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法》思考

《社会保险法》思考（共12篇）

《社会保险法》思考 篇1

1 引言

经过千呼万唤, 《社会保险法》历经四审稿, 终于通过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于2010年10月28日出台, 并将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其实, 早在1994年, 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工作就已被八届全国人大列入立法计划。但是因为牵涉到众多利益相关方, 自立法之初就存在许多争议。至2007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之前, 草案就曾两次上报国务院, 都因为争议过大而没有获得通过。《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反应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为规范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险事业提供了法律保障。郑功成 (2011) 指出,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解决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明确了劳动者与公民的社会保险权, 即比较清晰地规定了社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 不同的项目之间有不同的规范;第二, 明确了社会保险的制度框架, 即五大保险项目;第三, 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模式;第四, 明确了社会保险的责任分担机制;第五, 明确了社会保险的运行监督机制;第六, 明确了各主体的法律责任, 即在什么情形下各主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第七, 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这部《社会保险法》还不够完善,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做出规定, 可操作性还不够强。郑功成 (2011) 认为我们必须得承认《社会保险法》还存在着不足:一是授权条款太多;二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性质未予以正式确定;三是运行规范还没有完全到位。李志明 (2011) 指出, 《社会保险法》存在两点立法缺憾:第一, 城乡差别、群体间差别造成社会保险资源分配不公, 群体间社会保险权益的公平性还有待提高;第二, 授权条款数量多, 立法可操作性有待提高。

《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意义重大, 其体现出的四方面优点值得肯定。然而《社会保险法》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 概括来说就是授权性条款过多, 若不及时加以解决, 将对我国的社保制度产生危害。

2 《社会保险法》的优点分析

《社会保险法》虽历经艰难才得以出台, 但是意义非凡, 其主要优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 使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明确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立法先行。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地德国, 于1883年开始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保险领域的相关法律——《疾病保险法》。此后, 德国政府于1884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 1889年颁布了《老年与残疾保险法》, 并于1911年将上述三部法律确定为德国统一的法律文本, 另增《孤儿寡妇保险法》, 而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先有社会保障立法, 而后才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具体实践。

然而长期以来, 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的法律规范一直以“条例”为主, 如建国之初的《劳动保险条例》, 1999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 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等等。虽然这些条例也覆盖了各个险种, 但是从法律效力层面上讲, 由国务院颁布的这些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其法律效力显然不及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此外, 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作为支持, 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也就没有强制力的保障, 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和取向也就无法实现。因此, 许多学者一直呼吁出台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 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提供明确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而《社会保险法》的出台, 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与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实现了“异地”漫游。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只处于省级统筹层次, 基本医疗保险还处于县、市级统筹层次。各统筹区为了减轻保险金给付的压力, 出台花样繁多的规定劳动者在不同的统筹地区变换工作时, 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变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 许多劳动者往往在原参保地退保, 再重新到新工作地参保。据深圳市社保部门统计, 2009年深圳共有580多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退保人数100万人次。

然而, 如此一来, 劳动者就会失去一部分应得权益。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我国现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企业缴费进入统筹账户, 职工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分为两部分, 来自统筹账户的基础养老金和来自个人账户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原先规定, 职工需连续缴费满15年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否则, 个人账户养老金一次性退还本人。由于许多农民工经常变换工作, 其缴费往往无法连续满15年, 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各统筹地区间转移接续又极为不便。因此, 这一规定使得劳动者损失巨大。同时, 还有一部分劳动者因为担心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 不敢轻易跨统筹区域变动工作, 这就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根据经济学规律, 在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情况下, 劳动力资源与其他要素一样, 会自动流向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当存在障碍时, 劳动力资源就不能得到合理配置,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社会保险法》则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这一规定将有效解决上述的问题,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并使他们在工作变动时无后顾之忧。

(3) 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

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 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的时间、步骤, 由国务院规定。如前文所述, 统筹层次过低造成了各统筹地区间相互割据, 设置人为障碍, 阻止了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不仅如此, 统筹层次过低使得社保基金的钱都分散在地方, 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调配使用。如此一来, 劳动者之间的共济互助就减少了。而且, 如果一旦开放市场进行投资, 无疑会导致混乱。所以现在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很少, 一般是存银行或者买国债。虽然, 这两种方式安全性很高, 但是收益率比较低。一旦通货膨胀率过高, 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就很大。如果基金因为高通胀而贬值, 真正利益受损的无疑是劳动者。提高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能使社保部门能在更大范围内合理调配使用基金, 统一进行运营管理, 力求基金的保值增值。

(4) 《社会保险法》强化了对保费征缴的规定。

在以往的社保制度实施过程中, 经常出现保费征缴困难的情况。一些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 刻意逃费漏缴或者拖欠保费, 这一行为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强化了用人单位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并规定了对用人单位不缴纳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针对欠缴社保费的现象, 法律也规定了极有操作性的刚性应对措施: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 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划拨;同时, 未提供担保的, 还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扣押、查封、拍卖措施, 抵缴社会保险费。这些规定不仅有利于帮助企业树立按时、足额缴费的意识, 而且在遇到逃费、欠缴等情况时, 保费征收机构也能依据规定来进行追缴,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漏缴、欠缴的现象。

3 《社会保险法》的缺点分析

《社会保险法》历尽艰难终于颁布, 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但是, 这一重大进步还是难以掩盖其背后的缺陷——过多的授权性条款。即使不将诸多“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的表述计算在内, 《社会保险法》中仍有近十个明确的授权性条款, 它们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 公职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办法,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办法, 工伤保险的行业差别费率, 失业保险金的标准, 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 社会保险提高统筹层次的时间及步骤, 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等等。

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如此多的授权性条款使这部法律的意义大打折扣, 只能说《社会保险法》是个折中产物, 回避了主要矛盾, 可操作性不强。对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表示, 这些授权性条款, 有的已经有了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制定的法规, 如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而有些授权性条款, 确实还未有相关规定。本文认为, 虽然针对一部分授权性条款已经出台了相应法规, 但是有些授权性条款的存在会影响到制度的长远发展。

第一,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规定。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的规定,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目前, 我国公务员参加养老保险自身是不用缴费的, 其保费由国家财政承担。并且, 公务员退休后能享受到的养老金待遇是最高的, 其次是事业单位职工, 城镇企业职工所享受的待遇则远低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这样的规定不仅使得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被分割为若干相互独立的制度, 加大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 而且相当于将全体公民人为地划分为三六九等。从理论上讲, 这三类人群都是劳动者, 人人平等, 怎么能随便规定谁可以承担较少的缴费责任, 谁可以享受较高的待遇呢?目前的现状显然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正义的理念, 改革势在必行。如果不抓住时机将“碎片化”的各项制度统一起来, 而是另作规定,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 这一问题会被法律固化。到时再进行改革, 恐怕会付出极其巨大的成本。

第二, 《社会保险法》没有明确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 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长期以来, 我国存在着两个保费征收主体, 一些地区由社保部门征收保费, 另外的则由税务部门征收保费。目前, 北京、上海等15个省区市、新疆兵团和大连、深圳、青岛3个计划单列市的社会保险费全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收, 占全国征收地区的51.3%;安徽1省和宁波、厦门2个计划单列市全部由税务机构负责征收, 占全国征收地区的8.1%;河北、江苏等15个省份则既有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征收, 也有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占征收地区的 40.6%。

两重征收主体的存在提高了制度运行的成本。比如, 某地区由税务机关征收保费, 那么税务机关与社保部门之间就存在一定的信息交换的成本, 而且社保部门在使用保险基金时还得和税务机关进行协调, 这里又产生一个成本。两重征收主体的存在不仅提高了制度运行的成本, 而且还容易导致基金使用没有计划、监督缺失、责任不明的情况出现。保费的征收与基金的使用本应是两个紧密联系的过程, 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若税务机关只管征收, 社保部门只管使用, 则相当于将征收保费和使用基金这两个过程分割开来, 这样就无法对保费的征收以及基金的使用进行很好的监督, 无法形成一个良好的问责机制。一旦发生问题, 容易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

随着《社会保险法》出台, 征收主体只有一个, 但到底是社保部门还是税务部门却仍不明确。这会对制度运行造成不便, 也会让公众产生误解。

第三, 社保基金如何做到安全管理, 保值增值。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社会保险基金存入财政专户,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是当前的形势迫切要求出台关于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2009年底, 全国社保基金累计余额约1.93万亿, 其中养老保险累计结余1.25万亿, 但平均收益率只有2%左右。社保基金是劳动者的保命钱, 养老保险金的多少更是关系到劳动者退休后是否能老有所依。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 基金始终面临着贬值的风险。管理社保基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如果仅仅将基金存入银行, 或是用于购买国债, 那么仅仅2%左右的收益率是不可能跑的赢CPI的, 劳动者的权益就会受到损害。基金的投资运营不仅要注重减少基金贬值的风险, 还应该注意投资过程中的风险, 比如选取何种投资工具, 投资组合、投资策略的选择等等。

此外, 数额如此巨大的基金, 保证其安全也是同样重要。社保基金是参保人共有的公共资金, 如果地方政府或社保机构把这笔资金当作自己的钱, 那么就很容易发生挪用社保基金的现象, 例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中被挪用的基金数额巨大, 震惊了全国。目前由于还未实行全国统筹, 社保基金分散在各地, 结存的数额也比较大。一旦被不法官员违规使用, 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 而且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 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监督机制, 保证社保基金的安全, 使其能保值增值, 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4 结论

《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其优点令人瞩目。但是有别于一些发达国家将各个险种单独立法,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将所有险种均纳入其中进行规范, 相当于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法。这部法律中更多的是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 并不像单行法那样规定地那么仔细。而且, 《社会保险法》中还有许多的授权性条款, 所以要想全面贯彻落实, 还得有相应的法规配套。授权性条款过多所导致的缺点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将会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倘若等到那些问题固化时再去关注, 改革将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因此, 制定相应的法规进行配套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 必须认真对待。

摘要：2010年10月28日《社会保险法》历经四审稿终于出台,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社会保险法》作为社会保险领域的基本法, 是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社会保险法》解决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许多问题, 甚至对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框架规范作用。但是《社会保险法》中也有一些条款不够完善。尝试分析《社会保险法》的一些优点, 与此同时还指出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授权性条款过多, 若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险法,优缺点,授权性条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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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建武, 陈书伟.社会保险法对农民工的影响及政策建议[J].中国劳动, 2011, (3) .

《社会保险法》思考 篇2

积极捐赠事业，倡导人们爱心捐赠，无疑是一项关怀社会困难群体的崇高事业,有利于创建和谐安宁的社会及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1999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公益性质的捐赠行为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是，对于社会上常见的不属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却没有相关的进行规范，如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起募捐，谁有资格发起募捐倡议，募捐人的法律地位，捐赠人、募捐人及受赠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捐赠的款物该由谁来管理、谁来监督？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也是社会捐赠屡屡遭遇尴尬的重要原因。

一、的提出：1995年7月，年仅30岁的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职工余辉患上了慢性粒性白血病。1995年12月22日，横县地税局以该局名义向全国税务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援” 信。并成立了“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募集捐款共计222645.55元。1998年11月2日，余辉离开了人世，但账户上还有14万元。然而，捐款余额的归属问题却引起了争议。余辉的父亲余某认为捐款余额属于余辉的遗产并要求继承，地税局则持异议并予以婉拒。2000年5月10日，余某向横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将捐款余额判归余某。一审法院认为：横县地方税务局为余辉募集医疗费，发起人是横县地方税务局，所募集的款项是汇到税务局指定的账号，由被告保管支配并监督专款专用，不是直接赠予余辉本人，因此，余辉并未取得这笔捐款的所有权。同时，捐款用途明确是为余辉治病，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横县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宁地区中院经审理认为：地税局成立“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为余辉募集医疗费。全国部分税务系统及个人赠予人将款捐赠给余辉治病，余辉作为特定的受赠人，对该款拥有所有权。横县地税局“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仅是对该捐赠款行使财产代管权。余辉病亡后，其所受捐赠款的余额是其个人遗产。鉴于余辉爱人放弃遗产继承，因此余某是余辉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对余辉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由横县地方税务局支付余辉生前所受捐款的余额143049.72元给上诉人余某。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向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自治区高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地税局为了救治患白血病的本单位公务员余辉，成立了“抢救余辉资金管理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税务系统募集医疗资金，并将捐款汇给资金管理委员会，让其统一管理和支配。本案的募捐行为是以资金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而不是汇给余辉本人，所捐的款项为资金管理委员会占有，而不是余辉占有，余辉作为捐款的受益人仅在支付医疗费用上享有特定的请求权，而对捐款并不享有所有权。虽然，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该捐款为余辉的遗产，应由余辉的亲属余某继承，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为此，自治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维持横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本案所涉及的到底是什么法律关系？不少学者、专家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这份捐款本身具有特定的目的，而且当时地税局在征集这笔钱的过程当中，也把目的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所有提供捐款的人和倡导或发起捐款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笔钱用于特殊目的。现在这个特殊目的由于余辉的死亡最后实现不了，那么，这笔钱就应该说是一笔用途目的实现不了的特殊财产，跟余辉本人生前个人的合法收入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中，确实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对捐献的财产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最适当的一个规定或最接近的一个规定，可能就是继承

法或合同法中关于赠与问题的规定，法院可能直接引用了合同法或继承法当中有关赠与的这样一个条款，把它视为余辉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个判决本身，改变了这项捐献财产的特定目的，应该说也改变了捐献人的捐献目的。中国政法大学李显东教授认为本案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赠与合同法律关系。第二层是无因管理关系：这个余辉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不是一个法人，它只能被看作是一个非法人团体，这个非法人团体它没有法定义务一定要给余辉去进行募捐。第三层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无因管理一旦得到了受益人的承认，就要视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所以，这笔钱在法律上从捐助的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时起，财产所有权在交付的时候已经转移，这个时候钱就是余辉的钱，对这笔钱余辉的家属当然就有继承权。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生导师孟勤国教授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同横县法院判决的理由，而且认为这个案子涉及的法律关系是捐赠而不是赠与。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捐款人捐款时有无特定的目的。赠与是送给你，你可以拿去买房、买车、随你怎么消费都行，而捐赠有特定的、明确的目的，而且往往是公益的目的。在这个案子里的捐款人在捐赠时的意愿表示很清楚，就是帮余辉承担医药费，并不是赠给余辉个人所有，任由他处置，余辉只是这笔资金特定用途的受益人。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讲，作为公民遗产的财产，公民对这些财产首先要有所有权，余辉并没有取得这笔资金的所有权，其家属也就无权要求继承这笔财产。孟勤国教授认为，假如立法上规定捐款因捐赠的特定目的不复存在而应该移交同类基金会或民政部门，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是即使立法没有这样的规定，从法理上说，作为司法判决也不能以立法上存在空白为理由将这笔余款判为遗产。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副教授韦志中也不同意将此案简单地等同于赠与关系。他认为此案应列入捐赠合同的调整范围。在募捐合同中，合同的主体是募集人和捐赠人，募捐活动的受益人不是募捐合同的直接主体，募捐合同在受益人不参与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但募捐合同是公益性合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而捐赠人订立合同是附条件的。如果没有募捐目的，捐赠人一般不会参与募捐活动。在本案中，横县地税局发出“紧急求援信”是要约邀请，捐赠人将款汇至横县地税局是要约，税务局接受捐款是承诺，募捐合同因此成立。双方订立这一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余辉治病，税务局就是募集人，负责接收并履行将赠与物交付特定受益人的义务，余辉就是合同中的受益人。现在余辉去世了，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那么，捐款人所捐款项该如何处理？募集人应与捐赠人进行协商，看看是按比例退还给捐赠人还是捐给其他需要的人还是捐给余辉家属。

还有观点认为捐赠人、募集人、受益人三方形成信托关系。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因此，信托包含三方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委托人，是指为一定目的，而将自己的财产委托他人代为管理和处分的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依法享有知情权、管理变更权、违反信托目的处分的撤销权等。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的信任而受让财产权，从而在上成为该财产权的名义人，并负有义务依信托宗旨管理和处分该财产的人。受益人则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本案中，地税局向大众发出求援信，是要约邀请——此时信托财产不确定，不具备使合同成立的要素；捐赠人将款项汇到地税局指定帐户，要求地税局将捐款用于余某的，是创设信托的要约；地税局接受捐款并发出感谢信即是承诺，表示接受要约，愿意按约履行职责，信托合同成立，三方形成信托关系。笔者认为，本案属于非公益

性募捐引发的纠纷，与公益募捐比较，非公益社会募捐的特点是：在募捐原因与捐助主体上，有特定的目的与对象，主要是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财产上的困境，如解决治疗疾病开支、解决费用、救灾救难和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等。捐赠方式及其操作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直接捐赠方式，也有间接捐赠方式。既可捐赠款项，亦可捐赠其他财物。非公益社会募捐的积极作用在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募捐行为的滥用与失范也接踵而至。过去，一般募捐行为绝大多数是由捐赠者与受赠人直接进行，捐赠者的范围、赠款的数额非常有限，当事人之间也很少发生纠纷。随着主体构成复杂情况的出现、募捐行为的增多及其形式的多样化，相关问题与纠纷也会越来越多。本案的关键在于厘清募集人、捐赠人、受益人三方关系，而募集人的地位无疑又是这一问题的重中之重。在募捐中，募集人地位颇为特殊。首先，在捐赠人、募集人、受益人组成的关系链条中，募集人是二者的契合点，募集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向不特定公众发出捐助倡议；第二，在倡议得到响应后，捐赠人将捐助款物交与募集人，或直接交与受益人或交与某个特定的帐户。在交与募集人而非直接交与受益人时，笔者认为此时募集人仅仅是捐助款物的暂时保管人及转交人，为此，笔者试图从居间关系与附条件的赠与关系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当捐赠所附条件不成立时，因为无论什么捐赠都具有利他性，即使指定了特定的主体，如英国立法也认为具有公益性，基础在于，少数人的贫困是整个社会问题，而贫穷本身也可能带来疾病、犯罪等社会问题，从而造成社会负担。笔者亦赞同这一观点。所以按公益性财富使用规则，即使指定了特定的受益人，当所附目的无法实现时，可以按照力求近似的原则，要求受益人返还捐赠。

二、社会募捐引发法律思考怎样从法律上识别与对待非公益募捐行为，如何确保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和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怎样规范非公益募捐活动，围绕非公益募捐而显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到了人们面前。首先，捐赠方式已形成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并存格局，法律关系复杂化问题突出。在间接方式中，既有委托代理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方式。捐赠操作方式的多样化，一方面为捐赠者是否与受赠人发生直接法律关系创造了法律条件与选择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复杂纠纷的生成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并对纠纷的处理造成了困难。其次，募捐监督缺失。募捐行为缺乏透明度会使捐款者与特定救助对象无法获得必要的知情权，社会也无法对捐款的使用和去向进行有效监督。现实中，已出现了不少募捐人挪用、侵占、克扣捐款的纠纷。募捐人把募捐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会导致捐赠行为丧失现实意义或价值。再次，存在违法募捐现象。有的单位或募捐人无视自愿的法律规定，随意发起各种募捐活动，使募捐变成强行摊派，损害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募捐行为丧失了合法的性质。还有，出现募捐异化。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的泛化和失范，能导致捐赠行为的异化。如捐款数额的巨大，会使捐赠行为与捐赠者扶贫济弱的动机目的相悖。针对一些受捐助对象因获得巨额捐款而?一夜暴富?的现实，已有人向道德和法律提出这样的质问：是否允许通过接受捐赠造就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深切关注和重视。

三、非公益募捐亟待立法规范公益募捐与非公益募捐存在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公益募捐具有组织性强、经常性和规范性保障社会公益目的的实现，它追求的是一般正义和普遍价值，是进行社会募捐活动的主要方式。非公益募捐则以其自发性、灵活性和快速性来显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对公益募捐的必要补充。非公益募捐的拾遗补缺作用表现在：它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公益募捐制度设计延伸不到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笔者认为，民间募捐

应遵循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一切捐赠财物为社会公共所有的原则；

2、用于同类受助对象的原则；

《社会保险法》思考 篇3

关键词：社会问题 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Ｃ95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2－001－0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这项决策是从国情出发，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措施，是我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远大目标的重中之重，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农村社会制度的变革。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村社会制度的创新

1、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同任何社会的发展一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问题的表现也可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的影响效果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这些问题的作用力有大有小，只要这些问题呈现出对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时就会由一般的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如，自然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就是典型的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而失业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差别大、“三农”问题就是我国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它符合构成社会问题的基本条件，即一是“三农”问题的存在是一种“客观存在”，二是“三农”问题是一种“公共问题”，三是“三农”问题是一种“公众认定”问题，四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行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执政者关注的重点，旧中国剥削阶级当政，从未认真对待三农问题，除了横征暴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农村管理靠宗法皇权制度，对农民采取愚民政策，把他们当作会说话的牛马。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首先把农民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恢复了农民当家作主的尊严，让耕者有其田，建立民主的农村管理体制，而后把“三农”问题当作国之大计，提出了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并在实践中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的支持，以不到世界9％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城乡二元格局和工农二元经济的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日益凸现，农业基础簿弱，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农业经济效益差，农村发展缓慢、内在的活力不强，农民增收难、收入水平太低，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农村重要的资源要素，如土地、人才、资金的流失日益加剧，长期形成的城乡发展失衡、工农关系失调、生态环境恶化等矛盾交织在一起，日益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所讲的那样，“我国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农村发展搞不上去，农民生活得不到显著改善，我们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如何正确稳妥地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考验我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问题。社会实践证明，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和手段就是针对存在的社会问题建立对应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并由特定的机构和设施加以保证的稳定的社会行为模式和规范体系，它是对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规定和约束，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着核心作用。”（《社会学概论》陈立旭主编，中共中央出版，2005年2月第一版，第309页）为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在宏观的社会经济形态层面的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作为规范和约束我国“三农”发展和运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及规范体系，它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创新。这项社会制度是深化改革的形势需要，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需要，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需要，因此，坚定不移地推行这项社会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

一是价值系统。价值系统用以说明社会制度建立的目的或价值，是社会制度的灵魂，是社会的主导意识，引导社会成员调适社会地位与角色关系，从而做出符合社会目标的选择。

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体现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是这项制度的灵魂，是我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意识，也正是这项制度的价值所在，它倡导通过发展生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来改善农村面貌和增加收入，在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倡以人为本、实行民主管理、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二是规范系统。规范系统即一系列关于人们特定行为模式的规定，通常由准则、条例、纪律、程序、法律等构成，它们的综合就是社会制度，规范系统的作用在于它使每个社会成员遵循由社会关系给他规定的角色和身份来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从而明确自己的行为模式。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不可能生存在完全的“自然秩序”中，都需要随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机制来协调人的行为，这种新机制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的行为提供了基本规定，明确了在“三农”问题上，哪些行为是为社会所容忍和倡导的，哪些行为是被社会所禁止和反对的，从而使参与“三农”问题的各级政府、相关组织、农民和社会的各阶级、阶层明确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农民，就应该了解自己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和农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体系中的地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农民是农业、农村建设发展的主力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是工农联盟不可舍弃的组成部分，农民有自由生活、自我发展、享受民主的权利，同时也有发展生产、建设农村、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保护资源环境，为社会发展提供农产品的责任和义务。

三是组织系统。组织系统是社会制度中的主体，是社会制度的实体部分，是制度及其规范的载体。组织系统包括相关职能部门、管理者、组织成员。社会制度的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的功能是主要是通过组织系统的准则、规章、纪律得以实现的，有的通过非组织化的惯例或不成文的习俗来实施。组织系统把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集中在一个有明确目标和职能的社会组织中，通过组织系统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实现社会的协调，维持社会的秩序，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因此，从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及其利益关系的协调层面来看，组织化的活动是实现制度功能的基本途径。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的组织系统就包括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村的各级党和政府的组织及其管理者，涉农的部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等，这个组织系统运用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把7亿多农民集中组织在一起，提倡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以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为根本来增强农业生产力，突出以科学文明和谐的思想提升农村社会风气，推崇法制与德治相结合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四是设施系统。设施系统就是社会制度运行的物质手段，任何社会活动都得以一定的物质设施为依托，不然规范社会活动的社会制度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设施系统包括实用性的设备和象征性的设施两种。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其实用性的设备有涉及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发展的土地、山、林、厂房、生产资料、生产活动场地、学校、卫生院、村办公楼等为主的公共场所。象征性设施有商标、国旗、军旗等，象征着一个社会组织，一种制度的威严和力量，如某个行政村的名称、以行政村为基础建立的企业集团、以某些地方人文特色形成的称谓等。这些设施系统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场所和载体，是人们社会活动目的意义相互传递的工具和体现，设施系统对于社会制度的有效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设施系统的存在，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就没有客观必要性。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方面必须依赖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必须把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施系统作为具体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对以往农村社会制度是一种变革和创新，这些创新体现在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目标要求、具体措施中，要贯彻执行这项社会制度就必须认真抓好以上四个系统的建设和协调，这四个系统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社会制度的差别。

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的建设

当前，党和国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通过“十一五”规划的立法，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目标公布于众，一是突出它的权威性，二是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民俗、民德加以系统化和条文化，使之成为“三农”领域的集体性约束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实施的结果既可能促进社会运行，产生社会制度的正功能；也可能妨碍社会运行，产生社会制度的负功能。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这项社会制度的正功能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减少它的负功能的消极因素，从而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即要强化该制度的以下几项正功能。

1、满足广大农民群体社会生活的需要的功能

当前，三大差别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矛盾，形象地说是“发达的城市，落后的农村”，表现为：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无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无长期投入机制、人口素质偏低。广大农民群众最迫切的社会生活需要就是尽快改变以上社会关系失调失衡的现象，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领新时期“三农”工作的一项重大社会制度的改革，它是城乡二元、工农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的辩证的否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把过去忽视了的广大农民群体的社会生活的需求摆到了社会正常合理发展的层面，遏制了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也表明体我党和政府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顺应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全面建设的要求，既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

2、提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化的行为模式的功能

社会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那些能够有效地得以实施的社会制度，一般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从而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总结了以往新农村建设的知识和经验，奋斗的目标，理想角色的模型及一系列行为规则，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社会化的行为模式，使社会成员能够较快地适应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的社会生活，以避免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这项制度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具有明确的激励和约束功能上。它明确规定了各社会成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活动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关系，确立了相应的社会地位结构及其资源分配关系，它在“三农”问题上安排着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调解人们在这个领域产生的矛盾、冲突，惩罚违规行为，奖励符合社会利益的规范行为。具体地说，全社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为都要统一起来，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解决三农问题新机制，二是努力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科学规划建设新村镇、改善生活环境，四是扩大和巩固公益事业，促进和谐生活，五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培育农民、提高素质，六是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新农村建设事业。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整合功能

整合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整合是社会系统内部达到协调的过程和状态。社会制度的整合功能来自于一些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规范，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大家通过共同认可的规范来解决相互发生的冲突，使社会制度体系内部达到较高的协调性，这些规范调适了人际关系，协调了社会行为，维持了社会稳定，保证了人们社会活动的正常性，保证了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完整与和谐，从而显示出社会整合的状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制度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把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合力。具体地说，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建设新农村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工业化、城镇化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只有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才能构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建设新农村是促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力量，如果农业生产不稳，农民收入下降，农村环境恶化，“三农”问题会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腿”，而且会严重制约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二是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因为新农村的社会制度是政府提出和制定的，政府必须给予科学的指导和规划，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各级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资源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让社会的各种资源在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和回报。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要大力扶持和引导农民发展农村合作社，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时，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建设乡村，管理乡村的主人。

4、传递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社会保障社会化的思考 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老龄化,社会化,非政府组织

一、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尤其严重。截止2008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1.6亿人, 占总人口的12%。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 占17.2%, 呈加速增长之势。特别是2030年以后中国老龄化社会将进入最严峻的时期, 那时人口红利期也将结束, 人口总扶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双双冲高, 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据测算, 在2005～2034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我国城镇养老基金缺口逐年扩大, 到2034年“空账”规模将达到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在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我国真正纳入三类养老保障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离退休制度、五保供养制度) 的老年人只有7, 100万 (2007年底) , 占老年人总数的46%, 其余54%的老年人没有纳入三类养老社会保障范围。在城镇, 尚有1/3以上应当参保的城镇人口尚未纳入医疗保障体系。而且, 无经济来源导致没有能力参加保险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相应地, 今后没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将会持续增加。在农村, 老年人不敢看病和看不起病的问题非常突出, 老年人的医疗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保障。因为高额的医疗费和低额的报销比例以及医疗机构的限制, 常常把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 (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 拒之医院的门外。中国目前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失能老年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2007年底, 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口为1, 350万, 几乎相当于3个挪威的总人口。如果加上生活半自理老年人, 大约3, 500万人, 几乎相当于5个瑞士的总人口, 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目前, 我国城市老年人失能和半失能的达到14.6%, 农村已超过20%。老年人口对医疗保障需求的增长非常迅速。有统计表明, 老年人消耗卫生资源是青少年和中年人的3倍以上, 现有的社区服务远远满足不了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需要。

我国城乡已经有一大批老年人生活极度困难, 各级政府由于财力有限,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 往往显得力不从心。2008年底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的调研结果是地方负债的规模在4万亿元以上, 这一数字大体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80.2%, 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财政收入方面, 2008年下半年以来,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2008年10月份至2009年3月份的半年中, 有5个月出现了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情况, 无论是下降幅度还是持续时间, 都为我国财政史上所罕见。财政收入的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效益下滑, 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另一方面是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以增强企业活力, 促进就业。而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冲击还远未见底, 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政府的财力会进一步捉襟见肘, 社保运行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政府可能对此无能为力。

二、社会保障的起源及发展趋势

针对我国社会保障当前的困境, 可以从社会保障的起源及发展趋势中找到其本来的含义, 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人类社会初期, 为了部落的生存和繁衍, 部落成员具有相互扶持的本能和责任。圣经规定:“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 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 也不可向他多要。”西方的社会保障立法精神基于基督教之上, 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 因此要爱神爱人, 怜悯社会的弱者。“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尽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对于群体组织内的成员, 更有互相照顾、关爱的责任。“当王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作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王又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近代工业社会, 人口流动急剧增加。为了在不幸时得到支援, 工人们自发地建立起互济互助的基金, 当会员遇到风险时予以物质帮助。二战以后, 各国为了缓解战后危机, 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扩展社会保障范围, 亚洲、非洲、拉美等国家也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65年, 美国社会保障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对65岁以上的老人, 不分收入状况均提供老年医疗照顾, 对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救助。

但是, 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 “福利病”的弊端开始出现。在整个“老欧洲”, 近年来由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高涨, 各国公共财政或多或少遭遇了福利赤字。1973年的西方石油危机将西方许多福利国家拖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以高福利、高税收为特征的福利制度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 新自由主义理念开始复活。新自由主义反对全民保障和普遍保障, 主张实行有选择的保障, 认为政府只应该在家庭和自由市场竞争这两个主要福利来源都失灵时才出面提供暂时的帮助;主张削减社会福利, 将给予贫困者的福利转变为促进其再就业, 并在社会保障领域内引入竞争。

三、多元参与建设社会保障

1994年世界银行在其《防止老龄化危机》的研究报告中, 向世界推荐多支柱的养老金制度, 即以税收形式筹集, 现收现付, 由政府管理, 覆盖所有年长者的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强制性的, 完全积累的, 采取个人储蓄账户或职业年金形式, 由私人管理的养老基金;以及自愿的职业年金或个人储蓄计划。这种将政府保障、雇主保障和个人保障相结合, 调动各方积极性和责任共担为特色的多支柱模式日益被各国所接受。这就是所谓“参与模式”, 它承认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市场化, 但反对一味的包办代替。它倡导政府由“管制型”转为“治理型”, 倡导权力下放和分权, 把权利还给地方、社区和公民, 增加地方政府权利, 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鼓励公民参与。在福利政策上, 强调相互责任,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重视提升公民的能力, 反对一味发放福利的消极福利政策。另一方面, 智利养老金民营化改革的成功也促使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如利用税收优惠鼓励个人退出政府养老金计划, 鼓励私人养老金的发展, 将某些福利服务项目民营化。例如, 美国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重视程度很高, 大力推行税收优惠政策来刺激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1984年401k计划覆盖劳动力人口754万, 累计资产价值917.5亿美元。而到2005年底, 401k计划覆盖劳动力人口达4, 700万, 为20年前的6倍多, 累计资产价值达到2.4万亿美元。

非政府组织与宗教慈善机构在参与社会保障建设中尤其具有优势。美国共有160万个以上的非赢利机构, 掌握的资金为6, 700亿美元, 几乎相当于印度或韩国的国民总收入, 非赢利机构的雇员1, 100万人;美国3岁以上人口中有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年有30%的慈善捐款直接从工资中划出, 平均每个家庭捐出年收入的3%～4%;2007年, 美国人的慈善捐助突破3千亿美元。非政府或宗教慈善组织动员能力强大, 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保障, 解决那些政府容易忽视的或不便解决的边缘问题, 推动社会关注与帮助弱势群体, 维护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整合。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政府与社会处于高度一元化结构状态, 它几乎包揽了一切社会事务, 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不强, 官僚化程度低, 容易深入社会基层, 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条件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能对一些突发事件和服务对象的突发要求作出迅速反应。

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过程中, 国内五大宗教共募捐近7亿元人民币, 及时为灾区人民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它们不仅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募集资金、运输物资、救助灾情、维护秩序、提供关怀, 而且在危机后的重建和秩序恢复过程中, 提供着物资、人员、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重要服务。在老年人服务方面, 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供较为专业的护理服务。通过一些培训项目, 老年人可以发挥余热, 重返社会。

非政府组织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本身就是来自社会基层, 能够亲身体会弱势群体的需要。其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结合在一起的, 基于社会道义和信念去开展活动, 这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官僚主义和腐败。

总之, 在“参与模式”下, 政府不是撂担子, 而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 企业可以建立补充年金计划;通过慈善捐赠免税, 可以鼓励非政府及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灾难救助、资产建设与扶助贫困, 在更大的空间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正面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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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篇5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就是说，和谐不是指完全同一，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对我们处理当代国际、国内事务具有重要的价值。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其内涵十分丰富和深刻。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包容了人与自然、社会内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和谐”概念固然可以指称多种关系，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专用语，有其特定所指。理由是：（１）四中全会《决定》对党的“五种执政能力”的阐述是一个整体，其中在“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部分已经提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容，在“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部分也提到了“求同存异处理国际事务”的内容，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容上不应与其他部分交叉、重复，而应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即特指我国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２）四中全会《决定》在第七部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开宗明义地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这里讲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是对“和谐”社会特征的概括，都是针对我国人民讲的。因而，我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应特指我国社会内部关系，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我们党从来都强调，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党领导的各项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这说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富有创造活力的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突出的问题。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包括“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决定》指出首先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其次，要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显然，利益关系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作保障。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说明，稳定有序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和睦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必然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离

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竞争推向极端，就会造成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这就标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特征。

二、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任何一个政党执政，不仅要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还要有社会基础。执政党的职能不仅要管理经济，而且还要管理社会。执政党管理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只有在社会良性运行的状态下，执政党才能正常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才能巩固。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改革开放不断地提出新的历史性课题，也不断地丰富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相对于社会而言，经济、政治、文化只是其子系统。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既不能把它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能仅仅看作这些子系统运动的外部条件。它本身就应当成为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正是基于这些认识的深化。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路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劳动方式、收入途径多样化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们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社会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应当允许多样性的存在，不能强求千篇一律。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多样性的存在还是有机体保持活力的源泉。但从社会稳定运行的要求看，又必须把多样性整合起来。多样化与整合是一对矛盾，所谓“和谐”就反映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上做出的创新。

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意味着作为社会管理者不能再用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的模式去管理千差万别与千变万化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因此，从途径上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对社会管理者提出创新体制的要求。

第一，管理组织创新。管理组织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还要发挥好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在我国，一些新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如社区组织、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这些组织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作为党和政府的补充发挥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其中社区组织在提供公益性服务，填补政府“空白”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从我国社区组织发展的现状看，社区组织还不够完善，社区功能还局限于提供社会服务和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简单的方面。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重视社区建设，加强社区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真正使社区成为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

第二，管理政策法规创新。社会管理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法规来进行的。适应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也应发生相应的变革。社会管理政策法规创新首先要遵循“以

人为本”的原则，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次，社会管理政策法规创新要遵循“动态平衡”的原则。所谓社会和谐，其实质是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矛盾。要在努力寻找最适度的社会发展机制与动力源泉的同时，探求最佳的社会稳定机制与社会团结机制，谋求发展机制与稳定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使社会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又和谐安定、秩序井然。

对学习型社会的思考 篇6

终身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1919年英国政府所属的成人教育委员会的一个报告。20世纪60年代由于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的法国成人教育专家保罗·朗格朗的大力倡导，终身教育成为风靡全球的教育思潮，1970年朗格朗出版的《终身教育引论》也已成为研究终身教育的经典著作。终身教育主要理念为：教育是公民权利的重要部分，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中各个年龄阶段，而不是只在儿童青少年时代。终身教育认为数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人生分为两半，前半生用于受教育，后半生用于工作，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接受教育应当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永不休止的事情，教育应当在每个人需要的时候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终身教育是人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婴幼儿、青少年、中老年各个时期各种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与训练，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教育。终身教育只是一种教育思想，不是一种教育制度，因此没有固定的模式，目前世界各国实施终身教育的办法各有特点，共同的趋势是以终身教育的原则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把成人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重点发展。

教育与学习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有区别的概念。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学习是人适应环境的基本手段。终生学习的思想我国古已有之，如春秋时期的庄子就有‘告生也有涯，学也无涯”的名言。终生学习的思想与终身教育一样也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流行。1994年11月在罗马举行的‘首届世界终生学习会议”将终生学习界定为：“终生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力去获得他们终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任务、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终身教育与终生学习的区别在于，终身教育侧重于对学习一方的支持和帮助，终生学习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学习。终生学习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途径。学习是人与生存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人要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停地学习。在人的一生中，如果没有学习，他一天也无法在这个处处充满挑战的世界生存。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在论述终生学习时指出： “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人，他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点主要就是他的未完成性。事实上，他必须从他的环境中不断地学习那些自然和本能没有赋予他的生存技术。为了求生存和求发展，他不得不继续学习。”

二、学习型社会

20世纪6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广泛传播后，世界许多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学习型社会是终身教育思想给未来社会描绘的蓝图。目前人们对学习型社会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确切、科学及普遍接受的定义。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哈钦斯出版了《学习社会》，该书对学习型社会进行了初步探讨。现已成为研究学习型社会的经典著作的《学会生存》对学习型社会的论述为：“社会与教育的关系，在其性质方面，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出现，只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教育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组织密切交织的过程。这就是说，每一个公民享有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自由取得学习、训练和培养自己的各种手段，……教育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责任了。”如果以教育和学习为标准，那么可以将社会分为学校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两种。在学校型社会里，教育就是学校教育，只有学校才是从事教育的场所，只有在学校期间才能进行学习。要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只有增加学校的数量、扩大学校规模、延长教育的年限。在学习型社会里，教育和学习在时间上向个人终身延伸，在空间上向全体社会成员发展，教育和学习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权，也不再是某一特殊年龄阶段的特殊活动；社会的教育功能不再为学校所特有，学校之外的各种组织机构、设施均有教育功能，教育也不再是传统的知识传授，而是训练学习方法培养学习能力；学习者有选择学习内容、方法、场所及时间的自由，学习是开放、互动、自主和创造性的；学习不以职业或经济为主要目的，而是个人爱好与兴趣为目的，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形成及人生真正价值的培养和实现，教育与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简言之，学习型社会就是终身教育、终生学习，全民教育、全民学习的理想社会。

三、学习型社会思潮兴起的原因

1、构建学习型社会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青少年时期从学校中获取的知识已不能使人终生受用，个人必须通过终生不断受教育和学习才能适应社会。首先科技革命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应职业结构也发生变化，一些旧的职业和技术消失了，新的职业大量涌现，庞大的劳动力大军要从没落的生产领域转入新兴的生产领域，吸收新知识和学习新技术、新技能已成为现代社会对从业人员的必然要求。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如通讯手段的方便快捷、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整个社会信息化，致使信息收集、处理与利用的能力成为公民基本素质要求，个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再次，科技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劳动时间缩短了，人的寿命延长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闲暇不仅仅是解除身体疲劳为再次工作做准备，还是丰富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习可使人克服闲暇的自流和盲目状态，使生活更力口丰富，使人的发展趋于全面。上述种种都是要求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巨大力量。

2、构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发展的人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呼唤

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全力发展经济，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就会进步。可是几十年的经济腾飞奇迹之后，人们惊异地发现社会生活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全面进步。相反，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蜂拥而至，触目惊心，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安恶化、人口素质下降、核危机、克隆人、食品安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等。在血的教训面前，人们意识到，经济增长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全面发展，更不能等同于人的全面发展。经过反思大家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教育，于是教育问题又一次受到特别关注，优先发展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相继被各国政府提上议事日程。

3、构建学习型社会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突显了传统教育的缺陷，传统教育无论是教育观念还是教育目标，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无论是教育评价体系还是教育管理体制，都有严重缺陷。传统教育观念把人生分为学习阶段、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无法适应现在的社会；学校接受的一点知识在信息社会里几年就老化无用，学校只重知识传授不重学习能力培养也给个人后来发展留下隐患。一场教育革命势在必然。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培育终生学习风气，创建学习型社会应运而生。另外近百年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也为学习型社会理念的形成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提供了实验依凭。成人教育与传统学校教育相比，有不受年龄限制、不具义务性质、没有终点、与工作生活结合紧密、教育途径方法灵活多样等特点，更具终身教育的特质，正如保罗·朗格朗所言，成人教育的发展“为最终决定一种不拘泥于传统的教育结构和方法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室。”

4、普通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思考 篇7

一、正确认识社会诚信体系

社会诚信体系, 是由一系列彼此相关的维护社会诚信的理念、规则和行动所构成的对失信行为产生有效约束力的规范系统。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需要由构成该体系的多个要素互相协同发挥作用, 最终实现弘扬诚信行为, 保障诚信行为利益, 惩处失信行为利益, 构建全民诚信环境,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一个完善有效的社会诚信体系, 至少应该包括五个基本环节:诚信精神、法规体系、监管机构、社会协同和政府主导。社会诚信体系要求各个环节系统发挥作用, 并且各个环节分清主次, 发挥作用互相补偿。

诚信精神要求社会成员不但具有诚信方面的道德自律, 而且对他人的社会诚信状况也要保持基本的信任。将诚信精神内化到个人的主观自觉和习惯中, 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关系, 最终达到完善诚信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法规体系、监管机构、社会协同、政府主导各个环节之间协同系统发挥作用。

法律制度不断修正, 逐渐完善, 从而使得监管机构有法可依, 有据可行, 并依法对各个领域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保障诚信行为的相关利益, 防止失信行为的发生, 并依法对失信行为进行处罚, 促使诚信行为得到弘扬, 失信行为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是保障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必要环节。

在社会诚信体系必备的五个基本环节中, 政府主导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 起主导和指路的作用。它存在于其他四个环节之中, 并在各个环节中发挥着主导和促进作用。只有自身清明, 讲究诚信的政府, 才会带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机制良性运行, 从而引导社会诚信行为的增加和发扬, 并最终实现诚信行为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 我国政府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整肃党纪、严惩贪腐, 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有效提升了社会成员对政府主导的信任程度。同时, 高度重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同时, 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明确包含“诚信”内容的法律法规, 为相关监督机构有法可依、有据可行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互相协同, 共同发挥作用,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在朝着越来越明朗的方向发展, 但是依然存在比较薄弱的环节, 当前较为薄弱的是“监管机构”和“社会协同”两个方面, 然而“监管机构”和“社会协同”又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

法律法规体系无论多么完备, 多么合理, 如果不能得到监管机构正确、有效地执行, 那么法律法规体系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甚至完全丧失, 因此监管机构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其执行成效直接影响社会诚信体系构建的成效。现阶段我国诚信问题严重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或监管机构诚信缺失, 导致社会成员或机构对诚信行为利益保障以及不诚信行为惩罚的监督机构公信度产生了怀疑, 阻碍了社会诚信行为的弘扬和良性发展, 影响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一些地方政府监管机构或监管机构领导无视国家法律法规, 逾越底线, 滥用国家权力, 严重侵犯公民利益;为牟取私利, 而做出为一些不诚信行为逃避惩处而开绿灯的行为。此种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的监管环节, 更给民众留下不良印象, 从而致使公民对政府公信度的下降, 公民不相信政府的情况屡有发生。这样的政府监管行为非但没有起到引导和弘扬社会诚信行为的作用, 反而影响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 首先监管机构本身需做到严格、公正、诚信、有效地执法。除了加强对监管机构领导官员的诚信精神教育外, 还应加大对监管机构的党的监督和行政监督, 通过多种手段联合作用, 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拓宽社会和群众对政府监督的途径等, 使民众的行为能够真正融入到政府行为的监督中来, 以此提升监督机构在公民中的公信度, 逐步在社会中建立诚信行为的良性影响和传播发展。

三、利用媒体和网络发挥社会协同作用

所谓社会协同, 就是公民在个人生活领域, 以及在个人生活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协同发展。

在我国, 一些非营利的、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大量出现, 比如协会、社团、商会、慈善机构等。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是促进社会协同, 形成社会自治、公民自治的有效途径, 这些机构的参与和发挥能够有效地使个人的行为参与到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中去。

社会组织承担了与政府“强制性公共权力”相对应的“自治性公共权力”, 对公民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管理约束职能。如社会组织可以有效打击一些企业和个人的不诚信行为, 有效维护市场的公平和有序。这些机构及团体的“自治性公共权力”的行使, 能够有效地补充促进政府“强制性公共权力”在社会诚信体系监督中的作用。

当代媒体和网络越来越发达, 向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广阔自由的信息平台, 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 网络和媒体也为大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舆论平台, 对一些不诚信行为的监督更加全面有效, 从而使得公民行为能够有效地参与到社会行为的监督中, 对促进社会诚信行为, 打击失信行为具有显著的作用;同时, 由于公民的参与, 也能够提升对政府监督部分的社会公信力, 对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个人诚信系统

社会诚信体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 根据其在总体结构中的位置, 大致可将其概括为四个子系统:政府诚信系统、行业诚信系统、公众诚信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

在构成社会诚信体系的子系统中, 不管是政府诚信系统、行业诚信系统还是公众诚信系统, 其最终行为都要落实到个人行为中, 需要通过个人的行为进行表达和实现。因此, 对个人诚信系统的约束和规范显得尤为重要。

在市场经济下, 利益原则和信息不对称的缺陷必然会使市场主体也就是个人, 面临诚信与不诚信的道德选择, 在此种情况下, 个人良好的道德自律和法律自律是一方面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个人诚信的社会管理, 只有通过两个方面因素的协同作用, 才能确保个人在诚信与不诚信的道德选择中做出正确选择。

加强对个人诚信的社会管理, 首先需要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内部建立健全个人诚信档案, 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 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公正;其次, 还应完善个人诚信缺失的惩戒措施, 保证诚信档案的约束力。对失信行为的惩处, 应根据其程度和情节决定, 可包括行政处罚、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等, 使其失信成本大大超过收益, 并且一处失信, 处处受到限制。通过对诚信权益的保障和失信行为的惩处, 实现个人诚信行为的常态化建立。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加强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阎孟伟.现时期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现状及原因——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研究报告 (一) .理论与现代化, 2013.4.

[2]于涛.构建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运行机制——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研究报告 (二) .理论与现代化, 2014.1.

[3]孙越.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作用研究——以睢宁县为例.中国矿业大学, 2014.12.

[4]王彬.和谐社会目标下的诚信体系建设研究.长沙理工大学, 2008.5.

[5]吕乃基.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艺术百家, 2012.5.

《社会保险法》思考 篇8

社会是由不同的要素、方面、部分或领域构成的。社会就是在各个成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下实现运行与变迁。各个成分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协调、和谐就能促进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反之, 则会给社会整体的运行与发展造成障碍。社会转型是指某一社会类型通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发展, 在主客观上积累了一定值的变革条件, 走向另一类型的过程。法律利益问题, 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 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 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 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必须对各种利益冲突加以平衡从而不致使人类社会在无谓的利益纷争中毁灭, 失去继续发展的可能。”

二、西方各国社会保障立法及其演变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济贫法》。十六七世纪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驱向了城市, 成为城市贫民和流浪者, 成为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因素。1843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新济贫法》, 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作为社会的基本义务, 相对于旧《济贫法》来讲是一大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英国社会保障发展最快时期, 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将英国推向了世界福利国家之巅, 但过高的福利标准和广泛的保障项目使福利国家不堪重负,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加大了英国对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

美国政府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比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更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了。与欧洲大陆不同, 美国社会保障的政治基础是有限政府与自由主义, 经济基础是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 其价值观强调自由民主。美国人认为, 社会保障中, 帮助者没有权利将自己信仰的东西强加于受助者, 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是基督教慈善家价值观、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它极其信奉市场经济制度, 在社会保障的规则制定上也极大地依赖市场的作用,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干预程度较低。比起欧洲的福利国家, 美国无论是社会援助计划, 还是社会保障给付都控制在低水平上。

社会保障是为了解决工业化以来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对策性措施。由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历史的变迁可以看出: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些因素, 像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等, 直接导致了传统保障制度的更替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亦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 但社会保障对社会结构的变动的作用绝非是被动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固然导致社会保障的产生, 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也推动了社会转型。因此, 从历史的角度看, 无论哪一个国家, 哪种制度, 社会上总是存在老、弱、病、失业、灾害等需要救助的人, 各国政府都把社会保障制度视为稳定社会的“安全网”、“减震器”。大量事实证明, 经济性的贫困是导致社会动荡、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现代世界各国都把社会保障看做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所以, 缩小贫富差距, 使社会中生活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是目前社会转型成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 依我国现阶段特有的社会转型现状, 确定适宜的社会保障立法理念, 无论对制度本身, 还是对社会进步都有积极的意义。

三、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的立法理念

理念即思想与信念。法理念对于主体和现实都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性质;法理念是法或法系的精神企求与信仰, 体现着人类在法上的要求与愿望, 是法思想与法行为的终极关怀方向与基本评价标准。法理念是相关主体赋予法的, 是相关主体内心确立并确信的, 是人们关于法的崇高希望、精神支柱和信念依托。法理念的具体内容有:确认与规制的利益理念、协调与均衡的正义理念、自由与平等的人权理念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是社会保障法或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精神企求与信仰, 体现着相关主体在社会保障法上的要求与愿望, 是社会保障法思想与行为的持久关怀与基本评判标准。

社会保障的立法理念从最初制度的产生到制度的不断完善, 其间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 从王权的恩赐到国家政府的义务, 其发展彰显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权的发展。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舶来品。因而,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一般制度的共性即保障生存。然而,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权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起源于西方社会的保障制度随之也发生了变化, 其内涵也有了相应发展, 将社会成员的发展权也注入社会保障的理念之中。我们在讨论我国转型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时, 应当避免陷入认识的误区和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政策取向。如借鉴国外经验不等于与国际接轨, 利用民间力量和市场机制不等于政府可以走私有化路线, 维护经济发展不等于只服从于经济增长, 强调个人责任不等于政府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因此, 稳妥而又有效的选择将是在根植现实国情的基础上走理性而又中和的道路, 使社会保障成为全体国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并在维护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与和谐发展中实现自己的持续发展。因此, 本文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立法理念应包含以下内容:生存—发展—可持续发展。

首先, 社会成员的生存是立法的基本定位。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因不能维持最低生活而从国家和社会获得救助, 是生存权的体现。公民因贫困而得到国家救助, 可以看做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是国家法律规定的纳税主体, 此为公民的无偿性义务, 而获得保障权也可以看做是这一义务的相应权利。生存权重新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社会弱者与强者、劳动者与剥削者的关系, 开启了具有连带特征的人权新时代。综观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立法, 其社会保障的水平都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过程, 各国的保障水平都以最低生活为保障起点,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对社会保障反思的结果。国家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的限度是当一个人能依靠自己来供养本人及他的家庭时, 国家保护就应当终止;在日本, 一个人如果不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就只能从社会得到最低的必需品, 只有老年人和残废人才能在经济上依靠国家生活。生存权在我国社会保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基本的权利。

其次, 发展权是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内涵的自然演进。发展权是一项人权, 没有发展生存就不能持续, 所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然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相联系, 就是与发展权相联系。发展权是1970年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发展权的形成时期、80年代是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具体而言, 发展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存五方面的内容。生存发展权是指有生命的自然人都有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组织的权利, 以及各国和各民族拥有在自己生存时空范围内发展本国和民族生存能力并提高生存质量的发展权利, 是生存权发展进程必然演化出的一种权利。发展权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范围的扩大和标准的相对提高即将被救助人的能力发展作为参考因素, 如就业培训、扶贫开发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特别强调了对公民就业培训保障项目的发展, 在各项保障项目资金标准的设计上都考虑到被保障人群的发展需要。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保障标准的着眼点是维持生活的费用。当然, 社会转型期我国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国家经济实力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因素, 因此, 在我国还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展开, 只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规定在法律中, 具体的实施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情况而定。

最后, 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保障各项制度设计的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是一种以自然界的持续发展为基础, 以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 以社会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观。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构成要求, 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既属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更主要的是属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国际经验表明, 没有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 也就没有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从法律角度而言, 可持续发展不是一项权利, 仅仅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提出的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式, 也是新的立法思路, 是对传统立法中效率与公平基本价值取向的超越, 是一种新的诠释, 也是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之所以将社会保障立法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多年的社会保障实践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70年代后的经济萧条使人们考虑到, 社会保障制度项目的增加和保障范围的扩大使得保障机构管理费用大增, 导致了基金使用效率的逐步下降, 企业负担加重, 经济发展缓慢。所以,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立法应当考虑到制度的可持续性, 将制度与国情结合。正如前西德总理艾哈德指出的:“在现代工业化国家, 尽管经济政策很对头, 但还需要采取社会政策去补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样有效的社会福利措施都必须建立在适当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基础上, 社会政策绝不能损害国民经济的生产率, 即使间接地有所损害也不能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背道而驰。”在我国, 面临社会转轨的长期性, 国家“未富先老”的现状, 就更增加了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可持续实施性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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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施南.社会稳定学论要[J].延边大学学报 (社科版) , 1996, (4) :112-113.

[3]路德维希·艾哈德[德].亲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4:72-78.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篇9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社会系统内部诸种基本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中心环节毫无疑问是“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人的个性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 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 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做到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促进个体的人的和谐成长与发展是社会的主要工作和责任。社会关爱人, 集体承认个人、尊重个人, 给人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 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体现在人自身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和谐发展等诸多方面。和谐社会说到底是人的和谐, 是人的身心解放、人格完善、人权保障、人际关系良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

胡锦涛强调:“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深化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反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它之所以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 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矛盾的稳定性与动态性辩证统一的社会, 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共存互动的社会, 是否将和谐社会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人们在认识和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 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审视和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事物作为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 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内部各种矛盾力量是不断变化着的, 这就会造成各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着各种矛盾力量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 也规定了矛盾发展的具体内容、态势和方向, 这样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由于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因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不是凝固不变的、僵死的, 而是可变的, 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只有在认真研究事物的主要矛盾的同时, 又注意各种次要矛盾的发展, 注意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变化, 才能正确地预见主要矛盾的变化, 并且在主要矛盾一旦发生变化时, 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及时地把主要精力放到新出现的主要矛盾上来。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到邓小平的“和谐哲学”, 再到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和谐社会”新理论, 集中体现了上述原理。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 协调好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

三、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创建是党和国家当前工作的重点, 它包括了人伦和谐与天人和谐, 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决定着社会面貌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更新、社会和谐地发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穷的社会也不可能和谐。胡锦涛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仅仅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和谐社会的内涵里无处不显示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在“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中, “人”有两个尺度, 即泛指任何一个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和特指这些公民中的弱势群体。只有对“以人为本”这两个层次把握好了,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以人为本”不仅要求每个个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得到发挥, 个体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且要求作为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保障, 能够充分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并免除他人的侵害。然而, 我国在公民按自身能力发展的制度平台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突出的是政策性支持所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 以及精英与大众的剧烈分化而引发的社会断裂。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要优化社会结构, 保证每个公民的身份资格得到平等的承认, 并有公正的机会促进其发展与利益的实现。最根本的措施是健全社会的流动机制, 保证每个公民都具有流动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弹性的社会结构才是有活力的, 才更具有和谐性。这样就能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使各个社会阶层处于不断变换和更新中, 缓和社会冲突。具体地说就是要取消农民进城的就业限制, 破除户籍制度, 解除公务员的身份资格限制等等, 用流动性来缓解社会的不稳定, 用流动性来增强社会活力, 用流动性来使社会结构和谐。

3、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 只有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事物才能健康成长。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恒追求所内含的一种必然要求。然而, 自工业文明以来, 旧式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导致了全球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灾害频发等一系列问题, 使人类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 也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需要索取、利用, 更需要补偿建设。党和国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建立“五个统筹”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改善生存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 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等, 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是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南,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创新。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博大精深, 其中心环节是“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和辩证的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的, 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和谐社会,矛盾观,认识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2-23 (3) .

《社会保险法》思考 篇10

一、树立“和而不同”的思维理念

1.“和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并吸取了道、墨、法各家以及宗教文化等精华,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演化而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是一个重要范畴,是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和合”两字,最早分别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连起来使用而构成的“和合”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经过历代各家学者的阐发,“和合”逐渐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由于“和合”精神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各种文化,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相互吸收与融合,从而形成了多元共存、和睦相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格局,并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和合”精神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大家都能基本上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也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

2.“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同宗教界人士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合”的传统文化精神,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把宗教界人士纳入统一战线的范畴,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的宗教问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明确提出了同宗教界人士结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因世界观上的不同而排斥宗教界人士,在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上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从而赢得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我国宗教领域也相应地进行了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党同爱国宗教界人士的统一战线也得到巩固与发展。1991年,江泽民在会见我国各宗教团体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方针,体现了党和国家正确处理同爱国宗教界人士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3.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而宗教与社会、各宗教内部以及宗教之间的和谐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必须发扬“和合”的传统文化精神,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

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有助于在思维方式上纠正和防止过去一个时期出现过的“左”的偏差。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要在思维方式上超越、抛弃以往的“斗争哲学”,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和合”的思想理念对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加以引导,使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和合体中,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形成总体上的和谐与合作。当然,讲“和合”不是要否认矛盾,也不是用“和合论”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

树立“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实践上有利于化解宗教矛盾,更好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意识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我国宗教在正常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于宗教领域的问题,要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妥善加以解决。用“和合”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使广大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二、探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途径

1.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从而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着丰富内涵,如国家保障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也保障公民享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处理同宗教界人士关系的原则;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和组织的作用;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等等。

要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和国家就必须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途径与手段。

2.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指政府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2]这既是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也是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根本途径与手段。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首先,应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制渗透和打击犯罪的统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其次,必须坚持依法管理与依照政策管理相统一,把法律的“刚性”和政策的“柔性”有机结合起来。再次,坚持依法加强管理与改善管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注重和体现管理的服务功能与关怀功能。最后,坚持依法加强管理同做好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相统一,在加强宗教管理中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国家主权在宗教教务上的体现,也是正确处理我国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方针。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要处理好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与抵制渗透的关系。以宗教为载体的对外友好交往,对于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积极作用。随着国力的日益提高,我国应更加重视这种交流与交往。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提高警惕,抵制国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要加强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教育,提高他们自觉抵御渗透的能力;要完善宗教法律法规,依法抵制渗透;要加速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宗教教理体系建设。因为提供一种具有更大吸引力的文化、心理与信仰归宿,是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根本。

三、 建立健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系统协调机制

1.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横向系统协调机制

第一,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它一方面要求作为引导主体的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法规,各级行政与文化教育部门密切配合,对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和法制教育,进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育。在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基础上,把宗教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畴,发挥宗教团体、爱国宗教界人士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自觉地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宗教允许的范围内,适时地对不适应社会主义政治的因素加以改革和调整,使宗教不断地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要求相适应。

第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面对现实,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引导他们在对影响生产的某些教规戒律和耗费大量财务的某些宗教习俗、仪式加以摒弃和改进的同时,利用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良好的秩序和行为服务。要支持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支持他们对宗教中所包含的生态环保思想加以挖掘并作出新的解释。对于各宗教组织和寺庙开展的自养活动,国家要在资金、技术、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制定政策予以管理。要解决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脱贫问题,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信教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此外,还要建立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同时,还必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宗教理想统一起来,努力使宗教理想与共同理想相协调、相一致。鼓励和支持宗教界人士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与要求,对宗教神学思想逐步加以改革,深入挖掘宗教教义、教规与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教育广大信教群众划清宗教与迷信的界限,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坚决制止和打击各种封建迷信活动。正确处理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逐步消除宗教文化中的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利用宗教文化的某些有益形式,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2.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纵向系统协调机制

第一,建立党和政府的宏观领导与决策机制,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保证。它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指挥部门高度重视宗教工作,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对待宗教工作,把宗教工作经常列入议事日程,放在全局和长远规划中加以研究,制定引导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加以实施。各级领导干部和从事宗教工作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了解我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熟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政策,尽可能多地掌握宗教基本知识。要加强宗教理论研究、强化信息意识,建立及时、准确、全面的宗教信息网络,及时研究和解决宗教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二,建立多级宗教管理系统协调机制。要保证引导宗教的各项宏观决策的贯彻落实,必须有一套行政管理实施机构。这种管理的承担者是各级宗教局与宗教管理委员会。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切实加强宗教工作机构建设;要建立中央、省、市、县、乡、村多级宗教管理网络系统;各级宗教事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使宗教管理制度化、规范化;要层层建立管理目标责任制,做到目标明确,责任落实;要建立多方位的宗教管理工作的检查与监督制度。

第三,建立宗教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机制。各宗教爱国组织要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开展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与法律法规教育。要加强宗教团体领导班子与教职人员的自身建设。各级宗教团体都要依据党和国家关于宗教问题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定相应的具体规定,加强制度建设。各寺庙教堂要在当地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较大的宗教活动要经民主讨论决定,经济账目公开,并接受群众的监督。

摘要：在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相适应的。当前,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对策是:树立“和而不同”的思维理念;探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途径;建立健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系统协调机制。

关键词：宗教,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策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2]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G].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6.

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思考 篇11

【关键词】 医院；后勤社会化；改革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11.727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6724-02

我院是本地区最大的一所三级乙等综合医院，2003年，我院在市政府的强力领导下，进行了瞩目全国的改制，由一家纯由卫生局领导下的公立医院改制为股份制医院。伴随着体制的转变，我院后勤社会化的脚步也逐步加快，2003年保洁等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2005年将洗涤业务外包等等。改革的初衷，其实就是医院将内部后勤部门和社会上的相对更加专业的服务行业融为一体，为临床一线提供优质、高效、低耗的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勤人、财、物的综合效益。

长期以来，医院后勤提供的低效服务为医院领导及临床一线所垢病，所以医院通过社会化的变革向社会购买服务，于是完成了初步的社会化改革。根据笔者观察，我们周边的医院大多都进行了这种初步的社会化，有的医院甚至进行了更加激进的改革——将后勤彻底的社会化，如省内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将医院后勤绝大部份的职能进行了社会化改革，不仅仅是保洁、护工、保安、绿化、电梯等推向社会，甚至连水、电等动力部门的部份职能也进行了社会托管，该医院对后勤社会化的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也比较彻底。但是，并不是每一家医院都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各家医院有各家医院的具体情况，根据笔者观察，有部份医院采取这样简单的甩包袱行为并没有带来质的改变，不仅没有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在部份专业服务上并末获得的与之匹配的质量。笔者认为，后勤社会化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如何为临床及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只要紧握着这个核心，那么，无论是向社会购买服务还是由后勤提供服务，只是表面形式的不一。

1 落实规章制度，强化服务意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

工作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提高工作质量的重要方面。后勤工人，特别是所谓的正式职工，工作上“懒、散、慢”，部份人员无主人翁意识，服务意识不强，对临床提出的要求，不是强调人手少，就是提出各种客观的理由，拖拖拉拉，不能够及时给予解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落实规章制度。医院发展到现在，各项规章制度都很完善，各个班组、部门都有相应的工作制度、岗位职责及奖罚条例等相关管理制度。第一，组织各班组定期自学相关的管理制度，把学习规章制度做为干部职工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做到人人都熟知制度职责，从潜意识潜移默化服务意识；二是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管理的核心就是落实，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监督和考核，奖优罚劣。第三，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外，要求所有后勤职工树立一切从诊疗工作需要出发，主动服务于临床第一线的观念是后勤部门做好医院保障工作的基础；对内，我们管理者也树立“人本管理”的新思想，以职工为本，推行人性化、民主化的管理，尊重每一位职工，满足其做为个人的成就感和心理需求，给职工多创造福利和晋升的机会，使职工快乐工作，真诚和职工交流，真诚做职工的朋友。

2 加强后勤管理队伍和专业队伍的建设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后勤工人相对文化较低、年龄偏大、技术一般。这种现状和医院的政策有关，大多数公立医院多年不引进后勤专业人才，对后勤各专业均衡发展不重视，不理解，不支持。

一个合格的后勤管理干部，除应当具备管理方面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他不能是个外行，对后勤保障的水、电、汽、空调等专业技能如果一无所识的话，怎么可能做好后勤的领导工作？同样，后勤专业部门的技术工人也非常重要，现在，各家医院动辄上十万平方，甚至有的大型医院几十平方，这里面的动力系统、保障系统、楼宇智能化系统专业性非常强。我院改制以后，挣脱了体制的束缚，近年来，通过公开招聘，我们后勤陆续招入具备专业背景的本专科生20余人，有力地保障了后勤队伍的更新换代。

3 协调后勤与临床关系，提高管理水平

后勤管理的内容就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在后勤为临床一线服务中，很多都是因为双方不是站在一个平台上，各说各话，导致矛盾产生，如果不能够立时解决，就会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所以说，协调关系非常重要。在和临床一线协调工作中，一是要分清轻重、区别对待。对关系到全院的大事，要全力以赴，紧抓不放；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当机立断，先行解决；突发性事件，要迅速反应，沉着应付，妥善处理；涉及到几个部门的事情，要全面权衡，理出主要矛盾，合理处置；二是要刚柔相济，有的放矢。后勤管理者面对临床出现的问题，有思想认识问题，要做好思想工作；有的是实际工作困难，要努力寻找克服的办法，千万不能唯唯诺诺，态度暧昧，也不能搞一刀切的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具体人具体解决。第三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后勤和临床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核心，必须要抓住。如果两者拧成了一股绳，就对医疗任务的完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4 处理好后勤社会化经济服务和后勤保障的关系

推行后勤社会化改革，最先扛起的大旗就是“减员、增效”。减员确实做到了，大多数医院后勤一直在萎缩，少进或是不进后勤专业技术人才，后勤管理者从医院其他岗位转入。但是说到“增效”这一点，怕是各家医院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医院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这不仅是医院自身的职能，也是政府对老百姓必需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说，做好医院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医院负责任，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无论是怎么改革，后勤部门坚持为临床及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是绝对的核心及宗旨，离开这一条，也就失去了后勤服务的意义。后勤保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百分百地交由社会组织办，尤其是医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也是社会部门不能够完全取代的。如2003年的非典期间，医务人员及后勤职工均冲锋在前，但是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存在，如极个别社会化的服务部门却不能够满足应急需要等等。

企业社会资本的若干思考 篇12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先后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人所具备的才干、知识、经验和能力等，它可以在未来给所有者带来收益。这个定义使得“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一切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从而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之后，其他社会科学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这一概念，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这些概念不同于传统资本概念，均强调资本的工具性效应与增殖效应，社会资本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

最早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 1977)。他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中首次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用于批判新古典理论在对待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过于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

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79)。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1980年，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短文，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并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规模和数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社会资本不完全独立于经济和文化资本。”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是方法论上比较倾向于经济学的社会学家。他在《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的《创造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一文，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Coleman, 1988)。在该文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人力资本的创造。不管在家庭还是在社区中，社会资本对成长一代的人力资本创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真正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的普特南(Robert Putnam)。普特南对意大利进行了20年的研究，力图通过经验研究来理解民主制度成效的基础以及制度的效率对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依赖。他在《让民主发挥作用》一书中，对这项研究发现进行了系统阐述，其结论是社会资本影响制度的效能，正是社会资本的不同造成了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Putnam, 1993)。由于他从经验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对政府效能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得社会资本受到广泛关注。1995年，他在美国影响很大的《美国展望》上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Putnam, 1995)，引起很大争论，进一步激发了不少美国学者的参与，使得社会资本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潮。

布尔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这三位著名学者在使社会资本理论成为一种研究途径和分析框架方面作出了各自独到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是承前启后、不断发展的。布尔迪厄首先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科尔曼提供了对社会资本更广泛的理解，即社会资本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在他这里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得相对完善;普特南则将社会资本进一步扩展到更为宏观的民主治理研究中，为应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分析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等宏观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至此，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得以建立并日益丰满。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

企业的社会资本就是企业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在具体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时，需要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仔细分析，以便对企业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全面理解。

1. 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存在区别。

在大量的有关社会资本的文献中，将社会资本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认为一个主体拥有的网络本身就是该主体的社会资本。事实上，二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社会结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给定的、静态的，可以给行为主体带来产出的结构，被看做以某种方式通过一系列联系连接的若干行为主体构成的网络。而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产，其表现形式可以基本上归纳为信任与合作关系、资源的互补性、信息和线索、稀缺性资源控制权力、协同关系，以及由这些资源和关系的整合形成的对环境中的机会的把握能力或战略优势等。

2. 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企业而非个人。

虽然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功能实现离不开企业成员的努力，但将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企业员工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纳入企业社会资本的范畴可能会混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事实上，企业员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其产生的背景和作用的机制与时间都与企业社会资本相去甚远。首先，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这一主体与外部环境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蕴涵的一种结构资源。企业的社会资本为企业所拥有，并不会因为个别员工离开企业而受到影响。其次，企业社会资本产生于企业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这一网络应包括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银行、合作伙伴、政府部门甚至竞争对手在内的一切有利于企业特定目标实现的利益相关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员工拥有网络的范围。

3. 企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负债。

企业拥有的社会网络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提供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特定目标的实现。但我们也经常发现，过去可以提供社会资本的网络现在却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以前有利于企业目标实现的关系未来却有可能阻碍目标的实现。这种与企业社会资本相对应的，也是由社会结构或网络产生的阻碍企业目标实现的“资源”，为企业的社会负债。社会结构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会导致企业社会负债的产生：持续的、较强的社会联系可能会抑制行为主体的行为，产生社会负债，阻碍主体的活动及其目标的实现;社会结构中，不利的关系会导致社会负债，影响行为主体目标的实现。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功能

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生产性的资本，它可以使得一些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得以实现。具体来说，企业社会资本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功能：

1. 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也变得更为险恶。如果企业遭遇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或是企业在经营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而企业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作用。如果企业能够和银行、供货商等利益相关者保持较好的关系，银行允许企业延期支付债务、供货商也同意企业推迟支付货款，企业就有可能在非常时期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避免由此引发的经营风险。

2. 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当今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和根本动力。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市场要求的创新频率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所需的投资也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传统企业闭门造车的方式从事创新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和市场的要求。企业必须在充分发挥其自身创造能力的同时，积极与外界合作，才能够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如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与合作伙伴、供应商的良好的、积极的关系，是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

3. 积累企业的声誉资本。

声誉对企业的影响日趋重要，声誉资本是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网络的日渐普及，媒体对企业声誉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因而培育企业良好的声誉资本也显得越来越紧迫，而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企业声誉资本的积累。企业社会资本产生于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因此，在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企业也逐渐在网络成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并能通过网络向社会传递，最终有助于企业声誉资本的积累。

4. 增加企业的市场机遇。

企业的成功有赖于各种重要资源的有效组合，如生产资源、政府行政资源等。企业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各种市场资源，如从网络伙伴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或者建立重要的联系等，促进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和经营绩效的提高。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企业处于其自身构建网络的核心位置，因而可以享用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来满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还处于由其他企业构建网络的从属位置，虽然该企业不能像利用自身网络那样获取充足的资源，但它还是可以从其他企业得到一些对自身发展有用的资源。

5. 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原因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易费用。这些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企业来讲无疑是一种负担，而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首先，企业的社会网络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网络间的成员已经培育起良好的伙伴关系。发生在网络间的交易相对来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较低，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较小，因此，企业间社会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有效地阻止了上述情况的发生，自然也就相应降低了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其次，由于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培育企业良好的市场声誉，有利于减少交易时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同时，企业社会资本还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增加企业的市场机遇，可以减少企业的搜寻成本。

四、企业社会资本的构建

目前，企业社会资本的重新建构应慎重而为，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培育民间中介服务组织。

一要鼓励企业组织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增强企业网络的稳定性;二要尽快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策，允许民营组织进入外贸、金融、保险、投资银行等领域;三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条件下，积极为民营中介组织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四要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制度，不断提高中介服务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2. 改善家族企业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一要改善我国现阶段不成熟的政策与体制环境，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尽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家族企业文化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二要加快对经理人市场、社会中介评估机构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建立，为家族式企业的发展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三要通过宣传与教育，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现代经营意识和人才意识，鼓励家族式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启用外来人才，用社会资本稀释家族资本;四要严格执行会计制度、财务报表制度，增加家族企业运营的透明度。

3. 改善政府的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度”。

在改善政府服务水平上，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消除家族文化的局限性，加快其外向型步伐;二要着力推行教育与培训计划、鼓励本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不断改善区域创新环境;三要以不同渠道引入外部技术创新资源，通过区域整合，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能力;四要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与扩大，政府应逐渐取消扼制创新的障碍与限制，不断引入新的创新资源，鼓励来自不同渠道的要素和资源的重新整合。从政府内部来看，应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度”。一要提高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包括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提高运用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二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并严格依法执行，确立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与道德行为规范;三要做到政务公开、透明;四要建立电子化政府，提高行政效率。

4. 提高企业的信誉水平。

我国企业信誉水平比较低，企业管理者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欺骗股民、供应商、顾客、银行和政府等现象极为普遍，这种损人利己的竞争方式不仅无助于企业营利，反而会破坏企业品牌，影响企业利益。因此，提高企业的信用和信誉，已是目前提高竞争力的途径之一。

5. 着力培育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一要对国有企业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行股份制和经营者的期权激励制度，尽快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要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形式的区域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加强各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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