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

女性解放（共10篇）

女性解放 篇1

摘要：蘩漪, 一个看似疯狂的女人, 被无数人唾弃不齿, 但却是女性争取自由、爱情、地位, 打破女性禁锢, 争取自我解放的先行者。在任何时代、任何场合都存在着一个看不见地掌握着社会的价值评判。它时刻约束着女性的行为, 女性则自觉地进行着这种无意识的自我约束, 因为男性主体的道德规范已深入到她们心中。蘩漪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中希望挣脱女性束缚却最终必然地走向毁灭的典型形象。

关键词：女性,蘩漪,解放,抗争

在曹禺的剧作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子性格鲜明, 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而蘩漪正是他所创造的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唐瞍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二) 》如此评述蘩漪: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 聪明、美丽, 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 热情而孤独。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 对阴沉的气氛感到沉闷, 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 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她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 倔强变成疯狂。 (1) 而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下评述蘩漪:聪明美丽, 有自己的憧憬和对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之处, 而在她的“不可爱”之处。她的性格是复杂的。她悒郁而乖戾, 热情而冷漠, 任性、傲慢而又孤芳自赏, 不是恨便是爱, 不是爱便是恨, 一切都是走向极端。在周公馆里, 她是女主人, 但又是周朴园精神统治下的奴仆;她是周萍的后母, 又是周萍的情妇;她不能忍受周家的令人窒息的气氛, 她不愿再过情妇不像情妇、母亲不像母亲的生活, 但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处境;她追求自己的幸福, 又损害了别人的幸福;她毁灭了别人, 也毁灭了自己。这种行为和性格上的矛盾使她成为《雷雨》中最“雷雨式”的人物。 (2)

肉体解放与精神桎梏

蘩漪, 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十八年前踏进周公馆, 十八年来, 蘩漪与周朴园看起来门当户对, 实际却是貌合神离。作为周朴园的太太, 她徒有其名, 非但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 还要被封建专制主义铐上精神枷锁, 更缺少被丈夫关爱的幸福感。由于蘩漪也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 她不可能得到更广阔的自由, 她把绚烂的生命、人生辉煌的时光消耗在这个冰冷的牢笼里。周朴园仅仅把她看作儿子们服从命令的榜样, 以此来维持这个家的正常秩序和周朴园作为家长的尊严。她看透了周朴园伪君子的面孔, 他不愿过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她想努力追寻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她无法自拔地爱上周家大少爷周萍——丈夫的前妻之子。周萍的出现改变了蘩漪的命运.就像蘩漪所说:“我已经预备好棺材, 安安静静地等死, 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 (3)

蘩漪既表现了他的女性反抗精神, 敢于打破封建禁锢, 追求爱情, 追求幸福, 但也同时突出表现了她的软弱和深受封建思想荼毒无法摆脱。蘩漪爱上了周萍, 这是一种对爱情的渴求的女人的正常表现, 这是一个人性的欲望大爆发。和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一样, 蘩漪也向往和渴望自由的“爱情”。为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 她不惜落得“母亲不是母亲, 情人不是情人”的境地, 成为人们所耻笑的“伤风败俗”的女人。但在繁漪内心深处, 传统思想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比如她知道周冲喜欢四风, 却阻挠说:“她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我的儿子要娶, 也不能娶她。”这恰恰反映了繁漪真实的门第思想和等级观念。繁漪的内心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有一种摆不脱的“犯罪感”, 她在绝望中对周萍说, “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可见名分对她来说并不是不重要, 在她的潜意识中仍然备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蘩漪兼有旧式女人和资产阶级女性两方面的因素, 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追求妇女性解放, 争取独立、自由, 内心“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又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小姐, 她长期的大家庭生活也在她身上留下了脆弱、自私、阴暗的一面。这使她无法摆脱家庭、社会的束缚, 无法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这个呼吸过个性解放空气的新女性.为了追求爱情而受到了周朴园和周萍两代人的欺侮, 她不屈从命运对她的残酷安排, 进行着无望的抗争。繁漪的典型意义就在于通过尖锐的戏剧矛盾冲突揭露了五四时期女性在传统礼教与新潮思想中痛苦挣扎最终只得走向毁灭的必然, 激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女性地位、生活、心理的思考。

鲁迅认为:妇女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 首先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其次要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蘩漪的反抗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原始野性的需求, 去反抗封建礼教对女性性欲的极大禁锢, 她并没有从思想上追求女性解放和个性独立, 由于她的经济依附她也不可能独立, 所以她的女性解放只是从人的原始需求出发, 并不是真正的解放, 她也不可能真正解放。这不只是《雷雨》的必然发展脉络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在许多作家笔下也都有所体现。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奴” (4) 意识的展露就可见一斑, 张爱玲笔下一批想反抗却无法反抗最终走向堕落或毁灭的女性形象, 如曹七巧、白流苏、王佳芝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的不同女性, 通过他们的悲剧命运, 悲剧人生, 反映了不正常的社会和时代对正常人性的压抑和摧残, 在那个时代女性受着双重标准双重价值观的折磨, 在反抗与屈从中徘徊, 他们都跟蘩漪一样出于本能的反抗却终究抵不过社会大背景的禁锢。

深入骨髓的封建思想

我们要看到中国女性解放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太过深厚, 传统思想已经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子里, 女性自身怀着这种封建思想, 却想反抗这种思想带来的禁锢, 最终只能导致自身的痛苦、疯狂和堕落。除了女性自己难以自我解放,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 封建思想已经成了每一个人的道德观、价值观, 任何的女性解放都难以推动。任何一次的改革都首先从思想领域进行, 而中国女性解放我们必须看到它思想上的阻力, 五千年的历史积淀的精品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就可以看到女性被压迫的思想由来已久。古典诗词中, 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来写的, 是男性言说的符号。自《诗经》以来, 我国古典诗词中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有令君子辗转反侧的“窈窕淑女” (《国风·关雎》) , 有“终温且惠”的女子 (《国风·燕燕》) 、“圣善”的母亲 (《国风·凯风》) 、“实获我心”的妻子 (《国风·绿衣》) , 也有悲愤的弃妇 (《国风·江有汜》) ……总之, 诗中的女性形象一律是温婉善良、美丽多情、柔弱被动的, 因为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寄托的是男性的理想和需求。 (5) 父权社会的男性要求女性以柔弱的形态反衬他们的强大, 以被动的姿态接受他们的为所欲为。这种观念不只深入男性的心灵深处也同样被女性所接受并赞同。女性在同样的价值观下才有了女为悦己者容。不要说一个蘩漪无法挣脱这种男尊女卑的价值观, 即使是许多站在女性解放风口浪尖的才女也同样要受时代的限制, 表现出女性在封建思想下的卑微与束缚。以李清照为例, 她以强烈自我意识对自由生活进行大胆追求与体验, 她无视封建礼教, 蔑视传统意识, 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她狂放无忌的个性肆意地挥洒和张扬, 活出了一个率意的人生。但像李清照这样的具有独立观念、受过文化洗礼, 拥有士大夫一般的广阔胸怀的先锋女性也深深地受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浸染, 她的力量就不可能抗拒根深蒂固的女性心中的男性视角。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足可证明:“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诗中李清照仍表现她的洒脱、随意, 一个女子借酒浇愁, 彻夜喝酒这是在封建礼教中不被允许的, 但她却任意践踏, 可以看出她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领军人物, 但他始终无法摆脱男性的中心, 诗中弥漫着忧郁、寂寞、女子的软弱, 和男性视角下对女人的要求的展现。李清照虽有独立自主的意识, 争取自由的想法, 开阔洒脱的胸怀, 却在那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熏陶下仍无法真正解放, 更何况是蘩漪呢?正是在如此强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侵蚀下蘩漪无法摆脱封建女性的劣根性, 无法挣脱传统礼教的桎梏, 最终的疯狂也许是她唯一的出路。

时代呼唤女性自由

当然如果只有封建思想那么蘩漪就不是蘩漪也许就是侍萍了, 正是五四的新思想对她的影响使她矛盾、痛苦、疯狂。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贤淑、温顺、忠贞的传统女性渐渐有了新思想, 新文学中有关女性的主流话语已变成了叛逆、出走、解放、革命。蘩漪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那个追求新思想的五四时期, 但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在一次改革中彻底剔除, 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女性解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蘩漪的阶段, 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代女性已经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做为新时代女性我们对蘩漪既感到同情又感叹无奈, 作为一个女性她成为了女性解放中的牺牲品, 却也是推动女性解放的一股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唐锼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二)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2]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237—238。

[3]郭沫若:《关于曹禺的 (雷雨) 》、《东流》[M]。第2卷第4期.1936年4月东京出版。

[4]欧阳钦:《钱钟书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J]。《电影文学》。2009年第5期。

[5]陈卿:《试析李清照词中的女性形象》[J]。《今日科苑》。2006年11月。

卫生巾：女性解放是物质的 篇2

为便于讲述卫生巾与妇科炎症（阴道炎、宫颈炎、附件炎等）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个类比：

你一定知道女性的受孕是怎么回事。每月，女性的排卵前几日，阴道会出现大量的宫颈粘液，这些粘液像蛋清一样，保护精子从阴道到宫颈口，再到达子宫，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同理，女性月经期间宫颈口张开，排出经血，这时候如果使用不清洁的卫生巾，卫生巾所携带的细菌就会在经血的“滋润”下（在实验室里，血液是细菌最好的培养基之一）经由上述“通道”到达身体内部，造成种种妇科炎症。

“不洁卫生巾”通常指的是大肠杆菌超标的卫生巾。有些女性为求节约，购买了没有任何卫生保障的廉价卫生巾，而那些本应独立包装的卫生巾袋口有的已破裂，这怎能不引起妇科疾病！即便是市售的品牌卫生巾，消费者也应留意它的品质。

除了炎症，很多女性在经期仍然有不舒服的感觉，这可能由两种情况导致：一种是过敏。目前女性广泛使用的“干爽”型卫生巾普遍用含化纤成分的原料制作干爽网面，使得部分过敏体质者产生过敏反应，局部充血瘙痒，这也是这些女性免疫力低下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情况是使用厚重不透气的卫生巾时，由于经血比正常体温要高，导致皮肤与卫生巾之间的温度随之升高，敏感部位形成一个温暖而潮湿的小环境，不仅令皮肤不适，也为细菌的生长和乘虚而入创造了条件。对前一问题，只需把干爽网面的卫生巾换成棉质的即可，而后者的解决也只需勤换卫生巾——这一点对卫生护垫也适用，女性长期使用护垫令局部温度和湿度都大大增高，这会破坏阴道的正常酸碱度，引起阴道炎。

选择卫生巾小贴士

1、 先看包装。所有包装材料必须清洁，并有足够的密封性和牢固性，不漏气，无破损。

2、 按国家规定，在每个最小销售包装的外包装上均应用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单位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及保质期，卫生许可证号。

3、 从外观上看，卫生巾要洁净，边沿整齐，表层无纺布封闭严密，巾身两头封口无破损，内层无外露，质地洁白细腻，手感柔软，对皮肤无刺激。

4、 吸收性能好，渗透性好，不反渗。

5、 背胶剥离无痕迹，不会移位，不损伤内裤。

6、 PH值中性偏碱，皮肤感觉舒服。

从九丹《乌鸦》看女性解放的困境 篇3

九丹备受争议的小说《乌鸦》中的女性角色, 为我们揭示了以海伦和芬为代表的女性, 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付出的惨痛代价。并揭示了除男性压迫之外, 存在于女性团体之内的同性压迫, 和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 都是目前女性解放运动的难题和困境。

一.理想与现实, 希望与绝望的交替

文章的开始, 是海伦在首都机场等飞往新加坡的航班。表面上, 她要去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英文;但实际上, 她是希望在新加坡获得永久居留权。在候机室, 她碰到了2位新加坡女性在讨论一位中国小龙女, 即妓女杀了一个新加坡男人, 言谈话语之间充满对这类女性的鄙视, 暗含了文章的结局和海伦最终的命运。在飞机上, 海伦谎称自己的爸爸是位高官, 有意接近富有的麦太太, 并租住在麦太太的豪宅。

海伦首先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经济问题。利用麦太太, 海伦认识了大学心理学讲师-李私炎。私炎为海伦带来了希望, 通过与私炎的关系, 海伦窘迫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海伦幻想通过与私炎结婚, 获得绿卡。却发现私炎已结婚, 理想破灭, 海伦再一次陷入经济的窘境。

此时的海伦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她期望找到一份教华文的家教, 来解决经济问题。但别人告诉她:“做这种家教, 自己就先失了身份, 女人会嘲笑你, 男人也不会看得起你。”为了“身份”, 海伦将希望的目光再一次投向男性。

在麦太太的宴会上, 她认识了上流社会的富商柳道, 再一次点燃了海伦心中的希望之火, 经济上的窘迫得以缓解。海伦使用计谋, 换来柳道的承诺:“你的签证我帮你办”。但接下来:与海伦同住麦太太家, 同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 与海伦有共同梦想的芬, 主动引诱了柳道, 海伦离开了柳道。理想的破灭, 经济的窘迫。无奈而又愤恨的海伦沦为了妓女, 最终被移民局发现, 限期离境, 理想再一次破灭。

绝望中的海伦找到芬, 希望得到柳道的帮助。芬却欺骗海伦说:自己就要和柳道结婚, 取得永久居住权。这一消息使海伦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幻灭。愤怒和绝望中的海伦, 答应私炎的条件, 杀死柳道以获取私炎的帮助。当海伦设计将不会游泳的柳道带入大海溺死之后, 芬才告诉海伦:柳道对海伦有感情, 他才是唯一一个会帮助海伦的人。海伦亲手将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杀死, 希望彻底破灭。

纵观文章, 海伦总是在理想和现实, 希望与绝望中不断挣扎、徘徊。美好的理想总是被无情的现实击碎, 一次次希望的破灭, 绝望中的海伦总是快速的将目光投向下一位男人, 从中获取短暂的希望, 却很快又再一次破灭。希望为理想的实现带来一丝曙光, 但现实总是让海伦再一次陷入绝望的黑暗。

二.男性压迫使女性与男性之间充满矛盾

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需要两性和谐相处。但男性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使得男性与女性之间矛盾重重, 充满了猜疑、谎言、欺骗和利用, 甚至是谋杀。这些矛盾在《乌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 来看海伦和芬在国内的情况。

海伦, 原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为了能分到房, 与心爱的人结婚, 海伦被迫与分房小组的组长发生关系。事情败露后, 未婚夫与其分手, 海伦身败名裂。为了让“在国内所有认识我的人, 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跟我有过节的都会像芬曾说的那样, 将把我看作一个神话”, 海伦开始在异国没有尊严的追逐着自己的理想。她说:“我们在这里失去尊严就是要在那边得到更多的尊重”。小说结尾, 海伦被移民厅限期遣送回国的时候, 抛弃海伦的未婚夫再次出现, 要求与海伦结婚, 因为这样就可以分到房;芬, 原是上海一所高校的老师, 爱上了自己的哲学老师, 为他怀孕, 流产。但这位哲学老师, 却自私冷漠到不肯为芬买一只鸡补身体。在国内感情上的失败, 使海伦和芬, 开始在异国他乡追逐自己的理想, 希望通过拿到绿卡, 过上体面的生活, 来挽回自己丢失的尊严和受伤的自尊。

其次, 海伦, 芬与文中男性之间的关系。

海伦与私炎和柳道的关系。这2位男性都是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可以帮助海伦的。海伦先遇到私炎时, “一丝像火星一样的东西潜入了我的心底。”而私炎则欺骗海伦说没结婚。与私炎决裂后, 海伦将目光再次投向另一位具有社会地位的男性-柳道。后因芬的介入, 海伦与柳道决裂。被移民厅限期离境后, 走投无路的海伦向私炎求助, 而私炎则利用海伦的窘迫, 要求她:杀死柳道。

再来看芬。处于同样境地的芬也想利用私炎的身份地位来为自己取得绿卡, 但被海伦破坏。后来芬爱上了一个穷小子, 开始了节约拮据的生活, 她幻想着与其结婚生子。但懦弱的穷小子最终抛弃了芬, 去了美国, 爱情理想再次破灭。失望的芬勾引了柳道, 挤走海伦。

最后, 来看与海伦, 芬处于同样境地的男性:北京来的作曲家安小旗。对于如安小旗一类的男性, 她们无情嘲讽、蔑视。当海伦知道安小旗喜欢自己后, 嘲弄的对芬说:“也有一个男生, 还想约我去喝咖啡, 可笑不可笑?尽管没来新加坡之前他在国内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 还写歌词, 可是在这连人都不是, 还要请我喝咖啡。”

纵观《乌鸦》中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 海伦和芬, 都曾有过纯真、诚挚的感情。但来自感情的伤害, 男人的自私、无情、欺骗与冷漠使她们不再相信男人。对弱势男性, 她们肆意、无情的嘲讽, 以宣泄她们在强势男人身上所丢失的尊严和所受的屈辱;而对于成功男性, 她们利用、欺骗中带着敬畏与屈服。她们渴望寻找尊严和社会地位, 但又不自觉的遵守和服从着男权模式和男性的社会理念, 并以这些理念来处理人际关系和对待弱者。

三.女性团体内部的异化和压迫

男性压迫和男权模式, 不仅使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紧张、恶化, 同时也使女性之间的关系紧张、恶化。为了获得成功男性的青睐和帮助, 女性之间相互猜忌、相互侮辱, 在谎言、利用中互相猜疑、嫉妒、压迫着, 这使得女性解放之路更加困难重重。《乌鸦》中最重要的女性关系, 当属海伦和芬之间的关系。这两位女性在嫉妒、猜疑中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并向我们展示了更加微妙的女性内心世界。

海伦和芬同为美丽的女性, 同住麦太太家, 同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 同样有不幸的生活经历和窘迫的处境。但海伦从见芬第一眼起, 就从心理上与她“莫名其妙地争斗着”。海伦知道芬喜欢私炎, 还是跟私炎开始了;芬知道海伦和柳道在一起, 却还是跟柳道在一起, 并在海伦被移民厅限期遣返, 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 打击海伦, 使其远离柳道。

但是, 同命相怜的两个人, 偶尔也会彼此依赖着。在男性身上遭受的感情伤害和心灵重创, 从彼此身上找到温暖和希望。在得知私炎已婚后, 芬与海伦第一次在海边敞开心扉, 芬对海伦道:“可即使面前是深渊, 我们也不能回头啊。”但当海伦想起麦太太家的舞会, 自己可以借助舞会认识新的有地位的男人时, 海伦立马认为芬是“假意和我做朋友, 是要我延误今晚的宴会。”文中另一位女性Taxi在夜总会被移民厅抓住, 遣返回国的时候, 两人第二次敞开心扉, 谈了各自痛苦的过去和在异国他乡追寻尊严和梦想的缘由;第三次交谈, 是在海伦因为经济窘迫, 求助于私炎和柳道, 但遭无情嘲笑之后, 两个人再一次深入的谈及了自己不堪和痛苦的过去。但海伦和芬之间更多的是嫉妒和猜疑。在芬被懦弱男友抛弃, 无处可去的时候, 海伦怕芬影响自己和柳道的关系, 无情的请芬离开自己的房子, 但面对着芬离去的背影, 海伦“禁不住趴到床上使劲地流泪。”生活的无奈, 患难中难得一见的真情, 总是被欲望和无奈的现实击碎。

文中收留海伦和芬的麦太太。麦太太原是中国人, 后在柳道的帮助下拿到绿卡并成功跻身于新加坡上流社会。对于海伦等人来说, 麦太太是其奋斗的榜样和目标。但作为曾经与海伦有同样命运的麦太太, 并没有同情、帮助海伦。麦太太帮助海伦是因为海伦谎言中的高干爸爸。在知道海伦撒谎之后, 麦太太毫不留情的向柳道揭发了海伦的隐私和谎言, 并警告柳道说:“你千万要防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眼睛里和别人不一样……, 那里面始终隐着一股杀气……”麦太太似乎忘了自己曾经和海伦有一样的地位和处境。

私炎的妻子是一位钢琴师, 每天在高档酒店优雅的弹着钢琴。在知道海伦和私炎的事情后, 她轻蔑的说海伦“你要记得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永远都不一样。”文章中提到了柳道“天使般”的女儿, 在美国留学, 受过高等教育。当她看到绝望、狼狈的海伦因被限期遣返而来向柳道求助时, 骂海伦是“畜生”“妓女”, 并狠狠的给了海伦一记耳光。海伦就读的语言学校的女校长。得知海伦被移民厅限期遣返的时候, 这位成功女性, 打了海伦一记耳光, 对嘴角流血的海伦说:“流吧, 那都是些肮脏的血, 流干净了重新去投个好胎。”

在这里, 女性天生的温柔和对弱者的同情似乎都不存在。同样处境的女性之间, 因为男人而相互嫉妒、猜疑、讽刺、欺骗、倾轧;不同处境的女性之间, 因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 造成了等级的对立。女性之间的这种关系, 加剧了女性团体内部的倾轧、分裂, 并迫使女性更加依靠男性来获取经济和社会地位, 获取压迫其他女性的资本, 使女性解放之路更加漫长、崎岖。

四.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是女性悲剧的主要内在根源

原罪源于《圣经·创世纪》:夏娃受蛇的诱惑劝说亚当与自己一起偷尝智慧树上的禁果, 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女人便成为原罪的罪魁祸首。女性的悲剧命运, 固然有强大的父权制这一外因, 但女性身陷原罪的囹圄, 自身难以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则是其不幸的重要内在根源。

以《乌鸦》中两位主要女性海伦和芬为例。

在国内, 海伦将自己的幸福放在未婚夫身上, 被抛弃后, 海伦来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 海伦直接将目光投向具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男性;再来看芬, 芬在国内, 也是因为感情的创伤而来到新加坡。在这里, 芬也是直接将目光投向男性, 期望依靠男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来为自己获取认可和地位。一次次的失败, 一次次的碰壁, 促使她们更加疯狂的去寻找和依赖下一个男性获得温暖和依靠, 以获得内心的安稳和踏实。

这种依附男性来获取金钱和政治地位, 在看似利用男性的同时, 也必将被男性所利用和抛弃。即便有诸如, 麦太太这样依附男性获得成功的女性存在, 也改变不了女性最终失败和被抛弃的命运。女性骨子里的原罪心理, 对男性的依附和依赖, 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又一大阻碍。女性想要彻底解放, 就不能做一棵攀附男性, 依靠男性庇护的凌霄花, 而是要做一棵独立、自强的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男性“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乌鸦》是一部女性命运的悲歌。它向我们揭示了女性解放运动的现状。即, 男性的压迫依然存在, 女性对男权模式不自觉的遵从和模仿导致了同性和异性之间的隔阂、对立和分化, 不但女性和男性之间没有平等和谐的相处, 女性和女性之间也没有了共鸣和联系的纽带;以及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 对男性的依附等都是目前女性解放运动的困境。女性如果要获得真正的解放, 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 女性团体内部要团结起来, 为争取全体女性的平等和权益而奋斗;同时, 还必须打破女性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对男性的依附、对男权模式的认可和遵从, 从而为女性真正的解放提供更大的空间, 更好的进入一个两性和谐、人人平等的社会。

参考文献

[1]九丹.《乌鸦》[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年9月.

[4].荣维毅.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J].首都师范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6) .

女性解放 篇4

关键词：女性 思想解放 促进作用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用其独特敏锐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莎菲女士面对爱情时的思考与挣扎，细腻真实地诠释莎菲女士充满了女性解放思想，渴望被人真正地理解，追求灵肉合一的内心世界，使一个自尊、热烈、敏感的莎菲形象跃然于纸上。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莎菲式爱情是别具一格的，又是具有广泛代表意义的。但是在革命的初期，即使时代截然不同了，但是封建制度还是限制住了中国女人的爱情，莎菲的抗争是苍白无力的，她的美好愿望仅通过个人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青春之歌》作为文学史上十七年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爱情小说。此时的中国女性在继承五四新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去审视自己。小说中，作者让林道静的思想从小资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依靠个人，而且是通过社会这个大集体的变革产生的对其加以正面的指引。本文着重于对莎菲与林道静的爱情观比较研究，反映革命对女性思想解放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作者丁玲在一开始就在莎菲的身边安插了苇弟这一角色，无疑苇弟在莎菲心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他能在莎菲寂寞孤单时给予慰藉。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并没有遇到独立且有苇弟性格的男性。但是从余永泽身上仿佛也能看到苇弟的影子，他们注重的只是女方表面的情感，无法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只能用盲目的付出表现真挚。在传统的爱情模式角色设置中，女性作为男性的性消费对象出现总是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是由消费主体——男性的意念所控制的。当一个男性愿意为你付出，你不接受便是不知好歹。现代女性思想的解放，使那时的一些新女性有了对爱情本身的追求，而这是与同时代人表面认同的社会规范相背离的，随即苦闷与压抑便相继产生。

后来莎菲被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净的面庞，薄薄的嘴唇，柔软的头发倾倒了，她深深地陷入对他的迷恋中不能自拔，关注他的一言一行。可是深入接触后，莎菲的幻想破灭了——那近乎完美的躯体里竟然寄生着一个卑劣肮脏的灵魂，自私自利，贪图肉欲的享受，她陷入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无法释怀。林道静眼中的余永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层层褪去了虚伪的外壳，林道静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自私冷酷，使他们的感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在此之前莎菲和林道静的感情历程不谋而合，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知识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鲁迅笔下最后为爱情走向绝路的子君，曹禺笔下面对无望爱情苦苦挣扎的繁漪，庐隐笔下最后飘零而去不知所往的露莎……那些渴望爱情的女子们，她们的个人情欲与世俗观念的尖锐对立。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中，她们如同“苦恼的夜莺”，无助地悲鸣，呐喊，苦苦寻找着通向自由的出路，却一次次遍体鳞伤。

但是当“革命”的浪潮再次掀起时，林道静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变。她遇到卢嘉川等共产党人，被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所吸引。并对卢嘉川产生了深深的依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这也加快了她与余永泽的决裂进程。后来卢嘉川被捕牺牲，林道静在痛苦后依然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并在江华的引导下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二、新女性的救赎

1.自由是理性和温柔敦厚使然

林道静其实与莎菲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他们都遇到了一个仪表堂堂、具有骑士色彩的男人，并且为之痴迷，然后在看清他自私平庸的资质之后毅然选择离开。莎菲抛弃了凌吉士，林道静抛弃了余永泽，颠覆了中国传统模式中“弃妇”的观念。可同样是走出家门，追求自我，莎菲只是从压抑的环境中抽离，跌进了迷茫的谷底。而林道静却是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到“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发生了质的转化。

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内因或许是林道静与莎菲的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莎菲从小生活在一个备受宠爱的环境中，敏感、高傲的个性只让她面对失败的爱情时，只会沦落在个人狭小天地里自怜自艾，孤独苦闷。而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可谓命途多舛，这使她多了一份兼具燕赵女子豪爽之气和江南女子文雅细腻的双重气质，足以让她可以承受住挫折的重重考验，用积极的心态勇敢地面对令她失望透了的爱情，并且走向社会。

而这个社会能否让女子走出去？这便是外因。在莎菲所处封建时代，大部分人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女性，莎菲的追求让她处于妇女传统道德、封建伦理的对立面，周围的人仿佛都伸出双手试图将她拽下世俗的深渊，她孤立无援，只能拼命地垂死挣扎，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此同时，莎菲没有将自我和社会结合起来，她幷没有意识到女性解放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只有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革、力争社会的发展，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林道静处在正在革命的社会，虽然称不上美好但相对于莎菲所处的时代还是多了些曙光与希冀。她对感情的取舍、对爱情的向往也是与她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为林道静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每次遇到挫折时总会出现帮助她的人，让她的思想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也随之被引导地更加成熟。她不失为一个幸运的女人，但这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社会形态中催生出的必然。

如果说莎菲对爱情的恍然大悟是开始知道何为“爱”，而林道静则是确定如何追求这样的“爱”。在面对与旧我的诀别时，在准备踏出关键的那一刻，莎菲和林道静都炙热又犹豫不决，倔强又顾恋反复，斗争又温情主义，两位作者都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面对爱情时曲折、纠结、痛苦的心路历程。

2.勇敢是理性制约下的一种镇定和智慧

谁说林道静不是一个疯狂的女子呢？她的叛逆与莎菲一脉相承。她说：“我宁死也不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这是她对新时代女性婚姻观的大胆宣言。她也在一个风雨飘渺的革命时代里四处求职，尽管处处碰壁，但从未打消过她“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人”的想法，连余永泽都感叹她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马。但凡给她一个机会，她一定会选择离开狭隘的公寓，去更广袤的世界实现自身价值。面对爱情，林道静初次见卢嘉川时，也立刻被他那娓娓而言的谈吐和潇洒旷达的举止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对所从事危险的发传单工作甚至没有一丝惶恐，也在被捕时冲动地想逞英雄“杀身成仁”。endprint

林道静的疯狂与不羁其实一直潜伏在她的心底，但并没有像莎菲一般肆意地发泄出来，她受到了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等人的影响，看到了真理的光芒照亮了前方的路，潜移默化地把疯狂化为了对革命的赤诚。这样的转变是时代使然，也可以说是改革给她提供这样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对莎菲来说是不存在的。

三、女性思想解放的两个典型形象

从莎菲到林道静，我们看到了一条中国女性从觉醒反抗到最终争取到社会地位的艰难道路。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也并不意味着她女性意识的真正张扬，如果社会的根本制度不变，女性难以获得经济地位，作为被豢养者，个人的解放也是纸上谈兵。莎菲与林道静将其在各自时代中具有先锋思想的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能责备莎菲的逃避就是失败，被传统思想左右，男性永远是女性的轴心，女性摆脱不了“从父从夫从子”的卑微地位。而莎菲摒弃了这种糟粕思想，彰显了女性对尊严的追求和渴望，她终究会对陷入迷惘的大众有所启发，这是有极大价值的。我们也不能偏激地认为林道静的爱情观是完美的，把她当做有极端觉悟的人来崇拜。公平地说，林道静之所以最初为革命做出的一些“疯狂”举动，可能是把对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混淆在了一起，而且对卢嘉川的崇敬爱慕占据了更大的比例。作者杨沫在叙述时也不避讳林道静精神上对男性的依附。

但是换个角度看，林道静终究是一个有喜怒哀乐惧的凡人，当她舍弃了本来充裕的环境，抛弃了深爱她但庸俗不堪的丈夫，远走高飞，投身于革命中去实现真正的自我。它向世人展现了一种新取向，走出家门的知识女性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以独立姿态与恋人并肩站立并共同战斗。从莎菲和林道静两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无论是通过改变社会对女性产生间接影响，还是直接的政治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女性思想解放的促进作用。

一个是幽谷兰花，遗世独立。一个是高枝腊梅，傲霜斗雪。莎菲们或许永远也成为不了林道静，对革命不会有超越爱情的觉悟；林道静们或许也理解不了莎菲内心对爱情燃烧的激情，莎菲和林道静，这20世纪女性话语流变史中的两个典型形象在关于女性思想解放这个命题中相互区别又彼此印证。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宋建元.丁玲评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5]彭淑芬.丁玲小说的嬗变[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6]老鬼.母亲杨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以《厨房》为例浅谈女性解放之路 篇5

一、逃离: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解构与颠覆

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男性凭借身体力量的优势,创造出了更大的价值,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做出了比女性更大的贡献。相应地,男性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女性。由此,家庭分工开始出现,传统女性的角色逐渐形成,她们更多地将自己禁锢在家庭之中,相夫教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被逐渐推翻,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并取得了甚至男性都不曾取得的骄人成绩,以此对传统的性别角色提出质疑和挑战。

小说中的枝子,便是这些新女性中的一员。她曾经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厨房是她的港湾。但久而久之,这种平淡如水的日子让她厌烦,“她受够了!实在是受够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精英,她不愿意自己的梦想被柴米油盐腐蚀殆尽,她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去做出一份自己引以为豪的事业,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果真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枝子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是对于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传统女性角色的一种颠覆与反叛。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男性在家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女性作为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她的价值更多地被囿于厨房中。有束缚就会有反抗,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的口号便响彻了全中国。近一个世纪以后,这场运动仍没有结束,以枝子为代表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她们迫切渴望走向社会,追求多年以来被压抑的个性独立与解放。在挣脱家庭的束缚之后,这批新时代女性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事业中,虽然成就有大小之分,但毕竟她们用自身的行动宣告了旧有的传统性别模式被打破,传统的女性意识被解构,新时代的新女性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适应甚至改变这个世界。

二、徘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重重

上文已经提到过,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新女性开始苏醒,她们逃离厨房、走向社会。暂且不说这些人中有成有败有平庸,即便是那些成功的女性,她们在登上巅峰之后是否得到了她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呢?在对乏味的婚姻生活厌倦之后,徐坤笔下的枝子毅然决然逃离婚姻的围城,投身于浩浩荡荡的商海中。不得不说枝子是幸运的,在经过一番努力后,她成功了。但这成功的背后,有算计,有强颜欢笑,有尔虞我诈,有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成功是别人眼中的,辛酸却是自己心里的。

置身于男性主宰的领域里,要想获得成功,就要遵守这里的游戏规则。在这里,男性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他们按照有利于男性统治的原则来制定规则,掌握着话语权。被剥夺话语权的女性,她们唯一能够做的只能是适应。从传统家庭逃到社会广阔天地中的女性,会发现这片天地仍是被男权所主宰,只是空间与范围发生了变化而已,而女性被挤占的生存空间与被剥夺的话语权的本质没有变。理想并没有想象般美好,此时,疲于奔波的她们开始想念家中的温馨。

抛夫弃子毅然离开家庭的枝子,当她取得所谓的成功之后回头看,才发现自己曾经抛弃的却是现在最渴望得到的,她曾经一心想要追求的,却是自己最厌恶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碰撞,如何平衡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该怎样去取舍,的确需要一番痛苦的思想挣扎。一方面是这些女强人们高处不胜寒的孤寂需要家庭温暖的抚慰,另一方面是历经风雨之后的自尊与骄傲又不能完全让她们彻底地回归到传统家庭中去。重重压力之下,她们在事业与家庭的边缘犹豫着、徘徊着。

三、回归:精神与心理上对男性的依赖

吃遍山珍海味之后的枝子才发现家里餐桌上的菜才是最美味的,家里的饭桌上没有觥筹交错中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五谷杂粮中蕴含的平凡与温暖,枝子最终选择回归到传统家庭中去。在小说的进展中,不难发现枝子身上深刻的传统印记。她喜欢松泽——那个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男人,而这正是传统审美观的体现。在传统的意识里面,男性在身体上就应该高大魁梧,这样才会给女性带来安全感,此时的枝子,其实在寻求一种庇护 ;当然,她为了这个男人,也可以放下骄傲像一个主妇一样去厨房煮饭烧菜。不难看出,挣脱家庭牢笼并取得事业成功的枝子,在经济地位上实现了独立,但是在精神和心理上对男性还有着强烈的依赖。

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这种依赖由来已久并且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有许多人企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它已经深深的内化于人的思想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心理的印记。实现经济独立并取得事业成功的枝子,到头来还是希望回到厨房,系上围裙,做一位温柔的贤妻良母,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准备每一顿饭。此时在枝子身上,更多地体现出了传统女性安于平淡、为了家庭牺牲一切的心理。

“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但是她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心愿却无法实现,因为她爱上的并想与之组建家庭的人是艺术家松泽。一方面,枝子作为松泽的老板,她最先喜欢上的是松泽画风里的野性与灵活,枝子周围是被现代文明过度异化了的世俗的人,这种反差使艺术家松泽轻易地就能捕获女老板的芳心 ;枝子爱上了自己的经营品,这本来就不是传统家庭模式中的爱,并且枝子想得到爱的方式也让她的理想爱情注定失败——她想通过性来得到艺术家松泽的爱,爱的本身与方式之间也就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从松泽的角度上来说,他只是把枝子当做自己的投资人,他对枝子的迎合只是逢场作戏,当他发现女老板的认真态度时,这位聪明的艺术家巧妙地与之周旋并成功脱身 ;松泽不想承担任何的责任,“家庭责任也好,社会义务也罢,能躲的就躲,能逃的就逃,能推脱的就推脱”,想要与这样一位不负责任的艺术家组成一个传统的家庭,无异于痴人说梦。归根到底,是枝子对于家庭的热切渴望与松泽对于家庭的避之不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是依赖与反依赖的对立。

小说的结局也是在情理之中,早已经明白女老板用意的松泽适时恰当的结束了这场游戏。原本胜券在握的枝子反被松泽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一切对她来说有些始料未及,但毕竟久经商场,聪明的女老板优雅地转身,仿佛也是在玩一场游戏,这是对自尊与自信的最后保全。枝子回归家庭的理想破灭了,她所有的期望都变成了一袋垃圾,被原封不动的带回,她所设想的理想家庭,再也回不去。

女性解放 篇6

一、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话题

女性主义(Feminism)又译“女权主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思想和运动体系。女性主义一词源于西方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其理论的关键是妇女与男人在经济、接受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具有平等权利和平等地位。要求赋予妇女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以及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女性主义一词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19世纪创造的,他设想有这样一种“新式妇女”,它不是基于竞争与利益,而是从相关和交往的角度出发来改变社会并为社会所改造。

百余年来,在西方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的妇女发出“女权也是人权”的呼声,主张社会改良,力求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修改立法实现性别平等。发起了以求政治平等为主要目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这一次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为欧美妇女赢得了选举权、继承财产权、受高等教育权和经商权,但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在经济中所占的位置未能做出根本的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新估计。这一时期的运动,由于当代妇女运动的兴起而被称作“旧”女权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称为“新”女权运动。为了争得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这次运动的矛头指向了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教、就业以及家庭生活等一切领域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各领域、各阶层的妇女自发组织起来,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就业机会均等等权益,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新女性主义理论家,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现代妇女运动朝着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内容十分广泛的方向发展。新女权运动,在现代使一些国家妇女的状况正在发生着很多变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进程而在后现代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妇女运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幅度更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女权运动扩大社会性别的内涵,把社会性别与种族、国家、阶级等问题结合起来。可见,“第一次浪潮”所追求的主要是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这时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女性在天性、生理、德性、知识能力等方面与男性并无二致,因此没有理由不在社会中给她们以同男性一样的地位与权利。“第二次浪潮”则对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试图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重构西方文化,因此,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改造传统的学术道路,消除在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主义等思想观念。而在第三次浪潮中产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对女性、女性经验等等概念进行解构与颠覆,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女权运动据以存在的基础。

与西方妇女解放的方式明显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妇女解放的呼声,最早发自受西方启蒙思想熏陶的维新派男子中间。维新派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把“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引进中国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男女同为人类,同构天生”,压制女子是“损人权、轻天命、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要为女子“呼弥天之冤”,“拯沉溺之苦”,使之同享“大同之乐”,并提出妇女应有的各种平等权力。梁自超在争取妇女教育权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积极提倡女子职业和女子教育。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在关注中国革命的同时,注意到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李大钊著有《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的女权运动》等妇女问题的文章。陈独秀著有《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李达则写了《女子解放论》。尤其是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左右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方向。在建立延安革命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又坚持把妇女解放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宣称:“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鼓舞和号召广大妇女积极投入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运动,使苏区和延安妇女最早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获得了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可以说,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并不是一项纯粹由妇女自身领导的、独立的解放运动,而是伴随中国大革命产生的、由男性革命家为主要领袖的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当代女性解放所面临的困惑

1. 女性的权利虽然赢得了法律上的规定,但却并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她们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获得事实上的真正解放。女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不同阶段上都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女性境遇乃至人类境遇改变的成果是显著的,当下,随着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性别不平等已经成为不必要的、过时的观念,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女权运动的最初阶段是向社会这个压迫女性的巨大而无形的实体挑战,目标是力争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领域获得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社会权利。因为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像男性一样是“理性”的人,所以她们就应当同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通过不懈努力,女性最终赢得了这些权利在法律上的规定,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们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获得事实上的真正解放。因为从宏观价值取向上,女性解放不是以女性为目标,而是以男性为目标,男性的标准是惟一的标准,男性的尺度成为惟一的尺度。争取“男女平等”成为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男女平等”理念提出的积极意义,它是对传统社会强调男女的生理区别和差异并以此作为性别不平等基础的强烈反拨。“平权理论”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却也掉进了自己预设的向“男性趋同”的陷阱。女性解放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使女性达到男性在现实中的水准,成为“男性化”的人,而在于使女性超越男性设定的存在界限和自身内在的局限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拥有自身独特个性的“人”的存在。事实上,“平权理论”以抽象的自由观为前提,它并不能解决女性的内在价值的确认和发展问题。女性获得了同男性相同的法律规定的名项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不能和男性平等,而且,“平权”在实际中的操作也是模糊的,平等总是相对的,不可能有实质上的绝对平等,旧的不平等被消灭了,新的不平等又产生了,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女性的就业以及参政议政等各方面都有表现。

2. 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依然顽固地禁锢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

在传统观念下,女人被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思维活动领域视作另一种人,被当作男人的从属,这是由社会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区分出来的性别本质。这种文化的本质,把各种政治的、制度的不平等权利悄悄通过自然本质的性的区别而加以认同,造成了世代男权主义对女子的压迫。19世纪以来的第一阶段西方女性运动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及至本世纪初,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胜利告终,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系列法案并不能保证妇女的独立。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和机会,在社会和职场上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活出自己的个性和风采,体现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是这并不表明她们和男性一样具有成功感。因为女性的行动不能不受家庭的束缚,家庭角色也并没有因为社会角色淡化。由于两性生理的差异,女性身上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并没有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而放弃,其责任也并没有因为工作的成就而有所降低,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女性也希望自己成功扮演“贤内助”的角色,把生儿育女看成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义务。做好男人背后的另一半,培养和教育好下一代成为大部分知识女性体现其价值的标准。很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重心就放在了家庭上、放在了孩子身上,以孩子的成长作为自己价值的体现。而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重点也放在家庭上,即使一个女人事业成功,只要她的家庭生活不幸福,就很难得到人们对她成功的认可,甚至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成为教育女性的反面教材。于是不少职业妇女选择回归家庭,很多女大学生也持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价值观,大多数女生对家庭幸福报以极大的期望,很多女大学生希望能作个贤妻良母。也有人从积极方面看待知识女性价值观的回归,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员程乃珊就提出,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归家庭,并不是教育资源的浪费,而是培养下一代小公民的最好投资,女性有其与男性不同的本性,她们适合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女子的本性只有通过性被动,受男性支配,培育母爱才能实现,家庭是实现女性价值的最佳场所,教育、工作等都是实现女性本性的障碍。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依然顽固地禁锢着女性的进一步解放。

3. 现实的差异和理想的平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现实生活中,女性以家庭为主,男性以挣钱为主的男外女内格局仍在继续。2000年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庭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同样,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里,家务活与照顾孩子仍然也几乎全由妇女承担,男子对烹调、洗盘子之类的家务分担最少,未超过四分之一。只有购物分担比较平均,其他杂活如倒垃圾、户外活动、家庭修缮往往由男子承担,但这类活仅占家庭责任的很小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职业女性正处于“传统”与“现代”角色的夹击之中,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这两个方面常常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孩子、丈夫需要照顾,因为这通常被视为母亲、妻子的责任,而大量的家务劳动和精力的投入,又会影响业务上的提高,甚至挤占工作时间、耽误工作效率。这样,如何解决职业女性的角色紧张、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当前一个很实际又很迫切的问题。

现在,在我国学术界,一些男性知识精英极力主张妇女回家,认为妇女走上社会是超前的,认为这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紊乱,因此要恢复传统的男女秩序和家庭关系,解决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在1987年上海市妇女学会和婚姻家庭研究会召开的第二次妇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关于妇女回家的问题”,其宗旨似乎是要重估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得失,试图恢复家庭妇女这一社会阶层。后来,《中国妇女》杂志了推出了持续一年的题为“1988—————女人的出路”的讨论,对妇女是否要重返家庭,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劳动部1988年在《女工宜实行阶段性就业》的专项报告中指出:“阶段性就业是指在一些发达国家里,随着国民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职业妇女婚后自动退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待孩子长大后,再重新就业。”1996年,劳动部门又一次研究阶段性就业的可行性。就此,全国妇联在1997、1998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专门就反对妇女阶段性就业问题再提议案,劳动部在提案答复中也承诺“三年不出台妇女阶段性就业政策”。但在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还是出现了“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的提法。有关妇女阶段性就业的政策,虽然在目前还暂时没有实行,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整个转型时期,让妇女回家(或阶段性回家)的设想,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妇女头顶。

如果女性重新回到家中,就会使女性再次失去独立的经济地位,丧失工作权利,在经济上以至精神上重新依附男性,这样,妇女经过奋斗争取到就业权利就会重新得而复失。另外,当国家和个人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开发女性的能力和智力后,然后又让她们放弃专业退回家中,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和闲置。所以让女性回家的设想是不可取的。

对于知识女性来讲,社会和家庭其中一个领域价值的实现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对于大部分知识女性而言,既想成功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又想在家庭中体现自己作为女性特有的价值。大部分知识女性希望自己事业和家庭两不误,既是出色的“职业妇女”又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和谐成为当代知识女性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可现实状况却是,这二者在很多时候得不到协调,往往不能兼顾,知识女性一方面要以自己的才能智慧,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接受社会的挑战,与男性一样进行生存的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妻子和母亲又不得不扮演好家庭角色,迎接高于传统的现代女性家庭角色标准的挑战,做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母亲、好朋友、好老师。知识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矛盾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突出。以色列前总理戈尔达梅厄曾经说:“工作时,挂念着留在家里的孩子;在家时,惦记着还没完成的工作。你的内心深处总是受着这样的挣扎。”这是很多知识女性内心的表白,于是就有了“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成功的女人难上加难”的感慨。由于时间、精力、体力等有限,工作与家庭这两个难以取舍的角色令很多知识女性身心疲惫难以应对。《中国健康》中就有人曾经开玩笑,如果你想恭维一位知识女性,千万别说她是贤妻良母,因为她会觉得你认为她无用;同样也不能称她为女强人,她会认为你在说她没有女人味、她的家庭不幸福。可见,如何解决职业女性的角色紧张、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如何处理男女角色中现实的差异和理想的平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一个很实际又很迫切的问题。

三、解决当代女性解放问题的必由之路

1. 女性解放的关键因素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是能动性、自主性的基础,也是创造性的来源,只有确立了主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激发主体的内在潜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女性承担着繁衍人类、传承文明的历史重任,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没有社会地位,中国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话语之外。“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女人永远在最底层。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不少女性卑躬屈膝、妄自菲薄,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自我萎缩的性格,以致无法形成主体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惟女子和小人难养”,并非只是中国的“古训”。翻开西方古典思想史,男性始终笼罩着理性的光环,而女性只不过是“感性的尤物”。《圣经》里夏娃就是被欲望驱使偷吃禁果使人类背上“原罪”的象征。而众多著名的男性思想大师们,在女性问题上也都存在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偏见,即便是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尼采和弗洛伊德,其观点也没有跳出积淀已久的成见,在女性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女性是卑微的,男性是让女性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改变几千年来妇女处于从属的和客体的地位,唤醒妇女作为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历史上解放女性的运动,首先由女性作为主体拉开了序幕并掀起了波澜,西方女权主义首当其冲地扛起了解放运动的大旗,从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进程来看,女性每一次对自身角色的反思与突破,都和人性解放的思潮联系在一起。女人被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思维活动领域视作另一种人,被当作男人的从属,这是由社会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区分出来的性别本质,这种文化的本质,把各种政治的、制度的不平等权利悄悄通过自然本质的性的区别而加以认同,造成了世代男权主义对女子的压迫。

许多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深入探讨了这一双重的性别理论,其中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兼作家西蒙娜·德·波娃的《第二性》和美国新女性主义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的《女性之谜》堪称先驱。正是根据这两部书铺设的基础,一大批具有创新贡献和大胆立论的女性主义名著佳作纷纷问世。美国哲学家兼神学家玛丽·黛利在《天父之外》一书里,指控基督教将上帝制造成父亲形象,鼓励女性超越父权知识文化城堡的局限,去创造一个属于人类全体的、崭新的心灵世界。1970年,米利特的《性政治学》一书问世,提出了研究妇女和女性文化中的从属地位问题的新角度。米利特继承了波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后天变成的”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将妇女在文化中受压抑看作是父权制社会政策的基础,从而把妇女问题的注意力从社会经济领域转向了广义的生理、意识和文化领域。在米利特看来,妇女之所以受压迫,不是因为同男子的生理差异,而是因为社会将女性看作是二等公民。在父权制度下,男子用权力和直按镇压,或是通过礼节、传统、法律、语言、风俗、习惯、教育和分工来确定妇女应当或不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妇女永远从属于男子。在现代“自由”社会中,对妇女的社会控制并不依赖于僵硬的、专横的权力制度,相反,是通过妇女本身的同意而实现的。通过社会化过程,妇女被纳入压迫女性的制度,在社会化过程中,妇女从内心里不知不觉地按受自己的性角色,即根据男性的性观念给她们规定的角色模式。正因此,剖析性别中的双重文化内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项主要课题。

从实践方面看,女性主体意识解放的现实举措是社会性别主流化。人是男是女由出生决定,但如何成为男人和女人则是后天习得的。她们被教导什么是适当的行为、态度、角色以及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这种后天的习得行为确定了社会性别身份。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相对应,是指建立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而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区分二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强调:妇女扮演的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文化规范的,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这是建立提高妇女地位机制、推进性别平等的有效和成功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最终的目标是社会上人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以便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且平等地享受其成果。

2. 女性解放的根本出路是人类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也包含了女性解放。这一理论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女性解放,阐明了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中蕴藏的丰富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女性作为“人”的存在,因而,女性的历史也就是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地,女性解放作为女性存在的必要方式将成为女性历史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女性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尺,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对不合理的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强大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孕育了许多女权运动和女权思想。马克思主义为女性主义带来了生机,成为女权论的重要思想源泉。例如,马克思历史的、逻辑地研究方法推动了女性主义对妇女斗争史的研究,产生了“双重体系论”(即阶级斗争与妇女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二股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引导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的研究,得出了家务劳动也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和私人劳动的性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成为女性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所用的分析方法,也被用来作为性别分析法;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工资的性质等的许多理论观点,都为女性主义提供了研究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是妇女解放的前提”的思想,也得到女权运动的证实。妇女参加了社会生产,往往更能敏感地体会到自己所处的低下地位,种种不幸的遭遇迫使她们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同样,马克思主义提倡的理想社会对女性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要消灭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要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就是没有性别压迫的男女平等的理想。从现实状况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妇女状况都有极大的改善。尽管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妇女问题已经解决得尽善尽美,但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并已经实现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起任何其他现有的社会制度,对妇女都有更大的优越性,更令女性主义者向往。

3. 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渐进性的历史过程。

女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不同阶段上都有不同的奋斗目标,随着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性别不平等已经成为不必要的、过时的观念,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从1975年6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起到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已举行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宣言》、《实现妇女年目标而制定的世界行动计划》、《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对男女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就业、健康、教育以及提高全球妇女地位的主要障碍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其中《北京宣言》中妇女的基本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被放到了最核心的地位,同时强调男女两性在人的尊严、价值方面,以及在权利、机会和责任方面取得完全的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

两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将性别平等作为长远追求的目标。目前,国际社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宗旨已达成共识:女性谋求的自身解放,主要目的是要将女性从男女不平等的境况中解放出来,而绝不意味着提高妇女地位要以排挤或排斥男性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为代价,更不意味着男女地位的互换。所谓的“平等”,不是指凡事都要以两性的绝对“平均”来量化,而是指两性之间生存、发展的和谐与公正。近年来,我国政府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及舆论等多种措施,努力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断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妇女的基本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和实现,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权益得到全面的落实。

但是,当我们用性别意识的眼光审视女性的现实地位时,我们看到两性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在“同一性平等”理论的指导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忽视了女性的独特性,盲目的将女性等同于男性,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的自然生理特征被忽略、漠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的社会主体。觉醒了的女性以男子为参照系,寻求着和男性一样的人之为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女性主体身份的认可还不是基于自我女性身份的自觉认同,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表现为“人”的觉醒、社会主体觉醒,而不是“女人”的觉醒,从社会环境来看,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并没有成为历史。女性的经济地位、教育领域、政治领域、健康问题以及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地位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得到根本改变和解决。

综上所述,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解放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女性解放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制约着男女两性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制度的变革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诚然,在相当数量的国家里,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女性并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很长时间,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习俗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而,女性解放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实现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女性要实现真正解放,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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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禹建湘.家庭与社会:女性角色定位[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6(8)

女性解放 篇7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在讨论人的同时, 阐述了人的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 论述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形成及过程, 是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具体的人的现实基础的揭示。在这个过程中, 马克思没有强调具体的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儿童, 而是在人的总体性的生存自由解放的视野中来讨论人及人的发展。但是, 在已经作为普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 关于人的理论, 关于人的存在、发展的理论主要的是从一种全人类的视角讨论人的问题, 即使是谈到具体的单个的人, 那也只是从人的吃喝住行思等各方面来讨论人的意义、人的生存。那么,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讨论过人的问题中的性别差异, 有没有从单独的层面研究过女性人学问题?毕竟,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 有关妇女解放、女性独立人格发展的女性主义也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历史, 女权运动也还在不断地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而且从没完全间断过。那么, 在如此共同的历史环境中, 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发展的共同时代中,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研究过或关注过女性的解放吗?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是否有女性立场, 是否包含女性学的思想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也许马克思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细致地研究女性主义、女性学, 也许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女性放在了同男性无差别的人的整体性上考察有关人的理论, 但是透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过程中的诸多论述及论著, 都可以找到其中的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 事实是, 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包含了丰富的女性解放思想, 且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女性立场是坚定的。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女性解放思想的研究和探索, 是现代女性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而马克思主义人学也是现代女性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能够更好地理解女性学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能够从一种人学的理论渊源中找到女性解放的深层动因。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人学著述中几处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述作一些简要回顾, 以此论证这一阐述性论题。

一

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作为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真实的人及真正的人性, 从而提出女性解放必须从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出发, 使女性的非人性的一面得到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 还一再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 而且,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 这是一种“符合实际生活的”“观察方法”。确立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学说的出发点,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前人思想的各种出发点进行批判的结果, 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1]以这种人学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脱离人的实际生活和人的实际需求的抽象道德伦理观念和批判性宗教观念, 提出妇女解放的秘密在于要“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的非人性”[2]之处, 以人性解救女性, 而非以批判性的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扼杀女性。马克思主义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 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 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3]马克思认为:“拿妇女当做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 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4]妇女解放的实质就是要回到男女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之上, 回到人性的本质上, 而不是回到宗教的天堂幻想中。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 对资本主义造成的妇女的非人性的处境作了详尽的描述, 更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对人性的毁灭, 凸显出共产主义的人性的解放和张扬, 也说明了妇女的解放只有走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世界这一条道路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包含了妇女的解放, 妇女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并且妇女的解放代表了人的最终的解放。

在《论离婚法草案》中, 马克思从一种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离婚法的合理人性的部分, 并论证了离婚法实施的必要, 对反对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人以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提出:“要使人相信用以判断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确定得正确而毫无成见, 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 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当然, 要能达到这一点, 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 (法律) 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6]马克思对离婚法持一种赞同态度, 他不阻拦离婚, 而以自然机体比喻婚姻关系, 认为:“如果每一个外部的刺激, 每一种伤害都足以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 那么你们是否还会认为这种机体是健康、结实而组织健全的呢?”[7]这里, 马克思完全是从婚姻实体的实际状况出发考虑婚姻的存在与否, 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之一, 即坚持从现实的人的实际基础出发讨论问题, 而不是从其他的或者抽象的或者类本质的或者观念的概念领域出发讨论问题。马克思区分了婚姻的实质在于一种如自然机体一般的健康的、稳定而健全的关系, 一旦这关系受损, 婚姻的实质也就打破了, 还能坚持这种关系的形式的存在吗?当婚姻关系的存在已经不符合其本质, 离婚就是解救这种状况的前提方式。马克思就从这种自然人性出发解读婚姻, 而不是从抽象的伦理观念出发解读婚姻。对于反对离婚法的人, 马克思持一种严格的批判, 他指出:“谁责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国家伪善, 谁就是冒失。只有那些眼界没有超越自己周围的道德沦丧现象的人们, 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8]马克思认为伦理关系的概念, 只要不合乎伦理的事实, 就是可以取消的, 婚姻这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如果不再是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那些并非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缺点, 在于, 只是要人们盲从地服从超伦理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要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力量, 是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到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这就深刻揭示了这种反人性的法律的本性。马克思关于离婚法的这些论证, 对女性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振奋作用。妇女解放的最初重要之处就在于使妇女从深受压迫和困扰的婚姻关系中解放出来, 使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婚姻正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国家法律的压制之下禁锢了大批的女性, 使女性囿于婚姻关系中不得解放, 特别是那些已经丧失了婚姻实质的婚姻关系, 更是对女性的人性摧残。而迫于伦理关系的观念束缚, 女性不能提出自身的合理要求, “个人愿望的软弱”, 往往就成为了她“个人本质的残酷”。[9]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 制定合理的离婚法, 是女性解放的必须, 而离婚法, 也是大批女性或其真正人性发展的法律依据。虽然, 离婚法的制定, 不仅仅是针对女性而定, 但在传统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下, 与其说离婚法是为了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不如说它是传统社会女性意志的产生。马克思对离婚法草案的论述, 对后世女性解放事业,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女性解放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 即在法律上制定了相应的离婚法, 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体现, 也是坚持人的解放性的一种体现, 更是一种女性解放的思想体现。

从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给现代女性学研究的启示就是:从女性的生活现实出发, 而不从对有关女性的纯粹概念出发研究女性学, 研究女性的发展。女性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 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低下的地位及女性所遭受的与男性不平等的待遇, 是由于传统男权统治下的社会观念造成的, 是传统的男权话语中的观念才造成了今天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 主张从观念领域中解释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 特别是从一定的女性话语中追求一种单纯的意识层面的所谓解放, 而忽视真正生活层面中实际的解放。如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就抱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但这种强调话语权的作用进而主张取消男女话语权的思想, 其结果反而会使女性丧失主体性丧失其女性的真正本质, 不是对女性解放的真正实现, 而是适得其反。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 就需要坚持在女性学研究中立足女性的现实状况, 从女性的现实问题入手找到真正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法。

二

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人的存在的交往形式及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的理论, 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人的解放就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相应地, 妇女解放的前提就在于经济基础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第一个需要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 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在这其中人形成自身的一定的活动方式, 并在这一定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 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提出其经典的关于人的实质的结论:人就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 真正的人是不能脱离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关系的, 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 其本质性将退回到动物性层面。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 这种关系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对于动物来说, 它的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1]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入手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史观认为, 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才能使人真正摆脱劳动产物的异化统治, 使人回归到一种自然人的本性之中, 回到一种“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中”。[12]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的解放,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而实现共产主义, 必须具备两个现实前提:生产力的巨大提高, 以及在这基础之上的社会普遍交往的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3]这就给妇女解放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导。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关系理论引导, 女性学研究的重心就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 不能离开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的交往方式去谈单纯的女性学、女性解放, 而必须从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研究女性的解放, 特别是从经济关系中研究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对女性解放提出具体指导的重要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时候, 提出了分工概念, 而“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 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相互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 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 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 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14]恩格斯在他的论著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这些论述, 进一步论证了妇女受压迫的深层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的产生使得妇女失去了经济支配权, 女性逐渐退回到家庭领域中, 变成男权统治的产物。女性脱离了社会大生产范围, 一定程度地脱离了社会关系, 失去了自身发展的社会属性。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人学理论看, 女性要解放就必须重新找回自身的社会关系, 重返回社会大生产环境中。要达到这样的条件, 首要的就是参与社会劳动, 把女性从家庭的劳动中解救出来, 到社会大生产中劳动, 而要达到这一点, 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即社会生产力提高到生产出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状况, 都在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共产主义中得以实现。这些论述, 普遍地出现在恩格斯的这部著名论著中,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部分, 构成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关于人的解放的道路的重要进程。

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研究, 关于社会交往关系的形成过程的研究, 关于阶级斗争中经济斗争的研究, 对女性学的启示在于, 要从经济基础研究入手研究女性遭受压迫的深层原因。这一启示促进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产生, 并且是当前女性学研究, 特别是中国女性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指导,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出发, 结合女权主义思想内容,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Marxism Feminism) , 它们认为女性问题只有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结合起来, 才能探讨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 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转变男权制的社会心理。[15]但是西方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不是完全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全部女性解放思想, 而是对其有所吸收和增加, 即以一种批判借鉴的态度把西方女权主义中有关妇女解放、女性权利的某些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而形成一种新的女权主义理论范式。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主要的理论基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所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式的解放道路。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其发展和实践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妇女解放理论。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革命实践的主要方面, 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创立的终极目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 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求人的解放为目的的活动。共产主义不是目的, 目的是人类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人学理论没有女性解放的思想, 那是不可信的, 那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部分的人, 是不全面的人, 而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是, 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都有自己的坚定的女性立场, 那就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寻求妇女解放真正实现的、寻求实质的男女平等的女性立场。而这种坚定的女性立场, 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内容的重要部分, 不可分割。说马克思主义忽略女性, 忽视女性的解放, 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真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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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解放 篇8

关键词：杜丽娘,牡丹亭,16世纪中国,女性解放

一、引言

杜丽娘是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汤显祖所著名著《牡丹亭》中的主人公。她身上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早期女性解放精神,她是一个情感意识觉醒者,有自主意识,对于自身处境自己所想能有清晰的认识,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又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敢于坚定、执着地打破封建礼教,主动追求自由个性、捍卫自己的爱情、婚姻的新女性。我们都知道一定的文学作品反映一定的社会情况, 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法国大作家雨果也说过:“任何一部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如果仅仅以表现男女性爱为限, 而不能揭示出丰富的社会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的脉搏,那它将是没有生命力的。”《牡丹亭》从16世纪末成书至今,历经四百多年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就正是因为它扎根了社会现实, 敏锐的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时代特色而创造出的一部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作品。虽然作者给《牡丹亭》定位的时代是宋代,但实际上都是明代汤显祖自己经历的16世纪的社会现实,杜丽娘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作为典型形象,杜丽娘身上的先进思想正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折射。所以分析杜丽娘形象上所体现的女性解放意识可以窥探出16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社会现实。

二、情感意识觉醒的新女性

杜丽娘身上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早期女性解放精神。在思想上,她有着自主意识,情感意识已经觉醒;在行为上,为了爱情、婚姻奋不顾身,勇敢反抗封建礼教,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一个情感意识觉醒的新女性。

(一)思想上意识觉醒

汤显祖塑造的杜丽娘形象是一个思想上有着意识觉醒的女性。无论是她对诗经《关雎》有自己见解,游园时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感慨,敢于挣脱思想束缚等还是她有主宰自己命运的倾向都体现了她在意识上的觉醒。

读诗经《关雎》悟出新意。杜丽娘生活的那个时代,程朱理学盛行,几百年来女子都被束缚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一系列的教条中,不曾也不敢有自己的欲望追求,一生都被封建教条规划好了。但是到了杜丽娘就不一样了,虽然处在深闺,她却没有按照父母给自己规划的人生走下去。在(《闺塾》)中,她学习被封建社会视为宣扬“后妃之德”的《关雎》时,并没有如她父母所愿,没有像以往的封建女子被要求的一样受“后妃之德”的感召,要向一个标准的封建贤良淑女靠近,反而读出来这是一首爱情诗歌,如她曾暗自思忖“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很明显这首古老的恋歌唤醒了她心中的爱情欲望,激起了她的情感意识觉醒,唤起了她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游花园感叹人生。杜丽娘在游花园过程中被大自然的美丽春色震撼,发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惊梦》)无奈的感慨。看到花园里的“姹紫嫣红春景”白白配在“断壁颓垣”身边的杜丽娘,触景生情的她想到自己拥有青春美貌却也只能空对这个封闭的让人窒息的人与环境, 不禁怜花惜己感慨万千。但意识觉醒的杜丽娘不似以往的思想禁锢的封建女子, 得过且过,毫无想法。杜丽娘她有自己的渴望,“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暮春情,怎得蟾宫之客? 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惊梦》)。这些不仅仅体现了她情感意识的觉醒, 还体现了她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对爱情的憧憬以及拥有韩夫人和崔莺莺一样美满爱情婚姻的渴望。但现实中她却从未出过家门,自己家的后花园今天还是第一次偷偷来的,那就更别提经历爱情了,基于现状只能感慨“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婚配, 诚为虚度青春,光阴过隙耳。 [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惊梦》)。从她的不断感叹中可见其意识觉醒越来越强烈,深刻。超越了一般封建女子的思想。

思想挣脱封建束缚。杜丽娘在爱情意识觉醒后对现实生活相当不满,甚至有点怨恨其父母。现实中得不到想要的爱情,她便在梦中实现,她在梦中和情郎于牡丹亭畔幽会,大胆追求人欲,更重要的是她梦醒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做了在封建社会见不得人的梦而觉得羞愧,惴惴不安。可见她完全没有被传统思想所谓的“淫”为万恶之首这一思想束缚住,也没有受封建教条的压抑,她不再是封建思想的奴隶,因为她的情感意识已经觉醒。

主宰命运的思想倾向。杜丽娘因游园而惊梦,醒后梦中美好尽去时,杜丽娘去寻梦。而当寻梦一无所获时,杜丽娘感到无比伤悲,又想到自己的花容月貌无人欣赏,顿时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毫无意义的,不如死后葬在自己喜欢的梅树下“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寻梦》。因为她不再是封闭的封建女子她有自己的思想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于是又马上喊出了“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在杜丽娘看来,在她所处的那个感情禁锢的社会,人是不能像花草般任由你爱慕的,如果可以生死皆随我愿即便是酸楚苦涩也不会怨及别人。这是杜丽娘自己的情感观念,渴求自由,明显的表达了她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做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她也确实照着自己的心去做了,为了爱情,自由她愿意付出生命,毫无怨气,这是她的个人追求。

从上面可以看出杜丽娘情感意识已经得到充分觉醒,而这恰好是女性解放首先得具备的素质,培根说过:“妇女的前途在于妇女的觉悟。”如果完全没有女性觉醒意识,还是停留在奴性思想上,就无法谈什么女性解放了。

(二 )行为上大胆反抗封建教条 ,为爱奋不顾身

杜丽娘不仅在思想上意识觉醒,拥有早期女性解放的精神,而且在行为上她也毫不退缩,大胆防抗封建教条,为了维护爱情、婚姻像一个女斗士,默许春香闹学,偷游后花园,婚前献身,和阎王讨价还价,自媒自婚,将女性解放进行到底。

默许春香闹学。杜丽娘是比春香聪明的,她能猜透丫头的心思,香闹学一幕,虽然主角是春香,但后台却是杜丽娘。杜丽娘虽然在表面上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格言去教训春香,但背地里杜丽娘并没有真的训春香,只是做做样子,她是完全控制她丫头的,但丫头却猜不透她的心思,其实她是不满老师陈最良的教学,老师只能按照封建教条解读上课内容“[末]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 思汉广,洗尽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闺塾》)。这是陈最良按封建标准解读《关雎》得出其是宣扬“后妃之德”、“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思想。 杜丽娘不认同老师的封建思想, 她认为那是一首爱情诗,所以她以纵容春香闹学的方式来反抗。这也是她不同于以往封建女子的地方。

不听母亲慈戒偷游后花园。《关雎》唤起了她对爱情的强烈渴望。于是她抛弃了她母亲的教导:“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于空冷无人之处”(《慈戒》), 在丫鬟春香的怂恿下毅然决然的偷游后花园。杜丽娘和其他封建女子不一样,她敢于挣脱封建束缚追求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价值观。当游园惊梦后,为了寻找梦中的美好,她再次的抛开母亲的慈戒,支开丫鬟春香,几次独自去后花园寻梦。

婚前献身。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过:“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情感意识觉醒的杜丽娘极度渴望着爱情,无奈现实中却得不到想要的爱情,当这种渴望达到了极致时,便会以梦的形式实现。于是,便有杜丽娘在梦中和情郎柳梦梅于牡丹亭畔幽会,行男女之事,大胆追求人欲这一幕了。这看似是一个梦,其实就是是杜丽娘的自己内心渴望的折射,所以她春梦醒来后并没有觉得有罪恶感,因为她不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而且以她目前没见过其他男子的处境,她这个如此反封建的愿望只能在梦里实现了。

和阎王讨价还价,为爱超越生死。杜丽娘要自己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阴间,她大胆的与阎王据理力争,求阎王开恩,坚定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阎王开恩后,她又以鬼的身份去寻找梦中情人柳梦梅,相会后鼓起勇气大胆表达自己的暮色而亡经历。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已经超越了生死,不管是生前暮色而亡,还是死后,以鬼的身份与阎王抗争,与柳梦梅人鬼相会。为了这份爱情她虽历经劫数心却始终不悔, 因为她是杜丽娘,她不同于以往的封建女子。

自媒自婚, 为爱奔赴金殿在皇帝面前和父亲据理力争。杜丽娘为爱打破各种封建禁忌,回生后,在《婚走》一幕里与柳梦梅在道姑的见证下“拜告天地”结为夫妻。有了这种坚持、胆魄,当她的婚姻受到威胁也就是她父亲杜宝坚守封建旧俗不承认柳梦梅做女婿甚至连女儿也不认了时,为了自己的婚姻得到承认她竟敢于在金殿皇帝面前理论。面对父亲断定自己“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圆驾》)的言论,她在金殿众目睽睽之下坦然照镜,证实了自己“有踪有影,委系人身”(《圆驾》);当皇帝责怪她自媒自婚的时候“不待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圆驾》)。杜丽娘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以一句“万岁! 臣妾受了柳梦梅再活之恩”(《圆驾》)来回答。为了自己的婚姻得到承认, 她公然在大殿与封建势力争辩。下面摘录一段很能代表杜丽娘性格的对话验证:“〔外〕(杜宝):谁保亲? 〔旦〕(杜丽娘):保亲的是女丧门。〔外〕送亲的? 〔旦〕送亲的是女夜叉。〔旦〕爹爹认了孩儿罢。〔外〕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旦〕叫俺回杜家, 走了柳衙, 便做你杜鹃花, 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圆驾》)。

杜丽娘对于皇帝责问她自媒自婚不待父母之命的回答是:她觉得自己受了柳梦梅再活之恩,柳梦梅在一定程度上是她的再生父母,基于这点她应该做柳梦梅的妻子。当她父亲用她离开柳梦梅才可以重新当其女儿时,杜丽娘坚决不同意,她的态度是宁愿亲生父亲不认自己,她也不愿意离开柳梦梅。通过杜丽娘在金殿上的表现,我们感受到了杜丽娘对爱情的坚贞和忠诚以及对婚姻的坚定维护的那份执着,也感受到了杜丽娘为了爱情、婚姻奋不顾身,不惜牺牲生命,不惜违抗父命大胆反抗封建势力的决心与勇气。在这里一个大胆反抗封建势力,对命运自作决定的新女性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

杜丽娘人格独立,有着自主意识,对自己人生价值有思考,是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宰者,她大胆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婚姻自主,坚决勇敢的反抗封建教条掌握自己的命运,是那个封建时代的具有解放精神的一个新女性。她不但在思想上有解放意识,在行动上她也坚决的去执行了。如果一封建女子连想都不敢想要挣脱封建束缚,追求自己的欲望,那么又怎么会有行动上的任何表示,毕竟人的行为受自己思想的控制。如果有了意识却在行动上懦弱,恐怕,再先进的意识也会慢慢褪色。而杜丽娘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她都展现了一个新女性形象。

虽然杜丽娘在思想上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情感意识觉醒强烈,在行为上不顾门第清规戒律大胆反抗执着追求爱情表现出思想解放的一面。但是她又有迷失彷徨封建性的一面,回生后,当柳梦梅想和其行夫妻之礼时,杜丽娘又完全变了一个人,守着封建伦理以“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日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婚走》)这一系列的理由拒绝。任何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植根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16世纪的中国本来就是思想转变的时期, 既有植根于人们心中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带来的解放思想,两种思想碰撞的开始必定会出现这种矛盾性格。

三、结论

女性解放 篇9

关键词 精神 束缚 自省 解放

那里就像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会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人把这屋子打破！——鲁迅

凯瑟琳所在的《呼啸山庄》的情节并不复杂，描述的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生活，和被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的人生是这样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一个小姐和一个弃儿的特殊感情，他们对辛德雷暴虐的反抗，他们俩个在共同反抗中萌发的真挚爱情。第二阶段着重描写凯瑟琳因为虚荣和愚昧，背叛了希斯克利夫，嫁给了她根本不爱的埃德加·林顿，希斯颗粒分，却不幸葬送了自己的爱情和生命。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圣彼得堡，女主角安娜原来是一名政府要员的贵夫人，却在一次旅行中跟英俊的军官维朗斯基坠入情网，返家后仍然偷情。此事后来被丈夫卡伦汀发现，安娜要求离婚被拒，卡伦汀威胁她将因此再也见不到她心爱的儿子。安娜投奔维朗斯基，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幸福快乐生活，但不久维朗斯基便对这段情感到厌倦，渴望重新恢复在军中无拘无束的日子。安娜则日益思念爱子，最后在绝望中撞火车自杀。

在本文中被描写成最成功的女性的娜佳出现在契柯夫的《新娘》中，小说描写的是娜佳姑娘在一个名叫萨沙的莫斯科认的引导下的觉醒，当她决定出走的时候，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种广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北方约克郡蛮荒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原始的、复杂的、难以捉摸的凯瑟琳性格，孩童时期的凯瑟琳在原始封闭的世界里空虚孤独的生活，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些其他孩童没有的不讨人喜欢的脾性，老恩肖对她失去了耐性，辛德雷与她之间有距离，约瑟夫称她为魔鬼，丁奈丽受不了她的盛气凌人，直到希刺克利夫的出现才使凯瑟琳找到了知音人。他们渴望自由，这是一种自发自然的生命的本真状态，但这最原始的渴望却遭到攻击，他们在一致抵抗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结成了内部的精神联盟，这是以爱情为中介的精神的契合，看似牢不可破实则相当脆弱，当凯瑟琳打算通过外部世界使自己强大从而去保护这个精神联盟时，其实他们的精神联盟已经崩塌，而当希刺克利夫归来的时候，虽然凯瑟琳已经意识到了曾经动摇的错误，想再次回到曾经的自由状态，但归来的希刺克利夫已经成为了外部世界的一员，凯瑟琳也已经生活在了外部世界中，所以他们用来对抗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盟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可能。那么就是说凯瑟琳当初的动摇直接造成了今天的悲剧，凯瑟琳的阶级身份是被固定的，但希刺克利夫却从小因阶级差距而一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所以他对凯瑟琳的平等对待相当重视，可以说凯瑟琳是他生命之为生命的唯一标志，所以他无法容忍凯瑟琳因为林惇的动摇，凯瑟琳在安逸的生活和自由之间的选择，是因为她认为自由是本身自来的，是不可能失去的，当凯瑟琳因林惇而动摇的时候，无论她的初衷如何，她便已经背叛了她与希刺克利夫共同建立起的精神联盟，也就是她一直所追求的自由，而奔向了她曾经所不屑或是没有发觉的上层阶级温床，这也导致了她精神世界的崩塌和最终的肉体陨落，如果凯瑟琳是因精神的不自醒而走向消亡，那么同为阶级束缚的安娜觉醒后经过痛苦挣扎，仍旧走向灭亡，便值得深思。安娜决定做真实的自己不再做生活秩序下的空心人的这一选择撕破了上流社会道貌岸然的面具，被触及到痛处的那些人必然反击，敌人太强大而安娜又太弱小，于是她被夺去了自己原本拥有和渴望的生活，如果说安娜可以放弃物质享受只要精神上能与爱人契合，那么对渥伦斯基太过全部的爱便促成了她仅有的精神世界的最终陷落。渥伦斯基并非不爱安娜，只是不能像安娜爱他一样为安娜付出所有，安娜试图把对美的所有期望都负加在渥伦斯基的身上，渥伦斯基无法承受只能逃离，失去渥伦斯基安娜世界彻底陷入黑暗，她最终发现渥伦斯基能给她的光明只是短暂的，根本不足以照亮她的整个生命，曾经的孤注一掷造成了现今的没有退路，一个品格高雅，敢于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的“叛女”终于在这种打击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凯瑟琳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已经拥有自由却选择放弃，所以她的灵魂最终无处安放，而安娜却是在经过死水一样痛苦的生活后，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虽然勇敢反叛、无畏追求，但残酷的现实表明，贵族上流社会的伪善之网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冲破的。凯瑟琳的消亡是因为精神的无法自赎，那么娜佳精神的出走便因她的自醒和勇气有了成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萨沙的“启蒙”教导，使她在“黑屋子”中逐渐苏醒，开始对半死不活、浑浑噩噩的生活产生厌恶，她曾经非常崇拜的母亲也在这个时候退去她自己想像的外衣，展示在她面前的是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母亲沉重的首饰不过是为了遮盖精神的虚空，对安德列伊奇的感觉也因思想的逐渐复苏而逐渐明了，于是她在婚礼前夕毅然推却婚事、弃家出走，奔赴首都求学，当她踏上萨沙的火车的后，她的精神和肉体都成功的出走，融入了属于她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作者简介：

吴鹤鹤，1990，11-　，女　，满　，籍贯黑龙江省双城市，本科，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女性解放 篇10

一、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全面开展

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开展, 人的觉醒与解放成为当时社会追求, 女性解放呼声与斗争也受到极大关注, 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求权参政斗争的深入

女子参政, 求男权之解放。孔教以“妇人者, 伏于人者也”之义是不让女子参政, “比女人于小人”之说则是明显歧视。中国女子“二千年来受儒之毒, 压抑束缚, 蔽聪塞明”[1], 致其无知无才。女性政治地位被剥夺, 难得同等权利。争取女性政治地位与权利势在必行, 当今种种解放运动, 都是打破父权、夫权、男子专制的运动。[2]

五四后, 北京女学生同男生集体罢课, 女校代表集会, 呼吁“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 惠然肯来, 合群策群力以济难关, 向政府成告力争, 保全我领土。”各地女生积极响应。“六三”后, 无产阶级女性加入, 日华纱厂女工坚持罢工。全国女性冲破羁绊, 高呼“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解放斗争蓬勃开展。1920年, 长沙妇女游行要求婚姻、人身自由。翌年, 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 1 921年, 湖南省立法中有了妇女参政和自由条款。类似在浙江等地也有发生, 形成了以女子参政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女权运动, 建组织, 办刊物, 求平权, 要竞选, 直接参与政治决策。1922年女权运动同盟会, 公开提出女子参政, 出版《女权运动特号》, 组织演讲, 宣传女权, 建立支部, 扩大影响。尽管组织分散, 存续不长, 但对解放自我与改造社会进行了有益尝试。

争取经济独立, 谋求职业自由平等

经济与现实紧密相关, 她们只许也只能依附男性, 几无经济地位, 甚至如物件被买卖。“个人独立主义, 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 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3]人格以财产为基础, “女子堕到现今非解放不可的地位, 完全是因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4], 如何独立, 有人认为“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 便有了独立的经济”[5], 其余问题就易解决。通过教育, 开放职业, 成立女子工作等。李汉俊主张打破私有制, “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 是因为私有经济制度的发生和存在”[6]。

当时, 全国兴起了许多帮助女性谋求职业的团体组织, 武汉办起了女子生计社和女子实业社。工读互助团也为女性求职提供了场所。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开始有女职员出现, 1921年, 北京设了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 旨为提供女性职业。[7]女权运动同盟会明确职业平等是独立途径。上书要求修订承继权、财产权等款。[8]各地宣传女性就业, 维护女工利益, 一时颇有影响。1922年, 湖南省机关均有女性。女工斗争进入新阶段, 次数增加, 规模也相当。女性经济独立为社会瞩目, 但多乘势而起, 但争取解放的努力, 却有开风气只意。

提高思想文化素质, 确立女性为人的价值

五四女性解放重要方面乃文化, 是五四题中之义, 千年封建伦理道德的最大受害者, 自然受关注, 解放她们十分迫切。抨击男尊女卑, 讴歌婚姻自由, 冲击着传统, 鼓舞其觉悟。夫为妻纲, 妻为附属, 无独立自主人格。《新青年》连续发表此类文章, 开妇女问题专栏, 深入探讨。

培养新道德, 树立平等新观念, 确立女性为人的价值。强调传统道德不符合时代, “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9], 三从四德, 扼杀个性。女子当用革命精神, 破除迷信形式道德的观念[10]。“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11], 女子要独立, 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12]。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女性深受鼓舞, 毅然走入社会。

赵五贞, 出嫁当天自杀, 成为“改革婚制的牺牲人”[13], 李欣淑出走, 再次证明“女子要解放是要从女子自己做起”[14]。婚姻革命兴起, 婚姻自主, 恋爱自由, 前所未有的社会认同, 动摇传统婚姻制。改良家庭也形成规模, 旧家族制逐步崩溃, 现代家庭观逐步蕴育, 女性为人的价值愈被肯定。男女同学的教育, 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 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妙法。[15]1919年, 邓春兰上书, 北大开放女禁。平等受教育, 男女交流, 无疑为女性解放迈了一大步。教育内容目地也改变, 培养自立, 即胡适“独立的人”教育, 她们与传统决裂之心更坚定。

二、女性解放彰显人的现代化发展诉求

女性解放从理论到实践, 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现代化中的地位, 不容忽视, 集中于它致力追求人的现代化, 促进中国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关键乃人的现代化, 人是现代化的剧作者。英格尔斯强调“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现代心理基础,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6]现代化最终依赖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意义的社会, 是人类自编自演自导的历史剧。离开人, 如缘木求鱼。先进分子认识到欲救亡富国, 实现现代化, 必先冲破封建思想禁锢, 进行启蒙, 弘扬人的觉醒, 奠定现代化基础, 正是人的现代化要求。

女性, 作为社会“人”的部分, 其解放推动人的现代化的真正实现。社会“人”本来就由男女构成, 共同创造, 是客观事实。现代化中女性解放与发展, 能促进现代化全面实现, 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

中国女性解放, 对中国现代化更重大。她们主体意识被压抑摧残, 严重依附心理, 全无人格。五四要求女性独立, 旨在女性解放。主体意识逐渐萌发, 渐重肯定和实现自己需要及价值。追求独立, 赢得自尊和权利, 为现代人形成的基础。女性解放, 使其心理、行为成熟, 她们积极发挥才干, 热心社会, 为现代化的发展做贡献。五四女性地位改善, 素质提高, 培育着现代新女性, 促进了中国社会整个人的现代化发展。

三、以人为本, 构建平等和谐两性关系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现代化意义重大, 因时代限制, 局限性在所难免。两性间的现实差异还是很大, 随着经济发展, 女性生存与发展权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女性解放还有待于再发展,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出新要求。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构建和谐社会是贯穿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任务, 须以人为本,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所以, 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 要尊重和保障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各方面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全面进步, 必要推动女性发展。只有切实保障女性平等发展权, 充分调动积极性, 才能一起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男女两性共同发展为前提, 这样才能共同受益, 实现科学发展, 体现平等和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求推进女性解放进一步发展。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 构建平等和谐两性关系。目前还无明确定位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 但基本特征是两性平等与互补。五四大力批判男尊女卑, 宣传男女平等, 逐渐改变男女对立的思维模式, 倡导两性间和谐并存。“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关系, 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相辅助。”[17]男女同校, 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观念;女子参政运动, 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 已注意并致力于两性间平等和谐发展关系的发展, 对今天仍不乏现实指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应顺应进步潮流, 更积极弘扬男女平等和谐为特征的先进性别文化, 构建起平等和谐两性关系。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成就不容置疑, 对女性及社会的启蒙, 使中国人发生了众多改变, 对中国现代化历史仍意义深远。

摘要：五四时期女性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展开,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亦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解放,中国现代化

参考文献

[1][2][3][4][5][6][9][10][11][12][14][15][17]《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1年12月。

[7][8][13]刘宁元主编:《中国女性史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