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性动员（精选6篇）
参与性动员 篇1
近年来, 食品的安全问题已经触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 公众对食品安全关心程度是空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显然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课题。对食品进行有效的监管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合理的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已经被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可和接受, 社会组织及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迅速的发展并且实现质的飞跃。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的现状
1. 政府依赖自身监管, 忽视社会力量参与
长期以来, 政府在强化自身责任的同时, 淡化了食品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将自身置于食品安全的风口浪尖。公共权力的集中运作也使得寻租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造成监管成本高, 监管效率低下, 执行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2. 监管形势发生变化, 现有措施成效不大
近几年, 伴随政府职能转变, 食品安全监管也适应形势需要, 及时倡导和谐行政理念, 逐步淡化单一行政手段的运用, 注重指导与服务。这一理念对缓和监管机构与相对人关系、提高相对人对监管的认同度意义显著, 但对监管效能的提高却不明显。
3. 引入力量正在探索, 参与机制亟待建立
我国许多省市和地区都将社会力量引入了食品安全问题, 并通过实际调研和行动建立起了有效的社会力量监督与监管机制, 这样的社会力量监督及监管机制不仅可以帮助我国解决食品监管社会基础薄弱的问题, 还可以促进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转型。
二、社会力量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就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而言, 社会力量具有非常广的覆盖范围及良好的群众参与基础, 社会力量主要包括保护消费者的食品消费组织及相关行业协会、食品安全认证机构等, 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担当的角色大大不同于政府的角色, 其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社会力量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多重社会属性。一方面, 社会力量能够为食品安全问题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服务, 服务两端的主体是平等的, 具有法律关系;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中的某些特殊的监督协会, 其个性化的特定的监督手段和管理职能, 具有一定的社会行政管理性质, 所以又具备行政法律关系属性。
三、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实施策略
1. 开展社会监管, 重视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作为协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重要机构, 行业协会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而行业自律规则也比监管法规方便和灵活, 从而更能适应食品研制、生产、流通环节的快速变化。行业协会的良好运作可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 减轻政府负担、避免政企冲突。我国也应积极引导食品行业协会的建设, 为其提供宽松的环境, 充分发挥其作用, 使发达国家成功运行的政府监督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为我国所用。
2. 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监管的绩效管理体系
社会力量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有效的运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周期, 短期内获得的效果不易被发现, 也是不显著的, 其具有长期、递增的特殊性。因此, 对于社会力量的绩效考评及考核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绩效管理体系。组成一个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评价、绩效反馈的动态监督管理体系。将社会组织中的人员, 组织运转的流程及过程, 最终食品安全监管希望达到的标准有机的结合起来, 促进社会力量将机构目标与社会目标相结合, 平衡短期与长期的利益, 确保每一个绩效管理能够有效的实施, 推动绩效目标的完成。
3. 建立参与监管的激励机制
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对于社会力量长期、有效地参与监管非常重要。除了进一步落实好现有的举报奖励制度以外, 监管机构可以仿效企业的内部激励方式, 设立最佳贡献奖、最佳意见奖、最佳信息奖, 评选优秀信息员、优秀监督员、优秀志愿者、食品安全优秀个人, 评选优秀食品安全参与团体、单位等。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用, 激发并保持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积极性。
结束语
通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外的其他社会力量通过努力可以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只要将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组成一个有机统一相互联系的整体, 形成一个互动的体系, 使三者的功能和力量都能充分的发挥, 促成三者相互协作共同进步的良好局面, 便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利益合理分配, 那么, 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可以帮助我们为更好解决食品安全监管问题提供新的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摘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对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了许多隐患和损害。因此, 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本文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现状入手, 分析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还提出了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社会力量,食品安全监管,对策
参考文献
[1]姜援朝, 王佐德.英山县.建好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员队伍[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0 (10)
[2]王振平, 唐协民, 刘晓明, 邓志宏, 侯明荣, 齐建辉, 文青, 袁因.在小平故里话食品药品监管改革创新[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08 (10)
[3]石维平.小议食品药品监管“软实力”建设[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09 (01)
[4]杨德方.加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素质建设的思考[J].齐鲁药事.2009 (02)
参与性动员 篇2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司法行政社会治理研究
常德市鼎城区司法局
胡泽瑜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拥有者繁复多样的文化内涵，自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定会有摩擦和矛盾，彼此之间的妥协退让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最好途径。我国自古就有“和事佬”，现在更是在法治领域实践和完善着人民调解制度。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的运行是基本。但是，在传统思想指挥下大多数人还是拒绝与“衙门”打交道，这往往阻碍了民众对法律运行的监督，非常不利于在此过程中的法律普及和法治建设。庞德曾经说，“民众对权利和审判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
法律的价值从实践中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劳动，劳动就是实践，实践中出真知。
任何人在实践中所接触和领悟的东西最容易被理解和深刻记忆。因此，法律既不应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应铭刻在铜表上，而是应铭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内心里。
而恰恰，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制度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最可能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制度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最能将普法融于实践的制度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最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和径口相传的就是在基层人民调解对法律进行实践而产生的一个个真实的、在身边的鲜活案例。故而，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力显而易见，那么我们该如何将他们广泛运用，利益最大化呢？
一、保证过程的合法和结果的情理法相融
在我国的法律发展史中，历来承载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中国引进和推广程序正义的观念，强调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程序法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和重要表现，这不仅体现在司法中，还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方面，理所当然的也作用于人民调解制度当中，也应当贯穿基层人民调解的始终。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对此颇有不同的体会。在基层，许多的矛盾纠纷都是突发性的，偶然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鸡毛蒜皮”的，一般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果说严格执行上级文件下达的文书程序，实然是不现实的。从群众的角度来说，文书程序意味着一个简单的矛盾纠纷案件中，群众至少签名四次，他们往往会觉得“我就一件很小的事情，几句话的事情，为什么要签字？你们拿我的签名要干什么？”繁琐的文字程序往往会导致群众对基层调解的排斥甚至是不信任，如果不加以大量的沟通，长久之下是否会导致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举步维艰？事与愿违呢？
程序的正当固然有利于保障纠纷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和最终的调解的效力。但是僵化的、不切实际的、繁琐的程序是否真的一概而论呢？在我看来，大量的基层人民调解中，我们要约束和规范的是人民调解员的行为，而不是群众。人民调解制度本就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来的优秀经验加以理论化，它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将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无。将矛盾纠纷在群众身边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现在上级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检查多以书面材料为准，要求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文书体系，这其实在基层人民调解实践中是非常棘手甚至是拦路虎。群众不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说没事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反复来找我。古语有云：家丑不可外扬。在大多数群众还是传统观念，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如同风过无痕，你非要留下痕迹加以证明，反倒留下了隔阂。
关于上述方面的考量，是否还值得我们深究和摸索探寻呢？
二、要灵活的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
1、注重人民调解中的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通俗点说就是“暖人心”，通俗点做就是换位思考，站在矛盾纠纷当事人的角度理顺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和根本目的出发化解矛盾，平息事件。许多的事情在生活中没有是非对错，更多的是情理沟通，求同存异。只要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的大前提下，在人民群众接受和自愿的原则下，各方面的妥协和利益平衡。
2、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矛盾调解
家长里短，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居……在基层人民调解中，社会的力量是惊人的，群众的作用是无穷的。我们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人民调解中，特别是在乡镇基层地区范围内，要充分的动员出各组各村里有名望有声誉广受群众尊敬的老人、前辈和领头人。“唯马首是瞻”——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有领袖情结？我们的骨子里是不是都是信服那个站在队伍前面的人？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我认为一个很大的工作重点和精力重心应该是加强对这批人员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在案件的具体解决过程中，有他们的参与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的法律水平和法制观念的提升，就如同“允许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从我个人的思想观念出发，我的崇拜者，我的榜样就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仰望他，信服他，就会追随他的步伐，提升自我的能力水平。我想这样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普遍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社会力量，树立群众榜样，将普法工作日常化，扩大工作效能。
三、充分运用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帮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前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向西方社会管理制度的学习与模仿阶段，第二阶段是适应自身社会变化的改造与创新阶段，近年来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就是我在这里所指的第三阶段：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规范与完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样化，政府购买服务，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日常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实践中，让政府的服务职能更贴近群众，形成社会分工各方面的良性互动，此项举措其实在当下各种社会管理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认可。政府购买服务俨然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所采取的普遍而有效的一项重要举措。
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在长期实践中一直有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特别是在许多农村地区范围内，“和事佬”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作用。在许多的基层调解中，当事人不一定信服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会认为他们是“坐在办公室吹空调看报纸的官”，不了解群众，不能站在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但是，对于他们熟悉的人，普遍会更容易接受，会带着类似于“天然的”信任。在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中，矛盾纠纷的解决更多的是在法律大框架下，情和理的博弈，情理之间的平衡。群众在纠纷的解决中需求的不是长篇大论的法律依据，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情观念和乡规民俗。恰恰，地方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是具有先天优势的。
实践已经在许多方面予以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
参与性动员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非公有制经济年均增速达2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我国GDP的三分之一要强,特别是在一些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有的已经超过了70%,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同样,江西吉安市非公有制企业也成蓬勃发展之势,内资企业中非公有制企业占7成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蕴藏着巨大潜力。因此,动员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增加扶贫投入,对推动社会扶贫工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社会扶贫的现状及做法
1.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开展扶贫
当前,社会扶贫,依然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参与、立足长远、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扶贫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制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帮扶计划》,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力开展定点帮扶;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与贫困户“1+1”结对帮扶工作;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等。
2.动员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是按照自愿参与、量力而行、义利兼顾、互惠互利和立足长远、注重实效的原则参与扶贫开发。目前,主要参与的非公有制企业基本是扶贫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主要形式是“公司+基地+农户”。以翔云药业有限公司参与扶贫开发为例,其做法是:翔云药业有限公司在遂川县大汾镇等西部山区乡镇租赁荒山荒坡种植药材5000余亩,建立了企业的药材基地,并与周边地区有中药材种植意愿的贫困农户签订合同,公司负责技术指导,种植培训,提供种苗,配肥配药,回收药材等,帮助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直接带动1万余户贫困户增收,药农人均增收500余元,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3.引进外援项目开展扶贫。通过多方联系,积极争取社会扶贫机构资金项目,扶持贫困地区。2008年,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圆梦2008•新长城阳光操场”项目,争取了第一批捐赠32万元,用于安福县小学修建篮球场、乒乓球桌等体育设施。
二、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不到位的问题及原因
从统计数据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扶贫开发的比例还不高,投入的资金较少,可发挥的潜力还比较大。主要原因有:一是企业创业观念与回报社会的理念尚未形成。我国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实现赢利后,以人为本,利益再分配,回报国家,回报社会,扶持弱视群体的理念和发展公益事业的观念尚未形成。二是搭建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的平台尚未形成。我国虽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十五”和“十一五”扶贫开发,但都是政府“搭台”、政府“唱戏”。这次《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加大扶贫力度”一节中,有关扶贫投入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政府投入,如何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基本没有涉及。三是重视程度不够。把参与扶贫开发视为普通投资盈利活动,将“项目扶贫开发”按一般投资对待,政策上支持力度不够;一些项目投资开始时得到了关心和支持,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无人关注,特别是遇到困难时少有人过问。四是扶持力度不够。目前,国家扶贫政策,一般是扶持扶贫龙头企业,对涉及到参与农业开发企业,尤其是参与扶贫开发、带动贫困群众增加收入的企业扶持力度还不够。
三、对动员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建议
扶贫开发是全社会的课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特别是要大力发挥民间资金、动员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积极主动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政府要对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做出突出成绩的非公有制企业大张旗鼓的表彰和宣传,树立典型;新闻媒体及各种舆论工具,要为参与扶贫开发的企业大造声势,跟踪报道,及时推广典型做法与经验,提高和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有关部门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展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教育,激发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热情,营造社会大扶贫的格局。截止2008年底,我市非公有制企业达84677家,如果全数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将会促进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度的增加。因此,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是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潜力极大。
2.政府高度重视,调动非公有制企业主动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各级党委、政府应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将动员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纳入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支持;银行在投融资上应给予支持,在还贷期限上适当放宽,充分调动参与扶贫开发企业的积极性,增强责任感。
3.搭建服务平台,疏通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准入渠道。为使引导和动员非公有制企业积极主动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要建立多种参与机制,形成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主动参与扶贫开发的良好环境。一是要制定细则,建立制度化服务平台。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等服务机构要在税收减免、土地使用、银行信贷等方面,共同制定具体细则,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推动规范化、制度化地深入和长期合作。二是要诚实守信,建立信用合作服务平台。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既是扶持贫困群体,与贫困群众共同谋求发展,也是与政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首先政府要不断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宽松环境;其次是企业要建立风险基金,在市场低潮和行业危机时用以补贴农民,帮助农民防范风险;再次是农户要诚实守信,履行合同,无论市场行情如何变化,始终与企业合作,不使企业蒙受损失。要建立完善共同诚实守信机制,长期合作,谋求发展。三是要提供参与模式,建立示范带头服务平台。要有计划的组织非公制企业家参观学习先进典型,如扶贫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按照“公司+基地”、“公司+农户”运行模式,以及扶贫龙头企业在参与扶贫开发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带动农户增产增收,实现“双赢”目标等经验做法。在充分发挥扶贫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的同时,激励非公有制企业广泛参与。四是要提供项目选择,建立参与机制服务平台。有关部门要不断地提供扶贫开发项目,制作网页和宣传单,为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提供选择机会,使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多的关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踊跃投身到扶贫开发中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以更高的热情、更强的工作力度,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和成效,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为贫困地区面貌的改变,为困难群众生活的改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力量,多作贡献。
[作者简介]罗军发,男,江西省吉安市扶贫办副调研员;余黑古,男,吉安市扶贫办社会扶贫科科长。
参与性动员 篇4
皮定均:第一, 各个城市的重视程度比原来要高得多, 表现在第三批试点来做汇报和申请的几乎都是市长、副市长, 甚至是书记、市长一起来申请智慧城市, 大家都是志在必得。第二, 各个城市对智慧城市的认识比原来又深化了一大步, 汇报方案也比原来有了较大提升和进步。
记者:在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当中, 哪些做法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皮定均:各个城市除了完成部里要求的基本项目之外, 都或多或少地积累了自身的特色,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 某个县级市的云计算中心, 别出心裁地租用了地级市的云计算中心, 既省经费, 又提高效率。此外, 还有一些城市, 很注重将项目和体制机制的建设相结合;有些城市除了建公共信息平台之外, 还把运营体系建立起来。其实, 智慧城市不仅要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解决条块分割、条条分割、业务不优化的问题。
不光是打破信息壁垒, 更要打破业务流程的壁垒, 使业务流程优化。有些事情可能要涉及到社区, 涉及到街道, 涉及到某一个职能局, 是一个系列过程, 如果存在业务孤岛, 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此外就是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在决策方面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现在很多城市已经慢慢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
记者:从近几年智慧城市的实践来看, 您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皮定均:智慧城市的核心有两条:第一, 科学决策;第二, 建立社区、单位、市民、政府共治的体制, 这是现阶段咱们国家面临的很大问题, 民主决策和传统的领导决策或者专家辅助决策, 都存在弊端。现代社会需要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靠大数据, 这是最重要的。还有, 现代社会不能只依靠政府, 社会要积极发挥主体作用, 政府和社会共同做工作, 才是最好的状态。否则的话, 政府干得越多, 社会骂得越多, 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慢慢丧失。邓小平同志很早就说过一句话, 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特别是现在, 社会高速发展, 利益主体多元化, 政府和社会要共治共管。
记者:下一步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中注意解决什么问题?
参与性动员 篇5
发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和武警部队、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率先开展定点扶贫，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扶贫协作，对推动社会扶贫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社会扶贫日益显示出巨大发展潜力。但还存在着组织动员不够、政策支持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打好新时期扶贫攻坚战，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全面推进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兴友善互助、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健全组织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完善政策支撑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坚持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作用，多种形式推进，形成强大合力。
――坚持群众参与。充分尊重帮扶双方意愿，促进交流互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坚持精准扶贫。推动社会扶贫资源动员规范化、配置精准化和使用专业化，真扶贫、扶真贫，切实惠及贫困群众。
二、培育多元社会扶贫主体
（三）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优势，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四）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扶贫。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社会组织开展扶贫活动提供信息服务、业务指导，鼓励其参与社会扶贫资源动员、配置和使用等环节，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机制。加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
（五）广泛动员个人扶贫。积极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全民公益理念，开展丰富多样的体验走访等社会实践活动，畅通社会各阶层交流交融、互帮互助的渠道。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华侨及海外人士，通过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参与扶贫。
（六）深化定点扶贫工作。承担定点扶贫任务的单位要发挥各自优势，多渠道筹措帮扶资源，创新帮扶形式，帮助协调解决定点扶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做到帮扶重心下移，措施到位有效，直接帮扶到县到村。定期选派优秀中青年干部挂职扶贫、驻村帮扶。定点扶贫单位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本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深入开展调研，加强对定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
（七）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协作双方要强化协调联系机制，继续坚持开展市县结对、部门对口帮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协作、社会帮扶、人才交流、职业培训等多种形式深化全方位扶贫协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协作双方建立定期联系机制，加大协作支持力度。加强东西部地区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双向挂职交流，引导人才向西部艰苦边远地区流动。各省（区、市）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地区组织开展区域性结对帮扶工作。
三、创新参与方式
（八）开展扶贫志愿行动。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才、退休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扶贫志愿者行动，建立扶贫志愿者组织，构建贫困地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组织和支持各类志愿者参与扶贫调研、支教支医、文化下乡、科技推广等扶贫活动。
（九）打造扶贫公益品牌。继续发挥“光彩事业”、“希望工程”、“母亲水窖”、“幸福工程”、“母亲健康快车”、“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春蕾计划”、“集善工程”、“爱心包裹”、“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等扶贫公益品牌效应，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雨露计划”、扶贫小额信贷和易地扶贫搬迁等扶贫开发重点项目，不断打造针对贫困地区留守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一对一结对、手拉手帮扶等扶贫公益新品牌。
（十）构建信息服务平台。以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按照科学扶贫、精准扶贫的要求，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扶贫项目规划，为社会扶贫提供准确的需求信息，推进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提高社会扶贫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
（十一）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加快推进面向社会购买服务，支持参与社会扶贫的各类主体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积极参加政府面向社会购买服务工作，政府部门择优确定扶贫项目和具体实施机构。支持社会组织承担扶贫项目的实施。
四、完善保障措施
（十二）落实优惠政策。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及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扶贫捐赠税前扣除、税收减免等扶贫公益事业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各类市场主体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带动就业增收的相关支持政策。降低扶贫社会组织注册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给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符合信贷条件的各类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并按有关规定给予财政贴息等政策扶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主设立扶贫公益基金。
（十三）建立激励体系。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定期开展社会扶贫表彰，让积极参与社会扶贫的各类主体政治上有荣誉、事业上有发展、社会上受尊重。对贡献突出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在尊重其意愿前提下可给予项目冠名等激励措施。
（十四）加强宣传工作。把扶贫纳入基本国情教育范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扶贫系列宣传活动。创新社会扶贫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加强舆论引导，统筹推进社会扶贫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工作，宣传最美扶贫人物，推出扶贫公益广告，倡导社会扶贫参与理念，营造扶贫济困的浓厚社会氛围。
（十五）改进管理服务。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适应社会扶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强化服务意识，搭建社会参与平台，提高社会扶贫工作的管理服务能力。完善定点扶贫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考核评估制度。加强对社会扶贫资源筹集、配置和使用的规范管理。建立科学、透明的社会扶贫监测评估机制，推动社会扶贫实施第三方监测评估。创新监测评估方法，公开评估结果，增强社会扶贫公信力和影响力。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开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提高农村致富带头人和贫困群众的创业就业能力。充分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帮扶有机结合，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十六）加强组织动员。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密切合作，加强协调动员，按照职能分工落实相关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扶贫部门要加强社会扶贫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服务。财政、税务、金融部门要落实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措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落实挂职扶贫干部、驻村帮扶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民政部门要将扶贫济困作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支持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工商联要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完善工作体系，建立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要汇全国之力、聚各方之财、集全民之智，加快推进扶贫开发进程。
国务院办公厅
参与性动员 篇6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产物, 利益集团政治体现了一种多种利益相互竞争的过程, 利益集团间的相互竞争, 具有抑制特权阶层的作用, 有利于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不利于广大公众的政策倾斜, 也推动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利益集团政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纠偏机制, 它防止美国政治过程中过于极端的政策取向, 利益集团积极参与选举和进行政治游说对政府政策制定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
当然, 利益集团的行为有时也干扰了政府政策发展进程, 妨碍了立法与行政的效率。此外, 政治现实中, 利益集团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资源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利益分配份额, 那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力量较弱的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仍处于劣势, 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扭曲着美国的代议制民主。
在美国, 利益集团的增加与扩散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导致政府规模、范围扩大的原因, 很多理论家都倾向于将“进步时期” (the Progressive Era) 社会运动的增多与政府的扩展联系起来 (Tichernorand Harris2002/2003) ,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指出, 利益集团的“寻租”是政府法规和经费的驱动力 (Buchananand Tullock1962) 。过去40几年中无数的社会运动导致了有关妇女、少数民族、消费者和环境的新计划的纷纷出台。集团在华盛顿流动以应对政府活动的增加, 因为政府在更大范围的公共政策领域愈发活跃, 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紧随其后。另一方面, 政府能够刺激新集团的产生并促使现存集团围绕一系列特定的问题活动。政府的资助者为新集团提供启动基金 (Walker1983, 1991;Smithand Lipsky1993, Ciglerand Nownes1995) , 同时政府制定的计划推动其发展 (Campbell2003) 。不管利益集团是政府新项目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它们都与政府共同进步, 互相影响。然而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 仍然存在一个难题。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问题领域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利益集团关注和游说的焦点?Baumgartnerand Leech (2001) 曾指出, 在华盛顿的利益集团之中, 大部分游说都集中在一小部分问题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集体行动的需要似乎表明, 集团很可能是单独推动这一过程的, 但实际上利益集团的发展必须依赖政府自身的发展。虽然利益集团领导者在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游说集团远远超出少数精英分子, 政府行动者必须采纳他们的提议。
然而, 从多元主义到精英主义到精英多元主义, 现代民主社会对于利益集团的研究都侧重强调了“供给方”因素 (supply-sidefactors) 的重要性, “供给方”因素是指那些推动利益集团组织起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具体利益因素, 例如, 杜鲁门在其1951年出版的《政府过程》 (The Government Process) 提出, 当社会发生突变的时候, 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 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 新的利益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虽然“供给方”力量在利益集团的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对这些因素的过分关注使得学者们往往忽视了同样影响集团行动的政府外部力量的重要性, 政府的力量表现为“需求方”压力 (demande-sidepressure) 1, 即政府机构 (governmentalinstitutions) 的活动能够吸引特定利益采取行动并且能够决定集团参与政策讨论的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可以影响利益集团活动的层次和性质。供需方力量对于理解利益集团的动员有着重要作用, 虽然二者都很关键而且相互联系, 但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学者去研究政府活动作为一种“需求方”力量是如何引导和决定利益集团的动员和参与的。本文将从两大方面论述除去自身利益驱动以外的最主要的外部力量 (“需求方”力量) ——政府, 对于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
二、“供应方”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古典多元主义的理想社会
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 与本特利和杜鲁门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多元主义认为, 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 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 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 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大量出现。在现代社会中, 利益集团具有重要作用, 是个人与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 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 领袖需要人们广泛支持, 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来体现。V.O.基 (V.O.Key) 认为, “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 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它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 协调集团冲突……”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时政治家必须做的事, 公共秩序是利益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古典多元主义理论认为, 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 尽管选举结果能反映多数人的选择, 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反映多数人的意志, 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因此, 必须通过利益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满足多元主义社会的要求, 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
古典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 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利益集团能控制决策过程, 也没有任何利益集团不具影响力。这一理论并不否认美国现行的制度, 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政党制之中。萨托 (Sator) 提出来“政党多元主义” (Party Pluralism) 的概念, 强调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关系, 二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各种利益能进入决策过程。
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 随着利益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对其他利益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 并不断受到利益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利益集团联盟。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 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 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总之, 公共政策时多数利益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
总体来看, 古典多元主义理论与麦迪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后者视派别为一种“祸患”, 而古典多元主义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 还应该是民主的、更多地从积极方面看待利益集团, 认为利益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 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 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集团的游说和与政府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 最终使决策能反映公众利益。归根到底, 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的, 它源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利益集团成为这些价值观的体现, 利益集团力量的平衡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利益要求。
三、“需求方”力量对利益集团动员和参与的影响——新多元主义引发的思考
供应方力量决定利益集团动员更多地反映了古典多元主义学者的观点:集团动员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根据这一理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人民负责, 政府受到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影响, 私人利益而非政府机构提出民众关心的问题并强调那些需要政府解决的难题, 利益集团以这种方式设置议程, 引导政策讨论并最终决定政府活动。然而, 正像古典多元主义理论的批评者们指出的那样, 并不是所有集团都能够平等地表达自身偏好, 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集团更有机会让政府听到其呼声, 那些富有的集团通常会对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斯查德斯奇内德指出的, 多元主义将大众排除于代表制之外, “多元主义天国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队唱的是很强的上层阶级的声音。大约90%的人不能进入压力集团政治中去。”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多元主义理论指出, 美国的政府机构经常独立地影响决策, 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 美国联邦政府经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 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以斯蒂芬为代表的新多元主义理论再次引发学者们的思考, 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途径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问题领域成为利益集团关注和游说的焦点?这绝不是古典多元主义的作为“供应方”力量的集团本身受到利益驱动可以解释的。
虽然“供应方”因素十分关键, 但现实情况是, 利益组织并不在真空中进行游说, 它们的活动受到环境的影响。政治背景或环境是解释利益集团的规模、范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即使是在一个多元主义假设的理想的社会中——所有观点都能被公正地代表, 也没有理由期望所有的利益集团能够平等地进行游说。若政府未涉入某一问题领域, 那么这一领域就不太可能会形成利益集团进行游说。这说明, 集团进行动员不是因为观点或需要的存在, 而是因为那些观点或需要同政府行动之间产生了交集。实际上, 这也是以Heinz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所定义的“利益” (interest) 。
对利益集团最有影响的外部力量之一就是政府, 即所谓的“需求方”因素, “需求方”影响的过程与古典多元主义描绘的人民的意见引导政府行动的理想图景全然不同, 通过“需求方”力量, 中央政府机构通过增加对特定政策领域的关注与控制吸引利益组织。政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利益集团的活动: (1) 直接补贴、支付、拨款等财政手段; (2) 决定哪些问题值得讨论以及哪些利益集团能够参加讨论; (3) 政府自身在不同政策领域活动的发展和层次的变化。政府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政府合同” (governmentcontracts) , 通过决定给予哪些项目资金支持以及谁实施项目, 政府机构可以引导政策讨论、控制利益集团活动。另外, 设立代理机构或指定计划、分配预算到特定的政策领域, 控制顾问委员会或论坛、分配委员会席位、直接财政补贴……都是政府影响利益集团主体的方式。
四、游说对象与方式的选择
利益集团游说的需求因素理论由此引出一个简单的假设:政府对一个问题领域注意力的增加, 这一领域的游说也会随之增加。但是, 政府注意力 (governmentattention) 不能被概念化并且以多种方式进行衡量, 并不是每种类型的注意力都对游说产生同样的影响。政府注意力利益集团选择游说对象和方式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 我们要考虑的是长期和短期内政府对一个问题领域的关注, 尤其是国会的关注对游说方式的影响2。可以预期游说会随着国会注意力的增长而增加, 但在短期和长期内游说方式是不一样的。利益组织做出游说的决定既耗时又费钱, 尤其是涉及到建立游说办公室或派遣驻办公室的固定人员时。另外, 集团并不是一元化的, 可能需要说服其内部不同的派别, 而且集团有时可能不会立即意识到政府行动威胁其利益还是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出于上述原因, 在影响游说活动方面, 长期的政府活动变化比短期内政府注意力的变化更为重要。利益集团雇佣临时游说家和公关公司比在华盛顿设立自己的办公室要容易得多, 因此用临时游说家进行游说能更快对对短期内政府注意力的变化作出反应。
其次, 占联邦预算比例相对更大的问题领域会有更高水平的游说, 因为利益集团相互争夺以得到联邦的直接补贴和拨款。这一因素以当年联邦预算分配给各个问题领域的数目作为衡量标准。
五、结论
政府活动影响利益集团并不意味着集团内部因素无关紧要, 集团的资源和经营都对其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利益集团的行动能力都是相等的, 那些拥有更多财富和资源的利益集团比其他集团更可能组织起来, 比如商业、贸易集团更容易组织大规模的活动。另一方面, 政府活动及政治环境的变化都影响着利益集团的行为, 即政府补助、调控、提拔、惩罚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 更重要的是, 政府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影响集团系统的规模和性质。本文的分析表明, 政府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日益增加的活动本身就是紧随其后的利益集团动员的驱动力。利益集团不会主动形成, 也不会主动来到华盛顿;必须要有“需求”它们的力量存在, 而政府则创造了这种需求。
摘要：政府的力量表现为“需求方”压力 (demand-sidepressure) , 即政府机构 (governmentalinstitutions) 的活动能够吸引特定利益采取行动并且能够决定集团参与政策讨论的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可以影响利益集团活动的层次和性质。即政府活动对利益集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新多元主义格局下, 政府对一个问题领域注意力的增加, 这个领域的游说也会随之增加。表现政府是创造某一领域利益集团产业需求的主要力量。
关键词：利益集团,供应方力量,需求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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