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生态（精选7篇）
原始生态 篇1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西坡北部,呼伦贝尔根河市境内,总面积107348公顷,森林覆盖率88.4%,是泰加林延伸至中国的核心部分,是我国少有的区内无人定居的自然保护区。在这广袤的寒温带针叶林中,栖息着黑嘴松鸡、驼鹿、貂熊、原麝、紫貂、狍子、棕熊、猞猁以及多种鸮类猛禽等种类众多的野生动物。区内野生植物620种,野生动物293种。
“汗马”源自鄂温克语,意为激流河的源头,额尔古纳河的重要支流—激流河就发源于此。大兴安岭的主脊横亘在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成为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黑龙江呼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分界线”。
汗马保护区人迹罕至,广袤的原始林在我国已不多见,保护区周边的“使鹿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以保护和发展。
地址:内蒙古根河市金河镇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联系电话:0470-5476553
原始生态 篇2
喇叭沟门原始次生林生态景区位于怀柔县最北端的喇叭沟门满族乡孙栅子村，距北京市区约160公里，有原始次生林7万亩，海拔1700多米高的南猴岭是怀柔区的最高峰，喇叭沟门有北京最棒的森林，植物极其丰茂，山上大片的杨树、白桦树林把整个山峰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树林间是各种灌木和又深又密的草垫子，在石头上则长满了厚厚的苔藓。各种各样的奇妙植物数不胜数，生态环境极其丰富。这里保有野生动物300多种，其中兽类19种、鸟类33种、爬行类11种、两栖类6种、昆虫类200余种。景区共有三条旅游观光线路五龙潭生态区、凤凰台生态区和冰川生态区。这里:
春天：高山杜鹃花绚烂多姿，如片片红云浮在高山与林间;
盛夏：这苍崖翠嶂、绿浪涛涛、清凉宜人;
金秋：以白桦林、原始橡树林、落叶松林、枫树林为主的植被呈现出一个立体、多彩、绚丽的世界。
每年5、6月份，由于景区山地海拔落差大、气候垂直变化，区内各种木本和草本的野花不但品种多，而且花期格外的长。每年4月底，山上仍然积雪斑驳，山下却以春雨扶疏、冰消溪盈。约40平方公里的高山杜鹃花从山脚一路向上开放，漫山遍野娇艳烂漫的杜鹃花晕染了嫩绿的`树林，热拥着雄伟的高山，
资料
同时，有数不清的紫色的野丁香花、蓝色的马兰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各色野花也竞相开放，人们在这花的海洋里感受着春天、感受着自然生命的幽芳。由于无霜期短，这里秋天来得早。这里可观赏的树种有：五角枫、橡树、落叶松、白桦树、山杨树等。9月底至10月初是这里赏叶的最佳季节，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的树叶该红的是一片火红，该黄的一片则金黄，还有夹杂着其它五颜六色的树叶相伴，景象蔚为壮观。
“夏凉宫”的旅游配套设施也较完善，有300张不同档次的床位，特色餐饮以纯净的山野菜和自产的绿色农副产品为主，大小会议室和多功能可举办会议报告讲座等，并有为游客举办露天烧烤和篝火晚会的场所。
因受高海拔和森林气候的影响，这里夏季气候凉爽，平均温度比市区低8度左右，可充分享受夏季“拥被而眠”且无蚊虫叮咬的惬意。当您来到喇叭沟门“夏凉宫” 休闲区，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烦躁，夜晚听虫鸣蛙鼓，在清风明月下散步，把酒当歌;白天，在天高云淡之下，嬉戏青山绿水，尽情地去感受这里清凉幽静的自然世界。
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规律分析 篇3
关键词 人和自然 生产方式 价值观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在人类发展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人类文明。从以下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从
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演化历程总体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一、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人与自然关系重归融洽的过程
(一)原始文明时代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足,“人与自然相比,人还显得很渺小,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對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这时候,无论是采集还是狩猎,人的生活资料都是自然所给;人的劳动资料最早是直接从自然界中找到的劳动工具,人因为对自然的“敬畏”而和自然保持着和谐。
(二)农业文明时代共生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随着农业的诞生和发展,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由被动的适应到主动的探索,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适应。由于人们使用的只是最基本的薪柴蓄力,对自然的破坏很小,人与自然保持在基本和谐的系统中。但这种和谐是一种低水平的和谐。
(三)工业文明时代对立的人与自然关系。
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力下,人们忽视了自然界的规律性,逐渐习惯于以主人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人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其结果是生态系统被破坏。要完善这个基础,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的过程中,就不能只“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
(四)生态文明时代重归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
自然界的报复要求人类必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建立一种人地关系协调系统。它是指通过构成复合系统的子系统的协调管理而达到协调状态的一种动态调控过程。而处在这个系统的人类,并不像早期只是被动的去适应自然,人们应该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二、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生产方式重归可持续的过程
(一)文明时代简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力低下,活动的空间仅限于个体范围和部落范围,生产方式表现为简单的渔猎采集及个体的延续,对自然处于盲目的崇拜之中。人与自然保持在一种最原始的可持续状态中。
(二)文明时代基本平和的发展模式。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活动的空间有所扩大。人类已经能够利用自身力量影响生态。人地关系表现为改造自然,但由于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其生产方式表现为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自给型经济。
(三)文明时代畸形发展的生产方式。
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使一部分人自认为可以摆脱自然的束缚,成为地球的主人。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机械论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下所形成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四)文明时代可持续的生产发展模式。
20世纪末,随着环境的恶化,经济理性使人的行为引起生态环境危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人们积极的去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端,生态理性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是人类在面对能否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严峻挑战中,冷静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后,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是对传统经济理性和生产方式的彻底否定和创新。他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做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用自觉的生态意识来保护整个生态系统,以达到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三、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价值观念重归和谐的过程
(一)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古代的自然价值观是以天人合一为基调,主要在道家、儒家中表现出来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深深吸引着一些西方学者,如:卡普拉就高度评价了《易经》中有关宇宙阴阳平衡及其动态发展的思想,特别是道家关于自然界的非线性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观,以及道法自然的智慧,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他的理论框架。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这就是说,万物与人皆由共同的终极根源所生成。庄子也说“万物皆一”,“道通为一”。儒家它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界,引导人们按照社会的伦理规范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的自然价值观的独特价值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这对于解决人们的物质生存和维护人类必需的自然环境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在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原始而朴素的和谐观念,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变化,以一种新的能动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因此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自然价值思想,既不能过度推崇,不加改造地拿来作为解决我们当前生态危机的一副良药;也不能对此观点全盘否定。我们应该历史、辩证地看待“天人合一”观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二)“天人对立”的价值观。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半世纪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培根经验主义的自然观,笛卡尔崇尚分析的科学方法和牛顿力学的机械论世界图景,导致人们把自然分解为各种孤立的个体。在这短短的两百多年里,人类创造了不可计数的财富,科学技术使人类实现了远古以来的梦想,就在人们尽情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美好之时却发现了世界的另一番景象:人口激增、环境污染、土地退化等。人处于万物之尊的幻想中,忘记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把自己“连根拔起”,毁灭自己家园的同时,也把人类文明引向黑暗。
(三)“天人和一”价值观的再回归——“天人和谐”的价值观。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了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战略和全球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人类对传统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的一次深刻反思,是对原有的漠视自然、滥用自然资源的传统经济行为的否定。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人类新型价值观、伦理观和消费观共同构成了“天人和谐”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观是在对人类中心论及其传统的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过程中逐渐成熟的,它的根本点就是要求人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关系。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有赖于自然系统的功能维持不坠,以保证能源和养料的供应,文明起源于自然,自然塑造了人类的文化,一切艺术和科学成就都受到自然的影响,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有最好的机会发挥创造力和得到休息与娱乐,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张渝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西南大学学报,2007,(1)
[3] Lenin anthology: 3rd volume [M]. People's Publishing Agency, 1965:229
[4] Marx Engels anthology: 4th volume [M]. People's Publishing Agency,1995
原始生态 篇4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版图内位置最北端、无霜期最短、降雪最早、冰雪覆盖时间最长,年平均气温-5.3℃。由于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首先席卷大兴安岭西北坡,因而使这里成为我国气温最低的地区。每年的一月是汗马最冷的季节,极寒气温达到-50℃以下,连绵的大兴安岭主脊笼罩在寒冬之中,凛冽的西伯利亚冷空气冰封了塔里亚河。就是在这样极寒的生存环境中,汗马保护区内的紫貂、貂熊、猞猁等环北极野生动物与自然抗争着,彰显着生命的顽强。
原始生态 篇5
公元11世纪, 由于阿拉伯人再一次的迁徙扩张, 原来居住在今天突尼斯中部和南部的柏柏尔人, 他们一部分被阿拉伯人所同化, 另一部分不得不选择继续向南迁移到了那里的沙漠和山区, 其中有一支就迁到了今天的马特马塔地区。为了躲避外敌入侵, 住在马特马塔的柏柏尔人躲进了地下。这里, 沙漠气候的炎热和干燥, 阻挡了阿拉伯人的进军步伐, 不久就退回了突尼斯北部。住在洞里的人们, 渐渐觉得, 住这样的洞穴不但安全, 而且还可以远离盛夏酷暑, 所以, 生活在此, 柏柏尔人至今仍然居住在这种穴居式的住宅中, 成为了马特马塔地区最独特的风景线。
聪明的柏柏尔人居住在这种地下的房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 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 主要是与当地的气候有关。这个地区因受撒哈拉沙漠的影响, 终年干旱酷热, 马特马塔这一带的夏天, 有时极端气温高达60℃, 而柏柏尔人的地下村庄则环境安静, 空气清新, 住在里面冬暖夏凉、遮风避雨, 一年四季都不受气候的影响。那么, 柏柏尔人神奇的地下穴居家屋是如何建造出来的呢?住在这里的居民, 难道不担心黄土坡被雨水冲蚀?
古代的柏柏尔人, 他们依丘陵地势先向下挖一个直径约10米、深约六七米的土坑, 然后再在坑底沿坑壁挖一个个类似窑洞的洞穴, 坑底中央变成了一个露天大院。每一个窑洞的功能都比较简单, 典型的洞穴式家屋分为两层,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能, 下面一层是卧室、作坊、厨房、储藏间, 上层是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 必须攀着绳梯才能进去。由于这里的沙漠性气候, 终年难得下雨, 因此, 也不必担心房屋会被雨水冲垮。
马特马塔地区堆积了非常多的黄土, 由于黄土比较容易往里面开挖, 而且厚实, 它能够挡住外面的热气, 也可以保持洞里空气湿度。一般, 每一个窑洞开挖不会很深, 但是保持的墙面都要比较厚, 至少有好几米, 甚至一二十米的厚黄土, 这样, 才能挡住外面的灼人的热浪和极度干燥的空气, 使得洞室内温度比较阴凉, 而且相对于地面来说, 洞内的空气湿度也要湿润一些, 完全可以躲避荒漠地区的酷热。
“露天式庭院”可谓是柏柏尔人家屋群的标志, 马特马塔地下家屋的主要特征就是圆形的中庭, 这个庭院对调节居住环境的微小气候有重要作用。庭院里白天形成阴影, 夜晚凉爽的空气下沉, 如同沙漠中的绿洲, 穴居家屋就成了柏柏尔人理想的居住场所。窑洞,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暖, 它开的门都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天气冷的话就把门关上, 里面又马上成为一个非常保温的空间。
柏柏尔人是勇敢的, 他们虽然一再被外族侵略驱赶, 却从来没有屈服, 柏柏尔人是聪明的, 他们在适应恶劣环境的自然条件的过程中, 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 也给后人留下了这片神奇的地下居室。
原始生态 篇6
1、中西方古文化中的“自然”观之差异
任何一种早期文明对自然的解释都有泛神论 (Polytheism) 特征, 而且这类解释的方式总是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与人类的原始思维方式直接相关。在古希腊, 人们把影响人类生命的各种自然事物视为神圣的, 从中幻化出人类可以通过一定方式与之对话的、代表自然界方方面面的各种神灵, 甚至把人类的思维、情感和活动也视为自然神性存在的一部分, 并通过神来表达。例如, 自然界的雷电是宙斯、海洋是波塞东、太阳是阿波罗、火是赫维斯托斯、人类的智慧是雅典娜、爱是阿芙狄洛特、战争是阿瑞斯等等。然而, 公元前4世纪之后, 希腊哲学家们不再关注自然现实了,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更注重通过思维寻找世界的本体, 走向形而上的哲学。柏拉图把形而上的“理式”当做世界的本体或现实世界背后的本原性模型。他们认为:在现象世界中, “人是万物之灵、天之骄子, 因为人有理性灵魂, …万物都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植物和动物都是为人类供给食品的, 有的动物则是为供堕落的灵魂寓居之用。”这样一来, 西方哲学的核心是人类中心论就逐步形成了。公元前杰出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发出“神”一般的呼喊:“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在罗马人统治西方的时代, 神被认为像人一样只是自然的产物, 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支配者。人们不必敬畏神灵, 但尽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充分享受自然。古罗马时期与我国的两汉时期相对应, 中华古文化的科技和文化在两汉时期曾都达到鼎盛。古罗马帝国也是西方文明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期, 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凯撒在征战中自豪地向周边的世界宣布:“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征服了!”凯撒试图对各种各样的外力进行抵抗, 对各种外来的文明进行藐视和征服。在罗马人看来, 自然环境只是为了建立罗马人的王国而施展实用技术的场所和对象。扩张中的罗马人自负地认为自己的都城位于宇宙中央, 并从自然对人的智力、体力等影响力方面得到最好的协调。同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成在其名著《建筑十书》中对凯撒大帝献媚道:“神意把罗马市民的国土布置在极好并经过调和的地区, 以便能够获得统治大地的权力。”成功征服异族的不可一世的心理, 在文化人的著作中暴露无疑, 又如罗马时代文人郎吉努斯在他的著作《论崇高》中写道:“作为庸俗卑鄙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规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 把我们放在某种竞赛场中, 可我们既做它丰功伟绩的观众, 又做它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当我们观察整个生命的领域, 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时, 我们就会体会到人生的真正目标是什么了。”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罗马时代公共建筑的尺度往往是空前巨大的, 即所谓神的尺度。从宗教式的感情与信念出发, 罗马人肯定国家和人的力量。罗马皇帝被尊于神, 公民也因作为征服者的特殊民族身份而自豪。建筑也常被设计成展示国家力量的地标, 像大型巴西利卡斗兽场和浴场那样的建筑都拥有超大的尺度, 充分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和强大的建造能力。 (见图1)
中世纪 (13世纪到15世纪) 的西方哲学认为, 本体的存在——上帝是人升华衍变而成, 并成为全能的造物者, 这一时期的宗教势力非常强大。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哲学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破进一步更新了人们的观念。正是由于哥白尼解剖了太阳系, 达·芬奇解剖了人类, 牛顿解剖了宇宙, 但丁解剖了“神圣”的教宗, 经院哲学的神话空间秩序破灭了, 人格化的全能主神转变为近代的人, 理性主义的狂涛开始涌动, 由此产生的科学性思考、实证主义的手段、分析的手法, 使工业社会和资产阶级得以迅速崛起。用大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 改变自然、挑战自然的野心从而空前增大。
由此可见, 在古代西方文明中, 人化自然, 把自然纳入到人类思维理性的抽象和人为艺术加工的范畴之中, 逐渐成为贯穿城市设计、建设过程之中的哲学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演变成如同君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 从而诞生出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一旦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人类能够挑战自然的武器, 现代工业的扩张能力与“技术决定论”就会相互强化, 最终使“人类至上论”坚不可破。
与过早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文明相比, 中国的农耕文明非常悠久。中国作为精细的农耕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 人们对自然充满着崇敬、顺从的态度。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观, 认为人类活动准则应“顺道应人”、“成已成物”, 人类有“参赞化育”的生态使命。“中庸”讲“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与天地参矣”。道家认为天、地、人之间应该可以和谐相处, 人的活动方式要遵循自然生态, 不能超越生态系统的价值底线。冯有兰推崇道家“无为”, 他认为“无为”的真正含义在于:“人不应该有违天道的运行法则、破坏自然物本来的天性, 扰乱自然界正常的秩序;从而达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总而言之, 人类的活动必须有一个限度, 不能超过自然的底线, 只有这样人类的活动及其构筑物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精细化的农耕文明在中国从种植水稻开始算起, 至少有一万年多年的历史, 至今生产方式也没有大的变化, 一直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因为传统农耕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切来自土地又能回到土地中去, 没有什么浪费或成为毒害环境的垃圾。 (见图2)
人与天、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列为三才, 这个观念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化则包含着挑战自然的内涵, 这一思潮在工业文明萌发以后越演越烈, 最终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史说》曾经指出, “非天地无以见生成, 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 以说明人与天地是和谐共生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不注重思维理性对形式的参照, 而是崇敬万物自然而然的状态。
著名的道学家庄子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由此可见, 古代中国式审美观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审美观是把有缺陷的自然彻底进行人工改造, 认为那样才是美。中国的审美观是将“师法自然”作为美的客观标准, 并把人类社会当作自然机体的部分, 自然生机使人类追求“乐”, 自然秩序使人类服从“礼”。自然秩序是人类顺从的理, 这个理就是天道。儒家把人排列成不同的阶层秩序, 所以中国是一个礼教、礼制的国家, 形成了数千年不变的宗法等级和礼制关系社会。正因为如此, 中国古代文明也避免了西方文明那种征服自然、无限度使用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弊端。 (见图3)
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区别在于, 中国的农耕文明比西方的历史更悠久。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狩猎文明加农耕文明, 中国则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我国各民族的聚居部落往往都在同一个地方生存发展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同时也创造了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比如古老的纳西族奉行不杀生、不砍树善待自然万物的习俗, 这是从几千年的生存规则中磨练出来的经验总结。
中西方古代文明中神的特点也不一样。希腊的神有某些人类属性, 但仍属自然事物或现象背后的神性重合或强大意志。西方古代文明既然认为宙斯创造了自然、创造了人类, 人类和自然就受到“神”的支配。在中国古代文明当中, 炎黄二帝、女娲、大禹等都是修复自然, 而非创造自然。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 都是流传千古的故事。他们都是人类的血亲或祖先, 而非人类的创造者, 跟现代人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与西方古代文明不同, 在中国的原始文明中没有一个主宰自然的全能的神。西方宗教从自然神学到希伯来-基督教, 体现了创世者与主世者的融合, 引发长达数千年的宗教统治和各宗教分支派别之间的争斗。中国的文明从从未形成全民宗教, 独尊儒学, 辅之以佛教、道教, 造成社会超稳定形态, 未发生工业革命,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了工业文明的高潮。 (见表1)
西方古代文化中, 实体自然两分导致挑战自然观念形成的同时, 也催生了现代科技的进步, 后者更使人类自大起来。西方文艺复兴后所诞生的工业文明距今仅300多年, 却使地球上的能源和资源几乎都消耗殆尽。300年的工业文明使人类演绎了几万年的农耕文明所建立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骤然变化, 导致了过度消费、生态衰败、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致命的弊端。我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西文明的演变历程, 正确汲取古代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与经验, 拒绝西方工业文明中藐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理念、福特式大生产体系“华盛顿共识”等等所谓的“主流”意识。只有以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观念来促进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方面的创新与推广, 才能使中国生态城市蓬勃健康发展。
2、中西古建筑的美学之差异
“那些能够在世上繁殖后代, 并且能有效地生育和抚育它的后代的生物, 往往是因为它们的行为已经适应了环境”。所有延续的文明都是“适应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建筑美学具有普适性。英国地理学家杰·埃普利顿把石器时代古人类躲避寒冷、雨雪和曝晒等自然力侵害的原始居所叫做避难所 (refuge) 。正因为如此, 全球各地的古人类住所都具有自然的属性和质朴的美感。但进入农耕文明之后, 东西方的建筑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古希腊的建筑成就对于西方世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希腊所处的地域不是那种巨大的、单调的广袤平原, 而是多样性丰富的山岳与山谷平原的交汇处。希腊人将那些有着显著特征的地景描绘成特定神祗的显灵之处。如自然景色占主导的地点被献给古老的冥神墨忒耳和赫拉, 而在那些人类智慧与力量能与冥神互补和对抗的地方, 则献给阿波罗。有些场所, 生命的体验能形成和谐整体的, 献给宙斯。而人类高度聚居形成社区的地方, 也就是城邦, 则献给雅典娜。这样一来, 古希腊神庙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外形概念清晰的富于雕塑般的形体及与环境的密切联系。毕达哥拉斯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认为, “美是数的和谐”。积极地从人体构成等方面来寻找数字或比例的韵律之美, 构成了西方建筑学一以贯之的美学基础。在建筑用材方面希腊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就进入了石时代。 (见图4)
意大利有两本建筑学名著相隔了千年, 分别是维特鲁威平 (公元前14年) 的《建筑十书》和阿尔伯蒂 (公元1485年) 的《论建筑》。这两本书都详尽分析了阳光、空气、雨水、气候、土壤、植物等对建筑和人居环境的影响。都不将这些因素当作一种自然存在, 更没有因而去探求有利于人类居住的综合性自然环境模式。这两本相距千年的西方建筑学名著, 几乎是一致地强调建筑平面、立面设计、空间安排、建材选用等对人类需要的满足, 将内部空间作为建筑功能设计的主要对象。阿尔伯蒂还为“美”制定了三条标准:1) 数字 (numberus) ;2) 比例 (finitio) ;3) 分布 (collocatio) 。而这三方面的综合就是和谐 (concinnitas) 。他认为:“美是存在于整体之中的各个局部的呼应与协调, 就如数字、比例与分布彼此协调一致一样, 或者说这是自然所呼唤的一种规则。”阿尔伯蒂在这里使用的“自然”与维特鲁威平时代人们将人的形体解释为宇宙的镜像是一致的。维特鲁威平本人为人体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比例规则, 这些规则是按照面部或鼻子的长度为依据的模数, 且这些人体数量比例用于绘画、雕塑和建筑建设之中。他认为“神庙的各个部分必须与整体之间有完全和谐的比例, 整体是各个部分之总和。……建筑物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确的关系, 就如一个天衣无缝般完美的人体一样。”但在建筑技术和材料进一步发展后, 西方公共建筑的设计主导方向转向进一步表达人类的能力、展示神权或皇权的夸大造型和繁复装饰美, 追求“纪念碑”式的敬畏感。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 皇帝甚至接管了神的职能。神圣的权威被赋予他自己, 并在他的周围建造起一个仿造的宇宙。他的举动就是神的意愿, 并由建筑物如记功柱、凯旋门、圣宫、万神庙等表现出来。这些建筑都很夸张, 用超越自己身形、表达超越自然的神性建筑来歌颂神与皇帝, 在形体上追求压倒自然的巨大并且高耸的结构。在罗马帝
国覆灭之后, 教堂就逐渐成为欧洲城市的中心建筑了。教堂给予了整个欧洲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教堂高大的体量和华丽的装饰使得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变得可见, 并在一个艰难而又充满恐惧的世界里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安全感。在早期基督教建筑的室外是一个连续的围合的外壳, 而罗马教堂则像一个堡垒。相反, 在哥特式教堂中, 礼堂上和象征上的非物质化相互影响。有人说, 哥特式教堂是用“石头外的东西”建造的。从内涵上看, 它成为一个天堂图景的具体化, 通过它的开放式结构, 将这一图像传播到周边, 而透明性为基督教对于光的象征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进入建筑, 参观者的视线会随着高大的柱子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穹顶, 想象在那儿能接受上帝的神圣之光, 教堂中的彩色玻璃将自然光线转化为一种神秘的媒介, 似乎证实了上帝的存在。因此, 对上帝产生的敬畏感就油然而生了。这就是西方宗教建筑要表达的主要思想。 (见图5)
工业革命之后, 崇尚机械和功能的意识日益昌盛, 人们的审美情趣又转向简洁、单纯、精确、纯粹、功能明确、抽象和明晰的特点。勒·柯布西耶的“新建筑学”和包豪斯式建筑正是“住宅就是居住机器”形成了欧洲工业化时代的主流建筑学说。在他看来, 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城市和建筑必须像帕提农神庙一样规范, 也必须像地中海强烈太阳照射下的光与影一样的清晰。由这种“矫枉过正”思维武装的规划师和建筑师们设计的“卡通式”或“变形金刚型”的后现代派建筑, 已经成为城市中浪费和张扬的宣传牌, 也使我们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文明强调自然环境对建筑“有之为利, 无之为用”。孔子讲究有序, 墨子讲究平等。墨子认为建筑建造方式应节俭适用, “高足以辟润湿, 边足以围风寒, 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谨此则止。”这是一种节约型的古代建筑理念。
而《管氏地理指蒙》提出, “故而不曰人而曰天, 务全其自然之势, 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黄帝宅经》提出, “宅以形势为身体, 以泉水为血脉, 以土地为皮肉, 以草木为毛发, 以舍屋为衣服, 以门户为冠带。” (见图6)
这种中国的礼制建筑体现人与自然的纪念性交往, 用材上就地取用土木, 形体上不一定宏大, 但空间结构表达对大自然的尊敬, 为“赞育化”而设立, 表现了人与自然融合共生。从功能上看, 西方礼制建筑歌颂神, 引人向天主;而中国礼制建筑主要是为了祭天地、拜祖宗。所以, 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中有“明堂”, 如北京的天坛、地坛, 用于祭祀和礼乐。这在中国的原始文明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自然是崇敬的, 另一方面与自然是和谐的。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因此而推论:“中国 (建筑) 结构既以木材为主, 宫室之寿命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 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他又因而推论这种“轻取自然”的建筑方式也导致了“世界所谓的文明中间, 惟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见图7)
而西方古建筑与此不同, 用材以石材为主, 着眼恒久, 体量追求高大, 装饰尽量华美, 代表“张扬之美”和“繁复之美”。哥特式、巴洛克、洛克克等建筑风格突出地体现了这些特点。而中式建筑用材着眼适用, 以木材为主, 向自然索取适量, 体量适中, 装饰实用, 体现了中庸之美, 中和之美。一个有趣的史实是中国古代不但玉石文化发达 (例如兴隆洼出土的8000年前的玉块) , 而且石建筑也曾兴盛过。我国战国时期的官修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桀 (筑) 琼宫, 饰瑶台, 立玉门。”“帝辛受居殷。作琼室, 立玉门。”在秦始皇陵西北, 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已被发现, 出土有石材、石材半成品及石加工工具。但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圣主明君的赞美, 一般首先着眼于宫室的简朴。《论语·泰伯》:“卑宫室而力乎沟洫。禹吾无意然矣。”历史文献对夏商时期沉迷于奢华石建筑的夏桀和商纣, 皆视为千夫所指的亡国之君。
总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有生命力的、生动的建筑和城市景观是日常生活的平凡场景。而我们当前的生活质量及对自然界的冲击程度, 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审美情趣。这正是因为我们是带着知识、信仰和态度对城市和建筑之美进行取舍和体验的。美学的评价并不是一种纯个人体验, 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性活动。由此可见, 中国生态城规划建设的正确方略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古代“节约式”建筑美的传承和对西方“张扬式”建筑美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作为规划师和建筑师, 更要尽快从传统的建筑和历史街区中领悟那种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均衡之美, 并通过自己的奉献去创造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环境美和建筑美, 进而影响民众内在的价值判断。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我们手中创造的生态城市之美或许会成为赋予我国每一座城市绿色文化价值的宝库。
3、中西城镇选址模式之差异
公元前二千年, 爱琴海诸岛及其沿岸大陆曾经有过相当繁华的经济与文化。那时的城市如特洛伊城、克诺索斯城等都与航海贸易直接相关, 前者座落在达达尼尔海峡到波罗的海的商路上, 后者处于欧、亚、非三洲古文明交流的航线交点的岛上。至今仍在发展的雅典城就起源于公元前12世纪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的港湾。公元前三至一世纪, 罗马人几乎征服了全部地中海沿岸, 此时不仅港口城市发展迅速, 还出现了选址在新扩张地区边缘的营寨城, 先供军队驻扎, 后就转变为永久性的居民点。除此之外, 有些城市是古代农村社会的中心, 它们周边有着贵族所有的封地, 大型的水利灌溉系统和大量的奴隶与牲畜, 城市则是奴隶主居住娱乐的营盘。
西方古代城市主要的建筑物选址主要在山岗之上, 城堡建在分封领地中易守难攻的高地上, 一方面便于以箭矢或火炮居高临下震慑暴民或有效抵御来犯者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能使贵族们的居所超越于“贱民”之上, 以展示其“高贵”的属性。几个城市通常由几个邻近城市共同体联合为较为大型的政治实体——城邦。由此可见, 西方的城市具有政治、宗教、防卫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多种功能;因此城市之内有卫城、神庙及市集几个部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原意是说, 希腊人的生活必在城邦之中, 而外邦人和“蛮夷”则没有城市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城市的成员, 其实并不都是地位平等的自由民;各地区“强人”领袖及其家族是城市中的贵族分子, 而公民之外, 有经由掳掠贩买与征服而取得的劳役奴隶, 以及不具公民权的游离人口与奴役的附属人口, 人数可能不下于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以雅典的人口为例, 极盛时有三十余万, 但至多只有十六七万为雅典人, 其中四分之一 (四万余) 是有公民权的人群 (亦即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丁) , 三万多为外籍人口, 而奴隶则不下于十万人。早期的城邦中, 那些强家大族挟其奴役人口, 成为城市的主宰, 居住在防守严密的高大城堡之中。西方古代城市的建设是为了占领土地, 为了挑战自然。两千多年前, 古罗马已有了工程浩大的城市供水工程。城市建设的费用很大一部分用在供输水工程上, 架在地面上连续拱券的输水渠是当时罗马大地上最壮丽的景色之一。对此规划师们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饮水工程存在于古罗马, 因为人类还没有哪项工程可以使用两千年, 如将成本分摊到每一年中, 投资效益是极高的。另一种观点是质疑城市为什么要建在没有水的地方, 而去耗费巨资修建引水工程。如果中国古代的城市都建在这种缺水的地方, 早就生存不下去了。
不同的是,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深厚的农耕文明有关。一直到唐朝, 沿海的港口城市还都名不见经传。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选址都与河流直接相关。这一方面为城市粮食运输和供水提供便捷之利,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依托河流筑城墙以取得防御的功效。例如商代后期都城殷墟沿今洹河两岸十余里布局。周朝王城洛邑位于西涧河东岸等。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 管子在《乘马第五》的开篇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人城市选址的论述:“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 而水用足;下毋近水, 而沟防省。因天材, 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规矩, 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城市规划选址模式, 体现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让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在西方近几年有人提出的低冲击开发模式 (Low impact development)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人口承载力, 管子在《八观》中有这样的论述:“凡田野万家之众, 可食之地, 方五十里, 可以为足矣。”他告诫建城者:“夫国城大而野浅狭者, 其野不足以养其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著《尉缭子·兵谈篇》云:“量土地肥硗而立邑, 建城称地, 以城称人, 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守, 外可战胜。”这就是说城市选址规模应与居住人口和城郊粮食产量相称, 达到“三相称”的要求。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反映了“农业是城市发展之本”的农耕文明思想 (这与同时期希腊的港口城市建设有天壤之别) 。更重要的是, 管子给出了“土地人口承载力”这一城市选址的核心问题, 并直接估算出了与能够有效维持城市人口总量相适应的农业和生态用地。这与上世纪末加拿大科学家William Rees等提出的“生态足迹” (Eco foot print) 有相似之处。
除此之外, 中国古代的城镇选址还讲究“负阴抱阳, 藏风聚气”, 以主山、少租山、租山为背景和衬托, 形成重峦叠嶂的挡风效应;以河流、水池为前景, 形成开阔平远的视野和充足的光照, 具有波光水影之景观;以案山、朝山为对景、借景, 形成远景构图及围合环境;以水口山为障景, 为“屏风”, 使城镇 (村) 内外有隔, 使进入者有“世外桃源”之感;保护山上的树木和栽树造林, 保持水土, 调节温湿度, 防止和缓减泥石流的威胁;尽可能将聚居点选址在河流的凸岸一侧, 以减少洪灾的威胁 (如图9) 。城镇选址讲究与自然和谐共处、宜居、节省能源, 使人类在美学身心方面生活得更加愉快、更加健康长寿。这些理论现在仍极具借鉴意义, 比如古代城镇一般都选址在河岸的突起之处, 这样可以避免洪水的冲刷,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有泸州老城。可以说, 从神农尝百草开始, 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对自然干扰最少的城镇选址方式。 (见图10)
与西方城堡式城市不同的是, 中国城镇选址讲究面水背山和避险节能, 顺应自然。这与其农耕文明长期社会稳定相关。正因为讲求选址, 中国历史古城一般并不需要投资浩大的远距离调水工程。
长期以来, 古代城市的选址一方面是为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或有利于军事防御, 另一方面是为资源开发服务的, 如港口城市、煤炭城市、工业城市等等。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选址应传承与超越历史形成的思维模式, 城市的选址必须尽可能减少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冲击;必须尽可能少占用或不占用优质的耕地 (这不仅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底线, 而且也是城镇化可持续性的核心) ;必须尽可能利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手段, 促进水、能源废物在城市中循环再利用, 进一步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干扰;必须尽可能地使城市展现最大的包容性, 使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这些都应成为生态城的规划设计要点。
原始生态 篇7
关键词：董倒寨,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地带。境内森林保存完好, 气势壮观, 少数民族占该区总人口的90%以上, 主要有水族、布依族、瑶族等。水族是区内的主要民族之一, 水族人民在长期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中形成了很多传统习俗, 这些习俗中处处显示出自然环境保护的意识, 使得该区内水族聚居地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 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
一、董倒寨基本情况
董倒寨 (实为一个村民组) 属荔波县永康水族乡尧古村, 地处高原喀斯特地形的峰丛槽谷地带, 全寨共有25户128人, 其中, 小学文化的人偏多, 其次初中文化, 少数高中文化, 有耕地101.86亩。人均耕地少, 产出低, 种植业是村民获取粮食及生活所需农产品的主要途径。该寨由于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 可供耕作的土地很少,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黄豆等, 主要经济作物为蓝靛。一些村民农闲时会到省外, 县城或邻近的地方打工, 赚取少量的钱补贴家用。
种蓝靛在董倒寨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起初村民种植蓝靛只是为了自家染布, 后来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 种蓝靛在该寨已经逐渐规模化、市场化, 每逢赶场, 村民都将蓝靛带到洞塘、荔波、翁昂等地销售, 甚至有收购商到当地进行大量收购。蓝靛已成为该寨主要的经济作物, 是村民经济来源的一部分。通过对村民蒙XK进行访谈, 笔者对其2012年种植蓝靛和年均纯收入有所了解:3月10日-20日, 翻地并开始种蓝靛, 株距1.2尺;4月28日-6月23日, 共锄地及施肥三次, 总共花费100元;7月18日-10月5日, 摘四批蓝靛叶共得蓝靛310斤, 期间买石灰、化肥及除草剂花费150元。经计算, 蓝靛市场价每斤7元, 减掉成本后, 2012年蒙XK家的蓝靛收入为1920元。
二、董倒寨生态文化与自然资源的保护
1、村民自然崇拜与自然资源的保护
古代,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 他们认为万物都有灵, 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物的崇拜, 土地爷、山神、树木等都是人们自然崇拜的对象。民间信仰中, 对树木、森林的崇拜比较常见。少数民族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 他们十分注意不能只向自然界索取, 还要对其加以保护, 而保护则是通过原始信仰和祭祀活动的方式来实现。该寨村民对生长在路旁、井边及寨口高大挺拔、粗壮雄伟的古树, 如银杏、杉木、古松等, 常常敬如神明, 禁忌较多, 不能随意触动、损坏这些神树, 并常常烧香敬供, 祈求树神护佑。
2、董倒寨风水观念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该寨水族居民, 长期深入自然环境中, 对环境充分调动本能认识, 观察和感受自然。他们对村寨的基地选择、建筑风格、方位朝向等, 都会综合考虑水源、地势、林木、土地等因素。从董倒寨可以看出, 该寨依山傍水, 地势缓和, 有充足的水源, 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 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因耕地少, 该寨的规模不大, 只有几十户。这种以耕地大小建造村寨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 起到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村民对居住位置的选择, 虽带有一些迷信色彩, 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他们在自然界中谨慎持重的生存心态。
3、董倒寨聚落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该寨水族居民住房多为木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 一般较为高大, 上部是木板, 下部是石块。生态建筑理念表现在该寨传统民居中, 村民尽量利用原始地貌环境中的坡、沟等地貌形态修建房屋, 达到方便取水、耕种, 减少对耕地的占用, 维持寨内的生态平衡, 协调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4、董倒寨村规民约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村规民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历代的推崇下, 村规民约不断发展并完善。近年来, 村规民约在实践及发展过程中对社区法治建设和农村村民自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现代少数民族村规民约是村民结合本民族的实际情况, 充分考虑传统, 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 由村民自己制定的一种行为规范。该寨村民由于长期居住在偏远地区, 与外界缺乏沟通, 他们一直延续着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传统。以下是几条该寨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村规民约:
第二条:严禁野外用火, 因管理不当引起火灾者, 村里罚款一百斤米、一百斤肉、一百斤酒。
第三条:对盗砍林木或到他人自留山内砍柴者, 按盗砍数量的十倍进行罚款。
第十一条:对放牛不看管, 毁坏他人庄稼的, 每株水稻赔偿干稻谷半市斤。
第十四条:严禁炸鱼、电鱼、毒鱼, 违者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通过与村民的交谈, 笔者了解到由于人们过量施肥, 以致地力下降, 严重影响寨内农业的长远发展。农民在买化肥时不管他们自家的地是不是缺这种养料, 听说什么化肥好就盲目地去用。用传统的农具来除草、杀虫的农户已经不多见了, 大多都用农药来代替。虽然农药和化肥能增加粮食产量, 给村民的农业生产带来方便, 但是我们也看到对农用化学品的大量使用, 会造成土地板结, 水体和土壤污染, 农产品污染及质量下降。现今许多昆虫、鸟类、花草、两栖动物都没了踪影, 而且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三、结语和建议
董倒寨水族村民的传统文化使寨内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的发展, 对该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 虽然董倒寨生态资源丰富, 自然环境优美, 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 人们长期大量地使用农用化学物品, 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危害。因此, 要在村民中加强环保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倡导绿色耕种。同时, 要更深层次的发掘村民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继承他们的生态保护思想,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参考文献
[1]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