛珠三角经济圈”省份的客运线路1243条，1581个班次，班车3336辆，分别占省际总量的79%、61%和75%。在与“泛珠三角经济圈”省份的省际运输中，尤以湘粤运输最为繁荣，共开行湘粤省际班线811条，班车2232辆。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9.17亿人次中，广东方向客运量达1580万人次。湘粤班线占全省省际班线总数的51.6%，湘粤班车占全省省际班车的50.2%。我省共有营运货车13.6万辆，44.5万个吨位，其中从事广东方向营运的货车达1.36万辆，占总数的10%；全省营业性道路货运量3.11亿吨，货运周转量273.6亿吨公里，其中广东方向货运量3700万吨，占全省营业性货运总量的12%。湘粤两省经济交流一直非常活跃。以107国道和京珠高速为依托，两省道路运输呈繁荣发展态势。据统计，湖南省在广东经商、打工人员达310万人，广东在湖南经商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湘粤两省货运以货运信息配载为基础，初步形成了省际间较完善的零担货运网络，湖南在广东深圳共设有货运信息配载机构51家。从80年代开始，两省道路运输接触日益频繁，湖南各地市及80%以上县区道路运输发展到了广东。
二、我省交通发展战略目标今后十到二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省交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的大好时期，今后一段时期我省交通发展总体目标是：牢固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为理念，建立能力充分、组织协调、运行高效、服务优质、安全环保的公路水路运输系统，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到2010年，全省公路水路运输紧张状况得到全面缓解，对国民经济的制约状况得到全面改善；到2020年，基本适应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国家安全的需要。
泛珠三角 篇6
在泛珠三角论坛上，“9＋2”各方共同签署的框架协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方将初步拟订在商务认证与贸易、农业、产业与投资、科技、能源、交通、信息交流、旅游、环境保护、劳务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目前，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已有些迫不急待，公路、铁路的建设都提上了日程，经贸合作也已签下近千亿元人民币的合同。
2010年中国和东盟“十加一”就要真正启动了，泛珠三角经济区作为中国和东盟经济交往的核心区域，加快自身的发展已时不我待。
市场狭小：珠三角多年切肤之痛
广东产品外向型程度高，国内市场开拓不够。这在很大程度被归结于腹地狭小。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广东位居东南一隅，开拓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远不及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另有专家认为，一直以来广东经济外向型程度高，大进大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内市场的拓展，更谈不上腹地的培育。
其实，广东与周边省（区）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周边各省（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而广东毗邻港澳，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有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广东省计委提供的资料表明，随着区域合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广东与上述八省（区）在交通、能源、旅游和劳务等方面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九五”以来，广东与八省（区）之间签订经济技术合同协议金额累计达5500多亿元，合作项目超过8000个。
尽管如此，相对于长三角、京津唐对周边流域的影响，珠三角在周边省区的龙头地位还是不太明显。现在，大珠三角启动，经济实力可与长三角有一比，影响力将日渐增强；周边省区也急于寻找地区中心城市的带动，以求经济起飞。此刻，珠三角突破腹地狭小的掣肘，先扩大到“大珠三角”，再与周边省区共同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既有了需求，也有了可能。
正如广东省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在9省（区）计委主任联谊会上所言：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特别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安排，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广东和周边各省（区）的经济都会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9省（区）的经贸合作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南进北拓：与长三角展开强势竞争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认为珠三角腹地庞大。杨开忠撰文指出，人们习惯地认为，长江流域是上海及长三角的腹地。这个观点在水上运输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上海能够通过长江水运方便地联系长江流域各省市。现在不一样了，铁路网、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运输，长江中上游省市不再一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排他性腹地了。事实上，就铁路运输而言，广州到武汉的时间比上海到武汉的时间要短两个小时。这表明，珠三角向北拓展腹地是大有潜力的。
杨开忠建议，广东应展开“北伐”战略。一方面，向北拓展腹地，将湖南甚至湖北的一部分纳入珠三角地区，扩展服务的垄断范围；另一方面，要联合首都圈，增强珠三角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广东省委政研室陈祖煌认为，CEPA实施，粤港经济融合，两地GDP加起来就等于长三角的GDP，可以促进珠三角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要解决珠三角发展后劲问题，仅联手推介“大珠三角”概念是不够的。陈祖煌的观点是，粤港合作应从CEPA再向前一步，通过高速公路的建设，把大珠三角扩展为大华南经济协作区，扩展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区域。这样，周边省区将成为大珠三角的内销市场腹地。
杨开忠提出的“北伐”战略，陈祖煌提出的让“大珠三角”再前进一步，正是广东省近年来力推的工作，也是9省区共同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的题中之意。前些年是“广货”与广东资本“北伐”，如今，广东省把工作重点放在疏通与周边省（区）的交通联系上。
广东省计委提供的资料表明，近年来，为改善区域交通通道，拓宽省际间的交通动脉，广东与周边省（区）都加大投入，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目前广东与周边八省（区）规划和在建的高速公路就有6条：往广西，有渝湛国道主干线湛江到粤桂交界段，广州至梧州高速公路；往湖南，有京珠高速公路小塘至广州段；往江西，有粤赣高速公路；通福建有汕汾高速公路、梅州到龙岩高速公路。
广东省规划与周边省份相连的铁路有：与福建相连的汕潮漳铁路，与江西相连的龙赣韶铁路，与广西相连的黎湛铁路、洛湛铁路、罗定至岑溪地方铁路，与海南相连的粤海铁路，与湖南相连的武广客运专线。针对京广线南段运能紧张状况，铁道部已把武广客运专线列入国家铁路网中长期规划，专线北起武昌，南到广州，客货分流，计划在2003年到2007年实施。
区域整合：变换思路海阔天高
关于珠三角的腹地，也流行另一种说法：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中缅公路、泛亚铁路的建设，广东获得空前的向西、向南拓展的经济腹地与发展空间，并将带动整个广东西翼的发展。
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考察珠三角城市群时也曾提出，珠三角应向南看，借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时机，以有利的区位优势，将东南亚作为自身的发展腹地。
有专家认为，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进军东盟大市场，华南、西南各省（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优势。并且，广东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制造中心之一，与东盟在制造业和技术结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互补空间。因此，9省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中，联手进军东南亚经济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加强与周边省（区）的合作，将大大扩展广东及珠三角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广东周边省区可以获得广东的技术、资金等优势，在吸收产业转移的同时，形成自身的主导产业，拓展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实际上，广东也考虑到这一因素。广东省对广州的定位就凸现了这一思想：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泛珠三角 篇7
1 湖南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对产业集群存在很多误解, 大部分地区的集群只是中小企业数量上的聚集, 忽视了以分工和专业化需求所带来的内在动力, 为集群而集群。就湖南产业集群而言,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集群内缺少统一的规划, 无序竞争的现象比较普遍
产业集群应由在产业价值链上有互补关系或经济联系密切的相关企业组成, 内部存在着分工协作, 以此获得专业化所带来的成本优势。现实中的产业集群中, 企业基本上都是小而全的个体, 各自的特色不明显, 而且企业之间的互补性很小, 同业的无序竞争使产业很难升级。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 湖南素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 有色金属工业也是湖南重点培育壮大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但受利益驱动, 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现象严重, 部分私营业主无证开采, 即使证件齐全, 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下, 加之缺乏有效监督管理, 乱采乱挖现象十分严重, 其突出表现就是采富弃贫、采易弃难, 从而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流失, 采选回收率低。2004年有色行业规模企业户均利润256.34万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9%。
1.2 产业结构不优, 产品层次低, 创新动力不足
湖南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上, 产品层次低, 企业规模小, 缺少能引导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以长沙市的六大产业集群为例, 电子信息业和家用电器两个集群发展不理想, 增加值与增速分别只有1.1%和1.9%, 未能起到工业发展的龙头作用。有色金属产业在产品结构上, 初级矿产品、初级冶炼产品比重偏高, 深加工产品比重低,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及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行业的增加值只有15.6亿元, 仅占全省有色工业的18 %。由于产业结构严重低度化, 产品附加值低, 有色产品多以原材料卖出, 湖南十种有色金属的平均销售收入分别为江苏、浙江两省的六分之一和十分之一[2]。企业内高素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匮乏, 自主创新的意识弱, 技术创新能力差, 决定了其产品只能以仿制为主, 质量和信用无法保证, 很难形成自主品牌。例如, 邵阳县共有674种工业企业产品, 但品质不高,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山秀医药公司1个。邵阳的五峰铺棉毛公司其实是上千家加工户的“代名词”, 没有统一的品牌, 以每条3-6元贱价批发给经销商, 实行薄利多销[3]。而以小五金起家的邵东县中小企业集群, 因内部存在造假者, 造成有群无市, 最终导致整个集群发展受到限制[4]。
1.3 集群中要素的协作缺乏互动, 发展空间有限
政府以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聚集, 但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及宏观调控趋紧, 不仅土地价格上涨, 而且水电煤等基础生产资料供应也十分紧张, 企业集群的发展空间受限。据湖南省统计局2007年报告显示, 受宏观调控的影响, 2006年下半年新开工项目明显不足, 钢铁有色、石油化工、造纸建材、纺织电力、煤炭开采等高能耗行业比重增长了27.2%, 占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的52.6%, 增加了湖南省节能降耗的难度[5]。集群中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 科技中介和投资中介形同虚设, 没有从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给予中小企业应有的支持, 中介组织与中小企业缺乏良性互动。与中小企业对生产服务业的产业需求不断提高相矛盾, 以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相比还相对滞后, “十五”期间湖南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3%, 而金融保险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7%, 而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仅为7.9%[6]。
2 湖南省中小企业集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湖南省的中小企业还停留在企业集聚的水平上, 其中缺少分工与创新是主要问题, 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 政府、企业、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1 中小企业集群缺少分工
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这一观点被阿林·杨格称为斯密定理。杨格认为, 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从以上理论出发, 中小企业大多从事传统产业的生产与加工,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 市场范围相对较小, 市场需求少, 企业分工水平低, 没有专门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 因而出现了小而全的企业。而企业因受资金和专业化水平的限制, 规模不能持续扩大。企业规模小, 对产品品种开发和质量不够重视, 只能满足低端市场需求, 市场规模的不能持续扩大, 导致分工的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政府在产业规划方面的缺失, 民营企业本身的劣根性及地区文化的缺乏有关。
在产业集群构建中, 有的地方政府不顾本地的特色及产业结构, 热衷于企业数量的增加, 不考虑企业之间的互补性, 只重视硬环境的投资, 与产业集群相关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 导致产业集群中要素聚集, 但不能发挥集群效应。
在创业初期, 民营企业凭借血缘、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 迅速投入到被大企业忽视的市场空间, 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 在短期内, 这种经营模式可以节省运作成本, 减少监督费用。但随着企业的壮大, 这种家族式企业的发展往往会受创业者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大部分创业者从社会的中下阶层中产生, 小农意识强, 缺乏双赢的意识, 易造成家族企业对外封闭, 不仅阻碍了管理思想和人才的注入, 更造成了企业在区域分工中落伍, 无法与其他企业协作和配合发展。
不仅民营企业者没有形成协同发展的理念, 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对区域合作的文化融合也缺乏正确认识, 倾向于维护局部市场利益。一个完整且成熟的产业集群有各种促进市场交易的中间性组织, 来减少企业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 沟通区域市场及文化差异。现行的产业集群因不成熟, 又没有政府的大力引导与支持, 这类中间性组织没有相应的组建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品深加工的程度与销售范围。当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培育产业集群, 实现生产力效率时, 生产出的大量产品却面临着市场容量的限制, 这时同行之间的价格战与成本战就不可避免了。
2.2 中小企业模仿多, 创新少
目前, 湖南各地区对产业集群内的模仿基本没有约束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之间的模仿仅带来产品的降价而没有惩罚性成本。模仿不花费成本却得到创新的好处, 创新花费成本又没有高利润的回报, 企业都会选择不创新的策略, 最终陷入企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囚徒困境”[7]。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样与政府监管不严、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及中间性组织功能缺失有关。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后, 由于对知识产权及专利的漠视, 集群中的企业可以无约束的模仿甚至剽窃他人的技术、产品, 将低劣的产品投放市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的利益, 即税收和就业的增加, 而对企业这种行为置之不理。政府监管不力助长了集群内企业的违规行为, 一旦形成恶性循环, 将危及整个产业集群的存亡。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中, 在政府大力宣传优惠政策的吸引下, 容易引发跟风创业, 企业行为具有明显的投机性和短期性。这些跟风企业, 往往因为模仿成本低, 不愿意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的投资, 坐享同类企业的创新成果, 容易导致“柠檬效应”, 将优质企业挤出市场。而产业集群中的劣质企业的聚集, 只能引发价格方面的恶性竞争, 这种内耗最终换来集群的衰退。
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 企业面临着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发展瓶颈时, 集群中的科技中介、投资中介及劳动力培训机构会为企业提供支持。如果集群内没有这些中介组织, 企业适应危机能力会减弱。没有政府的引导或扶持, 这类中介组织发展也很难与企业需求同步。以邵阳为例, 近年来金融部门存贷比例严重失调, 对工业企业投入较少, 不足贷款额的10%;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部门因部分企业缺乏诚信, 未能及时还贷, 影响了信用担保公司作为架通银企桥梁作用的发挥, 以致工业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还是以民间融资为主要路径[3]。
综上所述, 分工与创新不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构造地区共赢和合作的文化, 才能真正调动起产业集群的各个要素朝一个目标前进。然而, 这一文化氛围的形成, 离不开政府的引导, 企业的参与, 最主要的运行主体就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3 对湖南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及建议
3.1 引导企业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面对着大市场、小规模、竞争力弱的现实问题, 湖南产业集群的发展应通过创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来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进而带动产业集群升级, 培养湖南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产业承接能力。在组织内, 通过组织的民主管理与协调, 减少和避免组织成员的无序竞争或不正当竞争, 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助实现资源、知识、信息的共享;在组织外部, 通过组织规模的扩大降低交易成本, 以利益共同体的形式来增强整体的对外竞争能力。
专业合作组织的组建, 首先, 需要政府帮助创业企业者建立多赢的理念, 引导和鼓励创业企业自行组建这类组织, 政府作为后盾, 不直接参与组织的组建与管理, 仅以法规等形式加以监督, 真正发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自我服务的职能。其次, 要培育能组建创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核心企业。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 如果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由小规模、实力弱的企业组成的, 而小企业自己组建合作组织, 是需要交易费用的, 只有规模大的企业和组织能从组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获益, 这一点已经在农业上得到了证明[8], 因此, 必须培育有组建能力的核心企业。第三,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必须有自己的定位和特定的服务领域, 真正与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相区别, 提高中小企业在区域市场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2 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政府在文化、资金方面的引导与扶持
产业集群来源于创业企业的集聚, 其发展更依赖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政府在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基础上, 更要在文化、法律等软件上加大投入力度。对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 要引导其自主创新与分工协作意识, 通过他们的示范效应, 形成区域的创新文化理念。鼓励同行业中小企业之间组成各种利益共同体, 逐步将政府的行业管理、行业服务的职能交给行业协会, 制定相应专利保护规范, 加大对违规企业的监督力度。
3.3 基于产业优势, 培育实力强、规模大的核心企业
泛珠三角 篇8
一、泛珠江三角洲各地区会展业现状
1.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重要港口城市和国际大都市, 香港的城市经济是发展会展业的重要支撑, 加上香港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使得香港的会展经济发展迅速, 并已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会展城市。最近几年来, 香港每年举办的大型国际展览活动超过80个, 举办大型会议900 个, 参展商多达2 万家。香港会展业年收入为1.9 亿美元, 为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价值l0 亿美元。香港会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
2.澳门。澳门会展业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澳门地理位置优越, 是中外交融的中心, 海陆空交通便利, 硬件设施齐备, 人气旺盛, 旅游业发达。澳门陆续兴建了不少会展中心, 也举办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展会, 逐渐形成了品牌。据统计, 2008 年澳门会展业收入达3.68 亿元, 到2010 年每年约有30%的可观增长, 会展经济发展势头迅猛。
3.广东。广东会展业发展良好, 以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形成了一个会展带, 会展业群聚效应经已形成。广东会展中心面积大, 单个展馆面积在3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场馆就有十五个之多。全省从事会展业的企业已达2000 家, 每年举办的会展超过1000 个, 成为全国最大的会展基地。广东树立了多个知名会展品牌, 如广州的广交会、深圳的高交会、东莞的电博会、家具展等, “穗──莞──深”展览带已成为中国最富竞争力的中心展览带。
4.福建。福建会展业在不断发展壮大, 近几年陆续建成了多个大型会展中心, 如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达38 万平方米, 全省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达136 万平方米, 可供展览的面积达45 万平方米, 每年共举办各类文化会展活动近100 场次, 培育多个在省内有影响力的会展品牌。据统计, 到2015 年, 每年到厦门参加各项展览会议人数超过100 万人, 每年的展览面积超过160 万平方米, 直接带动第三产业的收入将超过100 亿元。
5.四川。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 四川的经济发展迅速, 资源丰富, 旅游业发达, 直接带动会展业的发展。省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了“四川省打造成为中国西部会展经济发展高地”的目标, 并要把西博会打造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最重要平台。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上依托广阔的市场, 四川省的会展业发展非常好。仅成都市在2014 年就举办了530 多个重大的会展活动, 其中国际会议113 个, 展览214 个, 综合收入超过580 亿。
6.江西。江西会展业起步较晚, 会展设施相对不多, 目前已建成的专业展馆8 个, 展馆面积22.8 万平方米。展览会大多在江西省展览中心举办, 该中心现展厅面积达1 万平方米, 拥有国际标准摊位430 个。江西省旅游资源丰富, 政府着力推动会展业的发展, 把旅游和会展更好结合起来, 让会展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
7.湖南。以长沙、武汉和南昌为中心城市的湘鄂赣都市圈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经济圈。湖南经济在稳定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会展业也发展迅速。据统计, 2014 年全省共举办各类会议展览活动共669 个, 其中, 规模以上的展会项目达318 个, 全国性及国际性会议241 个, 会展直接收入20.14 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收入为182.28 亿元。省政府规划把湖南建设成会展产业大省, 将会展业发展成为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产业。
8.广西。广西在经济发展规划上属于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较慢, 会展业起步较晚。因为东盟的形成, 广西会展业迎来了春天, 尤其是中国- 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带动了广西会展业的发展。
9.海南。依托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 海南的会议目的地效应明显, 每年十多个较大规模的会议展览在这里举办。在十二五期间, 会展规模不断扩大, 会展内容不断丰富, 培养了一批优质的会展品牌, 如博敖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世界小姐选美等。据统计, 2012 年全省会议超过100 人参加的会议由15000 多个, 参会人数达330 万, 直接收入140 多亿。会展业已经成为海南省重要的支柱产业。
10.贵州。贵州省行政区域分散, 会展业难以集中发展, 贵阳成为贵州省最重要的会展业发展中心, 目前在加快整合资源, 逐步形成会展产业链。贵阳市的贵州省展览馆, 占地3 万多平方米, 多数大型的展会都在此举办。2014 年举办各类展会655 场, 展会活动规模明显提升, 并且获得了2014 年度中国最佳会议目的地”称号。
11.云南。昆交会推动了云南省的会展业发展, 目前云南现有可供使用的场馆面积约8 万平方米, 其中最大的会展中心是昆明国际贸易中心, 占地面积12.5 万平方米, 展馆面积达7 万平方米, 可搭建3000 个国际标准展位。昆交会在国贸中心已经成功举办了10 届, 每届都吸引了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0 多个省、区、市的2000 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各项业务总成交额累计接近200 亿美元。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丰富的旅游资源, 会展业有可能成为云南的一个新的优势产业。
泛珠江三角洲会展业在全国五大会展经济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各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 泛珠江三角洲会展业将会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具活力和实力的区域。
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会展业发展的特点
虽然泛珠江三角洲整体经济发展快速, 但是区域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很明显。主要表现在:
1.经济实力不同。在2014 全国GDP排序 (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中的前100 名中, 泛珠三角区域城市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 GDP总量为67792 亿元, 排在最后的是贵州, 为9251 亿元。而据2014 年发布的中国各省级单位的人均GNP排名, 泛珠地区各省市 (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的人均GNP分别是:广东是32148 元, 福建是30722 元, 湖南是26570 元, 广西是24669 元, 海南是24487 元, 江西是24309 元, 四川是24381 元, 云南是24299 元, 贵州是22548 元。其中广东省和贵州省相差了差不多一万元。
2.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同。城市发展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上, 也表现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上。据2013 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资料显示, 泛珠三角区域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在全国前10 名的有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因为会展业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 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梯度分区, 无疑给会展业的发展也带来了相似的分区。
3.会展业与地区经济发展联系紧密。泛珠三角洲各地区越来越重视会展业的发展, 会展业的发展不断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 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能培育一批展会品牌, 带动区域会展业的发展。所以说, 会展业与地区经济是紧密结合, 相互促进。
泛珠三角区域会展业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目前, 泛珠三角洲各地区都具备会展业快速发展的条件,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会展业优先发展的城市将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会展业的发展, 发挥出巨大的辐射和拉动作用, 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
摘要：泛珠三角区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现已在经济各领域建立紧密经贸关系, 会展业在区域里各地区发展势头迅速, 发展现状良好, 具有独特的发展特点, 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合作。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会展业,现状,特点
参考文献
[1]王辉.会展业的区域经济条件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5) .
[2]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 (2011-2012) .
[3]蓝星等著.中国会展业前沿问题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泛珠三角 篇9
1文献回顾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知识迅速更新和科技不断进步,“人”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最初是出于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考虑,Romer(1986)[1]采用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持。Lucas(1988)[2]的后续研究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作用,并将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计入生产模型。Lucas和Romer的研究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基于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此后有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不断创新(Tamura,1991[3];Antonio、Giovanniperi,2006[4];Stephan、Georg,2009[5])。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引入,我国学者开始了对人力资本及其影响的研究。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国内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冉茂盛、毛战宾,2008[6];铁明太,2009[7])和全国或各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研究(巫强,2006[8];万俊毅,2009[9];陈洪安、杨浩,2010[10];廖翼、唐玉凤,2012[11])两方面。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肯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作用。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晚、发展快,但还存在研究不系统、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和研究领域过于集中等问题。就笔者所知,该研究领域尚未出现采用泛珠三角地区数据进行人力资本贡献率测算以及比较的研究,本文选取泛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作为研究主题,既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也为当地的人力资本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2泛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情况比较分析
2.1人力资本投资比较
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主要有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干中学”和劳动力迁移五种,其中教育投资又占据了最主要位置。教育投资主要来自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社会投资以及个人教育消费投资等3个主要渠道,总教育经费即为三者的总和。为了更客观地反映泛珠三角各省区教育投入水平差异,本文采用9个省区总教育经费平摊至每人身上的数额进行比较(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98—2009年泛珠三角地区的9个省区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量都在不断增加。其中广东的人均教育经费额是9个省区中最高的,福建和海南的人均教育投入在9个省区中分列第二、第三位,广西和贵州两省的人均教育经费则一直处于区域末位,而其他各省区仍存在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
2.2经济增长现状比较
本文参照沈坤荣(1994)[12]的分析方法,以2010年数据为对象,对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的人均GDP进行标准化计算(注:标准化值=(各省区市人均GDP-全国平均GDP)/人均GDP的标准差)。
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广东和福建的标准化值分别为0.85和0.74外,泛珠三角地区其他省(自治区)的人均GDP标准化值均为负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其人均GDP水平在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中分别排在第7和第10位,排名靠前,因此属于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梯队;而湖南、海南、江西、四川和广西5省区的人均GDP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些省区的人均GDP绝对值在2万元以上,故而将这5个省区归为第二梯队;人均GDP标准化值排在全国垫后位置的云南和贵州两省则属于第三梯队。在下文的论述中,将采用这一分类对泛珠三角地区内9个省区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整理计算所得。
比较泛珠三角地区内各省份(自治区)的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协调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其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贵州和云南两省其教育经费投入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五省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也基本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初步印证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2010)计算所得。
3泛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3.1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王金营(2001)[13]的有效劳动模型作为计量基础模型:
Yt=AtKαtHβteε (1)
其中,Yt表示产出,Kt为物质资本,Ht为人力资本,At为技术水平,ε为随机误差。将该指数模型对数化后变换成线性形式,即可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估计。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其中,ΔYt/Yt表示经济产出量的增长率,ΔKt/Kt、ΔHt/Ht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α和β分别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αΔKt/Kt表示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βΔHt/Ht表示人力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通过各要素的贡献率计算出综合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为:
综合要素生产率=100-∑(各要素贡献率) (3)
3.2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模型设定,实证分析需用的指标主要有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3个变量。
3.2.1 经济增长(Yt)
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所用数据来源于泛珠三角地区各省(自治区)2011年统计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数据均换算成以1978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
3.2.2 物质资本存量(Kt)
本文沿用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估计物质资本存量,该方法基本公式为:
Kt=(1-δt)Kt-1+It (4)
其中,Kt表示第t期资本存量,It表示第t期新增投资,δ表示折旧率。本文以1952年为基期,用基期的投资增量除以基期至当年的平均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新增资本的代理,并同时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换算成1978年的可比价。
3.2.3 人力资本存量(Ht)
本文选用了大多数研究都使用的就业人员数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分别度量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并将两者乘积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数据。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
式中,H为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i表示受教育程度;pi为就业人员接受第i层次教育的人口数;hi为接受了第i层次教育的受教育年数,P为就业人员总数。由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1990—2009年这一时间段作为实证分析区间。
3.3回归分析
根据1990—2009年泛珠三角地区各省(自治区)的不变价GDP、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数据,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估计。所得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各省区以及全国的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均高于0.90,F检验的P值亦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整体解释效果较好。除了四川的H变量估计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省区以及全国的K和H变量均通过了10%以下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值来看,泛珠三角地区内9个省区及全国的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要大于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四川、湖南和广东的物质资本弹性系数相对于其他省区和全国水平要高,而广东、福建和江西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相对于其他省区和全国平均要高。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并比较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将以上回归结果进行标准化演算,求出K变量和H变量的无量纲标准化系数,从而比较出两者对Y影响的程度(见表4)。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
3.4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通过上文所述方法计算出物质资本(K)和人力资本(H)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泛珠三角各省区以及全国的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物质资本驱动性。全国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仅为4.33%,物质资本的贡献率高于人力资本贡献率96.62个百分点。在泛珠三角地区内来看,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和云南的人力资本贡献率要高于全国水平,湖南、海南、四川和贵州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低于全国平均。泛珠三角9个省区中,江西的人力资本贡献率最高,而四川的人力资本贡献率最低。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
3.5结果分析与讨论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泛珠三角各省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要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且人力资本贡献率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第一梯队两省(广东、福建),其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较高;处于第二梯队的各省份之间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别;而属于第三梯队的贵州、云南两省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并非最低,在泛珠三角地区内处于中等水平。
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经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均处于泛珠三角9个省区前列,同时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先行者,以其强劲的经济辐射能力吸引了周边省份劳动力的涌入,广泛的劳动力数量优势以及配套的教育、医疗、培训措施保障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相对较高的贡献率。
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泛珠三角地区内处于中游,在全国位置靠后,但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是泛珠三角9个省区中最高的。这多半得益于江西较高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截至2009年,江西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代表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增加了江西的人力资本存量。
经济发展水平属于第二梯队的湖南,其人力资本贡献率在泛珠三角地区内处于较低水平,也低于全国总体水平。由于靠近广东,湖南的人才流出问题严重,在1990—2009年湖南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是泛珠三角地区内所有省区中最低的,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失是湖南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为泛珠三角地区各项发展指标比较靠后的省份,云南人力资本的较高贡献率可能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数量的增长,加之云南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据了较大份额,农业生产对较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并不高,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但这种增长模式毕竟不是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4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泛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还存在着诸如贡献率不足、结构失调、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相对而言,广东和福建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状态较好,而其他省区则较为落后,地区内差距较大。为制定更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力资本发展规划,缩小泛珠三角各省区各项指标差距,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形成更为协同的经济合作机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缺位造成的。增加教育投入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并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此外,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实现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是增加教育投入的重要辅助措施。
二是第一梯队省份应更注重人力资本的结构调整。第一梯队的广东和福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优势,当前应该考虑的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以适应当地的人才需求和产业布局。引导人力资本向本省重点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加大创新型人力资本开发力度,提高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是第二、三梯队省区应树立“人才强省”意识。第二、三梯队的省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偏倚物质资本投资。因此,这些省区首先应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制定更具战略眼光的人力资本开发和人才引进计划,通过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提高本地经济增长后劲。
泛珠三角 篇10
1.1 科技资源分布不合理,区域内缺乏联动
科技资源主要包括人、财、物三种资源。从整个泛珠地区科技人力资源分布结构上来看,各地区的科技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地区间配置不合理现象仍十分突出,集中体现东部地区资源集中,西部地区资源不但偏少,质量也比较低,东西部地区资源相差悬殊,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更由于各省区之间在地理位置上分属不同区块,加之地域广阔,科技资源的协调运用也客观存在着许多不便利之处。由于科技和教育体制制约,仍然存在束缚高校及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活力的因素,区域内缺乏联动,高校及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潜力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1.2 产业发展层次不高,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泛珠三角与长三角、京津冀相比,最大的劣势首先是该区域产业发展层次不高,特别是缺乏能够带动一个产业群发展的核心技术,由此导致区域科技合作容易停留在会议研讨等表层合作,合作的内容也往往是在较浅层次的简单的生产经营上的合作。分析缘由还是产业发展层次与核心技术问题。其次,泛珠地区科技成果产出量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但成果转化率不高,除开发、推广存在缺陷外,科技成果的应用性较差也造成了转化难度的提高。三是科技整合能力差。主要表现为科技团队精神不强,特别是立题研究分散、低水平重复较多,缺乏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的科研队伍。四是科技产业创新能力低。科技产业发展规模小、效益低,经营管理不规范,科技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带动能力比较薄弱。
1.3 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创新投入结构失衡
科技合作的主体力量较弱是各省区在科技合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产业集中度低,具有较强研发实力、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少,企业研究开发实力不强,引进技术水平较低,消化吸收慢,技术出口数量少,企业竞争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作为科技合作的主体,即使对科技合作表现出极大热情和极高的期望,但由于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弱势制约,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资金不足是所有技术创新不力的普遍原因。
1.4 产业结构严重雷同,专业分工与协作有待提高
现在大多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科技合作中未能发挥主体作用,今后的科技合作很可能停留在省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出现区域科技合作体单一化的现象,这其中与各地产业结构雷同,而不必开展区域科技合作有很大关联。泛珠科技合作需要逐步克服产业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高水平的专业分工与协作。科技合作,不是同质的东西的简单相加,而是不同质的东西的相互联合与互补。这就需要突破以往行政区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产业布局与分工。
1.5 体制性矛盾突出,科技合作机制难以理顺
泛珠三角各省区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除香港和澳门的其他省区,也由于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同,致使各省区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管理、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少差异。从总体来看,泛珠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目前仍未建立和健全起来,集中表现如下方面:一是科研力量部门所有制突出,导致各科研机构研究效率低、浪费大。二是在科研系统内,产学研脱节,教学、科研、推广之间不协调,技术创新过程不畅。科研单位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但许多成果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技术创新资源分配不当,科研项目的确定、技术推广和扩散,仍然是由政府集中决策和行政推动的做法,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大部分课题结题后,其成果束之高阁或采用率不高。四是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五是科技单位中公益性研究和经营性开发交织在一起,不便于分类管理,又影响科技创新实力的提高。
2 泛珠区域科技创新集成体系及运作机理
根据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骨干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许多事实表明,内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尽管外部的动力要素对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作为外因,只有通过诱导、唤起、驱动作用而转化成内因,才能实现其动力效能。结合泛珠三角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最近的资料,构建如图1所示各子系统构成的集成体系,并结合相关数据系统地阐述泛珠技术创新系统各构成要素的运作机理。
2.1 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集成体系的利益驱动力
在这一集成系统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利益驱动力,即泛珠三角在CEPA框架下的科技创新动力驱动。在区域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地区和企业利益驱动力起着核心和枢纽作用。这不仅由于技术创新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还因为区域外部的各种动力要素最终都将转化成地区或企业利益驱动力而发挥作用。只有当某种需求能够创造经济效益时,进行技术创新有利可图[1],地区或企业也才会产生技术创新的冲动。利益驱动是市场竞争的最终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市场竞争源于对利益的追求,最终结果也体现为所获利益的多少。《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正式实施后,香港产品入内地可享零关税、内地18种服务业对香港开放,CEPA给泛珠九省区和香港、澳门企业都带来商机。这一现象,为泛珠地区技术创新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驱动力。
2.2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构成要素的发展定位
技术创新集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机理的同时,也促进泛珠三角的技术创新活动。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对泛珠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构成要素的发展进行定位。
2.2.1 知识中心与技术中心形成及合理移动
(动力建设)我们可以根据泛珠三角地区内部各方的科技实力和各地区的特点来作一个科技合作的大方面的分工并形成各自占有优势的知识中心和技术中心并合理移动。具体来说,粤、港、澳地区科技实力最强,其中广东的高新科技产业全国领先,再加上香港拥有国际信息及金融中心优势,因此该地区是国内技术走出去、国外技术请进来的最佳通道,可以在泛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合作中定位为高新科技产业中心及技术扩散中心。此外,在加强本地区科技实力的同时,粤、港、澳应在时机成熟时把一些对经济环境要求不高的研发、科技理论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向泛珠三角腹地转移,而泛珠三角腹地的几个省区(比如湖南、四川)都是教育大省,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来承担这种科技工作的内移。
2.2.2 企业家与创业者(主体建设)
企业是区域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内部的创新动力要素中,有一个要素在动力机制的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就是企业家与创业者精神。有一个问题曾经令人们困惑不已——为什么在相同的环境中,在相同的创新动力作用下,有的企业成功地进行了创新,而有的企业却根本没有进行创新呢?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企业的高层领导者是否富有企业家精神[2]。对创新动力机制来说,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企业家精神除了直接作用于企业主体之外,还通过企业文化和激励机制意境作用于个人主体。
2.2.3 环境(氛围建设)
技术创新的动力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也构成了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机制运作的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到市场需求水平和政府的政策行为。发达国家及港、澳地区的消费习惯和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影响会对泛珠地区其他省区的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3]。政府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支持的形式和创新主体内部的激励机制方式。社会文化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创新主体创新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因素不仅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通过促进科技人员知识结构的变更也有利于增强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另外,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通过奖金和人才的供给也会对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4]。总之,这些外部环境因素通过与相关的创新动力要素发生作用,潜在地参与了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机制的运作。
2.2.4 政府部门(规划引导管理体系建设)
确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围绕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立足泛珠三角的科技资源和区位优势,不断提升泛珠区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主体内部的创新动力要素中,除了主体内部激励机制以外,政府对在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表彰和奖励也能够起到充分调动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积极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的这种奖励在频率、人选等方面通常具有严格的限定,因此,与创新主体内部的激励机制相比,政府对创新主体的激励作用是相对较弱的。
3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将创新主体技术创新体系概括为:在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来自于市场的需要拉力和竞争压力,来自于科学技术的推动力,来自于政府行为的支持力,都将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主体利益驱动力,成为作用于创新主体创新的动力源泉。而成功的技术创新活动又反作用于市场、技术、政府、环境、继而引发出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创新需求。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中,泛珠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得以不断的提升。可以这样断言,在CEPA框架下,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细分市场形成各省区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加快技术创新,再通过合理的传导机制,使创新技术得以应用和传导,最终使整个技术创新走向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Bryan A Lnkas,OC.Ferrell.The Effect of Market Orientation on Product Innovation[J].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00(1):239-247.
[2]唐任伍.自主创新主体位的实现与“企业生态系统”构建[J].改革,2006(4):77-82.
[3]钱平凡.基于产业集群的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4(2):33-38.
泛珠三角 篇11
秋季赛中Adui R8 LMS Cup的加入让人们充满了期待。
当然，赛道英雄依然是所有新老车迷津津乐道的比赛项目。
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秋季赛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赛程，也是这一年的收官之战。无论是现场活动、比赛项目的丰富程度，以及观众的热情都是空前精彩与高涨。在此次秋季赛当中，除去常规的超级摩托车赛和赛道英雄以及AFR方程式赛车以外，更具吸引力的Audi R8 LMSCup也加入了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可谓是秋季赛的一大亮点。并且在驾驶R8 LMS赛车的车手当中还有来自香港的明星郭富城先生，更是让现场的观众和媒体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之情。除了赛道上赛车呼啸的轰鸣激起观众阵阵喝彩之外，后场活动同样精彩。亲民一直都是泛珠的宗旨，泛珠除了在后场提供更多的商业便利服务、让车迷吃喝玩乐不用愁之外，在一年三场都有的ZIC路演区、红牛、红花郎、福特汽车展区等基础上，此次后场更新增了奥迪、米其林、改装车展、润滑油等摊位展出，各舞台的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大量车迷的驻足。
为期两天的比赛可谓是精彩纷呈，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在第二天下午举行的各个项目的决赛，超级摩托车赛和赛道英雄虽然还都是老面孔，但依然不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可能经常看泛珠的朋友也能从中看出门道，虽然是在同一条赛道，参赛选手与车队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即使这样依然有很高的可看性，依然悬念十足，因为即使在同一条赛道同一个车手，不同的天气和车辆状况以及车手自身的状态都对比赛结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反而因对车手的了解让观众看的更加津津有味。也为观赛过程增加了更多的谈资。
精彩依旧的英雄混战
在超级摩托车组第一场决赛中，中国著名车手黄世钊与Dan Kruger展开贴身肉搏，几圈下来最终DanKruger率先冲线，黄世钊落后0.9秒取得亚军，李郑鹏第三。在第二场决赛中，Dan Kruger_与黄世钊争相做出最快圈速。在第六圈Dan Kruger出现一个失误冲出赛道，但并无大碍却致使名次掉到第四，黄世钊利用这个机会甩开了Dan Kruger后一路稳定发挥顺利冲线夺得冠军，并以1分37秒604的成绩获得了本场的红牛最快圈速奖，李郑鹏亚军，Dan Kruger第四。
赛道英雄壹第一回合决赛，驾驶12号保时捷赛车的蔚超音来势凶猛，先后超越李庆新、任志远夺得冠军，68号任志远以6秒的差距夺得第二，李庆新第三，112号的陈麒名因比赛中的转向过度失误屈居第四。第二回合决赛中，陈麒名展开绝地反击与蔚超音、任志远在赛道中不断做出流畅的超车表演，但仍未拿到领先位置，最终蔚超音再下一城夺得冠军，任志远第二，陈麒名第三。
泛珠三角超级赛车级最亲民的赛事——赛道英雄贰，岑基堂第一、李德荣全场第二，蔚超音在赛道英雄壹夺冠之后，再次登上领奖台，拿下赛道英雄贰组的全场第三。岑基堂凭借1分52秒293的出色单圈表现，获得本场红牛最快圈速奖。
这一年中有老车手的不断坚持也有很多新秀车手层出不穷，也让每次的比赛都有着新鲜的看点，最终所有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无论是从中得到更多宝贵赛车经验还是实至名归，都有着属于各自的收获。在比赛结束当晚的泛珠年度颁奖中，也颁出了各个项目以及组别的年度总冠军，也让所有为之付出努力的车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殊荣。此次秋季赛的圆满结束也为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一年的赛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让我们共同期待来年的比赛更加精彩。
Tips
Audi R8 LMS Cup为精彩加分
Audi R8 LMS Cup的加入让原本就已精彩纷呈的赛事更增加了一大亮点，也让人们感受到了Audi R8所带来的独特魅力，这也是继保时捷卡雷拉杯、尚酷R杯之后的又一在国内举办的单一品牌赛事，这样的比赛也为车手们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比赛环境，让有实力的选手可以真正的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泛珠三角 篇12
现代金融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某一城市或区域, 一般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 金融业会越集中。从一个城市看, 市中心的金融业会比其他地方的金融业更集中;从一个区域看, 发达区域的金融业也会更集中。随着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 出现了金融集聚现象。为什么会出现金融集聚现象呢?
金融集聚问题远非单纯的金融知识所能解决, 必须广泛涉猎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已经关注了产业集聚现象, 马歇尔将产业集聚的原因归结为: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 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共享的市场, 使公司从技术溢出中获益。Porteous (1995) 认为, 物理距离是影响金融交易的重要因素, 物理距离越远, 信息不对称性就越大, 风险也就越大。他认为塑造和发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 大致上可以从“不对称信息”、“信息外在性”、“路径依赖”、“信息腹地”等几个方面来解释。Pak (1999) 研究发现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是集聚经济的存在, 金融集聚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 促进各行业的信息交流, 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
张凤超 (2005) 根据金融产业成长阶段与金融职能特征两个条件, 将城市划分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和金融中心三种金融级别类型, 以揭示金融等别城市的空间运动格局。黄解宇、杨再斌 (2006) 指出, 金融集聚效益是由金融集聚因素形成的额外效益, 包括外部效益、网络效益、创新效益、技术进步效益以及自我强化机制效益, 并用增长极理论和知识溢出来说明金融扩散效益的作用机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现象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 金融集聚水平是区域经济梯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那么, 泛珠三角地区是否存在金融集聚现象呢?如果存在的话, 与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本文将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泛珠三角地区是否存在金融集聚现象
测度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的集聚程度使用的指标是赫芬达尔指数 (HI指数) , 介绍如下。
(一) 赫芬达尔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是指产业中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其计算公式为:
HI指数是衡量金融业集聚的重要指标, 定义为各地区金融资源占全国金融资源百分比的平方和, si代表第i个地区金融资源占全国的百分比。HI指数实质是赋予每个地区的份额si的一个权重, 通常对金融资源多的地区给予的权重大。指标中所采用的金融资源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由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余额相加得到。
(二) 数据来源
所采用的数据 (1982—2007年) , 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泛珠九省各省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泛珠九省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香港和澳门的特殊性及一些数据的难以获得性, 本文中所提到的泛珠三角地区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及云南, 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三) 测度结果及分析
经计算, 得到1982—2007年的HI*1000指数, 结果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可以观察到, 从1982年到2007年间, 赫芬达尔指数存在整体上升趋势, 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存在金融集聚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赫芬达尔指数处于较低水平, 但从1985年开始变大, 在1988年时达到最高水平。此后至2007年, 赫芬达尔指数大部分年份都超过了18, 中间虽有波动, 但金融集聚水平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 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资源占全国金融资源的比重整体是上升的, 90年代初到2007年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 但略有下降的趋势。这与随着改革开放, 其他省份特别是东部省份的快速发展有关系。
广东省的金融业在泛珠三角地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广东省占全国金融资源的比重与泛珠九省占全国金融资源的比重十分相似。广东金融总量在改革开放之初曾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 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广东金融业迅速向前跃进。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金融机构存贷款先于广东经济总量确立了在全国的首要地位, 此后该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四川省金融资源始终排在第二位, 但整体趋势是下降的。1982年四川占全国的金融资源比重是6.1%, 2000年为3.8%, 2007年为3.4%。江西、湖南、广西、海南、云南等省 (区) 在最近十年金融资源整体都是处于下降状态, 但福建和贵州整体是存在上升的趋势。
从2007年数据看, 广东省一个省份的金融资源就贡献了泛珠三角地区金融资源的44.2%, 如果再加上四川, 两省占到九省的57%。可见, 在泛珠三角地区, 不仅存在金融集聚想象, 而且金融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
二、泛珠三角地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数据如果是非平稳的, 容易产生“伪回归”现象, 所以首先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发现ln HI和ln GDP的原序列和一节差分都是不平稳的, 但二阶差分后, 分别在1%和5%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
(二) 建立协整方程
协整方程采用EG两步法建立, EG两步法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协整回归, 然后把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为消除自相关, 加入滞后项, 逐步去除不显著的变量后, 回归方程如下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显著性) :
经检验, 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平稳的, 这说明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各变量均处于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对金融集聚的长期弹性为:0.127/ (1-0.978) =5.77, 泛珠三角地区金融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 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方程只反映出各经济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 为了对短期动态有一个准确的描述, 在协整模型的基础上, 以稳定的时间序列残差项ecm作为误差修正项,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系数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 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305,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存在短期到长期的动态调整关系, 意味着ln GDP在每年的实际值与其长期均衡的差距约有30.5%在下一年度得到修正。由于误差修正项系数绝对值的倒数为3.3, 可见短期波动到长期均衡的周期约为3.3年。
三、结论
(一) 泛珠三角地区存在金融集聚现象
从1982年到2007年间, 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存在金融集聚现象, 赫芬达尔指数存在整体上升趋势。80年代中期以前, 赫芬达尔指数处于较低水平, 但从1985年开始变大, 在1988年时达到最高水平。此后至2007年, 金融集聚水平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二) 泛珠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
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资源占全国的比重处于25%~30%之间, 但金融发展很不平衡, 广东一个省所拥有的金融资源几乎占到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1/2。
(三) 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协整分析发现, 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长期弹性为5.77, 金融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305,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存在短期到长期的动态调整关系。
参考文献
[1]藤田昌久, 保罗·克鲁格曼, 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梁琦,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3]Porteous, D.J.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res:location,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R.L.Martin, ed., John&sons Wiley, Chi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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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解宇, 杨再斌.金融集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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