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效应（共11篇）
国际收支效应 篇1
摘要：为了验证FDI与东道国的贸易关系理论, 本文从国际收支角度对FDI与我国贸易差额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1983—2007年数据, 使用协整分析方法对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从长期来看, FDI与我国贸易差额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因此, 建议长期坚持合理、有效引进外资的政策。
关键词：FDI,贸易差额,协整分析
近些年来,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 从2000年的344.74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3153.81亿美元, 按2000年价格计算, 7年间增长了8倍多, 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及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 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也在不断增长, 从2000年的383.9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384.13亿美元。那么, FDI的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贸易效应是什么呢?
1 文献综述
关于FDI与东道国的贸易关系问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主要观点分为互补效应、替代效应以及关系不确定三大类。
1.1 倾向于互补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
卡夫斯 (Caves, 1996) 认为, FDI对东道国贸易的效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 即FDI企业自身的出口带动东道国的出口;二是间接效应, 即FDI通过对当地企业的影响促进其出口的作用。Makki (2004) 等分析了 66 个发展中国家过去 30 年的数据, 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Lipsey (2002) 研究认为, FDI 具有促进出口的作用, 更倾向于面向出口的生产, 而不是面向东道国市场的生产。顾啸凌 (2007) 认为我国的FDI与出口、进口和贸易差额均呈正相关关系。喻春娇等 (2007) 认为FDI与我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总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宣烨等 (2007) 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分析框架, 研究后认为:我国FDI和进出口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
1.2 倾向于替代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
Brainard (1997) 认为, 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 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 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 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Markusen (2002) 等人认为, 跨国公司为了降低运输成本, 往往倾向于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 而不是进行国际贸易。此时, 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FDI会降低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的贸易。傅连康 (2006) 对马来西亚1997年货币危机前1990—1996年的进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后发现, FDI企业的进出口多数年份都存在贸易赤字。黄芳 (2006) 认为, 随着入世后我国对外资产品内销管制的放松, 可能会导致外资企业再次出现1997年以前贸易赤字的情形。
1.3 也有学者认为FDI的贸易关系不是确定的, 主要的研究有
Brainard (1993) 论证了水平型FDI和贸易之间的选择取决于接近市场效应收益与国内集中化生产效应收益之间的权衡。Dunning (1998) 指出, 在不同的FDI及贸易的动机下, 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Swedenborg (2000) , Belderbos 等 (1998) 深入到公司水平上, 分析了FDI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发现中间产品具有正相关关系, 但在最终产品上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陈策 (2007) 对我国各行业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各行业贸易的影响都很显著, 但是具体的替代和互补关系却因时期不同而不同。
现有文献主要分析的是FDI对东道国贸易总量的影响, 而总量数据为出口收入和进口支出两个数据的绝对值之和, 在贸易总量增加的条件下, 可能出口大于进口, 即为顺差;也可能进口大于出口, 即为逆差;恰恰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的目的、分析的手段以及相关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都是差额。虽然参考文献[4]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但其对数数据还原后与贸易差额的定义不符。因此, 从国际收支平衡角度来讲, 研究FDI对东道国贸易差额的影响才能真实体现其贸易效应。本文将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2 实证研究
2.1 模型的确立
贸易差额与FDI均为随机时间变量, 因此, 本文使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其相关性进行研究。
2.1.1 变量的定义及数据的选取
TRADE——我国每年对外贸易进出口差额 (亿美元) ;FDI——我国每年的FDI流入量 (亿美元) 。本文研究使用年度数据 (1983—2007年) , 1985—2007年间数据取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1983年、1984年的数据取自国家商务部网站。
2.1.2 建立回归方程
建立贸易差额与FDI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
TRADE=c+βFDI+ε (1)
2.2 计算结果及分析
由于有的年份贸易差额为负, 无法取对数, 因此直接使用水平数据建立回归方程, 但可能存在异方差, 因此, 在进行协整分析过程中需要另外做两步工作, 即:各变量水平数据的正态性检验;回归方程的异方差检验。
2.2.1 水平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TRADE的Jerque-Berna统计量为60.07776, 相伴概率近似为0;FDI的Jerque-Berna统计量为13.40527, 相伴概率为0.001228, 1%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 表明TRADE和FDI的水平值均呈正态分布。
2.2.2 ADF检验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判定随机时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使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和E-G两步法, 本文研究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 选用E-G两步法。先看两个变量是否同阶单整。若是, 使用OLS进行回归分析, 再检验残差是否是白噪声, 若是, 则认为存在协整关系;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 首先需要对TRADE和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这里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 结果显示, TRADE差分两次后平稳, 即二阶单整I (2) ;FDI差分两次后平稳, 即二阶单整I (2) 。因此, TRADE与FDI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2.3 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
使用OLS对式 (1) 进行参数估计, 估计结果显示, R2=0.829798, 方程拟合优度良好;参数t检验全部通过;F检验通过, 因此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TRADE= -288.4787+2.121744FDI (2)
(-3.127583) (10.58931)
即, FDI与TRADE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TRADE增加2.121744个百分点。
2.2.4 回归方程的异方差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 F统计量为3.411476, 伴随概率为0.05123, 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而表明回归方程不存在异方差。
2.2.5 残差的白噪声检验
结果显示, 检验统计量为-4.440718, 临界值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2.679735、-1.958088、-1.607830, 伴随概率为0.0001, 残差白噪声检验在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 因此, TRADE与F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2.6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cmt=TRADEt-0.919526FDIt+114.6343
DTRADE=0.550772 (TRADE ( - 1) -0.919526FDI ( - 1) +114.6343) +0.123689 (D (TRADE ( - 1) ) -0.060284 D (TRADE ( - 2) ) ) +1.736328 D (FDI ( - 1) ) -0.032183 D (FDI ( -2 ) )
R2=0.703841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短期波动, 另一部分为长期均衡。根据模型的参数估计量, 短期FDI的变化将引起贸易差额同方向的变化, 如果FDI变化1%, 将引起贸易差额同向变化1.736328;而上期贸易差额的变化, 也引起贸易差额相同方向的变化, 弹性为0.123689。并且, 上一期的均衡误差ecmt-1对贸易差额的短期波动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ecmt-1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从系数的估计值0.550772看, 调整力度较大。
3 结 论
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文献综述中第一种理论观点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支持, 即:FDI的流入能够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并创造贸易顺差, 因此, 长期坚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十分必要。
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上升, 如何留住已有外资企业, 同时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企业进来则需要采取新的对策。由于现有的流入我国的FDI主要利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而投资建厂, 故而制定更加有效的鼓励FDI向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转移则成为当务之急。目前, 这些地区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明显, 而不足则是交通、通信、人力资源、服务等方面较为薄弱, 可采取政府和企业两级投入的模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善投资环境, 为FDI的进入提供条件。另外, 在内、外资企业税赋水平统一的基础上, 可对新流入的FDI采取产业差别税率, 主要目的是引导FDI投入到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领域, 从而提升FDI的质量。最后, 我国于2007年实施的最新一次, 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出口退税税率向下调整政策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性。出口退税政策对于调动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有着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反之, 下调甚至取消税率的同时将出口视做内销征税, 则突然间加大了外贸企业的税赋成本;因此, 适当上调出口退税税率, 给外贸企业以更长的缓冲期, 以后再下调时采取更为谨慎、间隔时间更长的政策则值得考虑。
国际收支效应 篇2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00 摘要:指出了当前节庆旅游在推动城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渐为许多城市所利用。以苏州国际旅游节为例,针对节庆旅游对于举办地所产生的有益影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探讨了旅游节对苏州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环境效应。关键词:节庆旅游;苏州国际旅游节;效应收稿日期:2011-07-12作者简介:张 远(1989— ,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中图分类号:F 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8-0235-031 引言
节庆旅游是除以区域自然、人文、经济、历史等文化特色为基础举办当地传统节庆活动外,再根据系统的规划、开发和营销来举办现代的节庆旅游活动,这种节庆活动可以带来举办地经济、社会、城市
形象等的全面发展[ 1]。国际上对节庆旅游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就国内而言, 保继刚等学者1993年首次提出“事件旅游”的概念,在不到20年
间,国内节庆旅游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李力在“城市节庆旅游的构成要素及牵动效应”一文中分析了旅游节庆的构成要素,并结合大连国际服装节阐
述了旅游节庆的牵动效应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2]。程丽在“节庆旅游活动市场化运作的积极探索”一文中结合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深入分析了节庆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市场化运作的
必要性[3]。侯兵、陈肖静、张葳等学者均对节庆活动的旅游效应做了相对全面的阐述, 深入剖析了节庆旅游活动在提升城市形象,强化产业地位等方面所 起的推动作用[4]。苏州国际旅游节自1998年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13届, 对水城苏州旅游资源整合以及产品创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 苏州国际旅游节概况
苏州国际旅游节是从“苏州国际丝绸旅游节”演变而来的,全称是东方水城中国苏州国际旅游节,它由国家旅游局和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至2010年已经成功举办了13届,并被国家旅游局列入中国旅游节指南。旅游节于每年4~5月在苏州举行,以“东方水城”为主线,以吴文化为内涵,通过彩船巡游、水上情景表演、水上民俗风情表演以及国际国内水上产品展示和水上竞技运动等系列活动展示苏州作为东方水城的魅力。随着各个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提升
和旅游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近几年来,苏州国际旅
游节越来越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苏州国际旅游节组委会于2005年12月开展了旅游节节徽、节旗、吉祥物的征集活动,2006年初成功评选出了能够充分体现苏州水文化的吉祥物一组和节徽一枚,为打造精品旅游节庆品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坚持政府主办、部门承办、公司运作、企业及市民广泛参与”思想的指导下,从2006年开始,苏州市把国际旅游节作为一项重点项目,在提供交通、规划、通讯、政策
等方面服务的同时, 加大了其财政投入[5]。节庆旅游的灵魂、核心是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城市精神,第8届至第13届苏州国际旅游节开幕式的主题依次为
“水之韵”、“水之情”、“水之舞”、“水之梦”、“水之缘”、“水之颂”,大大促进了“天堂苏州,东方水城”城市形象的塑造。综合各届旅游节举办的实践,现重点以第13届苏州国际旅游节为例,介绍旅游节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安排。
表1近6届苏州国际旅游节主要活动 届数主要活动 第9届
“水之情”主题开幕式、国际著名水城高层论坛、首届苏州风筝节、水上竞技运动表演等。
第10届
“水之魅”主题开幕式、盘门激情欢乐之夜、古城水上
游、第2届苏州国际风筝节、金阊民俗文化节,拙政园杜鹃花节等系列活动。
第11届
“水之梦”主题开幕式、“世博与城市旅游发展”主题
高端论坛、旅游新产品新线路公众展示交易会、迎奥运第1届欢乐大比拼等。第12届
“水之缘”主题开幕式、同里之春旅游文化节、第2届
全民欢乐大比拼、特色菜美食展销、第四届苏州国际风筝节、亲水文化艺术节、树山梨花会、周庄国际旅游节、轧神仙庙会、李公堤婚庆文化节等。
第13届
“水之颂”主题开幕式、2010旅游项目招商会、世博体验之旅展示交易会、第3届全民欢乐大比拼、时代狂欢嘉年华、健康老人绿色骑游苏州、苏州旅游投资说明会等。322011年8月
表2 第13届苏州国际旅游节活动概况 开幕式主题主要活动活动形式活动地点创新之处 水之颂国际旅游节开幕式暨“水之颂”大型水上 彩船巡游
来自国内外19艘彩船巡 游表演
苏州环城河古胥门至觅渡 桥水域
苏州市旅游项目招商会会议凯宾斯基大酒店 “品质旅游,伴你远行”世博体验之旅展 示交易会 展位展示交易会 观前街中心街区圆融时代 广场天幕街区 第3届全民欢乐大比拼 以“健身团操”为比赛内容 市民海选
苏州高新区绿宝广场
第2届“东方韵-世界情-时代风”时代 狂欢嘉年华
民风民俗表演工业园区圆融时代广场
“相约苏州”健康老人环保绿色骑游苏州骑游苏州苏州 紧紧联系上海世博会,以
“全民迎世博”为口号,宣 传“世博在上海,旅游到苏 州”的理念
将旅游形象展示和产品销 售相结合 苏州国际旅游节效应分析 3.1 经济效应
3.1.1 带动旅游业产品结构调整
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独具特色的古典园林和古镇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声誉,其中苏州拙政园、留园与北京圆明园、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4大名园,水乡古镇周庄、甪直、同里也以其独特的文化积淀而成为吸引国际游客的重量级旅游产品。但近年来,苏州传统园林自身有限的容纳力和一成不变的观光模式使其旅游吸引力不断下降,而古镇旅游产品也因其在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过浓的商业化倾向,使得苏州传统的旅游产品面临老化的问题[8]。而苏州国际旅游节的举办在立足传统的园林、古镇旅游产品的基础上,成功地将“轧神仙”庙会、山塘百花节等吴地传统的民俗节日和极具时代特色的水上运动节,“盛装狂欢”等活动结合起来,使得旅游产品更加富有活力和生活气息,也满足了现代人追“新”求“奇”和渴望动态参与的旅游消费心理。
3.1.2 促进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涉及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旅游行为涉及食、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相对应地,旅游行业涉及住宿业、餐饮业、交通运输,商业和娱乐业,各个行业间关联性极强,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旅游行业每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加4.3元。苏州国际旅游节的举办,吸引了大量的境
内外游客,特别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开展,更是为零距离依傍上海的苏州带来了大量客源,2010年5月,苏州入境游客人数累计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0.4%,旅游外汇收入达到8 814万美元[9]。大量客流增加了旅游消费,带动了各关联行业的发展。以交通运输业来说,苏州市2010年5月份交通系统客运量达到2 930万人次,这不仅是对交通运输业的考验,也无疑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3.2 社会效应3.2.1 塑造并传播城市形象,提升知名度
城市的规划建设是通过文化建设表现出来的,城市文化体现着城市形象,而节庆旅游的开展为城市文化的发掘和传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也使得节庆旅游成为一种新的城市营销方式[6]。苏州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崇文、融合、创新、致远”是其城市精神,而水文化是城市精神的基础和核心。苏州国际旅游节紧紧围绕“水”的主题,无论是彩船巡游、水乡民俗风情表演,还是水上运动节、沧浪姑胥亲水文化节活动,无不诠释着其深厚的水文化内涵,大大促进了其“天堂苏州,东方水城”城市形象的塑造。每届旅游节前后,都会有报纸、电视新闻等大众传媒对旅游事件进行宣传报道,从而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强化大众认识,这对苏州城市形象的传播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2.2 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
马波认为:“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10]。节庆旅游为人们提供了社交和文化体验的机会。旅游节所带来的大量人流和信息流为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旅游者提供了接触的平台,他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与举办地民众相接触,从而更为直接地感知本地文化。此外,节庆期间,各种展览、论坛等活动更是有利于不同文化、理念的交汇和融合。以其中的旅游纪念品来说,其设计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地域文化的特征,它是地域文化的载体[11]。旅游节的举办带来了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发展,例如苏绣、木刻年画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纪念品。通常来说,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多用来收藏、作礼品或者留作自己使用,而无论处于哪种目的,文化都会随着旅游纪念品的流动而流动,从而无形中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3.2.3 培养城市公民主人翁意识和自豪感
苏州国际旅游节在苏州的举办本身就是对苏州城市实力的证明,对生活在该城市的苏州市民而言更是一种荣誉,这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城市形象的塑造中来。旅游节的举办为苏州带来了众多的外来游客,为维护和宣传城市形象,市民则更加 3 2 张远:城市节庆旅游效应研究———以苏州国际旅游节为例
自然与旅游
关注自身的言行和素质。苏州国际旅游节期间不乏大量的民俗表演,民间工艺展示,这些活动吸收了大量当地市民的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意识
自觉形成, 增强了市民的自豪感,也促使他们关注自身城市的发展和进步。3.3 环境效应 3.3.1 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可持续性的事件旅游所需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洁 净的环境[ 6]。苏州国际旅游节的周期性举办一方面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
也对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国际旅游节赖以存在的旅游资源与环境是必然的选 择。这对减少污染, 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苏州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3.2 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苏州国际旅游节期间举办的各种论坛活动、旅游产品交易会等在促进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同时,为苏州形象的推介和招商引资活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第13届国际旅游节期间举办的2010苏州旅游投资说明会,邀请到了包括锦江国际集团在内的中国旅游集团20强的部分代表,多国驻京、驻沪旅游办事处的首席代表等250人。说明会上,招商部门主要负责人就苏州有良好发展前景的80个旅游项目与投资商进行了零距离对接,现场完成了8 个投资项目的签约[12] ,充分体现了苏州国际旅游节 对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贡献。4 结语
一年一度的中国苏州国际旅游节对于推动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塑造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均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如何进一步促进国际旅游节的发展也日益成为我们
思考的重大课题, 为此,应更加强化旅游节的品牌意识,提高品牌效应;转变运营模式,凸显市场的作用, 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进一步深化国际旅游节旅游产品整合,从而为苏州国际旅游节实现新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参考文献: [1]吴 倩.节庆旅游定义的研究综述[J ].大众商务,2010(16:63~64.[2]李 力,崔卫华.城市节庆旅游的构成要素及牵动效应[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0(2:11~14.[3]程 丽.节庆旅游活动市场化运作的积极探索[J ].市场论坛,2009(5:63~64.[4]陈肖静,侯 兵.现代城市节庆活动旅游效应研究与思考[J ].人文地理,2008(4:95~99.[5]朱 梅,汪德根.苏州国际旅游节的S WO T 分析及对策研究 [J ].旅游资源,2007,23(8:766~768.[6]安应民,陈 英.城市开展事件旅游的动因与决策分析[J ].城市问题,2009(10:57~61.[7]朱彦军.苏州市旅游星级饭店名录(2010[E B /O L ].[2010-10-22].h t t p ://w w w.v i s i t s z.c o m.[8 ]朱 竑,戴光全,保继刚.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旅游产品的创新和发展[J ].世界地理研究,2004,13(4:94~101.[9]苏州市统计局.2010年5月苏州统计月报[E B /O L ].[2010-12-10].h t t p ://w w w.s z t j j.g
o v.c n.[10]马 波.现代旅游文化学[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11]崔广彬.旅游文化视阈中的旅游纪念品开发[J ].文化学刊,2010(1:94~101.[12]邵 蓉.2010苏州旅游投资说明会顺利召开[E B /O L ].[2010-04-28].h t t p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殏
殏 殏 殏
w w w.v i s i t z.c o m.选购装饰木材技巧(1 胶合板要看是否是正宗产品.制者多将国产板假冒进口板,低级板假冒高级板销售.用户购板时首先要认清整体包装上商标, 厂址,等级和防伪标志,确认真实后看质量.低劣四周多有毛刺,而正宗板则整齐光滑且佳匀称密实,板面平整,色泽一致,很少有节眼和接补.刨花板,中密度板和塞比利板亦有多种厚度和等级,价格差异较大.好板材不仅厚而且压的密度紧,在水肿不易膨胀变形。
(2原木料要看质量是否可靠.现市场上尤其是农村市场假冒原料泛滥,其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将江西,湖南产的杉木冒充贵州杉木卖;樟子松冒充铁杉,冒充花旗松等;有的用该大的尺子冒充标准尺.成才木料应该是经过烘干处理的优质木材,不弯曲变形,无断裂腐朽,木纹斜度小,无树脂痕,白斑和蜂窝眼,且节子小而少。
(3木材半成品料要看是否一致.一些不法厂商利用人们喜购不油漆的半成品木料之机,掺杂使假,表面用好料,背面和夹层里用差料.用户在购这类货时,一定要检查仔细,不仅里外要一致,还要外表层与内芯一致。
———摘自湖北林业网 7 322011年8月
绿 色 科 技
国际收支效应 篇3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联系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品的直接进出口，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而这种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融入到世界经济中，自然也不可能不受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成为了许多跨国公司的加工厂，然而现在的中国只能参与产业链中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部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失，因此中国正面临着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传统优势丧失而新优势尚未建立的阶段。本文主要就国际垂直专业化产生的动因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阐述，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如何适应国际垂直专业化产生的挑战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世界经济；比较优势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应分析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形式，使国际贸易经济效应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已经不仅仅只是从国家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具体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跨国公司甚至是参与具体工作的个人，而且贸易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经济层面。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最重要的就是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配合，各个国家通过利用本国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某一环节。毫无疑问只要加入相关的任何一个环节，他便又机会接触到国际生产所积累的生产经验和先进技术。除此之外，为了达到上游企业的要求，上游企业也会主动为下游企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垂直专业化中间产品往往包含了本国没有优势的其他环节的生产技术，而本国通过大量接触研究该产品也有利于本国在该技术环节上的技术突破，从而寻找到自己的新的优势。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虽然将生产环节拆分给了不同的国家，但是从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生产链，因此，任何一个环节的质量问题必定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因为参与各方必须把自己拥有的部分技术优势分享与其他生产环节。除了能够从外面学到新知识，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企业还可以通过“干中学”等原因，迅速通过企业内部的技术积累实现技术进步，突破技术瓶颈。
另外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还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于国外很多公司将很多技术性业务承包给了美国的技术性工人，这使得美国技术工人工资上涨了。Kohler（2003）的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并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一国的收入分配要受到该国的工业水品劳动力价格以及密集程度和位于生产链的位置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能单凭凭其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加单确定。FeenstraandHanson（2003）用中间品进口占非能源原材料购买总量的比例来测度外包的程度，用中间产品分析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他指出国际垂直专业化增加了中间品贸易量，而中间产品的贸易对进口竞争产业的就业率和工资有影响，还影响最终产品使用产业的劳动需求，而中间产品贸易对本国中间产品生产者的相对工资的影响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影响要大得多。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改变了原来的贸易模式。传统的贸易多为最终产品的贸易，而且贸易的最终动力多为消费，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贸易的原因转为生产，这大大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量。
中国面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政策措施
如前文所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主流趋势，我国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也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迅速提高的原因之一。然而，就如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样，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发展中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工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又容易将发展中国家牢牢的固定在产业链的下游，彻底的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大原因就是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很多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大量制造组装业务外包给中国企业，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严重受制于国外的跨国公司，如果世界市场对其产品不在欢迎，受损失的还是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也迅速上升，原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也渐渐失去。就目前来看，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转移，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进而使我国在产业链的顶部立足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垂直专业化的直接表现就是产品生产环节在各个国家的分散化。各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参与某一环节的生产，中国的优势就在于丰富的劳动力和健全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教育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东南亚等国家更具竞争力。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环节也是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而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想对应的跨国大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却严重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即便部分新兴的高科技民族企业也往往在产品的核心部件方面受制于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何摆脱现在的不利局面，转而向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层面转移就显得极为重要，这就要求企业不能安于现状，在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要加强自主研发与创新，不断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做准备。
由于起步较晚，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完成自主创新，实现向附加值高的环节成功转移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政府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企业营造发展更好的环境。一、改变现有体制中的严重阻碍企业公平竞争的内容。尽管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然而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痕迹仍然残留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者肯定会阻挠这种变革，这就需要国家有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国企央企的特权优待等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家对国家政策的信心，这就要求国家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法律法规，改变经济管理方式。二、加强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从税收、融资、法律等各个方面对企业提供创新优惠政策，尤其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企业发展所需的信息网，便利企业及时获取有用的商业信息。三、改变现有的不利的人才观，尽管我国教育发展迅速，然而却出现了不好的人才观，例如对学校学历的过度看重，使得企业不能正确挑选合适的人才而盲目的相信学历。
国际垂直专业分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使得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由于对技术人才的需求的增加使得高技术人才的收入迅速提高，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卻增长缓慢。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好利益的蛋糕。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需要建立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加强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以保证低收入者的利益。完善就业信息网的建设，保障下岗人员的利益，创造公平的就业竞争机制和职工技术培训。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落实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1983-2006[J].国际贸易问题，2009（6）：91-95.
[2]高长春，张传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24-27.
汇率变动的国际政治效应 篇4
一、币值的高估与低估之国际政治效应
(一) 货币坚挺与国家强大
第一, 货币坚挺是否是国家强大的标志?
汇率高估有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效应。汇率高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 同样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 货币坚挺对发达国家来说, 在其他国家看来, 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 即货币坚挺是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优异的体现。另一方面, 货币坚挺代表着国家的强大。货币坚挺或者说是汇率高估, 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本国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那么, 为什么市场上会表现出本国货币的需求旺盛呢?这是因为投资者对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充满信心, 相信将来本国货币能够保持购买力不变。
为什么投资者对本国的货币充满信心呢?答案的谜底就在于本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例如,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认为货币坚挺是国家经济政治强大的体现 (how a strong dollar shows how strong our nations was) , 认为“货币坚挺是一件好事”。这种观点来自于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他认为, “因为汇率坚挺意味着一国经济生机、强大和竞争力。当然, 这种看法有时可能过于偏激。里根在任期内, 他的一些助手们就这么宣扬过美元坚挺的好处, 有时甚至达到了夸大的地步。所有这些好处后来被证明是暂时性的, 但他们的直觉是对的。”[4]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货币高估有两个含义:第一, 从经济层面来说, 为了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 本国货币会大大高估。因为, 一般来说, 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的资金, 急需资金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这样, 币值高估就成为了筹措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例如,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 降低使用外汇的成本, 人民币被大大地高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2.461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1971年12月18日, 美元贬值7.89%, 中国人民币同时相应地升值达到了2.2673元人民币[6]。第二, 从政治层面上, 把本国货币高估, 有利于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宣告本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良好。
第二, 汇率高估是否与一个国家尊严有关?
货币坚挺有时被国家认为是体现了国家的尊严。例如, 中曾根就认为, 强势日元与他的日本“政治大国”目标是相符的, 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战略的一部分, 强势日元意味着在世界上日本所处的重要政治和经济社会地位, 中曾根认为, 日元汇率升值可以把日本新获得的经济财富转换为国际威望。
与此相对应的是, 认为货币贬值是一个国家衰落的表现。“货币贬值, 一般来说当然意味着进口成本的上升和以外币计算的出口收入的减少。换句话说, 它表明这个国家变得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 这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价值的历史性变化吧: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非常坚挺, 但自从出现几次明显下降之后, 美元就走上了不断贬值的道路。到现在, 美元对日元只有50年代的1/3了, 对德国马克也只有2/5了, 这就足以表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化情况了。”[7]一般来说, 贬值与国家衰落的关系是复杂的。国家的衰落一定会影响本国货币的购买力, 本国货币的币值变化并不只是由国力一个因素来决定的, 而且还包括本国发行量的大小等。
当前, 关于货币升值与贬值的政治争论似乎成为一种政治口号, 真正的政治目的是现象之后, 在国家崛起过程中, 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国家, 这时, 本国的货币币值从长期来看, 可能会变得坚挺, 甚至是升值。但反过来, 货币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同样, 货币贬值也是同样的道理, 国家经济实力衰落从长远来看, 本国的货币币值会面临着向下调整。这样, 关于汇率变动与国家强盛或衰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的关系, 而不是一种决定关系。因此, 汇率变动的政治争论成为一种借口, 成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二) 货币升值与国际责任
汇率升值是否是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这一观点经常发生在汇率摩擦的国家之间, 尤其一方是崛起中的大国。“国际责任说”是一种能力———意图说。在国际社会中, 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就必须要有义务和责任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拥有这样的能力, 而不承担这样的责任, 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的。“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 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8]具体到汇率问题上, 这主要是认为崛起中的国家故意低估自己的货币, 造成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 使本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其他国家则会被这一不公平的行为所害, 甚至是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这一观点在本文研究的题目———日元升值中被美国屡次提及, 同样, 在当今美国与中国关于人民币的争论都又再一次出现。因此, 美国要求日本和中国履行国际责任, 承担起自身的国际义务, 让其货币升值。
那么, 崛起中的国家又是如何反应的呢?“绝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处理那些国际货币问题的态度, 都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明显的被动, 变现为日本不愿在重要舞台上扮演角色。它只想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 不愿和其他人掺和在一起。而且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方面, 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排他的投入态度。”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被动的角色;二是与美国的“不正常”关系。中曾根提出, 要改变成为“世界中的日本”到“为世界作贡献的日本”。行天丰雄指出, “在80年代, 我们 (日本) 开始为成为国际金融问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进行有意识的努力, 而且我们也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9]因此, 日元在负责任这一原则下开始大幅度的升值。在本文的后面, 我们可以发现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与“国际责任”的认识不充分有关。
崛起中的国家如果想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下得到发展, 就始终避免不了“国际责任”问题。因此, 崛起中的中国是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发展的, 这样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责任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政府认为, 承担国际责任应该与自身能力相当。因此, 在汇率问题上,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温家宝总理的话代表着中国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从2005年7月份我们实行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21%。虽然最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并不那么大, 但是由于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大幅贬值, 人民币实际上也处在升值的状况。这对我们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我们的目标是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但是, 这是由市场和我们自己决定的, 任何国家不能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施加压力。”[10]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责任”的界定, 汇率升值多少才算履行了国际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模糊性, 因此, 这也是汇率变动与国际责任联系起来的重要原因。
二、汇率变动与国家的兴衰
(一) 汇率变动与国家竞争
汇率变动在引发国家竞争力变化方面, 引起的争论是两个层次的。第一, 汇率变动引发关于“倾销”的政治争论。汇率变动与倾销的关系主要是指汇率故意低估造成本国的产品相对于外国更加具有竞争力, 从而迫使外国生产厂商破产或者转行。因为, 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进出口价格, 而进出口价格的变化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进出口量。一般来讲, 一种货币贬值会减少贸易赤字, 因为它会使进口品更昂贵;而货币升值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汇率波动使反倾销指控称为热点。当日元急剧升值时, 似乎大多数日本出口商都在搞倾销:用美元来结算, 美国的倾销价格低于在日本生产或销售同样产品的价格。”这一点特别在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改变汇率政策时常常出现。第二, 汇率变动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上如何认识?这也是对汇率变动的重点争论之一。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国际竞争力的涵义和如何测量。关于竞争力的定义, 由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拉·迪森 (Laura D′Andrea Tyson) 《鹿死谁手》一书中给出。她指出, 竞争力是“能持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生产出在国际竞争力中经受住考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因此, 一方面, 长期低估会对外国的生产者造成很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造成本国的成本却较小。事实上, 汇率波动与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我们可能发现国家产品的竞争力是汇率变动引起的, 也可能认为汇率变动会造成国家产品具有竞争力。要分清具体的场合。因此, 把汇率问题与国际竞争力进行挂钩, 保罗·格鲁克曼给出了主要的原因:“竞争力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一样, 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以爱国为名谋求私利。”
(二) 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是国家衰落的表现
这个观点是霸权稳定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罗伯特·吉尔平引用卡洛·西波拉 (Carlo Cipolla) 关于帝国衰落的研究, “经济政治大国衰落的一些传统特征:过度的税收、慢性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困难。……但里根‘经济奇迹’的虚假繁荣蒙蔽了美国人民的眼睛, 使他们看不到真相, 不知道他们仅仅依靠别国的金钱才繁荣兴旺。总的来说, 美国人民未能领会预算赤字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社会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国际收支逆差被认为是国家衰退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分析国际收支的政治影响, 我们需要具体地区分各个项目的差额。首先, 国际贸易差额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 特别是货物和服务贸易反映了一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而当前体现经济发达是更为重要的服务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于是出口中制造业和服务的比重越大, 经济就越发达。因此, 我们不能混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际贸易逆差。国际贸易差额是反映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而国际收支逆差则不一定是国家竞争力丧失的体现。其次, 当前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信用在经济中扮演中重要的作用, 不仅对个人而言, 对国家来说, 这种情形仍然适用。能够拥有大量信用的国家一定会是富国, 而不会是穷国, 因为富国才会让人相信信用总体上是安全的。
汇率变动与国家实力变动发现关联。一般说来, 汇率变动造成的政治效应发生在霸权国与正在崛起的且对霸权国的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之间。
参考文献
[1]保罗.沃尔克, 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18-19.
[2]易纲, 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383.
[3]保罗.沃尔克, 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251.
[4]郑永年.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J].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zp070731.html
[5]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15-16.
[6]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答记者问[J].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3-13/1601645.shtml
[7]罗纳德I麦金农, 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M].王信, 等, 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241.
[8]罗拉.迪森.鹿死谁手?———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贸易冲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2.
[9]保罗.格鲁克曼.流行的国际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09.
论人民币汇改的国际游资抑制效应 篇5
收稿日期：2007-08-31
作者简介：曹垂龙(1966-)，男，副教授，现供职于广西梧州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
摘要：目前的三种游资估算方法均不适应汇改后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的新情况，为此，本文建立了对汇改后伪装成贸易流入的投机性资本进行估算的方程式，提出用“实际非FDI资本流入量”对汇改后进出我国的国际游资加以测算。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改的国际游资抑制效应并不理想。
关键词：人民币汇制改革;国际游资;估算方法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73-04
一､国际游资冲击的强度与汇率制度的关系
(一)M—F 模型所揭示的游资冲击的强度与汇率制度的关系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下称M—F 模型)，可揭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遭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强度与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的关系。根据M—F 模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具有较完全的可替代性，利率平价成立，即国内利率In与本币汇率的预期变化率(△En/En)exp之和等于国际利率水平If[1]：
In +(△En/En)exp =If或(△En/En)exp=If-In①
根据①式，一旦当国内外的利率水平与汇率的预期变化率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套汇或套利的机会就会产生，从而引发国际游资的移动。然而，一国遭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强度，往往因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和利率市场化的情形下，国际游资的移动会引起当期市场汇率或利率的变动，从而使引起国际游资移动的非均衡状态消失。而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汇率弹性较小的汇率制度下，往往有三种情形容易招致国际游资的冲击：(1)当一国经济基本面因素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宏观经济态势出现漏洞，如国际收支发生较大失衡､国内外通货膨胀出现较大差异时，政府关于维持(△En/En)exp为零或较小的承诺就会失去可信度，形成汇率贬值(或升值)的预期，国际游资就会大量从该国转移(或向该国移动)，进而对原有汇率进一步形成压力。(2)虽然官方对汇率的承诺仍可信，但国内外利率出现较大差异时，基于套利而引发的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因(△En/En)exp为零或较小，投机者完全可以进行非抛补套利，套利成本较低。如果该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又较低和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又较大的情形下，往往会导致较大规模的国际游资流动，进而对汇率又会形成冲击。(3)即使一国初始经济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招致游资的投机性攻击。由于汇率弹性较小，游资跨境移动的汇率风险几乎为零，即使冲击不成功，也不会带来多大损失，而且当今的国际游资规模非常巨大，因此即使一国初始经济基本面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招致游资的投机性攻击，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形下，大量游资的冲击，甚至会导致“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二)汇改前国际游资对中国冲击的回顾
我国虽然尚不能完全满足经典M—F 模型的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不但经常项目已经实现了可兑换，而且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也已经基本实现了可兑换，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的情形下(即In具备刚性)，国际游资移动的冲击主要作用于汇率，上述游资冲击规律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制度的冲击。自1997年至汇改前，1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8．31~8．28之间，人民币名义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实际上已演变成名副其实的“硬钉住”。由于汇率缺乏弹性，期间国际游资对我国的冲击是明显的，可分为两个阶段：
1､1998～2002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的大量资本外逃。
由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和日元普遍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使人民币有效汇率下降，到1998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约12～15%。由于钉住美元，人民币该降未降，造成人民币一定程度的高估，出现贬值预期，导致短期资本外流增加，资本外逃出现空前的规模。1998～200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错误与遗漏”项目累计达-533亿美元。根据杨海珍的计算，1998～2000年三年资本外逃额分别高达627和922､1060亿美元。由于大量的资本外逃，对我国当时的通货紧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资料显示：在1998～2002年的5年间，我国的GDP缩减指数平均为-1．4%。
2､2003～2005年汇改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大量游资涌入。
进入2002年后，由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导致钉住美元的人民币由贬值的预期转为升值的预期，致使国际投机性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冲击人民币汇率。“错误与遗漏”从2002年开始由负转为正，2002～2005年上半年的“错误与遗漏”累计达532亿美元。IMF也估计中国2003年至2005年上半年的外汇储备约一半的增幅都是由投机性资金流入造成的。大量游资涌入，进而形成我国经济偏热和通胀的压力。
二､关于人民币汇改的国际游资抑制效应
(一)三种游资估算方法及其新时期(汇改后)的适用性分析
目前，国际游资尚无统一的标准和计算方法。根据相关文献，笔者能够检索到的国际游资估算方法主要有三种：
游资1：“错误与遗漏”。
长期以来，人们常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额来简单地估算国际游资的规模和流向，它通常可反映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一国非法跨境资本(多为短期的投机性资本，即“游资”)的流动规模和方向：金额越大表示游资的规模越大;为“-”则表示净流出，为“+”表示国际游资的净流入。从表1的游资1得之，汇改后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与遗漏”由2004年的顺差转为逆差，其中：2005年下半年､2006年分别为-117和-129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如果仅仅从这一指标来看，说明2005年的人民币汇改对游资冲击的抑制效应是明显的。然而，这与我国的真实经济金融情况有些相悖，种种迹象表明：2005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偏热､股市飙升､房价攀高､流动性泛滥等经济现象均与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有关。造成“游资1”无法真实地反映国际游资的流动状况，其根源主要是“游资1”仅能反映非法资金的流动情况，但在人民币经常账户已经实现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逐步扩大的今天，国际游资完全可以绕过管制，“合法”进入中国，导致“错误与遗漏”(即“游资1”)难以反映汇改后的国际游资流动的真实状况。
游资2：“非FDI资本流入量”。
由于“错误与遗漏”公布不及时，每半年公布一次，为此韩剑等提出用 “非FDI资本流入量”来粗略估算国际游资的规模和流向。韩剑将“非FDI资本流入量”(下称游资2)定义为：非FDI资本流入量等于国际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额，再减去FDI实际利用额。按此定义，可建立方程式：
FFI = △FR-TB-FI②
其中，FFI､△FR､TB ､FI分别表示非FDI资本流入量､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FDI实际利用额。
雾霾现象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 篇6
(一)雾霾天气对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影响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持续的重度雾霾天气,首先对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产生明显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雾霾天气导致我国的出境游人次急剧增加。例如,2015年冬季,面对着全国范围内的重度雾霾天气,许多人选择出国旅游以躲避雾霾。在众多的出境游目的地中,日本、瑞士和毛里求斯等具有优质空气和水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根据携程网发布的数据,在2015年12月,选择“避霾”线路出国旅行的游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00%[1]。
其二,雾霾天气导致我国的入境游人次减少。众所周知,重度的雾霾天气会对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诸如航班延误、高速公路封闭和某些城市的汽车限行等等。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的旅游计划,导致某些旅游意愿无法达成。此外,雾霾天气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还会导致能见度下降。这会使得那些关注自身健康或景观体验的消费者取消预定的出行计划。某些国外机构还会发布旅游警告,提醒游客不要去一些正在发生重度雾霾的中国城市旅游。2013年,我国接待的入境游客总数为1.29亿人次,同比减少2.51%;201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28亿人次,同比减少0.45%[2]。其中,一些旅游城市经常出现的重度雾霾天气,是导致我国入境游客人次减少和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雾霾天气对我国产品贸易的影响
雾霾天气使得消费者对防霾产品及相关的健康产品需求增加,这对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会起到促进作用。
在重度雾霾天气,为了减少自身健康可能遭受的损害,消费者对口罩、家用空气净化器、血压仪和新能源汽车等有利于健康和环保的产品需求有了明显的增加。根据淘宝网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消费者在淘宝网上购买的和避霾、防霾有关的产品,诸如室内跑步机、空气净化器和口罩等,总额达到8.7亿美元。其中,购买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消费者人数分别比2012年增加了181%和131%。在2015年12月的橙色和红色雾霾预警期,北京地区口罩的日均销售数量分别是平时的3.2倍和9.3倍;血压仪的日均销售量分别是平时的1.6倍和1.8倍[3]。此外,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在路途中少受一些雾霾的伤害,一些地区的消费者对小汽车,尤其是不容易被限行的新能源小汽车的购买量也在增加。
伴随着消费者对健康产品需求的增加,以上产品的进口迅速增长。以空气净化器为例,从2012—2013年,我国空气净化器的进口数量从49万台增加到62万台,增加了26.97%;进口金额从3 163万美元增加到8 107万美元,增加了156%;进口均价从64美元/台增加到130美元/台。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仅在2016年的前4个月,我国家用空气净化器的进口数量就达到22万台,进口金额达到4 300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2.5%和30.9%;进口净化器的均价上升到192.64美元/台。[4]。
其二,雾霾现象的出现,会促使政府部门更大力度地推行环保政策,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产业结构。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雾霾严重程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诸如钢铁行业、造纸业和水泥业等许多易产生严重环境污染的产业都有外企的投资(冷艳丽,2015)。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政府会对上述污染产业的排污水平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并对不达标的企业征收一定数额的税费。这就会增加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企业的利润所得。基于这样的背景,预计会有一些相关行业的外资企业撤出在华投资(史长宽,2014)。
另一方面,政府会给予环境友好产业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从而会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扩大原有的在华投资规模。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随着推行汽车限购、限行的城市不断增加,如通用、福特、大众、起亚和丰田等许多跨国企业,都陆续推出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根据2016年中央政府的补贴规则,进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中央政府提供的补贴,具体标准是:续航里程介于150公里和250公里之间的纯电动汽车补贴4.5万元,续航里程超过250公里的纯电动汽车补贴5.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2月工信部公布的第二批目录中,宝马和沃尔沃等合资车也被纳入了补贴范围,这显然有利于外商进一步扩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投资规模。
三、雾霾现象对海外移民规模的影响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中国国际移民群体规模在世界上位居第一。我国居民向海外移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包括改革开放早期的劳务移民,也包括后来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以躲避雾霾、追求健康生活为目的的移民倾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的中高收入阶层对生活环境、生活品质更加注重,为了追求更为清洁的空气、使自己和家人拥有更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一部分人会选择移民海外[5,6,7]。虽然出于避霾动机移民的人数在我国海外移民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不是很高,但是,近年来人们大都采用投资移民的形式,而且移民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我国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损失,从长远看,可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综上所述,雾霾现象会对我国的贸易、投资和移民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雾霾的持续时间,取决于政府的治理力度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从长期角度看,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会不断改善,雾霾现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最终将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1]最强雾霾来袭国人纷纷出境游寻新鲜空气http://pb.ycwb.com/info-view-21611.htm.
[2]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R].2014—2015
[3]阿里健康数据研究中心.北京雾霾消费报告[R].2015年12月.
[4]捷孚凯市场咨询(中国)有限公司.2015中国空气净化器产业报告[R].2016年3月.
[5]雾霾天气助推中国第四次移民潮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31211-826984a7.html.
[6]冷艳丽,冼国明,杜思正.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J].国际贸易问题,2015,(12).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效应研究 篇7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 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 而且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通过各类传递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国的技术进步。最新研究表明, 在OECD国家, 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来自国内的研发活动, 而是来自国外的研发活动, 即使像法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 国外研发也可以解释其生产率增长的87% (Eaton和Kortum, 1999) 。
外国R&D活动直接或间接对本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的这种外部性被称为国际技术溢出。随着运输、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及经济一体化水平的迅速提升, 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生产率的影响日益增强。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 而技术进步不仅来自于自我创新和积累,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人类现有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上。因此, 科学合理地利用各种溢出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 对我国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起飞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际贸易与技术溢出
目前学界对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国际贸易、内向FDI与技术溢出等溢出渠道方面。Coe和Helpman (1995) 在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方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给出了国际技术溢出的基本计量模型 (简称CH模型) 。他们认为, 一个经济开放国家可以从其它国家进口中间产品, 因此, 其生产率不仅依赖于其国内的R&D资本存量, 也依赖于国外的R&D资本存量。因而, 国内生产率TFP既是国内R&D资本存量又是国外R&D资本存量的函数:
其中, TFP表示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DRD为国内R&D资本存量, α0为常数项, αd表示国内R&D资本存量的TFP弹性;SF为国外R&D资本存量, αf表示外国R&D资本存量的TFP弹性。Coe和He lpm an (1995) 使用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来构造国外R&D存量, 采用了21个OECD国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集,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R&D投入有助于本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加强。
其他学者如Sjoholm (1996) 、Keller (1997) 也得出了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的传导渠道。在对我国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上, 方希桦、包群和赖明勇 (2004) 的研究表明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黄凌云和徐磊 (2009) 运用GTAP模型发现北美等八大区域均能通过国际贸易技术溢出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部门技术的进步。
3 内向FDI与技术溢出
“FDI对引资东道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自20世纪60年代由MacDougall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广泛关注, 成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FDI分为内向FDI和外向FDI。学界对FDI与技术溢出的研究主要放在内向FDI (Inward FDI) 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上, 即探讨流入到东道国的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二是什么样的因素对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影响;三是FDI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
3.1 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
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方面,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流入东道国的内向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结果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内向FDI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但是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不一致。Kokko&Zejan (1994) 和Sjoholm (1999) 等人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向FDI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内向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Aitken和Harrison (1999) 等人却不支持内向FDI技术外溢假设。国内学者也对流入中国的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郭庆宾和方齐云 (2009) 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国外研发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经验分析, 发现基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技术进步起促进作用;但包群 (2003) 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 并且内向FDI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3.2 FDI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在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方面, 技术差距与吸收能力是学者们考虑的重点。Kokko (1994) 认为, 溢出水平依技术的复杂程度和技术差距而定, 同时, 也没有发现那些跨国公司使用高度复杂技术的产业中溢出存在的证据。Kinoshita (2001) 对捷克的检验发现, 外资的存在对于研发密集的当地企业产生了正的溢出, 这表明企业的吸收能力对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性。陈涛涛、范明曦和马文祥 (2003) 采用我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表明, “技术差距”是影响FDI对我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赖明勇、包群、彭水军、张新 (2005) 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增长模型, 证实了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决定作用;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滞后制约了技术吸收能力, 而中西部地区提高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是增强经济开放度。
3.3 FDI的技术溢出机制
在FDI的溢出机制研究方面, 学者们往往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同时被决定的联立方程中探讨FDI技术溢出的机制。如果表示外资存在变量前的系数为正, 则表示FDI技术溢出来源于示范和模仿效应。Driffield (2001) 对英国的实证结论表明, 外资企业的生产率越高, 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越快, 这说明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发生的重要机制。Kokko (1996) 对墨西哥的检验也发现竞争是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机制。Xiaoying Li, Xiam ing Liu和David Parke r (2001) 采用中国1995年制造业的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 示范模仿效应是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获得FDI技术溢出的有效机制。陈涛涛 (2003) 的实证也表明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
4 外向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除了内向FDI可能会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外, 也有学者注意到外向FDI也能给东道国带来国际技术溢出。外向FDI可使企业充分利用接近当地技术资源的优势, 实现跟踪、学习和获取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的目的。同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外分支机构通过技术返流, 向母国进行最新和先进技术的技术转移和扩散, 从而带动母公司、其他子公司、母国行业及母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这就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Branstetter (2000) 对在美国投资的日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 日本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确提升了这些公司的技术水平, 从而证明了外向FDI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Braconier (2001) 用面板数据考查了瑞典的内外向FDI对R&D的溢出, 发现内外向FDI与国内获得的技术外溢正相关;Potte rie和Lichte nbe rg (2001) 分别就贸易、外向FDI、内向FDI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只有外向的FDI才能产生技术溢出。对于小国而言, 进口产生的技术外溢要大于外向FDI产生的技术溢出, 而大国则相反。
部分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外向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 (2006) 采用L-P模型, 证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生产率的增长;王英、刘思峰 (2008) 对我国1985-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外向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邹玉娟、陈漓高 (2008) 的研究发现外向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
针对进出口贸易、FDI与技术溢出的综合研究, 目前国内外文献较少。Xu和Wang (1999) 采用13个OECD国家1983-1990年的数据首先就CH设定对贸易、内向FDI和外向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资本品贸易是一条显著的溢出渠道;外向的FDI也导致了技术溢出, 虽然其溢出的水平低;没有证据表明内向的FDI带来了显著的技术溢出。
5 结论与建议
国际贸易使得国外R&D的外部性得以扩展到国内, 于是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突破单一国家的限制, 贸易的这种技术溢出效应能很好地解释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同步增长的现象, 因而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国际收支效应 篇8
中国股市自上世纪90年代建立以来, 已踏入第18个年头, 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涅磐重生, 使当今中国股市步入“新兴加转轨”的特殊阶段, 更加快了其国际化发展的脚步, 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联动效应日趋明显。在此轮牛市中, 上证综指从2006年1月4日的1163点起步, 此后随着全球牛市的热火朝天节节攀升, 一度在2007年10月16日达到6124点的历史最高位, 其中2007年“2·27”、“5·30”的全球股市暴跌, 更是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联动的明显征兆。但随着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各国股市均处在金融风暴漩涡中, 中国股市根本无法独善其身, 上证综指在经历6124点的巅峰一瞬后, 4个月内狂泻3000多点, A股市值缩水近1/2, 10万多亿元市值灰飞烟灭。广大中国投资者在经历了这样的惨痛教训后, 深知在股市的跌宕起伏中联动效应的重要性, 即使是新股民也早已习惯性地在每日开盘前先关注美、欧等主要国际股市的隔夜表现, 进而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联动效应, 是资本市场形成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 它的影响远远高于各市场基本面因素所能解释的程度。研究联动效应所得到的市场彼此的长期关联性和股价波动的短期相关性, 不仅能体现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引导全球资金的跨国流动和资源配置, 更对市场的融资功能、投资策略、监管机制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股市的联动效应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如Becker、Finnerty和Gupta (1990) 研究了美国股市和日本股市间的跨期关联, 得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利用基于美国股市的指引而得到的对日本股市的预期, 可成功地在日本股市获得超额收益, 从而揭示国际股市联动的重要经济意义。King和Wadhwani (1990) 基于对1987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的研究而对联动现象提出了一种解释:市场传染。对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股市的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不完全披露均衡会导致传染效应, 还显示传染效应会随着国外股价波动幅度的增大而增大, 从而反映出波动本身会自我加强和持续的特性, 这也是市场传递机制的最大特点。Hamao、Masulis和Ng (1990) 提出了波动溢出效应模型, 并发现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股市间存在收益波动溢出。Karolyi和Stulz (1996) 发现市场间收益的相关性会随着市场波动的增加而增加, 他们将此解释为支持经济传染假说的证据。当然, 不仅仅是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等成熟股市间存在联动效应, Roca、Selvanathan和Shepherd (1998) 还研究了东南亚各新兴股市间的关联性, 结论是除印度尼西亚以外, 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菲律宾等股市间均存在着显著的短期联动效应。Connolly和Wang (2003) 基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指数收益以及14种宏观经济信息公告, 建立了以国外信息的波动为条件, 以股市收益为应变量的线性和非线性信息模型, 并对当日收益和隔夜收益的残差项建立不对称GARCH模型, 用以模拟现实中不对称的波动集群效应。研究结果确认了国际股市间强有力的联动效应, 特别是美英日3国的国外当日收益与国内隔夜收益间的同期关联性, 并且得出大多数可观测的国际股市联动现象, 都无法归因于公共信息等基本面因素, 而国外收益的变化中显然包含着不同于基本面的有价值信息。因此, 对未来国际股市联动原因的探索, 不应围绕公共信息等基本面, 而应重点鉴别是源于经济传染还是源于私募信息交易。刘金全、崔畅 (2002) 运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和ARCH类模型等方法发现中国沪深股市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和相异的短期波动模式。吴世农、潘越 (2005) 证实红筹股、H股和内地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这一均衡关系在B股开放之后进一步增强。邹功达、陈浪南 (2002) 运用CAPM模型, 同样证实我国A、B股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化的。黄永兴 (2005) 进一步证明, 自B股市场向境内居民的开放后, 我国A、B股市场的传染性更为明显, 且大致说来, 两市场间的相互作用, 一般在2～4个交易日内即可达到最大值。
国内研究股市联动的绝大多数文献, 主要局限于中国沪深股市和香港股市, 即使考虑了与国际主要股市间的联动性, 也很少考虑市场间的交易时间差和地理位置远近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运用ARCH类模型与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对中国沪深股市与香港、日本、英国和美国等主要国际股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从股指价格和收益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间的联动效应, 并将收益分为隔夜收益序列和当日收益序列两类, 从而在考虑了市场间的交易时间差和地理位置远近的基础上, 探讨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波动的相关性和溢出效应, 进而分析新生扰动在股市间的传播和蔓延。
1 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
1.1 样本选择
采用来自雅虎财经的1995年1月3日至2007年12月28日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恒生指数、S&P500、FTSE 100和Nikkei 225的日数据作为样本, 并截掉了各个市场未同时开市的数据, 故样本容量为2788。
令Pi, t表示市场i在第t日的收盘指数的对数, 令R
当日收益R
隔夜收益R
1.2 数据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 直接影响到实证部分各个检验结果的有效性。例如, 协整检验要求各序列非平稳且为同阶单整, 否则很有可能为谬误回归;VAR模型则要求各序列平稳或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以保证VAR模型是稳定的系统。因此, 应首先做单位根检验以探明各序列的平稳性。对各序列做ADF检验的结果显示, 各市场的Pi序列的水平值均是非平稳的, 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 即Pi～I (1) 收益序列R
此外,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 金融时间序列 (尤其是收益率序列) 的分布多数呈现宽尾特性, 作为风险度量的方差或协方差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且经常呈现波动集聚性, 这一特性对金融资产的定价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故本文采用ARCH类模型以拟合各收益序列的波动特性。
由自相关检验中显著的Q值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知, 各R
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括号中为Z统计量的值。
从表1中的估计结果看出, 除了R
(1) 波动集群性。表1中所有的α估值均为正, 表明所有股市的当日收益和隔夜收益都呈现集群现象, 即过去收益的波动扰动对自身市场未来收益的波动有着正向而减缓的影响, 大幅波动和小幅波动分别集中于不同的时段。
(2) 波动持续性。所有EGARCH (1, 1) 模型中β的估值都非常接近于1, 对H0∶β=1进行Wald检验的结果表明:除了英国当日收益R
(3) 杠杆效应。所有EGARCH (1, 1) 中γ的估值除了中国上证和深证当日收益R
2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2.1 中国沪深股市与主要国际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2可看出, 6个市场的股指价格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即协积秩r=1。由此可以估计出如下的具有标准化系数的协整方程:
其中, 残差
注: (1) 根据SC准则, 确定滞后阶数p=2, 并选择无确定趋势但存在截距项的协整方程 (CE) 形式; (2)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协整方程 (2) 说明中国上证、深证股市与中国香港、日本、英国和美国股市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1995～2007年之间, 上证与深证、香港和英国的同期股指变动率呈正相关, 而与日本和美国的同期股指变动率呈负相关。对此结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各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各个股票市场的市值规模和成熟程度有关。1995年以来, 美国和日本一直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强国, 两者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为它们长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3年间这6个股市市值分别占全球总市值的比重来看, 美国占40%左右, 毫无疑问雄踞世界第一, 日本占15%左右列第二, 英国占不到10%列第三, 而除日本以外的亚洲股市 (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 只占5%左右。由此可见, 美国和日本股市的总市值超过了全球的一半, 而英国、香港、上证、深证这4个市场的总市值还不到全球的15%, 如此悬殊的市场规模同时也体现出这两个股市阵营的融资能力、资本配置效率、信息传导与甄别能力、监督管理制度的规范健全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因而, 反应在同期股指的变动率上, 上证与深证、香港和英国呈正相关, 而与日本和美国这两大世界最成熟的股市有一定的背离。此外, 该协整方程还表明, 虽然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股市规模和运作环境更是大相径庭, 但是各国股指的动态变化却受共同随机项ut影响, 从而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整体。
根据上步中确定的滞后阶数p=2, 建立如下的VAR (2) 模型:
Yt=m+A1Yt-1+A2Yt-2+εt (3)
其中Yt=[PCSH, t, PCSZ, t, PCHK, t, PJP, t, PUK, t, PUS, t]′, Ai是6×6系数矩阵, m是6×1常数向量, εt=[ε1, t, ε2, t, ε3, t, ε4, t, ε5, t, ε6, t]′为白噪声向量。式 (3) 经参数重组后形成如下的误差纠正模型:
ΔYt=m-A2ΔYt-1-ΠYt-1+εt (4)
其中Π=I-A1-A2=αβ′, 特别地, 令β′为标准化协积向量, 则误差纠正项ECMt-1=β′Yt-1, 它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在t-1期的短期随机变化。式 (4) 估计结果如下:
注:*表示该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零。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误差纠正项ECMt-1分别对香港恒生、日经225以及英国FTSE100指数影响显著, 而对上证综指、深证成指以及美国S&P500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 当六大市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受到干扰时, 会引起香港恒生、日经225以及英国FTSE100指数的短期波动, 需对3个市场的偏差进行短期调整。其中, 日本股市的校正系数为-0.0016, 说明成熟股市具有对短期偏差进行迅速回调的能力;而香港和英国的校正系数为正, 说明在短期内, 偏差仍会有小幅加强的惯性持续, 回调有所滞后, 这也表现出香港和英国股市对于信息干扰的甄别能力弱于日本。
此外, 中国上证和深证股市短期内与其他4个市场的关联性较弱, 两个市场的短期波动主要受制于它们自身滞后一期的股指波动率之间地相互影响。如滞后一期的上证股指波动率和深证股指波动率对当期上证股指波动率的影响分别为0.0939和-0.0851, 深证股指波动率仅仅受制于前一期上证股指波动率的影响, 其影响系数为0.0847,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上证市场在中国内地的主导作用, 其实在2000年以前, 上证与深证相对趋同, 但2000年之后的4年里, 深证停止了新股发行, 2004年深证才开始发行中小企业的股票, 到目前为止, 深证的总市值还不到上证的1/3, 因而影响力更是小于上证的主板市场。
香港、日本和英国股市的短期波动相互影响显著, 美国市场对它们的短期影响也显著, 但上证和深证股指短期波动对它们的影响不显著。美国股市的短期波动只会单向显著影响其他各股市 (上证除外) , 却不受其他各股市的影响, 这一点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密不可分。长期以来, 美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导地位, 2007年其GDP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4, 是排名第二的日本GDP的2.6倍, 并且超过日本、中国、德国这紧随其后的3个国家GDP总和, 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奠定了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 美国股票市场在全球资本配置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它的短期波动在当今的信息技术发达社会中会迅速波及全球, 对无资本流动限制的较成熟股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 作为全球最大的成熟股市, 美国也能对其他国家的短期干扰迅速甄别和消化。而中国内地股市则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资本流动的管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界波动对内地股市的干扰。
2.2 中国沪深股市与主要国际股市之间收益率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检验
由于时差等因素, 6个股市每天的交易时段不同, 有的交叉重叠, 有的先后错开, 只有上证和深证的交易时段完全相同。例如就开市时间与中国内地股市相比, 日本提前1个半小时, 香港晚半小时, 英国晚6小时 (夏时令) , 美国晚整整半天12个小时 (夏时令) ;而就闭市时间与中国内地股市相比, 日本提前1小时, 香港晚1小时, 英国和美国则一个在北京时间深夜一个在北京时间凌晨, 与中国内地第二天的开市时间更临近。大量经验研究表明, 这种交易时间上的交错, 使得各国股市的联动性表现最明显的地方, 不是在同期股指变动率上, 而是在国外股市滞后一期的隔夜收益和当日收益对交易时间临近股市当期的隔夜收益和当日收益的影响上。例如, 美国等股市在北京时间前一天深夜的交易状况, 很有可能对中国内地股市第二天早晨开盘甚至全天的交易状况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根据数据处理部分中所揭示的各个R
数据处理部分的结果显示, 除了R
σ
其中, u
注:表中*表示该系数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零。
从系数δ的估计结果表3可看出, 中国沪深股市间存在双向的收益波动溢出效应, 香港、日本、英国、美国4个成熟股市彼此间也存在双向的收益波动溢出效应, 4个成熟股市对中国沪深股市大多表现为单向溢出。特别地, 上证当日收益的短期波动对除香港隔夜收益外的所有成熟股市的当日和隔夜收益的波动均存在溢出效应, 且英美股市对上证的溢出效应明显比香港、日本对上证的溢出效应强, 说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 作为中国内地股市主板市场的上证, 和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强, 当然, 其中所渗透的投机性也颇为明显, 香港、日本市场和上证的交易时间大部分重叠, 波动的溢出效应较小可能是因为信息传递的时间有限, 降低了波动的敏感性。而英美股市的交易时间正好处在上证隔夜收益的发生期中, 故上证投资者在开盘前已对英美股市收益波动中所传达的信息了解得较为充分, 投机性的投资者会更为灵活地将此运用到投资策略中, 从而影响上证开盘及随后全天当日收益的波动。
2.3 中国沪深股市以及主要国际股市收益率序列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对6个股市的当日收益R
根据AIC、SC、HQ、FPE等准则, 确定出滞后阶数p=1, 建立6个股市的当日收益R
注:*表示该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零。
2.3.1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 是VAR模型中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新生 (冲击) 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如图1所示, 中国上证综指隔夜收益R
类似图1, 还可以分别得到其他11个收益序列R
从对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知, 各个收益序列 (深证除外) 都对自身冲击最为敏感, 在当期即产生较大反应, 但随后反应减弱, 第3个交易日以后反应几乎消失。特别地, 深证隔夜收益对上证隔夜收益冲击的反应, 以及深证当日收益对上证当日收益冲击的反应都比自身冲击的反应还强烈, 这再次证实了前面VEC模型中的结论:上证市场在中国内地股市中起主导作用。在股指收益的短期波动中, 美股的新生扰动对其他股市影响显著且持续时间较长, 这充分说明在全球股市中, 美国股市的领头羊地位, 其新生扰动波及全球主要股市。同为成熟股市的香港、日本、英国间新生冲击的短期相互影响明显但持续时间不长, 说明对一个冲击而言, 各股市都能在短期内将其迅速消化, 体现了成熟股市对信息的甄别能力。而中国内地股市毕竟是一个新兴市场, 上证、深证和香港股市间新生冲击的互相影响较为明显, 而美国、日本、英国的冲击对中国沪深股市的影响较小 (其中对美国冲击的反应略强) , 这一方面限制了全球股市的坏消息在中国内地股市的蔓延, 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内地股市的信息传导和定价机制不完善, 国际化程度差, 离成熟股市还有很远的距离。
2.3.2 方差分解
如表5所示, 上证综指隔夜收益R
类似表5, 还可以分别得到其他5个股市即深圳、香港、日本、英国、美国股市的当日和隔夜收益序列的方差分解表, 并依次得到如下结果:
对于深证成指隔夜收益R
对于恒生指数隔夜收益 的预测误差方差的70.3%由自身的新生冲击解释, 16.5%由R
日经225指数隔夜收益R
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隔夜收益R
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隔夜收益R
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 长期中对各股市收益的变动而言, 贡献率最高的通常还是自身的新生扰动 (深证除外) , 其次是同期中地理位置较近的股市, 再其次就是一个股市的隔夜 (当日) 收益对交易时间相隔最近的另一股市当日 (隔夜) 收益的影响。其中, 香港、日本、英国、美国等成熟股市间的新生扰动对收益变动的贡献颇高, 尤其是美国的新生扰动, 这进一步证明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 引领国际资本的跨国配置, 在全球股市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 国际股市的新生冲击对上证和深证收益变动的贡献率较为微弱, 特别地, 上证扰动对深证的影响比深证自身扰动的影响还要重要, 这说明在中国境内, 上证股市是风向标, 对整个中国股市起着支配性作用。
3 结 论
本文采用1995年1月3日至2007年12月28日的上证综指、深证成指、香港恒生、日经225、英国FTSE 100和美国S&P500的日数据作为样本, 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研究各股市隔夜和当日收益波动模式的结果表明, 除美国和日本的隔夜市场外, 美、日当日收益和其他各股指收益均表现为显著的波动集群性和短期持续性, 特别地, 英国当日收益的波动存在长期持久性。此外, 杠杆效应, 即“坏消息”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大于“好消息”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的现象, 显著存在于中国内地股市的隔夜市场, 美国和日本的当日市场, 以及香港、英国的隔夜和当日市场中。
(2) 六大股指间显著存在协整关系, 这意味着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但当这种长期均衡在短期内受到干扰时, 会迅速显著影响香港、日本和英国股市的短期波动, 却对中国内地和美国股市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多少影响。此外, 中国上证和深证股市间的短期波动相互影响显著, 香港、日本和英国股市间的短期波动也存在着显著的相互影响。然而美国股市的短期波动只会单向地显著影响其他各股市 (上证除外) , 却不受其他各股市的影响。
(3) 各市场当日和隔夜收益的波动溢出效应显示, 中国沪深股市间存在双向的收益波动溢出效应, 香港、日本、英国、美国4个成熟股市彼此间也存在双向的收益波动溢出效应, 4个成熟股市对中国沪深股市多表现为短期单向溢出。特别地, 上证当日收益的短期波动对除香港隔夜收益外的所有成熟股市的当日和隔夜收益的波动均存在溢出效应, 且英美股市对上证的溢出效应明显比香港、日本对上证的溢出效应强, 说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 作为中国内地股市主板市场的上证, 和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强, 但其中所渗透的投机性也颇为明显。
(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论表明, 长期中对各股市收益的变动而言, 贡献率最高的通常是自身的新生扰动 (深证除外) , 其次是同期中地理位置较近的股市, 再其次就是一个股市的隔夜 (当日) 收益对交易时间相隔最近的另一股市当日 (隔夜) 收益的影响。特别地, 上证扰动对深证的影响比深证自身扰动的影响还要重要, 这说明在中国境内, 上证股市是风向标, 对整个中国股市起着支配性作用。而成熟股市间, 香港、日本、英国、美国间新生冲击的连锁反应一般只会持续两期, 这体现了成熟股市具有对外界新生冲击的迅速消化能力和对信息的甄别能力。
综上所述, 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动效应, 在股指价格上也和成熟股市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但在价格短期波动和收益变动率上, 还主要局限于上证、深证和香港之间。而中国香港和日本、英国、美国等世界主要股市相互间的联动效应非常明显, 表现出成熟股市共有的特征, 其中美股处于明显的领头羊地位。这一切说明目前中国内地股市毕竟还属于新兴股市, 和国际股市接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对世界股市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即使有也是极其短暂的。所以说, 中国股市的国际化发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国际收支效应 篇9
一、社会壁垒的影响因素及主要内容
对于社会壁垒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三个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1)社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多边贸易,将国际贸易和劳工标准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其实就是经济贸易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联系,发达国家将自身的高生存水平工资强加到发展中国家中,在受到发展中国家反对后,提出社会条款,希望通过社会壁垒来达到其强权政治。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比较低,其关键在于其国内的低廉制造品比较多,因此,发达国家劳工组织会向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要求政府阻止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2)心理因素,发达国家在无形中会产生自我保护意识,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如西方一些国家在看待我国时,存在片面的看法,甚至提出“中国威胁论”。
(3)文化因素,当发达国家的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生冲突后,发达国家就会对外来产品进行限制。
二、社会壁垒的核心—劳工标准问题
(一)我国劳工标准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职工的年均工资也在不断增加,和以往相比较,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在劳工标准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在1995年颁布实施《劳动法》,但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劳动法》的不适应逐渐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受到破坏最严重的法律之一。在我国企业中,劳工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非法使用童工;(2)扣押职工身份证、限制职工人身自由;(3)侮辱、体罚员工;(4)员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5)员工工作环境差,缺乏个人防护用品;(6)就业性别歧视;(7)女职工“三期”保护落实差。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视,我国政府也不断加强执法监督,尽可能的改变劳动市场歧视行为。
(二)劳工标准的国际比较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处于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农村人口基数比较大,有效耕地比较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比较多,东西部经济差距大,劳动力过于集中在中东部制造业,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产业工人也面临调整,这就使得我国劳动市场面临供求失衡问题。与国际企业相比较,我国企业的优势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0.64美元/小时,而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1.11美元/小时,法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7.77美元/小时,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为17.87美元/小时,德国的工资水平为30.6美元/小时,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美国工人的1/30,可见我国用工标准十分廉价。
三、社会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对策
(一)政府层面
面对国际贸易中的社会壁垒,政府部门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更好的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1)政府应该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指引下,坚持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不仅要注重出口产品的数量增加,还要注重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加,同时还要协调好劳动条件、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利益,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结合,从而实现发展平衡。(2)制定统一、完善的社会责任标准认证体系,政府部门要与国际的相关标准体系接轨,从而不断促进我国生存技术水平的提高。(3)建立规范的产品认证体系,认证体系是证明企业产品的生存管理符合某种法规的重要评定程序,认证体系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走向国际的指明灯,有很多企业的产品因为缺乏认证,而被发达国家市场所拒绝,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与国际的联系,制定统一、规范的认证体系,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发展。(4)加强与国际谈判,面对国际贸易中的社会壁垒,我国政府要加强与国际的谈判,要在国际制定的统一标准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保证国际标准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行业协会层面
对于行业协会,是相同产品或者相似产品企业之间自发成立的组织,从国际上看,当前的行业协会组织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美国式行业协会,一种是日本式行业协会,其中美国式行业协会是指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行业协会通过游说议会、游说政府等途径来为行业争取更多的利益;日本式行业协会是一种“金字塔式”模式,通过政府干预,层层向下传达政策,直至每一个企业,而企业则是通过金字塔的塔尖和政府就某些问题进行谈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金字塔式管理模式更加具有启示意义。我国的行业协会应该注重学习国外行业协会的相关标准,从国际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规范,同时行业协会还应该及时将国际中关于社会壁垒的信息、动态反映给企业,保证企业能在遵守劳工标准的情况下进行产品生产,确保我国企业的产品不会侵犯国外劳工利益。另外,当我国企业在受到国外社会壁垒时,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为国内企业调查、取证,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内企业的权益。
(三)企业层面
从我国企业的当前情况看,企业在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时,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也就导致我国出口产品不可避免的遇到社会壁垒,对此,企业应该积极的学习国外发达企业经验,从而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1)企业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获得长期的回报,企业一方面要做到遵纪守法,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的遵守国际标准,企业要对自身进行严格的要求,将社会责任标准纳入自己的内部管理中,采用科学的手段开展管理活动,提高企业的对外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及顾客。(2)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待遇,对于社会壁垒,往往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影响,如服装、纺织等,而这些产业也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产品,因此,企业要特别注重劳动条件、生产环境的改善,严格的按照SA8000标准进行产品生存,不断提高劳工的待遇,从而推进企业的标准化发展。(3)朝着品牌化方向发展,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要朝着品牌化的方向发展,要注重科技创新,积极的引进最新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方式,创建品牌产品,全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有效的打破社会壁垒。(4)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对于外贸企业,应该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在收购当地企业时,要尽可能的用当地员工来拓展市场,并雇佣当地雇员,从而促进企业与当地文化的融合,降低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排斥。此外,企业还需要不断提高我国员工的文化理解能力,立足于外贸出口国文化,从外贸出口国消费者的角度进行产品生产,从而给外贸出口国消费者带来亲切感。
四、总结
在国际贸易中,社会壁垒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深入分析我国劳工标准现状、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差距,并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从而全面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鑫正.论国际贸易中社会壁垒的发展及应对措施[J].中国商贸,2011(08):101-102.
[2]朱君硕.新形势"用工荒"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社会壁垒分析[J].江苏商论,2011(14):276-278.
[3]赵小燕.我国中小企业如何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社会壁垒[J].新财经:理论版,2011(06):115-116.
[4]刘富英.浅析国际贸易中的社会壁垒问题[J].东方企业文化,2012(06):163-164.
[5]曹帅.探析当前我国应对新贸易壁垒的对策[J].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0(01):99-100.
[6]黄维娜.国际贸易中企业社会责任壁垒的演进与应对[J].经济与管理,2013,27(02):69-73.
国际收支效应 篇10
关 键 词：估值效应；美元本位；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1－００07－05
一、问题的提出
估值效应是指在给定国际投资的资产、 负债结构和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汇率、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非预期变化所引起的对外净资产头寸的变化。
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扩大和美国国际净负债占GDP比重的相对稳定， 传统经济学关于对外净资产（NFA）的变化取决于经常项目的观点受到质疑。 现代经济学将公式由传统经济学的NFA-NFA-1=CA，调整为NFA-NFA-1=CA+VAL，也就是说对外净资产的变化取决于传统的经常项目（CA）和估值效应（VAL），经常项目逆差并不一定会导致对外资产的减少或对外负债的增加， 估值效应起重要调节作用。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经常项目和估值效应可能存在四种组合：顺差、正效应；顺差、负效应；逆差、正效应；逆差、负效应。其中只有第二、第三种情况才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改善。然而从国家利益出发，第二种情况是不利的， 它会导致国民财富的无形流失，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状况；第三种情况是最可取的， 正估值效应减少了经常项目逆差产生的外部不均衡，美国正长期处于这种有利地位。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经常项目逆差， 尽情享用外国物质产品的同时， 还可以通过正估值效应将其对外净负债缩小于无形之中呢？ 为什么中国要无奈面对经常项目盈余积累的大量财富无偿对外转移呢？ 通过对中美不同估值效应存在的原因进行梳理， 可以发现美元本位是中美不同估值效应的始作俑者， 为减少负估值效应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吞噬， 有效的方法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二、中美估值效应绝对规模比较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中美估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中国存在负估值效应，美国存在正估值效应的结论。 本文仅从对外净资产动态方程入手， 计算中美各年度估值效应的绝对规模，简单呈现估值效应对中美外部均衡的调节作用。
对外净资产的动态方程是：NFA-NFA-1=CA+VAL。其中NFA以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为计算依据，CA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余额。由于中国的NIIP仅有2004～2010年数据，2004年之前的估值效应只是根据之前年度经常项目总额和2004年的NIIP进行估算，大约为-225亿美元 ① 。表1说明在负估值效应的作用下， 中国大多数年份对外净资产的增加小于经常项目顺差。 图1说明在1982～2009年间， 美国绝大多数年份通过正估值效应冲销了部分经常项目逆差对对外净资产头寸的影响。
三、中美不同估值效应的原因分析
理论上，汇率、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非预期变化是双向的，估值效应值应呈现时正时负的随机分布， 那么中国近年来持续的负估值效应和美国长年正估值效应的原因何在呢？ 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 美元汇率和美国利率的变化必然对中美两国估值效应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本文从美元汇率和美国利率角度， 结合两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美元长期贬值态势是中美不同估值效应的主因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 美元汇率经历起起伏伏，从1973～1979年的美元大幅贬值到1980～1985年的美元升值， 再从1985～1995年的美元贬值到1995～2001年的美元升值，2002年初至今，美元贬值又再次重现， 并将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强。 由此可见， 美元贬值是美元汇率变动的长期、主流趋势，这主要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由于美元贬值可以削减债务、刺激出口，转嫁或抵御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主观上存在放任美元贬值的内在动力；二是客观上，美国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 财政赤字和对外巨额债务势必动摇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加剧美元贬值压力。国内学者盛宏清运用资产组合模型和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说明， 美国的巨额净债务存量决定了美元贬值的长期态势， 而持续居高的经常项目赤字这个流量决定了美元贬值作用力的大小。
中国是净债权国， 对外资产和负债大都以美元计值，美元贬值必然会使我国对外净资产缩水，负估值效应显现。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 [1]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其对外负债以美元为主，对外资产倾向于使用外币，美元贬值会增加其对外资产的本币价值，而对外负债不变，从而以正估值效应弥补同期经常项目逆差。2002~2003年美元贬值造成的估值效应就弥补了同期经常项目逆差的3/4 [2] ，美元贬值的威力可见一斑。
（二）美国长期利率的持续较低水平加深了估值效应的影响
为适应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直在动态调整中， 但长期利率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较低水平， 有时甚至出现利率倒挂的情况，这被格林斯潘称为“谜”。美国长期利率的较低水平对中美两国的估值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以美国长期国债、长期机构债券为主，美国的长期利率低，直接导致了中国债券利息收益的减少和资本利得的下降。美国恰恰相反，对外负债以长期债券为主，长期利率低可以降低美国的利息负担。
（三）对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强化了估值效应的影响
如表2所示，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决定了中国对外资产收益率低于对外负债收益率， 所以虽然存在较大规模的对外净资产，投资收益依然不佳。美国正好相反，对外资产的盈利能力大于对外负债，所以虽为净负债国，投资收益依然可观。此外，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单一， 美国长期国债和长期机构债券占比过大，并且在美国金融危机、美元贬值和长期债券利率低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中国持有的美国长期国债规模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见表3）。这说明中国持有的美元长期债券需求弹性较小，只能被动承受汇率、资产价格和收益率不利变化造成的损失， 负估值效应难以避免。美国的对外资产结构多样，以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为主。Curcuru et al.（2008）认为股票、债券资产对于美国正估值效应的贡献不大，Higgins et al.（2006）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收益要比外国在美直接投资获得的收益高2%~3%。这是因为，相对于证券投资而言，直接投资受资产价格和收益率非预期变动的影响较小， 投资收益主要取决于其投资能力。美国凭借在全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商标优势、科研优势、管理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超过他国的高额收益， 为美国正估值效应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美元本位：中美货币不同估值效应的始作俑者
国际收支效应 篇11
一、我国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
随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 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间关联及规律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是Grossman和Krueger (1991) 提出的三效应模型, 将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指由国际贸易引起经济规模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一般而言, 若其他因素不变, 出口贸易规模扩大意味着生产资源使用增加, 污染排放增加;结构效应指国际贸易引致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清洁型行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增长有助于减少污染;技术效应指国际贸易引致生产技术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生产技术的改进及污染减排技术的应用将减少污染。
通过三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效果较理想, 但其简单的分类对于解释自身内在机理并不充分, 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补充, 如Panayotou (2000) 在三效应基础上增加了法规效应, 即“贸易政策改变对现有环境政策和标准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将其改进成“规则效应”更贴切, 即由于国际贸易引起某些行为规则改变而产生的环境效应, 因为除了政府政策, 很多环保要求及标准在国外是由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提出并通过贸易推广到全国且被广泛接受的。
近年来, 国内关于我国国际贸易规模、结构和技术的实证研究较多, 如党育婷 (2007) 运用Grossman和Kruger分析方法对中国1994—2003年间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环境进行研究;郭红燕 (2010) 针对1998—2005年我国工业品出口数据以及相应各年度污染排放数据所做的研究等。对贸易的规则效应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效果方面, 如王传宝 (2009) 从出口成本效应和出口创新效应两方面对我国环境管制的出口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章秀琴 (2012)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实证检验我国环境规制对不同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等。在众多的研究当中, 多数结论认为我国贸易的规模效应为正向, 而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规则环境效应为负向。随着出口增加, 其生产部门所造成的资源消耗及污染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 清洁型产业逐渐加强其在出口中的地位, 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环保技术也被更多地运用, 先进的环保理念、规则被人们所接受,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由于贸易规模扩大而产生的环境问题。
二、促进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大力发展绿色贸易并完善相关环保制度
笔者将规则效应视为贸易环境效应中的关键效应, 其效能渗透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之中, 规则的变化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或衰退;推动或限制某些技术的使用;规则的借鉴、引入或改变过程中变革社会认知、规范、惯例等社会建构的信念和制度体系。回顾我国对外贸易, 规则效应的产生多出于被动, 从绿色标志、ISO14000标准等技术要求、绿色要求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被引入时被视为“贸易壁垒”的成分高于被视为有益压力的成分。这些环境要求在短期内增加企业负担, 限制产品出口, 但从长远看其利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企业提高自身生产标准, 起到了改善环境的效果。因此, 应积极主动地建立符合国情的绿色贸易相关制度, 同时这些相关制度体系也应在国内非出口产品生产及地区贸易中运用, 避免出现出口生产清洁环保, 而国内生产则污染环境的情况。此外, 绿色贸易相关制度也应对进口产品有所制约, 避免废弃物、污染物的输入。特别是规则体系建立后, 还必须有强有力的执行作为保障。
(二) 加快产业升级,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在生产过程中能耗低、污染排放量少的产业被称为清洁型产业, 如金融服务业。一般而言, 清洁型产业产品在出口结构中的比重增加有助于增强结构环境效应, 减轻环境污染。应制定有效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降低和限制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然而在现实中完美的清洁型产业并不多, 很多行业或是能耗较高, 或是其上游行业并不清洁。如以污染密集度作为衡量标准,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较清洁行业, 但其上游的纺织业却是污染行业;光伏产业被视为绿色产业, 但其上游的多晶硅生产却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因此,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产业特点及产业与上下游产业间的关系。
一国的出口结构是由多种客观环境因素决定的。因此, 制定宏观产业结构引导政策应结合实际情况, 不能仅以产业升级为目的。此外, 还需统筹把握各地区实际情况, 避免造成行业一哄而上, 不但浪费资源, 还会造成产能过剩, 降价出口, 从而引起贸易摩擦。
此外, 产业升级范围既要涵盖生产行业, 也应包括其他产业, 如物流产业的“绿色”升级也非常必要, 绿色物流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进行运输、储存、包装和流通加工等活动可达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消耗的目标, 不仅使企业内部生产的物料达到有效、快捷的转移, 对于联系产业链上下游, 提高其整体效率, 减少消耗和污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加大节能环保技术研发与推广力度
技术进步对解决环境问题意义重大。技术的运用可以改变产业的生产状况。科学的生产组织管理技术和节约资源的高新技术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资源损失和浪费, 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产品技术能创造更多环保的替代产品, 减少资源的消耗, 缓解资源短缺危机;环境保护技术能尽量减少企业生产排放物的有害性, 降低污染程度, 开发或引进绿色生产技术, 走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十分必要。
首先, 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或是限制旧技术使用。新技术的开发、运用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市场环境, 例如使用新技术要对技术落后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淘汰, 会增加短期成本, 特别在行业竞争者依旧使用旧技术生产的情况下, 新技术的投入可能造成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对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政府应给予政策优惠。其次, 政府与企业应通力合作, 通过加强科研和环保投入增强技术效应。政府不可能承担所有科研、环保的投入成本, 企业有责任将与其有关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三、结语
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看法不尽相同, 甚至相互对立。有害论者认为国际贸易加剧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任由其发展将造成有害物质跨国转移并最终影响全球生态;有益论者认为自由贸易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 通过提高收入使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来改善环境;而复杂论者则指出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复杂的, 是社会具体环境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的现实情况偏向于支持复杂论。我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 或展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触底竞争”。虽然国际贸易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 但其带来的产业结构及技术升级又缓解了环境污染问题。随着信息的传播, 诸多环保理念正日益被企业家和普通民众所认识、接受, 如碳排放控制、绿色物流、循环经济等, 这些认识上的转变是我国协调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持, 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摘要：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 同时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新课题。在分析我国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的基础上, 针对规则制度、产业发展和科研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国际贸易与我国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环境效应
参考文献
[1]党玉婷, 万能.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中国制造业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 2007 (4) :52-57.
[2]李怀政.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溯源及研究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 2009 (4) :68-73.
[3]郭红燕, 刘民权.贸易与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国际收支效应】推荐阅读：
双顺差国际收支05-10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07-02
中美国际收支结构分析09-07
国际结算收支平衡表论文11-09
国际投资贸易效应11-03
关于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银行数据接口程序开发有关事项的通知09-16
吉林省2015年下半年银行招聘考试：国际收支及其均衡模拟试题09-06
汇发〔2011〕47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国际收支核查工作的通知07-10
政府收支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