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相关因子

血清相关因子（通用10篇）

血清相关因子 篇1

肺癌是世界上恶性肿瘤死亡的最常见原因,大多数患者预后不良,大多数肺癌患者的死亡是由于转移和转移引起的损害引起的。实体瘤的发生发展关键依赖提供养分的功能血管,如果缺乏,肿瘤就只能保持静止而无法实现生长和转移。肺癌和其他实体瘤一样,其生长和转移离不开新生血管生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1989年由FERRARA等发现并命名的一种糖蛋白,为血管生成的主要调控因子,通过与内皮细胞表面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而发挥其生物学活性。近年来的许多研究证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与肺癌新生血管和淋巴管的生长以及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1]。本研究旨在探讨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2005年05月～2006年04月由本院呼吸内科收治的诊断为原发性肺癌的患者(均经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并排除严重心、肝、肾、血栓性疾病、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性疾病、贫血、长期服用激素及1月内仍手术史、创伤史)及健康体检者。肺癌组共60例。其中,男46例,女14例;年龄34～82岁,平均65.3岁;所有患者进行胸部X线、胸部CT、头颅CT、纤维支气管镜、放射性骨扫描、腹部B超等检查,其中腺癌25例,鳞癌30例,小细胞癌5例;P-TNM分期(国际UICC1997分期标准),Ⅰ+Ⅱ期13例,Ⅲ期32例,Ⅳ期15例。所有患者进行随访并记录其生存期。健康体检者共20例。其中,男15例,女5例,年龄22～80岁,平均年龄52.1岁。所有样本采血前2周内未应用任何止血或抗凝药物治疗。

1.2 血清标本的收集与保存

肺癌患者(化疗及手术前)及健康体检者均为清晨空腹采用非抗凝管抽取外周静脉血3 m L,室温放置30～60 min后,5 000 r/min离心15 min后,分离血清分装后-20℃低温冷冻备用。

1.3 检测方法

人VEGFELISA试剂盒购于产地为美国。检测方法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用酶标仪测定结果,VEGF检测波长为450 nm。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处理。所有数据均以(x±s)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组间比较作方差分析,VEGF与生存期关系用直线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肺癌患者和健康体检者血清VEGF水平的比较

在肺癌组中,血清VEGF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P<0.001),见表1。

2.2 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在肺癌组中,血清VEGF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大小、TNM分期、有无远处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之间无明显关系,见表2。

2.3 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

肺癌组60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率100%。生存期为确诊日至患者死亡或末次随访的时间(2008年2月1日)。通过随访肺癌患者生存期(253.68±165.57)d,35～753d,中位生存期为211 d,与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r)=-0.38,t=-3.1681,P=0.0024],见附图。

3 讨论

肿瘤血管生成是一个多基因、多因子参与的过程,其步骤包括:肿瘤组织释放血管生成刺激因子;血管周围细胞外基质重塑,基膜降解;内皮细胞增殖迁移;新生血管形成。只要阻断任何一步,都将阻止肿瘤血管生成。有学者提出血管生成的“开关”平衡假说:即新生血管生成的整个过程受血管生成调节因子的严密调控,血管生成与否在于血管生成的正性调节因子和负性调节因子之间力量的对比。“开关”打开可导致一系列事件发生,开始释放肿瘤相关的血管生成因子、内皮细胞活化、蛋白水解酶释放,随后,内皮细胞迁移、增殖和血管生成。在健康成人,血管生成能被很好控制,限于正常生理过程,如伤口愈合、卵巢和子宫细胞增殖,但实体肿瘤能分泌大量血管生成因子以利于血管生成导致转移。因此,血管形成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当前肿瘤治疗的新靶点之一[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由定位于6号染色体(6P21)编码的一种45KDa球蛋白,到目前为止,至少有6种VEGF家族成员被发现,其中VEGF-A是最为重要的血管形成因子[3]。VEGF除内皮细胞产生外,还可由其他几种细胞例如巨噬细胞、基底细胞、视网膜表皮细胞、恶性肿瘤细胞产生。VEGF的靶细胞是血管内皮细胞,它具有强大的有丝分裂功能,另一方面它对其他来源的细胞无明显有丝分裂功能。它通过生成血管和内皮增生调节正常和病理的血管生长。现有研究表明:VEGF是作用最强、特异性最高的血管生成调控因子,它可与血管内皮细胞特异性地结合,能增强血管通透性,刺激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并促进血管内物质的渗出,抑制内皮细胞凋亡,激活蛋白酶致使细胞外基质降解,有利于新生血管生长及延伸,为内皮细胞的迁移和肿瘤细胞的转移提供形态学基础[4,5]。在恶性肿瘤生长发展中,肿瘤细胞通过最近的血管获取氧分,在这些细胞缺氧时通过增加VEGF m RNA的转录率和稳定性来诱导VEGF的产生。恶性肿瘤细胞由于异常增生,所处的缺氧环境可产生VEGF,VEGF一方面以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引发一系列信号转导,刺激内皮细胞分化和血管生成,另一方面,VEGF主要是通过实体瘤KDR受体而表达,提示其与的KDR受体结合可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VEGF可通过以下机制调节肿瘤的血管形成和发展:通过缺氧增加VEGF的转录,继而刺激肿瘤组织分泌生长因子;激活生长因子受体;增加MMPs的产生,从而使血管通透性增加;促使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并诱导血管生成;形成新的毛细血管网。

肺癌是恶性肿瘤中死亡率最高的肿瘤之一,每年全世界约有100多万新发病例产生,其中超过1/3病例在诊断时已有远处转移,仅有15%肺癌患者诊断为早期[6]。MATTERN等在1996年首次报道VEGF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现有研究证实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有高水平的VEGF的表达[7,8],另外在小细胞肺癌患者中高水平的VEGF也被发现[9]。国内外的一些研究[10,11]分别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的VEGF表达及微血管密度计数进行统计,发现两者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些均提示VEGF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肺癌患者肿瘤血管形成的指标。研究表明在肿瘤的微血管密度和肿瘤的转移能力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12]。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也证实了肺癌患者中VEGF呈现高表达,说明肺癌细胞确实能分泌大量的VEGF,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为肿瘤细胞的生长、侵袭及转移提供条件,这与以上报道是一致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组血清VEGF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大小、TNM分期、有无远处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之间无明显关系。王萌等[13]的研究报道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VEGF表达的阳性率与肺癌TNM分期、淋巴结转移状态密切相关,表明VEGF与肿瘤的浸润转移有关。王水利等[14]的研究表明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处于高水平状态,血清VEGF水平与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等相关。而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表明二者之间无关系[15,16]。在本研究中显示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其分期间无明显关系。这可能与病例的选择或样本数量上的差别造成的。另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肺癌的病理类型无关,这说明肺癌的不同病理类型具有同样或相似的分泌VEGF的特性,这与国内外的报道是一致的[17,18]。而在一项针对VEGF亚型与肺癌病理分型关系的研究表明[19],肿瘤内VEGF-A的表达,可以作为影响腺癌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肿瘤内VEGF-C的表达则可作为影响鳞癌患者预后的因素之一。因此,有学者认为,VEGF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可作为不同病理类型的影响因素。

肺癌的病理及临床TNM分期与肺癌的预后密切相关,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患者的预后,需要一些新的指标。在一些关于非小细胞肺癌研究中表明VEGF过高表达与肿瘤的进展和较短的生存期有关[20,21]。王志刚等[22]的研究表明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VEGF阴性组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VEGF阳性组,提示VEGF的表达是判定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ECKART等[23]的研究也证实在有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治疗前VEGF水平可作为一种预测因子。然而,另一些研究显示VEGF表达与生存期之间并没有相关性,这可能与这些研究中病人数目较少有关[24,25]。笔者在研究中观察到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其生存期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这些均说明血清VEGF水平能够反映肺癌的恶性程度,可作为手术前或化疗前判断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在将来,血清VEGF的检测可用于肺癌的诊断、手术前患者的评估、治疗效果的监测及患者预后的判定。肺癌血管生成是其生长和转移的解剖和生理学基础,抑制肺癌血管生成是控制肺癌侵袭转移,改善患者预后和提高生存率的重要措施。今天,已经感到传统化疗对于进展期肺癌治疗的有限性,新药的化疗并不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期。随着靶向治疗研究的进展,针对于抑制血管生成治疗将成为肺癌治疗的新的方向[26]。

摘要：目的探讨肺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及与肺癌临床患者病理特征关系及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对60例肺癌患者及20例健康人的血清VEGF进行测定。结果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大小、TNM分期、有无远处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之间无明显关系。肺癌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其生存期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r=-0.38,P<0.01)。结论肺癌患者存在血清VEGF水平增高,血清VEGF水平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血清VEGF是评估肺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肺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预后

血清相关因子 篇2

【关键词】 红斑狼疮，系统性；IFN-γ；IL-6；IL-8；IL-10；IP-10；TNF-α；液相芯片

SLE）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特点是自身反应性T细胞活化以及Th细胞辅助的自身反应性B细胞多克隆激活，导致大量自身抗体产生，循环免疫复合物增多。目前，对于SLE 自身免疫异常的机制尚不明确。以往的研究证实：SLE 患者体内存在细胞因子谱的偏移，无论是作为Th2 细胞因子的白细胞介素（IL）-6和IL-10，还是作为Th1 型细胞因子γ干扰素（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SLE发病的病理机制。本研究利用液相芯片技术一次同时检测6种细胞因子[IFN-γ、IL-6、IL-8、IL-10、γ干扰素诱导蛋白（IP）-10和TNF-α]在SLE患者中的血清水平，并分析了其与SLE的临床特征如抗dsDNA抗体、抗核小体抗体、C3、C4、蛋白尿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性指数（SLE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的相关性。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本院就诊的诊断为SLE的患者79例设为SLE组，其中女76例，男3例；平均年龄（34.41±9.41）岁；平均病程（6.91±6.19）年。

另选取本院门诊体检健康人群40例，设为对照组，其中女35例，男5例；平均年龄（37.65±14.82）岁；两组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 ①合并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者；②患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2 方 法

2.1 观察指标 收集SLE患者及健康对照人群血清，-80 ℃保存备用。检测两组IFN-γ、IL-6、IL-8、IL-10、IP-10和TNF-α 6种细胞因子。

2.2 实验试剂和方法 MILLIPLEX MAP人细胞因子检测试剂盒购自Millipore公司。按MILLIPLEX MAP人细胞因子检测试剂盒说明操作，设立7个标准品，2个质控对照，标准品、质控和检测样品均设3个复孔，在Luminex液相芯片平台上机检测信号值，再根据标准曲线算出浓度值。8种细胞因子标准品的浓度值范围均为0～10 000 pg·mL-1，

检测敏感度达0.01 pg·mL-1水平。抗dsDNA抗体和抗核小体抗体采用ELISA法检测，补体C3和C4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SLE疾病活动程度采用系统性红斑狼疮活动指数（SLEDAI）来评分。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因为两组的数据均呈偏态分布，各细胞因子的血清水平用中位数（P25，P75）来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以P < 0.05为差异为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6种细胞因子在两组血清中的表达 在自然水平未受外界刺激影响下，血清中6种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最高者为IP-10，其次为IL-8；IFN-γ、IL-6、IL-10和TNF-α等4种细胞因子可检测到较低的血清含量，SLE组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SLE组中IL-8、IP-10的血清水平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1。

3.2 抗dsDNA抗体与6种细胞因子 SLE组中抗dsDNA抗体阳性者（> 100 IU·mL-1）32例，阴性者（< 100 IU·mL-1）46例，未检测者1例。抗dsDNA抗体阳性者IL-6血清水平比阴性者高[1.28（0，5.55）vs 0.22（0，1.80），P = 0.04 ]，其余5种细胞因子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3 抗核小体抗体与6种细胞因子 SLE组中，抗核小体抗体阳性者（> 20 IU·mL-1） 26例，阴性者（< 20 IU·mL-1）37例，未检测者16例。抗核小体抗体阳性者IL-10血清水平比阴性者高[6.14（1.14，31.30） vs 0.84（0，2.95），P < 0.01 ]，IP-10血清水平也比阴性者高[1 408.02（872.20，

3 749.67） vs 991.21（527.80，1 589.62），P= 0.012 ]，其余4种细胞因子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4 补体C3与6种细胞因子 SLE组中，补体C3低下者（< 0.80 g·L-1）48例，正常者（> 0.80 g·L-1）

31例。补体C3低下者IL-10血清水平比正常者高[1.34（0.22，8.98） vs 1.15（0，2.80），P = 0.041]，其余5种细胞因子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5 补体C4与6种细胞因子 SLE组中，补体C4低下者（< 0.16 g·L-1）42例，正常者（> 0.16 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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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例。补体C4低下者IL-10血清水平比正常者高[1.61（0.17，9.40） vs 1.00（0，3.95），P = 0.05]，IP-10血清水平也比正常者高[1 335.15（823.30，

3 474.63） vs 1 076.63（589.34， 1 540.34），P = 0.04]，

而IL-8血清水平比正常者低[289.66（102.35， 565.62） vs 665.73（186.90，1 188.83），P = 0.033]，其余3种细胞因子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6 蛋白尿与6种细胞因子 SLE组中，有蛋白尿者（24 h尿蛋白> 500 g·L-1）22例，无蛋白尿者（24 h尿蛋白< 500 g·L-1）38例，未检测者19例。两者之间6种细胞因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7 SLEDAI与6种细胞因子 79例SLE患者中，按SLEDAI评分判断活动度，0～4分为稳定组18例，5～9分为轻度活动组37例，10～14分为中度活动组16例，15分以上为重度活动组6例，未判断活动度2例。结果显示，IL-10血清水平与疾病活动度有明显的相关性，重度活动组IL-10血清水平最高，依次为中度活动组、轻度活动组和稳定组。其余5种细胞因子4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4 讨 论

SLE 是一种病因未明、自身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结缔组织病。其致病机制十分复杂，其中免疫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以多克隆B细胞高度增生活化、免疫球蛋白增多和多种自身抗体的生成及细胞内外免疫反应低下为特征。研究发现，Th1/Th2 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在其发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IL-10是Th2 型细胞因子，主要由淋巴细胞产生，也可由单核细胞、内皮细胞等产生，作用于B 细胞，刺激B 细胞活化和分泌免疫球蛋白。IL- 6是机体免疫网络中重要的细胞因子，属于Th2 细胞因子，可由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产生，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能刺激T、B 细胞增殖分化及免疫球蛋白分泌，参与调节免疫反应[1]。研究表明，SLE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Th2型细胞因子IL-6、IL-10 mRNA表达水平较正常人升高[2]，这些细胞因子在血清水平也有相应表现。Scudla等[3]

报道SLE 患者血清中的IL-10水平明显增高，且患者疾病的活动度越高，IL-10水平也越高。Chun HY、Sabry A等[4-5]研究发现，IL-6、IL-10和TNF-α

水平与SLE患者的SLEDAI成正相关，可以作为狼疮活动的指标。最新的研究表明，IL-6升高可能与SLE关节的损害有关[6]。我们的结果显示，虽然IL-6、IL-10在血清中的含量较低，但可以看出它们在SLE患者中的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同时SLE患者中，抗核小体抗体阳性者IL-10血清水平比阴性者高，补体C3、C4低下者IL-10血清水平比正常者高，IL-10血清水平与疾病活动度有明显的相关性；抗dsDNA抗体阳性者IL-6血清水平比阴性者高，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IFN-γ 属Th1 型细胞因子，主要由淋巴细胞产生，又称免疫干扰素。其主要作用是通过激活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而调节免疫反应，调节淋巴因子的生成，诱导细胞表面受体表达等。IP-10由IFN-γ诱导产生，具有强大的招募中性粒细胞、促进多种细胞因子分泌及抑制部分肿瘤生长等多种生物学作用。Harigai M等[7]的研究显示，过表达的IFN-γ可以通过诱导B细胞激活因子的产生而参与SLE的进程；Tucci M等[8]研究发现，狼疮性肾炎患者的IFN-γ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而且与肾损害的程度呈正相关。Narumi S等[9]调查了血清IP-10 和疾病活动之间的关系，观察到SLE 活动期患者血清IP-10 显著增高，而RA 患者未见增高，血清IP-10水平与抗dsDNA 抗体呈正相关，与补体呈负相关，IP-10 水平可能提示狼疮活动。我们的结果显示，SLE组IFN-γ和IP-10血

清水平高于对照组，且IP-10与抗核小体抗体和补体C4水平相关，与上述学者研究结果相似，但我们的结果未能提示IFN-γ水平与肾损害的程度呈正相关。

TNF-α是由单核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分泌的一种Th1型细胞因子，参与自身免疫的炎症过程，是介导自身免疫反应的重要效应因子；TNF-α在SLE的异常免疫调节中起到了巨大作用[10]。IL- 8 是由炎症效应细胞所产生的一种中性粒细胞活化肽，与自身免疫的炎症有关。Willis R等[11]检测到IL-6、IP-10和TNF-α在SLE患者中升高；Lit LC

等[12]也发现IP-10、IL-8、IL-10等在SLE患者中血清水平高，且与活动度相关。我们的研究与这些结果一致，SLE患者的TNF-α和IL-8均比正常对照要高。但我们的结果还提示SLE患者中补体C4低下者比C4正常者的IL-8血清水平低。这与我们的预期结果相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SLE患者无论是Th1型还是Th2型细胞因子都升高，其中IL-10与SLE多个临床特征相关，提示炎性细胞因子在SLE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发现液相芯片技术可同时检测多种不同的因子，且血清用量少

（50 μL），灵敏度高，是检测血清中微量细胞因子比较好的方法。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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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udla V，Horak P，Faltynek L，et al.The importance of determination of interleukin-10 in the blood of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Cas Lek Cesk，1998，137（2）：44-47.

[4]Chun HY，Chung JW，Kim HA.Cytokine IL-6 and IL-10 as biomarker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J Clin Immunol，2007，27（5）：461-466.

[5]Sabry A，Sheashaa H，El-Husseini A.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TNF-alpha and IL-6） in Egyptian patients with SLE：its correlation with disease activity[J]. Cytokine，2006，35（3-4）：14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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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arumi S，Takeuchi T，Kobayashi Y，et al.Serum levels of IFN-inducible PROTEIN-10 relating to the activity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Cytokine，2000，12（10）：1561-1565.

[10]oldblatt F，Isenberg DA.New therapies for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Clin Exp Immunol， 2005，140（2）：205-212.

[11]Willis R，Seif A，McGwin G Jr，et al.Effect of Hydroxychloroquine Treatment on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Disease Activity in SLE Patients： Data from LUMINA （LXXV），a Multiethnic US Cohort[J].Lupus，2012，21（8）：83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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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8-29；修回日期：2014-03-14

血清相关因子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与分组

选取我院血液肿瘤内科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急性白血病患者32例为观察对象, 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表现、细胞形态学、细胞组化染色等确诊, 均符合《白血病MICM分型诊断》[4]中诊断标准。排除合并免疫系统疾病、严重肝肾功能异常、活动性感染、糖尿病、其他恶性肿瘤等的患者。其中男17例, 女15例;年龄15~8 0岁, 平均 (3 8.2±1 0.6) 岁;病程1~5个月, 平均 (2.3±0.6) 个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20例 (62.5%) ,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AML) 12例 (37.5%) 。根据病情进展将患者分为初发组 (11例) 、难治/复发组 (8例) 和缓解组 (13例) 。

1.2 方法

入院后第二天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5ml, 不进行抗凝, 2小时内以1000g的速率离心20分钟, 得血清标本, 分装后于-20℃冻存待测。采用ELISA法测定VEGF与s Fas水平, 用PLT标化每份样本的VEGF测定值, 将标化值VEGF/PLT作为最终指标, 以平衡血小板数差异造成的系统误差。VEGF/PLT与s Fas的正常范围分别为2.3~8.5 p g/1 06、2~4μg/L。

1.3 观察指标

(1) 比较初发组、难治/复发组与缓解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 (2) 以乳酸脱氢酶 (LDH) 中位值 (188μg/L) 为界限将所有患者分为A组 (LDH≤1 8 8μg/L) 和B组 (LD H>1 8 8μg/L) 各1 6例, 比较两组VEGF/PLT与s Fas水平; (3) 分析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 SS 12.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 计量数据以 (±s) 表示, 采用t检验, 使用Pearson法进行相关性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血清VE GF/P L T与s F a s水平比较 (表1)

初发组、难治/复发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均明显高于缓解组, 难治/复发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均明显高于初发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注:1为初发组与难治/复发组比较, 2为初发组与缓解组比较, 3为难治/复发组与缓解组比较

2.2 AB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比较 (表2)

B组血清VEG F/P L T与s F a s水平均明显高于A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血清VEGF/PLT与s F as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呈正相关 (r=0.75, P<0.05) 。

3 讨论

VEGF是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其以自分泌方式作用于肿瘤细胞表面的VEGF受体, 促进肿瘤细胞增殖, 还能通过诱导抗凋亡基因MCL-1高表达而抑制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3 (Caspase3) 的活性, 从而抵抗化疗药物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 引发MDR[2]。由于血小板中有一定的VEGF表达, 凝血过程中向血清释放VEGF, 所以血小板数目直接影响血清总VEGF的水平。大多数急性白血病患者具有极低的外周血小板水平, 临床需考虑血小板数过低导致凝血过程中血小板释放VEGF的减少, 对血清总VEGF水平造成的干扰[5]。因此, 本文将VEGF/PLT作为标化值以反映患者血清VEGF的实际水平。

Fas是一种属于TNF超家族的跨膜糖蛋白, 通过结合其配体或抗Fas激活Caspase酶原, 造成敏感Fas阳性细胞凋亡。s Fas是Fas蛋白从细胞膜中脱落形成的可溶性片段, 可与Fas竞争性结合Fas L, 从而阻断Fas介导的细胞凋亡[3]。本文结果表明, 初发组、难治/复发组血清VEGF/PLT与s F as水平均明显高于缓解组, 难治/复发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均明显高于初发组。说明MDR可能和VEGF、s F as具有密切关系。本文中, 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呈正相关。推测两者在抗凋亡方面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LDH能够反映肿瘤的负荷, 其水平越高说明患者预后越差[6]。本文结果表明, B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均明显高于A组, 说明白血病肿瘤负荷可能与血清VEGF与s Fas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 白血病患者的血清VEGF与s Fas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人, 且两者均与病情严重程度程正相关, 二者亦呈正相关, 可作为监测病情、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 为MDR的耐药机制提供了参考。

摘要：目的 分析白血病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与可溶性细胞凋亡因子 (sFas) 水平及二者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该院血液肿瘤内科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急性白血病患者32例为观察对象, 根据病情进展将患者分为初发组11例、难治/复发组8例和缓解组13例, 以LDH中位值 (188μg/L) 为界限将所有患者分为A组 (≤188μg/L) 和B组 (>188μg/L) 各16例。比较初发组、难治/复发组与缓解组的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 A、B组的VEGF/PLT与sFas水平及血清VEGF/PLT与sFas的相关性。结果 初发组、难治/复发组血清VEGF/PLT与sFas水平均明显高于缓解组, 难治/复发组血清VEGF/PLT与sFas水平均明显高于初发组, B组血清VEGF/PLT与sFas水平均明显高于A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清VEGF/PLT与s Fas水平呈正相关。结论 白血病患者的血清VEGF与sFas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人, 且两者均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二者亦呈正相关, 可作为监测病情、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 为MDR的耐药机制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白血病,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可溶性细胞凋亡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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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相关因子 篇4

[关键词] 肺炎支原体; 血清细胞因子; 高敏C-反应蛋白; 免疫球蛋白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0)01-22-02

Alteration of Serum Cytokines,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and Immunoglobulin in Mycoplasma Pneumonia Infection in Children

HE Shuqing WEN Xinlan XU Na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PLA No.322 Hospital,Datong 037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etection of serum cytokines,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and immunoglobulin level in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e(MP) infection. MethodsThere were 56 children with MP infection and 58 healthy children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erum IL-2,IL-6,IL-8and IL-12 and hs-CRP and IgA,IgM and IgG were detected. ResultsThe levels of the serum IL-2 andIL-12 and Ig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the serum IL-6 and IL-8 and hs-CRP and IgM and Ig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It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detect the serum cytokines,hs-CRP and immunoglobulin levels in children with MP infection.

[Key words]Mycoplasma pneumoniae; Serum cytokines;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Immunoglobulin

近年来,我们对MP感染患儿进行血清细胞因子(IL-2、IL-6、IL-8、IL-12)、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及免疫球蛋白(IgA、IgM、IgG)的检测,以探讨其在诊治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中的价值,为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2月～2009年2月我院住院的支原体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符合《实用儿科学》支原体肺炎诊断标准[1]。入选对象年龄1～15岁,病程为急性期(发病～1周),无混合其它感染,有呼吸系统症状或体征(均有发热,热型不定,咳嗽,多为阵发性顿咳,无痰或少量白痰),血清支原体抗体MP-IgM检测≥1:40阳性的患儿,并除外肥胖、糖尿病及其它感染性疾病。按上述标准共有56例患儿入选本研究,作为观察组,其中男31例,女25例;年龄1～14(平均5.2±1.2)岁。另选择同期在我院门诊健康查体的58例健康儿童为研究对象,作为对照组,其中男33例,女25例;年龄为1～13岁,平均(4.8±1.3)岁,既往无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疾病,近3个月无任何感染、发热及咳嗽病史。两组在性别、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 方法

分别于清晨抽取观察组患儿和健康查体儿童空腹静脉血2mL,2000r/min离心后取血清在-30℃冰箱保存待检。白细胞介素IL-2、IL-6、IL-8和IL-12测定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hs-CRP和IgA、IgM、IgG。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资料均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χ±s),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并行方差齐性检验,方差不齐采用非参数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IL-2、IL- 6、IL-8、IL-12检测结果的比较

观察组血清IL-2、IL-12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IL-6、IL-8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1。

2.2 两组血清hs-CRP和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的比较

观察组血清hs-CRP、IgM、IgG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IgA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3 讨论

MP感染对肺部损伤不仅与MP直接损伤肺泡上皮细胞有关,更主要与其免疫功能紊乱有关,引起肺外器官多系统、多器官损伤,使患儿病情迁延。

IL-2对外周调节性T细胞的植入及存活起重要的作用,淋巴细胞受特异性抗原信号刺激激活后合成与释放IL-2,并表达其受体,IL-2受体脱落进入血液循环即成为可溶性白介素2受体(SIL-2R);而血清IL-2、SIL-2R水平与淋巴细胞活性成正相关,是淋巴细胞活性的敏感指标[2]。IL-2下降将抑制T、B细胞功能,从而对细胞免疫产生一定影响。本组实验发现观察组IL-2水平显著下降,提示MP患儿T淋巴细胞功能降低,细胞毒作用减弱,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下降。IL-6是机体活化的T细胞分泌的重要免疫调节因子,在免疫应答早期发挥重要作用。在大多数正常静息细胞中并不表达。但在感染和其它诱因刺激下,T淋巴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处于活化状态,导致IL-6合成和释放增多,并且其增多的程度与感染发生和发展关系密切[3]。但高浓度的IL-6则明显抑制T淋巴细胞IL-2和IL-2R的合成,这与本组研究的观察组患儿血清中IL-6升高而IL-2降低,血清IL-2与IL-6成负相关一致。IL-8属于C-X-C趋化因子家族,它是中性粒细胞有力的化学吸引剂和激活剂,在感染或其他刺激期间对中性粒细胞浸润至肺部起着重要的作用。中性粒细胞与IL-8接触后发生形态变化,定向游走到反应部位并释放一系列活性产物,从而导致机体局部炎症反应,达到杀菌和细胞损伤的能力[3]。在MP感染的胸膜渗出液和持续的纤维化过程中均能检测到IL-8,这也说明IL-8在MP感染的病理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IL-12是一个由P35和P40亚单位组成的异二聚体,IL-12-P40缺乏可增加呼吸道合胞病毒诱导的肺部炎症和Th2细胞因子的分泌,IL-12能诱导合成IFN-γ以及诱导并维持Th1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这在炎症早期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组实验结果显示MP患儿的血清IL-12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下降(P<0.05)。IL-12的生理功能是促进Th0细胞向Thl细胞分化、发展的重要因子。MP患儿IL-12水平下降不利于Th0细胞向Thl细胞转化可能导致Thl/Th2细胞因子比例失衡。这也说明本研究中MP患儿IL-12水平较低可能与患者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有关。

本研究中检测的hs-CRP是一种急性时相蛋白,由肝脏合成,在炎症或急性组织损伤时,CRP的合成可在4～6h内迅速增加,36～50h达到高峰,经积极合理治疗后,3～7d迅速降至正常,因此它可作为疾病急性期的一个衡量标准,且其不受性别、年龄、贫血、高球蛋白血症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它是优于其他急性期的反应物质[4]。本研究中,MP感染患儿血清hs-CRP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上升(P<0.05)。提示hs-CRP在早期诊断肺炎病原体时起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MP患儿血清IgM、IgG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上升(P<0.05),血清IgA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显著降低(P<0.05)。说明MP感染患儿中普遍存在免疫功能紊乱,MP感染时有体液免疫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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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柳英. C-反应蛋白在小儿支原体肺炎中的检测价值[J].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2008,15(8):212-213.

血清相关因子 篇5

关键词：血管内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血清相关因子

颅内动脉瘤是颅内动脉管壁上形成的异常突起, 由于脑血管较外周血管薄弱且血管分叉缺少, 所以是动脉瘤的好发之地。目前颅内动脉瘤的发病率仅次于高血压脑出血和脑血栓, 位居我国第三。随着我国体外诊断行业 (IVD) 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和手术及血管内介入治疗手段的进步, 使得颅内动脉瘤得到较早的诊断和治疗。但目前临床上对血管内介入治疗的最佳时机、疗效、预后等具有较大的争议。本文回顾性分析了不同时期对颅内动脉瘤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对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4年1月我院就诊的颅内动脉瘤患者330例, 所有患者均经过数字减影血管成像 (DSA) 确诊, 颅内动脉瘤共406个, 大小为0.8~35mm, 其中≤5mm的85个, 6~15mm的203个, 15~25mm的103个, >25mm的15个, 瘤颈宽1.1~9.8mm。根据手术距发病时间将患者分为3组, 即手术距发病时间<4d的为A组 (132例) , 其中男70例, 女62例;年龄为21~80 (45.2±5.2) 岁;手术距发病时间4~14d的为B组 (126例) , 其中男64例, 女62例;年龄为22~81 (44.9±5.6) 岁;手术距发病时间14~30d的为C组 (72例) , 其中男37例, 女35例;年龄为22~79 (45.3±4.8) 岁。3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 纳入标准: (1) 所有患者经DSA或MRA检查确诊肿瘤的存在; (2) 至少有1个以上的颅内动脉瘤; (3) 采用以电解可脱性弹簧圈为主的栓塞材料进行血管内治疗的患者; (4) 临床资料完整, 并能够配合术后的随访。 (2) 排除标准: (1) 非动脉瘤的脑血管疾病; (2) 心肝肾功能严重异常。

1.3 治疗方法

A组在距发病时间<4d时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 B组在距发病时间4~14d时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 C组在距发病时间14~30d时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选择全身麻醉和肝素化, 在全脑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SA) 的监视下选择股动脉进行穿刺, 采用Seldinger技术穿刺。穿刺成功后, 在股动脉处置入6F导引导管于患侧的颈内动脉, 微导管在微导丝导引下到达颅内动脉瘤的1/3~1/2近端处, 根据动脉瘤的大小、形态等指标确定治疗的方案。选取适当的角度, 将6F Guiding导管的头端推置于合适的位置。微导管头端根据动脉瘤的位置塑单弯后, 在微导丝的引导下将微导管头推到1/3~1/2处的动脉瘤体内, 在微导管的头端稳定前提下同时将微导丝退出。选择合适的弹簧圈, 依次填入更加柔软且较小的弹簧圈致密性的栓塞颅内动脉瘤。栓塞治疗后行常规的抗凝治疗, 如果术后伴有明显的脑室出血, 腰穿持续引流3~7d, 同时给予抗脑血管痉挛治疗。

1.4 血清学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刚发病时及发病40d时清晨空腹于本院抽血室进行静脉抽取血液5ml, 3000r/min离心20min, 取其上清液检测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血清Cys-C水平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进行检测, 检测试剂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的胱抑素C检测试剂盒, 并在该公司的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测定;血清Caspase3水平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检测, 试剂由上海百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人胱天蛋白酶3检测试剂盒;血清MMP-9水平检测亦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检测, 试剂由上海纪宁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人基质金属蛋白酶9检测试剂盒。三项血清学检测指标均严格按照各自厂家提供的说明书进行严格检测。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A、B、C 3组刚发病时均具有较高的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 且3组间相差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发病后40d时3组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均较发病时显著性的降低 (P<0.05) ;发病后40d时A组和B组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显著性的低于C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A组和B组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Cys-C Caspase3MMP-9组别时间 ( (mg/L (ng/ml) (μmol/L)

注:与刚发病时比较, *P<0.05;与C组比较, #P<0.05

3 讨论

颅内动脉瘤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性疾病, 发生时患者常常无明显的临床症状, 所以本次研究中为检测患者刚发生颅内动脉瘤时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 要求所有患者均具有完整的临床治疗。颅内动脉瘤由于发生破裂等情况, 会导致较高的病死率,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1], 主要的病理因素有遗传、血流变、动脉粥样硬化、局部炎症等, 所以临床上常使用炎症相关因子 (如MMP-9等) 、心血管相关因子 (如Cys-C、Caspase3等) 作为疾病的辅助诊断及疗效的评。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为血管内介入治疗。

本文对颅内动脉瘤患者采用血管内介入治疗, 随着球囊、支架辅助技术等新材料的应用, 介入疗法被广泛的用于颅内动脉瘤, 目前该治疗方法已较成熟。有研究表明其不仅是一种微创手术, 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颅内动脉瘤死亡和致残的高峰期在动脉瘤破裂后2周以内, 早期治疗能有效防止动脉瘤再次出血, 治疗时间越早, 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越小[2]。另外在李占龙等[3]的研究中指出对颅内动脉瘤早期 (≤3d) 与晚期 (≥4d) 血管内介入治疗在疗效上无显著性的差异, 但其建议应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进而提高治愈率并减低致死率。血清Cys-C通过体内参与蛋白的水解进而影响细胞外基质的降解, 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在高血脂等各种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的血液环境下, 形成血管动脉粥样硬化, 进而演变为动脉血管瘤, 这一病理机制中涉及到许多蛋白质的合成和降解, 使蛋白酶表达活跃, 进而刺激蛋白酶的抑制剂Cys-C亦表达活跃。近年来Cys-C逐渐被认为是脑血管性疾病的辅助诊断因子, 且可能是颅内动脉瘤独立的危险因子[4]。国外有文献报道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过度凋亡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和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5]。Caspase3是目前已知的细胞凋亡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 刘东阳等[6]报道中证实血清中Caspase3水平在颅内动脉瘤患者体内水平较正常者高, 且其升高水平与颅内动脉瘤破裂相关。MMP-9主要是由上皮细胞、单核细胞等产生的明胶酶, 其与胶原蛋白的水解密切相关, 在鲁晓花[7]等的报道中血清MMP-9水平与颅内脑动脉瘤的发生、发展及破裂都密切相关。本次研究中发现对颅内动脉瘤患者进行血管内介入治疗上A组和B组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降低程度无显著性的差异, 但两组均较C组在血清Cys-C、Caspase3、MMP-9水平显著性的降低。

综上所述, 血管内介入治疗在颅内动脉瘤在手术距发病时间<4d和4~14d时进行, 治疗效果优于手术距发病时间14~30d时血管内介入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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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相关因子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3年9月到2015年12月在我院诊治的Hp相关性溃疡患者180例, 纳入标准:年龄20~70岁;都经临床、实验室、影像学、内镜及组织学检查确诊为消化道溃疡;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排除标准: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及血液系统严重原发病者;妊娠、准备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其中男101例、女79例, 年龄24~68岁、平均年龄45.2岁, 病程8 d~3个月、平均病程30.2 d, 体重指数18~26 kg/m2、平均体重指数22.12 kg/m2;疾病类型:胃溃疡113例、十二指肠溃疡57例、混合溃疡10例。全部研究对象均无血缘关系, 都得到了患者的知情同意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根除Hp治疗, 选择奥美拉唑胶囊0.6 mg/kg、1次/d晨空腹顿服;克拉霉素15 mg/kg、3次/d口服;羟氨苄青霉素胶囊50 mg/kg、2次/d口服。疗程均为2周。

1.3 观察指标

Hp测定: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后在胃窦部距幽门2~3 cm的小弯处进行活检, 同时做13C尿素呼气试验, 尿素呼气试验和病理检查两项均阳性确诊为幽门螺杆菌阳性。CRP与IL-2检测: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后抽取空腹静脉血3~5 m L, 1 500转/min低温离心15 min, 离心后分离血清进行检验, CRP与IL-2的检测采用美国贝克尔曼公司的酶联免疫试剂盒进行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选择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数据采用率表示, 比较采用χ2检验, 计量数据均以 (均数±标准差)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p根除率

180例患者经过治疗后, Hp阳性8例、阴性172例, Hp根除率为95.6% (172/180) 。

2.2 血清CRP与IL-2变化情况对比

治疗后患者的血清CRP与IL-2含量均低于治疗前 (P<0.05) , 见表1。

2.3 相关性分析

患者的CRP、IL-2与Hp阳性情况呈相关性 (r=0.443, P<0.05) 。

3 讨论

Hp相关性溃疡是十分常见的消化道功能性疾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早饱、嗳气、恶心、上腹部不适、饱胀感等症状。已知Hp感染后, 细菌会在其附着的胃黏膜附近引起炎性改变, Hp感染引起的消化道黏膜慢性活动性炎症往往更明显[3]。

Hp相关性溃疡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 一般认为其是多病因、个体特异性的异质性疾病。目前明确规定对有Hp相关性溃疡需要进行根除Hp治疗。在根除Hp治疗中, 奥美拉唑可抑制胃壁细胞内H+-K+-ATP酶的活性而抑制胃酸的合成, 使胃液p H值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于中性, 有效根除Hp[4]。本研究显示180例患者经过治疗后, Hp阳性8例, 阴性172例, Hp根除率为95.6%。

近年来, 研究发现血清细胞因子与Hp相关性溃疡的发病有关[5]。IL-2是白介素家族“核心成员”之一, 是由内皮细胞、单核细胞等多种细胞分泌产生的细胞因子, 参与急性炎症和免疫反应等多种生物学过程, 并且是炎症反应的中枢性调节者。Hp相关性溃疡和血清炎症因子的表达具有紧密联系, 诱发Hp相关性溃疡发生的各种因素和血清炎症因子之间也存在较多的相似点。炎症反应与CRP的生成有着紧密的联系, 炎症反应会生成CRP, 而CRP又会使疾病加重。治疗前患者的血清CRP与IL-2含量分别高于治疗后。本研究Spearman相关检验分析表明患者的CRP、IL-2与Hp阳性情况呈现明显正相关性。

总之, 根除Hp治疗Hp相关性溃疡患者能发挥很好的临床效果, 也能促进血清细胞因子CRP、IL-2表达恢复正常。

摘要：目的:探讨根除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Hp) 治疗对Hp相关性溃疡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2013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Hp相关性溃疡患者180例, 所有患者均给予根除Hp治疗, 观察Hp根除治疗对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结果:治疗后, Hp根除率为95.6%;治疗后C-反应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CRP) 与白介素-2 (interleukin-2, IL-2) 含量分别低于治疗前 (P<0.05) , CRP、IL-2与Hp阳性呈正相关性 (r=0.443, P<0.05) 。结论:根除Hp治疗Hp相关性溃疡患者能发挥很好的临床效果, 也能促进血清细胞因子CRP、IL-2表达恢复正常。

关键词：幽门螺旋杆菌,消化道溃疡,C-反应蛋白,白介素-2,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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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相关因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75例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观察组, 并以同期的75名健康吸烟者为对照组。对照组的75名健康人员中, 男性45名, 女性30名, 年龄42~75岁, 平均年龄 (60.8±7.3) 岁。观察组的75例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 男性44例, 女性31例, 年龄42~76岁, 平均年龄 (60.9±7.1) 岁, BODE指数分级:1级15例, 2级20例, 3级25例, 4级15例;SGRQ评分:<50分26例, 50~70分29例, >70分20例。两组研究对象的男女比例和平均年龄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P均>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取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外周静脉血5.0 m L, 首先将其采用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 取上清液进行血清TNF-α、MCP-1、BNP及CRP水平进行检测, 检测方法均为酶联免疫法。然后将两组的血清TNF-α、MCP-1、BNP及CRP水平进行比较, 然后将观察组中不同BODE指数分级及SGRQ评分者的检测水平, 并以Logistic分析上述检测指标与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

1.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的数据采用SAS6.0软件包进行处理, 其中计量资料 (年龄和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进行t检验处理, 计数资料 (男女比例) 进行卡方检验处理, 检测指标与疾病的关系则以Logistic分析处理, P<0.05则表示指标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的血清炎性因子比较:观察组的血清TNF-α、MCP-1、BNP及CRP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BODE指数分级较高及SGRQ评分较高者检测水平高于BODE指数分级较低及SGRQ评分较低者, P均<0.05, 见表1。

2.2 血清炎性因子与疾病的关系分析:将Logistic分析显示, 血清TNF-α、MCP-1、BNP及CRP与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均有密切的关系, 见表2。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临床常见呼吸道疾病, 且疾病呈现慢性进行性发展, 对患者的生存状态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因此临床对于本病的相关研究极多, 重视程度也极高[2,3]。众多研究中, 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炎性应激程度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 但众多研究主要此类患者急性发作期的炎性因子的变化, 对于疾病稳定期的炎性应激的变化研究却极为少见[4,5], 因此对此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全面研究极为必要。临床中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相关炎性应激因子中以TNF-α、MCP-1、BNP及CRP为主[6,7], 其对于本病急性发作期的诊断价值较高, 但是与稳定期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注:与对照组比较, aP<0.05;与BODE指数1~3级比较, bP<0.05;与BODE指数1~2级比较, cP<0.05;与BODE指数1级者比较, dP<0.05;与SGRQ评分<50分及50~70分比较, eP<0.05;与SGRQ评分<50分比较, fP<0.05

本文中我们即就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 研究结果显示, 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血清TNF-α、MCP-1、BNP及CRP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且BODE指数分级较高及SGRQ评分较高者检测水平高于BODE指数分级较低及SGRQ评分较低者, 并且经Logistic分析显示上述血清指标均与本病稳定期疾病状态均有密切的关系。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呈现明显升高的趋势, 其与疾病有密切的关系。

摘要：目的 探讨及研究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和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于本院进行诊治的75例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观察组, 并以同期的75名健康吸烟者为对照组, 然后将两组的血清TNF-α、MCP-1、BNP及CRP水平进行比较, 然后将观察组中不同BODE指数分级及SGRQ评分者的检测水平, 并以Logistic分析上述检测指标与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的血清TNF-α、MCP-1、BNP及CRP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BODE指数分级较高及SGRQ评分较高者检测水平高于BODE指数分级较低及SGRQ评分较低者, 经Logistic分析显示上述检测指标与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均有密切的关系, P均<0.05。结论 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呈现明显升高的趋势, 其与疾病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血清炎性因子,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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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相关因子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Wistar大鼠36只,体重(330～450)克,购自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室。

1.2 实验试剂、药品与器材

①波生坦:购自爱克泰隆药品公司,(商品名:全可利片,生产批号:070312)。②2F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球囊导管(1.5×20mm),冠脉PT导丝,购自Cordis公司。③大鼠VEGF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

1.3 分组,药物干预与造型制备

选取健康雄性Wistar大鼠36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12只,损伤组12只,波生坦组12只,波生坦组大鼠自术前1天直至处死给予波生坦组100mg/kg·d灌胃,假手术组和损伤组给予等量蒸馏水灌胃直至处死。参照Clowes AW[3]方法模拟临床PTCA制备颈总动脉球囊损伤模型:将实验大鼠(损伤组,波生坦组)禁食8小时后,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麻醉,尾静脉注射肝素100u/kg。沿中线切开颈部皮肤,在颈前三角区暴露左颈总颈内,颈外动脉,分离颈外动脉,结扎颈外动脉远段,用丝线暂时阻断颈总动脉近心端血流,自颈外动脉血管剪一“V”型小切口,置入导丝并插入近膈肌水平,沿导丝送入PTCA球囊导管至颈总动脉约3cm。肝素盐水充盈球囊,予1.5atm力扩张30秒,缓慢回抽球囊至颈总动脉分叉处,间歇60秒,重复3次,剥离内膜,结扎颈外动脉近段,查看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搏动良好后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术后常规肌注青霉素预防感染。假手术组仅暴露分离左颈总,颈内及颈外动脉,之后缝合皮下组织及皮肤,喂食普通饲料,自由饮水。

1.4 血清VEGF测定

术前及术后1周所有大鼠于尾静脉采血1ml,离心取血清-70℃保存,按说明书严格操作,ELISA法测定血清VEGF值。

1.5 取材

术后7天,14天分批取材,首先经尾静脉注射5%Evan's bule一生理盐水标记无内膜覆盖血管。30分钟后用4%多聚甲醛以13.3kPa后给进行灌注固定,解剖并游离左右侧颈总动脉,切取左侧颈总动脉中段蓝染区,行低温石蜡垂直定向包埋,并以5μm厚度切片,常规HE染色。

1.6 动脉壁内膜面积的测量及狭窄指数的测定

按照组织学划分,内膜弹力膜以内为血管内膜,内外弹力膜之间为中膜。在5X物镜下将完整的血管横切面HE染色图像摄入计算图像分析系统中(江苏捷达图象分析软件),随机选取动脉蓝染段3个切面分析,取平均值。测量血管内膜面积(NIA)、内弹力板围绕面积(NILA)并计算管腔狭窄指数(SI),SI=NIA/IELA。

1.7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包SPSS 11.0进行方差分析处理,所得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自身前后比较采用对照T检验,变量间关系,采用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6只大鼠分别因术中出血死亡1例,插入颈动脉断裂未完成造模1例,余22只大鼠成功建模:假手术组12只,损伤组11只,波生坦组11只。

2.1 术后内膜面积比较

术后7天损伤组与波生坦组内膜面积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术后14天损伤组与波生坦组内膜面积均较术后7天显著增加(P<0.001),但术后14天波生坦组内膜面积及管腔狭窄指数较损伤组比较显著减小(P<0.01)。(见表1、表2)

与损伤组相同时间点比较AP<0.001;与本组术后7天比较BP<0.001

与假手术组比较*P<0.01,与损伤组比较△P<0.01

2.2 血清VEGF水平比较及与术后14天管腔狭窄指数的相关性

术后三组血清VEGF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术后7天损伤组、波生坦组血清VEGF水平较术前显著升高(P<0.01)波生坦组VEGF升高幅度大于损伤组(P<0.01)。术后7天时VEGF水平与14天时管腔狭窄指数成负相关(r=-0.972,P<0.01)见表3、表4。

与同组术前比较*P <0.01,与损伤组比较ΔP <0.001

3 讨论

冠脉介入治疗术后再狭窄的发生是涉及血管弹性回缩。炎症反应,基质沉积,血管重塑,血管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等多因素,多环节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研究表明PTCA过程中造成的内皮损伤是再狭窄发生的始动因素。临床以上抗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为目的的治疗,如药物涂层支架及内放射支架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血管的弹性回缩并通过抑制VSMC的过度增殖降低了再狭窄的发生率,但同时也抑制了内皮细胞的正常增殖,有研究发现血管内放射及雷帕霉素防治再狭窄过程中出现内皮修复延迟[3,4],由此产生的晚期血栓形成、支架内膜化不完全、炎症反应,引发了人们对药物涂层支架远期疗效的质疑。所以针对再狭窄发生的始动因素----内皮损伤的治疗可有效地促进内皮修复,改善内皮功能而达到预防再狭窄的目的。

VEGF是一种糖蛋白,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它能够高效、特异地促进内皮细胞分裂,增殖,抑制多种因素导致的内皮细胞凋亡,增加内皮细胞对过氧化物的耐受性,使血管内皮细胞迅速修复并发挥功能: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间接抑制VSMC增殖和移行,防止炎症细胞浸润和有害物质透入,并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释放NO,进一步发挥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粘附、聚集,抑制血细胞粘附及VSMC增生和移行的作用[5]。已有实验证实,VEGF及其基因能加速动脉成形术后的血管内皮的修复,使血栓形成及血栓性闭塞减少,并抑制内膜增生[6]。

波生坦是一种非肽类非选择性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它可对抗内皮素强烈的缩血管作用和促血管平滑肌增生的作用。

本实验显示波生坦组14天的内膜面积及管腔狭窄指数均明显低于损伤组,提示波生坦可有效抑制血管新生内膜的过度增生。

本实验同时显示损伤组和波生坦组术后7天时血清VEGF浓度显著高于术前,且波生坦组VEGF升高幅度大于损伤组,提示球囊损伤后通过VEGF的升高,以加速损伤内皮的修复。本实验显示术后7天波生坦组血清VEGF水平与术后14天管腔狭窄指数呈负相关,提示早期升高VEGF水平可降低管腔丢失,预防再狭窄,而波生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升高VEGF的作用,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综上所述,本实验证实波生坦通过抑制动脉新生内膜的过度增生,升高血清VEGF水平,可有效预防再狭窄,并有利于介入术早期再内膜化。如相关大规模临床实验最终能证实该作用,将有助于提高冠脉介入术的疗效。

摘要：目的:探讨波生坦对大鼠颈动脉再狭窄的预防作用及与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的关系。方法:36只Wistar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损伤组和波生坦组。损伤组及波生坦组模拟临床PTCA过程行左颈总动脉球囊损伤,波生坦组给予波生坦100mg/kg·d灌胃(术前1天直至处死)。在此基础上观测术后7天、14天时内膜面积管腔狭窄指数,并于术前及术后1周测定血清VEGF水平。结果:波生坦组术后14天血管内膜面积及管腔狭窄指数显著低于损伤组(P<0.001)。术后7天损伤组、波生坦组血清VEGF水平较术前显著升高;波生坦组VEGF增幅高于损伤组,且术后7天血清VEGF水平与管腔狭窄指数呈线性负相关。结论:波生坦组可通过抑制血管内膜过度增生、升高血清VEGF水平预防再狭窄,有利于术后血管再内膜化。

关键词：波生坦,再狭窄,动脉成形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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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相关因子 篇9

【关键词】 骨关节炎，膝；补肾通络颗粒；大鼠；细胞因子；软骨含水率

doi：10.3969/j.issn.2095-4174.2015.10.001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ushen Tongluo Granule （补肾通络颗粒） on the levels of IL-1β，IL-6 and TNF-α and water ratio of articular cartilage in ra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Methods：60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blank control group，a model control group，a high-dose Bushen Tongluo Granule group （HBTGG），a medium-dose Bushen Tongluo Granule group （MBTGG），a low-dose Bushen Tongluo Granule group （LBTGG），and a meloxicam group，10 rats in each group.Except for the blank control group，the other groups were modeled by injecting papain into joint cavity.After medicinal intervention，ELISA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IL-1β，IL-6 and TNF-α.At the same time，articular cartilage was observed and its water ratio was measured.Results：After experiment，the knee joint cartilage degeneration was obvious i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IL-1β，IL-6 and TNF-α and the water ratio of articular cartilage in the model group increased （P < 0.05）.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the levels of IL-1β，IL-6 and TNF-α in the HBTGG，MBTGG and the meloxicam group decreased （P < 0.05） and the water ratios of articular cartilage in the HBTGG and MBTGG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P < 0.05），and the levels of IL-1βand TNF-α in the LBTGG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P < 0.05）.Compared with the LBTGG and the meloxicam group，the level of IL-6 and the water ratio of articular cartilage of the HBTGG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and the water ratio of articular cartilage of the MBTGG were lower （P < 0.05）.The differences of levels of IL-1，IL-6，TNF-α，and the water ratio of the articular cartilage between the HBTGG and MBTGG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Conclusion：Bushen Tongluo Granule may treat knee osteoarthritis by regulating levels of serum cytokines and reducing water ratio of the articular cartilage，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and high dos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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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ostoarthritis，knee；Bushen Tongluo Granule（补肾通络颗粒）；rat；cytokine；water ratio of the articular cartilage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一种以膝关节软骨退变和关节周围形成骨质增生为病理特征的关节炎，是最常见的一种慢性、进行性、致残性关节疾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KOA患病率在60岁以上人群可达50%，而75岁以上人群则高达80%[1-2]。目前现代医学对于KOA的治疗仍以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或关节腔注射透明质酸、激素，或关节镜、人工关节置换术等方式为主，虽具有一定的疗效，但不良反应较多，且花费高，均限制了在临床的长期运用。本病属中医学“骨痹”范畴，肾虚精亏瘀血阻络为其主要的病机，治疗上多以补肾通络为原则。补肾通络颗粒是本科室治疗KOA经验方，作为院内制剂在临床运用多年，其疗效明确，能改善关节症状并延缓病情进展，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价格低廉，适合长期使用。本实验以不同剂量补肾通络颗粒干预KOA大鼠动物模型，观测不同剂量补肾通络颗粒对KOA大鼠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及关节软骨含水率的影响，探讨其治疗KOA的作用机理，为临床更好地运用奠定基础。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SPF级健康Wistar大鼠60只，10周龄，体质量（180±20） g，雌雄各半，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实验动物合格证号：SCXK（京）2006-0009。以上大鼠饲养地点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屏障级动物房，许可证号：SYXK（京）2011-0024，饲养环境恒温、恒湿，所有大鼠均自由进食及水瓶给水。

1.2 实验试剂 木瓜蛋白酶（批号BRS009128），由MERCK公司提供；大鼠IL-1β（批号900-K86）、IL-6（批号900-M86）、TNF-α（批号900-M73）试剂盒，均由北京欣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3 实验药品 补肾通络颗粒，由本院中草药房提供，每剂含生药98 g；美洛昔康片（国药准字H20030679）每片7.5 mg，由江苏飞马药业提供。

1.4 实验设备 JD5000 1S电子天平（沈阳神宇龙腾天平有限公司）；Labofuge 400R离心机（Hearaeus公司）；MR-96A酶标仪（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LIBROR AEG-220G分析天平（日本SHIMADZU公司）；SL 101FAB-2型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树立仪器仪表有限公司）；KL-I型组织自动脱水机（湖北康龙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KH-BL生物组织包埋机（湖北孝感阔海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AD202-A轮转式切片机（上海珂淮仪器有限公司）；BX60光学显微镜（日本Olympus公司）。

2 方 法

2.1 动物分组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60只Wistar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补肾通络颗粒高、中、低剂量组，美洛昔康组，每组10只，雌雄各半。

2.2 造模方法 参照文献[3-4]，选用已经广泛报道且被反复证实的KOA动物模型经典造模方式：关节腔注射木瓜蛋白酶。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大鼠分别于实验第1，4，7天膝关节腔内注射质量分数为4%木瓜蛋白酶生理盐水溶液各0.2 mL。

2.3 给药方法 采用灌胃给药法，用蒸馏水配置药物混悬液，连续给药4周。以60 kg成人为标准，参照人和动物间体表面积折算的等效剂量比率表换算，补肾通络颗粒高、中、低剂量组按20.58，10.29，5.15 g·kg-1给予补肾通络颗粒，美洛昔康组按0.787 5 mg·kg-1给予美洛昔康，空白对照组及模型对照组大鼠每日予蒸馏水灌胃。

2.4 观测指标检测

2.4.1 细胞因子检测 实验结束后，用10%水合氯醛（3 mL·kg-1）腹腔注射麻醉，麻醉成功后，从实验大鼠腹主动脉取血后处死大鼠。将取出的血常温下静置1 h后，用3000 r·min-1离心机离心10 min，离心后取上清液作为检测标本。采用ELISA法，按照大鼠IL-1β、IL-6、TNF-α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测定IL-1β、IL-6、TNF-α的OD值，并计算含量。

2.4.2 软骨含水率检测 采用分析天平，先称取软骨湿重，后将其置于鼓风加热机中，60 ℃加热12 h，再称取干重。含水率按以下公式计算：含水率=[（湿重-干重）/湿重]×100%。

2.4.3 病理组织学检测 采用HE染色法观察KOA大鼠膝关节软骨退变程度。打开关节腔后，尽快切取内侧胫骨平台中央条状关节面软骨片，按以下步骤进行：①常规脱蜡后用蒸馏水冲洗，并移入苏木精染液10～15 min；②用1%盐酸酒精分色后，镜下控制，至细胞核及核内染色质清晰为止；③流水冲洗并在碳酸锂饱和液中反蓝后移入0.5%伊红染液约5 min；④逐级经80%、90%、95%、100%各种浓度乙醇脱水；⑤石蜡包埋，切片机切片，中性树胶封片，光镜下观察关节软骨厚度、软骨面情况、软骨细胞数量等。

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数据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则用LSD检验，方差不齐则用Games-Howell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大鼠KOA组织病理学 空白对照组软骨表面较为光滑，细胞排列规律且整齐，间质均匀。模型对照组可见糜烂的软骨面，细胞排列杂乱无规则，存在间质纤维化。美洛昔康组软骨面粗糙，软骨细胞排列紊乱，间质变性。补肾通络颗粒高剂量组软骨面尚光滑，软骨细胞排列不整，间质纤维化。补肾通络颗粒中剂量组可见粗糙的软骨面，细胞排列杂乱无规则，有反应性增生，存在间质纤维化。补肾通络颗粒低剂量组软骨变薄，细胞数量少，排列杂乱无规则，间质纤维化。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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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组大鼠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比较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KOA大鼠血清3种细胞因子水平均升高（P < 0.05）。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组与美洛昔康组KOA大鼠血清3种细胞因子水平均低于模型对照组（P < 0.05），而补肾通络颗粒低剂量组仅IL-1β、TNF-α水平低于模型对照组（P < 0.05）。补肾通络颗粒高剂量组KOA大鼠血清IL-6水平低于补肾通络颗粒低剂量组及美洛昔康组（P < 0.05），而补肾通络颗粒中、高剂量组KOA大鼠血清3种细胞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3.3 各大鼠关节软骨含水率比较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KOA大鼠关节软骨含水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模型对照组、美洛昔康组、补肾通络颗粒低剂量组比较，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组KOA大鼠关节软骨含水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组KOA大鼠关节软骨含水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4 讨 论

目前用于大鼠诱导KOA的方式主要包括手术法及化学药物注射法[5]，其中膝关节腔注射药物被誉为建立KOA动物模型的经典方法，而木瓜蛋白酶是较为常用药物之一。已有研究表明，关节腔注射木瓜蛋白酶的造模方式成功率高、成型时间短[6]、重复性好，且具有与人类骨关节炎类似的特点[7]。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就通过关节腔注射木瓜蛋白酶的方式成功建立了兔髋关节退行性关节炎动物模型。因此，在本项研究中，笔者也采用关节腔注射木瓜蛋白酶的方法建立大鼠KOA动物模型，实验结束后病理检查发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膝关节软骨可见糜烂等KOA病理表现，也印证了膝关节腔注射木瓜蛋白酶的方法可建立稳定的大鼠KOA动物模型。

在已知的细胞因子中，IL-1β、IL-6、TNF-α是参与骨关节炎发病进程中的重要介质，是调节炎症的始动因素[8]。有研究显示，IL-1β可以与关节软骨细胞上相应受体结合，形成特殊的激素-受体复合物，通过cAMP、GTP等第二信使传达被改变的信息，影响关节软骨细胞的正常代谢活动。不少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关节IL-1β与软骨周围骨赘的形成密切相关[9]。IL-1β还影响与骨关节炎发病相关的细胞因子水平[10]，如有影响IL-1β可促进软骨细胞分泌前列腺素E2（PGE2），PGE2在关节炎症反应、成骨细胞样细胞增殖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软骨的损伤与软骨糖蛋白的合成受到抑制，成纤维细胞合成增强有关，而这一过程IL-1β可通过介导IL-6而完成[11]。TNF-α既协同IL-1的作用，又可激活IL-6基因、诱导IL-6的生成，在骨关节炎的发生、发展中有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12]。KOA的主要病理改变是关节软骨受到破坏，关节表面失去均质性，如发生中断、斑片凹陷、断裂，使软骨的可压缩性和弹性丧失[13]。研究表明，随着KOA在一定程度上的加重，关节软骨内含水量逐渐增加，如陈孟交等[14]认为，导致关节软骨含水量增加的原因可能与关节软骨蛋白多糖分解，使软骨内渗透压增高，从而导致水进入软骨内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软骨内含水量增多可能与大量高能嗜水性糖蛋白分子团难以通过胶原纤维网架，使网架局限性遭到破损，带负电荷离子暴露增多有关[15]。

补肾通络颗粒是针对骨关节炎本虚标实的特点，以补肾治本为主，又兼顾其瘀血阻络的标象。全方主要由补骨脂、川牛膝、桑寄生、骨碎补、白芍等药物组成，中药药理学认为，上述药物不仅可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而且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清过氧化脂质的水平，进而可以保护生物膜，以达到改善软骨细胞功能，推迟细胞退行性变的目的，同时还对关节急性渗出性和增生性滑膜炎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补骨脂所含的补骨脂甲素、乙素、补骨脂定、补骨脂异黄酮等均有抗氧化作用，其中补骨脂甲素、乙素还能有效地清除氧自由基[16]。尚平等[17]则观察到骨碎补有显著的抗炎作用，而且止痛效果显著。而白芍有效成分白芍总苷能有效改善胶原性关节炎大鼠滑膜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并抑制其过度增殖反应和产生IL-1、干扰素和PGE2水平，从而对渗出性关节炎及滑膜炎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8]。

对于KOA的发病机制，目前研究认为除与软骨合成和分解代谢失调、机械磨损等因素有关外，滑膜炎已被公认为是KOA常见的重要特征之一[19]，其不仅是关节结构的破坏者，同时还可促进KOA的病情进展[20-21]。目前研究认为，在KOA发病早期，关节软骨退变尚不明显时，膝关节就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滑膜炎。究其原因，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KOA的软骨病变可产生细小的碎软骨片，此类碎片落入滑液可激活滑膜内衬细胞，从而导致滑膜炎的出现。还有学者认为碱性磷酸钙或双水焦磷酸钙等晶体诱发的轻度炎症反应也是引起滑膜炎的潜在因素[22]。鉴于此，不少学者认为非甾体类抗炎药在KOA治疗中亦具有重要的作用。本项研究中，笔者选取美洛昔康作为西药对照药物，因其不仅具有较好的消炎止痛作用，且其属选择性环氧合酶-2抑制剂，临床不良反应较其他非甾体类抗炎药少。同时还有研究表明，美洛昔康对软骨基质蛋白聚糖的合成无不良影响，国内外已有众多临床使用美洛昔康治疗KOA的报道[23]。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与模型对照组比较，补肾通络颗粒高、中、低剂量组均可不同程度地降低大鼠KOA动物模型血清IL-1β、IL-6、TNF-α等细胞因子水平，其中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组对大鼠KOA动物模型血清IL-1β、IL-6、TNF-α水平均有降低作用（P < 0.05），而补肾通络颗粒低剂量组仅能降低大鼠KOA动物模型血清IL-1β、TNF-α水平（P < 0.05）。结合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组还能降低大鼠KOA动物模型关节软骨含水率（P < 0.05），而补肾通络颗粒低剂量组则无此作用，提示补肾通络颗粒可能通过有效抑制炎症反应过程中相关炎性因子的释放及有效降低关节软骨含水率对大鼠KOA动物模型的治疗作用。而就不同剂量的补肾通络颗粒在降低大鼠KOA动物模型血清IL-1β、IL-6、TNF-α等细胞因子水平及关节软骨含水率方面具有一定的剂量依赖关系，即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优于低剂量，而在本项研究中，尚未发现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之间的疗效差异，可能与本项实验的动物模型数量偏少以及治疗周期较短有关，故补肾通络颗粒高、中剂量之间是否存在疗效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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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5-21；修回日期：2015-08-05

血清相关因子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3月至2014年10月在我院就诊的20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将其随机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100例。研究组:男性54例,女性46例,年龄53～76岁,平均(60.3±5.9)岁,病程0～6h,平均(2.6±0.8) h,基底脑梗死56例,脑叶梗死24例,丘脑梗死8例,脑干梗死7例,小脑梗死5例;对照组:年龄54～77岁,平均(60.8±5.4)岁,病程0～5h,平均(2.5±0.9) h,基底脑梗死57例,脑叶梗死23例,丘脑梗死9例,脑干梗死7例,小脑梗死4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以及梗死部位等一般资料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经头颅CT/MRI影像学确诊;②既往无糖尿病病史;③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药物过敏;②恶性肿瘤;③血糖异常难以控制的合并糖尿病的患者;④肝肾功能严重的障碍;⑤其他影响血脂和炎症指标水平的疾病(如肺炎、胰腺炎等)。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抗血小板聚集、营养和保护脑神经细胞、改善血流动力学、控制血糖水平(同时制定控制糖尿病的食谱)、控制血压水平的常规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3餐前皮下注射速效的胰岛素---诺和灵R (Novo Nordisk A/S,批准文号:H20100206)和睡前皮下注射中效胰岛素诺和灵N (Novo Nordisk A/S,批准文号:H20120448)进行治疗,总计量按(理想体重×0.44或入院前剂量×0.8)+4～6U)分配至餐前和睡前,同时联合口服二甲双胍(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制药厂,国药准字:H12020587) 500mg/次,3次/d。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速效胰岛素诺和灵R放置于美郭力722胰岛素泵进行持续缓慢的皮下灌注,每日胰岛素用量的一半为基础用量,起始的基础量按(理想体重×0.22或带泵前剂量×0.4)+4～6U计算,每日胰岛素用量的另一半分配至餐前泵入,同时联合口服二甲双胍用法用量同对照组。两组军随时监控餐前/餐后血糖,根据血糖含量调整胰岛素的用量,两组治疗疗程均为10d。

1.4 检测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来院治疗后的次日清晨抽取3ml的静脉血,静置20min后,3000r/min离心15min,取上清液分别检测血清中TC、TG、LDL-C、hs-CRP、Glu水平。血清TC、TG、LDL-C、hs-CRP、Glu的检测均采用比浊法进行检测。血清TC、TG、LDL-C、hs-CRP、血糖检测试剂由四川新健康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并在其DXC8001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检测。本次试验检测的5种血清学指标均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书进行操作。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的处理,计量型资料采用t检验,采用()进行统计学描述,当P<0.05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急性脑梗死患者在治疗前血清TC、TG、LDL-C、hs-CRP、Glu水平均比较高,且两组在治疗前5种血清水平均无显著性的差异(P>0.05);经过治疗后两组均较治疗前血清TC、TG、LDL-C、hs-CRP、Glu水平显著性的降低(P<0.05);研究组采用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泵进行治疗较对照组采用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进行治疗血清TC、TG、LDL-C、hs-CRP、Glu水平显著性的降低(P<0.05),见表1:

注:Pa>0.05,治疗前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b<0.05,治疗后两组均较治疗前具有显著性的降低;Pc<0.05,治疗后研究组较治疗组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3 讨论

有研究发现对于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在早期血糖升高后会降低患者的自立能力和存活率,这一原因可能是:高血糖与缺血区内的细胞内酸中毒和乳酸堆积密切相关,酸中毒增加了脂质的过氧化反应,增加自由基的形成并可能干扰细胞信号传递;另外高血糖还可以是细胞内线粒体损伤,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加重神经功能的损伤[1]。所以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进行血糖的控制对其疾病的预后尤其的重要。

急性脑梗死患者胰岛素治疗通过多种途径保护神经细胞,减少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的损伤[2]。对于糖尿病血糖控制的有效措施常见的有胰岛素治疗,但临床上单纯使用胰岛素对血糖进行控制常不能完全的控制血糖,二甲双胍是一种胰岛素的增敏剂,可以使周围组织更好的利用葡萄糖,与胰岛素联合使用,更有利于体内糖原的合成,使体内的血糖浓度降低[3]。有研究报道二甲双胍能有效的控制血糖和血脂,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对肝糖原的异生作用具有较好的抑制,促进体内胰岛素的敏感作用,降低肠道对胰岛素的吸收,在该研究还提及采用胰岛素泵联合二甲双胍进行降糖作用,疗效显著[4]。急性脑梗死患者体内具有较多缺血坏死的组织,使机体内一些炎症因子和血脂水平均较高。hs-CRP是急性时相反应蛋白中的一种,其水平可作为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性的预测因子[5],在体内炎症存在的情况下,血清水平会显著性的增加,如肝炎、肺炎、感冒等,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体内由于炎症的存在,其血清水平也显著性的增加,这一理论与王锋等[6]的研究相吻合。血清TC、TG、LDL-C水平是衡量体内血脂水平的重要的血清学指标,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体内存在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高水平的血脂水平是动脉粥样硬化产生的重要的危险因子。采用TC、TG、LDL-C、hsCRP、Glu作为二甲双胍与胰岛素泵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的血清学观察指标,能较好的评估其治疗效果。本次研究发现采用二甲双胍与胰岛素泵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能有效降低血清TC、TG、LDL-C、hs-CRP、Glu水平,且较二甲双胍与胰岛素治疗组降低水平更显著,这一样就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7]。

综上所述,采用二甲双胍与胰岛素泵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较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能更有效的降低患者血清TC、TG、LDL-C、hs-CRP、Glu水平,在临床上值得重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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