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共8篇）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1

Ⅱ度烧伤后机体因患处通常有大小不等的水疱形成,体液渗出,严重者会导致休克,与烧伤的治疗和创面的愈合密切相关。Ⅱ度烧伤累及表皮层至真皮乳头层下,表皮至真皮全层凝固性坏死,乳头层血管通透性增高,液体渗出积聚而成水疱[1],因烧伤深度的不同,水疱大小不一。疱内液体呈胶胨样,其中的成分对烧伤创面愈合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为观察烧伤病人伤后血清、水疱液中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含量变化,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检测,以期为临床提供帮助。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按照完全随机化法选择2003年1月至2005年10月60例Ⅱ度烧伤病人,其中男30例,女30例,年龄2.0～60.0岁,平均(26.4±5.1)岁。烧伤深度按照参考文献[1]判断。烧伤面积TBSA1.0%～16.0%,平均TBSA(11.0±2.1)%。正常对照组:10例,男6例,女4例。年龄19～50岁,平均(27.6±6.3)岁,均为健康献血员。

1.2 主要仪器试剂

IgG、IgA、IgM试剂盒购自上海北加生化试剂有限公司,C3、C4试剂盒购自浙江东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磷酸氢二钠(Na2HPO4·12H2O)、磷酸二氢钠(NaH2PO4·2H2O)购自北京庆盛达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级别为分析纯;0.0 1 m o l/L磷酸盐缓冲液(P B S)(pH7.2～7.4)。Array360型全自动散射比浊仪美国Beckman公司。

1.3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1.3.1 标本采集

伤后24h内晨空腹经静脉抽取血样3mL和用无菌注射器抽取病人未破水疱液5 m L,分别用E D T A抗凝管装好。操作均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

1.3.2 检测方法

分别检测外周血和水疱液中IgA、IgM、IgG和C3、C4。分别取标本1000r/min离心后,取三支试管各加入1mL血清后,加pH7.0～7.4PBS液500μL稀释;另取三支试管加Ig A、IgM、IgG试剂各3μL,加入稀释血清样品200μL孵育后5min,再加入稀释样品血清IgG100μL、Ig A100μL、Ig M50μL,孵育5min。自动生化仪设置温度:37℃,波长:340nm(辅助波长750nm)。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s表示,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成组设计多个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个样本均数间两两比较用q检验。

注:(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P<0.05;(2)与伤后血清组比较,#P<0.01,##P<0.05

2 结果

见表1。

3 讨论

烧伤后因为热力作用,表皮即发生凝固,渐进性变干,最后炭化,真皮内变化与表皮相似,真皮内最早变化的为小血管(小动脉)立即发生收缩,继之血管发生扩张,同时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液体外渗使血浆成分漏至间隙中。同时由于细胞损伤造成钠钾泵失常,细胞膜破裂及吞噬细胞内各种溶组织酶释放,使细胞内液外渗和水肿液生成速度大于淋巴管回收速度时即渗出到组织间隙中。因此形成大小不等的水疱,水疱液中不同程度含有血清中及细胞内液中的不同成分,如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烧伤后外周血中免疫球蛋白、补体、结合蛋白的含量降低,导致烧伤后机体出现免疫功能低下。有报道这是抑制血清调理活性及网状内皮系统的功能的原因[2]。

B淋巴细胞是作为介导体液免疫反应的主体效应细胞,其产生的免疫球蛋白是机体防御感染,特别是细菌感染的重要成分,免疫球蛋白主要存在于体液中,与相应抗原结合介导体液免疫,从而在体内介导多种生理和病理效应[2]。本实验观察到,伤后2 4 h内病人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及补体含量较正常植均呈不同程度降低,其中IgG减少比较明显,其次是IgA下降较IgG下降明显,IgM下降较轻微,为正常血清IgM的95%左右;伤后C3、C4下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伤后2 4 h内病人水泡液中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的含量较伤后2 4 h内血清中含量均呈明显减少,尤以补体C3、C4减少量为明显;水泡液中免疫球蛋白IgG、IgA、IgM的含量为伤后血清中IgG、IgA、IgM的下降较明显,有统计学意义。三者减少程度相差不甚明显。说明烧伤后,外周血中免疫球蛋白数量、合成能力均降低和损失均明显。伤后免疫球蛋白的分泌和补体系统受到抑制,降低了免疫球蛋白与相应抗原结合的能力和补体系统对中性粒细胞(P M N)杀菌能力的影响,使机体非特异性抗感染能力减弱[3]。

对烧伤水疱液是否排放一直存在有争论。如对较浅的Ⅱ度烧伤,如无感染、毒物等因素,通常应保留水疱皮,以免真皮脱水、干枯、坏死而使创面加深。较深的Ⅱ度烧伤应积极去掉水疱皮,有实验发现[4]通过检验水疱液证实,水疱液能抑制血液中杀菌因子的活力,可抑制正常淋巴细胞母细胞化,降低正常白细胞的调理活性,它能抑制正常白细胞对绿脓杆菌的吞噬和细胞内杀灭。水疱液中还含有较多的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可以加重局部炎症反应。烧伤后的纤维蛋白溶解过程能维持真皮血管开放,而水疱液则使这种作用延迟。因此,是否保留水疱皮根据创面情况来决定。

摘要：目的观察Ⅱ度烧伤患者外周血和创面水疱液中免疫球蛋白、补体的变化,探讨烧伤后机体免疫功能改变的可能机制及创面水疱对创面愈合的影响。方法测定60例Ⅱ度烧伤患者外周血和创面水疱液中IgA、IgM、IgG和C3、C4含量,并于正常对照组比较。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Ⅱ度烧伤患者外周血中IgA、IgM、IgG和C3、C4均不同程度下降;烧伤患者创面水疱液中IgA、IgM、IgG和C3、C4与外周血中比较也呈不同程度下降。结论Ⅱ度烧伤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是否保留水疱皮根据烧伤创面深度。

关键词：烧伤,免疫球蛋白,补体

参考文献

[1]杨宗城.烧伤治疗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5.

[2]龚菲力.医学免疫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92～120.

[3]汪正清,周善章,鲜尽红,等.补体在重度烧伤病人P M N吞杀绿脓杆菌力中的作用[J].中华整形烧伤外科杂志,1995,11(3):197～201.

[4]Brock SC,McGraw PA,Wright PF,et al.The human 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 facilitates invasion if epi-thelial cells by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n a strain-specific and cell type-specofoc manner[J].Infect Immun,2002,70:5091～5095.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2

尊敬的医疗科、护理部：

随着我院产科分娩量的增加，RH阴性孕妇也随之增加。由于RH阴性孕妇在孕期及产褥期可能因胎儿RH阳性而发生致敏，导致再次妊娠时可能发生胎儿溶血，导致胎儿贫血、严重者需换血，甚至威胁胎儿生命。根据目前的诊治规范，需要给RH阴性孕妇分别在孕28周、孕37周以及分娩后72小时内注射抗D免疫球蛋白以阻断抗D抗体的产生。但目前国内医药市场缺乏抗D免疫球蛋白制剂，该药通常由患者在香港或国外医药市场自行购买，再到医院完成注射。目前，有部分医院在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予以注射，但我院目前没有相关规定。因为一旦不予以规范阻断，有可能导致RH阴性孕妇在下次妊娠时发生胎儿溶血等风险而遗留医疗隐患，因此特请示：对于在我院正规产检及住院分娩的RH阴性孕产妇必须注射患者自备的抗D免疫球蛋白时，是否可由我院经治医生在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予以注射？门诊患者是否由门诊注射室执行？请批示！此致

敬礼！

申请人：妇产科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3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补体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伴有多种异常自身抗体和补体激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细胞免疫学的改变与疾病的活性关系密切[1]。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SLE患者体内细胞免疫的活化状态。本研究对392名健康成年人和136例SLE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进行检测,以了解其T淋巴细胞的功能和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浓度的变化,从而为深入探讨SLE的发病机制和判断病程及预后提供客观的实验室指标。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确诊的SLE患者136例。其中男性15例,女性121例,年龄18~76岁(其中平均年龄男性为51.6岁,女性为31.7岁)所有病例均符合199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修订的SLE诊断标准[2]。采用1992年欧洲SLE活动性评分标准判断SLE的病情活动性[3]。392例正常成人静脉血液标本自镇江市中心血站的正常献血者(记录研究对象的吸烟年限及习惯研究,并在获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采集样本),无免疫性疾病,无症状,HBs Ag、HIV及梅毒检测均为阴性,肝、肾功能正常,血细胞计数正常。其中男性153例,女性239例,年龄18~83岁(其中平均男性为43.1岁,女性为38.9岁)。

1.2 方法

1.2.1 主要试剂和仪器

1.2.1. 1 T淋巴细胞测定的主要试剂和仪器

EPICS-XL型流式细胞仪、LH750型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均为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IMMUNOPREPTM全血溶解试剂,荧光标准微球Flow-Check;以上试剂均为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标记单克隆抗体Ig G1-FITC/Ig G1-PE/Ig G1-PC5、D4-FITC/CD8-PE/CD3-PC为法国Immunotech产品。

1.2.1. 2 免疫球蛋白(Ig G、Ig A、Ig M)及补体(C3、C4)测定的主要试剂和仪器

IMMAGE型双光径免疫浊度分析仪(为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采用该公司的配套试剂。

1.2.2 样本处理

1.2.2. 1 T淋巴细胞测定的样本处理

取新鲜抗凝血(1.8mg/m L EDTA-K2抗凝)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测定,并取100μL置入样品测定管,进入荧光标记单克隆抗体D4-FITC/CD8-PE/CD3-PC5,震荡混匀,室温下避光孵育20~30min,应用COULTER Q-PREP工作站和全血溶血试剂盒对样品进行溶血处理;同时用相同方法对同型对照样本进行抗体标记(Ig G1-FITC/Ig G1-PE Ig G1-PC5)、溶血处理与检测。

1.2.2. 2 免疫球蛋白

(Ig G、Ig A、Ig M)及补体(C3、C4)测定的样本处理

*P<0.05,**P<0.01

*P<0.05,**P<0.01

采新鲜静脉全血,离心(转速3000rpm),取血清上机检测。

1.3 统计分析

应用SAS软件(6.12版)、采用非参数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对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0.05,视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SLE患者与正常对照组T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如表1所示,SLE患者组CD3+、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降低,尤其是CD4+T淋巴细胞明显降低(P<0.05);CD8+T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P<0.05),CD4+/CD8+比值明显降低(P<0.01)。

2.2 SLE患者与正常对照组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检测结果

136例SLE患者与392例正常对照组血清Ig G、Ig A、Ig M、C3、C4测定结果见表2。SLE患者组血清Ig G、Ig A水平均明显升高(P<0.01,P<0.05),其中C3、C4水平显著降低(P<0.01)。

3 讨论

SLE是一种伴有多种异常自身抗体和补体激活的累及多系统、多器官的小血管及结缔组织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且病情复杂,疾病多呈渐进性,病程中往往复发与缓解交替出现。大量研究表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在SLE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

SLE患者体内存在着免疫功能的紊乱,大量自身抗体的产生导致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含量的明显升高,这是由于SLE患者多克隆B细胞的过度活化,促使B细胞分泌大量免疫球蛋白,致使患者体内免疫球蛋白升高,其中以Ig G水平升高最为明显。Ig M水平正常可能与其通常在机体炎症的早期出现有关,同时也可能是不同学者观察到的SLE患者血清Ig M水平结果不一的原因之一。近年来部分学者报道Ig M水平在SLE活动中期下降[4,5]。故观察体内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助于SLE的诊断。本研究结果显示,136例SLE患者的Ig G、Ig A、Ig M较健康对照组升高,其中Ig G明显升高,Ig A也升高,而Ig M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与巫翠云[6]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SLE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量补体可通过经典途径或替代途径参与反应,但机体短时间内来不及制造和补充,致使C3、C4水平显著降低。虽然目前很少有将血清补体列入病情评估标准,但近年来国内外均有研究文献认为SLE患者血清C3、C4水平与疾病活动性相关[7]。本研究结果显示,SLE患者体内补体C3、C4水平均明显下降,其中C3水平下降更为明显,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8]。

同时,有研究表明,T淋巴细胞亚群的紊乱可能在SLE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CD3+T淋巴细胞可表达与所有成熟T淋巴细胞表面,与TCR形成完整的TCR/CD3复合体,共同参与对抗原刺激的免疫应答[9],而T淋巴细胞亚群中的CD4+T细胞与CD8+T细胞的相互制约及平衡对机体免疫应答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最近有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结果出现的机制可能是活动期SLE患者外周血中B细胞过量的产生抗体从而损害体内物质,CD4+T淋巴细胞参与了这一过程[10,11]。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SLE患者CD3+、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显著减少,CD8+细胞显著增加,CD4+/CD8+细胞比值明显下降,此于石永兵[12]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4

笔者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经DC/CIK细胞免疫治疗前后胃癌患者外周血T、Th、Ts、NK、B细胞、CD4+CD25+调节性T细胞的变化及细胞因子INF-γ、IL-2、TNF-α、IL-4、IL-6、IL-10的变化情况, 了解胃癌患者经DC/CIK细胞治疗前后机体的免疫功能情况, 探讨DC-CIK细胞免疫治疗对于胃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病例来源

31例患者, 均经病理活检或影像学检查确认为Ⅲ~Ⅳ期胃癌, 其中男21例, 女10例, 年龄48~71 (平均59岁) 。DC/CIK细胞免疫治疗为上海科莱迅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每位患者细胞生物治疗为1个疗程, 共回输DC细胞4次, CIK细胞4次, 每次回输细胞数不低于109个。回输过程中1例男性患者出现低热, 予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

1.1.2 主要实验试剂和仪器

PE标记的鼠抗人CD4、CD8、CD19、CD16、CD56、TNF-α、IL-4、IL-6、IL-10抗体, FITC标记的鼠抗人CD3、CD25、IFN-γ、IL-2抗体, 同型对照分别为PE标记的鼠抗人Ig G1免疫球蛋白, FITC标记的鼠抗人Ig G1免疫球蛋白, 均为美国BD公司产品。流式细胞仪为美国BD公司生产的FACSCanto。

1.2 方法

1.2.1 淋巴细胞检测

所有实验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2 m L, EDTA抗凝。应用荧光直接标记法及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CD3+ (总T淋巴细胞) ;CD3+CD4+ (辅助/诱导T细胞) ;CD3+CD8+ (抑制/杀伤T细胞) ;CD3-CD16+CD56+ (NK细胞) ;CD19+ (B淋巴细胞) ;CD4+CD25+ (Treg细胞) 。取不同荧光标记的单克隆抗体各20μL, 分别加入100μL肝素抗凝的外周血, 室温下孵育20min, 加入红细胞裂解液, PBS洗涤2次, 用流式细胞仪 (BD公司, FACS Canto) 检测, Cellquest软件分析数据, 记录阳性细胞百分率, 减去非特异对照值。

1.2.2细胞因子测定方法

采用Cytodetectsh试剂盒提供的方法常规分离外周血淋巴细胞, 所分离的淋巴细胞用RPMI 640培养液稀释为1×106细胞/m L备用。将淋巴细胞悬液置于24孔培养板, 加佛波酯、离子霉素、莫能霉素各10μL刺激细胞, 孵育、洗涤, 离心后加入500μL冻固定液 (4℃) 固定细胞, 孵育、洗涤、离心后置4℃冰箱过夜。取固定后细胞液, 洗涤、离心后加20μL抗CD4-prep对细胞表面抗原染色, 混匀、孵育后加入1.5 m L打孔液, 离心后取悬浮细胞各加入10μL抗IFN-γ-Fi TC、抗TNF-α-PE、抗IL-2-Fi TC、抗IL-4-PE、抗IL-6-PE、抗IL-10-PE, 并另设一管加10μL该单克隆抗体的同型抗体;孵育, 2 h内上流式细胞仪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样本均数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1例胃癌患者DC-CIK治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变化情况

经DC/CIK治疗后, 患者CD3+T、NK细胞显著升高 (P<0.05) , 而CD4+CD25+调节性T细胞显著降低 (P<0.05) , 其他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31例胃癌患者DC-CIK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情况

胃癌治疗前后细胞因子水平变化见表2。其中INF-γ、IL-2在DC-CIK治疗后有显著升高 (P<0.05) , 其他细胞因子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胃癌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目前胃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放疗、化疗, 但是我国胃癌早期诊治率低, 中晚期胃癌往往无法手术根治, 且术后的放化疗显示出较强的抵抗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肿瘤细胞可以修饰自身表面抗原及改变肿瘤组织周围的微环境以影响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 从而逃避机体的免疫识别与攻击, 基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和预后与机体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 自体免疫治疗是继手术、放疗和化学药物疗法之后的非常有前景的疗法。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IK) 细胞是在多种细胞因子存在的条件下, 将外周血、骨髓或脐血中分离出的单个核细胞, 培养一定时间而获得的一种免疫活性细胞, 是目前用于临床过继免疫治疗最主要的免疫活性细胞。CIK细胞对自体和异体起源的大部分肿瘤细胞均表现出强有力的非MHC限制性杀伤作用。但其肿瘤杀伤机制还未完全明了, 目前认为CIK细胞可被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IFA-1) 有关识别结构激活, 从而导致胞浆毒性颗粒释放而杀伤肿瘤细胞;也可因表面CD3受体结合而激活, 导致胞浆毒性颗粒释放而产生溶瘤作用;同时也可产生大量炎症细胞因子实现对肿瘤细胞的抑制或杀伤;也可通过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而产生抗肿瘤作用。CIK同其他免疫活性细胞相比, 其增殖快, 杀瘤活性高、对耐药肿瘤细胞同样有效[1]。DC是目前所知抗原提呈功能最强的抗原提呈细胞 (APC) , 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刺激初始型T细胞活化和增殖, 是特异性免疫应答的始动者。因此, 它作为肿瘤主动免疫治疗的重要细胞已经应用于临床。成熟的DC依赖细胞表面的共刺激因子、黏附分子及MHCⅠ/Ⅱ类分子等可以诱导特异性CD8+、CD4+T淋巴细胞活化, 进而杀伤肿瘤细胞[2]。

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均发现, CIK和DC共同培养后可以增加其细胞毒性, 提高其抗肿瘤作用[3]。目前DC影响CIK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的机制还不十分清楚。研究发现DC与CIK共培养后, DC的表面分子CD80、CD86、CD40、HLA-DR等明显增加[4], 而且细胞上清中的IL-12分泌增加, 因此DCs可能通过分泌共刺激因子和细胞因子来促进CIK细胞的活化和分化。FUJII等[5]又进一步证实DC与CIK共培养后, DC可以使CIK细胞IFN的分泌量比同条件下的单纯CIK细胞分泌高, 分泌时间延长。另外, DCs可以通过减少CIK细胞中CD4+CD25+抑制性T细胞的比例[6], 增强CIK细胞的杀伤活性。而随着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 通过对CIK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后, 可以增强其抗肿瘤的活性, 是其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7]。

T细胞是一组具有多功能的细胞群, 在免疫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T细胞表面分化抗原分子的不同, 可分为Th (CD3+CD4+) 和Ts (CD3+CD8+) 细胞。NK细胞是非抗原依赖性免疫效应细胞, 可以不经致敏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很多研究证实肿瘤患者外周血T细胞, NK细胞等均低于正常人。Th细胞减少, 则更易发生肿瘤免疫逃逸[8], 而Ts细胞减少可能和恶性肿瘤转移相关, Ts细胞减少的肿瘤患者预后均相对较差。本研究通过检测DC/CIK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数, 发现CD3+T、NK细胞显著升高 (P<0.05) , 表明细胞生物治疗在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功能方面具有正向作用。B淋巴细胞的特异抗原为CD19, 目前的研究认为, 通过对其的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机体的体液免疫状态, 本研究未发现经DC/CIK治疗后患者外周血B细胞数的显著改变, 与柳子川等[9]研究结果一致。

而在T细胞中存在一类具有负性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 国际上首次发现抑制性T细胞同肿瘤进展相关是在上世纪70年代依据体外肿瘤模型实验的基础上提出[10]。1995年确定了这种抑制性细胞为调节性T细胞, 它的自然表型为CD4+CD25+T[11]。2001年WOO等人[12]第1次报道在人的卵巢癌患者和肺癌患者CD4+CD25+细胞显著增多。也有报道发现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调节性T细胞会造成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的缺乏, 降低CTL细胞的肿瘤免疫功能[13]。到目前为止, 许多研究都表明调节性T细胞 (Treg) 会抑制肿瘤免疫, 其中确切的机制尚不明确。但很多研究者发现经过化疗药物治疗后, Treg的数量会相对减少, 推测可能原因是肿瘤患者经治疗自身免疫增强后, Treg数量经过自身免疫调节得到相对抑制。因此, Treg的数量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检测患者免疫状态及评价抗肿瘤治疗效果的一个指标。

本研究发现经DC/CIK治疗后, 患者Treg水平显著降低 (P<0.05) , 从侧面证实了细胞生物免疫治疗在免疫功能调节方面的有益作用。细胞因子INF-γ、TNF-α、IL-2、IL-4、IL-6、IL-10已被很多研究者证实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等过程。其中INF-γ、TNF-α、IL-2、IL-4、IL-6在肿瘤免疫监视, 抑制肿瘤生长与转移的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 而IL-10抑制外周血单核/巨噬细胞, 抑制宿主Th1应答和促进无效的Th2应答, 抑制NK细胞增殖、细胞因子的产生。本研究发现, 经DC/CIK治疗后, 患者外周血中INF-γ、IL-2、TNF-α有显著升高 (P<0.05) , 表明细胞生物免疫治疗对于胃癌患者免疫功能的恢复有较好的效果。

总体来说, 生物免疫治疗作为肿瘤3大常规治疗手段之外一个选择, 在某些方面如治疗副作用、患者耐受性等已经显示出其他治疗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 而其疗效也逐渐被许多临床医生和患者所认可。本研究通过比较胃癌患者DC/CIK治疗前后外周血常见免疫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 证实了DC/CIK治疗对于胃癌患者免疫系统恢复方面的积极作用, 而生物免疫治疗的远期效果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摘要：目的 通过测定胃癌患者自体免疫细胞 (DC/CIK) 治疗前后外周血总T、Th、Ts、Treg、NK、B细胞及细胞因子INF-γ、IL-2、TNF-α、IL-4、IL-6、IL-10水平变化, 探讨DC/CIK细胞免疫治疗对于胃癌患者免疫功能的作用。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31例胃癌患者DC/CIK细胞治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及细胞因子的水平变化。结果 经DC/CIK细胞免疫治疗后, 胃癌患者外周血CD3+T、NK细胞数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CD4+CD25+调节性T细胞显著降低 (P<0.05) , 其他细胞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DC/CIK治疗后细胞因子INF-γ、IL-2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其他细胞因子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DC/CIK细胞免疫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胃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 增强患者抗瘤能力, 从而更好控制肿瘤生长。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5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随机选取我院2014年4月-2015年6月收治的HFMD患儿共200例,诊断均符合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10年版)[2]的手足口病诊断标准,其中重症患儿100例,男76例,女24例,年龄4个月~3岁,中位数为12个月,临床伴有神经、呼吸或循环系统损害;轻症患儿100例,男62例,女38例,年龄3个月~3岁,中位数为12个月,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伴手、足、口、臀部皮疹。对照组为同期我院体检健康儿童100例,男66例,女34例,年龄3个月~3岁,中位数为12个月。

1.2标本收集患儿均于入院第2天抽取空腹静脉血,WBC、CRP检测采用EDTA抗凝血3ml,PCT、体液免疫指标检测采用肝素抗凝血3ml,离心分离血浆。

1.3仪器、试剂和方法血常规采用全自动血球分析仪Sysmex4000-i检测;CRP采用NycoCardReaderⅡ挪威小旋风多功能全定量金标检测仪检测;PCT采用罗氏COBASE601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检测;免疫球蛋白IgG、IgA、IgM和补体C3、C4检测采用日立715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各项检测试剂均为原装配套试剂,严格按照仪器标准操作规程进行。

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非参数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组WBC参数比较入院时轻症组和重症组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淋巴细胞计数(L)、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明显高于对照组,淋巴细胞百分比(L%)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症组与重症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表示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三组CRP、PCT比较轻症组和重症组CRP、PCT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重症组明显高于轻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轻症组相比,P<0.05。

2.3三组体液免疫检测结果轻症组与重症组IgG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重症组明显高于轻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IgA明显高于轻症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轻症组与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IgM、C3、C4三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3。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轻症组相比,P<0.05。

3讨论

3.1HFMD是婴儿及儿童流行病毒性疾病,病毒属于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的肠道病毒,为无囊膜的裸露病毒,属于溶细胞型感染,可以破坏细胞[3]。细胞破坏后引起一系列免疫反应,使部分人WBC增高。本研究发现除外L%,WBC各项指标轻症组和重症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症组与重症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外周血WBC水平对HFMD早期诊断具有一定价值,但无法对进一步判断病情提供有效依据,虽然在患者炎性反应的各种指标中,外周血WBC计数属于经典的指标,但多种因素均可影响外周血WBC的改变,从而降低了外周血WBC计数的诊断价值[4]。

3.2CRP可识别外来病原体和宿主被损害的细胞,从而启动体液免疫和外周血细胞相互作用,与宿主一些防卫机制有关。因此,当发生组织损伤、感染或其他炎性刺激的急性期时,血浆中CRP会明显上升[5,6]。

PCT主要在甲状腺滤泡旁细胞内合成,是降钙素的前体,能够作为一种促炎症因子参与炎症的病理生理过程,研究显示,当机体出现严重感染、创伤,发生炎症刺激反应时,PCT水平明显升高,并且比传统的炎性标志物更迅速,特异性、敏感性也更高[7]。本研究显示HFMD患儿轻症组和重症组CRP、PCT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重症组明显高于轻症组,二者联合检测可为HFMD患儿早期诊断及预判重症病例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3.3病毒感染过程中,往往先通过体液免疫来阻止病毒在机体内传播,其中免疫球蛋白是机体受抗原刺激后B细胞产生的,其主要作用是与抗原发生抗原-抗体反应,使病毒失去侵染和破坏宿主细胞的能力,进而被吞噬细胞吞噬消化。张海瑛等研究结果显示HFMD患儿细胞免疫功能抑制,体液免疫功能激活[8]IgG在抗感染中起主要作用,可结合补体、增强单核巨噬细胞吞噬病毒、中和细菌病毒毒素的能力[9]。IgA在正常人血清中的含量仅次于IgG,有血清型和分泌型两种,可介导调理吞噬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其中分泌型IgA主要参与黏膜局部免疫。本研究显示重症组IgG、IgA明显高于轻症组,提示随着HFMD越来越严重,体液免疫能力可能增强,该结果与相关报道具有一致性[10]。

IgM是初次体液免疫应答中最早出现的抗体,在血中含量在很短时间内消失。刘亚敏等[11]研究显示在HFMD患儿的早期病程中IgM升高,病程第2天以后,IgM升高的检出率明显下降。本研究显示轻症组和重症组IgM无明显差异,可能同患儿的病程有关,与一些相关研究报道相一致[12]。

C3、C4等补体是体内正常表达的肽类分子,通过B细胞等免疫细胞对抗原的提呈作用激活,引起对外来抗原的识别及结合,参与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本研究显示轻症组和重症组之间C3、C4无明显差异,与一些报道相一致[13],推测可能是由于其影响因素较多,小儿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对轻度炎症刺激反应不灵敏导致[14]。

但是,关于HFMD患儿外周血IgG、IgA、IgM、C3、C4水平检测结果在鉴别重症患儿时的临床意义有许多不尽相同,甚至结果相反的研究报道。例如魏惠亚[13]等研究显示,HFMD患儿血清IgG、IgA水平均明显降低,且重症、危重症组最低,据此认为患儿随着病情加重,其免疫力也相应降低;而IgM水平明显升高,且重症、危重症组最高,从而认为IgM作为最早出现的抗体,可用于感染的早期诊断,对判断重症有一定的意义;同时补体C3、C4水平较对照组均略有上升,但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推断原因可能是由于患儿IgG水平低下,无法通过经典途径活化补体有关。林友青等[15]研究也显示IgA、IgM重症组明显低于轻症组,认为因病情加重,导致患儿免疫力低下,免疫系统功能紊乱。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6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本院ICU的住院患者100例,其中男62例,女38例;年龄21~88岁,平均年龄(62.5±10.5)岁。所有病例均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免疫缺陷性疾病,并且近期也未使用过影响免疫系统功能的药物。选择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50例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23~79岁,平均年龄(60.3±11.6)岁。两组在年龄及性别构成比差异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仪器与试剂:流式细胞仪为美国BD公司的FACSCalibur三色单平台仪器,检测试剂

CD4-FITC/CD8-PE/CD3-Per CP抗体、Trucount TM计数管、FACS(10X)溶血素、四色荧光标准微球也来自于BD公司,并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所有检测项目均严格执行室内质量控制,质控品来自于BECKMAN COULTER(贝克曼)公司。

1.3方法:两组均采用相同的样本处理及检测方法,采集清晨空腹肘静脉血2.0 m L,加入含有EDTA-K2抗凝的专用真空采集管中,充分混匀抗凝。分别在Trucount TM计数管中加入CD3-FITC/CD4-APC/CD8-PE抗体20μL,用反向加样法准确加入抗凝全血50μL,充分混匀,室温避光放置15~20 min后再加入450μL专用FACS(10X)溶血剂,混匀,室温放置15 min后上机运行Multiset程序检测获取数据,处理好的样本在2 h内检测完毕。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意义(P<0.01)

注:*与重症组比较,差异具有极显著意义P<0.01

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统计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以P<0.05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观察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外周血CD3+、CD4+、CD8+T淋巴细胞数量、CD4+%、CD4+/CD8+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具有极显著意义(P<0.01);而外周血CD8+%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极显著意义(P<0.01)。见表1。

2.2将观察组按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 O FA)标准,分为重症组(SOFA<3分)和危重症组(SOFA评分≥3分)。两组比较,危重症组外周血CD3+、CD4+T淋巴细胞数量、CD4+%、CD4+/CD8+明显低于重症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CD8+T淋巴细胞变化不明显(P>0.05);而CD8+%明显高于重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3讨论

重症加强医疗病房(ICU)的住院患者,常常由于重大的创(烧)伤、手术操作、恶性肿瘤、出血、缺血缺氧、休克、急性中毒等非感染因素和多种病原微生物感染引发的脓毒血症所引起。患者病因错综复杂,病情危重且变化较快,患者机体往往处于一个急性应激状态,主要表现为蓝斑-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分泌旺盛。如果这种应激状态过于强烈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就会引起机体代谢和器官功能的变化以及组织器官的损伤。甚至会引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MOF)。此时,患者机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包括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凝血系统、免疫系统等方面的变化,而免疫系统功能的状况和ICU患者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密切相关[3]。MODS/MOF是重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ICU患者的免疫功能状况,对于患者的病情判断以及指导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

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来源于骨髓,在胸腺中发育成熟。T细胞(抗原)受体与CD3分子复合物(TCR-CD3)是T淋巴细胞的特有标志。T淋巴细胞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根据其表面标志和功能特性,可以分为CD3+CD4+的辅助性T淋巴细胞(CD4+Th)和CD3+CD8+的抑制性T淋巴细胞(CTL)。CD4+T淋巴细胞在调节免疫系统中对免疫反应的启动、最终表现形式和强弱起着关键作用。CD4+Th细胞在初始阶段接受抗原刺激后,继续分化为分泌型的Th细胞亚群:Th1细胞、Th2细胞、Th3细胞和Th17细胞。Th1细胞能分泌γ-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TNF)、白细胞介素-2(IF-2)。Th1细胞的主要功能是增强吞噬细胞介导的抗感染、抗肿瘤免疫,在细胞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病理情况下,Th1细胞还参与迟发型的超敏反应和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Th2细胞分泌一些细胞因子(IF-4、IF-5、IF-6、IF-10及IF-13),Th2细胞的主要功能是辅助体液免疫应答,并在过敏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CTL细胞通过分泌穿孔素、颗粒酶、淋巴毒素以及通过Fas L途径导致靶细胞的裂解和凋亡。T淋巴细胞是细胞免疫中最主要的免疫细胞,几乎参与了所有的特异性免疫反应。既是直接抵御抗原和肿瘤细胞的效应细胞,又是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反应之间的调节者[4]。其各亚群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于维持与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状态尤为重要。

正常情况下,CD3+细胞、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数量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并且相互调节的状态。CD4+/CD8+的值反映了机体的免疫平衡状态,CD4+/CD8+明显降低、说明机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5,6]。本文研究显示,ICU患者外周血CD3+、CD4+T淋巴细胞数量、CD4+%、CD4+/CD8+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CD8+%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说明患者的免疫功能明显低下,细胞免疫功能处于明显抑制状态。其机制可能为:当机体遭受严重创(烧)伤、恶性肿瘤、急性中毒、休克、感染后所致脓毒症等,T淋巴细胞对特异性抗原刺激无增殖性反应,大量的T淋巴细胞发生凋亡。凋亡清除了大量活化的T淋巴细胞,使诱导T淋巴细胞克隆无反应,患者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少,患者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处于抑制状态,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则呈高度活跃状态;另一方面,一些严重的病因使得CD4+T淋巴细胞分化异常,CD4+/CD8+比值失衡,Th1细胞/Th2细胞平衡状态发生漂移,其分泌的细胞因子也随即发生改变,结果导致了机体免疫功能的障碍[7]。这样一来,ICU的患者就很容易丧失对迟发型过敏反应的能力、清除病原体无力、容易引起医源性感染和罹患恶性肿瘤以及病情迁延不愈,甚至恶化。本研究中,观察组CD8+T淋巴细胞绝对数量较对照组明显降低,而CD8+的百分比明显升高,是因为观察组中总T淋巴细胞绝对数量明显降低所致,并无矛盾之处。另外,本研究还显示,危重症组较重症组患者外周血CD3+、CD4+、CD8+淋巴细胞数量、CD4+百分比、CD4+/CD8+明显降低,CD8+的百分比明显升高,说明危重症组比重症组免疫功能障碍更严重,从而说明患者病情越严重,机体的免疫功能抑制越严重[8],患者的预后更差。当然,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同时进行如淋巴细胞亚群中B细胞、NK细胞以及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的检测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如能进行,将会对ICU患者的免疫功能监测更客观和全面。

综上所述,ICU患者存在免疫功能障碍,尽早和动态对其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进行检测,对于ICU患者病情的判断、指导综合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分型在重症患者中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我院重症加强医疗病房(ICU)的住院患者100例为观察组,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人员50例为健康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两组人员的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数量(绝对计数)和百分数。另将观察组按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标准,分为重症组(SOFA<3分)和危重症组(SOFA≥3分)进行比较,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观察组外周血CD3+淋巴细胞(简称CD3+)、CD3+CD4+T淋巴细胞数量(简称CD4+)、CD3+CD8~+T淋巴细胞数量(简称CD8+)、CD4+%、CD4~+/CD8+比值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外周血CD8+%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重症组和危重症组比较,危重症组CD3+、CD4+细胞数量、CD4+%、CD4+/CD8+比值明显低于重症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CD4+%明显高于重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D8+变化不明显(P>0.05)。结论 重症加强医疗病房(ICU)患者存在外周血T淋巴细胞水平异常,表明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存在障碍,且免疫功能状态与病情危重程度有关。尽早检测ICU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数量,对于ICU患者病情的早期诊断、评估及指导临床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T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重症患者,免疫功能

参考文献

[1]邱海波,周韶霞.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现代治疗[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8-11.

[2]陈永斌,张敏珍,杨国辉.细胞免疫功能测定在危重症患者中的临床意义[J/CD].中国危重症医学杂志:电子版,2010,3(6):384-388.

[3]曹相原.重症医学教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55-83.

[4]金伯泉.医学免疫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01-107.

[5]陈红芳,王香梅,罗建勤,等.脑出血体液免疫变化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5,17(3):177-179.

[6]路静.外周血T细胞亚群检测在恶性肿瘤中的价值[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4,8(20):35-36.

[7]张庆红,姚咏明.进一步重视创(烧)伤脓毒症的免疫监控[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4,23(2):125-128.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自2009年12月~2010年12月在我院收治的恶性肿瘤患者380例, 其中男200例, 女180例。肺癌96例, 肝癌80例, 胃癌90例, 直肠癌114例;年龄30~87岁, 中位年龄60.6岁。正常对照组70例, 男40例, 女30例, 年龄27~76岁, 中位年龄54.2岁, 为健康体检者。

1.2 仪器与试剂

仪器为美国BD FACSCalibur流式细胞分析仪及配套淋巴亚群分析试剂。

1.3 方法

取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2ml EDTA-K3抗凝, 取50μl样品与20μl相应抗体充分混匀, 室温避光孵育15min, 加入500μl10倍稀释后的溶血素混匀, 室温避光静置5min后上机检测, 采用流式细胞术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用SPSS13.0软件包处理,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结果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向方差分析的LSD法。

2 结果

2.1 恶性肿瘤患者淋巴细胞亚群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结果见表1。

2.2 患者淋巴细胞亚群表面抗原变化与临床分期相关, 结果见表2。

注:肿瘤组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肿瘤 (Ⅰ~Ⅱ期) 与肿瘤 (Ⅲ~Ⅳ期) 比较, ▲P<0.05, ▲▲P<0.01。

3 讨论

理论上, 人体强大的免疫系统通过细胞免疫机制产生排斥反应, 使突变细胞在未形成肿瘤之前即被清除, 实际上许多肿瘤仍可逃避宿主的免疫攻击而继续生长, 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全身免疫和肿瘤局部免疫微环境的变化, 造成肿瘤的免疫逃逸。

淋巴细胞亚群在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非常重要, CD3代表全部T细胞, 根据功能可将其分为辅助性T淋巴细胞, 细胞毒T细胞/抑制性T淋巴细胞等亚群。CD4是辅助性T淋巴细胞的表面抗原, 识别由MHCⅡ类分子提呈的抗原肽, 由于大多数肿瘤细胞不表达MHCⅡ类分子, 故CD4+细胞不能直接识别肿瘤细胞, 也不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而是依赖抗原提呈细胞提呈相关的肿瘤抗原, 对之进行特异性激发后分泌淋巴因子, 从而激活B淋巴细胞、巨噬细胞、NK细胞, 通过其活化的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CD8为抑制性T细胞, 具有负调节效应, 由于其含有穿孔素和颗粒酶, 可引起细胞裂解及介导靶细胞凋亡, 从而特异性的直接杀伤带有致敏抗原肽-MHC分子的肿瘤细胞。CD16、CD56是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NK) 的特异性标志物, NK细胞是机体重要的抗肿瘤效应细胞, 在机体免疫监视作用中处于抗肿瘤第一道防线, 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配体诱导受体介导的凋亡激发途径引起靶细胞的凋亡及通过释放细胞因子杀伤靶细胞[1]。CD19+表达于B系细胞及滤泡树突状细胞上, 是一种重要的信号传导分子, 主要功能是调节B淋巴细胞的生长、激活和分化[2], 成熟的B淋巴细胞可进一步分化为浆细胞, 再合成和分泌各类免疫球蛋白, 通过体液免疫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

本研究显示, 恶性肿瘤患者外周CD3+、CD4+、CD19+及NK细胞明显减少, CD4+/CD8+比值显著降低, CD8+细胞则明显增加, 随着肿瘤的临床分期的增加,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受到抑制的程度也逐渐增强。研究表明, 淋巴细胞亚群是反映机体细胞免疫状态的敏感指标, 机体以淋巴细胞亚群为中心的细胞免疫功能状态直接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3]。因此, 检测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可了解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 有助于临床的免疫治疗和预后判断。

参考文献

[1]杨镇.肿瘤免疫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36-37.

[2]王建中.临床流式细胞分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125.

外周血免疫球蛋白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2010年9月至2012年6月期间我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CHD患者117例,均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进一步将冠心病组分为ACS组72例,男50例,女22例,年龄(59.2±10.6)岁,其中包括UAP患者48例,AMI患者24例;SAP组45例,男26例,女19例,年龄(60.3±9.7)岁。对照组53例,其中男31例,女22例,年龄(58.6±10.2)岁,为冠状动脉造影正常者。全部研究对象均为无血缘关系的河南汉族人群。排除肿瘤、感染性疾病、近期有脑血管疾病、近期有重大外伤、手术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1.2 方法

(1)冠状动脉造影:采用Judkins法经桡动脉或股动脉行冠状动脉造影,经两名以上有经验的医师判定及审核造影结果,左前降支(LAD)、回旋支(LCX)、右冠状动脉(RCA)中至少一支狭窄≥50%判定为阳性。(2)标本收集:AMI组于发病24h内抽取静脉血,对照组和心绞痛组于人院次日清晨抽取静脉血4m L,乙二胺四乙酸钠(EDTA-Na2)抗凝,摇匀,3000r/min离心10min,分离血清,放入-80℃冰箱内待用。标本收集齐全后统一测定。(3)血清MMP-1水平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1SA)检测血浆MMP-1水平,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4)血清LP(a)水平测定: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血浆LP(a)水平,LP(a)试剂盒由上海博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在美国雅培AEROSET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表示,多组均数比较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均数比较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CS组MMP-1血浆水平明显高于SAP组及对照组(P<0.05),后两者之间MMP-1血浆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CS组LP(a)血浆水平明显高于SAP组及对照组(P<0.05),后两者之间LP(a)血浆水平也有明显差异(P<0.05);MMP-1、LP(a)血浆水平在AMI组与UAP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表2)。

注:与SAP组及对照组比较,aP<0.0 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注:与UAP组比较,t=1.051,aP>0.05

2.2 MMP-1与LP

(a)在各组中的相关性分析:MMP-1与LP(a)血浆水平在ACS组具有明显相关性(r=0.412,P<0.01);而在SAP组和对照组无明显相关性(P>0.05)。见表3。

3 讨论

MMPs在体内主要降解细胞外基质(ECM),参与结缔组织的降解和重建、炎症反应和缺血、缺氧损伤,目前医学上已发现的MMPs有20多种。MMP-1是MMPs家族中重要的一种间质胶原酶,能够降解ECM中的胶原蛋白,使斑块纤维帽变薄易于破裂,导致急性血栓事件的发生。Ryuichi k等[1]研究发现,冠心病组和对照组之间血浆MMP-1水平无明显差别,但复合冠脉病变组血浆MMP-1水平明显高于非复合冠脉病变组,提示血浆MMP-1水平升高与斑块的不稳定性有关。Tanindi A等通过检测冠心病患者外周血中的MMP-1水平发现,CAD患者外周血MMP-1水平较对照组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ACS组MMP-1水平升高更为明显,提示MMP-1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不稳定性有关[2]。

另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LP(a)与CHD有关。Framingham心脏研究发现,Lp(a)升高是冠心病、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3]。Dangas G等通过对冠心病患者粥样硬化斑块标本进行研究发现,LP(a)与粥样硬化斑块内巨噬细胞的共染率可达到90%以上,UAP组LP(a)的染色面积大于SAP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P(a)与巨噬细胞二者的染色区域具有显著相关性(r=0.88,P<0.001),提示Lp(a)与斑块不稳定性相关[4]。孙凯等发现LP(a)可促进巨噬细胞表达多种MMPs,包括MMP-1、2、9等,同时抑制TIMPs的表达[5]。Ashfaq F等通过对印度北部的人群进行研究发现Lp(a)血浆水平和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积分呈正相关,高水平的Lp(a)是CAD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降低Lp(a)血浆水平可以延缓CAD的发展。另有研究发现Lp(a)存在于不稳定斑块的巨噬细胞中,并且Lp(a)沉积部位的MMPs的活性明显增强,提示Lp(a)可能调节MMPs的表达和(或)活性[7]。

本研究结果发现,血浆MMP-l及脂蛋白(a)水平在ACS组高于SAP组和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MMP-1血浆水平与LP(a)血浆浓度在ACS组呈显著正相关,(r=0.412,P<0.01),表明MMP-1及LP(a)水平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不稳定性相关,与既往大多数研究结果相一致,LP(a)可能通过调节MMP-1的表达和活性参与ACS的发生,二者可作为冠状动脉斑块不稳定性的独立预测因素,在临床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Kato R,Momiyama Y,Ohmori R,et al.Level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Relation to Complex and Noncomplex Coronary Plaques[J].Am J Cardiol,2005,95(1):90-92.

[2]Tanindi A,Sahinarslan A,Elbeg S,et a1.Relationship Between MM P-1,MM P-9,TIM P-1,I L-6 and Risk Factors,Clinical Presentation,Extent and Severity of Atherosclerotic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Open Cardiovasc Med J,2011,5(1):110-116.

[3]Bostom AG,Gag non DR,Cupples LA,et al.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elevated Lipoprotein(a)detected by electrophores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women: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J].Circulation,1994,90(4):1688-1695.

[4]Dangas G,Meh ran R,Har pel PC,et a1.Lipoprotein(a)and inflammation in human coronary atheroma:association with the severity of clinical presentation[J].J Am Coll Cardiol,1998,32(7):2035-2042.

[5]孙凯,周宪梁,李昭晖,等.Lp(a)对THP-1源性巨噬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表达和活性的影响[J].中国比较医学杂志,2006,16(12):710-715.

[6]Ashfaq F,Goel PK,Moorthy N,et a1.Lipoprotein(a) and SYNTAX Score Association with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Atherosclerosis in North India[J].Sultan Qaboos Univ Med J,2012,12(4):465-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