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策略

论辩策略（精选12篇）

论辩策略 篇1

现在的语文教学常受“重考试, 轻能力;重标准, 轻个性;重讲授, 轻活动”的批评, 甚至被无情地贴上“重复低效”“形质异化”的标签。从日常教学情况来看, 语文学习没有活力、语文成绩提升乏力的学生确实不在少数。怎么办?“从人的行为、人的活动角度考察, 明确语文课就是语文实践活动课, 对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也许不无助益。”[1]

语文实践活动课形式丰富多样, 但基本指向是语言实践活动。论辩, 是听说读写的综合性、实践性运用, 是学生喜闻乐见的语文活动形式, 是培育学生语文学习力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笔者所在的学校有着优良的论辩传统, 拥有一批活跃有力的教练、一支有生命力有创造力的辩论选手队伍, 语文论辩活动丰富。基于此, 笔者尝试在语文实践活动课中组织学生开展论辩活动的实践研究。

成功组织论辩活动, 前提是让学生自己真正动起来, 真正成为活动的主角, 而教师则不能放弃组织者、支持者的责任。笔者把教师的组织策略归纳为情境激发促心动、合作撰稿促脑动、唇枪舌剑促互动等三种。在语文学习力的研究中, 我们根据学习力理论模型, 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四动”原则:形动, 意思是让学生自己活动;心动, 对应“意志与进取”维度;脑动, 侧重思维的力度, 对应“策略与反思”维度;互动, 对应人发展的两条途径。显然, 上述三种组织策略分别对应心动、脑动和互动。

一、情境激发促心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而兴趣是由于获得某方面的知识或参与某方面活动而使人体验到情绪上的满足而产生的, 所以给予学生这方面的支持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 追根溯源学辩论

在古希腊伯利克里时期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 雄辩家们纵横捭阖, 忽而谈古, 忽而论今, 唇枪舌剑, 智慧超人。引导学生学习欣赏前人的论辩之美, 可以引发他们模仿或创新的冲动。

教师可以利用课文资源, 如《寡人之于国也》一文, 孟子巧妙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 告诉梁惠王“寡人之于国也, 尽心焉耳矣, 而民不加多”观点的谬误之处。俗话说, 君王都是很难伺候的, 孟子却能运用比喻方法, 巧妙地成功开导了一国之君的心思。这种让对方无可辩驳的论说技术, 学生看了是心向往之的。

(二) 抽丝剥茧明辩术

有些时候, 人们不愿去做某个事情, 甚至连尝试一下的动力也没有, 是源于对它不了解而引发的惧怕。学习也是如此。有所知, 方欲为。掌握辩论知识与经验, 拂去辩论的神秘面纱, 有助于激发学生兴趣, 提高其行动的信心。

一是要引导学生了解辩论的基础知识, 了解辩论的相关规则。比如, 辩位对辩手的要求:一辩“启”, 开篇立论, 牢牢把握辩论的大方向;二辩“承”, 补充说明, 加强巩固;三辩“转”, 找出对方漏洞, 强势发起攻击;四辩“合”, 宏观把握, 总结陈词。辩论场上的四位辩手, 讲究的是齐心协力, 整体作战, 一环扣一环, 缺一不可。这个知识, 学生很容易就能跟议论文写作的“起、承、转、合”联系起来了, 理解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难在实践中的运用与配合。现学现用有助于深化, 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在课堂上分组模拟角色进行操练。通过理论学习和模拟练习, 学生既初步明白了辩论规则, 又知道了齐心协力完成任务的重要性。

二是要让学生学习一些辩论的临场技巧。比如, 通过设置情境, 让学生来讨论“请问, 贵校还有多少人在使用毛笔呢?”这个提问的目的。讨论后就可能形成这样的结论:一般情况下, 是出于调查或了解;但是如果是在自由辩论中出现, 则可能是以此来反驳对方, 说明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 应该被淘汰了。如此这般通过多种比较, 可以让学生领悟到自由辩论阶段的发问与日常课堂的发问不一样, 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信息, 而是为了控制和攻击对手, 往往在问题中设下陷阱。同时, 辩手对对手的应答也不同于日常情况下的应答, 其目的并非提供信息, 而是以富有技巧性的回应使自己在被动的状态下挣脱对方的陷阱和控制, 甚至发起反攻。这之后, 可以顺势引导学生学习自由辩论阶段的一些技巧, 如回答技巧:蝉联答辩、相反应对、幽默答辩、借言答辩、模糊答辩、闪避答问、转意闪避。这个环节, 学生一般是兴致非常高的, 经常会在认真领悟的基础上当堂就找同学练习起来。

情境激发这一阶段, 属于论辩活动的预备阶段, 主要体现了学习力“三层次六要素”的第一层次要素 (知识与经验、策略与反思、意志与进取) 。

二、合作撰稿促脑动

辩论稿的撰写是准备辩论的重要环节, 对辩手的思维品质、学习探究等有着很高的要求。这里的脑动是指在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设置和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下, 学生在辩稿准备实践中激发好奇心探究欲, 提升思维品质, 促进学习反思的过程。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 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 这一环节的设计要循序渐进, 由体察领悟、模拟强化、实际创作等部分组成。

(一) 含英咀华赏辩词

教师要引导学生赏析优秀的辩词, 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采用了什么形式、逻辑如何安排、情绪如何控制等。如笔者请学生赏析辩题“身体健康比心理健康更重要”的一辩立论。经过反复阅读、深入思考、多方讨论, 学生形成了诸多评论, 试举几例如下:

①正方的立论叙述方法很别致:采用分镜头的形式, 生动形象出人意料。

②语言很幽默。幽默是一种高品质, 使人轻松, 能产生很好的临场效果。主体部分如此, 结尾更如此:“明月几时有, 人生何所求。心理要注意, 身体更重要。若无好身体, 万事付东流。但愿人长久, 普天人同寿。”

③语言虽然轻松诙谐, 立意却严肃且切合辩题。如此立论, 会给对方造成强大的压力。

④事例均来自于生活, 亲切贴合;比喻手法、排比句式也很精致。

由学生的表现可以看出, 通过主动探索、合作讨论, 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 初步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品质。接下来, 教师可以组织辩词片段写作活动, 让这些已得的“知识与经验”来促进“意志与进取”, 来提升“策略与反思”。这个环节很常规, 这里不再赘述。

(二) 联珠缀玉撰辩词

一场辩论赛, 辩论稿的立意高下、素材丰富与否、文稿文采如何, 对辩论的胜负有直接的影响。余式厚在《辩论赛的春天》一文中说:“有人说, 天下文章最难写的要算是辩词了。这话有道理。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要把一个道理说透, 而且要求又是那么高———要有理论, 要有生动的例子;要有礼貌, 又要语言犀利;要全面论述, 又要简练。这是何等之难。”可见, 这个环节, 最考验师生的思维品质和协作交流能力。我们的做法实实在在却效果很好:辩论队拿到辩题和立场后, 马上集体研讨、分工搜集素材, 接下来教练、选手写辩词, 然后集中交流讨论, 对辩词进行修改, 最后教练负责辩词的统稿, 辩手们则开始讨论一些相关问题, 如设计自由论辩时己方发问题目、揣测对方可能提问的问题、敲定回答的答案, 等等。

这个环节, 体现了语文学习力分析框架的无数个细化指标, 比如:大量阅读作品, 主动增加学习的广度、深度、难度;阅读写作中勤于独立思考, 也能主动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碰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懂, 既不盲从权威, 又不固执己见;学习有目标有计划, 对自己的语文学习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断;愿意并善于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成果与老师、同伴交流分享;能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理由……由此可见, 开展辩论实践活动, 对提升学生语文学习力是有促进作用的。

三、唇枪舌剑促互动

这里的互动有三层含义: (1) 指师生、生生、群体与群体在论辩这个实践活动中的协作与交往; (2) 包含论辩时的正反互动、师生互动、评辩互动等; (3) 指向学生在论辩过程中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整体的发展、语文课程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

(一) 接受认知能力

在辩论中, 听的能力很重要。一要听对方, 听明白对方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 掌握对方的错误和破绽, 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确定己方的应答攻守。二要听己方, 听懂队友的发言, 这样才能更好地相互配合, 共同应对。知己知彼的听, 既是交流也是协作, 是一支队伍携手进攻和防守的基础。

教师须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如:让学生两两合作, 一人用一定的语速念文章, 一人听后即时概括文意;选择一些有明显漏洞的自由辩论辩词, 要求辩手快速找出问题并予以反驳;己方一人亮出自己的观点, 另一人马上说例证, 等等。这种训练, 主要涉及听语言、听逻辑, 强调对语言文字所负载的内容的理解, 比较锻炼批判性思维。

(二) 语言表达能力

在辩论中, 说的能力极为重要。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时可以分步做:

首先, 掌握辩论语言的基本要求:清楚、准确、有理, 因为是当面交锋, 还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调。

其次, 要求辩手的语言力求完美———自信、流畅、精练、富有激情, 还有到位的语调与表情。语调虽不气势汹汹, 但可以咄咄逼人:陈词说理时要慷慨激昂, 以示己方理论基础的扎实;反击对方进攻要坚决有力, 以示己方的信心和力量。

最后, 作为一个优秀的辩手, 要学会巧妙地运用幽默诙谐这种利器, 于谈笑风生之间“置对手于死地”。这种调侃幽默, 语速、语调可以有大的起落变化, 以渲染气氛, 调动听众情绪。比如下面有关“算盘终究会被淘汰”的辩词:

如果木制的纺织车不会被淘汰的话, 你的妈妈想给你做套衣服, 就要“唧唧复唧唧, 老妈在织衣。唧唧唧唧唧, 唧唧唧唧唧。邻居睡不着, 大家都叹息”。知道的说你妈是贤妻良母, 不知道的就纳闷:你家干吗养那么多鸡?

极具幽默感的辩词, 配以辩手夸张的语调和表情,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 团结协作能力

辩论就是一项集体活动。从材料的分组收集、假设的提出与验证、辩词撰写的分工合作, 到立论与驳论的攻防转换, 再到自由辩论的正面交锋、包抄围合等, 都离不开辩友的协作与支持。尤其是自由论辩阶段, 由于双方当面交锋, 短兵相接, 因此最能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洞察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四) 人际交往能力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 》关于高中生的表达与交流能力有明确规定:一是增强人际交往能力, 在口语交际中树立自信, 尊重他人, 说话文明, 仪态大方, 善于倾听, 敏捷应对;二是善于倾听, 敏捷应对, 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 恰当地进行表达, 借助语调、语气和表情、手势, 提高口语交际的效果;三是学会演讲, 做到观点鲜明, 材料充分、生动, 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力求有个性和风度, 在讨论或辩论中积极主动发言, 恰当地应对和辩驳。辩论, 是辩手和对方、听众、评委之间的一种言语交流、思想传递。语言交锋和思想交锋的过程, 实质上也是交流情感和信息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王尚文.语文课是语文实践活动课[J].课程·教材·教法, 2009 (4) :26.

论辩策略 篇2

每次电视台直播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我都会认真地从头看到尾，在正反双方唇枪舌剑激烈辩论过程中，双方辩手或口若悬河，或旁证博引，出口成章，滔滔不绝，真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他们酣畅淋漓的雄辩，形成的强大的视觉冲击和独特的语言魅力，让我为之震憾，让我为之陶醉，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语言表达能力，灵敏的思辩能力，广博的知识积累，每次在让我深深折服，感叹不已之余，也让我萌生了要练就一副好口才的想法。于是，我寻找了一些有关练习演讲的书籍进行学习，前段时间，我读完了《 论辩演讲》，这本书在如何锻练讲话能力方面，给我启发很大，下面我想就此谈几点心得体会。

一、良好的表达能力很重要

古话说得好“片语可以兴邦；一言可以辱国”，可见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从古至今，讲话水平影响着许多人的事业成败，改变着人生前程，甚至还改变了历史，“毛遂自荐使楚”、“苏秦游说诸侯”、“诸葛亮舌战群儒”，许多关于讲话艺术的故事令人称道。

作为一般百姓，拥有三寸不烂之舌，往往可以左右逢源，一顺百顺；作为一名员工，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可以更好地与同事进行沟通协调，发挥团队精神，集思广益，形成合力，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作为领导干部．拥有较高的讲话水平，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冀，甚至有人说，谁掌握了讲话艺术，谁就拿到了走向成功的通行证，而作为领导者，担负着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任务，实现这些职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表讲话。从某种程度上说，“讲”得如何，直接影响到领导职能发挥的好坏。讲话，是体现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一面镜子，也是评价领导干部能力的一把尺子。

固然，有了才干．即使不会讲话，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有高超讲话艺术的人，更容易走向成功。

二、如何搞高讲话水平

讲话是一门艺术，讲话的基本要求和技巧，主要可以概括为： —个中心、两个着力点、三个力争有、四化。

1、一个中心

即以听众为中心。厨师做饭应围着食客的饮食特点，演讲者必须围着听众的接受特点展开话题。如果一位演讲者在讲话时一味以自我为中心，滔沼不绝讲了大半天，大家都不感兴趣，演讲人的讲话就很难说精彩了。高明的演讲者总是绕着听众转，讲听众之所想、所盼、所需，这是讲话取得成功的基石。

2、两个着力点：尽量脱稿、力求精短

发表讲话时如果念讲稿，照本宣科、纸上谈兵，讲“千真万确的废话”。对此，听众不仅不感兴趣，更不会被讲话所感染、所鼓舞。因为大家感到演讲人只会念稿，胸无成竹，没有讲话的“内功”，演讲者的讲话都是数据，都是套话，离现实生活实在大远，口气不像是在真诚交流．所以大家不会对这样的讲话感兴趣，更不会因此对演讲者感兴趣。当然．拿讲稿的“假、大、空”不好，不拿讲稿的“假、大、空’，同样不好。涉及重大问题、比较严肃的讲话，事先应充分准备，但在“念稿”中应有“讲”的味道。

力求精短。文学大师林语堂说，“演说应该和女人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好。”欧文·古拍说：“只要足够简短，任何说话都不会是完全糟糕透顶的”。讲话越短越精彩，越短越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精彩的发言无需长篇大论，短小往往更精悍有力。据报裁，联合国开会，每人发言都有限时．所以大家的发言稿一般都很简练，但同样能赢得掌声。

3、三个力争有 力争有掌声、笑声、叫好声。有掌声，就证明是听众发自肺腑的、由衷的肯定和赞扬。当然，这要排除一些礼节性的掌声。一次讲话，如果人们象征性地、礼节性地在演讲者讲出“对„„表示祝贺，对„„表示感谢”时拍几下巴掌，甚至在“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时有点掌声，基本上可以断定，演讲者的讲话不够精彩。有笑声，是讲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越的标志。也是台上台下形成良性互动，听众情绪得到有效调动的标志。如果台上高谈阔论，台下死气沉沉。也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次不成功的讲话。有叫好声，说明演讲人的观点得到认可，或者演讲人的说服力发挥了良好作用，那么，演讲所发出的倡议、号召，极可能很快变成听众的行动。当然，这“三个有”不一定同时具备，有一些就行，一般情况下，越多越好。

4、四化

一是通俗化。就是要适合听众的接受水平，尽量使用大众化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当然，通俗并不是庸俗．它主要是指语言的朴素、自然，接近大众，不装腔作势，不故作斯文，没有八股腔调，更没有呆板的说教，富有启发性和吸引力；二是规范化。讲话要得体，用语要合乎语法规范，防止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讲话内容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不自行其是，不乱说—气；三是感情化。就是带着感情讲话，做到语言朴实无华，亲切入耳，内容入 情入理，具有感染力。许多领导者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善于在讲话中以情感人，而不是以权压人；四是个性化。没有个性就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演讲者要注意形成自己的讲话风格，避免千人—个面孔。

波浪理论辩析 篇3

先说深成指。自深市开设至1993年2月的3422点为第一轮大牛市，3422点至1996年1月的924点为第一轮大熊市。924点至1997年5月的6103点为第二轮大牛市，6103点至2005年6月的2590点为第二轮大熊市。第二轮大熊市是常态平台型。其中：6103点至1999年5月的2521点是此平台的a浪下跌，2521点至2001年4月的5091点是b浪反弹，5091点至2005年6月的2590点是c浪下跌。2590点至2007年10月的19600点是第三轮大牛市，19600点下跌至今是第三轮大熊市。

沪市走势稍为复杂，市场分析人士有多种划浪法。

第一种划浪法。沪市开设日起至1993年2月的1558点为第一轮大牛市，1558点至1994年7月的325点为第一轮大熊市。325点至2001年6月的2245点为第二轮大牛市，2245点至2005年6月的998点为第二轮大熊市。998点至2007年10月的6124点为第三轮大牛市，6124点下跌至今是第三轮大熊市。此种划浪法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1994年7月的325点是不能作为第二轮大牛市的起点，深成指在1994年7月的最低点是944点，而1996年1月深成指最低点是924点，创了新低。显然，深成指必须只能认为1996年1月的924点作为第二轮大牛市的起点。同在中国，相同的政治、经济环境，沪、深两市第二轮大牛市的起点相差18个月这么远是不合逻辑的。第二、若以325点作为第二轮大牛市起点，第1浪顶是1052点，第4浪底是1047点，这样，1、4浪顶底重叠了。

第二种划浪法。自沪市开设日起至6124点是上升的第一大浪，且界定998点至6124点是第一大浪的第5子浪，6124点开始下跌是第二大浪。按此种划浪法，第4子浪低点998点与第1子浪顶1558点重叠，违反了波浪理论法则。

第三种划浪法。沪市开设日起至1993年2月的1558点为第一轮大牛市，1558点至1996年1月的512点为第一轮大熊市。第一轮大熊市是“双重三”型，325点至1052点是X浪反弹，1052点至512点是第二组A、B、C调整。512点至1510点为第二轮大牛市，1510点至998点为第二轮大熊市。第二轮大熊市是穿头破脚式非常态平台型。其中：1510点至047点是此平台的a浪下跌，1047点至2245点是b浪上升（上穿a浪头1510点），2245点至998点是c浪下跌（跌破a浪脚1047点）。998点至2007年10月的6124点为第三轮大牛市，6124点下跌至今为第三轮大熊市。此种划浪法与深成指每一轮牛、熊市的起点、终点时间相一致，此种划浪法是合理的。

始自2007年10月开始的第三轮大熊市，由于A浪跌幅过大，若是之字型的话，根据A、C浪浪长比例关系可推得C浪底是负值，之字型运行可排除。另外，2008年10月开始的B浪反弹最高点离A浪下跌始点较远，常态的、非常态的平台型也可排除。因此，2007年10月开始的大熊市有可能是运行复杂的“双重三”型。以沪市为例，有如下数浪法：

第一种数浪法。从6124点至1949点完成了一组A、B、C调整，从1949点开始的上升是X浪反弹。6124点至1664点是A浪下跌。1664点至2011年11月的3186点是B浪反弹。3186点开始是大C浪下跌，2661点至2011年4月的3067点是C3下跌。2132点至2012年5月的2453点是C4反弹。2453点至1949点是C5下跌。一般情况下，由于C5与C1等长，C5的下跌目标位是1928点（2453—535）。1949点与1928点只相差21点，可以界定C5跌幅已基本完成。1949点开始的上升是X浪反弹，此后还有一组A、B、C调整才会结束第三轮大熊市。X浪反弹是对上一组A、B、C调整的反抽。由于第一组A、B、C调整下跌了4175点，反弹0.382位是3543点，0.5反弹位是4036点。

第二种数浪法。3186点至1949点只是大C1浪下跌，1949点开始大C2反弹。大C1浪下跌了1237点，反弹0.382位是2422点，0.5位是2568点，0.618位是2714点。

论辩诉交易制度 篇4

关键词：辩诉交易,公正,效率,适用

辩诉交易制度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并形成于美国。它是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 无论是大案件还是小案件, 只要被告人愿意, 都可适用辩诉交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辩诉交易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实施, 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对此制度未作出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能否适用“辩诉交易”是法学界广泛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 应逐步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一、“辩诉交易”的概念

在美国, 辩诉交易又称诉辩交易,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检察官与被告 (通常通过律师) 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 达成协议, 检察官以减轻指控罪行、减少指控罪名或减轻指控刑罚为条件, 促使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 从而不通过法庭审判而结束案件的一种诉讼方式。该诉讼方式之所以称为辩诉交易, 是因检察官和被告在协商谈判过程中通常会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 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最终双方通过妥协达成交易。理解美国辩诉交易制度, 应把握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辩诉交易的主体

所谓“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而辩诉交易制度涉及的主体为两个:一个主体是检察官, 代表控诉机关;另一个主体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辩诉交易中, 法官不是主体, 其始终处于消极地位。一般情况下, 辩诉交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进行谈判, 只要检辩双方能达成协议, 法官便按照协议给被告人定罪量刑即可。

2. 辩诉交易的前提

在美国, 辩诉交易虽然在各种案件中普遍适用, 但也有其适用的前提。辩诉交易适用的前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享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检察官对发生的案件享有独立的处分权, 其具体表现在, 检察官对被告人有降格起诉、不予起诉和撤销起诉的处分权;二是当事人有自由处分诉讼中的各项请求的权利, 这在美国也叫当事人诉讼主义, 如果缺少任何一个前提, 辩诉交易就无法适用了。

3. 辩诉交易的内容

辩诉交易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的内容。指控交易是指检察官以原指控罪名轻的罪对被告人进行指控, 而被告人就此较轻罪名的有罪答辩, 最终双方达成交易协议。罪数交易是指当被告人同时犯有两个及以上罪行时, 检察官只选择对其中的一罪或几罪进行指控, 来换取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罪名作有罪答辩, 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交易协议。刑罚交易是指检察官建议法官对被告人量刑时, 处以较轻的刑罚, 从而换取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 检辩双方达成协议后, 经法官确认, 案件便不再进入审判程序而宣告终结。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

1. 效率价值

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价值目标之一。英国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强调了效率的重要性。在刑事司法中, 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获案件, 将被告人定罪量刑, 实现社会的正义, 这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价值。各国法律对于刑事诉讼期间的规定, 是对追求诉讼效率的具体体现。但在现代社会, 受刑事案件众多、司法资源不足、侦查手段不够先进等原因的影响, 使得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很难实现。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 是通过检察官与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的协商、谈判, 双方都妥协达成协议, 终结案件, 有利于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在辩诉交易的过程中, 检察官大大减轻了举证的义务, 从而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对于被告人来说, 其也做了有罪答辩, 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因此, 辩诉交易有利于在不增加司法资源的情形下, 快速解决各种刑事案件, 这正是刑事诉讼效率的体现。

2. 公正价值

公正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又一价值目标, 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也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辩诉交易所追求的公正, 既指程序上的公正, 又指实体上的公正。从程序上而言, 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平等的基础上, 通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 检察官在整个侦查举证过程中, 没有违反法律, 因此实现了程序上的公正。就实体而言, 从表面看, 辩诉交易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对被告人的处罚是不公平的, 没有彰显社会正义, 但分析其实质, 辩诉交易是在检察官同意的情况下, 对主动认罪的罪犯, 适当降低处罚的程度, 这正是现代刑法所要追求的精神。由于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绝对的公正是很难实现的。对于部分案件而言, 受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最终检察官掌握的收据不充分, 不能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而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在绝对公正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 退而求其次, 追求相对公正, 这也是现代司法制度中公正的最好体现。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是否应该得到适用

1. 我国是否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几种观点

辩诉交易在我国是否适用问题, 具有全面性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肯定说、否定说和缓行说。

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 应该修改我国的相关法律, 规定辩诉交易制度, 并运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理由是, 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彰显了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效率和公正价值, 而且还体现了对被告人人权的尊重, 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是相符合的。在我国, 许多刑事案件由于证据不充分, 不能及时结案, 这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而且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实行辩诉交易制度, 可使得许多案件快速解决, 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 辩诉交易反映了美国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思想, 我国是传统的职权主义国家, 辩诉交易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不相符合, 不适合我国国情, 不能在我国适用。否定说又有不同的观点, 典型的有三种观点:第一, 辩诉交易制度牺牲了司法正义;第二, 辩诉交易制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第三, 辩诉交易制度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

持缓行说观点的学者认为, 就我国目前实行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而言, 与辩诉交易不能匹配。但从长远的司法改革目标来看, 我国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是不可抵挡的趋势。因此, 我国目前不能照搬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但在一些比较小的案件中, 可以借鉴实行辩诉交易。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各项配套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的各项案件中才能全面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2. 我国应通过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适用辩诉交易

在上文三种观点中, 肯定说与缓刑说在实质上都是对我国适用辩诉交易制度持肯定的观点, 缓行说是在肯定说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实现辩诉交易的步骤。笔者支持缓行说的观点, 因否定说与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不相符合, 也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方向不相符合。

否定说第一种观点是辩诉交易制度牺牲了司法正义。该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是司法机关的司法不作为行为, 其放纵了被告人, 损害了公平正义原则,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在司法实践中, 可能存在着一些被告人通过辩诉交易制度逃避其应负刑事责任, 使得社会司法正义受到影响。但从实质上来说, 辩诉交易制度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使得被告人承认了其犯罪行为, 对罪犯已经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量刑处罚上, 辩诉交易不是完全牺牲司法的正义, 而是稍微降低了正义的标准而追求司法效率, 从而实现全面的正义。

否定说的第二种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该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只是一味追求司法的效率, 为了司法的便利, 降低了被告的刑罚, 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笔者认为, 在实践中, 不能机械地适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对于被告人的处罚, 除了看犯罪行为和后果外, 还要结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及被告人是否是初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辩诉交易制度正是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与我国“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质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灵活适用。

否定说的第三种观点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该观点认为, 如果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普遍适用, 就会使许多潜在的犯罪分子看到了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不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甚至鼓励了犯罪。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理由有两点:第一, 辩诉交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主体之间的交易, 需要双方的同意并达成协议, 而不是被告人单方能决定的, 对于一些案件, 检察官有充分的证据, 就不适用辩诉交易制度;第二, 重刑并非绝对能起预防作用, 相反, 如刑罚给予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同样能起预防作用。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蕴含着丰富的价值目标, 也有许多的有利之处, 但是其实施也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和环境, 因此, 我国应不断推进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的改革, 逐步建立和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参考文献

[1]郑锋钢.浅析诉辩交易[J].法学之友, 2009 (1) .

[2]郭爱国.论诉辩交易的价值蕴含[J].法学研究, 2007 (2) .

论辩禁用“以假代真” 篇5

某高校曾有这么一场论辩赛，题为“能力培养是否比知识学习更重要？”正方说：“一个人如果光有知识而没有能力，那么又将如何实现知识的价值呢？”反方用同样的方法反驳：“一个人如果光有能力而没有知识，那么又将怎样发挥其能力的作用呢？”双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在这个意思上纠缠不休，最后不了了之。其实，在他们双方所使用的判断中其前提都是假的。无论一个人对知识和能力有怎样偏颇的理解，他绝对不可能光有知识或光有能力。知识和能力的性质决定着它们是紧密相依的，不能截然分开，而且人的社会活动也决定人不可能光长才干或光长知识。这时候，如果有一方放弃用这种假言判断作实际上是无效的论证，而是以真驳假指出对方假言判断中的前提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而否定对方论证的有效性，那么就会扭转战局，击败对手。

不论在论辩赛中，还是在交谈论辩中，出现“以假代真”的现象都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某大学浪费粮食现象严重，学校一位领导在批评这种现象时说：这些同学没有好好地想一想，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两粮食，我们全校3000人，每天就浪费150公斤，每年就浪费5万公斤，如果全国11亿人口，都像你们这样浪费，那么一天就将浪费 5000万公斤，一年就将浪费180亿公斤。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这个分析从逻辑上看没有错误，但前提是假的，因为全校不可能每天而且全都浪费一两粮，全国11亿人口更不可能人人(包括刚出生的小孩)每天都浪费一两粮食。因而，这个论据没有什么说服力，听者只好莞尔一笑，漠然置之。又如，在批评某人超生时，说：“全国人人都像你这样，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又超生一个，那么我们国家将增加多少人口，我们的粮食还能够吃，房子还能够住吗？”在表扬某同志的创造精神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时，说：“如果我们这里的同志，就像×××同志那样，开动脑筋，创造发明，把工作效率提高一倍，那么我们的生产产值不就可以翻一番，我们的工资奖金岂不可以相应地上调吗？”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论据，都是不值一驳的，即使用来说教，也只能吓唬那些无知者，而对那些有点思考能力的人是缺乏说服力的。

“以假代真”之所以存在市场，是因为它有两点可以迷惑群众：

一、以“纯”代“杂”。事物是复杂的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单纯，可是有人把复杂的事物赋以单纯的性质。如本文中第一例，知识和能力本来就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你硬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就脱离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以假代真”。可是知识和能力终究又是两码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把它们分割开来，又好像是“真”了，这就是人们被迷惑的原因。

二、以“偏”代“全”。有些东西，作为个别（或部分）事物的属性是正确的，但作为整体的属性是错误的。“以假代真”不是利用这种关系来迷惑人的。他把个别事的正确属性偷换到全体事物上，使人们由个别的正确想到整体的正确，从而上当受骗。比如前边讲的超生问题，超生对个别人或少数人来讲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把它扩大到全国人人超生，那就不符合事实，就是“以假代真”了。它之所以还有点市场，使人感到它还有某些道理，是因为超生的终究不是被批评者一人，推而广之，还可找出十人、百人、千人，甚至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找出多少人，终究不可能是全国人人超生。因而，它终究是假的。

论辩诉交易制度及其构建 篇6

关键词:辩诉交易、引进、完善。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也译作答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辩诉交易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但一直处于地下交易的阶段,一直到1970年“Brady诉U.S”案才被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在第二年对“Santobell V.New York”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它的合法性:“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还指出:“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运用得当,它应当受到鼓励。 美国1974年修订施行的《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对于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及公布、接受、驳回等一系列程序做了明确而又详尽的规定,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辩诉交易这一司法制度的法律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司法实践中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以纽约市为例,据统计1990年犯重罪而被逮捕的有118,000人次,其中64,000人在侦查阶段就作交易处理了,占54.24%;有54,000人按重罪起诉到法院,占45.76%,不足一半。在起诉到法院的54,000人中,45,000人是按辩诉交易解决的,占83.33%;5,000人因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占9.26%;仅4,000人按正式程序开庭审判,占全部案件的7.41%”。

德国是“实体真实”原则的发源地,正式审判程序采取法官职权审问制。“但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刑法抽象的正义观念向目标导向的威慑原则的转变以及被告人程序自主权的扩张,特别是由于社会行为的过分犯罪化所导致的急剧增加的案件压力,司法实务上自行演化出一种类似于美国答辩交易式的诉讼交易制度,并在80年代初期得到实务界的广泛接受。”

二、我国引进辩诉交易的利弊分析及司法实践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检察官同样与被告人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辩诉交易。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以《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审结》为题报道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于同年4月11日根据公诉机关申请,试采用“辩诉交易”的形式,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检察院与被告人达成协议,将原来对被告人的重伤指控降格起诉,并建议法院判处缓刑。被告人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如此处理,大幅度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此案引起了法学家和司法工作者广泛激烈的讨论。对于现阶段我国能否采用辩诉交易制度审理刑事案件,各学者所持意见观点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主张肯定说的主要观点有:有学者“建议在我国刑事审判领域全面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认为该制度能够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被告人的权益,同时也能促进司法正义的实现”; 还有的认为“辩诉交易以辩诉双方平等地讨价还价、精心交易、达成协议、法官审查等为基本特征,具有两大鲜明的优点,一是效率特别高,突出效率,兼顾公正;二是给被告人自己处分的权利,体现了对被告人人权的尊重与维护”。 具体理由如下:

1、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积案,降低诉讼成本,更加合理的配置司法资源,减缓司法系统的工作压力。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犯罪形势表现出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组织化、智能化犯罪加剧,破坏市场经济只需犯罪持续增加等等。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短缺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公检法人力资源不足,物力与财力也十分有限,而辩诉交易制度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

2、有利于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补偿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和损害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辩诉交易的引进更有利于恢复被损害的利益,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改造以及对其权益的保护。首先辩诉交易制度的内容就决定了犯罪嫌疑人是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其必然是甘愿接受刑事处罚,没有抵触情绪,真正体现其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超期羁押问题,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其回归社会。再者通过辩诉交易,可以解决羁押的问题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这也有利于减轻其心理压力和防止被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

也有部分学者持否定观点,究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由于制度上的不足,辩诉交易制度是克服对抗式诉讼缺陷的产物。“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属于纠问式,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均不平等,辩方缺少与控方平等对话的前提和可能;法官对诉讼进程拥有主导权,他不会对控辩双方的诉讼行为放任不管。此外,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当只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进行并会损害到被害人利益的辩诉交易发生时,被害人显然不会袖手旁观。这也限制了辩诉交易的适用”。因而我国尚不是对抗式诉讼,引入该制度并不必要。

2、有学者认为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犯罪嫌疑人所犯的罪行和所应受到的惩罚不一致,总体上都使其受到了较低的刑罚,这无疑是背离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司法的正义性不能不受到质疑。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公平与正义”之保障的法律,同样肩负着保证社会公正的重任,在某些场合,公正是作为效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尽管效率是公正的应有内容,而脱离公正的效率也只能导致可怕的结果。

另有缓行说认为,从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看,我国诉讼模式已由职权主义模式逐步向当事人主义对抗模式转变。从长远上看,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我国刑诉发展的总体方向,而且辩诉交易已经突破法系的界限,在大陆法系国家获得了实践。我国目前的国情环境和制度基础决定了辩诉交易制度不能在我国草率建立,因此不赞成短时间内进行相关的实践。

综合上述几种观点,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现阶段就我国的诉讼制度传统观念而言,引进推广辩诉交易制度其弊端颇多。具体说来理由主要有:(1)辩诉交易制度的前提是被告人自愿选择并且知道选择的法律后果,因此需要许多相关制度的有力支撑,尤其要求有比较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以及审前程序。在没有这些制度的保障的前提下,如果盲目的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可能会导致被告人在不清楚后果或者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接受交易。(2)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公正,只有坚持程序公正才能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在我国如罪行法定、适用法律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法律原则才确立不久,程序正义的理念也刚刚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如果不谨慎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其负面影响必然会加大。(3)实行辩诉交易制度意味着检察官等司法职业者将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没有有效机制制约的情况下,腐败情况难免会出现,因此在没有提高司法职业者的素质,改善司法职业环境的情况下,应当缓行引进该制度。

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出现“辩诉交易”的字样,但是在实践中是存在该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典型的量刑交易,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依照检察官的建议处罚。(2)在相对不起诉案件中,检察官拥有不起诉的决定权。刑诉法规定,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应当听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他们委托的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实践中,检察官不起诉往往是双方协商交易的结果。 (3)我国一贯采取“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最普遍的一种辩诉交易形式,只要嫌犯坦白认罪,通常都能根据最后被证实的罪行的轻重受到宽大处理;三是法官在裁判时,对于接受“坦白从宽”交易的被告人通常也会在量刑上从轻处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优惠,如在判决书中载明:“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依法从轻处罚”等等。 (4)我国《刑法》第67、68条规定了自首、立功的制度对于主动投案自首以及犯罪后能积极检举他人犯罪的犯罪分子,依法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通过法律规定明示可以进行量刑交易,因此这种交易的风险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交易风险要小得多。

三、关于在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相关建议

结合前面的论述,在其他相关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而该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以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改造方面的作用又很明显,所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用该制度之前首先应当健全其他的制度:

1、针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作用规定不明确,尤其表现在侦查阶段。律师在该阶段不享有辩护权,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会见、阅卷权、在场权等一系列权利形同虚设。在这种现状下,辩护律师在庭审前一般很难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所以让其知晓交易的后果就会很困难,便无法实现自愿、平等的交易。中国刑事司法欲引进辩诉交易,刑事辩护方面的立法必须走出困境,以实现辩护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

2、完善司法审查监督机制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具有很好的制约作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要在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也应当对法官的裁判权进行适当的改造,其目的是完善和规范司法审查机制,防止辩诉交易中出现牺牲正义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了以上相关制度需要建立和完善外,对于辩诉交易制度本身也需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限制,以促进刑事诉讼多项价值目标之间的协调和其制度本身固有弊端的减少。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首先,适用辩诉交易的前提是有一定的证据但未达到充分的程度,且不符合不起诉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补充侦查势必会造成侦查工作量的增加,羁押期限的延长。其次,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应当为轻罪案件,“包括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如一般的盗窃、诈骗、交通肇事等犯罪案件。对犯罪性质特别恶劣,犯罪情节及后果特别严重的杀人、放火、爆炸、抢劫、强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的刑事犯罪以及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累犯不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另外,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也不宜适用该制度。最后,在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自愿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辩诉交易,公诉人应当向被告人充分说明辩诉交易的内容、权利、后果及其应承担的责任,这样做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以及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制度能否中国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要考查该制度在外国的实践状况和发展趋势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证制度在我国扎根所必须的制度基础、整体环境契约理念等。只有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使辩诉交易制度被顺利引进,使该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在重要的相关的制度体系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不宜生硬的参照国外做法。

参考文献:

[1]卢永红.国外刑事诉讼法通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冀祥德.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4]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5]卞建林.美国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刘根菊.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之研讨[N].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

[7]冀祥德.域外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及其启示[N],当代法学,2007年5月第21卷第3期.

[8]郭威.辩诉交易制度之移植与有限实践[N].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5期.

[9]谢珂.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分析[N].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9期.

[10]张保峰.我国辩诉交易的完善[N].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6期.

修辞论辩中逻各斯的建构 篇7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一卷中讨论了来自修辞者和修辞受众之间的三种感染力, 相应为修辞的三种论证方式:修辞者的人格, 修辞的推理系统以及听众的情感, 这是同论证模式的三大要素 (ethos, logos, pathos) 相统一的内容。这三种论证方式相互交叉, 相互作用, 其中以修辞推论即“逻各斯的构建”是修辞论辩最为核心的内容。

“逻各斯logos”一词来自希腊语, 其基本涵义为言说。逻各斯最早是作为哲学范畴提出的, 它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提出的“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基本的逻各斯logos的处理为——假设 (前提) 、主张 (论据) 和断言 (结论) ——叫修辞推理。亚里士多德认为, 修辞推理对于修辞学就如同三段论对于逻辑, 也叫“修辞三段论” (rhetorical syllogism) 。

(二) 以广告语篇为例看逻各斯的建构

每一篇论辩都有一个底线, 我们把它称为总体结论 (overall claim) 。大多数的广告的基本结论 (basic claim) 是“购买这个商品”;虽然有时一些广告非常地拐弯抹角, 象猜谜一样掉足了人们的胃口, 但最终我们还是可以猜到这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有时候虽然商品的名称没有直接地印在包装的封面上, 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图片、形状或者是气味等等来判断。无论方法如何, 通过广告唯一想告诉的就是“买这个吧”, 当然广告决不会直接说出的。

为什么会让广告左右我们的判断力,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广告内容深信不疑?我们需要的是经验上证明的主张或论据 (reason) 来证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以安踏运动服装广告为例, “to be No.1”是每个热爱体育运动的年轻人的梦想, 这则广告让人们深信穿上安踏品牌的运动服就能“to be No.1”, 人们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说法。这个“事实”让购买此商品成为必然, 虽然并不是每个穿上这个品牌服装的人都能当第一。使用“因为 (because) ”把主张和断言连在一起如下例:

Claim:Buy Anta sportswear

Reason:[because]Anta sportwear is No.1’s choice.

这个“事实”能否成为购买此商品的原因?如果我们们愿意接受这种事实, 那么就必须接受这种联系。为了使这种联系成为可能, 需要通过一个不可辩驳的假设 (warrent) 作为一个更大的前提条件 (major premise) 把主张和断言联系起来, 那么就可以很好的解释这则广告的含义:

Warrant:You should buy sportswear that makes you No.1

Reason:Anta sportswear is No.1’s choice.

Claim:You should buy Anta sportswear.

对于对这则广告的分析, 发现在修辞论证推理的过程中logos的构建是有一定规律的, 把这个过程叫做论辩 (argument) 。假设你和朋友在选择一盘电影光碟, 你被其中一部经典老片吸引, 你会说:“Let’s see Rear Window.”朋友说“Why that one?”你回答“It was directe by Alfred Hitchcock.”

简而言之, 这就是论辩的过程, 当然这里的论辩不是现今社会上热崇的“论战”, 论辩就广义上来说就是劝说, 在这个例子中就要劝说朋友选择Rear Window这部电影。这个目的就是你的主旨, 或是你要达到的结果,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断言 (claim) 。你的回答“It was directed by Alfred Hitchcock.”就是这个断言的前提和主张 (reason) 。那么claim和reason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联。如果你的朋友被你说服那么必定是由于你们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即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立场和观点。为了让看这部电影的理由使人信服, 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部片确实值得一看, 把删除的信息补上那就是“Any movie directed by Alfred Hitchcock should be seen or is worth seeing”, 这就在主张和断言之间做出了一个可能性的假设 (warrent) 。可以得出一个用于修辞演绎推理的三段式 (syllogism) 论辩结构:

Warrant (major premise) :Any movie directed by Hitchcock should be seen.

Reason (minor premise) :Rear Window was directed by Alfred Hitchcock.

Claim (Conclusion) :[therefore]Let’s see Rear Window.

(三) 基于亚式三段论的论辩形式

1. 单段式论辩:只有结论

当了解了三段论, 就可以对三部分的内容进行增添或删剪;三段式论证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因为论辩本身就存在于不确定的真实情景中被形形色色的人们所使用。不同的人为了适应具体的受众和语境, 论辩的结构也会有所不同。

基本的论辩结构有三部分组成, 但在实际运用中, 哪部分需要表达出来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有时仅仅只需要一个部分就可以完成论辩推理的任务:结论。所有的论者都希望读者能够同意其观点而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依据和前提。当你突然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发生火灾时, 你听到有人在叫“快逃命!”你绝对不会在决定拔腿就跑前等待他人提供明确的原因, 凭你对火灾、危机和自我保护的了解和常识能迅速说服你作出下一步的反应。

2. 双段式论辩:省略三段论法 (ethymeme)

当你感觉到受众不能马上接受你的结论时, 自然而然会提出至少一个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有了论据就可以帮助受众接受你的观点。这种“论据+结论”的模式被广泛运用于日常论辩;人们通常只使用这两部分, 运用共有知识和价值观来把两者联系起来。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在非正式和公众场合上, 人们很少将论辩的三个基本部分全部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将这种“论据+结论”的模式称为省略三段论法, 就是在“修辞三段论”中常常省略一个前提, 比如“作为一个学习修辞学的学生, 我对论辩感兴趣。”被省略的前提是“学习修辞学的学生对论辩感兴趣”。这种论辩类型是说话者和听众在已有的知识和信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证, 并且两者都参与了劝说的过程。

3. 扩展论辩:枝式论证 (branching support) 和链式论证 (chains of support)

在三段论中虽然论证过程包括结论、论据和连接前提三个主要部分, 但为了最大程度上说服听众, 这一模式是可以在各个部分上进行扩展和补充。当说话者感到其结论受到反驳, 他们就会列出更多的依据来支持结论。回到前面提到的例子, 为了说服你的朋友选择你喜欢的导演的影片, 你需要更多的依据。你说:“Let’s see Rear Window, because it was directed by Hitchcock and it starred James Steward.”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表来表示论证的过程:

这个简单的论证包括了两个论据, 论辩的展开呈枝式结构, 由两条不同的论辩线路组成, 每对“论据+结论”都可以转变为三段式论辩结构。值得一提的是, 不论是否明确说出, 每个论据都需要自己的连接前提。那么枝式论证就是对同一结论下提出和展开的新论据。

相比之下, 链式论证则复杂得多, 在日常生活中也更为多见。论辩的展开不但可以通过增加论据和提出新的假设来实现, 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已有的内容进行补充来实现。再回到上面的三段式论辩模式中:“Let’s see Rear Window because it was directed by Alfred Hitchcock and a movie by Alfred Hitchcock is worth seeing”如果你的朋友对论证持怀疑的态度, 他就会进一步追问“How do you know that?”那么这个结论需要更多的论证。你的反应“The label says the film was directed by Hitchcock.”这就形成了另一对“论据+结论”, 当然这里的大前提“The label on cases are a reliable source of factual information about who direct a film”是对论据来源的肯定。

可以设想另外的情况, 你的朋友不太同意你提出的前提条件“A film directed by Hitchcock is worth seeing”, 这个前提本身就会变成一个结论, 你需要提出更多的论据论证这个结论:“Film Critics and historians have almost unanimouly praised Hitchcock’s movies.”显而易见这个结论也需要一个大前提“The opinions of film critics are reliable indicators of what is worth seeing.”这是对权威的肯定。

那么为了满足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要求, 论辩过程随着这种链式反应而不断复杂化, 在链式论辩中论据和前提支撑了某一结论, 与此同时论据、前提和结论各自可以转为新的论证过程, 并需要新的论据和前提。可以在上面提到的图尔明的三段式论辩结构模式图示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如下:

为了进一步说明链式论辩模式的结构, 在这个图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展, 将三段论结构中的论据和大前提转变成一个新的结论, 然后开始新的三段论证。

(四) 论辩的构建基石:价值观和事实

在现实的论辩情形中, 不禁要问究竟什么左右了我们的判断力?论辩推理中的断言, 主张和假设又是从何而来?万法归一, 所有论辩中最基本的构建基石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和事实。所谓价值观就是我们判断好坏、正误、善恶和美丑的观点, 价值观决定了我们主张、目标、行为和对事对人的态度。在对论辩进行评价的时候价值观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想强调的是价值观作为论辩资源的一个重要特点。佩尔曼和L.奥尔布莱茨-图泰卡在《新修辞学:论论辩》中指出论辩中诉诸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由被劝说的受众来决定。某一价值诉诸对某一受众群体来说可能会反映强烈, 但是可能对另一受众群体毫无感染力。比如, 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国的看法同一位英国公民对中国的看法会南辕北辙。他们同时强调虽然某一人群可能拥有共同基本的价值观,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总会优先考虑这些因素,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他们有可能与这些价值观背道而奔驰, 相去甚远。有鉴于此, 论辩作为一种价值观对另一价值观的抗争, 应依赖于对受众认可的价值观的诉诸, 至少辩者需要对受众价值观有敏锐的认识。

事实不同于价值观, 事实是有限的诉诸 (limited facts) , 它可以回答被大家都认可和熟知的问题, 比如谁, 什么, 在哪里, 什么时候, 怎么样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人们都可以达成一致的见解和看法, 但是当某人对事实的理解超出了这个有限的范畴, 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歪曲事实或是不太正常。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是需要读者直接认同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一般来说是毫无疑问准确;陈述中简洁的措辞是极为关键的。二是辩者用一些相关论据来证实的事实, 这些论据包括个人经历、他人见证、书面权威等。

(五) 结语

在论辩中逻各斯的构建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思维的问题, 西方论辩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思维的逻辑性。这与中国的直观感悟式思维有很大不同, 对语言的思辩非西方独有, 但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始逻各斯就被理解为某种可以阐释语言的“法则”, 并且这一体系同逻辑有着重要联系。以上的例子主要关心的是论辩形式, 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为理论基础, 以部分语篇形式开始对亚式三段论论辩推理过程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这种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论辩方式, 被西方社会广泛采纳, 对于我们接纳西方思维模式、了解自身不足有现实指导意义。

摘要：从西方修辞学的角度对论辩推理中logos的构建形式, 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为核心的论辩形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阐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逻各斯同言语有着紧密的联系, 并从本质上成为解释与支配一切言语行为的逻辑体系。

关键词：逻各斯,论辩形式,亚里士多德三段论

参考文献

[1]Aristotle:Rhetoric[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4.

[2]Charles Arthur Willard:A Thoery of Argumentation[M].Alabanm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

[3]Fahnestoch Jeanne, Secor Marie.A Rhetoric of Argument[M].McGraw-Hill, Inc.1990.

[4]温科学.20世纪中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齐桓晋文之事章》的论辩艺术 篇8

一.孟子善于论辩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因素分析

(一) 诸候谋霸百家争鸣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 出生于战国中期。这是一个诸候列国混战的时代, 各诸候都图谋统一天下, 故而纷纷变法图强, 形成了政治、军事、外交上互相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正如《史记·孟苛列传》云“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 以攻伐为贤”, 于是诸候间“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 激烈的政治斗争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 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风起云涌, 整个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代表地主阶级利益, 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 不能不与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恰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 而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不归杨则归墨”。 (《滕文公》下) 所以, 孟子为了本阶级的利益, 就必须想方设计驳倒论敌而独树一帜。

(二) 傲岸梗直聪明机智

孟子善于论辩的内在原因:首先在于他傲岸梗直的个性。他虽是儒家弟子, 却从不平静论道, 而是随时备战, 舌战群敌。他自己对此都有明确的意识, 他说过:“如欲平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 (《公孙丑》下) 傲岸自负, 可见一斑。其次, 在于他按儒家礼、义行事, 坚持理想, 决不退让的作风, 一身浩然之气, 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下) 甚至, 他对国王之尊也敢于在守礼的范围内顶撞, 如他所云“说大人, 则藐之, 勿视其巍巍然”。 (《尽心》下) 最后, 还得以他自己聪明机智, 博学善辩, 说话前成竹在胸, 论辩时气势逼人。

二.孟子的论辩程序

《齐桓晋文之事章》记述了孟子与齐宣王一次对话, 孟子向齐宣王阐述“王道”,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齐宣王欲妄图以武力称霸。但孟子抱定说服他的决心, 披荆斩棘, 志在必得。为此, 他用启发式, 点拨、引导齐宣王。

杀牛祭钟鼓, 齐宣王以羊易牛, 孟子先高度评价以羊易牛之意义, 以此激起齐宣王之兴趣。紧接着, 他又以羊、牛衅钟二者曲异同工、并无二致来提醒齐宣王, 齐宣王只得尴尬一笑。孟子象启发幼童一样, 得给齐宣王加强“保民而王”的信心, 即指出齐宣王这种“爱与不忍”实在是为政之道, 齐宣王这才开心地笑了, 并充满自信向孟子继续请教“王天下”之道。接着, 孟子逐步论及齐宣王“不王”是“不为”而非“不能”的问题, 以及图霸必招灾祸, 施仁则未来光明可待。最后, 在齐宣王要求下, 孟子一一阐述“王道”、“仁政”具体措施, 圆满达到其预期效果。

孟子洞悉对方心理, 抓住以羊易牛这个可笑的情节, 作为突破口, 设计了一套论辩程序:一辩———爱与不忍;二辩———“不为”“不能”;三辩“所为所欲”;四辩恒产恒心。如此论辩蓝图在胸, 步步深入, 层层递进, 推理严密, 气势充沛, 充分体现了孟子长于辩说, 体察入微的性格。同时, 也表现了孟子知己知彼, 善立机巧, 引人入彀, 善于雄辩、富有气势, 精于比喻、妙用寓言的总体论辩风格。

三.孟子的论辩技巧

(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孟子深知论辩如用兵, 只有掌握了“知己知彼”的主动权, 才能够“百战不殆”。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 孟子通过事先了解齐宣王一些生活小事, 做到知己知彼, 并体察入微, 把“以羊易牛”紧抓作为切入点, 步步深入, 直达目的。正如孟子云“我知言”, “辞知其所蔽, 淫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 因此, 孟子在论辩中所向披靡。

(二) 善立机巧引人入彀

《齐桓晋文之事章》中, 齐宣王欲以武力称霸, 孟子尽知其内心, 故意问:“王之所大欲, 可得闻与?”齐宣王还故作矜持, “笑而不言”, 孟子则用“为肥甘则不足于口与”等五个反问句欲逼出齐宣王“大欲”, 而齐宣王矢口否认:“否, 吾不为是也。”孟子接着指出“大欲”的后果, “以若所为, 求若所欲, 犹缘木而鱼也”。齐宣王愿闻其详, 一步步走入孟子彀中, 孟子指明齐宣王称霸, 不过是“海内之地, 方千里者九, 齐集有其一, 以一服八, 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这样做, 齐宣王不过是以卵击石, 自取灭亡。齐宣王此时不得不承认并放弃“大欲”, 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 他心悦诚服:“吾昏, 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 明以教我, 我虽不敏, 请尝试之!”孟子得心应手地设立机巧, 运用类比法, 引齐宣王入彀, 直达目的。

(三) 精于比喻妙用寓言

孟子善于用比喻、寓言来说明道理, 汉赵岐《孟子注题辞》说, 孟文章“长于比喻, 辞不迫切, 而意独至”。孟子在论辩中往往因谈话对象不同, 信手拈来一比喻, 以增强其说服力。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 孟子为了证明齐宣王是“不为”而非“不能”, 打了这样比喻“力足以举百钧, 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而不见舆薪”, 突出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 而功不至于百姓”, 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做, “不为也, 非不能也”。“挟泰山以超北海”, 与“为长者折枝”形象对比出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 而后者不过举手之劳, 这样“不为者与不能者形”就异常鲜明而突出了。孟子驳斥齐宣王欲称霸, 就如“缘木求鱼也”这一寓言故事一般, 然而, 称霸后果更糟, “缘木求鱼, 虽不得鱼, 无后灾;以若所为, 求若所欲, 尽心力而为之, 后必有灾”, 齐宣王权衡利弊, 终于放弃己见, 接受孟子主张。以上这些比喻、寓言, 比较浅近、贴切、生动, 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四) 善于雄辩富有气势

孟子在论辩过程中往往运用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 一气贯注, 势不可挡, 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这就像苏洵所说:“孟子之文, 语约而意尽, ……而其锋不可犯。”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齐桓晋文之事章》中, 孟子类比邹、楚之战时说“……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 寡固不可以敌众, 弱固不可以敌强……”三个排比句, 指明了小、寡、弱不可以敌大、众、强国的道理, 三个“不可以”一气贯注, 势如破竹, 增强了文章的冲击力。

再如, 为了逼出齐宣王“大欲”, 孟子连用五个反问句“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五个排列整齐的句式“不足于……与”气势磅礴, 排山倒海, 并且在听觉上也造成一种铿锵音韵, 流于行间强烈的感情之风扑面而来, 任对手是帝王将相, 还是布衣白丁, 无不被其征服。

《齐桓晋文之事章》作为孟子散文的光辉代表作, 充分显示了孟子高超的论辩技巧和精湛的语言风格。它言辞犀利、锋芒毕露, 生气勃勃、锐气袭人。比喻巧妙, 论辩擒纵开阖, 酣畅淋漓, 也表现了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机敏、果断、善诱。它是中国先秦散文发展中的历程碑, 它的浩然之气, 似一阵阵强烈而永恒的疾风, 从古吹到今, 穿越时空, 必将吹到遥远的后世。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1

[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卞孝萱、黄清永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

论辩策略 篇9

2006年, 在《实话实说》创办十周年之际, 凤凰卫视推出了“论辩”性的电视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 很快就形成了收视热潮。该节目把“思想PK”、“论辩”、“网络板砖”引入节目, 拓展了电视“谈话”的创意空间, 有媒体人惊呼“谈话节目原来可以这样办!”。2007年, 由《新周刊》杂志评出的“中国电视节目榜”, 把胡一虎主持的《一虎一席谈》评为2006年度最佳谈话节目奖。获奖后, 国内传媒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国传媒大学专门针对“一虎现象”召开周年论坛, 与会学者认为该节目极富创新意义。此后, 该节目又在国内外获得多个奖项。在2012年, 该节目依然在凤凰卫视的诸多名牌节目中, 保持了最佳收视率节目之一的地位。

一个谈话节目从策划、制作到诞生, 再到死亡, 就像人一样经历着一个生命周期。2009年国内名牌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停播, 2011年延续了近三十年的美国谈话节目《奥普拉秀》停播。收视率高的名牌谈话节目如何延续生命周期, 已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国内的谈话节目, 为了能够生存, 在内容的创新、话题的选择方面绞尽脑汁, 抑或在突出主持人的“魅力”与嘉宾的“信源”信誉之间摇摆, 甚至为了吸引观众, 唯“名人”是举, 以挖人隐私为能事, 不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而且还容易落入“三俗”窠臼。因此, 探讨《一虎一席谈》的创意的创新性, 思考其持续发展的空间具有现实意义。

一、“群口”式的论辩

《一虎一席谈》每周选择社会、文化方面的热点和焦点话题, 主持人胡一虎邀请新闻当事人、各界学者、专家等作为谈话嘉宾, 分成正、反两派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和说明自己的立场, 谈话现场气氛有时异常激烈。而且在辩论过程中, 现场观众具有“随时插话”的权利。当观众有话要说, 可以马上举起手中的“同意”或“反对”牌, 征得主持人的同意后, 就可以“即席”发言。

胡一虎形容自己的“主持”就好像进入一种“战斗”状态, [1]他不断地把对立双方言论中的矛盾焦点提出来, 嘉宾、现场观众在主持人的“带动”下, 以真诚、平等的态度, 抛弃矜持, 没有不好意思, 没有“一团和气”, 人们为着真理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讨论。通过这样一种富有“对抗性”、“逻辑推理性”的论辩过程的展示, 节目主创者期望让电视观众对热点话题的认识和理解能层层推进, 步步深入。

独特的节目形式与氛围, 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华人电视观众。关注该节目的观众, 还可以通过凤凰网BBS节目论坛与节目互动, 也可以通过跟帖的形式, 向节目报名和提供选题。所谓“群口”, 即“有话大家谈”, 正如节目开场语所宣传的那样, 参与论辩性谈话, 不光有嘉宾, 还有场内、场外, 以及网上、网下众多观众。

在西方国家, 电视谈话节目又称脱口秀 (TALK SHOW) , 起源较早, 节目制作量也比较大。有资料显示, 能占到节目总量的60%-70%[2]。这些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多彩, 有时主持人会突然抛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引起激烈的辩论, 但把严格的辩论比赛的形式和规则引入谈话节目, 并不多见。

可以说, 《一虎一席谈》在谈话节目的表现形式上, 如话题、谈话人、谈话风格、论辩设置等有了很大的突破, 把电视“谈话”和“论辩”融合, 形成了节目的创新性, 拓展了谈话节目的创意空间。

二、“鲜活”的谈话人物

我们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 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 受儒家文化影响尤深。儒家文化推崇的“和为贵”、“谦逊有礼”, 深深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一虎一席谈》的节目现场,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激辩的环节, 这时人们不再心平气和, 撕下“斯文”、“谦谦君子”的面具, 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 常有“这一席谈, 一定要争出个高下”的感觉。因此, 各谈话人在谈话现场常常有丰富、鲜明的情感、情绪的表达, 一个个“鲜活”的谈话人物形象跃然荧屏。

在一期关于“传统中医存废”的节目中, 赞成中医和反对中医的两方展开激烈的辩论。以批判“伪科学”而闻名方舟子出现后, 提出应该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验证中医中药, 而赞成中医一方的嘉宾是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医学教授, 他用三次“不需要”断然打断了方舟子的谈话, 声音一次比一次高, 语气一次比一次重, 异常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而在另外一期关于“伪科学”的讨论中, 一位头发染霜的老教授面对其原创的科学成果的质疑, 一边举着论文稿, 吃下数颗药片, 一边继续激动地发言。老教授边吃药片, 边激动发言的过程, 不仅具有一种独特的电视“可视化”的意义, 而这种“可视符号”本身就是一种观点的表达。

如果在谈话节目中常常见到的都是“面带微笑”, 或“闪着点点泪光”等等面孔, 大家都“礼貌”着, “谦让”着, “默许”着, 好像都带着某种“面具”, 都想着怎么把话说得更漂亮, 更得体, 心平气和表象下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难捕捉, 难读懂, 这或许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不够鲜活, 不够真实的谈话人的荧屏形象。

胡一虎说, 主持这个节目就像是在倾听一场非常和谐的交响曲, “让我听到了在这一片土地中人们的呐喊声和人民的欢乐声, 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声音中, 让我感觉这是最美妙的和谐声”。[3]时代需要“思辨”精神, 在论辩中, 当人们有机会、有胆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的时候, 我们对真理的探求会一步步深入。主持人把激烈的辩论掌控在“思辨性”、“逻辑性”的范围之内, 杜绝“吵架”的无序性和过度情绪化, 就可以通过“论辩”性谈话来展示一个群众一起探究事理的过程。“君子和而不同”, 人们对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 是另外一种“和谐”, 一种深层次的和谐。

三、“挑拨离间”的主持人

(一) “挑拨离间”新解

成功谈话节目的核心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主持人是否有人格魅力, 是否有创新思维和独到的主持风格, 对节目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虎一席谈》“辩”火了之后, 胡一虎被指为最会“挑拨离间”的主持人。“挑拨离间”这一词语, 在通常的语境中, 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然而, 他却并不讳言“挑拨离间”, 甚至认为自己在节目中的作用就是“挑、拨、离、间”, 并做出了新的阐释:“挑”, 是挑起, 挑起在这个谈话语境中每个人想说心里话的欲望;“拨 (播) ”, 像撒播一个种子一样学会倾听;“离”, 是离弃, 现在要离弃中国人过去“人前不说话、背后放冷话”的懦弱性格;“间”, 是最美好的话语空间, 但强调同中有异, 异中求同, 我不认同你的看法, 但是我认同你话语思想的空间。[4]

从胡一虎的“新解”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在乎被人戴上“有色眼镜”看, 而是非常机智地做了另外一番解释。这看似牵强附会的说法, 却反映出胡一虎对谈话节目主持理念上四个方面的策略:

通过一种积极、活跃谈话氛围的营造, 引导、带动、激发谈话人有效地参与论辩。

在“群口”论辩过程中, 主持人要能专注于“倾听”谈话的过程, 从而找到引导论辩脉络延伸的“种子”, 如适时指明双方言论的“矛盾点”等等。

改变谈话人的日常谈话习惯, 引导其在论辩中大胆而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通过主导热烈、真诚、平等、有序的谈话过程, 为社会创造一个理性思考的公共话语空间, 以利于公众交流思想。

(二) “挑、拨”的目的和“度”的把握

在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共同营造的公共话语空间里, 人们通过真诚、平等的辩论, 探讨真理, 交流思想。如果没有了“挑、拨”, 主持人就不能将矛盾的焦点、公众的分歧, 一一呈现, 步步推进。论辩也就不能深入, “挑、拨”不是为了离间众人, 引起矛盾和争斗, 而是为了探讨真理, 为了给大家一个思想交流的空间, 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我们在寻找一种逻辑的较量, 你要往前再走一步, 变成人身攻击, 那就是纯吵架, 没有任何意思了。”在讨论“京剧该不该进课本”的一期节目中, 主持人专门为“文革”与样板戏设计了一节, 果然嘉宾对立得很厉害, 有人情绪激动, “无耻”之声不绝于耳。结果监控出来, 他发现, 到了那一节, 收视率反而往下掉了。[5]在《一虎一席谈》讨论“伪科学”的一期节目中, 司马南对丁小平, 现场几乎出现武斗。胡一虎第一次在节目里发了火, 他吼了一声:“导播, 请把我的声音开大一点!你们全都给我坐好!”[6]

因此, 在“挑拨”的同时, 主持人需要注意节目“热度”的把握。胡一虎的策略是:把每一位观众视为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 给予一种“真心”的关怀, 大家也许争得面红耳赤, 但好像亲如一家。在一期节目讨论“要不要抵制家乐福”中, 一位60多岁的北京大娘不满现场“吵闹”的气氛, 气愤得要退场, 胡一虎一个箭步走下台去, 连连作揖挽留住老人, 也顺势消除了场上过于喧哗的杂音。

参与谈话观众也在进步着。一些立场对立的嘉宾, 在主持人的“硬性”要求下, 于节目结束后互相握手致意, 后来, 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和对方握手。对此, 胡一虎说, “从一元变多元, 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习惯不习惯,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7]

《一虎一席谈》火了之后, 国内的一些谈话节目也及时引入了“论辩”策略。

2008年9月, 电视谈话娱乐栏目《我不同意》在湖南娱乐频道开播, 节目以两个主持人之间激烈吵架的形式博得观众眼球, 然而这种用“吵架”来评论娱乐热点的“假戏真做”难免会“假吵变真掐”。一次在节目录制现场, 主持人李响和欣然在话题争辩时过于投入, 最后竟公然翻脸对骂, 最终李响黑脸退出, 一旁的欣然也怒气难平地离开现场。节目视频在网上点击率之高令人意外, 但不少网友质疑这种做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透出一种“隐忧”, 在“吵”风的影响下, 不少谈话节目引入“论辩”策略, 但不知电视观众能否一如既往地喜欢它们。和晶接替小崔出任《实话实说》主持人后, 希望她主持的每一期节目都能传递社会价值。的确如此, 如果一个节目为了“吵”而吵, 离开社会价值的基础, 去谈论传播价值的时候, 将没有实际意义。

结语

把“电视论辩”和“电视谈话”结合, 将“群口”式论辩、“鲜活”的谈话人物、“挑拨离间”的主持人的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虎一席谈》独有的电视节目制作模式。这种电视节目模式, 反映了该节目的创意。这种创意是节目主创团队不断拓展谈话节目创新空间的成果, 也是节目长久生命力所在。当前, 社会主流价值观非常重视“和谐”, 然而和谐社会的建立, 需要和谐文化建设, 需要一种“引擎”, 媒体在塑造社会主流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1]胡一虎.我是谁——TIGER胡一虎.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7, 230页

2[2]朱羽君, 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二.北京:现代传播, 2001 (2) , 120页

3[3]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o/2007-05-01/030311748643s.shtml

4[4]徐帆.“群口时代”背景下的公共话语空间建构——《一虎一席谈》周年节目论坛述评.北京:现代传播, 2003 (3) , 135页

论辩策略 篇10

用“锚” (anchor) 来指代主持人发源于美国, 这从侧面反映了主持人对节目线索的把握。由于低脚本参与度和即兴的特征, 主持人是谈话节目制作的核心。论辩型谈话节目中, 由于对对抗性的强调, 即兴程度将会比一般电视谈话节目更高, 主持人对整体流程的顺畅和内涵影响的提升同样也就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论辩型谈话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的操控方式主要包括整体引导和参与辩论两个方面, 表现为引导承启、正反布局、判断评价和引导推理四个主要的具体方式。

引导承启, 包括在节目开始时给出主话题, 并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不断给出新的分讨论点, 这可以使得辩论有的放矢, 每次都能围绕一个跟主题相关的具体论点进行有意义的辩论, 避免无意义的争论。正反布局, 是在辩论进行过程中控制话语权不断地从正反两方来回跳动, 使得节目的意见布局均匀, 既给予双方意见较为公平的对待, 也使得节目中的对抗不断能够产生出火花

如果说以上两个方式主要体现了主持人对场面的整体引导和掌控, 那么判断评价和引导推理则实际上是主持人参与、引导辩论。

判断评价, 指的是以对来宾的发言表示赞同附和或者反对反驳的方式, 是一种变相参与与论辩的过程。论证推理, 这一类型的话语功能主要是表达主持人个人对于某一事实或者观点的认知, 也是一种十分直接的对辩论的参与。这种方式可能会导致对论辩一方的偏向, 但却有可能是一种鲜明主持人个人形象, 提升节目关注度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每一种主持人的表现方式其功能都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促进节目流畅, 增加节目戏剧性。可见, 主持人在论辩型谈话节目中代表的往往并非个人, 而是整个节目的规制本身。如何能够将自己处于规则维护者的位置, 适时引导辩论不但决定了主持人本身对节目现场的操控能力, 更决定了整个节目的水准。

二、论辩嘉宾:观点的具象化

1. 人物即意见

在论辩型谈话节目中, 因为节目表现形态是意见或观念的交锋, 就使得“意见”成为了比“人物”更为重要的单位, 而且正是因为“意见”本身多元化的呈现才使得论辩型电视谈话节目趣味横生。此时, 节目其中的“人物”则不应该仅仅被看做是他个人, 而是“意见”的符号代表。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往往代表着一种意见, 这时便会发生人物与意见的重合。所以我们以人物作为分析对象是更为实用的, 但不应当忽略其后的根本单位——“意见”。作为“意见”的人物, 尤其是论辩嘉宾, 是谈话节目中最为核心的人物构成, 论辩嘉宾本质上是观点的具象化的呈现。

2. 特征

论辩嘉宾为了实现观点的对抗则需要一些不同以往的的特征, 他们各自观点的鲜明与否, 对抗技巧的成熟程度, 甚至交谈发言的个人风格都直接影响着观点的表达与交锋, 也间接影响到理念的传导。

鲜明的观点。观点的鲜明性和异他性, 是一切辩论发生的起点, 如果观点之间互相重叠, 则没有辩论的必要。鲜明、独特而且具有有力论据支撑的观点本身也就具有了相当强的吸引力, 对手和观众将会对这样的观点阐释产生兴趣。

高质量的对抗技巧。在论辩中如何能够精确地表达与说服对方, 需要技巧上的不断磨砺。论辩型谈话节目嘉宾不仅要求论点论据本身的合理及可信服度, 而且如何运用口才和修辞使之获得准确的表达, 是对抗技巧中的关键。

成熟的对话理念。这包括了重视逻辑和思辨, 讲求逻辑和论据, 尊重及倾听对手, 将观点本身与对对手的观感分开, 将对真理追求置于对胜负的追求之上等等。可以说这也是论辩型谈话节目嘉宾最为重要的特质。这样高质量的对话不仅仅能使谈话节目带给观众观点观念上的更新, 更能使观众能在节目之外潜移默化地得到“理性”的启蒙。

3. 去权威与真实化

尽管人物要素中的论辩嘉宾被认为是观点的具象呈现, 但由于其作为社会人的特征, 论辩之中, 在观点之外论辩嘉宾也不时体现出一些鲜明的个人特点和习惯。这尤其引发了对论辩嘉宾本身的一些特质的变化。

“权威”对抗中的去权威化。在讨论型、清谈型的谈话节目中, 一部分嘉宾以权威或者专家的面貌出现, 充当节目或观众的导向者, 而同样知识文化背景或社会身份的嘉宾, 甚至同一位嘉宾, 当出现在论辩型谈话节目中却截然不同, 他成为了质疑及被质疑的对象, 他自己或者与几个“专家”一同接受对方“专家”的质询, 并且也向对方提出问题。因此双方的权威身份在互相对抗中被完全消解, 有的只是论据、论点的对抗。紧绷状态下的真实感。在论辩型谈话节目的对抗中, 由于处在极端紧绷的心理情绪和客观状态下, 嘉宾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更为真实的习惯、想法和语言特色, 这也使得节目更为真实, 更富有戏剧性。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2007年11月10日就院士终身制存废展开辩论。辩论双方分别是著名学者何祚庥与任振球。随着辩论的进行, 嘉宾逐渐从著名学者的社会身份回归到辩论双方极力诠释己方观点并期望得到认同的一名辩论者的身份, 互相在不知不觉之间消解了对方环绕着的权威光环。而在紧绷的现场状态下, 两位学者甚至发生了情绪失控, 尤其是何振球脱口而出对何祚庥“学霸”的攻击, 使得情绪到达了高点。虽然这并非我们应该倡导的辩论风格, 但确实十分真实, 并富有强烈的戏剧性。

三、观众:传受的双向化

在论辩型电台谈话节目的业务实践中, 观众往往以多种形式存在并参与。此时的观众, 并不一定仅仅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受众”, 而有可能存在受者与传者之间的身份转换。

1. 场内观众。

论辩型谈话节目中, 由于权威的被消解, 往往需要众人意见的参与来对意见进行填补和加码。因此论辩型电视谈话节目往往不仅会有场内观众的出现, 相比一般的电视谈话节目更常常鼓励他们的意见参与。场内观众由于其行为成为电视节目的一个部分共同进行传播, 又由于现场参与节目排开了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 因此场内观众更应该被理解为传播的因素而非受众。

2. 场外参与观众。

由于电子技术的改进, 现代电视谈话节目中开始可以容纳很多不在场观众的各种形式的参与。场外观众可以即时或者非即时地参与到话题和节目的讨论中。即时参与方式, 主要以电话、短信投票、短信表达意见、计算机视频链接等

《非诚勿扰》娱乐元素及文化价值剖析

马静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辽宁沈阳110000)

摘要:《非诚勿扰》的火爆在于它娱乐元素的巧妙设置。本文试图探讨它所含娱乐元素及其文化价值。

关键词:《非诚勿扰》;娱乐元素;电视剧化;文化价值

2010年的中国电视已拉上帷幕。回望2010年的中国电视, 更像是一个“红娘年”。年初,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打响头炮, 以24位女生与一位男生相亲交友的形式拉开序幕。接着, 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粉墨登场。受到两档节目高收视率的诱惑, 其他地方台开始效仿该类节目。关于电视娱乐节目的复制问题, 很多学术著作已论及, 笔者不再赘述。但笔者不认同“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被复制者则有其可借鉴性的成功之处。

一、《非诚勿扰》类型探析

《非诚勿扰》播出至今, 受众多将它界定为相亲交友类节目。但《非诚勿扰》究竟是不是相亲交友类节目?对他类型的错断将导致结论的错误。女嘉宾与男嘉宾“唇枪舌战”。无论是为“博眼球”即创造收视率, 还是不吐不快, 都是内心真实表达。嘉宾的小动作、表情也尽收眼底。从中, 我们能看出《非诚勿扰》其实是一档真人秀节目而非相亲交友类节目。传统相亲交友节目, 嘉宾大多把好的一面呈现出来。《非诚勿扰》更像是一个展现真实人性的地方。每期通过几段短片介绍男嘉宾, 使你了解他的各方面。女嘉宾则像系列剧, 只要她没有交友成功, 下期仍可继续了解。《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在节目初期就表示《非诚勿扰》是一档“真人秀”节目。所以, 把它界定为相亲交友类栏目显然局限了研究领域。毋庸置疑, 《非诚勿扰》是一档真人秀节目。而它的成功源于它娱乐元素的设计。

二、《非诚勿扰》的娱乐元素

在制作上, 真人秀节目与电视剧相似, 都要进行艺术加工。真人秀节目的拍摄和剪辑会采用一些电视剧手段, 用以增强节目感染力。概括来说, 真人秀节目制作是一种电视剧化的制作过程。其中的娱乐元素也被电视剧化。

1.嘉宾选择的电视剧化

《非诚勿扰》主编曾表示, 节目嘉宾没有“托”。若有人虚报资料, 欢迎举报。但是节目对于嘉宾的挑选则有一定要求:首先, 要健谈。否则节目无法进行。其次要有故事。而且屏幕形象要好。这样才能保证节目的制作及受关注度。这标准也适用于电视剧演员。

2.矛盾冲突设置的电视剧化

对于话题即矛盾冲突的设置, 编导做的很巧妙, 把引起矛盾冲突的缘由化为无形。矛盾冲突是剧作的关键, 可以引起剧作即节目的高潮, 引起观众期待视野, 使其坚持把节目看完。《非诚勿扰》矛盾冲突的源头看似是场上嘉宾引起, 实则是编导对于男嘉宾的选择造成。

3. 包装的电视剧化

相较于《我们约会吧》, 《非诚勿扰》的镜头运用, 音效选

几种形式为主。非即时的参与方式则包括节目前参与节目话题的选定、相关观点的投票、对节目话题的论述, 节目后对节目的评论或者是节目后的投票等方式。这种场外参与观众, 它事实上同时包括了受者与传者两方面的身份, 一方面他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接受者, 另一方面他又参与了电视节目的传播。

3.一般电视观众。一般场外电视观众我们通常将其视之为受众。但事实上他们也同样构成了强大的话语场域, 间接地影响着论辩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走向。他们人数庞大, 是社会舆论的构择, 大屏幕、音乐设计等都更胜一筹。《非诚勿扰》大型演播室中多块LED的运用, 使节目更具国际化的现代感。这是节目的主要受众群青年人愿意看到的。

4. 悬念设置的电视剧化

不难理解, 就电视而言, 悬念的设置是电视剧的常用手法。《非诚勿扰》的男嘉宾出场从电梯中下来。虽然也是经过设计, 但是符合受众的审美心理。

从男嘉宾登场的心动女生, 以及他获得的亮灯数都是不可或缺的悬念。对于男嘉宾的介绍的短片是一环扣一环。在了解了男嘉宾的学历、职业等问题后, 又让他的朋友介绍他的缺点或是让他说出他的理想女生。其间, 女生代表愿意交往就亮灯, 不愿意则灭灯。对于男嘉宾的介绍是悬念, 女嘉宾的最终亮灯数也是悬念。直至男生权力反转, 回去把哪位女嘉宾的顶灭掉 (灭灯就代表不愿意交往) , 男生最终是否会选择心动女生, 他的心动女生又是否会跟他走, 悬念设计环环相扣, 精彩辈出。

三、《非诚勿扰》是否具有文化价值

《非诚勿扰》节目制作之初, 由于新闻主播孟非的加入, 并没有人把节目定性为俗。但是节目受到更多的关注后, “媚俗”的批判声也不绝于耳。我们可以把不同观点的表达, 甚者受到人关注, 理解为社会宽容度的进步。诚然, 非主流的价值观不知得宣扬。但是《非诚勿扰》本身有两位主持人孟非和乐嘉在看到这种倾向时曾严厉批判, 或是开玩笑, 使玩笑也成为一种经典。比如有女嘉宾问男嘉宾:“你有B打头的车吗?” (意思是你有宝马或者奔驰吗?) 孟非很风趣的表达了他的看法:“我有B打头的车。我觉得比亚迪性能很好还环保。”有非主流价值观不奇怪。尤其在电视节目中, 所选择的男女嘉宾各行业、层次、个性的都有。以输为导才好而非赌。当然, 刘云超在被人进行网上“人肉搜索”后, 发现他根本不是富人的事实后, 节目中为何表现出他的富有, 尤其是那串数字, 就让人匪夷所思。之后得出的媚俗结论便不难理解。

女嘉宾的服饰引领了消费文化。孟非的智慧, 乐嘉的犀利都成了一种文化的回归。它使各种文化冲击, 请来外国朋友, 带来他们的恋爱文化与审美文化。也常有女嘉宾说出网络流行语, 来推行网络文化。在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时代, 我们通过多种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化储备。这也是《非诚勿扰》的文化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时统宇、申琳、吕强.《收视率导向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

[2]尹鸿.《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M].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马静,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2008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成部分, 将会对论辩节目一定程度造成间接而深入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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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舫州, 徐帆.电视节目类型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兰亭论辩”中的知识分子们 篇11

首先，作为政治家的文人毛泽东主席。他支持“兰亭论辩”多少是出于他个人的文化情结与独特的气质，的确，作为书法家的他，《兰亭序》的真伪论争自然逃不脱他的视野，但作为政治家的他更察觉到这论辩背后的政治潜能。他来自农民阶层的敏感性以及与生俱来的挑战、造反的精神，自然会使他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建议。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也比谁都更认为，如果把眼光全部聚焦于文艺而荒于政治，那将是一场政治悲剧。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语出惊人：“我认为毛——就他的‘要想改变社会，就得首先改变意识’这一感觉而言——比他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行更加现代。当然，我这儿所说的‘现代主义’指的是一场文学和文化运动。”（《文化研究访谈录》，海登·怀特著，谢少波、王逢振编，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六月版）这场运动必须由 “人类集体合作”即群众运动来完成。因此，解放后的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反右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都是政治家在意识形态这一至高领域发动的一场革命。自然，“兰亭论辩”就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等待着意识形态投来虚像的屏幕。只是它还没有被叫醒，依然可以做着纯粹的学术梦。

其次，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毛泽东严厉批评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甚至被丑化。一九六四年，他正面指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同年十二月又批示：“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自然，作为文艺界的领袖，文化班头，且居于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的郭沫若，他的一言一行，必须体现领袖的意志和意识形态导向。此时他造《兰亭序》的反，和他写历史剧《蔡文姬》一样，都把他诗人的激情、叛逆的个性、严谨治学的精神全归之于政治意识形态。“兰亭论辩”中的否定派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沿着批判唯心主义和帝王将相两条线展开的。

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郭老很希望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可以不对任何人的宠辱而坚守灵魂，可以不为取悦世俗的喧哗而戕害自己的发现感、创造感和兴奋感，这也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个性道德。他的“辞职”报告、“焚书”声明和他二十年代流亡日本一样，也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流亡。他看到从前的一系列文化运动给文化和知识分子带来的伤害太大了，而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可预测，这种无奈的自我放逐，甚至是自虐，既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他拥有特殊位置和身份的无奈选择。他有分寸的压抑高老一派，客观上使“兰亭论辩”终究没有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也正因为郭老的双面性，才使得“兰亭论辩”那么轰轰烈烈地开场、那样平平静静地退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上演了一场有惊无险、令人回味无穷的短剧。

第三，纯粹的知识分子高二适。高二适先生的流亡也有两次，一是解放前的自我放逐，他在进国民政府立法院之际，他与执事者商定“三不盟约”——不入国民党，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受训，从而把自己设定为主流社会的圈外人；二是解放后，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像高二适先生这样的旧文人，自然排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无论哪一种环境，他都会放弃权杖和桂冠，做一个文化的流浪者，始终保持着睿智的心灵和知识分子的本能的责任感。他的狂狷、执拗成为他思维方式的主要模式。以学术为公，以捍卫文化为己任，谁若是颠覆文化、贻误后学，不管是有权势的康生、学术权威郭沫若，还是恩重如山的师友章士钊，高二适都会自然站出来讲真话。章士钊出于关心和爱护，曾多次提醒高二适为文为言要注意分寸，否则会影响个人前途等等问题，但高二适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的一封回信里阐明自己的心迹：“唯前途有否，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唯公察之！”

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就是质疑。高二适质疑的灵感来自于文化本身，是以回归文化真实为主旨，这种质疑是坦荡的，他的价值就在于传达了一种真切的声音，即使论证不到位，也掩盖不了他的美的质感。郭沫若质疑的灵感往往来自政治的需求，它的悲剧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被卷入了毫无根据的阶级偏见。

在高二适的文化构成中，他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因而具有现代性，他是传统中的现代派。而郭沫若虽然以叛逆、翻案名噪一时，但他的文化构成，则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知遇报恩的情怀，因而具有忠义性，他是现代派中的古典。

第四，消极的旁观者。在“兰亭论辩”中，既有硬被拉入的，如启功先生，也有心知肚明而不敢、不愿介入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消极的旁观者。他们的举动正如二○○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在授奖词《旁观者清》所说的那样：“旁观者们理应服务于生活，正是这点却不能在那里办到……旁观者们也理应服务于观察生活，这在别处是经常能够办到的。”（《“钢琴教师”耶利内克》，钱定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五年一月版）于是他们采取了模糊的方法和策略。当历史翻过那一页后，启功先生提起往事，每每都像一个写错作业的小学生，一次又一次用橡皮去擦，却总留下一个淡淡的污迹，给人以一种隐隐的痛。至今我们也不明白某些人在“兰亭”这个问题上表述的确定性。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康德说过：“模糊是一切神秘主义者的命令，用来诱使人们通过人为的模糊埋葬了智慧。”（《实用人类学》，康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二年六月版，16页），所以，当列出支持郭沫若观点一长串大人物的名单时，就造成了一种虚假胜利的幻觉。

论辩策略 篇12

一、论辩、论证和反驳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奥斯汀 (Austin J.L) 和塞尔 (Searle J.R) 提出的言语行为的分类是建立在语言学中语法层面的句子的基础之上。论辩一般依靠多个句子来完成, 因而不能被归入奥斯汀和塞尔划分出的某一特定的言语行为类型。荷兰学者埃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提出了一种比言语行为更大的交际单位, 即复合言语行为。“应当区分句子层面的基础言语行为和更高级别的语篇层面的复合言语行为, 劝导、承诺、断言、宣布、请求等言语行为属于基础言语行为, 论辩是语篇层面复合言语行为的典型例子, 论辩由一些基础的言语行为组成, 但它不等于基础言语行为简单相加, 说话人首先需要用一个基础言语行为提出自己的论点, 该论点涉及命题P, 此时, 说话人向听话人说出连续话语1、2……n, 如果这些话轮要构成论辩的复合言语行为。” (爱默伦, 荷罗敦道斯特1991:34-37)

巴兰诺夫 (Баранов А.Н) 、安德烈耶娃 (АндрееваИ.В) 等俄罗斯语用论辩学者在将论辩视作复合言语行为的同时, 还根据主体的不同区分将论辩双方分为论证一方 (正方) 和反驳一方 (反方) , 将论辩言语行为分为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我们将论辩视为由对话双方的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构成的复合言语行为。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是论辩言语行为的两种体现形式, 二者都属于由多个基础言语行为组成的复合言语行为。这两种言语行为既相互对立, 又统一于论辩言语行为之中。

二、论证和反驳中基础言语行为

巴兰诺夫 (1990:94-95) 指出, 论证一方和反驳一方的言语行为至少由一组基础言语行为组成, 其中论辩一方通常用一个基础言语行为提出希望他人接受的意见、观点、建议、决定等, 用另一些基础言语行为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或理由;依据言语行为的性质和作用的不同, 论辩一方的言语行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论点言语行为和论据言语行为两种类型。

论证和反驳中的论点和论据主要为断言言语行为。断言言语行为是说话人用来表达某种观点或意见的言语行为, 在这种言语行为中, 说话人要对其断言言语行为中命题的恰当性和合理性负责, 如果他的观点受到别人的质疑, 他必须提供相应的理由。

例1:方谋说:[1]“萧先生实在可以佩服, 不过枉费心思。”

萧涧秋突然问他:“[2]为什么呢?”

“[3]你如此煞费苦心地去救济她们, 她们本来在下雪的那几天就要冻死的, 幸你毅然去救她们, 现在结果孩子死了, 妇人死了, 岂不是……”

方谋没有说完, 萧涧秋就似怒地问:

“[4]莫非我救她们, 为的是将来想得到得到报酬么?”

一个急忙改口说:

“[5]不是为报酬, 因为这样不及意料地死去, 是你当初所想不到的。” (《中华中篇小说百年精华》 (上) 第183-184页)

例1中方谋的论点 “萧先生实在可以佩服, 不过枉费心思”属于断言言语行为。这一言语行为受到萧涧秋的质疑, 方谋提出了自己的论据, 其中话轮[3]和[5]都属于断言言语行为。

三、论证和反驳的有效条件

关于论证言语行为的有效条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 (Васильев Л.Г, 1992:63, Баранов А.Н, 1990:21, 爱默伦, 荷罗敦道斯特, 1991:34-37, 武宏志, 周建武, 2010:44) 在综合分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 我们以下列对话为例, 阐述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的有效条件。

例2:夏东海:[1]我觉得呀, 咱们真应该准备一礼物给刘星。

刘梅:[2]给刘星?[3]干嘛呀?

夏东海:[4]人刚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啊, 当然应该奖励人家了。

刘梅:[5]行了, 他那算什么好人好事啊?[6]真是, 那不是他应该的么。[7]再说, 我告诉你, 刘星这孩子你可千万别鼓励他, 也不要奖励他, 只要你一开始奖励, 他就退步了。 (电视剧《家有儿女》)

上述对话的背景是星在大街上看到同班同学被人欺负, 主动上前帮助了同学。刘星的爸爸夏东海和妈妈刘梅针对这件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夏东海提出论点“咱们真应该准备一礼物给刘星”, 他这一观点受到妻子刘梅的反驳, 通过话轮[2]和[3]间接提出相反的论点“不应该给刘星准备礼物作为奖励”。随后双方进行论据的对抗。夏东海进行论证, 而刘梅实施反驳。话轮[5]和[6]是对对方论据的反驳, 话轮[7]是提出的新的反驳论据。

为区分论辩双方言语行为并对这些言语行为进行模式化描写, 我们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双方的论点和论据:

Г—说话人, С—听话人;

Т —— 一方论点 (通常由一个基础言语行为表达) ;

Аn—— 一方论据 (由一个或多个基础言语行为构成的论据集, n≥1) ;

КТ—— 另一方论点 (通常由一个基础言语行为表达的论点, 当反驳的对象为对方的论据或论据方式时, КТ可以不出现, 但可以通过上下文语境得到重构) ;

КАn——反方论据 (由一个或多个基础言语行为构成的论据集, n≥1) ;

(一) 命题内容条件

论证: (1) Т是任意的命题; (2) Аn受到所表达命题Т的制约。

反驳: (1) КТ与C的前述Т有直接或间接的逻辑关系 (矛盾或对立) ; (2) К Аn受到所表达命题КТ的制约。

“在命题内容方面, 反驳的论点的命题逻辑上直接或间接地由对方的前述话轮推导而来, 受语句主观内容的操纵, 与对方话语可以形成语义对立, 这种逻辑关系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为对称和压缩, 还可见其他关系” (武瑷华2010:50) 。该条件能够将论证和反驳区分开来。在上述例子中, 第一个话轮是夏东海提出的论点, 命题内容是任意的, 下面的论据为这一论点提供理由, 而刘梅以反问句的形式给出了自己的反驳论点, 话轮中的命题内容受制于夏东海的论点Т, 是对Т命题内容的简说。

(二) 准备条件

论证:Г相信: (1) С不知道 (起码不是自动得知) Т是恰当的; (2) С将接受或已经接受Аn ; (3) Г相信С会接受Аn为Т提供充分的逻辑支持, 即С在分析完Аn后能推导出Т是恰当的。

反驳:Г相信: (1) С不知道 (起码不是自动得知) Т是不恰当的。 (2) С将接受或已经接受КАn; (3) Г相信С会接受КАn为КТ提供充分的逻辑支持, 即С在分析完КАn后能推导出Т的不恰当的。

夏东海相信: (1) 刘梅不同意“应该给刘星准备一个礼物”; (2) 刘梅将接受“刘星做了好人好事”这个理由; (3) 这个理由能支持自己的观点, 即“应该给刘星买礼物”, 这才能满足了论证言语行为的准备条件;而刘梅要相信 (1) 夏东海不会自动知道自己的论点是不恰当的; (2) 夏东海将认同理由“刘星所做的算不上好人好事, 即使算是也是应该的”和“不能奖励刘星, 一开始奖励, 他就退步了”; (3) 夏东海能从两个理由推导出“不应该给刘星准备一个礼物”。这三个条件是刘梅进行反驳的准备条件。

(三) 真诚条件

论证——Г相信: (1) Т是恰当的。 (2) Аn在认识上是可接受的。 (3) Аn对于Т是充分的逻辑支持, 在分析完Аn后能推导出Т的恰当性。

反驳——Г相信: (1) Т是不恰当的。 (2) КАn在认识上是可接受的。 (3) КАn对于КТ是充分的逻辑支持, 在分析完КАn后能推导出Т的不恰当性。

在真诚条件上论证和反驳也不同:夏东海自己要相信 (1) 应该给刘星准备一个礼物; (2) 刘星做了好人好事; (3) 刘星做了好人好事, 所以应该给刘星准备一个礼物, 这是论证的真诚条件。刘梅自己要相信: (1) 不应该给刘星准备礼物; (2) 刘星所做的算不上好人好事, 即使算是也是应该的, 不应用礼物奖励, 一开始奖励, 他就退步了; (3) 由上面两个理由可以得出不应该给刘星准备一个礼物。才能说出上述反驳话语。

(四) 本质条件

论证——Г说出Р的意图是使С确信, 以Аn为理由, Т是恰当的。

反驳——Г说出Р的意图是使С确信, 以КАn为理由, Т是不恰当的。

夏东海的话语是让刘梅确信, 以“刘星做了好人好事”为理由, 就应该给刘星准备一个礼物, 李梅的话语是让他确信, 以“刘星所做的算不上好人好事, 即使算是也是应该的”和“不能奖励刘星, 一开始奖励, 他就退步了”;所以不应该给刘星准备礼物。

四、结语

论辩是一种由基础言语行为组成的复合言语行为。在论辩过程中, 论辩言语行为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体现为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两种形式。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二者都属于复合言语行为, 由多个基础言语行为 (断言、指令、提问等) 组成。这两类言语行为既相互对立, 又统一于论辩言语行为之中, 它们是论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论证和反驳的有效条件不等于它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我们具体分析这两种言语行为中的基础言语行为的特点, 在对比的基础上, 利用具体的语料总结出了这两种言语行为的有效条件。依据这些有效条件, 可以有效地区分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

摘要：论辩是解决分歧的重要手段之一。论辩是一种由多个基础言语行为构成的复合言语行为。根据主体的不同, 论辩言语行为具有两种体现形式: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 二者都属于复合言语行为, 由多个基础言语行为组成。论证言语行为和反驳言语行为的有效条件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论辩,言语行为,论证言语行为,反驳言语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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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瑷华.从语用推理看反驳[J].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