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信任（精选6篇）
供应链信任 篇1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 企业的经营模式和运营思路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协作能力已经成为核心的竞争力。企业只有加强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合作, 尽可能地整合各种资源, 达到双赢的目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在看到优点的同时, 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 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使供应链环节上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但是当企业市场的供应环节一旦中断, 就有可能让企业受到严重的损失。
1 汽车供应链的含义及特征
1.1 含义
当前社会, 制造业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汽车业无论在制造还是销售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在任何一个品牌的汽车制造企业中, 需要有上千甚至上万家不同的供应商对其进行供货, 形成了一个复杂且庞大的供应体系。汽车的供应链是生产企业为中心, 从各个零部件采购、加工、整车的组合生产、销售、问题车回收及再次发货等一系列的过程, 包含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反馈。其汽车供应链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1.2 汽车供应链的特征
由图1 所示, 汽车供应链的特征主要如下:
(1) 供应链以汽车制造企业的核心。
在汽车制造企业中, 它主要承接着零件的采购、部件的组合和整车的设计组装工作。企业的零件来源不同, 由多个不同的零件供应商提供, 即使同一零件, 也需要有多个零件商来进行规范。汽车制造企业不仅要有上游的供应商, 更需要大量的下游供应商, 通过分销商将整车销售给顾客, 对销售的车辆进行售后服务, 并对顾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反馈, 对便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 相关企业多。
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汽车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同时对于汽车制造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汽车从零件的采购、组装和销售到顾客的手中, 其周期越来越短。当前, 我国汽车制造企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和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在售后服务这一方面, 与国外的差距更大, 需要发挥分销商的优势, 进一步的完善。
(3) 行业的进入与退出成本高。
汽车行业的进入,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并且要有相关的技术资源, 这就造成了该行业的进入和退出的成本都相对高, 加强汽业制造企业与相关企业的协作关系, 可以降低风险, 提高效率。
(4) 信息技术应用广泛。
当前, 各个汽车制造企业都将汽车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 如条形码技术、EDI技术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推广, 从而保证了企业对所售车辆的售后服务质量, 提高了工作效率。
2 信任模型的设计
对于汽车行业的信任模型, 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对于当前研究来看, 一般都采用信任的前因及后果两方面的研究来进行评价。在企业信任模型中, 信息的有效共享是非常重要的, 图2为企业信任的简易模型。
上个世纪, 对于企业信任的要素, 主要还是以企业领导人的品格进行研究, 无法通过科学的数据进行测定。进入21世纪以来, 研究人员对于企业信任的研究越来越细致, 对于其影响因素的划分也更加具体, 其可测性更强了。
(1) 与供应商的协作信任。
当前, 一个企业的能力不仅指的是企业自身的科研、生产等方面的能力, 更主要的是指企业与各个供应商的关系。同时企业的声誉在企业的发展中, 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当企业之间的产品质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声誉在社会上好评的企业将会决定着销售的成败。
在汽车供应链中, 汽车制造是最重要的, 在对零件的采购活动中, 当前基本上都是采用竞标的形式进行采购。当生产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越密切, 表明其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越高。
(2) 关系要素。
在整个供应链中, 汽车制造企业与各个供应商之间的信息进行共享, 其内容主要包括:销售量、库存、订单、返修及回收等内容。尽可能缩短汽车在流通环节的时间, 提高服务质量, 可以使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当两个企业进行合作, 通过交易可以使双方不断地加深了解, 逐步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在相互学习中提高自身的能力, 提高双方的满意度, 其信任度也越高。在企业交流的过程中, 企业的边际人员, 如技术人员、业务人员或中层管理人员的相互交流, 也可以让企业的信任度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3) 环境因素。
对于企业来说, 要想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得到发展, 就要考虑其当地的风俗和文化, 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分歧。当一个企业融入到某个文化中, 可以让彼此之间建立起更强的信任关系。
(4) 合作绩效。
当企业双方进行合作, 当彼此之间获得越多的经济利润越多, 对于企业间的信任关系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5) 长期合作。
当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时, 可以让双方协商建立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远景计划, 从而让合作双方建立信心。
3 总结
本文针对汽车供应链的信任模型展开研究, 首先分析了汽车供应链的含义和特征, 其次对信任模型展开研究, 分析了信任关系中的要素, 并建立了对应的理论模型。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对理论模型的实践并没给出, 希望读者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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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信任 篇2
随着近年来日益剧增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各国电力工业竞相对智能电网进行探索和实践[1]。在2009年特高压输电技术国际会议上,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初步形成智能电网内涵。坚强智能电网是具有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互动化特征的包含了电能供应链和信息供应链的坚强网架结构。因此,构建智能电网的信任机制、从供应链的角度考虑智能电网、研究智能电网供应链的全面协同,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鲜有从供应链角度对智能电网进行研究,对供应链协同的研究也仅仅是组织之间的协同研究,并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考虑。本文从电力商品和电力物流的特点出发,根据电力能源传输过程提出了智能电网供应链,在分析智能电网供应链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信任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并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实用性。
1 智能电网供应链
对于整个智能电网系统来说,电力是分布在电力传输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商品,是无差别的。作为服务商品来说,其服务的质量保证取决于整个智能电网电力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2]。因此,电力商品具有无形性、不可存储、无差别性、需求随机性、服务性、质量标准特殊性等特点。
供应链的概念是从扩大的生产(Extended Production)概念发展而来的,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3]。针对前文中对智能电网含义的描述,对智能电网供应链定义如下:智能电网供应链是指为了满足终端用户需求,对电力从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到终端用户的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高安全性的流动和所配套的正反向信息流、资金流网链结构进行自动化、信息化的计划、实施和智能控制的过程。
基于电力商品的特点,智能电网供应链具有与一般商品供应链相同的特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4]。(1)电力产品客观存在着电力发、输、配、售这一从产品生产点到消费点的传输过程,同样存在着要以高效率、低成本运输的要求。(2)电网供应链各个环节存在着优化需求:发电方实行竞价上网,降低发电成本;输、配电过程需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售电方需提高服务水平,增强竞争力。(3)智能电网供应链的整体目标有着更高的要求。智能电网具有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互动化,要求更加安全、可靠、敏捷和坚强。
2 基于信任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
2.1 供应链协同机制
供应链网络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组成链条,由链条之间的重合与分叉形成供应链网络[5],所以,供应链网络中各结点的行为,会对整个供应链的价值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因此,供应链各结点的人、财、物以及技术等资源应该进行统一的集中、协同和管理。
供应链协同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技术、传感技术等现代技术,实现供应链各组织在目标层面、业务层面、工作层面等各个层面上进行高效的统一、集成、协作,以达到系统资源配置优化和提高供应链整体价值水平目的的机制[6]。
供应链下各组织的协同水平可以以其付出程度来衡量。假设供应链有n个组织,Gi为第i价组织所拥有的可付出资产,gi为第i个组织对整个供应链的实际付出资产,则第i个组织的付出程度:
则整个供应链的协同程度为:
2.2 信任理论
1987年,安德森将信任定义为一种意愿[7]。而维兹等认为信任是一种信仰与依赖。本文针对智能电网供应链的特点,对信任定义如下:信任是智能电网供应链各环节的各组织相信合作伙伴在协同交易中以整个供应链大局为重,不会利用自己的弱点来获利的信心与依赖。
2.2.1 智能电网供应链中信任的特点
智能电网供应链各组织的信任有着与其他供应链不同的特点:1)各组织之间的熟悉程度相对较高。2)同类组织之间的差异性相对较小。组织之间的高熟悉度虽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优势,进一步促进彼此的协同合作,但是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弱点,增加机会主义的概率;而差异性较小固然可以让企业拥有更多的合作选择方案,但是也往往让企业陷入两难的选择境地。因此,即使各组织之间对彼此相对了解,但是信任依旧是组织之间协同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8,9]。
2.2.2 信任与协同之间的关系
Karlan通过贷款试验对信任和投资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试验研究,结论表明:在信任博弈试验中,信任程度越高,其投资数额更大。2009年,陈叶烽进一步推出了:在控制个体差异与利他偏好及风险偏好等条件下,个体的合作水平与其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10]。
从供应链协同的角度讲,组织之间的关系满足信任博弈试验的要求,根据试验结论可推出:组织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其协同水平也越高,且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假设组织之间的信任水平为x,协同水平为P,则有:
式中:a为信任水平与协同水平的正相关系数,且当时,A对B完全信任;当x=0时,A对B完全不信任。
2.3 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
根据智能电网供应链的特点和信任机制、协同机制对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基于信任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旨站在整个智能供应网络的高度,以信任为基础,以协同为核心构建坚强智能电网供应链,以达到整体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目的,满足“坚强智能电网”安全可靠、快速反应、智能互动的要求。
基于信任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的基本思想和原理是电力企业全面协同,以整个智能电网价值最大化为整体目标,以整个供应链所有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管理活动为考察对象,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传感技术等的高速率高质量传输互动的性质,借助前景理论、系统动力学、信任机制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过程,形成知识创新,利用全面协同的集成化、协同合作的优势,实现整个智能电网供应链价值最优化。可见,全面协同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协同管理思想,它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视为动态的、相互联系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效的知识创新和最迅捷的反应速度,建立整个供应链的信任机制,实现最合理的决策。
2.3.1 模型的构成
传统的协同管理注重物流的管理,协同管理大多是线性的;全面协同管理在注重一般协同管理内容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态的方法对整个供应链采取全面、全方位控制。它具有全过程协同管理、全部协同管理、全方位协同管理和全面组织协同管理4个方面的内涵,如图2所示。
(1)全过程协同管理
全过程协同管理就是把供应链按物流和信息流的环节分解,在每个环节运行阶段对供应链进行分析与层次划分,找出最适合的协同管理方案。
(2)全部协同管理
从供应链每个环节、每个过程、每个层面对所有协同元素进行罗列,然后详细地分析他们的效应,根据效应内容明确供应链的协同管理工作。可以从协同的需求、协同的紧迫性、协同的价值、协同的成本等方面入手,全面识别。另外,在供应链全面协同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将它也纳入全部协同管理中。
(3)全方位协同管理
全方位协同管理包含3个方面:1)对供应链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由事物的普遍联系可知,一个协同风险元不仅影响整体目标,还可以影响其他协同行为。2)对协同管理策略进行全方位分析。协同管理策略的目的是实现供应链网络价值最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环节价值最优化,如果不能实现最优化,有可能会加重供应链网络的成本,甚至导致其他环节的负担,破坏信任机制,因此制定策略时要从技术经济、组织效力、合同等方面综合考虑。3)对协同管理进行全方位分析,包括战略协同、文化协同、信息协同等全过程。
(4)全面组织协同管理
动员整个供应链中所有人员参与协同管理。对特定的协同工作设立相关部门,统一协调各部门工作,落实协同管理智能。在健全的组织机构之间,构建组织协同知识创新系统,有效地进行协同管理和知识创新活动。让每个人知道自己有协同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全员协同意识,以人为本,动态反应。
2.3.2 模型的特点
基于信任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是以动态的、系统的方法对整个智能电网供应链及供应链各个环节和各环节之间所有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与一般供应链协同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系统性。全面协同管理认为各个组织面对的供应链环节并不是互相隔离的,各个环节之间有着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且互相影响,全面协同把供应链视为一个整体衡量考虑,从供应链整体的高度来研究组织之间的协同和组织内部协同的影响。
(2)集成性。供应链全面协同将供应链上的所有资源进行集中,同时协调供应链的整个流程。从供应链的视角出发,依靠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传感技术,地理上分散的发电厂、分布式电站、配电站、供电局、用户等都成为了可重构的开放网络体系的合作伙伴。
(3)动态性。全面协同不仅考虑了组织内部的协同和组织间的协同及其结果,还考虑了局部的协同对其他组织或者过程的协同以及供应链整体协同的影响,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等动态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模拟,具有动态性。
(4)协同性。供应链上的合作行为和协调流程带来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层面上外部协同效应和商务协同。全面协同没有单纯的协同部门,而是把供应链的所有参与人员都放进协同体系中。在全面协同的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合作共享信息、合理调配资源,提高供应链价值。这加深了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配合,反过来提高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部门之间的信任程度,有助于供应链协同目标的达成。
3 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经济性分析
3.1 单次协同的博弈分析
当2个互不熟悉的供应链成员之间单次协同合作时,假设供应链的2个成员A和B,参与双方基于对参与对方的信任程度,同时决定是否合作。假定协同带来的益处是信息共享、知识创新和资源优化。其单次协同的博弈矩阵如图3所示。
图3中,为A和B都协同时A的收益;为A协同B不协同时A的收益;为A不协同B协同时A的收益;W为A和B都不协同时A的收益,同理以,为相应情况下B的收益。
由图3可以看出:1)在B协同合作的前提下,A通过机会主义损害了B的利益,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因此。2)双方合作时的收益大于双方都不合作时的收益,即,这是合作的前提。3)在A合作时,B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A的利益,此时A的收益显然要小于双方都不合作时的收益,即。综合以上3点,可得:
3.2 基于信任的全面协同的经济性分析
艾克斯罗德已证明在互不信任的条件下单次协同合作中双方都不合作是纳什均衡,但是在智能电网供应链管理环境下,供应链上的成员之间是战略伙伴关系,成员之间有一定的信任度,且成员之间是多次甚至是无限次合作博弈,假定供应链成员A和B,贴现因子为δ(δ<1),设当前时刻t=0,经过t时刻,A收益的贴现值:
式中:UAt为A在t时刻的收益的终值;PVA,t=0为A在t时刻的收益的现值。
经过t时刻,B收益的贴现值:
式中:UBt为B在t时刻的收益的终值;PVB.t=0为B在t时刻的收益的现值。
设p,q分别为A,B采取协同合作的程度,则A,B采取不协同合作(机会主义)的程度分别为:1-p,1-q。
根据式(3)构建信任与协同的关系模型:
式中:a、b为信任水平与协同水平的正相关系数;x为A对B的信任程度;y为B对A的信任程度。
令为参与人A采取协同时经过多次合作所得的所有收益现值的期望,为参与人A采取不协同时经过多次合作所得的所有收益现值的期望,从理性人的角度进行经济分析,则有:
(1)当时,A将选择协同合作,反之,A将选择不协同或低协同水平,其中为协同合作贴现收入期望值,为非协同合作贴现收入期望值。
(2)当时,B将选择协同合作,反之,B将选择不协同合作或低协同水平,其中为协同合作贴现收入期望值,为非协同合作贴现收入期望值。
在重复交易中,最有效的策略选择是:如果对该交易采取协同合作行为,下次交易中的最优策略就是协同合作,而如果对方采取不合作行为,下一次交易中的最优策略就是不合作,则有:
(1)参与人A采取协同合作的收入期望值为:
式中:则式
(9)变换为:
(2)参与人A采取不协同合作的收入期望值为:
综合以上分析,参与人A选择合作的条件是,即:
引入信任与协同的关系模型,则有:
以上经济分析模型中参与者只有A和B双方,这只是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根据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将A和B推广到整个供应链,设有n个参与者,且依照供应链上下游关系依次排列,设为A1,A2,…,An,pi,qi为分别为Ai对Ai+1,Ai+1对Ai采取协同合作的程度,其中,1≤i≤n-1。依据信任与协同的关系模型有:
则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的期望收入值为:
代入式(9)、式(14)和式(15)可得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的期望收入值:
3.3 分析结果
3.3.1 从智能电网供应链中的参与个体分析
以参与人A为例,由于因此,参与人A和参与人B之间的信任,可以降低A的利益风险以及采取机会主义的概率,推而广之,对于所有智能电网供应链的各参与方来说,提高各参与方之间的信任水平,健全信任机制,加强协同合作深度,可以降低自身的利益风险以及采取机会主义的概率。
3.3.2 从智能电网供应链成员的协同合作分析
信任成为智能电网供应链成员协同合作的必要条件,从理性人的角度推断出:只要式(13)成立,参与人A就将选择协同合作。在式(13)中,如果y=0,即参与人A对参与人B完全不信任,则q=0,则式(13)就无法成立,A就不会采取协同合作行为,对于其他参与成员亦然,因此,从智能电网供应链成员的协同合作来说,信任是全面协同的必要条件。
3.3.3 从智能电网供应链的整体协同分析
由式(2)、式(14)、式(15)可知,智能电网供应链整体协同水平与供应链各环节中的参与方之间的信任水平相关,参与方之间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可以提高整个智能电网供应链的整体协同水平。由式(17)、式(18)可知:供应链中信任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机会主义收益的诱惑,全面协同的推行可以提高智能电网供应链的期望收益,综上可得,基于信任机制的实施,有利于智能电网供应链的全面协同,从而提高供应链整体的信息共享水平、知识创新水平和价值。
3.3.4 从机会主义的角度分析
当B采取协同合作行为时,A采取不合作行为时的收益大于协同合作的收益,即如果令,且参与人A对于参与人B完全信任,即y=1,即q=1,则,可得在智能电网供应链环境下,协同程度的提高会降低机会主义收益的诱惑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无法完全消除。
3.3.5 从风险的角度分析
当A采取协同合作行为,B采取不协同合作行为时,则A的收益要小于A采取不合作行为,同时B也采取不合作行为时A的收益,即,如果令,且参与人A对于参与人B完全信任,即y=1,即q=1,可知参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协同可以完全消除对风险的担忧。
从以上5点可以看出,智能电网供应链各参与方想要进行长期的合作共赢,必须以彼此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从战略层面、价值层面、业务层面等全方位全过程实现全面协同,提高供应链信息共享水平,抵御机会主义的诱惑,促进知识创新,提升智能电网供应链价值。
3.4 算例
以智能电网供应链参与方甘肃金昌变电站和甘肃酒泉风力发电厂为例,发电变电双方同属智能电网供应链管理环境,双方之间是战略伙伴关系,具有较高的信任度,且双方之间是多次甚至是无限次合作。令金昌变电站为参与方A,酒泉发电厂为参与方B,双方单次协同博弈矩阵如图4所示,在宏观环境变化不大时,双方合作收益以博弈矩阵收益上下浮动,为计算方便,设定每次双方博弈收益以图4为准,单位为万元,假设q分别为A,B采取协同合作的程度,信任和协同的关系系数为1,即a=b=1,则由式(7)和式(8)有:p=x,0≤x≤1和q=y,0≤y≤1。
设贴现因子δ=0.815,当前时刻t=0,经过t时刻,A收益的贴现值为PVA,t=0(UA,t)=UA,t×δ。
参与方A拟采用3种不同的协同程度与B进行合作,现将信任程度进行模糊度量估算平均值,估算平均值分别为x=0.8,x=0.85,x=0.9,对采用3种不同协同程度进行合作的期望收益进行分析,由式(10)和式(11)可得表1数据。
其中,为A采取协同的收入期望值,为A采取不协同的收入期望值。
假定参与方B以同样的信任程度对彼此的合作进行协同,根据式(10)和式(11)同理分析和式(17)对供应链整体分析可得信任程度与合作双方的期望收益以及电网供应链整体期望收益的关系图,如图5所示。
由表1及图5可以推出,在假定参与方B对参与方A信任水平不变的条件下,(1)随着参与方A信任程度提高,该单位对合作项目的协同程度也随之提高。(2)随着参与方A信任程度的提高,参与方多次合作的协同期望收益也随之增加。(3)随着各参与方对彼此的信任程度的提升,电网总体期望收益也随之提升。结果表明:以信任为基础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具有可行性、经济性和科学性,适合智能电网供应链协同。
4 结语
本文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智能电网供应链的特性,提出一种以信任理论和协同机制为基础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协同新模型,详细讨论了该模型的内容、特点和优势,并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适应性和可比性。本文提出的全面协同模型,是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协同模型,可以解决供应链局部协同可能造成供应链整体非最优的问题,并兼顾电力商品和智能电网的特性,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没有对解决供应链协同动态性等问题的具体方法做详细的介绍,而是从理论的角度对模型进行描述,其原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摘要：结合我国当前电网系统供应链的现状和国内外相关文献,针对电力商品的特性和电网供应链的特点,结合信任机制、协同机制和供应链,构建了以协同目标体系、协同方法体系、协同流程体系为支撑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协同模型框架,以全过程协同、全部协同、全方位协同、全面组织协同4个维度为内涵,提出了基于信任的新的智能电网供应链全面协同模型,从博弈和经济学的角度验证了该模型的可行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并通过算例对智能电网局部供应链进行模拟。结果表明,该协同模型适合智能电网供应链,可以为智能电网供应链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供应链协同过程的动态性、系统性。
关键词：智能电网,供应链,信任理论,供应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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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信任 篇3
关键词：集群式供应链,物流链整合,物流产业集群,信任机制,博弈论
1 集群式供应链与物流产业集群
1.1 集群式供应链
目前供应链主流研究主要针对以一个核心企业为中心, 两边分别呈扇形网络状的“单链式供应链”。然而在现实竞争环境中, 核心企业和供应链其他各链节一样, 存在着多个对等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 如果人为简单地把多个不相关联的单链式供应链排列组合进行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产业集群的发展为这种供应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天然的构建平台。因为在产业集群中, 不但有着同一产业中位于同一环节的多个核心企业, 也存在着与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企业, 并聚集于同一地域。由于集群地域临近和产业关联性, 以及集群企业具有的弹性专精和信任合作的特点, 在集群中形成了有着多条平行单链式的相互协调和竞争的供应链, 即产业集群与供应链之间存在耦合。
分析产业集群研究理论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对象有沿着区域—企业—网络发展的趋势;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个体企业向单链式纵向一体化管理再向跨链间横向一体化的网络管理的方向发展。基于此将产业集群存在着的跨链间竞争合作的供应链, 称为“集群式供应链”。国内学者黎继子、蔡根女等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 最早提出了集群式供应链的概念, 认为集群式供应链是指在特定集群地域中, 存在围绕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诸多研发机构、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 甚至是终端客户等组织;这些组织都以“供应商—客户”关系, 通过“信任和承诺”的非正式松散方式或契约正式紧密方式进行连接, 形成基于本地一体化的单链式供应链;该集群地域供应链核心企业的非唯一性和生产相似性, 导致在该地域中供应链的多条性和生产相似性;这样形成了每条单链式供应链企业不仅内部之间相互协作, 而且不同单链的企业存在着跨链间的协调;与此同时还游离着大量位于这些单链式供应链之外、但在集群地域之中的专业化配套中小企业, 配合和补充着这些单链式供应链生产, 这样的一个敏捷性的网络组织系统就是“集群式供应链”。 所以, 集群式供应链其实是一种“源于企业, 但不限于企业;依于集群, 但不囿于集群”的组织。
1.2 物流产业集群
众多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 而现代物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 其发展也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聚集特征。物流产业集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集群现象, 只是通常的“某一主导企业”变成了服务业中的物流产业。基于此, 本文将物流产业集群的概念定义如下:物流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 以运输枢纽设施 (如港口、机场、铁路货运站、公路枢纽等) 、科研开发组织 (物流技术、物流信息平台的开发等) 、管理部门为依托, 信息、仓储、装卸、包装、加工配送、物流信息及其相关制造、流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拥有完善的物流、配送、运输枢纽设施、运输组织、物流信息管理等物流基础设施以及相互联系紧密、分工协作关系明确、竞争优势明显的物流园区作为物流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 是现代物流产业集群主要的表现形式。
国内有许多学者将产业集群和物流园区结合起来分析, 通过实现集群的竞争优势较好地实现物流园区的功能。而黎继子、刘春玲等学者首次从集群式供应链的角度指出集群式供应链组织续衍不仅是集群升级的主要途径, 而且也为产业集群与物流园区耦合提供了基础。
基于物流链整合的物流产业集群。顺应于产业集群衍生的阶段性特点, 物流活动也是由集群企业自营行为向简单外包再到 “n+n”物流整体外包的模式发展, 由辐射状、无明显方向朝由供应链上游向下游流动总体趋势发展。物流产业集群内的物流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寻求建立采购、运输、仓储、包装、流通加工、配送、销售及客户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价值链治理在一定空间尺度上形成新的物流系统。这样, 物流产业集群就成为一条或多条物流链在一定区域的局部集中, 同时物流产业集群也嵌入一条或多条物流链中, 成为物流链的一个节点单元, 物流链与物流产业集群相互嵌套, 即实现了物流产业集群的物流链整合。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 产业集群的物流活动由少数几个环节的离散的活动, 向本地一体化综合物流进而向区域一体化、跨国一体化的物流方向发展, 物流产业集群的物流链整合也相应出现了本地化物流链整合、区域化物流链整合和全球化物流链整合三种整合模式, 以保证物流产业集群在与全球化物流价值链耦合时获取物流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核心竞争环节的竞争优势, 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物流分工体系中的位置。
2 物流产业集群中的信任机制
2.1 物流产业集群中的竞合关系
任何产业集群的形成都需经历产业从分散到集中, 从简单的空间集聚到实现集群的竞争优势的过程。而物流链有效整合本身就是一种有计划地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升级的方式, 同时又是物流企业、物流链以及产业集群多方博弈所产生的复杂的动态结果。
在集群式供应链中, 单链式供应链的上游企业、下游企业和非单链上的外部辅助企业之间是一种基于合作的竞争关系;而源于集群式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的单链式供应链之间是以竞争为基础的合作关系, 最终形成一种多赢的格局。而基于物流链整合的物流产业集群依托于原产业集群而产生, 一方面, 单条物流链中的各个物流企业是利益紧密相关的主体, 另一方面各条物流链之间在通过竞争降低成本, 提高质量, 加强自身核心能力的同时也时常依赖相互的协作, 同时物流企业作为链外辅助企业也被原产业集群核心企业纳入到自身体系中, 体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协调” 的演进机制 (如图1所示) 。因此, 对于物流产业集群的构建与发展, 一是解决如何提高集群内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的品牌竞争力的问题;二是解决如何建立基于物流链整合的物流产业集群网络中单链内和跨链间的协调合作与良性竞争的体系的问题;三是解决协调物流产业集群与原产业集群的关系, 以更好的发挥物流产业集群的基础性作用的问题。整个集群中的供应链网络在向更为高级和有序的的网络结构发展的过程中, 竞合关系不仅起到了内在的推动作用, 在横向和纵向上也都是整个网络发展的关键因素。
(→表示链内企业的竞合关系, …→表示链间企业的竞合关系)
2.2 物流产业集群中信任机制的作用及形成优势
信任是协调合作的前提、基础和润滑剂, 是所有交易的中心问题。Paul S.Adle对市场、科层和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 存在三种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协调机制:市场/价格、科层/权威、集群/信任。可见, 信任作为一种减少社会复杂性的机制, 在产业集群这种社会经济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中信任机制的动态变迁轨迹为:从依靠人际信任、计算型信任等延展到包含制度信任、契约信任、过程型信任等诸多类型的一个产业集群信任体系。而衍生于现代物流业的特性, 物流产业集群也表现出物流需求与资源的集聚性、区域选择的特殊性、区域产业的依赖性和集群网络的开放性等不同于传统产业集群的独特经济特征, 这必然使得物流产业集群企业间的信任表现出其独特之处。
2.2.1 信任建立优势
(1) 企业间的一次博弈。
假设物流产业集群中只存在两个博弈参与者, 即企业A、B, 且两个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和不完全理性的;参与者在选择战略时把其他参与者的战略当做给定, 不考虑决策时其他参与者决策的影响;市场有关博弈的信息是完全的;无政府干预。
根据以上假设建立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 表中第一个数字代表企业A的收益, 第二个数字代表企业B的收益, 则有d>a>c>b。由于博弈是一次性的, 不难看出该博弈的最终纳什均衡解为 (不信任, 不信任) 。
虽然无论对于物流产业集群总体或是对于两个参与者物流企业A 或B 来讲, 该结果都不是最佳结果, 但由于单独的一次博弈中存在着较大的机会主义, 只要有可能, 每个物流企业都有机会主义倾向为自己谋求最大化利益, 从而使企业间处于低信任度状态, 双方白白增加“交易成本”。这显然将整体丧失分工协作的集群效率, 削弱专业技能的市场价值, 导致物流产业集群聚而不群。
(2) 企业间的重复博弈。
假设物流产业集群中的企业A、B 之间具有无限多次重复性交易;物流企业A、B 都将使用“触发策略” , 即从开始选择合作, 一直到一方选择了背叛, 然后永远选择背叛;时间贴现因子为δ。
如果某一物流企业在某期采取了背叛策略, 它在当期将获得收益d , 但是由于对方发现了它所采用的背叛行为, 从而对其采取惩罚, 从下一期开始永远采取背叛行为, 两个物流企业只能各自获得收益b , 所以它在使用背叛策略后的总收益为:undefined。若这个物流企业一直采取合作策略, 那么另一个物流企业也将一直采取合作策略, 那么它所获得的总收益为:undefined.基于理性计算比较上述两种情况的收益, 只要a /1-δ>+ (δ/1-δ) ×b , 即贴现因子足够大 , 博弈方会看重未来的利益, 不会采取只顾眼前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双方就会建立信任进行长期合作。
(3) 物流产业集群中的多次交易。
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集中, 物流集群网络内部的运输、通信费用相较集群外要低。同时, 依托于传统产业集群而建立起来的物流产业集群, 根植在原产业集群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中, 使得集群内及集群间的企业及组织嵌入大家所获得的圈内语言、背景知识和交易规则, 这种嵌入性为整个集群提供了一种凝聚力和粘合剂, 使得企业间一旦产生交易关系就很容易衍生为多次交易。出于对长期利益的考虑, 他们在交易时往往会寻求合作以改变一次性博弈的低效率,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建立起高度的信任, 取得规模效益。
2.2.2 信任维护优势
(1) 专用型投资。
物流产业集群内的专业化分工是以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为基础的, 包括物质资产、人力资本等, 这使得企业必须持续存在于产业集群中并与集群中其他企业进行交易活动才能利用这些专用性资产。同时, 集群企业在进行经济交换的同时也在进行社会交换,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信任投资, 即企业为构建和维持相互信任一方面自愿通过某种活动或方式锁定自我, 向对方示以诚意;另一方面通过有预见性的预防措施来约束合作成员的行为, 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资本。而企业的专用资产和关系性的信任投资转换成本很高, 很容易成为沉没成本。因此反映了企业对合作关系所持的长期导向态度和信任程度, 成为参与集群活动的一种可置信承诺。
(2) 信息传播通畅。
信息共享机制是物流产业集群的重要机制, 也是集群有别于单一企业和市场的根本存在, 而信息是相互信任得以建立的基础。物流产业集群内企业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以及相似的产业文化背景性在缩短使得信息在各个节点间能够迅速流动, 尤其为各种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便利。集群内信息倾向于对称分布, 透明度高, 不仅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降低, 同时为彼此间的学习交流和深化合作打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
(3) 惩罚机制的社会实施。
基于物流链整合的物流产业集群的组织间信任是一种网络组织间的信任。在非集群的单个企业之间, 一方作出欺诈行为, 虽然被它的交易对方所知并采取了制裁, 但这只是一种个人实施, 对欺诈方的约束不强, 信任关系建立难度大。而物流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网络组织形式, 它的空间上的集聚和专业上的分工, 使得道德风险的惩罚机制成为社会实施。物流产业集群中存在物流企业之间以及物流企业与工商企业之间的多重关系。可以用下图 (如图2) 来表示物流产业集群组织间信任的产生。D、E、F是A、C的上游企业, A、G分别是B、D的上游企业。
假设D对A 产生机会主义行为。首先 A 对C实施惩罚, 与非集群企业相比方式更多, 成本更低;同时A中断与D的合作而转向E的成本也很低。其次, 上下游企业的市场选择监督。由于C与A地理接近, 容易从市场或社区中获得该信息从而降低对D的评价;而B作为A的下游企业, 因为D的欺诈行为也会影响到B的自身利益, 因而B也会对D作出制裁行为或监督A对D实施制裁。第三, 竞争对手的市场竞争监督。E、F也会很容易得到事件的信息, 它们会很积极的将这一些信息传播给C, 影响C对D的评价, 以期从C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和市场中的有利地位, 并且E、F也会引以为戒, 主动实施诚信自律。而D的欺诈行为也会影响到上游企业G的声誉, 从而停止对D供应而转向对E或F供应。这种基于社会实施的集群企业信任机制是集群组织内生的, 具有网络向和传递性, 可 现集群激励和集群惩罚, 是集群理性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显然, 社会实施使集群企业容易建立起持久的信任关系。
(4) 政府及中介机构的维护。
随着物流产业集群的扩张和成熟, 通过政府立法和加强监督以及契约合同的完善, 一方面增加了欺诈者的成本, 打击了欺诈行为, 另一方面有效预防集群内欺诈行为, 规范市场交易。同时物流产业集群的资源网络中, 既有根据数据平台的资, 源通过控制资本流向来支持官方行为, 维护诚信企业利益的资本网络机构, 也有为官方行为的具体实施提供知识、人才和技术支持的知识网络机构。这一切都为物流产业集群信任机制的有效建立创造了条件。
(5) 物流产业集群中信任机制形成优势的博弈分析。
基于以上观点, 在表1的基础上建立如表2所示的博弈模型:
假设企业A、B选择信任的概率分别为α、β, 选择不信任的概率分别为1-α、1-β;如果一方出现不信任行为要支付罚金r2 给另一方, 同时损失专用资产r1, 而选择信任的企业被给予奖励金额r3;不信任行为被发现且受到惩罚的概率为q。其中d-r1-qr2>a+r3>c+qr2+r3>b-r1-qr2 。
在α既定的情况下, B选择信任的期望收益为:
W1=α (a+r3) + (1-α) (c+qr2+r3) =α (a-c-qr2) + (c+qr2+r3)
B选择不信任的期望收益为:
W2 =α (d-r1-qr2) + (1-α) (b-r1-qr2) =α (d-b) + (b-r1-qr2)
当W1=W2时, 存在混合纳什均衡, 解得α= (b-c-r1-2qr2-r3) / (a+b-c-d-qr2)
当α≥1时, d-r1-2qr2-r3>a, 此时只有纯战略纳什均衡, B选择不信任所取得收益大于正常所得、罚款支出、专用投资和奖励收入之和, B 将选择不信任策略。
当0<α<1时, 0
当α≤0 时, d-r1-2qr2-r3≤0, 只有纯战略纳什均衡, B 不信任所得收益小于罚款支出、专用投资和奖励收入之和, 故将采取信任策略。
同时, 当W1>W2时, 即α> (b-c-r1-2qr2-r3) / (a+b-c-d-qr2) 时, B 选择信任的期望收益高于不信任的期望收益, 故B会选择信任。同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B估计A提供高水平服务即B 主观选择信任策略的概率越大, 则其选择与A合作所获得的主观期望收益越大, B就越有动力选择与A合作。而A信任的概率α与罚金r2、专用投资r1、奖励金额r3和被发现而受惩罚的概率q密切相关。通过四种手段之间的组合或变量的调节, r1+2qr2+r3的数值越大, 不信任的成本越高, A 选择信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同时, 当B 估计到A 信任的概率增大时, 其同样会增加信任的概率, 从而最终达到使企业相互守信, 形成物流产业集群信任机制, 提高集群效率的良好效果。
最后, 物流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信任来源于企业间的重复博弈而建立起来的长期关系, 并且由于集群内企业地理的临近性、资产专用型等因素的制约, 使得这种重复博弈并不是过去的长期交易, 而是面向未来的重复博弈。而信任机制的维持靠集群内企业的相互监督, 以及每个企业自我的行为选择来完成。而政府及中介机构则通过强制性改变博弈的预期收益形成稳定的合作均衡, 使物流产业集群内的信任关系得到规范和持久保障。
参考文献
[1]黎继子, 刘春玲.集群式供应链: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的耦合[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5) :5-9
[2]黎继子, 刘春玲, 常亚平, 李柏勋.集群式供应链组织续衍与物流园区发展的耦合分析———以苏州IT产业集群为例[J].中国软科学, 2006, (1) :108-116.
供应链信任 篇4
供应链伙伴关系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 SCP) 是指供应链企业间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协议关系。在供应链合作过程中, 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成员企业对供应链中发生的各种变化难以预测和控制, 这样就会导致供应链伙伴关系的不稳定从而降低供应链整体竞争力。信任作为一种减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机制, 不仅是供应链伙伴关系形成的基础和保证, 而且是企业间获取合作绩效的必要条件[1]。正如Preet等 (1996) 所认为, 在伙伴关系的事后维持中, 重要的行为要素是信任, 信任具有增强企业之间合作关系并促进合作绩效的潜力[2]。因此, 目前有关供应链企业间信任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但是由于对信任概念界定的不一致, 信任的研究还是有待深入的, 特别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信任与企业合作伙伴关系及合作绩效之间缺乏一种清晰的关联[3]。鉴于此, 本文以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以知识获取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我国供应链企业间信任与合作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关系, 旨在为我国企业建立和发展稳定的供应链伙伴关系、提升合作绩效提供必要的依据。
2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信任与知识获取
信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其概念已经在各种组织背景、社会背景中得到广泛验证, 不同情境被赋予不同的定义。Johnson等 (1996) 认为信任就是相信合作伙伴愿意而且能够完成他们的义务和做出的承诺, 同时合作伙伴对整个联盟的行为都出于好的意愿[4];Chopra等 (2001) 将供应链联盟中的信任定义为:每一个供应链节点企业都关心其他节点企业的福利程度, 在尚未考虑他们行动对其他节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之前不会采取行动[5];Riddles等 (2002) 将供应链信任定义为:在交易关系中, 在面临风险和相互依靠的条件下, 信任是一种信心, 交易双方自愿地承担责任并且没有任何一方会利用对方的弱点[6];殷茗和赵蒿正认为供应链协作信任就是在不完全监督条件下, 成员企业认为供应链中他方能够完成其期望交易的主观信心[7]。综合上述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可以发现信任所反映的合作伙伴的言语或承诺的信念是可靠的, 并且每个伙伴将履行其在这种合作关系中的义务。可见, 在相互信任的供应链合作环境中, 合作伙伴没有觉得他们必须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其他伙伴投机行为的影响, 信任的气氛有助于承诺交易或共享知识的伙伴之间进行自由交换。因此, 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 各节点企业愿意共享或交易更多的知识 (包括信息) , 企业就有机会通过组织学习获取更多的知识。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假设:
H1: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与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2.2 信任与合作绩效
信任对供应链企业间合作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Hagel和Singer (1999) 等用互动成本 (interaction cost) 来确切地表达企业间的交易关系, 互动成本既包括了交易成本, 也包括了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成本, 企业会采取互动成本最小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8]。在交易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企业间的信任程度越高, 则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成本就会越低, 从而使互动成本越小, 这样就提高了交易成功的可能性, 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第二, Bradach等 (2002) 认为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关系是相互间共享或交易信息的必要条件, 在信任的环境下成员企业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链”对市场变化做出积极反应, 以降低“牛鞭效应”所带来的市场风险[9];第三, 相互信任是企业间长期合作的基础, 也是维持伙伴成员关系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假设:
H2: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与合作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2.3 知识获取与合作绩效
有关知识获取与合作绩效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即企业获取的知识量越多就有助于企业间合作绩效的提高。Lyles和Salk (1996) 在一个关于国际合资企业 (IJV) 中组织特征、结构机制和情境因素对于知识获取效果影响的实证研究中验证了知识获取的结果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0]。Hitt等 (2000) 在研究技能学习、知识管理和公司绩效关系提出, 通过技能学习公司从内部和外部获取和创造新的技术知识, 通过整合机制运用到公司发展战略当中去, 可以提高公司的绩效[11]。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假设:
H3:知识获取与合作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信任
对供应链信任的划分, 因研究者的理解差异而有所不同,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借鉴Lewicki和Bunker (1996) 提出的一个广为使用的分类方法进行研究, 即将供应链信任分为谋算型、了解型和认同型三种, 它们形成于供应链伙伴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代表了供应链信任的不同水平[12]。谋算型信任以经济计算为主要特征, 它无法反映供应链伙伴之间的关系是积极还是消极;了解型信任是通过在多维关系中反复合作不断增强了解, 反映了一种积极的伙伴关系;认同型信任是基于对他方愿望及意图的认同, 这使得供应链企业间的协作更为紧密。供应链信任的心理行为表现有:能力、正直和关心。能力是供应链信任的基本表现, 是在商业情境下信任最为关键的度量指标;正直和信任的关系涉及信任方对被信任方是否遵循一系列信任方可接受规则的感知;关心是被信任方被认为会对信任方做出有利的事情, 而不受私利驱动。在供应链管理中, 对他方动机的衡量和揣摩是信任产生的重要指标, 正直和关心是了解型和认同型信任才有的行为表现, 反映了伙伴间的积极态度。因此, 可利用能力、正直和关心三个心理指标来度量供应链信任企业的三种行为表现。另外, 企业间信任程度不同会导致企业的知识投入量有所差异, 信任程度越高, 企业愿意投入共享或交易的知识 (包括信息) 就会越多, 这样根据本文研究的具体情况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度量指标。基于此, 我们采用能力、正直、关心和知识投入量四个指标来衡量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程度。
3.2 知识获取
Lyles和Salk (1996) 将知识获取描述为从伙伴那里获取的各种知识的程度, 获取知识的类型包括:新的技术知识;新的市场知识;产品研发技能;有关跨文化方面的知识;经营管理知识;有关制造过程的知识[10]。借鉴Lyles的研究并结合供应链的特点, 我们通过4个方面来度量供应链节点企业从其他成员企业获取的知识的程度, 这些知识类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产品技术相关知识;⑵市场营销相关知识;⑶生产流程相关知识;⑷企业管理相关知识。
3.3 合作绩效
对合作绩效的评价大多以利润率、物流成本、客户满意度等指标为主, 也有采用其它评价方式的, 如Mcgee等 (1995) 将合作绩效分为绝对绩效和相对绩效, 其中相对绩效以目标达成度、利润度和利润增长率来衡量, 绝对绩效以客户满意度、物流成本、获利能力以及关系持续性来衡量;Ganesan等 (2007) 从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来进行评价, 他认为供应链成员企业间的短期绩效是为了通过市场效率来获取利润, 而长期绩效则有赖于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Anderson等 (2008) 认为由于伙伴成员间合作目的或形式不尽相同、成果价值不一定可加以量化、成员投入资源不同等原因, 纯粹以产出的客观指标来衡量颇为不妥;武志伟等采用合作目标的实现程度、赢利能力的提高、合作的满意度和继续合作的意愿等几个主观指标作为企业间合作绩效的评价指标[13];李随成和杨婷在研究研发合作企业间知识共享与合作绩效关系时用技术创新的速度、新产品投入市场的速度、新产品的种类、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等四个客观指标和合作满意度、合作目标达成程度等两个主观指标来度量合作绩效[14]。基于此, 本文采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衡量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绩效, 其中客观合作绩效由企业利润率、成本下降率和新产品种类三个指标衡量, 主观合作绩效由合作目标达成程度、合作满意度和企业间协同程度三个指标衡量。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建立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括号内的正号表示影响方向) 。假设2和假设3分别与合作绩效评价的两个方面对应 (用a与b以示区别) 后, 变成5条假设:
H1: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与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2a: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与客观合作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供应链企业间的信任程度与主观合作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3a:知识获取与客观合作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3b:知识获取与主观合作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4 实证方案与结果
4.1 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调查对象涉及家电、纺织、机械制造、IT等行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关键员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尺度设计量表, 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能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为了保证问卷的设计质量, 首先在重庆市进行小样本测试 (N=30) , 根据反馈结果对问卷的题项进行了调整与修正。问卷采用上门发放、寄送的方式在重庆、成都、贵阳、北京等城市进行发放, 总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问卷187份, 其中有效回收问卷166份, 回收率为62.33%, 有效回收率为55.3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5份 (33.13%) , 集体合作企业23份 (13.86%) , 私营/民营企业39份 (23.49%) , 合资企业35份 (21.08%) , 外资企业14份 (8.43%) 。就受访者情况来看, 30岁以上的占86.79%, 工龄超过5年的占67.13%, 且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4.26%, 无论就工作经历、职务或学历而言, 均应对问卷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比较好的熟悉度和敏感性。
4.2 实证方法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具有可以同时考虑处理多个因变量, 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 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等优点, 近年来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此, 本文采用AMOS4.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其他的数据统计分析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4.3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 (Reliability) 又叫可靠性, 是指测验的可信程度, 主要考察测验结果的一贯性、一致性, 最常用的指标是Cronbach α系数。因此, 本问卷信度采用Cronbach α系数进行检验, 通过SPSS统计软件分析结果表明, 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6, 问卷的总体Cronbach α系数为0.789 (如表1所示) , 说明每个因子的相应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内部一致性较好。
对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法, 考察了每个因子对相应变量的因子负荷量 (Factor Loading) 。在社会科学中, 因子负荷量的绝对值大于0.4就被认为是有效的。本问卷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 (如表1所示) , 因此各因子对于相应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问卷质量较高, 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
4.4 研究模型检验
在完成对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之后, 我们采用χ2的P值、C-min/df、GFI、AGFI、RMSEA等指标来衡量研究模型的拟合效果, 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2的数值比对结果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5 研究假设的检验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AMOS4.0对论文提出假设的分析, 得到如下结果:
图2是结构方程模型测量结果图;表3为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其相应的P-Value值;表4是因素作用分析图。其中, P-Value值是用于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 一般认为P<0.05相关性是显著的, P<0.01相关性是非常显著的;表4中的间接影响系数为间接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 本研究假设H1、H2b、H3a和H3b得到验证;假设H2a的P为0.069, 大于0.05, 相关关系不显著, 未能通过检验。可以得出:信任与知识获取、主观合作绩效显著正相关, 与客观合作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知识获取与客观合作绩效、与主观合作绩效都显著正相关;信任对客观合作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获取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如表4所示) 。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供应链中企业间的信任、知识获取和合作绩效作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的理论关系模型。通过实证研究,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信任与知识获取显著正相关, 假设H1得到支持。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基于各节点企业自身的信誉、诚实、正直以及以前合作过的经历而产生的, 节点企业之间信任程度越高, 知识拥有企业就越有可能根据协议约定和供应链发展的需要向供应链中投入高水平的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 不仅对知识的开放度会越高, 而且会对需要学习的节点企业提供越多的帮助, 如进行职工培训、指导生产实践等, 这样企业才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可见, 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对企业的知识获取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2) 信任与客观合作绩效相关关系不显著, 假设H2a没有通过, 未得到支持, 但是信任与主观合作绩效正相关, 假设H2b得到支持。也就是说, 虽然因为相互信任企业从供应链合作伙伴那里获取了知识, 但是企业间的信任并不直接影响供应链合作的客观成果即客观合作绩效。这可能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首先, 知识转化成看得见的效益需要经过较长时间, 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这其中可能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第二, 在供应链知识共享过程中, 尽管企业从其他节点企业那里学到很多知识, 主观上认为十分满意, 但是知识的“模糊性”和“内隐性”使得许多合作成果无法通过客观的事物来表现。因此, 供应链信任对客观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获取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供应链信任 篇5
1 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信任的涵义及意义
随着物流外包业务范围的扩大及整体性与复杂性的提高, 以物流服务需求为出发点, 形成的物流服务供需关系流程, 这种多级化的分包代理关系就构成了多级供需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申成霖等认为LSSC是以集成物流服务企业为核心的新型服务供应链, 它的作用是为物流需求方提供全面的物流服务[1]。阎秀霞等将LSSC模式定义为围绕物流服务核心企业,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对链上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进行控制来实现用户价值与服务增值的过程[2]。其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服务合作伙伴信任关系影响因素的分析, 建立维护和提升物流合作伙伴之间信任关系相关机制, 为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提供实际借鉴与理论支持。
2 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信任关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1 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信任关系的特征
(1) 物流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具有利益的依赖性。物流合作伙伴之间利益的依存性越高, 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在市场机遇稍纵即逝且难以预测的前提下, 企业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需求, 会慢慢弱化其完全竞争的观念, 走向供应链协同竞争, 物流个体利益来源于整个服务供应链的竞争营利, 合理利益的取得不仅是物流服务供应链建立前提, 也是物流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
(2) 物流合作伙伴信任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信任往往是建立在对整个物流服务链、对物流服务链其他成员承担一定责任和义务以及对其合作伙伴所拥有专业技术和运作能力的期望基础之上的。在物流服务链运作过程中除了法律和合同约束外, 还有一种心理上的预期, 当物流合作伙伴面临社会的外界风险时, 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可能选择不利于合作对方决策, 从而使物流服务合作伙伴蒙受损失。为使这种损失降到最小, 在下文中提出了相应的约束机制。
(3) 物流合作伙伴间的信任是交流与整合的过程。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往往是由拥有不同专业技能和知识的物流服务个体成员组成, 旨在使整个服务供应链能够有效衔接, 提高其运作效率, 增加彼此的信任程度。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需要重视的首要工作就是让这些拥有不同专业技能、不同技术水平与业务能力的物流服务个体进行充分的知识交流与共享, 在充分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物流服务供应链物流合作伙伴间共有的知识储存和价值增值系统。
(4) 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关系是社会化与内在化过程。参与物流服务供应链的物流结点与个体, 不论其公司实力、发展状况如何, 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加入到物流服务供应链中的, 并且共同为实现物流服务供应链整体绩效目标而负责。这就使得众多物流服务结点与个体的行为习惯经过磨合而走向协调, 最后成为整个物流服务供应链所有合作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守的服务供应链所特有的行为规范, 即为社会化过程。贯穿其整个物流服务过程中还有组织内部隐形的知识和共同规范的内化过程。
2.2 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间信任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
(1) 物流合作伙伴的满意度是影响信任关系的主要因素。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满意度主要包括物流服务需求方对物流服务供给方的信任感、忠诚感与归属感。所以, 物流服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来源于合作伙伴对其提供物流服务的满意度。其中, 合作伙伴的满意度同时又来至于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在服务过程中程序的公平性。如果合作伙伴对其物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态度, 财务运营指标, 内外部设施越满意, 则对物流服务供应商的信任度就越满意。
(2) 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转换成本是影响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转换成本是指物流服务需求商从一个物流服务供应商换为另一个物流服务供应商所花费的总费用, 如果转换的成本低于转换所带来的收益, 则物流服务需求商对物流服务供应商的信任程度就会比较低, 如果转换的成本高于转换所带来的收益, 则物流服务需求商对物流服务供应商的信任程度就会较高, 物流服务的转换成本包括的开发客户成本、交易成本、学习成本、信任损失成本等方面, 所以物流服务供应商为了赢得物流服务需求的信任应该尽可能增加其转换成本[3]。
(3) 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对风险规避也是影响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物流服务合作过程中信任与风险并存, 如果物流服务需求商属于风险规避型, 它将不会冒险去尝试换另一个服务伙伴提供服务, 而愿意选择有过合作经历的物流服务商进行合作。因为, 如果物流需求商改变的物流服务供应商, 它需要与新供应商在业务流程上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并且需要承当一定的经营风险。反之, 如果物流服务需求商喜欢挑战风险, 属于风险的爱好者, 它将会不断寻找服务更好的物流服务供应商, 从而放弃原来的供应商。因此说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是影响彼此信任的重要因素。
(4) 承诺也是影响物流服务合作伙伴信任关系的因素。因为物流服务是一种不易保存的、无形的商品, 它需要通过承若来获得信任。承诺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和保证, 当承诺得以实现之后才有利于信任的维护与提升, 古斯登曾指出, “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在物流服务供应链中, 承诺包括对企业自己员工的承若也包括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承诺。物流服务个体只有先满足对企业员工的承诺, 员工才会努力工作实现对物流服务需求商的承诺。承诺是对物流服务合作者的激励, 它有效减少了服务供应链中不确定性因素, 增强了物流服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
3 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信任关系的维护与提升的措施
3.1 确保利益的合理分配是信任关系维护的基础
获利是形成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关系的动力, 利益的合理分配是维持健康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无论合作伙伴是否是物流服务供应链的核心, 他们在参与物流服务供应链运作时应一律平等, 在合作过程中要按照事先规定的流程来处理事务与分配利润, 利润的合理分配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有利于维护物流服务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 确保物流服务供应链的良性发展。
3.2 建立合作伙伴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在物流服务供应链运作过程中, 物流服务的需求是由最终消费者决定的, 然而由于物流服务提供商不能直接地接触到最终客户, 整条服务链的需求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将会产生放大的现象, 在理论界称之为“牛鞭效应”。由于这种放大效应不利于物流服务合作关系的维护和提升, 因此有必要提出相应的措施加以控制。在物流服务供应链运作中, 可以利用建立物流服务供应链信息系统平台, 来实现信息的快速、高效的传递。通过信息共享, 物流服务供应商可以直接根据零售商或消费者的信息来安排生产, 准确预测服务的供给量, 有效较少牛鞭效应的影响, 增强物流合作伙伴彼此的信任[4]。
3.3 建立物流服务合作的信任机制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无论怎么详细的合同和契约都不可能涵盖了一切偶然突发因素的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信任机制, 才能有效补充合同和契约的不足。首先要建立信用记录的考核机制, 考评合作伙伴是否严格遵守合同协议, 保持高质量的服务, 是否有不利于合作关系的行为发生, 是否有交易的不良记录, 并且对物流服务供应链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此外, 要建立不诚信交易的惩罚机制。在物流服务供应链内部建立防止互相欺骗、相互隐瞒信息和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提高合作伙伴的欺骗成本, 增强物流服务供应链上企业的共同收益。
3.4 建立高效合理的激励机制
适当的激励措施是维持与提升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有力武器。在管理学中有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 这种管理思想同样可以利用于物流服务供应链合作伙伴信任关系的管理, 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 价格激励机制。对于服务满意度高, 运作速度快, 供给能力强的物流服务供应商要给予相应的价格激励, 进一步提高企业合作积极性。其次, 淘汰激励机制 (如图-1所示) 。这种机制可以提高物流服务供应链企业的危机感, 物流服务供应商为了维护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就会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 增强自身的服务能力, 加强
物流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关系。
3.5 建立动态合同控制体系
动态合同即柔性合同, 是指在内容上根据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工作的进展及市场的变化情况设置灵活的条款, 在形式上应用序列合同形式, 即完成现有合同所规定的任务, 才能续签下一项合同, 同时合同内容还体现了对完成不同阶段任务并达标的, 将给予相应的褒奖和优惠, 动态合同执行过程配以相应的动态检查机制、激励与惩罚机制、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和清算机制。此外动态合同还具有以下优点:
(1) 核心企业将其所负责的任务分割为不同的阶段, 避免一次将任务交给一个物流服务合作伙伴而被套牢, 进而有效避免因合作伙伴选择不当所带来的风险。
(2) 在形式上应用序列合同形式, 能有效激励物流服务合作伙伴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任务。否则, 不仅得不到足额的报酬, 还会损害自身的信誉, 并且还会失去续签下一阶段项目的机会。
(3) 在内容上根据工作进展与市场变化情况, 设置灵活选择条款, 有利于供应链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关系协调管理与双赢目标的实现。
(4) 能够进行动态检验, 有利于及时了解合作伙伴的工作进展, 为下阶段决策提供依据, 此外, 也有利于可以减少合作伙伴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 起到检查与监督作用。
3.6 支持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发展
物流服务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企业中实力强弱不等, 实力最弱的服务合作伙伴就成为整个供应链运作的瓶颈, 制约了整个物流服务供应链的发展。物流服务供应链核心企业不仅仅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还要不断帮助物流服务链中实力较弱的企业增强其竞争力。近些年, 服务链核心企业在帮助物流服务合作伙伴增强服务能力方面主动性明显增加, 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扶持物流服务合作伙伴的形式多样, 包括资金援助、技术指导、人员支持、经验交流等。
4 结语
物流服务供应链将成为21世纪企业物流运作的重要模式, 作为一种物流服务合作伙伴间的合作型运作模式, 彼此之间的信任是确保物流服务供应链高效运作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在如今激烈的竞争中, 物流服务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机制, 才能有效提升其整体的竞争优势, 以适应并且不断满足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 最终实现整个供应链企业及各节点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摘要：物流服务供应链作为供应链整体的一部分, 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链上物流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水平。本文即是通过分析物流合作伙伴之间的问题, 来探讨物流服务合作伙伴之间维护与提升信任水平的措施与机制。
关键词：物流服务供应链,合作伙伴,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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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信任 篇6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产阶级的成长使得韩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越来越大, 但是对中国市场的理解却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与中国的采购商进行商业交往时, 韩国企业很难了解到底应该如何和他们拉近距离。因为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市场存在着所谓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在很多数情况下是犯法的, 所以外国企业应该特别小心不要触碰到这些“雷区”。
如果通过营销渠道上的“潜规则”而产生的非正常交易行为增加, 那么零售商的采购代理人在选择产品时, 不是选择质量好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而是选择可以给自己带来最多灰色利益的产品。所以, 零售商在市场中所提供产品的竞争力会随之下降, 从而导致零售商竞争力的下降。
2008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三聚氰胺奶粉时间在2011年年初又死灰复燃, 导致一部分的产妇无法相信中国产品, 喂养子女的时候选择从日本或香港进口的奶粉。这正是中国制品以及中国企业的不信任危机。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固然重要,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信任可以增加“承诺”和“满意” (Andaleeb, 1996) , 扩大“关系范围” (Selnes, 1998) , 正向影响关系双方之间“长期导向” (Ganesan, 1994) 。
所以, 中国的供应商是如何判断“道德上有问题的”营销行为的, 这种判断会导致产生何种行为意图, 信任和此类营销行为之间又有着何种关系, 如果能够掌握此类问题, 那应该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总之, 本论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首先, 某种道德问题或道德困境 (moral dilemma) 的道德强度如何影响供应商的灰色营销意图?其次, 营销渠道上的依赖和信任如何影响供应商的灰色营销行为意图?最后, 以研究结果为基础揭示我们应该如何来防止这种“道德上有问题的”、伤害双方企业的长远利益的营销行为。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建立
(一) 道德强度 (Moral Intensity)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商业伦理学界的部分研究结果表示管理者在做道德决策的时候, 如果预测该决策会造成很大的后果, 就会采取更为合乎道德的行为 (Fritzsche, 1988;Weber, 1990) 。
基于rest (1986) 的四阶段个人道德决策模型, Jones (1991) 提出了个人道德决策的问题权变模型。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道德强度, 即特定问题伴随的道德上的重要程度。德强度共由六个维度组成, 即后果严重性 (Magnitude of Consequences) 、社会共识 (Social Consensus) 、结果发生可能性 (Probability of Effect) 、后果直接性 (Temporal Immediacy) 、后果集中度 (Concentration of Effect) 、与受害者的距离 (Proximity) 。后果严重性被定义为道德行为的受害者 (或受益者) 所受害 (或收益) 程度。社会共识指社会对该道德问题的认同程度。结果发生可能性是指某个道德问题中的行为实际发生可能性和该行为预期的损害 (利益) 发生可能性。后果直接性是指某个道德行为与该行为的后果发生之间的时间长度。与受害者的距离是指某个道德行为者与该行为的受害者 (或受益者) 之间的 (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生理的) 感知距离。后果集中度是指某个道德行为影响的集中程度。据Jones (1991) 的主张, 由上述六个维度构成的道德强度会影响到个人道德决策的全部过程, 即道德问题认知, 道德判断, 道德意图形成, 实施道德行为。
(二) 灰色营销 (Gray Marketing)
Zhuang和Tsang (2008) 认为某种商品和营销手段很难用合法及非法来区分, 所以存在“灰色地带 (gray area) ”。同样的, Dubinsky et al. (1991:652) 也表示“在商务人士所面临的情况中有很多灰色地带, 即对于正确或错误行为的阐述并不是很明确。”而Bruhn (2009) 也采用了与“灰色”相似的概念, 指出在企业内部存在“灰色地带”。
借鉴Zhuang和Tsang (2008) 对灰色营销的讨论, 将本论文中的“灰色营销”定义为 (1) 供应商营销行为中无法明确区分合法及非法的、 (2) 虽说非法却程度轻微不至于管制惩处的、或 (3) 给人带来 (1) 和 (2) 感觉的营销行为。
一般来讲, 我们一旦认为某种行为的道德强度高, 就会不实施它。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实际上, 判断某个行为合乎道德与否和有无意图参与该行为不是一回事。比如, 明知道会对婴幼儿健康造成危害, 却仍然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明知道会对建筑物的结构产生不好的影响, 却依然选用不良建筑内装材料;明知道是不道德的方法, 却还是会产生行贿受贿的意图。这些虽然是不道德行为, 但是为了减小成本、自身发展或是由于来自组织的压力, 可能会产生那样的意图。
根据Jones (1991) 的主张, 道德问题本身的性质即道德强度还与产生该行为的意图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已有验证问题权变模型的文献里涉及最多的研究主题。在这些研究中, 既有将道德强度的6个维度全部与行为意图的形成挂钩的 (Chia和Mee, 2000;May和Pauli, 2002;Leitsch, 2004) , 也有只验证其中一部分维度 (Harrington, 1997;Singer et al., 1998;Flannery和May, 2000;Barnett和Valentine, 2004) 。大部分论文的结论都支持Jones (1991) 中的假设, 并且后果严重性和社会共识, 这两种维度对道德行为意图产生的影响最大。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 道德强度与道德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在供应商产生灰色营销意图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相同的作用。即灰色营销手段所伴随的危险性越高, 或者周围同事、朋友、以及社会整体对此行为评价越负面, 供应商越是不会产生采取这种营销手段的意图。在重视他人看法的中国, 这种关系是极有可能产生的。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供应商认为某一种营销手段的道德强度越小, 它越倾向于产生实施该营销手段的意图。
(三) 信任 (Trust)
信任是对方会提供我方所期待的资源和结果的合理期望 (Hosmer, 1995) 。营销渠道的供应商信任零售商, 其实就是供应商期待零售商在经济交易中的行为或该行为的结果会给自己带来益处, 或者至少不会对自己不利。在营销渠道上的供应商对零售商实施灰色营销使得供应商有了与之相应的经济上以及心理上的负担。但是供应商如果信任零售商, 并在双方交易时不采用灰色营销手段, 那灰色营销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心理上的负担就会消失。不仅如此, 双方的合作还会加深, 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随之增多。
信任和灰色营销之间的负向关系还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说明。根据Hill (1990) 的阐述, 单一市场 (single market) 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产出短期利益, 但是从长远看, 机会主义行为会丧失信赖, 从而导致减少取得品质又好价格又低廉的资产的可能性。从这种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来说, 信任是一种履行已经签署的合同或约定的“经济上的合理决定 (economically rational decision) ” (Hosmer, 1995) 。具体而言, 供应商在与零售商的交易往来中, 零售商如果一直遵守合同、法律或是一般的商业规范, 便会使得供应商相信零售商的合理合规的行为会减少交易费用, 这样供应商就没有采取非正常营销的必要了。以跨国分销渠道为背景的Zhang et al. (2003) 的研究也得出因为信任可以起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 从而减少控制交易对方的必要性, 并最终增强供应商竞争力的结论。
总而言之, 如果零售商将自己会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供应商的信任感传递出去的话, 即供应商信赖零售商的话, 它们也不会去实施灰色营销之类的即不必要又耗费用的行为。因而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信任与灰色营销行为意图形成负相关。
本研究还认为, 道德强度与道德行为意图之间的因果关系要受到营销渠道上的信任的影响, 则对零售商的信任较小的供应商比起信任较大的供应商, 更容易产生参与灰色营销的意图, 虽然该行为意图很可能会由其行为后果的大小和社会对该行为的评价的变化而变化。相反, 对零售商的信任较大的供应商不受道德强度的大小的影响, 都不会产生参与灰色营销的意图。这是因为信任增大了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交换 (Sezen和Yilmaz, 2007) , 从而减少了营销渠道上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所带来的协商费用 (negotiation cost) (Zaheer et al., 1998) 。简而言之, 营销渠道上的灰色营销是由于对对方的信息不足而导致产生物质上的以及非物质上的费用, 而对对方的信任较大的供应商则认为自己无需支付这些费用。于是,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信任对道德强度与灰色营销行为意图形成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 样本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韩中两国的主要电视购物公司的供应商。其中, 提供供应商问卷调查协助的韩国电视家庭购物公司是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下的子公司, 在韩国整体的电视家庭购物公司中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销售额都排在全国前三位以内。而中方的提供协助的电视家庭购物公司为两家, 其中提供较多数据的上海D公司在规模与销售额方面都稳居中国电视购物龙头老大的位置, 而位于的北京Y电视家庭购物公司也提供了一定量的供应商问卷调查数据。
韩方的数据是以前来H电视家庭购物接待室的供应商代表为对象进行的。在上海的D电视家庭购物公司则是在它们对供应商实行问卷调查的时候, 将本研究的问卷一并纳入进行了调查。而在北京的Y电视家庭购物公司是在与供应商进行座谈会时实施了问卷调查。韩方的问卷共收回152份, 其中剔除无效问卷8份, 最终共有144份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中方的问卷共收回133份, 其中剔除无效问卷21份, 最终共有112份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二) 问卷
本研究想要了解中国营销渠道上的灰色营销行为。但是由于灰色营销行为的特殊性, 导致不可能进行直接的调查。因为被调查者不可能会如实作答。所以灰色营销判断和意图的调查将采用情景 (scenario) 或称之为第三人影射 (third person projection) 的方法。本研究使用的两种情景来自于大陆学者与香港学者在国外英文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Zhuang和Tsang, 2008) 。
为了调查两种不同情景的道德强度与被调查者的行为意图, 本研究利用6个问题测量被调查者对每个情景的感知。其Cronbachα系数分别是——情景1:0.761 (中国样本:0.733, 韩国样本:0.764) , 情景2:0.889 (中国样本:0.902, 韩国样本:0.868) 。供应商对电视购物公司的信任由全部的7个问项来测定, 其中, 剔除掉一个大幅度降低测量信度的反向问题之后, 其余6个问项的Cronbachα系数为0.844。 (中国样本:0.771, 韩国样本:0.831)
(三) 研究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道德强度和信任是否对灰色营销行为意图产生影响, 本研究使用了SPSS 15.0软件来对中国样本、韩国样本以及整体样本进行了多元回归测试。从表3、表4、表5中可以看出, 道德强度无论是在中国样本 (情景1:β=-.542, p=.000, 情景2:β=-.747, p=.000) 和韩国样本 (情景1:β=-.740, p=.000, 情景2:β=-.692, p=.000) 中, 还是在整体样本 (情景1:β=-.638, p=.000, 情景2:β=-.725, p=.000) 中, 都显著影响灰色营销行为意图。该检验结果与Jones (1991) 的问题权变模型和本论文的假设H1相符合。即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 供应商认为某一种营销手段的道德强度越小, 它越倾向于产生实施该营销手段的意图, 反之则不然。
本研究假设2还认为, 信任与灰色营销行为意图形成负相关, 即供应商对零售商的信任越大, 越不产生灰色营销行为意图。从表2、表3、中可以看出, 信任在整体样本中, 显著影响灰色营销行为意图 (情景1:β=-.119, p=.013, 情景2:β=-.071, p=.099) 。但从分样本分析结果来看, 对情景1的中国样本的分析结果支持信任对灰色营销行为意图的直接影响 (情景1:β=-.168, p=.034) 。该结果部分支持假设H2。
为了检验假设3, 此处用中位数将样本对零售商的信任分为两组, 即中位数以上的为高信任组, 中位数以下的为低信任组;同样的, 对道德强度也用中位数的方法进行分类, 即中位数以上的为道德强度高, 中位数以下的为道德强度低, 然后对这两组数据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
首先, 使用总体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 在情景2的背景下, 高信任组和低信任组之间在实施情景2行为的意图上有较为显著的差距 (=14.933, P=0.000) 。高信任组在感知情景2的道德强度高时, 实施该行为的意图低于低信任组 (Mean=2.649) ;但是相反的, 高信任组在感知情景2的道德强度低时, 实施该行为的意图却高于低信任组 (Mean=5.157) 。该结果说明, 至少在面对道德强度较低的情景 (请吃) 时, 支持假设H3, 即供应商越信任零售商, 某一种灰色营销的道德强度与形成实施该意图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而在情景2, 供应商对零售商的信任高低在道德强度与道德行为意图之间几乎不起到调节作用。分别检验韩中两国样本的结果也没有显示出调节作用。总之, 假设H3只能得到部分的支持。
四、研究结果分析与研究启示
本研究的数据检验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是道德强度与灰色营销意图形成之间的关系。韩中两国电视购物供应商对营销渠道上可能会面临的灰色营销问题的道德强度评价确实会影响到它们对该问题的道德判断和参与类似行为意图的形成。这表示拥有两个不同的道德强度的两种情景全部支持了本论文的研究假设, 且该结论与已有西方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保持一致 (Weber, 1996;Singer et al., 1998;Flannery和May, 2000;May和Pauli, 2002;Leitsch, 2004;Jeanette et al., 2009) 。Jones (1991) 的问题权变模型不仅在西方商业环境里得到证实, 还在中国和韩国的营销渠道背景下也同样获得了实证的支持。
本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信任与营销渠道上的灰色营销之间的关系。首先, 以道德行为意图为因变量, 以供应商对零售商的信任为自变量的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在所有两种研究情景中, 信任对道德行为意图呈现显著影响。即如果供应商对零售商的信任度比较高, 它们就不会想到需要付出一定费用的灰色营销, 但是如果供应商对零售商的信任度相对比较低, 怀疑零售商的善意或是否会发动机会主义行为, 供应商可能就会倾向于通过某种灰色营销的方式弥补由信任不足而带来的不安感, 由此付出一定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费用。
但是对中国和韩国分别进行的检验结果显示, 中国样本在情景1的背景下有显著的反应, 除此之外, 信任没有影响供应商的灰色营销行为意图的变化, 虽然在大部分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为负 (-) , 表示自变量 (信任) 负向影响因变量 (灰色营销行为意图) , 但其显著性程度都没有符合0.1的最低标准。该结果意味着, 至少本研究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 在个别国家里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的差异对他们的行为意图的影响程度远远不如道德强度的影响。笔者认为, 不同国家的商业经理人对信任的感知和理解、对道德上有问题的营销手段的感知和态度方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偏差,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第二, 总体样本检验结果表明, 在情景1的背景下, 信任对道德强度与道德行为意图之间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只有在情景2“信任”因素起到了调节作用。即高信任组在感知情景2的道德强度低时, 实施该行为的意图却高于低信任组, 相反地, 高信任组在感知情景2的道德强度高时, 实施该行为的意图就很低。但是即使在情景2, 中国和韩国样本没有出现这种调节作用, 两国个别样本的高信任组和低信任组在不同的道德强度下几乎呈现平行的态势。
笔者认为, 至少在情景2的背景下出现信任的调节效应, 是因为韩中两国被调查者对对方的信任程度不同与对情景2的道德强度感知和道德判断不同而导致的。中国被调查者对对方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韩国被调查者, 并且它们对情景2却比韩国被调查者持有稍微宽容的态度。所以高信任组里中国样本偏多且对情景2较为宽容, 低信任组里韩国样本偏多且情景2较为严格, 最后形成上述的调节效应。
总之, 根据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对零售商持有相对高信任的供应商在面对类似于情景2 (送礼) 可以接受的灰色营销时, 如果他们认为其道德强度不高, 那他们可能就更积极实施参与该行为, 反过来如果他们认为其道德强度很高, 那他们可能比低信任的供应商更会持有保留的态度。那是否越信任对方, 就会越想要参与自己认为符合道德的行为, 或是越谨慎地参与自己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对此问题还需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在公司实践方面可以总结出以下3大启示。首先, 如果零售商想要预防与供应商关系中发生和采购相关的道德问题, 并想要避免由此产生的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 那零售商必须让供应商和自己的采购负责人认识到相关问题的道德强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在供销关系中产生的不道德的关系会给零售商的绩效、声誉、竞争力带来损害 (Saini, 2010) 。
第二, 应该努力积累企业之间的信任。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结果, 信任与营销渠道上的灰色营销行为意图有负相关关系, 并在某些情景下信任对道德强度与灰色营销行为意图形成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所以营销渠道上的零售商可以在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中, 通过提高对方可以感知到的信任度, 降低发生灰色营销的可能性并且预防由它所带来的损害。
第三, 有必要好好掌握在中国和韩国可以接受的行为是哪些, 不能接受的行为是哪些, 哪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必要的或是礼节性的, 并根据这些来管理运营企业 (Zhuang和Tsang, 2008) 。因为符合亚洲的商业礼节的送礼虽然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关系, 培养信任感, 但是为了获得特定的代价而实行的贿赂反而会破坏信任 (Steidlmeier,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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