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就诊者（精选5篇）
性病就诊者 篇1
近年来, 网络直报信息显示我国丙型肝炎报告病例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白山市丙型肝炎流行也呈上升阶段, 鉴于丙型肝炎病毒是RNA病毒, 极易变异, 研制疫苗的难度很大, 目前尚未有效预防丙型肝炎的疫苗, 加上丙型肝炎在传播途径和干预措施上与艾滋病相近, 所以探索和推广预防丙型肝炎的宣传干预方法是预防丙型肝炎的重要工作。为掌握丙型肝炎疫情的流行状况, 进一步做好干预活动设计和效果评价, 将2011年艾滋病哨点监测丙肝感染情况分析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数据全部来源于2011年白山市艾滋病哨点监测, 将4-6月主动前来白山市中心医院性病门诊或相关门诊就诊的男性, 无论其是否被诊断患有性病, 均纳入监测对象。
1.2 方法
采用连续采样方法, 将监测期内首次来门诊诊治性病、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男性进行监测。 (1) 初筛:所有样品使用酶免试剂 (ELISA-1) 进行筛查, 结果阴性者判为阴性, 不再进行复检, 结果阳性者进入复检程序。 (2) 复检:所有初筛阳性的样品使用另一种不同原理或厂家的酶免试剂 (ELISA-2) 进行复检。
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时, 即可判定HCV抗体阳性, 用于监测结果的报告。复检结果如为阴性, 则判为阴性结果。针对其丙型肝炎阳性感染率进行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软件为SPSS Statistic 17.0。
2 结果
2.1 监测样本量400人份, 全部为男性, 年龄平均数34岁。
年龄分布15-25岁46人11.5%;26-35岁191人47.8%;36-45岁124人31.0%;46-55岁36人9.0%;56-65岁3人0.8%。年龄在26-35岁居多。
2.2 婚姻状况:
未婚85人, 占21.3%, 已婚180人, 占45.0%, 同居58人, 占14.5%, 离异或丧偶77人, 占19.3%。已婚居多。
2.3 各类性病比例:
淋病17人占29.8%, 梅毒12人占24.6%, 尖锐湿疣18人占31.6%。性病比率占11.75%
2.4
丙型肝炎感染率1.3%, 本市2011年丙型肝炎发病率0.47%, 我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自然人群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率为0.43%。
2.5 结果分布:
梅毒丙肝艾滋病病毒阳性检出统计表
3 讨论
3.1 讨论:
3.1.1 在这400人门诊就诊的男性中, 26-35岁和36-45岁占的比例最高, 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人类生命的黄金时期, 也是性最活跃的时期;56-65岁占的比例最少, 这个年龄段处于男性更年期, 性激素开始在体内衰退, 性欲也随之降低。
3.1.2 在这400人门诊就诊的男性中, 已婚占的比例较高, 被诊断为性病的人数47人, 占11.75%。丙型肝炎5人, 占1.25%。丙型肝炎感染率高于一般人群。
3.1.3 丙型肝炎阳性为已婚和离异或丧偶。
3.2 建议
3.2.1 加强青壮年的性病预防知识普及,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降低感染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3.2.2 鉴于为丙型肝炎病毒是RNA病毒, 极易变异, 目前没有有效疫苗进行预防, 所以积极普及预防丙型肝炎的知识, 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有着重要的作用[1,2,3,4,5,6]。
3.2.3 对高危人群进行高危干预, 建议做筛查检测, 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与艾滋病相近, 借助艾滋病防治体系及策略带动丙型肝炎防治, 开展预防和高危干预是控制丙型肝炎疫情的重要措施。
3.2.4 针对丙型肝炎一旦感染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疗程长, 副作用较大, 愈后差, 易慢性化和纤维化, 严重可出现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情况, 利用各种宣传日, 多种宣传形式进行大众宣传, 提高大众的群防群控意识。
3.2.5 目前社会对于丙型肝炎知识了解较少, 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尤其在普通家庭中即一般人群中, 安全套的使用率极低, 一旦一方感染丙肝, 夫妻另一方易感染, 甚至胎传给婴儿。所以加大宣传的同时加大监测和检测力度, 避免大规模的暴发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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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性病患者就诊延误及影响因素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某省级三甲综合性医院皮肤性病科门诊为研究点,连续3个月收集经主治医师及以上医生确诊的、愿意合作的门诊STD患者作为研究样本。以国家传染病法规定上报的八大类经典性病作为STD病例入组标准,以卫生部《性病诊断标准及治疗方案》作为临床诊断标准,共有300名门诊STD患者入组,212人接受访谈,应答率为70.7%(212/300),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00份。以城市户籍(63.0%)、男性患者(68.9%)为主;平均年龄为(33.42±9.84)岁(最小18岁,最大76岁);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为0~18年,其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最多,共78人(39.4%),其次为高中及中专学历者(26.0%);已婚者142人(71.0%),未婚51人(25.5%),离异或丧偶共7人(3.5%)。共有124人(62.0%)报告在调查时点前1年内性伴侣总人数为2人及以上。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
(1)用一般情况问卷收集患者年龄、性别、户籍、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等一般情况以及性伴侣人数等性行为的基本情况。(2)用求医行为问卷调查就诊延误发生情况及患者就诊前对症状的自我归因、首次去医疗机构的时间、医疗机构性质、诊断结果等。在国内外文献[2~4]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患者初次察觉疑似感染的时间至首次到具有STD诊断和治疗条件的医疗机构就诊的时间间隔超过7 d,即定义为就诊延误。(3)用相关知识问卷调查患者STD知识知晓程度,包括STD传播途径、病种等11个条目,每条目回答正确计1分,错答不计分,满分11分。
上述调查问卷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自编而成,全部调查以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由接诊医生将确诊且符合入组标准的STD患者介绍给调查员,在取得患者口头知情同意后,在无人干扰的环境下完成访谈。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电脑,用SPSS 15.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χ2检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
2 结果
2.1 S TD患者样本患病及求医行为特征
2.1.1 STD病种构成情况
被调查STD患者中,108例(56.0%)确诊为尖锐湿疣,42例(21.8%)确诊为生殖器疱疹,25例(13.0%)确诊为非淋菌尿道炎/宫颈炎,其余病种分别为梅毒6例(3.1%),淋病5例(2.6%)混合感染7例(3.6%),男女患者在所患STD病种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945),见表1。全部样本中,39人(19.5%)有既往STD病史。
2.1.2 就诊延误发生率及主要求医行为特征
根据本研究定义,全部患者样本中有130人(65.0%)发生就诊延误;延误时间最长为394 d,就诊延误中位数时间为24天(P25=8 d,P75=64.5 d)。初次发觉感染症状后,有59人(29.5%)将症状归因为与STD患病有关,79人(39.5%)将感染途径判断为与不洁性接触有关。在最初查察觉症状后的处置决定中,36人(18.0%)报告与他人商量后作出了决定,其余164人(82.0%)表示由本人独自决定;初觉症状后,23人(11.5%)有到药店买药等自我治疗行为。在首次医疗机构就诊中,170人(85.0%)选择了县级及以上级别的公立医院或性病防治中心,25人(12.5%)选择私人医院,5人(2.5%)选择了个体诊所。
2.2 S TD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
总分为11分的STD知识调查得分最高为11分,最低0分,中位数得分为8分(P25=6分,P75=9分)。以中位数得分将被调查样本分为STD知晓程度较低和知晓程度较高两组,102人(51.0%)的知识知晓程度较低,98人(49.2%)知识知晓程度较高。
2.3 就诊延误发生影响因素
2.3.1 不同特征患者就诊延误发生情况比较
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性质、经济收入等不同人口学特征、不同STD病种以及有无多性伴行为患者样本的就诊延误发生率进行比较,均未发现差异有显著性。将患者不同求医行为等其他特征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有STD病史、初觉感染症状后未归因为与STD有关、不认为感染来自于不洁性接触、最初处置决定由本人独自作出以及STD知识知晓程度低的患者样本,其就诊延误发生率高于对应组别的患者,差异有显著性,详见表2。
2.3.2 就诊延误发生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
以患者样本有无就诊延误作为应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筛选出来的有关联的影响因素引入回归方程,按α=0.05水准,采用向前逐步法,进行二分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拟合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STD病史、初觉症状时的自我归因、初觉症状后的处置决定和STD知识知晓程度4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变量参数见表3。
注:方程预测值为77.0%;表中略去了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3 讨论
去医疗机构就诊是STD患者是求医行为的环节之一[5]。已有学者利用健康信念模式[6](health belief model,HBM)的理论假设,分析了STD患者首诊行为、遵医行为等的影响因素,发现患者的健康信念、疾病认知水平以及心理因素比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对求医行为的影响更大[7~9]。本研究对就诊延误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亦支持这一结论。患者样本就诊延误行为与其主要人口学特征因素均无关联,而有STD病史、初觉症状时自我归因为与STD患病有关、察觉症状后的处理决定为与他人商量后作出等因素是患者就诊延误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该结果也验证了健康信念模式所反映的核心内容,即个体对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及症状感知等主观因素是影响其卫生服务利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STD主要经性行为传播的特殊性,传统文化观念中对STD及STD患者的社会歧视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患者正确的求医行为[10]。本研究有68.9%的患者在最初察觉症状后的处理决定是由本人做出,这不同于常见躯体疾病患者由家人共同做出求医决定的普遍规律。正因为多数STD感染与婚外性行为或商业性性行为有关,患者在担心遭受社会歧视、害怕个人隐私被发现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下也更易造成就诊延误。而患者的就诊延误不仅直接造成STD的传播,也是HIV/AIDS流行的高危因素。患者样本的文化程度与其就诊延误行为未见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但STD知识知晓程度高是就诊延误发生的保护因素,该结果提示,面对大众的STD相关健康教育仍要以提高STD知识水平为主。可考虑在整合医疗机构(如STD门诊)和社区资源的基础上,通过STD相关健康教育倡导积极的性道德观念,提倡安全性行为,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并通过宣传减少STD的社会歧视,消除STD患者求医的心理障碍。
摘要：目的了解医疗机构门诊性病患者就诊延误行为发生情况及主要影响因素。方法连续收集3个月内前来研究点就诊、愿意合作的200名门诊性病患者作为样本,以面对面访谈方式,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STD相关知识问卷和求医行为问卷进行调查。根据文献研究,就诊延误定义为出现STD症状后超过7d未到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就诊。结果200名STD患者样本中,130例(65.0%)患者发生就诊延误,延误时间最长为394d;就诊延误中位数时间为24d(P25=8d,P75=64.5d);多因素分析发现,患者就诊延误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既往性病史、出现症状后的自我归因及STD知识知晓程度等。结论研究点STD患者发生就诊延误的比例较高(74.8%);提高STD知识、促进正确求医行为对预防和控制STD/HIV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门诊性病患者,就诊延误,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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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就诊者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取2014 年4—6 月首次就诊于沧州市性病门诊、年龄在15 岁以上的男性就诊者为本次调查对象,共计400 人。
1.2方法
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的要求,在监测期内采用连续采样方法,在知情不拒绝的前提下,对被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样。问卷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性病门诊医生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AIDS相关知识和高危行为特征、吸毒史和性病史等。对8 个AIDS相关知识问题回答对6 个及以上的即判定为AIDS知识知晓。血清学检测则为采集血样3~5 ml,分离血清后-20 ℃冻存备用。血样均采用河北省统一招标下发的试剂,进行HIV、梅毒和HCV抗体检测。第1 次检测均采用相应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HIV抗体初筛阳性者采用第2种酶标试剂复检,2 次均阳性者进行AIDS检测确证实验室确认;HCV抗体初筛阳性者采用第2 种酶标试剂复检,2 次均阳性者判定为HCV抗体阳性;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学试验(TRUST)法检测阳性的采用(TPPA)复检,均检测阳性者判定为梅毒阳性。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的年龄为18~68 岁,平均为(31.7 士7.93)岁。婚姻状况:未婚93 人,占23.3%;在婚299 人,占74.8%;同居5 人,占1.3%;离异或丧偶3人,占0.8%。户籍:沧州本地区363 人,占90.8%;其他地区37 人,占9.2%。
2.2 AIDS知识知晓情况
正确回答AIDS知识6 题(共8 题)以上者274 人,知晓率为68.5%;与2013 年的67.5%(270/400)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P>0.05)。
2.3高危行为情况
能明确回答“近3 个月与临时性伴是否发生性关系”的有367 人,占91.8%。其中承认近3 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126 人,占34.3%;否认的241 人,占65.7%。近3 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性关系的比例高于2013 年的25.8%(93/3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25,P>0.05)。与同性发生肛交行为:有342 人能够明确回答,其中能肯定的有68 人,占19.9%;否认者288 人,占84.2%;发生男男性关系的比例高于2013 年的13.7%(48/3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7,P<0.05)。
2.4患性病情况
能明确回答“在近1 年内是否患过性病”的有379 人,占94.8%。其中回答曾患过性病的有43 人,占11.3%;否定患有性病的有336 人,占88.7%;有21 人拒绝回答。在曾患过性病的43 人中,有13 人患的是生殖器疱疹,占30.2%;10 人患淋病,占23.3%;7 人为尖锐湿疣,占16.3%;4 人为梅毒,占9.3%。患性病率(11.3%)高于2013 年的6.7%(25/3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3,P<0.05)。
2.5接受预防AIDS服务情况
本次调查中,“近1 年内有接受安全套发放/AIDS宣传/咨询与检测”者72人,占18.0%;“接受针具交换”者9 人,占2.3%;“接受同伴教育”者21 人,占5.3%;“最近1 年内做过AIDS检测”者15 人,占3.8%,且均知晓结果。
2.6血清学检测
检测调查对象血样400 份,HIV抗体阳性者2 人,感染率为0.5%;梅毒抗体阳性者7 人,感染率为1.8%;HCV抗体阳性者14 人,感染率为3.5%。
3 讨论
本次调查对象年龄跨度较大,从18~68 岁,其中以24~50 岁的青壮年为主,与何勤英等[4]的性病门诊检测结果相似。青壮年处于性活跃期,性关系不稳定,婚外性行为频繁,成为性病传播至普通家庭的桥梁人群[5]。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就诊者对AIDS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不高,仅为68.5%,远低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中规定2010 年底高危人群AIDS知识知晓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要求。AIDS相关知识知晓率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HIV的传播[6]。截至目前AIDS尚无疫苗和良药,在控制AIDS流行的6 大成功经验中,最主要的就是宣传教育和干预[7]。因此,应借助性病门诊这一平台进一步加大AIDS性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力度,积极推广性病服务包和安全套发放使用,促进AIDS、梅毒等性病高危行为的改变,遏制其蔓延。
本次监测数据显示,性病门诊就诊者中梅毒的感染率较高,非婚性伴率高,而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低,少数还有吸毒和男男性行为而使高危行为叠加,更加大感染AIDS的危险性,与北京市的监测结果相一致[8]。本次监测对象梅毒感染率为1.8%,比谢阳及邱志红等[9,10]报道的20.4%和22.0%低,但沧州市梅毒疫情远高于此,这与监测范围仅为性病门诊忽略了其他科室有关。本次发现的2 例HIV感染者,同时也感染了梅毒,提示梅毒患者是感染HIV的高风险人群[11,12],这就增加了AIDS防治工作的难度。本次调查中,34.3%的被调查者在最近3 个月内有与临时性伴发生性关系者,与2013年检测数据比较有上升趋势。患性病情况比2013 年监测结果有所上升,需进一步加大使用安全套的倡导,增强该类高危人群对感染AIDS、梅毒的风险意识和早期检测意识。同时规范性病的诊断和治疗,提高梅毒等性病的治愈率,降低发病率,控制性病疫情,进而控制AIDS的扩散和蔓延。
作者声明
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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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就诊者 篇4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在信阳市区3所医院性病门诊设立监测点,于2010年4—7月,对男性性病门诊就诊人员进行调查。
1.2方法与内容
调查人员对目标人群采取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收集目标人群的危险行为、知识等信息,逐人采集静脉血3～5 ml,血样带回中心实验室,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样本进行艾滋病、梅毒、丙肝的血清学检测。
1.3 HIV抗体的检测
所有样品均使用ELISA-1进行初筛,阳性者使用另一种不同原理或厂家的酶免试剂(ELISA-2)进行复检,复检阳性者进行确认试验。梅毒抗体检测用特异性检测方法ELISA和非特异检测方法[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平行检测。HCV抗体检测:样品使用酶免试剂(ELISA-1)进行筛查,初筛阳性的样品使用另一种不同原理或厂家的酶免试剂(ELISA-2)进行复检。
1.4数据处理
调查结果输入Epi Data软件录入计算机,应用SPSS 11.5下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人口学资料年龄分布
年龄最大77岁,最小17岁,平均38岁;15岁～5人,20岁～32人,25岁～64人,30岁～55人,35岁～70人,40岁～63人,45岁～50人,50岁～31人,55岁～20人,60岁～5人,65岁～6人。婚姻状况:未婚48人,已婚301人,同居31人,离异或丧偶21人。户籍地:本省383人,外省18人,外省多为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等地。民族:98.75%为汉族,1.25%为回族。
2.2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
见表1。对401例性病男性就诊者进行8题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调查结果:答对8题的占26.68%,答对7题的占30.67%,答对6题的占24.19%,答对5题的占7.23%,答对4题的占5.24%,答对3题的占4.24%,答对2题的占0.50%,8题全错的占0.25%。答对6题以上的326人,占81.30%。
2.3行为了解情况
最近3个月,与暗娼(小姐)发生性行为的有94人,占23.44%。最近3个月,与多少暗娼(小姐)发生性行为的问题,回答1人的占14.46%,回答2人的占3.24%,回答3人以上的占2.00%。最近3个月,和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有110人,占27.43%。最近3个月,和多少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问题,回答1人的占11.97%,回答2人的占6.23%,回答3人以上的占0.75%。吸毒情况调查结果:询问有无注射过毒品问题,有4人承认注射过毒品。询问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问题,有1人承认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
2.4患性病情况
最近1年,是否诊断为患过性病问题,131人承认有,占32.67%。最近1年,被诊断为患过何种性病问题,回答淋病的13人,梅毒的18人,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30人,尖锐湿疣29人,生殖器疱疹25人,其他16人,为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等,占3.99%。最近3个月与暗娼(小姐)发生性行为人员最近1年诊断为患过性病的数量多于未发生人员,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51,P<0.05)。
2.5最近1年做过艾滋病检测问题
回答做过艾滋病检测257人,占64.09%。知道检测结果的256人,占做过艾滋病检测的99.61%。
2.6检验结果
本次401例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中,抽血399人,检测出1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初筛、复筛、确证均为阳性。梅毒ELISA方法检测出阳性18例,RPR方法检测出20例阳性。丙肝初筛阳性23例,丙肝复筛阳性23例。最近3个月与暗娼以及临时性伴发生性关系的人员检测出梅毒的数量高于没有发生性关系的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360,P<0.01)。
3讨论
行为因素在HIV感染的发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2]。该次综合监测调查表明,男性性病门诊就诊人员回答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病的传播吗?正确率仅占87.53%;回答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正确率仅占50.37%;表明接受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有资料表明,在娱乐场所进行艾滋病预防干预具有较好的效果,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只有获得艾滋病相关的知识才能改变危险行为。泰国等国家经验表明,正确使用安全套是减少性途径传播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性疾病的简单、有效、可行的方法[3]。因此,要加强娱乐场所艾滋病防治行为干预工作力度,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遏制艾滋病性病在人群中流行和蔓延。
男性性病门诊就诊人员艾滋病、梅毒、丙肝流行情况应加以关注,多性伴和性病感染势必促使艾滋病在男性性病门诊就诊人员人群中流行和蔓延。本次调查接受抽血399人,检测出1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初筛、复筛、确证均为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率0.25%。梅毒ELISA方法检测出阳性18例,检出率4.51%;RPR方法检测出20例阳性,检出率4.51%。丙肝初筛阳性23例,丙肝复筛阳性23例,检出率5.76%。要加强规范化性病门诊诊疗服务,做到及时发现,正规治疗。要进一步提供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和性病检查治疗的信息,使群众及时了解病情,及时治疗,提高防范意识,阻断经性途径艾滋病性病的传播。
摘要：目的 了解信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高危行为特征和艾滋病性病感染现状,为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设立3个性病门诊监测点,进行问卷调查和采样监测。结果 共调查401名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平均年龄为38岁,接受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询问答对6题以上的326人,占81.30%。抽血399人,检测出1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梅毒ELISA方法检测出阳性18例,RPR方法检测出20例阳性。丙型肝炎初筛阳性23例,丙型肝炎复筛阳性23例。结论 信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对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存在不安全行为,已经有艾滋病、梅毒和丙型肝炎的流行。需要加强对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加强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工作。
关键词：艾滋病,性病门诊,高危行为,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1]State Council AIDS Working Committee Office/United Nations ThemeGroup on AIDS in China.China AIDS Joint Assessment Report[R].Beijing,2004:28-32.
[2]吴尊友.大力开展我国艾滋病行为干预研究[J],疾病控制杂志,2000,4(1):4-8.
性病就诊者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3年3-10月,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将延边州所有的县按经济发展水平, 分为好、中、差3个等级。每个等级抽取1个县, 每个县抽取1个乡, 每个乡抽取2个自然村, 共抽取312名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年龄60岁以上;子女常年外出务工, 时间在1年以上;常年生活在农村;自愿参加本研究。
1.2 调查工具与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 ;慢性病患病情况;就诊情况。其中就诊延迟指从出现症状到第一次就诊的时间超过2周;慢性病患病的计算公式依照《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中的方法。
1.3 收集资料
采用入户面对面访谈法。调查开始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资料收集后经整理、编码, 建立数据库。
1.4 统计分析
资料用Epidata 3.1软件双机录入, 用SAS 8.1软件进行分析。采用百分比对农村留守老人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慢性病患病率、就诊延迟率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分析;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特征下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情况有无差异;对有差异的因素再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农村留守老年人口312例, 按照对就诊延迟的界定, 即出现症状到第1次就诊的时间超过2周者为就诊延迟, 出现慢性病就诊延迟的病人143人, 就诊延迟率为68.9%, 其中汉族就诊延迟率为71.4%, 朝鲜族为57.6%。留守老人就诊情况在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健康状况、有无慢性病、距乡镇医院距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在性别、医疗保险、经济来源、医疗费支付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延边地区留守老人的慢性病患病状况
在本次调查的农村留守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66.7%, 其中朝鲜族老人患病率为71.5%, 汉族老人患病率为61.9%, 慢性病患病前6位情况见表2。
2.3 影响延边地区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多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健康状况及有无慢性病和距乡镇医院距离远近不同等的老人就诊延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8个自变量及1个因变量进行变量赋值 (赋值情况见表3) , 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影响因素, 设定进出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α入=0.05, α出=0.10) 。结果显示, 年龄大的留守老人比年龄小的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率高, OR值为3.499 (1.668-6.847) ;汉族比朝鲜族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率高, OR值为1.474 (1.414-1.900) ;收入低的留守老人比收入高的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率高, OR值为0.539 (0.139-0.821) ;离异或丧偶比已婚的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率高, OR值为1.334 (1.060-1.746) ;无慢性病的留守老人比有慢性病的留守老人就诊延迟率高, OR值为14.657 (5.922-39.146) (见表4) 。
3 讨论
3.1 延边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情况
本研究调查显示, 延边地区农村朝鲜族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为71.5%, 高于本地区汉族老人61.9%, 高于湖南省[6]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 (63.9%) 和四川省[7]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 (44.5%) , 明显高于2008年我国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8]农村老人慢性病患病率 (38.9%) 。表明延边地区农村朝鲜族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高于其他地区, 这可能与朝鲜族老人喜食泡菜、高盐饮食、高乙醇摄入等饮食习惯有关, 其健康问题不容乐观。从慢性病患病种类来看, 延边地区朝鲜族与汉族在慢性病患病的种类及排序上有所不同。朝鲜族多以骨、关节病和胃肠疾病为主, 而汉族多以心、肺部疾病为主, 但高血压疾病仍排在两个民族的首位, 这与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的报道结果一致。这是因为:①老年人由于味觉退化, 在饮食上更喜食高钠食品;老年人的肥胖也增加了高血压的患病危险。②农村朝鲜族老人保留着传统的饮食习惯, 与汉族相比, 膳食结构以大米为主, 泡菜、酱汤、蔬菜、牛肉、狗肉等摄取较多, 而猪肉、豆油等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摄取相对较少, 使其心肺脑疾病患病率低于汉族。饮酒是朝鲜族另一个饮食习惯, 长期饮酒、辛辣饮食使其胃肠疾病患病率突显。③农村朝鲜族以传统的水稻生产为主, 须常年在泥水中工作, 长此以往, 腰椎病、风湿病、关节炎等骨关节病加重。
3.2 延边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的影响因素
3.2.1 年龄
本调查显示, 年龄越大慢性病就诊延迟率越高, OR值3.499 (1.668-6.847) , 相关研究也证实[10]年龄是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的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性疾病和日常生活能力受限不断困扰老人, 而留守老人身边没有儿女照顾, 大多数留守老人又承担着隔代照顾的角色, 当身体出现不适时, 留守老人多数采取自己买药或到不得已的时候再去就诊, 有些人甚至放弃治疗, 导致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高, 就诊率低。
3.2.2 婚姻状况
本研究中离异或丧偶是慢性病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 有研究表明[11], 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水平优于无配偶的老年人。对于多数老年人而言, 离异或丧偶是一种重大的精神打击, 这类留守老人因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 在生活中又缺少老伴的支持和照顾, 一旦出现身体不适, 很难及时就诊。这类留守老人属于卫生服务需求较大的人群, 所以要鼓励离异或丧偶的农村老年人打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 实行再婚, 这对其身体健康方面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3.2.3 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中汉族留守老人就诊延迟率为71.4%, 高于朝鲜族留守老人57.6% (P<0.05) 。这种现象考虑与朝鲜族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因素有关, 朝鲜族通过成熟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实现了自身文化的移植, 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也影响着朝鲜族人群的生活习惯和健康行为方式。有研究表明, 韩国居民的健康寿命 (67.8%) 高于中国居民 (64.1%) , 这与他们的饮食习惯、健康行为方式及医疗保障体系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我国大多数朝鲜族老人是早年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中国定居, 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在与韩国的密切往来中, 深受韩国保健意识及就诊方式的影响。另外, 去韩国务工已成为朝鲜族经济收入另一来源。到2012年底[12], 在韩国打工的中国朝鲜族累计人数达230万, 其中大多数打工者来自延边地区, 使朝鲜族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汉族留守老人。这也证实了相关学者的结论, 经济状况是影响居民是否及时就诊的重要因素[13]。
3.2.4 经济收入
本研究中月经济收入小于500元是慢性病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这是因为尽管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参加了合作医疗, 但报销比例有限, 自付医疗费用比例仍然很大, 对于经济收入低的留守老人, 不论儿女是否支付医疗费用, 他们都很难将其用于慢性病诊治中, 长此以往, 导致慢性病恶化、蔓延, 危害健康。
总之, 延边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严重, 虽然朝鲜族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率低于汉族老人, 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延迟现象不容忽视。应根据不同民族文化特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慢性病就诊延迟的干预措施, 这是今后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摘要：目的:了解延边农村朝、汉两族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及就诊延迟情况, 探讨延边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的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延边地区农村312名留守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延边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为66.7%, 其中朝鲜族老人患病率为71.5%;汉族老人患病率为61.9%;汉族老人慢性病患病前六位依次为高血压 (31.1%) 、肺部疾病 (21.6%) 、心脏病 (18.9%) 、骨、关节病 (14.3%) 、脑部疾病 (9.1%) 、糖尿病 (6.8%) ;朝鲜族老人慢性病患病前六位依次为高血压 (38.9%) 、骨、关节病 (23.7%) 、肝部疾病 (19.3%) 、肺部疾病 (12.6%) 、心脏病 (10.9%) 、胃肠疾病 (7.1%) ;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的病人143人, 就诊延迟率为68.9%, 其中汉族就诊延迟率为71.4%, 朝鲜族为57.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年龄、收入、有无慢性病是留守老人慢性病就诊延迟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延边地区农村留守老人慢性病患病率高, 就诊延迟情况严重。与汉族老人比较, 朝鲜族老人慢性病患病率高, 就诊延迟率低, 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今后应根据民族文化特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慢性病就诊延迟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