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羟维生素D（共7篇）
25羟维生素D 篇1
矽肺是由于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矽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矽肺患者血清中25-羟维生素D水平研究的相关报道很少, 为此对苏州市125例尘肺住院患者血清中25-羟维生素D及钙磷水平进行了测定, 并加以统计和分析, 以对其临床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8月至2014年11月在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矽肺患者125例为调查对象, 其中男118例, 女7例, 年龄34~87岁, 平均年龄 (63.62±7.51) 岁。其中I期矽肺113例, Ⅱ期矽肺5例, Ⅲ期尘肺7例。
1.2 方法
每位受试者均于晨起空腹采取肘静脉血,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中25-羟基维生素D水平, 采用Abbott试剂盒, 由专人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仪器为雅培i2000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血钙磷测定使用日立7600-11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血钙测定应用偶氮砷Ⅲ法, 成人参考范围2.08~2.6 mmol/L。血磷测定应用钼蓝比色法, 参考范围0.8~1.52 mmol/L。
1.3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25例矽肺患者血清中25-羟维生素D浓度为 (28.01±6.45) ng/m L, 不同矽肺分期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和血清钙磷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不同性别矽肺患者之间血清25-羟维生素D和血清钙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不同性别矽肺患者之间血清磷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2) 。不同年龄段矽肺患者之间血清25-羟维生素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血清钙磷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3) 。不同季节矽肺患者之间血清25-羟维生素D及血清水平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不同季节矽肺患者之间血清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4) 。
3 讨论
矽肺病患者随着肺组织纤维化程度的加重, 有效呼吸面积减少, 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呼吸道长期慢性炎症逐渐加重肺功能损伤。陈伟伟等[1]研究报道, 维生素D在肺的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能有效缓解肺部疾病的发生。国外研究报道血清中25-羟维生素D3与呼吸系统疾病密切相关[2]。在维生素D的几种主要代谢产物中, 以25-羟维生素D在血液中浓度最高、最稳定, 因此能准确地反映体内维生素D的营养状况[3]。国际上根据血清25-羟维生素D水平定义维生素D缺乏为血清25-羟维生素D水平<20 ng/m L, 维生素D不足为25-羟维生素D在20~30 ng/m L, 维生素D充足为25-羟维生素D>30 ng/m L[4]。
研究显示, 美国普通人群中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 患病率高达50%~80%[5], 朱汉民等[6]研究上海地区健康人群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的发生率为66.12%。本次调查125例矽肺患者血清中25-羟维生素D浓度为 (28.01±6.45) ng/m L, 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共88例, 占70.4%, 比例高于上海地区调查人群。
国外有研究表明, 血清25-羟维生素D的水平降低会引起血清钙、磷的降低, 钙、磷水平受25-羟维生素D调节存在一定的滞后性[7], 本次调查125例矽肺患者血清中25-羟维生素D缺乏8例, 占6.4%。维生素D不足80例, 占64%, 血清钙浓度<2.08 mmol/L仅7例, 占5.6%, 血清磷浓度<0.8 mmol/L 8例, 占6.4%, 表明维生素D下降较血清钙磷下降敏感, 与国外研究相符。
曹娟等[8]研究表明, 尘肺患者的血清25-羟维生素D浓度明显降低。本次调查125例矽肺患者中维生素D缺乏8例, 占6.4%。维生素D不足80例, 占64%。结果表明矽肺患者中维生素D不足比较常见, 但不同矽肺分期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与本次参与调查的Ⅱ期矽肺、Ⅲ期矽肺样本量太少有关, 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参考文献
[1]陈伟伟, 蔡栩栩.维生素D与肺内免疫研究进展[J].中国哮喘杂志, 2011, 5 (12) :51-53.
[2]BREHM JM, CELEDON JC, SOTO QUIROS ME, et al.Serum vitamin D levels and markers of severity of childhood asthma in Costa Rica[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9 (179) :765-771.
[3]BLUM M, DALLAL GE, DAWSON HUGHES B.Body size and scrim25 hydroxy vitamin D response to oral supplements in healthy older adults[J].J Am Coil Nutr, 2008, 27 (2) :274-279.
[4]张浩, 黄琪仁, 沈筱同.维生素D缺乏与补充研究现状[J].上海医药, 2011, 32 (10) :474-476.
[5]GINDE AA, LIU MC, CAMARGO CA JR.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nd trends of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in the US population, 1988-2004[J].Arch Intern Med.2009 (169) :626-632.
[6]朱汉民, 程群, 甘洁民, 等.上海地区人群维生素D状态研究[J].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2010 (3) :57-63.
[7]MILLER PD.VITAMIN D.Calcium, and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a perspective from a plenary lecture give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J].2011, 17 (5) :798-806.
[8]曹娟, 马金媛, 蔡春香, 等.尘肺患者血清中25-羟维生素D水平观察[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4, 9 (32) :692-693.
25羟维生素D 篇2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资料
选取2011年1月 -2013年1月收治的200例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男120例,女80例,年龄范围50~83岁,平均(62.35±11.24)岁。根据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分组,分为维生素D<20μg/L组54例、20~<30μg/L组56例与维生素D≥30μg/L组90例。纳入标准:1住院时间≥48 h患者;2临床资料全面,包括治疗情况、影像资料、患病史、饮食情况等。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及拥有肾脏疾病史等;2长期使用维生素D补充治疗者;3孕产妇、甲状腺疾病者;4中途放弃治疗者。本研究已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200例患者均检测其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 脂蛋白胆 固醇 (high density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低密度 脂蛋白胆 固醇 (low density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游离钙、免疫球蛋白G(Ig G)、血肌酐及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其中,游离钙采用O- 甲酚酞氨羧络合物(OCPC)比色法(Dade Behring公司试剂盒) 进行检测,Ig G采用免疫比浊法(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进行测定,TC、HDL-C、TG、LDL-C等指标的检测采用直接比浊法(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试剂盒)进行测定,以上检测均采用西门子ADVIA2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血清25- 羟维生素D的检测采用化学发光免疫试剂(上海罗氏公司) 进行测量。此外,记录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年龄、血培养阳性率、住院病死率等患者的例数。
1.3 统计学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并行χ2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法,并行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不同水平的血清25羟维生素D与患者死亡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危险因素分析,分别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与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在200例患者中,APACHEⅡ评分中位数为21.02(18.33,26.03)分,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范围为11.21~55.76 ng/ml,中位数为20.61(15.10,33.52)ng/ml。168例(84.00%)患者行机械通气治疗。随访至2014年1月,住院病死例数共100例,病死率为50.00%。
2.2 不同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维生素D<20μg/L患者的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年龄、血培养阳性率、住院病死率、血肌酐水平等均显著高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30μg/L患者,而游离钙、免疫球蛋白Ig G等显著低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30μg/L患者,差异有显著性 (P <0.05)。维生素D水平范围 为20~<30μg/L的患者,APACHEⅡ评分、住院病死率均显著高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30μg/L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注:†与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30μg/l 相比,P <0.05
2.3 血清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指标的相关性
线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25- 羟维生素D与住院病死率、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 <0.05),而与年龄、游离钙、Ig G、血培养阳性率、TC、TG、血肌酐、HDL-C、LDL-C等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P >0.05)。见表2。
2.4 不同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与患者死亡的相关性
多元回归分析以患者死亡为因变量,以不同的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为自变量,结果显示,维生素D<20μg/L是显著影响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O ^R 2.131,95%CI 1.192~3.810),且校正年龄、性别后,并进一步控制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等因素后,维生素D<20μg/L仍然显著影响患者死亡。见表3。
注:1)与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为 20~<30μg/L 相比,P <0.05;2)校正年龄、性别;3)校正年龄、性别、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等因素
3 讨论
危重患者是维生素D缺乏的高危人群之一,相关文献报道[4,5]该类患者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的发生率为74.00%~98.81%。国外关于危重患者维生素D与病情发展、预后状况的关系研究,较多属于观察性研究,且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与疾病种类、纳入样本量等的差异有关,且目前国内关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病情、预后与维生素D水平的关系研究更少见,因此,积极探究该类患者不同维生素D水平与疾病的发展及预后的关系,有利于为我国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病情发展机制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目前临床上关于维生素D的营养状态及定义标准仍未明确,主流观点是将血清25- 羟维生素D的水平分为 <20μg/L、20~29.9μg/L、≥30μg/L等,分别定义为缺乏、不足与充足[6],故本研究亦按照主流观点的划分标准,将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分为<20μg/L、20~29.9μg/L、≥30μg/L。
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病、预后与多种因素有关,例如器官功能障碍数目、年龄、血浆白蛋白水平等,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该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在李小宇等[7]的研究结果中发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预后状况差、病死率高,除了要注意保护各器官功能外,还需要尽快给予维生素D等营养支持,才能进一步降低病死率。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与ICU重症患者的预后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8],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作为重症群体之一,其病情的发展与预后状况可能亦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有关。本研究中,维生素D<20μg/L患者的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年龄、血培养阳性率、住院病死率、血肌酐水平等均显著高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30μg/L患者,而游离钙、Ig G等显著低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30μg/L患者,差异有显著性,在胡杰妤等[9]的研究中亦证实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患者的病情及预后状况,比高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患者的病情更严重。
在SONNEVELD等[10]的研究中发现,低水平的血清25- 羟维生素D会对足细胞造成较大的损伤,且能够使外周血T淋巴细胞数量下降、T辅助细胞占比显著降低,最终导致体液免疫功能降低。在本研究的结果中亦发现了维生素D<20μg/L的患者的Ig G水平显著低于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30μg/L患者,差异有显著性(P <0.05),这提示不同水平的血清25- 羟维生素D可能会对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免疫功能造成影响,进而引起预后状况变差。在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血清25- 羟维生素D与住院病死率、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 <0.05),而与年龄、游离钙、Ig G、血培养阳性率、TC、TG、血肌酐、HDL-C、LDL-C等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P >0.05),这说明随着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的上升,住院病死率、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则会随之下降,进一步证实了不同水平的血清25- 羟维生素D能够对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病情和预后造成影响。在本研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维生素D<20μg/L显著影响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这种相关性在校正年龄、性别后,并进一步控制APACHEⅡ评分、衰竭器官数目等因素后仍然存在,且维生素D<20μg/L的患者与维生素D水平为20~<30μg/L的患者相比,相关性更显著,这说明不同水平的血清25- 羟维生素D对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死亡的影响存在差异,而当维生素D<20μg/L时,则会明显增加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国内学者在对重症监护科患者发生维生素D缺乏的原因研究中发现,阳光暴露时间不足、营养摄入减少、消耗量变多及慢性肾功能不全等因素是引起血清25- 羟维生素D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11,12,13],因此对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而言,亦需要将维生素D的补充整合至营养支持治疗过程中,但具体的维生素D推荐剂量仍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对照研究的证实。
25羟维生素D 篇3
关键词：Graves病,儿童,25-羟维生素D3,维生素D
Graves病是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抗甲状腺类药物是治疗Graves病的主要药物, 但存在用药时间较长、病情易反复和复发等缺点, 尤其儿童依从性差,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其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近年的研究发现维生素D缺乏与成人Graves病的发病可能相关[1,2,3,4,5], 在儿童中少有报道。本研究分析初发Graves病儿童血清25- (OH) D3水平的变化及其与甲状腺自身抗体的相关性, 并行维生素D补充治疗, 探讨维生素D在儿童Graves病发病中的作用。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7月~2015年3月在本院小儿内分泌门诊就诊的初发Graves病患儿40例作为病例组, 年龄6~14岁, 平均年龄 (9.5±2.3) 岁, 其中男14例, 女26例。所有病例符合以下诊断标准: (1) 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诊断成立; (2) 甲状腺肿大呈弥漫性; (3) 伴有浸润性突眼; (4) TRAb阳性; (5) 其他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 (6) 胫前黏液性水肿。具有 (1) (2) (4) 项者诊断即可成立, 其他项进一步支持诊断。病例组再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补充维生素D组, 各20例。选择同期门诊健康体检的儿童40例作为对照组, 年龄6~14岁, 平均年龄 (9.0±2.5) 岁, 其中男16例, 女24例, 甲状腺无肿大, 甲状腺功能正常、TRAb及TPOAb阴性, 肝肾功能正常, 无营养不良、肥胖、内分泌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消化系统疾病。所有研究对象入组前3个月内未应用含维生素D的药物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病例组与对照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方法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3 ml, 3500 r/min离心10 min, 分离血清, 置-20℃冰箱保存, 统一用ELISA方法定量测定血清25- (OH) D3水平[英国IDS公司生产的25 (OH) VD EIA试剂盒]。病例组同时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TRAb、TPOAb水平。维生素D缺乏的标准为血清25- (OH) D3<50 nmol/L[6]。
常规治疗组给予甲巯咪唑0.5~1.0 mg/ (kg·d) 治疗, 补充维生素D组除甲巯咪唑治疗外每天补充维生素D3800 U (星鲨维生素D3胶囊, 国药准字H35021450) [7]。治疗3个月后复查血清25- (OH) D3、TRAb、TPOAb水平。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病例组和对照组血清25- (OH) D3水平比较病例组血清25- (OH) D3水平为 (34.25±8.00) nmol/L,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71.25±16.5) nmol/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730, P<0.01) 。
2.2病例组和对照组维生素D缺乏检出率比较病例组维生素D缺乏率为90.0% (36/40) ,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7.5% (7/40)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29, P<0.01) 。
2.3病例组血清25- (OH) D3水平与甲状腺自身抗体TRAb、TPOAb水平的相关性病例组血清25- (OH) D3水平与TRAb水平呈负相关 (r=-0.651, t=8.116, P<0.05) , 与TPOAb未见明显相关性 (r=0.071, t=0.010, P>0.05) 。
2.4常规治疗组与补充维生素D组治疗前后各指标变化常规治疗组与补充维生素D组患儿于治疗1.5个月时复查高代谢症候群均消失, 血清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FT3) 、游离甲状腺素 (FT4) 均恢复正常。补充维生素D组治疗3个月后血清25- (OH) D3水平高于常规治疗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血清TRAb水平低于常规治疗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TPOAb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3讨论
维生素D是一种甾体类激素, 无论是膳食摄取的维生素D, 还是经紫外线照射转化生成的维生素D (阳光维生素D) 都首先在肝细胞线粒体内进行第一次羟化, 生成25 (OH) D;在肾脏第二次羟化, 生成维生素D的活性形式1, 25 (OH) 2D, 但其半衰期短, 很难检测, 25 (OH) D作为维生素D的中间代谢产物, 半衰期长达数周, 不受甲状旁腺素、血钙、血磷等影响, 体现了膳食摄入的维生素D和阳光维生素D的总量, 因而血清25 (OH) D被作为反映机体维生素D营养状况的金标准[8,9]。维生素D除调节机体钙磷代谢、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外, 近年来其免疫调节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研究认为维生素D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维生素D通过影响活化T细胞分化, 减少白介素-2 (IL-2) 和干扰素-γ (IFN-γ) 的分泌, 抑制Th1细胞反应;通过增加IL-4、IL-5和IL-10分泌, 促进Th2细胞反应, 促进Th1向Th2转化;维生素D还通过调节Th细胞, 间接作用于B细胞, 抑制活化B细胞的增殖和Ig的产生[10]。这些对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是有利的。
Graves病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一般认为Graves病患者在遗传易感性的基础上, 受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 体内的免疫系统紊乱, 抑制性T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及功能缺陷, 辅助性T淋巴细胞活跃, 减弱了对B淋巴细胞的抑制, 使体内的B淋巴细胞产生了一系列抗甲状腺抗体, 包括TRAb和TPOAb[11,12]。目前国内外研究认为机体维生素D缺乏可能是引起Graves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为成年人[1,2,3,4,5]。儿童为维生素D缺乏的高危人群, 儿童维生素D缺乏与Graves病的相关性报道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Graves病患儿血清维生素D水平较正常儿童显著降低, 维生素D缺乏检出率较正常儿童显著升高, 提示在儿童中维生素D缺乏也与Graves病存在相关性, 虽然这尚不能确定维生素D缺乏是Graves病的病因还是其高代谢状态的结果, 但已有动物实验表明维生素D缺乏可导致Graves病的发病, Misharin等[13]将BALB/c小鼠随机分为两组, 分别给予维生素D缺乏饮食和正常饮食, 结果发现维生素D缺乏组小鼠表现出明显且持续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TRAb是Graves病患者体内最主要的抗体, 与Graves病的发病及复发相关[12]。本研究中Graves病儿童血清25- (OH) D3水平与TRAb水平呈负相关, 提示维生素D缺乏可能会导致免疫紊乱, 促使机体产生TRAb, 从而增加Graves病发病的风险。本研究还发现Graves病患儿单用甲巯咪唑治疗和同时补充维生素D治疗虽然在相同时间内都能使高代谢症状消失、甲状腺激素水平恢复正常, 但补充维生素D组3个月后其血清25- (OH) D3水平高于仅用甲巯咪唑常规治疗组, 而TRAb水平低于后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提示补充维生素D可能对长期病情的控制、减少复发有利, 但本研究治疗时间较短、样本量较小, 且维生素D水平受季节、饮食等因素影响, 故仍需扩大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进一步验证。刘杉等[14]曾以猪甲状腺球蛋白致敏小鼠, 然后以5 mg/kg剂量的1, 25-二羟维生素D3进行治疗, 发现致敏小鼠体内自身抗体、IFN-γ和IL-12显著降低, IL-4和IL-10水平显著升高, 表明维生素D可以改善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免疫紊乱。Borgogni等[15]发现在人甲状腺细胞中, 维生素D受体激动剂elocalcitol可抑制干扰素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分泌细胞因子CXCL10, 其作用明显强于甲巯咪唑, 后者只抑制干扰素γ的分泌作用, 此外elocalcitol还能通过降低Th1和增加Th2细胞因子的分泌, 促进Th1向Th2转化来发挥作用。这些实验研究均支持维生素D对Graves病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探索。
25羟维生素D 篇4
1 仪器与试药
1.1 实验动物
雄性SD大鼠,45只,8周龄,体重(200±20)g,购自泸州医学院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1.2 药物和主要试剂
1,25-(OH)2D3(Roche公司,美国),兔抗大鼠α-SMA多克隆抗体(Santa Cruz公司,美国),尿蛋白双缩脲试剂盒(Amresco公司,美国)。
2 方法与结果
2.1 实验方法
2.1.1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置
45只SD大鼠随机均分为假手术组、UUO组和1,25-(OH)2D3干预组,每组各15只。采用单侧输尿管结扎建立UUO大鼠模型[8]。1%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后,局部剃毛和常规消毒铺巾,选腹正中切口依次切开皮肤至腹腔,游离肾脏及输尿管,分别在左侧输尿管近肾盂处和输尿管上1/3处用1-0丝线两次结扎,剪断输尿管,然后逐层连续缝合皮肤。假手术组进入腹腔后仅游离肾脏和输尿管而不结扎离断,余手术方式与UUO组相同。干预组于术后第1天起每天腹腔注射30 ng/(kg·d)的1,25-(OH)2D3[9],假手术组及UUO组每天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分别于术后第3、7和14天处死大鼠,每次5只,取梗阻侧肾脏测量其大小及形态,固定包埋后,制片行HE、Masson和α-SMA染色;开胸经心脏取血检测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各组大鼠于处死前1天收集24 h尿液,检测尿蛋白含量。
2.1.2 肾脏病理检查
每张HE、Masson和α-SMA切片随机选取10个不重复视野(×200,HPF),组内求和取其平均值作为每组最终数据。(1)HE染色判定肾间质损伤及纤维化程度:HE切片依据Radford[10]标准设定8个参数指标(肾小管扩张、小管萎缩、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间质水肿、间质炎细胞浸润、间质纤维化程度、红细胞管型、蛋白管型),每个参数按0~3分评定(0分,正常;1分,轻度受损,病变范围<15%;2分,中度受损,病变范围15%~50%;3分,重度受损,病变范围>50%),由两个观察者盲法评分取其平均值,每个样本的评分为0~24分。(2)Masson染色判定纤维化程度:Masson染色是用于显示组织中纤维的一种染色方法,染色切片中胶原纤维呈绿色,肌肉、纤维素和红细胞均呈红色,细胞核呈蓝色,正常肾组织中仅肾小管基底膜染成绿色。RIF进程中胶原纤维逐步取代正常肾单位,肾实质萎缩减少。本实验通过对胶原纤维染色,运用Image Pro Plus 6.0图像分析软件计算镜下绿染面积占整个视野的百分比,以了解受损肾脏的纤维化程度。(3)α-SMA免疫组化染色:在本实验中α-SMA用于标记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MFB),其阳性信号为细胞胞浆呈现棕黄色颗粒。运用Image Pro Plus 6.0图像分析软件计算染色阳性细胞的积分光密度值(指将阳性细胞内染色量化为综合面积和灰度值所得到的结果,其值越大,提示抗原表达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2.1.3 肾功能检测
采血后3 000 r/min离心分离血清,于日本718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血肌酐、尿素氮水平(此血生化检查由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协助完成);根据尿蛋白双缩脲试剂盒的操作说明,检测24 h尿蛋白含量。
2.1.4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test),两两比较采用Dunnett-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肾脏病理学改变结果
2.2.1 肉眼病理改变
假手术组患侧肾脏大小形态正常;UUO组和干预组梗阻侧肾脏均明显肿大,颜色变浅,表面张力增加,有尿液潴留,切面肾实质变薄,肾盂肾盏扩张,皮髓质分界不清,肾乳头缺血萎缩,并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加重,以UUO组病变更为明显。
2.2.2 光镜下病理改变
(1)HE切片假手术组各时间点肾组织无明显改变。UUO组术后第3天肾小管轻度少量扩张,上皮细胞浊肿变性,肾间质轻度水肿,伴炎细胞局灶性浸润;术后第7天,肾小管进一步扩张,以皮髓交界处尤为明显,上皮细胞空泡变性,管腔内见细胞或蛋白,伴炎细胞弥漫性浸润和部分小管间质轻度纤维化;术后第14天,皮髓质变薄,小管扩张明显,甚至扩张呈囊性,部分管腔塌陷,上皮细胞空泡变性显著,出现大量坏死,间质内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弥漫性浸润和成纤维细胞增生及胶原形成,纤维化明显,各时间点肾间质评分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2)Masson切片显示假手术组绿染区域主要位于小管基底膜及其周围,小管间质几乎无染色。术后第3天,UUO组皮髓交界区出现轻度纤维化,并随着梗阻时间的延长绿染面积扩大,表现为肾间质进行性增宽,胶原纤维增加,染色加深,各时间点绿染面积所占百分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假手术组α-SMA仅表达于血管平滑肌细胞,肾小球、肾小管及间质均未见表达。UUO组术后第3天可见肾间质内α-SMA少量表达;术后第7天肾小管上皮细胞出现阳性表达,皮髓交界处出现轻微纤维化;术后第14天表达达到高峰,皮质区和皮髓交界区明显,各时间点α-SMA的累积光密度值(IOD)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干预组与假手术组相比,各时间点各项指标明显增高;而较之UUO组,各时间点各项指标明显改善,其肾损伤、间质纤维化程度及α-SMA阳性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图1。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 P<0.05;与UUO组比较,bP<0.05;与第3天比较,c P<0.05;与第7天比较,dP<0.05
2.3 各组肾功能比较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术后第3、7和14天UUO组与干预组肌酐、尿素氮及24 h尿蛋白含量均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第3、7天各指标呈现上升趋势,第14天时表现为下降;与UUO组相比,干预组各时间点各项指标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假手术组术后各时间点各项指标差异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 P<0.05;与UUO组比较,bP<0.05
3 讨论
RIF发生机制错综复杂,可概括为细胞外基质增多、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epithelial t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和多种细胞因子及血管活性物质的激活与相互作用。近年研究表明,MFB的激活是RIF形成的关键[11],而其中1/3的MFB由EMT而来[12],这种EMT的细胞过度增殖,可分泌多种细胞因子致使细胞外基质合成与降解失衡,最终导致RIF的发生。RIF的病理过程是由病变初期的炎症细胞浸润,继而EMT发生和肾间质成纤维细胞活化增殖,共同产生大量细胞外基质并发生沉积,最后肾小管萎缩消失,小管间质纤维化[4]。正常成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表达角蛋白,肾间质细胞表达波形蛋白,均无α-SMA的表达;而MFB是成纤维细胞的活化形式,胞浆内含肌动蛋白,可表达α-SMA。MFB广泛存在于纤维化肾组织中,因此α-SMA作为MFB的重要标志,可指示RIF的病理进程[13]。而RIF又与肾功能关系密切,可作为准确预测肾功能恶化程度的指标[3]。UUO模型是目前研究RIF最常用的较成熟模型,具有无高血压、蛋白尿、血脂异常及毒性损害等特点,适合RIF病理机制和防治的研究[5]。1,25-(OH)2D3主要通过与其受体结合发挥其多样生物学作用,如参与维持钙磷平衡;与其他转录因子相互作用,影响基因转录;与其他激素、生长因子及细胞因子等相互作用,参与联系多个信号传导途径,从而发挥复杂而精细的调节作用。有研究表明,肾功能降低与血清中1,25-(OH)2D3的减少呈正比关系[14]。这就说明1,25-(OH)2D3可通过某些途径对肾功能起保护作用,减缓肾脏的病理改变。
本实验结果显示,随着时间延长,UUO组肾间质损伤和纤维化程度逐渐加重,α-SMA标记阳性的MFB逐渐增多;至术后第14天,肾间质纤维化明显,α-SMA表达达到高峰。而肌酐、尿素氮和24 h尿蛋白水平于术后第3、7天与梗阻侧肾脏损伤相平行,各项指标明显升高;至第14天,各项指标明显改善,这可能与实验所取血液为全身血液,而此时健侧肾脏发挥了全面代偿作用有关。干预组与UUO组各时间点相比,干预组各项指标改善明显。另有体外实验证明,1,25-(OH)2D3能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诱发的α-SMA表达,并呈剂量依从关系[15]。TGF-β1是目前已知最强烈的促纤维化因子,可诱导EMT和成纤维细胞活化;而1,25-(OH)2D3的体内信号传导途径与TGF-β1存在有广泛交互的作用[16]。1,25-(OH)2D3在RIF中发挥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是通过拮抗TGF-β1诱导的EMT和减少蛋白尿而实现的。
RIF是一个多因子参与、多路径调控的复杂病理过程,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对1,25-(OH)2D3在RIF中所起的干预作用作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研究RIF发病机制及寻找治疗方法提供了一定证据和思路。
摘要：目的:研究1,25-二羟维生素D3〔1,25-(OH)2D3〕对单侧输尿管梗阻(UUO)大鼠肾间质纤维化的影响。方法:45只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n=15)、UUO组(n=15)和1,25-(OH)2D3干预组(n=15),建立UUO大鼠肾间质纤维化模型,干预组于术后第1天起每天腹腔注射1,25-(OH)2D3,假手术组及UUO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分别于术后第3天、第7天和第14天处死大鼠,每次5只,取梗阻侧肾脏行HE、Masson染色及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免疫组化标记,观察肾损伤程度和肾间质纤维化程度;取血测定肌酐和尿素氮水平观察肾功能;处死前1天收集24 h尿液,检测尿中蛋白含量。结果:与假手术组相比,UUO组和干预组各时间点HE、Masson染色和α-SMA表达变化明显,呈逐渐加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肌酐、尿素氮及24 h尿蛋白含量术后第3和第7天时表现为升高,术后第14天时出现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UUO组相比,干预组各时间点各项指标变化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25-(OH)2D3可抑制UUO大鼠肾间质纤维化进程,改善肾功能。
25羟维生素D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住院与门诊的间歇性哮喘急性发作哮喘患儿79例, 哮喘诊断标准参照文献[4]。另选10例两周内未应用维生素D制剂的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 (A组) 。哮喘患儿包括两周内应用维生素D制剂的26例 (B组) , 口服或注射维生素AD、D3及D2;未应用维生素D制剂的53例 (C组) 。所有研究对象均无活动性佝偻病史、慢性肝肾疾病、免疫性疾病及遗传代谢性疾病。3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见表1。
1.2 标本的采集及检测方法
健康体检儿童于体检时、哮喘患儿于应用糖皮质激素及其他免疫制剂治疗之前或应用糖皮质激素及其他免疫制剂治疗至少3个月前, 并且所有研究对象均在进食水4 h后的空腹状态下采静脉血6 ml, 离心分离血清, 置于-70℃保存。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25- (OH) D3的水平, 酶联免疫试剂盒购于R&D公司, 批号JM20848E;免疫比浊法检测体液IgA、IgG、IgM, 检测试剂购自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批号F100719, 应用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立, 模块组装) 进行标本检测;T细胞亚群 (CD3+、CD4+、CD8+) 的测定采用碱性磷酸酶及抗碱性磷酸酶法 (APAAP) 法, 试剂购于军事医学科学院邦定生物试剂公司 (即北京邦定生物医学公司) , 批号110226, 所有步骤均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包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即F检验) , 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比值或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用直线相关分析法。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组一般资料及血清25- (OH) D3水平比较
3组研究对象的性别比、年龄、两组患儿的病程及哮喘严重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组间的血清25- (OH) D3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C组患儿血清25- (OH) D3水平显著低于B组与A组 (P<0.05) , B组显著低于A组 (P<0.05) , 见表1。
与B组比较, a P<0.05;与C组比较, b P<0.05
2.2 3组免疫指标比较
B、C组患儿的IgA、CD4+显著低于A组 (P<0.05) , C组显著低于B组 (P<0.05) ;B、C组CD4+/CD8+显著高于A组 (P<0.05) , C组显著高于B组 (P<0.05) ;B组与C组CD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均低于A组 (P<0.05) ;B组与C组Ig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均高于A组 (P<0.05) ;IgG和CD3+3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2。
与B组比较, a P<0.05;与C组比较, b P<0.05
2.3 25- (OH) D3水平与免疫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25- (OH) D3水平与IgA、CD4+呈正相关 (分别为:r=11.88, P=0.001;r=88.44, P=0.001) ;与CD4+/CD8+之值呈负相关 (r=-29.66, P=0.001) 。
3 讨论
有研究[5]表明, 活动期佝偻病患儿免疫功能降低, 而且患儿维生素D3缺乏, 易反复发作呼吸道感染, 而哮喘与维生素D有关[6]。张巧玲等[7]对孕期和哺乳期母鼠补充不同剂量的维生素D后发现, 生命早期补充维生素D可提高肺功能, 减少子代喘鸣发生的危险性。儿童哮喘的发生与维生素D的缺乏是否有关系尚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
本研究发现, 哮喘患儿的血清25- (OH) D3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儿童。维生素D首先在肝细胞内被25-羟化酶作用后形成25-羟维生素D3, 再转移至肾脏被1α-羟化酶 (1-OHase) 再次羟基化, 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1, 25-二羟维生素D3[1, 25 (OH) 2 D3], 称为活性维生素D, 但1, 25 (OH) D3在人体内的稳定性不如25- (OH) D3。25- (OH) D3是血清中多种维生素D代谢产物中含量最多且最稳定的一种[8]。为了使研究具有可重复性及临床实用性, 本研究选择检测25- (OH) D3水平以探讨维生素D与哮喘患儿免疫功能的关系。有研究[9]表明, 维生素D受体基因位于12号染色体与哮喘有关的区域。王振华等[10]发现, 维生素D受体基因可能是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易感基因。本研究还发现, 哮喘患儿IgA、CD4+及CD8+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IgM与CD4+/CD8+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表明哮喘患儿免疫功能处于紊乱状态, 而服用维生素D制剂的哮喘患儿的免疫指标与未服用维生素D制剂的哮喘患儿相比, IgA、CD4+与CD4+/CD8+有显著差异, 但CD8+无显著差异。目前对哮喘患儿没有制定维生素D的应用标准, 所以本研究中26例应用维生素D制剂的哮喘患儿所应用的维生素D制剂的剂型不同, 剂量也有差异, 但血清25- (OH) D3水平显著高于未应用维生素D制剂的哮喘患儿, 据此可以推测服用维生素D制剂对哮喘患儿的免疫指标IgA、CD4+有所影响。在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 25- (OH) D3水平与IgA、CD4+呈正相关, 与CD4+/CD8+之值呈负相关。有研究[11,12,13,14]认为, 维生素D可通过诱导抗原提呈细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 的耐受性, 从而使初始CD4+T细胞向Treg分化, 在不影响Treg活性和抑制其表型的条件下, 能够直接影响Treg的生长, 并使其向CD4 Treg分化, 增加了其特异性表型基因Foxp3的表达, 促进其他免疫因子的分泌。另外, 维生素D可抑制B细胞分化为浆细胞所需的转录因子x盒结合蛋白-1 (XBP1) 和内质网至细胞核信号分子1 (ERN1) 的表达, 从而抑制活化B细胞向浆细胞及记忆性B细胞的分化以及免疫球蛋白的产生[15], 这可能是维生素D水平影响免疫指标的原因。周妍等[16]对哮喘大鼠的研究中发现, 1, 25 (OH) D对哮喘大鼠气道炎症有抑制作用, 同时可引起鼠维生素D上调蛋白1 (VDUP1) 表达升高, 推测可能与1, 25-二羟维生素D3的调节免疫功能相关。
25羟维生素D 篇6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月期间来我院就诊的中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87例以及同期的非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90例为研究对象。代谢综合征组男50例、女37例,平均年龄(66.3±5.6)岁;非代谢综合征组男52例、女38例,平均年龄(67.1±6.2)岁,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选和排除标准入选标准:年龄不低于60岁。代谢综合征患者诊断符合2004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建议的适合中国人群的MS诊断标准:体质指数(BMI)不低于25kg/m2;空腹血糖(FBG)不低于6.1mmol/L或餐后2h血糖(2h PG)不低于7.8mmol/L;收缩压/舒张压≥140/90 mm Hg;空腹血三酰甘油≥1.7mmol/L,或空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0.9mmol/L(男)、<1.0mmol/L(女)。排除标准: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并发有骨质疏松症或其他骨代谢异常疾病史;严重的精神障碍;有免疫系统疾病或服用钙剂、维生素D病史者。
1.3研究方法收集所有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质量血压以及25-羟维生素D3等),计算相关值后予以统计学分析。
1.4统计学方法以SPSS 18.0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情况所有患者的性别、年龄、血钙、血磷等水平均无统计学差异。但中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组的整体高血压、BMI发生率及三酰甘油、尿酸等水平均高于非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组,HDL-C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所有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3水平及分级情况代谢综合征组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3平均浓度为(28.9±5.87)nmol/L,显著低于非代谢综合征组的(32.9±6.21)nmol/L,(t=3.457,P=0.001);代谢综合征组血清25-羟维生素D3分级显示充足1例、不足6例、缺乏80例,非代谢综合征组充足5例、不足19例、缺乏66例,两组相比血清25(OH)D3水平分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3.26,P=0.001)。见表2。
2.3所有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3水平与各项指标相关性分析根据统计结果显示,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3水平与患者的年龄、血压、TC、LDL-C、HDL-C及尿酸水平间无相关性(P>0.05),但患者的BMI、三酰甘油、FBG以及Hb A1c与其血清25-羟维生素D3水平呈负相关(P<0.05)。见表3。
3讨论
维生素D,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主要由皮肤中7-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转化而来,亦可以从外界摄取。其本身不具有生物活性,必须先在肝脏中经过25—羟化酶的转化作用后才能够转变成25-羟维生素D3,从而进一步转化为1,25-羟维生素D3后,作用于机体的骨、肾脏以及小肠等的钙磷代谢等[2]。美国研究证实了,机体其他组织或者细胞都能够表达维生素D的受体及其活化酶,我们可以利用测定血清中的25-羟维生素D3水平来判定机体是否具有缺乏维生素D的症状,而且也有研究证明维生素D的缺乏普遍存在欧洲地区的中老年人群[3]。
代谢性综合征(MS),指的是机体内部蛋白质、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等物质的代谢紊乱所导致的疾病症候,易导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尿以及高脂肪等疾病的综合,病因尚未明确,多认为与遗传以及环境因素所造成。临床表现主要为肥胖、脂代谢异常以及糖尿病等,严重威胁了中老年人群的生命安全。且有研究证明,血清维生素D的水平与代谢性综合征在某些因素上成负相关,维生素D缺乏的患者更容易患代谢综合征[4]。
国外研究组织将人体正常25-羟维生素D3水平约定在75-190 nmol/L,而在本研究中,具有代谢综合征的患者25-羟维生素D3水平(28.9±5.87)nmol/L,非代谢综合征的患者(32.9±6.21)nmol/L,说明我国老年人群血清中25-羟维生素D3水平普遍偏低,而具有代谢综合征患者尤为显著[5,6]。且根据研究结果,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清25-羟维生素D3水平与患者的年龄、血压、TC、LDL-C、HDL-C及尿酸水平间无相关性(P>0.05),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且大多数患者在疾病发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使用下相关药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到了实验结果。但代谢综合征患者的BMI、三酰甘油、FBG以及Hb A1c与其血清25-羟维生素D3水平呈负相关(P<0.05),说明老年人群25-羟维生素D3与其代谢综合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中老年人群25-羟维生素D3与代谢综合征具有一定相关性,由于样本有限,故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选取2013年1月2015年1月期间来本院就诊的中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87例以及同期的非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90例,分别对其血压、体重以及25-羟维生素D3进行测定,记录数据并对比分析其相关性。87例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的25-羟维生素D3水平低于90例非老年代谢综合征患者(P<0.05),其分级也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中老年人群25-羟维生素D3与代谢综合征具有一定相关性。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中老年人群,25-羟维生素D3
参考文献
[1]StixováL,ProcházkováJ,Soucek K,et al.5-Lipoxygenase inhibitors potentiate 1alpha,25-dihydroxyvitamin D3-induced monocytic differentiation by activating p38 MAPK pathway[J].Mol Cell Biochem,2009,330(1-2):229-238.
[2]González-Molero I,Rojo-Martínez G,Morcillo S,et al.Hypovitaminosis D and incidence of obesity:a prospective study[J]Eur J Clin Nutr,2013,67(6):680-682.
[3]栗清显.293例代谢综合征患者相关因素分析[J].中医临床研究,2014,2(19):131-133.
[4]康东红,王燕,曹维,等.维生素D营养不足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11,30(12):994-996.
[5]张文静,李凌,陶海龙,等.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浆蛋白C与蛋白S的活性变化[J].中国实用医刊,2014,41(9):76-77.
25羟维生素D 篇7
1资料与方法
1. 1一般资料收集我院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内分泌科收治的310例老年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均符合1999年WHO规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4],其中男211例,女99例,年龄60 ~ 89岁,平均( 74. 87 ± 12. 53) 岁; 体质量49 ~ 78 kg,平均( 68. 72 ± 10. 72) kg; 病程2 ~ 17年,平均( 10. 93 ± 7. 36) 年。
1. 2纳入与排除标准[5]纳入标准: ( 1) 年龄≥60岁; ( 2) 患者意识清楚,不存在精神疾患,依从性好,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能够配合治疗。排除标准: ( 1) 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 ( 2) 患有免疫系统疾病者; ( 3) 患有恶性肿瘤者; ( 4) 服用活性维生素D及钙剂者; ( 5) 患有甲状腺疾病者。
1.3研究方法
1. 3. 1收集患者一般资料: 记录全部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其中包括性别、年龄、病程、体质量、身高、血压、 腰围及臀围等,计算患者腰臀比( WHR) 及体质量指数 ( BMI) 。
1. 3. 2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IMT) 测定方法与分组: ( 1) 将患者肩部垫高,颈部后仰,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由荷兰Philips公司生产) 测定患者颈动脉IMT,探头频率设定为10 MHz,将其置于胸锁乳突肌后缘,横纵向观测颈动脉,取IMT最厚处以及远心处3 cm、近心处1 cm 3点厚度,以左右侧6点的均值作为颈动脉IMT; ( 2) 根据检查结果分为3组: 颈动脉IMT < 0. 8 mm为正常组; 颈动脉IMT 0. 8 ~ 1. 2 cm为增厚组; 颈动脉IMT > 1. 2 mm为斑块组。
1. 3. 3检测各项生化指标: 全部研究对象禁食12 h后抽取静脉血,应用迈瑞BS-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酶法检测三酰甘油( TG) 、总胆固醇( 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LDL-C ) 、空腹血糖 ( FBG ) 、糖化血红 蛋白 ( Hb A1c) ; 采用酶联 吸附法检 测高敏C反应蛋白 ( hs-CRP) ; 采用尿酸酶比色法检测尿白蛋白排泄率 ( UAER) 及其他各项生化指标。
1. 3. 4测定血清25-羟维生素D3[25( OH) D3]水平: 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仪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25 ( OH) D3水平,参照正常值范围30. 0 ~ 140. 0 nmol/L。
1. 4统计学方法应用医学统计软件SPSS 19. 0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选择LSD法; 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P < 0. 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 1 3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3组间性别、年龄、 WHR、BMI、TG、HDL-C、尿酸( UA) 、收缩压( SB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 > 0. 05) ; 3组间病程、血清hs-CRP、FBG、TC、LDL-C、Hb A1c、25( OH) D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 < 0. 05) ,斑块组较正常组与增厚组病程长、血清hs-CRP、FBG水平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但增厚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斑块组较正常组与增厚组血清TC、LDL-C、Hb A1c水平高,且增厚组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斑块组血清25( OH) D3水平明显低于增厚组,同时增厚组明显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1。
2. 2IMT的相关性分析IMT与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颈动脉IMT与患者的病程、TC、LDL-C、 hs-CRP、FBG、Hb A1c及尿白蛋白排泄率( UAER) 呈正相关性 ( r病程= 0. 194,rTC= 0. 312,rLDL-C= 0. 274, rhs-CRP= 0. 303,rFBG= 0. 288,rHb A1c= 0. 294,rUAER= 0. 183,P均 < 0. 05) ; 颈动脉IMT与患者的25( OH) D3水平呈负相关性( r = - 0. 292,P < 0. 05) ,见表2。
2. 3颈动脉斑块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经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 血清25( OH) D3是颈动脉斑块形成的保护因素,LDL-C、hs-CRP、FBG及Hb A1c是颈动脉斑块危险因素,见表3。
注: 与正常组比较,*P < 0. 05,与增厚组比较,△P < 0. 05
3讨论
3.1T2DM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大血管病变是导致老年T2DM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占T2DM死亡的60% 左右,约为微血管病变的70倍[6]。由于动脉内膜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中最早受累的部位,糖尿病引发的大血管病变早期即出现大血管壁内膜的增厚,且管壁内部出现不规则的粥样硬化斑块,最终造成官腔狭窄[7]。颈动脉因其位置浅及易于超声检查等特点,被作为反映全身动脉硬化的“窗口”,并且有大量研究显示颈动脉IMT为全身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态学变化,被认定是全身动脉硬化的标志[8]。 关于糖尿病引发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氧化应激、胰岛素抵抗、内皮功能紊乱及血脂代谢异常等[9]。国内吴军[10]研究证实年龄、SBP、 LDL-C、血UA在T2 DM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及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T2DM患者颈动脉IMT异常率处于较高水平,高达67. 10% ( 208 /310) ,证实对T2DM患者进行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检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进一步观察其相关因素证实,颈动脉IMT与患者的 病程、TC、LDL-C、hs-CRP、FBG、 Hb A1 c及UAER呈正相关性,LDL-C、hs-CRP、FBG及Hb A1c是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危险因素,而血清25 ( OH) D3是颈动脉斑块形成保护因素,本研究与吴军[10]研究结果趋于一致。
3. 2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与各项因子的关系FBG与Hb A1c是反映机体血糖水平的可靠指标,持续高血糖可导致外周血管内皮功能异常,诱发氧化应激发生,而加速大血管病变的发生与进展; 同时,高血糖是诱发血脂代谢紊乱的关键因素之一[11,12],可导致LDL-C、TC血清含量增高,为血管粥样硬化提供脂质基础。左惠芬等[13]研究报道有效控制血脂水平对预防T2DM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有重要意义,循证医学研究证实高TG、TC、LDL-C均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在对高脂血症引起的心肾损害的动物模型观察中,发现脂质斑块不仅累及大动脉,小动脉与微动脉也同时受累,尤其是LDL-C氧化和脂质的过氧化,可显著促进斑块形成。hs-CRP是机体高敏反应蛋白,对机体微炎症状态反应灵敏,其水平增高在一定程度上提示糖尿病患者血管炎症状态的存在[13],可能参与血管粥样硬化的进程,其可作为预测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
3.3血清25(OH)D3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机制25( OH) D3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机制较复杂,近年来众多学者研究发现25( OH) D3与高血压、糖尿病具有一定相关性,本研究证实其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检测指标IMT呈负相关,一方面通过抑制肾素活性降低血压,通过调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RAAS) 系统活性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另一方面,可有效促进机体对氧化及乙酰化LDL-C的吸取,阻止血管壁泡沫细胞的形成,而预防脂质斑块形成; 另外25( OH) D3可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胰岛素抵抗,有效降低血糖水平,预防血脂紊乱[14]。以上生理机制均对预防老年T2DM患者周围血管粥样硬化具有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