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改革（共12篇）
地方税改革 篇1
1 地方税体系的问题分析
1.1 税权划分与地方税
首先, 从税收立法权来看, 自分税制改革之后, 我国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地方只有有限的关于税率在指定范围内选择权, 如营业税, 印花税, 契税, 车船税;部分税种实施细则的制定权, 如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车船税;以及部分税种的税收减免权。以上的税率选择权、实施细则制定权、税种减免权均不涉及主体税种, 且所涉及的相关税种筹资能力有限。这种集中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我国各地复杂的税源状况。
其次, 从对税收收益权来看, 一方面, 我国税收收入归属的划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较多是出于暂时财力分配的需要, 而较少顾及地方效率的安排。例如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中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收入, 本应按受益原则归于地方, 却归属于中央。另一方面, 税收收入归属的划分方法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中央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通过实行新的政策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关系。地方由于缺乏对税权及税收收入稳定的预期, 从而转向依赖于土地收入及债务等其他非规范的财政收入。
1.2 地方税收入规模的实证分析
从地方税收入总量来看,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 我国地方税收入收入持续增长, 据1994-2012年的统计数据, 其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7.95%, 2007年增长率最高达31.09%, 但与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稳定增长相比, 增长幅度波动较大, 甚至有的年份出现负增长。地方税收入增长幅度如此大的波动反应出我国地方税系缺乏稳定的税源。
从政府间事权划分情况来看,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 地方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支出责任: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由改革之初的69.7%逐渐增加到2012年的85.1%, 然而与此同时在地方财政收支中, 地方税收入始终在低位徘徊, 且其占财政收支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地方税收入与支出规模的巨大缺口导致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及共享税中分成部分的依赖。
1.3 地方税的收入结构的实证分析
资料来源:1994-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税收发展报告2010/2011》, 2010-2012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 (2011-2013) 计算而得。
在现行的地方税系中, 营业税主体地位较为明显, 所占比重过半, 但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 随着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 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将进一步缩小完全被增值税替代。政收入和调节地方经济的作用将会受到影响或被代替。因此, 从长远看, 地方税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主体税种。
2 地方税系的构筑之策
2.1 优化地方税收入规模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明晰化分是确定地方税收入规模的前提。从国际上来看, 地方税收入规模比中央 (联邦) 税收入规模小是地方税规模的一般规律。具体来说, 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地方税收入规模偏小, 而分权制的联邦制国家地方税收入规模偏大。我国地方税收入规模应同时满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要求, 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因地方经济发展导致的筹资能力的差别, 使地方税收入的规模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支出需要, 且不应过多扭曲资源的配置。
2.2 主体税种的选择
地方主体税种是指在地方税系中, 发挥收入和调节主导功能的税种。具体而言, 主体税种应是税基宽广, 收入规模较大, 能体现效率原则, 对经济有适度的弹性且基于受益原则课征的税种。
从长远看房地产税是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最佳选择,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及征管水平等条件的限制, 房地产税立法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而在近期房产税尚不能承担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重任, 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且任重道远。
近期可考虑将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一个选择。通过选择高端消费品、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列入征收范围, 提高税率等举措来扩大消费税的税基从而扩大消费税的收入规模;将消费税征收环节移到零售环节, 从而使得消费税在地区间均匀分布。将改革后的消费税归为地方税种, 就可以大致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比例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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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改革 篇2
摘要“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迥然不同，但美国地方治理的一些措施，在有些方面对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一、美国地方政府体制
（一）美国地方政府的概念与中国单一的、全能的公共权力层级制不同，美国的公共权力结构是多中心的、分散化的多样性模式。因此，美国地方政府所指的范围与中国地方政府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在中国，除了居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中央政府以外，纵向上从省、市、自治区直至乡镇、街道，横向上覆盖全国的所有层级、任何规模的政府均称为地方政府。而在美国，地方政府则是指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外的所有政府类型；其次，中国所有地方政府和其上一层级政府及中央政府都有行政隶属关系，而美国无论是地方政府之间，还是地方政府和州政府，联邦政府之间，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地方自治；再次，中国的地方政府与行政区划完全一一对应，不存在跨政区的地方政府，而美国人曰普查局则认定了20个州际实体，其中多数地跨两州，个别跨度更大，而且一个地区多个政府存在的现象也很普遍。
（二）美国典型的地方政府体制类型1.市县委员会制美国一些小城市和县的委员会通常由3—7人组成，由选民选举产生，行使议决权。每个委员会分别担任一个行政部门的首长，主管相应事务。委员会任命一名委员为市长，行使礼仪职责。委员会对各行政实体集体领导，承担行政机关的职责。委员会制主要的特征是城市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同时掌握在一个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手中，委员会成员既是议员，同时又以个人身份作为部门首长履行职能。
2.市县经理制在美国一些市县，由议会行使议决权、执行权。议会聘任一名经理，作为首席执行官，指挥、管理各个行政部门工作，有权雇佣行政工作人员（职员），市长由议会选出担任礼仪职责，不干预行政工作。美国市县经理制的主要特征是立法权和行政权都掌握在市议会或县议会手中，但市县议会将行政权委托给一位市县经理作为行政首脑和管理官员。
3.市行政长官制市长作为执行首长由选民选出。市长任命一位首席行者官来领导和管理行政工作。行政官任命和撤换雇员，监督城市人事工作，管理预算，协调是政府机构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和充当市长的行政顾问。由于行政官负责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市长就能够从事全面领导，集中处理全局性重大事务，向议会提出政策性建议，为城市规划建立公共援助基金等重大事务奋斗。市长任命的行政官通常并无明确的任期，在某些城市却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这种领导体制，是试图集强市长议会制和市县经理制的优点于一身的一种尝试。主要用于较大的城市。
二、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
（一）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在民主集中体制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上级行政机关的下级机关，因而拥有两方的权力。中国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当地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接受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监督，并对其负责；作为下级行政机关，接受中央和上级行政机关的领导监督，并对其负责。作为后一种身份，除完成中央与上级人民政府布置的工作外，还代表中央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和监督中央和上级政府在其辖区所设置的行政机构的活动。
（二）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存在的问题1.我国的地方政府与行政区划完全一一对应。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是依行政区划及中央机构的设置而设立的，这一方面便于政府的管理，但另一方面，这种设置也导致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以及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沿海地区的港口建设就存在着这种问题。2.地方政府高度集权。目前全世界的行政权都有扩张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地方政府应是处于同级人大的领导和监督下的，但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人大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所拥有的职权，更没有很好履行它的职责，这就使地方政府忽视人大的作用。这就给了地方政府一种错觉，它只是对上级人民政府负责的，它的权利仅仅来源于上级人民政府。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讲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做人民公仆，简直无从谈起，所以所谓的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3.同级地方政府结构的同一性。我国地域辽阔，不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地理环境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相同的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显然是不适应的。4.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人员素质、法制观念有限。越是低层的地方政府，其管理水平、人员素质、法制观念就越是有限。但真正跟人民接触最多，最了解人民需要却是基层地方政府。所以不能把那些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到中央政府去做决策，不从实际出发的再完美的决策也是难以奏效的。5.机构设置、职能方面的问题。由于党政关系没有理顺，所以我国的党政机构无论是在设置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现象。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一，机构设置缺乏法律的约束，不可避免受行政首长意志影响，因人设事、因人设机构。其二，机构对口设置，中央政府设置什么机构，地方也跟着设置什么机构。
三、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一）改革需要整体设计，自上而下推进。在目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需要中央先进行框架型设计，确定改革的方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相应的机构和职能，实施中逐步推进。只有地方政府的小打小闹的改革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只有中央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才能带动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
（二）地方政府组织形式上的多元化。我国同级地方政府的结构是同一的，但实际上每个地方的公众都有他们自己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为了满足公众的分散的多样需求，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专门性的、地区性的特殊问题，有必要建立次级的、小规模的地方政府机构，使得政府官员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不同公民群体的不同偏好，从而更加迅速全面地回应公民的要求。这在促使政府转变只对上级人民政府负责的观念上有很大作用。当然，这些小规模的地方政府机构是应该要实行自治的。同时，对于一些涉及公众范围较广、规模效益明显且影响面较大的一些公共问题，则力求突破行政区划或原有地方政府体制的制约，谋求成立跨省、跨市、跨县、跨乡镇的特别目的大区政府。
（三）行政层级的重新确立。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是四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我国的地方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是单一制的国家，完全实行地方自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应该考虑实行乡镇自治。为了切实把乡镇治理好，可以借鉴美国的市县经理制的一些做法，聘请专家进行治理，可以由地方自己聘请，对于一些贫困的地区则可以由国家帮助聘请，但不对国家负责而只对地方负责。另外，46个较大的市（如何界定“较大的市”？国务院己批准青岛、齐齐哈尔等18个市为“较大的市”，加上自然成为“较大的市”的28个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共计46个），应该维持目前的市领导县体制，较大的市的经济比较发达，而且城市发展比较完善，所以对周边的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且这种领导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也需要做一些改革：目前我国的体制是市对区县有绝对的领导权，改革后则市不再对县有绝对的领导权，而只有部分的管理权限。市无权直接干预县的具体运作，它们更多的应是一种合作关系。在某些方面城市毕竟经济实力更强，基础设施更完善，所以在这些方面县与市合作，市为县提供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共享。而对于其他行政级别的市来说，他们本身的发展有限，几乎跟县没有差别，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带动作用，可以考虑市县合并，因为经济发展都差不多，如果合并不但能更有效实现资源共享，而且可以减少行政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对于较大的市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发展趋势。
（四）纵向权力关系上的分权导向。美国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分权措施，将相当一部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强化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管理责任，也使其承担更多的管理与服务成本。特别是尽量把权力下放或分散到直接面对实际问题和直接提供服务的基层机构及主管人员手中，使基层机构、主管人员以及普通公务员能及时决策并较快处理问题。另外，还把有关社区事务的管理授权给社区组织，让社区居民普遍参与社区管理。这种分权或是说权力下放的措施正是我们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所应有的内容。
（五）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我国所有地方政府和其上一层级政府及中央政府都有行政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体制，甚至导致地方政府只对上级政府负责，而忽视当地人民的现实利益，所以对上下级关系做出调整是有必要的，美国的市行政长官制，市长作为执行首长由选民选出。市长任命一位首席行者官来领导和管理行政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和充当市长的行政顾问。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把上级政府视为市长，而下级政府就是其任命的首席行政官，也就是说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只是大政方针上的领导，而不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运作，没有所谓的汇报请示工作，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方向，不违背宪法和法律，下级政府就可以自主行使职责。
（六）公共产品和服务对象的顾客导向。破除政府机构本位主义和对上级政府负责的传统思维定势，确立本地区纳税人是各政府机构顾客的观念，通过社区调查、客户问卷、联系走访等方式了解公众需求，在此基础上，按照调查统计数据对公众需求进行归类，并进而对顾客群体进行细化，为公众提供量身定制式的个性化服务。同时，还仿照企业顾客管理的模式，建立健全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快速反馈机制，及时矫正政府自身不当或偏离公众目标的行为。
地方金融改革闯关 篇3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过去的一年，中国金融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从资本账户开放到人民币国际化，从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到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先后批准设立的三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有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但这种改革难度很大，一是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二是改革阻力较大，也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改革方向。而自下而上的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并且能激发“鲇鱼效应”。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肩负不同使命的地方金改能否不负众望，取得关键性突破，闯出一条中国式金融改革的金光大道？恐怕不单单是坚强有力、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而且需要地方官员和金融机构管理者敢于“试错”和担责的勇气和魄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事件】
■温州拉开金改大幕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确定了十二项主要任务，旨在通过开展金融综合改革，着力破解温州市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金改甫一落地，深圳、珠三角、上海、天津、海南、武汉、成都、重庆、云南、长沙等地纷纷抢滩金融改革，陆续提出金融创新措施。最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分别于7月和12月获得国务院批准，为当年地方金改画上了句号。
与温州金改着眼于民间资本不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的金融改革，内容更全面、覆盖面更广、表述更具体。其中，国际金融、产业金融、民生金融是广东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要利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独特地缘优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科技金融和农村金融也是未来广东金融建设的重点工程，通过上述五个路径，从而衍生金融创新，推动广东转型升级。
泉州金改的最大特色在于明确了“实体经济”指向，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探索，寻找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这一试点方向的确立，正是瞄准了泉州作为民营企业重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经济特质。
11月23日，备受期待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条细则正式公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新闻通报会上介绍了温州金改工作的最新推进情况。譬如搭建了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吸引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在农村合作银行改革方面、组建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方面，都有民资的身影；筹建地方金融组织机构，由民企发起的村镇银行正在准备上报，三家民企发起的保险公司也准备上报，均瑶集团组建信托公司、森马集团组建融资性租赁公司都在积极准备中；起草民间借贷管理条例报上级部门，等等。
【背景】
■经济转型需要
近年以来，民间金融乱象频生，一边是中小企业融资无门，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一边是高利贷愈演愈烈。因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事件，在各地此起彼伏，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享有民间金融风向标，也是“借贷之城”的温州，成为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导火索和主战场。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我国民间借贷泛滥主要是金融业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所致。此前，民间资本进入民间金融，却徘徊在金融宏观调控之外。不规范的运作机制以及内在高风险的无限释放性，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而且民间借贷没有正式的“身份”，得不到法律保护。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认为，目前国有金融体制管得较死，逼迫资金进入民间金融市场，而民间金融发展又受到抑制，造成无人监管的状态，容易造成潜在风险。
此外，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高利贷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的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对于民间资金今后的去处，温州金改实施方案指明了方向。例如，鼓励民间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大力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投资方式有序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领域等实体经济领域；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发起设立区域性、专业性保险公司，或参股保险机构。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依然保持稳健发展，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和民间资本节节攀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正在形成。如何放开渠道，实施“走出去”战略，亦成为本轮金改的一个重点。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外汇逾3万亿美元，每年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上千亿美元，但由于政策限制，内地居民不得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每年换汇额度仅为5万美元。
广东珠三角金改总体方案获批就是顺应了这一需要，总体方案要求，广东要做好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和使用，开展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试验。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珠三角金融改革除了要与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更要与粤港澳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结合在一起，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进行探索。
泉州素以民营经济的活跃而著称，被誉为“民办特区”。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占全市经济总量的九成左右，其中尤以实体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目前，“泉州制造”的运动鞋和旅游鞋约占全国总产量40%、世界总产量20%，石材出口量约占全国35%，工艺陶瓷出口量约占全国65%，糖果产量约占全国20%。
福建省金融办副主任郑国平表示，泉州金改方案获批，既是对当地一直专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肯定，也是冀望其能在“晋江经验”和“泉州模式”上再次发力，探索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新途径，这也是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焦点】
■金融监管挑战
金融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随着地方金改创新的推进，现行金融管理体系将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加大，中央和地方监管主体的权责不统一，重金融风险监管轻金融发展，地方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
而且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及队伍建设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监管力量较为薄弱，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基本上只做准入监管和数据统计，监管方法和手段都存在不足。
为落实金改方案，温州成立了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但具体操作起来面临很多细节问题，例如监管依据是什么、如何监控、数据如何上报、数据如何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怎么产生一些措施或手段，会计标准是按金融产业标准还是按企业标准，会计准则怎么实施等等。
此外，民间资本如何大规模进入金融机构，进入后如何正常发展也是现实难题。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未放开的情况下，民资创办金融机构因吸收存款难，不好经营。其次，民间资金要求高风险高回报，这与银行要求稳健经营形成矛盾。“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使民间放贷规范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愿意服务小微企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温州瓯海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3个亿，这两年就赚了1个亿，这在银行是不太可能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温州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而银行要求稳健发展，风险第一。
温州当地监管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逐利性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一对矛盾。当大批量不同层级的民资进入金融机构时，如何对民资进行鉴定，使之经营时符合银行业监管要求，较难把握。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认为，近来若干城市举起金融改革试验区大旗，于是一些有竞争潜力和条件的城市也开始仿效，似有前些年区域规划推出争先恐后之势。固然，试验区可以结合金融改革推出些实质性新举措，但金融毕竟不同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共振效应很强，需要全国一盘棋地加以设计和推进，尤其不应有好处大家摆不平。
另外，在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的情况下，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仍重，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利用金融改革大规模上马，为地方隐形债务“解套”。业内人士提醒，“这种打着金融改革的旗号，争取货币信贷监管政策的放松的动机和苗头需要警惕。”
“推进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好的金融体制，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表示，金融机构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因此不应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他认为，必须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汲取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绝不可以使金融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空心化。
【启示】
■沿着“三化”前进
面对温州金融改革没有解决实体经济的困境，缺乏实质性进展的质疑，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12月21日在“2012中国国际金融展”上表示，温州金融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在支持经济实体发展方面如何发挥金融改革的作用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张震宇强调，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并非仅仅依靠金融改革就能解决，温州中小企业的“高烧”已经退了，但“感冒”还没有解决。“2012年没有再出现跳楼、跑路和大的倒闭问题，但实体经济难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同时，金融业也是产业，也需要发展，实体经济和金融共同发展才是金融改革的目标。
河北省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千朗一直关注着温州金改，他说：“我们期待温州金融改革步伐迈得更快一些，敢于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挽救实体经济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长远目标应把温州推向市场、推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港，不能把温州仅仅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曾撰文指出，温州金改没有实质性进展的症结就在于，在各种审批权不明确和没有下放的情况下，温州自身根本无法决定很多试点事项的内容。同时，温州自身缺乏改革的魄力和勇气。
对如何推进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中，既应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该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应是个允许“试错”、自我学习和取得经验、不断修正的过程。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看来，金融改革应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他指出，中国金融发展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没有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力也偏弱。他强调，要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大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增加市场参与主体，并将监管系统化。
在新当选的“2012沪上十大金融家”眼中，利率市场化、服务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
据媒体报道，在利率市场化进程推动下，2012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突飞猛进，整体规模已接近3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信托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近50%，达到6.9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自中国首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以来，截至2012年11月末，仅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就完成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近1000亿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开放和监管要并行，监管要分层次、且与市场防控机制相结合，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相互结合。”郑新立说，而金融准入放宽在相当时间内如此难，主要是因为缺乏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
地方改革扫描 篇4
01/江苏省出台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
意见提出,通过“减、转、放、免”等措施,全面清理、突出重点、 规范审批、强化监管,从根本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意见明确,要大力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继续向社会和基层转移职能、 下放权力,加大力度向社会转移职能,加大向基层政府下放审批权限力度,开展开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设定和实施,编制公布本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严格控制新设行政审批项目,加快构建政务服务体系,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运行,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健全行政审批监督管理和长效机制,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管理,强化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整事项的后续监管,建立行政审批长效管理机制和配套措施。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供稿)
02/山东省提高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确定从2014年起扩大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适当提高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从2014年起,将除文化企业以外的所有省属企业、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 省属事业单位出资兴办的国有企业全部纳入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据统计,此次新纳入实施范围的省属一级企业为433户,所属独立核算企业为588户。同时,山东省确定从2014年起提高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收取比例分四类执行。其中,黄金、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按企业税后利润的15% 计算交纳,钢铁、机械等一般竞争性企业按企业税后利润的10% 计算交纳,监狱企业仍按现行规定定额上交, 储备粮承储等政策性企业免交国有资本收益。依据2012年度收益数据测算,提高比例之后全省国有资本收益综合收取比例约为13.7%。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供稿)
03/四川扩权强县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按照县域经济领导小组会议的要求,清理已下放经济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制定支持百万人口大县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已经四川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04/江苏省决定取消和下放126项行政审批项目
继前不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及行政事业性收费28项,近日, 江苏省政府又决定从2013年12月起取消和下放126项行政审批项目。 其中,取消和下放88项,部分取消和下放36项;2项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依照法定程序在修订相关法规条款后执行。在此次取消和下放的126项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中,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81项, 约占2/3;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的24项,涉及公民个人各类从业资格和其他事项的21项。这当中,既取消了涉及企业的煤炭经营许可证核准、木材加工经营许可证等事项,也取消了关乎民生的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资格认定、民办高校聘任校长核准、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核准等事项,而如临时用地审批、会计从业资格审批、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等事项,则下放到了市县级, 相关人员不必再往省级机关跑了。省政府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做好落实和衔接工作。对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坚决及时停止审批, 不得拆分、合并或重组以新的名义、条目变相审批。同时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管理脱节。对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 抓紧完成工作衔接,规范程序,提高效率。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05/天津市2013年12月起取消23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
按照近日天津市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天津市决定取消市级行政审批事项23项,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由30项合并为11项,向区县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及权限44项、下放行政职权事项7项,自2013年12月1日起实施。 取消的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认定、进口设备免税项目审批、经贸团组出国审批等23项。调整合并后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开办制盐企业和食盐中添加营养强化剂审批、枪支(弹药)管理审批、大陆及台湾居民往来两地通行证及签注等11项。下放给区县的行政审批事项及权限包括:不需要中央政府投资不涉及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审批,不属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宏观调控、特殊行业、市政府投资和跨区县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44项。(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供稿)
06/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按照“市级为主、省级扶助”的要求,完善“两级三层”( 省、市两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 管理体制。与国家有关部委加强对接,争取尽早落实海关、金融、财税、航权等方面支持实验区发展的政策。研究出台河南省、郑州市支持实验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协调推进机制,加快建设郑州机场二期工程、高速公路连通工程等十大基础设施工程。
创新通关便利化机制。加快电子口岸建设, 推动“区港联动”、“区区联动”,实现航空口岸、铁路口岸与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无水港”之间的“一站式”便捷通关。加强与沿海及边境口岸的合作联动,推进“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区域通关合作,实现海运、 铁路、公路、航空等多式联运。争取开展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航空口岸落地签证业务,实行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推进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加快落实《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实施方案》,以打造国际网购物品集散分拨中心为目标,加快推进信息技术服务平台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一批网商、电商、物流商、支付商,初步建立商业运营及物流配送体系,全面开展试点工作。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07/陕西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健全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程度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积极探索实行调峰气价。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及时疏导煤电价格矛盾。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电阶梯价格,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强力推进榆林低价电区重大载能项目的直供电试点,积极争取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试点。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08/陕西环保制度改革
创新环保管理体制。研究制定大气、水、渣、重金属辐射、农村(土壤)污染防治综合性政策措施,加强新上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创新改革陕西省现有污水、垃圾处理运行机制,制定严格的关中地区产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建立能源消费总量倒逼机制,出台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工作方案及配套措施。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围绕构建统一的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市场,深入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争取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生态保护、水源保护中,开展受益方向保护方提供生态补偿试点。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09/青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09
在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试点,新农合和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300元,出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施细则,8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10/浙江省部署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工作
2013年12月3日,浙江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场推进会在嘉兴举行。会议总结交流新一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成效和创新经验,部署、 落实下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工作。
目前,通过对省市县三级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浙江省取消和减少了587项省级审批事项,省本级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分别减少到595项和96项,削减幅度超过45%。全面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省级联合审批制度,审批时间从360天缩短到60天。
下一阶段,浙江省将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为核心,厘清政府与市场、 社会的边界,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重点抓好11项改革任务,包括继续清理取消审批事项、积极推进减少层级的改革、全面建立专职全程代理审批制度等。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11/上海市启动碳排放交易
2013年11月26日,上海正式启动了碳排放交易。碳排放交易启动后, 2013至2015年三个年度配额分别都出现了成交,首笔成交价格分别为每吨二氧化碳27元、26元和25元,成交量分别为5000吨、4000吨和500吨, 成交企业包括申能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中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等。根据总体安排,在2013年至2015年的试点阶段,上海纳入配额管理范围的试点企业有191家,主要来自钢铁、化工、电力等工业行业,以及宾馆、 商场、港口、机场、航空等非工业行业。试点阶段,企业2013年至2015年各年度碳排放配额全部实行免费发放。试点企业已通过登记注册系统取得了各自的配额。企业每年按照实际排放量进行清缴,企业配额不足以履行清缴义务的,可以通过交易购买;配额有结余的,可以在后续年度使用,也可以用于交易。如未按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最高可被处以10万元罚款。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供稿)
12/安徽出台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在涡阳县等安徽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重点围绕市场主体培育、土地市场建设等六个方面开展,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新的活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意见提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力争到2015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占承包耕地50% 以上。着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提升农民合作社,积极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意见明确,今后增量财政性扶持资金将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意见提出要努力建立多元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各试点地区将深化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力争2015年底前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证任务。探索土地流转新机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并建立完善土地市场交易规则和土地交易平台。此外,意见还明确将在形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新的建管机制、推进农村金融创新、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运营机制、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推进改革创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13/杭州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以增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进市区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规范财政支出管理,推进财政预算公开,深化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深化市区财政体制改革,增强财政可用财力和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土地资金管理、非税收入管理、资本收益管理,规范扶持政策、规范转移支付、规范分担机制。健全预算体系,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收支情况,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2011年市政府序列44个单位的部门预算信息已经公开,2012年增至60余个部门。 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依托信息技术及时掌握资金数据,以规范财政性资金存储管理。深化城乡统筹财税长效机制,出台中心镇资金管理办法,指导各县市建立财税扶持长效机制,开展农村公益金筹措工作。建立做地主体财务监管机制,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制度,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品目列入政府采购目录。
(杭州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14/青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国家级版权交易中心获批设立,出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研究制定文化产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启动青岛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工作。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15/西安国有企业改革
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扎实推进。西安市辖区内共有265户厂办大集体企业,涉及职工48685人,其中,市属厂办大集体企业79户,涉及职工15233人。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西安市制定出台了《西安市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实施细则》,完成了全市265户厂办大集体摸底调查、 政策宣传和人员身份界定等工作,其中市属79户厂办大集体在2013年6月30日前已完成了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的审批及中省财政补助资金测算等工作,出台了《关于印发厂办大集体改制职工经济补偿金计算办法和改制方案要点等事项的通知》。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市属79户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加紧进行职工安置分流和资产处置等相关后续工作。
(西安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16/成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一是稳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成都市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获得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复。全市编制完成《成都市城镇建设用地“转征与实施分离”审批方式实施办法》、《成都市缩小征地范围实施办法》; 二是纵深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邛崃市被确定为全国试点。推动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试点,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复成都市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方案, 准予成都市开展指标交易试点。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投资者通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验收合格后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或政府回购指标来获得回报;三是探索土地规划计划管理新机制。开展规划定期评估和适时修改试点,选择新都区、双流县、郫县、邛崃市开展规划定期评估和适时修改试点。
(成都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17/武汉创新社会管理
开展“幸福社区”创建,夯实基层社会管理平台。212个试点社区已完成80% 左右的形象进度,试点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个社区全部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 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水平。创建了湖北首家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成立武汉市社会组织促进会,为全市4000多家社会组织搭建交流平台。运用和发挥社会化、专业化、非营利化的独特机制与优势,整合全市社会组织资源,引导其积极承接政府部门转移职能,协同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3年全年实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317次、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322次。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启动实施了中心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 将29.9万名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
(武汉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18/广西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2013年年底召开全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出台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实施意见;清理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消除“玻璃门”、 “弹簧门”现象,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切实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各项措施,实施自治区第三批引入民间资本项目和项目推介活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市政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建设。
落实和完善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上市融资,继续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供稿)
19/深圳土地制度改革
2012年3月,出台《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规划国土管理的“深圳模式”,开展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综合试点。2013年1月,出台《关于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等“1+6”文件,探索适应城市发展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供地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深圳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0/杭州金融体制改革
围绕建设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这个目标定位,积极推进地方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格局。 截至2012年年末,“金融超市”已与39家银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年内总放贷企业282家,放贷总额12.81亿元。11家银行和9家担保机构加入市信用担保联盟,其中3家银行与8家担保公司发生404笔业务, 累计再担保金额达11.5亿元,在保余额4.9亿元。杭州市第一期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成功上市,首批3家企业共募集资金5亿元。全市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9家,年内累计发放贷款555.7亿元。新增上市公司6家, 首发募集资金15.8亿元,新增上市培育对象26家。招引各类知名投资基金,全市新增各类股权投资机构43家。推动中心镇金融服务业发展,截至2012年年末,中心镇全年新增小贷公司3家,新增小贷公司网点4个。
(杭州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1/哈尔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做实个人账户。巩固和扩大医保覆盖面,哈尔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746.6万人。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有效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提高大病统筹水平。继续推进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等困难群体参保工作,将改制国有、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参保范围,已为4万多名未参保退休人员办理了参保手续。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出台了《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办法补充规定》,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受益面。基本建立起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健全完善了廉租房制度,有序推进公租房制度改革。
(哈尔滨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2/重庆市多措并举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
一是加强领导,强化创业指导。成立市大学生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近40所高校成立大学生微型企业创业指导站,全力为大学生创办微型企业提供指导、培训和项目服务。二是开展活动,强化创业引导。每年定期举办大学生创业文化节品牌活动,对活动中遴选出的优秀创业项目进行扶持,免费提供创业培训,落实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贷款担保等政策。三是多方联动,强化创业扶持。市级有关部门多方联动,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力度;全市高校设立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向高校毕业生发放《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支持大学生创办微型企业。四是立足高校,强化创业教育。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了《大学生自主创业丛书》、 《大学生创业理论基础与实践》统编教材,把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高校组建指导毕业生创业的师资队伍,强化对大学生的指导和帮扶。五是基地建设,强化创业孵化。在全市高校建立9个市级创业孵化基地,面积达3.7万平方米,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和奖励补贴近700万元,基地可容纳近500支创业团队,现已吸纳300余支大学生创业团队入驻,带动就业2000余人;全市建立校级基地17个, 校级基地面积达5万平方米;今年将再打造3—4个市级孵化基地。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3/厦门文化体制改革
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基本完成歌仔戏剧团、小白鹭民间舞团、歌舞剧院等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成立歌仔戏传习中心、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等;推进《海峡生活报》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 全面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改革,新组建翔安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全力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4/宁波文化体制改革
宁波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组建运行,从体制上适应了“三网融合”条件下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发展的需要, 全市广电有线网络整合工作基本完成;组建了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艺术剧院转企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宁波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5/大连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完善创业扶持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社会支持等方式催生一批小微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诞生。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进一步优化结构和转型成长,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强化重点企业监测机制,拓展信息沟通渠道,建立了企业联系制度和减负增利机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助推劳动密集型、创品牌保民生企业的发展。
(大连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26/海南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海南省与俄加里宁格勒州签署合作意向书,海南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体育总局、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和浪潮集团、 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华融、飞利浦等大型企业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国启动冬春航班计划,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增了航线17条,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新增了航线31条。组团参加第十九届“津洽会”、第二十三届 “哈洽会”、第十六届“西洽会”、第十六届“渝洽会”、第十六届“厦洽会”、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届“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 和第111届广交会等大型经贸活动,签订意向订单11.2亿元,签署投资协议96.5亿元。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海航集团收购新加坡通用海洋集装箱租赁公司100% 股权、收购法国蓝鹰航空公司48% 股权、收购美国纽约CASSA酒店取得成功,海南农垦集团并购新加坡R1公司75% 股权项目, 海南省在5国获探矿采矿权,已在莫桑比克成功开采锆钛砂矿。
(海南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27/贵州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得到细化落实,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权限下放后的配套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了三次“全省项目观摩会”,为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障。二是直接融资工作取得新成效。企业发行债券规模超过200亿元,已被列为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省份;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工作取得新突破,中国证监会已正式受理新天药业、贵阳银行等企业上市申请。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28/广东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在深圳市、珠海市横琴新区、东莞市、佛山市顺德区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司注册与审批相分离,推行了注册资本认缴制等。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29/广东试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出台实施《广东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工作方案》,在公共联合征信系统建设、信用服务市场培育和监管、政务诚信建设等方面进行试点建设。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30/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推动十大改革
以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十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建设法规体系。继长株潭区域规划条例出台实施后,又制定出台了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建筑标识等法规颁布实施,湘江保护条例正在起草。完善政策体系。湖南省委、省政府第4次出台“两型社会”建设支持政策即支持示范区改革32条,与省直部门出台的系列政策构建了完整体系。构建考评体系。加大统计指标体系中“两型”指标的权重,把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环保等方面的指标及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全省绩效考核。构建两型标准体系。发布三批共16个两型标准。十大重点改革。着力推进两型工业准入提升机制建设、 建立PM2.5监测及防治体制、排污权交易、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出行推广等十项重点改革。出台了长株潭产业环境准入与退出政策,制定并实施11大类产品的能耗限额。 长株潭等地启动了PM2.5试点监测,长沙市列为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方法试点监测城市。株洲市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城区公交车电动化率达100% 的“电动公交城”,自行车公共租赁系统得到推广。
(湖南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31/武汉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域
向民营资本开放了交通运输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建设等十大领域, 民营经济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武汉市发展改革委供稿)
32/湖北科技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从2012年起,湖北省从基础研究、研究与开发、产业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政策措施研究等方面进行了项目类别的调整设置,推动了科技项目从支持单一技术研发向支持技术集成与创新的转变。从而通过实现项目成果的产业化,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进一步提升了湖北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二是完善科技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州科技进步考核制度。 湖北省政府明确要求科学技术支出在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比例不低于1.1%,国家级贫困县应达到1.0% 以上,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度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把科技工作纳入县(市、区)党委、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不断强化地方科技创新的领导责任,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导向和激励机制,推进了市县科技进步与创新。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供稿)
33南京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
完善《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流程》、《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办法》等系列政策意见,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项目、程序等。
地方部门预算改革的主要内容 篇5
在遵循部门预算改革基本原则的同时，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做法和经验。
（一）参照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改革办法，规范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编制
为贯彻“一是吃饭，二要建设，三要发展”的方针，各地按照建立公共财政要求，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清理压缩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优先保障人员工资、机构正常运转和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预算编制上，着力规范部门预算中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对维持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转、保证其职能正常发挥而安排必要经费支出，包括人员支出、日常公用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编制基本支出预算；对部门预算中的大型修缮、购置、会议等行政事业性专项支出以及基本建设、科技三项费用等建设性专项支出，采取项目管理方式，编制项目支出预算。
由于对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的范围理解不同，各地实际操作中确定两类预算的界限不一，有些地方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例如，河北省将部门预算支出结构分为人员经费、正常公用经费、专项公用经费、专项项目支出几个部分分别编制预算。
为编制好项目支出预算，各地正在探索建立支出项目库。主要做法是：预算单位根据本单位需求的轻重缓急，将项目排序后纳入项目备选库；财政内部各业务主管单位根据资金情况和投放重点，对单位报送项目进行筛选，纳入财政项目预算库。项目预算一年一定，上年延续项目实行滚动预算。
据统计，截止2006年底，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已有23个实行了支出项目库滚动管理。
（二）改变预算编制内容，实行综合预算
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单位预算内外资金和其他收支，推行综合财政预算，是地方财政部门预算改革的基本内容。各地努力做到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将单位所有收入如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余，以及单位各项支出，全面、完整地纳入部门预算统一管理，在预算之外不再保留收支项目。2002年,各地认真贯彻国务院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精神，将公安、法院等5个系统的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按需求核定支出，取消了预算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批准留用政策，进一步加大综合预算管理力度。
云南省研究出台了《省级罚没收入和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对省级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收缴和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逐步用“非税收入”概念取代“预算外资金”概念，“非税收入”不仅仅作为政 1
府财政收入，更是作为政府可用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用于各项公共支出。为了防止收支脱钩后部门单位出现应收不收、应罚不罚的情况，还相应建立了必要的奖惩机制，对组织收入好、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的部门单位给予奖励。同时，通过科学合理地设定支出标准，在部门预算支出安排中，保障了各职能部门执法办案的经费供给和收费部门的成本性开支，确保部门单位各项社会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2006年底，全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均已在省级部门中推行综合预算。
（三）改进预算编制方法，实行定额管理
各地打破传统“基数加增长”的预算方法，根据部门职能任务以及现有公共资源的配置情况，将各预算单位进行分类分档，分别确定支出定额，在此基础上逐项重新确定支出需求，按照有保有压、确保重点的原则，分别轻重缓急，统筹安排。
为编好部门预算，各地普遍对实行部门预算的所有预算单位开展了资源调查、摸清家底工作，即对部门现有资源、收支状况、所属单位情况和人员编制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为编制部门预算和细化预算编制提供真实依据，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定员定额标准提供准确数据。江苏省还专门开发研制了部门预算资源调查软件，促进了资源调查摸底工作的顺利完成。
根据机构改革“三定方案”和清产核资核实的各事业单位性质、经费管理方式，各地按照公共财政原则，重新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和预算管理方式，传统预算中长期存在的“越位”与“缺位”并存的局面有所改进。黑龙江省将不应由财政供养的自收自支单位、已经转制且有稳定收入的50多个单位剔除出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对一些有创收能力的差额拨款单位，实行定额或定向补助；对各部门的培训中心、机关服务中心和物资供应站等服务性单位，实行定额管理并限期退出财政供养范围。
在资源调查和清理财政供养范围的基础上，各地根据部门单位工作性质、职能特点、工作量大小以及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向等实际情况，对各部门单位实行分类分档预算管理。江苏省将行政类分为六档，公检法类分为三档，事业类按不同行业分为教育事业类、省属学校类（七档）、农林事业类、社会保障事业类、医疗卫生类（两档）、文化事业类、体育事业类、科研广电和新闻出版类、其他事业类、垂直管理部门类（四档）。黑龙江省将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分成行政类、政法类、教育类、医疗卫生类等14类，每类又划分二至六档，共计52档。
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工作有了一定进展。大部分地区在对各类单位和人员近几年来人均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财力水平，确定各类各档人员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同类同档单位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的统一，为进一步公开、公平、公正地编制部门预算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徽、云南、山西等省在以前所有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日常公用经费分类分档综合定额预算管理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了交通费、高校生均定额标准，努力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四）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约束
目前，各地部门预算基本上细化到了基层预算单位；预算科目细化到了类、款、项、目；项目支出细化到了具体事项。按此编制的部门预算能够全面反映人员支出、公用支出、项目支出的详细情况，清晰地归集部门所有收支项目，提高了部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规范性，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公开透明度，也便于人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督审查。
福建省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管好用好部门结余资金，省财政要求各部门在编制支出预算时，要加大结余资金的统筹安排力度。新增的项目支出，有结余资金的原则上要优先使用结余资金。对部门连续结转两年以上且无须保留的项目资金，省财政予以收回，重点用于该部门的新增项目支出。
（五）完善预算编制程序，实行标准周期预算
传统的预算编制周期一般是3—4个月，地方财政部门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全面详细地对预算进行全过程的审核和调整，预算编制过粗，影响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为此，各地大都比照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办法，提前着手编制预算，部分地方已实施了标准周期预算。
天津市财政局在2006年继续实行标准周期预算制度。一个预算周期为30个月，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预算编制阶段”，期限为12个月，主要任务是对上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和绩效评价，结合本预算执行情况，编制下一预算。二是“预算执行与调整阶段”，期限为12个月，主要任务是组织本预算执行，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办理预算调整、变更和预算核销手续。三是“决算阶段”，期限为6个月，主要任务是组织编制决算草案，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绩效评价。标准周期预算制度涵盖了预算管理的全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强化预算编制，为规范预算管理创造条件，有效实现对预算执行的过程控制，增强预算的前瞻性、连续性和可控性。
各地普遍将过去预算部门、业务部门和预算单位分别编制预算的办法改为由预算部门、业务部门和预算单位通过“两上两下”程序共同编制，部门预算从基层预算单位逐级编制，一般经过部门按照要求上报预算建议、财政审核后下达预算控制限额、部门在限额内细化编报预算、财政批复部门预算等四个阶段。根据预算管理需要和实际情况，确定“上”与“下”的具体流程，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的具体任务和有关方面的职责分工，合理延长部门预算编制时间，逐步推行标准周期预算制度，实现预算编制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六）加强制度建设，规范预算管理
为了保障部门预算改革的顺利进行，加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法规，对部门预算编制的程序、格式、方法、内容、支出标准等都作了
详细的规定。
江苏省财政厅先后制定了《省级部门预算编制管理办法》、《省级部门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省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申报办法》、《省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省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跟踪管理办法》、《省级部门项目支出滚动计划编制办法（试行）》、《省级部门收入预算管理办法》、《省级部门预算基础信息库管理办法》和《省级部门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部门的收入和支出预算的程序、内容、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从政策制度和操作办法上为进一步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改进预算编制方法、提高年初预算的到位率、增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等，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此外，河北、云南、青岛等地制定了追加预算支出审批制度，规定了省级财政追加预算支出的范围、申报和审批流程，明确了各类追加预算支出的办理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对追加预算支出事项的管理，有力地促进追加预算支出事项的合理安排，确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需要，提高财政增量资金的使用效益。
（七）拓展向人大报送预算的覆盖面，提高向人大报送预算的完整性，主动接受监督
随着部门预算改革的稳步推进，各地逐步将省级各部门预算报送人大审查，同时开始向人大报送包括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明细项目情况在内的综合预算。
安徽省在2001年将省农委、省教育厅等8个部门的预算报送省人大审查，2002年扩大到25个部门，2003年扩大到31个部门，2004年扩大到62个部门，2006年已实现所有省直一级部门预算全部报送省人大审查。截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半数省级部门向省级人大报送部门预算，其中河北、黑龙江、江苏、宁波、安徽、福建、厦门、广西、宁夏、新疆等地已经向同级人大报送省级全部部门预算；同时，除少数几个省外，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已经开始向同级人大报送包括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明细项目情况的综合预算。此外，在向人大报送审查的预算中，30多个省本级已经把超收安排情况、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情况、中央专款情况和预算调整情况列入报送内容。
（八）重视信息化建设，改善预算编制手段
随着“金财工程”建设和“E财”软件的推广，地方财政系统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提升了预算编制效率，拓展了部门预算的覆盖面，为预算执行的审查监督和追踪评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江苏省为编制好部门预算，对部门现有资源、收支状况、所属单位和人员编制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建立了省级各主管部门、预算单位财政供养人员基础信息库，并实行了滚动管理。云南省结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要求，研制开发了预算编制管理系统，并对原有基础信息和项目支出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整合为完整的部门预算编审系统，解决了原基础数据平台不一致的问题，实现了数据资源的共享和统一，并将改进的预算编制方法应用到新软件中，大大提高了预算编制的质量
和效率。
截至2006年底，全国36个省本级已经全部使用部门预算编制软件编制预算，各地、县两级推广部门预算编制软件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九）循序渐进，多种手段综合推进县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在大力实施“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等政策的基础上，县级全面推行部门预算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提高县级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规范基层预算管理，各地区统一要求、统一规划，积极推进县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强化县级政府依法理财、科学理财的观念。
广东、江苏、湖北、云南、山东等省根据县级部门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以信息化建设和建立考核激励机制等手段，积极有序地推进县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对全面推行部门预算改革的县区，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以探索实物定额、强化项目库管理、推进国库集中收付等其它配套改革为重点，提升部门预算改革成效。对试点或尚未推广的县区，通过建立和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部门预算改革成效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与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和测算转移支付资金等工作联系起来，充分调动各级财政积极性。同时，不断加大县区之间经验交流和工作力度，推动改革，加快步伐。各省结合“金财工程”的实施，大力加强县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信息化建设，通过推广统一的预算编审软件，提升和完善预算管理手段，实现预算编制工作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并以此为依托，向预算管理全过程延伸，提升了基层财政部门公共服务能力。
地方两会的改革成色 篇6
截至本刊发稿前，除湖南、安徽、海南3省之外，1月份已经召开两会的28个省区市，试图绘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改革路线图。
与以往倚重经济发展不同，大多数省份2014年都对目标增速进行微调，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而“改革”也已成了各省两会的高频词。
资源禀赋不同而实力悬殊的各省区市，将怎样共创改革发展的新时代？
微调增速预期
经济目标的制定，是地方两会的一个重点。根据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近段时间的许多机构、专家预测，2014年全国GDP增速预期目标在7.5%左右，与2013年一致。
在全国两会上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地方两会透露出的信息也预先释放出GDP增速的信号。
1月14日，陕西省省长娄勤俭在陕西省人代会上表示，2014年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1%左右，并明确表示这个增长目标高出全国3.5个百分点。此前几年，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一直高出全国3-4个百分点。
目前已经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28个省区市中，下调增速目标的有21个，目标增速达到两位数的仅有13个省份，远远低于2013年的24个省，并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北京下调增速预期至7.5%，与上海一同垫底。总体而言，2014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
上年经济状况是影响预期的重要原因。在预期下调的省份中，有14个省份2013年的实际增速并未达到当年预期。其中，内蒙古以3%的幅度位居降幅第一，而该省2013年的实际增幅与当年预期的差距也刚好是3个百分点。
广东是目前唯一将目标增速调高的省份，该省2013年预期目标为8%，实际增幅为8.5%，于是2014年增速也调高到8.5%。
尽管增速预期普遍下调，许多省份并没有下调投资和出口的主要指标。福建和甘肃等地，在调低预期经济增速的同时，外贸增长目标还比2013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
培育消费热点
调结构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与扩大信息消费，成为许多地方促内需的现实选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联网终端、智能终端已广泛应用于金融、教育、卫生、交通、商贸流通、社会保障等领域，信息化建设和应用逐步深入，信息消费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也是地方两会的热门话题。
目前召开两会的28个省区市中，已有14个地方明确表示支持电子商务。其中，广东、陕西、吉林等强调建设多个电子商务示范城市，重庆、辽宁表示将推进形成电子商务集聚区，河北、内蒙古提出加快宽带工程建设，而西北地区物流水平比较落后的青海、甘肃、宁夏等地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改造提升商贸流通业。
在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过程中，养老家政、医疗保健、休闲养生、教育培训等新兴服务性消费，正日益受到重视。而与消费相关的收入分配改革，鼓励居民消费的财税、信贷和信用消费政策，以及有利于改善消费环境的商贸流通等相关方面，也被许多地方列入2014年的工作重点。
此外，不少省市区都把金融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纷纷表示要在本地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即便是深处内陆的贵州，也把金融业视为“弯道超车”的抓手，希望能够争取中央金融体制改革先行先试。
大多数省份都鼓励本地或国内商人设立小微金融机构和民营银行，包括村镇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以及将现有的农信社等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等。
争创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的挂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地方试点自由贸易园（港）区，使得争取设立自贸区成为各地方普遍的政策诉求。
近期地方两会信息显示，已有包括浙江、广东、天津、山东、辽宁、河南、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合肥、苏州、无锡等在内的十余个地方，均把申报自贸区列为2014年政府重点工作。
这其中，沿海地区热情最高。福建省提出要“主动对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推动设立自由贸易园区”，辽宁希望“争取国家批准设立大连自由贸易实验区”，而天津则要“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实验区”。在广东，对接粤港澳则是其最突出的特色，2014年两会期间明确提出，“申报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试点。”
沿边地区的自贸区诉求，多以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为特点。比如，云南提出要探索建设沿边自由贸易区；广西则希望以钦州保税港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为平台，积极开展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的前期工作。
在内陆，河南、四川、重庆等省市也纷纷提出设立自贸区的目标，希望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其中，河南提出要做好郑州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药品、汽车指定口岸申报工作，四川支持成都争创西部内陆自贸区。
拔得头筹的上海自贸区建设也在不断推进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程度。1月23日下午，上海市长杨雄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2014年版负面清单将于上半年推出，将更透明、更开放。同时，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2014年将试行一批新的制度。
力推城市群
新型城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抓手，是多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点内容，而城市群则是重中之重。京津冀城市群、首都经济圈、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都是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热点，也是地方政府落实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以区域合作为例，北京市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配合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抓紧编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发展协调机制，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除天津、河北外，希望承接首都经济辐射的还有山西。该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纯清在参加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指出，太原要改革发展，可通过打造北京“副中心”来实现。
跨越省份的合作之外，省内区域合作也是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比如，江西省就在提出抓住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参与好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同时，更将着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加快建设共青先导区和南昌临空经济区，全力推进昌九一体化。
宁夏更是提出，要用把整个宁夏作为一个城市的理念来统筹空间规划，优化城镇布局。
此外，内蒙古提出建设呼包鄂城市群，福建发展福州闽江口金三角区域经济体，陕西主推关中城市群等。
防治大气污染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际，雾霾等环境污染却日益凸显，这也成为各地两会关注的焦点。目前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28个省区市中，有26地涉及空气污染治理内容，其中明确提到治理雾霾天气和监测PM2.5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达到15个，范围空前。
1月18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进行审议，条例将降低PM2.5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首次纳入立法予以明确。在公布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时，北京市也首次明确写入PM2.5年均浓度的下降指标，提出要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5%以上，大气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
“去年我代表北京市跟中央签订了责任状，也立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如果空气污染（控制目标）到2017年实现不了，领导说了既是句玩笑话，也是句分量很重的话，‘提头来见’。”北京市长王安顺说。
像北京这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2.5、PM10等下降幅度，甚至空气质量合格天数的，还包括河北、陕西、山西、广西、青海等地。湖北、浙江、黑龙江等12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均指出，要以更有力的、空前的姿态对付“雾霾”、换取蓝天。
各地政府表达铁腕治污决心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区域联防联控，河北、上海、山西、四川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的概念。
地方税改革 篇7
关键词：地方政府,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机构改革
一、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
(一) 地方政府
从狭义上讲, “地方政府”是指地方行政机关。从广义上说, “地方政府”是由地方行政机关和地方代议机关组成的整体。现在, 很多学者都是从广义上来理解“地方政府”这一概念的。
从地方政府产生的角度来看,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设有地方政府, 因为一国的中央政府大多无法完成全部国家事务的管理。因此, 设置地方政府的最大理由, 是地方政府具有中央政府所不可替代的管理地方经济和地方公共事务的功能, 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建设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 地方政府职能
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发展报告中将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概括为五项最基本的责任, 大体上反映了现代政府所行使的职能:确定法律基础;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 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环境。
但是, 不同的环境下又孕育了不一样的地方政府职能。所以, 即使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拥有着上面这些共性的职能, 但同时还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条件的制约。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等都在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也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发挥。
二、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大致来看, 地方政府职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49—1978年, 地方政府政治统治职能的主导阶段。从建国初期为巩固统治, 到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再到“文化大革命”中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再度被强化, 地方政府也与中央保持一致, 政治统治职能一度处于主导地位。
1978—2002年, 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处于主导阶段。尤其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种情势下, 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得到了强化。
2002年至今,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阶段。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政府的职能偏离了其重心, 直到近些年, 随着全球政府管理改革浪潮的不断高涨, 我们才逐渐实现了政府职能的理性回归。
三、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
(一) 政府的职能缺位和越位
所谓政府职能缺位, 主要是指本来应当由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政府却没有充分尽职尽责, 甚至在某些公共领域出现了“真空”。所谓政府职能越位, 主要是指政府干了不该干的事情和管了不该管的事情, 直接包揽了本来可以通过市场进行的纯粹私人产品的生产供应。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考察可以发现, 政府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缺位”与“越位”的现象, 这都有悖于政府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同时也给社会和自身带来了种种问题。
(二) 地方政府内部管理导致信任危机
传统的科层官僚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内部管理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腐败现象严重, 造成了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科层制曾经的确对社会的管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这种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 而自身所带来的机构重叠交叉等弊端也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地方政府改革的重点, 与机构改革一起为恢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努力。
(三) 私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对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和示范效应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后, “再造企业”的理论首先提出, 并在广大私有企业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私有企业的市场管理模式, 以顾客为导向, 并通过竞争手段达到效益目的, 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而在公共管理领域, 地方政府管理十分低效, 企业的成功再造无疑给政府管理以无形的压力, 也成为政府学习的榜样, 随后“顾客优先”等理念被引入地方政府改革之中, 并以此为契机寻求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四、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与实现途径
(一)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思路是:首先, 要对地方政府进行职能定位,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不在于要使地方政府拥有怎样的职能, 而是社会发展和社会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具备怎样的职能;其次, 根据职能定位对地方政府现有的职能进行清理、调整;最后, 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中应该伴随着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制度创新, 确保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到位。
1. 地方政府职能理念的转型
21世纪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践和理论研究探索, 重点是将“经济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 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 并通过法定程序, 以公正执法为标志, 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因此,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 必须进行理念重构, 确立现代政府服务理念, 改善行政文化基础, 更加注重民生。
2. 明确职能定位
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 将把为地方居民的生产、生活创造高质量的条件和环境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政治职能将进一步弱化, 而社会职能则进一步增强。提供和维护公共基础设施, 维护社会安宁, 将成为政府职能的主要方面, 少量的直接经济职能仅存在于中高层地方政府。基层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完成地方各项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3. 加强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治安、社会就业和公共福利等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同时, 原来由企业承担的一系列福利、保险职能必须走向社会化, 由地方政府承接。从长远看, 要实现向“小政府、大社会”和“有限政府”的转化, 必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培育社会自治的空间, 加强公民参与, 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这是由统治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关键。
(二) 职能转变的实现途径
1. 理顺地方政府利益关系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要求在还企业市场主体身份的同时, 还政府以公共权力机构的身份, 使政府站在公正超脱的立场上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 而不能有所偏袒。要做到这一点, 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理顺政府利益关系, 特别是切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
同时, 要缩小公共权力机构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 必须切断地方政府与其投资举办的经济实体的直接利益关系。
2. 职能社会化和市场化
所谓政府职能社会化, 是指政府改变传统的大包大揽的做法, 将原来由政府包揽管辖的许多事情, 通过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形式, 改由企业、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来办理, 以节约政府财开支,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所谓政府职能市场化, 是指通过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的合作, 利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 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多种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3. 健全和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 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数量和质量的日益提高, 这就要求政府为社会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如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 使更多的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或提供, 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 建成维护政府合法性的一种高度回应性的“引导式”的政府。
参考文献
[1]文特森·奥斯特罗姆.美国地方政府[J].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理查德·宾厄姆.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J].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地方大部制改革暗流涌动 篇8
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近期也透露, 广州正在探讨将地铁的运营管理职能也划入广州交通委, 使广州的整个城市公共交通网络都将划归一个大交通部门统筹规划、管理。
而此前, 原由广州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承担的城市公交、出租车、轮渡等行政管理职能, 被划入市交通委员会;广州市公路管理局、广州市航务管理局由市交通委员会管理, 分别受市政府委托行使公路路政管理和水路运输管理职能。
在不少地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行大部制改革大潮之际, 交通领域则成为他们的重点改革对象。
地方递进
前往全国各地, 尤其是西、北两个方向的省际长途车日发班车能达1500次;运送客流达近6万人次。而除省际旅客运输外, 其经营业务还包括室内乘客运输、小件行包快运、客车维护修理等等延伸性服务。
“六里桥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承载着如此繁忙的任务。但这里的一切, 又都是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
“六里桥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是北京市交通委预计在奥运前后建成使用的八大交通枢纽之一。当动物园、西直门、东直门、一亩园、六里桥、北京西站南广场、望京和四惠桥八大交通枢纽全部建成, 北京市的整体交通状况将得到彻底改观。
交通枢纽的建设, 也正是北京市交通委向交通综合体系做出的重大探索。早在2003年8月, 北京市市政府在精简市政机构的同时, 在市交通局的基础上, 调整组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以建立集中统一的交通管理体制。
组建市交通委后, 在职能调整上不仅将原市交通局承担的负责本市公共交通、公路及水路交通行业管理的全部职能划入市交通委, 同时将原由市市政管委承担的城市道路、桥梁以及经营性停车设施的行政管理职能划入市交通委, 将原由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承担的部分路政管理的职能划入市交通委。同时与城市内部民航总局及铁道部门协调。
北京在全国迈出了探索大交通体制的第一步。
在随后的几年, 大交通体系的改革悄然出现在全国更多地方。如江苏、重庆等省市。
拿重庆来看, 目前, 其已基本形成了“一城一交”的大交通管理格局。
重庆市交通管理委员会作为主管全市城乡公共客运交通及公路、水路交通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的政府组成部门, 代表市政府对全市的交通运输业进行“领导、决策、规划、管理、服务、协调、仲裁”等宏观管理, 除继续行使原交通局负责的全市公路、水路运输行业管理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外, 还承担原市公用局承担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职能 (含出租汽车管理职能) ;市经委承担的民航、铁路、公路、水路各种运输方式协调职能;原市港口局承担的港政管理、码头管理职能;原市计委承担的交通战备工作职能及地方民航、地方铁路管理职能。
“自下而上”之惑
为什么地方对于大部制的改革最早始于交通部门?
原交通部组织国内交通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组, 走访全国多个省市得出一份名为《关于我国交通运输管理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的调研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
报告指出, 随着各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有些地区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设施的建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分属多头, 管理不畅, 这些设施并没有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而不畅的交通直接影响到各地经济的发展。所以从交通入手, 通畅交通, 进而发展经济自然成了题中之义。
然而, 虽然交通领域的综合改革已经在全国各地悄然开展, 但综观各地的交通管理模式, 仍有许多不足。
调研报告认为, 主要的问题是, 虽然各交通形式的管理趋于统一, 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养护体制仍存在于不同的主管部门之中。
其次, 虽然交通委对交通运输形成了一定的综合管理能力, 但对民航、铁路只具有协调能力, 不具备真正的管理职能, 与民航、铁路的协调能力不足, 整个交通运输体系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运输体系。
另外, 相关法律条文的不统一也使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则在于地方对于综合交通体系的改革探索乃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从而造成很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地方财政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篇9
一、财政改革的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相应地财政改革也经历了“放权让利、分灶吃饭”、“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三个时期。
改革之初, 为有效激发活力, 财政实施了以“让利放权”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举措。在处理政企关系上, 通过利润留成、企业基金制度和两步“利改税”等措施, 增加了企业自主支配的财力, 推动了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在处理政府间关系上, 通过“分灶吃饭”和不同时段多种类型的“财政包干”体制, 充分调动起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自主理财的积极性;在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上, “生产建设”财政特征开始逐渐淡化, 较好地配合了政府角色的转变。这一阶段的改革, 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目的, 使整个经济释放出空前巨大的活力, 劳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 探索性改革所固有的不完善也诱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财政包干”体制直接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 各地市场封锁、重复建设愈演愈烈;过度的“放权让利”极大地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政府汲取的财力难以应付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引发的种种矛盾困难等等。
1992年, 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 之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从而彻底解决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和束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此相适应, 财政领域的改革也实现重大突破。针对“放权让利”引致的“两个比重”偏低等问题, 我国启动了意义深远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建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并通过国地税分设强化了对税收的征管, 从而较好地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与此相配套, 我国税制改革也同步推进, 在简化税制的同时, 赋予了地方一定的税权, 使财政收入良性增长机制得以有效构建。上述财税制度改革, 有效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局面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3年的12.3%提高到2007年的20.6%,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由22%提高到54.1%) , 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为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奠定了重要的制度性基础。但这一阶段的财政改革, 仍属于财政制度对经济体制转轨的一种被动性适应, 未来财政改革的远景目标模式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这也导致了改革的不彻底, 并引发了后来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财政“缺位越位”严重和基层财政普遍困难等不良后果。
1998年底,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其后,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并将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共财政理念的确立, 使我国财政改革方向更加明晰, 各项改革举措得以通盘考虑, 有序推开。围绕公共财政建设, 我国先后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 推进了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为主要内容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深化了以出口退税、增值税转型、“两税合一”、取消农业税等为主要举措的税制改革, 进一步调整了财政支出的结构,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定位与转换, 并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二、地方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
地方财政伴随改革开放脚步, 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过程, 积极推进自身改革,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支持经济发展, 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 地方财政具有了真正实质性的意义和内涵。
改革开放之前, 地方财政作为一级独立主体并不存在, 并没有赋予地方相应的权利, 地方财政只是中央财政的附属机构。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财政体制由原来的单一财政转向“财政包干,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从此, 地方财政提升为一级独立主体, 此后预算法正式规定“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地方财政制度框架由此建立。特别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地方财政在分级分税财政体制框架下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级财政实体也被赋予了实质性的意义和内涵: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缺陷, 需要赋予地方更多的事权和财权, 提供更加有效的辖区内公共产品, 以解决中央财政效率损失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 赋予地方财政实权, 扩大地方政府自主财力, 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
(二) 地方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理财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水平。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形成, 收入渠道日益多元, 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底, 全国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3565.04亿元, 按现价计算, 比1978年增长了24.6倍, 年均增长11.7%;从辽宁省看, 2007年, 辽宁省地方财政总收入1852.9亿元, 是1978年的17.1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82.7亿元, 是1994年的7.1倍;可用财力1396.6亿元, 是1994年的6.4倍。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对应, 财政保障能力也显著增强, 2007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达38120.36亿元, 是1978年的64.6倍, 年均增长15.5%;辽宁省地方财政支出由1978年的31.1亿元, 增加到2007年的1764.3亿元, 年均增长15%, 地方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 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 财政运行纳入了一个较规范的体制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 目前我国财政分配关系得到基本理顺。通过适度的集权与分权, 积极促进了地区间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善, 推动了政府事权、财权与财力的统一, 实现了财政运行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尤其是分税制财政体制, 代替了原来各个地区不同的包干方式, 成为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 实现了体制的简化和规范:按税种划分收入, 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趋于明确化, 也免除了原来财政体制下分成的随意性和不固定性;分税制下政府间的收支范围、权限和责任明确, 减少了原体制下责任不清、权限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分税制改革建立的转移支付制度, 既避免了“鞭打快牛”现象的出现, 也照顾了落后地区的利益。财政体制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期化, 使得上下级政府之间一对一的反复博弈和讨价还价减少, 为地方财政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管理的效率和规范性进一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现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辽宁省为例, 1998年开始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建立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和集中采购“管采分离”机制, 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显著提高。2000年启动的部门预算编制改革, 实现了从形式、程序、方法到内容的变革, 预算编制内容日趋细化, 提高了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而国库收付制度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预算级次逐步增加、操作流程不断规范。
(五) 职能作用得到更有效地界定和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财政逐渐从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中脱离出来,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有效促进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 地方财政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 加大社会公益及民生事业, 弥补市场失灵, 从而有效地发挥了财政职能作用, 实现了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重大转变。1978年, 辽宁省财政建设类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5.2%, 2007年为36.7%, 下降了28.5个百分点。2003年至2007年, 辽宁财政累计用于民生支出1260亿元, 年均增长31%, 其中2007年450亿元, 比上年增长49.5%, 为民生事业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地方财政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与中央财政相对应, 地方财政由于事权范围更加广泛、政府层级更加复杂、政治考量更加多元、自身财力更加有限, 因此财政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更加艰难。一般而言, 地方财政要实现良性运行, 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或要求:一是地方财政要有稳定的财源或财力;二是地方财政平衡状况基本良好;三是地方政府汲取财力的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是地方政府财力安排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五是财政运行必须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从地方财政改革的情况来看,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与上述要求相比还存在较明显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府间财政关系缺乏法制化保障。
这是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备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法》,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确定和调整往往依据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 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制化的有效保障, 在中国对上不对下的政治架构下, 下级政府在确定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处于明显的弱势, 缺乏必要的话语权。这既体现在政府间财力的划分上, 如分税制以来一些重要税收收入在政府间的分成比例不断向上集中;也体现在政府间财权的划分上, 如地方政府到现在仍然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和举债权。目前, 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加大自身税收分享比例的呼声也很高, 但是简单的“放权让利”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如果不能以法定的形式对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进行明晰的划分, 那么我国财政体制就难以摆脱“一统就死, 一放就乱”的怪圈。
(二) 横向和纵向之间的财政失衡难以化解。
在上述不稳定的财政关系框架下, 体制的调整更多体现出一种依靠政治强制力实施的“单边主义”的特征。这种财政关系进一步强化了上级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特征和“本位主义”考虑。而由此衍生出的必然后果, 就是在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规则时, 财力的分配易于向上层倾斜, 从而造成上下层级之间“倒金字塔式”的失衡。而从对政府间财力分配失衡修正的层面来看, 出于区域统筹协调的考虑, 上级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但这种转移支付通常是在较好满足了本级政府财力需要之后才会被更多地考虑和运用, 这就注定了其对财政纵向失衡修正作用的有限性。再从横向失衡来看, 由于分税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 出于对效率的考虑使发达地区既得利益得到较大程度保留, 结果造成改革之初横向差距就明显存在。随后的调整中, 在财力难以获取稳定的法制保障的情况下, 下级政府就只能采取“跑部进厅”这种非规范的方式进行一对一的博弈, 而由于富裕地区在同上级政府谈判过程中可运用的政治经济资源和筹码远大于贫困地区, 这就使得横向财政失衡过大的格局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矫正。
(三) 宏观税负逐步加重, 弱化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各级政府目前都将经济增长作为重中之重, 财政收入也成为紧随其后必须完成的“硬杠子”。财税收入指标制定往往就是“基数加增长”, 而较少顾及这种增长是否与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的承载力相协调。在不合理的行政架构和政绩考核体系下, 行政长官“对上不对下”的价值取向驱动他们更愿意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 弄虚作假、拉税引税等财政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上演。财政收入增长长期快于经济总量增长, 显示出政府汲取财力水平在不断提高。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代价, 就是企业税负加重, 发展缓慢, 经济结构无法得到合理优化, 进而影响财源建设。并且, 不合理的财政增收模式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生态的破坏, 也严重弱化了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 财政收支的结构和质量均有待优化。
在财政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 财政收入的质量却不高。财政收入结构中, 非税收入的比重仍然偏大, 尤其是基层地区, 严重者甚至达到70%以上。由于基层地区产业发展缓慢, 缺乏可靠税源, 一些地区“资源型财政”和“土地财政”特征十分突出, 过度依赖当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 使收入增长长期看相当脆弱, 并严重影响了代际间的公平。与此同时, 从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 财政供给范围上依然存在“越位”与“缺位”问题, 公共化特征还不够明显, 财政资金仍不同程度地滞留于一般竞争领域, 财政支出与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公共需要相比仍有较明显的差距, 各项民生事业发展仍显滞后。并且, 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也有待提高, 财力资源亟需进一步整合。
(五) 预算管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程度仍需提高。
财政管理在实践中也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预算编制粗放, 预算执行刚性不足、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不够完整、“小财政”肢解预算分配、资金使用损失浪费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成为公共财政建设进程中突出的障碍。财政法治化建设需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效力偏低、部门利益法制化、法际间冲突等问题均很突出, 一些地区和部门法治观念不强, 人治特征仍较明显。人大对财政监督也存在缺位, 财政透明度还不高, 民众与政府财政预算信息上严重不对称, 从而大大降低了公共行政领域中信息流通的质量和效率, 使得外部对财政乃至政府的监督严重弱化, 阻碍了财政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地方财政改革取向的几点思考
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 财政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的一环,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 改革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突出的问题。结合我国未来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战略, 今后地方财政改革要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改革方向, 把握财政改革的脉络, 有针对性地突出改革重点,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 树立财政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
树立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财观是今后我国财政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限于当期问题的紧迫性, 大多从短期利益出发, 不注重培养财源, 不重视财政支出的长期效应, 没有意识到财政的远期风险, 导致了诸如非税收入比重过大、财政支出刚性过强、地方政府债务过重、宏观税负过高等问题。因此在今后的财政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必须将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到地方理财的实践过程, 通过优化财政收入结构、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合理配置政府财力资源、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最关注的实际问题, 建立起财政与经济相互促进、财政收支平衡协调、财政运行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地方财政。
(二) 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
当前实行的“非对称分权”模式有其合理性, 像我国这样的大国, 中央保持适当的集权是必须的。但现行体制中, “本位主义”的痕迹显而易见, 事权下移、财权上移的状况使基层政府处于困境, 行为受到扭曲。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中, 必须摒弃“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 更加清晰地划定政府间的事权, 在此基础上划分财权和财力, 通过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和改革税收返还制度, 健全地方税制体系, 建立起事权、财权、财力相互匹配的财政体制。
(三) 着力加强“民生财政”建设。
“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这既是政府的宣言, 也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心声。近年来社会财富分配呈现出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 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远低于资本回报的增长, 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并由此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提升, 不利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财政作为再分配环节的主要手段, 必须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在以税收政策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 通过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建设、就业再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使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全民创造、全民共享。
(四) 积极推进“法治财政”步伐。
我国鲜明地提出了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就财政部门而言, “依法理财”也是这一逻辑推演的自然要求。目前我国财政法治化建设与现实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并成为公共财政建设进程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因此必须强化“法律至上”的意识, 以“法治”代替“人治”, 强化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和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因素, 使财政运行纳入更加稳定、规范的轨道。
(五) 努力打造“阳光财政”。
改革开放至今, 政府职能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转换, 但直到目前仍没有完全到位。完全靠政府自身的动力来推进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强化外部力量的推动和约束, 特别是监督的力量。财政的收支行为, 是政府施政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因此, 对财政的监督, 就成为对政府监督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打造阳光财政的意义就在于, 它将政府行为透明化, 从而在根本上使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可能, 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 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操作层面真正得以确立和实现, 并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为现实的突破口。
摘要：地方财政, 作为中国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突出成就, 也为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自身固有的局限, 地方财政在积极探索的过程当中, 与理想的公共财政模式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未来还需要在财政理念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着力, 进一步推动地方财政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改革,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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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培勇.财政体制改革攻坚〔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
地方院校物理实验改革浅议 篇10
一、大学物理实验的内容应该以学生的素质为基础规划
不同的院校由于生源的不同, 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动手能力的差别比较大。因而, 必须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基础, 合理安排实验内容, 做到因材施教。国内的某些知名大学, 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 因而可以要求每个学生都完成一些难度较大, 涉及物理原理较多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但是对于地方规模较小的院校, 大多数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较为薄弱, 学习自主性和领悟能力较差, 要求每个学生都完成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学生依赖教材或者仪器的使用说明书, 照本宣科的按照书上的步骤完成实验内容。而对于实验中设计的原理和包含的物理思想, 他们大多不会理解或者理解不了。对于某些要求较高的实验, 个别学生为了完成任务, 甚至作出抄袭或者伪造数据等不良行为, 或者因为操作不当, 造成仪器损坏等。所以, 对于地方院校的学生, 应该结合他们实际的知识水平和具体情况, 合理设计好实验内容。总体上, 可以把实验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种, 由学生自己选择实验项目。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 可以鼓励他们选修要求更高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二、大学物理实验应与实际相结合, 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学生通过物理实验课程的学习, 从而掌握大量的数字化、智能化测量仪器的使用方法, 能够在实验的基本技能和方法等方面受到较系统的训练, 加深对基本物理现象的理解, 并且在实验的过程中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创新能力。这是大学物理实验的意义所在。但是, 在实际的实验教学中, 并非每个学生都清楚了解这点。尤其是小院校经常有学生问, 为什么要做某个实验?做这个实验有什么用处?提出这样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学生认为实验的内容和原理与日常生活实际相差太远, 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因而, 合理安排具体的实验内容, 对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地方院校的物理实验教学来说, 应该尽量设计一些与实际的生活相结合的实验, 例如“长度的测量”, 所用的仪器, 米尺和游标卡尺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的工具, 结合老师关于误差和数据处理方面的讲解,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就得到发挥, 做起实验来就比较认真和专注。再如实验“日光灯功率因数的提高”, 学生一看是跟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 做该实验的兴趣就明显比做一些验证性实验高, 实验效果也就较好。
三、大学物理实验改革的方法
为了达到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目的, 大学物理实验设置应该与学生的基础相应, 从而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在物理实验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模式, 对一些验证性的实验, 可以用数码摄像机拍下老师操作和讲解的整个过程, 在课堂上播放, 让学生在课堂上刚学完理论课后, 马上就能通过实验实践来直观解析物理现象原理的含义和推倒。这样可以让学生对物理实验有了直观的认识, 从而提高学生对物理实验意义的认同, 加深对物理概念与公式的理解。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实验讲义应该根据实验教学的效果逐步修改。在学生做实验之前, 首先应该要看得懂实验讲义, 根据实验讲义的内容和步骤, 一步一步完成实验。因此实验讲义是否合适可能直接影响到学生实验的效果。某些高校采用一些国家重点教材, 认为那些实验教材比较权威。可是, 重点教材跟实际使用效果不是成正比关系。国家级重点教材编写的语言比较规范, 内容也比较好。但是它是根据全国学生的平均水平来编写的, 也就是针对性不够强。而且实验仪器不一定能跟实际的对上号。也就是通用性不够高。所以, 对于实验讲义, 可以采用国家级实验教材为蓝本, 进行符合实际的修改。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意见反馈, 对实验讲义进行修改。每完成一个学期的实验教学后, 对学生进行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意见调查。根据学生的意见和教学效果, 逐步修改大学物理实验讲义, 使其更符合教学的实际应用。在实验开始时讲述正式内容, 可以先提出一些与实际应用有关的例子来, 使得学生可以对实验现象进行类比, 加深实验现象的直观了解。
实验难度的分类:根据实验的内容、难度把实验分为基础实验、中级实验和高级实验。
初步实验, 内容有大学物理基础实验和难度较低的综合性实验。实验内容要求比较接近生活, 联系实际。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中级实验, 就是在初级实验的基础上, 对于那些学有余力而且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选修中级实验。实验内容主要是涉及到多种物理原理交叉应用、多种仪器使用的难度较大的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加深学生对物理原理的认识和应用, 以及仪器的操作使用等。
高级实验, 即研究性实验。在掌握多种物理原理和仪器使用的基础上, 根据老师所申请到的课题, 进行研究性的实验。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动手能力和掌握知识能力的水平等方面, 挑选有兴趣的同学参加该种实验。该种实验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 要求他们基础理论和实际实验的动手能力较强。
四、结束语
地方院校的物理实验改革是一项长期的过程, 需要根据各个院校的学生实际水平合理安排实验项目, 以达到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兴初.浅议大学物理实验建设与改革[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6 (05) .
地方债综合改革是时候了 篇11
舆论关注的背景在于，这条信息与美国底特律市破产新闻相继出来，由此产生相关联想。其实，二者并无关联性，不过是都阐述了一个债务可持续和政府破产风险的话题。对于政府而言，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项基础工作。
政府“破产”实为偿付危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债务负债不断攀升，其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水平持续上升，而收入水平增长相对有限，那么在某个时点这个政府将由于过度负债而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甚至无法支付利息，那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引发严重的偿付危机或流动性危机。比如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冰岛、希腊，以及近期的美国底特律，实际上都是由于偿付危机引发的破产风险。
一旦一个经济体面临“破产”风险，将可能引发三种类型的危机：由于资产减计导致的银行或金融危机，由于资源配置紊乱及私人部门总需求萎缩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由于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引发的货币危机。货币危机是对于主权国家而言的，而前二者适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为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一次全面的债务审计，摸清国内政府性负债的真实规模，相当重要。
本轮全方位的政府性债务审计，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的审计。这不仅可以摸清各级政府的债务水平，防范债务风险，也是新一届政府对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进行相关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工作。
更关键的是，在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必须进行相应的综合改革。
一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债务由中央财政兜底的固化思维。由于我国财政体系中各类一般、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地方政府对债务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足，特别是缺乏自主管理的思维，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出现重大的债务风险，中央政府肯定会出手救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自主管理机制缺乏，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这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最大隐忧，也是中央政府亟需破解的难题。
二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应该常态化，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动态管理机制。信息透明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最好药方。如果在审计常态化的机制下，地方政府将会更加关注债务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这将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2012年财政部牵头建设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已经上线，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存量债务、新增债务、债务结构与利率期限、债务负担等领域的管控，将可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三是各级地方政府应建立财政收支审慎框架。基于我国财政体系的现实，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中能发挥积极主动性的领域主要在于支出。一方面要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管控，特别是效率低下的政府性投资应该严格控制，比如高档办公场所、形象工程等。另一方面要加强存量债务的管理，防范出现本息的偿付困局。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要防范过度集中在特定领域甚至企业。
四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有较多的地方政府收入来源集中于特定产业甚至是产能过剩领域，比如过度依赖煤炭、土地收入、高速公路、二级公路收费，而来自其他领域的收入较少。同为美国重要工业城市，芝加哥转型为高端装备、信息、服务、贸易中心，而汽车之城底特律却陷入破产，这说明多元而高端的经济结构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扎实基础。
地方电视台的改革与创新 篇12
地方台顾名思义通常都是以其所在城市而命名的综合性电视台, 是我国目前地方电视台的最主要形式。80年代初期, 由在丹东电视台倡议下成立了全国城市电视台协议体, 在会上尽管大家对城市电视台的发展没有较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但通过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召开, 制定了“四级办电视办广播、四级混合覆盖”的建台方针, 给城市电视台的发展带来了黄金发展期, 一时间城市电视台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目前全国已经发展到980余座城市电视台, 已经成为了我国电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建设日趋加快, 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出现了京、津、唐城市集群, 沪、宁、杭及广州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集群, 这些都为地方电视台的发展提供了较广的收视群及物质保障, 使得城市电视台在今年内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
城市电视台的特点
1.发展时间短
城市电视台发展历史不长, 一般都只有几年, 多则几十年。在此体制下一般从业人员年纪较轻, 具有较好的活跃力及创新能力;内部职能简明, 人浮于事的现象较少, 工作效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很多电视台通过发展, 达到了较好的经济水平, 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工作人员前来, 为地方电视台的更好发展, 打造了必要的人才保障。
2.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城市电视台更加贴近百姓。依托广告的支持是地方电视台发展的物质保障, 使地方电视台在建台之初就具有经济色彩, 很多地方电视台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基础上, 各显神通, 全方位经营,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3.体现地方特色
地方电视台都具有地方气息, 城市电视台的辐射面有限, 观众多数为当地百姓, 受众文化水准及审美取向都比较容易把握, 播出的节目都是百姓耳熟能详或者后边的人情世故, 能够体现当地色彩, 更加容易把握当地百姓的需求。
深化地方电视台改革措施
1.打造自我品牌
一个好的电视节目, 之所以得到多数观众的推崇, 与电视台的地域及文化底蕴都是分不开的。因此地方电视台要分析实事, 分析自身, 探索出真正具有自身特色的电视节目。节目不应脱离百姓需求, 更应具有地域特点, 不与其他地方台雷同, 不跟风。在节目录制前, 要对百姓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节目的创办要具有当地的人文色彩, 不脱离群众的需要, 在节目的形式和内容都要创新, 办出自己的特点, 只有这样才能在电视台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2.节目不断创新
地方台之间的竞争基本是通过节目的精彩效果, 某一类节目得到较多观众关注时应考虑其主要因素, 将节目做得更加具有特色, 赢得更多观众的喜好, 不应仅仅停留在节目的单一模仿, 要进行必要的创新和扩展。地方电视台的改革可以多借助国外电视节目的经验, 创造自己的节目特色, 在进行必要的节目创作时还要注重品牌的建立, 通过地方台整体的创作, 打造地域特色, 打造品牌, 增加电视台的整体实力。
3.进行新闻改革
地方新闻要注重新闻规律发展, 大幅进行新闻改革, 使其适应大都市的发展。要扩大电视新闻版面的容量, 延长早、中、晚三个时段的新闻播出, 除了本地新闻外, 还应注意扩大新闻报道, 适当增加国内外新闻重点新闻报道。要提高电视新闻的时效性, 力争第一时间就可以播出外省的新闻, 另外, 还要从深层面发掘新闻, 深刻揭示社会转型期间的种种不良现象, 记录百姓的生活现状, 从而得到百姓的好评。
4.注重市场经济
在电视频道日趋增多的今天, 观众的选择往往是盯在较有特色的电视频道上。地方电视台在节目的录制上不要轻易模仿, 要依靠自己的特色站稳脚跟。在节目编排上要注重节目的感染力和社会反映, 电视精品是在大众电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代表性作品。我们的着眼点应放在精品上, 创作出能与百姓产生共鸣的节目, 这样节目才能适应潮流的发展, 才能与时俱进, 适应时代的需求。
5.集团化发展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电视具有了产业性质, 建立电视产业为主题的集团可以让电视台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强化地方电视台的宣传效果同时要扩展其生存和发展空间, 可以建立制作中心、制片公司、报刊宣传及广告产业等相关的经营实体。在体制管理方面应注重无线和有线的并行发展, 使得电视台的发展受众面更加广泛, 在广告投入方面实行有线电视与无线广播均按照比例投放, 价格及规格统一, 使得无线与有线享受同等的物力、财力。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