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设计与社会的互动（共10篇）

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1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设计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和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设计而言,更加关注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为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社会是设计的背景和土壤,它是设计产生的源头,设计的社会价值是设计和设计文化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因此,“设计行为是个人的活动,同时又是社会性的活动”。①它经常由个体或者群体设计师共同完成,但设计的成功与否最终由广大消费者们的认可程度决定。设计通过文字、图片、造型、色彩和材质等形成了一种传播载体,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设计虽然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设计师对于美的认识与理解,但并不允许与社会和市场分离,设计师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才能够设计出为公众服务的产品,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消费者所认可,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因此,考虑设计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每一位设计师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设计的社会功能

设计始终伴随着不断进步的社会一同成长,设计的发展也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轨迹。设计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服务于社会的全体成员,因此,设计的社会功能直接表现为满足社会大众的不同需求。设计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家具设计,设计一直渗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改变了社会成员的生活,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参与改造社会。不仅如此,设计在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作用于他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人们所使用的产品代表了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如说,有的人为了节省时间购买了洗碗机。因为人们对洗碗机有需求,所以其产品的设计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购买决定。因此,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也反映了设计的发展。

第二,交流沟通媒介。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使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产生了良好的沟通,设计作品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加是一种沟通的桥梁。设计作品把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物质化和视觉化传递着部分消费者甚至人类共同的需求,从而促进人们更紧密的沟通。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设计过程中,决定了设计师需要在设计的不同阶段与组织内外的人进行沟通,包括:设计师、消费者、管理者、生产制造者、广告商等等,他们互相产生着各种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既要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又要考虑到生产制造部门的技术现状,以便及时进行多角度的沟通,促进设计的有效发展。

第三,设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设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设计史中可以了解到设计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和社会大众产生着联系,设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其不仅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满足了其精神需求。市场经济快速地发展着,大量的商品进行跨区域销售,就在此时,设计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起到了宣传和促销的作用。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人们往往本能的偏爱一些设计精美的商品。很多国家纷纷把设计当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以工业设计闻名的德国,把设计当做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以德国汽车为例,宝马、保时捷、大众等著名汽车品牌都源自于德国,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驾驶性能,同时也具有时尚的外观设计,收到全球消费者的喜爱,从近几年的汽车销售数据来看,德国大众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生产商,不仅为公司创造了利润,也为整个德国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收益。因此,设计强调创造性与个性,它是市场竞争中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有效工具,进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第四,教育和感染社会大众。人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与设计接触,社会大众不断地受到设计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能够感染与其接触的社会大众。设计的感染力常常与设计的教育功能相互作用,唤起人们对于社会的关注程度。设计可以从不同方面感染社会大众,进而起到教育的作用。设计能够从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充分激发社会大众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并能够促进大众对于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面临着种种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通过大量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平面广告来唤醒和教育大众对于社会环境问题的关注。不仅如此,在产品设计方面,设计师们也纷纷利用生态设计、可持续设计和社会关怀等概念,创作出可循环使用的包装设计、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的精美花瓶、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电动汽车、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方便的专用设施。这些作品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在能够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基础上,起到了启示和教育社会大众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关怀深深的思考。

设计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设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是走向社会大众生活的审美创造,设计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创造出了更加方便、艺术的生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不同程度的与设计产生着联系,比如:设计、宣传、使用、评价、销售等。设计和社会有一种从属关系,与社会有效互动,没有一种社会行为方式和设计一样不断地与社会大众的生活联系的那样紧密。设计总是反映着现实社会的需求,有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总是保持着与社会同步,但同时又起到引领社会需求的作用。随着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深刻思考,为了减少汽车尾气,很多人开始乘坐公交车和地铁,这时候候车亭的设计就逐渐摒弃传统的模式,进而增加了许多人性化的设计。手机曾经只是小部分人的通讯工具,而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不断提高,具有人性化设计的手机,不仅界面友好、功能强大,更加成为一种人与人沟通的新媒介。

设计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体现在设计与消费的互动上。没有设计就不会有大众消费,当然,没有产品消费设计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设计不是艺术品,为了设计而设计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伪命题,真正有价值的设计必须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引领和改变他们的生活,进而能够影响和教育消费者。设计需要与人们的需要相吻合,仅仅停留在图纸上的设计是不完整的。消费者通过对产品的使用,及时提供反馈供设计师们参考。设计与消费两者互相依存,在消费者选择设计产品的同时,展现了其各自的欣赏水平和修养。不仅如此,设计为了大众提供了各种具有不同形式的产品,而消费这一行为本身就为设计提供了一种动力和需求,设计和消费这两种活动,当一方实现以后就会创造对方,进而实现互动。

结语

设计本身虽然具有其发展过程,但又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轨迹。社会是在共同的生产活动基础之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人是以社会的方式生存,设计若想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必须与社会有较好的互动。设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满足大众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沟通媒介,设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不同的方式与社会成员进行着联系与沟通,以获取及时的反馈,并对现有的设计进行改进。设计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标准之一,设计作为艺术和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已经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层面,因此设计应当作为一种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正在用生态设计、社会关怀等设计手段创造出具有感染力和发人深省的作品。社会需求的变化也不断的影响着设计,设计本身就是为满足大众需求为最根本的目的。设计与消费大众互相依存,如果没有消费者的认可,就不会有设计的存在,同样,设计也为消费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形态的艺术享受,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作为设计师来说,若想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必须了解设计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而了解社会大众的需求,体现设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参考文献

[1][日]大智浩、佐口七郎合著:《设计概论》,张福昌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26、44页

[1]Bruce,M.and Bessant,J.Design in Business Strategic Innovation Through Design,[M]. London:Pearson Education,2001

[2]章立国.现代设计社会学[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3]刘瑞芬.设计程序与设计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教学互动与人的社会化训练 篇2

[关键词]学校教育；教学互动；社会化；教学情境

学校教育的终极任务是把儿童逐渐“摆渡”到社会中。中小学校不是游离于社会的世外桃源，而恰恰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开始。很多时候，人们会对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产生错觉，把学习、课堂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生活，潜意识中将其 “去社会化”了，重新设定了一套“学校化”“学科化”的规则。

一、 课堂教学环境的社会性

与学校教育的社会化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的问题，是因为课程结构出了问题；设计出好的可供选择的课程，就会使学校、学习变得更好。事实并非如此。学校教育如果不去追寻课程实施、课堂教学的社会性本质，不重视如何创设具有社会性的课堂教学环境，将难以完成人的社会化。

深刻的学校变革和全面的课程设置，并不意味着教学就好了，教育质量就高了。对理念和课程战略的神化，以及对处理课堂教学结构性问题的简单化，会使学校管理“本末倒置”。

要求学校教育指向社会化的培养，关键仍然在于课堂。课堂环境应是社会的缩影，有关社会性的本质元素在课堂环境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再加上课堂外的校园生活，辅之以适当地向社会开放，让学生走入社会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就形成了培养一个人适应未来社会的学校教育的整体格局。

课堂教学是一种社会活动体系，作为活动主体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要进行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1]。可见社会性活动的本质也是课堂的基本特征，师生交互活动虽然发生在课堂上，但其背景是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教学共同体成员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学习的观点看，将环境作为学习中的要素是必要的。所有的学习都是情境性的，即学习情境不仅仅影响学习，而且也是学习的一部分[2]。课堂环境涉及的情境设置、活动安排以及社会交互是课堂教学的社会性标记，学习共同体在课堂中开展涉及“准自然、准社会、背景创设、交互、自我”的学习活动，需要以社会化的环境来衬托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以操作、讨论与倾听、观察与实验、纠正错误与反思以及探究活动等作为主要学习方式，学生通过亲历亲为、内在与外修的体验及其从中生成的经验，获得知识和操作、交往、观察、探究、反思的行为规律，从而使整个学习过程具有“现实可感性、亲身体验性、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性”等。

二、课堂教学深层的社会化意蕴

从学习互动维度来讨论课堂教学，可以找到关于课堂教学基本框架的规则。在心理的维度上，个体是框架，行动通过个体与环境的遭遇而发生；在互动维度上，环境才是框架，行动是个体与该环境相联系的事务[3]。学习的互动包含活动、对话和合作，互动对于师生所处课堂教学环境中的联系和交流非常重要，能够逐渐地发展学生恰当地卷入和参与社会互动的能力，提升在相应的社会情境中学生个体与共同体整合的习惯，为学生社会性的发展作出贡献。

如果学科教师把主要心思放在帮助学生接纳知识等“学科性”事务上，那么学生的认知动力就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教师的鼓动之中、父母的压力之下以及社会的责任赋予之上外加的，学生难以体会到自己发现知识的快乐和满足感。虽然，课堂教学中也有学生个体表现的基本框架，但这个框架是教师设定而不是学生建构的，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相遇而发生的即时情境、教师的示范行动、学生的模仿活动，都在教师的控制之中。

因此，教师应当把关注点放在课堂互动及其相关的课堂情境设计上，为了在课堂中能够引发学生的行动而去营造社会化的课堂互动环境，这也是教育的“社会化”任务使然。如教师可围绕核心内容作出富有幽默感的环境布局，其目的是让学生发现并自觉地接受与环境相联系的事务，教师事先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课堂中出现的那些积极的事务能被学生认知和认领，最后还能够顺利地呈现出整个教学共同体完成事务后的成果。个体无时无刻不卷入到与物质环境的互动中，但这种互动性质总是社会性地和人际交往性地加以传递的[4]。以学习相关的观点来看，环境的物质面是服从于更为控制性的社会面的[5]，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驾驭课堂教学的即时局面可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教师从互动维度设计的课堂教学，不是教师对书本知识忠实的传递和学生对教师观点的简单接受，而是教科书文本知识、学生知识经验、教师先行知识三者“投放”到课堂这个巨大的共振器中，经过碰撞洗礼而形成知识经验的融合、修正、生长和发展，从而内化到学生的情感体系和认知结构中去[6]。课堂教学中师生所处环境是一个互动的学习共同体，作为社会交流的内容是学术性主题，符号、形象、意义充当双向沟通、交流的桥梁。在此过程中，学生个体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学习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或整体的影响，而是主动地接受、拒绝或调整社会影响。正如米德的“自我理论”所言：“主体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客体，他对自己的刺激作出反应，与他自己对话，把他自己当作行动的目标，解释和反思他自己的行为”[7]。

渗入了交互元素的教室里所发生的那些事，不是阻隔了社会性的“离岸”行动，而是学生游向社会之海的开始，这意味着学生的心智状况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他的心理功能只可能在社会空间中得到发展[8]。精心设计的教学环境中，有很多是可以引发学习的特别事件，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环境的物质层面与学习的发生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教室里的学习情境在表面上呈现的只是物质层面的互动，但在教学的深层却存在着学生个体与所处环境更广泛意义上的互动。如果学生在互动中投入更多的参与和责任，学习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且不只发生同化学习，还会有更多的顺应学习、转换学习的发生，此时，“实现人的社会化”的任务也就处在同步进行的状态中了。

三、经验和经验学习带来的社会化经历

学习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符号学习和经验学习。操作学习、交往学习、观察学习和反思学习等，都是以实际的、具有现实可感性的人和物为对象，且学习者要亲身经历活动过程并获得相应的直接经验，这些都属于经验学习[9]。

经验预示着特定的活动，即学习者不只是接收，而且也行动着，从而能够从互动中获益[10]，教学设计中事先考虑的这些互动，必须重视产生更多学生个体的“主观的意义”，包括学习共同体活动、教学事件发生的课堂整体环境。如果学生个体只是一个消极的角色，并且处于没有主动承担义务的情境下，是不可能学到东西的。学习中经验的形成是连贯的，杜威说：“经验的连续性原则意味着，任何经验都是那些过去所发生的继续，同时也以某种方式修正后来之物……互动意味着个体和与此同时构成他所处环境的事物之间发生的一切”[11]。经验的形成总是以社会为中介，这并不是说所有教学都要到学校之外的真实社会中去，而是要将课堂中的环境打造成具有社会性的交互、参与及内容指向，远离行动的孤立和思考的虚无，使教学情境打上社会化的烙印。

从社会嵌入层面分析学生的学习，可以找到基于社会化的一系列关于学习的观点：模仿应当演变为榜样的力量；导向书本的目标其实是导向社会的目标；矛盾和冲突的价值不只是使学习的障碍显性化，还有那些无意识积累的价值；文化的传承不只是让学生倾听和记忆，还有理智和经验增长后的批判和拒绝；学习中的互动包含了意义、身份、行动和参与，进而转变成个体的经验和发展；课堂学习是在权力或权威、责任和创造性之间的张力中运行的，必然含有隶属社会属性的政治生态问题；知识的信念是社会建构的，只有科学的真实并不能处理所有知识事宜；互动的本质是社会学习，并不是说只有集体学习、合作学习才算是社会学习。

学习过程产生于人们的生物环境与他们所处文化环境的接触中。在学校，孩子变得更加独立，他们常常发展出自己的思想，然后加工外在的文化刺激，并对它们以多种方式作出反应[12]。学生个体在接受塑造的同时，也开始对塑造他们的世界展开了“反作用”。教师事先设计“经验传递”的互动方式，旨在将所有学生能够卷进传递活动，引导学生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将某个“有关经验的信息”传递给他人，从而参与学习活动，共同塑造一个教学文本，通过与文本的对话、理解和精神共享，促进学生的自我建构和自主发展，形成一种共同探索、教学相长的境界[13]。

维果茨基曾指出，人的心理是在人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在互动的实际情形中，教学所表现的行为不是单向的知识符号或经验的传达，而是人与人以及环境的彼此影响，是关涉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集体之间在学习环境干预下的多向的影响过程。所有的学习都是情境性的，即它在某个具有社会和人际交往特性的情境中发生，通过与学习者的互动，成为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4]。

课堂教学要指向如何建立更为直接的互动以及更具一般性的实践共同体的框架，包括学生的积极参与、共同决定、主体性卷入、批判性反思和自反性以及社会责任，没有了这一切，即使有完整的知识呈现方式的有序安排，最后的教学设计仍然不是“真实地能够让学习发生”的方案。

参考文献

[1][6]刘野.互动教学内涵及实施策略[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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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9]陈佑清.符号学习与经验学习在学生发展中的关联与互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6）：24-27.

[13]彭文秀.“失真”与“归真”：新课程中的课堂教学互动[J]. 教育科学研究，2005（6）： 35-37.

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3

一、包装设计文化特质及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

(一) 包装设计文化三个层次及相互关系

包装设计文化结构层次要研究包装设计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性, 必须要先理解包装设计本身的文化结构。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般说来, 这些有许多设计文化要素构成的复合整体, 可分为三个层次。

1. 包装设计的物质层。

类属于设计文化的表层, 主要指包含了设计文化要素的物质载体, 它具有物质性、基础性、易变性的特征。

2. 包装设计组织制度层。

类属于文化的中层, 同样也是设计文化内层的物化。它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主要包括协调设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规范设计行为并判断、矫正设计的组织制度。世界上包装设计文化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有自己相应的较为完整的组织制度。而包装设计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组织制度大都不完整, 它们零散地存在于其他的如政策、经济、文化和法律等组织制度中, 没有健全的独立的体系和地位。如果没有了这个层次, 设计的个体就必将处于无序。

3. 包装设计的观念层。

它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 也可以认为是设计文化的意识层。它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是设计系统各要素一切活动的基础和依据。科技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进步, 带来的对包装设计文化的冲击, 主要就表现在生产和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观念、审美观念、道德伦理观念、民族心理观念等方面上。它是设计文化结构中最为稳定的部分, 也是设计文化的灵魂, 它存在于人的内心, 并发展变化, 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在组织制度层上得到表现。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和规律, 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要素, 左右设计文化的发展趋势。

包装设计文化的物质层, 是最活跃的因素, 它变动活跃, 交流方便频繁, 同时, 包装设计文化的变化发展又总是首先在它的身上得到体现。如中国的改革开放, 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与技术, 产品的渗入正扮演着这场文化冲击的先导的角色;在市场上, 产品包装更新换代、层出不穷。而组织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 它规定包装设计文化的整体性质, 是设计的群际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 更是包装设计得以科学有效实施的保障。这一层面由一整套内在的准则系统所构成, 从而成为包装设计师从事设计活动的准绳。不同的设计观念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果, 认识到新环境所强加于我们的新要求, 并掌握符合这样新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手段, 这正是设计观念的新高度。三者间互相依存, 互相结合, 互相渗透, 并融合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包装设计活动和设计作品中。

(二) 包装设计应立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 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 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 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观念, 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中。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 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 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 这些无不来源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及其不同的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再如中国包装设计多寓意喜庆、吉祥、圆满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对称性、折射出中国人民内向心理特征和相对保守的社会意识。由于设计组织制度脱胎于设计的意识观念、是设计意识的物化、是民族设计意识的派生, 于是它同人们设计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方式和实践成果, 都因此印上了不同的民族色彩, 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

二、社会文化进步是如何反作用于包装设计

1.社会文化进步推动了包装设计的繁荣。社会文化进步推动了包装设计行业的发展, 包装是社会化物质生产发展中孕育出来的一种物化的社会形态, 而包装的设计又是以产品包装为主体、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 达到精神需求为目的综合性社会学科, 因此, 它与社会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历史发展角度看, 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 也是包装设计文化繁荣的时期。在现在社会, 随着商品的极大丰富和消费者品位的提高, 消费者日益看重商品对于自己情感、心理上的满足。消费心理变化要求企业顺应消费心理, 以恰当的设计唤起消费者心灵的共鸣。普通概念上的包装大多数被认为是产品额外的附属物, 使用完之后就被丢弃。

2.社会文化的进步为包装设计确立了新的价值内涵。包装设计伴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为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必需, 社会文化的进步, 也给包装设计的价值重新确立了新的价值成因, 这种价值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包装设计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 因为包装设计是为他人服务的。包装设计的利他性和功利性决定了它必然是一项社会工程。它的价值又必须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得以实现, 则充分体现了它的经济性。设计更是一种文化行为, 它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即是社会文化积淀的产物。包装是一种信誉的保证, 更是人们生活的顾问和参谋。

三、包装设计与社会文化互动规律及自身的特征

1.包装设计必须融于社会文化发展自己。商品的个性文化作为一种外部力量, 任何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在潜意识中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在现代商品中这种排他性和侵略性体现在产品的异质化追求上, 而这种追求是基于现代社会愈来愈激烈的商品竞争。产品迫于生存压力或打压对手而创造和积累的某种个性文化, 它包含了技术个性和视觉审美个性两个部分。当技术个性的开发达到某种程度的饱和后商家必然转向对视觉审美个性要求的塑造, 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以谋取市场利益的最大化, 这也是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消费的根本原因。产品包装承载着这种文化个性的具体视觉化形态, 成为商品文化个性推广和形成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在对社会文化的传承、整合的过程中显示极强的功能。虽然并没有自觉地向外扩散, 与不同文化碰撞, 始终处于流变状态。它的运动又站在文化和精神高度的深层, 改变人们的精神文化, 甚至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建构。

2.社会文化的进步可以给予包装设计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包装设计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 从生活中去发现美, 创造美, 而不是现在一些设计群体或个人所追求的以形式为主的外在美, 或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 去投消费者所好, 去换取一点微利的手段。正是由于这种目光短浅只注重短期的经济效益, 使包装设计的商业性太浓, 功利主义太重, 设计严重存在着浮躁心理, 同时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挖掘、研究不深, 文化底蕴不够, 才是真正导致包装设计寿命周期过短的主要原因。但也是现代电脑设计时代对社会所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 使得众多的初学者也都以为只需学好电脑技术就可以在设计领域自由地翱翔, 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现象, 最终后果是导致“浮夸风”盛于设计领域。其表面在包装设计中的“过度包装”;设计中沽名钓誉的“抄袭、剽窃”;平面设计、电视、广播等广告中的虚假广告;缺乏权威、“暗箱”操作、内定大奖名额的各种比赛等等层出不尽的变化, 助长了设计行业的学术腐败、设计泡沫化的假象。

总之, 社会文化的进步推动着包装设计的不断革新, 而包装设计又是文化的物质载体, 它既记载了社会文化的物质文明, 又记载了这种文化的精神文明。现代包装设计只有与社会文化融合起来大胆创新才能健康而有效的发展。由此类推包装设计的发展又将引起和带动其他文化领域向前迈步, 使社会文化的发展朝更深远的意义上拓展。包装设计本身的文化结构及社会文化与包装设计互动两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包装设计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 社会文化的发展造就了包装设计的繁荣, 包装设计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而包装设计本身的文化结构也决定了必须为社会文化服务、必须融于社会文化发展, 同时包装设计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力。通过分析, 我们明确了包装设计的地位以及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 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同构特征, 包装设计的根本任务, 就是创造美的生活, 提高国民的整体审美情趣, 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提升作出贡献。

摘要：从包装设计与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互动作用角度, 阐述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 包装设计不仅仅是停留在商品的表层面上, 而更多的是给人类带来了艺术与科技完美的结合的视觉愉悦和超值的心理享受。与此同时, 包装设计的发展状态也直接映射出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国民审美水平和审美意识。

关键词：社会文化,包装设计,互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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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4

如今，中国社会正步入“五化两转”(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場化、国际化，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风险时代”，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加剧，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考验”和挑战。

就云南来说，公众对于社会管理的成效不满较多，对于社会的治理能力信心较低。危机事件发生的敏感性、连带性增强，持续性和反复性加剧。如何创新云南社会管理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云南社会管理创新“三问题”

管理社会的法律意识不强。科学发展观提出至今，各种强拆、占地、违法改制、破坏和污染环境的现象依然屡屡发生，暴露了我们以GDP挂帅的政绩观还没有实质改变，各级党政领导运用法律管理社会的法律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为了所谓的发展和短暂的和谐，存在野蛮打压、粗暴掠夺式的“人治”方式，存在着“乱开口子”，随意批示、突击作战、“花钱买平安”的“运动式”方法，随意突破法律边界，规则形同虚设，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不强，“信法不信权”“信法不信访”“信法不信闹”的氛围还没有形成，在“法律轨道内解决矛盾冲突”的意识还没有真正树立。

管理社会的理念和方式不高。我们习惯把管理当成管束、管控、管制，习惯了传统的、自认为管用的、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硬管理有余，软管理不足，管理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张白卷。管理手段单一，管理方法老套，政府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社会事务。多头管理，相互推委、扯皮，越位、缺位或错位的情形依然存在。

管理社会的主体素质不强。现在的社会管理基本上还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政府唱独角戏，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事项。社区单位、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力有限、作用有限，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不高，渠道不畅。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自以为是、不诚信、甚至腐败，不仅没有取到应有的表率、榜样的引导作用，反而更加助长了一切都不再相信、不敢相信、不能相信的社会气候。一些群体性矛盾发生的背后所折射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还暴露出社会对执政者、管理者的焦虑与迷茫。

云南社会管理需坚持“四项管理”

法治化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必须促使政府依法行政和管理，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要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解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化手段。越是严峻的、紧迫的问题，越是民众关注大、反映强烈的问题，越不能以权代法，越要注意规则和讲究法律。

服务性管理。管理不是要把社会管住、管死，而是要转变管理方式，体现服务功能。人们内部矛盾，靠简单“管”“压”“控”，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埋下动荡的种子。管理中要体现服务，要真正以人为本，防止把社会管理简单地演变为一种社会控制。实现由传统的防范型管理向服务型、平等型、无偿型的管理转变。

参与性管理。多元、流动的社会继续沿袭“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已不管用，需要吸纳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并与之互动、协商。政府应从“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渐退出，把该市场做的事还给市场，把该社会做的事交给社会。建立有限政府，发展壮大社会组织的“社会协同”作用，释放社会力量的潜能，加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

民主化管理。对于一些重大的政策、重大项目，一些涉及社会公平、民生以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领域，要认真听取社会意见，搞好社会听证，让社会参与监督；要建立社会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机制，保证公众参与，消除政府与公众的隔阂。

云南社会管理创新中司法与

行政互动的对策

有法必依，依法管理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我们出现了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应该将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的思路调整到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并重，合理评估和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关系。只有依法，才能为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常态化手段和重要支撑。

云南的发展不能只讲经济的GDP，更要讲法治的GDP，要从大局、从长远考量，依法管理社会。继续推进法治云南、法治政府的落实，塑造法治云南的未来形象，管理者不能以现实的合理性为由，随意突破现行法律，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运用法律来管理社会；云南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不能离开法律“单腿”跨越，不能违背法律的底线热衷于搞哗众取宠的形象工程；培育公民依法表达诉求、主张权利、履行义务、解决纷争的法治选择，促进社会管理由运动式向法治化管理转变；一旦诉诸法律解决，必须不折不扣地依法，尊重司法，敬畏法律，坚决杜绝违背法律的社会管理；重视发挥司法的管理作用，司法不仅仅是简单地断是非、解纠纷，更重要的是发现社会问题，弥补管理漏洞的立足点和工作基础。

能动司法，积极服务

司法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被动的纠纷解决，还要承担起维护社会管理，服务大局的重担。妥善处理好法律与政策、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关系，以民众满意为基础，实现“与时俱进，与理相通，与法相合，与社会相融”的效果；延伸好司法服务，开展好法律释明、权利告知、风险提示、调查取证、判后答疑等诉讼指导活动，促使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

协调联动，合力推进

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不能“单打独斗”，要打“组合拳”，本着“协同治理、风险共担”之原则，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合力，优化社会管理效果，与多元主体整合优势、互补职能，整体推进。努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诉讼调解为主导，行政调解为补充的大调解机制，齐心协力推进社会管理；建立健全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主办、有关部门联动、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有效破解长期困扰人民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建立完善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及终结机制，合力化解涉诉信访难题。

积极建策，有效参与

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最大限度地延伸司法“手臂”。实现由“应对型服务”向“常态化服务”的转变，及时准确地把握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建立健全畅通的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强化司法民主，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联系渠道，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陪调”“陪审”“陪执”及至“陪访”联动办案机制：完善简易审判方式，推行巡回就地办案方法，送法下乡，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环节、第一时间，减少当事人讼累；加强法律、司法程序和诉讼知识的宣传，引导公民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通过教育引导人们依法办事、依规诉讼：做好司法建议，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涉及社会管理的苗头性、倾向性、源头性问题，总结和发现存在的法律风险、法律问题和管理漏洞，及时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从源头上防止矛盾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管理更加合法化，引导社会行为更加规范化。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 篇5

上世纪80年代, 公民结社运动在全球高涨, 社会组织在全球化与政府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发展需求与力量的增强, 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进行了持续的互动, 成长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Polanyi认为, 社会与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 二者通过争取国家的支持周期性地占据优势地位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 (1) 。法团主义学者认为, 公民组织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公民组织往往通过国家实现其利益, 而国家则通过公民组织获取社会支持, 维护统治。部分激进的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正逐步对国家、市场进行代替, 公民将能通过自我管理使国家与市场成为历史。国内学者, 如赵黎青、吴锦良、王名等着重对公民社会与政府关系作了相应的研究, 认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既存在合作的关系, 又有“创造性冲突”, 国家的合理引导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本文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问题, 将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存在的内部关系出发, 探究三者互动可能的模式与结果。借助历史事实对其互动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 并试图探求决定其互动方式与结果的结构性原因, 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前景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一、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 处在家庭、国家与市场以外的空间中, 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为主体, 追求和保护公民权益的社会领域。在历史发展中, 它先后经历了与国家和市场的脱离, 成为构建和影响社会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有两方面含义:

(1) 权利意义。从权利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启蒙思想家认为, 公民社会是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的防线, “对抗专制的壁垒”。其既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源泉, 也是监督国家权力、对抗国家强权的唯一阵地。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的。分权制与民主选举, 使得公民社会制约了国家权力, 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 限制和影响国家行为, 维护人权。

因此,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存在着一定对抗。限制政府强权与专制, 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目标。

(2) 效率意义。从效率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 运用“第三种逻辑”解决日益严重的“双失灵”问题的主要途径。由于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原因, 市场失灵问题在上世纪前半叶引发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间接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以后, 政府迅速扩张, 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发展。然而, 随着财政危机、腐败与政治丑闻的出现, 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理性人的官员组成的国家, 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双失灵”问题与全球化, 给社会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公民社会利用志愿服务, 采取互助、自愿的方式弥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并通过国际结社, 对国际关系、落后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公民志愿的供给方式, 提升了社会效率, 降低成本, 成为社会建设新的生力军。

2.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与国家。从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权利意义还是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关系。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同时也在效率上弥补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但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联合。在解决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提供等市场失灵问题种, 国家与社会组织结成了伙伴关系, 国家将部分职能外包, 借由公民社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进行生产, 而政府购买进行分配。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既有对抗, 又有合作。

(2) 公民社会与市场。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关系, 与国家刚好相反。在权力意义中, 市场与公民社会有着相同的要求。市场希望削减国家权力推行自由贸易, 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公民社会则希望限制国家权力避免出现独裁国家, 维护公民利益。这时二者往往趋于相互联合。而在效率方面, 市场自由化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血缘关系淡薄等问题, 商品化的评判标准使得社会价值, 如互助、友爱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 在效率意义上公民社会与市场又存在着对抗。

(3) 三者的力量对比。国家是唯一合法掌握武装的暴力机构, 因此, 国家的力量通常是最为强大的。现代国家虽然经过民主体制与分权体制而被削弱, 但核心的统治力依旧存在。除了掌握武装, 国家往往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国外资源, 并通过一套完备的制度, 建立了严密、有效的行动机制。

市场通过自由竞争, 凭借科技、创新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 借助寻租等手段, 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一些政治资源与能量。在自由主义盛行、民主体制发达的国家中, 市场往往通过掌握财富渗入议会, 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的选举, 甚至形成一定的分利集团, 控制国家的资源分配。

公民社会相较于国家与市场而言, 力量则略微弱小。由志愿、自由原则组成的公民社会缺乏强制性, 没有严格的行动体制, 并以多元利益为目标。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 使缺乏公民社会不能把人数优势有效地转化成实际的力量。然而, 公民社会通过独特的“第三种逻辑”, 能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 并且以志愿作为行动方式, 成本较低, 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1.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出, 公民社会对二者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 但公民社会的力量往往较弱, 故三者互动主要有以下模式:

(1) 公民社会+市场——国家。由于公民社会和市场在限制政府权力上有着相同的利益, 同时借助自由市场的力量能够对政府起到遏制的作用, 因此公民社会很可能与市场联合, 共同对抗政府。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力, 要求限制政府;市场则希望摆脱政府干预, 充分发挥自由经济分配资源的力量;政府则通常受到较强的分权制约或者被市场与社会俘获, 主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

这种互动模式的结果通常会使得公民社会较为繁荣, 结社与志愿行动广泛, 公民权益得到良好的保障, 公民社会运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 注重效率, 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在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压力, 权力受到民主制与分权制的限制, 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的秩序, 并建立一定福利制度与再分配措施维护公民的经济利益。

(2) 公民社会+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联合也是常出现的另一种情况。随着自由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加, 公民社会对限制市场、建立福利制度有着强烈的愿望。国家则希望能通过宏观调控, 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干预, 保证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联合, 共同抵抗市场。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积极应对自由化贸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希望能够消除贫困差距, 规范企业行为, 保护环境, 弥补商品化破坏的人际关系;政府则以社会稳定作为其主要的目标, 利用政策工具限制市场行为;市场则通常受到较强的管制。

这种互动往往会带来一个福利型的国家机制。公民社会的权利, 特别是经济权益获得良好的保障, 公民组织繁荣并且更多集中在公益等问题上;国家对市场有着较强的管控能力, 构建福利制度与社会合作共同管理、解决社会问题, 尊重民主权利;市场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发展, 虽然速度不快, 但相对平稳。

(3)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并非常态。通常市场追求自由化, 往往拒绝国家管制, 但是这种情形在后发展的赶超型国家中, 却往往可能出现。在后发展国家, 由于其受到国际体系的压制, 或者存在资本稀缺等问题, 经济发展难度巨大。此时, 国家为了争取壮大国家实力, 则会充分调动市场的作用, 与市场进行联合, 集中资源实施产业政策, 引导市场;市场则为了获取利润, 接受国家的指导与援助;公民社会在此情况下, 其诉求则往往在经济发展的迫切目标下淡化, 难以得到有效的重视。

所以, 在这种模式下, 国家权力通常较大, 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作用, 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市场在政府指导下, 在有限的产业中迅速发展, 短期内获得巨大的飞跃;公民社会则往往被边缘化。

3. 互动模式的历史案例。

(1) 美国。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在独立战争以后, 通过联邦制、三权分立制、民主选举制建立相互制约的国家体制。国家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制约, 公民权益则获得明确的保障。二战后,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强国, 市场推行自由化。公民社会发展繁荣, 在医疗卫生、扶贫、教育等多方面建立了诸多社会组织, 对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以上模式对比个可以发现, 现代美国社会是“公民社会+市场——政府”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虽然有强大的暴力机构与官僚系统, 但总体而言国家权力仍受到较大制约。市场全面推行自由化, 并成为新全球市场化浪潮的主要推动者。公民社会在美国享受充分的自由与一定的扶持, 民主权力保障充分。

(2) 德国。德国一向具有强国家的深厚传统, 德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也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德国政府历来致力于保障公共福利, 促进普遍富裕, 维持社会稳定。公民社会与国家在社会建设中一直处在合作的状态。在经济方面, 市场处于半自由状态——金融市场中, 国家通过控制银行掌握了资金流动, 进行经济指导;劳务市场中, 工人与企业通过协商确定工资与福利;准确来说, 德国只有商品市场属于自由市场, 通过自由竞争进行发展。

不难发现, 德国的互动体制是“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模式。德国政府无论在资源掌握还是社会支持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对市场采取限制的手段, 对公民社会给予优厚的福利待遇。德国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下与国家联合, 共同进行社会管理, 公益组织、非盈利社团等遍布全国。而市场在管制下, 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妥协, 其得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支持, 获得了较为平稳的良性发展。 (3)

(3) 韩国。韩国是后发展国家的典型代表。二战之后, 面对经济发展落后和朝鲜的威胁, 韩国政府通过其武装力量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对市场进行产业政策的指导, 并通过外向型经济策略实现了腾飞。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与政府进行联合, 在利益与强权的驱动下, 接受国家指导。公民社会随着韩国的现代化充实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 也获得了一些发展, 然而由于赶超作为主要的目标, 因此韩国公民社会的诉求常常被政府与市场忽略, 公民结社发展缓慢。

后发展国家韩国, 在互动中属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韩国政府与市场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走向联合, 政府积极指导经济发展, 获得国家力量的提升;市场虽然部分损失了自由竞争, 但是短期内获得了高度发展, 集中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公民社会由于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挤压, 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韩国政府在国内中产阶级与国外民主势力的压迫下, 被迫接受了民主体制, 放开了对社会团体的管制, 使得韩国的社会团体近年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4)

三、互动的根源

1. 价值取向。

在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中,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合源于共同的利益, 而利益判断则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 自由、平等、民主是主流的社会价值。对公民社会而言, 保障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 是其首要的目标, 这就使得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成为首要矛盾。市场信奉自由主义, 对于国家干预大多持抵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 美国的体制设计就将限制政府权力作为重点。可见实际上, 公民社会与市场相互联合根本在于维护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利益。

而对德国来说, 其普世的价值观念在于稳定和共同富裕。对于德国政府来说, 社会的稳定与共同富裕是其行政的首要目标, 因此虽然自由市场可能带来更高速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破坏稳定, 国家仍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与控制, 牺牲发展速度。对公民社会而言, 民主权力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其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 国家与公民社会走向联合。故而根本上, 德国互动模式产生的根源, 与其维护稳定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面临艰巨的国际环境, 全民沉浸在一种极强的危机意识当中, 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就是发展。对于政府来说, 只有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化, 才可能抵抗潜在的威胁。而韩国市场虽然不希望政府对其进行干预, 不过集中资源进行快速的发展才可能维护国家的存在, 才有后续市场发展的可能。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韩国形成了国家与市场的联合。从韩国公民社会的角度看, 民主权利与解决社会问题是其所追求的根本目标, 但在严峻的危机下,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则被提到更重要位置, 所以公民社会对民主权利的挤压并没有给予强力的反弹和抵制, 反而为韩国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 互动模式与国家的价值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 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国家环境等情形下形成了各异的价值观念, 影响了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关系, 使得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互动。

2. 社会结构。

社会价值通过影响利益关系决定了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意愿, 而社会结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所谓社会结构, 则是指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三者的结构类型,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任意两者的联合, 都需要其在结构上的匹配。否则, 过高的成本则会阻碍联合的正常进行。

美国公民社会经过长期发展, 形成了众多社会团体, 市场则在长期的经济竞争中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 二者共同的小集团结构使之能够有效沟通。而在韩国, 公民社会相对分散, 中产阶级更多以自由人存在, 凝结度不高, 而市场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特性, 形成较为集中的极大产业或利益集团。即使韩国公民社会与市场间拥有一致的利益, 但是二者不匹配的结构模式, 使得公民社会与市场的联合面对巨大的交涉成本和协调难度, 缺乏可行性。相反, 韩国政府与企业一样, 都是集中式的大集团结构, 使得国家和市场联合易于进行。在德国的案例中, 德国政府采用联邦制, 属于分散团体的结构特征, 而德国公民拥有强烈的结社传统, 也依据地域和利益关系形成了分散团体的结构, 使得二者可以顺利的联合。

因此, 决定互动模式的另一个根源是其社会结构, 只有结构相匹配的两方才便于联合, 形成互动体系。

四、结论:公民社会的互动规律与中国展望

现代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逐步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 三者的互动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发展结构, 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公民社会在权力与效率方面的双重意义, 使得其与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 而由于公民社会在三者当中的力量相对较弱, 因此往往需要与其中的一方联合来达到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 公民社会往往和市场联合, 共同抵制国家, 追求自由、平等,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德国等欧洲福利国家中, 公民社会则和政府联合, 共同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由国家保障公民权利;在韩国等后发展国家中, 由于发展压力, 公民社会面临国家和市场结合的局面, 其自我目标让位于国家整体目标, 发展受到阻碍。互动模式的差异根本上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价值观念决定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利益选择, 从而影响了其联合意愿。社会结构决定了联合中的交涉成本, 从而影响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

由此, 反观我国的发展, 中国目前仍处于后发展阶段, 公民社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在许多问题上, 中国公民社会都还扮演着边缘角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和调控作用, 市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 运用半自由竞争进行发展。因而, 当下中国处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模式。

不过, 中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 中国处在政治经济转型的复杂时期, 作为转型国家, 其固有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和西方民主制有着极大的不兼容性, 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前景难以用西方经验去预测。其次, 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别, 中国并没有经历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剥离过程, 相反, 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融合性, 公民社会是否真的能在中国出现, 也成为争论的重要焦点。

结合这些分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可能有三种趋势:

第一, 从价值观念上考虑, 中国自古注重稳定, “不患贫, 患不均也”。这样的价值观念与德国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后发展成功后, 中国公民社会及其互动模式可能向德国的方向发展。

第二, 从结构上看, 中国政府权力集中, 市场在扶持中形成了几个大型集团和利益群, 而市民社会则呈现出零星的小团体。虽然市民社会的凝结度在不断加强, 巨大的人口基数可能使公民社会形成大团体的可能较低, 因此一直保持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在结构上更为合理。

第三, 从中国的特殊性考虑, 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今后的发展和互动可能也会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借助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没有明显分离的特点, 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三者协调互动、合作的良好模式。

摘要：随着全球结社运动的不断兴起, 公民社会被放到了与国家、市场同样重要的层面, 成为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宏观要素,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从公民社会的定义和特点出发, 结合历史事实, 讨论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互动情况, 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互动的深层原因及可能的特殊情况, 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尝试性的思考与预测。

关键词：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互动

注释

1 Karl·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2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王名, 刘国翰, 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 郭原奇.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的互动与耦合 篇6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依赖方面, 经济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多地研究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 而忽略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网络组织理论在承认物资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基础上, 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布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 相互进行各种交换, 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 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2]他认为, 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 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 虽然争议颇多, 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 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 将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的框架, 使得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 并对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的选择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个人精神的复兴, 弥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又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 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节点。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一贯认为, 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目的的函数, 只受价格信号的支配, 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进行选择。但实际上, 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 各种价格信号经常因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使个人或企业的理性选择出现偏差, 必须辅以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信任机制来对错综复杂的价格信号进行甄别, 个人和企业才能做出正确而有效率的决策。

2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及其融合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美籍日本学者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社会资本的强弱直接受其文化的影响, 其中规范、诚信和网络是其主导因素。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企业规范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范) , 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特罗姆认为, 规范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 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企业诚信水平是指企业对顾客、员工、同行及社会履行契约的程度。诚信水平反映着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契约、规则和法律的忠诚和信誉, 也是企业间建立信任、实现交往的基础。一个企业的诚信水平和规范化水平决定着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而决定着其社会资本量。

在社会运行分析上, 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企业作为最广泛的社会资本积累的中观层次, 能够最有效地整合个人的社会资本, 并推进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而成熟的企业文化本身就蕴涵着浓厚的社会资本, 企业文化所蕴涵的信任、合作、互惠等文化理念就是局部的社会资本。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在一定意义上讲, 企业文化, 将个人的社会资本和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 并推动两者的理性建构和积累。

诺斯认为, 一种由政府规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形成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斯也认为, 企业的经济绩效受到多种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企业规则和市场制度交互替代形成的制度结构, 仅仅是降低成本增加绩效的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 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等。企业的生成需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正式制度的支持。从文化影响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一范式来看, 文化构成了企业发展的人文底色。文化是一种“粘合剂”, 能涵盖各方利益, 强化成员行为的协调性和连续性, 保护相互间的信任免受干扰和破坏, 从而成为维护组织稳定的基础。

企业文化是形成组织效能的共同认知系统。文化是共同认知下形成的一种氛围, 组织文化使每位员工知道组织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怎样做才能符合组织的规范要求, 怎样做可能违背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氛围中, 组织成员会被逐渐同化而坚守组织的文化信条。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间达成的团队心理契约。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H·沙因的观点, 组织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尽管不能确切地知道企业的未来一定是怎样的, 但可以提出发展目标, 勾勒出远景和蓝图, 这就需要一系列假设系统对组织的未来、价值、利益等做出假设。核心价值观是组织的一种“德”的标准, 员工以此与组织形成一种心理契约, 自觉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认可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这种源自文化层面产生的力量, 比起传统管理的命令、监督、惩罚的力量更彻底, 更具有凝聚力、约束力、推动力和活力。法律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 文化则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 它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 而且具有人文理性的终极价值。企业文化作为集体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集合体, 为企业提供了行为的框架、准则和价值体系, 使企业成员的行为自觉遵守基于文化认知的“约定”。

3 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文化生成路径

实现我国企业社会资本和文化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就是要逐步养成基于诚信、规范和网络的企业公民行为, 建立现代理性的企业文化。当然, 企业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文化策略还远难实现, 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公正、诚信、理性的文化环境, 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的聚合与嬗变。

3.1 “家”文化的解构与社会信任变迁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信”作为五伦之一, 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观的重要性。但中国人的“信”更多的是建立在人情、个人承诺和名誉的基础上, 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和支持;信任“自家人”, 而对外人的信任依关系紧密程度的疏远而逐渐减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差序格局”, 以自己为中心, 与他人的亲密地位、信任程度与边际距离成反比, 在每一圈层上网络成员都遵循特定的相互关系模式, 后者又造成了经济交往密切程度的差别。[3]中国是一个关系信任资源非常丰富的社会。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4]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靠宪法和法律制度来治理, 而是靠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对个体内在化影响而整治, 这使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精神, 造成了社会信任资源非常薄弱。关系信任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 是在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植根于血缘、业缘、地缘关系当中。而社会信任则是基于法律、制度和正式契约之上的普遍主义信任, 具有外部性特征。

“泛家族”的关系信任规则是建立在以人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之上的, 而且这种信任具有差序格局的性质, 有一定的扩展空间, 但与西方社会的普遍主义信任相比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企业要推行现代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制度, 就需要另一种更高程度的信任来融合更高质量的管理资源, 这就是“制度化信任”。为此, 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5]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不能对投资人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任由经理人员侵害, 那么,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关系就难以真正建立。二是保护产权。这是个人的权利获得保护的必要前提, 也是企业由“人治”到“法治”、由人格化的关系信任向非人格化的社会信任转化的根本保证。三是完善经理市场。加强人才信息特别是信用记录的透明度, 加强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经理市场的激励约束功能, 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

3.2 公民文化的孕育与发扬

企业社会资本来源于基于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而公民参与程度首先来自于他们对企业公民身份的确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包括:1) 平等交往。在权威的科层组织, 企业网络具有交往范围狭小、交往不对等性和交往的非自愿性等特征。在公民社会里, 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 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要想赢得公众, 就要依靠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而不是靠任何与尊重公众的自主意志之原则相违背的强制性手段。2) 契约自由。无论企业内部沟通还是企业外部交往, 人的许多行为准则是受契约性关系制约的, 契约包括法定契约与习俗契约、公证契约与隐含契约、既成契约与增生契约等, 各种契约都是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约束的统一。科层组织强调强制性, 网络组织依赖契约自由和自愿。3)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臣民社会是义务本位的社会, 强调人的忠诚和贡献;公民社会是以人为本, 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6]国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当广大民众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 社会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而公民意识的觉醒, 既需要每个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的提升, 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灌输。为此, 应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承认并培育公民社会。同时, 可借鉴美国、日本的经验, 加大公民教育力度, 提高公众文化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 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信任、诚实的品格, 并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其合作能力。媒体应不断宣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使开放、信任、创新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3.3 企业文化生态的优化与耦合

企业文化理念的重塑。1) 建构理性文化。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其运作应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过程, 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企业应该是事缘、业缘的结合, 而非血缘、情缘的结合。否则, 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会丧失理性, 规章制度也可能形同虚设, 优秀人才很难聚集, 公利可能会很难推行, 而私利却可能到处泛滥。2) 建构诚信文化。社会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也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 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 社会交换才有望接近“帕累托最优”的交换状态。[7]企业应在经营中恪守诚实守信的准则, 在法律和道德认同的范围内活动, 真正做到对顾客负责、对社会负责;并注意与外部企业诚信合作, 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 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3) 建构创新型文化。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 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租金。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杰夫·摩西 (Jeff Mauzy) 对美国150家公司的调查发现, 创新型公司的增长率是非创新型公司的4倍。企业在文化建设, 应建立起以鼓励创新、鞭策进步、追求卓越、容忍失败为基调的创新型文化, 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 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应变能力。4) 建构互惠合作型文化。现代企业网络是以企业间的合作博弈为特征的, 网络中的个别企业依靠与其它企业的相互连接而生存。企业网络是一种追求合作利益的自组织过程, 作为其子系统的各个企业应当具有自主协调性。通过互惠合作意识的强化和体验, 就是要增强企业对合作博弈双赢结果建立共同愿景, 从而通过信息网络和交易网络自觉结合起来。

企业精神的培育。企业精神是企业经过共同努力和长期培养所逐步形成的, 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共同的心理趋势、价值取向和主导意识, 是企业的精神支柱, 反映了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特征、形象、地位等的理解和认同, 也包含了对企业未来发展和命运所抱有的理想和希望。企业文化从根本上就是要培养员工的价值信念和组织精神。企业精神是全体员工认同和信仰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总括, 是企业文化的支柱和统帅。企业文化的共认性、主导性和实践性使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结构中的企业家品格和员工品格得到普遍提升并达到高度的一致性, 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互动。企业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由外至内的渐进过程, 包括企业精神目标的定位设计和企业精神的“社会化”, 在设计阶段, 应调查分析企业现有的精神现象,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符合企业使命、愿景的精神要素, 确定企业精神发展目标, 并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企业精神重在培育。在企业精神设计定格的基础上, 应积极推动文化的“社会化”, 通过目标导向、领导垂范、舆论灌输、典型示范、氛围熏陶、制度规范等方式的协同使用, 逐渐将企业精神内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制度是方法与意识之间的中介, 它既是经过实践证明适应于方法的固定格式, 又是塑造意识的主导存在。企业文化是一种隐形的制度, 作为意识的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不依赖于企业制度的建设。制度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中间层,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实现“人治”随意性管理向“法治”规范化管理过渡的关键, 也为实现企业信任机制由私人信任向社会信任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障。

4 结语

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我国企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和法律规制, 更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规范。这种“文化理性”的培育, 应建立在社会资本积累与发扬的基础上, 因为, 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的社会资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机制, 有效地拓展了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网络, 并通过这种网络增强了企业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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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万县.我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文化解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5 (3) :45-46.

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7

新闻媒体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 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新闻传播及其媒体的产生和发展, 离不开社会的经济关系与其它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新闻传播既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 又是一项举足轻重的产业。新闻传播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与社会发展不断碰撞乃至互相交融的过程, 它的产生、变化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广阔舞台。对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与探讨, 将有利于拓展我们对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思考空间。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行为之一, 是一种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组织体系的社会性新闻传播体系。它以大众传播为媒介, 通过向公众传递一定信息, 来引导一定的舆论导向, 从而影响公众的信念。作为整个社会的群体或者个人, 都离不开交往活动, 离不开新闻的传播与接受活动。传与受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 随着新闻传播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不断凸显, 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1 新闻传播与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是新闻传播最基本、最重要的动力, 同时也是进行社会管理功能的最基本体现。政党、机关为了宣传自己的纲领、路线、见解和主张, 创办新闻传媒的媒介组织, 并结合自身治理国家、维护稳定的大局的需要, 把国内外的局势以独特的新闻手段向公众报道, 从而为政党服务。但是这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 就是由于不直接参加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难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捕捉、反映群众的社会需求, 就十分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千篇一律的报道也会引起失真的效果。由此看来, 这就要求新闻传播者要有极其严格的职业特征, 不仅能够发挥好调控、交流的功能, 还要发挥新闻传播监督、传授的重要作用, 自觉地扬长避短, 取长补短, 这样才能掌握新闻传播工作的规律, 充分发挥新闻传播的政治宣传功能。

2 新闻传播与经济发展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闻传播对经济的关注以及互动作用日益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 各种广播、电台、电视台大量涌现, 对经济的报道开始大幅度增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经济类报道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经济建设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直接关系着国家千千万万人民的工作、生活。新闻传播对经济促进的关注首先表现在它每日每时都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大量的经济信息, 同时居民的经济信息与经济工作活动及其发展变化状况的情报、资料和消息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通过信息, 人们的生活与社会息息相关, 这些信息对受众的工作、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 新闻传播与舆论导向

新闻传播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任何舆论的形成, 都离不开公众交流信息的场合。通过新闻传播传达的舆论是最具有实效性, 且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新闻传播的受众在接受新闻传播者发送出的新闻信息时, 是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的, 就是明确接受目的与起到的社会效应。在现代社会中, 只要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其发挥管理功能的方向发展。反之, 不利于稳定与发展的舆论, 也会导致社会混乱。通过新闻传播, 可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到该获取的各种真实的消息;反之隐瞒这些情况, 或者歪曲报道, 就会侵害受众对真实情况知晓权。

4 新闻传播与文化传承

新闻传播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的过程。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新闻传播作为城市对内对外的信息枢纽, 通过信息的传播, 在城市社会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从而增进城际交流与合作, 促进理解与互信, 拉近时空的距离, 促进城市关系的和谐发展, 也促进城市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和文明成果在传播中得以传承久远, 这种传播的过程就是被社会“集体记忆”的过程。新闻传媒也因此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立足于地方城市的社会心理, 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和传递饱含“地方特色”的信息内容, 从而对社会稳定以及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规范都起到巨大作用。

5 结语

从某方面来说, 新闻传播是一种魔力, 一种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它能超越刺激、反映行为模式, 能跨越时间和空间。新闻传播能够在各种信息 (包括文化信息在内) 的编码、解码与转换, 以及在对符号系统进行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中, 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传承与发展。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的凸现和发挥, 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起到积极作用。要使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化解冲突, 增进融合, 我国的新闻传播界就应在借鉴国外同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存在的问题, 做出相应的对策, 从而确保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我国能得到更好、更充分地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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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保卫、唐远清.试论新闻传媒核心竞争力的开发[J].新闻战线.2003 (1) .

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8

进入20世纪后人们发明了电子计算机, 在电子计算机的带动下, 一些自控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也开始迅速发展, 机械工程开始向着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阶段发展, 人类社会在机器人、数控机床、高速运载工具等一些先进机械设备的推动下进步速度越来越快, 机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生产和服务的必须品。

1 机械工程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这门学科主要是用来研究和解决在开发设计、制造、安装、运用和维修中遇到的各种机械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

它主要以自动科学 (数学、力学等) 和技术科学 (设计学、材料学、制造学) 为理论基础的。机械工程学科的两个重要内容就是机械学与机械制造工程学, 机械学对应于机械系统从构思到实现的设计阶段, 机械制造工程学对应于制造阶段。下图为机械工程学科的具体组成:

2 机械工程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

2.1 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需要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

自18世纪60年代, 产业革命在英国发起以后,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便开始了:蒸汽技术革命。纺织机械行业是最先应用蒸汽技术革命的行业, 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便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 蒸汽机的大量使用使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向机械化方向的转变。蒸汽技术革命是资本主要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开始大幅度的提高, 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整个工业生产机械化的进程。

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大生产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进行, 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因素就是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

2.2 机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英国是发生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 由于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引进了机械化,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英国提高较大, 据相关资料显示, 从1770年到1840年, 这短短的70年, 平均劳动生产率在英国提高了近20倍, 其工业生产值占到了世界工业产值的50%左右, 成为了“世界工场”。在近一个世纪内, 很多国家都是用机械工业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机械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 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靠机械工业的发展带动的。

2.3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 它的变化主要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的。需求因素、供给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等等, 都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技术因素是最根本、最主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就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而言, 机械工程的发展是推动现代社会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工业比重正在一步一步的增长, 农业比重正在不断的下降, 并且农业的发展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着机械化, 现代化的方向转变。

2.4 对生产方式的影响

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机械工业推动了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被机械大工业的发展彻底的瓦解了, 机械工业开始逐渐的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

2.5 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中国社会近代人们意识形态开始变迁的第一个高潮。中国机械工程的发展受到了洋务运动的大力推动, 同时我国机械工程的发展, 也为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 但在这期间好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在中国渗透, 为我国后来社会意识形态的突变创造了基础。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不但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变革, 使社会物质基础不断的得到积累, 同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 机械工程的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计算机、传感器、通信技术等一些高新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 市场的需要也开始出现了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 未来的机械工程的发展将以提高机械加工的劳动生产率, 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 来研制和发展一些新的机械产品。根据本人多年的学习经验预测未来的机械工程的发展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1) 机械工程的信息化;2) 机械工程在设计技术上的现代化;3) 机械制造技术将向精密制造、绿色制造和成形制造的方向发展;4) 机械制造工业的虚拟现实技术将不断完善;5) 先进的机械制造生产模式将不断的出现。

4 总结

总之, 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工程与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 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必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机械工程这门学科在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重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机械工程这门学科的概念以及它的相关体系, 其次从社会生产力、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机械工程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 最后结合本人多年的学习经验预测了未来机械工程的发展趋势, 以期对相关工作者能有所参考。

关键词：机械工程,社会进步,影响,互动,发展趋势,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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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9

关键词：良性互动；中介；公民社会组织；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1－0106－06

一、问题的产生

我国理论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而逐步深入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导致了原先以国家全能主义为主导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构建“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为我国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而此时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核心研究内容的公民社会理论当时正面临着在世界范围的复苏，所以借鉴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将其作为建构新型“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的理论基础，在90年代中国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公民社会研究热潮。尤其是以1992年邓正来和景跃进合著的《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为滥觞之作，我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在学术界蔚然兴起。

我国学界在这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争论。有的学者对公民社会抱否定态度，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与西方类似的公民社会，原因在于巾国没有西方那种长期历史形成的公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这个以经验哲学为主导的国度中，传统力量恰恰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其间主要的是反市民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仍将对中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Ⅲ甚至有学者认为“无论就现代国家发展的一般趋势，还是就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经验而言，认为在中国应该通过构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以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都是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而在实践上，这样的观点则可能是有害的”。也有部分学者出于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主张以西方公民社会为构建模本，以其经验和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标准，走一条西方式的道路，即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关系模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日趋成熟，对西方公民社会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意识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于中国的意义主要并不是在于追求一个西方式公民社会实体，而在于它所包含的“社会至上”理念对于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社会至上”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权威的消解，而是针对全能型国家流弊的一种矫枉，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更加合理的限定。这一理念旨在保障社会具有适当的独立空间，但并非仅执此一端，它不排除在某些领域国家权力有加强的必要，比如对市场的适当介入、对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等。毕竟在现实世界中任何集团或个人的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建立在其与国家关系基础上，即使是反国家主权论者的运动也与国家权力的运作纠缠在一起，既不存在所谓“国家衰亡”的情况，也不存在无需同家权力作为支撑而实现自治的公民社会，恰恰相反，国家是公民社会构造的关键要素。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家推动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逐步改变了先前以政治原则统一各领域的社会结构方式和运行机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条件。首先在政治方面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经济，历史性的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从社会经济领域撤出了部分权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非政治化，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中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履行，为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提供了空间。其次在经济领域具备了公民社会成长的条件。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具体说来，商品经济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完善的市场经济呼唤规范的市民社会，改革开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是1992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第三是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公民社会的繁荣提供了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保障个人和企业的合法经济利益，国家通过制订系列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来规范国家权力，这实质上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权力界分的制度性安排。第四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改革开放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尤其受当时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复兴的影响，理论家对改革全能主义国家模式，建构合理的国家与社会结构进行系统思考，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基层社会成员基于摆脱经济困境而成立的各类经济组织，以及基于文化、公益等目的而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也随着改革开放而涌现出来，于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迎来了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期。1989年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有4446个，而截止到2009年底，中国有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42.47万多个，包括社会团体23.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8万个，基金会1780个。目前，仍以每年10％—15％的速度在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公民社会并非完全是自我生发的，而是国家通过对自我权力的规约，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放权的结果，是国家型构的产物。那些对公民社会持激进态度，认为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关系的观点至少在中国是难以成立的，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必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下去。幸而，在一些公民社会论者那里这一问题似乎得到了认同，如“良性互动”关系模式就是我国学者基于该考量而做出的一种路径选择。这一模式对于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建构中所出现的紧张，是一种合适的选择，那么作为互动主体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通过何种方式，借助何种载体来进行实现“良性互动”就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

二、公民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中介

“良性互动”理论是基于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自由主义”的警惕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一个可以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必须要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同时还要契合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良性互动说”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合理的规制，既不会重蹈国家主义的历史覆辙，又不至于走向自由主义“社会VS国家”的道路，是对这两种理论的反思和超越。这一框架的提出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也

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一条可行的路径。同时必须意识到的是，这一关系框架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其前提是要求国家和公民社会谨守各自边界，保持温情脉脉的礼让。但在现实中，国家和社会不是两个完全异质的整体，相反它们边界难以清晰的界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他们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并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和构造。现实中更多的情形是国家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干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也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扩充特殊利益，甚至侵害公共利益，所以“在现实层面一般不存在这种纯粹形式，而往往是其不同程度的变形”。尽管如此，这一框架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颇具现实和理论价值的导向，向这种理想形态无限逼近成了现实和理论研究的目标。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就成为当前中国“国家一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上文也已论及，实现这一良性互动关系的前提是两者对各自权力边界的谨慎自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国家权力从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收缩为这一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公民社会活动领域逐步扩大，与国家的互动初步彰显。但由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带有浓厚的国家权力主导的痕迹，所以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在这一互动关系中国家不仅仅是舞台角色的扮演者，它更是幕后的导演者。所谓公共空间也是政治权力划定的结果，而不是公民社会自然生长致使，政治权威在其间仍然具有绝对统治力，良性互动很大程度上仅具其形。而依照“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逻辑，国家对权力的收缩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公民社会也需要继续扩大其自主权。这实质仍然是一个政治结构变革的过程，所面临将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境；政治变革导致传统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的普遍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又回归传统，呈现“一方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陷阱”。所以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中，既要在新的基础上获致合法性而保证相当的整合能力，又不因社会的失序或外部制约的缺乏而回到改革起点，就必须遏制国家和公民社会对权力扩张的天然欲望，避免两者直接进行权力交流过程中出现争夺。借鉴西方公民社会与国家通过“公民权”来打通两者关系，以公民权为互动载体，作为双方的权力边界和沟通手段。我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也需要一个类似的沟通中介，当然由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照搬西方模式将公民权作为中介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只能另作他寻。20世纪90年代后期，公共治理理论的引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路径。

治理理论指“由民间组织独立从事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其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公民社会中的行为主体与国家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实现合作共治，其目标是通过对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权力的规范基础上的合作来增进公共福利。因此这一理论对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关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在现实的实践层面上开创了初步的良性互动局面。如果说治理理论为国家与社会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那么打通两者关系的载体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作为公民社会具体表现形式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或称之为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等等)，其之所以具备沟通中介的功能，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具有对立倾向的力量在此得到了互相的认可，在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认可那些具有合法资质的公民社会组织，并赋予其一定的管理权限，而作为社会力量的一方，公民社会组织也必须在认可政府权威的前提下与之进行合作管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在权力的分配上达成了一致。第二，同家与社会的权力在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取得了各自的合法性，政府通过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授权或与其合作来达致管理社会事务、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避免了自上而下单向度管理可能引发的矛盾，改善了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从而提高社会整合能力，增强自身的合法性，而公民社会组织也乐于主动接近国家，利用其权威化的符号资源来证明自身在管理过程中的合法性。第三，国家与社会的职能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实现了互相修正和完善，鉴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都未达致成熟完善的地步，在治理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具体公共事务的管理，而通过对管理过程及管理目标的评估，可以及时的修正自身及政府职能的不当，为国家和社会职责权限的划分提供重要依据。

以公共治理为路径，以公民社会组织为沟通中介，促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具备现实可能的选择。那么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问题就可以化约为通过积极培养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三、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出路

公民社会的成熟完善乃至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有赖于其实践主体即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从数量和空间规模上看，中国目前公民社会组织似乎呈现出了“勃兴”的态势，但这并不能构成中国公民社会成熟的充分条件，有学者提出公民社会组织“庞大的数字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成熟壮大，而最多只能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规模数量的堆积并不能证明各类公民社会组织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和发挥。从现实实践来看，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目前尚缺乏行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而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公民社会作为一种观念和理念，还只是以零散的或碎片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理论或社会运行的某些侧面，并没有作为社会的内在机理和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全面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中。无论是公民精神的培育、现代公民的生成还是社会组织的发育，都还处于初期或起始阶段。”公民社会组织还难以形成相对于政治体系的独立地位，与政治体系的良性互动就更加无从谈起。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依然“在路上”这一状况，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制度环境、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局限三个方面来理解。

制度环境的局限。由于中国公民社会走的是典型的政府主导路线，很多学者都认为制度环境是我国公民社会面临的最大困难，公民社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包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最终塑造着公民社会的形态、特征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出现的历史不长，加之苏联和东欧“颜色革命”中民间组织的反政府作用，很多政府官员对公民社会组织抱有戒心，把它看做一股消极势力，其发展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领导和管理能力。而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制度剩余”和“制度匮乏”同时存在，造成管理职能重叠与管理真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在现有制度环境下面临诸如注册、资金、参与、监管信任等困境，尤其是现存的监管体制主要以限制和控

制为主。所以目前我国的许多制度与其说是鼓励和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还不如说是限制和防范公民社会。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有健全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作为支撑，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一个类似与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阶层。而相反，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特权致使家国同质同构，政治权力可以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的一切领域，私人活动领域和社会经济生活难以获取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中国政治文化也形成了重政府而轻民间的传统，对政府机关的信任远远超过民间组织，许多人习惯将民间视作非政府，就是无政府无组织的状态。同时我国传统中重“私德”而轻“公德”的特征又使得对个人品行的信任超过了对民间组织的信任。对某个民间组织的信任往往是建立在对其某个成员的信任基础之上，而缺乏对组织本身的认同。这些都构成了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文化障碍，导致“民间组织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备受关注，并经常有敏感的遭遇，这表明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遇到认识上的限制，一些人从思想观念上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接纳民间组织”。

公民意识依然淡薄。作为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关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总称，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意识的觉醒程度，而当前我国公民意识现状却不容乐观，一方面传统的落后观念如“官本位”、“臣民”等思想依然对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着不良影响，成为阻碍培植公民意识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不均衡，虽然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但也存在最大规模的文盲和半文盲群体，尤其在农村，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惊人的85％以上。所以对照阿尔蒙德所定义的现代公民内涵即：第一，不仅关心现实政治，还掌握一定的知识。第二，与同事或周围人讨论政治。第三，通过参与选举等活动，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第四，认为个人能够影响政治，有一定的政治效应感。必须承认，我们与这一现代公民标准尚有着较大的差距。

公民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局限。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与西方公民社会组织有着明显的差别，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局限。由于显著的官民双重性，导致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形成了过分依赖于政府，比如在管理、资金、人事等多方面还不能摆脱政府的影响，自身独立发展收到限制；我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历史较短，其结构和功能没有完全定型，角色定位尚不清晰，影响了其本身职能的发挥，存在价值也大打折扣；由于制度资源环境、社会文化基础、经济实力以及领导威望的差别，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组织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不利于其协调稳定发展。

公民社会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具备条件便可以自主推进的过程，它离不开具体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更离不开作为实践主体人的自觉活动。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统一性强大、政府权力主导性明显的国家，要真正实现国家社会关系的理想预期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找到破除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措施。

首先，要坚持制度创新。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公民社会组织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受到制度环境的直接影响，合适的制度环境能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而不合适的制度环境则会阻碍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从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出现和发展首先要归因于制度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生长空间和发展资源，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现存的制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已经难以容纳它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来破除发展瓶颈。而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对那些能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设置又限于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而无法照搬西方，所以根据现实发展困境，适时进行制度的创新就尤为必要。笔者认为我国关涉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可以分为创新主体和创新内容两个方面。首先是制度创新的主体。理论上讲，制度创新的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但在现实实践中我国创新主体主要是政府，制度创新一般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方式，但随着公民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其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日益凸显，而较之政府对现存问题更具有理性清晰认识，因此可以由其充当非政府创新主体，进行相关制度和规章设计，然后通过与政府的交易使创新的制度以政府权威的形式加以确立。其次是制度创新的方式。作为破旧立新的过程，制度创新必然牵扯到破与立的关系，新制度的确立新是否意味着旧制度的全面否定?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就是充分利用原有计划体制中既存的仍然具有现实价值的组织和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有序地创新来实现。“公民社会组织方面的制度创新同样必须在依托现有资源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传统组织和制度资源从而降低创新的风险。”

第二，要不断巩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基础。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公民社会组织的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为前提，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为政治体制提供变革的动力和物质条件，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同时经济发展还可以提高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有助于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的发达可以提高公民社会的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是天然平等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必然有助于培养公民平等自由理念，公民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将逐步得以觉醒，从而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将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国家扶持的状态，走上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

第三，要在实践中弘扬治理精神。作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的重要平台，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是公民社会成长和民主精神翅造的过程。另外全球治理的兴起还赋予治理现实意义之外的时代价值，治理也逐步超越原先作为一种合作机制的界定，而将这一机制所附生的合作共赢理念也纳入其内涵之中。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过程，会逐步改变原有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各个方面利益主体都会参与到治理决策中，从而形成合作制衡的运行机制，更加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公民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更多地获得自身发展的社会资源。另外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新思路，其核心理念就是合作共赢，因此

对治理精神的大力弘扬理可以培养公民作为社会管理者的主体意识，破除传统文化中“官本位”和“臣民”思想等不利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思想，以及提高公民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强化自身的组织力和影响力。

同时还需要公民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除了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还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公民社会组织只有在自身能力健全，具备独立承担管理社会事务的基础上才能具备与政府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才能真正实现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人员素质不高，内部管理不规范以及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组织成员素质、强化组织的自律机制和社会责任、加强社会监督等方式进一步规范自身的发展，进而实现与政府部门在更高层次的合作，达成善治的目标。

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上必须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良性互动模式”之所以得到认可就在于它是基于中国实际的一条折中路线，它寻求的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促进，共生共强”，于我国现实而言更多的则是为公民社会寻找理论与现实的发展空间。但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国家(或政府)主导”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动，“市民自主”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从属位置但其独立性不断增强和抗争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作为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沟通中介，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随着培养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必须承认，现存的制度、文化等障碍因素客观上制约着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尚需要经过才长期的艰苦努力方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同近期难圆的梦[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5)：179—181.

[2]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65—71.

[3]郁建兴，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36—45.

[4]王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J]，江海学刊，2000(4)：108—113.

[5]民政部网站，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09年四季度)[EB/OI]，http://files.mca.gov.cn/cws/2010128092527729.htm.

[6]何增科，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3.

设计与社会的互动 篇10

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 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 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2] 。社会化网络的运用使互联网的应用模式从传统的“人机对话”逐渐转变为“人与人对话”, 为人际互动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社会化网络核心在于人际, 以“熟人”为基础。国内2005年起就有联络家、若邻网、校内网、UUZONE等网站涉足社会化网络运用, 2008年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众多社会化网络服务网站均起家于业余时间较为丰富的学生用户, 以校内网为代表的校园SNS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大学生群体对网络真实性的渴求, 对待网络的态度进一步趋向于理性与成熟。

一、社会化网络对高校学生人际互动的积极影响

1.实现了现实世界中人际关系在网络上的延伸。

传统的网络人际交往疏远了现实社会的人际互动。社会化网络服务网站注册资料相对真实, 满足了用户真实社会交往的需求。网络中的“相遇”、“对话”以信任为基础, 是对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交往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 成为物理现实世界人际关系的延续、补充和整合。国内极具代表性的SNS网站——校内网的“成员是由线下的同学关系转换到网络上, 成员除了用校内网或者其他的网上交流工具进行交流外, 线下的联系也非常紧密, 比如上课、听讲座、学校组织的其他活动等, 因此线下和线上的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得成员间的关系扩展得更快、更加紧密”[3] 。

2.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向纵深发展的人际互动。

网络虚拟社会是弱关系网络。网络匿名削弱了人际互动的责任感、道德感和信任感。Ellison、Steinfield和Lampe (2007) 研究了美国知名校园SNS——Facebook网站, 认为它被用于维护、巩固现有的离线关系而不是用来发展新的友情[4] 。社会化网络围绕着实名制架构现实社会中的关系结构, “熟人关系”对主体的束缚, 使得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更加接近现实世界, 因为受到现实世界关系的影响而具有很强的理性。

3.有利于网络道德的构建。

虚拟社会的秩序是靠成员内在道德的自律。社会化网络鼓励实名制, 各个网络节点的链接条件是以节点本身在现实世界中的属性为参考。物理世界的道德规范借助实名制在虚拟世界得到了延伸, 实名制下个体更多地延续了物理世界的行为, 有效地杜绝了匿名制带来的与道德规范相悖的行为。

4.有利于个人社会资源的管理。

随着就业压力和社会竞争日益激烈, “人脉”的作用越来越被高校学生看重。社会化网络最大的亮点是能够拓展用户的真实交际圈, 更科学地管理人际网络资源。可以轻松认识“朋友的朋友”, 扩展人脉, 能把自己的朋友、商业合作伙伴、同学等进行分类存储, 有效沟通, 从而逐渐扩大自己的人际脉络, 在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获得更多人的帮助。

5.有利于共享互动。

“通过社会化网络时代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协作模式, 使具有黏性和隐性的知识也被加速传递。”[5] 体现了用户创造内容、互动、分享的理念。校内网2008年7月发布了自己的开放平台, 允许第三方程序开发爱好者以及创作团队在校内网上创作应用程序。同年9月举行的“校内网开放平台技术交流大会”的报告表明:开放平台以来, 共吸引了8600余名开发者登记并提交应用程序作品, 通过审核正式推出的应用程序数量超过700余个, 应用程序安装总量达9100万人次, 日使用独立用户达到400万。

6.有利于个体的完善和发展。

社会化网络服务特定的群体, 使得网站的群体表现出“同辈群体”的特点, 成员有大致相同的智力发展水平、兴趣爱好、共同语言、生活方式等, 具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 易形成自己的亚文化,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6] 。社会化网络作为一种互动的、参与式的、真实的网络交往方式, 增强了主体的道德选择、自我评估的行为能力, 拓展、延伸和强化了人性中的品德结构和伦理气质, 促进了人的完善和发展。

二、社会化网络对高校学生人际互动的消极影响

1.网络关系成瘾问题。

在社会化网络出现之前, 网络成瘾就已存在。社会化网络服务网站提供的各色网络娱乐内容, 成为朋友之间良好互动的辅助工具, 同时也成为吸引用户的重要核心。由于用户能从中得到娱乐, 拥有现实生活中无法拥有的东西, 长期发展就会形成一种病态网络关系成瘾。

2.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安全问题。

社会化网络几乎或趋于实名制, 注册时往往泄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存在着个人信息被网站非法利用, 被第三方非法获得的风险。若被个别或有组织的不法分子利用, 进行诈骗或者其他危害到用户的不法行为, 后果不堪设想。

3.“聚众”问题。

网络作为媒介填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信息交流的空缺。社会化网络通过个体与个体的结合, 影响着人与人的联系方式, 人与各层次信息共同体的联结机制。如在真实性的庇护下, 校内网成了很多学生活动的公告栏。使用者只需一封“邀请信”, 选择发送的好友, 一个“发送”键就可以完成原本需要十几分钟才能完成的事情。

三、社会化网络对高校学生人际互动带来的思考

1.重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个人信息的安全, 除了要靠网站提高技术手段外, 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个人。 (1) 选择相对正规、信誉良好的网站。这类网站防止信息泄露技术相对高级, 信息反馈投诉服务也较完善负责。 (2) 没有特殊的需要, 最好不要随便公开敏感的个人信息, 如果必须留下具体的个人信息, 就必须对反馈回来的信息仔细检查。 (3) 少加或者不加陌生人, 提高个人页面的浏览门槛等方法, 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好个人信息。

2.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 加强道德自律。

美国学者埃瑟·戴森指出:“网络比大多数环境拥有较少的普遍规则, 也较少需要这样的规则, 它更多地信赖于每个公民的判断与积极参与。”[7] 社会化网络去中心化、微内容、社会性和用户参与的特点, 使处于社会化进程重要阶段的大学生能动性更强, 要引导网络健康平稳发展, 不仅要靠社会大环境的净化, 还有赖于全民的网络素养的提高。必须在高校中开展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 加强道德自律, 提高学生自身的信息判断、选择能力, 减少信息的负面影响, 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 理性地完成自身道德体系的构建。

3.重视“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

社会化网络服务特定群体, 高校学生根据相似的属性结成群体, 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群体中部分文字表达能力较强、分析主题深刻、有独特见解的成员会充当“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对群中每个个体的影响力由于群体认同感而得到强化。因此要有意识地培养代表社会化网络社区的“意见领袖”, 使其积极主动贡献引导性言论, 与大众传播的主流言论相互佐证、互相配合, 达到“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效果。

4.搭建多主体的网站资源建设平台。

利用社会化网络社会结构化特点, 搭建多主体的网站资源建设平台。参与网站资源建设的不仅是网站管理人员, 还包括教育专家、学科教师、学生等, 为他们提供更新知识、资源共享的平台、工具, 让网站内的资源形成不断更新的生态链, 将学习、科研与校园管理等有机结合, 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郑智斌, 熊文珍.网络口碑传播与互联网的社会化[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1) .

[2]黄少华.网络时代社会学的理论重构[J].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 002, (3) .

[3]付丽丽, 吕本富, 吴盈廷, 彭赓, 刘凡, 刘颖.关系型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特征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09, (2) :128.

[4]Ellison N, Steinfield C, Lampe C,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friends”:“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J]J, 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7, 12 (4) :1143—1168.

[5]李遵白.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创新规律与政策设计思想的转变[J].前沿2, 009, (6) :127.

[6]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