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域（共9篇）
现象学视域 篇1
现象学视域是通过让人“看”中见真知,透过“现象”看“本质”。该“现象”指的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意识、叙事风格、节目形态、符号变化,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本质”的内容。因此,电视纪录片是一种表意的实践过程:在真实的前提下审视一种精神与社会之间的生命的“气韵”,是建立在以和谐美、生命美、艺术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
1时代化,从现实中求新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与中国技术进步及社会思潮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现代审美学的重要特征是对新奇的崇拜,而电视纪录片就是一门“发现新奇”的艺术。华纳影业公司的马克.吉尔曾说:“人们开始想要从真实的生活中发现有思想和戏剧性的东西。”电视纪录片正迎合了受众者激烈的求新意识与新鲜感。因此,电视纪录片应与时俱进,创作、剪辑、制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佳作新品,才会具有真实的艺术性。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受到国外思潮的影响与国际电视纪录片接轨,呈跨越式发展,并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展现了中国电视人优秀的风采。例如:电视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在2006年获得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电视纪录片奖、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白金奖、具有入围奥斯卡资格的BLACK MARIA电影节评委会一等奖;中国3D纪录片《世博之光》在国际3D学会主办的第三届3D创作艺术奖评选中荣获评委会奖;201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的电视纪录片《成长的秘密·爱的分离》同时获得第十一届波士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特别荣誉奖和第九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儿童与家庭短片奖。这些丰硕的成果都是中国纪录片求实、求新、时代化的见证。
2多义化,发掘蕴含的哲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单就“文化”一词就具有多义性。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文化”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自然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两层含义。由于电视纪录片在拍摄和布局安排上,各部分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使观众能够遵循某种规律与感性意识来思考、认识和想象,因此,电视纪录片在现象视域下的审美解读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义化特征。例如: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为主题,真实地刻画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在2012年10月28日的《第七届中国元素创意大赛》中获得了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的最高奖项——年度社团文化贡献奖。赢得评委会专家的赞叹:“《舌尖上的中国》,是脑尖上的创作,刀尖上的锋锐!”这部纪录片的特点是:“就地取材、就材而食、就食品人、就人化文、人文统一。”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从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的美食中品味出中国人的生活百态与人生哲理,雅俗共赏,并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博大精深、深沉蕴含的历史文化。感官刺激冲击到了人们的灵魂深处,多义中挖掘出深刻的哲理。
3节奏化,从叙事说理中体验情感
法国影视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曾说:“所谓影视片的节奏,并不是指各个镜头放映时间的比例,而是指每个镜头的延续时间适应于该镜头所能引起并使观众感到满意的那种注意力的紧张程度。”电视纪录片的节奏分为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两部分,内部节奏重视受众的主观心理感受,外部节奏是通过电视语言进行叙事编码制作出来的节奏变化,外在节奏以内在节奏为依据,内在节奏通过外在节奏来表现真情实感。两者的和谐统一构成电视纪录片的节奏美,才能引起作品与观众的美感共振与情感共鸣。例如:在《国宝迁台》这一集的结尾,全景式地再次提到了一些重要的人物。画面导入一个波涛汹涌、飘渺无际的大海,然后解说词响起:“60年前,几乎所有人,在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都以为这里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杭立武后来一直生活在台湾……他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地的土地;高仁俊到台湾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衣服……”在每提到一个人物时,会在飘渺不定的大海这个背景上闪现出他的照片,同时能听到浪花肆虐咆哮的声音,解说词完毕后音乐起,片子定格在这样一个画面中:落日余辉下,一叶孤舟摇曳在浩瀚无际的海面上。在这个过程中,解说词以排比的句式很抒情地将这些背井离乡之人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之情表现得非常形象、感人,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感触。
4结语
综上所述,一部成功的电视纪录片是真实美与艺术美高度统一的完美结合,是创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真事、真景象、真氛围而创作,表达作者潜在的主观思想的作品,是作者观察、思考、选择后的产品,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随着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相信电视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地分析、总结、探索艺术观念,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电视纪录片,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
摘要：电视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形式,直接从现实中选取形象和音响素材,直观地表现客观事物及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通过镜头“目击道传”给人们一种视觉与心灵体验的纪实性电视片。现象学视域的“本质直观、面对实事本身、在自身中显示自身”的特质,与我国王夫之的“即景会心”不谋而合。本文从求新、哲理、情感三个审美视角诠释、解读了现象视域下的电视纪录片体现出的的深层艺术内涵。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现象学视域,审美视角
现象学视域 篇2
[摘 要]在价值观多元化及社会环境信息化的背景下，大学生中宅现象大规模出现，大学生闲暇生活的现实状况令人担忧。应该通过对大学生宅现象的分析进而考察大学生的闲暇时间利用情况，分析大学生宅的类型及其价值观；对我国高校闲暇教育体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改善大学生宅现象。
[关键词]大学生 宅现象 高校 闲暇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8-0077-02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变革，“宅”经济迅速发展并改变着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宅现象大规模出现。大学生作为走在流行前沿的年轻群体，自然成了宅现象研究的主体。从大学生成长的角度结合高校闲暇教育，探讨宅现象的对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宅现象的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宅现象的现状调查
浙江大学是一所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大学，学科专业覆盖范围广、生源涵盖全国各地的不同经济状况的学子，因此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反映出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大致状况。笔者于2014年在浙江大学本科生中开展抽样问卷调研，调研范围涵盖理、工、农、医、法多学科，实际发放纸质和电子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达到100%。调研结果显示：有86.4%的学生认为“宅”在大学生群体中是普遍现象，69.8%的学生认为自身“宅”或者存在宅倾向；除去正常的睡眠和上课时间，每天“宅”在寝室的时间为“3～5小时”的学生有57%，“超过6小时以上”的学生有15.6%，而2010年浙大学者的调研中这两个数据分别为45.8%和15.3%。可见，当前大学生宅现象较为普遍，相对于2010年，2014年大学生的“宅”现象存在蔓延的趋势。
（二）宅现象的类型分析
宅现象不可一概而论，不同的宅现象类型后反映出的是大学生对于闲暇时间的管理和利用的不同的价值观。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宅现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技术宅，这类大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或者科研目标比较明确，宅主要是将闲暇时间用于学习或对与科研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处理，调研显示所占比例仅为13.4%；兴趣宅，接近“御宅族”的原意，这类大学生主要将闲暇时间用于自身的兴趣和爱好方面，如动漫、网络小说、绘画等，调研显示的比例为32.4%；处于这两类宅现象中间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有自己对于闲暇时间的实际控制，他们通过网络创造时尚、引导舆论、挖掘真相，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影响着社会，属于“有效宅”；相反，还有一类宅现象是“无效宅”，这类大学生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闲暇时间，浑浑噩噩地度日，调研显示的比例高达54.2%。对于宅的影响评价，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宅带给大学生的弊远大于利。为此，我们也请受调查学生对宅的影响进行评价，“易产生惰性”，“身体素质下降”，“脱离社会、缺乏社交能力”是被选择最多的三项，比例达60%以上，可见大学生也认为宅带来的影响多是负面的。对于宅影响的积极评价主要是自我提升、放松身心方面，也有一定的比例，这也与“有效宅”相呼应。
（三）针对宅现象的闲暇教育引导缺乏
关于宅现象原因的调查中，学生将“适合参与的活动较少，或参与相关活动意义不大”作为重要原因，所占比例接近60%。虽然很多高校也开展一些闲暇活动，但其指导思想主要定位于“填补”空闲时间，忽略了对学生进行闲暇教育引导的意义，往往很难体现学生的兴趣与爱好，以致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活动的效果不明显。
二、高校开展闲暇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析
我国学生闲暇教育整体较弱，尤其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导致闲暇教育薄弱，大学学习相对于中学学习有巨大的转变，使学生对学习节奏难以把握；大学闲暇时间相比中学时期大幅增多，部分学生管理时间的方式不科学。由于不重视闲暇时间的利用或者不具备闲暇素养，大学生宅得并不健康，身体素质普遍不高，社会交往能力较低，“无效宅”的长久发展定会有碍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大学生闲暇教育的重要性凸显。
关于闲暇教育的界定，国内尚无统一定论，综合考察后，笔者比较赞同“闲暇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闲暇价值观，培养学生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的习惯、技能和技巧，指导学生通过各种闲暇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扩大视野、增长知识，使自己的个性、道德品质、社会技能、创造才能等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这一观点。经过调研，笔者邀请受调研学生从自身角度出发，选择改善宅现象的措施，调查显示“社团、学生活动的进一步丰富化”是学生认为改善宅现象的重要举措，“学校开设相关免费或低收费的兴趣培训班”和“家人、同学、老师的鼓励与帮助”各占40%左右的比例。调研结果与闲暇教育的内涵非常契合。
关于学生对于闲暇时间有效利用是否需要学校引导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有66.2%的学生支持“高校有必要参与引导，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闲暇价值观”，有30.8%的学生认为“闲暇时间为个人自由可分配时间，高校无职能参与引导”，有3%的学生选择“其他”并未标注理由。由此，我们看到，大部分学生赞同学校对学生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引导，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闲暇价值观。高校闲暇教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对完善我国高校闲暇教育体制的建议
笔者调查了学生对于完善浙江大学闲暇教育体制措施的期待情况，得知学生对社会体验式实践平台有最高的期待，选择比例达65%；开设闲暇教育相关课程的期待次之，达53.4%；希望将闲暇教育列入日常教育计划的比例为45.2%；对校园媒体正确舆论引导寄予希望；对加强师资专业化建设也有所关注。结合实证调研和访谈，高校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完善闲暇教育体制，引导大学生出宅，减少无效宅，增加有效宅。
（一）明确高校闲暇教育的重要地位
在问及“你是否知道何为‘闲暇教育”时，有75.6%的学生表示不知道，19.4%的学生表示有点了解，仅有5%的学生表示知道。可见，闲暇教育在学生群体中的熟识度还比较低。目前，高校闲暇教育零散化，没有严密的体系性，多为以学生活动为主的单一的闲暇教育活动，使大学生只见活动，却感受不到活动背后的闲暇引导。鉴于以上原因，高校应把学校闲暇教育作为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支持，体系化地开展闲暇教育。整合闲暇教育资源，明确闲暇教育是当前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组织对闲暇教育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结合本校实际，制订闲暇教育工作计划，使闲暇教育有人抓、抓得好，提高闲暇教育的实效性。
（二）将闲暇教育纳入辅导员队伍专业化方向
高校闲暇教育应在内容具有时代气息、学生喜闻乐见的基础上，寓教于学、寓教于乐，把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结合当前高校的教师队伍实际，笔者认为，可以将闲暇教育作为高校辅导员群体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进修、培训、国外交流学习等形式将素质全面且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引入闲暇教育方向，与专职教师配合，将闲暇教育活动课程日常化；同时，可从校外聘请闲暇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才作为闲暇教育兼职教师。
（三）完善高校闲暇教育的内容体系
1.重视大学生正确的闲暇观念的培养。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正确利用闲暇时间的宣传与指导，充分利用新生始业教育、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及校外实践活动等多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正确的闲暇观念和闲暇意识，使大学生正确理解闲暇的意义，学会主动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爱好、情感状态和知识能力的闲暇活动方式，科学合理地制订闲暇活动目标，同时充分发挥自身在闲暇教育中的主人翁作用，进行自我教育。
2.拓展闲暇教育活动课程。闲暇教育的课程是实现闲暇教育目的、完成闲暇教育任务的重要保证，可分为闲暇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闲暇学科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和一些闲暇生活的基本知识技能，目前多存在于通识课程中。以培训形式为主的闲暇教育活动课程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拓展为组织学生参与提升闲暇生活的技能技巧的活动，大致包括：陶冶情操、充实精神生活的活动，科技发明活动，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活动，群体性体育锻炼活动等。这有利于引导“无效宅”的大学生群体转变为兴趣宅、技术宅等对自己的闲暇时间有实际掌控的“有效宅”的群体。
3.搭建社会体验式实践锻炼平台。结合青年志愿者活动，让学生深入社区和基层，参加志愿服务及扶贫帮困助残等活动；结合大学生社会实践，让大学生在闲暇时间里投身到社会大舞台中，体验社会、关注社会。对于闲暇教育意义的领会来说，传授式的课堂教学效果远比不上体验式的实践锻炼效果。搭建社会体验式实践锻炼平台，有利于学生将闲暇时间运用到体验社会、实践锻炼中，让学生找到自身的价值，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三观，端正人生态度，塑造美好心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庞桂美.闲暇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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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燎，张益斌，楼仁功.大学生“宅”现象调查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10（7）.
[5] 于游，李勍.大学生“宅”现象调查研究——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J].科教导刊，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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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东风.浅谈高校闲暇教育[J].教育探索，2012（6）.
现象学视域 篇3
一、现象学视域中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自20世纪初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始创现象学以来, 现象学看待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仅成就了现象学运动中以及受现象学影响的哲学家, 而且其效应已远远跨越哲学界, 广泛影响了“心理学、病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论、社会哲学、法哲学、神学、宗教理论、教育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 甚至经济学等学科的问题提出和方法操作”[1] 。用现象学推演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或以教育政策执行为例进行现象学研究, 作为当下多元化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已引起了教育政策学界较多的关注。基于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容的检视, 现象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行为意识, 不是对教育政策执行现象的抽象分析, 也并非对教育政策执行问题的演绎解释;它启示着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新的价值的产生——“思”的严谨和“谦逊”, 它的实质内涵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最大提示, 就在于它依据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对教育资源和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情况, 从教育政策内在的合法性存在的自我之体验, 来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合理性进行深层的即事穷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趋势, 折射和体现了鲜活的教育政策执行理念与价值合理性的“应当”的逻辑。
通常认为, 无论是从感性直观还是范畴直观, 教育政策执行的前提性问题都是自在的、被给予的, 因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用其观点去研究、描述乃至解释教育政策执行的对象, 并不需追问教育政策自身所给出的在教育政策具体执行时应满足的条件。但实际上教育政策作为一种价值分配和利益表达, 意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体现着政府的民生理念。如何通过教育政策的执行, 使教育资源能为全体人民公平地享用, 促进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对于既非客观外物又不隶属于主观心理的意向对象而言, 不是预先存在的被看做发源于活动的某种东西。以人为本的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之所以能够呈现主导趋势, 成为构建和谐教育中的永动机, 乃是因为意识本身有着一种赋予意义的先天能力。事实上欲使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达成政策的理想目标, 意识的直接性与观念性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现象学之于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应予重点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政策执行, 可以被看做是对教育政策执行现象 (意识) 作出解释之前的描述研究。作为一种价值陈述及行动期望的教育政策文本的修正和实际的行动, 在现象学意义上, 教育政策所主张的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主体与客体相适应的选择过程。为此, 要更好地从学理上对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进行呈现, 最终达到对教育政策执行规律的把握, 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理解教育政策的事实, 将教育政策执行现象背后隐藏的价值、伦理揭示出来, 通过考察教育政策过程动态连续性回到教育政策本身, 以教育管理活动及其问题为对象来理解教育政策执行利益分配之事实, 这正是现象学的核心精神。
长期以来, 我国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一直较多地关注教育政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执行路径逻辑、结构的分析与阐释, 而忘却了教育政策执行理论所扎根的活生生的现实境况与生活场域。教育政策执行理论的实用性不强, 文牍主义严重, 往往只是纸上谈兵, 导致了其在实践领域内操控技能的低效、乏力与无助。尽管也有少数学者依据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试图为寻求教育政策执行实实在在的情境化的意义, 将教育政策现象形态、本体形态、过程特点和特殊性质结合起来, 用现象学的方法在意识反思分析基础上, 为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寻找确定的根基, 但是均因现象学哲学的艰深、晦涩而望而却步了。其实对于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者来说, 现象学史的知识不是研究必需的。因为从根本上说, 现象学视角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不是对教育政策执行现象的抽象分析, 也不是运用现象学理论对教育政策执行进行理论补给, 而是在公共政策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三个方面, 给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来的有别于传统的独特理解。无论现象学是怎样的繁复, 但现象学的总体特征都在于放弃建构系统的倾向而致力于扎实的基础工作。对于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来说, 现象学的实践认识论取向可以使研究从纯粹的理论分析走向实践探索。现象学研究范式回答的是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从学理上讲, 这种范式启示我们, 在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中, 要以严格科学的态度将研究过程和结果客观地加以描述。由于不同时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范式的转变, 概起因于原先预设的理想并未如预期实现。为此只有“回到事实”, 对教育政策执行阻隔、缺乏规范要求、政策文本被搁置、延误时效期等机制性偏差的原因, 通过若干个小问题的研究来改变思维方式, 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 然后才有可能最终解决我们意识中存在的大问题。
二、教育政策执行前提的明证性分析
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现象学标志着一门科学, 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 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2] 。为此, 将现象学方法用于研究和思考教育政策执行问题, 要形成一种对教育政策执行具体情况的敏感性和果断性, 必须返回到有关教育政策知识的最终的和基础性根据上去。在教育政策执行中, 教育政策执行主体, 教育政策执行环境, 教育政策执行客体, 教育政策执行理念, 教育政策执行内容, 大都存在于给它以动机的教育政策文本之中。从现象学视域来看, 教育政策执行不是无前提的操作。作为一种旨在实现教育政策目标的行动, 在教育政策合法化至教育政策终结之间的时期内, 无论是对教育政策权力客体和权力主体关系的内在评价, 还是对教育政策利益主体在教育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明确说明都是有意义的。就教育政策本身来分析, 围绕着教育政策的现象形态来理解教育政策执行, 这种静态角度的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在价值判断的验证中放弃教育政策合法性的追求。例如, 教育部确立的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虽然有法律法规为依据, 但如果仅仅是依靠教育政策本身的现象形态来理解, 广大教职员工很难从价值上对高校评估予以认可, 因为此项教育政策所包含的本质意义, 是无法从教育政策现象形态的描述中得到实质性信息的。再如新课程改革教育政策执行在考虑政策工具的适切性和政策问题的易处理性方面, 过于偏重政策执行实务及个案, 过分强调矫枉过正的政策目标, 未能以系统方法全方位地统筹课程改革与相关领域的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课程改革教育政策的效能。尽管很多家长和教师对其深表不满, 但对课改政策执行前提的正确和正当的程度却缺乏明证。
实际上,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 那就是教育政策作为行动依据和准则, 其教育政策本身、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 必须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合乎程序。只有建基于明证性的前提之上, 回溯到教育政策本身来探析教育政策执行的合理性, 这种研究路径才是可靠的。由于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其根本目的与旨趣, 在于更多地理解与把握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实然”, 是否符合教育政策利益主体心目中的“应然”。所以对教育政策过程的分析活动, 应该是在明证教育政策执行前提的基础上, 追寻蕴含在教育政策中的合法性。事物的本质是一个绝对的被给予性 (was given of) , 在教育政策过程中执行者把教育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化为教育政策行动、现实与效果, 不可或缺的合乎规范及合乎公众价值上认可的明证性元素, 一般都充盈在由工具价值向教育本体价值的转换之中, 它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非实体性的意识功能, 其中没有任何未被询问的问题, 也不存在任何未被理解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比如教育投入不足与需求旺盛的关系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等。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出台的教育政策, 不但教育政策客体能够从价值上对政策予以认可并自愿服从, 同时也是教育政策决策合法性的要求, 体现了教育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纵观教育政策的现象形态不难发现, 为解决某一范围内的教育问题而制定的政策, 合法性多是从“民意”出发的, 思想的构成物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是自明的。如教育政策的民生取向, 在其价值选择上就较多地体现出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主旨。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获得对教育政策执行前提的正确理解, 明证性是弄清教育政策动态运行合法性的关键所在。教育政策类型不同, 其执行过程也各有特点, 以分配性政策 (如课程方案、教学计划、职业教育等) 和再分配性政策 (如补偿教育方案、特殊教育方案等) 为例, 两者变动不居的内容中对教育政策问题解决的方法各异, 因此对其合法性的衡量也是不同的。如何还原出教育政策执行现象的本质?怎样更有效地调适教育政策执行的合法性追求与其合理性追求之间的关系, 教育政策执行理应首先追求教育政策的合法性, 这是对教育政策执行前提进行现象学思考的逻辑起点。胡塞尔曾明确指出:“如我们所知, 一切间接的根据都来自直接的根据。对于一切对象领域及与它们有关的设定而言, 一切合法性的根源存于直接的明证性中而经过更狭的限定, 即存于原初明证性中, 或存于给它以原初所与性中”[3] 。有效的教育政策执行要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 寻求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前提的明证性不仅是教育政策执行“应然”的呼声, 也是教育政策执行“实然”的切实保障。从学理上看, 这里所说的前提明证性与教育政策执行的关联, 若要加以知性分析的话, 它既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明证性, 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明证性, 而是教育政策合法性的一种直观明证性。它不能推论, 更不能论证;实质上就是对分配性政策要按照公众的意愿和达成的共识行事, 对再分配性政策要力图得到公众的同意。就教育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动态统一观”而论, 面向事实本身理性领会合法性, 教育政策执行前提的明证性包含着现象学自明性和确定性两层涵义, 它体现着教育政策之存在的明证性, 反映了教育政策之存在的客观性、自明性和普遍性。从对教育政策合法性的外在评价上讲, 它只关心外在教育政策行为是否与既有法律法规相一致, 而不过问政策行为的内在动机和想法;从对教育政策合法性的内在评价上讲, 它关涉的是教育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正当性的自愿认可。尽管现有的政策执行模式研究一再强调, 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是实现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决定着教育政策的成败;但从教育政策理想变为现实的样态上来讲, 教育政策所调适的政策主客体关系, 要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得以体现, 其前提是必须将教育政策纳入宪法、法律和教育法规框架内进行考量;再从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理论预期上来考虑, 教育政策执行前提的合法性应该源于教育政策本身, 由此概括和抽象出来的目的性特征, 这是不能靠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方法得出的。
三、教育政策执行合理性价值层面的解读
在当代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中, 以现象学的精神、观念和方法, 来解读教育政策执行的现象和问题, 政策分析技术采用的一个重要向度是主体的价值选择。由于不同的教育政策主体对教育政策价值的理解与需要存在着差异, 在教育政策价值的实践和运行过程中, 政策价值主体或利益需求主体的政策价值目标、政策价值评价和政策价值选择以及政策价值实践手段等因素对教育政策主体性价值概念自身、判断和推论的规定构成, 无法超越表面化的文本政策而溯及其背后真正的利益动因。教育政策执行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理应较多地关注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意义。所以无论是教育政策功能的实现还是教育政策需要的满足, 在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秩序的维持上, 都要重视和关注教育政策执行的合理性问题。以教育政策运行的民生问题理解为例, 伴随着知识权威和教育主体地位的确立, 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资本, 坚持民生为本的的价值标准, 在教育政策执行中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 这不但是教育政策时代性的体现, 更是教育政策民生取向的实践立场。但如何调动广大“受益人”群体的参与热情, 克服单向式“施恩”于政策对象的执行行为?就教育政策的合理运行而言, 最基本、最无可怀疑的实在, 不是文本形式体现的教育政策民生取向, 而是通过广泛的政策宣传, 强化教育政策的信息公开, 形成教育政策的民众基础。事实表明, 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推进教育政策不但可以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 最根本的是使教育政策民生目标能得以充分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教育发展与教育公平的“稳定器”, 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坐标所强调的合理性指向, 其前提应更多地在教育政策执行的现象中予以体现。按照现象学的观点, 只有在具体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体验来认同教育政策的共同利益, 才有可能彰显出教育政策执行合理性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 在对教育政策执行前提的明证中, 应将价值体验作为研究的新视角, 对教育政策具体执行活动进行缜密而审慎的价值判断。诚如萨恩斯 (Sáenz) 所言:“现象学研究的起点是存在, 生存体验, 我们置身其中的预先肯定的生活世界的主体, 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视角——交互主体性的世界。”[4]
实际上, 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也需要教育政策执行的合理性支持。如果教育政策的执行者以及政策作用对象在价值诉求和价值指向上一致或基本一致, 该政策就能得到较好的、有效率的执行。反之, 教育政策便可能受到来自执行者和政策作用对象的抵制, 对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产生辐射性影响。因此, 在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要想实现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为国家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统一, 从而使得教育政策真正成为保护民生的屏障, 而不是利益集团寻租的保护伞, 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执行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执行机制所衍生出的间接作用。基于现象学家梅洛- 庞蒂 (MauriceMerleau-Ponty)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最初是做 ( doing ) 的关系, 而非认识 ( knowing) 的关系”[5] 的观点;在教育政策执行中如何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切中教育政策的原则和目标, 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推进政策执行的出发点,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教育政策效果的根本标准。毫无疑问对现象学这一当代哲学的持久性憧憬须突破“我思”的视界, 代之以更具有涵容性的“我行”, 由此建构并成就共在存在论 (ontology of coexistence) 。一般而言,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上的偏差, 关系到教育政策执行能力的强弱。作为教育政策执行认知体系的意识形态, 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取向, 是否以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公众的福祉为目的, 是否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普遍价值追求, 明确的合理性观念能够在观念与实在之间找到由“虚”变“实”的样态。以“校长实名推荐制”政策执行为例, 在自主办学和自主招生政策背景下, 北京大学经政府授权于2009年11月出台了《北京大学关于试行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实施方案》。尽管这种通过精英生源培养精英人才的选拔方式, 将教育理念的变动与“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联系, 但从客观逻辑上对此项教育政策执行的合理性进行反思, “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精英教育取向不仅与高等教育目标相冲突, 而且这一政策存有诸多不公平的因素。
毋庸置疑, 教育政策执行必须符合国家的教育目标, 体现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 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合理性现象作为一种对教育政策执行事实的价值判断, 所显示的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理念, 既是对现行教育秩序的改造也是对教育机会均等制度限制的消解, 这种特殊的意指活动是教育政策执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相互通达的桥梁。事实上, 教育政策作为一种法秩序, 其形成过程除了对复杂的教育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外, 更重要的是秉承与持守人性在教育发展中的价值。教育政策执行合理性的价值体验目的, 就是为了促进教育资源的权威分配能使人们在最大范围的分享。在这个意义上, 必须考虑用现象学的方法明证和洞见教育政策执行前提所基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因素。其实教育政策不仅外化为制度对教育政策主体行为的约束, 其内在的合法性基础, 更深植于教育政策规范本身对正当性和正统性的普遍认同中。教育政策执行的合理性也许更加关注和重视的是, 教育政策执行客体是否能从价值上对教育政策予以认可并自愿服从, 这种规范性活动的永久期望是,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者能以一种正确的、良好的或恰当的方式从事教育政策执行活动合理性的知识演绎。可以认为, 一项科学的教育政策执行应该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某种“兼容”, 将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其中, 从教育政策执行分析走向教育政策执行价值分析, 对发现并揭示教育政策执行的本真或许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6.
[2][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24.
[3][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328.
[4]Carmen Lápez Sáenz.The child, the school, and philosophy:a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J].Thinking, 2000, Vol.15, No.2, pp.349.
现象学视域 篇4
从我们的学校学生的英语学情调查问卷看出，学生在英语课堂中适时地出现英语与母语汉语的转换，从语码转换发展的现状到规律，都需要我们不断去追寻，寻求更好教学方法与更适合学生的学习方法，让我们小学英语教学更加实用、高效，让英语学习生活化、实践化。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提出“语用学视域下的英语语码转换的现状及规律”这一课题。
二、本课题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在语用学视角下，通过研究语码转换现象及其规律，从而发现第二语言英语与母语之间的共通，培养学生在一定语境下善于使用英语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其实践意义在于怎样利用语码转换的规律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语篇、语句掌握的效率，其理论意义在于在语用学视域下，怎样实现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自由转换，发现其规律，以此来灵活运用学的小学英语。
三、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语用学：语用学就是语言学各分支中一个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领域，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
英语语码转换现象及规律：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话语或连续的话语中使用来自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方言或语体的词和句；或指说话者从一种语言转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语用学视域下的英语语码转换现象及规律的研究：在基于语用学视角下的英语课堂中由汉语向英语转用，再从英语想向汉语转用，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相互转换，发现英语语言运用的现象与规律，从而提高英语运用的效率的研究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内容及重点
（一）研究目标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在英语学习如何运用的大环境下，利用语码转换的现象及其规律研究实现母语与第二语言的相通，让孩子更好的利用母语的常识来学习英语，从而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效率。
（二）研究内容
1.语用学视域下英语课堂教学语码转换的现状调查的研究
2.语用学视域下英语课堂教学语码转换的现象分析的研究
3.语用学视域下英语课堂教学语码转换的规律分析的研究
（三）研究重点
1.语用学视域下英语课堂教学语码转换的现象分析的研究
2.语用学视域下英语课堂教学语码转换的规律分析的研究
五、课题研究的思路、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通过研究，从我校英语语码转换规律的现状调查分析入手，以英语教师为主体，立足解决本地区教学问题，结合名师访谈和文献资料的分析，确立本课题的生长点，寻找研究的切入口，然后以新教材开发为抓手，以课堂为主阵地，以教学案例、经验总结等为载体，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英语语码转换规律的理论。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实证与个案相结合，通过研究最终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的综合能力。
（二）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3年11月-2013年12月）
确定研究主题，文献收集和学习，填写课题申报评审书并进行申报。
第二阶段：开始阶段（2014年1月至3月）
完善文献，进一步探讨课题的内涵和外延；撰写开题报告。
第三阶段：调整阶段（2014年3月至6月）
阅读专注第二章至第三章，撰写读书心得；结合教育实践撰写教育案例；开展有关英语语码转换的案例研究等。
第四阶段：深入阶段（2014年7月至10月）
阅读第四章至第六章，撰写读书心得；撰写教育案例；探究教学对策，并撰写相关论文。
第五阶段：总结阶段（2014年11月至12月）
撰写结题报告；收集研究成果并接受课题鉴定。
（三）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上网收集有关英语语码转换现象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资料，到图书室查询有关书籍，学习先进的现代教育理论，了解英语语码转换的发展趋势，研究国内外在语言情境下英语实用教学中一系列成功的范例，吸其精华。
2.问卷调查法
研究者用统一严格设计的与英语语码转换现象及其规律研究方向的教师问卷与学生问卷，并通过书面语言与被调查者进行一定的交流与互动，以此来搜集研究对象教师与学生有关语码转换相关有用的相关信息和资料。
3.行动研究法
通过课题组各成员在各自班级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实践，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现象，追寻规律，寻找更好的教学方法，从而集体商讨，再到实践中去利用语码转换的现象及规律来优化我们的英语课堂教学。然后进行各班级各教师之间的对比研究，学生参与点评，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此项研究扎实有效地进行。
现象学视域 篇5
1 技术的本质:事物显现和解蔽的机缘
1.1 由对流行技术观的解构达致技术的真实本质
海氏追问“本质”,就是对“是”的追问,因此,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要问技术之所“是”,即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这样,海氏就将对技术本质的追问纳入到现象学方法中了。
海氏首先从对流行技术观的解构来界定技术的本质。流行的对技术本质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是对技术从其功能性方面下的定义;二是,技术是人的活动,这是对技术所下的人类学的定义。这两种观点是彼此相通、互相归属的,因为设计、制造与利用合目的的工具是人的活动。“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便在追问技术。尽人皆知对我们的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一曰: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个对技术的规定是一体的。因为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工具,就是人的行为。……因此,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甚至是非常正确的,以至于它对于现代技术也还是适切的。”[2](第925页)流行的技术观虽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揭示技术的真实本质,因为它只回答了技术“是什么”,而没有讲技术之“如何”显现、出场。
“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为了获得技术之本质,或者至少是达到技术之本质的近处,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2](第926页)为了从正确的观念着手进而达到真实,必须阐明“工具”这一概念,工具就是手段,而手段之为手段,是通过它所作用的东西,是由于我们由之而能获得的东西,这就导向了因果性问题,技术成了因果关系中原因的方面。可是原因的本意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四因说,它们是:causa materialis(质料因)、causa formalis(形式因)、causa efficiens(动力因)和causa finalis(目的因)。人们一向把原因看成是导向某种结果的东西,只有动力因才是标准的原因,而目的因则是结果方面的东西,它显然不是原因,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古希腊人思想的。在古希腊,因果性与作用(wirken)和造成(bewirken)毫无关系。αιτια(causalis,原因)意味着招致(verschulden),“四原因乃是本身共属一体的招致方式”[2](第927页)。“四种招致方式把某物带入显现中。它们使某物进入在场而出现。它们把某物释放到在场中,并因而使之起动,也即使之进入其完成了的到达之中。招致具有这种进入到达的起动的特征。在这种起动的意义上,招致就是引发。”[2](第929页)例如,在祭杯中,银作为质料招致祭杯;形式担负其外观,使其不同于胸针或戒子;目的因使祭杯成为礼器,祭杯属于寺庙和信徒;最后,动力因——银匠(人)对于上述三种原因仔细考虑、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招致了祭杯。通过这种招致,祭杯呈现出来,这种招致使“尚未在场的东西在场”,这种生产(poiesis)意义上的招致在古希腊被称作ποιησιξ(生产)。“对总是从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产出”。[2](第929页)“引发的诸方式,即四个原因,是在产出之范围内起作用的。通过产出,无论是自然中生长的东西,还是手工业和艺术中制作的东西,一概达乎其显露了。……产出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中而带出。唯就遮蔽者入于无蔽领域到来而言,产出才发生。这种到来基于并且回荡于我们所谓的解蔽中。……罗马人以‘真理’一词译之。”[2](第930页)
技术是生产的一种形式,在技术生产中被生产出来的就是在场者的存在或在场状态,所以技术属于无蔽或真理的领域,真理(aletheia)原意即为去蔽、让某物呈现、使某物在场、把某物带入无蔽状态,因此,技术是使一物到达、显现的机缘或引导。
1.2 借助词源学(解释学)还原技术的本质
从对流行技术观的解构界定技术的本质,这只是一种间接说明,还应该对技术的本质作出直接说明,这是通过对“技术”和“本质”二词作词源学(解释学)还原实现的。
“技术”一词来自古希腊语τχυη,原意是“展现、解蔽”。“技术不仅从名字上说来可回溯到希腊说的τχυη,而且从本质的历史的意义说来也源出于τχυη,后一个τχυη被理解为àληθεειυ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使存在者显露出来的方式。”[3](第384页)在古希腊,技术不只是与艺术、诗相关,而且是一种创意和生产。“τχυη不只是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的名称,它也是表示精湛技术和各种美好艺术的名称。τχυη属于产出……它乃是某种创作。”[2](第931页)技术还是与认识相关的一种展现,技术与知识是互相包含的,二者都是知的方式,熟悉的方式。“从早期直到柏拉图时代,τχυη一词就与πιστμη(认识)一词交织在一起。这两个词乃是表示最广义的认识的名称。它们指的是对某物的精通,对某物的理解。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τχυη是一种àληθεειυ(解蔽)方式。它揭示那种并非自己产出自己并且尚不眼前现有的东西,后者因而能一会儿这样一会那样地表现出来。……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àλθεια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2](第931页—932页)“和艺术这个词一样,技术(technē)一词也表达着physis一词所固有的涵义:一种进入到真实存在的过程,一种促成显现和光明的过程。海德格尔用以表达本真技术的德文语词是entbergen,它提供了双重的甚至是完全矛盾的意义:zu entbergen既意味着‘去揭示’,又意味着‘在隐蔽状态中的看护’。这是人于存在真理的交流过程中的两种本质性活动。”[1](第211-212页)
“本质”的原意并不是与现象相对,在德文中,“本质”(wesen)具有“继续”、“持存”的意思,说一物之本质,就是说这个事物是如何继续着、持存着,“本质”有“现身(方式)”、“运作(方式)”之意。“从动词wesen才派生出名词Wesen。Wesen作动词解,便与‘持续’(währen)同;两者不仅在含义上相合,而且在语音的词语构成上也是相合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早就把某物的本质思考为持续物意义上的现身之物了。”[2](第948页—949页)所以,海氏追问技术的本质,并不是问技术“是什么”,而是要问技术“如何”“持续”和“显现”的。
经过上述词源学(解释学)的还原,“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倘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此乃解蔽之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2](第931页)
海氏对技术本质的词源学(解释学)还原与对技术流行观的解构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属于解蔽(真理)的领域。
2 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天道的显现)
2.1 现代技术是促逼、摆置事物的解蔽和显现
现代技术作为技术的最新形态,也是显现、解蔽事物的一种方式、途径,但它是一种促逼、摆置事物的解蔽,“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2](第932页—933页)这和古代技术有着根本不同。“农夫的‘技术’就绝不是对土地的挑战。它是一种奉献(播种)和领受(收获)的循环过程,一种经年不断地看护和更新的过程。相反,当一座水闸锁住欢快的小溪的时候对自然的奴役和破坏便由此开始。通过各种人工造成的渠道,河水的能量和自然的面貌受到水轮机叶片的束缚和役使。”[1](第212页)“促逼”是强迫和要求,它是一种违反自然本身的过程而强使之到来的展现。
现代技术对事物促逼性展现的前提与基础是“摆置(Stellen)”,“贯通并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2](第934页)“摆置”指对具有丰富的存在维度的事物,只从某一技术需要的方向去看待它,它一开始就使自身的过程指向别的进一步的过程,如“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又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2](第933页)
在现代技术中,人本身也完全受制于现代技术的视野,人也被摆置,一切显现出来的事物都成了环环相扣的规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们无不事先就经过了规整和定性,现代技术是把事物纳入规程之中而使之得以显现和解蔽的,这个特点可称为“校准”。“现代技术的构架不应被理解为像书架那样的死板框架,而是一个正在构造着的调控和保持机制……它总能在多层反馈互锁的路径或间隙中不断地解决新问题,调控和维持住自身,通过前一步的设置就为下一步的动作设置了前提。因此,在它里面处处是无例外的和安全的。它是一个建立在揭蔽基础上的自构、自控和自身复制的系统。它的产品因而是规格化的、现成的、可存放的”。[4](第284-285页)
当事物被显现为持存物时,完成这一显现的是人,但只有在人比事物更先、更原始地受到促逼、摆置而进入持存物的规程,即人先于事物进入到解蔽状态(存在的天道),人才能促逼性地显现事物。“如果说人通过研究和观察把自然当作他的表象的一个领域来加以追踪,那么,他已经为一种解蔽方式所占用,这种解蔽方式促逼着人,要求人把自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攻,直到连对象也消失于持存物的无对象性中。这样看来,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决不是纯粹的人的行为。”[2](第937页)解蔽状态是更基本的显现,它是使现代技术显现事物得以可能的基础,因此,现代技术是存在的天道的显露,它既不是纯粹出于人力之所为,也不是没有人参与其中就能发生的。
2.2 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
现代技术把一切规整为非对象性的持存物,它本身象是一个框架,促逼着人和事物,对这种人所不能控制、不能突破的无形的驱使力量,海氏称之为“座架(Ge-stell)”,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座架”。“我们以‘座架’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2](第937页)“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2](第938页)人投入现代技术活动本身是出于天道的征召,是天道把人纳入到技术的座架中去的。“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座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5](第1307页)
现代技术是天道显现万物的一种方式、途径,但它是以把一切事物纳入它的座架、使之在其座架中出场的方式而使事物得以显现的。“与存在者打交道的技术方式并不是人们任意选择的,相反,人被那种海德格尔称为座架(Ge-stell)的无蔽形式限制在这种方式中。……座架是无蔽的一种特殊方式,按照这种方式,人不得不‘以订购的方式把实在揭示为存底。座架即这样一种去蔽方式:它支配着现代技术而自身却不是技术的。’”[6](第128-129页)那种使人进入各历史的方式的展现并使人展现事物的东西,海氏称之为“命运”或“存在的天道”。
2.3 现代科学的本质源于“座架”
对于现代技术和科学的关系,海氏认为,不是科学决定现代技术,而是现代技术决定科学,现代科学本质上是技术的,在现代科学的根基处发生作用的是技术。现代科学描述事物的方式,是把自然当作可计算的力的聚集体来追寻和捕获的,并使自然在这个方向上去显现自己,因此,从时间顺序上看,似乎科学先于技术,但从本质的起源方面说,科学揭示事物时,早已设立了一个框架,这说明科学恰恰是在技术的座架本质中得到展开的,现代技术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起源。“今日的科学属于近代技术的本质之域,而且只是在这一本质之中。要注意,我说的是在技术的本质之域中,而不是在技术之中。”[7](第1216页)“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8](第429页)
3 现代技术的思想根源——形而上学
海氏试图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探寻座架的思想渊源,“决定着现代的作为座架的存在乃源出于西方的存在之命运,它并不是哲学家背后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被委诸于思想者的思想了”。[9](第305页)西方形而上学为现代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开辟了道路,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技术系统的构架化本性的“思想根源可以在古希腊的通过‘当前化’和‘在场’来揭示实在的哲学中找到,因为这种在场揭蔽或‘带上前来’有一种沉沦为现成的在场者的倾向,并因而发生存在与存在者的二元分离。这种二元性贯穿了从巴门尼德开始、经过柏拉图、康德到尼采的整个西方哲学。技术构架与缘构境域分离就是这种存在者与存在的分离、概念对象与语言言说本身的分离的历史体现。”[4](第285页)正是随着柏拉图理念论的提出,人被赋予了用理念来识见事物、进行思考的能力,有了把知识当做控制和设计世界的工具的可能,现代技术在这里孕育了它的最初根源。而在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主、客二元论哲学为现代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我思故我在”,人从他的思维中获得了自我确信,人能够表象世界,把世界作为自己处置与支配的对象,人成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决定性中心,人成为了主体,而世界成为了图象。“世界之成为图象,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10](第902页)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者是尼采,在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中,尼采发现强力意志是对世界上任何实在事物的实在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实在只有在它有助于增强人的强力意志时,才是真实的、有效的或有意义的。因此,人成了万物的尺度,强力意志为了保存自己和追求更大的强力,它必须捕获、限制事物,使它们服务于其不断前驱的过程。现代技术与尼采哲学都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达到了的完成和终结,“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10](第885页)
4 座架的解构和还原:思和诗(艺术)
4.1 座架的危险与转折
在座架中隐藏着对人的严重危险,座架既可以成为人追随天道的途径,又可能使人背离天道。海氏对于盛行运用技术力量的现代社会的人的历史命运有着深沉的忧虑。首先,他把人和自然的对立看成是一种危险,一种危及人的本质的危险。天、地、人、神皆出于同一个天道,是在天道中同时展现的,当人依技术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把一切展现物当作是出于人的建树,并在其中自以为到处碰到了人自己的时候,恰恰是失落了人的本质。因为这时人再也不能全面地体察天道。其次,天道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显现出来的,而任何一种方式的显现都存在着把其它的可能性遮蔽起来的危险,世界和人生的意义是丰富多彩的,任何以某种价值标准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获取世界和人生的意义,都只是片面的,都是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全部意义的戕害。座架中隐藏的这种危险是由天道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天道在其显的同时具有隐的特点。
座架对人类的统治是可怕的,但正如荷尔德林所说“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得救”是指人对于天道的重新体察,意味人必须揭示世界和人生的全部意义,而决不局限于技术座架,座架以其极端的片面性从反面向人启示出得救的道路,使人猛醒。“当而且唯当有危险时,才有救。而当存在本身入于其终极,并且那种从存在本身而来的被遗忘状态倒转过来时,才有危险”[11](第587页);“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2](第954页);“在座架的运作中,救渡甚至最深地植根着并且从那里生长着。……救渡乃植根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2](第947页)只要人们对“座架”进行领悟、沉思与体察,就能提供拯救的可能,当人在从事技术活动时体会到技术是天道展现的途径之一以及天道的自身生发,就能到达澄明的敞开领域、进入自由的境界,也就是由“技”进乎“道”,技术成为人进入“道”的“路”。海氏这里的思想与《庄子·养生主》中描写的给文惠君解牛的庖丁是相似的,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借这个故事是说,追随、体察天道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海氏则把人通过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去体会人的历史命运、体会天道的澄明领域,当作是人达到的自由境界。
4.2 学会存在地思
在思中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对各种去蔽活动的基础,即无蔽状态的追问。通过这种追问,人能发现自己,发现由它与无蔽状态的关系所规定的它的本质。这种思可以弥补由于单纯的订购和对持存物的控制而造成的人的本质的丧失。思涉及到存在与人的关系,存在是思的基本成分,“思是存在的,因为思由存在发生,是属于存在的。思同时是存在的思,因为思属于存在,是听从存在的。”[3](第361页)而技术则立足于遗忘存在,因此,应该使思摆脱技术的解释。“为使我们现在才学着纯粹地去掌握思的上述本质而这同时也就是说去完成思的上述本质起见,我们必须把自己从对思所作的技术的解释中解放出来。”[3](第359页)
思是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不’”[12](第1239页)。思同时也包含着认真思索技术世界的秘密和在技术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向神秘敞开”,“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自身……这个东西是在朝我们走来的同时遮蔽自己的。以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同时隐匿自己的东西,乃是我们称之为神秘的基本特征。我称那种我们据以对在技术世界中隐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为: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12](第1240页)“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是共属一体的。它们允诺给我们以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逗留于世界上。它们允诺我们一个全新的基础和根基,让我们能够赖以在技术世界范围内——并且不受技术世界的危害——立身和持存。”[12](第1240页)这样,技术世界没有被简单地否定,而是在它的要求的独断性方面受到限制,并与使它得以可能的基础联系起来。
4.3 诗(艺术)的拯救
面对座架的危险,艺术(诗)肩负着拯救的重任,因为艺术从来都是使存在者显现出来,同时也使人显现出来。“由于技术之本质并非任何技术因素,所以对技术的根本性带来的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里进行,此领域一方面与技术之本质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又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这样一个领域乃是艺术。”[2](第954页)在艺术中,大地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地,是人居住的地方,人是从属于大地的,这是人的存在之所在。
海氏曾用现象学方法描述了梵高所画的一双农妇的鞋:“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保持着原样。”[13](第254页)一双旧的农妇的鞋凝结着农妇的世界,而农妇的这用具从属于大地,因而农妇的世界也就从属于大地,人通过鞋与足下的大地有直接的联系,大地是人的立足之处,是人的持久根基。“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13](第267页)
4.4 人诗意地栖居与物的四重性
在技术时代,非常有必要建立新的神话,使人能把天当作天,把地当作地,把自然事物真正当作自然事物,真正接近事物的本质,在天、地、神、人(有死者)的四重性中才有人在大地上的诗意般的居住。“海德格尔关于‘神’、‘人’、‘天堂’和‘人世’之四重神圣结构的相互作用模式是一种隐喻性的展开过程……这种展开过程必然包含着某种对全部技术性观念的批判。”[1](第210页)
当人在“事物”那里居住时,人才诗意般地居住,“‘诗意地栖居’意味: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14](第319页)事物“存在着”,这是就它们让四重性,让世界诸区域在场。海氏对道家老子思想中壶(Krug)的例子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用以说明事物的四重性。“在赠品之水中有泉。在泉中有岩石,在岩石中有大地的浑然蛰伏。这大地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在泉水中,天空与大地联姻。在酒中也有这种联姻。……倾注之赠品乃是壶之壶性。故在壶之本质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倾注之赠品乃是终有一死的人的饮料。它解人之渴,提神解乏,活跃交游。但是,壶之赠品时而也用于敬神献祭。……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方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它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已经被卷入一个维一的四重整体中了。在倾注之赠品中逗留着四方之纯一性。”[15](第1172页—1173页)作为事物的“壶”容纳起天、地、神、人四重性。
5 对海德格尔技术沉思的评价
海德格尔的技术沉思深刻揭示了技术座架统治下人类生存的全面异化,并希望找到一条拯救人类和地球的生存之道,它直接促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海氏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寻根究底的追寻,深刻思索了现代技术的思想渊源,他将对技术的思考和“存在的天道”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存在的天道”显、隐两面、一体性上思考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得救之路,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的本质开辟了新的方向,也为技术时代的人摆脱座架的束缚,进入澄明的自由境界提供了可能的道路。
第二,海氏技术沉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含义与实质,为我们进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迷宫提供一把钥匙。以主体性原则、人类中心主义与理性精神为特征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支配“现代性”的本质和基础,海氏技术沉思对“现代性”的这些基础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揭示,它对西方传统思想的大力批评,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理论来源。
第三,海氏技术沉思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的时代价值提供了很好的坐标和参照系统。海氏追问技术时反复强调,人要由技进乎道,人必须返朴归真、寻找本真的存在、诗意地栖居、人不能为纷扰的外物所累,并利用老子的“壶”来阐释物的四重性,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老庄道家的思想十分接近,所以,海氏技术沉思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与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第四,海氏技术沉思与深层生态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它对深层生态学理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生态学家德韦尔和塞欣斯认为,海德格尔对深层生态学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他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提出了批评,指出西方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哲学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其次,他把人们带进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想(thinking)”的境地。这里的“思想”不是西方的分析思想,而是更接近道家的沉思过程。再者,他提出我们应该真正地居住(to dwell)在这个地球上,并保持对自然过程的警觉。居住的本意不是住下来,而是爱护和营造一个空间,使这个空间里的事物能够自己展现和成长。居住首先是拯救,是关怀存在物使它们完全展现,成为它自己。他的这些思想为深层生态学的开创者们如奈斯、塞欣斯等人所继承。迈克尔·齐默尔曼认为,人们之所以把海德格尔看成深层生态学的先驱,是因为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更高的人道主义”。这种“更高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与统治自然相联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的人道主义,使人类真正地“居住”成为可能,这种真正地“居住”是与“让事物作为事物所是的事物而出现”(let things be)紧密相关的。海德格尔的“让事物作为事物所是的事物而出现”实质上表达了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思想。奈斯曾说,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可以用“让河流尽情流淌”(let river live)这句话来概括,这句话实际上是直接继承了海德格尔“让事物作为事物所是的事物而出现”这一思想。[16](第68-70页)。
大数据视域下内地电影现象的思考 篇6
关键词：电影大数据,电影营销,电影内容,电影后产品开发
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我们信靠上帝。除了上帝, 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这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统计学家爱德华·戴明流传极广的名言[1]。数据分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大数据, 一般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采集到的各类型海量数据信息, 其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与平台、渠道和用户相关的数据集[2]。用户依托互联网发表言论、浏览网站等行为都会留下痕迹, 当看似无意识的“痕迹”海量地组合在一起便具有了鲜活意义。在发达国家“大数据”早已涉足多个领域, 以至有学者预测大数据及其分析将会在未来10 年改变几乎每个行业的业务功能[3]。在中国, 大数据的应用确在各行各业开始崭露头脚, 而如何将大数据科学渗入影视创作全产业链是目前国内电影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电影大数据主要指通过互联网实现电影与观众之间的数字化交流, 从而推进电影模式和类型的探索, 这也是电影业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大数据在科学化、系统化的探索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下面主要从电影营销、对电影内容的影响及大数据对电影后产品开发的启示来说明。
二、大数据促发电影营销方式的变革
当前大数据在电影业最广泛的应用在于票房预测。谷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官”, 已经开发出了预测电影票房的线性回归模型, 在电影上映一个月前就能预测电影票房且准确率高达94%。但大数据更有价值的应用在于用数据告诉制作方如何制定营销策略。在国内大数据应用于电影营销虽然还不成熟, 但一些电影人已有意识地利用大数据“私人订制”营销策略。
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常出现一种微妙现象, 一些质量不佳的电影奇迹般取得高出想象的票房成绩, 甚至引发关于“电影本体和电影营销孰轻孰重”的辩论。暂且不论二者是与非, 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不争的事实——电影营销的地位正悄然上升。传统营销方式已无法满足新媒体时代观众日新月异的口味, 诸多新颖的营销方式应运而生, 例如《失恋33 天》的“微博营销”、《轩辕剑传奇》的“内讧营销”等, 这些千奇百怪的营销方式无不宣示着电影营销方式的变革。
而与大数据相结合是目前最具可行性且效果显著的新型电影营销方式。以《小时代》系列为例, 该作品受到了诸多批判, 但仍挡不住观众甘心为其埋单, 其中奥秘就在于观众定位的准确性。如今电影进入分众时代, 过去那种老少皆宜、没有目标受众的电影营销已无法适应时代需求。
作为精准营销的典范, 《小时代》系列电影由热门小说改编而成, 导演、编剧兼原小说作者郭敬明具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从下图表ECCI艺恩艺人品牌智库针对郭敬明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其粉丝以“80 后”“90 后”“00 后”为主——这就构成了电影目标受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个年龄段的人恰好也是目前内地电影院的主要观众群。同时图表也反映出在校学生是郭敬明粉丝团最重要的组成成分, 其中以高中、大学女生为主, 针对这类人群进行适当的电影营销是票房取胜的关键。研究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 我们发现还未踏出校门的学生大多对社会和人生抱有一种“隐蔽”的反抗精神, 重点表现为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电影应该是一场使观众愿望得以满足和达成的“梦”, 《小时代》正是抓住这一点对这些人推销这场“青春幻梦”。
具体来说, 《小时代》出品方乐视影业针对原著的网络点击量、用户特征等相关数据进行调查研究, 并对以往观众对同类型影片的评价、反映进行数据分析后, 按照目标受众接受信息的通常方式传播信息, 通过微博、时尚版预告片等年轻人喜爱的信息接收渠道以及话题炒作方式进行电影宣传。此外, 与其他平台合作的联合推广, 比如此前曾与人人网合作推出“青春纪念册”活动, 与招聘网站合作招聘“《小时代》推广专员”, 与淘宝电影合作的互联网发行等都成功吸引了目标受众[5]。
三、大数据推动电影内容的创新
除了预测票房、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鉴信息以外, 大数据另一个值得研究的应用在于其对电影内容的影响。目前媒介融合的大势为电影大数据的获取提供了诸多便利, 互联网用户对影视剧的讨论持续升温, 一部电影的口碑、话题性无疑成为反向影响电影题材、内容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大数据对电影内容元素较明显的影响在于导演、演员和故事三方面。在此重点从选材、故事内核角度介绍大数据对电影故事元素的影响作用。
徐峥的新片《港囧》再次引发有关“囧途”的全民话题, 电影上映10 天累计票房达12.8 亿, 打破了此前《泰囧》2012 年底创下的12.68 亿票房纪录, 再度刷新国内2D电影票房新纪录, 使得现象电影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6]。《港囧》在前期策划时有无专业的大数据分析无从考证, 但电影将喜剧、爱情、冒险、青春等诸多元素融入一炉, 其中元素无疑都是近年来最具话题性的关键词——经典电影情怀、中年危机、初恋情结、青春梦想和爱情。
以2014 年票房收入排名前十的国产影片为例, 这10 部影片中的8部都有与《港囧》相同或相似的电影元素, 这对《港囧》前期策划时的题材内容选择具有可借鉴价值。
从表2 中我们发现, 票房排名第一的《心花路放》也有演员徐峥的参与, 与《港囧》相似的“在路上”情境设定, 虽情节不同, 但片中主角同样都是因为爱情踏上旅程。票房排名第9 位的《一步之遥》和《港囧》的主题、内容方面有很大不同, 但两片都着力宣泄向经典致敬的电影情怀。其他几部影片与《港囧》的电影元素相比,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 虽然《港囧》上映之后引起了网民大规模话题讨论, 其中不乏负面评价, 但其高票房并非偶然。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除了导演、演员的号召力因素以外, 还与电影内容紧贴时下流行元素密不可分。这对电影人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电影内容创作有一定启发。
用户数据应用于电影内容生产并非新鲜事, 针对一些数据问题, 例如电影开始多久适合进入正题、故事进入高潮的最佳时间、两个情节点之间相隔多久合适、观众在电影院精力最集中的时间等, 好莱坞早已给出了科学借鉴。悉德·菲尔德经典的“三幕剧结构”理想剧本创作模式揭示了一部电影在结构上最普遍的时间比例分配, 即电影必须在开始后的20-30 分钟之间设置情节点, 电影运行到一半左右, 角色必须采取争取或反抗, 这个转折点通常发生在书面剧本的第60 页左右……而得出这些结论的方式必然是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数据考量, 这也成为大数据服务于电影内容的雏形。
时下获取用户数据的方式很多, 微博分析、百度指数、数太奇等专业数据统计网站都支持用户数据的提供, 这启发电影人选择合适的讲述方式将时下热点现象、热门话题与电影结合, 成为票房的有力支撑。例如现象级电影《富春山居图》, 电影本身的品质不佳但紧靠文化热点加之明星演员的号召力, 使其成为票房黑马。
四、电影大数据对电影后产品开发的启示
影视大数据在电影方面的应用尚处于探索的初期阶段, 目前仅涉及到票房预测、电影营销方式的变革以及为电影内容提供参照等方面, 更多有价值的应用有待深入发掘, 尤其对内地发展相对滞后的电影后产品开发有重要的启示。
电影后产品开发一直是我国电影业发展的“罩门”。与电影全产业链发展较为成熟的好莱坞相比, 我国在后产品开发阶段的发展滞后是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严重影响了电影市场结构的稳定和电影产业的整体进步, 因而推进电影后产品开发对我国电影业的持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电影后产品消费实质上属于文化符号消费, 对电影的喜爱程度决定了观众对电影后产品的关注度, 这使得培养观众对电影的消费习惯是电影后产品开发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8]。如何运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培养观众的电影消费习惯以填补内地电影后产品开发的空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 电影消费不单指电影的票房收入还包括电影后产品消费。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普遍症结在于生产、销售和后产品开发等环节各自为阵, 使得电影后产品开发与前期策划脱节。实际上, 电影后产品开发必须具有前瞻性[9]。电影人应将电影后产品开发与电影前期策划、销售等同时考虑。如今大数据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支撑电影后产品开发, 主要原因是大数据对深入挖掘观众接受心理存在局限性。但从目前大数据的发展来看, 使电影后产品开发与电影相关联,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可作初步设想的。
目前电影市场上观众年轻化趋势明显, 针对愈加年轻的观众群, 恰当的营销策略能够使电影后产品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 形成观众对电影的“向心力”。用户数据告诉我们特定类型电影观众的消费习惯和偏好, 这在电影后产品开发中有重要参考价值, 同时后产品开发也能反向影响观众对电影的关注。另外, 电影销售过程中对该电影文化标识性的强化使得电影后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 有利于影迷身份认同的形成从而反向促进电影票房的增长, 由此形成电影后产品与电影票房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五、警惕大数据时代“数据暴政”
大数据在电影方面的应用使电影更加贴近观众需求, 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电影艺术的密码, 有效促进票房增长。但目前来说大数据本身有一定弊端, 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目前仍缺乏健全管理体制的平台, 再加上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在大数据搜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信息纰漏, 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对有效信息过滤的难度以及匿名信息的可信度。虽然目前确有一些技术能使此类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百分百确认数据的准确性尚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大数据对数据隐私的涉及也一直是专业人士讳莫如深的话题。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值得深思, 即过度依赖大数据将可能导致“数据暴政”。这个概念是由互联网专家叶夫根尼·莫罗佐提出的, 大意在于数据驱动的时代里隐私空间和创新能力因数据滥用而被禁锢由此产生不可想象的社会恶果[10]。引申到电影中来, 电影大数据在我国电影业中的应用尚不成熟, 过度依赖很可能会造成电影本体的削弱。大数据时代, 一些电影人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将观众口味作为电影素材选取的标准。为了迎合观众口味进行电影创作也是近期现象电影集体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商业电影迎合观众口味本无可厚非, 但电影除了商业属性之外, 更重要的在于其艺术性。因而电影人不可忽视作品中的人文、美学和伦理价值。而大数据主要来自于量化信息的机械化搜集, 对观众更深层次的感性信息无能为力, 这使得大数据在提升电影的艺术价值方面缺乏指导意义。虽然提升电影人的艺术修养能够达到艺术与商业的融合, 但过度依赖大数据将限制电影人的创作思维, 使创意、灵感的空间大大压缩。长此以往, 必将不利于我国电影业的可持续发展。
六、结语
电影大数据在内地电影业中的应用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不管是已经应用的电影销售还是对电影内容的影响, 都还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而电影大数据对电影后产品开发的启示更是如此。电影大数据的发展潜力巨大, 将大数据的应用渗透入电影全产业链对于我国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更贴近观众心理、与时俱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必须警惕的是电影大数据仅仅作为借鉴材料参与电影生产, 电影本体的艺术价值无可取代, 电影人应明确其中利害, 避免本末倒置。
参考文献
[1][3]徐子沛.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
[2]李迅, 王义之.大数据对电影创意和内容管理的意义[J].当代电影, 2014, (08) :4-8.
[4]人民网-文化频道.“小时代3”PK“后会无期”:郭敬明粉丝多韩氏阵营爱对比[EB/OL].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808/c87423-25429265.html.2015-10-1.
[5]北京商报.《小时代》:“烂片”口碑中的商业营销[EB/OL].http://www.askci.com/bschool/2015/07/20/142662z03.shtml.2015-07-20.
[6]张静.《港囧》票房已超《泰囧》徐峥作品何以如此卖座[N].扬子晚报, 2015-10-05.
[7]刘嘉.2014年国内电影市场综述[N].中国电影报, 2015-01-21.
[8][9]刘藩, 赵玉琦.中国电影后产品几时火起来?[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04-09.
现象学视域 篇7
关键词：高校学生,旷课,校园制度文化
以下, 我们就高校学生旷课的常规现象和一般对策进行分析和研究, 并在校园制度文化视域中, 对这一问题进行制度文化层面的探究, 提出杜绝学生旷课的途径和方法。
一、高校学生旷课的常规原因分析
高校学生旷课现象时有发生, 无论是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还是公共选修课, 也无论是中文类、外语类、艺术类还是理工类, 几乎每种课程每个门类都有旷课现象的发生, 种类纷繁复杂, 究其原因, 则五花八门, 多种多样。
从方式方法上来说, 高校学生旷课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无理由旷课。二是有由旷课或者说是找理由旷课。三是点卯式旷课, 美其名曰来报。四是选择性旷课。” (1) 这种说法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学生旷课的方式。
那么, 其原因究竟是如何呢?针对频繁发生的学生旷课现象, 我们组织了专门的学生工作老师和负责纪律检查的学生干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之久的调查和研究, 就高校学生旷课的常规原因,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有些旷课学生思想不够成熟, 态度不够认真, 纪律观念淡薄, 我行我素, 随心所欲, 缺乏自我约束和管理, 也不把校规校纪放在眼里。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 有些学生认为如果没有旷过课, 大学生活就是不完整的;还有的学生认为, 旷课是大学里的家常便饭, 高等学校是讲究独立和自由的, 不应该管的太严太死, 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学习、自由成长的空间, 而不是把学生绑在课堂上, 要求学生一定要去听讲。
就这一点, 我们认为, 1990年代出生的的大学生张扬个性, 崇尚自由, 寻求刺激, 心态太过于浮躁、懒散, 渴望追求潇洒的生活。因而, 有些同学就会间断性地旷课, 还暗暗庆幸自己的幸运, 未被任课老师发现从而逃脱了“旷课”之名, 逃脱了该得的纪律处罚。这是由90后大学生的自由散漫观念导致的。可是, 大学生来学校是来干什么的呢?“你是谁?你来大学干什么?你以后想干什么?”“你自己有没有培养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由的精神向度?你的专业技能和学识修养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学校专业设置尤其是社会单位用人的要求呢?当你在大学里的日子渐次减少的时候, 你是否意识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青春年华有可能就此终结了?”在这一系列的提问面前, “自由”和“独立”是没有根基的。逃离了课堂的约束, 在课外你自学到了些什么?这也是我们教育管理者必须教会学生思考和面对的。
第二, 有些学生对任课老师的教学方法不甚认同, 对一些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能力感到怀疑。面对个别老师几年来重复使用的讲义, 面对个别教师照本宣科的方式, 喜好新鲜、新奇、冒险和刺激的大学生们感到课堂学习枯燥无味,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师只顾自己讲, 学生被动做笔记的不良课堂习性, 进而使得学生缺乏主动和热情, 让广大学生产生了疲倦感、轻蔑感、厌恶感。甚至有些学生认为老师所传授的课本知识根本与社会现实无关紧要, 或是自己不感兴趣, 即使不逃课, 也实在是听不进去。与其上课打瞌睡、说小话、看闲书或玩手机, 还不如逃课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部分学生在面对选修课和必修课时也抱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去对待。有些课程, 除非是到了学期末, 到了要讲考试重点的时候, 学生才能勉强打起精神, 而平时就缺少兴趣、难以听进了。况且, 在管理较为宽松的高校, 对于惯于旷课的学生, 有些老师也没有完全按照校规校纪来做事, 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饶人处且饶人, 有时看到缺席学生太多就干脆不点名, 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客观上助长了个别学生的嚣张气焰, 造成了旷课现象的大量发生。
第三, 有些学生比较盲目, 旷课的动机不明确, 旷课的目的不清晰,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而是跟风上, 看到别人旷课自己也跟着旷课。这些学生是比较可悲的, 他们的学习目的不明确, 学习目标不清晰, 学习动机不纯粹, 学习动力不强劲, 学习方法不科学, 他们自以为进入大学之后就可以摆脱了中小学阶段老师高压政策和各种考试压力的约束, 可以自我放纵, 为所欲为了;于是, 他们就像松散的弹簧或断了线的风筝, 自以为自由自在、天马行空, 完全无视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 漠视校园管理制度, 把大学当做了享受生活的地方, 更有甚者抱着“及时行乐, 此时不玩, 更待何时”的极端消极态度, 以学校为休闲娱乐的绝佳场所。这是很危险的, 长此以往, 这些同学不但要犯规受罚, 更有可能荒废学业, 蹉跎岁月, 老大无成。
以上几点是学生主观方面的原因。除此以外, 学生团体学习氛围不浓厚, 班风不正、学风不畅, 学生寝室内部有矛盾、舍友之间关系不协调等也是造成学生旷课的原因。
二、高校学生旷课的一般对策研究
造成高校学生旷课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 也有客观方面的, 因此, 我们在探究对策之时, 也应该从主观的学校管理制度和客观的学生旷课心理等两个方面入手。
在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我们以为, 学校有关方面应加强校园管理制度建设, 切实完善课堂点名制度, 把课堂检查点名出勤的情况落到实处, 把好课堂关口, 从而切实统计好缺席人数和请假人数, 不留缺口, 不让学生有侥幸心理。任课老师课堂点名和学生干部课堂点名相结合、相对证是很好的方式。学校的教学教学管理制度也有必要进行改革, 个别授课教师能改进教育教学方法,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所讲内容能给学生带来新鲜、奇特的感觉,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如果能做到了这一点, 那无疑会很大地消除部分学生因厌学厌课而造成旷课的事件的发生。“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 随着教学改革, 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传统的不合理的课程模式已经成了提高教学质量的瓶颈, 课程改革已势在必行。“ (2) 高等学校推进课程体制改革, 授课教师实施个性化教育, 充分显示大学教师的风范、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 在潜移默化中让同学们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为人准则也是大学教育教学的应有之义, 更是教育教学管理者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学生旷课心理方面, 我们以为, 某些学生虽然以各种理由为旷课寻找借口, 但是, 学生毕竟是学生, 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 改变“分不在高, 及格就行”的消极懒惰心态。作为一名青年学生, 大学是人的一生中最关键、最肯綮的黄金时段, 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努力学习、不断进取, 对拓展自己的学识修养, 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技能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专业课学习而言, 授课老师们经过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 一般来说都有着比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除了传授课本上的内容之外, 他们往往也会讲述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到的看法, 他们在不经意中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成为使学生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因此, 加强对关于旷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
三、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 杜绝学生旷课现象
在分析和研究了高校学生旷课的常规现象和一般对策之后, 我们有必要更新思路, 从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入手, 在制度文化的层面上探究如何杜绝学生旷课现象。
校园制度文化“是指受社会、国家政府的支配和学校内部运转的需要而在长期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校园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群体意识、生活习惯等。” (3) 校园制度文化反映的是学校的监督的原则、控制的程度以及管理的张力, 主要有组织管理制度、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生活行为管理制度等几个方面。对学生旷课的检查和处罚属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范围, 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方面的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对杜绝学生旷课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
改革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甚至对学校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的陈旧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根据社会实际和学校需要, 探索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体系, 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还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现依法治校是杜绝旷课的第一步。与此同时, 也要考虑到广大学生的不同需要和个别学生的特殊要求, 在实施“法治”的同时, 注重学校教育教学制度建设中的的道德因素, 加强道德建设, 建立有道德的管理制度体系, 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 做到“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 将校园道德融入校园制度之中以增强校园制度的道德性, 从而切实加强校园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和道德性, 实现“管理育人”, 进而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学生旷课。
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是发展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也是解决校园问题的重要方式。杜绝学生旷课现象的发生, 有赖于校园制度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曹松林.高校学子旷课现象探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1) :11
[2]于险波.关于高校课程考试改革的探索[J].继续教育研究.2005, (4) .46
现象学视域 篇8
一、“在家上学”的概念及我国“在家上学”的现状
1.“在家上学”的概念
“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 的称谓始于1977年,出现于美国教育家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非学校化教育》杂志,最初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一场社会运动。通常指的是在儿童正常的学习日期间在家学习、而不是在传统的学校接受教育的一种教学方式[1]。此时的概念仅注重强调学习活动开展的地点是家庭而不是学校。美国学者Mayberry将“在家上学”描述为以家庭为教与学的主要场所,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由父母担任教导者和监督者,学习者中至少有一位是教育者的子女,并且这些学习者必须处于幼儿园至高中的学习阶段[2]。美国专家Patricia M.Lines以及我国学者蔡佳霖、孟四清、张玲、申素平、王佳佳等人对“在家上学”的表述都有相似之处:教学场所主要以家庭为主;施教主体以父母或父母请的专职人员担任教师为主;教学内容则主要依据孩子个性及发展需要由父母安排制定。
随着这种教育形式的逐渐发展,《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将“在家上学”定义为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家长组建微型学校或私塾自行对儿童进行教育或延师施教的一种家长“自助”的非学校化的教育类型。从概念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家上学”的范围及形式有所拓展,重点强调的是让受教育对象不进入学校系统,而是利用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学习的方式。教学地点也不局限于家庭,而泛指家庭及其以外的包括私塾、学堂等与传统学校教育理念和形式截然不同的场所,教学形式和内容上也包含了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甚至公立学校的活动设施及课外资源等。
2.我国“在家上学”的现状
我国“在家上学”问题是目前教育和学校发展过程中日益受到关注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本应接受学校教育的适龄儿童采取“在家上学”这种个性化、小型化的教育实践方式。针对这一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1年夏启动了“在家上学”研究项目,并于2013年8月组织召开了主题为“学在民间:在家上学 & 多元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并在会议开展期间发布了《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据报告内容显示,目前我国约有1.8万适龄入学儿童正在采取“在家上学”的方式接受教育;年龄多以小学阶段儿童为主;当前采取“在家上学”的教育方式人数较多的省市均分布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这些统计数据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以经典学习为主的私塾、学堂等民间自发的“在家上学”组织悄然兴起,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家上学”的方式,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教授指出:国外教育所实施的“在家上学”是真正意义的“在家”,在教学活动中由父母担任教育者,而国内的现状基本表现为父母把孩子送到非学校化场所集中学习。[12]并且在信息网络化十分便利的情况下,促使家长们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如“在家上学”网站、QQ群、贴吧论坛等)积极寻访并整合“在家上学”的教育对象及教育资源,例如在2011年创立的“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就引起了很多在家上学家庭的广泛关注与参与。由于“在家上学”在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或否定,父母们都是私下进行经验交流、自发组合、资源共享等,对于人数的统计与现实情况存有出入,但不可否定的是“在家上学”一方面丰富了教育形式和教育资源,促使父母更细致和更深入地参与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公立学校的教育带来了挑战,使我们反思引起这一现象的社会化因素,并重视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化问题及面临的社会化困境。
二、引发我国“在家上学”现象的社会化因素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在家上学”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家长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感觉学校的教学进度过慢、认为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以及孩子对学校生活产生了厌倦心理,大部分原因都表现为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然而促使这些原因产生的社会化因素才是引发我国“在家上学”现象的根本诱因。
1.教育同质化的社会现象成为“在家上学”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大力倡导并强制实施义务教育的壮举,使现代学校教育显现出统一标准、大批量培养的同质化特点。然而在大力普及和保障我国适龄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伊里奇(Ivan Illichi)提出,现代社会正在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校化社会”,“学校教育的对象只是那些完全按照已得认可的社会控制的要求进行学习的人”[3]。每个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以及学习进度等都由学校决定,极大地束缚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学校制度化、机械化的培养模式导致家长对学校教育产生不满,认为同质化的教育方式无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由此促使我国“在家上学”现象的产生。
2.社会教育资源及受教育机会不公平引发“在家上学”现象
教育应以学生为本,我国开展义务教育的根本也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如今,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人为地划分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实验班级等违背教育公平的行为,促使家长在无力改变这一现象的同时,无奈地选择“在家上学”,以使孩子在这场“竞争”中占得先机。大多数家长在不满意学校教育的情况下,为了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寄希望于通过各种“在家上学”的途径来使孩子在受教育方面获得的先发和绝对的优势。
三、我国“在家上学”产生的社会化问题
首先,“在家上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学校教育的信任危机。我国“在家上学”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宣传招生或媒体报道时,采用“叛逃”、“逃离集中营”、“新辍学时代”等字眼对我国学校教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马休斯(Mathews,1996)等人指出:“对于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社会来说,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公立学校的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这个公立学校系统逐渐弱化而不是日益强大,那么凸显出来的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亦即一个社会问题”[4]。我国学者贺武华指出:学校作为一类拥有严格的办学章程、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完善的教学计划等的法人单位,它们的定位与功能理应得到社会群体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由此来看,“在家上学”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体现出的对我国学校教育的不信任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其次,在我国存在的“‘被’在家上学”现象凸显了部分家长对“在家上学”的盲目性。孩子是受教育的主体,所采用的教育方式应适应受教育者的发展才会达到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我国有部分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寄予某种厚望,强加于孩子身上所谓的天赋潜质,采用的“在家上学”形式具有浓厚的功利性教育色彩,多数体现在音乐、美术等特长兴趣的教学内容。这种强制性的方式易使孩子在叛逆中不情愿地受迫学习,孩子所接受与认知到的事物全部受制于父母的选择和框设,十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再次,我国“在家上学”现象助长了社会上教育的不正之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只要为了孩子,一切代价都可以付出”是我国家长们的普遍想法,再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及受教育机会不平均分配的现状,面对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家长和孩子被迫采取“在家上学”的方式参加各种培训班、兴趣班。而不少学校和教师迎合家长们的需求,以各种名目进行非学校化的高额付费教育。尤其针对选拔性考试的冲刺辅导等,使家长们甘愿为孩子的未来支付一切可能提高成绩或有助于成长的费用,而孩子也因此增添了课外时间的学习压力。这一现象也是对“在家上学”本质的严重扭曲。
四、我国“在家上学”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在家上学”现象面临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包括教育费用以及家庭教育资质的问题:相比义务教育的免费政策,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以及父母的教育能力是采取“在家上学”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其次是社会资源的问题:目前的私塾、学堂等场所仅能满足少数受教育者的需求。若一味地进行规模扩张,最终的结果将与现在的学校教育毫无区别;再次,“在家上学”的教学过程相比国家投入的教育资源而言,在家施教的家长可能缺少讲授部分学科所需的教学设备,大范围地采取“在家上学”教育,既是对公共教育基础资源的浪费,也给家庭教育的过程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增添了额外的经济压力。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我国“在家上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围绕儿童“社会化”的问题展开的。“在家上学”的反对者认为,虽然“在家上学”的方式使受教育者能够在独立于学校之外,更多地接触社会的过程中学会融入社会的技能,但这种方式也有局限之处。学者尚超指出,家庭学校等一系列“在家上学”的形式之所以经历了艰难的发展期,原因之一就是学生本身所存在的“社会化”问题常常被当作采取“在家上学”的重要反对依据。
西蒙(Simmons)从学术角度认为,采取“在家上学”的儿童缺少了在课堂上与同辈群体相互交流的学习经历,这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是有害的。他认为学生在完整的受教育过程中,不应该缺失与其他同学一起讨论问题、互相竞争学习、分享自己观点和见解、协同合作解决问题的经历,这种经历有助于使学生具备如何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且会对学生的目标和志向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家长刻意的制造社会交往机会来提高孩子社交技能,也无法与在学校环境中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往相比。[6]
实际上,在家上学儿童可以广泛地参与课外活动,也可以向国外学习组织与其他“在家上学”的儿童组织合作进行志愿活动,集体运动项目等活动。这些活动弥补了“在家上学”儿童集体生活方面的欠缺,以促进他们更好地“社会化”。
五、对我国“在家上学”现象的建议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我国“在家上学”现象虽然面临社会化的问题和困境,但它的存在可以使更多的人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学者程鸿指出,学校教育和“在家上学”不应是敌对的关系。[6]也如内尔·诺丁斯(Nell Noddings)所说:“应该有许多这样的学校———多到足以能够接纳每个想得到教育的学生所适合的教育方式。”[6]
种种迹象表明,学校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趋势,受教育者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对于作为开展教育培养人才的主流方式———学校教育和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在家上学”教育现象,我们应该相互取其优点,融合制定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教育政策,倡导多元文化理念,促进教育改革创新,顺应多元化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以满足受教育者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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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尚超.美国“家庭学校”学生社会化问题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4(5).
现象学视域 篇9
“意象”是我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 意象是作者或读者对客观物象的感受, 通过联想、想象等艺术构思的方法凭借语言文字传达出的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的统一体, 是创作者和读者共同构建起来的。袁行霈先生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 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P53从“象”的意义上说, 意象是一种语言的简约构图, 负责构建意象的语词要置入特定的语境之中才可能被激活成为真正的意象, 从“意”的一面来说, 意象是某种情感体验在一瞬间的形象显现。
朱光潜先生认为:“情趣简称情, 意象即是景。”[2]P55诗乃情景交融之作, 所以景入诗中, 自成意象。虽指出了景在构成意象内容中的重要作用, 但从实例来看, 诗歌中的意象不全是景, 而“景”又不全是意象。意象是作者为了表达一定的意念情感的需要而选取的能够引起某种联想的具体物象的语言艺术形象, 它是作者观念的物化。
意象是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作为文学对象的物象合而为一, 具有所谓的“交相沿袭性”。某些意象被代代袭用, 频繁在诗歌中出现, 从而具有了一些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意义指向, 具有了定型指意的作用, 可以被诗人们不断袭用来表达某种既定的情感, 以至于读者不需要借助其他文宇, 也能捕捉到作者的情感趋向,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意象”固化现象。“意象”固化现象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如在古典诗词中, “杨柳”多用来暗示或寄托离情别绪, 《折柳》在中国古诗词中几乎成了离别伤怀的代名词, 柳与离情别绪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唐、五代、宋人的词作中, “草”作为一个“牵愁惹恨”的审美意象频繁出现。鹧鸪的啼声是唐宋以来诗词中常用的意象, 有着特别的情感象征, 旅南客北的乡愁和游子思妇的哀怨、他乡征人的愁怨都和鹧鸪的啼声紧密相关。
在古典诗词中常见的出现固化的意象, 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
视觉意象具体说来, 又包含自然物象和人造物象两小类。自然物象如:月, 包括残月、明月、新月、孤月、冰镜、蟾兔、玉盘等, 在诗人笔下大都是思乡、念亲的标志, 多传达离愁别恨、寂寞思归之情;杨柳包括垂柳、柳枝、柳等, 多传达怨别、怀远等情思。人造物象如:舟、帆、长亭、灞陵 (桥) 、镜、灯、秋千等, 这些意象多传达出离情别绪、思乡怀远、孤寂落魄和愁思之情。登高、凭栏等, 多传达相思之情、报国之志和壮志难酬的悲伤与激情。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反复出现的听觉意象:箫声咽, 寒猿啼, 更漏残, 捣衣砧声, 画角边鼓, 月下闻钟, 柴门犬吠, 鸡鸣蛙鼓, 莺啼燕鸣, 等等。这些意象,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是在羁旅行役、游子思归的愁绪中出现, 猿猴的“悲啼”总是与愁人、愁肠等悲愁的情感相连, 鲜有例外。
不论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意象,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寓一定的情感于具体可感知的物象之中, 为什么某种情感反复地用某种物象去象征, 它们是怎样做到水乳交融最后被固定下来的呢?这其中涉及了人类的情感宣泄, 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感悟, 我们从认知心理学入手, 对诗词语言进行观察或许能得到有意义的启示。
二、隐喻认知模式是意象固化的认知基础
所谓隐喻 (metaphor) , 就是用源语言的一个概念去表达目标语中的一个概念。“诗歌中意象的创造, 与诗人的想象分不开, 而诗人的想象常常产生隐喻性的意象”。[3]P83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 在情感的概念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情感语言绝大部分是隐喻化的。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 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
语言运用者通过意图的运动, 促使思维进行跨语域的联系。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文学形象的涵义, 或多或少都与语境有关, 因为它们出现在具体的场合里, 并在特定的场合获得所要表达的意义, 进而在语言使用者的大脑里抽象为广义的音义关系。如果某一文学物象的使用经常与某一特定的语境发生关系, 该物象与该语境就会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 有关语境内容就会以语码形式进入该物象中, 或者说该语境的特征就会转移到该物象上去。用一种事物或体验去表现另一事物或体验, 在这个跨义域的联想映射过程中, 表达的意向是动因, 而感觉经验则构成了联想思维的基本材料。隐喻性意象所代表的那部分相似性最恰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受, 如“月”这一意象的形成, 由于“月”在先秦时期常常作为一种思乡怀人的自然背景来使用的, 它还只是一种客观景物, 到了汉魏时代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客观景物, 而已经内化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自然背景和抒发情感的关联性, 二者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使用, 后来人在抒发思乡的情感时, 强烈的表达意图激活了这些分散于不同义域的经验记忆, 在表达意图的映照下, 某些经验在意义、结构、形式等方面的相似性、关联性被凸显出来, 并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组构, “月”这一物象便被作为思乡怀人情感的替代物使用, 从而使言语形态呈现出新异和活跃的性状, 正是这种相关或无关的融合使意象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
隐喻的一个重要语义特征就是彼类事物的意义与此类事物的意义或实际语境之间的冲突的整合调节, 要消除这种冲突必须依靠主体的认知和推理, 借助相关因素才能做出正确解释。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模式, 隐喻是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谈论另一类事物的语言行为。“暗示”意在表明隐喻不仅具有客观性, 还具有主体性, 主体性使隐喻体现出了人的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 这种心理活动是此类事物和彼类事物之间联系和替代的动力源泉。二者可以是具体的物体, 也可以是抽象的情状, 一旦不同的物体、情状被置于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 就会在人的头脑中产生新的认知概念, 从而使人联想到其他的物体和情状, 当二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现实或想象性的联系桥梁时, 隐喻就形成了, 隐喻认知模式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意象隐喻。
“意象隐喻”与“意象图式”有密切联系, “意象图式”反映我们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及不断反复出现的类似的动态形式, 赋予我们经验一致性的结构。作为动物人, 我们有与自然界互动的身体, 有与身体运动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意识和理性, 这种有形的, 来自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投射能力的认知能力决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推理和创造力。“意向图式”的经验结构和向抽象域引申和投射的能力构成对意义和理性进行描写的基础。其中的“意”即人的认知能力对外界事物的理解、推理和创造能力, 可以运用意象图式达到隐喻之目的。
三、意象固化是个体体验与群体体验相结合的漫长过程
意象固化现象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思维现象, 它通过一定的言语形式传达比常态的言语形式更为复杂的意义, 它从意义的层面反映了所表达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也同时从认知和思维上反映了言语和言语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Turner和Fauconnier认为, 虚拟复合空间中的新创结构是由若干输入心理空间的认知模型的部分内容在虚拟复合空间中的映射和复合而生成的。[4]P10意象本质上是事物与情感之间的映射和复合。
所谓“映射”, 可以想象成将B屏幕上丰富的影像投射到A屏幕上。在A屏幕上的有关因素会对B屏幕映射过来的影像做过滤性的筛选, 决定着聚焦信息的形成。经过这种互相作用的过程之后, 那些不很相关的特征在两屏幕映合后没能形成什么值得注意的映像, 而某些关键信息映合后产生了融合反应, 成了注意的焦点, 需要重点进行认知加工, 而后就能显现物象真正的隐含意义。当然, 一个隐喻不一定仅有一个隐含义, 可能会一语多关, 共同构成一个隐喻的数层含意, 因此映合结果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此时, 在若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两个屏幕映合后就能聚合成一个或数个“焦点”, 这就是意象所要表达的含意所在。在喻体特征向本体映射过程中, 情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可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 另一方面可帮助排除那些不很相关的特征。在喻体对本体的映射和两者的互动过程中, 主体对它们之间潜在的相似性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推理和分析, 由表及里, 去异存同, 一旦在两者之间建立了适合当前情景的相似关系, 便会产生映合效果, 也就能获得这一隐喻意义———意象的象征意义。汉民族对认知对象的把握和体验偏向整体性、直观性和感性,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言与意的统一, 这一思维模式也对意象的发展与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隐喻意义的理解过程实际上是将喻体的显著语义特征转移到本体身上。但喻体本身具有多种意义特征, 隐喻真正含义的确认不但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 同时还取决于听话者如何选择合适的喻体特征映射到本体上。整个意象固化过程就是个体体验和群体体验相结合的过程, 首先是以个体感受为基础选择语言材料和组合方式, 产生新的用法, 之后经过共同文化认同感的再选择被接受和传播开去。最初的意和象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一种象具有多功能性, 与不同的意相结合, 从而形成一个中心意象和围绕这个中心意象而产生的次意象共存的局面。后来经过群体体验后, 其中一个或多个由于顺应了大众的情理需求, 使得使用成员越来越多和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它逐渐失去了新鲜感, 进入无意识的、机械化的状态, 成为一种自动化感知, 成为一种固定的用法。因此意象固化要经历一个由偶用—常用—固化的过程。因此动态的言语形态中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和非社会性的“意象”意义转化为稳定的、社会性的固化意义, 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通过分析诗词中的意象固化过程, 可以看到每一种意象的固化确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如“月”意象的形成, 据宋俊丽[5]P242-244的研究, 在先秦时它只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 到汉魏时已经有情感寄托的成分, 明月开始有了忧愁、惬意、纯洁等多种情感寄托。到后来, 主题渐渐集中在了由月而生的思乡、思亲上, 到唐代,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将明月与乡情的关联传达到了极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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