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精选12篇）

社会互动 篇1

摘要：符号互动论既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又是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取向的思想传统。它关注被实证主义社会学所忽略的情境知识,并赋予这种知识本源性的地位,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视角和描述性方法不仅为现代知识社会学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而且提供了对知识进行经验研究的有效进路。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情境知识,社会互动

知识社会学以知识的社会决定为预设,探索什么知识与怎样的社会条件相关联。它发端于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知识论,并于20世纪逐步形成实证、解释、批判三大知识社会学思想传统。[1,2,3,4]符号互动论是以美国社会学家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解释社会学流派,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对微观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境知识的关注、认知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渗透的立场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对知识社会学解释学进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一 经验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

对知识的反思有久远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中的古老话题和争论重心。在传统哲学中,构成知识的三个条件是信念、真和证实,知识即证实了的真的信念。[7]哲学知识论围绕三类问题展开争论:知识的性质或认识论术语的意义,认识的证实或知识的标准,认识经验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8]围绕第三个问题,主客二元论和唯我论各持己见:主客二元论将知识视为与客观实在相适应的经验,但无法证明这种经验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即如何证实为真的问题;唯我论认为知识是个人感知的结果,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但面临相对主义/不可知论的困扰。

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初的兴起与哲学知识论血脉相连,一开始就以“对人类理性的社会学批判”为首要任务。[9]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知识社会学不同于哲学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知识社会学考察具体的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用客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解释客观的知识,认识作为客体的社会条件对认知主体的影响,并将主体作为衔接两种客体因素的中间要素。知识社会学的哲学抱负,是要通过把认识论设想成仅适用于某种既定知识形式的理论的基础性结构,来解决不同认识论之间可能的冲突。换言之,知识社会学要在对思想意识如何受社会存在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知识的有效性等认识论问题有所贡献。

早期知识社会学家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等在特定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知识形式,思考这些知识同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关系。舍勒(Max Scheler)将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作为知识的三种基本形式,追问什么是促进每种知识增长和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10]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一类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另一类是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后一类知识是意识形态知识,是“受存在制约”或由知识生产者和持有者的生存条件决定的。[11]在早期知识社会学论域中,数学和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无涉于社会过程,而日常知识和情境知识则被视为抽象人文社会知识的衍生物和具体表达。前者后来进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后者则主要由符号互动论及现象学社会学予以阐释。

早期知识社会学虽然主张知识的存在决定性,但其目标依然是通过剥离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现理性的或科学的知识。舍勒试图分离社会因素对理性知识的影响,呈现理念的内涵。曼海姆试图揭示制约知识的各种关系,从而还原出最坚实的真理,克服与科学知识有关的相对主义。在其理论体系中,当剥离了社会因素,我们又回到了主客体双方的对立。[12]认识主体与客体虽相互关联但仍相互分离,虽然看到了社会客体对主体的渗入,但看不到客体中的主体的力量。所以,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不能彻底解决主客的二元对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综合了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进化论与过程哲学,提出了一种经验认识论。[13,14]按照这种认识论,自我返回到了主客体被给予的原初经验(社会世界)中,由先验的认识主体转化为在行动中不断被建构的对象性存在。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我在社会世界中形成并产生自我意识,而社会也不断因自我的活动而被重新建构,自我与社会在符号交流过程中不断得以更新。这就将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纳入实践的辩证过程中,揭示了主客体之间不可分割的持续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打破了哲学认识论关于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和对立。[15,16,17]

沿着米德的道路,符号互动论赋予情境知识以基础性地位,而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人文社会知识;“社会”不再是超越主观的客观实在,而是主观不断参与建构的互动过程;知识和社会之间不再是单向决定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此外,早期知识社会学的命题始终停留在哲学假设上,没有通过严格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缺失,与其宏观定向的理论进路不无关系。而知识的社会决定预设导致的对“知识社会学”这种知识本身的驳斥问题,也经常受人诟病。对于这些问题,符号互动论均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作出了回应。

二 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

符号互动论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提出行动者的认识、行动和互动构成社会的理论命题。其思想奠基人米德试图探索个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发展用社会行动解释个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米德吸收了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真理的经验关联性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客观的意识研究方法,提出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体经验的广义的行为主义方法,并将理解个体的行为与经验置于整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发展出“社会行为主义”方法。米德之后,布鲁默(Herbert Blumer)系统提出了以符号互动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其核心仍然是意义、自我等情境知识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

(一)情境知识:意义和自我

符号互动论关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知识。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这类知识被视为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根本上决定于社会结构。但依据符号互动论,这些知识依托每一个互动情境和行动主体而产生、存在、传递和再生,在行动者的主观世界和行动者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往复穿行,并非完全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和抽象知识的具体表现。符号互动论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有生命力的而非静态的知识,直接与行动的人而非社会结构相连结的知识,具有突生性和创造性而非仅仅被决定的知识。

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行动者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对该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这些意义产生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这些意义通过自我解释过程不断修正。[18]2这一假设序列围绕“意义”展开,“意义”是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米德视意义产生于三重关系中:“某个有机体的姿态、以该姿态为其早期阶段的社会动作的结果以及另一个有机体对该姿态的反应,是处于姿态与第一个有机体、姿态与第二个有机体以及姿态与特定社会动作后阶段之间的三层或三重关系中的一组事项;并且这个三重关系构成了意义从中产生的发源地。”[19]60意义由反应赋予或说明,第二个有机体的动作或顺应性反应使第一个有机体的姿态具有意义。布鲁默则说,“一件事情对于个人的意义产生于其他人由于某一事物而对他发生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以定义该事物对个人的意义。”[18]4可见,意义不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状态,而是客观地存在于经验领域之中。当我们对发生三重关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获得对意义的认识时,它才具备主观形态。这种为主观所掌握的意义就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也有“意义”这一概念,他将意义分为“表达性意义”(expressive meaning)和“文件性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探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表达性意义指文化客体的创造者试图表达的客体,而表达性意义背后有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为文件性意义,对两种意义的认识构成解释学循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所探究的行动意义也是一种表达性意义,但对于一次互动过程而言,其表达性意义与米德所说的“意义”指向不同。韦伯的表达性意义是主观的,产生在行动之前,由文件性意义即抽象知识来说明;米德所说的意义是客观发生的,之后进入主观领域,由行动的反应来说明。不过,二者所指的内容可以关联起来。现实中可能出现这样的过程:行动者A依据某种意图(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做出某种姿态,互动对方B对该姿态作出反应(可能如A的意图所期待的,也可能不是),A对B的反应予以识别(布鲁默所说的互动中为情境赋予意义),更进一步,对过去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形成新的行动意图并采取新的反应行动。面对这一过程,米德强调,A的姿态的意义在于B的反应,并在A对这一过程的反思中获得;曼海姆则关注A的行动意图,并挖掘能够解释这种意图的客观意义。曼海姆所说的行动意图要想被互动对方理解并做出被期待的回应,A的姿态的意义需要被互动双方共享,即这一意义相对于互动双方具有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过去的互动产生的意义在行动者主观经验中的沉淀。由此,曼海姆所说的表达性意义可能来自过去的一次互动过程。

社会生活往往是多方参与的过程,或如拟剧论所隐喻和描述的,有其他“演员”和“观众”。这时,某种姿态或者说行动的意义不仅如上所述来自互动中特定个体的反应,还是来自互动过程中多个参与方的反应。参与同一过程的共同体各成员对某种刺激会产生各自的反应,行动者可以将各种态度表现组织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态度,称为“泛化他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具有综合性的意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经过模仿和嬉戏阶段,到游戏阶段能够发展出对泛化他人的态度的认识。“游戏规则”就是这种知识,参加游戏者知道游戏中的每个角色如何行动及其他角色如何反应。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套规则是稳定的,处于个体之外,个体习得并加以使用;但米德所关注的,是成员个体如何在互动过程中扮演他人的角色,领会自己行动和他人行动的意义,成功地参与互动。

意义知识的主体可能是行动者的姿态、语言,可能是石头野兔一样的物理对象,也可能是行动者本身。行动者对其自身的认识即为“自我”知识。合理的行动要求“个体对他自己采取客观的、非个人的态度”,“成为它自身的一个对象”[19]109。布鲁默将米德关于自我的认识进一步情境化,自我的定义依情境不断变化。“自我”是一个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概念,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没有这一概念。在宏观取向的社会学体系中,这个因素并不重要,但在符号互动论中是衔接各种要素的枢纽。

自我之外的认知对象可称为客观世界。米德认为,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之间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我们是以社会性态度对待非人类的物理对象的,这种态度决定了物理对象的存在和性质。[19]145布鲁默将使事物成为一个客体并赋予其意义的现象称为“自我象征”,这一概念将客体的意义同自我关联起来。[18]81在这一过程中,事物的意义不是其固有的,而是认知者与物理客体的互动的产物。我们谈论共同的物理对象,并形成关于它的普遍意义,科学就是通过交流从总的事件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与科学目的有关的种种同一性。[19]63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排斥关于物理对象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这种知识是客观而普遍的。符号互动论将物理知识与人的经验关联起来,并认为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来自交流产生的共识。

简言之,不论是关于自我的知识,还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在符号互动论视野中都是对这些对象的“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互动中该对象所引起的反应,该反应或来自互动一方,或是互动多方反应的综合。互动是这些知识的来源,知识与社会互动不可分割。

(二)情境知识的社会形成机制

初创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基于实在论的进路,将“社会”视为一种社会阶层结构(马克思和曼海姆)、价值次序及支持其的社会力量(舍勒和斯达克)或者社会事实(迪尔凯姆),而社会行动则由结构和制度等“社会”因素塑造而成。在符号互动论中,“社会”是由个体间的行动和反应的交互过程及社会互动组成的,“互动”就是“社会”本身,个体间的互动共同组成社会整体。在米德的思想中,“社会”是一种互动模式,“社会制度是一般社会生活有组织的表现形式”[19]204,这意味着社会制度是一系列互动的组织化。布鲁默认为,社会组织是社会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但不决定行动,人们针对情境而行动。社会组织介入行动之中是指它形成人们行动的情境以及为解释情境提供固定的符号,但情境和符号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互动先于结构。[18]78

符号互动论的前述三条理论预设说明了“意义”知识和社会的关系,第一条指出知识的功能,第二、三条指向知识的来源。“知识的社会决定”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论题,符号互动论至少从五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题。

首先,互动过程促成了意义知识的产生。米德主张,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是互动过程的产物,对意义的认识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反思获得。心灵具有根据不同刺激把握不同反应的可能性并指出意义的能力,“反射”是心灵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必要条件。参与某一社会过程的个体通过“反射”返回到个体经验自身,将整个社会过程引入其经验中,意识到自身的行动、自身行动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参与过程的各个体的关系,意识到由于各个体的反应和相互作用而导致的过程变化。有机体经历这些社会过程后,经验中出现以这些意义为内容的新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日常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意义认识的社会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意义作为认识对象,本身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对姿态的反应;第二,对意义的意识受认知者感觉结构影响,具有选择性;第三,意义的机制即心灵产生于互动过程之中。心灵是从交流过程中突生的现象,虽然生理机制必不可少,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生物学功能也首先是社会的”[19]104-105。个体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反应接纳到自己本性中,形成心灵的内部结构,以后则借助符号唤起这些反应,并成为接受新知识的基础。[19]211布鲁默更为强调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解释不仅是对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自动应用,也是意义的形成过程。

“自我”是一种特殊的意义。库利(C.H.Cooley)“镜中我”的思想(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对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应),是自我知识产生于社会互动的生动摹写。米德吸取了这种思想,认为神经系统的发展使个人重现他人动作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他人对“我”的行动的反应被构造出来,自我由此形成。人们通常根据我们所属的群体和社会情境对自我进行组织,从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从社会群体整体的一般观点来看待自我。我们同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把自己分成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与不同的社会反应相应。采取社会过程中其他个体对自己所持的态度不足以形成最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而必须对所属群体所参加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采取该群体所持的态度,即“泛化他人的态度”,才能发展出完全的自我的品质。[19]122米德使用“角色”这一概念,指儿童在嬉戏和游戏中创造想象中的伙伴,从而扮演他人角色,想象了某一反应或一组反应而构造自我。这里的“角色”指在一次行动过程中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期待,有别于后来的“角色理论”中所说的具有稳定的社会结构意涵的“角色”。

其次,基于互动和泛化他人的态度的思维是生产新知识的机制。社会对认识的塑造还通过“思维”过程实现。思维过程是一种自我互动,是对反应的发挥。[19]90米德将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关于自我的认识,由认识的主体“主我”来描写;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情境以及因采取他人态度而出现的自我的反应,是组织各种反应倾向后采取动作的方式。自我互动是凭借主我和客我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社会过程,两方持续对话,形成推理的思维。自我互动中采取泛化他人的态度,为具有共同的即社会的意义、作为思维的必要前提的系统或论域的存在提供可能。与自己进行的对话是将在社会过程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的会话内在化于经验中,根据未来的可能结果和过去的经验,有目的地对一系列环境因素和他自己的态度进行组织。理智的选择和组织对一个或若干个特定对象存在着可供选择的不同反应,解决当下行为问题。思维则将过去经验、未来预期和当下情境关联起来,在意识中加工材料和生产新知识。[19]78

第三,互动过程塑造了知识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产生于互动的知识为互动各方所共享,就具有了普遍性。个体通过居于他人的地位而占有他人的视界,同时,他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向他人表示该意义,从而使该意义出现在自己和对方两者的视界中。当互动双方对该事物持相同的反应时,这种反应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米德认为,意义的普遍性使得对他人的理解成为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引起由我们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种反应越多,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就越多。”[19]212但意义也有相对性。其一,互动过程不同,同一对象对不同互动参与者有不同意义;其二,同一互动过程中,如果多个个体对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该刺激对他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要求不同类型反应的合作过程中,一个个体的动作就要求引起其他个体不同的反应。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抽象的知识是被共同体普遍使用的知识,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则是从中衍生出来的。而在符号互动论中,互动过程创造了相对于情境的知识,又使该知识被情境参与者共享。

第四,既有的社会互动经验会对后来的认识产生影响。当原有经验在新情境中重现,对姿态的反应就从对该姿态的识别开始。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刺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能够辨认这一刺激物。过去的经验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变化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并保存在经验中。要想理解有机体对具有历史的某情境作出反应的方式,就要考虑过去的动作对该有机体产生的影响。

第五,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通过互动过程对认识产生影响。符号互动论后来的发展,如角色理论、拟剧论、参照群体理论和预期状态理论等,更多关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互动过程以及情境知识的影响。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宏观和微观的领域存在松散的耦合,两种层次的解释相互补充。宏观现象规制着互动,但互动过程并不与结构变量一一对应。互动至多是结构安排的表达的演进,帮助互动从可资利用的指称系统中进行选择。戈夫曼的拟剧论描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前台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制约了演员的角色表现,但具体的表演是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演员在互动中进行印象管理,试图控制观众的反应。这一过程隐含着演员关于舞台的情境、观众的期待和自己的表演的知识,演员采取多种技巧,调节自己的表演方式,获得观众对自己的理想评价。关于理想的表现和观众的预期的知识由既定的社会规则确定,但选取哪一规则则是在认识情境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应选择。所以,关于具体互动情境中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的知识产生在表演过程中,而表演中应对没有预料的情境的表现和弥补表演失败的举措则是因由互动而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拟剧论思想显示了传统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宏观因素如何在微观情境下发挥作用,这是被布鲁默忽略的部分。

(三)知识行动的社会后果

符号互动论不仅主张社会互动建构了知识,而且进一步认为,知识也同时引导行动并建构社会。托马斯(W.I. Thomas)认为,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某种情境被定义为真实的,这种情境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一著名的“托马斯定理”是知识对社会产生建构作用的精辟论述。在布鲁默看来,决定行动的知识不是某种社会因素如结构、价值等或心理因素如动机等,而是行动者对情境的具体解释,是关于具体情境的解释建构了社会。戈夫曼的拟剧论则阐释了社会行动者依据对情境的认识,通过表演性行为建构他所期望的社会状态。在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中,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被归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抽象知识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缺乏更新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在符号互动论中,知识则是形成行动、建构社会的依据,与行动彼此依存。

综上所述,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互动的社会过程提供了知识的内容,促成了知识生产的心灵机制;互动生产的知识影响其后的知识生产,这些知识的融合沉淀形成相对稳定的符号和意义。换言之,符号互动论以社会互动作为知识的根本来源,新知识产生于互动过程,而关于未来的预期、当下的情境和过去的经验的知识又是展开行动的依据,较为稳定的知识提供了可以直接运用的行动模式。知识与社会行动的交互建构,在辩证关系中存在和演变。

三 符号互动论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符号互动论并未为知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决定知识”预设提供证明,而是形成了认识知识的另一个社会学视角。符号互动论在知识的范畴、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产生机制和社会功能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首先,符号互动论以情境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知识可能是经验知识的再现,可能是新情境中的突生。情境知识涉及到行动者自身即“自我”和客观世界,这些知识来自单一对象的反应或泛化他人的态度。从其产生看,这些知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延续互动的动力下产生。知识材料来自先前的互动,某一行动或事物的意义在于互动对方的反应,它们并不是社会意识的内化,也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结构特征。从其性质看,一方面因为互动情境影响知识生产,所以知识具有内容上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或同样的情境,不同个体对刺激产生相似的反应,获得相似的认识,这种认识相对于该情境又具有普遍性。从其功能看,情境知识存在于每一具体的互动情境中,它关于未来期待、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的认知和意识决定了个体的行动。

其次,符号互动论揭示了知识生成的互动过程和“心灵”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同刺激性行动、反应性行动、客观情境、主观反思和思维等要素的关系。这种“互动情境催生新知识”的思想,不仅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而且为知识社会学引入了微观发生学的研究进路。

第三,符号互动论指出了知识对社会的建构功能。符号互动论指出,在赋予情境意义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创造了客观世界,而这一客观行动既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也是下一反应的刺激,成为“社会”的组成元素。这一贡献突破了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单向决定论,与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观念的行动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符号互动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为知识社会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可能。符号互动论反对先验的因果关系假定,认为行动的产生没有明确的原因,影响个体情境定义和行动的变量取决于行动者的选择,是运用符号的解释过程。布鲁默针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存在的依据某种程序和规则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从经验世界本身出发,并付诸经验世界进行检验,获得理论认识。知识社会学研究不是寻找抽象的知识体系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而是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立场上,描述具体情境中互动者的认识的产生过程。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涉及社会越轨、精神疾病、集体行为、儿童社会化、死亡和艺术等,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经验研究广泛探讨了特定的自我概念、情境认识、抽象观念等的形成如何受到互动情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会对人们的行动发挥怎样的引导作用。多数研究都表明,认识不仅受到互动情境中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互动关系的影响,还受认知者的既存经验影响,而这种经验可能来自过去的社会互动,也可能来自他人主观经验或共同体的普遍知识。所有这些因素被吸纳在一个互动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创造出新知识。通过经验方法考察情境知识,揭示知识产生过程中知识同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传统的知识社会学所无法触及的领域。

最后,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有效回避了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如前所述,符号互动论从一开始就反对主客二元论,而后者正是产生知识社会学自反性问题的基础。米德认为,我们对客观世界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但这里所说的“客观”不同于实证主义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依据米德,当我们区分主观经验和反思经验时,主观经验可能不干预反思经验,从而获得客观评判的知识。换言之,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把经验同自我分离开,抑制对某种感觉或反感事物的反应,使它不再是有关个体自我的经验,从而对其进行客观的评判。[19]133-134布鲁默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也承认同一物在不同社会中会有不同意义。但他认为,同一共同体中的研究者对同一客体应该能获得一致的认识。按照米德和布鲁默的知识客观性思想,联系其实用主义共识真理观,我们不难推断,知识社会学的论题如果被普遍认同,就是客观有效的。这样,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性问题就在他们的理论中被略去了。

社会互动 篇2

Facebook上的平均朋友数量是130人，很多用户拥有更多的朋友数量。尽管有上百的朋友，大多数玩facebook的人只固定地与4到7个人产生互动。对90%的Facebook用户来说，20%的朋友占了他们全部人际互动的70%。我们在电话使用上也发现了这一点。我们的电话联系人中有成百个号码，但是80%的电话是打给相同4个人的。我们知道很多人使用Skype，但是80%的Skype电话是打给2个人的。 即使当人们玩在线电脑游戏时，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与以前线下认识的人玩。

我们也会与不太熟悉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我们寻找新工作，不通过我们的朋友而是通过朋友的朋友;当我们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减肥时，我们也减肥了;我们浏览eBay，从不认识的人那儿花成百上千的钱买东西，并且可能再也不会和他们打交道。

我们与生活中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关系，但是互联网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一点。

在Facebook(左图)上，我所有的“朋友”都被同样处理。我会看到一个很长的按字母排序的列表。其中有些人是我最信任的密友，有些人我仅仅见过不超过五次。但是他们都被分在一个大的“朋友”组里。Facebook上的“朋友”有很多是我不想称为“朋友”的。我可能会把他们叫做熟人或者同事，甚至家庭成员，但他们不属于我最亲密朋友的范畴。

在我的手机(右图)里，所有联系人都被同样处理。我会看到一个很长按字母排序的列表。我最好的朋友的显示像素大小与另一个我5年没通话的人相同。也许我可以通过“常用联系人”标签来找到最常联系的人，但这里面的人同样按照字母排序，就像那些我从不联系的人一样。在LinkedIn(右图)上，我所有的联系人都被同样处理。虽然其中一些人每天跟我工作了好几年，但是另一些人我仅在一次会议上见过。

我们的社交互联网工具必须开始理解连接强度，即我们与一些人有很强的联系，而另一些人则不是。基于这些知识，社交工具需要做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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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的关系连接

• 强连接：我们深刻关注的人

• 弱连接：我们被松散连接的人，类似朋友的朋友

• 临时连接：我们不认识但与之临时产生互动的人

我们来看看每一种类型的连接，以及如何为它们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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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的强连接少于10个

在过去很多年里，人们一直在谈论由强连接和弱连接组成的社交网络。想想你生活中的人，想想你最亲密的朋友或者你家庭中最亲密的人，这些都是强连接的例子。强连接是你最关注的人。人们经常提到的强连接是处于他们“信任圈”的人。强连接对人们的决策往往具有最大影响力。

大部分人只有很少的强连接，通常少于10个。一项对随机选取的3000个美国人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只有4个亲密的社会联系人(4个强连接)。大多数美国人的强连接数在2-6个。人们的强连接来自各种地方。大约一半强连接是朋友，另一半包括配偶、同伴、父母、同胞兄弟、孩子、合作者、俱乐部追随者、邻居，以及职业顾问8。 在和2007两年里，一项对1178个成年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平均有10个朋友是至少每周都见面或者交谈的9。因此，当我们为强连接做设计时，我们是在为小团体做设计。

有些人认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互联网正在让我们与更多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10，但研究显示结果与此相反。社交网络上的绝大部分使用都发生在强联系之间。如前面提到，人们在Facebook上通常与4-6个人互动，手机上是4个，Skype上是2个。当人们和其他人玩在线电脑游戏时，经常与他们认识的人玩，经常与距离自己住所数英里以内的人玩。技术被用于强连接之间的交流，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当电话被发明时，它更多被用来扩展和强化强连接而不是削弱它们。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大部分电话被打给距打电话者住所5英里以内的人11。

为强连接做设计时：

• 考虑他们已存在的交流方式，例如打电话、发短信、发邮件等。必须支持强连接已使用的互动方式，不要试图用我们的消息系统进行替换。

• 多显示10个最亲密的人的信息可能比单纯显示许多人的少量信息更有价值。

• 避免使用类似“朋友”的通用术语，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过于庞大的群组并减少其相关性。

• 建议使用者联系他人，但是要告诉他增加一个新联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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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保持与150个弱连接的信息同步

让我们把关注点从你最强的连接移开，考虑一下你的朋友的朋友。这些人跟你并不太熟，这是弱连接的例子。弱连接是你知道但是并不关注的人，这些人和你存在松散联系。弱连接是那些你在电梯里遇到不会感到身体不自然，但是又不会有很强烈的亲近感的人。

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Marc Granovetter发表了一篇关于弱连接力量的经典论文(seminal paper)。他总结出弱连接相对强连接往往是更好的信息来源。因为我们的强连接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弱连接可以作为一个更有力的信息和建议来源。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只能保持与150个弱连接的信息同步。这种模式在过去几千年一直是正确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一旦达到150个居民就会倾向于分成两个;罗马军队每队分成150个人以便每个人都互相认识12。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正确的——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我们被超过150个弱连接联系起来，但是不与他们发生接触。我们在Facebook可能有几百个联系人，但是让我们说出任意一个人的生活情况则是很困难的。

在社会化网络中，弱连接有时是很有用的，

例如，LinkedIn上面的联系人能帮你找到新工作，一个朋友的朋友能在特定领域给你建议。但有时，弱连接能导致令人尴尬的社会情境。例如，从你并不是很熟悉的人那里得到不情愿的Facebook邀请。

当为弱连接设计时：

• 考虑沟通和信任之间的平衡。弱连接可能了解更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信任他们。此种情况下很重要的是展示我们共同的其他连接，或者暴露他们的知识来源，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增进彼此信任。

• 让人们能方便地将他们的网络暴露给他们信任的人。这将显示弱连接是如何构成的，而又不侵犯用户隐私。

• 允许弱连接之间存在适当的沟通管道。一个可能比较好的做法是浏览或者突出显示共同的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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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正在增加我们与临时连接之间的互动

当我们思考在线人际关系时，仅有强连接和弱连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连接分类——临时连接。

临时连接一直都存在，但互联网正在将其带入前台。考虑那些你仅接触过一次的人。你并不真的知道他们是谁。一个商店店员，一个呼叫中心接线员，一个你在eBay上遇到的卖家，这些都是临时连接的例子。临时连接在线上比线下更常见。他们是以前跟你没关系，但是临时因为某个原因而互动的人。一旦任务结束，临时连接不大可能继续互动。除了他们打出来的字，你并不了解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在线个人资料怎么写的。随着在线用户产生内容的增多，临时连接正变得更加重要。

下面是4种常见的临时连接类型：

• 人们有时会为了获取信息而与临时连接互动。需要信息的人寻找知道答案的人。一旦信息需求获得满足，在这些连接之间的互动往往会终止。你可能会在街上向人问路，或者在雅虎上向别人寻找信息。这种临时连接类型对将来的互联网搜索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正在通过寻找其他人而不是其他业务来回答特定问题。

• 临时连接同样存在于人们需要临时互动以完成某项任务的情况下。一旦任务完成，互动即终止。例如，在商店与一个售货员互动，或者让水暖工进入你家修理泄露管道。许多这样的任务现在都发生在线上。例如，与呼叫中心客户代表互动以便排布导线，或者从eBay上的某个临时连接那里买东西。

• 临时连接能围绕一个正在发生的共同兴趣(例如一个体育队或者某项爱好)而形成。互动常常发生在社区网站，例如某个体育队的论坛上。这些连接的真正身份可能仍然未知。经常在网站上发帖的人会逐渐认识并了解彼此行为。尽管可能从未谋面，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临时连接逐渐变成弱连接。临时连接在线上互动，在线下见面，这样的例子正在逐渐增多。

• 人们经常与和自己拥有相同物理空间的人形成临时连接。这些连接可能简单到1分钟街头谈话，或者复杂到在某个音乐节上连续三天断断续续的交谈。尽管不在相同时间，技术现在能让我们与和我们共享相同物理空间的临时连接进行交流。我们可以使用自己的电话看到谁曾经去过我们想起的餐馆，他们点了什么，以及是否他们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们没有与临时连接建立联系的历史(不像强连接和弱连接)，展示真实性和信誉对成功的互动就至关重要。我们需要知道eBay卖家是值得信任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正在阅读的药物建议是来自一个真正的医生而不是假装医生的人。我们需要知道餐馆评论是来自懂得食物的人，亚马逊的评论不是某个公司雇员写的。

在雅虎问答中，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他们的信誉。在左侧，“Messykat”正在通过尽力提供最准确的答案来获得信誉。她可能在20%的案例上有帮助，但是我们对她作为3个特殊领域(猫、狗、婚礼)的专家资格仍所知不多。在右侧，“RuthAnn”正在通过宣称她“40年的驯狗经验”来建立自己的信誉。这仅仅增加了一个表层的资格证明，但我们不确定它是否真实。

在eBay(左侧)中，“jmjenkins”正在通过过去与他打过交道的临时连接的积极反馈中建立信誉。其中一些人还在他的资料中留下类似“货物符合描述，安全完好送达，谢谢!A++”的积极评价。

在亚马逊(右侧)上，“W.Todd Dominey”正在通过提供有帮助的评论(全部711个案例中的665个)来建立信誉。他也通过使用真实姓名以及共享自己所处的位置来建立信任。然而，就像“RuthAnn”在雅虎问答上一样，我们无法知道“W.Todd Dominey”对这些评论的话题有多了解。我们无法确认他的资格。

大多数人帮助他们的临时连接的动机都不是钱。你无法用金钱奖励创建一个了不起的临时连接社区。Yelp尝试过这么做，给每个评论者1美元奖励，后来他们尝试用15美元1小时的奖励让人们评论旧帖或者发表新评论。Yelp最终得到了许多低质量的评论13 14 ，以及许多不好的压力。临时连接的一部分真正动机包括被当做专家的被认可感、利他主义、以及觉得他们属于一个社区。所有这些行为需要在我们的社会化web设计中加以理解和考虑。

支持临时连接对商业很有好处。一项研究表明“对一款手机产品的积极评价的增加经常比该款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增加早一到两个月15”。另一项为期7个月的研究显示当在线促进活动(一个在线聊天者的评估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推荐)增加的时候，销售额也接下来的一个月也跟着增加;当活动减少时，销售额也减少16。

当为临时连接设计时：

• 优秀的系统应优先建立信誉。允许人们互相给予反馈。

• 鼓励人们暴露能增加他们真实性的内容。这包括真实姓名，真实照片而非头像，或者能证明他们资格的东西。

• 优秀的系统应优先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可能包括突出显示共同联系人、共同的群组，或者共同的兴趣。

• 不要用金钱刺激人，要刺激他们建立自己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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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社会化web设计将变成每个交互设计师的重要技能之一。为了做好它，我们将需要理解一些基本的人类关系。如果你的用户集中在强连接，你需要作出与集中在临时连接的用户完成不同的设计。理解强连接、弱连接和临时连接之间的不同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好的在线社会化体验。

原文链接：boxesandarrows.com/view/designing-for-social

作者：Paul Adams译者：finger

社会互动 篇3

关键词：科技社会经济文化

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分析

科学社会学（STS），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但到60年代它才获得了其独立的学术地位。罗伯特﹒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范式。默顿范式主要关注的是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问题，或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它包括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认为这些是保证科学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1]。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变。一方面是科学的社会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是一大批学者开始关注科学知识问题，即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开始兴起。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了“科学元戡小组[2]”，主要成员有：艾奇、布鲁尔、巴恩斯、沙宾和皮克林等。他们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爱丁堡学派”主张科学知识不是决定于自然界而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是社会建构性的。

在当代，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已成为人类生活最重要、最基本的现象之一。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迅速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生产方式不断更新、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开辟、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3]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渗透表现出它的生产力属性的。首先是通过教育的途径，使劳动者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思维能力和树立科学精神，其次是通过发明创造的途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移植转化为新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应用于生产过程之中，提高生產率，促进生产的发展。再次是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劳动对象的质量，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

二、科技与经济的互动分析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4]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大的源泉。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算，来自对生产函数的分析。对技术进步测算的先驱之一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索洛。他的这一工作获得了1987年经济诺贝尔奖。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研究是美国丹尼森等人的工作。经济增长基本模型主要有[5]：

（1）经验生产函数，表达式为：Q=α0+α1KL+α2K2L+α3KL2-α4K2L-α5KL3，经验函数反映了规模报酬先递增后递减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线性生产函数，表达式为：Q=f（K，L）=aK+bL，（a>0，b>0，a，b为常数）线性生产函数表示总产量是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的加权平均值，它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恒定（a/b）的特点。于是，生产要素具有完全可替代性。

（3）定比生产函数，表达式为：Q=min{aK，bL}（a>，b>，a，b为常）定比生产函数反映资本和劳动力在技术上必须以固定比例投入的情形。它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等产量曲线呈直角形式的特点。其投入物具有完全不可替代性。

（4）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达式为：Q=ALαKβ（A、α、β为参数，0<α，β<1）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是经济学家保罗·H·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查伊斯·W·柯布共同研究的成果。

在西方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中，技术进步用生产函数Q=F（K，L，t）来表示。在产出增长型中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并未体现在资本或劳动中，因此体现技术进步的函数式可改写为Q=A（t）f（K，L）。科技进步对生产函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科技进步使得在原有投入物的组合不变情况下产出更大；第二，科技进步使得在产出一定情况下，一种投入物的数量减少，而另一种投入物的数量不变；第三，科技进步使得在产出一定情况下，一种投入物的数量减少，而另一种投入物的数量增加，但总成本减少；第四，一项新的生产技术使得所要求的投入或得到的产出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

三、科技与文化的互动分析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主体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由于对物质效率的追求和理性的工具化，又会构成对人类主体地位和精神世界的消解，可能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片面化发展。

科学技术对人的价值，即作为人类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它对于主体具有效用性，即对人具有工具性价值。人把它应用于实践，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时，它是人与客体之间的中介。在此基础上表现为[6]：1、科学技术的认识论价值。2、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3、科学技术的政治价值。4、科学技术的文化价值。5、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6、科学技术的医学价值。7、科学技术的教育价值。8、科学技术的军事价值。

科学技术作为知识，文化客体，具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它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完善。在这里，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善”的。也就是说，科学与道德是统一的。科学技术具有道德价值。

科技进步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它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与技术走向了全面的融合。就其社会属性而言，科学技术表现为它的“第一生产力”特征，它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迈克尔·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

[2]马来平，著.科技与社会引论[M].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128-135.

[3]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宣组.向新科技革命进军的强大思想武器.科技日报，1991-09-06.

[4]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84.

[5]干春晖.管理经济学[M].上海：立信出版社，2002：150.

电视媒体与社会良性互动研究 篇4

区域软实力内涵

近年来, 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类比国家软实力概念, 提出了区域软实力概念, 并将区域软实力应用于区域竞争与发展研究。一般认为, 区域综合实力的实质是一个区域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 包括物质力量和非物质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如果把物质力量称为区域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硬实力”, 那么区域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非物质力量, 则称为区域的“软实力”。这里的区域, 指的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

与国家软实力一样, 任何“力”均非无源之水, 区域软实力的来源, 主要源自其资源层, 它包括地方的特色文化、特色的制度安排、区域优秀传统观念中的价值观及居民 (包括干部) 的素质。通过上文提到的区域软实力定义, 我们可以看出区域软实力的三个资源基础是: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 (服务制度和服务行为) 、人力素质 (居民素质) 。

提升区域软实力

对于一个区域来说, 电视媒体在软实力提升过程中, 对区域的内外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各有侧重点。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在这里, 以提升区域软实力为目标, 研究电视媒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我们就把社会分为三个部分:政府、公众和电视媒体。这三者在提升区域软实力过程中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

地方政府是促进区域软实力提升的主体, 它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做出的政治、经济决策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 在区域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它在区域文化、公共服务、人口素质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在这三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交融的。

对于一个区域而言, 它的区域文化和人口素质属于基础性资源, 在短时间内, 总体上的可变性很小, 基本上是固定的。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主要表现在它所提供的有利于区域和谐发展的特色政策, 及执行这些特色政策和国家政策的能力。它是人为决定的, 是一个具有灵活性、创造性的东西。而且, 政府的公共服务包括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 作用于区域文化和人口素质。所以在区域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 政府的公共服务本身是一种软实力资源, 它也需要通过作用于区域文化和人口素质这两个资源基础表现出来。同样, 区域文化的打造与传播和人口素质的提升也需要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持与引导。

对于公众而言, 区域人力资源素质是区域软实力的关键资源, 公众本身就是人力资源的主体, 它在区域软实力提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此政府和公众自然就是区域软实力资源基础的一部分 (行为主体) 。

电视媒体作为传播媒介, 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传媒影响力不是改变事实的第一动力, 而是一种促成行动的推动力。内因决定事物的变化发展,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是第二位的原因, 它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提升区域软实力的过程中, 政府和公众所发出的力量是内在动力, 是区域软实力提升的内因。电视媒体则主要是外部推力, 是区域软实力提升的外因, 它要通过政府和公众起作用。传播媒介一方面是软实力释放的信道, 另一方面也是提高软实力的推手。电视媒体与政府、公众互动的关键, 就是电视媒体如何发挥好它的推手作用, 去提升政府和公众在区域软实力的规划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电视媒体与政府的动态平衡策略。电视媒体与区域内部的互动, 主要是与区域内部的政府、公众进行互动, 它传播思想、广开民智、传承区域特色文化、增强区域民众向心力、监督社会、秉持正义, 从而为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众的整体素质贡献力量。

以一种守望者的姿态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合理监督, 并在观察的基础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样一个层面, 新闻媒介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它的独立性和第三者在场的身份。而且这种监督也促使社会的前进步伐是健康有序的。随着传媒业的发展, 它的这种监督也不会是单纯的“草根提示”。

电视媒体要想实实在在地发挥它的功能, 地方政府应保证电视媒体的新闻言论自由, 尤其是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2009年全国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此事件的报道中, 上海的新闻媒体并没有因为此事发生在本地而护短。这个事件反映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违规执法, 侵犯了民众的正当权益, 而民众通过媒体来昭示清白, 寻求合法权益。此次事件对上海政府形象有负面的影响, 但是通过上海电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公开披露, 以及此后紧密的追踪报道, 能体现出上海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媒体环境, 对政府的监督是有效和得力的。

所以, 地方政府给了电视媒体应有的新闻言论自由, 电视媒体才能把人民真实的意见、要求、愿望通过新闻媒介反映给党和政府, 政府才能真正赢得公信力, 成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同样, 电视媒体也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 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政府与媒体才能互利共赢、才能整体上提高区域软实力。

电视媒体与公众的互动引导策略。电视媒体的信息发布与文化传播要以提高公众素质为基础, 切合公众的实际需求, 引导并反映正确的舆论, 传播积极健康的文化。公众要主动成为电视的参与者, 加强对电视媒体的监督, 抵制不良文化的传播, 并学会利用电视为自己争取正当权益。

区域软实力的提高, 需要区域内电视媒体和公众取得良性互动, 因为电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是电视最主要的功能。电视使个人可以方便快捷地了解身外的世界, 受众所希望的国内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大多是从电视媒体中获得的。大众传媒在传播知识的同时, 还将得到社会肯定的价值观念传给受众, 对培养受众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很有帮助。电视媒体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电视节目把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功能隐蔽其中, 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教育与引导。电视的教育与引导功能, 对于区域人口素质的提高, 有比较直观的作用, 对于一个区域软实力的构建无疑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电视媒体与公众的互动, 从传播学角度讲, 就是电视媒体与受众的互动。

这种双向传播的具体操作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

1.受众走进演播室, 参与传播过程。

2.受众“操纵”电视传播, 介入节目创作。

3.借助其他通讯介质, 实现电视传播的互动。如通过信函、电话进行互动, 通过短信进行互动。

4.电视与其他媒体联手, 实现“大互动”。借助网络, 打造自己的互动平台。与传统媒体 (如不同级别不同地域的电视台或频道、纸质媒体或广播电台) 的联动, 实现双赢。

结语

三社互动”激发社会工作新活力 篇5

“三社互动”是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的完善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新模式。这其中，社区是实现基层管理和基础服务的重要平台，社会组织是承接政府转移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社工是直接服务群众，帮助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力量。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对社会的共同治理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因此，日益成为政府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正在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机制，同时以“社工引领义工（志愿者），义工服务群众，群众参与义工”的互动局面已露雏形。

庆丰新村社区积极推动“三社互动”建设，在市、街道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坚持改革创新，紧紧围绕提升社会服务管理水平这一主线，特别是在“三社互动”建设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就有关工作心得汇报如下，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提升“三社互动”建设水平。

一、“有事依法办，文明一起创，家园共同建”，大力推进社区“三治”建设

社区、社团、社工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最基础元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而其中社区是“三社”互动中的重要一环。

庆丰新村社区积极贯彻街道提出的关于社区“三治”建设“有事依法办，文明一起创，家园共同建”这一指导方针，召开居民代表、党员参加的动员大会，做到思想上重视，认识上统一，并且成立了有社区党支部书记任组长的社区“三治”建设领导小组以及“德治评议团、自治议政团、法治服务团”，全面推进三治建设。

德治建设：

庆丰新村社区是一个以大桥、蔬菜两个村拆迁安置农民为主以及较多新居民组成的社区，居民的文明、卫生、公德、法律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居民的乱种植、乱堆放现象一直是老大难问题，还有因为小区基础设施如管道天然气不开通、停车位严重不足、排污管道建设质量差等问题导致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矛盾较多。

针对社区的这一特殊性，社区确定以“家园意识”作为对居民进行德治建设的突破口，以此促进居民对社区生活、社区人际关系的认同与肯定，大力培育社区家园意识，强化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社区采取入户宣传、召开座谈会、“夸一夸”、“晒一晒”、身边好人的评选、星级家庭评选、道德讲堂、“点亮微心愿，共筑中国梦”、设立“曝光台扬光台”、设立“善行义举榜”、志愿服务等举措，加大教育宣传广度、深度，抑恶扬善，引导居民见贤思齐，改善社会风气和提升社区文明程度，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效，多数居民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社区是我家”的概念，并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越来越多地参与思考家园建设这一热门话题。

自治建设：

实行了居民代表、居委会班子的民主直选，定期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就社区重大事务进行汇报和审查、监督，并成立了居务监督委员会行使对居务的日常监督权，实行了居务公开。社区还成立了“自治议政团”，成员有班子成员和居民代表各五人组成，就社区重大事务进行日常沟通、蹉商、决策，充分保证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如庆丰一期，由于建成年代较早，没有安装天然气管道，居民要求安装天然气管道的呼声较高，社区便通过在现场管理办公室设置“庆丰一期天然气管道安装意见登记处”的形式，让庆丰一期业主发表是否同意安装意见，尽可能业主们充分知晓并参与，宣传发动均由业主负责，社区只负责协调和搭建平台，全程由业主们主导，充分体现业主自决权。另外庆丰一期停车位严重不足，导致居民毁绿建停车位的现象较多，社区一方面向上级相关部门汇报情况，要求对庆丰一期停车位进行专项改造，另一方，通过召开自治议政团会议和听证会，还对庆丰一期居民的意见进行广泛征求，倾听大家对改造停车位的意见建议，让居民不仅看到自治的过程，而且参与了自治的活动，感受到自治的魅力，使得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的转变观念，增强自治意识。

法治建设：成立了以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为团长，法律顾问、社区民警、党建协理员为成员的法治服务团，通过会议、短信、橱窗、展板、电子屏幕、横幅、传单、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开展法律宣传，不断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社区还十分注重在重大疑难居民矛盾纠纷调解中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不但在调解政策把握、调解文书拟定、现场调解时法律条文的解疑释惑等始终保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而且通过这一过程使居民们也得到一次生动的现身说法，效果很好。如庆丰新村46幢长期漏水导致5户居民陷入了纠纷之中，社区经过一年半的艰难调解，虽然还是以调解失败告终，但当事人始终保持理性的态度，也认可和理解社区所作的调解工作，纠纷也没有升级或扩大。

二、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政府的正确导向和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春天也是社区的春天

社会组织是承接政府转移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因此，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服务能否顺利转接。政府应重点培育一批能够有效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行业类、公共服务类、专业社工类和社区基层群众类等社会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进政社良性互动与合作。逐步把政府直接“养人办事”转变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将一些社会服务事项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既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又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庆丰新村社区近几年也成立了若干社区基层群众类社会组织，如社区舞蹈队、社区老年人协会、社区残联、社区关工协会、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等，绝大多数组织由于经费的缺乏难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也是最困扰社区的问题。今年，平湖市推出首届创投公益项目计划，庆丰新村社区青少年成长家园项目获得4000元经费资助，这样，每月一次的周末讲堂、寒暑假志愿活动以及暑期一周的夏令营活动开展在经费上有了保证，直接受益学生15名。青少年成长家园旨在为这些学生提供一个第二课堂，使他们在道德水准、法律意识、心理素质、科技素养、传统文化、沟通技能、安全防范等方面有较大提升，也为他们提供一个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和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他们的全面健康发展。活动开展以来，深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希望政府能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使该项目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和扩大受益学生规模。可以这样说，社会组织作为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社会组织发展好了，其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强了，社区服务的内容就将更广，社区服务的介入将更深。

三、专业化的社工、单位共建共享、项目化运作以及“社工+义工”活动模式将是大势所趋

社会工作是综合性的，单靠一方是很难完成好的，因此，一定要发挥好社工的主导作用，根据社区实际，明确社区居民的需求，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各方优势，并给社会组织以发育、成长的舞台，逐步推广项目化运作，尤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区应大力弘扬光大志愿服务（义工）精神，壮大志愿者（义工）队伍，丰富志愿服务（义工）活动内涵，践行“社工+义工“活动模式，促进社会工作规范化、专业化。

庆丰新村社区现有4名专职社工全部持证上岗，其中2人持全国社工资格证，2人持嘉兴市社工资格证，已达到队伍的专业化。

庆丰新村社区除原有3家创卫共建单位外，今年又拓展共建资源，与兴业银行嘉兴平湖支行结对成为文明共建单位，大大推进了创建文明社区的力度。如兴业银行在庆丰新村一期门口安装一块电子显示屏、资助道德讲堂和开展金融进社区志愿便民服务、寻找最美笑脸为社区老年居民免费拍照、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等都取得成效，受到居民们的欢迎。

庆丰新村社区户籍人口2350人，目前庆丰新村社区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279人，占户籍人口的12%，志愿服务氛围不断浓厚，居民参与志愿活动踊跃，志愿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义工”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社会风气大有好转。特别是我市出台了志愿者、志愿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管理、保障、支持、激励机制后，志愿服务逐步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庆丰新村社区2014年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783.5小时，人均2.8小时。志愿服务开始制度化，每月开展四次志愿服务，分别是：

1、每月第一个周五：义诊、测量血压；

2、每月10号：理发、磨剪刀、配钥匙、修理小家电；

3、每月16号：法律、教育、金融、消费维权咨询；

4、每月一次创卫志愿服务。每个季度还举行一次大型便民服务活动。

社区已基本形成了有社区党团员、热心居民、辖区商户、共建单位干部职工、社会人士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形成了居民享受志愿服务、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居民开始有了做志愿者的光荣感，一股浓浓的正能量和温情在社区流动。社区开展大型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时，总会出现骑三轮车的居民志愿者吴进才的身影，他认真负责做好活动桌、椅、器材的运送工作；居民王学永更是全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他本人为居民配钥匙，他儿子为居民理发，他当教师的儿媳为居民解答教育方面的问题，连他老婆也领着5岁的孙子在活动现场感受着这股浓浓的志愿奉献氛围；今年端午，在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包粽子，但为如何煮熟460只粽子而犯难时，承揽酒宴服务的居民志愿者丁伟峰主动提出承担全部的煮粽子任务，解决了社区的一个难题，使社区将一只只煮熟的粽子送到孤寡老人、老干部、残疾人、贫困户、新居民和居民骨干的手里；今年社区发出“五水共治”募捐倡议后，居民富水林收到短信后第一个来到社区捐款100元，辖区做汽车修配的林老板捐款200元，共募集到“五水共治“捐款1550元，为街道“五水共治”中心工作作出了一份贡献；在今年成立庆丰新村社区慈善工作站进行募捐时，共募集到5500元善款，其中3000元为单位捐款，2500元来自社区党员、居民和商户捐款。不管5元还是10元、100元，那都是爱心的体现啊。社区将这些捐款人一一记录在“庆丰新村社区爱心捐款功德簿”上，并给每一位捐款金额在50元以上的人士开具一份“爱心捐款证明”，还将全部捐款人在“善行义举榜”上公开表彰。感动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但志愿服务将永不停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将继续发扬光大。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走向互动时代 篇6

我听了以后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中国有这个本事吗?”

“我今天说的是中国有这个本事,因为上海移动支持了我们,我们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水平。”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规划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教授在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讲坛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上说,在刚刚成为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的时候,曾经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困扰过他,“但最难的是:2004年,一位老科学家对我说,法国人曾经用埃菲尔铁塔办了世博会,英国人曾经用水晶宫办了世博会,美国人曾经用月亮上的岩石办了世博会,我们中国人用什么办世博会?一下子就把我震住了,以什么来办世博会?”

最终的答案是,中国人重新回到了地球,中国人关怀人类50%的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以外的50%人的环境生活质量,以这样一种心态和创新的风格、创新的精神来主办中国的世博会。

这个答案的灵感来自于一本名为《未来是湿的》的书。书上说世界的未来将回归过去整个工业时代我们所遗忘的或者遗缺的人文的关怀、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怀。人和人之间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被领导的,而是相互之间的一份人情的关怀。

“大家知道在我们所有的媒体被所有人被动地接收的时候,一条短信给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非常多的温暖和关怀。”吴志强说,在翻这本书的时候,他想得最多的是,一份资料表明,全世界用短信最多的是印度和中国,在因特网后面的一个时代是移动所提供的回归我们温暖的人情关怀的时代,而中国和印度,最可能是这个新的未来的最早实践者。

假如未来社会是湿的,是小团体之间具有人情关怀的话,那我们未来的城市应该就是走向和谐的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企业责任,也将有新的含义。

经济责任的真实含义

对任何企业来说,企业责任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经济责任。

今时今日,中国企业的经济责任,就是“转危为机,发展经济”,朱晓明说,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但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的上升一般就是靠银行的扶持,所以很大程度是靠银行贷款把投资推上去,靠投资把经济推上去。

2007年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大概达到60%左右。4万亿的投资分配方案当中,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达到1.5万亿,占到37.5%。靠政府支撑的基础设施换来的增长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是值得深思的。“中国的企业,在保增长调结构方面,应当承担重任。”朱晓明说。

就上海而言,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二产和三产拉开距离,让三产领先于二产。“两条线分得越开,经济结构调整就完成得越好。”

今年7月13日召开的市委全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重申这个命题。朱晓明说,2008年曾出现了三把“剪刀”二产三产占GDP的比重,时高时低。有的时候二产领先,有的时候是三产领先,各领风骚若干年,轮流坐庄。“因此就像俞书记所说,把服务业视同脱离现实根基的虚拟化经济的观点,从理论到实际都是错误的,上海还是要在保持原有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服务经济和服务业。”

当然,经济责任绝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简单。

在上海市政府确定的上海9大制造业当中,中国移动包括其他的通信公司,要达成的应该是质的提升,“要超越外国人,要制造端达到一定的高度,老是依赖外国人是不可能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说,而所谓质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系统的成功。

“能够有眼光把民族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现在自己整个的服务当中,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一旦做成产业链条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不可低估的”,肖贵玉说。

TD-SCDMA,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通信标准。

10年前,中国还基本是国外的移动通信产品占主导的情况,大多数是国外公司的产品,我们使用的标准都是国外的标准,对于国外知识产权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负担,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坤说,“这也体现出中国移动很大的社会责任,不是用简单的经济价值衡量的,它关系到我们国家强国之梦能不能圆,特别是通信领域里面,是重大的责任。”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趋势

对中国企业而言,经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责任,恐怕就是环境责任了。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环境发展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全球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当中中国占了16个,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达到了1.45万亿人民币,占到GDP的6.3%,朱晓明说,在他的调研中,大型国际采购商和供应商的环保模式值得借鉴。

“他们对中国的制造商、供应商,从员工上班时间,车间安全一直到产品质量和污水处理都有严格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不给你订单。有些标准甚至高过欧洲的标准,这样也迫使中国的供应商、生产商加大环保的研发能力,履行环境的责任。”

社会责任同样重要。

从国际角度上看,企业的社会责任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变成了一种必要。这是因为:第一,国际社会通过规范和标准向各方面施加压力,1999年美国推出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2001年英国推出了社会责任指数,2003年澳大利亚推出了评价指标体系,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一个重要的议题,并加以量化。

而且,投资者提出的标准中,也正越来越多地包含更多的责任内容,“苹果公司在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当中就有这些内容,去年的审计当中生产iPhone和iPod的83家中国加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所以大公司要求合作伙伴不仅提供优质产品美好服务,还要提供严格的环保,并且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于他们加以约束。”

在中国,情况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媒体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更加清晰可见,苏丹红、三鹿奶粉、注水牛肉等,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曝光。

另一方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大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得比较主动,比如说中石油、宝钢、中国移动等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宝马、巴斯夫等外商投资企业,他们实施社会责任并不困难,而中小企业一般不愿意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它的理由有很多,有的人说我们的利润已经很薄了,没有办法再压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会做这种事,为什么自己要给自己加压呢?”但从最近披露的信息看,中国的中小企业也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践行者。

在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款情况分析报告,上半年国民捐赠当中,民营企业提供的资金已经超过了38.9亿,占境内捐出总额的43%。

136行动方案

“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加大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模式,使上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持续的得到改善。”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而针对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上海移动将以一个名为“136绿色城市行动”方案全部涵盖。

节能减排是第一项内容,上海移动将制订绿色行动计划,三年滚动规划,提出节能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措施。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党委书记郦荣说,上海移动在节能方面总体目标是,2010年单位业务量耗电量比2005年下降40%;节材、节地方面,则会推进基站建设的共建共享,预计2010年共建共享基站数量将达到200个。

通过基站深化技术改造,创建能耗管理系统,实施SIM卡回收再利用等措施,预计节电将会达到1.9亿度。

“136绿色城市行动”的方案,还将包括在世博园区推出“绿箱子”,实现回收废旧手机电池配件8万件,同时推进绿箱子进校园,在2010年实现全市覆盖1600所中小校园,推进环保理念。

此外,上海移动还将建设全球第一个TD-LTE网络,在世博园区内积极推行节约型基站维护体系,运用5大环节,33个技术小项目,开发和利用绿色新能源进一步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将运用太阳能风能和蓄电池绿色能源手段。

企业和个人用户也会在“136绿色城市行动”中受益。

郦荣说,上海移动将于3年内,在上海开通10万个无线POS/ATM,为上海800家金融机构提倡固定与移动业务融合的信息化服务,届时,上海使用手机支付银信通、财信通等业务的用户将达到800万。

即将推出的信息管家反垃圾短消息等服务软件,则是让用户自行设置黑白名单,过滤垃圾短信的防护墙;至于2G/3G一张网的服务,则是满足个人用户家庭市场集团客户的个性化语言,数据机信息化应用通信需求。

经济责任方面,除了10年来累计上缴税收超过170亿外,上海移动的另一项让用户受益的贡献是,“近几年来我们移动通信的资费降了70%,每个用户移动通信的消费支出降了50%。5年前,大概每个用户一个月移动通信的消费150元,现在只要100元,”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杰说。

“互动责任”预言成真

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看来,除了“转危为机、发展经济”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外,中国企业的企业责任中,还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概念——“互动责任”,即生产者、销售者,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责任。

一个很有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写过一本书叫做《第三次浪潮》。其中,有一句话是说,消费者将对消费品的生产过程施加更多的影响,从而演变成生产消费者。

这个预言如今在宝洁、欧莱雅、苹果等国际公司里变成了现实。

“宝洁公司拥有几千名开发部人员,但每年还是有不少的难题解决不了,怎么办?他们把所希望解决的技术问题,用因特网的办法让全球14万名科学家、工程师、消费者帮他动脑筋,他是占有了别人多余的时间,这些人在8小时当中为自己的老板卖命,可是多余的时间他可以从事你这样的研究,同时他也占有了14万个人的多余的智慧和能力。”

朱晓明说,这14万人,会把自己能够提供解决他们问题的想法返回到他们的创新中心,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做法在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使用了,“简单来说是一种外包,甚至叫做众包。”

第二个例子是欧莱雅。欧莱雅要做一个形象的广告,按照传统习惯,招标需要有164项开销,每一项大概是200美元,总共是32800美元,后来,欧莱雅尝试在因特网上用众包的办法解决这件事。最终完成这个广告创意的是一个消费者,而欧莱雅只花了1000美元。

苹果公司则推出了一个APP STOPE平台,消费者利用这个平台发布在使用iPhone产品过程当中自行创造的应用软件,应用程序,其他客户则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下载这样的程序和软件,不过要付费的,在这个平台上其中77%的程序把钱付给了苹果,苹果就将部分款项返回给了编写程序的消费者,到目前为止,这个平台已经有3亿次的下载量。

后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是一种跨越传统商业界限的虚拟网络组织模式,出现了两种非常崭新的概念。

朱晓明说,第一个是从外包到开源到众包。第二个概念是1997年雷蒙德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大教堂和集市。在大教堂里面是自上而下进行协调,但是在集市每件事都是由下而上地进行协调安排的,这篇论文非常形象地以集市表达未来众包的运行模式。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 篇7

上世纪80年代, 公民结社运动在全球高涨, 社会组织在全球化与政府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发展需求与力量的增强, 市民社会与国家、市场进行了持续的互动, 成长为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Polanyi认为, 社会与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 二者通过争取国家的支持周期性地占据优势地位影响国家社会的发展 (1) 。法团主义学者认为, 公民组织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公民组织往往通过国家实现其利益, 而国家则通过公民组织获取社会支持, 维护统治。部分激进的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正逐步对国家、市场进行代替, 公民将能通过自我管理使国家与市场成为历史。国内学者, 如赵黎青、吴锦良、王名等着重对公民社会与政府关系作了相应的研究, 认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既存在合作的关系, 又有“创造性冲突”, 国家的合理引导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本文针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问题, 将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存在的内部关系出发, 探究三者互动可能的模式与结果。借助历史事实对其互动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 并试图探求决定其互动方式与结果的结构性原因, 对公民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前景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一、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 处在家庭、国家与市场以外的空间中, 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为主体, 追求和保护公民权益的社会领域。在历史发展中, 它先后经历了与国家和市场的脱离, 成为构建和影响社会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有两方面含义:

(1) 权利意义。从权利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启蒙思想家认为, 公民社会是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的防线, “对抗专制的壁垒”。其既是国家权力形成的源泉, 也是监督国家权力、对抗国家强权的唯一阵地。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的。分权制与民主选举, 使得公民社会制约了国家权力, 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手段, 限制和影响国家行为, 维护人权。

因此,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存在着一定对抗。限制政府强权与专制, 保障公民的权利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目标。

(2) 效率意义。从效率意义上讲, 公民社会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 运用“第三种逻辑”解决日益严重的“双失灵”问题的主要途径。由于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原因, 市场失灵问题在上世纪前半叶引发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间接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以后, 政府迅速扩张, 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发展。然而, 随着财政危机、腐败与政治丑闻的出现, 人们逐渐意识到作为理性人的官员组成的国家, 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现象。“双失灵”问题与全球化, 给社会带来了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公民社会利用志愿服务, 采取互助、自愿的方式弥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并通过国际结社, 对国际关系、落后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这一层意义上看, 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公民志愿的供给方式, 提升了社会效率, 降低成本, 成为社会建设新的生力军。

2.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1) 公民社会与国家。从公民社会的两层含义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权利意义还是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都存在着一定的对抗关系。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同时也在效率上弥补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但效率意义上, 公民社会与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联合。在解决外部性与公共物品提供等市场失灵问题种, 国家与社会组织结成了伙伴关系, 国家将部分职能外包, 借由公民社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进行生产, 而政府购买进行分配。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既有对抗, 又有合作。

(2) 公民社会与市场。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关系, 与国家刚好相反。在权力意义中, 市场与公民社会有着相同的要求。市场希望削减国家权力推行自由贸易, 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公民社会则希望限制国家权力避免出现独裁国家, 维护公民利益。这时二者往往趋于相互联合。而在效率方面, 市场自由化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血缘关系淡薄等问题, 商品化的评判标准使得社会价值, 如互助、友爱受到一定的损害。所以, 在效率意义上公民社会与市场又存在着对抗。

(3) 三者的力量对比。国家是唯一合法掌握武装的暴力机构, 因此, 国家的力量通常是最为强大的。现代国家虽然经过民主体制与分权体制而被削弱, 但核心的统治力依旧存在。除了掌握武装, 国家往往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国外资源, 并通过一套完备的制度, 建立了严密、有效的行动机制。

市场通过自由竞争, 凭借科技、创新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同时, 借助寻租等手段, 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一些政治资源与能量。在自由主义盛行、民主体制发达的国家中, 市场往往通过掌握财富渗入议会, 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的选举, 甚至形成一定的分利集团, 控制国家的资源分配。

公民社会相较于国家与市场而言, 力量则略微弱小。由志愿、自由原则组成的公民社会缺乏强制性, 没有严格的行动体制, 并以多元利益为目标。集体行动困境的存在, 使缺乏公民社会不能把人数优势有效地转化成实际的力量。然而, 公民社会通过独特的“第三种逻辑”, 能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 并且以志愿作为行动方式, 成本较低, 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1. 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互动模式。

从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出, 公民社会对二者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 但公民社会的力量往往较弱, 故三者互动主要有以下模式:

(1) 公民社会+市场——国家。由于公民社会和市场在限制政府权力上有着相同的利益, 同时借助自由市场的力量能够对政府起到遏制的作用, 因此公民社会很可能与市场联合, 共同对抗政府。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力, 要求限制政府;市场则希望摆脱政府干预, 充分发挥自由经济分配资源的力量;政府则通常受到较强的分权制约或者被市场与社会俘获, 主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

这种互动模式的结果通常会使得公民社会较为繁荣, 结社与志愿行动广泛, 公民权益得到良好的保障, 公民社会运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市场以自由竞争为主, 注重效率, 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在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压力, 权力受到民主制与分权制的限制, 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的秩序, 并建立一定福利制度与再分配措施维护公民的经济利益。

(2) 公民社会+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联合也是常出现的另一种情况。随着自由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加, 公民社会对限制市场、建立福利制度有着强烈的愿望。国家则希望能通过宏观调控, 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干预, 保证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所以, 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联合, 共同抵抗市场。

在此模式下, 公民社会积极应对自由化贸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希望能够消除贫困差距, 规范企业行为, 保护环境, 弥补商品化破坏的人际关系;政府则以社会稳定作为其主要的目标, 利用政策工具限制市场行为;市场则通常受到较强的管制。

这种互动往往会带来一个福利型的国家机制。公民社会的权利, 特别是经济权益获得良好的保障, 公民组织繁荣并且更多集中在公益等问题上;国家对市场有着较强的管控能力, 构建福利制度与社会合作共同管理、解决社会问题, 尊重民主权利;市场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发展, 虽然速度不快, 但相对平稳。

(3)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并非常态。通常市场追求自由化, 往往拒绝国家管制, 但是这种情形在后发展的赶超型国家中, 却往往可能出现。在后发展国家, 由于其受到国际体系的压制, 或者存在资本稀缺等问题, 经济发展难度巨大。此时, 国家为了争取壮大国家实力, 则会充分调动市场的作用, 与市场进行联合, 集中资源实施产业政策, 引导市场;市场则为了获取利润, 接受国家的指导与援助;公民社会在此情况下, 其诉求则往往在经济发展的迫切目标下淡化, 难以得到有效的重视。

所以, 在这种模式下, 国家权力通常较大, 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作用, 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市场在政府指导下, 在有限的产业中迅速发展, 短期内获得巨大的飞跃;公民社会则往往被边缘化。

3. 互动模式的历史案例。

(1) 美国。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在独立战争以后, 通过联邦制、三权分立制、民主选举制建立相互制约的国家体制。国家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制约, 公民权益则获得明确的保障。二战后,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强国, 市场推行自由化。公民社会发展繁荣, 在医疗卫生、扶贫、教育等多方面建立了诸多社会组织, 对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以上模式对比个可以发现, 现代美国社会是“公民社会+市场——政府”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虽然有强大的暴力机构与官僚系统, 但总体而言国家权力仍受到较大制约。市场全面推行自由化, 并成为新全球市场化浪潮的主要推动者。公民社会在美国享受充分的自由与一定的扶持, 民主权力保障充分。

(2) 德国。德国一向具有强国家的深厚传统, 德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也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德国政府历来致力于保障公共福利, 促进普遍富裕, 维持社会稳定。公民社会与国家在社会建设中一直处在合作的状态。在经济方面, 市场处于半自由状态——金融市场中, 国家通过控制银行掌握了资金流动, 进行经济指导;劳务市场中, 工人与企业通过协商确定工资与福利;准确来说, 德国只有商品市场属于自由市场, 通过自由竞争进行发展。

不难发现, 德国的互动体制是“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模式。德国政府无论在资源掌握还是社会支持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对市场采取限制的手段, 对公民社会给予优厚的福利待遇。德国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下与国家联合, 共同进行社会管理, 公益组织、非盈利社团等遍布全国。而市场在管制下, 发展速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妥协, 其得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支持, 获得了较为平稳的良性发展。 (3)

(3) 韩国。韩国是后发展国家的典型代表。二战之后, 面对经济发展落后和朝鲜的威胁, 韩国政府通过其武装力量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对市场进行产业政策的指导, 并通过外向型经济策略实现了腾飞。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与政府进行联合, 在利益与强权的驱动下, 接受国家指导。公民社会随着韩国的现代化充实壮大了中产阶级队伍, 也获得了一些发展, 然而由于赶超作为主要的目标, 因此韩国公民社会的诉求常常被政府与市场忽略, 公民结社发展缓慢。

后发展国家韩国, 在互动中属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韩国政府与市场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走向联合, 政府积极指导经济发展, 获得国家力量的提升;市场虽然部分损失了自由竞争, 但是短期内获得了高度发展, 集中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公民社会由于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挤压, 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韩国政府在国内中产阶级与国外民主势力的压迫下, 被迫接受了民主体制, 放开了对社会团体的管制, 使得韩国的社会团体近年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4)

三、互动的根源

1. 价值取向。

在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中,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合源于共同的利益, 而利益判断则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 自由、平等、民主是主流的社会价值。对公民社会而言, 保障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 是其首要的目标, 这就使得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成为首要矛盾。市场信奉自由主义, 对于国家干预大多持抵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 美国的体制设计就将限制政府权力作为重点。可见实际上, 公民社会与市场相互联合根本在于维护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利益。

而对德国来说, 其普世的价值观念在于稳定和共同富裕。对于德国政府来说, 社会的稳定与共同富裕是其行政的首要目标, 因此虽然自由市场可能带来更高速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破坏稳定, 国家仍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与控制, 牺牲发展速度。对公民社会而言, 民主权力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其更为重要的目标。因此, 国家与公民社会走向联合。故而根本上, 德国互动模式产生的根源, 与其维护稳定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面临艰巨的国际环境, 全民沉浸在一种极强的危机意识当中, 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就是发展。对于政府来说, 只有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与工业化, 才可能抵抗潜在的威胁。而韩国市场虽然不希望政府对其进行干预, 不过集中资源进行快速的发展才可能维护国家的存在, 才有后续市场发展的可能。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韩国形成了国家与市场的联合。从韩国公民社会的角度看, 民主权利与解决社会问题是其所追求的根本目标, 但在严峻的危机下,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则被提到更重要位置, 所以公民社会对民主权利的挤压并没有给予强力的反弹和抵制, 反而为韩国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 互动模式与国家的价值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 由于不同国家在历史、国家环境等情形下形成了各异的价值观念, 影响了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关系, 使得最终产生了不同的互动。

2. 社会结构。

社会价值通过影响利益关系决定了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互动意愿, 而社会结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所谓社会结构, 则是指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三者的结构类型,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任意两者的联合, 都需要其在结构上的匹配。否则, 过高的成本则会阻碍联合的正常进行。

美国公民社会经过长期发展, 形成了众多社会团体, 市场则在长期的经济竞争中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 二者共同的小集团结构使之能够有效沟通。而在韩国, 公民社会相对分散, 中产阶级更多以自由人存在, 凝结度不高, 而市场由于后发展国家的特性, 形成较为集中的极大产业或利益集团。即使韩国公民社会与市场间拥有一致的利益, 但是二者不匹配的结构模式, 使得公民社会与市场的联合面对巨大的交涉成本和协调难度, 缺乏可行性。相反, 韩国政府与企业一样, 都是集中式的大集团结构, 使得国家和市场联合易于进行。在德国的案例中, 德国政府采用联邦制, 属于分散团体的结构特征, 而德国公民拥有强烈的结社传统, 也依据地域和利益关系形成了分散团体的结构, 使得二者可以顺利的联合。

因此, 决定互动模式的另一个根源是其社会结构, 只有结构相匹配的两方才便于联合, 形成互动体系。

四、结论:公民社会的互动规律与中国展望

现代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逐步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 三者的互动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发展结构, 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公民社会在权力与效率方面的双重意义, 使得其与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 而由于公民社会在三者当中的力量相对较弱, 因此往往需要与其中的一方联合来达到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 公民社会往往和市场联合, 共同抵制国家, 追求自由、平等,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德国等欧洲福利国家中, 公民社会则和政府联合, 共同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由国家保障公民权利;在韩国等后发展国家中, 由于发展压力, 公民社会面临国家和市场结合的局面, 其自我目标让位于国家整体目标, 发展受到阻碍。互动模式的差异根本上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价值观念决定公民社会、国家、市场的利益选择, 从而影响了其联合意愿。社会结构决定了联合中的交涉成本, 从而影响了互动模式的可行性。

由此, 反观我国的发展, 中国目前仍处于后发展阶段, 公民社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在许多问题上, 中国公民社会都还扮演着边缘角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和调控作用, 市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 运用半自由竞争进行发展。因而, 当下中国处于“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模式。

不过, 中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 中国处在政治经济转型的复杂时期, 作为转型国家, 其固有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和西方民主制有着极大的不兼容性, 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前景难以用西方经验去预测。其次, 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根本性的文化差别, 中国并没有经历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剥离过程, 相反, 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融合性, 公民社会是否真的能在中国出现, 也成为争论的重要焦点。

结合这些分析,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可能有三种趋势:

第一, 从价值观念上考虑, 中国自古注重稳定, “不患贫, 患不均也”。这样的价值观念与德国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后发展成功后, 中国公民社会及其互动模式可能向德国的方向发展。

第二, 从结构上看, 中国政府权力集中, 市场在扶持中形成了几个大型集团和利益群, 而市民社会则呈现出零星的小团体。虽然市民社会的凝结度在不断加强, 巨大的人口基数可能使公民社会形成大团体的可能较低, 因此一直保持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在结构上更为合理。

第三, 从中国的特殊性考虑, 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今后的发展和互动可能也会走出自己独特的模式。借助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没有明显分离的特点, 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三者协调互动、合作的良好模式。

摘要：随着全球结社运动的不断兴起, 公民社会被放到了与国家、市场同样重要的层面, 成为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宏观要素, 公民社会、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从公民社会的定义和特点出发, 结合历史事实, 讨论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互动情况, 并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互动的深层原因及可能的特殊情况, 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尝试性的思考与预测。

关键词：公民社会,国家,市场,互动

注释

1 Karl·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2 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王名, 刘国翰, 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 郭原奇.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

社会互动 篇8

一、建立新型师生互动关系

师生对话在很多课堂教学中都有体现, 但师生互动常常呈现失衡现象。新课改要求教师将课堂还给学生, 以凸显学生学习主体地位, 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 平视学生、尊重学生, 课堂中师生对话的平等关系才能建立, 互动效果才能体现。在学习《他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时, 我设计了一个师生对话游戏:师生轮番提问回答。我首先提出问题:“他”要做学习的小主人, 这里包含哪些意思呢?学生回答:制定学习目标、计划、自我控制。学生提出问题:作为被采访对象应该如何回答问题?我回答:要弄清对方提出什么问题, 回答要有针对性, 不能答非所问。我又提出问题:从“他”的回答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学生回答:要学会控制自己, 敢于提问, 勇于思考, 制定切实可行学习计划, 珍惜每一分钟。在这个师生互动过程中, 师生身份已经模糊, 对话呈现平等性, 课堂学习气氛生动和谐。

二、提升课堂生生互动实效

小组讨论的确是一种互动学习方式, 其互动学习效果也很好, 但如果每次都使用这一互动形式, 势必造成学生的审美疲劳。因此, 教师在选择这一互动形式时, 要注意改变小组讨论的细节和方法, 在问题设计上下功夫, 并提出小组讨论目标,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发言机会, 让小组长做好分工。这样才能确保小组讨论有实效性。在学习《同学之间》时, 课堂刚开始, 我就让小组开展讨论, 讨论问题有两个:1、请你回忆自己曾经得到过哪些同学的帮助?2、请你回忆一下, 自己曾经对哪些同学有过帮助?要求每一个同学都要选择一个问题来回答, 要讲清楚事情的始末和自己的感受。因为任务非常明确, 所以小组讨论开展得很顺利, 学习效果很理想。这个互动学习环节之所以能够将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与教师成功设置讨论话题有重要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过帮助别人或者被别人帮助的经历, 也许事情很小, 但感受应该很深。通过讨论讲述, 能够引发心理共鸣, 受到教育和触动, 这对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有重要作用。

三、加强教学实践互动力度

思品与社会教材内容, 大多与学生生活实际有直接联系。教师在设计互动内容形式时, 不妨让学生通过活动实践的方式, 获得最真切感知, 并从实践操作中形成理性认识。学生大多对实践互动方式非常欢迎, 教师要把握学生心理, 针对性选择实践内容, 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只有充分让学生动起来, 才能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如果教师能够参与到实践互动中, 互动效果更值得期待。在学习《我不耍赖皮》时, 为让学生明白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我专门设计了一个游戏:地上有六样东西, 桌子上面有一个呼啦圈。要求每一个小组六个人都上来, 每一个人一只手抓住呼啦圈, 另一只手捡起地上的东西, 看看哪个小组用时最短将地上东西全部捡起来。学生听说玩游戏, 都异常兴奋。第一个小组在具体操作时乱成一锅粥, 用时16秒, 第二个小组用时3秒钟就顺利完成任务。我让这两个小组分别说说感受。第一组学生开始相互埋怨, 都说是别人没做好。第二小组学生说, 事先已经做好计划, 分工明确, 操作时有条不紊。我立即板书:成功的关键是:事先定规则。在这个互动环节, 学生通过课堂实践活动, 亲身经历一些事情, 并在实践中建立了遵守规则、做任何事情都要提前计划的认知。

四、引入互评互动学习模式

思品与社会课堂教学需要互动学习, 在互动学习开展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展开互评互议, 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针对互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对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表现给出适度评价, 展示优点, 也要找到缺点。在学习《平安回家》一文时。我专门设计了一道讨论题目:你和爸妈出去吃饭, 爸爸喝酒了, 他还要开车带你们回家, 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教材中不曾提到的, 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会发生, 具有现实意义。学生开始了激烈讨论, 有些小组气氛特别热烈。有的学生说, 不让爸爸开车, 找代驾去。有的学生说, 爸爸根本就不听劝告, 我们也没有办法。有的学生说干脆报警, 阻止爸爸酒驾。由于观点不同, 学生开始了争执。在争论中形成最大的共识, 这就是互评互议的结果。

互动社会语言学对教育的启示 篇9

一、 互动社会语言学与社会建构主义下的英语教学

笔者认为互动社会语言学重视通过语境建构个人意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倡导的知识观有许多相似之处。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不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 而是认识主体 (即人) 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活动中主动建构的, 这种建构发生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 教师、学习者、任务和情境, 四者相互依存, 不能脱离彼此独立存在。教与学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动态互动的过程, 在特定的情境中, 教师展示反映自身教学理念的任务, 学习者对任务进行有意义的和个人化的识解。任务是连接教师与学习者的纽带。教师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相互影响, 教师传达给学生自己的理念, 学生在与教师的互动中展现个人性格, 反馈给教师对问题的看法, 学习者对问题的个人理解也能给教师带来启示, 促使教师重新构建对问题的理解。这种展示—讨论—重现的过程, 就好比在交际过程中, “发话人”与“受话人”对感兴趣的话题, 进行不间断的交谈, 期望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英语教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通过互动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水平, 达到交流的目的, 摆脱 “哑巴英语”的尴尬。新的英语课程标准提供了一个以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为内容的综合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重视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特别是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语言作为一种工具, 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学习语言就是建构个人理解, 因为知识的心理和外部表征都是以语言为媒介的, 语言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用目的语来传达信息, 表达感情。笔者认为英语教学不仅要传授相关的知识还包括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关注学生学习策略的培养, 让学习者了解到所学东西对于他们的意义, 帮助学习者获取促进他们一生发展的技能。目前的课程设计, 例如外研社的《英语》 (新标准) 系列教材以“题材—功能—结构—任务”为编写原则, 考虑学习者的认知能力, 注重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强调学习者的参与, 强调学习是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保罗·弗莱雷在其经典之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曾提到传统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过程把学生变成了被压迫者, 只有允许学生自由思考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学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同于以往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新的课程标准赋予学习者更多独立思考的自由。教师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 同时是中介者, 是帮助学习者到达最近发展区的人, 帮助学习者建构对问题的理解, 而不是直接将知识灌输给学习者, 不去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目前比较流行的英语教学法, 如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法、情景式教学法等都重视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强调情境与互动, 强调文化意识的渗透。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交际观与社会建构主义的知识观都重视语境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把语言放在文化、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如果没有参与者对语境的理解, 对交际对象的了解, 这种交际活动是无意义的。笔者认为将互动社会语言学语言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 会指导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情况, 以学生为本作出策略调整, 通过互动建构的具有个人意义的知识才是终身的。

二、互动社会语言学与多元文化教育

你可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即便是操同一语言的两个人, 由于将所表达的内容置于不同的情境中进行理解, 造成了沟通的障碍。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文化与社会的复合性, 来自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 沟通与理解的障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教育方面这种障碍尤其显著。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 这种改革运动旨在试图变革学校和其他一些教育体制以便促使来自不同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的人能够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到我国学习、定居或经商等, 对于这些外籍人士子女的教育问题, 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问题,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多元文化倡导的文化平等理念对于解决以上问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互动社会语言学与多元文化教育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笔者认为互动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些理念对更好地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以语境提示为例, 甘柏兹的《会话策略》一书中提供了教师与学生间交际失误的例子,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例子:

Teacher: James, what does this word say

James: I don’t know.

Teacher: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try, someone else will.Freddy

James: (encouragingly) It’s p.

Freddy: Pen.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 教师对于“I don’t know ”的理解只限于表面, 并把它看成是James不愿意回答问题, 甘柏兹认为 “I don’t know ” 的后面是升调, 在James所属的非裔美国社区, 是表达一种需要鼓励的愿望 (I need some encouragement.) 。教师错误地理解了升调传达的言语行为, 没有了解学生语境提示的隐含意义, 学生可能会认为老师对他没有信心或不重视他。从甘柏兹所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语境提示能够影响对信息基本意义的理解, 造成交际的困难。如果听话人不了解语境提示负载的信息, 就反馈不了恰当的信息, 听话人的理解与发话人的原意不同, 就有可能产生误会。

甘柏兹认为语言是社会和文化构建的符号系统, 这种符号系统的使用能反映宏观社会意义, 即群体观念、社会地位等, 同时也创造了微观社会意义, 即某人在特定的场合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互动社会语言学对语境和话语的分析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笔者认为虽然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国还属于起步阶段, 但它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三、结语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最重要发现是, 会话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堆砌语句的过程, 交谈双方在会话过程中既要利用词汇语法知识, 又要了解语义框架和解读话语的线索 (如语境提示、语用知识等) 。斯金纳指出, 在语言的社会运用中, 可将语言视为一种发生作用 (得到报偿或受到惩罚) 的行为, 这种行为通过听话人的媒介对发话人产生影响。布鲁纳在其《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中指出知识是发展的, 而语言是知识的媒介, 教育的语言是社会语言的一种, 教育如果与社会的发展脱节, 必定会影响教育的质量与学生的发展。互动社会语言学指导教师课堂语言的使用, 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 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以及交际型课程的设计方面,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作用更为明显。总之, 互动社会语言学帮助教师与学生了解情境如何与我们的所思﹑所做﹑所说交织在一起, 并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融入课程的设计、目标的设定、课程的理解与日常课堂的练习中, 帮助和鼓励学生建构对自己有意义的知识。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的互动与耦合 篇10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依赖方面, 经济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多地研究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 而忽略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网络组织理论在承认物资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基础上, 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布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 相互进行各种交换, 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 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2]他认为, 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 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 虽然争议颇多, 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 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 将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的框架, 使得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 并对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的选择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个人精神的复兴, 弥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又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 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节点。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一贯认为, 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目的的函数, 只受价格信号的支配, 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进行选择。但实际上, 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 各种价格信号经常因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使个人或企业的理性选择出现偏差, 必须辅以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信任机制来对错综复杂的价格信号进行甄别, 个人和企业才能做出正确而有效率的决策。

2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及其融合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美籍日本学者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社会资本的强弱直接受其文化的影响, 其中规范、诚信和网络是其主导因素。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企业规范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范) , 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特罗姆认为, 规范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 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企业诚信水平是指企业对顾客、员工、同行及社会履行契约的程度。诚信水平反映着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契约、规则和法律的忠诚和信誉, 也是企业间建立信任、实现交往的基础。一个企业的诚信水平和规范化水平决定着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而决定着其社会资本量。

在社会运行分析上, 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企业作为最广泛的社会资本积累的中观层次, 能够最有效地整合个人的社会资本, 并推进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而成熟的企业文化本身就蕴涵着浓厚的社会资本, 企业文化所蕴涵的信任、合作、互惠等文化理念就是局部的社会资本。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在一定意义上讲, 企业文化, 将个人的社会资本和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 并推动两者的理性建构和积累。

诺斯认为, 一种由政府规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形成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斯也认为, 企业的经济绩效受到多种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企业规则和市场制度交互替代形成的制度结构, 仅仅是降低成本增加绩效的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 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等。企业的生成需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正式制度的支持。从文化影响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一范式来看, 文化构成了企业发展的人文底色。文化是一种“粘合剂”, 能涵盖各方利益, 强化成员行为的协调性和连续性, 保护相互间的信任免受干扰和破坏, 从而成为维护组织稳定的基础。

企业文化是形成组织效能的共同认知系统。文化是共同认知下形成的一种氛围, 组织文化使每位员工知道组织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怎样做才能符合组织的规范要求, 怎样做可能违背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氛围中, 组织成员会被逐渐同化而坚守组织的文化信条。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间达成的团队心理契约。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H·沙因的观点, 组织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尽管不能确切地知道企业的未来一定是怎样的, 但可以提出发展目标, 勾勒出远景和蓝图, 这就需要一系列假设系统对组织的未来、价值、利益等做出假设。核心价值观是组织的一种“德”的标准, 员工以此与组织形成一种心理契约, 自觉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认可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这种源自文化层面产生的力量, 比起传统管理的命令、监督、惩罚的力量更彻底, 更具有凝聚力、约束力、推动力和活力。法律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 文化则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 它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 而且具有人文理性的终极价值。企业文化作为集体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集合体, 为企业提供了行为的框架、准则和价值体系, 使企业成员的行为自觉遵守基于文化认知的“约定”。

3 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文化生成路径

实现我国企业社会资本和文化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就是要逐步养成基于诚信、规范和网络的企业公民行为, 建立现代理性的企业文化。当然, 企业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文化策略还远难实现, 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公正、诚信、理性的文化环境, 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的聚合与嬗变。

3.1 “家”文化的解构与社会信任变迁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信”作为五伦之一, 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观的重要性。但中国人的“信”更多的是建立在人情、个人承诺和名誉的基础上, 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和支持;信任“自家人”, 而对外人的信任依关系紧密程度的疏远而逐渐减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差序格局”, 以自己为中心, 与他人的亲密地位、信任程度与边际距离成反比, 在每一圈层上网络成员都遵循特定的相互关系模式, 后者又造成了经济交往密切程度的差别。[3]中国是一个关系信任资源非常丰富的社会。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4]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靠宪法和法律制度来治理, 而是靠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对个体内在化影响而整治, 这使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精神, 造成了社会信任资源非常薄弱。关系信任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 是在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植根于血缘、业缘、地缘关系当中。而社会信任则是基于法律、制度和正式契约之上的普遍主义信任, 具有外部性特征。

“泛家族”的关系信任规则是建立在以人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之上的, 而且这种信任具有差序格局的性质, 有一定的扩展空间, 但与西方社会的普遍主义信任相比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企业要推行现代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制度, 就需要另一种更高程度的信任来融合更高质量的管理资源, 这就是“制度化信任”。为此, 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5]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不能对投资人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任由经理人员侵害, 那么,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关系就难以真正建立。二是保护产权。这是个人的权利获得保护的必要前提, 也是企业由“人治”到“法治”、由人格化的关系信任向非人格化的社会信任转化的根本保证。三是完善经理市场。加强人才信息特别是信用记录的透明度, 加强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经理市场的激励约束功能, 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

3.2 公民文化的孕育与发扬

企业社会资本来源于基于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而公民参与程度首先来自于他们对企业公民身份的确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包括:1) 平等交往。在权威的科层组织, 企业网络具有交往范围狭小、交往不对等性和交往的非自愿性等特征。在公民社会里, 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 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要想赢得公众, 就要依靠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而不是靠任何与尊重公众的自主意志之原则相违背的强制性手段。2) 契约自由。无论企业内部沟通还是企业外部交往, 人的许多行为准则是受契约性关系制约的, 契约包括法定契约与习俗契约、公证契约与隐含契约、既成契约与增生契约等, 各种契约都是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约束的统一。科层组织强调强制性, 网络组织依赖契约自由和自愿。3)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臣民社会是义务本位的社会, 强调人的忠诚和贡献;公民社会是以人为本, 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6]国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当广大民众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 社会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而公民意识的觉醒, 既需要每个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的提升, 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灌输。为此, 应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承认并培育公民社会。同时, 可借鉴美国、日本的经验, 加大公民教育力度, 提高公众文化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 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信任、诚实的品格, 并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其合作能力。媒体应不断宣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使开放、信任、创新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3.3 企业文化生态的优化与耦合

企业文化理念的重塑。1) 建构理性文化。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其运作应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过程, 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企业应该是事缘、业缘的结合, 而非血缘、情缘的结合。否则, 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会丧失理性, 规章制度也可能形同虚设, 优秀人才很难聚集, 公利可能会很难推行, 而私利却可能到处泛滥。2) 建构诚信文化。社会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也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 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 社会交换才有望接近“帕累托最优”的交换状态。[7]企业应在经营中恪守诚实守信的准则, 在法律和道德认同的范围内活动, 真正做到对顾客负责、对社会负责;并注意与外部企业诚信合作, 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 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3) 建构创新型文化。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 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租金。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杰夫·摩西 (Jeff Mauzy) 对美国150家公司的调查发现, 创新型公司的增长率是非创新型公司的4倍。企业在文化建设, 应建立起以鼓励创新、鞭策进步、追求卓越、容忍失败为基调的创新型文化, 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 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应变能力。4) 建构互惠合作型文化。现代企业网络是以企业间的合作博弈为特征的, 网络中的个别企业依靠与其它企业的相互连接而生存。企业网络是一种追求合作利益的自组织过程, 作为其子系统的各个企业应当具有自主协调性。通过互惠合作意识的强化和体验, 就是要增强企业对合作博弈双赢结果建立共同愿景, 从而通过信息网络和交易网络自觉结合起来。

企业精神的培育。企业精神是企业经过共同努力和长期培养所逐步形成的, 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共同的心理趋势、价值取向和主导意识, 是企业的精神支柱, 反映了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特征、形象、地位等的理解和认同, 也包含了对企业未来发展和命运所抱有的理想和希望。企业文化从根本上就是要培养员工的价值信念和组织精神。企业精神是全体员工认同和信仰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总括, 是企业文化的支柱和统帅。企业文化的共认性、主导性和实践性使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结构中的企业家品格和员工品格得到普遍提升并达到高度的一致性, 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互动。企业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由外至内的渐进过程, 包括企业精神目标的定位设计和企业精神的“社会化”, 在设计阶段, 应调查分析企业现有的精神现象,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符合企业使命、愿景的精神要素, 确定企业精神发展目标, 并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企业精神重在培育。在企业精神设计定格的基础上, 应积极推动文化的“社会化”, 通过目标导向、领导垂范、舆论灌输、典型示范、氛围熏陶、制度规范等方式的协同使用, 逐渐将企业精神内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制度是方法与意识之间的中介, 它既是经过实践证明适应于方法的固定格式, 又是塑造意识的主导存在。企业文化是一种隐形的制度, 作为意识的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不依赖于企业制度的建设。制度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中间层,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实现“人治”随意性管理向“法治”规范化管理过渡的关键, 也为实现企业信任机制由私人信任向社会信任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障。

4 结语

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我国企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和法律规制, 更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规范。这种“文化理性”的培育, 应建立在社会资本积累与发扬的基础上, 因为, 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的社会资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机制, 有效地拓展了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网络, 并通过这种网络增强了企业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02.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351-36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东方之子.大家丛书.费孝通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9:131.

[4]李亦园.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M]//文崇一, 萧新煌.中国人:观念与行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8:113.

[5]杨蕙馨, 张云鹏.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J].贵州社会科学, 2006 (3) :34-36.

[6]李万县.我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文化解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5 (3) :45-46.

社会互动 篇11

关键词 教育；问题学生；良性互动

人民网北京2012年11月20日电（记者李楠楠）11月16日，在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現5名男孩死亡。经警方尸检，结果显示5人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日，据毕节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消息，5名死亡男孩身份已确认，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面对花样年华的孩子突然逝去，我们有理由拷问，于五个孩子的死亡，谁能承担得起这份沉重的责任？针对此次事件，网友纷纷留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网友在心疼遗憾年轻生命逝去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疑问和质疑。“为什么孩子会在垃圾箱里而不是在学校里？”“为什么会流离失所无处躲避以致垃圾箱中避寒？”“孩子的父母在哪里？”痛定之余，我们不免要思痛，于五个孩子的逝去我们要从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因素入手分析其成因，警示后人。

第一，父母对孩子的疏于管理，这是促成孩子们弃学，流浪直至冻死的直接原因。

首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孩子出生后首先是潜移默化的跟随父母亲的习惯。可以说父母的举止言行无形中都成了孩子仿学的母本。当前我们有一部分家长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水平有限，面对孩子的课业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检查与督导，至于孩子的成绩不闻不问。孩子取得好成绩没有鼓励，孩子成绩不理想反而要挨骂。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动力衰减，以致过早的产生厌学心理，这就为一部分孩子宁可四处流浪，也不要坐在教室学习打下伏笔。其次，有的父母由于工作繁忙，所以他们给孩子提供的只是单纯的物质给予，而不是心理沟通。孩子在学校里遇到委屈，尤其需要及时的心理疏导，而很多家长往往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孩子出现的问题不加注意。长期下来，有些孩子宁愿到网吧，游戏中去寻找宣泄也不愿把内心话说给别人。有些孩子选择逃学甚至产生了其所谓的哥们一起快活也不愿回到家里的想法。第三，面对孩子出现的问题，有的家长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不好甚至违纪，有损于自己颜面，所以千方百计给孩子立规矩，诸如，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在班级里如果出现一次违纪就会给孩子什么样的责罚……所以有的孩子一旦出现问题马上想到的是自己会遭受怎样的惩罚，因而他们第一时间会选择规避，而逃学，出走似乎理所应当。

第二，部分学校教育仍然存在学而优则仕这样刻板的教学理念，这无疑间接促成学龄儿童的逃学，辍学。

当下由于考学仍然是评价人才的硬性指标，所以尽管相关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强调素质教育，但很多学校仍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私下里按成绩分班，重点抓学习尖子。而相应的又有班主任按成绩排座次，而更为可怕的是学校之间的这种非理性竞争大多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一部分学生由于自身学习素质差，外加部分家长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能力对其作业进行及时检查督导，所以成绩并不是很理想。这样的孩子往往成了家长们的出气筒，老师同学们嘲笑讽刺的对象。长期下去，一部分学生甘愿自暴自弃最终被打上问题标签。据统计逃学，弃学的学生中95%为“问题学生”。另外受物质利益的驱动，部分班主任老师放任，甚至强迫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留级，辍学。任凭问题学生流入社会，这种现象在一部分学校并不少见。

第三，社会职能部门之间仍然存在权利衔接失当，这往往成了部分社会职能部门推脱责任的理由。

净化学习环境，为青少年的终身发展保驾护航，这本身应是相关职能部门应有之义。然而面对良知的拷问，部分相关职能部门却往往报以不作为的态度在责任、权利、义务三者之间兜圈子。长期以来由于由于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在权利、义务、责任三者方面概念模糊，职能部门之间既是权利的行使者，同时又是义务和责任的的承担者。由于利欲驱动，很多职能部门在权利的形式方面往往表现主动，而谈到义务形式，和追究责任则相互推诿。毕节五名儿童之死恰恰是游离于社会救助，治安和教育部门之间的皮球.。

综上所述，面对五个孩子的离去。我们除了严惩直接责任人，深刻剖析导致孩子死亡出现的深刻原因外，更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提前预防上，即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实行多措并举、良性互动，才能构建一个是学生愿意学习，乐于学习的环境、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健康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对于家长而言，首要承担起对学生的监护责任，做好孩子们的守护神。家长除了完成对孩子的学习进行必要的督导和检查外，更应该注意于孩子间的心里沟通，对孩子取得的成绩及时表扬，认真培养孩子的成就取得归属感。同时认真观察孩子细微异动，真正做到把孩子们潜在的心理问题消灭在萌芽中，防患于未然；对于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回归教书育人的公益属性，真正做到唯才而论，而不是唯成绩而论。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认真完善学生的成长记录，平等对待每一名同学。对有厌学倾向的同学要及时进行心里矫正和必要的家校沟通。认真做好“问题学生、三差生、留守儿童”心里辅导和成长规划。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真正做到使每一名同学在进入社会的同时内心深处早已安装好道德防滑锁；对于社会，要倾全力打造一个利于孩子学习的成长环境、积极弘扬积极向上的勤学之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改革制度，为孩子们提供接受平等教育的平台。严格规范社会救助，通过快捷准确的信息资源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良性互动平台，确保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互动发展 篇12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双赢,策略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建立良性的互动发展关系, 是促进两者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经济区域化和高等教育地区化的出现, 高等教育与区域通过良性互动, 谋求共同发展, 以实现“互补”、“双赢”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正确处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对于区域发展以及高校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双赢关系

1. 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与发展的, 又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动力源”, 高等教育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 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现代劳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知识和技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而作为劳动者, 如果不经过系统专门技能训练, 是无法参与到其中的经济活动的。因此,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充分的人才储备和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人才结构, 是区域经济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高等学校承担着为本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 高等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 尤其是后发型地区要实现赶超, 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高等教育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一方面, 通过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 提高人才储备的数量;另一方面, 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多规格、多层次、多样化的劳动者, 不断改善本地区的人才结构, 从而推动和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 高等教育是带动区域高新技术发展的基地。在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高等学校人才荟萃, 科研实力雄厚, 处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地位, 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持, 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国外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 高等学校在增强地区竞争力方面有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选取高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大力发展高科技生产, 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制胜法宝, 如美国的斯坦福科学工业园 (硅谷) 、犹他州的盐湖城地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等。

2.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1)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着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随着高等教育地方化发展, 地方政府对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统筹权在不断加大, 并直接为公办高等学校提供经费支持, 地方财政拨款成为高等教育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高等教育要谋求更深远的发展, 就必须取得属地在教育经费、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而地方财政收入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 只有区域经济发展了, 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而提高教育经费投入。因此, 区域经济发展是增加教育投入的基础和前提,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能够在教育经费上投入的就越多, 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 反之则投入越少, 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就越慢。

(2)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到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生源、办学乃至生存、发展。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 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持续增加, 仅2014年, 就有727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就业压力剧增。由于地方高校毕业生主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因此, 地方经济的结构和发展状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十分突出。当区域经济发展越快, 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大, 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就会越多, 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就越好。

(3)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因和条件。高等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而高等教育对现代社会的适应, 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学科与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规格等方面符合社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结构、质量等方面的具体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势必要求高等教育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主动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水平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布局结构等等, 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体制、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深化, 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二、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1. 要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政府引导、服务和协调的多重作用

政府是高等教育与区域良性互动的发起者、支持者、服务者、监督者和协调者。高等教育与区域的良性互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 依据区域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 统筹兼顾, 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 使区域内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同时, 由于在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中会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和动机, 政府还要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措施, 发挥协调、支持、引导、服务、监督等作用和职能, 为高等教育与区域良性互动提供法律、政策、制度、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 如:加大舆论宣传力度, 为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纽带作用, 协调高等学校、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各参与方通力合作, 实现共赢, 促进互动的良性发展等等。

2. 高等学校要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为区域发展服务

属地政府在资金、土地、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是区域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 高等学校必须凸显服务地方的大学精神, 主动融入区域发展, 立足地方, 服务地方, 依托地方, “以服务求支持, 以贡献求发展”, 致力于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首先要加快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高等学校要为区域发展培养和造就各种特色和能力的专门人才, 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 就必须使学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相适应。因此, 高等学校必须依据本地区资源优势、产业结构和未来的发展目标, 加快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培养新型和特色学科, 优化专业结构和资源配置, 设置一些直接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色专业, 使之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次要立足地方科研需求开展应用型研究。高等学校必须坚持科技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立足地方科研需求, 立足于地方特有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从地方特有资源的研究培育独特的科研方向, 开展应用型科学研究, 提升区域竞争力。再次要充分发挥学科综合和人才汇聚的优势, 着力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为当地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实际操作方案。

3. 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 (研究机构) 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 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 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近年来, 作为连接科学创新和技术商业化的跨组织合作模式, 产学研协同创新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逐渐向跨区域化、国际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 并有了一批较为成功的案例, 如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产学研“联合创新网络”;致力于生物技术协同创新的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科技园;日韩的技术研究组合和官产学研结合;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等国协同创新网络及联盟等, 这些联盟对高等教育和区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中, 我国地方政府应通过财税、金融、评估等多种政策手段, 采取多种方式推进协同创新, 支持和鼓励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明确政府和联盟各方的利益范围和责任边界, 实现资源共享和联盟各方优势的发挥, 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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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雄.产学研协同创新五大问题亟待破解[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200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