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古代饮食文化

汉字与古代饮食文化（精选10篇）

汉字与古代饮食文化 篇1

“民人以食为天”, “天”在我国古人的意识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象征着最高的权力, 然而“食”却能与“天”相提并论,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人类与食俱在, 我国古代的先民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饮食进入文化的范畴, 要从熟食开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已经在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印证。自从学会用火之后, 人类才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期, 从而真正步入文明时代。因此, 火促进了人类饮食习惯的重大变革, 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礼记》在追溯人类与火的历史时说:“昔者先王, 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 然后修火之利……以炮, 以燔, 以烹, 以炙。”郑玄注:“炮, 裹烧之也;燔, 加火上;烹, 煮之镬也;炙, 贯之火上。”这里所说的炮、燔、烹、炙, 是当时用火加工食物的四种方式, 它们的不同特点大致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中得到反映。

“炮”字从火包声, 其中的部件“包”除了表示声音之外, 还表示包裹的意义。郑玄注所说的“裹烧之”, 也就是用泥巴包裹着食物放进火里去烧, 这种加工食物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叫花鸡”。关于叫花鸡,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江苏常熟有个叫花子, 有一天很幸运讨了一只鸡, 他怕其他叫花子知道后也来分享, 便将整只鸡连毛用荷叶包裹好, 再涂上泥巴伪装起来, 胡乱塞入火堆里烧烤, 等别的叫花子都不在时, 他赶忙把鸡从火堆里扒出来, 砸掉裹在外面的泥巴, 惊喜地发现, 烧鸡不仅通体金黄, 而且味道异常香酥可口, 还略带泥土的芬芳, 堪称是鸡中极品, 从此以后叫花鸡便成了一道名菜。其实, 从“炮”的字形以及《礼记》的记载来看, 类似叫花鸡的做法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燔”和“炙”都是放在火上烤, 在古代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 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了。从“炙”的字形看, 下面是火, 上面是“肉”的变形, 再结合郑玄所说的“贯之火上”, 可以想见“炙”是将肉串起来, 架在火上去烤, 估计与现在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差不多吧。不过, 当时的烤法不一定非得把肉切成小块, 有时候也会把整只动物串起来架在火上烤。

“烹”是一种用水煮食物的熟食方法。“烹”字原来没有下面的部件, 只写作“亨”。甲骨文作, 金文作, 《说文》作。《说文》所解释的本义是把煮熟的食物献给鬼神。其字形有的说是像宗庙之形, 有的说像盛满食物、上面加了盖儿的器具之形, 但各种说法都离不开宗庙祭祀, 由此可见熟食与祭祀之间的密切关系。“古之大事, 惟祀与戎”, 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当时烹饪的目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单纯, 当时除了要供给人们膳食之外, 还有很大比重用作鬼神的祭品。《周礼》有一种官职叫“亨人”, 其职责就是在准备祭祀品的时候, 专门负责煮食物的火候大小和锅中水量的多少。《周礼》还有两种和做饭有关的职务, 叫“内饔”和“外饔”, “饔”的意思就是熟食, 内饔是掌管宫廷内王、后和世子们的伙食的, 外饔是掌管祭祀时设计祭品的。亨人在内饔、外饔的工作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水量和火候的把握, 是食物煮得好坏的关键。

其实, 不仅“烹”、“亨”二字本来是一个字, 还有享受的“享”, 也与“烹”字属于同一字源。“烹”、“亨”、“享”在古文字中同为一形, 后来才逐渐分化成三个意义密切相关的字。煮食物的意义专用“烹”字;食物煮熟之后, 供奉给宗庙上的鬼神, 诚意通达于鬼神, 这样便有了亨通的“亨”字;鬼神闻到祭品的馨香, 便欣然享用, 这样便有了“享”字。直到现在, 方言里还有将这几个字混用的情况, 如湖南北部某些地区称用铁锅烧水为“享水”, 用瓦罐把茶烧开叫“享茶”。通过“烹”、“享”、“亨”几个字之间的渊源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烹饪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饮食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烹”字现在与“饪”连用, 构成一个双音词, 泛指做饭做菜。但在古代汉语中“烹”、“饪”很少连用, 即使连用, 也是各有各的意思。烹是煮的意思, 而饪则表示把食物煮得熟透。《说文》:“饪, 大熟也。从食, 壬声。”《论语·乡党》:“失饪不食。”何晏注释说:失饪, “失生熟之节也”。也就是说, 煮食物必须熟度刚好, 既不能半生不熟, 也不能过于熟烂, 这样才符合礼仪的要求。特别是祭祀的时候, 食物的生熟度如果不符合标准, 是绝对不能用作祭品的, 否则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烹”“饪”二字连用, 最早见于《周易》:“鼎, 象也, 以木翼火, 烹饪也。”这里的“烹饪”虽然连用, 但还没有成为一个双音词, 其中“烹”表示煮的过程, “饪”表示煮的结果。“烹”、“饪”相连, 构成了食物原料由生变熟的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 反映了古代由烤炙的熟食法发展到烹煮的熟食法, 再到讲究食物生熟度的进程。

“烹饪”是对食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 “饮食”则是对“烹饪”的成果的享用。“食”字很早就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意义, 既可以指吃的动作, 又可以指吃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吃的对象都可以叫食, 最初食是专指主食, “食”泛指一切食物是后来的事。“食”字甲骨文作“”, 一般认为像一个盛食物的器具, 上面像器具的盖子, 下面是盛食物的圆形器具。这种圆形的盛食器应该就是“簋”, 因为其形象与“簋”的字形非常接近。“簋”是古人盛黍、稷、稻、粮等主食的器皿, 圆形, 上面有盖子, 以便使食物保温。《说文》:“簋, 黍稷方器也。从竹, 从皿。”这里以“方器”释簋是错误的, 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 凡自铭为“簋”的器物大多为圆形, 因此应释为圆器。郑玄注《周礼·地官·舍人》说:“方曰簠, 圆曰簋, 盛黍稷稻粱器。”具体来说, 簋的形状很像大碗, 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或木制, 或陶制, 或以青铜铸造。商代簋多无盖, 无耳或两耳。西周和春秋初期簋的形制有较大发展, 常带盖, 有两耳或四耳, 间有带方座或附有三、四足者。到春秋中晚期, 簋作为食器已经不很流行, 只是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发现, 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簋”字甲骨文作, 金文作或, 字形的左半边像簋中盛满饭食, 右半边像手持匕匙、从簋中取食之形。《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 饭于土簋, 饮于土铏。”可见簋是古人吃饭的主要用具。

对于“食”字的构形,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下面像盛食物的器具, 而上面的则像倒着的口, 表示人张开大嘴趴在盛食器上来进食。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实际, 因为“簋”这种盛食器有时候直径可达几尺, 需要借助勺、匙之类的器具辅助, 直接用嘴趴到簋上进食是不方便的。

“食”古代经常与“饮”连用, 表示吃喝的总称。《诗·小雅·绵蛮》:“饮之食之, 教之诲之。”郑玄笺:“渴则予之饮, 饥则与之食。”可见, “饮”与“食”的分工是很明确的。“饮”甲骨文作, 像人俯首吐舌、捧尊饮酒的形象。其中是人的身体, 是酒坛子 (即“酉”字) , 是倒过来的“舌”字。从字形来看, “饮”字的造字意图本来是专指饮酒的。到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中, “饮”字形体中的酒坛子没有了, 而是变成了从水今声的。由最初从“酉”发展到后来从“水”, 说明“饮”已经不仅仅指“饮酒”了。到了周代, “饮”还发展出与酒相对立的意义:酒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烈性酒, 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饮料。例如, 《周礼》就专门设有酒人和浆人两职, 酒人掌管较为浓烈的酒, 浆人则掌管所谓的“六饮”, 包括水、浆 (清酒) 、醴 (甜酒) 等比酒淡薄的饮品。酒与饮的分称, 说明当时酿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人们已经能够控制酒味的厚薄, 并详细区分其等级了。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悠久, 内涵十分丰富, 包括了与饮食有关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说文》将与饮食有关的汉字类聚到食部、酉部、皿部、火部、鱼部等相关部首下, 对中国饮食文化有较为系统的反映。认真分析《说文》中的小篆以及更早的古文字字形, 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内涵很有帮助。

汉字与古代饮食文化 篇2

摘 要：“汉字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因形见义’，具有象形性，形体丰富的特征。”[1]《说文解字注》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由此可见汉字的原始形态，就是对现实景、物的直观摹写。中国古代建筑的原始形态，也都被一一凝固在每一个汉字之中。解析这类汉字，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汉字;建筑;文化

一、依木为巢、挖土为穴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历史起源，初始于华夏先民企望改变‘居无定所、露宿野处’生活状态的强烈愿望。”[2]我们的祖先看到了鸟儿在树上筑巢，野兽在山洞里栖息，于是便有了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巢居”和“穴居”。

“巢”的甲骨文写做，金文写作，都是下面从木，上面像鸟窝的形状。小篆写作，下部也是从木，中部如鸟窝，上面像三只小鸟的头。《说文》中解释为“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可见“巢的本意是鸟窝，引申为巢居。《诗源》上说：“原始人无居室，栖室树上，称巢居。”韩非子在他所著的《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因此，巢居时代也被称为“有巢氏”时代。

“原始巢居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大致为单树、多树和原始干栏。”[3]人类一开始摹仿鸟类建巢时，只是利用单科树木，在树杈上用树枝圈成一个巢，但这样的巢既不稳固，也不舒适。随着经验的积累，便开始利用相邻的多颗树木搭建更大更稳固的巢居。而原始干栏民居相对于前两者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它不再是依靠树木而是仿书巢在平地上用一颗颗木桩架构而成的悬空的房子，有了更过“建造”的意味。“或者说，在地面上建筑原始的干栏才是人类建筑的真正开始。”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的.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聚落遗址，就保存了许多源于巢居的干栏式建筑遗址。

一般来说，巢居形式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因为这部分地区比较潮湿，蚊虫也很多，高于地面的巢居不仅可以躲避猛兽，更能防潮防虫害。《北史》：“土地卑湿，…… 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多又多蚊 ，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如今，我国信安地区的吊脚楼、竹楼，还保留着干栏式建筑的形式。

长江流域的先民选择构木为巢，而黄河流域寒冷干旱，多土质坚固的黄土，居住在此的先民根据所在的自然环境选择掘地为穴。“穴”的甲骨文写作，从字形上看就像是一个地穴的纵面剖面图，左右都有斜枝支撑，金文中写作 ，小篆为，比甲骨文的写法多了一个点，说明当时的地穴已经有了屋顶。《说文》释为：“穴，土室也。”《论语》中也有：“天下之民穴居野处，未有宫室，则与鸟兽同域。”又有《孟子》：“古之民未知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从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先民在未有“宫室”之前，都是穴居而处。

同巢居一样，穴居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一开始先民穴居的山洞还是天然形成的，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是居住在自然山洞里。但并不是所有的山洞都符合像向阳、干燥、防风等各种舒适度的要求，所以先民便开始自己“建造”洞穴，杨鸿勋在其《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一书中，把穴居的发展总结为断崖横穴——坡地横穴——平地袋形地穴——平地袋形半地穴——平地直壁半地穴——地面矮壁棚屋——地面高壁房屋这样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进程。

不同于巢居，穴居的历史遗迹有很多，像河南密县莪沟遗址，宁夏海原菜园遗址，河南偃师汤泉沟遗址。不仅如此，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和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都有大量穴居遗址，而今天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更是古代穴居的传承和延续。

二、宫室之分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居住的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华夏先民逐渐抛弃树巢和地穴，开始建造地面上的建筑，于是便产生了“宫室”。在上古，“宫”和“室”是不分的，所以《尔雅》中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的甲骨文写作，外围是房屋的轮廓，里面有两个口则表示不止有一个房子，金文写作，小篆写作，小篆中的口与口相连，表示房与房相通，外轮廓上多了一点，则表示屋顶。《释名》曰：“宫，穹也。屋见于垣上，穹窿然也。”殷商以后，“宫”由居住的房屋逐渐引申为一切房屋的统称，到了秦汉时期，为了区别尊卑，才有宫、室之分，“宫”便由一般住房变为帝王居所的专有名词，而一般平民居住的房子成为“室”。

“宫”作为帝王居所转数名词虽然是秦汉时期的事，但早在夏代，便已经基本有了宫室、民居、墓葬等建筑类别。伴随着朝代的更迭，每一代的宫殿都会成为最宏大、最华丽的建筑物，如秦之阿房宫、咸阳宫，汉之未央宫、长乐宫，唐之大明宫、太极宫，元之大都宫城，明清之北京故宫、沈阳故宫……但也由于朝代更替的频繁，新朝代的帝王为压“王气”都会对前朝宫殿蓄意破坏，导致如今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有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而已，像《阿房宫赋》中那华丽奢迷的描述，也只能凭借想象了。

自秦汉有宫、室之分后，平民所居住的房屋便称作“室”。夏朝时宫殿虽已形成，但平民居住的依然多为简陋的竹楼和土穴式小房子。“到了周代，才开始营造较为规整的地面房屋，其大体是最外面是门，门内是庭院，主体建筑由堂、室、房组成。”[2]其中室是人居住的地方，它的甲骨文写作 ，外围是房屋的轮廓，里面则是一支箭射落地面的形态。《玉篇》解释为“到也”，意思是人一到这里便是一间房子。金文和小篆变化不大，分别写作、，《说文》中曰：“室，实也。”室的本义为实，引申为人充实的空间，《释名》曰：“室，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引申之则凡所居皆曰室。”古代“室”中居住的一般是辈分和地位较高的人。“室”两旁有“房”，《说文解字》中释为：“房，室在傍也。凡堂之內，中爲正室。左右爲房。所謂柗课鞣恳病!薄胺俊钡男∽写?nbsp; ，没有甲骨文和金文，这说明很久之后才有了房、室之分。由于房在室的两侧，所以有东厢房和西厢房之分，居住的都是比“室”地位稍低的人。所以古代家庭中嫡妻又被称为“室”或“正室”;其他妻子即妾也就被称为“房”。

室与房之前是“堂”，是家庭进行祭祀、议事、待客和庆宴的场所，是民宅建筑群体组合中的主题建筑。“堂”的金文写作 ，上面摹写的是一种屋顶为两面坡的房屋，下面则表示一个高处地面的台阶。所以“堂“的本义是建在台基上的高大建筑。《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汉书》颜师古注：“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说明汉代的时候堂和殿是通用的。“由于整栋房子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堂前又都有台阶，所以必须“登堂”才能“入室”。按照传统礼数，拜访者必须在主人的邀请下才能“登堂入室”，若贸然进入，会被认为于礼不合。

三、庭院深深深几许

“院”最初是指围墙里房屋四周的空地，，而四周有墙垣围绕，自成体系的房屋，则叫做院落，又指庭院。今又可简称为院。《玉篇》：“院，周垣也。亦作寏。”“院”的异体字是“寏”，金文中的“寏”写作 ，小篆是 ，它的字形其实就是一个院落的构形：立在穴居之上的人和毗邻穴居的草木，被围合在房舍之中。

院落式民居遍及全国，主要分为北方院落式民居和南方院落民居，北方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及晋中民居院落为代表，外观沉稳凝重，结构较为封闭;南方院落民居以江浙一带园林式院落及天井民居为代表，外观秀丽轻盈，结构较为开敞。院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也极能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院子其实就是将天地划了一块放在家里，一个可以让树木从家里向天空生长的‘房间’。” [2]

庭院深深深几许，古代院落民居因其深邃悠远之美，更成为古今诗人借以抒发情感之处。如“深院月明人静”(宋 司马光《西江月》);“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占断续风”(南唐 李煜《捣练子令》)。“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唐 白居易《宴散》)“庭院静，空相忆”(宋 辛弃疾《满江红》)

四、结语

从最早期的构木为巢和掘土为穴，到阶级性极强的巍峨宫殿，再到堂、室、房具有明确划分的院落，中国建筑的不断发展在那一个个方方正正、内容丰富的汉字中得以彰显。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乃存在的家园”，那么汉字便是家园中形形色色的建筑，展示着精神王国的美。

参考文献：

【1】《乡土建筑中的汉字文化》，赵复雄 《美与时代》5月刊下.

【2】《汉字中的古代建筑》，陈鹤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3】《图解中国古代建筑史》，徐跃东著，中国电力出版社，.

【4】《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5】《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篇3

关键词：古代汉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中华文明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语言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据现有历史资料证明，中国古代文化在殷商时期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特色，但是由于史料十分缺乏，殷商之前的汉语及相关文化的发展情况难以准确推断。而汉语作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运用的语言以及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其语言体系上的变化也保留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变化的痕迹。

一、古代汉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联系

中国文化具有意蕴深远、历史悠长的特征，其发展至今，历经了众多的变化。目前，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由于史料资源的限制，专家学者只有通过神话资料对殷商之前的文化发展情况、文化类型进行了解，但是神话资料不可尽信，缺乏一定的真实性。汉语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用于沟通的重要工具，随着时代的变迁，汉语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并蕴含了每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古代汉语体系中文化术语、概念等的变化，也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变化，蕴藏着汉文化的变迁情况，两者之间联系密切。

二、从古代汉语体系分析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一）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汉字是汉语词汇，在汉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汉字体系几乎就是汉语体系[1]。因此，汉字的变化中，也蕴含着汉语及中国古代文化的变化。当前能够追溯到最早的汉字就是殷墟甲骨文，其所包含的单字能够达到四千多，已经形成了加我诶完善的汉字体系。随着汉字的不断变迁，可以发现，汉字的结构逐渐更加精简，而每一个汉字所蕴含的意义却愈发深远。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字的变化巨大，汉语的思想层面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语言愈发抽象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精神世界，并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和文化术语。例如在殷周时期之前，汉字主要是用于表现具体物质、制度等的名词，而后，在汉字的不断发展中，也出现了更多展现精神世界的抽象名词，并形成了一个具体化的汉字体系，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走向成熟。

例如“天”字，在最初的甲骨文中，是一个类似于人形的标志。在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曾经有关于甲骨文的“天”字描述，即“古文天字本象人形”。其中还解释道，“本为人颠顶，故象人形。”也就是说，“天”的意义，最初是从“颠”演变成上天，又将“天”拆分，从“大”、“一”中最终获得的“神”、“王”的含义。其文化概念从汉字符号中得以衍生，并决定了古人的敬天观念，最终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形成了“天”的文化。

再例如“道”。其象形字主要是人的脚印形状，用于表示道路[2]。而在殷周之后，这一汉字的文化概念得以显现，逐渐用于表现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也充分显示出了汉字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等在这一时期的日渐成熟。

“易”、“儒”等文字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变为思想观念，并成为了中国古代的核心文化，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形成。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发展中，虽然文化形式依旧在不断变化，但也都是基于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而不断变动。

（二）典籍语言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从先秦典籍的语言运用上，也能够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发展变迁。从历史典籍上可以发现，时间愈久远，语言文字越简约，实践越近，语言文字越复杂[3]。例如《诗经》，其中的语言运用十分简单，语句重复，能够看出当时词汇的欠缺。即使在后期的经典著作《老子》中，所运用的语言文字也十分简约。但是继《老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在典籍著作上所运用的语言文字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词汇大量增加，语句也愈发丰富，尤其是抽象性名词，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也同样标示着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逐渐形成。

（三）话语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

很多历史资料中都可以发现，在战国时期，大多国家之间的话语各不相同，且无法相通，各地区虽然都有汉字和汉语文基础，但是发展方向不同，具有各地区特色，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在当时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春秋战国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人口的大面积浅析、国家的不断重组，使各地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汉语在这一时期也实现了词汇、字义等的充实、丰富，古代汉语体系逐渐形成，而中国古代文化类型也实现了基本固定，不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影响，朝着固定的方向不断发展。

三、结论

文化类型的形成会受到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一旦固定，并会始终按照固定的路线被传承、发展，并对后世的文化产生制约作用。人虽然在语言的创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动性，但是一旦语言被创造出来，便会具有独立的精神，这一点与文化类型十分相似。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两者相伴而生，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类型的形成及变化，仿佛缩影一般，印刻在古代汉语体系中，并在古代汉语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同样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高玉.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2）：70-78.

[2]朱成勇.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试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诗写作[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8-52.

汉字与古代纺织文化 篇4

例如, 手纺车上一个重要的工具叫纺锤, 纺锤的作用是将棉麻丝絮捻成线并缠绕在它上面, 其形体细长而两头较尖。远古时期的纺锤是用泥土烧制的, 所以当时称作“纺砖”。虽然称作纺砖, 但其形状并非现在盖房子用的长方形的砖, 而是像橄榄球的样子。纺砖的“砖”的繁体字作“磚”, 或从土作“塼”。从“土”的意思是表示纺砖是用泥土烧制的, 从“石”的意思是表示纺砖经过烧制后坚硬得像石头一样。其实, “砖”最初既不从石, 也不从土, 而只是写作“專”。“專”甲骨文作, 是个会意字。左边的部件是“又”, “又”就是手, 也写作“寸”;右边的部件像纺砖的形象。手和纺砖组合在一起, 表示用手纺线之义。“專”在甲骨文中也可以不加“又”, 而只写作, 隶书写作“叀”。这是一个像纺砖之形的象形字。其中表示缠绕在纺砖上的丝线, 像被丝线缠绕着只露出其下端的纺砖, 像一根插在纺砖孔中的带有分叉的捻杆。当时的纺砖应该是中空的, 靠捻杆架于纺车上, 用手摇动纺车使捻杆带动纺砖旋转, 从而捻制丝线缠成线纶。

线纶又称线繐。其实, “线繐”的“繐”和纺砖的“專”本来是一个字, 都写作。如果着眼于中的, 就是纺砖;如果着眼于中的, 就是线繐。这种由于着眼点不同而形成一个字形记录不同词的现象, 在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是较为常见的。比如甲骨文中的字, 如果着眼于字形所象的事物, 那就是“月”, 如果着眼于月亮出来的时间, 那就是“夕”。这些造字时所产生的同形字, 会影响到文字记录功能的明确性, 因此后来人们往往通过添加形符的方式, 来分化它们的职能。如添加“又”构成“專”, 专门表示纺砖的意思;添加“心”构成“惠”, 因为甲骨文中字经常被借去表示恩惠;“惠”再添加“糸”构成“繐”, 专门表示线繐;“惠”再添加“禾”构成“穗”, 专门表示麦穗, 因为麦穗与线繐的形状相似;而“專”再添加形旁“車”构成“轉”, 因为纺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旋转。由此可见, “叀”“專”“磚”“塼”“轉”“繐”“穗”等一系列的字,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是从同一个字源派生发展出来的, 因此说, 汉字字符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纺线的过程古代叫“绩”, 《诗经》中的“不绩其麻”、“八月载绩”, 指的就是纺线。因为“绩”颇有技术难度, 所以后代称所取得的成就为“成绩”。纺线是古代女子一生中的重要工作, 在男耕女织的社会里, 为了掌握纺织技术, 女孩儿一出生, 父母便让她接触纺织之事, 以祈求她长大后能够成为一个巧手的织女。《诗经·小雅·斯干》中写道:“乃生男子, 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大意是说:如果生了男孩, 要给他睡在床上, 穿着衣裳, 给他玩弄玉璋;如果生了女孩, 就让她躺在地上, 裹着襁褓, 给她玩弄纺砖。这里的“瓦”并非指屋瓦, 而是指纺砖。《说文解字》:“瓦, 土器已烧之总名。”汉代毛亨解释说:“瓦, 纺塼也。”古代“瓦”可以泛指一切用土陶制的器物, 当时纺砖也是陶制的, 所以也可以称作瓦。所以, 《诗经》中的“弄瓦”, 是指让女孩生下来就“把玩纺砖”。后来, 《诗经》中的这句话被用作典故, “弄瓦”也就逐渐成为生女孩的代称。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有一个朋友叫刘骥, 苏洵26岁时, 其妻又生了第二个女孩, 邀请刘骥赴宴。刘骥酒醉后吟了一首“弄瓦”诗:“去岁相邀因弄瓦, 今年弄瓦又相邀。弄去弄来还弄瓦, 令正莫非一瓦窑?” (令正是对别人妻子之敬称) 这里, 刘骥利用“瓦”既可以指纺砖, 又可以指屋瓦的两种意义, 故意形成歧义, 以收到戏谑、调侃的效果。

线纺好后, 下一个工序就是织布了。织布时先将丝线按纵向张设在织布机上, 分上下两层, 这叫做经线;然后将线纶安装在梭子里, 横向来回穿插于经线之间, 形成纬线;经线和纬线交织在一起, 便成了布匹。地理学中将地球仪上纵向的分度线叫经度, 横向的叫纬度, 便是从纺织业借来的名词。《说文解字》说:“经, 织纵丝也。”“纬, 织横丝也。”“经”的繁体字为“經”, 最初只写作“巠”, 金文作。根据古文字学家林义光的说法, 像纵向的丝线, 下部的构件像榺形。《说文解字》说:“榺, 机持经者。”榺就是织布机上的一个构件, 用来决定经线的密度, 保持经线的位置。可见, 字形所反映的正是“织纵丝”的情景。“经”是在“巠”旁加上义符“糸”构成的形声字。在织布时, 经线有两个特点:其一, 经线是被固定住的, 只是纬线在梭子的引导下, 在经线间来回编织, 所以“经”便引申出“经常”、“经典”等义;其二, 纵向的经线被拉得很直, 所以从“巠”的字多有“直”义, 如表示脖子的“颈”, 表示植物的干的“茎”, 表示小腿的“胫”, 表示小路的“径”, 等等。

布织到一定长度 (一般是四丈长) 时, 便要将已织好的布与经线断开, 从织布机上取下, 叠在一起, 就是一匹布了。割断布匹的场景, 在汉字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如“绝”字, 《说文解字》解释说:“断丝也。从糸从刀从卪 (节) , 古文绝, 象不连体绝二丝。”“绝”字的字形发展过程如下。

第一个字形是连在一起的两束丝 (因为布的形象较难描绘, 所以以丝代布) , 其上加了三横, 表示丝线已被截断。第二个字形从糸从刀会意, 表示以刀断丝之义。第三个字形, 部件“刀”穿插在被截断的两束丝中, 也是一个会意字。第四个字形来自于《说文》所收的古文, 与第三个金文字形一脉相承, 但小有讹变, “刀”变成了两条不相连的线。第五个字形是小篆, “绝”变成了一个从糸从刀从卪 (节) 的会意字。而小篆字形右边从刀从卪的部件, 又与从人从卪的“色”字形体非常接近, 后来“绝”就变成了从糸从色的字, 其构形理据便变得有些模糊了。

与“绝”字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两个字。一个是“断”字, 小篆作, 《说文解字》:“, 截也。”“断”是个会意字, 右边的偏旁“斤”就是斧头, 是用来砍劈的工具, 《孟子》中的“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用的就是其本义;左边的“”就是古文“绝”字。“”和“斤”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会出用斧子砍断的意思。另一个是“继”字,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繼 (继) , 续也。从糸。, 古文繼, 反为。”将断开的丝线重新续接上, 就是“继”的本义。“反为”的“反”有两层意思:从字形上来说, 将“绝”的古文翻转180度, 就是“继”的古文;从词义上来说, “继”和“绝”是反义词, 王逸注《周易》时就说:“继, 不绝也。”意义相反的两个词用置向相反的两个字来记录, 这种造字方式确实很奇特, 但在《说文解字》中却并不罕见, 如“反比为从” (“比”“从”都是由两个“人”构成的, 但方向相反) 、“叵从反可” (“叵”是不可的意思, 其字形就是把“可”反过来) 等, 都属这一类, 从这些字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造字时所闪现的哲思的光芒。

古代汉字笑话故事 篇5

小和尚：是的。师傅刚教了我四个字。

教士：那么你怎么只写一个“王”字?还有三个字呢?

小和尚：我是四个字一起写。

教士：我怎么没看到另外三个字呢?

小和尚：另外三个字是：“一”、“二”、“三”，然后当中加一竖，就是这“王”字 了。

教士：汉字了不得。划四划就是四个字。那“一”、“二”、“三”倒是一看就明了，可是那“三”字当中加一竖，怎么就成了“王”，the king了

小和尚： 师傅说了，上面一横是天，底下一横是地，当中一横代表人，人在天地之间，对不对?

教士：对，有道理。那么，那一竖又代表什么呢?

小和尚：师傅说，当中一竖 表示通天地人，能通天地人的就是“王”了。

教士：Holy cow。汉字真奥妙。怪不得，你们把‘God” ， 叫做“主”。

小和尚那也有讲法?

教士：有啊，你看“主”这个字，写出来就是“王”字上面加一点。原来，你们祖先早就知道大“王”不过通天地人，而我们的“主”却在天地人的上面!你还是信“主”吧。

老和尚冲出：一派胡言!

教士：啊哟，怎么说来就来，把我鸡皮疙瘩都吓出来了。

老和尚：别装秀气了，你们皮肤那么粗，还是像你们那样叫“goose skin” ---鹅皮疙瘩吧。你以为我们老祖宗也这么写“主”字的?

教士：他们怎么写的呢?

老和尚：看看我们的《说文解字》吧： 。

教士：这是什么啊?

汉字与古代地理文化 篇6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的祖先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地理文化知识。从《山海经》到《尚书·禹贡》, 从《水经注》到《汉书·地理志》, 无不显现出先贤探索地理文化的艰辛, 寄托着他们认知自然的渴望,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这些地理知识在古老的汉字字形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通过对汉字构形的考察, 我们也可以获取古代地理文化的一些信息。

“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系辞上》, 原文为“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地理”也就是地之理, 是指一个地区山川地貌等自然环境的总况。“地”是承载万物、孕育生命的所在, 这一点古人早就有过明确的表述。如许慎《说文解字》 (后简称《说文》) :“地, 元气初分, 轻清阳为天, 重浊阴为地, 万物所陈列也。”刘熙《释名》:“地者, 底也, 其体底下载万物也。”但对于“地”字最初究竟是怎么写的, 却存在着一些分歧。有人根据“天”字的造字方法推测, “地”最初不应该是“从土也声”的形声字, 因为“天”是“从一、大”, “大”是正面的人形, 上面的“一”正好代表人头上的“天”, 古文字作, 那么, “地”就应该是在人形下面加一横, 写作才对, 而这个形体与“立”的古文形体颇为相似, 于是, 有的学者认为“立”字就是古“地”字。这样的说法还缺乏足够的语料来证明。

“地理”的“理”是一个形声字。《说文》:“理, 治玉也。”治玉就是加工玉石, 其中的“王”字旁实际上是“玉”的变形。治玉要根据“玉”的纹理, 所以“理”又有“纹理”之义, 地理之“理”正是取的这个“纹理”义。“天文”是天的纹理, “地理”则是地的纹理, 也就是山陵川泽的分布与地势的走向。

山和水是地理系统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物象。“山”甲骨文作等, 金文作等, 《说文》小篆作“踰”, 其造字方法是象形无疑, 像山峰并立之形。《说文》:“山, 宣也。宣气散, 生万物, 有石而高。象形。”“山”的古文字构形以三座山峰居多, 也有多于三座的, 但这并不影响其所表达的意义。“三”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的意义, 无论写作三座山, 还是五座山, 都是取其山峰林立的意思。古人对山的感情非常深, 喜欢背山而居, 讲究“靠山吃山”。大山给人类带来丰富的资源,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刀耕火种虽然原始, 但养活了我们的祖先, 给他们以生存的保障。“火种”就是以烧山为主。解放前云南的某少数民族还保留着烧山耕种的传统, 今年烧一面, 来年再烧另一面。大山可以提供耕地种植谷物, 也会直接带给人类食物, 山上的野兽、野禽、野果可以拿来充饥。另外,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 摆脱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状态, 开始用火烘烤食物, 他们生火做饭所用的木柴, 也都来自大山。可见大山带给人类的资源非常丰富,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无尽宝藏。所以《说文》把山解释成“宣也”, 进一步解释成“宣气散, 生万物”, 这才是“山”。“宣”有“宽广”之义, 现在我们说“宣传”, 其目的就是让消息传播得更广阔, 让更多人知道。山的作用正是使气息散播得更广, 使万物得以生长, 造福于人类。刘熙《释名》:“山, 产也, 产生万物”, 说的也正是这层意思。《说文》的另一条解释“有石而高”其实是为了和其他类似的地貌相区别。王筠《说文句读》所说的“无石曰丘, 有石曰山”, 正好验证了这一点。

“丘”《说文》作“宙”, 上面是“北”, 下面一横代表地平面, 解释为“土之高也, 非人所为也”。正可以看出山以石为主, 丘以土为主的特征。《说文》对“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一曰, 四方高中央下为丘。”“丘”甲骨文写作等, 金文写作等, 字形上正体现了中间低四周高的特征。甲骨文、金文的第三个字形与小篆的字形十分接近, 后来小篆的字形变成从“北”从“一”的原因正在于此。许慎没有看到更古的字形, 只好根据当时的小篆字形来解释, 认为“一, 地也;人居在丘南, 故从北”, 虽然这种解释不符合“丘”的最初构形理据, 但也道出了古人居所的特点。

古人喜欢向阳而居, 向阳之处正是“山南水北”, 于是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人居丘南”正是阳面, 那么丘的北面就是阴面, 不适合居住。这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些经验在汉字构形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阴阳”二字繁体作“陰陽”, 都是形声字, 右部为声旁, 左部同为“阝”。“阝”是个部首, 是山阜的“阜”的变形。“阜”《说文》解释为“大陆, 山无石者”, 这正与“丘”的特征十分相似。甲骨文“阜”写作等形体, 小篆规整为, 如果我们把甲骨文的第五个形体顺时针转90度的话, 正好像一个“山”字, 如果把第四个形体也顺时针转90度, 正好就是“丘”字, 其余的字形只是由于书写的原因造成形体不同而已。据此, 我们知道“阴阳”二字左边所从的“阜”字与“山、丘”义近, 也可以代表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刘熙《释名》沟通了它们的关系:“土山曰阜;阜, 厚也, 言高厚也。”“阜”正好是非常肥沃的山体, 它的南面叫做“阳”, 它的北面叫做“阴”, 所以有“山南为阳, 山北为阴”的说法。这样, “阴阳”二字之所以左边从“阜”也就好理解了。抛开繁体字的阴阳, 单就简体字来说也很有意思。其实, 简体字的“阴阳”很早就出现了, 它们的造字方法都属于会意字, “阳”必须是阳光能照到的地方, 所以从“日”;阴是没有阳光的地方, 从“月”正好能代表晚上没有日光。

以上是“山”的系列, 我们再看“水”。水是各种河流、湖泊、海洋的通称。没有山, 人类便没有食物;没有水, 人类同样无法生存。“水”本来是个象形字, 甲骨文写作等形, 金文写作等形, 到了小篆变成, 线条规整均匀, 但字形的取意并未发生变化。许慎《说文》认为:“水, 准也, 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 中有微阳之气也。”这是从阴阳五行角度来解释水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说:“火外阳内阴, 水外阴内阳。”这需要结合八卦的卦象来理解。在八卦中, “坎”卦代表自然界中的水, 用符号表示, 中间是一阳爻, 两侧都是阴爻, 所以说水是“外阴内阳”。甚至有人根据“水”字的古文字字形与“坎”卦的符号相似, 就推测说汉字可能起源于八卦, 这完全是颠倒历史的错误说法, 因为八卦的起源要比汉字起源晚得多。其实, 甲骨文的形体已经很清楚地体现出“水”字的象形特点:有的中间有一条纵向的曲线, 有的却有两条;周围有四个点的, 也有三个和六个的, 可见, 最初造字的意图只是画出水的形体, 中间的曲线代表水流, 四周的点代表水波或者水花, 字形本身是非常形象的, 确实是像水流动之形, 并没有许慎想象的那样复杂。

自然界的液体水有两种存在方式, 一种在地下, 我们称之为地下水, 泉水、井水就是地下水;一种在地上, 我们很容易看见, 江河湖海就属于这一类。中国古人饮用的水大多取自河流, 但古代“江、河”属于专属名词, 只代表“长江、黄河”, 河流的总称叫做“川”, 《论语》中就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名句。川的字形古今变化也不大, 甲骨文有等形体, 金文有等形体, 到了小篆变为规整的, 与隶楷阶段的字形已经非常接近了。从最初的甲骨文形体看, 两侧的曲线代表堤岸, 中间的点、线代表水流, 非常形象。

与“川”字相关的有个“州”字, 这个字可以很好地把陆地与河流联系在一起。“州”甲骨文写作等形, 金文作等形, 小篆变为, 由中间的一个圆圈, 变成三个圆圈。不管是一个还是三个, 它们的构意是非常明确的, 它的意义指向就是中间的圆圈, 即“水中的陆地”。许慎《说文》说:“水中可居曰州。”传说尧时遭遇洪水, 百姓到水中高地居住, 形成九州。后来“州”字又引申出“州县”之义, 如现在的“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就是古代州县名称的沿用。为了区别州县和水中陆地这两个意义, 人们便造了加三滴水的“洲”字, 专门表示水中陆地的意义。

汉字的字形, 以非常形象的方式, 将古人对地理现象的认识探索, 保存下来, 传承下去, 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真实见证。

汉字与古代陶冶文化 篇7

“陶”是形声字, 义符是阝, 阝是“阜”字作偏旁时的省变, 从“阜”的字意义都跟高地有关。那么, 陶器的“陶”字怎么会与高地有关系呢?《说文解字》 (以下简称《说文》) :“陶, 再成丘也, 在济阴。从阜匋声。《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 尧尝所居, 故尧号陶唐氏。”所谓“再成丘”, 按照三国时期孙炎的说法, 是“形如累两盂”的土丘, 也就是像两个摞在一起的用土烧制的陶器盂一样, 当地因丘而得名, 所以地名叫陶丘。这个地方汉代属于济阴郡, 大致在现在山东的定陶附近。据说尧最初曾被封于陶丘, 后来又迁到唐地, 所以才称为陶唐氏。也正因为如此, 尧的子孙后来才有的以陶为姓, 有的以唐为姓。姓陶的祖先还有另外一支, 那就是舜的后代。舜的后人虞阏在周朝时做了“陶正”的官, 也就是专管制作陶器之事的官, 后来虞阏的子孙就以官为姓, 也姓陶。《姓纂》上解释陶姓的来源时说:“陶唐氏之后因氏焉。虞阏为周陶正, 亦为陶。”很简要地概括了两支陶姓的来历。可见, “陶”字之所以可以表示高地、地名以及姓氏, 都跟陶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 陶器的“陶”是因为用来表示陶丘才加上了“阝”字旁, 原来表示陶器的字只写作“匋”。“匋”字金文作、, 右上方像一个弯腰的人形, 中间部分表示工具杵, 最下面像一器皿, 整个字形像一个人持杵在器皿中捣东西。具体是捣什么呢?《老子》说:“埏埴以为器, 当其无, 有其之用。”《荀子·性恶篇》也说:“故陶人埏埴而为器。”唐代杨倞注解说:“埏, 击也;埴, 粘土也。击粘土而成器。”通过捣击粘土而制作陶器, 这正符合“匋”字的金文构形。原来, “匋”字中的那个人, 是在拿着杵在器皿里捣粘土呢!这是制作陶器必需的程序。在新石器时代, 先民就学会将具有黏性的土壤捣碎, 用水调和, 利用土的可塑性塑成各种器物。所选的粘土也是非常讲究的, 《释名·释地》:“土黄而细密曰埴。”只有这种细腻的黄土, 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

《说文》对“匋”字是这样解释的:“匋, 瓦器也。从缶, 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读与缶同。”所谓“瓦器”, 是一切用土烧制的器具的总称, 这一点我们在以前讲“弄瓦之喜”时已经说过。而说“匋”的结构是“从缶, 包省声”, 这是许慎没有见到过“匋”的金文写法的缘故, 他把“匋”字中人形解释为“包”字的省简, 这是一种误解。许慎说“古者昆吾作匋”, 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述。昆吾是夏商之际的一个部族, 据说是颛顼的后裔吴回的后代, 吴回在帝喾时期成为了南方的部落首领, 曾接替他的哥哥成做了“火官”, 即专门掌管火的官员。昆吾掌管火, 他的后代发明烧制陶器的技术, 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许慎还引用《史篇》说, 匋“读与缶同”, 这正点明了“匋”字与“缶”字的密切关系。“缶”甲骨文作磐, 如果再在右上边加上“人”形, 就成了金文的“匋”字了, 可见, “匋”“缶”二字实同出一源, 都是表示捣土制陶之义。所以《说文》对于“缶”的解释也是“瓦器”。

缶作为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 多用来盛酒浆、粮食或其他小件的东西, 当然也包括一些贵重的宝物。所以宝贝的“宝”字中原来就有个部件“缶”。“宝”繁体字作“寶”, 金文作、等, 从宀从贝从玉从缶, 表示把贝、玉这些宝物储藏在缶中, 放在房子里藏起来, 由此会合出“宝”字含义。由于“宝”与“缶”古音相近, 所以也有学者把“缶”理解为“寶”字的声符。

缶除了作日常储物的容器外, 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 那就是充当打击乐器。《周易》:“不鼓缶而歌。”《墨子》:“息于瓴缶之乐。”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这些记述说明, 瓮、缶、瓴之类的陶器具古代经常被用作乐器。受缶类陶器可以充当打击乐器的启发, 先民创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陶制乐器, 如陶埙、陶鼓、陶铃、陶钟、陶角、陶响球等乐器, 演奏方法有吹奏、有击奏、有摇奏。在西周初年, 人们依据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作八类, 即:金、石、土、草、丝、木、匏、竹。这就是所谓的“八音”。其中的“土”就是指陶制的乐器, 可见陶器在先秦时期的音乐生活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用手工捏制的陶坯通常做工粗糙, 厚薄不均。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陶均。陶均是一种水平固定在短轴上的木质圆盘, 人们将陶坯放在旋转的陶均上, 在缓慢转动中逐渐修整陶器使之光滑均匀。“均”字从土匀声, 它其实是由“匀”孳乳而来的, 与“匀”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匀”的古文字构形, 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我们认为, 甲骨文中被人们释作“旬”字的、、等形, 就应该是“匀”字, 其构形正像将捶打好的泥片旋转着置于陶均之上, 其中的一个短的笔道, 像用木铲之类的工具将多余的泥片切掉。这样的工具在制陶过程中是很常用的 (如图) 。由于陶均的作用就是使陶器更加细腻匀称, 所以“匀”就引申出均匀的意义, 为了与均匀的意义相区别, 表示陶均时便加“土”旁作“均”。又由于陶均是转圈的, 这正与古代表示时间以十天为周期循环往复的情形相似, 所以古人便借陶均的“匀”表示十天, 后来又增加“日”旁作, 这样就分化出了“旬”字。因此, “匀”、“均”、“旬”三字属于同一字源。

陶器必须用高温才能烧制成功。在制陶的过程中, 先民逐渐认识了各种原料在高温烧制下发生的形态变化, 当他们尝试用高温烧制金属矿物时, 冶金业也就慢慢出现了。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展为金属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陶和冶都需要高温烧制, 所以后来二者组合成一个双音词“陶冶”, 比喻在困境中磨练培养人的情操。

陶冶的“冶”字, 《说文》解释作“销也, 从仌台声”。仌, 是古“冰”字。许慎认为冶炼金属就像融冰一样, 所以用“从仌”释“冶”。但是, 考察“冶”的早期字形, 并不从“仌”。战国文字中“冶”的较典型的写法作, 从刀从火从口从二。从火很好理解, 从刀 (或从刃、从斤) 表示冶炼而成的器具, 而从口从二则众说不一。不少人认为, “口”“二”是羡符, 也就是多余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笔画。不过, 联系“金”字的构形, 将“二”理解为羡符的说法似乎并不能成立。

“金”在古代是金属的总名, 并不专指黄金, 常见的有所谓的“五色金”, 即黄金 (金) 、白金 (银) 、青金 (铅) 、赤金 (铜) 、黑金 (铁) 。“金”字金文写作等形, 人们对其构形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多数人认为字中的两点或三点像金属饼块或矿石之形, 右侧下面是“土”字, 表示金生自土中, 上面的即是“今”字, 充当声符。在西周铭文中, “金”有时就写作, 足以证明这些点并非羡符。同时也说明, 冶炼的“冶”字中的“二”, 既不是冰, 也不是羡符, 而是用来冶炼金属器具的金属饼块或矿石。

汉字与古代农耕文化 篇8

其实, 农业的“农”字的古文字字形, 正记录了蚌壳和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农, 小篆作“”, 其对应的楷书写法作“”。《说文》解释说:“, 耕也。从辰, 囟声。”其中的“”是两只手的变形, 农耕需要用手, 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 “囟”又是什么, 就很难从小篆字形中看得出来了。于是, 我们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 看能否找到答案。

“农”金文作。从这个字形中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中的“囟”并不是声符, 而是“田”的变形。“田”四周有四个“屮”, 合起来就是“茻”, 也就是草莽的莽, 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样子。田里长满野草, 要想种庄稼, 就需要先把杂草除掉, 字形的下面, 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样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 与小篆字形对应起来, 正是其中的“辰”。那么, “辰”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除草工具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 实蜃之初字。”杨氏认为辰这种农具就是“蜃”。蜃是一种大蛤蚌, 古时候没有铁器, 农民是用蜃壳来翻土除草的。这在《淮南子·氾论篇》中有记载:“古者剡耜而耕, 摩蜃而耨。”高诱注:“蜃, 大蛤, 摩令利, 用之耨。耨, 除苗秽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都出土发现了蚌制的镰。当时, 人们的活动区域多为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 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 使用不太坚硬的工具, 就可以进行耕作, 这是石制和蚌制农具在当时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时期, 石、蚌类农具仍大量使用。这时的蚌制农具已有“蚌耜”、“蚌铲”、“蚌刀”、“蚌镰”等。前二者是整地农具, 后二者是收割农具。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 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 森林遍布, 在耕种播种之前, 必定先要砍伐树木, 清除野草, 没有金属工具, 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 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 翻松土壤, 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 (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昩爽也。从从辰。辰, 时也。辰亦聲。”许慎把“”当形声字来解释, 是他没有真正理解“”的构意。“晨”甲文作、, 从辰从二屮, 或从二木, 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 “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 古人农耕非常辛苦, 往往是“夙兴夜寐”, 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 所以, 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 先写作“”, 从从辰, 表示双手持蜃, 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 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 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 和“”中“”的作用相同。因此, 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 “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 也可指除草的工具, 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 (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 。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 “蓐”便又分化出“槈”;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 “槈”便又可写作“鎒”。《说文·木部》:“槈, 薅器也。从木, 辱声。鎒, 或从金。”

“槈”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 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 此其度也, 其耨六寸, 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 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 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 刃广六寸”可知, 槈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 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槈”之所以可以写作“耨”, 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 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 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 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 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 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 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 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 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 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 用它作为踏脚, 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 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 手耕曲木也, 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 从形体上可以看出, “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 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 下部是分叉的耒尖, 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 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 是独体象形字, 从形体上看, 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 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 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 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 金文中从力之字, 有时也从耒。如“男”字, 《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 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 确实是从田从力, 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 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 作, 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 ,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 “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 二者形体比较接近, 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 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谈到“耒”, 就不能不说一下“耜”, 因为古书中“耒耜”经常连用。从“耜”字从耒这一点, 便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耒耜同为起土的工具, 耜的形状和今天的铲比较相似, 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辞》是最早记载古人发明耒耜的文献:“神农氏作, 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从“斫”和“揉”两种制作方法上, 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 而“耜”则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为耒”就是用火将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适的弯曲度;“斲木为耜”较耒复杂, 需要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铲状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种的主要农具, 二者连起来常用作各种农具的泛称。因此人们在为其他农具, 特别是木制或装有木把的农具造字时, 常常以耒为构字部件, 如“耙”、“耓”、“耤”等。

汉字与古代酒文化 篇9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 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酒的记载。酒不仅仅是一种令人逸兴抟飞的饮品, 在华夏文明的早期, 酒就承载着诸多重要的社会功用, 诸如用于祭祀、用于各种庆典仪式、用来治疗疾病以及调味等。随之而产生的, 便是与酒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些现象, 从一些与酒有关的古文字字形里可以窥其一斑。

“酒”跟“酉”最初其实是一个字。甲骨文“酉”有很多种写法, 如、、、、等, 尽管模样有差异, 但都像是一个盛酒的容器;有时甲骨文“酉”字还加上表示酒滴儿的三点, 作、等, 这便成了“酒”字。金文还有将酒滴置于酉器之中的写法, 如等, 这种写法更加强调了酒滴和酒罐的实际方位关系。

甲骨文“酉”的字形底部多为尖形, 据此有人认为当时的盛酒器多用兽角制成, 如牛角、犀牛角等, 因其表层坚硬、内部空心而被用来盛放酒。所以后来一些表示饮酒器的字形多从“角”, 如觚、觯、觞、觥等。后世小说中有所谓“一角酒”的说法, 这可能就是古代用兽角制作酒器的遗留。当然, “酉”的甲骨文字形底部也有圆形的, 如、等, 这表明一些酒器应当是用陶土制成或者用青铜等金属铸造的,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手工制造技艺的发展。

“酉”字在甲骨文中既表示酒, 又被借去表示十二地支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明确的分工。据刘信芳《包山楚简近似文字辨析》考证, 在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中, 凡干支名都写作“梄”, 而“酒食”都写作“酉食”, 但这样的分工并没有延续下来。后来人们以“酉”作为干支的专用字, 而以“酒”作为饮酒的专用字。

除了“酉”之外, 表示酒器的字还有很多。“爵”就是一种重要的饮酒器。“爵”字甲骨文作、、, 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这种饮酒器的形体特征:敞口, 口的一侧有供倒酒的流, 另一侧有尾, 腹小, 外表有纹理装饰, 腹旁有把手, 底部为高足三脚之形。如此复杂的饮酒器, 反映出商周时代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爵”字小篆作, 其上部本来应该是像爵之形, 但已经看不出来它像什么了。下面加上了部件“鬯”和“又”。加“又”是表示以手持爵;而“鬯”是《说文》中的一个部首, 以“鬯”为部首的字都和酿酒有关, “爵”字加“鬯”正取此义。

“尊”也是古代常用的酒器之一。《说文》:“尊, 酒器也。”“尊”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基本写法, 一种从“酉”从“廾”, 像手捧着酒杯的形状, 如。另一种是在此形体旁再附加一个部件“阜”, 写作、、等形。甲骨文、金文中“阜”作偏旁时常常写作、, 像台阶、高地之形。据此可以看出, 尊作为一种酒器有登进奉献的意思, 表示诚恳地向人进献美酒, 应该多作祭祀或进献宾客之用。《周礼·司尊彝职》:“六尊: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 以待祭祀宾客之礼。”正因为尊具有登进奉献的意思, 才有了后来尊卑之尊的引申义。中间像酒器的部件在甲骨文中都作, 金文中出现了从“酋”的形体。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 凡从“酉”之字多变作从“酋”, 如尊、奠等。秦简文字中“尊”字开始出现“酉”下作“寸”的写法。“寸”就是“又”, 古文中“寸”“又”两个部件是可以通用的。“又”是一只手, “廾”是一双手, 其构字意图是一样的。也有学者认为, 凡从“寸”的字都有法度的意思, 所以“尊”的字形变为从“寸”, 正反映了尊这种器物在礼制上的特殊作用。后来“尊”又引申为尊卑之尊, 这种酒器的名称便另造“樽”“罇”二字来表示了。

古人饮酒, 是先将酒放在罍等较大的盛酒器中, 然后再从罍中舀出斟入爵、觯等较小的饮酒器中饮用, 经常用来舀酒的工具是“斗”。“斗”字甲骨文作, 像一个有柄的盛器。本义指舀酒或舀水的器皿, 其字形上部是勺头, 下部是勺柄, 中间两点像酒滴或水滴。《诗·小雅·大东》:“维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浆。”北斗星因其排列像勺斗的形状而得名, 诗人又因北斗而联想到了舀酒的勺斗。其中的“可以挹酒浆”正反映了斗的最初的功能。后来“斗”字又加上了部件“木”, 写作“枓”, 说明用于舀酒的斗勺多以木质材料制成。

酒在古代的祭祀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周礼·天官·酒人》:“凡祭祀共酒以往。”可见, 古时祭祀不可无酒。“祭”字在《龙龛手鉴》中有一个异构字作“”, 字形从“酉”, 这个字形更印证了古代祭祀神灵是离不开酒的。除此之外, “奠”“醴”“莤”等从“酉”之字都与祭祀有关。奠, 甲骨文作, 像一个酒器置于台上之形, 表示将酒摆放在几案上以供祭祀。“醴”是一种酒的名称, 字形从“酉”从“豊”, 其偏旁“豊”即礼仪的“禮”的初文, 甲骨文、金文作, 像在器皿“豆”中盛放两串玉以供祭祀的样子。醴字从“豊”, 体现了醴酒与祭礼之间的密切关系。《周礼·酒正》:“以醴敬宾曰礼宾。”进一步指明了醴酒在古代礼仪中的功用。莤, 甲骨文作, 由酉、廾、束三个部件组成, 像手捧着一束茅草放在酉 (酒) 旁。《说文》:“莤, 礼祭, 束茅, 加于祼圭而灌鬯酒, 是为莤。象神歆之也。”大意是说, 在根据礼制举行祭祀时, 先摆放捆束好的茅草, 然后用祼圭这种酒器将鬯酒浇在茅草上, 酒马上就会渗进茅草里, 就像是神把酒喝光了一样, 这种仪式就叫“莤酒”, 又作“缩酒”。《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供, 无以缩酒。”说的就是这种仪式, 其中的“包茅”就是“束茅”。

酒在民俗文化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如“配”字, 甲骨文作, 从“酉”从“卩”, 像一个人跪坐在酒器旁边的样子。部件“卩”甲骨文作, 像人跪着的样子, 反映出当时人典型的坐姿。《说文》:“配, 酒色也。”这一说解与字形不合, 且无文献用例可考。在先秦文献中, 配多作匹配、配偶讲, 如《左传·隐公八年》:“先配而后祖。”贾逵云:“配成夫妇也。”其中的“配”就是配偶之义。而且配当匹配、配偶讲, 也与“酉”的字形相符合, 因为在古代婚仪的每一个程序中, 都可以找到酒的影子。如《仪礼·士昏礼》:“赞者酌醴, 加柶……妇升席, 左执觯, 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东面, 坐啐醴。”《礼记·昏义》:“妇至, 壻揖妇人, 共牢而食, 合卺而酳, 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这都是描写古时婚礼仪式中的具体场景, 无论是妇“坐啐醴” (即坐下来品尝醴酒) , 还是夫妇二人“合卺而酳” (相当于现在的喝交杯酒) , 都表示婚配仪式中饮酒这一重要过程。据此可以推测配的本义应该是配偶之配。

酒不仅是饮品, 它还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这一点可以从医生的“医”的古字形中得到反映。在秦简、汉印、《说文》等文献中, “医”字均写作“醫”, 其字形从酉, 即酒字。这说明, 当时医生已经常常用药酒来给人治病了。《说文》:“醫, 治病工也。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醫酒。”《汉书·食货志》:“酒, 百药之长。”《礼记·射义》:“酒者, 所以养老也, 所以养病也。”可见酒与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人酿酒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当药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部医方专书, 后来被称为《五十二病方》, 被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的抄本, 其中用到酒的药方不下于35个, 至少有5个就是酒剂的配方, 用以治疗蛇伤、疽、疥瘙等疾病。中医学里很多药物都可以用酒泡制, 如鹿茸龟甲、参桂芪术等。迄今为止, 酒对于中医仍是不可或缺之物。

此外, 酒又可以用作烹调食物时的一种特别的添加剂。这一点, 同样可以从古文字形中找到证明。例如“酱”字, 《说文》古文作, 金文类此, 其字形从“酉”, 左边为声符“爿” (即“床”的象形字) 。小篆字形作, 秦简文字与之相似, 从“酉”从“肉”, 表示以肉与酒相混合而制成。由此可以看出酱的本义就是以酒调制的一种肉类食物。古时候的酱大约都是以肉制成, 不同于今人所食用的酱油、豆酱等。《礼记·内则》载有卵酱, 是用鱼肉的碎末制成的。其他还有豕、蚳、兔、鹰、蜗等都可以做酱。《齐民要术·作酱法》说:“牛羊麞鹿兔肉生鱼皆得作。”酱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论语·乡党》:“子曰:‘不得其酱不食。’”《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 膳用六牲, 饮用六清……酱用百有二十瓮。”用一百二十个瓮来盛酱, 说明当时酱的食用量是非常大的。此外, 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醋, 本字作“醯”或“酢”, 曾被先民称作“苦酒”, 其字形也从“酉”, 说明其制作工艺也与酒相关, 这些都可以看出酒与人们日常调味品的密切关系。现在我们烹调中仍然以料酒、黄酒、米酒、红酒等各种酒来去除肉的腥膻, 提高肉类食品的鲜味。这说明, 活跃在古代社会文化中的酒,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字与古代崇祖文化 篇10

祖先的“祖”字, 最初并没有“示”字旁, 而是写作“且”。“且本来没有“而且”的意思。作为虚词的意义, 很多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 或者是通过假借的方式产生的。如“而且”的“而”本来是个象形字, 像下巴下面的胡须的形状, 甲

骨文作, 后来被借去表示虚词“而且”、“然而”等意思, 原来的意思转而由其他字表示。“且”的情况跟“而”很相似, “且”本来是祖先的意思, 后来被借去表示“而且”、“并且”、“尚且”等意思, 其祖先的意义便另外造了个“祖”字来表示。因为祖先和祭祀、神灵有关系, 所以增加了“示”字旁

那么, “且”字原来为什么可以表示祖先的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的说法并不一致《说文》的解释是:“且, 荐也。”这里所说的“荐”, 是垫的意思, 指切肉时垫在下面的木板, 现在叫案板、砧板, 古代叫俎。如《史记·项羽本纪》“人方为刀俎, 我为鱼肉。”王国维等人据此认为, “且”就是“俎”字, 其字形或者只像砧板

之形, 作;或者在砧板上再添加两块肉, 作。最初“俎”是日常使用的器具, 后来逐渐由切肉的工具演变为载肉的工具, 成为祭祀时的一种必备的礼器, 所以古代常把祭祀之事称作“俎豆之事”, 如《论语·卫灵公》记载, 孔子在卫国, 卫灵公问孔子如何摆阵, 孔子说:“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这里的“俎豆之事”就是指祭祀的事情“俎豆”可以作为祭祀的代称, 祭祀的对象——祖先, 也就同样可以用祭祀的礼器“且”来表示了。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古置肉于俎上以祭祀祖先, 故称祖先为且, 后起字为祖。”

还有不少人认为, “且”之所以可以表示祖先, 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有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郭沫若。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提出, 甲骨文中的“且” (“祖”) 字, 就是表示雄性动物的“牡”。“且像雄性动物的生殖器, 本作

省作。最初, 如果是公牛, 就写作;如果是公羊, 就写作;如果是公猪, 就写作;如

果是公鹿, 就写作。后来不管是牛羊犬猪马鹿, 以至于人, 只要是雄性的, 都统一写作。由于古时候人的力量弱小, 需要靠集体的力量, 才能与野兽、自然界及其他部族抗争, 人多力量大, 繁殖人口成了部族生存的重要因素。谁生得多, 谁的子孙多, 谁在部族当中就会拥有较高的地位。于是, 人的生殖能力就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 生殖崇拜习俗因此而生。后来, 普遍意义的生殖崇拜逐渐缩小, 演化为只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祖先的崇拜, 由于祖先崇拜最初表现为生殖崇拜, 于是古人就用像生殖器的“且”字来表示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列举了不少古代生殖崇拜的例子, 而且在现在的一些民间习俗中也不难找到类似的踪迹。

但是, 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如詹鄞鑫在《神灵与祭祀》一书中说:在郭沫若等人的说法的影响下, 过去人们都把原始民族生殖崇拜的偶像称之为“祖”, 其实, 在原始社会中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是毫不相干的, 祖先神决不可能来源于生殖器崇拜, 把雄性生殖器的偶物 (即木刻的或陶制的雄性生殖器模型) 称为“祖”也是毫无道理的。詹鄞鑫进一步提出, “祖”的本义应是祖先神灵所依附的神主, 在仰韶文化中通常以陶罐或陶罐偶像 (即陶罐形的人像) 的形式出现。詹鄞鑫的这种说法很有启发意义, 而且也可以在汉字字形中找到证据。所谓神主, 就是“神之所凭依” (范宁《<春秋毂梁传>集解》) 。“神主”是神的代表, 神的化身, 神所依附的载体, 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祖先牌位。如《春秋·文公二年》:“丁丑, 作僖公主。”就是说, 在鲁文公二年二月的丁丑日, 为鲁僖公制作了神主。古人讲究“祭神如神在”, 即祭祀神灵祖先的时候, 就像神灵祖先站在自己的面前一样。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古人需要有一种具体的东西作为祖先的象征, 作为祖先灵魂的依附。在文字产生之前, 祖先牌位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 古人供奉祖先时拿什么作为祖先的象征呢?现代考古材料证明, 在原始社会时期, 人们曾经大量采用“陶葬”的方法, 即人死之后, 把人的骸骨装入陶罐中埋葬。这种习俗在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遗存。正是由于陶罐可以用作埋葬先人的器具, 用陶罐作为祖先的象征也就很自然了。根据考古发现,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确实有不少制作成人形的陶罐, 其中有些陶罐应该就是当时人制作

的祖先“神主”。从甲骨文字形来看, 古代用

来盛酒的陶罐的象形字写作、 (不带盖的) 。我们如果把这些字形颠倒过来, 不正是甲骨文的“且”字吗?古文字字形和出土文物都表明, 当时的陶罐是尖底的, 在地上放置时, 可以插入松软的土中, 十分稳当。但要把陶罐摆在祭坛上, 就只能尖底朝上了, 所以, 甲骨文的“且”正像尖底朝上的陶罐的形象。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鬼”字的分析来得到证明。《说文》:“人所归为鬼。从人, 像鬼头。”《说文》的解释有两点不好明白, 一是“人所归”为什么是“鬼”?一是“像鬼头”到底是什么样子?关于前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现代民俗中找到答案。我国凉山彝族有这样一种礼俗, 人死之后一年或数年之内, 要举行隆重的“尼木措毕”仪式, 即送灵归祖仪式, 这种仪式在彝族人的心里是极其神圣的。彝族人认为, 人死后灵魂要回到祖源地, 同祖先一起享受幸福的生活。亡灵不知道从人间回到祖源地的路, 必须由毕摩 (彝族的祭师) 举行仪式进行引导, 为亡灵解除各种劳累病苦, 教会他们在祖源地生活的技能, 以便他们能够顺利地回到祖源地并在那里幸福地生活, 这就是“尼木措毕”。纳西族的丧礼中也有类似的内容, 如纳西族丧仪挽歌《梦咨》这样唱到:人死“送到北方去”, “北方是故土, 逝者不转来”。这里的“故土”就是指祖先居住的地方, 纳西族的人去世以后, 也是要送到祖源地的。上述两个民族的习俗, 都反映出“人死归祖”的宗教理念。由此可见, 所谓的“人所归”, 指的是人死后要去归依祖先, 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的人死后灵魂归天。这样看来, 古人心目中所谓的“鬼”, 并不是后来传说中面目将成为后人供奉对象的先人。因此, “鬼”和“祖”之间实际上

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需要通过汉字字形去分析。“鬼”,

小篆作, 甲骨文作等 (见图1) 。《说文》解释说像鬼头, 是由于小篆“鬼”的上部已经变形, 许慎已经看不出像什么了, 只好说是像鬼头。其实, 说“鬼”像鬼头, 这种解释等于没解释, 人们照样不明白“鬼”到底像什么样子。通过对《说文》小篆字形的系统考察, 我们发

现, “鬼”的上部正是小篆 (“囟”) 的变形。《说文》:“囟, 头会, 脑盖也。象形。”所谓头会, 就是头盖骨的会合处。婴儿的头盖上有一块是软的, 就是因为头盖骨还没有合严。古人认为, 人头上的缝隙, 是人的灵魂出入的通道。所以,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偶像, 几乎都是以陶罐为身, 上部作大人头形, 头顶上有一小孔。过去一直没有人理解小孔的象征意义, 其实那就是所谓“灵魂出窍”的“窍”。由此看来, “鬼”的字形, 并不是《说文》所说的“像鬼头”, 而是像大头陶偶的样子。这种大头陶偶, 就是已故的先人的象征。既然鬼也是先人, 自然也会受到人们的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