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共4篇）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篇1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巨噬细胞炎性因子(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1A,MIP-1α)逐渐被人类认识，并在各类炎症反应中的表达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George Davatelis等学者在经细菌内毒素诱导后的小鼠巨噬细胞培养液中分离出一种酸性肝素结合蛋白，其基因定位于小鼠第11号染色体、人类第17号染色体[1]，这一物质是趋化因子CC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被人们命名为巨噬细胞炎性因子(MIP-1α)，它是具有潜在致炎功能的细胞因子。研究已发现多种细胞具有分泌MIP-1α的能力，其中包括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在以局部组织炎症细胞浸润为特征的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均与MIP-1α相关，如狼疮肾炎、多发性硬化、类风湿性、肺纤维化等[2]。MIP-1α参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过程，包括肾脏疾病。
1 MIP-1α的结构和作用机制
趋化因子是一类小分子蛋白质，根据其N端第一和第二位半胱氨酸残基位置的不同分为CXC(OL)、CC(p)、C和CX3C 4个亚家族，它们的功能除趋化活性外，还具有细胞活化等多种生物学效应，在人类的单核细胞具有趋化作用的主要为CC亚族，而笔者所探讨的巨噬细胞炎性因子MIP-1α(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1α)正属此族，MIP-1α是由92个氨基酸残疾前体蛋白和22个氨基酸残疾信号肽组成，可激活T细胞、B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等细胞因子的分泌[3]。MIP-1α的受体有CCR1、CCR5、CCR9，均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两者特异性结合后产生瀑布样细胞活化作用从而诱导趋化炎症细胞达到效应部位MIP-1α除对T细胞、单核细胞具有趋化能力外，还对中性粒细胞具有趋化作用，并参与NK细胞和NTL介导的细胞溶解作用，参与炎症或肿瘤局部免疫过程、介导其他细胞因子的释放。MIP-1α是具有潜在致炎功能的细胞因子，它参与多种炎症反应的发病过程，并且能促使上述细胞因子向炎症部位迁移，还能刺激分泌IL-1、IL-6和TNF-α等促炎递质参与各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过程[4]。根据相关研究表明趋化因子CC亚族中CCL2(MCP-1α)、CCL3(MIP-1α)与嗜酸性细胞炎性反应标志物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也有较明显的相关性[5]。
2 MIP-1α和其他疾病的关系
MIP-1α可特异性地趋化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迁移[4]，还能刺激炎性细胞分泌IL-1、IL-6和TNF-α等促炎递质，参与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过程。血管炎性疾病川崎病，其发病机制目前研究较多的认为与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和损伤有关，有研究通过选择30例川崎病患儿与正常对照20例，检测血清中MIP-1α水平，最终得出：MIP-1α水平与冠状动脉扩张程度呈正相关；其表明MIP-1α可诱导趋化炎症因子，并激活这些细胞，加强局部炎症反应，当MIP-1α表达上调后，导致局部MIP-1α浓度升高，从而引起炎症细胞浸润，诱导其分泌更多趋化因子形成炎症反应；MIP-1α作为炎症因子的趋化因子能够促进分泌血管生长因子，导致血管内皮紊乱造成血管损伤[5]。另外，在哮喘炎性过程中MIP-1α由嗜酸性粒细胞、肺泡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产生，近年来研究发现过敏原诱导的小鼠哮喘中气道MIP-1α的水平有所升高[6]；国外研究者在检测了哮喘患者肺泡灌洗液及鼻吸出物MIP-1α的水平后发现，其浓度明显增加[7]。吉兰巴雷综合种(GBS)动物模型中发现，趋化因子在炎性细胞迁移浸润周围神经细胞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8]，王爱民等[9]对18例GBS患者及18例非炎症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脑脊液中MIP-1α进行测定，得出脑脊液中MIP-1α高度表达，提示MIP-1α可能参与GBS的发病，并发挥着不同的免疫调节作用。
3 MIP-1α与肾小球肾炎的关系
近年来趋化因子在肾脏病变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许多肾脏疾病的共同特征是炎症反应，其重要环节就是炎症细胞浸润肾组织导致肾脏损伤。国外学者Segerer等[10]研究表明炎症细胞向炎症部位浸润过程中，趋化因子可以对其起到选择作用。在各类肾脏病中存在不同炎症细胞浸润。在微小病变等炎症损害轻微的肾病组织中几乎无趋化因子表达，多种人类肾小球肾炎，包括狼疮肾炎，均可检测到MIP-1α表达[11]。陈雷等[12]通过对20例狼疮性肾炎、20例慢性肾小球肾炎以及20例健康志愿者血清及尿液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MIP-1α)进行检测，得出MIP-1α可能与狼疮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发病有关；表明肾小球肾炎中内皮细胞、系膜细胞、小管上皮细胞和足细胞都可以在免疫性刺激条件下产生趋化因子MIP-1α；IgG及IgA免疫复合物能够刺激系膜细胞合成趋化因子MIP-1α。Cockwell等[13]对20例肾小球肾炎患者的研究发现，在患者肾小球及小管上皮细胞中浸润的淋巴细胞、肾小球极周细胞、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及内皮细胞中MIP-1α有不同水平的表达，并发现MIP-1α不仅对T细胞、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具有趋化作用，还能促使巨噬细胞释放超氧离子及溶酶体酶、活性氧介质、NO等均能对肾组织造成损害；提示肾小球肾炎的发病与MIP-1α有关。
3.1 MIP-1α与狼疮性肾炎的关系
在正常肾组织中尚未见到MIP-1αmRNA的表达，而在狼疮性肾炎肾组织中可见MIP-1αmRNA表达于肾小球内、皮质小管上皮细胞及间质，Ⅳ型狼疮性肾炎MIP-1αmRNA表达尤为明显；有新月体形成的肾小球肾炎患者，尿液中MIP-1α明显升高[14]；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尿液、血清MIP-1α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15]；具有狼疮性肾炎病史的患者尿液中MIP-1α均有升高[16]。根据以上研究，提示MIP-1α参与调控多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粘附分子及其受体的表达过程，在肾脏炎症损伤和细胞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外学者Sato等[17]研究发现炎性细胞的浸润与狼疮肾炎患者死亡率和发病率紧密相关，且趋化因子的表达和炎性细胞的迁移影响着狼疮肾炎的发生和发展。在IV型狼疮性肾炎伴新月体患者肾组织新月体、皮质小管细胞、肾小球及间质浸润细胞、管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中存在MIP-1α显著表达，并发现MIP-1α能够促进巨噬细胞浸润至肾小球，对急性阶段细胞新月体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17]。周道远等[18]对17例狼疮性肾炎及4例正常对照组的肾组织进行检测其MIP-1α的表达，实验结果也显示Ⅳ型狼疮性肾炎，MIP-1α的表达非常明显。其肾小球存在显著的系膜细胞及其基质增生、巨噬细胞浸润及免疫复合物沉积，间质内有显著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细胞浸润，而如Ⅱ型、Ⅴ型狼疮性肾炎等其他病理型，其肾小球内细胞增生及间质小管损害与Ⅳ型相比较，表现更轻，结论MIP-1α作为介导炎症细胞浸润及活化的重要介质，其在Ⅳ型LN的表达较其他型较为明显。
3.2 MIP-1α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糖尿病肾病的特点是巨噬细胞的浸润，国外学者Ndisang等[19]通过研究糖尿病肾病小鼠时发现，氯高铁血红素可以改善糖尿病肾病，其原理就是氯高铁血红素能有选择地增强抗炎因子表达，如IL-10，而同时减弱促炎因子的表达和减少巨噬细胞的浸润，从而减少MIP-1α的分泌，因此可以证明MIP-1α参与了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影响2型糖尿病预后的主要因素为肾损害[20]，有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尿液中MIP-1α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MIP-1α测定可能有助于早期诊断和管理糖尿病肾病患者。
3.3 MIP-1α与紫癜性肾炎的关系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MIP-1α对介导炎症细胞浸润及活化均有作用，有资料显示MIP-1α可趋化和活化巨噬细胞，而巨噬细胞的浸润在紫癜性肾炎(HSPN)病情的进行性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1]。国内学者黄丹琳等[22]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肾组织中巨噬细胞标记抗原CD68和MIP-1α阳性细胞的数量和分布时发现，MIP-1α显著表达于HSPN肾组织内，主要趋化和活化巨噬细胞，并发现其主要在急性期肾小球内起作用；还发现MIP-1α与症状如蛋白尿、血尿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3展望
MIP-1α作为趋化因子，参与多种疾病发生发展，本文重点探讨在肾脏疾病发病过程中，根据MIP-1α对多种炎症因子存在趋化及活化作用，可以推断，MIP-1α是一种致病因子，检测MIP-1α的表达水平也可作为临床判断病情、疗效及预后的新指标。但肾脏病中肾损害的发病过程中存在着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血管活性物质及各自的效应细胞的相互作用，所以单纯趋化因子在肾脏的表达难以反映肾组织的不同逆性损害，故需要更多学者去研究，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法控制疾病的发展。而应用MIP-1α单克隆抗体、抑制剂、受体拮抗剂等抑制MIP-1α的过度表达，打断免疫连锁反应，有望成为治疗的新靶点。
摘要：巨噬细胞炎性因子(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1α,MIP-1α)在调控免疫细胞到达受损组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近年来研究较广泛的一种趋化因子。它隶属于趋化因子中的CC亚家族,可介导各个系统炎症反应的发展,包括呼吸、神经、泌尿、消化、血液及免疫等系统,同时还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其表达于炎症反应的不同阶段,因此,MIP-1α在各类炎症反应中的表达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巨噬细胞炎性因子1α,肾脏疾病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行CAG的患者241例,男 158例,女83 例,年龄(54.33±6.37)岁。根据造影结果分为两组。冠状动脉狭窄组:至少有1支冠状动脉内径狭窄≥50%,共135例,年龄(57.91±7.26)岁;非冠状动脉狭窄组: 共106例,年龄(50.75±5.38)岁。纳入病例排除了继发因素引起的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心肌病、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肿瘤、感染、肝肾功能不全等疾病。
1.2 方法
(1)采用Judkins法行CAG,取7个体位观察。对冠状动脉病变进行血管损害程度记分[4],选取8支主要血管段(左主干、前降支近段、前降支中段、第1对角支、回旋支近段、回旋支中段、右冠状动脉近段、右冠状动脉中段),若间隔支、第2对角支、钝缘支及前降支远段血管中有任何一血管的直径超过上述8支血管中的任一血管,即用该支血管取代直径较小的血管)。采用目测与定量冠状动脉分析程序相结合测定直径,以狭窄段近心端的正常冠状动脉管径作为参照血管,以(参照血管直径-病变血管最小直径)/参照血管直径×100%判断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直径狭窄≥50%为有意义病变。(2)血管的评分:所选血管按其最狭窄处评分。0分:狭窄<25%;1分:狭窄25%～49%;2分:50%～74%;3分:75%～99%;4分:100%(完全闭塞);若1支血管多处狭窄,即以该段血管最狭窄处计分,最后总分为8支血管计分的总和。按病变累及左前降支、左回旋支与右冠状动脉的支数(显著累及左主干计为2支),分为1支病变、2支病变和3支病变患者。(3)M-CSF及血生化、各项常规指标测定。所有血样均在入院第2天采集,受试者在清晨、空腹、平卧下采取肘静脉血。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M-CSF水平。入选者均常规进行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出凝血时间等检查,由我院检验科质控。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资料均用SPSS 12.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数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结果以undefined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组内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冠状动脉狭窄危险因素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及狭窄记分的相关性研究应用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冠状动脉狭窄组与非狭窄组狭窄记分、M-CSF血浓度比较
冠状动脉狭窄组的M-CSF浓度、冠状动脉狭窄记分均高于非狭窄组。考虑到血压、血糖对M-CSF的影响,分别以两组的M-CSF为反应变量以血糖、SBP、DBP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两组间M-CSF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0.01)。同时病变组M-CSF血浓度随血管病变支数增多逐渐增高,与1支病变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与非冠状动脉狭窄组比较,** P<0.01;与1支病变患者比较,△△P<0.01
2.2 M-CSF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及狭窄记分的相关性
分别以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冠状动脉狭窄记分为因变量,以年龄、体重指数(BMI)、糖尿病史、吸烟史、血糖、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收缩压(SBP)、舒张压(DBP)、M-CSF为自变量,进行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年龄、糖尿病史、吸烟、TC、LDL-C、SBP、M-CSF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冠状动脉狭窄记分呈正相关。TG、BMI、DBP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及狭窄记分无相关性。见表2。
3 讨 论
M-CSF是由两个相同的多肽链借二硫键相连的二聚体糖蛋白,在体内可由内皮细胞、活化的淋巴细胞、活化的单核细胞、胸腺上皮细胞、肿瘤细胞、成骨细胞等细胞合成。AS病变处有大量巨噬细胞浸润,它们在血管内膜脂质条纹及粥样斑块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M-CSF作为能特异性调节粥样斑块处的主要细胞巨噬细胞活性的细胞因子,在AS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表明,AS患者和AS动物模型动脉壁损伤组织中M-CSF表达水平明显升高。给予aPOE缺乏小鼠(ePOE-ko)皮下注射血管紧张素Ⅱ(AngⅡ)4周,增加并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在主动脉硬化斑块组织中发现M-CSF表达上调[5]。Iso等[6]运用组织和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研究了28例冠状动脉狭窄和16例再狭窄患者在导管术中获得的标本,在星状平滑肌细胞和巨噬细胞均有M-CSF的表达增高。从本研究结果可看出,冠状动脉狭窄组患者血清M-CSF水平高于非冠状动脉狭窄组(P<0.01),且随着病变支数的增多M-CSF水平逐渐升高,3支病变患者M-CSF水平显著高于1支病变患者(P<0.01)。提示M-CSF在AS血管损伤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实验证明,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白(OX-LDL)是人和动物动脉壁粥样斑块形成的重要致病因素。单核细胞增殖转化为巨噬细胞以致形成泡沫细胞,在这个过程中OX-LDL具有重要作用。OX-LDL通过巨噬细胞表面的清道夫受体进入细胞,加速泡沫细胞的形成。M-CSF和OX-LDL在促进巨噬细胞脂质积累方面具有协同作用,加速AS的进程。一方面OX-LDL能保持巨噬细胞(泡沫细胞)存活并延长它们在斑块的存留,同时OX-LDL在粥样斑块形成中使巨噬细胞在同浓度M-CSF作用下更好地增殖。Hamilton等[7]在体外研究了OX-LDL对小鼠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BMMS)的作用。用低剂量OX-LDL处理BMMS,能使巨噬细胞存活、DNA合成能力增强,提高了巨噬细胞在M-CSF作用下的增殖能力,说明OX-LDL和M-CSF对促进巨噬细胞增殖有协同效应。另一方面,OX-LDL也促进单核细胞对M-CSF的分泌。反过来说,M-CSF又能上调清道夫受体表达促进巨噬细胞对OX-LDL的摄取,加速泡沫细胞的形成。
AS过程中,M-CSF促进单核细胞聚集和泡沫细胞的形成,调节内皮和血管平滑肌细胞功能。在AS损害过程中单核细胞在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产生的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巨噬细胞生长因子作用下从外周血进入动脉壁内膜下间隙。M-CSF与单核细胞表面的M-CSF受体结合,激活单核细胞使其表达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能力增强,促进其增殖和向巨噬细胞分化。巨噬细胞表达各种受体尤其是清道夫受体(MSRAⅠ、MSRAⅢ)摄入修饰后脂蛋白,包括氧化低密度脂蛋白、β极低密度脂蛋白(β-VLDL)等。这些细胞内胆固醇酯的堆积均导致在斑块损害发展中泡沫细胞的形成。另外巨噬细胞和由巨噬细胞转变而来的泡沫细胞产生蜡样物质,并且这些物质在细胞中堆积。M-CSF对单核-巨噬细胞分化、增殖和斑块损害中巨噬细胞的存留起至关重要的作用[4]。在粥样斑块形成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过程中还存在血管重塑。Kiechl等[8]观察到在AS患者的5年病程中,急性事件的发生与斑块大小并非完全一致,而与管腔狭窄程度关系更为密切。在斑块达到3～4mm时动脉仍可保持内径正常。但若血管狭窄程度超过40%,即使斑块很少也容易发生急性事件,发生率可达95%。这种现象正是血管重塑的结果,导致血管内弹力板扩张、斑块纤维帽变薄,在内弹力板缩窄的地方还观察到管腔阻塞。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等细胞因子均能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过度表达骨桥蛋白,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是血管重塑的催化剂。M-CSF对PDGF和bFGF具有明显促增殖协同作用[1]。本研究结果显示,M-CSF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及狭窄计分均呈正相关,表明M-CSF水平与冠状动脉脉病变程度密切关系,M-CSF增高是冠心病发病及进展的独立预测因子。
摘要：目的探讨冠心病患者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方法选择心内科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共241例,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冠状动脉狭窄组(n=135)与非狭窄组(n=106)。比较冠状动脉狭窄组与非狭窄组以及不同病变支数患者的血清M-CSF水平,分析M-CSF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结果冠状动脉狭窄组冠状动脉狭窄评分、血清M-CSF浓度高于非狭窄组,且随着狭窄支数的增加而逐渐增高,尤其以3支病变患者更为显著(P<0.01)。Pearson直线相关分析显示,年龄、糖尿病史、吸烟、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收缩压(SBP)、M-CSF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呈正相关(r分别为0.325、0.241、0.227、0.087、0.053、0.385、0.414,均P<0.05)。结论M-CSF参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正相关;M-CSF增高是冠心病发病及进展的独立预测因子。
关键词：冠状动脉疾病,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冠状动脉造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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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篇3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收集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7年6月~2009年6月46例临床资料完整的手术切除的卵巢癌和10例癌旁正常卵巢组织的石蜡固定标本。所有病例均经病理检查证实,确诊前未接受化疗和放疗。患者年龄32~71岁,平均46.5岁。按WHO(1999年)分类标准进行肿瘤分型,按FIGO(2000)修订的手术病理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其中浆液性囊腺癌25例,非浆液性囊腺癌21例,高-中分化19例,低分化27例。TNM分期按UICC标准,Ⅰ~Ⅱ期20例,Ⅲ~Ⅳ期26例,术后病理检查有淋巴结转移24例,无转移22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试剂盒SP-9000、浓缩性DAB试剂盒、MMP-7鼠抗人的单克隆抗体(ZM-0334)均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MIF兔抗人的多克隆抗体(FL-115)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1.2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按试剂盒说明进行,所有新鲜标本均经10%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将标本制成4~5μm厚的连续切片,脱蜡、水化、微波抗原修复5min,30 m L/L H2O2孵育10 min,PBS洗3次,每次3min,非特异性血清封闭10 min,PBS洗3次,每次3min,滴加一抗4℃孵育过夜,PBS洗3次,每次3min,二抗孵育10 min,PBS洗3次,每次3 min,DAB显色,苏木素复染细胞核,脱水,透明,封片,镜检,摄像。取已知阳性组织作阳性对照,PBS替代一抗作阴性对照。
1.3 结果判定
MIF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细胞质或细胞核中出现淡黄色至棕褐色颗粒状为其阳性判定标准,根据着色的程度判定,不着色为阴性(-),淡黄色为弱阳性(+),棕黄色为中度阳性(++),棕褐色为强阳性(+++)。MMP-7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细胞质内出现棕黄颗粒着色为阳性标记,每张切片高倍镜下选10个高倍视野,每个高倍视野计数100个肿瘤细胞,计算出每张切片的阳性细胞百分数。分为4个等级:阳性细胞数<25%记为阴性(-),26%-50%记为(+),51%-75%记为(++),>75%记为(+++)。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作统计学分析。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R×C表的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MIF和MMP-7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
MIF阳性染色主要位于胞浆,亦可见胞膜和核膜,呈淡黄色至棕褐色颗粒状。MIF在正常卵巢组织中阴性表达,在卵巢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67.4%(表1),染色强度多为棕黄色至棕褐色(图1、2);随着组织学分级越低及临床分期越高,MIF染色强度越强,阳性细胞亦越多;伴有淋巴转移的卵巢癌组织,染色强度亦越强。MMP-7的阳性表达以细胞质为主,部分为胞膜着色,为棕黄色颗粒(图3、4),阳性细胞在癌巢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常位于癌巢周边。间质细胞无阳性染色,靠近肿瘤的正常组织亦无染色,这表明MMP-7的表达仅限于肿瘤细胞。正常卵巢组织中MMP-7无表达,而卵巢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为65.2%(表1)。
2.2 MIF和MMP-7表达和卵巢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MIF和MMP-7蛋白在卵巢癌不同患者年龄、病理学类型中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在不同组织学分级、TNM分期、淋巴结转移中的差异有显著性(P<0.05),即MIF和MMP-7蛋白与卵巢癌患者年龄、病理类型无关(P>0.05),而与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P<0.05)。见表2。
2.3 卵巢癌中MIF和MMP-7表达的相关性
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MIF和MMP-7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显著正相关(r=0.9250,P<0.01)。见表3。
注:rs=0.9250,P<0.01
3 讨论
MIF是一种由活化的T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因能抑制单核/巨噬细胞移动而命名,可以促进巨噬细胞的聚集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巨噬细胞通常聚集在肿瘤浸润区域邻近的间质组织中,肿瘤细胞与巨噬细胞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细胞外基质降解酶的产生,促进了血管生成反应。这种反应促进了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肿瘤细胞又可以分泌MIF,通过促进巨噬细胞的聚集而加快肿瘤的生长。MIF一方面可以诱导肿瘤细胞MMP-9和IL-8表达上调,这可能是肿瘤早期组织侵袭和淋巴结转移的重要因素;又可以促进细胞的转化、抑制肿瘤细胞的特异性免疫溶解反应,增强肿瘤血管的生成[5]。因此,MIF可能是调节肿瘤生长的靶蛋白。MIF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呈现高表达,如转移性前列腺癌、乳腺导管癌和结肠癌细胞等。本研究结果中,MIF在正常卵巢组无表达,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在不同组织学分级、TNM分期、淋巴结转移的标本中的差异有显著性(P<0.05),说明MIF不但参与了卵巢癌的侵袭和转移,而且还影响到卵巢癌的早期发生。这亦与DELDING等[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MIF可以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GEF)、转移生长因子β(TGF-β)等的表达,和肿瘤的侵袭、转移密切相关。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家族是一组锌依赖肽链内切酶,几乎能降解细胞外基质的所有成分。MMPs一方面通过降解基底膜和包绕肿瘤的基质,突破基质屏障,促进肿瘤侵袭转移[7];另一方面则通过毛细血管增生、新生血管生成等促进肿瘤生长和扩散。MMP-7是MMPs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具有强大的基质降解功能和广泛的底物活性,参与多种恶性肿瘤的浸润转移过程[8],有研究证实MMP-7的过度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9]。本研究资料显示,MMP-7在正常卵巢组织中无表达,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与前述观点相符。MMP-7是降解基膜和细胞外基质主要结构的关键酶,对恶性肿瘤的发展及间质血管新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可以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调节细胞凋亡、增加细胞黏附能力、促进新血管生成等方面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浸润和转移[10]。本研究结果显示,MMP-7的阳性表达与卵巢癌患者的年龄及病理类型无关,而与组织学分级、TNM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关,这也表明了MMP-7在卵巢癌的侵袭和转移中起到了促进作用。有研究证实MIF能诱导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的表达,本实验同样显示MIF和MMP-7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显著正相关(r=0.9250,P<0.01),提示MIF可能通过促进MMP-7的表达使细胞外基质降解,促进肿瘤的生成、侵袭和转移。两者在卵巢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正协同作用。
目前,对卵巢癌的研究中尚无MIF和MMP-7相关性的报道,本实验统计结果提示二者均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并存在正相关。促MMP-7表达可能是MIF在卵巢癌的作用机制,但MIF如何促进MMP-7在卵巢癌的表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故联合检测MIF和MMP-7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可以帮助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为卵巢癌的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提高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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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篇4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为2013年3月—2013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住院ACS患者38例,急性心肌梗死(AMI)18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20例。 所有患者进行冠脉造影或心电图、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肌钙蛋白等心肌标志物检查确诊。剔除:合并脑卒中、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周围血管疾病或周围血管栓塞性疾病;恶性肿瘤和风湿性疾病;合并感染性疾病以及应用炎症抑制药物如非甾体类抗炎药、类固醇及鸦片类药物等。
1.2外周血单核源性巨噬细胞分离培养按照Taylor等[3]方法培养,流式细胞术检测CD14对其进行鉴定。将磁珠分选细胞调整细胞数至2×106/mL,用含20%新生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液重悬接种于六孔板,加入10ng/mL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M-CSF)的1640培养液,培养7d后即获得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
1.3分组将分离培养的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分为4组。1ACS:不加任何药物孵育24h;2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组:加入ox-LDL(50 mg/L) 刺激24h;3低浓度组:同时加入ox-LDL(50 mg/L,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及10μmol/L阿托伐他汀(辉瑞公司)共刺激24h;4高浓度组:同时加入ox-LDL(50 mg/L)及40μmol/L阿托伐他汀共刺激24h。所有细胞培养均于37℃,5%CO2条件下进行,之后收集上清液冻存于-80℃备用,收集巨噬细胞用于下一步研究。
1.4实时定量RT-PCR检测Lp-PLA(2)mRNA的相对表达取收集的巨噬细胞,采用Trizol一步法抽提总RNA,利用TAKARA逆转录试剂盒将RNA逆转录为cDNA,逆转录条件为50 ℃30 min,95℃15℃ min灭火逆转录酶;使用ABI7900实时定量PCR仪采用TAKARA SYBR-Green试剂盒进 行PCR反应。 引物均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计算机分析得到Ct值。基因相对表达量以2-△△Ct值计算分析。
1.5 Western-blot法检测Lp-PLA(2) 蛋白的相 对表达BCA法测蛋白 浓度 ,Western-blot法检测Lp-PLA(2)蛋白的相对表达。
1.6 ELISA法检测细胞上清液Lp-PLA(2)及炎症因子的表达 试剂盒购 自Bender MedSystems公司。 采用双抗夹心法,标准曲线求得样品中Lp-PLA(2)、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单核细胞趋化因子(MCP-1)、 肿瘤坏死因子-6(TNF-α)、白介素-6(IL-6)的浓度。
1.7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各组数据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组间均数比较采用ANOVA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SNK法检验。P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各组巨噬细胞分泌Lp-PLA(2)及炎症因子水平ox-LDL可以诱导 冠心病患 者外周血 单核细分 泌Lp-PLA(2)及炎症因 子hsCRP、MCP-1、TNF-α、 IL-6的水平 (P <0.05),而阿托伐 他汀可以 显著降低 其诱导的Lp-PLA(2)及炎症因 子分泌 (P < 0.05),且此种效应呈浓度依赖性。详见表1。
与 ACS组相比,1)P <0.05,与ox-LDL组相比,2)P <0.05。
2.2各组巨噬细胞内Lp-PLA(2)mRNA的表达ox-LDL可以诱导ACS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内Lp-PLA(2)mRNA的表达(P <0.01),阿托伐他汀可以显著降低其诱导的Lp-PLA(2)mRNA表达(P <0.05或P <0.01),且此种效应呈浓度依赖性。 详见图1。
2.3各组巨噬细胞内Lp-PLA(2)蛋白的表达ox -LDL可以诱导 冠心病患 者外周血 巨噬细胞Lp-PLA(2)蛋白的表 达 (P <0.01),阿托伐他 汀可以显 著降低其 诱导的Lp-PLA(2)蛋白表达 (P < 0.05或P <0.01),且此种效应呈浓度依赖性。详见图2。
3讨论
慢性炎症能增加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各种炎症细胞及炎症因子的局部浸润、循环中炎症细胞的活化,血小板的活化及黏附均可导致斑块破裂及ACS发生[4]。 Lp-PLA(2)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的新型炎症因子,它不仅具有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同时与斑块的易损性密切相关,可作为独立预测冠心病事件的新的危险因子[5]。
Lp-PLA(2)属于磷脂酶A2超家族成员,主要由炎症细胞分泌,与磷脂酶A2家族其余成员不同的是, Lp-PLA(2)不依赖钙离子维持其催化活性。人循环中的Lp-PLA(2)可以以与 脂蛋白颗 粒结合的 形式存在 ,其中2/3与LDL结合 ,1/3与HDL/VLDL结合 。 Lp-PLA(2)可以通过水解Sn-2位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酰基的氧化磷脂,使循环中LDL相关Lp-PLA(2)复合物进入内膜,在内膜LDL被氧化,LDL上的卵磷脂变成氧化卵磷脂,而Lp-PLA(2)随即水解氧化卵磷脂生成溶血卵磷脂和氧化型游离脂肪酸,后两者均为促炎介质,能刺激黏附因子和细胞因子的产生,促进单核细胞 向巨噬细 胞的转化 及泡沫细 胞的形成 , Lp-PLA(2)具有促动 脉粥样硬 化形成的 作用 。 Lp-PLA(2)还有降解血小板活化因子的作用,减轻其促进血栓形成和炎症反应的作用而发挥抗炎和抗动脉粥样 硬化的作 用 。但临床及 实验室研 究均证实 , Lp-PLA(2)在血浆中占优势的作用是很强的促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作用[4]。最新流行病学和临床前瞻性研究发现,冠心病事件人群与正常对照组相比Lp-PLA(2) 表达及活性显著升高,从而提出Lp-PLA(2)质量或活性升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冠心病事件的独立危险因子[6,7,8]。因此,抑制Lp-PLA(2)的活性为治疗血管慢性炎症,减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提供了可能。
他汀类药 物是3-羟基3-甲基戊二 酰辅酶A (HMG-CoA)还原酶抑制剂,作为治疗冠心病的常规用药,大量的临床试验证实他汀类具有独立于降脂作用之外的多效性作用,包括抗炎、稳定斑块、改善血管内皮、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殖、抑制血栓等作用,近年来其非调脂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9]。辛伐他汀可以 明显减少 兔动脉粥 样硬化模 型中大动 脉内Lp-PLA(2)的表达及 其活性[10]。本研究结 果显示 , ox-LDL刺激可以明显增加Lp-PLA(2)转录水平及蛋白水平的表达,而给予阿托伐他汀共刺激后可以明显抑制ox-LDL诱导的Lp-PLA(2)及炎症因子的表达, 此效应呈浓度依赖性。
在人的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中证实,阿托伐他汀可以 通过抑制ox-LDL诱导的新 型炎症因 子Lp-PLA(2)表达而起到调节免疫反应及稳定斑块的作用。
ox-LDL可以通过诱导单核细胞产生Lp-PLA(2) 而参与了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而阿托伐他汀可以抑制该效应而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为深入理解其作用机制及临床科学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目的 观察阿托伐他汀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的影响。方法 入选2013年3月—2013年12月ACS患者38例,分离培养ACS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分为4组:空白对照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组、阿托伐他汀低浓度组和阿托伐他汀高浓度组。分别给予不同处理,收集培养细胞上清液及巨噬细胞,实时定量RT-PCR法检测巨噬细胞Lp-PLA(2)mRNA表达,Western-blot法检测巨噬细胞Lp-PLA(2)蛋白表达,ELISA法检测培养细胞上清液Lp-PLA(2)、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单核细胞趋化因子(MCP-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水平。结果 ox-LDL刺激可以明显增加ACS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Lp-PLA(2)mRNA与蛋白的表达,而阿托伐他汀可以显著降低其诱导的Lp-PLA(2)表达增加及炎症因子分泌,且该反应呈浓度依赖性。结论 阿托伐他汀抑制ACS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Lp-PLA(2)的表达,从而起到调节炎症反应,稳定斑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